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精选3篇）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 篇1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

摘要：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狐妖的篇幅极为可观且十分精彩。学界对于狐妖形象的研究很是关注，成果斐然。本文借鉴学者对狐妖形象研究的成果，通过分析《聊斋志异》中关于狐妖的故事，解读蒲松龄笔下“和易可亲”的充满人性温暖的夜半美人身上所寄托的情感与思想。本文将首先简单介绍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艰苦历程及狐妖一词的来源与嬗变；其次，分析小说中刻画的狐妖形象及其与以往小说中狐妖形象的不同。再次，通过所刻画的狐妖形象的分析，解读狐妖所反映出来的女性意识和“士”观念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最后，对全篇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

关键词：《聊斋志异》 狐妖形象 女性意识

引言

狐妖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是一个相当常见与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或素材。“狐妖”这一词最早见于晋代的书籍中，葛洪《抱朴子》谓狐狸满三百岁，化为人形，其所著《西京杂记》一书中，有古冢白狐化为老人入人梦中的故事。干宝《搜神记》一书内，谈狐的作品已相当多。及唐代，谈狐之窗愈多，《广异志》、《宣室志》连篇累牍，《太平广记》专录狐事者达九卷之多。宋、明时，谈狐作品渐少。至清，以《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笔记小说又大畅其说。其中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狐妖最为出色，这与蒲松龄的家乡文化风情是很有联系的。狐妖传说主要流于北方，蒲松龄的家乡山东临淄亦多神话传说故事。在这种环境的熏染下蒲松龄从小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他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正值明清易代，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从张笃庆的诗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1]，可以得出。蒲松龄大概从25岁开始写作，无论生活上遇到多大的困难，甚至穷到揭不开锅的境况下仍坚持不放弃写作。正是蒲松龄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并且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材料，就像《聊斋志异》里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经过蒲松龄几十年的孜孜不倦的笔耕，最终完成了《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他的这部书也改变狐妖在过去小说中邪恶形象，并创造出不少美丽感人的狐妖形象。她们美丽善良或温柔娴淑或天真活泼或冰雪聪明或有情有义或无私奉献，独具人性美。使得世间痴男儿皆盼有青凤之遇，足见《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对读者的巨大吸引力，也说明了蒲松龄塑造的狐妖形象无疑是非常出色的。

正文

一、《聊斋志异》中刻画的狐妖形象

在早期怪异小说中狐的形象，充当的大多数是并不光彩的角色，除了吸人精血，窃取财物，诱人作恶之类的形象，主要是淫媚之狐，常糟人批判。在众多的狐妖故事中，唐代的《任氏传》一改之前小说的狐妖形象。狐女任氏不仅美丽温柔，而且聪明勇敢。对郑生无比忠贞，能以一弱女子抗拒韦崟的无礼。任氏的出现表明塑造狐妖形象由淫狐变为羙狐的转机。可惜这种良好的转变在宋元明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继承和发展。真正改变狐的淫媚形象的是《聊斋志异》。

蒲松龄最喜欢写狐妖。在他的笔下，各种狐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读者眼花缭乱。《聊斋志异》明确写狐的作品近八十篇。在我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像蒲松龄那样，将狐写得那么多，那么好，真可叹为观止！笔者在此将《聊斋志异》中的狐划分为四类：情狐、侠狐、友狐、谐狐，分别表现它们的艺术形象。

1.情狐

《聊斋志异》极善于描写情狐，塑造了一系列美丽动人的情狐形象，如莲香、阿绣、青凤等等。这些多情的狐妖具有美丽的形貌、心灵、情操。她们是爱与美的象征，为世俗痴男子所羡慕，企盼与狐妖的艳遇。

《莲香》写的是狐鬼共恋桑生的动人爱情故事。此中狐女莲香无疑是出于中心地位，故而小说以狐女之名命篇。莲香冒充“西家妓女”主动就生合欢，分明是一般狐女之性，但她有着温婉诚挚的性格。莲香面对着情敌——女鬼李氏，表现出和“醋娘子”李氏全然不同的态度。她对李氏的宽容和“妾见犹怜”的怜惜，终于感动了李氏，“事莲犹姊”。[2]这种态度既是莲香的敦厚之性使然，也是出于对桑生的深恋之情——爱桑生之所爱。因此，当李氏借尸还魂以人的身份做了桑生“新妇”之后，莲香也断然死去并订下“十年相见之约”，转世为人再事桑生，成就了“两世情好”。故事里虽带有一夫多妻封建思想，但抛开这不说。莲香愿为桑生订下“十年之约”也足见其真情，很令人感动的。

《阿秀》写的是刘子固的痴情故事。海州男子刘子固外出到盖省，对杂货铺“姣丽无双”的少女阿绣一见钟情，就借买东西亲近阿绣，结果感情越陷越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刘子固对阿绣的痴情，被忠于其父母的仆人发现，设计让他离开盖州。一年过去，他仍然不能忘情阿绣。他再次回盖州寻找阿绣，阿绣却已经随父亲离去，不久听说已许嫁他人。刘子固很伤心，日夜“捧荚缀泣，而徘徊顾念，冀天下有相似之者”。[3]

狐女阿绣李代桃僵，幻化为阿绣形象出现在刘子固面前。使得刘子固以为与真阿秀再次相见了，狐女阿秀亦顺利的实现了桃代李僵的目的。然而，不久后聪明细心的仆人发现了狐女阿秀不是真阿秀。狐女知事情已败露便舒徐从容，坦坦荡荡、落落大方地直抒衷情，说完转身离去。

刘子固跑回盖州，却遭受战乱，跟仆人失散，在回家的路上重新与真阿绣相遇，才得知这是狐女帮助的结果：阿绣的父亲带她从广宁回到盖州，半路上被乱兵捉住，是狐女施法术将阿秀从乱兵中带出来。少女阿绣不知道救自己的人是哪个，刘子固知道：是狐女！

狐女有法术神力，却没有对无情义的刘子固施以报复，而是将自己失落的爱，无私奉送他人，帮助薄情郎和情敌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狐女这位爱情失意者，没有悲哀，没有懊丧，没有嫉妒，没有怨天尤人，只有对相爱者的宽容和体谅，对美的执着追求，对爱的无私奉献。为此，足见狐女的高贵品格与宽广的胸怀，亦为其爱情感到惋惜。2.友狐

明清俗间有许多人狐友情的故事流传，是之谓狐友故事。同爱情故事一样，友情也是人间美好情感，所以描写友狐也是蒲松龄羙狐创造的重要内容。在友狐形象的描写中，蒲松龄特别注意发掘人狐友情中动人的情感因素和植根于传统美德的伦理因素，因此友狐实际都是仁爱信义之狐。

《娇娜》描写两位狐女，松娘嫁与书生孔雪笠，“艳色贤名，声闻遐迩”，属情狐类型；娇娜所嫁为狐，夫名吴郎，虽然孔生对其心怀爱慕，但各有家室，最终确立为亲密朋友关系，娇娜成为孔生的“腻友”。蒲松龄赞语云：“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4] 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所谓“腻友”是一种处于爱情与友情之间的亲密两性关系。娇娜对于孔生的情意只是亲之近之而不愈规矩，所以但明伦论评道：“娇娜能用情，能守礼，天真烂漫，举止大方，可爱可敬。”

娇娜孔生的友情是生死之交。先是孔生胸肿，眠食都废，娇娜用狐丹治愈；后来娇娜遇雷庭之劫，孔生仗剑击雷鬼相救，自己反被击死，娇娜又亲以狐丹救活。当娇娜见孔生震死后大哭道：“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5] 既不肯独生，又何畏接吻之非礼！娇娜不畏礼教的批评‘撮颐度丸，接吻呵气’再次救活了孔生，足见双方情谊之真。可知娇娜作为孔生的“腻友”，其情其意是远出肌肤之亲的崇高情感。

《封三娘》封三娘是特别性情的女性友狐，她和人的友情在同性间展开。封三娘本为修吐纳引导之术的道术之狐，只因睹范十一娘之艳美，为情魔所缠，心生爱意，而十一娘亦相爱悦。不过封三娘毕竟始终自持，没有堕入同性恋的“情魔之劫”，而以姊妹之情善待范十一娘。作为十一娘闺中良友，她告诫十一娘慎于择偶：“纨绔儿傲不足数，如欲得佳偶，请无以贫富论。”[6]并为十三娘物色得贫士孟秀才——谓为“翰苑才”，代为赠钗作伐。范夫人嫌贫作阻，又逢某权要托邑宰求婚，范公畏而允之，十一娘愤而自杀。这时封三娘忽来，使孟生发墓，投药救活十一娘，终于成就姻缘。封三娘是一个以友情为核心的崭新的狐媒形象，她对十一娘的友情既有姊妹之情，又有诤友之义，可谓善为友者。

3.谐狐

《聊斋志异》中有一类狐妖，诙谐、幽默看了令人不禁发笑。他们纯洁美丽，天真活泼，不懂封建礼仪，言行举止十分大胆滑稽。让人不觉叛逆异类，反而被其纯真憨笑所征服，喜爱之情油然而生啊。

读过《聊斋志异》的人，谁都忘不了婴宁的笑。婴宁的笑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作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情致，姿容和神态来写她的笑及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面。含苞欲放的青年少女婴宁偶然邂逅情痴王子服，见他注目不移，笑骂一句“目

[7]灼灼似贼”，遂“遗花地上，笑语自去”，表现出若有意若无意的微妙情意。再见王生时，笑意逐渐分明。当婴宁发现王生在自家门口徘徊，乃“含笑拈花而入”，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听到鬼母唤她出来与王生相见时，顿时发出阵阵笑声，人还来到，户外“隐有笑声”，继而“嗤嗤笑不已”，见面后犹掩口笑不可遏，活绘出婴宁天性乐笑的情态。鬼母责备她不该在客人面前嘻嘻哈哈，她只好“忍笑而立”当鬼母将提亲的事挑明，王生再次注目婴宁，以示相爱，又惹得婴宁大笑。随后躲在后院小树上，见王生追来，又狂笑欲堕，边下边笑，“不能自止”。耐人 寻味的是，方将及地，她才失手而堕，使王生有机会上前扶她“阴捘其腕”，于是笑声又起，“倚树不能行”。

当王生出示袖中花表示“相爱不忘”，婴宁似乎不解其意要折一巨捆送给他。王生说妹子为何这么傻，我爱的是“捻花”那个人。往下更有趣，当王生向她表示：“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8]时婴宁不明白这两爱的区别。王生不得已向她解释夫妻之爱是“夜共枕席耳”，婴宁却回答说“我不惯与生人睡”后来当母亲向她问及和王生说了什么话时。婴宁直通通地回答“大哥欲与我共寝”顿时令王生满脸通红，示意她不要再说了，婴宁却反问“适此语不应说耶？”王生向她说明：“此背人语。”婴宁却回答：“背他人，岂可背老母？且寝处也常事，[9]何讳之。”

小翠母亲为了报王太常的恩，将女儿嫁给王太常的痴傻儿子。在别的少女，必愁苦不堪，可是小翠却笑哈哈，似乎乐不知愁。婚后，整天带王元丰踢圆球，涂鬼面，扮古人，甚至把圆球踢到公公的脸上，婆婆气冲冲地来责问小翠，她却俯首微笑，若无其事。后来越玩越离谱，最离奇的一次是让王元丰穿戴皇帝礼服，还让王给谏拿了去。更严重的是，王给谏又是王太常的死对头，正设法暗中陷害于他。小翠的玩耍，无异于授人把柄。因此王太常“惊颜如土”，在恐惧和盛怒的情绪支配下，竟拿起斧头砍了房门要杀小翠。可是，小翠依然是“含笑”不当回事。看到这里人们或许真是以为小翠贪玩，完全不懂人情世故。嫁与元丰，恰好是一对“癲妇痴儿”。

再读下去，人们才发现，她这样做就是为了引诱王给谏上当。费尽心机的王给谏终以诬告罪被充军云南。小翠的贪玩癲痴，背后藏着莫大的智慧。

4.侠狐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向来是行侠仗义的男子所为。他们乐于慷慨解囊，救人于水火之中，保护弱小，申张正义。然而，蒲松龄笔下的狐妖已有如此之豪杰。

《红玉》里的红玉贤德更带侠气，蒲松龄称赞道：“非特人侠，狐亦侠也。”[10]红玉爱慕冯相如，假托东邻女主动与冯生幽会交好，半年后被冯翁发现受到斥责。红玉羞愧难当，以为“妾与君无媒灼之言，父母之命，逾墙钻隙，何能白首。”[11]毅然与冯生断绝关系。但红玉绝交不绝情，出金为冯生娶得卫家女为妻。日子过得相当幸福美满。后来，不幸的是冯生妻子被邑绅宋氏强夺。冯生横遭迫害，家破人亡，妻死子散；自己亦身陷监狱。幸得虬髯客侠义相助杀死宋氏，冯生得以释放。然而，冯生面对的却是破败不堪的家，不禁伤心大哭。红玉携子而来，负担起了重创家业的重任，并辅助冯生功成名就。冯生大冤昭雪，表面上看是虬髯客所为，其实详文意，必是红玉所为。红玉的有情有义体现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实在难得。无怪乎王士祯大赞红玉曰：“程婴，杵臼，未曾闻诸巾帼，况狐耶！”[12]

在《张鸿渐》中，张鸿渐因状告官府被迫流氓，到狐仙舜华家借宿，舜华发现张鸿渐是个志诚君子，主动提出跟他结为结发夫妻。张鸿渐说，家中已有妻子。舜华说，这正显出你的笃诚，“顾亦无妨”，坦然跟张鸿渐结合。张鸿渐后来发现舜华是狐仙，乞求她送自己回家的愿望，舜华说：“妾有褊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13]“褊心”跟“偏心”意思不同，“褊心”是心地狭窄，舜华用这个词表明，她希望在张鸿渐的爱情天平上压倒张夫人，希望张鸿渐不忘自己而忘记别人。舜华虽这么说可做起来却是舍己为人、舍爱助人。舜华是狐妖，明明有法术，可以阻碍或至少可以不帮助张鸿渐夫妻团聚，她却亲自送张鸿渐回家。张鸿渐回家后被官府抓住，在押送途中，舜华又把他救了出来。张鸿渐问，后会何时？舜华不回答，飘然离去。

张鸿渐遇到的狐妖，既不蛊惑他，也不利用他，在他逃窜时，给他个温暖的家，在他危难时，勇于救助他。等到张鸿渐脱离了危险，舜华即消失得无踪影。舜华的行为虽出于爱情，但也足见其侠义之气与博大的胸襟。

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意识与士观念

《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多为女性，她们身上极具个性色彩，其行为举止也颇为超前，突破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显现出现代女性的萌牙。封建时代男女相处，占主动地位的是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大权的男子；女人是被动，处于被猎获、被统治、被歧视的地位。而《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对于这个传统却大声说“不“，她们与男子相处中则占据主导地位、领导位置，有控制权，她们想爱就主动地爱。想恨就大胆地恨，想合就义无反顾地合，不想合就拂袖而去。她们性格开朗，甚至做到了性解放，活得自在，活得潇洒，不做男人的附庸。

《房文淑》写开封人邓成德游学到兖州，跟狐妖房文淑相识相恋，同居并生了儿子。邓成德的妻子不育，得了儿子后邀房文淑跟自己回家，房文淑回答说：“多谢多谢！我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呱呱者难堪也！”[14]看她那话说得极具个性，坚决拒绝了邓成德的要求，还把孩子送给他的妻子，并大施神术，给从未生育的邓夫人服药下奶，喂养孩子。她这样做，不管是为了一家更加美满，还是为了给孩子求得一个良好前途，都既以自我牺牲为前提，又维护了个人尊严。

《红玉》篇中塑造了一个大胆、进退有度、视封建礼教于无物的女性形象，她敢于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不遵照“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爱情模式。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媒人介绍的情况下，男女在墙上挖洞相互窥看，更甚之红玉不仅没有羞涩而且还翻墙而过与冯生苟合，作者对此并未加以批判而是有少许的赞赏。这里可以看出红玉敢于争取恋爱的自由，也不顾是否有违封建家长制婚姻，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主动求偶。后来，红玉被冯父谴责，自觉地离去，并未因与冯生有肌肤之亲而受封建礼教的羁绊，这足可体现红玉新的婚恋意识——婚恋意识的自主。不仅如此，红玉还给冯生做媒，娶卫家之女。从表面上看好似遵循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封建婚恋思想，但实则却充分地表现红玉冲破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婚恋意识。最后红玉帮助冯生走出劫难，功成名就之后并没有留下却是飘然离去，反映了两人并没有受封建婚恋意识的束缚。红玉一直是自由的，她觉得该来则来、该去则去，充分地表现红玉追求婚恋的自由，也体现她婚恋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个性的独立。

此外，《鸦头》中的狐女鸦头受尽了贪婪的老鸨的压迫，她渴望自由，希望能逃出生天。有一天她遇上了王文被王文的不近女色、笃诚可信的忠厚品德所打动。她发现王文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便爱上了他。但王文很软弱，鸦头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性格倔强，个性独立。如何欺骗老鸨，如何逃走，逃走后如何谋生都是鸦头一人抓的主意，作为顶梁柱的男主人公却是毫无主意，完全服从鸦头。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里男人控制一切，女人只有服从的纲常伦理。

综合上述可知《聊斋志异》中的狐妖竟然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充满了现 代女性意识。她们摒弃了男尊女卑、男耕女织等封建落后的传统思想，并在男权统治下开始自觉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由原来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的追求，体现女子的自主性。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女子对个性尊严、青春爱情、聪明才智和主体价值的追求。作品在表现女性的人格魅力和生命尊严方面比以前同类作品更加具有自觉地意识，反映的程度也更深刻。

我们也许会惊讶于蒲松龄的超前的女性观念，觉得作者应该是一个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人。然而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在蒲松龄笔下也有很多充满封建观念的压迫女性的作品。蒲松龄作为一个古代的文人，仍然是不能突破时代观念的束缚的。那就是“士”这一观念。

“士”说白了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他们的特点：一是儒家弟子，讲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人生准则。二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遵循三纲五常。蒲松龄毫无疑问是一位士大夫。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依然是浓厚的男权主义色彩。对于自由的婚恋与爱情，蒲松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美；对于一夫多妻、性爱问题上，则又表现得非常保守，不反对这一不公平的现象。可以看出蒲松龄骨子了却是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思想，金榜题名四海传，美妾成群妻又贤。在他看来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娇妻美妾，女人则不仅要协助男人建功立业还须克己复礼，既在男人外出时苦守闺房，又贤惠顺从，容忍男人纳妾。在两性关系上，单方面要求女性要守志、守忠。蒲松龄并不关心女性的平等问题，只关心在封建伦理纲常下保有男性的话语权与福利。《聊斋志异》中的狐妖故事，即使狐妖多么的叛逆，多么的特立独行，一旦成为男主人公的妻妾后立马变身为一个温顺贤惠的模范妻子。

婴宁爱笑是她的天性，也是他最为吸引人的一大特点。天真活泼，喜欢恶搞，令人捧腹大笑。王生对她的爱情流露，她却装作不懂，故意在鬼母面前说出“大哥欲与我共寝”，吓的王生窘态百出。这些活写了王生与婴宁的自由爱情故事。婚后，一日婴宁见西人子心生歹念，故恶搞他一下，不想竞出了人命。打了官司，王生母亲抱怨这事传出去了，儿子没有面目见人了，说：“人罔不笑，但须有时”。[15]从此，婴宁再也不笑了。原本天真无邪，充满笑声的可爱的婴宁，在封建伦理制度的压迫下，她被剥夺了笑的权利，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符合礼教的妻子。

红玉是一个大胆的视封建礼教为无物的女性，居然主动翻墙过来与冯相如幽会。可以说是相当之开放了。但她又特立独行被冯生父亲发现私会后，主动离去，丝毫没有要留下的意思，真的是很有个性啊。后来，冯生家遭难，家破人亡。这时，她突然回来帮助冯相如重整家业。于是剪除杂草、打扫房子、织布、雇人耕种，用自己的双手将冯家变成了一户大地主。莲香俨然变成了一个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夫教子的贤内助；没有了往日那种放荡，特立独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不羁性格。这性格也变得太快了！

此外，《聊斋志异》中的狐妖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狐妖总会满足男主人公的欲望包括子嗣问题，而自己则无私奉献，完事之后飘然离去。感觉这一类狐妖颇似青楼女子，她们是男人们苦闷时的精神港湾，男人只会暂时停留，不会永远留下来。所以这一类狐妖，永远不会成为男主人公的妻妾。

例如，狐女阿绣在刘子固心灰意冷，日夜思念阿绣的时候，变成阿绣的样子，来到刘子固的身边，使得刘子固以为自己终于与阿绣相见，得偿所愿。狐女的出现弥补了刘子固的心灵创伤。当狐女身份暴露时，哪怕刘子固要拿武器防备她，她也没有因为对方的薄情寡义而气愤，反而大大方方地离去。还为他救出了阿绣，使得他们最终得以结成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房文淑与狐女阿秀有些相似，狐 女帮刘子固找回阿绣，房文淑则帮邓成德生了个儿子。邓成德游学与房文淑相识相恋，并生下了儿子。房文淑不愿做妾拒绝跟邓成德回去，把儿子送给他抚养，还施法术给从未生育的邓夫人服药下奶，喂养孩子。然后，自己离去，解决邓家的子嗣问题。

从狐妖故事里，可以看出。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尽管表现的很软弱或无能，遇到问题困难时，自己不用出去求人，自然就会有狐妖送上门来帮自己解决掉困难。无论之前的狐妖的行为多么的叛逆，一旦成为自己的妻妾就立马变身贤妻良母。故事里的狐妖都是围绕着男主人公，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男主人公的需要。送感情，送温暖，送子嗣，送家产的都有。而男主人公则往往并不用很关心她们的付出，他们只需埋头苦读，考取功名。狐妖为男主人公保驾护航，简直就是典型的模范妻子。故事里狐妖所作的一切都是围绕满足男主人公的欲望，坚持“夫为妻纲”这一原则，夹带着封建男权主义思想。显然蒲松龄的创作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了“士”观念的影响。不过，这并不影响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结语

《聊斋志异》为蒲松龄的成名之作,笔耕几十年而成。它一改过去小说中吸人魂魄，害人性命的狐妖形象，而代之以温柔善良的夜半美人之类的狐妖形象，没有了妖气，而更具人性美。她们在故事里，竭力追求美好的爱情和自由婚姻，而且有情有义，足智多谋，有的更是活泼天真，风趣幽默让人发笑。让读者们全然忘了她们是异类。于此同时，从她们的身上可以看出现代女性意识。她们表现出一种独立人格特征，不再是惟丈夫是从，甚至凌驾于丈夫之上。还有蔑视封建礼教，冲破性禁锢，大胆的与男主人公交往等等。她们摒弃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自觉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由原来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的追求，体现女子的自主独立性。蒲松龄笔下的狐妖无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女性观念，但在这些狐妖形象的背后却隐约受到一种观念的影响——士观念。这种士观念，可以说是带有男权主义色彩的一种思想。这种士观念表现得非常隐敝，藏于狐妖故事的结局之处。亦即狐妖之前无论如何叛、逆活、泼有个性，一旦结了婚就变成了封建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全心全意为丈夫的科举事业服务。如果不仔细看一般理解为幸福的家庭生活，但若细看狐妖变相沦为丈夫的附庸。由此，可以看出士观念对蒲松龄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在小说中的表现。

注释

[1]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2]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3]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73页

[4]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09页 [5]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6]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7]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8]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9]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10]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1]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12]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13]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14]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650页 [15]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57页

参考文献

[1]马瑞芳 《马瑞芳揭秘聊斋志异》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李剑国 《中国狐文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刘茂烈 《灵狐妙鬼话聊斋》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蒲松龄 《聊斋志异》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5]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6]马瑞芳 《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 周小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经济独立意识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8] 郭伟 《聊斋志异》中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陕西：陕西师范大学

论《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形象 篇2

关键词：聂小倩；蒲松龄；追求自由；封建礼教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中。在古代，女子的地位，是与小人同等的。但是，女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们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所以有人站出来替这些被禁锢已久的女性说话，这个人就是蒲松龄。

一、追求自由的坚贞女性形象

在蒲松林的笔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对自由渴望的女性形象。其中有《白练秋》、《胭脂》、《连城》等。

在这些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中，她们的共同点就是大胆的追求自由并且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她们有属于女性的独特倔强，还有传统的品质。

连城出生不错，是一个知识女性。但她“征少年题咏，意在择婿”的行为就明显的违背了封建礼教。表现出她追求自由的性格特点。就算是父亲出面干涉，同意还是以死抗争，最终得到了封建礼教下的一丝自由。

鸦头是一个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妓女形象，但当她看到书生王文的时候，便大胆的爱上他，以至后来跟他私奔。在当时的社会，这是一个壮举。从这些普通女性的形象看来，她们选择追求自由，在现在的人看来，那时的社会礼教下，涌现出来的这些女性，无疑是另类的，并且是有勇气的。

像这些女性角色在《聊斋志异》中还有很多，其中有的为了追求自由，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女性虽然不同，但是在追求自由的路上，却是相同的。

二、在《聊斋志异》中女鬼形象的文化底蕴

在古代，人们相信鬼是人死后所化的，是一种寄寓形象。在形形色色的神鬼小说中，蒲松龄的小说属于杰出的经典了。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女鬼形象。并且把这些女鬼美化，尽量的表现出了他们的善良与美。使得她们更具有人情味。

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女鬼大多数是死于非命。例如连琐十七岁得病死去。（《连琐》）；如章阿端“误适荡子，刚愎不仁，横加折辱，愤悒夭逝。”（《章阿端》）。她们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死于遇人不淑，有的被恶霸所害。

更让人觉得悲惨的是，这些女鬼死后仍然受尽折磨。她们常常受到其他恶鬼的欺凌。聂小倩死后任然被老妖所害。以色相去迷惑害人。（《聂小倩》）。又例如秋容在救情人的路途中，经由城隍庙，被庙内西廊的黑鬼判官硬抢去，每天用刀棍逼她做小妾（《小谢》）。

在书中，女鬼们重家庭、重视亲情。他们的感情会更加真挚。她们会尽量的帮助他人。她们重视亲情，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在家庭中，每个人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说，中国是一个重视亲情的国度。

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也在一些女鬼身上有了充分的体现。例如《公孙九娘》中莱阳生的甥女是个死于于七案中的无辜少女，她对舅母姑母的感情非常深厚。

三、《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代表人物聂小倩

聂小倩是《聊斋志异》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女鬼形象。以至于变成了以后更多的鬼神题材的电影。人们或为聂小倩的身世而同情，或为聂小倩与书生宁采臣的感情纠葛而泪下。

聂小倩是一个死后被一个老妖所收服，并且听命于老妖，用美色来诱惑世人，从而达到老妖目的的傀儡角色。

但是聂小倩是一个敢于追求自由与真爱的女性角色，她因为报答书生的恩德而在宁采臣家帮忙照顾其家人。宁采臣的家人开始反对作为鬼的聂小倩进入宁采臣的生活，而后来，因为聂小倩的善良而变得不同了。宁采臣的家人因为这个聪明、美丽、勤劳的女性而改变了对女鬼的看法。

聂小倩作为《聊斋志异》中的女鬼代表，集结了美丽、善良、勤劳于一身。并且她追求自由的感情，与不希望受到恶势力的禁锢。这样一个女性角色，是在《聊斋志异》中频繁出现的形象。

聂小倩是封建礼教控制之下的社会底层的女性。她代表了广大的封建礼教之下的女性形像。她敢于冲破这种礼教，追求自由，不甘受人摆布。她冲破了这种礼教的束缚。结束了被压迫的命运。即使是依旧生活在这种礼教的社会之中，她无疑也是一个典型的新女性的代表。

她敢爱敢恨，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敢于在恶势力面前不低头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如今会变成众多电影题材的原因。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是性格各异的，她们有的妩媚、有的可爱、有的善良、有的刚烈、有的性格豪放。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枷锁，敢于在男尊女卑的时代里为自己说话，为自己争取自由。她们热爱生活，热爱帮助人们，渴望正常人的生活。在生前死后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她们不会因为生活的不公平而报复社会，而是更努力地追求幸福。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岳麓出版社，2010.

[2]董仲舒.春秋繁露[M].

[3]蒲松龄.白话聊斋[M].北京出版社， 2006（7）.

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妖形象 篇3

关键词:《聊斋志异》公案小说 清官

与《聊斋志异》中众多小说以花妖狐魅等异类形象为主、充满神奇諔诡色彩不同,其公案小说则是以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为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从文本的描述来看,蒲松龄将刻画的重点明显放在了那些上面 ,表现清官治狱的杰出能力及与案犯较量的超人智慧成为作品展示的重心。在这些楷模身上,显然寄托了蒲松龄的吏治思想和法制理念,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其吏治思想的形象载体,从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典型的职业示范性。同时我们还可看出,这些清官形象尽管面目各异,性格有别,但作为一个总体而言,他们亦形成了内在的一致性和群体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其群体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仁爱为本,实心为政的治狱理念

众所周知,“仁”是原始儒家的基本要义,其意蕴博大精深,影响久远。孔子把“仁”界定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并把“仁”同“义”联系起来,将仁义视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孟子的“仁”,是指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其“义”,是指“心之所同然者”的道德理性。作为儒家的一个忠实信徒,蒲松龄不仅将仁爱、仁义、仁政等视为执政者所必须遵守的信条,而且也使之成为衡量司法部门管理者和执行者称职与否的基本标准,这在聊斋公案小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王十》中,淄川县令张石年痛恨“漏数万之税非私,负升斗之盐而私之”的陈规旧例,对盐商大贾毫不纵容,对贩运私盐的贫寒百姓则仁慈有加。一次,两个贩盐的小贩一人脱逃,一人被抓到公堂。张公在审讯时故意发问:“还有一个在哪里?”小贩回答:“逃走了。”“你的腿有病不能跑吗?”“能跑。”“如果真能,就跑给我看看。”小贩胆怯,欲奔又止,张公却说:“快奔跑,不要停!”小贩于是一路狂奔地逃出衙门。张石年以苍生为重、以良民为念,将偷漏国税的奸商和“妻子嗷嗷”的贫民区别对待,同情那些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私贩。只是有碍于国法官规又不能公然将其开脱,于是通过巧妙的暗示以解救之。张公体恤民艰、爱民如子的仁慈之心也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拥戴,因而“邑人犹乐诵之”。

《老龙船户》记叙粤东一带发生很多往来商旅神秘失踪的无头命案,那些“木雕之有司”或对此束手无策,或对此置之不理,以至长达数年,无法侦破。朱宏祚上任广东巡抚后,面对百姓的投状,“骇异恻怛,筹思废寝”,一片仁心感动上苍,以至神明显灵相助,最终将一帮恶徒擒拿归案。虽然文中渲染了神灵入梦的非凡奇异和朱公办案的机智明察,但破案成功的首要因素仍要归功于他的视民如子,实心为政,也就是结尾“异史氏”所说的:“公非有四目两口,不过痌瘝之念,积于中者至耳”。在本篇的附录《朱公祭城隍文》和《各省士民公启》中,也一再提到朱巡抚:“奉天子命,来抚是邦,一意以澄清吏治,休养民生为孳孳,筹划庶务,披览案牍,心营口商,目竭腕脱,昼不敢以时寝,中宵皇皇,或起或卧,务思所以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其黾勉莫敢告劳如此。”《老龙船户》强调突出的也是朱宏祚为国勤政、仁心爱民的优秀品质。

二、注重实据,明察细辨的治狱作风

《聊斋志异》公案小说涉及到的很多案件都是图财害命、奸情谋杀、嫁祸他人等刑事大案,与清官打交道的犯罪分子也绝非等闲之辈,大都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这些既造成了案情的悬疑丛生、扑朔迷离,也形成了证据的真伪难辨、莫衷一是。有时虽在现场直接采集、提取到物证,却并非疑犯的真正证据,而是有人故意陷害所为;有时取得的证据虽然与嫌疑人口供一致,却系人为伪造,并不能证明真凶等。因此,这些集查案与判案于一身的清官们就尽显其聪慧机智与精察明辨,他们既不轻信口供,更不严刑逼供,而是注重物证实据、人情事理,深入基层明察细访。无论是在审阅案卷、审问案犯的过程中,还是在勘察现场、调查人证之时,清官们从不轻易放过任何证据,而且他们极善于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处发现案犯的致命破绽。一旦寻找到蛛丝马迹,他们便紧紧抓住不放,顺藤摸瓜,穷追到底,直到案件彻底告破。

《诗谳》中的周亮工便是一个轻口供、重实据的办案模范。小说写吴蜚卿素有佻达之行,被一命案牵连,横加酷掠,屈打成招。周亮工接手案子后,并不草率从事,而是仔细琢磨,很快发现疑点:“吴某杀人,有何确据?”仅此一句就可表明他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断案态度。一旦断定诗扇是嫁祸之计后,又不顾众人的流言蜚语,立即下令脱除吴生死械。接下来周公排除办案的种种干扰,明察细辨,紧紧抓住案发现场的关键物证“诗扇”不放,面对案发时间非扇所用之季节以及扇面诗文之“口角相类”等重重疑点,进行缜密的思考和谨严的推断,终于顺藤摸瓜,使真凶浮出水面,吴生则是“三年冤狱,一朝而雪”。通过这一故事,周公不为假象所迷惑的求真务实作风和平反冤狱的卓越胆识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于中丞》(第二则)中于成龙的治狱作风和断案方式更为蒲翁所推崇。故事写于公“早旦,经郊外,见二人以床舁病人,覆大被;枕上露发,发上簪凤钗一股,侧眠床上。有三四健男夹随之,时更番以手拥被,令压身底,似恐风入。少顷,息肩路侧,又使二人更相为荷。”于公此时却起了疑心而加以探问,“云是妹子垂危,将送归夫家”。于公立即遣吏紧紧跟踪,“至一村舍,两男子迎之而入”。他于是吩咐手下秘密查访,果有“富室被强寇入室,炮烙而死”。马上展开抓捕行动,捕得八人,一鞫而伏。有人问所以能知之故,于公解释云:“此甚易解,但人不关心耳。”一者少妇在床,而容入手衾底,这一点颇出乎情理;二者 “易肩而行,其势甚重”,则说明必有重物藏此;三者病妇昏聩而至,必有妇人倚门而迎,却只见男子,并不惊问一言,也是不合常规。综合这些因素即可以确认他们的盗贼身份。从中可以看出于成龙的政绩卓著并非出于偶然,他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时时刻刻注意观察、善于观察,能从不被人注意的细节中看出破绽,能从人情物理中发现线索。这既源于他长期勘狱所养成的职业敏感,也是其治狱经验深厚积淀的形象体现。

从周亮工、于成龙的办案故事来看,他们对案情的准确判断,实是来源于确凿的事实依据。而事实依据的获取就必须依赖于清官们的明察细访,精勘详辨和处处留心,事事关心。

三、巧于智赚,精于推断的治狱能力

虽说古代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落后,不具备当下现代化的侦技、审案手段,但是《聊斋志异》公案小说中的清官们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勘狱谋略,其巧于智赚、精于推断的能力同样精彩纷呈,令人拍案叫绝。

在《胭脂》中,移案三审的山东学使施闰章“贤能称最”,“怜才恤士”。施公先是认真地审阅宿介的诉状,然后对照其案卷,反复凝思,从而发现了宿介的冤情所在。紧接着施公从宿介赚取胭脂的一只绣鞋入手,抓住宿往扣王氏之门时绣鞋仍在袖中的破案线索,来追查王氏是否另有奸情。这就突破了原先断案的固有思维模式,扩大了排查范围,向发现真正的凶手迈出了极为关键也是最为紧要的一步。从中不难看出施公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明断世事人情的洞察能力。但是随后案件又陷入重重迷雾,如何从多名疑犯中甄别出真正的凶手?此时施公又巧设机关,请君入瓮,将毛大等疑犯皆裸身赶进一间暗室,让他们在事前密放烟煤的水盆里洗手,尔后“戒令面壁勿动”,假借鬼神指点断案,视其所为。结果发现唯有毛大“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这一情节,显然是施公利用了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敬畏鬼神心理以及案犯的做贼心虚心理而巧做布置,诱鱼上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施公勘狱办案的超人智谋和出众胆略。

《太原狱》记叙了临晋县令孙柳下审理婆婆、媳妇互诉对方与无赖私通案子。他没有轻易地被无赖“自认与妇通”的招供假象所迷惑,而是巧于智赚,利用婆媳二人对无赖的不同感情来大做文章。孙县令故作姿态,让二人用堂上的刀、石击杀无赖,媳妇衔恨已久,两手举起巨石,恨不能立即毙杀无赖;婆婆则惟以小石击臀腿而已。孙又下令用刀,媳妇把刀贯胸膺;婆婆则逡巡未下。从婆媳二人不同的行为举止中,孙公立刻判明了真正的淫妇是谁。孙县令能揣摩案件当事人的微妙心理,审慎思考,巧施计谋,不愧是当时官场公认为的“折狱才”。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