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公司转型案例

富士公司转型案例（通用8篇）

富士公司转型案例 篇1

富士公司转型案例

1.公司发展史

在数码化浪潮的冲击下，富士胶片的主要产品摄影胶片的市场需求锐减。在克服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后，我们将当前视为企业的“二次创业”，并将我们的核心影像技术应用到不同业务领域。

1934年 1月 为了实现胶片国产化目标，富士胶片的前身——富士写真胶片株式会社于1934年在日本成立。新工厂继承了从大日本赛璐璐株式会社 分离开来的照相胶片业务。

2月 足柄工厂(目前为 神奈川工厂足柄厂区)开始运营，生产照相胶片、相纸、干版盒其他感光材料1938年 6月 成立小田原工厂(目前为神奈川工厂小田原厂区)

1944年 3月 继承了榎本光学精機製作所的业务，成立富士胶片写真光机株式会社

1946年 4月 成立天然色写真株式会社(1953年6月更名为富士天然色写真株式会社，是富士彩色服务株式会社.的前身)

1963年 10月 富士宫工厂成立

1965年 4月 富士天然色写真株式会社更名为富士彩色服务株式会社，将富士天然色写真株式会社.的销售部门单独分离，建立富士彩色销售株式会社

12月 在纽约成立Fuji Photo Film U.S.A., Inc.(目前为 FUJIFILM U.S.A., Inc.)以全面管理北美的业务

1966年 6月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成立Fuji Photo Film(Europe)GmbH(目前为 FUJIFILM Europe GmbH)以全面地管理欧洲的业务

1972年 12月 成立吉田南工厂

1982年 8月 在荷兰成立了Fuji Photo Film B.V.(目前为 FUJIFILM Manufacturing Europe B.V.)，将之作为富士胶片集团在欧洲的主要生产基地

1987年 3月 在德国成立了生产记录媒体的制造工厂Fuji Magnetic GmbH(目前为FUJIFILM Recording Media GmbH)

1988年 7月 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成立了Fuji Photo Film, Inc.(目前为 FUJIFILM Manufacturing U.S.A., Inc.)，将之作为富士胶片集团在美国的主要生产基地

1993 10月 收购了千代田医疗株式会社51%的已发行股份

1995年 10月 在中国苏州成立富士胶片印版（中国）有限公司（原富士胶片印版（苏州）有限公司）1996年 6月 在香港成立了Hong Kong Fuji Photo Logistics, Ltd.(目前为 FUJIFILM Hong Kong Limited)1997年 12月 并购了德国的Eurocolor Photofinishing GmbH & Co.KG

2001年 10月 在美国成立了印刷器材销售公司Enovation Graphic Systems, Inc.(目前为FUJIFILM Graphic Systems U.S.A, Inc.)

2003年 4月 追加收购了Process资财株式会社的其他股份(目前为富士胶片印刷系统株式会社)，将该公司转型为关联子公司

2004年 4月 将千代田医疗株式会社合并进富士胶片医疗株式会社.8月 将富士胶片电池株式会社合并进富士胶片AXIA株式会社.10月 富士胶片影像株式会社.成立。新公司不仅将富士彩色影像服务株式会社和富士胶片AXIA株式会社整合进来，它同时还接管了4个主要的照相产品经销商的国内市场业务，以统一富士胶片国内影像制造市场业务

11月 并购以美国为基地的致力于微电子材料Arch Chemicals, Inc.，以及拥有100%股权的合营企业FUJIFILM ARCH Co., Ltd.(目前为富士胶片电子材料株式会社.)

2005年 2月 并购以美国为基地的Sericol Group有限公司(目前为 FUJIFILM Sericol 有限公司)，一家不

断在筛网印刷油墨、包装印刷油墨和工业用喷墨打印机油墨拓展业务的公司

2006年 1月 将三协化学株式会社(目前为富士胶片精细化学株式会社)纳为100%子公司

2月 并购Avecia Inkjet 有限公司，更名为 FUJIFILM Imaging Colorants Limited

4月 富士胶片先进研究所成立

7月 并购了美国的工业喷墨打印机头制造厂商Dimatix, Inc.（目前为FUJIFILM Dimatix, Inc.）

10月 富士胶片集团转型为控股公司，在富士胶片控股株式会社旗下设两大事业公司：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和富士施乐株式会社。

10月 收购了株式会社第一放射性同位体研究所.并被转为全资子公司（目前为富士胶片RI制药株式会社.）12月 并购美国的一家心血管医疗影像信息系统的制造厂商Problem Solving Concepts, Inc.2007年 2月 发挥总部作用的富士胶片控股株式会社、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和富士施乐株式会社重新迁址到东京中央城的办公大楼

7月 富士胶片商务专家公司成立，主要业务为管理服务和人力资源的运作

2008年 1月 并购德国的IP Labs GmbH，是网络照相服务系统的开发商

3月 印度关联子公司FUJIFILM India Private Limited成立

3月 通过股权并购，富山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成为富士胶片控股株式会社的关联子公司

11月 并购美国的Empiric Systems, LLc，一家放射信息系统制造厂商

12月 并购ZAO”FUJIFILM-RU”，丸红株式会社的医疗和影像产品独立的俄国经销商

2009年 4月 将富士能东芝ES系统株式会社整合进富士胶片医疗株式会社

5月 并购富士胶片在匈牙利经销商为富士胶片的关联子公司：富士胶片匈牙利有限公司

6月 富士胶片医药品研究所成立

2010年 1月 富士胶片美国有限公司和富士胶片美国冲印有限公司合并成立富士胶片北美公司

2月 富士胶片药业株式会社成立

2.公司第一次转型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胶卷市场，是富士的天下。富士牢牢占据着中国60%以上的胶片市场份额，绿富士的形象几乎随处可见。

1998年初，柯达与中国政府多个部委联合签订了著名的“全行业合资计划”，即“98协议”。协议规定，柯达与中国七家感光企业中的六家进行合资合作。“98协议”中还规定，中国政府承诺在协议签订后三年内，不批准另外一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感光材料行业。

“98协议”意味着，国内感光材料领域由此对柯达开放，但对富士等其他企业而言，这一协议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富士不能与国内感光企业合资，意味着所有产品必须从国外进口，而这必须缴纳高昂的关税。富士暗地与中国小企业合作建分装厂，但柯达每次都依据与中国官方达成的“98协议”进行投诉，迫使富士关闭工厂。

在近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惨败的富士决定把数字业务作为下一个重点发展的目标，并确立了向数码转型的基本思路。数码业务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兴起，在富士和柯达的业务板块中也一直存在，只不过在胶片横行的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数码都只是巨头们的边缘性业务。从战略层面分析，富士此时选择数码业务作为重点，有两个先决条件：

一、传统胶片业务的空间已被柯达封死，只能选择一些边缘业务求存；

二、数码业务在当时已有壮大的迹象，但柯达还“看不上”和“不注意”，胜算比较大。

“98协议”对于柯达而言无疑是大吉的。柯达的市场份额，通过这个近乎垄断的协议，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2001年，柯达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达到了63%，超过富士近一倍。

但柯达没想到的是，数码变革也在同一时期袭来。从2000年起，数码相机市场连续高速增长，并呈现出集中爆发的趋势。在这个高速增长期，索尼、佳能、三星、尼康等数码

企业纷纷杀入相机领域，其可替代的优势对传统胶片领域构成强烈冲击，当年，全球数码成像市场翻了差不多两倍，全球彩色胶卷的需求开始出现拐点，此后以每年10%的速度开始急速下滑。2000年，柯达的数码业务收入基本与1999年度持平，只占营业额的21%。相比而言，没有太多选择的富士在数字业务转型上则心无旁骛。截至2001年，富士数码相机已经卖出了1000多万台，并宣布已拿到在中国的内销权，且其中的30%～50%将内销中国市场，富士数码相机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生产。

紧接着，富士又广开数码激光冲印店，并命名为“100万创业计划”。富士宣称，将每年投资1亿元，在中国3年内开1000家具有全新理念的数码激光冲印店。开始抢占新兴市场的制高点。2002年9月，富士宣称，其数码冲扩设备“魔术手”已经在中国销售了300余台，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销售出了8000余台。

到了2002年，柯达的数字化率只有25%左右，而富士已达到了60%。就在这年，据调查显示，2300万的美国家庭拥有了数码相机，比前一年增加了57%。同期富士公司数码相机的销售量比2001年又翻了一倍，占据了日本市场的30%，全球市场的20%。

富士则继续巩固已有的数码业务，全力推进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并确立中国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富士则继续巩固已有的数码业务，全力推进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并确立中国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富士首先对渠道进行了深耕。过去富士中国的渠道模式是，整个中国市场通常只有一两个总代理，渠道不够深入；而经过渠道变革后，每个省都有一到两个一级代理商，并由他们来负责下级代理商的供货。

2005年底，富士胶片作了一个决定，就是以富士苏州工厂取代日本的仙台工厂，让苏州工厂成为富士全球第一大数码相机生产基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富士强化了零部件的开发采购、生产技术的开发、质量保证体系功能，特别是在苏州工厂内设立了技术研发中心。“这样做，能让富士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到了2006年，此时的富士在苏州已经有四个工厂：数码相机的工厂、PS版工厂、摄影化学品工厂、半导体材料工厂。富士的关联公司还在天津和深圳有两个生产镜头组件的工厂。2006年富士年中财报，富士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117.57亿美元，营业利润达8.06亿美元。

3.公司二次转型

2007年间，柯达出现过短暂的“春天”。据当年前两季度财报显示，净利润为5.92亿美元，每股收益2.06美元。在这张让股东们长出了一口气的成绩单的背后，是这家老公司长达四年的辛酸转型。

而富士，在数码业务得到巩固后，也开始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二次创业”。

或许是受柯达单一业务过于庞大的启示，在古森重隆看来，没有多样性，富士的持续发展就很危险。2005年底，在成功带领富士进入数码时代后，他开始推进富士新的结构性重组。

古森重隆认为，模仿不能成就富士，得有自己的创新哲学。要想在技术上引领世界潮流，富士就必须有自己站在前沿的研发力量。

为此，富士调整了自己的研发模式，2006年，富士成立了先进研究所，并以“融知、创新和新价值的创造”为基本理念。具体的作法是，富士通过对传统核心技术的“重复使用”，使自己在传统胶片领域积累的精密化学、对光线与色彩的控制等核心技术，不断延伸到医疗、生命科学、高性能材料等领域，开发出含有自己技术的新产品。

期间，富士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非消费业务的大范围投资，总的投资金额将近30亿美元。

液晶屏材料领域、医疗、印刷等都是富士投资的对象。2006年，富士甚至推出了机能性护肤品和机能性体内保健品。

到了2007年底，通过结构性调整，富士的业务领域已扩大到影像、信息、文件处理三大板块，将传统银盐胶片时代的技术优势，延伸到化学、医疗、高性能材料等领域。此时，传统的感光材料方面在富士集团中的销售额比例则由6%下降至3%。

在传统的胶片行业领域，富士停止部分感光材料生产线，在全球范围内削减从事该项业务的员工5000人，大幅减少研发投入，整合冲印车间网点等。对于数码相机，富士则继续强化高感度为核心的产品开发，并削减经费和强化库存管理。

期间，富士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非消费业务的大范围投资，总的投资金额将近30亿美元。液晶屏材料领域、医疗、印刷等都是富士投资的对象。2006年，富士甚至推出了机能性护肤品和机能性体内保健品。

点评：事实上，产业转型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改变行业格局，如同胚胎不能一夜成人一样，都有着悄悄的潜藏发育期。但在如何面对变革的态度上，对既得利益的迷恋和战略上的路径依赖惰性往往成为强者接受新生事物的最大心理魔障，而穷则思变，弱者在重压之下又恰恰是颠覆性变革的最强力推动者，于是乎攻守易位常常在不经意之间，而结局则要经年之后才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谜底揭示。

富士的出击并不能说明它比柯达就要更为清醒和超脱，而更多是因为它只有“华山一条路”，别无他途导致，偶然的幸运中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

企业的转型并不完全只需要勇气和方向感，还十足是一场协调各方利益，折冲樽俎的政治斡旋。否则要么横生枝节，转型半路夭折；要么功成之日，改革者却被迫出局。第一，企业转型千头万绪，全线出击，必将分散资源，触动多方利益，如果无法在短期内在某一方面有显著收效，则难以团结人心，凝聚改革共识，后劲不足。这也是邓凯达首尾难以兼顾的原因。第二，对于柯达这样股权分散的公众公司来说，不到危急情势，恐难形成改革共识；而一旦病入膏肓，则将丧失渐进改良的缓冲时间，而如果激烈转型又可能遭遇各方抵制，时机把握实在难以拿捏。相比之下，富士乃日式家族企业，只要企业领袖下定决心，则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只要方向正确，不怕杀不开一条血路来，执行力之强是柯达难以想象的。

富士对传统领域不过多纠缠，早已守好数码领域的各大山隘关口，从容以对行业变局，顺便还可以腾出手来寻找新的绿洲。这正符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

4.公司转型后的发展

2006年1月，富士将法国巴黎的两家富士医疗设备经营及售后服务企业的全部股权收入了囊中；同年9月，富士以1.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日本第一制药株式会社子公司第一放射性同位体研究所100%的股份，借此收购，富士从以“计算机放射诊断装置”为中心的医疗设备领域，迈入到了核医学图像诊断用、放射性治疗用药物领域……刚刚过去的2009年2月，富士又收购了PerseusProteomics公司。到了2007年底，通过结构性调整，富士的业务领域已扩大到影像、信息、文件处理三大板块，将传统银盐胶片时代的技术优势，延伸到化学、医疗、高性能材料等领域。此时，传统的感光材料方面在富士集团中的销售额比例则由6%下降至3%。

而2007年后的富士，在“融知创新”理念下布好局后，他们开始从这些庞大的产业链中选择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业务，施以重拳重点打造——医疗行业成为了富士选取的对象。

当然，这一选择与富士的“融知创新”理念也是契合的，富士在医疗行业同样拥有核心技

术。20世纪80年代初，富士开发出了计算机放射诊断装置FCR产品。这是一项属于世界首创的技术，但在专利有效的20年中，这项技术和产品是通过OEM等方式提供给了飞利浦、西门子等厂商。

截至2010年，医疗、生命科学事业已经成为富士新兴的“现金牛”业务，近三年的销售收入分别占到集团整体销售收入的8.6%、10.1%、12.3%。

如今富士胶片集团已形成三大事业群，即以摄影胶卷、彩色照相机、数码照相机为产品代表的影像事业；以医疗、印刷、液晶显示屏材料为主要产品的信息事业和以文件处理器、复印机、打印机为主要产品的文件处理事业。

“今后的富士既不是胶片企业，也不是数码相机企业，应该把它理解成一家„综合信息技术公司‟”，在不同的场合，富士胶片株式会社社长古森重隆经常向外界描述他的“新富士”构想——很显然，古森充满着自信。

富士公司转型案例 篇2

(一) 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理论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国内学者吴敬琏教授认为, “所谓公司治理结构, 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及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 上述三者形成一定制衡关系”。张维迎等认为, “狭义地, 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 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林毅夫等认为, “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可见, 学者们对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解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1) 公司治理是一种合同关系。公司被看作是一组合同的联合体, 这些合同治理着公司发生的交易, 使得交易成本低于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发生的交易成本。 (2) 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权、责、利。关系合同要能有效, 关键是要对在出现合同未预期的情况时谁有权决策。

公司治理结构不仅规定了公司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 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它是在基于监督和制衡并存的前提下针对公司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这种安排的目的是使公司各部门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以保证公司的规范运作, 妥善解决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及信托责任问题。

(二) 我国家族企业转型期的问题

家族企业是指产权相对集中、企业创始者及最亲密的合伙人 (和家族) 一直拥有企业或实际控制着企业, 以及企业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家族成员手中, 尤其保留了高层管理主要决策权的企业。家族企业在所有企业组织形态中, 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掌握在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手中, 这种特殊性也导致了其存在诸多根本性的内在缺陷, 使之在当今经济大环境中出现了转型的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 家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初创时期首选的存在模式。家族企业做大后向现代公司制转型, 是具有规律性的经济现象。尽管当代家族企业发展进程快慢不一, 但其转型的大体趋势是一致的, 都是创业者启用职业经理人制度、股权公众化及构建现代公司治理机构。

我国家族企业发展至今已显示出不少问题, 比如组织机制不完善、人力资源限制及决策程序不科学等, 但最重要的在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中出现的问题。在我国家族企业的转型过程中,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存在重重困难。创始人及家族企业核心成员对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排斥, 导致其建立过程中遇到诸多阻力, 且形式主义严重 (如董事会内部人操纵问题、“一股独大”问题、监事会等监督机构形同虚设问题等) ;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健全, 导致职业经理人在我国的发展举步维艰, 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冲突不断;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等。国美黄光裕和陈晓的控制权之争, 更是引起对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反思。

二、国美电器案例分析

(一) 公司概况

国美电器是中国的一家连锁型家电销售企业, 也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该企业由黄光裕创立于1987年, 在百慕大注册, 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2006年11月并购永乐, 永乐创始人陈晓出任国美电器董事兼总裁。

2008年末, 作为国美的创始人及大股东的黄光裕涉嫌非法行为被调查。2009年1月, 黄光裕辞职, 陈晓先已获委任为该集团主席, 同时担任该集团行政总裁。黄光裕2008年被羁押之后, 国美内部掀起了黄陈控制权之争的风波。

(二) 创始人黄光裕与经理人陈晓矛盾

2009年6月, 陈晓为解决国美危机, 引入贝恩资本使其持有国美电器10.8%的股权。2009年7月7日, 国美电器宣布股权激励方案, 把现有已发行股本约3%的股权授予105名高管。2010年5月11日, 黄光裕突然发难。当晚, 国美电器召开董事会, 执行董事一致否决了股东投票。2010年7月国美电器欲增发20%新股, 黄光裕股权比重面临被稀释风险。

从这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可看出, 黄光裕和陈晓已经在公司的决策上出现大的矛盾。黄光裕最初为了实质上控制公司, 赋予董事会很多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但这也成为激化黄光裕与陈晓矛盾的推手。陈晓利用自己作为经理人的权利, 在大股东不同意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引进投资者, 通过增资扩股来稀释大股东的股份等。这反映了家族公司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 同时也体现了家族企业在转型时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

(三) 股东大会前双方对控制权的争夺

2010年8月4日, 黄光裕发函要求国美董事会撤销多位高管职位, 其中包括董事会主席陈晓及执行董事孙一丁。国美电器随后起诉黄光裕, 双方关系彻底决裂。在此之后, 双方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拉动利益相关方及媒体等的支持, 进行控制权的争夺。

黄光裕方面, 8月份连续发函, 希望得到职工及股东等的支持, 另外还对国美上半年业绩进行质疑并增持国美公开市场股票。9月28日股东大会召开之前, 黄光裕方面率先投票, 并发公开信呼吁对其提议投赞成票。

陈晓方面, 同样发函希望得到相关方支持, 要求核心管理层站队并对黄光裕的指责予以反击。国美管理层27日晚间最后发文拉票希望股东到场并支持管理层的提议。

双方的拉锯战逐渐升级, 在此过程中, 体现了如下问题:首先, 家族企业的创始人本身不会放弃对企业的实质控制, 在追逐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伤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其次, 董事会并未发挥其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应有的作用, 实质上只是大股东与经理人的傀儡, 代表大股东和代表经理人的董事各自谋利;再次, 缺少实质上可以公开公平地同时监督大股东、经理人的监督机制和监事会。

(四) 9月28日股东大会及之后

在双方通过各种手段拉票之后, 9月28日的股东大会上, 陈晓的3项提议全部通过, 而黄光裕的提议仅通过1项。这个结果意味着黄光裕方面希望限制董事会增发新股摊薄自己股份的愿望得以实现, 但陈晓和孙一丁的留任也使得其进入董事会的计划受阻。即黄光裕依然可以坐拥大股东的位置, 使其不会过激地采取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或者其他行动来进行报复, 导致所有股东权益受损;而陈晓为首的管理层留任则保证了国美电器经营的稳定。

此后, 双方都稳定下来, 但桌面下的讨论仍在进行。11月10日, 达成谅解备忘录, 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将董事会最高人数从目前的11人增加至13人, 即扩大董事会规模。二是建议董事会委任邹春晓和黄燕虹分别担任国美电器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公告最后表示, 双方的协议符合国美电器及股东的整体最佳利益, 因此董事会建议全体股东就上述协议中的两项主要决议内容投赞成票。就此项协议, 12月中旬将再次召开股东大会表决, 但结果已能基本确定。

黄陈控制权之争本质上反映的是家族企业成长及转型过程中必经的痛苦过程: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在矛盾中寻求平衡、公司治理中的缺陷在现有制度的约束下寻求完善, 最终形成一个理性的局面。至此, 国美风波已告一段落, 而风波中利益相关方的损失及公司本身股价的波动体现了家族企业为公司治理缺陷所付出的代价。

三、国美电器案例的启示

国美的控制权之争暴露了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制度及企业法制环境等还不成熟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 还需企业界乃至社会各界付出长久的努力。

(一) 建立职业经理人约束机制并保证其合理发展

国美的控制权之争使我国年轻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成为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我国对职业经理人应该在建立相应约束机制的同时保证其合理发展, 使其在公司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企业中清晰的责权约束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尤其要明确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 即将股东定位于出资人、监督人, 将职业经理人定位于受托人、经营人。我国应建立公开、透明、健全的经理人市场和信用评价体系, 通过市场对经理人进行无形的硬化约束, 使经理人的行为信息全面化、透明化, 从而增加经理人败德行为的成本, 使其从保护自身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同时, 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信用评价体系的存在, 还会降低家族企业创业者与职业经理人签约的搜寻成本和创业者鉴别经理人的成本。

(二) 融合创始人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当中

在家族式企业的发展中, 创始人在家族企业成功转型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阻力作用。这是因为家族企业转型是一个非帕累托均衡过程, 并非所有的家族成员在变革当中的收益都为正。在企业转型过程中, 家族成员要和家族以外的非核心层人员共享企业的产权、剩余索取权及经营管理权。一部分家族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 会竭力反对变革。

国美事件后许多家族式企业开始反思公司制度, 并以此为鉴试图调整原有管理模式,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合理经营。对家族企业创业者及核心层人员来说, 这一转变过程无异于一次激烈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 充满了风险和不定因素。在此过程中, 要求作为变革主体的创业者必须具备强烈的变革意识和开拓魄力, 需将创始人与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相融合, 使企业运作日益和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则相适应。首先, 为使企业长期持续发展, 必须摒弃旧的家族制治理结构。创始人需从心理上接受现代公司治理机构并深入理解其促进作用;其次, 在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建立过程中, 创始人需对自己合理定位, 不能一心追逐企业实质控制权;再次, 引入现代企业治理机构时, 需依据企业实际状况, 合理融合, 保证企业健康发展。

(三) 完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

家族企业应对转型风险, 有赖于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 真正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

1. 股权结构的优化。

若公司股权高度分散, 则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要解决如何控制管理者按照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行事;若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 则公司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要解决如何防止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实现股权结构优化, 关键还在于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合理制度安排, 实现股东人格化主体代表到位。

2. 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

在人力资本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情况下, 必须动用货币薪酬、非货币性福利与股权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 同时对高管薪酬过高及在职消费等问题进行约束。

3. 建立合理的董事会结构。

董事会中内部董事占绝大多数, 董事会结构不合理导致权力失衡, 并且削弱董事会作用。因此, 必须在合理约束下选任董事, 并且引入外部董事制度进行制约, 使董事会发挥其应发挥的真正效力。

4. 使监事会发挥作用。

要使监事会发挥其作用, 监事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 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参考文献

[1].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陈玉荣.基于公司治理的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J].财会月刊, 2006, (1) .

富士公司转型案例 篇3

关键词：SCP模型 企业行为 转型

对于柯达是否破产我们尚不明确，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如何，那个属于传统胶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在数码相机尚未普及的20世纪，柯达是全球家喻户晓的黄色巨人，一度占据了全球市场的2/3份额。但是，现在柯达几乎快被大众遗忘。那么，从20世纪的“柯达时刻”到近十年来的 “柯达危机”，柯达到底为何陷入了泥潭？

一、SCP模型介绍

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結构-行为-绩效）模型，提供了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一市场行为（Conduct）一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产业分析框架。其基本涵义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在各个方面的经济绩效。它用于分析在行业或者企业收到表面冲击时，可能的战略调整及行为变化。

二、企业行为(Conduct)分析

企业行为指企业针对外部冲击和行业结构的变化，有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业务的扩张与收缩，管理的变革等一系列变动。遗憾的是，柯达并没有抓住机遇，做出及时、正确的反应。

1、投资方向单一、船大难掉头

由于对于现有技术带来的现实利润和新技术带来的未来利润之间的过渡和切换时机把握不当，造成柯达大量资金用于传统胶片工厂生产线和冲印店设备的低水平简单重复投资，挤占了对数字技术和市场的投资，增大了退出/更新成本，使公司陷于“知错难改”，“船大难掉头”的窘境。据统计，截至2002年年底，柯达彩印店在中国的数量达到8000多家，是肯德基的10倍，麦当劳的18倍。这些店铺在不能提供足够利润的情况下，正在成为柯达战略转型的包袱。

2、决策层迷恋既有优势

过去柯达的管理层都是传统行业出身，例如：现任运营系统副总裁Charles Barrentine 是学化学的，数字影像系统美国区总经理Cohen是学土木工程的等等。在现任的49名高层管理人员中有7名出身化学，而只有3位出自电子专业。特别是在市场应用和保持领先地位方面，传统产业领导忽视了替代技术的持续开发，从而失掉了新产品市场应有的领导份额。

从传统胶片与数字影像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比较可以看出，柯达对传统胶片技术和产品的眷恋，以及对数字技术和数字影响产品的冲击反应迟钝，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柯达陷入成长危机的必然。

3、转型理念不当

2003年柯达进行第一次战略转型时，柯达公司股东对公司愿景的不一致导致了公司高层决策的摇摆不定。当时彭安东前任邓凯达曾宣布柯达全面向数码转型，柯达要削减72%的红利派发额度并向新兴的数码技术投资30亿美元，这遭到了部分股东的强烈抵抗。之后的几年，柯达的数码相机在美国本土市场的占有率曾一度达到20%。但终因未能狠心甩掉传统业务，止住业绩下滑。

2007年12月，柯达决定实施第二次战略重组，这是一个时间长达４年、耗资34亿美元的庞大计划。但是其转型的四大理念第一条就是“继承而非变革”，因而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突破。

最近，新上任的柯达大中华区总裁陈志轩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柯达不会放弃胶片生产。他在回应有关柯达转型数码影像的动作过慢的指责时表示，“想法可以激进，但做事最好还是谨慎些。”

相比之下，柯达在胶片行业的老对手富士在“做事”上就要“激进”得多。在它们意识到胶片行业已经是一个末路行业后，迅速关掉了其胶片生产的绝大多数生产线，转投与之前业务毫不相干的医药甚至化妆品行业，传统胶片业务仅占其收入的1%。

4、人事变动频繁

过于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影响了柯达转型。在更换了4位CEO后，曾经在惠普任职25年的彭安东于2003年加盟柯达，并于2005年成为公司CEO。当时人们期待这位前惠普高管能帮助这家胶卷巨头向专注于数码技术的公司转型，然而并未取得期待中的效果。在举足轻重的中国市场，柯达忽然发现自身已远离主流市场。由于柯达在数码领域的品牌效应较弱，数码相机、大型数码喷墨打印机在市场上的能见度很低。这一尴尬也导致2009年以来柯达大中华区的高管连续更换：叶莺辞职后，已接连有陈志轩、傅志君、李强担任柯达大中华区总裁职务，但业务至今也未见生机。柯达大中华区高层的更迭太快，导致转型方向无法延续，转型走向不归路。

三、结语

基于SCP模型对柯达公司转型的分析，我们对柯达今后的发展可能有如下建议：

1、在业务上，坚持由传统的胶卷和冲印业务向影像服务转变，作为产业链条上的关联环节，柯达的商业影像、消费数码影像、娱乐影像三块业务应该同时发展，消费数码影像业务应逐步由内部挖潜转向外部扩张。柯达现任CEO彭安东说，柯达将变成一家依赖于单一盈利业务模式的“小”公司，专注于消费数码影像和商业图文影像两个领域。

2、柯达要转变的不仅仅是业务模式，更是利益相关者关系的转变，也就是由专注产品的新颖功能的强大向关注消费者的意愿、情感、体验转变。近年来在中国获得一些成功的“影像乐活馆”模式就是柯达从技术创新到服务创新的重要一步。这是柯达今后转型道路的一块基石，理应引起重视。

参考文献：

[1]参见MBA智库,SCP分析模型

[2]参见MBA智库,SCP分析模型,企业行为

传统企业转型电商案例 篇4

5月6日，中韩FTA投资贸易论坛在山东威海举办。中韩FTA框架下地方经济合作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论坛现场，来自中韩两国的政府官员、研究机构、协会组织和企业代表310余人集聚一堂，在关税减让、贸易投资便利化、物流合作、服务外包、跨境电商等领域展开了充分研讨。

敦煌网副总裁刘丽萍现场就传统外贸企业转型跨境电商的路径进行探析，她介绍，在威海这一带比如说像渔具，还有像纺织品，都是这一带特别有优势的产业，而这些商品，无论是出口到现在跨境比较热的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这类产品的需求也特别地旺盛。

互联网+时代，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行业与互联网联姻，跨境电子商务成为了新的“风口”。专家们认为，在中韩FTA的大框架下，具有重塑产业链、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竞争力等作用的跨境电商，应该成为威海抢占未来竞争力的制高点。

小型企业转型成功案例 篇5

对于中国众多奋斗在传统行业的小企业主来说，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环境，转型升级是个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不久前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分别为95.9%、94.1%、93.1%，处于景气临界线以下。

中国小企业主中的60后、70后与80后。他们都曾经取得过成功，但又没有止步于此，在最安逸的阶段能看到危机并主动迎难而上。他们的转型升级经历，正可以给仍在困境中挣扎的一些中国小企业以启发。

小企业发展的壁垒，在于没有核心技术和产业链意识单打独斗带来的高昂成本。

对于武汉若克每家照明公司的总经理万秋珍来讲，从卖货品升级为卖服务是个艰苦又漫长的过程。

60后的万秋珍，1994年在武汉进入灯具贸易行业，当时灯具市场门槛很低，租个店面，代理几个灯具品牌，夫妻店比比皆是。万秋珍凭借勤奋，低价进货高价卖出，一年灯具销售额达到6000多万，帮她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

“那时候赚钱很容易，但是市场竞争也很激烈，利润越来越低。如果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那么企业很快就会消失。”彼时的照明行业受惠于房地产的热络还比较景气，但万秋珍已经嗅到了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危机感。遍地的灯具城，日复一日的价格战，让万秋珍决心寻找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万秋珍可谓武汉灯具贸易行业“觉醒”的第一人。她回忆说，从1994年入行至今的摸爬滚打，但转型以来的七年对她却是最大的挑战。

万秋珍的转型之法是向产业上游攀升以及整合产业链，培养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从卖灯具转而卖服务——出售整体的照明解决方案。为此，她几乎投入了此前经营的所有积累，变卖房产，并向银行贷款。“做之前考虑到了艰难，但没想到这么难。我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籍，鼓励我坚持下来。”

“照明整体解决方案的概念在国内并不普及，很多客户觉得买了灯具设计方案是应该赠送的，殊不知研发、设计层面的人力成本非常高。”万秋珍回忆说。

这套“整体照明解决方案”一方面聚集了核心研发团队，另一方面则整合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小企业抱团发展。

企业转型发展的案例分析 篇6

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企业的转型发展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尤其是政府部门高度关注。

1、最近的转型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的转型

马云原来是做中国黄页，就是单纯的信息收集和传递，马云在这个领域做的并不成功，中国黄页在全国被认为属于炒作别人的信息，甚至有可能侵犯别人的隐私权，后来他向综合型的生产型服务型企业转变，搭建B2B公司这样一个平台，使得众多的商家厂家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实现产品的销售。这个案例是他自身先转型，借助自己的转型带动了业内的众多企业的发展。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1）从信息业向综合型、生产型服务业转变。

（2）从私人公司向公众公司转变。

（3）从地域型向国际型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从私人公司向公众性公司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是性质方面的转变。私人企业由于他对投资权益的保护，国内的惯例是如果你没有触及到社会舆论或者社会关注热点底线的话，行政和商业机密是独立的，别人不能随便打探你的禁戒，比如说有关方面的质询和采访你也可以有权拒绝。也就是说私营公司的行为很多时候在国内不受质询，应该说也不会受到有关方面的监管，更不会受到特别严厉的查处，但是公众公司截然不同。

例如某私人公司是一个发展比较好的公司制企业，他从银行贷款了五千万想做一个设备更新改造，但是现在目前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还没启动，而现在有一个短平快的项目需要用三千万，一个月就能获益10%或者20%。私人公司暂时挪用三千万做短平快的项目没人追究，只需要对决策承担责任即可。但是公众公司就不行，因为公众公司意味着社会公众的资金参与进来了，因此你对在招募的时候对公众宣布的将用于哪个方面，哪一个资金，是不能挪动的，一旦挪动就要构成刑事犯罪的责任，直至判你入狱。比如创维电视的老总就因为挪用资金而入狱。

2、较早的转型国美的转型

国美电器是较早实现转型的一个企业，早期他的转型是成功的。总结有以下三个特点：

（1）由单店向连锁。

（2）由电器向综合。

（3）由私人公司向公众公司。

由单店向连锁，由电器向综合，由私人公司向公众公司这样一种转变，是我们国家民营经济由个体户向私营企业，由私营公司向公众公司转变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早期的转型是成功的，但因为负责人黄光裕没有意识到公众公司资金的挪用会触动《刑法》而入狱，国美电器在发展上受到阻滞。也就是说，当一个企业转型成功了，并不意味着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3、发生区别于传统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1）不是传统方式下的调整

比如产品线结构的改善，产品品种的丰富，以及市场渠道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都属于传统发展方式的改变。

（2）发展方式的改变

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有它一个相对清晰的一个界定的。

（3）竞争战略的转变

竞争战略的转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可能能够对企业产生强势推动的助力这样一种选择。比如说我们多数企业有一个产品开发，他要算的是我们这个单位产品的利润是多少，前期的投入，比如说投入一千万多长时间能够收回来。比如说一个产品估计能卖出多少。比如说一大类产品投入一千万，一个产品要能卖出一万件，我觉得这个产品升值周期来讲有保障，一年到三年之内能卖出一万千，前期投入一千万可能就把这个产品的利润界定在一千。也就是的成本要加上这个前期的原材料，直接人工，间接成本，间接费用，加进去再加上前期的科研投入来构建的价格。在国内的定价多数企业是这么定价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价格高，卖不出去，最终投资回收很难达到预期。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竞争战略意义不大。另个一就是竞争战略中有一个总成本领先的战略，强调的是只要看市场有多大，能在市场份额中占多大，然后来倒推价格定价。

富士公司转型案例 篇7

关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论述,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认为, 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 在经济发展中应重视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现代产业结构理论也认为,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联系,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变是有机统一的, 结构演变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同时又是进一步实现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动力。只有产业结构更趋于合理, 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得到科学、有效的改变, 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符合产业结构演变和调整优化理论的要求, 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生态化以及高度化, 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途径。相对于传统经济单向流动的线性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具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产品”双向流动的特征, 是一种资源的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高循环率的闭合发展模式, 能有效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种战略选择, 已逐渐为现代国际社会广为推崇和实践。

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 能逐渐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 使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从而提高科技贡献率、产品科技含量以及产业效率, 促进传统资源型主导产业提升改造, 增强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和带动效应, 培育形成技术资本主导型产业, 增强产业竞争力。发展循环经济使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和耦合度增强, 促进关联产业均衡发展, 从而构建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产业生态体系, 实现资源充分循环利用, 减少废物和污染产生, 逐步将整个产业结构对环境的负外部效应降低到最低, 实现产业间的“共生”, 摆脱对资源、环境的依赖, 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循环经济也能使产业结构系统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转换,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高的产业比重,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加快节能环保、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朔州以煤立市, 依托资源优势实现了经济高增长, 但经济发展模式的单一性、传统性、粗放性的现状没有根本改变,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转型经济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近年来, 朔州市提出实施了“坚持把循环经济作为推进工业新型化的基本路径, 培育循环经济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坚持把工业园区作为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进产业转型的主要载体。”的转型发展新战略, 坚定不移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质量提升“两大任务”, 建设循环经济集聚区, 转型发展试验区, 开辟出了一条资源型城市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 创建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朔州模式。本文在分析朔州市循环经济发展现状, 诊断循环经济发展实践困境的基础上, 提出了做大做强煤电经济, 发展壮大循环经济, 加速形成多元化支柱替代产业, 促进经济结构提升、优化, 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推动高碳资源城市低碳转型高速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朔州市循环经济发展现状

(一) 政府加强引导, 优化循环经济发展环境

朔州市是全国首批12个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为推动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朔州市先后制定了《朔州市资源综合利用规划 (2011~2015) 》、《朔州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和《关于建设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加快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 出台了30条地方性支持政策, 初步形成了固废利用产业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财政资金投入不断加大, 固废产业和循环园区内企业、项目累计获得4亿多元财政资金支持。2012年特批了8个工业园区管委会, 增加全额事业编制96个。在八大循环园区内, 所有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全部由政府投资, 并且政府从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聘请专家队伍免费为企业提供技术和服务。

(二) 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循环经济立体发展

一是大力实施煤炭产业“升级改造工程”。通过两次煤矿兼并重组, 全市地方煤矿数量由135座整合为67座, 单井平均生产规模由45万吨提高到128万吨, 产能由6156万吨提高到8580万吨。二是大力实施电力工业节能技术改造和“新能源”战略。全市燃煤机组耗煤量由每度380克下降到330克, 每年可节约标煤120多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5万吨。矸石发电、生物质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 已建成、在建和规划项目15个, 总装机容量达842.4万千瓦。2013年上半年, 全市煤矸石发电完成63.1亿千瓦时, 增长15%, 风力发电量4.3亿千瓦时, 增长1.5倍, 煤矸石、风电拉动电力产业实现增加值15.8亿元, 同比增长9.9%。三是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排放新兴产业。目前, 开工建设的低能耗、低排放、环保型非煤非电工业项目投资亿元以上的有70多个, 共铺开现代服务业项目138个, 发展粉煤灰、煤矸石、脱硫石膏等资源综合利用项目30个。四是提高科研水平, 提高循环产业创新能力。与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等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广泛合作, 建立“产学研”互动机制, 已获发明专利49项, 煤炭就地转化率、科技贡献率、资源循环率和节能减排率得到提高。五是加强科研基地建设。在科研投入上, 朔州市先后建成4个粉煤灰综合利用研发中心, 与国内16所高等院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自主研发的6项专利已获国家专利。与美国世纪板公司签订了13项引进粉煤灰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的合作意向, 在朔州建设一个服务整个亚洲地区的技术研发中心。

(三) 园区带动辐射形成了循环经济新模式

在政策支持下, 朔州全市以“煤炭生产—原煤和煤矸石发电—粉煤灰综合利用”为轴线的产业链破解了资源型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生俱来的环境污染难题, 逐步形成了四条循环产业链。种、养、加工—生物能发电产业链已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的农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目前, 已建成7座煤矸石电厂、12家粉煤灰制砖企业、5家百万吨以上的水泥厂等一批生产企业, 形成了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综合利用三大产业集群, 年消化能力分别达到1600万吨、330万吨和40万吨。“煤炭生产—煤炭洗选—燃煤和煤矸石发电—电厂工业固废物生产水泥和新型材料”循环经济产业链已经成为支撑全市经济新的增长极, 其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 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达10.8%。

(四) 依托循环经济园区, 朔州市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2011年末, 朔州市循环产业园区产值达到202.88亿元, 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3.7%, 带动全市G D P完成855.2亿元, 同比增长15.2%, 增幅在山西全省居第3位, 经济总量跃升到全省第8位。2012年末, 贷款增量推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56.9亿元, 贡献率约为7.8%, 八大循环工业园区对全市经济的贡献率达到40%, 带动全市G D P完成1007.1亿元, 同比增长11.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10.6亿元, 比上年增长28.6%;全市财政收入累计完成210亿元, 比上年增长20%, 增幅均居全省前3位。

(五) 绿色生态建设提高了循环经济碳汇能力

在“每年筹资10亿元, 造林33万亩, 森林覆盖率每年提高两个百分点”的建设规划, 以及在矿区创造性地实施“以煤补林”、“以黑补绿”、“挖1吨煤种1棵树”工程, 加大绿色生态建设, 大大提高了循环经济碳汇能力, 促进全市每年可多吸收二氧化碳1130万吨, 多释放氧气820万吨。而且, 全市节能减排指标逐年下降, 特别是2008年, 全市万元G D P能耗下降7.92%,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9.61%, 万元G D P电耗下降12.77%;2009年全市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26.4%和20.7%, 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减排任务, 全市区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2012年, 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由2006年的283天提高到345天。

(六) 循环经济现实经济效益和预期社会效益良好

朔州市在八大循环工业园区内推动非煤产业、循环产业和生态共生产业集聚发展, 为产业转型和跨越发展提供了重要引擎, 推动构筑起了朔州循环经济新模式。目前, 八个工业园区建成投产项目152个, 总资产606.39亿元;在建项目68个, 总投资640.42亿元。2013年计划实施178项重点工程, 当年计划完成投资784亿元。预计“十二五”期间, 八大园区全部项目建成并投产达效后, 可实现产值2687.3亿元, 利税585.5亿元, 初步形成集煤炭、电力、装备制造、陶瓷、新材料、化工、物流于一体的全省循环经济集聚区。特别是朔州市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区, 已被国家经信委确定为全国12大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之一, 已审报国家“十二五”“双百”示范工程。

(七) 金融在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中作用突出

近年来, 人民银行发挥职能优势, 加强政策引导, 多方扩充融资规模, 有效促进了循环园区项目入驻和建设进度, 推动了循环经济发展。2012年末, 朔州市八大循环工业园区内项目和企业获得贷款支持63.75亿元, 占人民币新增贷款的63.25%, 八大循环园区中有40%的项目得到了贷款支持。2013年上半年, 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全市20个转型综改标杆项目投放信贷资金20.62亿元。5.16亿元再贷款、2亿元再贴现的合理运用, 以及差别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对循环企业差别利率的实施, 促进了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中心的种、养殖循环经济圈的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运用新的融资方式助力循环园区建设, 2012年规模达到45亿元;2013年政银企融资合作的深入推进, 促成循环产业达成融资18.95亿元;有效推动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为涉外循环企业办理业务30328万元;诚信朔州建设有效推进, 推动271家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支持43亿元。区域“金融洼地”的形成, 吸引异地银行机构信贷投放朔州逐年增长, 2012年新增投放46.71亿元, 增长35.92%;近四年来, 有60%的异地银行贷款支持了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和循环产业发展。

三、朔州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困境

综观朔州市循环经济发展实践, 虽初具规模, 但由于发展时间短, 循环经济规模小、产业链短、层次低的特征明显, 存在循环经济体系建设滞后, 循环产业产品市场拓展不够, 全民循环经济意识淡薄, 企业参与动力不强等问题, 也面临政府职能、政策体系、技术支持、投融资建设、法律建设等方面的现实障碍。

(一) 公众参与发展循环经济意识不够

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主导推动, 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力度逐步增强, 但缺乏整体合力, 全社会各部门之间、部门内部之间没有形成共识, 企业和社会公众全民参与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不强, 没有形成整体的循环经济发展氛围, 而且由于循环经济的实施成本仍然较高, 现阶段仍然无法保证各行业有充足的动力加入到循环经济的实施中去, 不利于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壮大。

(二) 政府与企业的定位模糊

循环经济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构架中得以实现。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也必然是循环经济的主体。目前, 朔州市政府宏观战略倡导, 对发展循环经济规划、扶持政策制定较多, 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有利环境和首要推动力, 但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府倒逼机制、资源约束机制和绿色生态机制,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没有获得后期推动力, 政府多停留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上, 没有形成政府通过指导和市场调节来实现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机制, 造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性和广泛参与性不强。

(三) 现有政策体系缺乏系统性

在国家法制层面, 已出台了以《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等多项法律, 但也没有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的法律及加强环保的配套法规, 在地方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条例和细则也不多。朔州市也只是制定了发展长期规划, 出台了实施方案和指导意见, 仍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强的制度, 缺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有效的激励政策, 推动资源回收和循环利用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再生资源分类回收、建立不易回收的废旧物资回收处理费用机制没有建立;对使用节能、节水产品和低油耗、低排量汽车及发展节能建筑等的财税扶持力度不够, 对浪费资源的行为没有限制性的税收政策;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 导致资源性产品价格不合理, 许多资源性产品价格没有体现出资源和环境成本, 出现了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的现象。

(四) 发展循环经济技术保障滞后

目前, 虽然我国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循环经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还较为滞后, 缺乏支撑循环经济发展的共性和关键技术, 与经济的增长相适应的技术配套明显不足, 造成了生产中能源消耗大、生产效率低的状况。朔州循环经济发展技术科研起步较晚, 而且现存企业多为中小企业, 由于技术力量薄弱, 同时也缺乏了解相关技术信息的平台和渠道, 发展循环经济的速度、效率、效益不高。

(五) 发展循环经济缺乏有效的融资保障机制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 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重要。近年来, 虽然社会公众对金融的了解程度有所加强, 但对金融的了解层次不高, 对金融知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了解深度不够, 构建经济金融互动共赢没有达成共识, 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运用程度不高, 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融资机制建设缺少统一规划、宏观管理, 而且受经济参与主体信用意识淡漠, 金融创新力度不强, 信息不对称现象突出, 融资渠道单一等因素的影响, 金融促进投融资、再融资的作用没有充分体现, 金融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四、推动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和现实选择

(一) 加强组织领导,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一是政府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充分认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意义, 建立健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工作机制, 制定具体方案, 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组织、协调和指导, 及时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形成层层负责、逐级落实、合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工作新格局。

二是加强规划指导。政府立足区域实际, 在确定适合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 应合理编制循环经济发展长远、整体规划以及专项规划, 制定近期行动计划, 明确发展目标, 在循环经济发展具体实践中, 探索建立不同层次的循环经济模式和体系, 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循环到大循环, 摸索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循环经济模式。

三是加强舆论引导。全民积极主动参与是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政府应积极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宣传工具, 推出资源循环利用的科普知识和公益广告,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意识、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提高公众建立绿色生产、适度消费、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的社会公共道德意识, 引导公民自觉使用再生产品、绿色产品、能效标识产品、节水认证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 促进形成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二) 加大创新力度, 健全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是强化循环经济法制保障。在严格遵守我国已颁布实施的法律基础上, 根据朔州市情积极推进相关法制体系建设, 明确政府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的职责、强制重点企业实施循环经济和规定消费者义务。研究制订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回收利用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法制保障。

二是完善循环经济发展准入机制。制定相关制度, 优化循环经济产业整体布局, 引导循环经济产业有序发展。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准入制度, 对再生资源与新能源企业、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企业、循环经济研发及其相关服务企业, 降低准入门槛,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循环经济领域。加强环保准入和能效标准管理, 对不符合环保、达不到能耗要求的产业、项目, 坚决不予审批、核准建设。

三是健全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机制。根据国家规定, 尝试出台推进城乡土地改革的制度, 探索建立低效利用土地退出机制。积极推进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收费、居民阶梯式电价等制度建设, 制定出台超限额标准用电加价和超能耗产品惩罚性电价政策, 实施和完善高耗能行业差别电价政策, 提高社会公众节能减排约束能力。

四是健全污染物减排机制。全面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建立健全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平台, 完善排污权交易信息网络,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二氧化硫交易和C O D交易, 并积极推动参加全国交易市场。

五是完善循环经济标准化体系。制定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评价标准, 实施清洁生产、资源节约利用、废旧物资利用和限制有害物质使用等技术标准, 开展节能、节水、环保产品认证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促进循环经济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六是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统计评价体系和考核制度, 加大对资源消耗、综合利用和废弃物产生等循环经济指标的统计监测, 并适时向社会公布;建立反映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制度, 并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

(三) 突出发展重点, 推进三次产业循环发展

一是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煤炭企业标准化、机械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 推进实施中煤平朔“双千亿”工程、中煤金海洋“双五百亿”工程, 延伸煤炭行业产业链, 促进煤炭企业高端化发展。推动发展高参数大容量电厂和“上大压小、煤电一体化”等节能、环保型电力生产企业, 推进风电、煤矸石发电、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洁净能源项目建设。支持乳品行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 促进其强化新产品研发和扩大市场份额。支持陶瓷企业优化产品结构, 提高市场占有率, 逐步形成全国一流陶瓷基地。

二是支持工业循环产业发展。按照朔州市提出的“实施园区带动战略, 构建产业新体系”的新部署, 推动“八大循环工业园区”项目入驻和建设, 增强园区承载力和创造力, 推动全市争创全国循环经济的示范城市和示范园区, 推进全市加快实现由单一煤电基地向立体能源基地的转变, 实现煤炭资源大市向新兴产业和循环经济强市的跨越。

三是支持农业循环产业发展。支持全市新增100个省级专业村, 加强“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建设, 推进现代农业循环示范园区建设。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整合重组, 推动进入山西省“513”工程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 着力打造一批销售收入上亿元、5亿元、10亿元的龙头企业循环产业集群。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 推动农业转型发展。

四是加快循环型服务业发展。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建设, 支持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大力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促进低碳交通服务业的发展。鼓励培训、认证、评估、担保、投资、咨询等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服务业发展, 推动管理服务业、生态物流业、绿色旅游业、环境服务业、循环经济科技服务业发展。

(四) 加快技术进步, 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一是推动科技研发和技术应用。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 加大科技投入, 加强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研发, 是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在现有与各所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加强合作的基础上, 加快研究突破工业废弃物、污水污泥、城市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关键技术,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有毒有害气体无害化处理技术, 畜禽养殖排泄物、农作物秸秆、农村清洁能源和有机肥加工施用等综合利用技术, 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保障。适时加快相关技术理论的发展和利用,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提高循环经济的科技含量, 促进科技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 以可再生资源代替有限的自然资源, 积极采用无害或低害的新工艺、新技术, 降低原料能源的消耗, 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二是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创新人才流动机制, 制定循环经济高端人才引进特殊政策, 落实有关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政策, 尝试建立技术入股、管理人员持股、股票期权激励等新型分配方式, 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加强与高校联合, 实施专业技术和技能型人才培训工程。

(五) 加大金融投入, 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融资保障

积极彻落实国家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措施和意见的同时, 进一步优化全市循环经济发展投融资环境, 建设节约型产业发展的多元化融资体系。引导信贷资金重点投向国家、省级和市级循环经济重点项目、示范企业、示范园区、试点基地、产业集聚区, 增强对循环经济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领域的信贷投入, 积极创新、开发与循环经济有关的信贷新产品、新方式,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支持符合条件的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发行企业 (公司) 债券、可转换债券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的中小企业发行集合票据 (债券) , 促进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低碳产业基金、低碳私募基金等股权投资基金发展, 鼓励、支持资源循环利用企业上市融资。进一步发展各类金融中介和市场, 提高金融体系资金供给能力和风险配置功能, 为社会资金的投资提供多样化的渠道、机会和工具。

(六) 建立辅助机制, 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扶持政策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障循环经济快速发展。以财政贴息、税收优惠或建立专项基金等方式, 支持循环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在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健全生态环保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区财政专项补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饮用水源保护生态补偿等机制, 对不同生产方式、不同能耗的循环经济产品生产企业收取不同费用或给予相应的补贴, 鼓励循环经济发展。

二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在落实国家、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 进一步制定适合朔州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措施, 实行规定范围内的税收减免、抵扣、退税等政策, 扶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壮大。

三是健全价格扶持机制。建立鼓励固废物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的价格激励机制, 实施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政策, 合理制定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发电以及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建立健全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标识产品的补贴机制, 通过价格调整, 引导消费者使用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

摘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是我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手段。对资源型经济烙印很深的朔州而言,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途径, 而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朔州市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有效克服经济高增长与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矛盾, 探索了一条经济低碳多元发展的新出路, 创建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朔州模式。分析朔州市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 诊断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实践困境, 理清发展思路, 提出发展对策, 对类资源型地区进行经济转型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积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资源型经济,经济转型,发展模式,循环经济

参考文献

[1]吕聪, 王博.《关于我国城市循环经济实施情况的探究》.《商场现代化》, 2010年1月总第600期.

[2]俞敏.《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策略研究》.《上海金融》, 2011年第12期.

[3]植凤寅.《发展循环经济, 金融业如何出招》.《中国金融》, 2008年第4期.

[4]孔晓宏.《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有效途径—关于安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思考》.《学术界》, 2010年第2期.

[5]朔州市统计局.《朔州市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富士公司转型案例 篇8

关键词：转型，二次开发，金桥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6）05-0051-58收稿日期：2016-04-10

1 研究概况

1.1 宏观背景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整体进步，上海面临着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城市功能转型、人口持续增长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多重压力。

从产业发展来看，一方面，随着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中国制造业正在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世界产业的信息化、全球化、环保化趋势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那就必须探索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上海由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局面逐步开始步入服务经济主导的发展阶段，但上海现代服务业能级与国际大都市发展目标仍不适应，先进制造业产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产业用地偏大、布局分散、效率低下。

而我国城市工业用地的低成本快速扩张，不仅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收益的流失，而且导致我国城市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园区逐渐形成规模，当地方政府开始着力培育产业集群，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增强园区的综合竞争实力时，却发现这些园区的土地经过长时期的低成本扩张，可供使用的增量土地已所剩无几。

上海正处于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存量工业用地是城市转型的重要方面。为了能够更好地盘活存量工业用地，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应积极探索工业用地转型的可行方案。

金桥开发区原来是以出口加工区为主的开发区，近年来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提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实现“五个转变”：从单纯的制造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并行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外资为主向内外资并举转变；从出口为主向国内市场为主、国际市场为辅转变；从扩张性、粗放型向资源集约利用转变。为适应产业转型的要求，金桥开发区建设了4个生产性服务园区，总建筑面积约150万平方米。这些原工业用地迫切需要进行转型，从二产转向2.5产业或从二产转到三产。

1.2 政策背景

2014年3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制定的《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施行）》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并以沪府办〔2014〕25号文（以下简称25号文）下发执行。

文中要求规范并盘活本市存量工业用地，以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为目标，全面实施“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基本策略，充分挖掘存量建设用地资源，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空间，提升城市品质，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5号文允许部分零星工业用地进行转型升级，但明确了相关要求，必须要经过评估、政府集体决策、签订补充出让合同补缴土地出让金后方可进行开发。比如“应向政府无偿提供不少于10%比例的建设用地用于公益性设施、公共绿化等建设”，“对转型为商务办公用地的，开发单位须持有60%以上的物业产权”等。

1.3 研究范围

根据项目情况，适当扩大转型规划研究范围至金桥现代服务园（Ⅱ期）范围，即东起东陆路，西至金港路、金豫路，南起新金桥路、金湘路，北至金海路，包括金桥出口加工区的3#、5#、6#、8#地块。用地以周边道路中心线和河道中心线为界，总用地面积约为52.54公顷。

转型地块为金桥开发区地铁板块，四至范围为东至东陆路，西至国际纸业项目边界，北至金海路，南至金皖路、金沪路，用地面积约为2.72公顷。项目基本面情况符合25号文中关于零星工业用地的门槛要求，现对该地块进行转型规划研究，以推动项目通过存量补地价形式获得土地并进而实施建设（见图1）。

1.4 研究思路

本次规划研究在现状地块情况分析的基础上，主要针对权属关系、用地情况、现状交通等，对本次金桥开发区地铁板块转型意向进行科学分析，论证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见图2）。

2 区域发展诉求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总体规划修编（2011-2020）》，浦东新区划分为浦东主城区、南汇新城和中部城镇群三大地带，形成10个综合片区（见图3）。其中，金桥出口加工区（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以外环以内的中心城为主体的浦东主城区，张桥-金桥综合片区。

张桥-金桥综合片区的功能定位是“国际一流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转化辐射基地、国际顶端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创新人才集聚的综合生活基地”。发展策略是“重点推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和金桥出口加工区转型，形成科技孵化创业的服务承载区，引导国际制造企业向商务、管理、研发转型。适时推进滨江地区的城市更新”（见图4）。

金桥出口加工区（上海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中部，西连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北靠外高桥保税区，南接张江高科技园区（见图5）。距虹桥国际机场25公里、浦东国际机场30公里、外高桥港区9公里。功能区用地规模27.38平方公里，其中北区19.94平方公里，南区4.61平方公里。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于1990年成立，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电子信息整机及配套件制造业、生物医药及食品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和家用电器及配套件制造等支柱产业，成为国内外大公司的现代化工业生产基地。

金桥出口加工区规划分北区和南区。

北区主要分为东、西两个板块：西部为金桥国际社区，是低密度、生态型、配套设施齐全、适合国际人士生活的高标准国际社区；东部主要为新兴产业园区和现代商贸服务园区。

南区为工业区和海关监管区，重点发展面向出口的零部件加工、利用国内元器件组装出口及来料加工的整机工业。

目前全市的产业结构逐渐从工业和服务业“双核带动”发展为服务业为主，创新发展成为未来上海产业发展的重要目标。金桥出口加工区也面临着从“金桥制造”到“金桥创造”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一步实施园区空间创新策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依据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发展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创造包括科技研发、创意设计、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务中介等内容，具有知识型、高附加值、服务范围广、增值潜力大为特点的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用地集约、环境一流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满足发展研发、营运中心等高端产业的要求，并与周边地区协调互补，促进地区的整体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3 地区发展需求

金桥现代服务园（Ⅱ期）位于金桥技术经济开发区（北区）的中心位置，这使得服务园空间成本最低，服务半径最大，并能够对整个金桥开发区实现最有效的功能辐射。尤其是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和发展的大趋势下，其优势显得更为明显。

服务园道路交通条件十分便利，杨高路、金海路、申江路三条城市主干道在这里交汇，使得园区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曹路大学园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连通便捷。规划中的轨道交通9号线（R4线）及金桥东路站点的设置，进一步大幅提升了园区的交通优势和土地经济效益。

服务园北侧紧邻金桥集镇，具有生活配套需求。同时，金桥开发区现状商办设施主要集中在金桥路以西，相对于整个工业区来说，位置相对较偏，影响了公共设施的有效辐射范围，而且发展余地不足，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金桥现代服务园（Ⅱ期）的位置可以很好地服务于工业区东部的产业发展，并提供一部分餐饮、生活服务等商业设施，有力支撑金桥开发区未来的整体转型需求（见图6）。

由此，服务园定位为公共设施与居住配套相结合的核心功能区，并且通过东侧的曹家沟及两侧的绿化带为园区提供良好的外部生态景观环境。

4 现代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

4.1 国际现代服务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中的第一产业

世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近20年来呈现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移的总趋势。以2002年为例，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为78%，欧盟为70%，中国香港为87%，上海为51%；同期美国商业服务出口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为39%，英国为44%；同期英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77%，法国为73%，澳大利亚为75%。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产业还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80年代之后逐渐向多元化和知识型经济转型，现阶段主要是鼓励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也是与新加坡特定地理位置和条件相适应的，到2004年，原本作为新加坡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在GDP中占的比例约33%，而服务业所占比例约50%，制造业和服务业今后10年仍然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双引擎，制造业在今后10年年GDP贡献率在20%-25%，服务业所占比重还会提升。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性。

国际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在制造业发展全球分散化和相对成熟以后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正在成为一、二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利润来源。进入新世纪，商务、信息、金融和创意正成为国际现代服务产业中发展最快的领域。

4.2 全球现代服务产业中低端加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发达国家向低收入国家转移服务业工作岗位的速度近年来明显加快，转移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低附加值领域，如后勤、财务、寻呼、经管、财务分析、办公支持和售后服务等。国际服务贸易增长强劲，服务外包成为大企业经营的主流形式。

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速度和发展的规模在发达国家已经超越生活性服务业，相当一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竞争战略的调整，逐步进入到发展中国家，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全球投资的方向与热点，科技和产品的研发功能输出是当前的重要特点。

4.3 上海和浦东正成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高地

上海城市“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使上海城市国际竞争能力和国际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

随着长江三角洲资本流动的加剧和国际资本向长三角的转移，以跨国公司区域总部为特征的营运中心、投资中心、市场中心、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等集聚上海，生产基地移往长三角的分工格局正在形成。上海服务业GDP比重2005年重新超过51%，标志着上海服务业及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规模重新走向快速通道。上海“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将建立20个现代服务产业园区。

以金融中心集聚功能深化为重要特点的上海浦东新区现代服务产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1+4+4”（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业贸易、会展旅游+文化服务、房地产、专业中介、教卫体）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格局露出端倪。

4.4 现代产业服务园区一期成功开发标志着金桥开发区将出现第三功能板块

金桥先进制造业功能和国际社区居住功能通过多年开发不但定型，而且成为上海市的领先功能区域。金桥OFFICE PARK的成功开发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产业规划，已经为金桥出现生产性服务产业功能板块提供了基础条件。

金桥开发区由先进制造业基地走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业并举的大格局已成趋势，金桥开发区由单一功能的工业区向综合功能的产业城区转型已见清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桥现代服务业是围绕着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其现代服务业的主要构成是生产性服务业。

5 补地价方案及途径

5.1 转型条件

5.1.1 符合发展要求

通过对地块现状和规划的梳理，金桥开发区地铁板块从工业用地转型成为商业、办公类综合用地不仅符合现有规划对该地块的要求，同时可以为整个服务园的转型升级提供有效的支撑，是符合片区发展的整体发展利益的。

5.1.2 符合政策要求

地铁板块项目属盘活存量工业用地中零星用地转型类。

对于零星工业用地转型，25号文中要求应满足以下条件，根据年度计划，经区县政府常务工作会议集体决策同意后，由原土地权利人采取存量补地价的方式，按照规划用途开发：（1）规划用途为非住宅类的经营性用地；（2）未纳入旧城改造范围的；（3）权利主体单一且周边无规划开发建设用地，具备独立开发条件的；（4）拟转型发展的项目，经区县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具有明确的产业和功能，并满足投入、产出、节能、环保、本地就业等相关准入标准。

同时，25号文还要求，转型地块的开发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应向政府无偿提供不少于10%比例的建设用地用于公益性设施、公共绿地等建设，具体空间由各区县政府按照规划，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同时，对转型为商务办公用地的，开发单位须持有60%以上的物业产权。

5.2 实施途径

第一，根据具体的转型地块，由政府部门编制相关的转型规划。

第二，项目实施单位向规划土地管理部门申请补缴土地出让款。规划土地管理部门根据25号文的相关规定，区县规划土地部门通过委托土地评估机构，按照批准时点进行市场评估，经区县政府集体决策后，由单一主体或联合开发提，按照新土地使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价格与原土地使用条件下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差额，补缴出让价款，并按照规划用途取得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应根据上海城市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与规土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的补充合同，并根据合同补缴土地出让金。

6 结束语

金桥未来的发展要更加注重体制创新、优化招商方式、提倡集约利用土地、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转型、加强自主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在土地日趋紧张，全市建设用地减量供应的大环境下，工业园必须加快实施“二次开发、跨越发展”新战略，努力向世界一流的产业园区迈进。在成功实施了二转三项目的政策突破后，站在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金桥开发区一定会抓住上海自贸区建设机遇、提升开发区软件、硬件环境，勇于挑战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施建刚 刘金灿 冯玉冰 杨安琪.我国城市工业园区土地资源、资产、资本三资一体管理研究——以上海市工业园区为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2.卢为民.工业园区转型升级中的土地利用政策创新.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

3.罗小龙 梁晶 郑焕友.开发区的第三次创业——从产业园区到城市新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

周俊杰，硕士研究生，工程师、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土地管理。

Abstract：Shanghai JinQiao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formerly Shanghai JinQiao Export Processing Zone）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the urgent need the change which from mainly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rea.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encountered a bottleneck in the planning and land policy.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specific case of the district metro plate from the second industry to the third industry，I want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the policy innovation.And it can provid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for other types of projects.

Keywords：Trasformation，Second development，JinQ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