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生平事迹（精选5篇）
孔子的生平事迹 篇1
孔子生平事迹简介
1、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英文：Confucius, Kung Tze。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送过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于年轻女子颜氏生下孔子。由于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又因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为第二的意思，叔梁纥的长子为孟皮，孟为第一的意思）。孔子三岁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
孔子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时候，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升高九尺三寸（今1.9米以上），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等为豪。孔子青年时代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乘田”（管理牧场的小官），事无大小，均能做到近乎完美。由于孔子超凡的能力和学识，很快得到不断提拔。到孔子五十一岁的时候，被任命为中都宰（相当于现在的市长），政绩非常显著；一年后升任司空（相当于现在的建设部长），后又升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部局部长兼检查部长兼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岁时，又升任代理宰相，兼管外交事务（由于孔子升迁过快，不符合当时官员晋升标准，因此为代理宰相）。孔子执政仅三个月，鲁国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就均大有起色，国家实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各守礼法，社会秩序非常好（史书上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奸佞之人和刁民纷纷出逃；同时，孔子还通过外交手段，逼迫齐国将在战争中侵略鲁国的大片领地还给了鲁国。孔子杰出的执政能力让齐国倍感威胁，于是设置送鲁哀公美女良马从而让鲁国国君沉溺与酒色中这样卑鄙的计谋，以此挤走道德至圣的孔子。孔子离开鲁国后周游列国，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受到了国君的礼遇，但由于孔子坚持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急功近利的“霸道”不相符合，历经十四载不得重用。于是孔子与公元前484年六十八岁时返回鲁国。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可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
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的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2、孔子是鲁国人，其先祖乃宋国贵族，为商人后裔。如果把传说与信史结合起来，子姓孔氏有着显赫的世系。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娀氏之简狄生契。契的后裔汤建立了商王朝。周灭商后，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微子启传位于其弟微仲。微仲后四世弗父何让国于弟，为宋卿。弗父何后四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为孔氏。孔父嘉后三世防叔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名纥字叔梁）。
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72岁时娶18岁的颜徵在，生孔丘仲尼。《史记· 孔子世家》中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徵在曾见到麒麟。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防山。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孔子抚养成人，在他17岁时去世。孔子打听到父亲葬处，将父母合葬于防。
孔丘19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伋，字子思。孔子生而首上圩顶，长成后身长九尺六寸（周时尺寸，大约1.76米，一说1.83米），被称为“长人”。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他受过季氏家臣阳虎的欺侮，不过也做过季氏的委吏和乘田，管理仓储和畜牧。
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事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季孙、孟孙三桓大夫赶走，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由于齐相国晏婴的反对，孔子几年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鉏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其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绝粮，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5年后，孔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和他的弟子，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思想对世界的影响
孔子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很大。“礼”作为中国宗法分封与专制集权农耕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礼”一方面促进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也促进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但同时又形成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这种通过修身、齐家而形成的道德修养和家庭伦理，逐渐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
“礼”作为中国宗法分封与专制集权农耕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礼”一方面促进了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也促进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敬老爱幼、团结和睦的家庭伦理关系。但同时又形成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东西。这种通过修身、齐家而形成的道德修养和家庭伦理，逐渐积淀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
孔子思想对外国的影响。孔子对许多西方人来讲是个谜，从久远的年代开始，欧洲就承认了这位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孔子是中国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他闪烁着智慧 的人生哲理不 仅贯穿中国文化，同样也传播到西方国家，并对西方哲学和文化产生重要 影响。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F.M.Voltaire）极力赞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的真实价值，认为中国文化是《旧约》以前、《旧约》以外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基督教完全不同。宗教的迷误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主要敌人，一切社会罪恶都源於宗教蒙昧主义。伏尔泰认为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向往中国的理性道德，接受儒家的性善说，并受到了宋明理学的影响。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推崇孔子，赞扬中国文化，表明儒学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也是儒学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此外，孔子、儒家思想对德国哲学、法国重农学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W.V.Leibniz）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於文明的欧洲。他积极提倡中国学术，主张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互结合、沟通，欧洲应该接受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中国则应吸取欧洲的理论科学。此外，用他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理来研究儒学《周易》六十四卦图的数学配列顺序，结果发现中国的“先天八卦”与其二元算术原理完全吻合，认为中国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伏羲几千年前就己经运用二元算术的原理来安排六十四卦的顺序了。由此表现出莱氏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崇拜。继莱布尼兹之后，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夫（C.Wolff）积极提倡和宣扬儒家思想。他用德语在大学讲授孔子思想，其影响大於用拉丁文语著书的莱布尼兹。1721年，沃尔夫发表了一篇《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演说，论述儒教为中国的传统精神，产生於孔子以前，而由孔子所发扬光大。他认为孔子哲学与基督教并不冲突，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所不及。由此积极宣扬儒家的理性主义哲学，认为只有理性才是真正的道德原理。这是受到了中国儒家哲学的影响。黑格尔（Hegel）虽然对中国文化有许多曲解的地方，但也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黑格尔指出，孔子的道德著作就像所罗门的格言那种方式，虽然很好，但不是科学的（可能黑格尔漏读了“致知在格物”）。也肯定了孔子的道德著作有“很好”的一面，并且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实是周易阴阳相克，具有中国的因素。比如其《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吻合。《精神现象学》的阶段行程确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有暗合之处。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L.A.Feuerbach）在《幸福论》里指出中国的圣人孔子要求人们心地诚实地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一样，他不离开人的理性之本性所赋予人的那种义务的道德规律，所以他不把自己不愿别人向他做的事施加於别人。也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实是最平等、自由、人权、尊严之写照。费尔巴哈认为，孔子的这个朴素的通俗道德原理是最好最真实的，也是最明显最有说服力的。他吸取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平等、自由、人权对待人，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这体现了儒家伦理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深刻影响。被称为“欧洲的孔子”（The Confucius of Europe）的重农学派领袖魁奈（F.Quesnay）崇拜中国的重农政策，指出中国以农为本，其伦理学与政治学是同一个学问。并以中国为农业国的规范，认为孔子把农业视为一切财富的源泉，指出中国一般把农民放在工、商阶层之上而予以重视，叹息欧洲国家尚不知农业的重要性。回顾以上文明发展的历史和孔子学说对东、西方的影响，可以看出，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及东方文化的代表，其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的精粹之处，自有超出地域和时代，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客观需要的价值和成份，而值得今天的人类所吸取和发扬光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说：“如果人们思索一下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世界的意义，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里，其变化之小是令人惊奇的。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一个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於中国，也属於世界；属於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把孔子思想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作了非常中肯而恰当的阐述。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连续不断发展的历史文化，正是这一文化的精华铸就了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积淀，其中，儒家文化中的有为主义，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指出，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学派所无法比拟的。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巨大贡献：
一是儒家以“求道即求真－自强不息的精神”为终极价值目标，儒家注重积极有为的人生实践，儒家求道、求真、求诚的价值本体论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是儒家追求“求善与求美－讲道德重教化的精神”，孔子提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中和之美，孟子强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正是儒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价值原则培育了讲道德、重教化的民族精神，为中国人树立“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正人君子观念、建立道德观念、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培育中华礼仪之邦起到了根本的指导作用。
三是儒家强调“成圣与合群－团结统一的精神”，儒家设计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即圣人，儒求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成圣与合群的价值观培育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魂。
总之，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更是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之一。儒家思想主张天下定于一，促进了民族的统一与融合。
1998年，全世界100多个宗教组织代表集会发表“普世伦理宣言”，将中国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进宣言。
与会专家学者强调，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以及儒家和合观念有助于化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族与宗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既认同自身，又尊重他人，从而发挥儒家思想在当代的积极作用，寻本开新，创造未来，使东方文明的精髓神韵造福于人类社会。
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将获得者国际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被加封
第一个给孔子加封的是鲁哀公，加封孔子为“尼父”。
第一个给孔子加封到“公”级的是汉平帝刘衎，加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第一个给孔子加封到“王”的是唐玄宗李隆基，加封孔子为“文宣王”。
宋朝加封孔子的是宋真宗赵恒，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改称“圣文宣王”。元朝加封孔子的是元武宗海山，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朝加封孔子的明世宗朱厚熜，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世祖福临加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十四年（公元1657年），又改称“至圣先师”
孔子的生平事迹 篇2
从整个影片的编排上看得出用心良苦, 导演胡玫从战争角度切入, 说明了当仁义道德失去时, 人类就面临着逃难、逃亡这种生死的痛苦。当这种危难的时刻来临时, 谁会来救人们呢?历史总是让人们去选择、去判断。你可以跟随孔子为仁义走遍列国, “累累如丧家之犬”, 你也可以为了苟且偷生而丧尽天良。“累累如丧家之犬”这句话是较难理解的, 我是在汶川大地震中悟出此道理的。中央电视台有这样一个画面, 上面有一只狗在废墟边上, 当我看到这一画面时, 猛然间触景生情, 才使我想起“累累如丧家之犬”的情景, 使我更加明白这句语言的涵义。一个为弘扬“仁道”远离亲人骨肉的人、一个远离家乡的、一个奔波于异国他乡的人, 一个失去家乡、一个失去亲人的人, 这种感受多少人能理解?那么孔子为什么说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狗”呢?这句话的内涵是“连狗都有家, 而失去主人的狗, 它将到什么地方去呢?, 弘扬仁道的人, 连国家、家都不能回, 你看跟丧家之狗一样。”说明弘扬“仁道”是艰难的, 远离国家、家乡, 这种牺牲目的就是为了人道逐渐达到圣道。世界上有几个人肯这样做呢?实际上孔子和弟子们为了弘扬“仁道”早已做了准备, 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牺牲精神, 子曰:“朝闻道, 夕死可矣。”
历史上的孔子对人类文化了如指掌, 精通《周易》。《周易》在现代人看来就是一本“天书”, 研究它要上懂天文、下知地理、逻辑学、数学等等。孔子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教导学生。
六艺中的“礼”在古时涵有“法律”的概念, 具有三个层面的内容:文明、法律、礼仪规则, 所以孔子讲:“不学礼无以立”, 就是如果连做人的规则都不懂, 是无法在这个世界立足的。孔子懂“礼”, 就是在国王面前也是规规矩矩, 按以下对上的规则行事, 但有一点是应该明白的, 就是圣人面对权贵人物, 永远是不亢不卑的, 古人讲“士可杀不可辱”就是这个道理。在影片中“子见南子”的刻画上, 导演让南子最后以行大礼的形式来表现, 不知是否想说明一个坏女子也是可以改正的涵义, 这出戏应该是君子晓之以理, 但胡搅蛮缠、要挟威迫宁可去死, 也不愿受侮。这种刚毅, 慷慨悲歌, 豪气冲天, 表现出气节, 浩然长叹。遗憾的是演员以对白的语言“情意绵绵而无邪念”显得柔弱, 同样是一句话, 要用正反对比来显示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是天地之间的差异, 一个代表是正义, 为国家社稷、为民众的利益, 宁可穷困潦倒;一个代表是邪恶, 荒淫无度、显示一时的财富, 而想利用圣人的名誉, 达到自己的目的。
“乐”指音乐和乐器, 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教育、养生和医学, 孔子上课教学生时, 当时就是教“功”, 每一门“功法”就是一堂“课”, 用发声的声音来震动器官, 伴随着发音来调整身体各部机能, 使奇经八脉运行顺畅, 使身体保持健康, 同时学习认字, 现在的功课就是上课;射、御含有军事的能力。
影片用孔子的学生表达孔子说出的“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 那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心”, 这不符合历史的要求。孔子就是要用儒家的思想, 感化执政者, 改变“礼崩乐坏”的世界, “礼乐”用现代的理解就是法律和教育的涵义, 也就是当法律崩溃、教育破坏的春秋时代, 圣人是顺天意, 顺民意, 顺自然发展的规律改变不良的世界。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改变, 前一分钟就是过去时, 应该用孔子精华的言语来表达会更好。如孔子曰:“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 无以立也;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就是说:“不懂天命, 就不可以做君子;不懂法, 就不可以立身处世;不透彻了解人的言行, 就无法真的了解他。”儒家就是顺天意, 达到今天人们都还在应用其思想。孔子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希望改变不良的世界, 以不成功便成仁的气概, 完成人们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
《孔子随喜》:孔子的气象 篇3
林谷芳先生说张大千“气象万千，富贵逼人”，富贵逼人是其特殊之处，但再如何富贵却无半点俗气，就令人歆羡了，但你却不嫉妒，因为学也学不来，只余下欣赏的份。薛仁明笔下的孔子正是这样气象万千者，他不执着于某一念，而是胸襟开合，出入自如，对人应景，不拘于成法；于事于境，不画地自限。他可以消遣弟子，也可以被弟子质疑；他批评管仲，却也为其辩护；弟子问仁，不同的人不同的对答……从这样的孔子去比对后世之儒，尤其是宋明的儒者，才可以检出孰高孰低。本书从细微之处着笔，却处处见出孔子的大精神，见出作者的大见识；直接从孔子开始，绕过后人的注解，直接与孔子素面相对，直接进入《论语》，还原你一个真实不一样的孔子。原来孔子可以笑，而且笑得灿烂；即使身处涸辙，依然心境澄澈，即使被围追堵截，被骂为“累累若丧家之狗”，依然弦歌不断，心以为然。这个孔子和我们一样奔走劳碌，一路走来，一路辛苦，但也高于我们。“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他岂止是“君子儒”，是大儒，而我们只是小儒或者连儒士都不是，所以他能适然、坦然，能够安静地对待一切，固守着心中的那一份志向，所以他能“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居停挥洒，该是何等的气象？
然而薛仁明并不止于此，除了谈孔子，他还以孔子为一个准绳、一个标杆来比对衡量一下当代的儒士和知识分子，言辞恳切，旁征博引，而又并不说教，令人反感生厌，他可以信手拈来直陈台湾当政者的气象不足，也可以针砭当下之事，谈古籍却不遥远，评今事还可幽深，这是薛仁明的过人之处。尽管所谈不多，但是和孔子素面相对的倡导，对孔颜的遥想与描绘，甚至是仅有的十一则《论语》的解读，无不令人击节赞赏。
孔夫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薛仁明可谓能写之人，文笔优美，措辞得当，如汩汩流水而出，直觉清新；又如缕缕清风拂过，心生波澜。孔夫子又讲：“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文字的华美缺乏实质内容的支撑就不相称了，《孔子随喜》的每一篇都可独立成篇，是对孔子和《论语》某一角度的阐发，创见迭出，历史的梳理，传统的追寻，人心的变迁，与时下的局勢相联，针砭时弊，颇具气象，内容上的厚重和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人文情怀忧患意识与文字上的优美正相契合。
作者在《书成后记》中谈道：“前半年，我在《人间副刊》谈孔子；后半年，我在《联合副刊》写论语。而今，结集出版。”一则一则写下来，独立成篇，却也差了一点构建的体系，一篇与一篇之间的联系也不是那么紧密；而这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什么缺点，随意翻开一页，流连于笔墨，跟随作者一起沉吟，一起感受，萦绕于内心。可惜太少，要是有一本大书，一则一则，那该有多好啊，那将是怎样一种淋漓的幸福。
读过本书之后，重读《论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智慧的、通达的孔子，他一定不是你心目中那样严肃的样子，一定带着微笑，一定有你不曾察觉的气象。
孔子的生平事迹 篇4
关键词：全球竞争,文化转向,孔子学院,转型发展
在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 权力存在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制度权力、知识权力、规范权力等不同纬度。自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全球竞争焦点转向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趋势越加明朗。其后,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年 )、弗朗西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年)、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1999年)、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2001年)等书籍相继向全球释放着秩序重整的信号,其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化权力”置于后冷战时代民族国家全球竞争战略中给予高度重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达了一个思想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重构的见解,“在全世界, 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1], 尽管非议颇多, 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与文明等“软力量”已毫无争议地在国际权力竞争中占据了更为显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为国际社会制定国家文化战略提供了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立足“本土”与“国际”双重视野,纷纷调整文化战略以适应国际文化竞争态势。不同的是,在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战略的实现还面临着美国战略重心不断东移所带来的另一重现实考量。这正是孔子学院在2004年成立的国际环境。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孔子学院
适应全球文化竞争与“重心东移”的形势,文化“走出去”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层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和任务,并提出把“走出去”作为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举措[2],其后,中国文化国际战略一直处于探索和完善过程中, 直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布局才基本完成,其中包括“五位一体”战略举措,即:以“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格局的形成为目标,重点实施“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构建人文交流机制”“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五个方面的重大工程,至此,我国基本形成全球文化权力竞争的国家战略。
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汉学大众化传播体系初步建立。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文件、“指导性”政策与“专门性”文件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其中的重要文件包括《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政策;专门性文件方面,从《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到加入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从“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更名、《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制定和修改到《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等,为包括孔子学院战略部署提供了专门性指导。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国家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并实施了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2009年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 (2010年实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设立)为主体的五个国家重大项目。五个重大项目通过出版资助、翻译资助和渠道建设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文化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基本完善并付诸实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行动和越发明朗的文化战略与文化自觉。
语言与教育输出的诸如国家形象塑造、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方面的功能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也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创领导全球之能力的教育:国际教育和外语教育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等文件将语言教育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世界领袖”培养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对外文化和教育”是其对外政策的第三支柱,有效调动了政府、社会和民间三重力量参与国际文化传播,联邦外交部、各州政府、教会、工会、体育协会、各政党作为政府力量在文化权力角逐中发挥着顶层设计功能,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对外关系协会等民间组织执行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绝大部分任务,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等中介机构也都执行这方面的使命[3]。而在法国,语言输出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首要政策工具和政策基石。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就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直到今天,推广法语仍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核心[4]。
孔子学院是全球竞争形势变迁的国家战略缩影,适应了语言与教育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文化权利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早在1991年, 季羡林先生就在其《21世纪 :东方文化的时代》一书中预言 :“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5]。诚然,经历了十年的探索式发展,孔子学院在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规模扩张和渐次展开的质量提升动作初步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和东方文化品牌的形成,但是,也招致了来自国内外的广泛质疑。英国文化协会负责人马丁·戴维森惊讶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式上“宣传”:“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想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用正面的宣传来对抗负面的宣传。他们用的是‘宣传’这个词。”[6]西班牙《对外政策》杂志对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新文化外交”评论道:“中国近年来发起的文化外交‘魅力攻势’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一切迹象表明,中国要达到欧洲和美国的声誉和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7]江村等人提出了孔子学院“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有效推广”问题[8]。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宽则对孔子学院“在不自觉中有可能适应并强化了后殖民批评所说的‘东方主义’模式”表述隐忧[9]。
应该说上述质疑反思了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启示性,然而又都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事物螺旋式上升的阶段性。单从国际知名语言和文化输出机构建立的历史来看,法国法语联盟建于1883年,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 德国歌德学院创办于1951年,即便是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1991)距今也有25年的历史了。相比之下,孔子学院2004年创办至今也仅有十年历程,摈弃“数字崇拜”的嫌疑,十年里在122个国家建立起的445所孔子学院和680个孔子课堂[10]的全球布局及其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至少让“中华文化”这个迟到的世界文化成员跻身于“国际文化占位”领域。而2013年孔子学院发展史上最显著的系列变革似乎也昭示了转型的趋势:1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颁布实施了针对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五个文件”, 标志着经历了十年探索和积累,孔子学院国内汉语师资队伍建设走向成熟;“支持外国高校设立汉语师范专业”举措的推出,则标志着“师资本土化开发”的开始,是孔子学院从“跨国教育”迈向“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步骤。2教学资源方面,修订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开发了《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简称《指南》)网络平台,两者在孔子学院教材和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前者在弱化“语言本体知识”教学的同时,突出国际汉语教学的“实用性”;《指南》网络平台则依托大数据和数字处理技术,自动生成汉语教学和学习需要的讲义和教辅资料,是各种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突破,将有效解决适用教材紧缺对孔子学院教学质量提升的制约问题。3数字化建设方面, 2013年正式上线了数字图书馆、数字教学案例库,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已开设包括“学习”“考试”“文化”“在线图书馆”“教学资源”“汉语桥”“教材编写指南”在内的7个频道 ,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 ,为汉学大众化奠定了基础。4开发了针对国外高端群体的“孔子新汉学计划”与“青年领袖”项目,开启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标志着孔子学院办学路线更加自觉。对孔子学院十年磨砺,许嘉璐指出:“孔子学院事业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11]。
二、转型的新课题:转向哪里
转型发展势在必然,然而怎么转型?转向哪里?这些都因复杂的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经济等因素的杂糅和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 而变得难以一言以蔽之。在这方面,国际文化传播战略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针对中国文化、国家形象的国际误读,倪宁认为“究其原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缺乏全方位、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此,黄会林、漆谦则提出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的“第三极文化”推广战略;在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方面,郭可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展示目前我们真实的甚至可能有点缺点的文化现状”的观点。在怎样传播的策略方面,张昆提出“整合传播”策略,认为“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仅仅依赖于官方的主流媒介,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文化交流、旅游、体育比赛、影视剧等,都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杨金海则提出文化走出去需处理好“五大关系”,即“把政府的推动和学者的推动结合起来, 把政治交往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把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结合起来,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结合起来。”1学界较早的实证研究在谋划孔子学院的文化版图时也提出, 应在“淡化官方色彩”“丰富传播手段”“塑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当代中国为主”等方面有所作为[12]。得益于此,笔者主张在坚持“全球视野,本土行动”原则的基础上,以“大文化”观重新梳理孔子学院在“ 做什么”与“ 怎么做”方面的顶层设计。
(一)输出内容:语言教育基础上的“大文化”
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鉴于此,二战后语言与教育输出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文化占位的有力工具。美国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对外援助法》以及“富布赖特计划”“国际访问者”“和平志愿者”等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将美国英语推广到全球;伴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和国力衰退,法国忧虑于英-美语长驱直入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冲击,因而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推动包括法兰西学院、法语联盟等语言与教育组织积极开展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文化外交。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抢滩语言势力范围的行动见证了语言与教育输出在全球文化博弈中的重要性。目前,英国文化委员会拥有230家海外分支机构、138家教学中心, 法国法语联盟则在13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140个法语联盟分部,德国歌德学院在76个国家设立了128所分院, 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在23个国家设立38所分院。不仅如此,语言因素还是当今世界诸多区域性组织创设的重要动因。自1986年“法语国家高峰会议”成立以来,“荷语会谈”“西班牙语国家高峰会议”“突厥语国家高峰会议”“葡语联盟”纷纷创设。尽管这些跨国语言区域有着复杂的创设动因,但其显著的特征是对语言工具属性的跨区域运用。
然而,就一国的全球文化竞争力建设而言,作为工具的语言又显然具有局限性。现代语言学揭示,语言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即特定的语言并不总是跟特定的文化相对应。”[13]正是出于对此的认识,“输出什么”的论争一直伴随着孔子学院发展的十年。早在孔子学院成立之初,季羡林先生就提出“中国孔子学院的建立,不要只学语言。”王岳川也指出,“现有的孔子学院作为国外的中文学校,更注重语言教学,有些忽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如果仅仅是在外国教汉语,意义就太狭隘了。”[14]李宇明则从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角度历史地审视了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指出:“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并呼吁“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15]应该说,上述针对孔子学院阶段性特征的体认预示了转型发展的方向, 那就是接下来要转变到以汉语为根基,以文化介绍为主的阶段。当然,转型期内涵式发展的种种行动表明孔子学院总部充分注意到了“语言”作为文化的有限性,在其修订版《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国外汉语教学“五级目标和内容”的每一部分都明确了“文化意识”的培养目标,并对其实现途径以“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等子系统加以规范[16],并通过《汉语教学话题和内容建议表》对包括语言与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与技术、政治历史与地理、价值观念等13个子项目的统筹,将“大文化”观贯彻于国外汉语教学之中,而这正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需要更加注重的内容。
超越“语言工具观”导向的文化输出模式有着深刻的国际权力竞争转向的背景。当前,在全球化催生的全球文化博弈中,以本土文化产业为后盾的包括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影视作品、艺术展演等为载体的价值观输出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重要方式。仅就亚洲的日本与韩国而言,固守“语言输出”阵地,抢占“文化输出”制高点的动作,就显示出这一倾向。得益于音像制品方面的文化输出,“韩流经济”2012年首次出现了8550万美元的顺差 ,其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也从20世90年代中期的不到1% 上升到2011年的5%[17]。鉴于成立于1972年的“国际交流基金”因偏重语言教育在推广日本文化方面的有限性,近年来,日本以建设“文化超级大国”为目标,竭力发展以动漫、电子游戏、时装、饮食、茶道、插花、歌舞伎、日本料理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业。2013年安倍政府又以高于往年10倍的财政投入大力推进“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国际战略”,在全球开设“日本屋”,以进一步增强日本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18]。在这一趋势下,世界各国语言观念和语言政策也正悄悄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这趋势与国际权力竞争互为因果、互为动因,催生了语言教育输出基础上的“大文化”输出模式的勃兴。
文化功能转向意味着要渐次释放孔子学院在“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将其建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这个平台承载着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 无论是“文化输出三大战役”(王岳川,2011)、“百千万系列工程”(洪晓楠 ,2014),还是“一体两翼” (许嘉璐,2014),都因文化传播的跨国实践,而与以“融进去”为旨归的国外受众战略、传播渠道战略之间存在复杂的纠葛。鉴于此,全面实施、深化拓展《孔子学院章程》的“业务范围”,包括开展以现代传播技术为依托的、“面向社会各界人士”的、本土化的“大文化”输出,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国际教育课题,更是一个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国家话语权建设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课题。
(二)目标受众:从精英到精英与大众的结合
与输出内容相适应, 目标受众的调整也迫在眉睫。创建初期,孔子学院锁定关键国家和重点群体的精英化路线,适应了全球占位和规模发展的阶段性需求, 最大化地激活了有限资源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作为一个难以量化的指标,相关数据和国外媒体报道及民间的态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孔子学院精英路线取得的全球影响力。陈静的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球汉语学习者达1亿多人,汉语被40多个国家纳入本国的国民教育。英国政府要求所有中学在2015年之前开设汉语课。仿照法国,泰国制定的外语教学计划将汉语作为全国中小学的必修课。在美国,汉语已成为第三外语。近年来,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战略在国外精英阶层中引发的“中国文化霸权”论则间接折射出十年规模化发展产生的全球影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担忧颇具“威胁论”色彩,他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必将导致西方文明的终结,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得不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进行重组,并最终形成“中国文化霸权”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格局[19]。关于国外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态度的实证分析则揭示了国外精英的矛盾心态。刘毅研究了《纽约时报》十年来涉及孔子学院的报道后发现,持消极倾向的报道最多(35.3%),其次为中立性报道(31.4%)和积极性报道(27.5%)[20]。数据表明,尽管消极报道最多,但并未形成一边倒的批评态度。这种矛盾心态在两年前《孔子学院的海外镜像———基于国外媒体报道而对孔子学院运作情况的考察》(林雪,2012)中也得到证实。相关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学院十年发展在国外精英群体中产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转型时期, 孔子学院面临新的内外部发展环境。首先,各国文化权力竞争手段更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跨国教育、文化交流和艺术展演等方式之外,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网络外交已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新手段。这些具有大众传播特征的文化输出方式, 必然带动文化传播受众由精英向大众的扩散。其次,汉学大众化的内外部条件基本成熟。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基本完成,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指导性”与“专门性”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 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从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建设和孔子学院自身建设来看。我国已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文化交流与合作协定,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计划;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文化交流合作关系[21]。良好的对外文化关系为孔子学院开展国际文化传播提供了外部条件。近年来,孔子学院管理机构日益完善、建设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的提速,适应了“大数据时代”海外汉学大众化的需要。
办学路线转向“精英与大众”,意味着孔子学院在继续关注国外精英群体的同时,更加关注国外大众群体。关注精英群体是因为这个群体在一国观点、态度的形成中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现实中,“意见领袖”往往是指政府、社团的负责人、领袖、报刊主编、评论家、学者、教育家等各类社会名流,他们掌握着各个国家的话语主导权, 对所在国形成对中国的观点、态度和评价起到引导和主导作用[22]。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就明确了“关键区域的政府和人民”作为文化输出的重中之重[23]。然而,网络时代的民众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当下Web2.0技术在全球的普及,推特、微博、脸谱等社交网络平台大量涌现,将公共空间从现实世界延伸至虚拟世界,这一趋势对各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克林顿政府就强调要用21世纪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并直言“直接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联系正是21世纪的外交核心。”[24]奥巴马政府更是积极倡导利用所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对外交流,称其为“21世纪的治国方略”。他认为,21世纪的外交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 而成为政府之间、人民之间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交流[25]。可见,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大众文化发展较为充分的西方国家,民间话语并未完全淹没于主流声音。因此,在关注“意见领袖”的基础上 ,更加关注国外普通民众 ,特别是青少年, 将其作为汉学大众化时期的国外民众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融进去”的“草根”,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民间基础,是网络外交时代中国文化国际运作能力的关键。
(三)渠道建设:从小众化到大众化
依托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语言与教育输出,以特定范围内的特定群体为受众,具有明显的“小众化”特点;就孔子学院目前开辟的汉语桥、夏令营、参观旅游、留学生计划/项目、节庆活动等特色渠道而言,也显然带有零散化的不足。转型时期孔子学院的重新布局,需要重组各种文化传播渠道,实现全媒体覆盖。这就意味着在继续重视传统渠道建设的同时,特别要及时跟踪大众传播技术前沿,充分发挥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兼容了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功能和媒介内容的大众传媒在功能整合和内容整合中的作用。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国际传播环境,3G技术使电视传播与网络传播几乎实现了无缝对接,“台网融通”为传统电视开辟了一个多元化的传播新渠道;Wi Fi的全球应用及4G网络的渐次推广,正在推动“媒介融合”走向深入。
适应网络时代国际文化权力竞争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拓进的步伐,西方国家纷纷转向网络阵地。近年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屡次强调,网络是美国海外宣传的最重要阵地, 美国将争夺网络空间主导权。美国还曾利用You Tube、Twitter等网站创意成功策划了诸如“全球民主短片竞赛”“全球Twitter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旨在通过网络新媒体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的参与,在全球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2009年奥巴马就职后的首次访华策划的“博客吹风会”,也是美国拓展新媒体传播的成功案例。如今,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展国际文化传播,已成为继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信息项目、意识形态较量之后新的文化输出形式,成为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补充手段。它以国外普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作为受众,成为了解、告知、接触和说服国外大众的重要媒体。此外,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3月公布的旨在指引欧洲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面向教育的“流动的青年计划”和面向数字社会的“欧洲数字化议程”。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大国”的目标后 ,于1996年公布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2014年推出了“酷日本战略”,都将其国际战略与互联网发展结合起来。时至网络时代,从语言与教育输出到各类文化产品, 包括影视作品、报刊、广告、广播等纷纷触网,给目标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在现实层面上,以打造“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为目标的大众化传播渠道建设,需要结合目标国网络建设的实际,综合考虑以下操作路径。首先是如何与所在国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借船出海”的目的。在这方面,我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制作播出《美丽的中国》《敦煌》等纪录片的实践具有典范意义。其次是如何与所在国有影响力的营销渠道联合,以开辟网络建设、远程教育、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展等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综合文化传播渠道。再次是如何与所在国网站合作,以实现现有文献资料数字化,并提供这些历史材料的永久性访问权。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刚刚起步,线下资源的线上整合仍是未来“综合文化交流平台”建设的需要破解的难题。最后,大众传播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关注国外大众的“期待视野”,在把握国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方面,邀请国外专家参与节目制作和栏目策划不失为“内容中国化、形式本土化”的良策。
三、转型发展:给我们带来什么
转型发展为孔子学院提出的新课题,无论是输出内容的“大文化”、目标受众的精英与大众的结合,还是渠道建设对大众传播的诉求, 都因教育、文化、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缠绕而变得极其复杂。如果把“孔子学院”比作即将驶向远方的“文化航母”,那么在起航前,我们需要审慎分析: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将展现怎样的文化图景? 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复杂的问题整体上归结为“输出什么”和“怎样输出”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而这艘文化航母所能够展现的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面貌也将更加清晰和明朗。
(一)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
“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当代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引发的中国文化影响力变化的概念。前者指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影响力式微的现象,后者则是一种相反的文化运动。历史地审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不难发现,那些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圈拥趸者。
明治维新前后, 有两种教育体系并存于日本:寺子屋和汉学塾,两者都以中国经典作品研习作为教学内容,是日本教育史上中国文化最受尊崇的时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再加上甲午海战滋生的民族主义,汉学遭受空前冷遇。二战后,日本“脱亚入美”,日本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采取“对内实行单语制”“对外奉行实用主义”, 汉语教学被完全排除在日本中小学的全部阶段[26]。尽管汉语教学在二战后日本大学中开始实施,但仍是“第二外语”,且受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影响较大。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 治中解放 出来 , 在美国的 强力干预 下 ,1945—1965年的20年间,朝鲜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中国化”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从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消灭汉字”, 禁止在课堂和学校教科书中使用汉字。可见,朝鲜的“去中国化”运动深受美国的影响。1945年后,韩国把学习、使用和精通朝鲜语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再加上朝鲜战争后,东北亚军事对抗的存在,韩国国内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运动,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的国家(76.5%),加上长期的英国殖民历史 ,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和种族问题是这个殖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其中英语和汉语的角逐在1950年后导致华文学校的衰落和英文学校的繁荣, 开始了近代新加坡“去中国化”的漫长历史。作为汉语国际推广的重镇,东南亚各国的汉语教育也大致经历了二战后受挫的历史命运。据有关数据,1937年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8.6万余人, 缅甸在日本占领前的1942年华人学校达300多所,1941年菲律宾的华校126所,在校生达2.1万余人。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其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 印尼的汉语教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泰国于1957年下令禁止一切汉语教学,缅甸于1966年将华文学校收归国有,柬埔寨在1970年封闭所有华校[27]。应该说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兴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伴随着近现代中国国力衰微导致的文化影响力下降是其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我国综合国力的累积效应,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是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股“再中国化”的浪潮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逐渐兴起。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文化战略的深入发展所推动的“再中国化”浪潮也初见端倪。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共同的儒家文化观,近年来,韩国国内掀起了被称为“汉风”的“再中国化”浪潮。2004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目前韩国每天新出版10多本关于 中国的书 籍 , 专门播放 中国节目 的HAOTV、CHINATV和中华TV等电视台大量涌现。据统计, 韩国120所大学均设有中文系,每年的中文专业毕业生约有3000多人。在世界各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11万人中, 其中7万名考生是韩国人[28]。在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至今,出现了两次“汉学热”,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次是新世纪以来。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日本783所大学中开设公共汉语课的大学约700所,选修汉语的学生约16万人[29]。目前,日本是学习汉语人数最多的国家。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纷纷将汉语教育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 ,即便是在未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汉语教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随着国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汉语的经济性日益凸显,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必将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刺激中国文化的复兴。
(二)从“研究中国”到“中国研究”
姑且将“研究中国”与“中国研究”看作两种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 这两种模式因研究立场、主客定位、研究取向等的差异而易于导致对“中国性”建构的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研究中国”是一个以“他者”立场和视角、以“中国”为研究客体的话语方式,带有鲜明的赛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色彩,即西方在研究非西方世界时,以一种“地位优越”的姿态将非西方根据自己的立场设定为落后的“他者”。如果说“研究中国”形成了西方观察中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和传统,那么这种方式和传统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显然不在于是否有中国学者加入这一论域,也不可能在于其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而在于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假设与西方经验的逻辑基础,注定这一传统或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有效性悬置。长期以来,西方都以一种封闭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错误地再现中国情境以巩固自我。新近,美国学者丹尼尔·F.武科维奇在其所著的《中国与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2012年)中,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展开了审慎的观察,并以“汉学东方主义”的概念描述了“东方主义”的新形态。在“汉学东方主义”看来,“中国处于迟疑不决但不可避免地与‘我们’西方变得相同的进程中:即变得开放、开明、现代、自由。换言之,‘中国’被认为正在变得总体上与西方等同。”这里,武科维奇所要揭示的“汉学东方主义”的核心在于,将过去和当前的中国看做与理性、自由、民主的西方相对立的存在。显然,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到武科维奇所揭露的“汉学东方主义”,一以贯之的话语方式主导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关注的并非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变迁,而是其预设的优势地位,“中国观察者(或专家)的地位优越性,致使中国或有关中国的事情决不能通过挑战广为接受的思想范畴来获取优势地位。”[30]显然,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中国已成为不同于西方的、与理论逻辑不相适应的“悖论社会”。
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建设应对“研究中国”保持警惕,同时,大力推进“中国研究”,真正确立中国学术文化的自主性,避免读着“洋书”了解中国的情景。鉴于此,“中国研究”是以自我立场对自我的全新审视和把握,是一个话语自觉与自决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确立的表征。从“研究中国”向“中国研究”的转向,意味着从被动言说到主动言说和话语输出的转型,这正是“中国研究”的精神主旨。在这种知识生产策略之下,政府规划和国内学界的努力不可或缺。把学术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构成纳入政府规划在当前尤为必要和重要, 学术走出去能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学界的努力应坚持中国主位的立场,既以理论对话又以增进国际社会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简言之,“中国研究”旨在确立大国的话语生产方式。
当然,“中国研究”还要正视一个庞大的海外军团及作为后备力量的青年学者。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0年,国外共有中国研究机构185家,知名汉学学者1570多人,且主要集中在美、日、德、意、英、韩等国家1, 这些机构和人员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第一接受者,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但由于缺乏中国作为主体的问题意识,这些机构和人员在国外强大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下, 很可能难以超越既定的预设和框架,其所谓中国研究很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向国内的延伸,很容易沦为“冷淡的冷战战斗士”“过于自信的道德家”(傅高义,2004)。因此,在现实的意义上,增进这个群体特别是青年学者对作为客体的中国的直接接触,无疑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考量。某种程度上,本土知识背景使他们成为“中国声音”的国际代言人,并且形成一股强力影响西方学界全面分析、阐释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有生力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2013年“新孔子学院计划”的实施无疑是对国外“中国研究 ”的积极回应,它对中国声音的传播也终将在孔子学院未来发展中渐次深化。
(三)从“走出去”到“融进去”
在现实的层面上,文化走出去只是一国文化战略的手段,融进去继而实现文化占位、外交支持和理念博弈才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权力竞争的目标。人类文明交流史表明,文化输出的背后其实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即“世界之争表象在‘利益’、在‘势力’,而本质则在‘思想’、在‘文化’。”[31]因此,一种文化要“融进去”才能深入异质文明的内部神经。
然而,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教育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思想价值观传播的最大特点是潜移默化的、非显著性的,而它一旦确立起在异文化领域的地位,其影响又将是持久的、稳定的。美国著名的国际文化交流专家伦纳德·R·沙斯曼曾总结道,“文化交流,然后政治变化,是经过很多年在这些国家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我们无法弄清楚文化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我们深信它是其中一个因素”[32]。中国文化融进去还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那就是西方近500年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而且这一运动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在延续扩散。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压力,也是最大的外部动力:遭致外来文化“主导”和“殖民”的巨大威胁,换句话说,融进去面临重重困难。就文化市场占位而言,尽管通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基本扭转了文化贸易的逆差,但对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突破、创新和超越仍将在一定时期内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智慧。
当然,“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一个必然结果,它取决于国际权力竞争转型的实现和中国软实力输出的国家战略。21世纪以来,世界重心的东移和全球实力向新兴国家倾斜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国际权力竞争从硬实力向软实力地转型,倒逼式地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舆论的前沿。从理论上看,任何既定的文化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累积效应, 在为中国话语输出提供全方位的强大支撑的同时,也为在“异文化”间传播中国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历史终结”“文明冲突”“文化霸权”, 非传统安全以及“软实力”等后冷战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并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新面貌的今天,孔子学院不仅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软着陆的举措,更是向世界发出的和平实现“权力转移”的信号,而依靠自身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融进去, 正是当年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关键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融进去的判断,而会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33]。
孔子的心灵世界 篇5
2005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55周年，首次全球华人祭孔活动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这是一个非凡的壮举。
孔庙是这次全球祭典活动的一个中心祭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外国驻华使节纷纷出席了曲阜的祭孔大典。这不仅是现代社会的一场祭典，也是中华民族发自内心的对师德的崇尚。
孔子的家乡在山东省曲阜市。曲阜城中有一组颇具东方建筑特色、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古代建筑群，它包括孔庙和孔府等建筑，古建筑学家把它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典建筑群。多年来，这里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孔子生前是一个布衣教师，他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国君哀公将孔子的旧居改建为祭祀孔子的庙宇，收藏孔子生前所用的衣、冠、琴、书等物，以供奉祀。日后很多王国的宫殿都倒塌了，但无论发生怎样的战争，这座神圣的孔庙都被保存下来，并经历代重建扩修，到明代形成了现有规模。就其古老而言，以及一个敬师的庙宇被世世代代如此保存至今，它甚至被认为是世界建筑史上“唯一的孤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各国驻华使节来到这里参加祭典活动，都敬佩不已。
参加祭孔的人们走进孔庙，看到这座辉煌的东方建筑有九进院落。有的驻华使节问：“为什么是九进院落？”中方人员就告诉他们：“九”在中国文化中代表最大，也含“天下”之意，比如传说中就讲中国夏代的大禹把中国分为九州，并铸九鼎。九进院落，代表着中国人祭祀孔子的最高规格。
孔庙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庙内共有殿阁亭堂门坊100余座，里面有孔子讲学的杏坛，有祭告、修庙、墓志、画赞、诗文、名家法帖、汉画像石等历代碑刻2000余块，是全国保存汉碑最多的地方。而且上起西汉、下迄民国，隶篆真草各家书体具备，贯穿了整个中国碑刻史。在大成门与奎文阁之间，还分布着著名的十三御碑亭，保存着唐宋以来的御制石碑。
孔府与孔庙毗邻，有世界上最大的私家庄园之称。它是历代孔子嫡裔衍圣公的官属和私邸。也有院落共九进，分中东西三路，占地12万平方米，房舍总计463间，保存着丰富的文档及大量的古代文物。
曲阜还有世界上最大的私家墓地——孔林，已延续2300多年，其中有碑刻4000多块，俨然碑碣林立，石仪成群，众多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在这里留下墨迹。
孔庙、孔府、孔林即著名的“三孔”。游人尚未走进“三孔”，就能看到其内外古树参天，苍松森然，据统计数量达到20000多棵。其中孔庙的“先师手植桧”树龄最长，享有圣树的尊容。孔府的五柏抱槐犹如孔子的高徒围绕着孔子，均极为著名。另有孔庙的汉柏，孔林的鲁楷，均因受到历代的保护而有如树中的列祖列宗，极为壮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孔”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乱世中求学终成“至圣先师”
孔子于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曲阜东南的一个小邑，父亲叫叔梁纥，母亲颜氏。据传他的父母曾为生子祈祷于尼丘山，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
西周初，周王朝推行的是“井田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出生时已是春秋后期，周天子已无力号召诸侯，诸侯也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各诸侯国互相攻伐，争霸的战争写满了这个时期。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后来逐渐衰落而迁到鲁国。孔子三岁时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回到娘家，从此迁居曲阜阙里，就是今天的孔庙所在地。孔子少年时家境贫寒，做过许多卑贱的差事，一面谋生，一面刻苦自学。十六七岁时，他母亲去世，困苦的境遇使他更加奋发向上。二十岁后，他在当地贵族季氏家当过“季吏”，负责管理仓库；还当过“乘田”，负责管理牛羊。
鲁国的始祖是周公的儿子伯禽，在西周初受周成王之封来当鲁国君。孔子在乱世中求学，最推崇的人就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周公创制礼乐，倡导德治。周公的“德”治，深刻地影响了孔子的思想，成为孔子治学的基础。三十岁时，孔子所学已颇有成就，在社会上获得了一些声誉。
春秋前期，齐桓公用管仲辅政，管仲主张礼法并用，礼使人知廉耻，法使人守规矩。管仲还革新土地制度，齐国迅速强大，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学风也颇盛。齐桓公去世后，齐国渐衰，但孔子34岁还是去了齐国，目的仍然是追求学问。在齐国，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可见齐国对礼乐的重视仍然强于鲁国，也可见孔子是第一次听到人间竟有那么美的音乐，他被深深打动。从此他更加崇敬周公，体会到周公倡导礼乐的深刻作用，认为这是治理乱世，使社会重新归于安宁与和平最要紧的东西啊！
据《史记》载，齐景公曾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讲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臣父子都要各尽其责。孔子为什么这样回答？这一时期，不仅各诸侯国反叛周天子，大夫也反叛诸侯，就连父子、兄弟之间也展开激烈的斗争，竞相发展各自的势力，所谓“礼崩乐坏”正是对这个时期的描绘。孔子的回答表明他已考虑到，治国须治家，治家须治人，治人须治心。这些思考导致孔子的学问逐渐具有“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特征，并最终导向以教育“育人”。
孔子走向教育并非短时期做出的选择，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氏家臣也反叛季氏，孔子曾在季氏门下做过事，季氏派人请孔子，孔子曾准备前往，但被跟从他的弟子子路寻阻了。不久，孔子还是被鲁定公任用为中都主管，随后升迁为司空、再由司空升为大司寇，直到以大司寇代理相事。
孔子把这看作是辅佐鲁定公的机会，也期望自己能以周公的才华和思想去帮助鲁国强大。他曾全力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华，从他接连被升迁看来，也可见他干得不错，但在他代理相事期间，他的政见不仅与朝臣不合，也与鲁国君不合。在孔子54岁那年，他感到自己的政治主张已经很难被鲁国接受，深深认为自己所渐渐形成的政见是正确的，不能放弃，不能苟且的。他并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既然在鲁国无法实现，他就决定离开鲁国，去别国看看别的君主能不能采用。
他以相当执着的努力，接连走了卫、陈、曹、宋、郑、蔡六个诸侯国，不料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采用他主张恢复礼乐、推行德治的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孔子“周游列国”。这“游”，不是“游览”，而是“游说”。他的游说在各诸侯国君看来，这主张不就是周公的主张吗？可是周公倡导的礼乐曾经在各诸侯国推行，最后不是“礼崩乐坏”变成今天这个天下大乱的社会了吗？于是都觉得孔子没什么有用的真学问。孔子便这样“周游”了前后14年。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鲁大夫季康召孔子回鲁，孔子结束了“周游”，怀着希望返回鲁国。
季康领着孔子去见鲁哀公，鲁哀公也向孔子问政，孔子讲了他所见的“列国”情形，仍执着地讲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最终仍没有被采用。
这年孔子已经67岁了，正是在这个困境中转而去办教育。由于他认为治理乱世首先需要治理“人心”，这涉及每个人，于是提出“有教无类”。他办教育只能是办私学，孔子就此成为中国创办民间学校的第一人，结束了中国有史以来“官学”垄断教育的历史，开创了平民也能受教育的新时代。
办教育，需要教材。于是孔子开始修订教材。相传他将鲁国史《春秋》修订为史学教材，又整理修订了《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和《易经》，称为“六经”，其中除《乐经》失传外，其余“五经”一直流传到现在。今天所见的“五经”是否完全是孔子所修订的，史家有不同说法。但可以肯定，孔子生前所做的是编纂工作，并且日后有很多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不断接力所做的工作，总体精神是孔子的倡导。孔子的学说在中国被称为“儒学”，六经均被视为儒家学说的经典，而孔子被尊为儒学的创始人。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明的传承。周公倡导德治，周公的思想到了孔子这里又被极大地发展了，更因为孔子开创平民教育，深远地影响后世，以至孔子被后世尊奉为“至圣先师”。
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公元前479年，孔子逝世。弟子们为表达思念之情，把他生前的言行记载下来，希望传于后世，这部书就是《论语》。
“语”即孔子之语，“论”是孔子的思想。《论语》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成为被搜寻焚毁的重点书。后经过儒学再传弟子的收集和整理，使《论语》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到了汉代，学者张禹将各种版本整理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论语》。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崇尚“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仁政”是他思想的基本精神。《论语》曾从不同的方面记载了他对“仁”的解释。针对当时诸侯混战，相互残杀的社会现实，孔子倡导的“仁”，是为人处世和从政的最高准则，核心是仁者爱人。他也反对大贫大富，认为要相对平均，这是关于和谐社会的早期思想。他反对用人唯亲，认为要举贤才，只有道德高尚的贤才才有资格成为执政者。
据《史记》载，孔子弟子三千，比较有成就的有七十二人。从《论语》可以看到他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材施教。
人们说孔子是中国第一教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好学，是孔子的第一品格。不耻下问，就是明证。他还主张教学相长，他不仅是学生的老师，还是学生的朋友。教授的方式多是启发式的，鼓励学生谈论自己的观点。书院乃至老师与弟子的直接对话传授形式，是儒家实行教育的主要手段。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使之“成人”，即成为对他人有益的人，因此把德育放在首位，用心于“育人”。孔子无愧于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在我们关注孔子的学说时，尤其还不能忘记，孔子有一颗非常善良之心，有一个关怀天下所有人的心灵世界。
孔子的思想从汉朝以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他创立的学说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国人的行为模式。在中国史上，对中华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是孔子。
最早把儒学介绍到西方的人是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把《论语》翻译成拉丁文，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孔子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享有崇高盛名。1988年1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惊人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去吸收2500年前中国孔子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