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中国安全

俄罗斯和中国安全（精选8篇）

俄罗斯和中国安全 篇1

俄罗斯、中国北极事务分析

1、俄罗斯的合理做法：寻找北极大陆架区域与其陆地领土的地质结构具有相似性。

2、俄罗斯将北极地区视为国家核心利益。

3、俄罗斯大陆架在北冰洋的边界目前仍未得到正式确认，这是着急解决的问题。

4、北极地区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意义。

5、结论。

俄罗斯的科学考察旨在寻找本国大陆架延伸的合理区域，目的是要证明该区域与其陆地领土的地质结构具有相似性。21世纪以来，北极问题争夺成为焦点的起因是2007年7月25日俄罗斯地质学家宣布，他们找到证据证明北冰洋水下绵延近2000公里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大陆的自然延伸；其实俄罗斯的做法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此公约规定，在有些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的海区，沿海国自然延伸的大陆架远远超出200海里。如果沿海国认为本国的自然延伸的大陆架超过了200海里，则需要在2009年之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线的申请，并提供相关科学证据。提出申请的沿海国需要在委员会建议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其200海里之外的大陆架的外部界限。这样确定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才是最终的和有约束力的,这种科学考察和常规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不容易引起国际争端。目前，关于北极地区的任何问题都是充满争议的，并且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俄罗斯本身不想扩大事端，另外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都会想转移国内经济发展的矛盾到国外，以此缓解国内的强大压力。

俄罗斯将北极地区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俄属北极地区的面积大约有6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300万左右，是俄罗斯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早在20世纪初，俄罗斯科学家们就提出对北极进行研究和开发的建议。1935年，苏联组织了第一支北极科考队前往北极，并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北极科考的领先地位，该国科学家不仅绘制了当地的海底地形图，还推翻了北极地区生物种类匮乏的理论，并且证明有暖流流向北冰洋。

北极大陆架是俄能源安全的保证；俄罗斯的长期发展和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取决于北极资源的开发。2008年9月俄罗斯通过的北极战略规划《2020年前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政策原则》提出，2020年之前北极将成为俄“首要战略能源基 地”；2012—2015年，俄将力争赢得国际社会对俄方拥有北极部分地区经济专属权的认可，并着手开发北极资源。

对于2013年2月底俄罗斯政府公布的2020年前北极地带发展战略来说，这可以说是普京政府国家复兴计划的一部分。虽然不是新问题，但是在这个时段提出，面对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不断蔓延的境况；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放缓，制造业发展滞后、技术设备陈旧、更新缓慢、而出口资源和军火仍然是主要支柱产业，有助于恢复俄罗斯居民对政府恢复经济发展的信心，普京的强国战略和俄罗斯人民相信俄罗斯是具有绝对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在这两点上是国家和人民是一致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的出口仍是俄罗斯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北极地区是俄国家发展和未来保持大国地位的战略储备，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明确表示，必须巩固俄罗斯北极地区的边界以确保俄能源安全，必须对俄在北极地区的边界进行立法，以保证俄在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大陆架在北冰洋的边界目前仍未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俄罗斯着急解决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特别是大陆架界线委员会的说法，预计到2015年才能对疆界划定进行国际法方面的认定。这是俄罗斯实施北极战略第一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北极发展战略的第二阶段是至2020年，要确保俄罗斯大陆架外部边界的国际法的确认。只有边界得到确定，就会减少国际争端。近年来，俄罗斯还加强了在北极区域导弹演习，将其上升到了新一轮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俄罗斯北极战略的主旨就是要组建北极集团军，建立一支以陆军常规部队为基础，并吸纳海军的核潜艇和空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等力量参加的北极独立部队集群，加快俄边防部队军事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边防部队对北极的有效监视和反应机制，形成旨在跟踪北极动态的综合体系。其目的是维护俄在北极的核心利益，显示其军事力量在北极的强大存在，以警示北极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俄属北极地区的面积大约有6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国土面积的62%。北极地区日益成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交往的重要平台。俄罗斯掌握该地区，既能保证它能源大国的地位不可撼动，又能使其在占据有利的地缘位臵的基础上达到与欧美利益抗衡的战略需要。北极地区是俄国家发展和未来保持大国地位的战略储备。

北极地区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意义。

积极争夺北极地区话语权是必须要做的，是国际竞争力提高的表现。多年以来在很多国际事务中已经因为没有或不足话语权，丢失了很多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优势。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应该更加充分的体现出来。尽管中国在北极没有领土和领海，但北极事务不是地区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北冰洋属于全人类。如果北冰洋沿岸国家取得外大陆架，北冰洋国际海底面积将缩小为现在的11.1%，这就严重侵犯了全球共享的公海资源，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

北冰洋地区航道对与北半球的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经过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航线海盗猖獗，对世界海运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且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通行能力已经饱和，拥塞现象严重，并且有吨位限制。北极地区航线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据估计，这两条通道将使上海到欧洲(鹿特丹)、上海到北美洲东岸(纽约)的海运里程缩短约3000海里，从现在的1.1万海里缩短至8000海里。

北冰洋地区航道一旦开通，还关系到中国长江以北地区、山东、天津环渤海经济带开发、东北地区等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借助北极航道的开发，可降低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成本，促进发展。目前，北极的丰富资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海外资源能源采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挪威和丹麦等八个环北极圈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占中国总贸易额的很大比重。

一方面，中国北洋政府是1925年《斯瓦尔巴条约》的缔约国，应充分利用该条约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加强对北极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研究，进行矿产资源、能源和生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这将对增强中国在北极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维护中国权益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具有在北冰洋自由航行、飞越和科学考察、公海海底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因此，中国具有参与北极地区事务的一切权利。

结论：世界发展由原先的苏联和美国超级大国；到后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再到后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及后来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整个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世界发展表现为多极化。世界经济发展已经不是任何一方能够独自决定的格局，合作发展变得更为经常。在北极问题上，首先，各个国家都在寻找理性的做法，争取应该得到的权益，而不想引起争端，和平和共同进步变得更为紧迫；其次，各个国家也在积极进行军事方面的准备，这表现为巨大的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为还有不安定因素在影响着世界进程；再次，由对资源的不断扩大需求引起的世界大国利益争端往往变得更为优先。

俄罗斯和中国安全 篇2

中国和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在教学方面受到民族文化差异、学习背景以及语言交流方面的影响, 在民间舞蹈的教学之中, 中俄两国的教师存在的差异较大, 出现了课堂的氛围、课堂的教学过程等差异较大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对于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效果都有较大的影响。从中俄民间舞蹈教师教学风格进行比较, 从教学方法、体态语言以及教学的组织三个方面着手, 分析黑河学院从事中国民间舞蹈教学的中国教师以及从事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学的俄罗斯外教在教学风格方面存在的差异, 认识产生差异的原因, 推动黑河学院中俄民间舞蹈教学的发展。

一、教学方法的异同

(一) 中俄民间舞蹈教师教学方法的共同点

为了能够让学生在舞蹈学习中直接、形象地学习舞蹈的东西, 黑河学院中俄民间舞蹈教师通常在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方法, 两国的民间舞蹈教师主要采用讲授法、示范法以及视频欣赏的方法进行教学, 表现出教学方法有其相同的方面。

(二) 中俄民间舞蹈教师教学方法的差异

中俄两国民间舞蹈教师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 黑河学院中国民间舞蹈教师在教学中通常采用完整法将整个动作组合进行演示, 然后采用分解法逐个讲解, 学生跟随学习的方法。而黑河学院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通常是采用分解的方法从舞蹈组合的开始讲解到最后, 然后再用完整的方法讲解。

黑河学院中俄民间舞蹈教师教学方法的差异:一方面是课堂讲授的内容中国教师以动作组合教学为主, 而俄罗斯外教以成品的舞蹈教学为主;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外教到中国高校授课期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快取得好的教学成果的心理。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两国教师教学方法存在差异。

二、体态语言的异同

(一) 中俄民间舞蹈教师体态语言的共同点

由于舞蹈是通过肢体表达为主体的艺术形式, 因此, 黑河学院中俄民间舞蹈教师在教学之中肢体语言用得较多, 主要体现教学中, 通常无声的肢体语言展示所要讲授的舞蹈教学内容, 同时还通过肢体语言的表达, 让学生能够理解讲授的舞蹈内容所要表达的内心情感以及舞蹈本身所要表达的内容。

(二) 中俄民间舞蹈教师体态语言的差异

黑河学院中俄民间舞蹈教师在体态语言存在着差异, 主要体现在中国民间舞蹈老师更多的通过肢体语言追求舞蹈艺术作品的内容、情感以及意境, 在教学中以动作讲解为主, 然后在组合教学中逐步让学生理解作品的情境以及意境。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更多是从肢体语言的本体出发, 让学生通过肢体产生的语言, 音乐伴奏以及通过比较夸张的肢体语言以表语言的表达, 让学生对融入到舞蹈作品中, 产生对舞蹈内容、意境以及情感等方面的认同感。

中俄两国民间舞蹈教师体态语言的差异不仅与翻译过程对部分舞蹈专业词汇以及舞蹈本身情感表达存在差异有关, 而且还与俄罗斯舞蹈教师对于舞蹈教学和舞蹈肢体语言认识理念的差异有关。

三、组织形式的异同

(一) 中俄民间舞蹈教师组织形式的共同点

中俄两国民间舞蹈教师在教学组织方面都是根据教学的常规进行组织, 按照准备活动、复习旧课、学习新课、教学内容巩固、课堂小结、布置课后舞蹈练习的内容等常规教学步骤进行的, 说明黑河学院中俄两国民间舞蹈教师在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存在相同的地方, 都按照教学的常规过程进行教学。

(二) 中俄民间舞蹈教师组织形式的差异

中俄两国民间舞蹈教师受到各自国家文化的影响导致教学组织形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俄罗斯舞蹈教学组织形式的差异表现在组织中俄罗斯教师会根据课堂教学的情况、学生学习总体状况进行较大的调整, 在教学组织中每个环节时间的分配, 教学重点的安排上面每节课会有较大的变化。而中国民间舞蹈教师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则相对很稳定, 变化小。

中俄两国民间舞蹈教师在组织形式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与两个国家的文化有较大关系, 俄罗斯教师表现出课堂教学表现出的感性成分较多, 课堂的组织较为灵活, 能够根据学生、教学内容等进行及时的调整, 而中国民间舞蹈教师则严格按照学校的要求以及教育学中对于教学组织形式的要求进行, 表示出变化小, 根据学生课堂学习状况调整和变化不大。

四、结论

黑河学院是中俄边境线上的一所本科院校, 长期任教的俄罗斯外教有数十人。将黑河学院中国和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从教学方法、教师的体态语言以及教学组织三个方面比较两国民间舞蹈教师教学风格的差异。导致其差异的因素不仅受到学校类型的影响, 还受到两国教师接受的舞蹈教育背景、两个国家文化背景的影响。以黑河学院中俄民间舞蹈教师教学风格的差异, 即能对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的教学风格有一定的认识, 而且中国民间舞蹈教师还能从中学习和借鉴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中的长处, 运用到中国民间舞蹈的教学, 为中国民间舞蹈教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推动黑河学院中国民间舞蹈教学的发展。

摘要：中俄两国都有各具民族特色的舞蹈, 在从事民间舞蹈的教学中, 中俄两国教师受到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 采用的教学方法、体态语言以及教学的组织形式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以黑河学院从事中国民间舞蹈以及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为例, 对比中俄两国从事民间舞蹈教学的教师教学风格, 借鉴和学习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方法、组织形式等, 以期能够提升中国民间舞蹈教师教学水平。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学风格

参考文献

[1]陈泽刚.中俄民间舞蹈情感教学的研究[J].大众文艺.2013 (04) .

中国和俄罗斯越走越近 篇3

新年一开始的1月3日，新华社就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阿列克谢耶夫表示，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发展达到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最高水平。

中俄“国家年”规格很高

就在不久前，新任的俄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首次以副总理身份率代表团来到了中国。2005年11月14日下午，俄罗斯总统普京改组政府后，刚刚将他从总统办公厅主任升任为第一副总理。

受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俄“国家年”活动中方组委会主席吴仪邀请，同时兼任俄方组委会主席的梅德韦杰夫，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就相互举办“国家年”活动及双边关系等问题举行了会谈。

双方对“国家年”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仅从双方组委会主席的级别来看，和中法文化年就不同。中法文化年，中方：主席是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法国主席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皮埃尔·昂格鲁米。

“中俄国家年的内涵和中法文化年(2003—2004)是有差别的。国家年是综合性、总体的活动，涉及贸易、科学、技术、投资、教育、卫生、两军合作等各个领域。”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年活动会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过去一年两国关系高潮迭起

拉佐夫说，俄中政治关系在各个层面上进展得“非常好”。两国元首一年中四次会晤，两国总理举行了第十次会晤，两国议会之间互访频繁。

2005年6月，中俄两国外长互换了《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批准书，标志着中俄边界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现在，双方专家正在协商开展边界地段的勘界工作。勘界工作有望在未来两三年全部完成。

7月1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就如何建立21世纪国际新秩序共同提出了12点主张。

8月18日至25日，中俄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首次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子广泛关注。

这一年，中俄两国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发展得很快。预计200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将达到290亿美元，同比增长33％。中国有望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

从事务性接触走向机制性合作

“中俄两国高层和事务层的接触从非机制性走向机制性，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陆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5年，两国之间建立了实质上的新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已经启动的两国战略安全磋商机制等。唐家璇国务委员率领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夫率代表团访北京，都是通过两国元首决定建立的专门沟通渠道。

“通过这个渠道，俄中就双边、多边的关键性安全问题开展实质性对话。现在，两国现有合作机制有新的增加，各专业分委会数量增加至15个，这些分委会覆盖中俄合作的各个关键性领域。今年，这种合作机制运转非常有效。”拉佐夫说。

不久前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证明了双方的关系已是经得住考验的。事故发生后，中俄双方沟通合作渠道畅通，共同争取把污染可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陆钢认为：“松花江事件处理得非常好。”

十年战略协作伙伴结出果实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的第十年。

1991年12月27日，中国承认俄罗斯联邦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实现了两国关系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

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俄，双方签署了第二个《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24--26日，俄罗斯总统葉利钦再次访华，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签署了第三个《中俄联合声明》，双方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而从1997年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到2005年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俄国际战略观日益接近。

2005年7月5日，中、俄共同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要求西方势力从中亚撤军。

“中俄双方配合非常好。中亚地区发生颜色革命，使原有的地区秩序受到冲击，上海合作组织起到了稳定地区的作用。中俄在上合的合作，表明两国不再局限于双边事务的互动，同时形成某种价值观上的判断。不是我们的利益是什么，而是我们认为应该追求怎样的国际关系体系。”陆钢说。

“我们在谈到人类的处世价值的时候，总是提到西方的民主、人权。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其他层面的处世价值是被西方所忽略的，譬如‘上海精神’里提到的一些元素，现在中俄正在用行动向人们宣示这种价值观。”

2001年6月15日，随着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宣布成立，体现这一组织宗旨的“上海精神”被首次明确提出，这就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未来，在“上海精神”基础上对新价值观内涵的丰富将是中俄需要面对的挑战。

中国专家欣赏“普京路线”

两个大国越走越近，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和猜测。然而，“当今世界的潮流就是发展，中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都希望与各个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复旦大学俄罗斯中心主任赵华胜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而且俄罗斯应该也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周边的稳定因素，对俄罗斯来说也是稳定的因素。”

专家们认为，在国际事务、周边安全和能源供给等方面，中国需要和俄罗斯合作。

“对于俄罗斯来讲，中国是俄罗斯从地缘战略考虑可以抗衡或者抵御美欧东进战略的协作伙伴。俄罗斯现在的繁荣主要靠油，实际的国际战略环境非常恶劣。欧洲在整合成一个整体，美国不能对俄罗斯直接发生影响，但是可以通过欧洲，这点他们是一致的。同时，美国也开发了新战场，那就是中亚和中东。两边地缘战略的挤压，对俄罗斯影响非常大，俄希望和中国合作抵消这样的压力。”陆钢说，“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良师益友。”

“在普京自2004年进入第二任期后，为实现GDP翻两番奠定基础是其治国方略的核心目标。普京强调，俄罗斯：外交应为实现‘提升经济竞争力、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增长和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全民族任务’服务。因而通过强化中俄合作以稳定东部环境、搭乘亚太经济快车、促进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也是俄罗斯既定的战略选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冯玉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正在进行的改革，标志着普京开始正式运用中国的发展经验。9月16日，俄罗斯著名政论家特列季亚科夫在官方媒体《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他认为，普京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标志着普京要全面摒弃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学习中国发展模式。

另一名俄罗斯学者斯特罗卡尼在俄《政权》周刊上说，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经验，在普京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斯特罗卡尼认为，普京提出的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做法就是从邓小平理论中得到启发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中国学习苏联，而现在，中国的经济腾飞给了俄罗斯很多启示。

2002年12月3日，普京在北京大学做演讲。普京说，他的两个女儿在学习中国武术，其中一个还开始学习汉语。

2008年，普京的任期将满。不管普京是去还是留，赵华胜认为，俄罗斯的制度应该是延续的，政治制度体系应该不会因为一个人而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会由俄罗斯的宪法框架来约束。

俄罗斯中国学 篇4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陈效卫 张晓东 谢亚宏 林雪丹

《 人民日报 》（2013年09月04日版）

俄罗斯中国学成就斐然，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田径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考察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视角和最新成果，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俄两国关系的加强，是俄罗斯中国学繁荣的重要推手

萌芽于18世纪初的俄罗斯中国学，虽从未占领显学这一制高点，但300年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日臻醇厚。从最初少数社会精英的个体译介，到目前涵盖几乎所有主要领域的系统研究，俄罗斯中国学熔古今于一炉，集东西方之大成，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田径场”上长期处于领跑位置。

百花齐放——

俄罗斯目前约有汉学家6000人，中国学研究状况堪称“史上最强”

关于俄罗斯中国学的研究现状，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卡尔涅耶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倾向于用“史上最好”进行描述。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俄中关系的加强等，都推动了俄罗斯中国学今天的繁荣。这种喜人景象集中体现在融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于一体的众多研究机构中。

一是学术机构。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部主任马斯洛夫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传统的俄罗斯中国研究中心有7家，皆隶属于俄罗斯科学院，如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分院等。其中，成立于1966年的远东所最为权威。目前在所辖10个研究中心中有6个专门从事中国学研究，其中仅俄中关系研究中心就下设七大研究方向，几乎涵盖俄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此外，位于俄罗斯中国学发源地的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专攻古代中国学，亦堪称同行之翘楚。

二是高等院校。据马斯洛夫介绍，俄最大综合性中国学研究中心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该院撰写了关于中苏关系史、中国农业问题等大量专著，翻译了多部汉唐史和诗歌著作。在俄欧洲部分，实力堪与莫大亚非学院比肩的只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而作为“新生代”代表的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部，在俄研究中国历史与汉语教科书方面建树颇丰，集世界各国东方学专家之所长是其独有的强项。比较而言，俄亚洲部分的中国学研究因“近水楼台”而更为普及。叶卡捷琳堡大学、伊尔库茨克大学、哈巴罗夫斯克国立大学都有中国研究中心。其中，伊尔库茨克大学在研究中国语言学领域实力不俗。该校位于当年俄旅行家、商队去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得以“承接”大量宝贵史料和优良研究传统。

三是独立研究机构。该类机构多由私人创立或地方政府主导，专攻当代中国政经和中俄关系。据马斯洛夫介绍，俄目前这类综合性中国研究机构有6至7家，专项研究机构约有20家。

此外，形式多样的“动态”研究机构——研讨会和友好协会等也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形式。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每年举办“中国社会与国家”研讨会，迄今已举办40多届，涵盖各类话题的学术研讨3000多场，许多成果已结集出版。

据卡尔涅耶夫介绍，在上述各类机构中，俄罗斯中国学专家约有6000人。其中，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就有50多人，远东所则有100多人，包括齐赫文斯基、季塔连科、别列洛莫夫等“中国通”。研究人员最多集中在经济领域，其次为政治领域，再次为历史领域。由于历史积淀时间长短不同，目前公认的中国学巨著主要有俄罗斯外交学院的学术论文集《俄罗斯—中国：协作的四个世纪》、远东所主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等。定期出版物中以远东所1972年创刊的《远东问题》最为权威，含俄语版双月刊和英语版季刊两种，内容不拘一格，观点注重争鸣。

成果斐然——

俄罗斯中国学不仅重视研究两国当前政治经贸关系，也热衷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史记》外文全译本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由于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强化，当前俄中关系是俄罗斯中国学的重中之重。2012年9月远东所专门成立了俄中关系与俄印中合作机制、金砖和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以更好地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确保两国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有效合作。相关研究成果在质量上也有飞跃。代表作就是2013年5月问世的学术论文集《俄罗斯—中国：协作的四个世纪》。俄罗斯外交学院院长巴扎诺夫认为，该书作为补白之作对400年来俄中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对俄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功不可没”。

经贸关系的研究也是备受中国学重视的领域。卡尔涅耶夫指出，在俄中两国都在寻找经济结构调整的当下，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将集中更多精力探究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中国模式的优劣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分析等课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介绍也证实了上述观点。他表示，近年来远东所重点加强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模式的研究，多次赴中国调研，并于2010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措施》两部专著，备受业内好评。今年以来，仅涉及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研究的“重磅”论文就有数十篇。

尽管近年来中国学研究将重心偏向中国的动态发展，但历史文化研究从未离开学术圈的“半径”。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儒学的研究，一直是远东所引以为荣的自豪点。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向本报记者介绍，在该所众多著述中，首席研究员、俄罗斯孔子基金会主席别列洛莫夫翻译的《论语》全面体现了原著所表达的深刻思想，是近年来该领域的上乘之作。远东所翻译的《道德经》《中庸》等经史典籍也可圈可点。而由季塔连科本人主编的6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从哲学、历史、政治、思想等方面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面诠释，成为公认的“近年来中国学研究最耀眼成就”，并荣获“俄罗斯国家奖”，季塔连科也因此被授予“中俄关系60周年杰出贡献奖”中俄友谊勋章。

此外，具有190多年历史的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对中国的经典诗歌、散文、书画的研究积淀厚重，李白、杜甫、苏东坡的著作均为该所的重点翻译研究内容。东方所近期还完成了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个《史记》外文全译本。

作用显著——

俄罗斯中国学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民间交流营造了积极舆论

国别学的研究，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是服务于现实。卡尔涅耶夫认为，目前中国学的这种影响意义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将研究报告或分析建议呈送给政府部门以供决策层参考，也就是建言献策；二是用研究成果影响民间舆论场。二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都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政府决策。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的互动相当重要。卡尔涅耶夫认为，中国学专家影响政府决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学者在行政部门直接任职或充当顾问，如2000年少壮派汉学家马斯洛夫出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长亚太合作事务顾问。二是相关研究报告为政府所采纳。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丘达杰耶夫指出，在2011年6月该所中国分部副主任柯布杰夫寄给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建议信中，很多提议都得到了积极回应。

从中国学影响政府决策的领域来看，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在经济方面。卡尔涅耶夫指出，大多数中国学家不仅是理论家，也是实践家，他们研究中国，其终极目的是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如奥斯特洛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与中国相似的问题，对中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对改革过程的分析，即是用中国的“他山之石”攻俄罗斯之“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别尔格尔指出，中国新一届政府加速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进一步拉动内需、减轻外贸依存度，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大增强，这种创新发展模式对俄罗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8月中旬，莫斯科国立大学全球业务系教授克洛塔耶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尔科夫等知名专家，联名“上书”呼吁俄罗斯充分借鉴中国经验，避免自身因“金砖”成色不足而被不体面地“请出”世界上最有前途的经济体圈子。他们认为，从中国可取的“经”很多，如中国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主动力，俄罗斯可以效仿而大举投资翻新公路网；中国成功在国内经济参与者之间营造出激烈竞争氛围，俄也应力避重吃“大锅饭”。莫斯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夫多库申表示，李克强总理提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理念对俄罗斯也十分“有用”。俄罗斯经济发展部近期据此也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助力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二是民间交流与中俄关系。民间交流与中俄关系互为前提，相辅相成。丘达杰耶夫认为，中国学能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也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如目前部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印象尚停留在中餐、风水、功夫片等“初级阶段”，这种认识可谓盲人摸象，管窥蠡测；个别媒体出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不实消息，也是不识大体、以偏概全所致。有时同一问题还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看法。如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生产力落后，“中国造”质量“不靠谱”；而另一部分人则担心中国发展太快，或致中俄因经济差距而加深矛盾。卡尔涅耶夫认为，在俄罗斯这个多元化社会，见仁见智属于“新常态”，但要消除无知带来的偏见，避免虚假信息干扰，就需要加强两国民间的交流。而在民间交流中，中国学的广泛传播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客观认识对方，进而纠正政府决策差误。为此，一些著名中国学专家开始在媒体上留声亮相，接受访谈并发表看法。卡尔涅耶夫强调，专家尝试用理性观点影响民众和两国关系的做法符合俄中双方利益，因为专家的第一要务就是促成讨论和互解，进而纠正偏差，达成共识，还原一个“真切”的中国。

链 接

俄罗斯中国学三个阶段

一、俄罗斯的中国学研究肇始于1715年派遣到清廷的俄罗斯东正教使团。使团履行了使馆的职责，并培养出了第一批俄国汉学家，并将中国众多哲学典籍和思想译介到俄国国内，同时编写了教材和词典，为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是俄罗斯中国学飞速发展的阶段，学者的研究触角开始伸向各个领域，喀山和圣彼得堡先后成为沙俄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中心。瓦西里耶夫院士则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者。他的皇皇巨著《中国文学史纲要》，广博而深刻，在整个西方也属划时代作品。在教学方面，瓦西里耶夫自创了汉字笔画系统，至今俄罗斯人学习汉语仍从中受益。二、十月革命之后，随着国际共运的开展，苏联初期的中国学研究开始带有革命色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产生了积极影响：政府的支持和经费的增加促使许多年轻人投身于汉语研究队伍。虽然随后中苏关系转冷，但研究脚步并未停止，俄罗斯中国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即成立于1966年。

其间，中国学研究的中心逐渐从圣彼得堡转移到莫斯科，领军人物则是被郭沫若先生誉为“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和“阿翰林”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他的长项在于中国文学和文艺批评，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缔造了上世纪50—80年代苏联汉学的空前繁荣。

三、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中国学因苏联解体、经济遭到重创而一度陷入了危机，但随着中俄关系恢复正常并迅速升温，俄中国学学者们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出现了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不断增多的喜人景象。而相对于以前的信息闭塞，学术界通过网络也获得了空前的信息，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学的研究。凡事过犹不及。现在的问题不是资料太少，而是信息过多。如何处理、筛选最可靠的信息，成为学者必修的新功课。

图片说明

图1:中国学专家、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

图2:中国学专家、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卡尔涅耶夫。

图3:中国学专家、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马斯洛夫。

图4：俄罗斯远东所中国厅一角。

图5：俄远东所撰写的部分中国学专著。

图6：俄远东所中国厅悬挂的中国书法作品。

图7：俄远东所获得2011年国家大奖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

本报记者 张晓东摄

中国、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篇5

独立初期的“亲韩疏朝”、“重南轻北”、对韩“一边倒”的政策 俄罗斯极力发展与韩国关系，但是与朝鲜关系一度处于冷淡状态。这一时期，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地位远不如前苏联时代。

原因：在俄罗斯看来，冷战结束后，朝鲜已经失去了它作为前苏联在东北亚与美国抗衡的战略前沿阵地的价值；俄罗斯政府制定并执行亲西方政策，极力显示其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通过全面发展与韩国的双边关系，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寻求韩国对其倡议的东北亚安全计划的支持；吸引韩国资本和技术发展本国经济。因此，俄罗斯独立初期俄朝关系的恶化是难以避免的。

表现：政治上，俄罗斯领导人主张“在意形态上的纽带已经断绝”；经济上，俄罗斯先后取消了对朝鲜的各种援助，并要求俄朝贸易应按世界市场价格以硬通货币结算，这对外汇不足的朝鲜打击很大。1991年由于两国贸易完全转向现汇结算，俄朝贸易额减少70%，俄罗斯停止了前苏联时期对朝鲜实行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政策。俄朝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处在较低的水平上。从1991—1994年，只有几名副部级官员访问过朝鲜。1993年俄罗斯对1961年签署的《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单方面做出解释。俄罗斯放弃了对朝鲜安全的无条件保障义务，如果朝鲜自己决定采取某种冒险行动，则军事援助条款不能生效。朝鲜的核计划最初是在苏联的科学技术帮助下实施的。在1993—1994年朝鲜核**期间，俄罗斯站在美韩立场上对朝鲜施压，决定完全冻结与朝鲜在核能领域的合作。

虽然俄罗斯独立初期十分重视发展与韩国的关系，但俄韩贸易规模实际上并不太，重要性也远不如冷战时苏联与朝鲜的经济关系，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力受到很大削弱，所以总的来说，96年以前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是远不如前苏联时代的。

修复恶化的俄朝关系，实行“稳韩就朝”战略，出台“南北等距离”外交政策，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扮演“积极参与者”角色，而非“旁观者”。

即在维持和发展俄韩关系的同时，开始致力于修复和发展与朝鲜的传统友好关系，并日益表现出在半岛南、北之间推行某种平衡的“等距离外交”的意图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扮演“积极参与者”角色，而非“旁观者”。

原因：朝鲜核危机进入紧张阶段，俄国遭到有关方面冷落；，俄朝之间的贸易额急剧下降；俄罗斯独立之初推行的亲西方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俄朝关系恶化更使俄罗斯在半岛事务中的影响力化为乌有；感受到美国的威胁，想要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进而推动在东北亚建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多边机制，利用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保持其在亚洲的大国地位，重新恢复其世界大国的影响；俄韩关系出现微妙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韩关系又出现微妙变化。

表现：尽管俄韩经贸关系发展很快，但其规模有限。俄韩和中韩贸易数额相差甚远。，在处理如朝鲜半岛核危机和半岛和平机制的建立等问题上，韩国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俄罗斯的倾向，更使俄罗斯对韩国心怀不满。1998年7月发生的俄韩互逐外交官事件，便可看作是关系恶化的一个例证。

1996年4月在平壤召开了俄朝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第1次会议，1996—2000年两国签署了21项政府间和部门间协议。俄朝关系开始走出死胡同。普京任总统6年多来,俄罗斯大胆地与被美国称为“邪恶轴心”的伊朗、伊拉克、朝鲜密切接触。同时，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也有了转变。

俄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采取主动的外交行动是深谋远虑的，本着对南北“平衡”的外交政策，俄在半岛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朝鲜也将通过打开与俄外交局面，能在对美外交中为自己增添谈判筹码。俄朝韩三方加强互动将有利于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外界可以乐见其成。

表现：2000年2月，俄罗斯与朝鲜签订了《俄朝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使双边关系进入到新阶段。2000年6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确定，俄将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并将工作重点放在“确保俄平等参加解决半岛问题，同朝韩两国保持平衡关系。”2000年7月，金正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谈，并签署俄朝《莫斯科宣言》，进一步巩固了双边关系，宣言对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给予积极评价，它表明俄朝关系已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

总结：由于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以重建大国地位为目标的，所以采取了与双方都建立良好关系的务实做法。

至今，俄罗斯已在朝鲜半岛拥有着能源大牌，在朝鲜半岛的地位无疑较冷战结束后的那一段时间提升了不少。

俄罗斯并不希望朝鲜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更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这不仅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稳定格局，更直接危及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还会对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

一位美国学者曾把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政策分为最低和最高两个目标，即“最低目标是防止朝鲜半岛落入敌对国家之手，最高目标是尽力把朝鲜半岛控制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

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仍是独联体国家和美、欧等西方大国，在客观上分散了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力度，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影响将是有限的。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调整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但并未改变朝鲜半岛以美国为主的战略格局，而且在俄朝关系上也未出现更大的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调整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目的之一，是遏制美国在朝鲜半岛日益增长的影响，恢复其在东北亚的大国地位，但俄罗斯并不想重新回到与美国对抗的时代；第二，俄朝关系的发展受俄韩关系以及朝方偿还债务能力的制约；第三，朝鲜目前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是美国和日本，况且，俄罗斯以前推行的“亲韩疏朝”、“亲南疏北”的“一边倒”政策所造成的朝鲜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很难一下子完全消除掉。同时，俄罗斯有限的经济实力、对外政策重点的导向及朝鲜的巨额债务直接制约着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实施力度的大小。

自普京当政后，俄罗斯再次希望成为关注朝鲜半岛这一重要战略地区的参与者。俄罗斯认为，当前令其满意的朝鲜半岛战略环境已经具备，并想借此机会巧妙地利用朝韩两条渠道，重新参与半岛事务，试图竞争半岛事务的主导权。但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仍是独联体国家和美、欧等西方大国，从而在客观上分散了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力度。

梅德维德夫的半岛政策与普京一脉相承，他访韩期间的言论也大抵相仿，透过多项双边协议及声明，突显南北韩与俄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必须维护朝鲜半岛和平、要求重启六方会谈，并终止朝鲜核武计划。这一时期，俄国与韩国关系（经济关系）日渐茁壮，但与朝鲜关系更加复杂。

综上所述，由于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俄罗斯经济实力的恢复与外交政策的重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其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影响将是有限的。

全俄调查中心日前对俄罗斯46个地区1800名居民的调查显示，55.11%的俄罗斯人认为，来自美国的威胁要比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的威胁大得多；而认为朝鲜和伊朗拥有核武器对俄罗斯构成威胁的，还不到受访者的15%。俄亚太战略须倚重朝鲜

为促进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融入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增强自己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俄罗斯不但开始注意平衡发展同朝鲜和韩国的关系，还积极参加六方会谈，在推动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进程中显示出了自己的影响力。

不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考虑，俄罗斯都不甘心在亚太地区事务中成为“配角”。而朝鲜，正是俄罗斯实现其亚太战略必须倚重的。

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走势

从地缘角度看，中国和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有唇齿相依的关系，朝鲜半岛是中国大陆的东北门户，谁控制朝鲜半岛，就意味着随时能以其为跳板进逼中国的核心地带

建国初期“一边倒”，中朝建立血脉相连的关系。

“一条线”战略使美日韩同盟与中苏朝同盟竞争关系的瓦解。

邓小平时代，世界格局有所变化，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心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发展利益。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出现务实主义的倾向。外交总体态势是确保经济利益。“独立自主与不结盟”的外交战略是随着中国国家战略的调整而进行的大转变。中国因而认识到发展中韩关系的重要性。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中的实用主义路线得到加强。1992年的中韩建交成为划时代的转折点。此后，中韩关系得到了大大的发展，中朝关系也正在从传统的血脉关系向正常的国家关系方向调整。

中国开始提升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半岛事务，实行不偏不倚的外交政策，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主持六方会谈。中国在朝核六方会谈中扮演的角色表明中国已成为维持半岛和平的重要力量。

目前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主要是：全力维持朝鲜半岛现状，并尽一切可能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定地主张通过协商和平解决问题，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继续维持半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外，中国也支持半岛实现和平自主统一，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南北双方睦邻友好关系，愿意在半岛统一进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建设性作用。

作为世界上惟一与朝鲜半岛北南双边都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中国无疑掌握着极具价值的战略资源。在争取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处于独特地位且拥有相对外交资源优势，一直在朝、美之间做「劝和、促谈」的工作，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不希望朝鲜发展和拥有核武器。一个事实上的盟友，拥有了核扳机。这完全有可能在朝美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时候，引爆中国的核武库。因此朝鲜拥有核武器，将使得中国面临的战略局势更加复杂多变，不利于中国的核战略决策的自由独立度。

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是中国的战略边疆和对付霸权国家军事威胁的缓冲国。中国有必要维护朝鲜的独立，以避免其他大国势力在中国的边境上保持军事存在，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重工业和粮食生产基地。一但半岛统一完成，中国的东边将崛起一个民族主义的中等强国；中韩之间领土问题必然会突出，韩国从其自身的地缘战略考虑，定将引入美国的势力，以抗衡中俄。中国对于美国驻军的担忧。

因为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过于广泛，不是十分具体和集中，这种利益的散溢特征导致了某种权益的模糊性，反倒使中国难以明确其国家利益的关键方面。这样的后果便是缺乏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战略性看法和维度，而只能就半岛发生的某一些特定的事件采取应急性策略，缺乏长远规划的做法掣肘了中国在此类地区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的发挥。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相对比较模糊。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行的半岛政策是一种似乎没有更好选择下的妥协，这种政策源于对统一后朝鲜半岛国家政治走向的担忧，特别是出于对中国安全环境的考虑。

中国对朝鲜半岛影响力的体现，并不在于朝鲜半岛人民对中国的态度，而在于其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以及这种依赖的不可变更性。

从中朝关系来看，目前中国控制了朝鲜的经济命脉，朝鲜在经济上已离不开中国，如果中国减少或断绝中朝贸易，将立即造成朝鲜经济崩溃的后果。

除经济影响力外，中国对朝鲜政治、外交、文化和社会也拥有一定影响力。具体表现在：中国是朝鲜在国际上唯一的强大朋友，除中国外，朝鲜没有任何有能力支持、帮助其生存发展的友邦；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振兴，给几乎所有能够接触、了解中国的朝鲜精英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是朝鲜人唯一能在社会生活层面享受其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外国。

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中韩建交后，迅速扩大了两国经济交流。

2、两国人文交流迅速深化。

3、两国政府在部分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展开密切的互利合作，主要涉及朝鲜半岛局势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课题。

4、两国在警务、司法领域开展了紧密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

5、两国军事合作有一定进展

俄罗斯和中国安全 篇6

摘要：餐桌礼仪是一个国家风俗文化的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餐桌礼仪，对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有很大帮助。本文在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三方面分析了两个国家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别，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关键词：餐桌礼仪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与俄罗斯的交流越来越多，餐桌礼仪在人们的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较两个国家的餐桌礼仪，对于提高我们自身的素质和增进两国进一步的交流有着深刻的意义。同时，餐桌礼仪是也一个国家风俗文化的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由于地域差异的原因，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了解和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餐桌礼仪，对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有很大帮助。本文在座次安排、餐具使用、就餐氛围三方面分析了两个国家在餐桌礼仪上的差别，希望能给大家参考。

一、两国在座次安排上的差异。

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是饮食礼仪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利用空间位置表示个人地位和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人们对空间的观念是经过后天种种因素的影响而习得的，其中文化因素尤为突出。文化不同，人们对空间的需求、与空间有关的交际规则以及有关空间的价值观念也就有所不同。俄汉民族对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具有明显的差异，我们不可忽视。中国人一贯重视“座次”。《礼记 》中讲 “天地位焉，意即天地万物各有其位，马虎不得。在中国，宴会中座位通常是以面向南为上，以面向北为下，形成了“南尊”、“北卑”的传统观念。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的传统做法除以南北为尊卑外，在民间吃饭，首座可以是主人就坐，但当有前辈、领导、师长、长者等或年龄比主人高或认为是高贵或重要的客人时，首座必须请最长者、最高贵者、最重要的客人就坐，主人可以在首座的左手或右手就座，陪伴在最重要的客人左右。然后是左为上，右次之，再后的排列顺序是左右左右，以次类推，逐个排列下去，最后一个背对门的座位，也可以是主人坐或者买单的人坐，因为这样买单时出出进进不会影响其他的客人。而在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排座次的做法跟中国传统排法正好相反。最尊贵的客人的座位是右为尊，左为次。这是因为在古代西方社会，人们习惯用右手握匕首，刺杀坐在左边的人。如果将最尊贵的客人安排在主人的左手位置上，不仅他刺杀不方便，主人还有制服他的优势地位。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宴会上刺杀这一古老现象近乎绝迹。今天，西方人在安排座位是已不再着眼于安全保护，而是出于心理保护的需求，将主宾席放在主人的右侧，形成了餐桌座位以右为上、左为下的规矩。

在西方和俄罗斯，“女士优先”是他们的传统文化观念，是社交活动中的重要礼仪规范。这是因为他们信奉基督教，玛利亚是他们尊崇的圣母。在西方和俄罗斯的宴会中，女性一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按照国际惯例，桌次高低以离主桌位置远近而定，右高左低，同一桌上，席位高低以离主人的座位远近而定。同时男女宾客必须交叉而坐，即使是夫妻也是如此，并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不但如此，男士还要替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这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主座是指距离门口最远的正中央位置。主座的对面坐的是邀请人的助理。主宾和副宾分别坐在邀请人的右侧和左侧，位居第三、第四位的客人分别坐在助理的右侧和左侧。让邀请人和客人面对面而坐，或让客人坐在主座上都算失礼。如果是长条桌时，主人常常坐在上方横位，客人分坐两旁，女主人则多坐下方横位，以便照顾客人和招呼上菜。有一点不同的是，在俄罗斯的一般生活中对席间座位的安排无严格规定，不太分上座和下座。主座一般是邀请人。需要注意的是，就餐者入座后，姿势要端正、自然，后背微靠椅背，不要坐在椅子边沿，因为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只有不速之客才会这么坐。也不要坐在桌角，按照俄国人的风俗迷信，坐在桌角的人要倒霉，如果是姑娘的话，那她就会嫁不出去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古代，正式的宴席上根本看不到女性的身影，从而也就无需考虑女性位置的安排，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两国在餐具使用上的差异。

俄汉民族在使用餐具时与我们中餐及西餐礼仪均有不同的规范。俄罗斯人进餐时，采取分餐制，使用刀叉和匙，其基本用法是右手持刀或汤匙，左手拿叉。汤匙的持法与握笔的方法基本相同，即：匙柄置于大拇指、食指之间，用中指在柄下托住。需要注意的是，手指务必持在匙柄上端，而不是匙柄下部。刀叉的拿法是轻握后半部，食指按在柄上。使用刀叉进餐时，左手拿叉按住食物，右手执刀将其切成小块，用叉子送入口中。一般是切一块，吃一块，不要一下子全部切完，每块大小应掌握在一口量为宜。只有在无需用刀切割食物时，即无需刀叉并用时，才可以改用右手拿叉。刀除了用于切割食物，还可用来帮助将食物米饭等拨到叉上，但千万不可用刀挑起食物往嘴里送。在正式的宴会上，每吃一道菜要换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多副刀叉，应由最外面的那副依次向内取用。每道菜吃完后，应将刀叉平行摆放在盘内，这样侍者就知道可以撤盘了。如果没有吃完而需要放下刀叉，那一定要把刀叉呈八字摆放在餐盘两边，表示用餐尚未结束。而中国人吃饭的工具是筷子，不像俄罗斯人吃饭那样麻烦，餐桌上的摆放也没有刀叉那么复杂。可以说“筷子”是老祖宗为我们传下的一件法宝，简单、方便又实用，除了喝汤，细细的两根竹筷，拿在手上，运用自如，能戳、能挟、能撮、能扒，神乎其技。尽管现今的餐具已经发展到琳琅满目，唯独筷子一双，无法取代。使用筷子也是有讲究的，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也不可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也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 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同样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等等。

三、两国在就餐氛围的差异。

俄汉民族饮食文化的另一大差异，就是餐桌气氛上的差异。总的来说就是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俄罗斯餐桌上的“静”。中国餐饮一般采取圆桌共餐的形式，这是中国餐饮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就餐方式往往能够制造和谐融洽的气氛。因此，不论是迎新年、过生日、办喜事，还是请朋友吃饭，只要是宴席，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聚餐。中国人讲求家庭观念，注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种其乐融融的祥和气氛中一起分享各种食物。人们既是在享受着满桌的佳肴盛馔，更是在享受着那份欢乐与喜庆的气氛。中国人尽管平日好静，但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地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一片热闹喧哗。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这大概源于 “饮食所以合欢也 ”的集体主义思想，强调突出的是一个“合”字。当然这种边吃边大声地交谈，旁若无人，哪怕所谈论的东西让几米远外的人听去也满不在乎，更不注意大声说话和喧闹会给餐厅其他客人造成干扰，也是外国人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俄罗斯人用餐习惯是在长条桌上进行，实行分餐制即各自点菜，各持一份。最普遍的盘式服务是将餐食在厨房分装到每一只餐盘中，由服务员从厨房端出，再迅速、礼貌地送给每位客人。用餐时，双手放在桌面以上，胳臂肘不能搭在桌面上，更不能翘二郎腿。俄罗斯人平日好动，挥手耸肩等形体语言特别丰富。但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同时也会不失时机地与左右客人交谈。如左右客人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用餐时他们从不高声笑谈，一般是交头接耳，像说悄悄话似的，更不会在咀嚼食物时说话，音量保持在对方能听见的程度上交谈。俄罗斯流行的自助餐形式更是各吃各的，互不相扰。尽管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喝酒，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很好的酒量，但他们敬酒从不劝酒。他

们举杯喝酒时，也要说祝酒词，但一般是利用上菜间隙致祝酒辞，祝酒时力求做到态度热情、话语简短、幽默诙谐。所以在俄罗斯无论餐厅大小，就餐时没有任何的喧闹，大家都是低声细语，这种方式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将所有的话摆在桌面上，同时表现出他们受个体主义思想的影响，体现了俄罗斯人的独立意识，诸如自我形象、自我意识和自我选择等。这和中国相比，缺少中国人聊欢共乐的情调。从表面形式上看这种就餐方式似乎少了些热闹，多了些客气和独立，但实质上最重要的是体现了卫生。分餐制还可以体现适度节俭、合理饮食的理念，克服中餐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的缺点。分餐制的菜肴和主食由人定量，可以减少浪费。不管是餐前小吃还是正餐主食，所配原料都是与就餐者的食量挂钩的，菜肴道数尽可能少，但保证每餐吃完。分餐制使每位宾客对个人的用餐数量有了明确的量化概念，在减少浪费的同时又益于身体健康。我们现在的自助餐、冷餐也都体现了这个宗旨。

四、结论

总之，餐桌礼仪在人的生活秩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孕育着不同的餐桌文化，其餐桌礼仪和风俗习惯也千差万别。“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是当今国际交往的一条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仅要遵循国际礼仪，同时也要了解与尊重有关国家的礼俗，做到因人施礼，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和交流。参考文献：

[1] 王娟.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方的文化差异[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2)

[2] 崔卫.当代俄罗斯流行音乐文化及其语言表达[J].俄语学习.2007(01)

[3] 陈君.宴会上的餐桌礼仪[J].秘书之友.2010(03)

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 篇7

俄罗斯地理学会收藏的中国年画珍品, 数量之多、品质之精、研究价值之高、著录之详尽, 令中国学人惊讶。据统计, 俄罗斯各地多所博物馆、珍宝馆、图书馆收藏民国前中国木版年画, 共计6000余幅, 题材多样、品类丰富, 覆盖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山东杨家埠、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等多个年画主产地。

年画作为节庆性质的实用装饰品, 也是百姓年年更新的消费品, 不仅难以保存, 更是少有保存, 国内早期学术界又以年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画”而鲜有关注, 这些都使得一百年前缘起于俄国汉学家、科学院院士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对中国木版年画的收藏、梳理、研究活动愈加难能可贵、意义非凡。

1898年, 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中国民间艺术品展, 展览举办人是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并担任科学院院长的俄国植物学家科马罗夫。他曾于1896年和1897年两次在中国东北地区购得主要产自天津杨柳青地区的木版年画, 数量达三百余幅。本次展览的另一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激起了圣彼得大学东方学系学生阿理克 (阿列克谢耶夫) 对以木版年画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艺术的巨大而浓厚的兴趣。阿理克对中国木版年画的由衷热爱促使他到中国留学进修、深入各年画产地考察并大量购入、请教中国先生, 逐步展开对中国木版年画系统而深入地学术性研究, 并藉由在此领域的巨大贡献和建树而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和俄国汉学泰斗。

在《1907·中国纪行》这本中国游学日记集中, 阿理克先生详尽记述了他在中国留学进修期间, 与法国汉学家沙畹结伴对我国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进行学术考察的见闻和经历。通过此书中阿理克对自己购买年画、购画受骗以及向中国先生或画师请教年画寓意等的种种遭遇、内心活动、所见所闻的详细描述, 使我们以别样的视角对20世纪初中国 (主要是华北地区) 木版年画的“最后的辉煌”时期以及彼时风俗人情的进行审视。《1907·中国纪行》一书对于研究我国20世纪初的木版年画艺术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木版年画是节庆时的装饰品, 多寓意吉祥、蕴含丰富, 以烘托节日喜庆气氛、表达心愿祝福为重心, 又因制作者以村夫乡民为主, 导致对年画含义的解读不仅存在歧义, 还有很大的难度。尤其那些构图繁杂、牵强附会者, 即便是中国的先生也难解其意。书中有段文字这样记录道:“孟先生1详细地为我讲解了这些画儿, 用笔写下了每幅画儿的细节和含义。我与他认真钻研画面内容, 不放过任何细节, 要他就每一处细节向我提供详尽的信息。最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收藏, 配上相当精确并且具有学术性的解读文字……画师们奇异的想象经常令孟先生困惑不已, 即使是见多识广的中国读书人, 也很难参透民间年画的寓意……我的先生们必须费一些周折, 四处打听求教, 才能将画解释清楚。”也正是因为阿理克先生所做的大量而规范的著录、标注工作, 使他贡献巨大而有别于诸多纯粹的年画收藏家, 不仅为他本人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做了充分准备和良好铺垫, 也为21世纪的中国学者解读、阐释年画寓意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例如日记中提到他与沙畹二人在山西南部小县城赵城一家小旅店的厨房里看到灶王爷年画旁边有一幅彩色版画, “我 (阿理克) 向主人询问此图的用途, 主人回答说‘是为了求雨’……原来这样的画主要挂在厨房里, 因为画上所描绘的两性关系就是天 (阳) 对地 (阴) 的关系, 即下雨。雨可以灭火。而火灾的源头又经常是厨房。”这样以来, 此种年画的含义以及贴于灶台名曰“避火图”的来龙去脉便清晰明了了。两年后, 即1909年阿理克游历上海、苏州、杭州等中国南方城市并对那里的年画进行考察、购买。在当时的日记中, 他明确地表示:“我当时以为, 南方不仅在其他方面与北方不同, 在民间艺术领域也自有其新颖和完善的一面, 结果我错了, 原来北方的年画更好!”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实践活动, 阿理克给出的结论简洁有力——北方年画比南方更好。阿理克自中国回到俄国后陆续举办展览、开办讲座、发表学术论文, 穷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民间文化与民间艺术, 他认为“中国年画将一个多姿多彩、活生生的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 把中国文学、历史、神话传说变成大众都能理解的东西, 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换言之, 年画符合普通劳动人民的审美追求, 保留了千百年来的艺术传统。” 1910年, 在阿理克的努力下世界上第一次中国民间年画大展在圣彼得堡地理学会成功举行, 他本人每日到展览现场为观众解说, 首次在世界上发表关于中国民间年画的演讲。

科马罗夫院士、阿理克院士等的年画收藏多为精品, 其中一部分更是难以估价的孤本单品, 如科马罗夫院士收藏的名为《天津图》的彩色年画, 描绘了天津城19世纪末期的市容市貌, 城中古迹、街道、主要建筑皆清晰呈现, 不仅具有观赏价值, 更具有文献价值、史料价值。随着《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集结出版, 三百余幅精选出的木版年画穿越百年时空回到今天中国人的视野中, 虽然只是冰山一角, 但这些俄国学者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得见百余年前中国木版年画的真貌, 无论是对彼时木版年画的梳理、研究, 还是对当下民间艺术及艺术传统的保护、传承、借鉴、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阿理克先生去世后, 其所收藏的年画分别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宗教历史博物馆、珍宝馆以及奥拉宁包姆中国宫, 这一举措惠及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年画研究专家。

阿理克先生的学生, 俄国著名汉学家李福清院士, 至今仍长期致力于中国民间艺术及老版木版年画的搜寻、收藏、学术研究工作。关于中国木版年画俄罗斯藏品的相关研究工作或许仍在展开, 需要更多的年轻学者、专家加入进来并为之付出持久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主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中华书局, 2009.

[2]吕品田著.《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中国、俄罗斯之比较 篇8

在二十一世纪，城市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聚居地。城市化进程将真正的“激素效应”带进社会有机体之中。家长制消亡或解体了。中国正处于这一星球上最大变革的中心，其前景乃是千年的盛事而非百年的辉煌。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已有将近三倍于西班牙人口的农民变成了城市人口。而在接下来的十六年中，政府预计会有三亿至四亿的农民脱离他们的农民身份。按照每一个中国城市人口将消耗三点五倍于他们农民兄弟的能源计算，可持续发展问题——这远非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又被置于风口浪尖……中国就身处于其中。

在这里，我想讨论的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中，中国所占据的优势。这些差异将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势头良好（至少到现在为止），而俄罗斯却非如此。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仅仅是全球油价形势的反映。

概括地说，从后斯大林主义到市场经济转换的所有案例中，我们发现中国人成功的秘密即是制度的稳定。如果没有制度上的强力，没有政局的稳定，无论是通过中央集权还是民主道路，都不可能会成功。这种稳定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线索将中国的几大优势贯穿在一起。这些优势是：首先，政治阶层即“Etakratia”的恶化程度要小得多。Etakratia是一种不同于官僚体制，又高于官僚体制的东西。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定义的话，在传统的苏维埃制度研究中将它含混地称为“nomenklatura（特权阶层）”。我想说的是两国的统治阶层对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明显不同的态度。

在俄罗斯，贪欲的泛滥与缺乏制度约束的官僚政治、斯大林主义消亡后完全的无政治化的恶化程度是一致的。如果说一九四九年之前混乱的中国的问题在于脆弱和衰败，那么苏联的弊病就在于对于“强国”的过分追求。而荒唐的是，正是这种过分的追求最终葬送了这个国家。

俄罗斯的无政府阶段相对较短，只有从一九一七年至内战结束之间的短短数年；而在中国，这一阶段长达一个世纪。接着，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排挤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新了的传统的俄罗斯专政的官僚政治组织。而转过来，这一组织又被一个恐怖的警察机构控制，这一机构通过“清洗”的手段除去可能的竞争者以保卫领袖者的个人权威。

这一体系在此时期履行了所有国家的基本职能（工业化、夺取战争的胜利等等）。而这些职能的履行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是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这种权力的过度表现完全抽空了政党的政治内容，使整个国家陷于焦虑之中，国家公务人员感到永久的不安全。斯大林死后，这一官僚体制被打破了，历史学家列文（Moshe Lewin）说：在斯大林时期，政党为了一个领袖的利益失去了它的权力。赫鲁晓夫之后，它仍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力，这次是因为国家机器吞并了统治核心，而政党仅作为其代表者和发言人而存在。在某一特定的意义上，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党派，而成为了行政机构的轴心。

当这一体系进入一个停滞期之后，政党也不再有能力将国家从泥沼中拉起，因为它也成为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苏联的体系是一个没有政党的体系，而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却支持了个人权力的复活，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而这一体制也被指引着进入了变化和改革的进程。

苏联的官僚政治体系的“自由”以及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的缺失极大地推动了整个社会向“Etakratia”的重构，这是向所有权聚集状态的转变。国家的最基本利益被牺牲了，私有化经营控制了民族的遗产。

而在中国，这种同样的有权势的公务人员向财产所有者转变的趋势却比较有节制，因而政治阶级的恶化程度也就相对较轻。这些应该归功于：一、制度力量的相对强大；二、干部政策对于人才的提升和对于腐败以及不能胜任者的限制；三、爱国主义教育和对于国家命运更负责任的精神。

中俄之间的第二点差异来自于对过去不同的态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相当于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地位。虽然他应该为“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负责，但仍然被认为是带领中国重新站起来的伟人。毛的功过被三七开，整个社会体制都铭记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光辉形象。中国后来的国家领导人们将自己放在了继任者的位置上。

俄罗斯本可以做出相似的选择（尽管对于斯大林的评价至少要将对毛的评价翻过来）。安德罗波夫可能丧失了在俄罗斯实现“中国模式”的最好机会，而这在那些关于他的最近的研究中更加得到了证明。

在俄罗斯，对于客观地检视苏联历史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偏差。一些人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远离了文明。另外一些人则把它看成一段光荣的历史，因为他们将这个国家变成了“人类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沿”。这两种看法都有失清醒。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动了一场将苏联时代从历史上抹去的“十字军”运动，即使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电视频道中依然存在着同样的论调。坦白地说，这一态度是同发展的进程相违背的。毕竟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成就。它曾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制衡世界（考虑到今天臭名昭著的布什总统和他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运动，这一力量是多么的必要），它曾经在一九四五年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还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革命”。这一革命使得苏联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而这次革命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不能最终融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苏联的巨大成就还表现在苏联时期多种族、多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的共存。

将这一切一笔抹去是非常愚蠢的事，除去那些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鼓噪的俄罗斯电视节目，俄罗斯的普通百姓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今日的俄罗斯，在历史地理解十月革命这一点上相当无力。这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依靠革命解决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我们不仅很难理解苏联时代的一切，同时也很难理解俄罗斯现在所遇到的问题。而将这段历史描述为一个虐待与虚无主义的历史更无助于对斯大林主义的严肃检视。如果对于历史没有严肃的态度，那么就更无未来可言。

现在来讨论中国的第三个优势，即政治民主化战略。自冷战时期的思想继承而来的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造就了许多目光短浅的人。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方对于中国人权和政治自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异端而过分的。而实际上，中国正是按照西方传统的政治民主道路前进的。这一经典的规则被描述如下：首先是经济的自由化，在经济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的民主化。这就是西方传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伴随着重重压力和社会骚动。十九世纪，在自由的欧洲，超过一半以上的成人没有投票的权利。他们丧失这种权利的原因是由于普查中各式各样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同财产状况和其他的一些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妇女是不能拥有投票权的，直到一九○五年，妇女在芬兰才第一次获得了这种权利。

这一经典的规则也在本世纪的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被广泛应用。与此相反的是，印度、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那些过去的民主国家中，民主往往成为了次要的可笑的一部分，被吞噬在整个社会环境之中。我的结论是越来越自由的中国正沿着西方传统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已经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证明是成功的。而此时，俄罗斯则遵循了拉丁美洲、非洲的模式。

中国的最后一点优势，是同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有关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其权力的实施过程中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权力滥用。与此同时，政府也认识并承认发展法制政府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必要性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指引了一条发展和开放之路，而这正是俄罗斯所缺乏的。在莫斯科，政体变化的趋势正好与中国的相反，是倒退的。戈尔巴乔夫要求限制多元，加强控制。这一趋势被现任的普京政府很好地实施着，这是众所周知的，当然他对于稳定国家的努力依然可圈可点。

另一方面就是腐败。中国的腐败呈上升的趋势。在十年间，中国从按照腐败严重程度排名的一百个国家的末位上升到第五十七位，和阿根廷、埃及、拉脱维亚、泰国和土耳其差不多。但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长处在于还在进行反腐败的斗争。在过去的五年间，中国法院宣判了上万名腐败的国家公务人员。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曾经出现在几年前一些国际经济杂志评选出的“中国最富有的人”的名单之列，而今天他们则呆在监狱的铁窗之后……虽然所有这些并不能表明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可以控制的问题，但却说明在这里，腐败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俄罗斯的情况就不一样，无论是叶利钦时代还是普京时代，反腐败的斗争同中国都无一丝相同。

最后，为了避免中国的盲目乐观，我想指出俄罗斯所具有的明显的三大优势。

第一点就是人口资源比例。这一点俄罗斯无疑是异常优秀的。中国人口数目巨大，同时还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城市化进程，还有对于不可再生资源与日俱增的消耗，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所面临的首要危险。从生活质量、环境恶化以及社会幸福而言，现在所谓成功的发展正成为以后发展的阻碍，甚至会带来崩溃的危险。俄罗斯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人口资源比率上的优势，寻找到一条通向生态经济再次复兴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复兴绝对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内实现，这种发展必须要通过国际间的共同合作努力，实现共赢。

俄罗斯的第二点优势在于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更有利的位置。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依靠经济和商业发展的进程，失去了自身对局面的控制。关于这点我仅愿指出在世界五百强——这些全球化的真正所有者——的名单中，只有五十八家（12％）来自亚洲，其中四十六家是日本公司。因而，俄罗斯的自给自足就成为了巨大的优势。如果资本主义系统中出现危机，俄罗斯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多大的伤害，而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的危险就要大得多。

俄罗斯的第三点优势在于“Etakratia”的缺失。在今天的俄罗斯，专制的政治阶层“nomenklatura”这个曾经集中并垄断了整个体系（政治力量、所有权、意识形态的方向和体系的组织结构）最具活力机能部分的阶层消失了。今日的莫斯科正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在展现自己，中产阶级和官僚政治的混和阶层，在普京的领导下，梦想着重现绝对专制阶层的位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想再回到同“nomenklatura”一样的社会位置是不可能的。这种转变是社会的基础，它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为民主所必须的社会自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而在中国，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所描述的那些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保证的权力，迟早，也许二十年，或许更短，就会成为现代化的阻遏。这一点需要深思熟虑，欲速则不达。

中国宣称要将人均GDP从现在的一千美元增加到二○二○年的三千美元。而这一阶段正是没有铁腕不足以保持稳定的时代。因而，他们认为集权是中长期民主的条件。关于这一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会不会游泳，得到水里才能见分晓。

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即将要亲眼目睹这一伟大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新一代学者们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俄罗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汲取得越多，面临的发展危险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