金融科技的风险和监管

金融科技的风险和监管（共8篇）

金融科技的风险和监管 篇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监发[2013]5号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

包风险监管指引的通知

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邮储银行，各省级农村信用联社，银监会直接监管的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

现将《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指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3年2月16日

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监管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息科技外包活动，降低信息科技外包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省（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适用本指引。银监会监管的其他金融机构参照本指引执行。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信息科技外包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原本由自身负责处理的信息科技活动委托给服务提供商进行处理的行为，包含项目外包、人力资源外包等形式。原则上包括以下类型：

（一）研发咨询类外包：科技管理及科技治理等咨询设计外包，规划、需求、系统开发、测试外包；

（二）系统运行维护类外包：包括数据中心（灾备中心）、机房配套设施、网络、系统的运维外包，自助设备、POS机等远程终端及办公设备的运维外包；

（三）业务外包中的信息科技活动：市场拓展、业务操作、企业管理、资产处臵等外包中的系统开发、运行维护和数据处理活动。

第四条

本指引所称关联外包是指服务提供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母公司或其所属集团子公司、关联公司或附属机构提供信息科技外包。

第五条

信息科技外包可能产生如下风险，并导致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战略、声誉、合规风险：

（一）科技能力丧失：银行业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导致失去科技控制及创新能力，影响业务创新与发展；

（二）业务中断：支持业务运营的外包服务无法持续提供导致业务中断；

（三）信息泄露：包含客户信息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非公开数据被服务提供商非法获得或泄露；

（四）服务水平下降：由于外包服务质量问题或内外部协作效率低下，使得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服务水平下降。

第六条

本指引所称机构集中度风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信息科技外包服务集中交由少量服务提供商承接而产生的风险，该风险可能造成集中性的服务中断、质量下降、安全事件等。

第七条

本指引所称同业托管机构是指作为外包服务提供商为其他同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信息科技外包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第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与本机构信息科技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外包管理体系，控制或降低由于外包而引发的风险。

第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信息科技外包管理组织架构，制定外包管理战略，定期进行外包风险评估，通过服务提供商准入、评价、退出等手段建立及维护符合自身战略目标的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

第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实施信息科技外包时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以不妨碍核心能力建设、积极掌握关键技术为导向；

（二）保持外包风险、成本和效益的平衡；

（三）强调外包风险的事前控制，保持管控力度；

（四）根据外包管理及技术发展趋势，持续改进外包策略和措施。

第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实施信息科技外包时，不得将信息科技管理责任外包。

第十二条

对于不涉及银行客户及内部信息转移的信息科技产品采购、维保，及通讯线路租用、支付或清算系统接入等信息科技公共基础设施服务，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评估其信息科技风险，按照本指引第五章要求进行管理。

第二章 外包管理组织架构

第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应当严格落实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的相关职责, 明确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的主管部门，制定并审批信息科技外包战略，审议信息科技外包管理流程及制度，督促并监控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效果。

第十四条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对外包风险进行识别、评估与风险提示；

（二）监督、评价外包管理工作，并督促外包风险管理的持续改善；

（三）向高级管理层定期汇报信息科技外包活动相关风险管理情况；

（四）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确定的其他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职责。

第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信息科技管理部门或信息科技外包活动执行部门内建立信息科技外包管理执行团队，并配备足够人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实施信息科技外包战略；

（二）制定并执行信息科技外包管理制度与流程；

（三）执行供应商准入、评价、退出管理，建立并维护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

（四）制定保障外包服务持续性的应急管理方案，并组织实施定期演练；

（五）对外包过程中的各项管理活动进行监控及分析，定期向信息科技及外包风险管理主管部门报告外包活动情况。

第三章 信息科技外包战略及风险管理

第一节 信息科技外包战略

第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以提升信息科技队伍能力，提高科技管理及创新水平，掌握信息科技核心技能为目标，基于信息科技战略、外包市场环境、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和风险偏好制定信息科技外包战略，包括：不能外包的职能、资源能力建设方案、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和外包分级管理策略。

第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自身信息科技战略明确不能外包的职能。涉及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及其他有关信息科技核心竞争力的职能不得外包。第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外包战略制定资源、能力建设方案，通过补充人员、提升技能、知识转移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获取或提升管理及技术能力，降低对服务提供商的依赖。

第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与自身规模、市场地位相适应的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通过准入和退出机制合理管控各类高风险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实现以下目标：防范行业垄断和机构集中度风险，通过引入适当的竞争在降低采购成本的同时提高服务质量，合理管控服务提供商的数量从而降低风险及管理成本等。

第二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按照外包服务性质和重要性程度对服务提供商进行分级管理，对不同级别的服务提供商采取差异化的管控措施，在有效管理重要风险的前提下降低管理成本。

第二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同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协同做好外包服务及服务提供商的管理工作，但应当保持关联外包有关决策的独立性，避免因关联关系而降低外包活动的风险控制水平。

第二节 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

第二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部门应当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全面的外包风险管理评估，保持评估的独立性，并向高级管理层提交评估报告。评估内容包括：信息科技外包战略执行情况、外包信息安全、机构集中度、服务连续性、服务质量、政策及市场变化对外包服务的影响分析等。

第二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重要的外包服务提供商进行定期的风险评估，保持评估的独立性。至少在三年内覆盖所有重要的服务提供商。评估内容包括：服务提供商合规情况、服务的执行效果等，评估结果应当作为服务提供商准入及退出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定期开展信息科技外包风险管理审计工作，至少每三年对重要的外包服务活动进行一次全面审计。发生外包风险事件后应当及时开展专项审计。

第四章 信息科技外包管理

第一节 外包风险评估及准入

第二十五条

外包项目立项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审慎检查项目与信息科技外包战略的一致性，根据项目内容、范围、性质对其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制定相应的风险处臵措施，不因外包活动的引入而增加整体剩余风险。重大外包项目应向董事会、高管层报告。

第二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供应商关系管理策略，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及服务提供商的准入标准，对备选服务提供商进行初步筛选，防范引入高机构集中度风险特点的服务提供商、或引入增加整体风险的服务提供商。

第二十七条

对于外包服务提供商为同业托管机构的情况，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参照本节内容对其进行管理。

第二节 服务提供商尽职调查

第二十八条

对重要的服务提供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与其签订合同前应当深入开展尽职调查，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机构协助调查。

第二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尽职调查时应当关注服务提供商的技术和行业经验，包括但不限于：服务能力和支持技术、服务经验、服务人员技能、市场评价、监管评价等。

第三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尽职调查时应当关注服务提供商的内部控制和管理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流程的完善程度、内部控制技术和工具等。

第三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尽职调查时应当关注服务提供商的持续经营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从业时间、市场地位及发展趋势、资金的安全性、近期盈利情况等。

第三十二条

对于关联外包，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因关联关系而降低对服务提供商的要求，应当在尽职调查阶段详细分析服务提供商技术、内控和管理水平，确认其有足够能力实施外包

服务、处理突发事件等。

第三十三条

对于外包服务提供商为同业托管机构的情况，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参照本节内容对其进行管理。

第三节 外包服务合同及要求

第三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实施外包服务项目前，应当与服务提供商签订服务合同。合同应当根据外包服务需求、风险评估及尽职调查结果确定详细程度和重点。

第三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合同或协议中应当明确以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服务范围、服务内容、工作时限及安排、责任分配、交付物要求以及后续合作中的相关限定条件；

（二）合规与内控要求，对法律法规及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遵从要求、监管政策的通报贯彻机制、服务提供商的内控措施；

（三）服务连续性要求，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连续性管理目标应当满足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连续性目标要求；

（四）银行业金融机构监控和检查的权利、频率，服务提供商配合其内、外部审计机构检查，及配合银行业监管机构检查的责任；

（五）政策或环境变化因素等在内的合同变更或终止的触发条件，外包服务提供商在过渡期间应该履行的主要职责及合同变更或终止的过渡安排，包括信息、资料和设施的交接处臵等过渡期间相关服务的安排；

（六）外包服务过程中产生、加工、交互的信息和知识产权的归属权以及允许服务提供商使用的内容及范围，对服务提供商使用合法软、硬件产品的要求；

（七）服务要求或服务水平条款，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内容：外包服务的关键要素、服务时效和可用性、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要求、变更的控制、安全标准的遵守情况、技术支持水平等；

（八）争端解决机制、违约及赔偿条款，至少包括如下内容：服务质量违约、安全违约、知识产权违约等，及在各种违约情况下的赔偿以及外包争端的解决机制；

（九）报告条款，至少包括常规报告内容和报告频度、突发事件时的报告路线、报告方式及时限要求。

第三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合同或协议中明确服务提供商在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责任，以及针对安全及保密要求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一）禁止服务提供商在合同允许范围外使用或者披露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息，以防止信息被非授权使用；

（二）在合同或协议中约定服务提供商对银行客户信息安全和银行客户权利的保护条款、事故处理方式及违约赔偿条款；

（三）在合同或协议中约定服务提供商不得以所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名义开展活动；

（四）服务提供商接触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时，需满足安全和保密相关条款的要求；

（五）在发生银监会规定的信息科技突发事件，或发生可能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银行业信息科技风险类突发事件时，服务提供商应及时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报告，包括事件的影响以及处臵

和纠正措施。

第三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合同或协议中明确要求服务提供商不得将外包服务转包和变相转包。在涉及外包服务分包时应当要求：

（一）不得将外包服务的主要业务分包；

（二）主服务提供商对服务水平负总责，确保分包服务提供商能够严格遵守外包合同或协议；

（三）主服务提供商对分包商进行监控，并对分包商的变更履行通知或报告审批义务。

第四节 外包服务安全管理

第三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和落实信息安全管控措施，防范因外包活动引起的信息泄露、信息篡改、信息不可用、非法入侵、物理环境或设施遭受破坏等风险。具体措施包括：

（一）对外包人员进行信息安全培训，提高风险管理意识，确保信息安全管控措施在外包服务过程中有效落实；

（二）明确外包活动需要访问或使用的信息资产，包括场地、办公设施、计算机、服务器、软件、数据、信息、物理访问控制设备、账号、网络宽带、网络端口等，按“必需知道”和“最小授权”原则进行访问授权；

（三）对重要或核心的信息系统开发交付物进行源代码检查和安全扫描；

（四）定期对服务提供商进行安全检查，获取服务提供商自评估或第三方评估报告。

第三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关联外包服务提供商定期进行的安全检查，不得以服务提供商的自评估替代，不得因关联关系而影响检查的独立性、客观性及公正性。

第四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关注外包服务引入的新技术或新应用对现有治理模式及安全架构的冲击，及时完善信息安全管控体系，避免因新技术或应用的引入而增加额外的信息安全风险。

第五节 外包服务监控与评价

第四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外包服务过程进行持续监控，要求服务提供商建立阶段性服务目标及任务，并跟踪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纠正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各类异常情况。

第四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信息科技外包需求、合同、服务水平协议等建立明确的服务质量监控指标，并进行相应监控。常见指标包括：

（一）信息系统和设备及基础设施的可用率、设备的开机率；

（二）故障次数、故障解决率、故障的响应时间；

（三）服务的次数、客户满意度；

（四）各阶段业务需求的及时完成率、程序的缺陷数、需求变更率；

（五）外包人员工作饱和率、外包人员的考核合格率。

第四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明确的服务目录、服务水平协议以及服务水平监控评价机制,并确保外包服务监控基础数据和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且数据至少需保存到服务结束后一年。

第四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服务提供商的财务、内控及安全管理进行持续监控，关注其因破产、兼并、关键人员流失、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等因素引发的财务状况恶化及内部管理混乱等情况，防范外包服务意外终止或服务质量的急剧下降。

第四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监控到异常情况时，应当及时督促服务提供商采取纠正措施，情节严重的或未及时纠正的，应当约谈服务提供商高管人员并限期整改。

第四十六条

外包服务结束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服务提供商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应当作为服务提供商准入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四十七条

对于关联外包，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应当推动母公司或所属集团将外包服务质量纳入对服务提供商的业绩评价范围，建立外包服务重大事件问责机制。同时，应当要求服务提供商在其内部建立与外包服务水平相关的绩效考核机制。

第六节 外包服务中断与终止

第四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考虑信息科技外包的引入对业务连续性管理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完善业务连续性管理计划，包括但不限于：

（一）识别出重要业务所涉及的服务提供商和资源；

（二）通过合同、协议等形式明确要求服务提供商提前准备并维护好相关资源；

（三）对服务提供商业务连续性管理进行监控，并评价其管理水平；

（四）在进行业务连续性计划演练时将相关的服务提供商纳入演练范围。

第四十九条

为降低外包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及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事先对业务连续性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外包服务建立风险控制、缓释或转移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在外包服务实施过程中持续收集服务提供商相关信息，尽早发现可能导致服务中断的情况；

（二）与服务提供商事先约定在其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合同要求的情况下获取其外包服务资源的优先权；

（三）要求服务提供商制定服务中断相关的应急处理预案，如提供备份人员；

（四）对于涉及重要业务的外包服务，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考虑预先在其内部配臵相应的人力资源，掌握必要的技能，以在外包服务中断期间自行维持最低限度的服务能力。

第五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针对重要外包服务中断的场景，拟定相应的应急计划，并定期进行演练，考虑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事件场景，如重要人员流失导致服务无法持续，服务提供商主动退出，因资质变更、被收购、兼并或破产等原因导致的服务提供商被动退出等；

（二）事件持续时间和恢复可能性；

（三）事件影响范围和可能的应急措施；

（四）服务提供商自行恢复服务的可能性和时间；

（五）备选的服务提供商以及外包服务迁移方案；

（六）外包服务过渡给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行运作的可能性、时效及资源需求。

第五十一条

对于无法满足外包服务要求或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充分评估其影响及制定退出计划的前提下，考虑主动要求服务提供商终止服务，情节特别严重的，可考虑取消准入资质，并报监管机构申请对其备案。对于关联外包，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因为关联关系而影响服务提供商退出机制的落实。

第五章 机构集中度风险管理

第五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据服务提供商所承接外包服务的数量、金额在本行重要信息科技服务中的占比，服务提供商所承接外包服务在银行业服务市场占比情况，识别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同时，还应识别服务提供商之间为集团子公司、关联公司或附属机构所产生的机构集中度风险。

第五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积极采用分散信息科技外包活动、提高自主研发运行能力等形式，降低机构集中度，减少对外包服务提供商的依赖。

第五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外包服务提供商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内部控制和管理能力、持续运营能力等。

第五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外包服务提供商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配备相对独立的资源，包括服务团队、场地、系统、设备等；并对资源进行定期检查，确保资源及时到位。

第五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要求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在外包服务中断应急预案中，明确外包服务的优先级，并进行服务中断应急演练，服务提供商应当至少参与服务交接、敏感信息处臵等演练过程。

第五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特别加强对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外包服务提供商的财务、内控、安全管理情况的持续监控，建立信息收集机制，及时掌握风险事件情况，防范外包服务意外终止或服务质量急剧下降对本机构产生大面积影响。

第五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外包服务提供商增强监督频率与力度，必要时可指派专人进行现场监督。

第五十九条

对于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外包服务提供商为同业托管机构的情况，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参照本节内容对其进行外包管理。

第六章 跨境及非驻场外包管理

第一节 跨境外包风险管理

第六十条

跨境外包是指在境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实施的信息科技外包服务活动。

第六十一条

跨境外包除具有本指引前述风险外，还包括由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及事件而产生的国别风险，及由于外包实施场地远离银行业金融机构而产生的非驻场风险。

第六十二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了解并持续监控服务提供商所在国家或地区状况，通过建立业务连续性计划防范跨境外包所带来的国别风险。

第六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关注国外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对其获取服务提供商外包管理信息可能造成的影响。实施跨境外包应当以不妨碍银行业金融机构有效履行外包服务监控管理职能及监管机构延伸检查为前提。

第六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选择跨境外包时，应当明确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监管当局已与银监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或双方认可的其他约定。

第六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选择跨境外包时，还应当充分审查评估服务提供商保护客户信息的能力，并将其作为选择服务提供商的重要指标。涉及客户信息的跨境外包，应当在符合监管法规政策并获得客户授权的前提下开展。

第六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实施跨境外包时，其合同应当包括法律选择和司法管辖权的约定，明确争议解决时所适用的法律及司法管辖权，原则上应当要求服务提供商依照中国的法律解决纠纷。

第二节 非驻场外包风险管理

第六十七条

非驻场外包是指服务提供商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现场提供服务的外包形式。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能对其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措施进行直接管控，应当在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质量监控、法律合规等方面加强对服务提供商的风险管理。

第六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针对非驻场外包服务的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要求的最低标准，该标准应当作为选择服务提供商的最低要求。

第六十九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对重要的非驻场外包服务进行实地检查。实地检查原则上一年不少于一次，检查结果作为外包服务提供商项目考核及准入的重要指标。

第七十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对外包服务提供商非驻场外包服务内部控制、质量管理、信息安全的有效性评估，评估结果作为供应商准入的重要依据。对于高风险的服务提供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责令其进行限期整改，对于逾期未改的服务提供商应当暂停或取消其服务资格。

第七十一条

对于非驻场外包服务提供商为同业托管机构的情况，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参照本节内容对其进行外包管理，但同业托管机构须将为其他同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科技外包服务视同自身信息科技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得区别对待，降低对自身提供外包服务的风险管控水平。

第七章 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风险管理要求

第七十二条

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是指集中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外包服务，同时满足下述条件，如其外包服务失败可能导致银行业大面积数据损毁、丢失、泄露或信息系统服务中断，造成经济损失的机构，具体条件如下：

(一)承担集中存贮客户数据的业务交易系统外包服务；或承担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资料、交易数据等敏感信息的批量分析或处理服务；或承担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中心、灾备中心机房及基础设施外包服务；且上述服务均为非驻场外包服务。

(二)服务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服务合同金额占有本服务领域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以上；或服务的跨区域经营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达到3家或以上；或服务的其他类型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达到10家或以上。

第七十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据监管机构发布的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风险提示，按照如下要求进行管理：

(一)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实体，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不少于1000万，注册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

(二)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拥有健全的组织架构，并针对所提供的外包服务建立有效的风险治理架构，至少应当建立由公司高级管理层直接领导、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服务的、专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团队，为持续的外包服务提供保证。

(三)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建立与所承担的服务范围和规模相适应的服务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服务质量、服务持续性等管理制度体系，拥有有效的检查、监控和考核机制，确保管理规范有效执行。

(四)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具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和设施、环境，满足外包服务的质量和安全管理要求。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承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服务场地应当设臵在中国境内。第七十四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要求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具有如下相关领域资质认证:(一)具有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并通过业界公认较为权威的信息安全管理和业务连续性管理资质认证。

(二)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业界公认较为权威的质量管理资质认证。

(三)承担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中心、灾备中心机房及基础设施外包服务的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其机房及基础设施应当达到国家电子计算机机房最高标准。

(四)承担集中存贮客户数据的业务交易系统外包服务，或承担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资料、交易数据等敏感信息的批量分析或处理服务的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具有完善的运行服务管理体系，并通过业界公认较为权威的运行服务管理资质认证。

第七十五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在风险管理、审计方面对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提出如下要求：

(一)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具有信息科技风险的管理体系，有效识别、监测、评估和控制风险。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至少每季度向所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外包风险监控报告，针对监控发现的潜在风险或风险事件，及时采取控制或缓释措施。

(二)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每年聘请独立的审计机构,对自身外包服务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报告需报送所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并抄送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

(三)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对其外包服务团队成员进行背景调查，确保其过往无不良记录，且应当与项目成员签订保密协议，并保留至少10年的法律追诉期。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七十六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以下信息科技外包服务时,应当在外包合同签订前二十个工作日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风险，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采取风险提示、约见谈话、监管质询等措施。

（一）信息科技工作整体外包；

（二）数据中心或灾备中心整体外包；

（三）涉及将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资料、交易数据等敏感信息交由服务提供商进行分析或处理的信息科技外包；

（四）以非驻场形式实施的、集中存贮客户数据的业务交易系统外包；

（五）关联外包；

（六）涉及跨境的信息科技外包；

（七）其他银监会认为重要的信息科技外包。

第七十七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活动中发生如下重大事件时，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信息等敏感数据泄露；

（二）数据损毁或者重要业务运营中断；

（三）由于不可抗力或服务提供商重大经营、财务问题，导致或可能导致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服务中断;

（四）其他重大的服务提供商违法违规事件；

（五）银监会规定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件。

第七十八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开展外包风险管理评估工作后，应当将风险评估报告报送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

第七十九条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监督检查结果纳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评级。

第八十条

对于风险较高的信息科技外包服务，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可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暂缓、中止该类外包服务，直至银行业金融机构、外包服务提供商有效改正。

第八十一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本指引规定的，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可要求其纠正或采取替代方案，并视情况予以问责。因管理过失导致外包活动严重危及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损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责任。

第八十二条

银监会实行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服务活动风险监测机制，定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布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名单和风险提示，防范因高机构集中度外包服务导致的系统性、区域性信息科技风险。第八十三条

银监会应当对具有机构集中度特点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外包服务进行重点风险监测、评估，根据需要，可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与重点外包服务机构会谈，就其外包服务活动和风险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八十四条

银监会应当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实地核查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承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服务活动，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也可以委托其他第三方机构审计的形式实施。

第八十五条

银监会可以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服务活动风险评估和实地核查结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发出监管提示，要求其督促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对风险问题实施整改。

第八十六条

银行业重点外包服务机构应当配合银行业金融机构及银监会的风险监测和实地核查。

第八十七条

银监会组织相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服务提供商建立服务管理记录，并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和评级。

第八十八条

服务提供商在外包服务中存在以下情形的，银监会定期向银行业发布服务提供商风险预警，公布机构名单、服务信息等，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禁止相关服务提供商承担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服务，禁止期至少为两年。外包服务提供商两年内仍未整改的，延长其禁止期。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情节严重的；

（二）窃取、泄露银行业金融机构敏感信息，情节严重的；

（三）因管理过失，多次发生重要信息系统服务中断或数据损毁、丢失、泄露事件的；

（四）服务质量低下并给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造成损失，多次提示仍未整改的；

（五）对风险监测和实地检查发现的问题，逾期仍未整改的；

（六）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或发生其他重大信息科技风险事件的。

第八十九条

银监会负责监督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信息科技外包服务提供商实施准入管理。对于存在重大风险的外包活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立即评估外包的适当性，对信息科技外包服务提供商进行风险预警提示，要求其进行整改并设定期限；逾期未整改的，禁止其承担信息科技外包服务。

第九章 附则

第九十条

本指引由银监会负责解释、修订。第九十一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金融科技的风险和监管 篇2

(一) 被调查银行对外包的认识

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是指银行以固定的价格在一定的IT服务水平基础上, 以合同的方式委托IT服务商 (以下简称服务商) 向银行提供所需的部分或全部IT功能的一种信息服务。我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将信息科技外包作为提高信息科技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 外包可以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带来以下优势:

1.帮助提高银行的管理和服务效率;

2.节约信息科技建设和运维成本;

3.缓解科技部门人员和技术力量不足的压力;

4.快速接触最新技术, 降低IT技术遭淘汰的风险;

5.加快产品的创新和业务的推出, 增强银行核心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二) 我省辖内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的开展情况

通过调研发现, 我省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的主要内容包括软件开发和维护、主机设备维护、桌面计算机及外设的维护、运营机房等基础设施、部分业务运维 (如贷记卡业务、网银) 以及其他外围业务系统等。我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科技外包服务主要有以下特点。

1.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的外包以桌面维护和设备维护为主。由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业务系统大多由总行统一开发维护, 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也由总行集中管理, 分行仅负责辖内特色业务和部分外围系统的开发应用及维护, 其外包内容以桌面和设备维护外包为主, 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桌面计算机及外设的维修维护。特点是工作量大、技术含量较低, 通过外包可降低成本, 提高服务效率并减少人力资源投入。第二类是与主机相关的核心设备维保, 包括小型机、存储阵列、核心交换机等。特点是备件成本高、专业化程度较高, 需要原厂商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而通过外包可节省成本, 提高系统维护质量。第三类是自助终端设备的维保, 包括ATM机、自助查询机及POS机等。这类设备在大机构中数量多, 分布广, 需要有专门的公司对其运行进行检测和维护以降低维护成本。除此之外, 部分大型银行或股份制银行也将部分非核心业务系统外包, 如中行浙江省分行将客户关系管理、影像系统、IP语音网建设和视频会议系统等系统外包给专业技术公司, 再如深发展外包部分外围系统的支付系统、验印系统等。

2.辖内中小法人银行新业务发展和灾备建设对外包依赖较大。辖内城市商业银行和省农信联社由于自身技术力量有限, 外包服务偏向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包括贷记卡业务系统、灾备建设、主机设备维护和网银系统等。其中贷记卡业务外包的比例最高, 在开展贷记卡业务的7家中小机构中, 除省农信联社之外的6家机构贷记卡系统都采用外包, 而且外包服务商都是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灾备建设外包分为两类, 一类是灾备建设咨询外包, 包括省农信联社、温州银行、台州商业银行3家机构;另一类是灾备中心机房外包, 包括省农信联社、嘉兴商行、湖州商行3家。目前没有机构对灾备中心进行整体外包。网银业务一般都由外包公司开发, 金融机构自己维护, 只有1家城商行计划将网银系统整体外包。另外, 主机核心设备维保技术要求较高, 多数机构也是将其外包给专业公司。与大型银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小机构桌面计算机及外设维护外包的比例很低, 大多数都由自己的科技人员完成。

3.发展成熟的外包服务商对银行开展外包有重要的影响。调查中发现, 中小银行开展贷记卡业务基本选择通过外包的方式来建立, 而且外包服务商都选择了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中国银联控股子公司, 于2003年1月成立, 是中国第一家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联资质认证的第三方处理机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亿元, 总部设在上海。由于该公司具有政府背景, 其母公司中国银联作为中国的银行卡联合组织, 处于我国银行卡产业的枢纽和核心地位, 因此选择银联数据作为外包服务商可以获得安全可靠的服务。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并非银行不愿意外包, 而是可选范围有限。如果国内能建立起一个成熟规范、竞争充分的外包市场, 存在多个背景雄厚、信誉良好、技术过硬、规范化运作的公司, 如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惠普、IBM等, 大多数中小银行都将愿意通过外包迅速接触并进入新市场, 缩小与大银行之间的差距。

二、信息科技外包的风险点

(一) 外包与银行业务发展不匹配的战略风险。如果商业银行未能对外包内容进行总体的评估与考量, 盲目将业务整体外包给服务商, 就会造成外包项目与机构业务发展战略不匹配, 反而对自身的业务发展不利。一旦银行意识到该风险隐患, 无论是选择中途退出或者到期终止外包合同, 都要支付很大的战略退出成本;在重新建立信息系统和外包服务体系时可能需要支付比原来更高的费用, 而且必然存在外包服务短期脱节的问题, 处理不当会使银行在财务、信誉、运作和潜在客户资源等方面蒙受极大的损失。

(二) 外包服务商无法提供所需服务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源自外包服务商承接服务过程中的具体行为, 包括服务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发生变化而无力提供外包合同原先规定的服务水平;提供的服务质量低劣导致与客户的交互过程不符合银行整体服务标准;从事不符合银行要求、损害银行利益的不当行为及信用恶化等因素所引起的一系列风险。还有因外包服务商技术问题或维护问题引发事故, 使银行设备或系统遭受损失, 或由于服务不到位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对银行业务及声誉造成严重影响等问题。

(三) 选择外包服务商的风险。该风险主要源于银行选择服务商之前未能很好地评估其人员、技术及财务状况, 缺少关于综合服务水平的全面考评, 片面地考虑局部优势, 而忽略了IT外包的总体服务水平, 致使最终选择了低劣的服务商。外包服务商的不足会使外包在服务的及时性和质量方面失去控制, 进而导致银行在运行管理上的严重失控。这种风险会通过外包服务自身的连续性在后期得到放大。

(四) 外包合同制定与执行的风险。在外包合同的制定过程中, 若银行在合同中只是关注于技术细节, 而没有全面地考虑服务商的综合状况以及银行业务需求的发展和变化, 未详细明确必须提供的最低服务水平、详细的服务范围和标准、发生故障时的服务级别及响应时间等, 那么银行将在发生变化或意外故障时处于被动地位。目前金融机构在外包合同执行期间, 很少执行服务提供商财务状况以及支持IT外包业务的技术和关键人员的监督审计制度, 忽视了必要的日常检查, 有些甚至将监管的责任移交给服务提供商, 这势必导致服务水平的下降。

(五) 信息泄密的风险。信息泄密风险是指由于外包服务商不具有完备的守法体系与内控能力, 在为银行提供服务时, 有意或无意地将银行内部信息和商业机密泄露, 从而使银行面临潜在的风险。这类风险涉及面很广, 发生概率较大。无论是低层次的桌面计算机维护外包, 还是高层次的业务系统整体外包, 都有可能发生客户信息、银行经营数据泄密的风险, 其中客户信息等个人隐私一旦泄漏将导致严重的信誉风险和法律风险。在被调查的机构中, 大多数机构都对数据信息泄密问题非常敏感和谨慎, 这说明了这类风险存在的广泛性。

(六) 过度依赖外包服务商导致系统失控的风险。如果信息科技外包的范围过大、层次过深, 会导致银行对外包商服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 银行自身的科技人员会慢慢丧失了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 从而导致外包商成为技术强势的一方。银行对于业务需求的任何变更都必须经由或取得外包服务商的同意, 在服务要求和成本控制上无法对外包服务商形成有效约束。长此以往, 银行信息科技工作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就会降低, 从而削弱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外包服务商反而成为银行整体发展的障碍。

(七) 外包服务的业务连续性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外包服务商未采取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和完善的应急措施, 未能严格按照银行的要求提供连续服务, 从而使银行蒙受损失。这种风险一般在某些不可抗力的、外包服务商破产、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等情况下, 需要银行在选择外包服务商时就予以考虑。

(八) 知识产权风险。对于项目开发之类的外包, 外包服务商所开发技术的专利、版权的归属问题、源代码的归属等通常是由银行与外包厂商双方协议达成而非法律规定, 如果合同条款规定不当或者细则不明确, 都有可能在后期带来纠纷。

三、外包风险防范措施

(一) 建立全面的外包政策和外包风险管理机制。银行高管层应对制定外包政策和外包风险管理机制负责。首先银行的业务外包策略必须与其总体战略相匹配, 总体战略是制定外包策略的基础, 而外包是在总体战略安排下的具体战略举措。银行的总体战略不仅决定了机构的自制或外包决策, 而且还影响外包内容、外包模式以及供应商的选择。其次要切实履行外包业务风险管理的责任, 不能将风险管理的责任进行外包。银行应建立适当的外包风险管理机制, 设定必要的批准程序, 将外包服务商纳入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 对外包商设定合理的考核评价标准, 并进行持续的监测和评估活动, 针对外包风险制定专门的风险防范措施。

(二) 合理确定外包服务的范围。银行应根据信息科技对自身的重要性和风险等因素对其进行分级, 并依据分级结果合理确定科技外包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对于属于核心业务能力的信息技术, 银行应掌握在自己手里, 避免外包导致的系统失控;对于非核心业务的信息技术, 银行可酌情考虑外包。可参照美国J.P.摩根银行的三层信息技术构架理论对信息技术分层, 第一层指计算机系统的硬件、系统软件、工具软件、网络、基础设施和其他专用机具;第二层主要由应用软件和人机接口组成;第三层主要包括业务流程重组、策略规划、应用系统集成和现有应用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工行的外包管理即参照这个理论, 只外包第一层和部分第二层的技术内容, 第三层技术内容属于机构的核心业务能力, 完全由自己实现。中小银行没有实力完全开发核心业务系统, 对于核心业务系统一般都采用合作外包的方式, 开发完成后应逐步过渡到自己维护。

(三) 选择合适的外包服务商。银行和外包服务商间实际上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外包服务商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银行对外部市场的服务水平, 因此选择合适的服务商对银行至关重要。首先要明确外包业务的目的是获取资源还是降低成本, 然后根据目的确定相应的选择依据。其次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来评价潜在的外包服务商, 从经验、能力、技术、资本、信誉、对金融行业的熟悉程度、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已有的类似案例等多方面对外包服务商进行考核, 其中外包服务商能力和服务质量的可靠性是评价和选择服务商的关键, 一味追求服务价格的低廉极可能会带来低质的外包服务。

(四) 严格管理外包服务合同条款的制定。信息科技外包合同应就项目实施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水平达成一致, 并充分考虑合同中容易忽略的细节, 尤其要明确责任与义务的划分。对于项目开发的合同, 需明确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 同时对项目成果对第三方的侵权责任承担予以说明, 避免项目带来的法律风险。

(五) 强化对外包服务商的管理。由于外包服务商比银行拥有更多关于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成本等信息, 从而导致信息不对称, 另外合作双方理念和文化的差异、无效的沟通机制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外包的失败。因此, 强化对外包过程的管理非常必要。一是通过设立专门的管理协调部门或组织, 构建畅通的沟通渠道, 解决外包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 防止意外的发生;二是通过细化外包合同条款、建立质量保证体系等管理控制手段, 强化对外包过程的监督, 减少外包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三要建立有效的审计和后评价机制, 定期对服务商进行服务质量考核并予以公布, 根据工作量的增减及时调整外包标准的和服务要求。

(六) 严格保护敏感的信息。一是与服务商签订专门的保密协议, 对保密信息内容、保密信息提供与保护、服务商保密义务、保密期限和违约条款等进行约定, 以防止服务商对银行敏感信息的泄露;二是加强服务过程中的信息保密管理, 加强对服务商技术人员的监督, 如服务商员工进出银行营业场所的管理, 包括身份认证、陪同等。

(七) 加强外包的应急管理机制。银行对外包服务的各种意外情形, 应建立必要的应急措施 (包括灾害恢复计划及备份设施的定期测试计划) , 尤其是对以下情况设计必要的应急规划:外包商发生破产、遇到不可抗力无法完成外包事务、外包商在内部技术或者骨干人员方面的变动等影响外包合同履行等。

四、监管政策建议

目前, 我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外包业务快速发展, 但银行在外包风险管理方面刚刚起步, 缺乏统一的标准,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而国内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在服务规范、技术水平、管理实施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外包服务纠纷也时有发生。银监会作为银行业的监管部门, 非常有必要在信息科技外包方面制定全国统一的指导性文件, 引导外包服务的健康有序发展。除对上述各项外包风险防范措施予以规范外, 其他外包服务监管的政策建议有以下几点。

(一) 明确管理层责任, 确立风险控制原则。明确要求银行对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责任不能转嫁给外包公司, 并要求银行根据自身业务发展情况建立整体的外包策略和政策, 在选择外包商、外包服务采购、合同制定、运行监督管理、服务评价和审计等方面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体系进行有效管理。

(二) 明确信息科技外包服务的定义和范围。外包服务的范围是监管制度关注的焦点, 也是规范的难点。外包服务的范围原则上仅限于非核心金融服务, 这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先明确规定允许金融机构进行外包的服务, 然后对于其他事务的外包则通过特别的批准程序。在列举范围上, 建议通过分类和列举结合起来。

(三) 对选择外包商提出原则性要求。外包商选择是关系到外包服务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 因此监管政策应该就选择合格外包商的流程和机制提出原则性要求。另外, 银监会在规范和引导外包服务市场健康发展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 如对外包服务公司制定准入标准、建立黑名单制度等。

浅析互联网金融风险和监管对策 篇3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风险；监管对策；支付流动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与金融也形成了有机的结合，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明显存在着发展不成熟和发展迅速的矛盾，使得其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因此，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监管措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互联网金融的内涵及特征

1.内涵

从广义上讲，互联网金融是指互联网在传统金融行业中的所有应用形式。

从狭义上讲，所谓互联网金融，就是指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来达到资金融通目的的金融服务模式。

2.特征

第一，缩小化。该特征主要是针对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来说的。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得到快速发展，其融资成本低的优势为投资方和融资方的直接对接创造了条件，因此，商业银行已不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

第二，便捷化。这是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操作平台来说的。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只要有网络及相关的电子产品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展业务，不仅方便快捷，还有利于降低成本。

第三，多元化。这是针对互联网金融风险来讲的。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互聯网金融风险的多元化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虽然可以解决商业银行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基于网络的金融这一前提，就注定了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因素较多。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风险

1.法律风险

目前，随着互联网在传统金融行业应用的更加广泛，我国提高了对其风险监管问题的重视，制定并实施了一些如《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的相关法律。虽然这些法律的实施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但是在我国依然缺少一套系统的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法律体系。因此，互联网金融所存在的法律风险依然严峻。比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电子合同等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其发展中存在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2.业务风险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金融行业的业务模式也得到不断的创新，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还使个人贷款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在互联网金融业务运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风险，这主要是由我国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办的性质决定的。在我国，多数互联网金融公司都是由非传统金融机构所创立的，该类公司没有丰富的业务经验，缺乏相应的业务风险防范意识，致使一些网上理财或贷款公司等都存在一些业务风险问题。例如，有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由于缺乏对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的控制，在其基本业务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定的信用风险和资金安全风险等。

3.技术风险

从其概念可知，互联网金融有效运行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掌握并运用相关的网络信息技术，否则该行业是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的。但是由于网络信息等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因此该新型的金融行业也存在一些技术风险，并造成了一些实质性的经济损失。据调查，2014年由于互联网金融机构在加密技术方面的不足，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管对策

1.要建立一套有关其风险监管的法律体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别注意法制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依法治国上升到国家战略。因此，要有效的对互联网金融风险进行监管，就必须建立并完善一套相应的法律体系，并且将该风险监管纳入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比如，各有关政府部门要根据我国互联网金融目前存在的一些风险因素及其发展趋势，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法律法规的研究和制定，明确互联网金融在安全、权力、义务和市场等有关方面的规定，真正的对我国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实施法制化建设。

2.要明确有关其风险监管的原则

目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金融监管原则已不能完全适用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监管。因此，各有关监管机构要提高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的认识，根据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和特点，明确其风险监管原则。首先，要坚持综合监管。所谓综合监管，就是指在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进行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金融机构的功能监管，从而创新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模式。其次，要坚持联合监管。所谓联合监管，就是建立与互联网金融监管有关的联合监管组织体系，从而有效地实施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联合监管。最后，要坚持专门监管。所谓专门监管，就是建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以提高其监管质量和效率。

3.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风险监管制度

从一定程度上讲，一套完善的风险监管制度对于提高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加强对风险监管制度的建设力度。一是要政府要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法规，在政策上对互联网金融风险实施有效的监管。二是政府要采取有效的鼓励措施，支持并引导互联网金融机构建立其有关组织，建立并完善其自我监督和管理等机制。三是要充分发挥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力量，从而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社会监督，通过网站和电话等多种途径，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管体系。

4.制定有关的技术标准

在我国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因素中，技术风险是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若要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有效地规避其技术风险因素，就需要制定有关的技术标准。各有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互联网技术风险的监管的重视程度，加大资金和人才等的投入，建立有关的研发机构，加强对其技术的研发力度，确保互联网金融的安全运行。

5.对系统参与主体的建议

银行需要对负债与资产期限结构进行不断优化，确保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两者具有匹配性，对其资金充足现状进行有效维持，对资产与负债进行合理、有效控制，以有效避免资金链条出现断裂情况。我国银行需要基于自身资金需求特性对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符合的风险预警机制进行创建，对资金头寸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进行正确评估，降低风险至一定程度后，展开预警，及时发现、察觉与控制不足等情况。银行必须意识到在系统结算中备付金账户资金余额的重要性，在应用资金过程中，应该确保盈利性与安全性的均衡， 防止在较高盈利性业务中挪用备付金账户中的资金，确保支付系统备付金账户中有足够的流动性资金。银行需求对其分值机构资金调度能力进行不断强化与完善，对不同机构资金头寸使用需求进行合理分析与预测，协调好部门间的相关工作，密切配合与沟通相应的调度工作，保证分支机构可以展开平稳、正常支付结算。

6.对系统监管主体的建议

作为国内现代化支付系统主要监管主体，银行需要不断优化与完善支付系统排队机制，在现阶段我国所选先进先出排队策略的前提下，对排队效率提升方法进行不断探索，同时探究优化先进先出的实用性与可行性。银行需要对互联网支付系统可以日间透支机制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支付便利提供给缺乏备付金的相关系统参与主体，对国外IRE、FE等系统经验予以吸收与借鉴，同时对完善日间透支利息计算、资格条件以及额度限制等进行考虑与研究。银行需要依照风险领域银行的各自风险特性，对相关监督与指导进行针对性提供，监测与严格管理银行备付金账户信息与支付指令信息，对系统参与主体过度应用备付金或者备付金不足的情况进行有效防范，如果系统参与主体发生支付异常，那么就应该将预警及时发送出去。除此之外，还应该不定时或者定时实施风险管理指导，对银行优化管理备付金进行有效监督。

四、互联网金融支付流动风险原因的监管对策

1.互联网金融支付流动风险原因

（1）内因

首先，不完善的流动性资产负债管理机制。作为互联网金融支付系统中的直接参与者，银行有管理流动性负债与流动性资产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因为银行与银行间经营管理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性，对流动性负债期限结构和流动性资产并未展开完善管理工作，极易导致流动性资产和流动性资产期限存在不匹配情况，由此就导致资产缺口的出现，进而出现流动性风险。除此之外，支付系统中银行的支付交易量同样必须加以管理，必须科学计算与测量银行内部流动资金。若银行缺乏足够的备付金，支付系统就不能正常完成日常清结算工作，进而导致流动性风险的出现。其次，银行考核影响。现阶段，银行一般都会实行支行体制。也就是说，上级行考核下级行，具体包括内容有存款准备金、资金流动性等。再次，银行资金调度制度缺乏完善性。现阶段，国内银行在上下级资金调度制度方面还缺乏完善性，而且具体实施期间，相关银行资金调拨不合理同样会造成支付系统缺乏资金流动性现象的产生，由此就不适应支付系统相关需求。

（2）外因

首先，系统流动性制度的设计问题。互联网金融支付系统内部，在管理流动性资金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性。一些系统通常会对参与主体选择流动性紧急贷款，也就是说，帮助流动性不足主体支付当日结算，以确保系统参与主体能够解决资金流动问题。然而，也有很多互联网支付胸膛内部，禁止采用日间透支情况，由此就会导致流动性风险的出现；其次，利率杠杆所产生的影响。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变化、银行超额准备进率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支付系统参与主体流动性。超额准备金率低于同业拆借率时，一般银行会对利率差额利润进行追求，这样就会将其在银行备付金涨幅中的金额置于同业市场内部，由此就会降低其备付金比率，对支付系统内部银行可用流动性产生直接性影响；再次，金融市场转移中资金的影响。在利率出现差异时，资金就会向利润更高的市场流入。而银行经营运作也会连接金融市场資金账户和支付系统备付金账户。在资本市场利率或者收益更高的情况下，银行就会向资本市场中调度期内部可用流动资产，由此就会降低支付系统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通过分析我国近些年的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发现，证券市场在2007年发展极为迅猛，而且其资金流动动力也比较强，由支付系统逐渐向证券市场流入，我国一些区域在近些年小额信贷极为迅猛，由此就会导致资金流出现象的发生。

2.互联网金融支付流动风险监管对策

（1）强化建设软硬件系统环境，不断提升系统技术的风险防御能力

技术风险在金融支付中往往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电子商务系统运行中所存在的技术问题对支付过程本身所具有的安全性有着直接性影响。所以，本研究应该不断强化创建软硬件系统环节，并对更多安全新技术进行开发与创建。现阶段，尽管以SET机械为基础的金融支付在多数状态下相对较为安全，然而，依旧存在一些安全性隐患，同时又不得不面临病毒入侵或者黑客攻击等相关问题，所以，必须对新安全信息技术进行不断开发与研究，以此对该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现代化安全技术产生后所带来的优势远远高于控制技术风险，而且还可以对其它相关风险进行防范，比方说，套现、洗钱和欺诈等均可通过新信息技术的开发进行防范。比方说，2006年支付宝将我国第一章金融支付行业数字证书推出来，该证书的功能与公民身份证或者驾驶员的驾照较为类似，用户能够在互联网中通过该证书对对方身份唯一性进行识别。

（2）创建信用价值，提升企业信誉度，强化防范防欺诈风险

国内信用体系与信用状况不佳状态下，金融支付企业将信用视为其生命线与核心可以说是明智之举，首先应该不断加强金融支付商信用，其次应该对用户信用进行有效维护，为尽量降低互联网金融支付中存在的反欺诈风险与信用风险，应该选择以下对策，主要内容有：

内部欺诈防范机制的创建。所谓内部欺诈防范机制，其实就是金融支付服务主体一方面应该自律；另一方面应该采用对机制创建的方式为该自律性提供保障。其原因是，金融支付服务商已经对很多商家与用户交易数据和用户交易行为有所了解，若以上数据挪为他用，那么就会导致不可预估的经济损失。

对欺诈监控机制的应用。金融支付服务商需要对商家与用户数据库进行创建，该数据库主要包括监控与评估商家、用户信用，依照金融支付行业内部所涉及到的物流与资金转移，将公允信用评估策略提供与公布出来，以此对买卖双方诚信意识进行有效约束。而且通过对多方合作评估机构的创建，创建相对较为完整的一套诚信机制，从而有效避免用户与商家出现欺诈性交易，比方说，信用卡套现等。除此之外，还应该对消费者正当利益予以优先考虑，同时和BZC与CZC等网站展开合作机制，对商家欺诈行为进行共同防范。

（3）不断健全用户认证机制，强化防范反洗钱与反套现风险

相关金融支付商需要不断强化管理用户身份认证，创建相对较为会计、安全以及精准的一套认证方式，对用户认证机制予以不断完善，同时认证各平台用户身份，选择实名制交易模式，强化监督与管理其交易过程，从而确保在相关问题出现时能够有据可依。比方说，淘宝网旗下支付宝平台，其实就是选择双重身份认证，第一用户应该采用银行开户方式确保其身份能够得到银行认证，而且国家公安互联网还应该对该身份认证进行核实；其次才可以在支付宝中进行账户的申请，同时将身份证明提交上去，从而对其身份予以再次确认。通过确认用户真实身份，才可以对用户管理体制予以不断完善，这样就有助于降低洗钱与套现风险概率。除此之外，就算是出现风险，也可采用追踪查询等方式，降低部门破案难度。

（4）创建异常情况赔付体系

作为金融交易主要担保方，金融支付服务商在发生交易纠纷与矛盾的情况下，一方损失未能够及时获得另一方赔付，或因其它因素导致双方损失时，那么第三方需要创建与及时响应相关赔付机制，以对相关损失进行承担，由此一方面可对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第三方服务商信誉度的提升。阿里巴巴在2005年首次将电子商务网站中的全额赔付体制推出来，支付宝对受骗损失用户进行全额赔偿。阿里巴巴在同年7月正式对外公开支付宝公司支付联盟计划，同时宣布欠佳购物平台一同加盟。到目前为止，支付宝公司依旧是我国唯一一家将全额赔付体制推出来的金融支付机构。

（5）新营利模式的开拓

现阶段，很多金融支付主体主要是依靠在图资金在银行内部的利息当作收入，由此就会导致前面所阐述道德风险与金融风险的出现。所以，相对金融支付商而言，当前最主要的是将新盈利点找出拉力，从而降低风险发生率。第一，将免费策略取消，对服务费用進行收取才是经营之道，同时也是金融发展的大势所趋。比防火锁，2007年，支付宝公司第一季度就对阿里巴巴网站与非淘宝网站支付宝的使用首付技术服务费用。第二，还需要对新营利模式进行开拓，怎样拓展增值业务，是其利润提升的重中之重。

五、结语

总之，从整体上讲，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前景还是较为乐观的。但是，由于其本身还存在一些风险问题，为了使我国互联网金融得以有序健康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尤其是强化互联网金融支付流动风险监管，使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朝着科学化 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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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的风险和监管 篇4

摘 要：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有力推进了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但也对风险防控、金融稳定、监管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新常态下，如何应对挑战，做到既能充分包容创新又能确保风险防控到位，亟需加强研究。本文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的风险以及当前的管理政策，提出强化互联网风险防控、创新监管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风险防控 对策 研究

一、国内互联网发展基本情况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呈蓬勃发展态势。2014年中国互联网金融规模已突破10万亿元，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9.22万亿元，P2P 市场规模约1000亿元，众筹市场规模约100亿元，网络小贷市场规模约5000亿元，基金销售约6000亿元，金融机构创新约1000亿元，财富管理约100亿元。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与其独特的优势密不可分，与传统金融相比，网络技术使金融信息和业务处理方式更加先进，能为客户提供更自主灵活和方便快捷的金融体验。

二、互联网金融的主要风险

（一）对互联网金融本质认识不清导致投资者风险意识薄弱。

互联网金融没有改变传统金融的功能和本质，创新之处在于创造了新的业务技术、交易渠道和方式，主要功能仍是资金融通、价格发现、支付清算等方面，没有超越现有金融体系范畴。这也说明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同样会具有较大风险，甚至面临的局部风险远大于传统金融。比如，“余额宝”等产品直接将收益冠以活期储蓄的若干倍，忽视了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特征。再如，人人贷（P2P）型网上借贷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的行为缺乏足够贷后管理和风险防控措施，导致一部分网贷企业因为不良贷款不断积累或突发贷款损失而无法正常运营。然而，由于没有认清互联网金融本质，很多投资者把互联网金融当作“救命稻草”，一旦互联网金融局部风险扩大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

（二）混业经营加大分业监管风险。

互联网环境下的金融业务普遍具有跨行业、跨部门、业务交叉性强等特征，形成了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以互联网为基础进行深度融合和交叉的模式。在目前分业监管格局下，对于涉及银行、券商、基金、保险等多方面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具体谁来监管、如何监管以及工信部、公安部等其他相关部门如何协调配合，已成为现有监管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跨部门监管协调机制尚不成熟、部门间职能不清等方面问题，导致互联网金融业存在很多不规范的领域与灰色地带。如处理不当，既有可能影响金融创新，也有可能

带来监管套利，影响金融秩序稳定。

（三）技术漏洞和信用缺失风险。

互联网金融以互联网为平台，相应的互联网技术和信用风险应引起足够重视。首先，互联网技术风险依然存在。一是由于互联网传输故障、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等因素，互联网金融交易面临网络瘫痪的技术风险。二是互联网相关技术障碍问题。既有互联网技术解决方案风险，也有互联网技术支持风险。其次，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尚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客户身份认定问题。客户在身份认定上采取非实名制，且缺少对于客户信息安全的保护机制。二是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虚拟化程度高，真实性不易考察验证。三是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增加反洗钱的难度。

（四）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

互联网金融具有一般市场风险的同时还具有特殊市场风险。一是期限错配风险。“余额宝”、“理财通”等产品账户是短期的、甚至即时的，而其投资的货币市场基金却是较长时期的，资产与负债之间存在严重错配。二是流动性风险。互联网金融产品可能投资到房地产、私募基金等具有相对固定期限的理财产品，一旦遇到投资者大量同时撤资，管理方很难提供即时流动性。三是信用风险。由于P2P 等网上借贷机构缺乏信用担保、违约处置和资本金约束等信用担保要素，风

险防控机制和措施缺失，一旦发生违约等情况，风险也较大。

（五）互联网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冲击传统金融市场。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已对传统银行业产生一定程度冲击，加剧银行间竞相抬升利率，并改变负债结构。在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竞争中，银行业面临存款被分流、利差空间被压缩的风险。一些银行开始竞相通过上浮存款利率以及调高理财产品收益率争夺客户资金。同时，银行活期和定期存款被金融产品分流后，个人存款减少，企业和同业存款增加，导致银行负债结构改变。此外，互联网金融创新对货币市场也有负面影响。

三、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现状

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但是互联网金融蕴含的风险较传统金融更为复杂，对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互联网金融监管涉及面广、监管主体多，既包括工信部、公安部等，也包括一行三会等。

（一）网上银行。

2005年11月，在总结国内商业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发展与监管历程、借鉴国际电子银行监管经验的基础上，银监会制定了《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电子银行业务的申请与变更、风险管理、数据交换与转移管理、业务外包管理、跨境业务活动管理、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等细则。此外，为了推动电子银行系统的安全建设工作，银监会还发

布了《电子银行安全评估指引》，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2007年，银监会引发《关于做好网上银行风险管理和服务的通知》，促进网上银行健康持续发展，积极防范针对网上银行的不法活动，维护商业银行和客户权益。

（二）网上证券。

2012年5月18日证监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定》中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应当在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之间建立双向回拨机制，根据申购情况调整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的比例。在证

券委托方面，2000年3月，证监会制定了《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对证券网上委托的业务规范、技术规范、信息披露、资格申请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为网上委托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4月，证监会依据此办法制定《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业务核准程序》。

（三）网上保险。

2011年4月，为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规范健康有序发展，防范网络保险欺诈风险，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监会起草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保险业务开展的资质条件、经营规则、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同年9月，保监会印发《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对互联网销售保险的准入门槛、经营规则以

及信息披露做出了规定，并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四）网络支付。

2005年10月，为规范电子支付业务，防范支付风险，保证资金安全，维护银行及其客户在电子支付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明确将电子支付业务纳入监管范畴。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依据办法和细则向符合条件的非金融机构发放《支付业务许可证》，并对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2011～2012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及《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征集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出台对应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网络支付监管体系。

（五）网络借贷。

目前，在国内成立一家经营性网络借贷平台一般需要三个步骤：第一，获得由工商行政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第二，向通信管理有关部门申请并获得《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第三，向工商行政机关申请增加“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范围，并办理相应的经营性网站备案，这一过程并不需

要金融监管部门的介入。而且，我国尚未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网络借贷处于监管的真空地带。2011年8月，银监会印发了《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警示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与P2P 网络借贷平台之间建立防火墙，防止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蔓延。2013年11月，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是中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性法规，旨在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活动健康发展，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促进民间融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六）金融搜索

金融搜索作为金融产品的搜索比价平台，满足了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对于金融产品“货比三家”的需求。由于金融搜索平台只是充当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自身并不参与金融产品供求双方的交易环节，目前并没有相关政策对其进行监管。

（七）网络金融超市

网络金融超市通过互联网平台向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产品与一站式金融服务。目前，在市场准入方面，监管部门已出台相关政策，如2012年12月，证监会公布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但是在具体管理措

施方面，现行监管政策仍留有空白。

四、强化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监管的建议

（一）全面认识互联网金融风险，大力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

为了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支持新业态发展，应鼓励创新发展互联网金融创新工具和方式。一些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产生了一定风险，部分原因是监管措施滞后于金融产品创新步伐，同时也说明互联网金融产品需要规范，并通过设计相应制度和出台相关政策防止出现互联网金融过度发展冲击传统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二）完善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监管体系。

1.要防范法律制度风险。应构建多层次互联网相关法律监管体系，既要修补现有法律法规漏洞，又要根据新变化制定专门规范规则，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坚持依法行政，减少政策变动随意性，并强化对监管者和监管措施的硬约束。

2.建立健全综合监管框架，打破部门、行业界限，共同提高监管效率。一是继续加强沟通协调机制建设，确保提高银行、证券、保险、工信等相关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性，既要避免业务过多交叉，又要避免出现真空领域或灰色地带。二是采取机构监管和业务监管并重的模式，既重视机构监管，也重视业务监管。三是处理好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关系，监管部门履行他律性监管，行业协会要形成自律。四是督促互联网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内控机制，并进行稳健合规经营。

3.采取适度审慎原则，处理好创新、发展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一是放宽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明确业务范围，通过设定特定交易条件强化监管来保证交易安全。探索国内互联网金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真正实现“非禁即入”。同时，从资本充足金、内部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准入门槛。二是对业务规模较小、处于成长阶段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可按相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相关政策支持。三是在考虑互联网金融业务合规性和潜在风险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加以引导。

（三）完善配套措施，营造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继续扩大、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互联网金融不断发展壮大，应通过制度创新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

是加强互联网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统一的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平台，并加强投资者与管理方相互监督、良性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征信体系建设。二是完善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税收征管，互联网金融交易符合现行税收制度规定，应按规定纳税，研究完善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征管方式。三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借鉴相关国家和国际机

论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篇5

源莲山 课件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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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银行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和存在的巨大风险，使各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研究和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形成的金融风险，同样也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虽然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金融监管并没有完全真正地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金融监管过渡。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立起全新的金融监管运行机制

关键词:金融管理；监督制度；金融危机

正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金融危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80年以来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经发生过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银行在经济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和存在的巨大风险，使各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研究和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加入wto以后，进入了一个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预示着中国金融业全面竞争的时代到来，这不仅对于正处在金融体制转轨时期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于实施金融监管的人民银行、保监委、证监委三大监管机构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此，适应新时期、新任务和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加大改革力度，不断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建立起一个有序的、高效的、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成为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和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金融监管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从1996年开始，我国加入了国际清算银行并且参加巴赛尔委员会工作以来，在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规范现场检查后评价以及指导和推行以风险防范为基础的贷款五级分类管理或者十二级分类等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金融监管没有完全真正地从合规性监管向风险性金融监管过渡，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从金融监管的内容看，目前的金融监管仍然把重点放在机构设立审批、人员资格审查和经营的合规性方面，对日常的风险性金融监管尚未全面展开，没有建立稳定的严格的市场退出机制，对市场退出前的监管基本上属于空白。没有建立一个科学的而又真实的审慎会计制度，从近几年有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生的经济案件看，会计统计数据隐瞒和虚假屡见不鲜，不能真实的反映被监管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盈亏状况。由于缺少金融机构顺利退出市场的配套机制，只能由政府和人民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予以解决，国家财政和人民银行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也带来一些不安定的社会因素。

二从金融监管的手段看，金融监管缺少必要的和严肃手段，从理论上说金融监管有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三种。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我国的金融监管应该是以法律手段为主要手段、以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助手段。但是，现实状况则表现为法制建设滞后、法制观念淡薄，行政干预较多，在具体的监管操作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只注重金融监管问题的定性，缺乏对金融监管问题的量化标准，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一定的制约。

三从金融监管的方式看，没有形成统一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是行政监管，并且在具体的运作中大多数是一次性的、分散的和孤立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缺乏早期预警和早期控制，往往是忙于事后救火。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结合效率不高。信息的不对称，没有建立集中统一的监管信息库和信息网络，缺乏金融监管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系统，社会中介机构会计审计等社会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市场约束力薄弱，金融监管信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从金融监管的主体看，存在监管主体缺位现象。从国际金融监管普遍经验分析，监管主体形成了以金融当局的行政监管、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和社会外部监督“三结合”金融监管法人治理结构。目前，我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和社会外部监督机制非常薄弱，没有建立“三结合”的金融监管法人治理机制。一是在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方面，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国有化程度非常高，银行自身缺乏强有力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机制，内部监管流于形式。缺少行业自律的严密组织。二是在社会外部监督方面，对金融机构社会外部监督非经常化、正常化和制度化，由于制度的不健全，监督人员素质的低下等原因，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和有关社会监督机构对金融业的检查监督不力，有的工作仅仅停留在表面抽查方面，没有形成一种长期的必检制度，社会外部监督效果不佳。

五从分业监管看，缺少一套分工合作、组织严密、监管联动、高效规范的协调机制。从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格局来看，分业监管与分业经营格局相适应，从金融监管的效果分析，这样做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分业经营原则，有利于监管部门集中精力对各自负责的监管对象进行监管，有利于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监管水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分业监管使得监管部门自成体系，缺乏一套全方位监管联动协调机制，大金融监管支持系统无力，使有些欲自行其事又不想被监管的单位或者个人有了可乘之机，产生分业监管与跨行业违规经营的矛盾，出现业务交叉中的真空和现行体制无法管的弊端。如有的银行为了追求高利润，不顾国家有关规定和中央银行的三令五申，偷偷地向证券期货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有的证券机构向客户透支或者违规大量自营资金，变相办理银行业务，公开与银行争夺储户和资金；有的保险公司违反规定进入货币市场进行资金拆借，或者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证券投资，违规以高利回报为诱饵，承包保险业务、擅自开办险种，遇险后逃避赔付责任；有的邮政局(所)办理储蓄业务违规揽储甚至违反规定进行贷款和投资。这些违规行为本应受到严肃的裁处，但是由于我国实施分业监管即机构监管，它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设立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管理各自的金融机构，但某一金融机构类别的监管主体无权干预其它类别的金融机构业务活动，负责货币市场的人民银行、负责资本市场的证监委和负责保险市场的保监委三者之间缺少监管联动协调机制，出现对一些机构违反规定的行为想管又管不了或者不能管的被动局面。金融监管的组织领导机制不完善，没有形成一个分工合作、组织严密、监管联动、高效规范的协调机制。因而，也就无法对整个金融风险进行监测、评价、预警，更加无法对金融风险进行防范和从源头上加以控制。

二、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以及社会危害

(一)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

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分析，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历史上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痕迹较深，改革又没有现成的可能遵循的经验，还有一些人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想问题办事情按照过去的一套办法，某些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依然存在，在计划经济资金分配体制下，银行缺乏经营自主权，大量的信贷资金被政策性因素、财政性支出、重复无效建设和国有企业长期占用，政府搞建设上项目找银行，企业经营没有资金也找银行，有的地方政府指令性要求银行贷款给某个企业或者某个项目，以致形成计划与资金分配体制加上行政干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泡沫经济——银行不良贷款的非正常循环。

2、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走出困境，尤其是国有大中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没有明显进展。由于我国有很多国有企业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机制不健全。从内部来讲，企业没有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有效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企业经济效益十分低下，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损；从外部来讲，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和完备的金融工具，企业经营和资金周转主要依赖银行贷款维持。

3、社会信用存在问题较大，地方保护主义时时抬头，导致金融机构的合法债权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很多地方亏损企业借改制之机行“金蝉脱壳”，大肆逃废、悬空银行的债务。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而且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4、金融监管力度欠缺，从目前金融监管现状看，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非现场监管流于形式、现场监管力不从心、监管效率不高、监管的有关法律法规还有待于充实、完善。对有些金融监管机构功能定位不合理，监管人员的素质达不到准确履行职责的要求，不能及时发现、控制、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严肃查处，不能有效地震摄犯罪，有些银行监管人员甚至直接参加金融违法违纪活动。

5、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滞后，经营管理不佳或者管理松弛徒有虚名，违规经营严重，经济案件时有发生。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官办”色彩浓厚，“三高一低”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金融机构的良好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如2002年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和其它二家银行违规行为发出“认可令”进行处罚。这种越过董事会和管理层，直接对一家银行的政策、程序、程度、方法作出导向性和规则性的干预限制是罕见的，这说明我国银行公司法人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也说明国内银行监管环境同样存在严重缺陷，必须尽快得到改进和完善。

(二)金融风险的社会危害

1、金融风险直接损害了广大存款人和投资、投保人的利益，危害了经济社会的稳定。金融机构发生支付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存款不能及时、足额兑付，从而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保险公司不能及时理赔，投保人不能及时得到合理赔偿，生活生产不能恢复正常，因此危及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2、金融风险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损害了国家实力。金融风险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例过高，贷款损失严重，增加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就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有制结构来看，金融属于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还没有对国民放开，也就是说，金融机构的资产、收益及其风险损失都是国家的或者是集体的。金融风险及其坏财损失的出现，只有二种选择，一是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实行国家财政贷款豁免，或者减少国有银行上缴国家的营业收入，或者打入成本挂在该银行的账上逐步消化。二是对一些中小金融机构或者地处农村偏远地区的金融机构，金融风险过大，年年亏损或者亏损金额巨大的，只能选择市场退出，撤消或者合并，对资不抵债的宣告破产，但是无论是破产清算或者破产后的善后处理工作，都少不了政府的财政支持。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处理多融机构的坏帐损失，损失中的一部分“账单”最终只能落在政府财政的头上。尤其是在我国的金融机构自有资本金过低的情况下，考虑到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只能从财政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因此，严重的金融风险必然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损害国家的经济实力。

3、金融风险损害了国家贷币的稳定，破坏货币政策目标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从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运动规律来看，国家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安全的金融运行是在信贷资金顺畅实现双重支付和双重归流(存款人第一重支付金融机构第二重支付、贷款人第一重归流金融机构第二重归流)的基础上实现的，在双重支付和双归流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一旦发生金融风险，资金不能正常流动，国家的货币政策必然将遭到破坏，甚至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

4、金融风险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国内外信誉，动摇社会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金融危机频繁出现、挤兑风潮不断发生，增加社会公众对未来持有本国贷币资产的不安定心理预期，不断寻求外币、黄金、证券股票、期货以及房地产、古董古玩字画等保值行为和投资方向，丧失了对本国货币的信心，在金融业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降低本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实力。在这方面1997年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沉痛而又深刻的经验教训。

三、完善监管体系的对策措施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立的基本目标

在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今天，我们已经确立了保证金融机构正常经营活动并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安全、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并鼓励金融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效益、确保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相一致的总体目标。对此，必须分步实施：

1、到2004年前后，基本化解长期历史形成的金融风险，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达到人民银行提出的各项监管指标的要求，其中，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不良资产比例不超过15％，实现整体盈利，基本上建立起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系统包括证监委和保监委监管框架，初步实现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连续、系统的监管近期目标。目前，我们有的银行经过努力已经基本达到了人民银行要求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资产比例，但是，从全国各大商业银行看，发展还不平衡，有的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要继续加大工作力度。

2、到2006年前后，基本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和制度，实现对金融机构的系统、连续、全面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的水平和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金融风险发生概率明显下降，经营管理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高的中长期目标。

(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措施

面对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建立起全新的运行机制，尽快适应开发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本人认为，应该采取以下一些对策措施：

1、强化金融监管的组织领导和管理。

首先、明确组织领导体系与职责划分，实施“统一领导、分级监管、部门落实、责任到人、跟踪监控、评价考核”的金融监管责任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明确建立辖区“金融安全区”的目标，制定和实施金融监管工作规划，签订金融监管责任书和专项任务书；其次，建立以金融监管职能部门为主、其他职能部门(法律法规、统计、会计、审计、科技、货币政策等)为辅的内部高效运行和协调机制，强化金融监管的合力和效能，达到金融监管的全面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必须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竞争、自我约束、综合管理、安全稳健与风险预防、管理机制的一致性原则，进一步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依法监管、金融机构依法经营、自我监管、社会审计监督的“三位一体”监管格局，树立有效监督管理的全程化、全方位、持续性、审慎性监管意识，改进监管方式，同时要降低监管成本，注重监管成效。

2、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构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和监管的法律框架，强化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支撑和对金融监管的执法监督。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今天，建立一个科学的、全面的、既符合国际法、国际惯例的要求，又不脱离我国实际的法律支持系统很有必要。

首先，要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修订和完善我国银行业经营与监管的法律框架，系统清理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规，完善金融监管法律结构，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从目前法律法规的种类看，我们已经制定颁布实施《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贷款通则》《保险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为监管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但是为了适应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还必须制定与这些基本法律相配套的更多的专业性法律法规、条例，制定和完善具体的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金融业监管办法；其次，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强化金融监管的执法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和履行监管职能的绩效考核，确保各项监督措施落到实处；其三，强化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执行，建立严厉的经济处罚机制，强化处罚的威慑力。

在信息系统方面，要克服信息的不对称现象，加快金融监管电子化建设，建立监管信息中心。首先，尽快出台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法规以及金融风险监管过程中对金融机构采取早期纠正措施的法律法规；其次，依托金融电子化，运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设备，建立内部数据库和信息网络平台，按照法人单位和地区两个层次汇总被监管对象的信息，统一口径、统一管理，实现信息共享；制定数据库和信息网络平台管理办法，最大程度地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在审慎会计原则方面，要实施对金融业的审慎性风险监管，必须要求金融机构普遍建立和使用执行审慎会计制度和自我审慎监管，增强自我约束力。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必须采用审慎会计制度的标准，全面掌握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监管措施提高监管水平与效率，并且将此特别应用在贷款、应收利息、投资、固定资产、收益和资本的有效监管中。

在社会信用方面，必须建立健全单位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登记系统，以适当方式披露借款人、骗保人等人的不良行为记录，建立健全银行信贷以及保险保护法律、金融债权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打击逃债、废债和赖债、骗保的工作力度，除了依法严惩逃债、废债和赖债的行为外，还要对逃债、废债和赖债的企业个人进行新闻媒体曝光，并限制逃废债、赖债和骗保人高消费。

3、强化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制。首先，在内部组织体系上，强化监管权威和有效性、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在监管方式上，要改变过去的事后监督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电子化全过程，并借鉴外国先进的监管办法对外监管对象实施监管评价，根据评价情况，相应采取无制约或者程度不同的法律制约行为以及监管指导；其次，明确各类金融机构功能定位，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多种需要，符合金融分业经营要求，发展专业优势，促进合理、有序的竞争；再次，严格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以及业务的准入和退出，高级管理人员资格的认定和授权，明确市场准入的标准和程序。在非现场监管中，通用采集数据和核对整理数据，计算出风险监控指标值，进行风险分析监测、风险评价和判断，发出预警，适度披露金融重点信息。在现场检查中，要把握好检查的主要方式手段和频率，明确检查的内容、方法和目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必要的程序实施检查。

4、强化金融机构内控制衡机制的健全以及监督考核。首先，切实遵循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审查性、全面性、及时性和独立性原则，提高自律意识，实施全方位的内控管理，切实做到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执行面前无特权，任何制度的建立均以审慎经营、防范风险为出发点；其次，强化行业自律，依法自我约束，要支持各类金融机构建立自律性组织，并加入各类金融机构本行业本系统的自律性组织，实行行业自律。国家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建立同业公会，通过同业公会协调，通报中央银行和上级金融监管的方针、政策以及近期监管工作的重点，从而科学地建立符合行业特点的自律公约和竞争规则；再次，努力探索金融机构内部制约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在委托与被委托双方监管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委托金融机构内部稽核检查部门协同自律监管；当前要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的监督作用，可以借助中介机构对金融机构实施委托监管和审计监督，发挥审计核实金融机构财务报表及相关数据、外部评价，提高金融信息披露的客观性及权威性，强化市场约束作用，在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考虑成立一支专业化的金融审计队伍，针对金融业的特点和业务性质，除了完成国家布置的全面性检查外，主要完成一些专项性的、对管理层的管理决策及操作风险方面的检查审计工作；有选择地聘请社会金融监管监督员，设立监管举报和监督公告制度，强化外部监督力度和金融监管的透明度。

5、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实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配套战略，逐步实现国际接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世贸组织的加入，我国的金融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发生着迅速的变化，为适应国际竞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投资等行业相互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能否随着这种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的改革，是关系到我国金融业提高竞争力、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和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同时，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解决好金融业务综合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关系问题。目前应该调整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思路，既在面上实行“分业监管”，在业务经营的具体方面，根据现实情况，推行部分“混业经营”，通过人民银行、证监委和保监委三者联合制定相应的业务标准，凡是达到标准要求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可以在自己主要业务之外兼办跨行业业务。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后的5年过渡期的调整，为适应未来竞争过渡到“综合经营”作好准备。二是解决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该是以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完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为主要途径，以加速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为坚强后盾，大力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特别是要通过发展中小金额机构、完善国内中小金融机构企业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尽快剥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和财务亏损，增强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内能量，以期望在全面对外开放金融业的未来，能为以较强的经济实力参与国际金融业务竞争创造条件。三是解决好金融监管体系问题。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要建立健全并不断调整中央银行的组织体系，以有利于“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过渡。逐步将人民银行省一级中心支行改革为实质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将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或者分行金融监管办事处改为“混业经营和综合监管”指导性机构。同时，为了便于协调监管中国金融业健康高效有序的发展，可以成立一个金融业经营管理监管委员会或者相对独立的金融业监管局，专门负责协调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经营管理监管的关系，在当前金融业“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并存的情况下，逐步实现金融业向混业经营的稳健过渡，为我国金融集团模式下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条件。

6、大力推进金融人才战略。市场竞争首先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要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必须根据国际现代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现代化经济管理者队伍，抓好自我监管；其次，积极建设和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金融监管队伍，积极探索金融监管人员等级制度和金融监管干部的培养培训考核制度，建立和完善职、权、利相统一的人事任用机制、人才优胜劣汰和金融监管岗位竞聘、轮岗机制。健全监管部门内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吸引和留住人才，有必要对现有的监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派到国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监管当局跟班操作，学习现代国际监管知识和技能，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还可以采取选拔抽调一批熟悉金融业务和法律、外语、外汇、统计、审计、会计、计算机等知识与技能的人才充实到监管队伍中来，通过各种办法全面提高和改善金融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效能，真正起到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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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晓松：《入世和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前沿》2003年02期

8、郇涛、王升：《我国中央银行监管改革的几个问题》，《济南金融》2003年01期

9、宋清华：《金融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监管问题》，《武汉金融》2003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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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红伟：《银行危机及其防范》，《天府新论》2003年02期

12、周春生：《金融监管与企业投资股市》，《税收与企业》2003年03期

13、张仁德、韩晶：《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03期

源莲山 课件 w w

中国金融强监管和再开放 篇6

“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市场人士预期，这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

强监管和再开放――在十九大会议期间，中国金融高层的纷纷表态，奠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基调。

10月19日，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中国金融高层表示，金融监管效果在逐步显现，未来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同时将扩大金融开放。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被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央行副行长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市场人士认为，中国金融高层传递出的信号意味着强监管和防风险仍将是监管层未来的重中之重。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金融强监管

今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治理金融乱象。2月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到任以来，银监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治银行业的市场乱象。4月10日，银监会祭出大招，以25项行政处罚决定书和一系列“三三四”专项检查，掀起一场监管风暴，震动了整个银行同业圈、资管圈。

彼时，银监会组织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机构，相继开展了“三违反”（违反金融法律、违反监管规则、违反内部规章）、“三套利”（监管套利、空转套利、?P联套利）、“四不当”（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以及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和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行业廉洁风险等十个方面的市场乱象专项治理。上述检查被业内俗称为“三三四”专项检查。

监管主要集中在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重点领域，其主要针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案件风险、法律合规等各类风险隐患。穿透识别底层资产，减少通道和资金空转，降低影子银行风险。

郭树清在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之所以确定这三个领域，一个考虑是因为这三个领域覆盖了比较突出的风险点，比如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同时还有与其相关的操作性风险，所以要集中精力整治。另一个考虑是，这些领域主要涉及资金空转，进行整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不能否认一些特殊目的投资公司投向实体经济项目，但总体来说整治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较小。

近年来银行放量发行同业理财，而同业理财把表内的资金转到表外，银行用自营资金购买同业理财，中小银行则通过发同业存单借来的资金来购买同业理财，把资金转到表外，然后再对接委外，委外再加杠杆，这就是金融加杠杆的过程，加剧金融脆弱性。

关于监管套利“规避信用风险”的表述里，明确“同业融入资金余额占比负债总额超过三分之一”为“监管套利”；将“通过同业存放、卖出回购等方式吸收同业资金，对接投资理财产品、资管计划等，放大杠杆、赚取利差”、“通过同业投资等渠道充当他行资金管理‘通道’”、“通过同业绕道，虚增资产负债规模、少计资本、掩盖风险”等三大现象，定义为“同业空转套利”。

如今，金融稳定、“穿透式监管”、让“影子银行”去掉“影子”已经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0月15日，周小川在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期间，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首次提到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未来将重点关注四方面问题：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和金融控股公司。

此前，市场预期这些政策将主要对银行同业、理财业务构成影响。近期银监会重点工作通报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自2010年来首次出现“双缩”，规模均比年初减少2万多亿元。理财产品增速连续七个月下降，同业理财今年已累计减少2.2万亿元，委托贷款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今年同比少增7600亿元。

“可以说，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郭树清表示，从目前效果来看，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均比年初减少了2万多亿元。银行理财增速大幅下降，同业理财净减少，委托贷款增长持续放缓，特殊目的投资也大幅度下降，效果比较明显。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2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内部问责5.8万人次，保持了高压态势。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银行业资产增速和结构渐趋合理。资产同比增速由过去的20%以上回落至8月末的11%，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较年初上升1.7个百分点。负债来源的多元化和稳定程度有所提升，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保持在七成以上，同业负债占比逐渐下降。主要风险监管指标保持稳定。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前八个月新增贷款10.3万亿元，占新增资产的比例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37.8个百分点。制造业贷款增速由负转正，连续八个月保持正增长。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主管章俊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同业资产和银行理财规模增速下降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未来银行业从严监管还是会常态化。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力度。”郭树清表示，“十九大以后我们会不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回答是肯定的，今后整个趋势是金融监管会越来越严，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执行法规、严格执行纪律。”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明确的方向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与防范金融风险和降杠杆是一致的。她认为，未来各监管机构在加强协调配合的同时，可能会有更多的监管措施出台，尤其是针对影子银行方面。

监管层对金融强监管相继发声之后，市场的悲观预期在10月25日的债券市场已经开始发酵。当日，市场传言“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上限要从三分之一调整到25%”，引发债市抛售，国债期货收盘大跌。虽然当日晚些时候，央行否认相关传闻，但是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根据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后续金融监管政策将密集出台，市场对于强监管继续的预期显现。

联讯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李奇霖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严监管、防风险的政策基调仍在延续，会议期间监管层的表态提及加强监管应属意料之中。在市场对于四五月份监管冲击仍心有余悸的情况下，监管层的表态会让市场更加谨慎，对未来监管政策落地和监管趋严的影响比较悲观。但他认为，未来监管加强会适度有序地进行，监管趋严的节奏也会相对平稳。防范“明斯基时刻”

在中共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周小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明斯基时刻”。他指出：“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地放大，在繁荣的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是我们要重点防止的。”

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描述的“明斯基时刻”，即是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他认为，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从而在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入漫长去杠杆周期的风险。

中国的债务问题始终被广泛关注，不断上升的杠杆率加重了对于出现“明斯基时刻”的担忧。

一些机构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快速的债务积累已经对宏观经济构成严重风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将会持续快速上升，由2016年占GDP的242%进一步攀升至2022年的300%左右。IMF也在今年8月时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去杠杆的力度。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在今年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时，也将过高的债务积累列为重要理由。

为应对容易触发“明斯基时刻”的顺周期因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近年?恚?中国央行也在探索“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十九大报告中，“双支柱”的相关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报告文件中。

正如周小川讲到，宏观审慎的调节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的措施。同时，还要强调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像“巴塞尔Ⅲ”对资本的质量、流动性、杠杆等等都有新的要求。，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的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央行副行长易纲则在发言中介绍，中国较早开始探索和实践货币政策和金融审慎政策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一方面是积极稳妥地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方向转变，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增强利率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建设金融宏观审慎监管。

易纲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相互配合，可以起到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作用。

易纲进一步指出，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2011年正式引入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要求金融机构的扩张速度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与自身的资本金规模相适应，这是宏观审慎最主要的内容。2016年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七个方面（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二是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范畴，以公开透明市场化的手段进行逆周期调节。三是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其核心是以因城施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内容。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Julia Wang认为，这次“双支柱”正式写入十九大报告意味着央行将被赋予更多监管职责。而且，未来几个月市场将非常关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和金融监管人事变动的进展。

在谈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周小川指出，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会在市场上引发剧烈的连锁反应，使经济和就业遭受重大冲击。他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品方面。扩大金融开放

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同时，金融监管层也一再强调中国有意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周小川表示，之前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报告，都传递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的信号，中国会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

周小川同时强调，“汇率的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所以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但是周小川也指出，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当前的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潘功胜也在同一场合表示：“目前外汇市场形势趋于稳定，外汇市场的多个指标均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基本平衡。未来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启动“8?11”汇改已两年多时间，今年5月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中又加入逆周期因子。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企稳、资本外流压力缓解，市场希望央行接下来继续适时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最近两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相继取得重要进展。“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相继开通。彭博和花旗也相继将中国债券市场纳入相关指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道，跻身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之列。

周小川也将人民币加入SDR视为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并在近期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首次定义经济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即贸易投资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

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会计监管 篇7

一、完善会计准则降低会计理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冲突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衍生金融工具一直作为表外项目处理, 其原因正是衍生金融工具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不符合传统财务会计理论的确认计量标准、不可按传统会计标准来处理, 从而对传统的会计理论形成了冲击。

1. 改良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

衍生金融工具是一种尚未履行或正在履行之中的合约, 在合约到期之前, 仅表明一种意向, 其实际经济业务尚未发生或完成, 其立足点不在于过去发生的交易事项, 而在于未来期间合约的履行情况, 其内涵着重强调的是:一是未来期间契约的履行情况;二是未来的经济利益。这些显然不符合传统的“资产”和“负债”定义标准。因此, 有必要对财务会计要素及有关基本概念进行重构。资产应包括由现在契约约定的未来可以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负债也不应再限定为由过去经济业务产生的、现在承担的经济责任。这样, 会计要素的概念显然将要扩大。会计要素重构后, 资产和负债分为确认性资产、负债和不确定性资产、负债。

2. 丰富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计量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合约是在未来某一时点执行的, 在合约到期之前只表明了履行合约的一种意向, 实际经济业务尚未发生或完成。另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具有杠杆性, 其初始投资包括保证金、手续费等, 与实际产生的合同权利或义务存在很大差距, 都不能代表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合约本身的价值, 也就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合约所实际承担的风险。另外, 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合约的标的价格在不断变化, 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价值一般会追随标的物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变化对今后交易所造成的损益波动往往是巨大的。以历史成本计量衍生金融工具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对公允价值会计不应否定其科学内涵, 而是应建立有效机制, 以调整非正常、非有效市场下确定公允价值的操作方式。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了解我国公允价值应用的现状, 在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上以及有关法律规章上给予明确有利于具体实务操作的规范要求, 如制定关于如何采用现值技术来估计公允价值的操作指南, 在指南中尽可能详尽地规定有关现值的确认、计量和报告问题。

3. 完善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披露

现行会计披露理论强调统一, 面对不同信息使用者和各具个性的信息需求, 提供统一格式、统一内容的财务报告。通用财务报告虽然可以满足大多数信息使用者的共同需求, 但却忽视了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差异。如何协调通用财务报告和各信息使用者特殊需求的矛盾, 是未来会计披露形式创新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二、推进针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的审计准则体系建设

我国第1632号审计准则在对审计风险评估时采用了新的审计风险模型, 但是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业务在我国刚刚起步, 其本身以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均比较复杂, 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属于新的领域。因此, 新出台的相关审计准则能否对衍生金融工具审计予以有效指导还很难确定。

目前衍生金融工具审计准则是对财务报告中针对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财务报表认定计划和实施审计程序, 即衍生金融工具审计是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考虑管理层做出的与衍生金融工具相关的认定是否使已编制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适用的会计准则。其审计目标是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不对被审计单位与衍生活动相关的风险管理或对这些活动的控制的充分性提供保证。但随着衍生金融工具日新月异的发展和普遍使用, 还会要求注册会计师为金融工具业务相关主体, 包括投资者、管理层和其他相关主体提供多方面的风险管理服务。因此, 衍生金融工具的审计准则还不能达到要求, 还需要出台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审阅准则和其他业务鉴证准则, 形成一个完整的衍生金融工具审计准则体系。

三、建立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实时控制

现代社会,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价值链管理新理念的形成, 企业管理从传统管理转向了信息化和价值化管理, 网络联机实时财务报告将取代传统的手工财务报告系统, 这种变革给会计监管提供了机遇:一种新的会计控制观———会计实时控制观。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实时控制是指在发达的信息环境中财会人员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和三量 (时间量、实物量、货币量) 信息, 对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的过程进行实时对比和实时分析, 利用会计信息进行预测、决策、控制、分析和考核, 对经营活动进行全过程的监控, 以实现防止与化解金融风险, 提高经营效益从而达到价值增值这一终极目标。

会计信息的时效性, 一直是遭受批评最多的方面。在实务中, 各国一般都要求年报在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报出, 半年报在2个月内报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瞬息万变, 4个月、2个月以前的信息, 己经很难反映投资者的适时风险, 会计披露的时效性对信息使用者的需求预期相距甚远。随着衍生金融工具带来风险程度的逐步加深, 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于衍生金融工具信息披露的时效性要求会越来越高。建立实时报告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的中期财务报告制度是发展的趋势。由于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在商业中的应用, 会计所需处理的各种数据越来越以电子形式直接存在于网络与计算机中, 会计信息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原来表现为一定周期的会计循环, 能够以实时方式完成, 时间和周期不再是财务报告的约束条件, 不同期间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报表可以随机产生, 实时提供财务报告, 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及时得到企业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态信息, 增强了信息使用者的判断力与避险力, 提高了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四、强化政府在衍生工具监管体系中的作用

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未能实施有效的监督。衍生品交易高杠杆的特征极易导致市场失灵, 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必须发挥作用。

市场准入的控制是有效控制金融市场风险的第一道屏障, 衍生金融工具具有的高风险性,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对衍生品市场实行更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也许会遭到部分企业不能套期保值的抱怨, 但鉴于我国大多数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不强, 内部控制混乱等现实, 这样做还是利大于弊的。政府应该一方面要对拟上市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严格审查, 根据市场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能否到交易所上市交易。另一方面要提高进入衍生品市场的门槛。对入市资格严格把关, 如对资本金或营运资金的审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重要事项的审批等。通过这些监管, 可以把不合要求、资质低下的企业排除在市场大门之外。同时还可通过对上市交易的衍生合约的审批和上市品种的控制, 从总体上把握交易风险和规模, 使衍生金融交易发展与经济、金融发展相协调。从短期来看, 要逐步加强目前“一行三会”监管模式之间的协调, 充分发挥人行宏观调控的作用。

五、构建会计专业技术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体系

会计人员是会计风险的主体。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过程和结果取决于与一定经济环境相联系的价值观念、动机、个性、目标等的要求。因此, 要想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应始终贯穿于其会计专业素质的学习与工作过程中。建立完善的专业技术和职业道德教育体系, 加强舆论宣传, 积极开展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活动, 培养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意识, 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 减少会计信息失真的人为因素。通过丰富会计人员后续教育的形式和手段, 达到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鼓励会计人员在后续教育中理论联系实际, 充分发挥其学习和思维的主动性、创造性,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职业观。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 才能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和教育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最终提高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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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与监管 篇8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经营模式；风险；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主要模式

（一）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在银行与用户之间起到支付中介的作用。从发展路径和用户积累途径可以将第三方支付划分为独立第三方支付模式和依托电商平台有担保的模式。独立第三方支付以快钱、易宝支付和汇付天下为典型代表；依托电商平台有担保模式以支付宝和财付通为典型代表。第一种支付方式主要面向于企业，通过服务企业间接的服务大众；第二种有担保的方式主要面向于大众。

（二）P2P信贷平台。P2P信贷就是资金需求者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寻找资金出借者，从而完成资金借与贷的匹配。它最早起源于英国。P2P信贷平台是互联网金融的亮点，它给一些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境带来了曙光，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众筹平台。众筹模式起源于美国，它是利用团购和预购两种方式，通过互联网向网友筹集投资资金。项目发起人向众筹平台提交筹资目标，若在规定的筹资时间内获得目标金额则筹资项目成功，否则将会将筹集到的资金退还给出资人。众筹并不是捐款，是需要给出资人一定回报的，而且众筹平台需要抽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四）大数据金融模式。大数据金融存在的基础是拥有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分析，帮助互联网企业掌握用户的消费习惯进而预测用户未来的消费习惯。其主要有以下两种模式：

一是平台模式的主要代表是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它向小微企业或者个人提供无担保、无抵押、纯信用的小额贷款。它与淘宝、天猫、支付宝等平台对接，通过对大量的交易数据分析和挖掘加上视频认证，来确保客户的真实性，客观得出客户的信用水平，从而提供金融服务。

二是供应链模式的主要代表是京东，这种模式的平台主要是以电商为核心。京东对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审核和验证，进一步确认是否为其提供担保，若提供则将企业信息传递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银行为客户提供资金。

（五）商业银行电商平台。这种模式是商业银行正向互联网行业一步步渗透，商业银行在2010年推出“非常e购”成为我国第一家电商平台，紧随而来的是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电商平台主要有B2B、B2C和网上商城三种模式。

二、互联网金融的特点

（一）互联网金融成本低、效率高。互联网金融它不像传统金融机构需要在全国设立营业网点和实体分支机构，而且得雇佣相当数量的员工，对于互联网金融来说，手机等移动客户端成为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虚拟网点，你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营业费用、管理费用等。互联网金融每项业务都有其自身的标准，并且都通過客户在手机或者电脑上进行，降低了客户去营业厅排队等待的时间成本，而且用计算机处理业务效率更高，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二）互联网金融覆盖面广，打破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只要有网络覆盖的地方就可以开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它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使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成为现实，个人跨国业务也会成为可能。

（三）互联网金融具有发展速度快、及时性与便捷的优势。互联网金融的理财产品和投资产品创新速度非常快，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面向大众，满足人们的需求。同时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转账、支付、购买等业务，非常及时便捷。

（四）互联网金融管理能力弱，潜在风险大。互联网金融没有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进行对接，虽然其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客户信用调查，但并不能实现信息共享。与传统商业银行相比，其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加上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尚不完善，其本身潜在的风险很大。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主要类型

（一）法律政策风险。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政策风险主要体现在网络金融立法的滞后性和模糊性带来的交易风险。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起步较晚，国内目前的金融立法主要是基于传统业务之上的，缺乏与互联网金融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现有的法律难以适用到互联网金融领域当中，使得交易的合法与违法难以明确界定而陷入本可以避免的纠纷之中。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本身涉及面的交叉性，更加大了立法过程的难度。

（二）业务管理风险。这类风险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进入门槛不高，不少非传统金融行业对金融风险缺乏重视，对于业务流程的管理也不十分严格，它们进入到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使得业务风险加大。比如，网络贷款公司未按规定提取相适应的风险准备金，或者网络理财产品过分宣传高预期收益而忽略对风险的提示。

（三）网络技术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计算机硬件设备的完善也来自软件程序的更新。加上计算机病毒以及电脑黑客攻击，都可能会引起交易主体的利益损失或者信息泄露。网络技术如若不及时更新，也有可能会错失商业机会，造成危机。

（四）货币政策风险。类似Q币之类的电子货币，它所具备的高流动性和现金替代性，也影响着金融市场在传统模式上的运转。从长远看，互联网金融使得支付方式可能出现较大的变化，例如个人和企业都可以都在中央银行开设存款账户，这对货币的需求供给政策可能会造成不小的影响，促进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

（五）洗钱犯罪风险。随着网络技术服务的不断更新，以往的洗钱方式与新技术相结合，并进一步进化。又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隐蔽的特点，使得对交易资料的获取，资金流向的监控，客户身份的核对等反洗钱工作无法有效执行，从而引发洗钱犯罪风险。

四、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一）加快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立法。针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立法，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法律体系，将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纳入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中，大力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督。应该明确规定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准入门槛，禁止制度不规范，内部控制不严格的企业进入市场。

（二）建立互联网金融企业信息披露。互联网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应将金融产品所涉及的风险如实地告诉消费者，只有这样，他们要求投资者投资自负的要求才合情合理。同时股东和消费者也有权利了解其管理信息、财务信息等方面的情况，互联网金融企业应该将这些信息及时披露给股东和客户。并且应严格惩罚互联网金融企业虚假披露的行为，建立惩罚机制。

（三）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和保护工作。互联网金融监管应该以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性，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相应机构应普及互联网基础知识，例如可以成立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消费保护机构，使消费者认识到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四）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制度。要加强政府监管、行业监管和社会监管，发挥政府、行业和社会的监督作用，积极引导互联网金融机构成立行业协会和行业商会，使互联网金融行业能够形成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要充分发挥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力量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要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为主，以其他监管部门如工商部门行政部门等为辅的监管体系。同时建立内控稽核制度，防止内部人员出现私自窃取及贩卖客户信息等违规行为。（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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