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传统文化（共8篇）
侗族传统文化 篇1
侗族文化风情
物电学院应用电子信息工程 陈永华
主要分布在中国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等地的侗族，分别系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傣和侗水和侗水的两个语支。其先民是古代“百越”中“骆越”支系“西瓯”的后裔。隋唐时期至宋代，曾被称作“侗”和“洞”，以后才以“侗”以该民族的族称。
广西柳州地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要举行具有丰富多彩内容的盛大民族活动，其中侗族芦笙舞最具代表。《踩堂》
侗族从古到今无论年长年幼，人人都能歌善舞，有着事事以歌对答、以舞寻偶的传统。在他们的歌咏中，有单声部的“小歌”、多声部的“大歌”、迎客时的“拦客歌”、婚嫁时的“伴嫁歌”、青年人自弹自唱的“琵琶歌”等数不胜数。以至连相互闹矛盾时也用唱歌来进行争吵。侗族在歌舞时都离不开芦笙的伴奏，歌舞和芦笙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和内容。在侗族统称的《芦笙舞》中，包括着多种内容和形式的舞蹈，其中有节日时的自娱性舞蹈、有青年男女之间进行交谊的舞蹈、还有为展现芦笙高手边演芦笙、边做舞蹈高难度技巧的表演和竞赛性舞蹈。
过去，侗族跳《芦笙舞》、“对歌”或举行村寨“集会”，一定要在特定地地点“鼓楼”前进行。在广西、贵州等侗族集聚的村寨，都会建有一座高大、古朴、典雅的木结构建筑“鼓楼”。鼓楼的建筑形式除以下大小原则外，真是千姿百态各具一格。它的多角屋檐可建多种
形状，座座飞阁重叠，高达三至五层耸立于村寨的最高处。鼓楼为侗族公共活动的场所和集会中心，凡有紧急情况，村寨中德高望众的头人将敲击悬挂在殿内梁上的“款鼓”，集中全寨同胞。此外，若有贵宾进寨，也可击鼓通报全寨而表示欢迎的隆重。鼓楼内大厅青石铺地、设火塘、四周摆有长凳，是侗胞在任何时节聊天、做活、演戏、对歌、踩堂和赛芦笙的场所。
《芦笙舞》是侗族的传统民间舞蹈，源于古代播种前祈求丰收、收获后感谢神灵赐予和祭祀祖先的仪式性舞蹈。舞蹈气氛热烈而欢快，现已经为侗族民众在稻谷收获后至来年春播前农闲期间和各喜庆佳节时，由青年男女参加被称作《踩堂》的自娱性、求偶舞蹈。
每逢节日，成年的侗族未婚男女青年，都不回放过“踩堂”机会。因为这些男女青年中的不少人，要通过集体共舞的机会来选择自己的心上人。而且参加“踩堂”的少女不但要身着闪闪发亮的蓝靛色礼服，还个个力所能及地在头、耳、脖颈、手臂各处带满银饰，因为这是向男青年展示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无声语言。在过去，由于经济水平的底下，一家中若同时有一个以上的女儿都进入成年，但是因没有起码的银佩饰只能有年长的女儿参加“踩堂”活动而使全家陷入窘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进行“踩堂”的舞圈以村寨为单位，每个舞圈被人们称作“一堂”，节目期间来自各个村寨、各怀绝技的若干堂“芦笙舞”将会聚一堂，齐展风姿。届时，每堂芦笙在作舞前首先要在圆圈中心高高竖起一根芦笙柱，柱顶悬挂芦笙队队旗，并围绕芦笙柱特设4-6人担任为《踩
堂》舞蹈进行低音伴奏的“芒筒”演奏。一切准备停当后，手持小芦笙的男青年与花伞的盛装少女，分别站成内外两层圆圈，按逆时针方向旋转作舞。所有作舞的男女分为两边，拉拽着系有粗绳的长形木鼓，以一方胜利为舞蹈活动的终止。
《拉鼓》
此外，在侗族凡希望成为被人赞扬的青年男人，不但要是生产能手，同时也要吹得一手好芦笙和掌握芦笙舞的高难技巧。所以每当有展现舞蹈才能的机会，青年男子必跃跃欲试绝不会放弃任何时机。因在集体“芦笙舞”中，只要条件允许，就会穿插由高超技艺的男子表演单人双人和4人竞技性“芦笙舞”。这也是未婚男青年显示自己吹奏芦笙水平和展示舞蹈力度、技巧提高价值，赢得姑娘们赞许和青睐的重要举措。除每年的传统节日外，在当年丰收后的新年时将会由优秀芦笙手组成队到其他侗族村寨进行“窜寨”活动。每当此时，被村寨公认的芦笙头，便盛装打扮地率领芦笙队前往各寨进行芦笙表演。侗族是十分热情的民族，只要有表演都会受到极为丰厚的款待。而且在表演的过程中，一旦一表人才的芦笙头被该寨的“寨花”看中，那这一对情人难解难分的缠绵细语，将会给整个芦笙队带来被盛情挽留的难得运气。
侗族传统文化 篇2
黔东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节日更是丰富多彩。侗族有祭萨节、摔跤节、斗牛会、尝新节、侗年等,不仅节日众多,而且各具特色,民族气息浓厚。有独特的建筑、语言、服饰、歌谣和节日。
侗族有着多元的民族文化,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侗族节日的不同方式以及侗族人的民族特色。侗族有着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而且每个传统节日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一面,每个节日都体现出侗族人的素质以及民族文化,同时还不知经历了多少变故才演变成今天独特的侗族文化,成为黔东南文化的重要元素。
二、侗族族源及其文化渊源
侗族文化历史悠久,传说侗族是由“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先秦时期称为“百越”,秦时称为“黔中蛮”,汉时称为“武陵蛮”或者“武溪蛮”,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僚”唐代在称僚的同时又称“僚浒”、“乌浒”这些都是与其他民族的共称,在北宋有了独自的称呼,“佶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称为“侗族”[1]。
黔东南州的侗族最迟由广西都柳江北上迁徙而来,当地的侗族古歌《侗族祖先哪里来》所说的也是如此,迁徙原因主要是人口增加,土地紧缺。现如今主要分布于黔东南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等地区,不同地区的侗族文化存在差异。侗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其文化、习俗相互交融,产生许多相似之处。
三、侗族传统建筑及其文化内涵
建筑是文化的凝固,每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都能从建筑中表现出来。侗族文化主要体现在鼓楼、风雨桥、吊脚楼、寨门等建筑上。
(一)鼓楼
鼓楼是侗族的一个亮点,走进黔东南州,随处可见大小不同的鼓楼,它们有着不同的意义。肇兴被称为“鼓楼之乡”,是黔东南侗族最大的村寨之一。有着四面环山,山清水秀的地理位置。房屋错落有致,全部都是用杉木建筑而成,外形是干栏式吊脚楼,房屋顶层是用小青瓦铺成,具有造型美观,古朴实用的特点。
鼓楼用木头修建,形成一个四面、六面、八面的锥形结构,地面铺着石板,四周修有木凳,与鼓楼的支柱相连,楼顶都为尖顶,好似一把利剑,直冲云霄,气势宏伟。楼中有螺旋形楼梯直到顶层,木梯四周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雕刻,还有历史英雄,栩栩如生。
鼓楼是侗族人民传递信息和议事的地方,凡有大事都会在这里商议。鼓楼是侗族人祭祀的地方,同时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节日聚会的去处。由此可见,鼓楼是侗族人民的精神支柱,鼓楼不倒,侗族人民的精神不会覆灭。
(二)风雨桥
侗族人们称风雨桥为花桥。它是“桥”的一种形式,但更胜于桥。风雨桥在修建完桥体后,侗族人民会在桥上修建3-5层不等的桥亭,首尾相连一直覆盖整个桥面,桥面两侧修有木凳,供人们休息、避暑之用。“风雨桥”,它的名字是那样富有诗意,不仅仅给人们交通提供便利,而且还有镇邪和留财的寓意。风雨桥遍布侗乡,是侗族人民标志性的建筑,也是侗族人民的交通纽带。
(三)寨门
侗族寨门是历史上“围栏里的居民”的延伸产物。在侗乡之间,每一个路口都建有寨门。与鼓楼、风雨桥一样、寨门都是用杉木建筑而成,多为四柱形状,两个侧门拱卫着中间的大门。侗族现代寨门是具有象征性的,只是在举行重要祭祀活动时,才在门上系上草绳、打上标志、以示“封门”、封门时间是短暂的。在平常里,寨门发挥着迎接客人和送客的功能,张扬着侗族人的友好,展示着侗族人的和谐与热情。寨门不仅迎客送客,最主要是为了抵御外来入侵的,为了保护寨子的安全而修建的,别小看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门,可它的周围到处机关重重,没有族人的允许是不可能进入的。
四、侗族语言文化
侗族有着自己共同的语言——侗语。侗语又因侗族分布区域的不同,分为南部和北部两个方言,贵州省锦屏县南部的启蒙镇至湖南省靖州西部的滥泥冲一带为两个方言区的分界线。南部方言区包括黔东南的黎平、从江、榕江、镇远和锦屏南部等地。北部方言区包括黔东南的天柱、三穗、锦屏北部、剑河等地[2]。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南北两地的侗族方言都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北部地区因为汉族人口密集,因此北部方言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情况比较严重。而南部地区偏僻落后,汉族人口稀少,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小,民族文化保留较完全,也因此成了侗族文化语言的代表。
侗语起源时没有自身独特的语言文字,主要是用汉文来进行沟通,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拉丁字母的侗文方案,侗族也因此有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交流方式。侗语的独特也因此成为了侗族民族特色的发展。现如今,黔东南一些地区已经开设了侗语这门课程。如黎平、榕江、从江等地的小学和中学。侗语的开设,让侗文逐渐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必修课,达到了民族文化进课堂的目标。开设侗语文化课成为侗族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侗族服饰文化
服饰代表一个民族文化,它与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文化习俗息息相关。侗族的服饰,因地区分布不同,服饰呈现出不同。侗族服饰种类繁多,大约有100种,其中因地区差异分为南部和北部服饰。
北部侗族因交通便利,接触汉族文化较多,受影响也是最严重的,因此侗族服饰与汉族服饰接近,唯有女性服饰还保留着一点民族服饰。北部侗族服饰则一般由上装银饰和银围腰,以及宽红绸腰带配饰绣制而成,女性多留长发,未婚女子用红头绳捆绑头发,已婚女子则将头发盘起,前额留刘海,头包头巾。因此北部侗族服装具有识别未婚和已婚的作用。
南部侗族多处交通不便的地方,服饰和经济都受到较少的影响,服饰保留比较完整。南部侗族男子服饰分为便装和盛装,便装是用黑色土布制成。盛装则与便装不同,盛装为紫色闪光的侗布,头上包蓝、青、白三种颜色的帕子。南部侗族女子服饰分为裙装和裤装。女子在绣制裙装时会配上银帽,银项链、银围腰等饰品。在绣制裤装时,上衣多为宽松自然,并且在裤脚的边上绣上花边。侗族服饰历史悠久,色彩鲜丽、款式多样,是文化传承不可缺少的民族特色。除服饰外还有背带、围腰、被面、帐篷、头巾、挎包、钱袋、鞋帽、口水蔸、鞋垫、鸡毛群、侗锦、衣带无不展现侗族人民的智慧和侗族文化的丰富。
六、侗族歌谣文化
侗族歌谣历史悠久,侗族歌曲多种多样,按形式、可分为“大歌”、“小歌”、“广场歌”、“叙事歌”、“酒会歌”和“拦路歌”等。其中拦路歌是侗族民歌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品种。通常运用于新娘回门,在这个场合中,侗族人比歌才、比知识、比机智、同时也增加友谊。侗族大歌是侗族民歌中最著名的一种歌调。主要流行于南部方言区。侗族大歌种类众多,从形式上又可分为鼓楼大歌、声音大歌、叙事大歌、礼俗大歌、童声大歌、戏曲大歌等。演奏时而节奏缓慢,音调悠长,时而雄壮有力,气势磅礴,在琵琶、牛腿琴、侗笛的伴奏中让人回味。
七、侗族传统节日文化
在节日前夕,侗族人会整理好家务,准备着过节所需要的食物和祭祀的祭品,以杀猪宰羊来庆贺节日。在节日当天,邀请亲朋好友到家做客,谈论今年丰收情况以及聊家常。侗族女婿在节日当天必须带着礼品到女方家看望女方父母。亲朋好友互相品尝美味的食物,互相举杯长谈,然后一起相约去参加斗牛比赛和山歌比赛。年轻人比较喜欢山歌对唱,因为可以通过山歌比赛来寻找自己心仪的人。
吃新节是侗族的传统节日,侗族在吃新节的那天,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吃新”来祭祀祖先,祭祀祖先就成为了吃新节的重要标志,这一天,各家各户都会去田里摘一些新鲜的蔬菜,煮好饭,摆上好酒,在桌前烧一柱香,化一点纸钱,表示先请祖先品尝后,就开始以每个人在家里的辈分来按顺序依次“尝新”。
侗族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侗族的传统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过来的。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
八、总结
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承的一部分。黔东南州少数民族的发展影响着贵州文化特色的发展。如何更好的挖掘侗族文化,让其成为黔东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的发展的主要的推动力,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文章针对鼓楼、风雨桥、语言、服饰、歌谣和节日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这几个方面是侗族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体现,是侗族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更好地让侗族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下去,还需要人们的继续研究和探索。
侗族“祭靖”及其文化功能 篇3
关键词：侗族；祭靖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2-0095-06
侗族是祖国统一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据2000年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有2960293人①①百度百科·侗族，http：//baike.baidu.com。（第6次人口普查分民族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省（区）毗邻地区，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少量分布[1]29-30。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标识和民情风俗。其中，“祭靖”就是一项最具有历史意义和综合文化功能的活动。
一、各地侗族“祭靖”的汉译及涵义
“祭靖”，侗语为jiljaenh。侗族各地民间或学者有不同的译法，有的译为“吃牯藏”“吃牯脏”“吃古帐”“古丈节”“吃牯帐”[2]245“吃股壮”，有的甚至译为“祭鼓节”[3]。这些翻译解决了“祭靖”作为词语及其所表示的行为在现代汉语里的语言“标识”问题。这既是一种贡献，但又是很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也正是这种语言“标识”，目前黔东南地区无论是民间、学界或者官方及其网站，都把侗族和苗族的这一行为过程统统称之为“吃牯藏”“牯藏节”。通过对侗族南部方言区“吃牯藏”“牯藏节”的考察，我们认为，侗族的“吃牯藏”“牯藏节”应当统一使用音译之“祭靖”为妥，这一概念比较准确地表达了侗族所谓“吃牯藏”“牯藏节”的涵义。在汉语里，“祭”具有“祭祀”“祭奠”“祭拜”之意，而在侗语的现代意译里，“祭”则又为汉语“吃”的意思，这一翻译使得侗汉语意达到“契合”；“靖”在现代汉语里具有“安定”“平安”之意，还有“使（秩序）安定”之意，也使侗汉语意达到“契合”。“祭”和“靖”合起来的“祭靖”，变成了侗族（主要是侗族南部方言区）特有的“祭祀”行为。这一行为既具有“祭祀”“祭奠”“祭拜”之意，又具有“安定”“平安”“发展”之意。也就是说，侗族人民通过“祭靖”来祭祀祖宗、护佑村寨，祈求安居乐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地方和谐、人丁兴旺。我们通过对“祭靖”概念及南侗地区“祭靖”行为的缘由、过程和内容的考察，更能证实上述涵义及其文化功能。
二、侗族“祭靖”缘于祈求神灵护佑村民、保障平安、共图发展的文化心理和制度安排
（一）侗族“祭靖”的缘由
侗族之所以举行隆重的“祭靖”活动，缘由有二：
1．祈求祖先护佑村寨，保一方平安、和谐发展
据我们的田野调查，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今黎平县水口镇境内一个叫螺蛳寨的侗族寨子，有一对从六甲逃难到此的夫妇吴睹囊和仰香。他们逃难到螺蛳寨不久就生下了杏妮。杏妮天资聪颖，长到15岁就能歌善武，纺织、耕种、打猎样样精通。一家三口与寨上的乡亲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安宁恬静，生活也一天天地富裕起来。此时六甲财主李昌盛听说螺蛳寨变富后，就派兵丁前来抢劫。杏妮的父亲吴睹囊奋起抗争，结果杏妮的母亲仰香被李昌盛的兵丁打死并掠走了许多财物。
由于杏妮父女俩还没有被除掉，两年后，李昌盛又勾结官府抢劫螺蛳寨。杏妮父女听到此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抢在李昌盛行动之前，夜袭李昌盛的住宅并将其杀死，还把李昌盛的家产和被霸占的田地分给了众乡亲。
李昌盛的儿子李顶郎在外做官，听说其父被杏妮父女所杀，他决心除掉杏妮父女，为父亲报仇。李顶郎便向皇上假汇报，说侗民已经造反到县郡，很快就要乱到朝廷了……皇上听后即下旨，令李顶郎回乡与各郡县议和。但李顶郎不仅不遵旨与各县郡议和，反而带领官兵围剿侗寨。杏妮父女通知侗寨开款，与李顶郎的官军交战，杏妮父亲战死。剩下杏妮突围出去，继续带领侗民与官军作战，边打边退，经过七天七夜激战，最后退到一片叫当概山的森林里。官军紧追上来，此时，杏妮为了掩护群众，独自一人跑上目标明显的奶业山，李顶郎也爬上奶业山顶与杏妮交手，数回合后，双双掉下悬崖而亡。这时，隐蔽在林中的侗民们听到悬崖传来一声巨响，急忙呼喊：“杏妮，你在哪里……”此时听到林区到处都传来“杏妮来了，杏妮来了”的回应声，但却不见杏妮的踪影。乡亲们就到奶业山上去看，只见奶业山下面的一个深潭里有两具尸体。李顶郎的尸体浮在水面，而杏妮的尸体却直立在潭中央，乡亲们认为这是杏妮阴魂显灵。杏妮死了，她是为保卫侗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一方平安而死的。所以，乡亲们供奉她为侗寨创业保家的女神，尊为“萨岁”，①①此传说中“萨岁”的名字，在石干成所著《走进肇兴》中为“婢奔”。见该书第42页。并修建“萨堂”世世代代祭祀她，以致除了每年农历正月必祭“萨岁”（此祭形式和活动都较单一，仅为一家一户或一房族祭祀——在“萨岁”屋前摆贡品、敬香）外，还议定现在仍“祭靖”的侗寨每7年两头大祭一次“萨岁”，此大祭即“祭靖”。
2.族众团结一心，共谋发展
据《吴氏族谱》记载：我地有扪拗妈，到那地方去讨肉吃，那地方有的人良心不好，用岩石沾血为骨头送她，用棉球沾血为瘦肉送她，用水牛粪打她的头，用烂酒糟击她的身，她回到本寨，把这些遭遇告诉了人们。男人听了发火在心，女人听了气愤在肠，都说：我们也要发展地方！于是，寨脚一群，寨头一伙，决定划村寨来结亲友，分地方来吃“股壮”②②贵州省黎平县尚重镇盖宝村西弥寨吴定荣提供之手抄本《食股捞堂词》。。从此，侗族地区便以“祭靖”的形式来号召族众团结起来，共同促进地方发展。
（二）“祭靖”的时间间隔和时序——制度安排
1.“祭靖”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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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年间③③大稼“祭靖”起堂歌。吴家琴、姜大谦根据摄像音频、视频用汉字记侗音翻译整理。开始，各地侗寨一直按照地支年份“祭靖”，其时间间隔各有不同：黎平县千七片区（留架侗寨等四寨河两岸）5年两头过[2]245；黎平县尚重片区、榕江片区和从江片区，7年两头过④④中共黎平县委宣传部编《黎平侗乡》，内部资料：55。；锦屏县的“九寨”地区和剑河县的南嘉镇、太拥乡，每隔10年举行1次[4]215；镇远县报京乡每11年举行1次[2]245；剑河县的磻溪乡、敏洞乡每13年举行1次[5]。
2.各侗寨“祭靖”的具体时间（年份）
根据我们在黎平县尚重片区侗寨的田野调查和《古朴神秘的“祭靖”节》（吴显烈先生曾经用过“祭靖”这一汉译标识，我们尊重他的用语）⑤⑤吴显烈著《古朴神秘的“祭靖”节》，（内部资料）：11-14。、《食股捞堂词》⑥⑥贵州省黎平县尚重镇盖宝村西弥寨吴定荣提供之手抄本《食股捞堂词》。记载，该片区“祭靖”是按地支排列决定的。此规定使这一片区每年都有“祭靖”的寨子，这既有利于加强亲友间的交往，更有利于增进各村寨、各民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团结和友谊。各年“祭靖”的村寨具体如下：
子、午年：尚重、务弄、邓路、绞洞、高赧、岑纪、岑波、德化、平养、岑优、腊亮、平寨、岑同；
卯、酉年：高仲、高沙、高练、高绍、俾雅、塘朗、唐旧、平底、乌山、俾嗟、眼批、高面老；
辰、戊年：高洋、什里、旧洞、绍洞、高冷；
丑、未年：己德、己迫、乌潮、党脚、堂灼、高椅、俾纽、俾让；
寅、申年：洋洞上下寨；
巳、亥年：盖宝、丈巴、高九、平途、塘赖、高孖、大稼、平格、便晒、高培、岑桃、岑努、岑趸、平修、荣嘴、邓蒙、盘现、岑凤、高面；
唯有育洞的“祭靖”年份特别，为申、子、辰三个年份。
至于各寨“祭靖”的具体月份和日期（一般为农历十月或十一月），则由寨老、族长共同择定。节期一般为37天，①①2007年黎平县大稼乡大稼寨的“祭靖”在农历11月20日“请萨”祭祖后，由于凝冻天气的影响，直到2008年正月初八才完成所有活动。期间，除以三牲（猪—溺死、鸡、鸭）祭祖外，还将房族或众养的“祭靖牛”宰杀，将肉和内脏分到各家各户款待客人。
三、“祭靖”的程序及内容——侗族文化的传承教化功能
（一）侗族“祭靖”的程序
各地侗族“祭靖”的程序大体相同，即：“祭萨”→“捞堂”、踩芦笙→赛芦笙、贺歌师、贺歌堂→斗牛→女歌师散发花带。
（二）侗族“祭靖”的内容
侗族“祭靖”的内容十分丰富，现择其主要内容简介于后：
1．祭萨
“祭萨”是“祭靖”最主要的活动内容。
“萨”，侗语为sax，意即已经仙逝的祖母（同时也是对健在的老年妇女的尊称），是侗族至高无上的女始祖，也是侗族村寨和侗族人民的保护神。
各地“祭萨”[6]活动的内容除平时有所不同外，“祭靖”期间的“祭萨”活动内容是一致的：首先是“接萨”，即由寨老们将“萨”接进“萨堂”或“萨deng”；然后在“萨堂”前或“萨deng”周围摆放“三牲”——猪、鸡、鸭及果品、点心，由“师公”带领众寨老在“萨堂”（萨坛、萨deng）行礼祭拜；或“四牲”——“记紧”牛（头）及猪（头）、鱼（腌鱼）、鸡（蛋）及各种贡果、吊粑、香、冥纸、红烛等，烧香化纸顶礼膜拜，缅怀这位率领侗民抗击官兵、保境安民、护佑村寨、治理地方的女英雄。
2．“捞（入、进）堂”“起堂”
“捞（入、进）堂”“起堂”是“祭靖”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
“祭萨”结束后，立即进行“捞（入、进）堂”仪式，紧接着“起堂”。其进程为：
首先，“引萨入堂”，即将“萨”从“萨堂”或“萨deng”引领到歌堂来，安顿好“萨”后，人们开始放铁炮。三声铁炮过后，主寨、客寨鞭炮齐鸣，然后寨老和来参加“祭靖”的客亲中的老人坐在歌堂（即事先选定的一丘大的干田或一块平坦坡地，在中央摆放若干凳子供寨老及其他老人们坐）中央。老人们坐定后，芦笙队边走边吹“捞（入、进）堂曲”进入歌堂，按芦笙序列站定（亦在歌堂中央），再后男女歌师领队在前，寨上着盛装的青壮年男女和少儿（亦着盛装）紧跟其后围成几圈（一般是男在外圈，女在内圈），歌师唱着“捞堂歌”率众绕“堂”行走直至仪式结束。
在“捞堂”仪式中，歌师必唱《嘎登靖》（入堂歌）和《嘎起靖》（开堂歌），讲述“祭靖”的来历、缘由和必须遵守的规则及“祭靖”的目的。
《嘎登靖》（入堂歌）的歌词为：②②吴家琴、姜大谦根据2007年黎平县大稼乡大稼寨的“祭靖”摄像音频、视频用汉字记侗音翻译整理。
“（1）请静心听，我唱支歌讲那‘祭靖’的根源。从前，祖宗落村后，选定了吉日‘祭靖’，大家共同遵守。
（2）从前，在油样山那一带，就开始‘祭靖’了。在‘祭靖’过程中，必须遵从一定的礼数。
……
（13）七年一‘（祭）靖’，从这时开始，都必须按照祖先的规定做（即‘祭靖’），才能保地方（村寨）的安宁。
（14）按照祖先的这些规定做，才能保佑地方人丁兴旺，家庭和美，财源茂盛。
（15）[按照祖先的规定‘祭靖’]即使遇到天灾人祸，（它）也不会长久危害地方，使本地方各村寨的人们，团结和睦、人心欢畅。
（16）自从各村寨按十二地支轮流‘祭靖’以来，各行各业稳步发展，寨寨年胜一年，人人安居乐业。
（17）寨寨年胜一年，没有发生危害地方的事件。大家遵照祖先的规矩‘祭靖’，保佑地方永远安泰。”
之后，男女歌师紧接着弹唱《嘎起靖》（开堂歌）。歌词为：①①吴家琴、姜大谦根据吴家琴、姜大谦根据摄像音频、视频用汉字记侗音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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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步入场，请听我讲，自从康熙年间开始，我们地方都依照原来的风俗‘祭靖’。
（2）老一辈逝去，年轻一代接替，‘祭靖’七年一次，从未间断。
（3）客家②②侗族称汉族人为“客家”，后泛指讲汉话的人。唱歌，我们侗家做芦笙、笛子，热闹村寨，招谢龙脉，使我们地方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富贵双全。
（4）客家唱戏，我们侗家‘祭靖’，从古到今皆如此，世世代代不停歇。”
歌师唱完“开堂歌”和“启堂歌”后，入堂仪式结束。紧接着芦笙队吹奏芦笙曲，众人在歌师的带领下开始踩（跳）芦笙（舞），直至黑天。
在这一活动进程中，男女歌师分别自弹琵琶历数举行“祭靖”活动的侗寨发展史，唱述祖先何时到此落寨、人丁兴旺发达的过程、对本侗寨做出贡献和对本寨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及其功绩。此活动将延续至“祭靖”的第五天甚至第六天。这期间踩歌堂的形式都是一样的，但不再祭祖。只是每天穿插有赛芦笙、各房族贺歌师、青年人贺歌师、宾客贺歌堂、外嫁姑娘贺歌堂及女歌师散发花带等项目。
3．斗牛
斗牛是“祭靖”的第三项主要活动，也是参与活动人数最多、最热烈、最扣人心弦的一项活动。
在贵州省锦屏县九寨社区，凡“祭靖”必斗牛，斗完后宰杀，由族众分“股”食之。③③今在黎平县各“祭靖”的侗寨已不再将斗牛宰杀，斗败而当场死亡之斗牛之肉也不再“分股”给众人，但除取得最后胜利之“牛王”外，其余斗牛可卖之。因此，该社区食“股”牛（肉及内脏）是“祭靖”期间款待众客亲的主菜。然而，要想得到“股”牛吃，须经4至5年的精心喂养[4]215-219。待“祭靖”的具体时间一到，被邀请参加“祭靖”全体亲戚朋友，与主人一起到斗牛塘（场）参加“祭靖”的开始仪式。在仪式上“祭靖”总领念《“祭靖”词》，叙说“祭靖”的来历、宣布“祭靖”规约。然后，由开寨姓氏宗族的“祭靖”头领牵着“开塘牛”绕塘3圈，用红泥巴涂于牛的脑门，放礼炮3响，牵出场。紧接着是人口发展最快最多的姓氏宗族“祭靖”头领的牛，后面跟着的是全寨各家各户的“祭靖”牛，都绕塘3圈，并涂红泥巴于牛脑门后牵出场。给“祭靖”牛涂红泥巴表示已把这头牛交给祖宗了。
第二天，所有的“祭靖”牛都安排成对相斗，直到天黑。第三天天将亮时将所有“祭靖”牛宰杀。天亮后，杀牛人割下牛头放在养牛人家的神龛下，再割腹取内脏，把牛肚、牛肠和牛胃洗净，理好肝、肺、肾，割下牛肉切成砣砣，再切好内脏，一齐放入大铁锅中煮。煮熟后再放入香料，供参加“祭靖”活动的全体人员食用。天快黑时，主家又把牛腿肉分送舅家、姑妈家和女婿家等，每家1020斤，再分给别的亲友牛肉，每家几斤不等。宾客得了“祭靖”牛肉，告辞而去，各寨进入祭寨阶段。
4．封寨门祭寨、开寨
凡“祭靖”之侗寨，“祭靖”期间均须封寨门祭寨。但封寨门祭寨的时间长短有所不同。九寨社区封寨门3天，即在“祭靖”期间的第4、5、6天，其余“祭靖”侗寨一般只封寨门祭寨1天。不准寨人出去，也不准外人进来。各家人都在自家屋里静坐、闲聊；“祭靖”管理班子则集中在总领家，吃斋祭祖祭寨，请巫师念经保寨安民。
第七天开戒，寨人吃了中午饭后集中于斗牛塘。“祭靖”总领带着管理班子的人，牵“扫塘牛”入塘进行扫塘仪式。总领牵着“扫塘牛”绕塘3圈，放礼炮3响，然后把牛交给宰杀手，由他们牵去宰杀后，平分给每家每户去祭神龛，再由各家享用。在斗牛塘中，青年男女们踩芦笙，老人们在外圈手拉手打圆场，共同欢庆“祭靖”圆满结束。
四、侗族“祭靖”的现代文化功能
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都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向前发展，否则它将被时代淘汰。侗族的“祭靖”作为侗族人民的一种文化符号，其合理的“内核”正在越来越多地融入当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并为侗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正功能作用。
（一）侗族文化传承功能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侗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器物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符号文化。这些文化虽在其演进过程中增添或删减了一些内容，但能一直不间断地连续传承至今，每隔几年举行一次的“祭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祭靖”的首要活动——祭萨就很好地传承了侗族精神文化之一——信仰文化；而在“捞堂”仪式中，歌师必唱的《嘎登靖》（入堂歌）和《嘎起靖》（开堂歌）——唱述该侗寨发展历史、“祭靖”的起源与规则等则是传承侗族各种文化形态典型形式；在“祭靖”活动中的“踩歌堂”，则既传承了侗族的制度文化——按早已规定好的时序“祭靖”、以既定的歌堂或鼓楼坪“踩歌堂”、参加踩歌堂的全体人员必须跟随在歌师后面而不允许走在歌师前面并按歌师的步伐走——和符号文化——音乐歌舞及语言，也展示了侗族的器物文化——服饰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趋势等等。总之，侗族文化通过“祭靖”这种文化活动形式一年年、一代代地传承下来，“祭靖”成为保存侗族文化的宝库和有效的载体，发挥着民族文化传承的强大功能。
（二）民族聚合功能
聚合者，结合、团聚也。①①《南史·褚裕之传》载：“景平元年，富阳孙氏聚合门宗谋逆。”《红楼梦》第四回曰：“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路头，且又是个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清]沉复在《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说：“聚合之权，总在夫人也。”谢觉哉在《人造“鹊桥”》也说到：“就是在父母子女之间，也必须有别离的辛酸，才能知道聚合的愉快。”其实，从“祭靖”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聚合功能是“祭靖”的首要功能，后边所述团结合作、和谐发展功能都是从聚合功能中衍生出来的。首先，祭萨表现了后人与祖先团聚的愉悦；其次，“捞堂”“起堂”“踩堂”过程中又充分表现了各家族、宗族、亲戚朋友欢聚一堂的快乐；再次，斗牛、请父母妻子健在子女齐全的亲戚宰牛，吃完煮好的牛肉、内脏后，主人将所剩牛肉分给姻亲、朋友，则既表现了侗族人民所崇尚的团结和睦，更反映出侗族人民对和谐发展、共存共荣和地方永远安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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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团结合作功能
团结合作不仅是侗族“祭靖”的主要功能，更是侗民族的一种精神追求。正是这种追求使得侗民族崇尚团结与合作。正是这种追求，使侗民族战胜了外辱，打败了官军追杀，在湘黔桂毗邻地区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今天，团结合作在侗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事多、新事多、难事多的情况，更应该特别强调通过某种合适的为各民族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如在前述“祭靖时序的确定”中提到的平格、便晒、岑桃、岑努、岑趸、平修、荣嘴、邓蒙、己迫、己德等寨子均为苗族，由此可见，侗族地区正是通过“祭靖”这种方式来巩固合作、加强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及与周边各民族的团结，从而维护了侗族地区的社会安定。
（四）祈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社会—生态系统的竞争、共生和自生机制的完善结合，环境合理、经济高效、行为合拍、社会文明、系统健康地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强调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高度综合和合理竞争，共生与自生能力的结合，生产、消费与还原功能的协调，社会、经济、环境的耦合，时、空、量、构、序的统筹，以实现族内关系、族际关系、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协调，达到“天人合一”“人地共荣”的目的。而侗族“祭靖”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功能可归纳为：通过资源共享、适时协同、族内关系、族际关系、社会关系、生产与生活关系、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等的和谐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繁荣。从“祭靖”的形式看，强调人与人、家族与家族、宗族与宗族、民族与民族的和谐；从内容看，则强调“保地方（村寨）的安宁”、“保佑地方人丁兴旺，家庭和美，财源茂盛”、“按照祖先的规定做（即‘祭靖’），即使遇到天灾人祸，（它）也不会长久危害地方，使本地方各村寨的人们，团结和睦、人心欢畅”，使“各行各业稳步发展，寨寨年胜一年，人人安居乐业”。祈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是侗族“祭靖”的又一重要功能。而在当代中国的现代社会里，这一功能正在沿着科学发展观的轨道探索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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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蒲涛]
古夜郎侗族地区民族文化活动调查 篇4
状 况 调 查
新晃侗族自治县文化局 吴继松 吴继忠 龙叙江 杨海螺
新晃是湖南省最西部，居湖南“人头形”版图的“鼻尖”上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全县辖7镇16乡297个村，总面积1508平方公里，居住着侗、汉、苗、回等26个民族，总人口26万，侗族人口为最多，占81.06﹪。侗族在宋代时称做“仡伶”，明、清 两代曾叫“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他称。在秦汉时期属夜郎国治地，唐宋两朝曾臵夜郎县，历时287年。夜郎文化积淀深厚，被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誉为“楚尾黔首夜郎根”，也属于“古夜郎”大范围之地。
这里的侗族人民能歌善舞，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和劳动实践中，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为中华民族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饭养身，歌养心，”这是侗家人常说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他们把 “歌”看成是与“饭”同样重要的事。侗家人把歌当作精神食粮，用它来陶冶心灵和情操。在侗族地区他们世代都爱歌、学歌、唱歌，以歌为乐，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用歌来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侗族民俗歌舞是在古越人、僚人的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稳定的民族舞蹈，具有传承历史文化的作用。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每逢节日，侗寨人就会欢聚一堂，用歌表白，用舞欢娱。侗族的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歌舞节目和队伍，每逢节庆、喜事、白事或者寨中庆典等都要组织各种形式的歌舞娱乐表演，一代一代相传，年长久远慢慢在本地以及在“古夜郎”—新晃侗族地区民族文化气氛显得格外隆重注目。
一、基本情况概述
1、队伍建设情况：自2005年起，该县着力开展文化特色基地（队伍）建设，意在充分展示全县深厚的文化底蕴，激发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基地（队伍）已逐步走向成熟，并发挥出了较大作用。如新晃镇社区文化基地、贡溪傩文化基地、方家屯闹年锣之乡、凉伞山歌之乡、禾滩文艺队、大江舞狮队、中寨民乐队等，不但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队员，而且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深受群众欢迎，在全县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在文化特色基地（队伍）的带动下，各乡村也纷纷自行组建业余文化队伍，全县共计122多支，参与演出人员3000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3%。这些队伍中，走市场化道路比较成功的有本籁文化产业公司文艺演出队、禾滩街上队、新寨街上队等。民间文艺队伍空前活跃，不但极大地丰富和带动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文化建设，演出人员创收方面成绩显著。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122支文艺队基本分布在县城和乡镇集镇中心和公路沿线经济水平较好的区域，而且参与文艺队伍的人员家庭经济条件也相对宽裕。在我县范围内，许多边远村组依然没有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没有时间和能力组建自己的文艺队伍，群众业余文化生活还极度贫乏。
2、阵地建设情况：新晃县基层文化站建设从筹建至今，各乡镇都花了大力气，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有效地推动了基层文化站建设。同时，文化站活动丰富多彩，近年来部分乡镇还组织举办了多次有本土特色的基层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很好地展示了农村文艺团队的风采，并进一步激发了各地的创建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文化工作。此外，文化行政部门和民间艺术交流协会还多次组织举办了文化站管理人员和文体骨干培训，不断提升文化站人员素质，规范文化站的运行机制，使基层文化站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今明两年，将完成全县2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每站面积300平方米，中央投资16万元，省配套6万元，地方配套2万元。总建筑面积6900平方米，其中中央投资368万元，新晃县将实现乡乡都有新的文化站的目标。在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中，我们文化行政部门始终坚持“用活文化扶持政策，突出民族文化特点，鼓励民间资金进入，确保设施惠民实用”的原则。如我县新寨乡磨寨村通过社会公益筹资50万元修建了“天应鼓楼”，我局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把新寨乡的综合文化站建在鼓楼的对面，形成遥相呼应的民族文化建筑景观；
3、活动开展情况：一些乡镇充分发掘利用民间文化资源，以“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为载体，有计划定期组织开展具有群众基础和地方民间特色的文化活动，推动农村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如中寨镇的“久啊哇梅嘎”（木叶吹歌）民族歌会、李树乡端午农民艺术节、扶罗伞寨的尝新节、贡溪乡“
六、一”的傩文化节、新寨乡磨寨村的六月六坳会、波洲镇的龙舟节、晏家乡的西瓜节、黄雷乡“
八、一”的坳会等等。
4、组织重视情况：新晃县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在县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多渠道、多途径筹措资金投入民族文化事业。近年来，每年都会给新晃民间文化交流协会一定的活动经费，包括外出考察学习和队员业务培训。乡镇党委政府逐步充当起农村文化建设领唱者的角色，李树乡近四年来按照“以村为主，政府扶持”的模式举办坪地村农民文化节，今年是第四届。村支两委更是重视有加，如贡溪乡贡溪村文艺队，在文艺队伍建设初期就拿出5000元作为启动资金；洞坪街上文艺队，村支部书记、村长不但充当演员，也从场地、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经常出面协调外出参加演出、观摩演出事宜。从调研过程中也可以看出，过来许多部门及乡镇领导对农村文化建设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存在“经济是硬指标，文化是软指标”的模糊认识，造成农村文化工作摆不上位臵，往往“说起重要，做起次要，忙时不要”。部分村一级干部对文化建设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认为文化建设是上面的事，是城里人的事，农民本身文化不高，没有必要再花吃力不讨好的冤枉钱。诸多思想观念直接导致了各个层面的农村文化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极大影响了乡村文化阵地的建设和发展。据调查，全县仅个别乡镇将文化建设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且预算经费不多，大部分乡镇完全没有健全的文化建设经费投入机制，用于文化建设的经费极不稳定，随意性强；许多地方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弱化，“空壳村”日渐增多，文化投入更是严重不足。据调查，在2007—2009年三年中，全县大部分乡镇用于文化活动的经费平均每年仅为3000元左右。经费不足已成为困扰我县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成为一大制约因素。如农家书屋建设也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门难开”问题。书屋基本上设在村部，管理员基本上为村干部，有的不能按时开放，难以发挥效益。二是缺乏建设的长效机制，后期投入问题无法解决。因投入不足，政府文化下乡活动极少，农村文化活动以群众自娱自乐为主，自发的活动多，有组织的活动少。
此外，社会力量的参与支持力度仍然有待加大。去年，新晃嘉信食品有限公司用于文化投入近200万，广东吴川商会龙观生会长出资8万元对《侗族傩戏“咚咚推”》进行专项扶持，广西南丹茂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再宏先生投资10万元兴修新寨乡磨寨村“天应鼓楼”。但由于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氛围不够浓厚，文化活动本身也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导致各种企业和经济实体参与支持农村文化建设相当有限。由于经费的短缺，导致部分地区农村文化出现阵地难巩固、队伍难稳定、活动难开展的局面。
二、特色经验和具体做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斗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过来，我们文化工作者正沿着十七大的精神阔步向前，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1、突出民族性。民间文艺中蕴藏着这块土地的文化气息，也蕴藏着劳动人民的大智慧，我们一代代人，都从民间文艺中吸取精神的力量，那些自下而上之道，那些苦中求乐的夸张、诙谐都包含着大智慧。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体现民族性。我们文化行政部门在修建综合文化站时，充分体现民族建筑特点，把民族建筑元素融入文化站建设中去，强调民族文化阵地建设。在城镇规划上，文化局长杨先尧同志作为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成员，力荐城市建设应凸显民族风格。二是文艺节目表演体现民族性。我县虽然是少数民族县，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乡镇基本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就是民族语言保存完好的区域，年轻一代对传承民族语言现状令人担忧。文化行政部门的工作对策是：对传统侗语区的民间文艺队节目，强调民族文化元素的充分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升艺术性，如侗族大歌的传唱。对非侗语区，强调基本民族艺术的渗透，如侗族敬酒歌的教材推广和《漂布》、《挤油》等侗族舞蹈的培训。在文艺调演中，我们把是否具有民族性作为选择节目的首要标准。在乡镇文化艺术节文艺表演中，我们重要的评判标准是节目本身民族性。例如：在今年扶罗镇伞寨村的尝新节文艺晚会上，我们就把创作不久、表现力不是特别突出但表达侗族先民发展思路和古朴遗风民族特色的舞蹈《草猿人》，评为二等奖，这实际上就是对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导向性评判。
2、体现参与性。每年各乡镇都会有一些传统的节日，文化局都会为他们更好的举办好节会出谋划策，特别是文艺演出，我们的意见是鼓励有意愿的代表队参加演出，今年李树乡坪地村的农民文化艺术节，参演节目三十个，耗时4个小时，目的就是给业余文艺队员一个锻炼、展示自我的平台。同时，文化局每年也在全县范围内举办九月九重阳节、春节团拜会、元宵晚会大型文艺演出，积极提供文艺队演出平台。
3、强调代表性。对于文艺队伍建设我们的指导思想是“以民族文化为主旋律，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县域范围内，有代表的节会有中寨的民族歌会、李树农民艺术节、扶罗伞寨的尝新节、贡溪的傩文化节、新寨磨寨的六月六坳会、禾滩的大歌队、晏家的西瓜节、黄雷的坳会等，大部分节会都有自己的核心活动，如扶罗尝新节突出祭神农，贡溪傩文化节突出传统傩文化的魅力展示等。全县122支文艺队伍中，比较成熟的队伍中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节目，如禾滩文艺队的《侗族大歌》、舞蹈《纺娘》；贡溪天井寨的《侗族傩戏“咚咚推”》被誉为戏剧的活化石，复活21个剧种；贡溪钟溪寨的《刀梯舞狮》等等。在全县乃至周边县市都有极大影响，这些精品节目成为这些队伍走市场化道路的名片。
4、具有时代性。民间文艺的生命力为什么充满活力？从世界范围看，“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从现实人们生存状况来看，物资的极大丰富催生人们对精神的渴求。我县的民间文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吸引了人们眼球。一首首侗家山歌，一曲曲哆耶舞蹈，一次次刀梯舞狮，让人们赏心悦目、心灵感叹、精神振奋。要恒久保持它们的生命力，一是走市场化道路，以文养文，实现文艺的经济功能。就得使民族艺术成为有形的文化资产，走向市场，实现价值。目前，我县文艺队伍走市场化道路比较成功的有：城区的本籁文化产业公司的文艺队，年收入20-30万，人均2万元左右。农村文艺队如：禾滩代表队年收入13万左右，人均约8000-10000元，新寨队年收入14万左右，人均11000元左右。他们以优美、韵味、多彩的节目信服了观众，永远走俏湘黔边界的村村寨寨。二是与时俱进，宣传党的政策，实现文艺的社会功能。我县兴隆镇胜利村的快板《喜看今日新农村》，以说唱的快板形式把党的惠农政策讲清讲透。
5、提升艺术性。一是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活跃。我县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人才济济，成果丰硕，尤其是一些老同志，在民间文艺园地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可敬可感，如徐朝大、邓国祥、龙景洋等他们为民间艺术提升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为培养和壮大民间艺术队伍作出了努力，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如姚仕彬、尹石柳、陶荷莲、姚荷新、姚妹莹等。二是文化局统一调配专业技术人员重点培训农村文艺队。我们坚持“扶上马，送一程”的培养模式，我们把文化战线的民族文化精英联合起来，分成不同的小组，针对各文艺队的各自条件有选择的配送辅导老师，如贡溪中溪寨的傩技表演队的辅导，我们把对侗族傩文化有研究的怀化市民间艺术交流协会副会长徐朝大同志（退休老干部）、县文化馆的非遗专干杨世英配送到此队进行辅导，极大的提升了传统文化的真实性和艺术性。如禾滩文艺队，由于队员都是有一腔对艺术的热情而没有艺术底子，我们把文化馆的国家三级指挥伍福支、民族歌舞团团长陈伟、民歌手杨晃派去进行业务辅导，同时还亲自参加他们外出演出，让他们安全的走向市场等等。
三、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社会影响
总的说来，群众文化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不但极大的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农村精神面貌的改观。通过不断的艺术熏陶，参与人员精神面貌、审美能力得到提升，价值判断更具科学性，他们把家庭的和谐作为首选目标，把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如：赌博、婚外情等抛之脑后，使他们走下牌桌，远离赌博，全身心投入到文化活动中来。同时，由于文艺节目的寓教于乐功能的实现，非文艺队员在观看节目中受到教育，特别是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的劝世歌的演绎，增强了家庭美德、社会公德教育效果；国家、省、市、县相关惠民政策的宣讲（快板、山歌），让惠民政策深入人心，人们在感受艺术美的时候，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教育。具体来看，群众文化活动的健康开展对整个社会的有如下影响：一是群众文化活动维护社会稳定。“文明新风进万家”、“邻里和谐你我他”等朗朗上口的歌词传遍侗乡山寨，文明新风滋润人民群众心田，近两年来群众明显感觉到社会不稳定因素少了，邻里关系变和谐了。侗民族文艺队的建设和发展让更多的人加入了队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变得更加频繁，协作能力得到加强，懂得了相互体谅，吵架、打架的现象被人们所不耻，一些恶习被抛弃，社会不和谐因素消失殆尽。我县禾滩乡，2010年全乡社会矛盾基本做到自我调解和邻里调解，新农合、新农保等新兴事物接受程度加快，新农合收取率在部分村达到100%，新农保条件性收取率达90%以上，全乡60周岁老年人基本享受到新农保的优厚待遇，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二是群众文化活动提升新晃知名度。侗民族文化建设紧紧围绕县委确定的“旅游要上新水平”的阶段性任务，在文化旅游上下功夫。把握县委政府大力打造“夜郎文化”的良好发展机遇期，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为打造“夜郎文化”的民俗旅游打下坚实的基础，构建夜郎文化品牌。侗族文化建设给新晃的发展提供了宣传平台，侗族大歌队、芦笙队、侗族傩戏队等队伍每年都是接待外来人员的必选队伍，外出表演达1000余场次，不仅获得了队伍发展的必要经费，同时对外演出把夜郎文化品牌推介给了社会大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媒介作用，在不断的宣传中，我们吸收广东吴川商会龙观生会长8万元对侗傩文化的支持，也得到了广西消防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再林等老板15万元的兴修“天应鼓楼”的善款。三是群众文化活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民族文艺队从2005年成立以来的一支队伍发展成为122支队伍，从原来的9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余人，从以前的自娱自乐发展到现在要创民族文化品牌，这充分说明了文艺队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支持。自文艺队成立后，打牌赌博、无所事事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加入进文艺队，社会风气肃然一新，现在一到农闲时，到处歌声荡漾、乐声四起，唱响了社会主义新风尚，吹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宣传计生、法制、科普等知识上禾滩多支文艺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计生、法制知识通过歌词让群众乐于接受，脍炙人口。社会安定，人际关系和谐，政策法规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心齐气顺，形成“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的社会氛围，有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四、存在的问题。
新晃县群众文化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导致我县群众文化工作开展阻力重重，主要有以下方面。
1、缺场所。目前，我县大部分文艺队没有排练场地，没有专门的演出场地。大部分文艺队在队员家里的房间、空地上进行排练，如新寨街上队的排练就是在队长陶荷莲家后院的空地上进行。文艺队下农户进行有偿演出基本上在屋门口的空地上演出。各乡镇举办大型节会的舞台都是临时搭建，存在安全隐患。乡镇集镇规划少有将群众文化小广场纳入其中。虽各乡镇都将修建综合文化楼，但一个各乡镇并不仅仅只有一支文艺队伍，他们依然面临无排练场地的困境。
2、缺人才。农村文艺队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多数是中老年且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员，由于年龄、艺术素养、生存环境等原因，他们没有能力进行高质量舞蹈、词曲、剧本创作。有某方面能力的年轻人或者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发展空间等因素制约，外出务工或者在家忙于生计，高素质文艺队员严重缺乏。文化馆多年来由于可进行民族文化辅导的人员不多，根本无法承担122支队伍的辅导任务。一乡一名文化员，文化员本身专业不对口，县文化馆缺乏对他们进行经常性业务培训，加上工作职能紊乱，部分文化员已经不姓“文”，更多的承担起乡镇办秘书、计生办工作人员等职务，无力无心文化辅导，很难满足农村文化建设需求。
3、欠特色。我县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节会，而且都会举办相当规模的文艺晚会。这些节会中，除伞寨尝新节、皂溪的新米节等几个节会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外，其它的节会举办缺乏核心内容，千篇一律、毫无特色。就文艺晚会看，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没有足够的民族性，缺乏影响力和亲和力，未能有效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4、缺经费。我县122支文艺队伍中，无论是组建队伍还是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获得当地党委政府在资金上太多的支持。文艺队在组建之初基本上是队员们自己均摊所需费用，包括演出服装、演出道具、音响设备等，他们出队演出有搭乘农用三轮车、拖拉机等安全性能极差的车辆。
5、缺引导。文艺队的演出节目，没有创作人员进行创作，所有演出节目大部分来自电视、网络等媒体，在节目的选择上缺乏引导，大部分节目娱乐性有余而教育性不足，缺乏内涵，群众文化活动功能不健全，很难与观众产生共鸣。
6、发展不均衡。我县122支文艺队伍，基本上是城区和乡镇集镇附近，偏远农村根本没有文艺队，发展不均衡。
五、对策建议
1、加大文化的投入力度。民族文化建设是提升民族软实力、实现民族认同、形成强大建设合力的路径选择。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模式进行运作。民族文化的复兴，需要进行大量的先期投资。硬件建设方面，要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如演出场地合理规划和高标准建设、演出设备添臵投入、大型民族文化演绎场馆建设等等。软件建设方面，要加大民族文化产业培育力度，把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加大对民族文化艺术精品创作的投入力度，保障民族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对民族文化的投入，政府是主体，要把政府对文化的投入力度作为考评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依据，同时要科学规范政府对文化的投入行为，实现资金投入效益最大化。
2、加强民族文化人才培养力度。新晃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应体现民族性、具有时代性。要实现群众文化活动的两个特性，必须依托民族文化人才。在民族文化人才的界定上，文化行政部门要转变观念，树立大人才观，把能够且愿意为民族文化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人，都纳入民族文化人才视野，对他们进行正确引导、科学管理、合理使用、有力培养。民族文化人才需要不断培养、历练，才能够担负起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重任。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对此，新晃县已经在县职业中专开设了少数民族文艺班，学生们经常代表县里参加对外演出，在不断的实践中他们增长了见识与才干。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坚持存量人才与潜在人才培养有机统一。对民族文化有研究的人才需要提升培养，要通过不断拔高的方式开发人才潜能。对有发展潜质的人员，要把培养他们民族文化的兴趣作为首要选择。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要坚持专业人才与业余人才培养有机统一。群众文化活动离不开专业民族文化人才，这些人才需要不断的培养，才能够不断的创作出精品力作，丰富群众文化活动内涵，文化行政部门、民间文化艺术协会等应该为他们搭建好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艺术舞台。离不开业余人才的投入参与，因为群众文化活动本身就具有非专业性和广泛的参与性，需要大量的非专业人才投入并参与其中，对非专业民族文化人才，文化行政部门应把理论培训和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多鼓励、重扶持，把实现社会认同放在首位。人才，是文化的希望和支撑，民族文化人才是民族文化的希望和支撑，我们要把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作为更好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的根本动力，大力培养民族文化人才已迫在眉睫。
3、加强群众文化活动引导。群众文化活动具有盲目性、现代性、纯娱乐性、功利性。盲目性决定群众文化活动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现代性决定群众文化活动难以很好的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纯娱乐性决定群众文化活动难以更好发挥教育功能；功利性决定群众文化活动难以实现服务功能。群众文化活动的天然属性，必然要求文化行政部门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在引导规范过程中，要坚持市场法则、把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把群众需要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把文化活动与生产生活结合起来；把功利性与社会服务性结合起来。
4、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群众文化活动是建立在物资基础之上，没有物资的极大丰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无异于望梅止渴，没有物资支撑的群众文化活动就是开展起来也不会久远。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并且实现区域群众文化活动协调发展，必须转变观念、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力、大力发展村域经济，把发展经济作为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突破口。
5、整合社会资源，合力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健康开展，需要人才支持，需要资金支持。政府作为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主体，有责任和义务保障群众文化活动健康开展，但政府不是万能政府，政府对群众文化活动的支持能力有限，必须借助社会力量的介入。文化行政部门要学会整合力量，既要当好政府对群众文化活动投入的参谋，更要发挥自己在信息、人才、职能方面的优势，把社会的闲散资金吸收进来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就更要把民族文化方方面面的人才团结起来、培养好、使用好，形成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谋划的良好氛围。
调研单位：新晃县文化局
调研人：吴继松：新晃县文化局副局长
吴继忠：新晃县侗文化研究学者 龙叙江：新晃县文化局文化工作者 杨海螺：新晃鱼市镇文化卫生体育工作站长
侗族春节习俗 篇5
侗族春节习俗
侗族人民过年期间，具有特色的群众活动是“打同年”。这项活动，同汉族过年“团拜”相类似。庞大的乐队和歌舞队到达一个村子时，该村的妇女排成队伍，用唱歌的形式提出各种问题，队伍中的人也要用歌声给予回答。好比电影《刘三姐》中的对歌那样，一唱一和，别具风味，歌声回荡，格外热闹，显得豪放、热烈。
节日期间，侗族人民斗牛活动也饶有风趣。侗族人民自古就有斗牛这一传统娱乐活动。民间流传的《斗牛古词》中说道：“孔明天相号召娱乐，苗、侗祖宗凑银买牛，吹笙斗牛，乐而忘返。”
侗族的风俗习惯礼仪 篇6
春节
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但各地的过节方式不一样。在北部侗乡的新晃、芷江、玉屏、锦屏一带侗族过春节与当地汉族差不多。南部地区凡建有萨坛的村寨，新年初一或初二，先要到萨坛祭祀祖母神。通道侗族除夕之夜守岁进，全家围在火塘边吃粥，叫年羹饭。
等到鸡叫头遍，男人放12个大炮竹，以求一年顺当大吉。妇女们则去挑新年水，用以煮年茶。他们不兴拜年，初一初二不串门，初三请客吃油茶，初四请吃饭。宣恩侗族一天过两次年，称过重年，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敲年锣，敲得越响亮越好。
侗年
根据侗历来确定的新年。一般为农历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现大部分侗族均不过此年。仅有部分地方仍过侗年。这些地方每年过两种年。称侗年为小年。春节为大年。榕江七十二寨一带的侗寨于农历十一月初过侗年。十月将屋前屋后打扫干净，杀猪宰牛，舂糍粑，准备过年。从十一月初一到初五举行大规模的踩歌堂、跳芦笙和斗牛活动。有的地方把姓氏节也称为过侗年，各个姓氏节日期不一。但一般为农历的十一月。
大雾梁歌节
也称大戊梁歌会。每年立夏前18天，湘黔桂三省(区)边境的侗族，还有苗族瑶族等青年云集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大雾梁上，举行一年一度的歌会，参加人数少则数千，多者上万人。这个歌会是由纪念一对饮恨惨死的恋人而兴起的。
花炮节
侗族一年一度的花炮节，各地举行的日期不同。拿三江侗族自治县来说，是正月初三(农历，下同)，梅林是二月初二，富禄是三月初三，而林溪却是十月二十六。花炮分为头、二、三炮，包炮都系上一个象征幸福的铁圈，外用红绿线包扎。燃放时以火药铁炮为冲力，把铁圈冲上高空。当铁圈掉下来时，人们便以铁圈为目标，蜂拥争夺，谓之“抢花炮”。
俗传，谁抢得花炮，谁在这一年里就人财两旺，幸福安康。因此抢花炮时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志在必得花炮，为本村争光。抢花炮的时间不限，谁能把花炮先交到指挥台，就算优胜。抢花炮比赛结束，便开始了各种游艺活动。芦笙队在芦笙场上赛芦笙;老人在树下斗画眉，拉家常;年轻姑娘和小伙子则趁此良机，对歌谈情。侗家山寨，到处洋溢欢乐的节日气氛。
银饰文化
银饰是侗族盛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侗族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银饰加工艺术是已流村民祖辈相传的民族工艺技术，从事加工工艺的人，当地称之为银匠。侗族银饰的加工，要经过吹烧、锻打、镶嵌、擦洗和抛光等五道工序，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男工匠手工操作完成。
侗族妇女习惯在盛大节日或庆典活动中，佩戴上自己喜欢的各种银饰。插着各种银簪、银钗，颈项穿戴护胸银板，板上套戴四五个由小到大银项钏，还有吊胸兜和围裙的银链。手戴银质护手筒，外戴各自银质手镯，有的多达10多对，从手腕处叠到上胳膊。手指戴有银戒子。
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他们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
侗银并不是纯银，它是侗族特有一种银金属，银的含量在50%左右。侗银饰经戴过后如长期放置，饰品表面金属会产生氧化反映，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变色。不过下次再戴的时候只须用软布或纸巾擦拭就可以光亮如新了。
侗族妇女和儿童饰物。侗族妇女在盛大节日或庆典活动中，喜欢佩戴各种银饰。在发髻上，插着各种银簪、银钗，簪上缀有彩色花卉，象银蝶起舞，白凤展翅，走起路来，彩花颤动，吊铃摇曳，耳附晃动。颈项穿戴护胸银板，板上套戴四五个由小到大银项钏，还有吊胸兜和围裙的银链。
手戴银质护手筒，外戴各自银质手镯，有的多达10多对，从手腕处叠到上胳膊。手指戴有银戒子。有的全身银饰重达5～10千克。婴孩头戴罗汉帽，前沿缀有十八罗汉，下沿缀有十八朵梅花，额头正中为狮头，两旁有圆圈。脑后吊有7～9根短链，末端吊有铃当、葫芦、方印、鹰爪和仙桃。孩童走路、摇头，银铃叮当作响。
侗族中的银饰品含银量仅仅只有50%，所以并不是纯度很高的银。但是其本地特有的银饰文化却又为这看似平常的银饰品增添了几分色彩。
侗族三宝
大歌
侗族大歌无论是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均与一般民间歌曲不同，它是一领众和，分高低音多声部谐唱的合唱种类，属于民间支声复调音乐歌曲，这在中外民间音乐中都极为罕见，侗族大歌不仅仅是一种音乐艺术形式，对于侗族人民文化及其精神的传承和凝聚都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是侗族文化的直接体现。
鼓楼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从形式上分为歇山式(俗称屋顶形，因侗族房屋多为歇山顶形而出名)和攒尖顶式(俗称伞顶或尖顶)。鼓楼全用杉木凿榫衔接，不用钉铆，也没有木楔，结构精巧，造型美观，顶层悬有一长形大鼓。鼓楼一般高达十多米，有几层至十几层不等。它与居民相比，从高度上、功能上和造型上看都是不一样的。鼓楼形似宝塔，最早是为了便于人们有一个集会的场所以及击鼓传信息而建。所以在侗族村寨中，人们常常环绕鼓楼建造房屋。侗寨中，高高的鼓楼矗立中央，居民环绕在周围，依山势层层延展，这种格局体现出侗族亲和团结的文化内涵。
花桥
侗族地区在金融危机中的文化发展 篇7
1. 有所成效, 但要进一步挖掘深度。
近年来很多地方一直在大力打造民族文化这张名片, 应该说, 侗族地区近年来的民族文化已取得了一定成果获得了一定成功。但是由于受到经济、观念和行为思维的影响, 侗族地区等待正名的文化瑰宝尚有许多埋没于“荒山野岭”而终日不见阳光, 除目前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外界所认知的三十几项外, 尚有许多民族文化淹没于崇山峻岭中, 许多民族性工艺和艺术精品正渐渐消亡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目前而言, 公众所了解的部分民族文化产品, 也仅限于她的形式上, 而对于其内在的深度却缺乏一定的了解, 有的更是闻所未闻。文化产品是讲求生命力、延续力的, 除外在的形式外, 其内容将作为核心竞争力决定其价值高低的最佳筹码。在文化产业发展一片大好的形势下, 一定要立足长远, 站在高位, 着眼民族文化发展走向, 将舞台上跳得轰轰烈烈唱得不亦乐乎的歌舞进行深度挖掘, 思考其形成的内在因素, 寻找这一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状态, 为现代文化的形成寻找交流的根源和依据, 找到民族和谐相处的链接点, 从而为侗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奠定历史性的根本地位, 以期在金融危机消失后迎来更为辉煌的发展。
2. 领导重视, 但要进一步提高社会认知度。
当前, 走文化发展之路虽说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但是言及侗族文化发展, 其社会知名度和知晓度还有待加强。对侗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还有待提高。对侗族文化的认同度和自豪感还有待培养。原因的形成当然是多方面的, 但作为舆论引导的主管部门、主流媒体在侗族文化的宣扬力度和宣传手法上还有待进一步丰富, 应切实寻找出那些具有时代特点、民族特色的侗族文化典型精品予以广而告之, 增强对侗族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政策、方法、存在矛盾等方面的宣传引导, 邀请侗族专家、学者深入侗族村落侗族聚集点, 进行侗族文化研究并加以宣传侗族文化的重要性, 借助侗族歌舞等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加以氛围营造, 积极培养侗族艺人和侗族教研人员, 着力宣传优秀侗族文化典型代言人, 强化侗族文化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发动全社会共同关注侗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增强侗族文化的感召力与吸引力, 形成侗族文化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在沿海沿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纷纷破产, 侗族地区外出打工人员大量返乡的背景下, 将侗族文化的优越组合一旦迈出自己坚实的步伐, 将成为慰藉和安抚广大精神无着的人群的心灵鸡汤, 将起到立竿见影、事倍功半的心理疗效和精神寄托。
3. 充分利用, 但要走精品特色之路。
放眼中国乃至全球, 形态各异、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比比皆是, 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各国, 近年来依赖民族文化发展赚了个盆满钵溢, 其民族的价值文化逐渐占领全球人的价值观念。从目前看, 侗族地区尽管在狠抓侗族文化这块金字招牌, 基于客观原因, 现阶段投入的力度尚待进一步加强, “小、散、短”的现象依然没有根本性转变, 侗族文化的微笑曲线依然徘徊在低端而没有实现历史性跨越, 文化产业的链条发展依然很短, 可供“消费”的侗族文化式样依然不够富足, 结合时代需要形成的新的文化产品依然不够丰富。这些成了制约侗族文化继续做大做强的客观因素。但是, 时下肆虐的金融危机为侗族文化走向中国, 迈入世界提供了一次绝好机会, 为侗族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天然的生长平台, 为潜在竞争力文化浮出水面走向舞台展示自身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绝佳机会面前, 侗族文化当本着走精品特色之路的原则, 将具有潜在竞争力优势的侗族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整理, 摒弃面面俱到天女散花的思维模式, 集中力量聚指成拳, 将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侗族文化率先推出, 依托竞争力文化的产业竞争力, 带动整体文化发展, 最终实现侗族文化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金融危机中如何发展侗族文化
1. 加快自主创新, 优化结构升级。
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 “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继承是创新的重要基础, 创新是继承的必然发展。”侗族文化的创新, 首先要弘扬传统文化, 尊重历史, 尊重侗族文化传统, 充分体现出侗族文化的历史继承关系。弘扬传统文化不是全面复兴, 一定要有所选择, 创新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东西, 一定要有所发展和突破。创新还要有前瞻性, 具有前瞻性的侗族文化才能实现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许多新兴的文化形态都是侗族文化所需要面对的对象, 网络、传媒、信息等因素对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 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费习惯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变。侗族文化的创新, 必须重视加强对新生文化形态的研究, 不了解这些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形态, 就无法对创新的内容和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 也就不能在侗族文化的本体中注入新鲜血液, 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化需求。
2. 培育大众文化, 扩大文化内需。
发展文化产业与当前国家扩大内需的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扩内需不能忽视文化内需。文化消费是文化产业链上的终端环节, 有文化消费才会有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与空间。当前, 要把扩大文化内需的重点放在培育大众性文化消费市场上。积极顺应在当前形势下人们休闲时间增多、寻求精神慰藉的心理需要, 加快培育、壮大大众性文化消费市场, 从而带动文化内需的增长。一方面, 抓紧研究当前形势下文化需求的规律和特点, 梳理自身文化资源, 摸清家底, 研发适应需求、成本低廉、内容健康的文化产品, 推动文化产业在业态和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如侗族的餐饮文化、婚俗文化等。另一方面, 大力推进惠民性文化活动, 通过“文化周”、“文化行”、“文化节”、“文化年”等多种形式, 倡导和促进影视消费、图书消费、旅游消费等, 使大众性文化消费市场加快成长。
3. 抢抓发展机遇, 推动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文化产业项目建设, 既是优化文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 也是培育和巩固消费增长点的关键环节。紧紧抓住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国家财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时机, 大力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如乡镇文化站、村图书室建设以及文物的修缮与保护等。抓住当前社会资本在应对危机中实施转移的机会, 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依托文化资源的特有优势, 按照以文“化”产业、以文“兴”产业、以文“融”产业的思路, 抓紧谋划推出关联度高、投资风险低、预期效益好的文化产业项目。建立横向、纵向的品牌数据库, 确定“走出去”战略。同时强化项目推介, 扩大项目对投资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积极推进项目落地, 从土地、税收、配套设施等方面给予切实保障, 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确保项目成为吸引各方投入、聚集生产要素、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
4. 发挥区域优势, 发展农村文化。
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使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更加凸显。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撬动农村消费, 做强农村经济, 成为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此举在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同时, 也必将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农村市场。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 农村文化建设要乘势而上、不能缺位。目前, 当务之急是切实加大城市文化反哺农村文化的力度, 大力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农村电影放映、广播电视“村村通”、新农村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 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的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内容和基本活动方式的建设, 加快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涉农文化产业可与现代农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 挖掘运用农村历史文化资源, 发挥区域优势, 做出特色和品位。
5. 抢占市场先机, 做好文化出口。
金融危机造成了海外市场的低迷, 这为文化产品“走出去”带来了困难, 但只要坚持走原创、精品路线, 加强策划营销, 就能抢占资本市场低位运行中的先机。目前, 政府部门对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 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扶持体系, 在资金补助、税收减免、出口奖励等方面力度也还不够。应当利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文化格局调整的机会, 加快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采取有力措施鼓励文化出口, 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到境外开展入股、并购等业务, 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 抢占境外文化市场, 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目前, 应重点把辰河高腔、侗族芦笙等10个国家级, 傩戏“杠菩萨”、沅陵山歌等19个省级, 侗族喉路歌、侗族箭歌等12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包装, 首推出去。
6. 改革文化体制, 提升竞争实力。
应对金融危机必须走改革创新之路。利用国际金融危机使国外文化资本进入国内步伐减缓而国内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 加大力度, 加快进度, 务求文化体制改革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重塑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 实行全员聘用、竞争上岗、绩效考核, 形成富有效率的微观运行机制。大力发展非公文化经济, 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化建设, 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 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如鼓励私人投资侗俗博物馆建设、书画院建设等。加快文化领域结构调整, 鼓励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联合、兼并、重组, 培育文化领域战略投资者。加快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能转变,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文化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
摘要：为防止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转化, 提振经济, 世界各国纷纷提出积极的应对之策。中国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从侗族地区的文化发展现状和如何发展进行阐述, 回答了侗族地区在金融危机中的文化如何发展这一问题。
关键词：侗族,金融危机,文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文勋, 施惟达, 张胜冰, 黄泽主.民族文化学[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2]张爱平, 何静.日本文化产业[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3]胡惠林.文化产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承载侗族口承文化的范本 篇8
关键词：《侗文专刊》；侗歌；侗文；刊物传承；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2-0123-06
近10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及其文化的保护传承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在认识到其重要性后，学界也在不断探讨少数民族艺术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利用、保护、传承的路子。其中，侗歌的保护与传承也进入了人们视野，如张泽忠、韦芳2位学者在其《侗歌艺术传承研究》一书中对侗歌传承方式以及传承方式在“转型期”的衍变、歌师精神的移位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属于侗歌及侗歌传承研究较新的系统性研究成果。民间歌师传承、博物馆传承、学校传承等已是大家公认的传承方式和路径，对应于《侗文专刊》，笔者在此文提出侗歌的“刊物传承”这一概念，是源于对《侗文专刊》价值的发现和发掘，也源于保护侗歌这一活态艺术的应然要求。笔者在这个意义上提及的“刊物”不是指一般的刊物，而是指针对某一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而进行传承保护的刊物。这样的刊物由于担当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主题比较集中，风格比较凸显，一般不用作商业性传播和流通，也无盈利的欲求，而是用于同行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旨归在保护与传承侗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相比于其它商业性媒体刊物而言，《侗文专刊》显得清贫和寂寞，更显得有些边缘化。
边缘化有时恰恰利于自己思考和做好本职的事，从而凸显出自身价值和意义。笔者自2013起开始关注侗族河歌（又称为“河边情歌”，侗语称“嘎孖”，即Kgal Nyal）这一小歌歌种的保护与传承，笔者当时为这项研究急需收集到一些侗族河歌文本，除了从当地歌师那收集到一些河歌的活态文本外，还想从一些书籍刊物上收集到河歌文本。然而，笔者查找登载得有河歌的刊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着落以致“两手空空”，后经侗族的吴平欢同学给我说《侗文专刊》上登载了一些河歌作品，顿时发现了“新大陆”，遂开始关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语委办（现叫民语局）主办的《侗文专刊》。后经了解，《侗文专刊》1989年创刊，业已走过24个年头了。任何一个事物长期存在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及其发展的经验，从而也具有了让人对之进行研究的基础。遗憾的是，目前，《侗文专刊》在学术界至少在侗学界还没引起关注和研究。笔者在此对这份刊物的内容和特色进行简要评说，提出刊物传承的价值意义，以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类刊物及刊物传承的关注和重视。
一、《侗文专刊》的内容及特点
（一）侗歌与侗文、汉文的融合
侗歌，尤其是南侗侗歌，本身就是用侗语来吟唱。只有侗语才能唱出侗歌的神韵；只有用侗语，才能唱出侗语独特的音韵和艺术感染力。这点，在侗族河歌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保护侗语就是保护侗歌”是一个深入人心的理念。该理念在《侗文专刊》上曾有一些专文探讨过，如吴培安《侗文在侗族音乐文化的影响之我见》（《侗文专刊》2008年1-2）等。这个理念揭示了侗语与侗歌的生态关系和辩证关系。正是基于对侗语与侗歌深层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侗文专刊》刊载的每一首侗歌才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侗文并在翻译中都“采用了侗文符号对照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准确保持和把握了侗歌歌词的文化内在规律”[1]。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编辑们的明智之举。此举尊重了这样一个事实——南部侗族地区的侗歌是用侗语唱出来的，侗语尽显侗歌神韵。侗族河歌尤其如此。众所周知，侗歌饱含着侗族生活方式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是今天侗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侗族文化的“招牌”。保护侗歌是与保护侗语同步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说要保护侗文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要保护我们的侗歌以及侗族文化。侗歌是侗文化的载体，侗文更是侗文化的载体，侗文化是侗歌和侗文的土壤和生境。保护侗歌除了收集整理侗歌歌本和翻译整理侗歌歌本以外，还得保护侗语。可以说，保护侗语就是保护侗歌的根本措施。《侗文专刊》登载配有侗文、汉文的侗歌，是保护侗文化和侗歌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传承、保护侗歌和侗文化的重要阵地。因为口头文本的传承最终离不开用文字的形式来固化记忆，来传承口头文本。所以，保护侗语侗文是保护侗歌的关键。
以登载有侗歌的《侗文专刊》为阵地，传播和保护侗歌，涉及到侗歌展示与保护的若干问题。读者想看什么？刊物将呈现给读者哪些内容？读者有哪些阶层？刊物的功能和定位是什么？刊物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如何保持侗歌的原生态性，如何及时抢救那些有价值的处于边缘的侗歌以及传承侗歌等，是目前《侗文专刊》主编和编辑们考虑到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侗文专刊》的读者主要有三部分：一是爱好侗歌的侗族人；二是对侗歌感兴趣的非侗族人；三是研究侗歌的研究者。这里面涉及到读者的分层和分类，也推导出《侗文专刊》的价值与功能主要存在于3个方面：一是作为侗族大众读者的阅读刊物，让他们了解侗歌和侗文化；二是满足对侗歌感兴趣的人的精神需求和阅读需求；三是为侗歌研究者提供资源和便利。这3个方面价值与功能最终都凝结成对侗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保护与传承。就目前而言，《侗文专刊》在侗歌与侗文融合的同时，也刊载了介绍侗族文化知识的一些文章。
（二）以歌为主，取材广泛，兼收并蓄、兼容并包
1.以歌为主，是因为侗乡是歌海。《侗文专刊》之所以要以刊载侗歌为主，是有特殊的侗文化背景的。侗族是一个酷爱唱歌的民族。侗歌承载了侗语和侗族文化，比如流传在侗族民间有一首《老人歌》[2]这样唱到：
我们留恋年轻的时代，
我们羡慕你们的青春，
nlc202309040526
年老了也要唱歌哟，
一直唱到尸骨变成灰烬。
不种田地就无法把命来养活。
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
饭养身子歌养心哟，
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
可见，唱歌是侗族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是侗族人的一种“精神需要”，即“一种自由的需要”[3]。所以，侗乡是“歌的海洋”，歌在侗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这就构成了侗乡美的生境。“侗族的生境是美的，形成了审美世界，侗族的生存是审美的，构成了审美人生；这‘两面’的对生，促进了‘一体’的生态审美化”[4]。这一切“美”都因为有了“歌”，歌满人生，诗意无限。《侗文专刊》朝向民间“歌海”，办刊20多年来登载了不少侗歌，好评如潮。如同“真诗在民间”一样，好歌也在民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观书有感》），正是侗乡的“歌海”和歌的美场给了《侗文专刊》无尽的“源头活水”。侗歌是一泓永不干枯的生命之泉，是侗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命常青树。《侗文专刊》上登载的侗歌不仅是人们学侗文的好素材，它们还是侗歌研究的重要资料。只要有读者看，有学者研究，侗歌的利用、保护与传承就有前景。不断将侗歌从原产地收集整理出来，是侗歌保护的一条生态规律。当然了要使《侗文专刊》长期有鲜活的侗歌等材料可采集，还得保护好侗乡“文化生境”，因为“文化生境”是孕育侗歌的生境，“活着的民俗活动是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根本”“要保护和传承好各个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关键的一条，是首先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有好的赖以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环境”[5]。《侗文专刊》以自己从民间“田野”采集侗歌的实践再次证明了活态的民族文化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正因为侗乡是歌海，民族艺术孕育的生境良好，《侗文专刊》才能持续不断地登载出侗味十足的好歌。假若侗乡文化生境被破坏了，《侗文专刊》也不会登载这么多侗味十足的好歌了。正如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取材广泛，兼收并蓄、兼容并包，是因为侗文化丰富多彩。除了主要登载侗歌外，《侗文专刊》之所以内容显杂，一方面源于办刊者的理念，办刊理念源于刊物定位。编创者们在理念上认为这本刊物应该在内容上兼容并蓄，题材宽泛一点；另一方面他们考虑到了读者的广泛性，但“宽泛”不是“泛泛”，而是在突出主题的前提下“宽”。《 侗文专刊》在选材上主题突出，以刊载侗歌为主，同时刊载内容以“杂”为其显要特点，但不是杂乱无章，而是着眼于侗族文艺和侗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是为了调动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田野访谈中，《侗文专刊》主编吴美莲女士介绍道：“《侗文专刊》不设固定栏目，根据来稿情况选稿，只要稿件健康向上的，我们都想办法用。”于是，翻开《侗文专刊》，我们发现这本刊物以刊载侗歌为主，我们即使把它叫做“侗歌专刊”也恰当。这是因为侗歌是侗文化的集中代表，侗歌更容易引起侗族人的阅读兴趣和侗族人的文化认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刊载了各种侗歌，有传统的侗歌，有反映三江县县庆、宣传计划生育政策、歌颂新生活的新侗歌，贴近时代。此外，这本刊物上还登载了一些科普小文章以及介绍侗族文化知识的小文章，很贴近大众读者。在刊物之外，围绕《侗文专刊》以及利用、传承和保护侗文侗歌这一宗旨，该刊主要编创人员还积极组织开展与报道了一系列传承侗文侗歌的活动，如举办“梅林首届侗文侗歌培训班”（三江县民族局、三江县民语局主办）“同乐七团村侗文侗歌培训班”（三江县民语委主办）等，这些活动实际上标举了《侗文专刊》对侗乡侗歌“文化生境”保护的重视，其重视对侗族普通群众（文化持有者）进行侗文侗歌培训的举措可圈可点，有较强的示范价值和推广价值。
二、强调刊物传承，是源于保护侗歌的现实需要
在过去，少数民族民歌都是即兴演唱、随口唱出的，属于一种口头文本，带有较强的 “一次性”和“建构性”。如何将这些口传文本记录下来并传播开去，离不开刊物及刊物传承。就目前笔者对侗族河歌的收集和关注而言，暂时发现唯一一本登载侗族河边情歌的《侗文专刊》，登载了各种各样的侗歌，包括琵琶歌、河边情歌等。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在地球村各个角落的渗入，孕育侗歌的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侗乡广大青年要么外出求学，要么外出打工，这一方面造成了侗歌传承的危机；另一方面，这些外出的人势必带回一些现代观念与侗乡文化传统发生激烈碰撞。这种“碰撞”说到底是“现代”与“传统”的碰撞。当下，在侗乡，学侗歌、传侗歌、爱侗歌的人在呈下降趋势，侗歌“口传心授”的方式日渐式微，侗歌在年轻一代侗人中产生了传承断裂危机或者说是传承危机，侗歌等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潜藏着失传的危机绝非危言耸听。为此，侗歌的传承与保护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单一依靠广大歌师和歌手及其民间保存的歌本了，再也不能只依靠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了。况且，歌本不容易长久保存，还容易丢失和损坏。在田野调查中，一些老歌师拿出自己的歌本呈献给笔者看时，发现有些歌本已经破损不堪、字迹模糊难认了。在过去，侗族河歌歌师都保存有河歌歌本，而且还是歌师们用毛笔、钢笔亲手抄写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手抄本的纸张很多已被腐蚀或者破损不堪，甚至一些歌本在火灾中付之一炬，或者歌本在主人搬家的时候不慎丢失，或者在歌师去世之后，他的歌本不被后人重视而丢失，种种原因使得歌师的手抄本极易损坏和丢失，不利于侗歌的长久传播。笔者在贵州黎平县龙额的田野调查中看到了龙额河歌歌师石峰先生的河歌手抄本《侗族河边情歌（上下卷）》，该手抄本全是用汉字记侗音的方式记录下来的，它凝聚了石峰歌师多年的心血，但由于该歌本还未有翻译成汉语的版本，所以暂时还不能在更广的受众中传播。毕竟，不懂侗文侗音的人看不懂此歌本。好在石峰先生把这些河歌精准地翻译成了汉语，当然也保留了侗文，颇得河歌神韵。侗歌要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要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必须把它翻译成汉文才行。在这方面，《侗文专刊》开了好头，在上面登载的每一首侗歌包括河歌，都是侗文配汉语翻译，充分满足了侗族“文化持有者”的阅读口味和不懂侗文的人的阅读需要。我们若把20多年来登载在《侗文专刊》上的侗歌聚集起来，已是一个丰富的侗歌仓库了。因此，这种刊物可以作为侗文侗歌学习的教材和必备参考资料。近些年来，相关部门和人士在贵州省侗族地区较好地推行了侗歌进校园、侗歌进课堂等措施和活动，把以侗歌为主的侗族文化编入教材在本民族的中小学生中进行传播，不失为利用、保护与传承侗文化的根本之举。在此举措中，《侗文专刊》不失为侗歌侗文校园传承的重要教材和重要资料。所以，侗歌的传承和保护需要拓宽渠道，《侗文专刊》及时把原生性的侗歌收集、翻译、登载出来，是挽救侗歌危机的需要，是扩大侗歌传承、保护途径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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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侗文专刊》的价值意义
（一）《侗文专刊》蕴含着编创人员可贵的田野考察意识
侗歌的活态性、口承性决定了编创人员的田野考察意识。《侗文专刊》最为可贵的是，刊登的民歌来自田野的第一手资料，属于口传文本。于是这份刊物对于抢救濒临消失的侗歌文本起了很大作用，合规律合目的。就侗族河歌而言，它是一种天成的田野艺术，蕴含着侗族的审美天性和生活态度，这种审美天性主要表现在侗族对鼓楼、风雨桥和侗歌等艺术的造诣上。目前绝大多数河歌都是存活于民间歌师歌手记忆里的，我们若不把田野工作做扎实，无法获得经典的河歌文本。我们知道，侗族是“歌的海洋”，侗歌种类丰富，传承久远。许多侗歌迄今为止还保存在民间歌师歌手那，呈“活态”，就侗族河歌而言，受种种条件限制，学界和“文化持有者”们还未来得及把它们整理出版出来，这些侗歌艺术因此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侗文专刊》从1989年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侗文和侗歌的收集整理工作，刊载的几乎全为从侗乡搜集整理出来的第一手民歌资料，殊为宝贵，为侗歌的利用、保护、传播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编创人员可贵的田野考察意识形塑了他们严谨求实的传承精神。他们立足侗乡及侗歌的文化生境，把侗歌、侗文当作一种文化来审视和整理，然后选登出部分精粹侗歌。
（二）它包含着编创人员可贵的传承意识
民歌的生态离不开有效传承，传承离不开有效推广。侗族的文化持有者们记忆、保存了那么多活态民歌，我们如果不以文字的形式把这些歌记载下来，侗歌无疑会随着个体生命的逝去而失传。为此，编创人员立足实地收集、整理、翻译侗歌，充分凸显了“传承”的要义。“传承”的主题是《侗文专刊》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侗文专刊》具有可贵的传承意识，一直坚守在侗歌等侗族艺术传承保护的战线上。要使侗歌和侗文更为广泛而有效地传播和传承，离不开侗歌的侗语记载和把侗文翻译成汉文。这是我们在田野考察收集侗歌基础上接着要做的工作。本来，就传承意识的具体体现而言，每一期《侗文专刊》都凝聚了编者和作者两个艰苦的劳动过程，一是下到“田野”民间去采集侗歌、记录侗歌的艰苦劳动过程。二是回来翻译整理侗歌并把它们登载出来的艰苦劳动过程。此外，他们将收集到的原生性侗歌用侗文、汉文翻译整理出来也是其传承意识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每一期《侗文专刊》出版，都凝聚了整个团队人员的心血和智慧。
（三）它凝聚着编创人员可贵的团队精神
这里提到的“团队精神”是指《侗文专刊》同仁们善于团结一大批民间歌手、歌师，并紧紧依靠他们进行一系列采歌、录歌、翻译歌等生态活动。本文提及，《侗文专刊》登载内容全部来自于“田野”，是第一手的资料，很宝贵。不管哪个时候，侗文、侗歌的传播、传承最关键最核心的因素都是“人”。搜集、整理、登载侗歌、侗文除了主体自身才情、兴趣之外，是需要主体坚韧意志和责任心、责任感，更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团结协作。正因为有了团队精神，有了共同的事业目标，编创人员、广大歌手、歌师、侗歌爱好者才以《侗文专刊》为中心，开展一系列侗歌收集、侗歌培训、侗歌翻译等工作。其实，侗族本身就是一个团结互助的民族。《侗文专刊》凝聚了这么一批干实事的人，彰显出团结协作精神，这就自然涉及到侗族深厚的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
（四）它蕴含着深厚的侗族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
侗族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简要概括就是“歌养心”的精神，它关联着侗族的审美艺术化生存，进而衍化成具有代表性的“歌师精神”，歌师精神就是侗族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集中概括。这也是侗族热心公益事业的古朴民风的体现。“歌师精神，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在场’的精神，具体表现就是一种刻苦钻研、责无旁贷和无私付出生命能量的精神”[6]。也就是说，传承和保护侗文、侗歌离不开人的奉献精神、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还要有甘于寂寞和清贫的定力，在《侗文专刊》的所有编创者及其他参与者中都蕴含着、体现着这种可贵精神，这是侗族歌师精神的当代延续。
在这样的精神烛照下，《侗文专刊》编创者们为了搜集侗歌，了解侗文化，进行了扎实的田野工作。许多年来，主编吴美莲女士和同事们踏遍了三江县侗乡的山山水水，发现侗乡、侗文这片风景“独好”，化田野工作的“苦”为翻译整理侗歌的“甜”。就跟原来侗族的生活态度一样，因为有了侗歌，“有吃无吃唱歌先”，再苦的生活也不觉得苦了，反而觉得甜了。这是侗歌对侗族人的心灵滋养，也是侗歌对编创者们的心灵滋养。
前已提及，《侗文专刊》编创人员以刊物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对侗语文事业、侗歌事业热心的同仁，这其中包括了广大侗歌歌手、侗歌歌师、教师、退休干部等人，他们中有的人尽管有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如在贵州从江县任教的罗岚老师，依旧挤时间从事侗语文和侗歌传播的公益事业；他们中有的人尽管已经退休，如三江县侗歌歌师林茂盛，依旧热爱着侗歌的收集和翻译整理等工作，并常常给《侗文专刊》投稿，支持着这份刊物的发展，继续发挥着余热。这其中，既有刊物主编吴美莲女士对相关活动的精心组织，也有团队成员的互相配合；这其中，既有他们对侗语文事业和侗歌的天然热爱，也有他们对侗语文事业、侗歌事业的责任心。这其中，一以贯之着一种侗族精神，这种侗族精神主要分形为两方面内涵，一是侗族同胞“年老了也要唱歌哟……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哟，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老人歌》）的艺术精神；二是他们热心公益事业的民族精神。这两方面精神内涵整生为侗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形塑了他们良好的艺术修为和对民族艺术、民族文化强烈的兴趣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受侗歌滋养形成的美好心灵世界。凭借着这种“精神”和干劲，如今，我们可以说，《侗文专刊》以其丰富的内容、鲜明的办刊特色、长久的人文积淀对于侗语文、侗歌和侗文化的传播确实功不可没！这份刊物是我国侗语文传播、侗歌和侗文化传播的一个阵地、一面旗帜！
（五）《侗文专刊》为侗歌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
登载在刊物上的侗歌需要学人们解读和阐释它蕴涵的文化，才能使蕴涵其中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显现出来，这就需要学人对刊物上的侗歌进行学术研究。《侗文专刊》正为侗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侗歌研究离不开研究者对侗歌文本的研究，研究主体只有在品读了一定量的民歌文本后，才能对民歌的审美风格、文化蕴含做评述、下结论。同时，研究侗歌也是利用、传承、保护侗歌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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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时代语境下，笔者阐述了《侗文专刊》的内容特色及其在侗歌侗文传承与保护中的价值意义，揭示出《侗文专刊》将侗文与汉语翻译较好结合起来的价值意义在于它有效扩大了侗文侗歌受众群体，保持了侗歌的文化根性，遵从了将侗歌从“田野”收集整理出来、保留侗文、译成汉文的生态规律。以《侗文专刊》为阵地，编创人员们发现、团结了一大批侗歌歌手和歌师，开展了一系列侗歌侗文培训活动以及采风活动等，促进了侗歌的活态传承、可持续传承、多样化传承。
本文最后必须辩证提及的是，侗歌这种活态艺术，既不是书面诗歌，也不局限于登载出来的这些文本，而是水乳交融地契合在侗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文化惯习中的。《侗文专刊》只是在侗歌的传播传承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它刊载出来的侗歌暂时脱离了侗歌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民间语境，实际上把侗歌由口头文学的活态形式变成了民间书面文学的形式，即文本的形式，难免遮蔽了侗歌的演唱性、仪式性、生活性和民俗性等功能性特征和文化特征。所以，侗歌保护与传承还得重视“田野”本身，特别是要重视田野中那些与侗歌有关的习俗以及歌师等。同时，笔者看到《侗文专刊》登载的几乎都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歌，其实，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刊应该烛照整个侗族地区的侗歌，比如贵州侗歌、湖南侗歌等，这样，刊物上的侗歌才能反映出侗歌的全貌和复杂多样性。
进言之，就《侗文专刊》利用、保护与传承侗歌的共同体来说，它的范围不应该局限于广西，这一点吴美莲女士也意识到，她希望湘、黔、桂三省共同办好《侗文专刊》的设想无疑对激活刊物的活力、扩大刊物影响、整合传承与保护侗歌的力量等具有积极意义，这十分值得我们进一步延伸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刊物传承由于不断有刊物印刷出版，使侗歌的传承与保护呈现动态，容易捕捉到侗乡在新时代的新鲜文化元素，引起人的阅读兴趣，而且更为重要的，刊物传承避免了一些活态侗歌的消失，还有利于吸引、培养一大批关注、支持该刊物的作者和读者加盟进来，使得侗歌的传承和研究后继有人。这些举措和实践以及办好《侗文专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吴培安.论侗文在侗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作用[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47.
[2] 徐桂兰.广西风俗[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67.
[3] 李启军.文艺活动：与“美的规律”相伴而行[J].社会科学家，2003（5）：139.
[4] 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512.
[5] 杨福泉.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新论[J].云南社会科学，2007（6）：26.
[6] 张泽忠，韦芳.侗歌艺术传承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83.
[责任编辑：梁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