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要素

传统文化要素（共12篇）

传统文化要素 篇1

摘要：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类型园区的构成要素具备基本定位的联系性与区别性,以及构成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文章围绕对文化产业园区属性概念的界定范围与类型的区分内涵特点分析,得出构成文化产业园区的主要构成要素。

关键词：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界定,构成要素,园区类型

园区一般是指政府集中统一规划指定,专门设置某类特定行业、形态的企业、公司等进行统一管理的区域。文化产业园区是园区的一种形式,它具备特定的业态组合要求、是新形势下文化产业集聚的载体,具有文化创新力和经济效益统一的实际意义。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研究应从属性定位、构成原则、作用机制、架构模式等角度出发,即文化、产业、管理、政策、服务、创新、整合、集聚。

且文化产业园区与其他类型园区的构成要素具备基本定位的联系性与区别性,即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演进与承递关系,及发挥作用的不同层级和角度的区别;构成内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基础要素如都需具备统一管理、产业集聚、市场资源、配套服务等构成要素普遍性特征,也具有统一生产、生活、生态三方要素融合统一的特殊性特征。

1 园区概念的界定支撑要素分析

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国内外近些年对此探讨的研究越来越多,对文化产业园区概念进行的探讨有德瑞克·韦恩提出的文化园区概念,Hilary Anne frost-Kumpf提出的文化区概念[1]。其共性是提出文化园区是具备一定文化娱乐、生产消费相结合的,是具有多功能性的、提供就业的、社区性的地理区位。

在我国,对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则包含了集中不同的称谓,如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园等,对于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的界定,则偏向不同的着重点。如陈少峰认为文化产业园是以产业集聚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赵迎芳则强调文化产业园区的孵化器功能、创新研发能力、专门的服务管理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保障和公共服务能力的集聚区特征[2]。

2 园区类型及特征要素分析

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经了工业园区、生态工业园、后工业园几个主要的阶段,文化产业园区便是后工业园的主要表现形式。在这一系列的发展过程中,对生产、生活、生态的态度则由对立逐渐走向统一,而文化产业园区在对此三者统一的基础上也根据不同的侧重点,按园区发展的模式划分出了几种不同的类型。

2.1 政策导向型园区

此类园区是在地方政府规划和推动下建立和管理的园区,具有很好的经济支撑和政策支持,“政策”、“产业”是重要构成要素。此外,政府作为规划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因其调动资源的广度和力度,在服务园区企业、搭建服务平台、提供市场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具有沟通内外的中介连接功能,“中介”也是其构成要素之一。

2.2 开发商导向型园区

此类型园区一般是民营或私企对其进行统一管理,侧重经济效益,在园区开发和经营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思维,能够吸引企业入驻并形成产业集聚。此类园区以“资金”“资本”为主要构成要素。但因其对商业经营和经济效益的侧重,对产业链培育、和产业的成熟完善则需要进一步提升。

2.3 资源导向型园区

如对传统文化或特色文化资源依附型园区。

这类园区具有一定的先天资源优势,内涵上侧重地方文化、艺术和工艺传统为特点,主要以“文化”、“感官”、“体验”为要素特点;以大学或特殊人才聚集地为依托型园区。此类园区依托“人员”优势,集聚创意人才、学术能力和研究能力,能够在“学术”、“学习”、“教育”要素中体现优势;先进科技资源为依托型园区。此类园区一般依托高新技术密集,科技产业发达、高科技企业聚集、科研机构和人员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依托,其构成要素着重以“研究”、“研发”、“技术”为要素特点。

3 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出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的基本框架:直接或间接受宏观政策及区域政策的影响、并对其规划、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依托雄厚资本和社会、文化、环境等资源;具有产业及产业链培育或集聚能力;具有学术、研究、研发水平;具有服务管理功能、沟通内外市场及要素间流通;具有明显文化属性特点、满足特定文化需求、形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生产、生活、娱乐、消费的有机体。在其基础要素、发展要素、功能要素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文化产业园区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产业、文化、研究、学术、资本、服务。

由于文化产业园区的概念在不断完善,园区发展也在不断升级,对于文化产业园区构成要素的研究和分析也将从不同的角度逐渐完善和成熟。

参考文献

[1]樊盛春,王伟年.文化产业园区理论问题探讨[J].企业经济,2008(10).

[2]占绍文,辛武超.文化产业园区的界定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天府新论,2013(1).

传统文化要素 篇2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给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企业员工的群体意识及行为规范。

1、企业宗旨

企业宗旨是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理想，对企业经营战略、经营方向发挥着导向作用。

2、企业的价值理念

企业价值理念集中体现了员工群体的价值评价和取向，企业精神的核心。通常表现为员工对劳动、为人、处世、辨别是非、善恶、好坏的价值评价。

3、企业道德行为准则

传统文化要素 篇3

一、当前学校文化建设中的普遍取向

一所学校的文化现状和建设思路，反映了学校教师和管理者特别是校长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对学校性质的理解、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以及学校集体或个人内在的文化境界和教育理念。从学校文化建设的主导方面来看，有什么样的校长和教师，就会相应地营造出什么样的学校文化。总体上，当前学校文化建设呈现了一些积极的倾向。

第一，学校办学的文化意识普遍增强。学校是文化系统的重要部分，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学校教育是一种专门的文化实践。然而长期以来，学校出现一种异化的迹象，这就是没文化或缺文化的学校和教育：学校像工厂、衙门或商店，学生有知识缺文化、有能力缺素质、有学位缺品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精心设计了学校文化建设方案，使从注重升学应试和单纯的知识授受，转向有计划地营造学校文化氛围、陶冶师生情操，拓宽学校教育的途径、视野、方式和内容。

第二，重视物质文化及其他学校符号系统的设计、开发。严格地说，物质本身并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外化、物化，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总会表现为一种感性的物质符号产品（如物品、制度、行为、仪式等），并通过特定的物质形态和符号载体体现出文化的内容和特性。从这一点出发，当前学校文化建设中普遍重视学校建筑、环境绿化美化、教育设备设施、文化景点、文化长廊、警言标语、励志碑刻、制度完善、教室办公室的布置装饰、行为仪表、校训校歌、校徽校服的设计等。

第三，重视学校的日常规范和常规教育活动的落实、完善。学校文化渗透在学校的一切日常行为和教育教学活动之中，从常规教育活动入手优化学校文化状况，是大部分学校进行文化建设的落脚点，比如入学教育、节日庆典、升旗仪式、文艺展示、体育竞赛、教学常规、管理制度、学生守则、师德规范等方面的建设和完善。

第四，重视学校行政或组织文化建设。比如一提到学校文化建设，往往都注重校园规章、学生守则、师道规范、教学要求、奖惩条例、领导小组、管理机构等的健全和完善，以期带来制度与形式上的保障和规范化。

第五，能够融会素质教育、和谐发展等时代观念，用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新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营造学校文化。文化具有时代性，特别是观念层面的文化总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表征。在设计未来的学校文化建设方案时，大多数学校能够把握时代精神和主流观念，把先进文化精神和教育理念融会于学校文化内涵之中，如以素质教育、人文教育、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荣辱观教育等核心观念来构建学校文化场域。

二、学校文化建设实践中的

倾向与不足

由于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学校文化、对学校教育本质的理解、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教育者个人或集体的教育追求等方面的差异，学校文化建设的思路也同时普遍存在一些偏狭倾向。这反映了办学者或学校管理人员对学校教育这一文化现象缺乏全面的认识，更缺少自己独特的悟解和创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重物质文化轻精神文化。前者如校园物质设施、设备、绿化、美化、长廊以及制度等硬件建设受到重视，后者如师生精神状态、理想、气质、人格、风貌等人文品质的塑造、培育及其相应的活动组织与安排等软件建设关注不够。文化的物质与观念层面是文化整体的外与里、显与隐的关系，重外轻里不是完整的文化建设方略，甚至会流于浮浅和浮躁。

第二，德育化倾向。把学校文化建设等同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或师德建设，限制了学校文化建设的内容和范围。学校文化具有导向、渗透等潜移默化的育德功能，但学校文化不止于德育，而在于人的全面、自由和和谐发展，止于人性的完美完善。

第三，缺少特色。大多从教育教学的日常常规活动及其要求出发，缺少学校文化个性、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的独特追求，学校文化建设的思路普遍趋同，没有彰显特色。学校文化一味趋同，会强化当前“千校一面，缺乏特色”的状况，并使学校发展的思路和模式变得僵化。

第四，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学校文化方案只停留于理念、理论的层面进行一些抽象的诠释和演绎，更像一篇理论文章，而不是建设蓝图和操作方案。学校的文化方案应当是一项行动、一种实践，通过贯通一致的系列主题活动，激励师生凝聚到学校文化理念下展开自觉的文化行动和理想追求。

第五，缺少远景规划。除个别学校有三年或五年规划之外，大部分学校的文化建设方案往往就事论事、论一时之事，并有应付检查之嫌，缺乏近期任务与长远规划相结合的方略。学校文化是在长期的学校办学实践中逐步凝练、生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急功近利，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动方案，它应当是长远规划与近期目标任务相结合。

第六，重细节刻画轻内涵追求。比如刻意注重校牌、校徽、校训、标语口号等的打造（这也是学校文化一部分），缺乏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和精神实质，特别是对教育的本体价值——育人、“成人”等终极关怀不足，也缺乏全球化视野，致使学校文化少了一份大气和崇高，多了一些封闭和俗气。

第七，淡化学科课程或科学文化的建设。在凸显人文教育的同时，一些学校似乎有意淡化了传统学校实践中卓有成效的学科与课程文化，比如科技发明、学科竞赛、专业特长等学科活动的开展及校本课程开发。实际上，学科或课程文化及其系统的知识授受是学校文化的基础，科学与人文互为补益，不应当有偏向。

第八，忽视发挥学校文化主体的参与。较多强调学校特别是学校管理人员一方的组织工作，忽视教师、班主任、学生及职工的主动参与，也忽视家长及社区的协调、创建。

第九，忽视静态文化与动态文化的平衡。重视文化结果等可见性、静态文化产品的构建，忽视文化理念的体验、感悟、认同，以及相关活动的具体开展等过程性文化方面的规划。有的还存在一种自我炫示、“政绩工程”或“作秀”的现象。

第十，简单移植他校文化方略。有的学校文化方案相当粗糙，有的偏离文化主题，甚至存在抄袭、照搬他校学校文化建设方案的现象。学校方案思路不清，不能因地制宜，主要是缺少对本校实际如办学历史、生源结构、家长的观念和期望，所在社区、所处教育地位，学校类型、办学层次，时代背景、教师队伍等特征的分析，致使方案脱离实际，给人一种架空、务虚的印象。

三、在文化要素多元发展中

寻求学校文化特色

学校文化渗透在学校教育生活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可隐可显，内容多样，主体多元。在文化形态上，学校文化表现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精神文化还可细分为智能文化（课程等）和观念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审美、自我期望等等）。从文化主体上看，有教师文化、干部文化（行政管理人员）和学生文化。笔者认为，学校文化建设应该从文化的内涵和结构特征入手，在文化要素的多元发展中寻求学校文化特色。

第一，突出学校文化的个性特色。事实上，文化总是民族的、特色的、区域的文化，学校也是如此。细究一些名校，它们都有长期秉持、认同和践履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独特的校园活动内容和模式以及杰出师生代表，它们或突出爱国心、责任感，崇尚创新、发明，张扬正义、公平，关心他人、关怀社会；或长于书法、文艺、科技，等等。这需要开动脑筋、创新“点子”，着重抓住几个突破口，以带动全校文化的丰富、繁荣。当然，这并不是要追求奇异，而是时代精神、先进文化和教育理念在学校中的创造性实践。如以“建设书香校园”或“营建书香班级”为主题，从阅读开始，通过培养师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来提升学校的文化氛围和品位；又如“练就一流口才”，从培养师生的演讲、表达、交往、沟通能力以及仪表、礼节等入手，塑造出具有特色有气质的学生和教师。其他如“科技创造”、“经典诵读”、“少儿哲学”等都可以作为创建学校文化特色的主题、抓手或切入口。通过日积月累，形成传统，则自成特色。总之，应当在注重常规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创建有个性的校园特色文化活动、组织方式和文化理念。

第二，发掘和发挥已有文化资源的作用。文化的生成需要适宜的条件。有的学校喜欢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凭空打造，或直接模仿、全盘引进，这种无根无基的校园文化建设，由于失却了现实的土壤，缺少历史渊源与传承，实际上难以获得认同，也难能形成真正的本土的学校文化。已有文化资源是学校文化的生长点，像一个学校的校史、传统、杰出校友、名师以及他们的业迹、故事、成就，所在城市、社区的文化传统、名胜古迹、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等等，都可提炼、抽取其精神实质，以作为学校文化培育的元素。如作为“英雄城”南昌的英雄文化可以融入当地学校文化，特别是“八一中学”学校文化的核心内涵，并以此消解时下流行的“明星偶像”文化；腾王阁中学可以树立“才子”文化，以此推进素质教育实践；以杰出校友为榜样，使师生更觉亲切，像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南开中学的周恩来、北师附中附小的钱学森等都是他们母校激励后生、创建学校文化特色的重要资源。总之，在既有文化基础上创新文化，会比凭空打造来得更实在，并使学校传统及地方文化得到弘扬。

第三，深化学校文化的内涵。这就是要有一点形而上的追求，有一种超越世俗功利、追求真理、创造卓越的内在品质。学校在重视物质文化的同时，还应当着重从文化的本质内涵着手，注重作为具有人格特征的学校文化精神、价值观念、教育理想、教育信仰的培植和生成，特别要注重师生有关人生、社会的终极价值理念的形成。物质设备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偏远山村的简陋学校也有自己独特、厚重或朴实的学校理念。过于注重物质或抱怨于物质条件而无所作为或不作为，都是对学校文化内涵的误解。

第四，着力调动学校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性。要发挥教师、学生、班级以及家长的作用，使其认同并自觉践履学校文化理念。学校文化不是个别人（如校长）的一厢情愿的愿望、倡导、宣传和口号。而是体现在校园人（个体和群体）的一言一行之中，体现在校园生活、学习、工作的日常环节之中。或者说，学校文化既内蕴于心灵又外显于行动。前者是根本，后者是前者本真理念的自然展现及其结果；前者需要自觉认同，后者需要自我践履。如何由文化理念转化为文化自觉，这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工作，否则就很容易流于“作秀”的形式主义。

第五，促进学校文化的自然生成。学校文化不能刻意包装、打造，应当注重长期养成和自然生成。现代学校深受商业文化、企业文化、大众文化模式的影响，企图通过产品包装、广告宣传、迎合大众而一夜成名。但学校不是商场，学校文化是办学历史的自然沉淀，是学校这一“共同体人”自觉践行特定教育文化理念的结果，不可即刻打造，往往是在平平常常以至平平淡淡，然而又是扎扎实实、锲而不舍的行动当中的自觉实现。因此，学校应避免急功近利、信誓旦旦、轰轰烈烈，通过切切实实地营造文化氛围鼓励师生自觉、在教育生活的自然过程中实践文化理念的“形上”与“形下”，潜移默化中形成本真的学校文化。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中日言语行为与文化要素 篇4

一、中日言语行为对比

经常听中国人说, 他们在和日本人进行交际时感到别扭, 觉得日本人不够热情、很冷淡。也常听日本人说, 他们和中国人进行交际时感到别扭, 觉得中国人不够礼貌、很随便。中日言语行为的差异导致交际活动的尴尬状况。

首先, 在称呼和敬语使用方面, 中日两国有较大的差异。在称呼上, 中国人对成年男士的称呼多为“先生”, 但日本人只用先生称呼学校的教师、医生、议员和艺术大师。中国人很少称女士为“先生”, 一般只有达到一定造诣的女性才会被尊称为“先生”, 而日本人则不分性别, 只要属于这一范围的均可称作“先生”。另外, 日本人在称呼对方时习惯于拉近上下辈的年龄距离以表示亲密, 而中国人则正好相反, 往往要抬高对方的年龄以示尊敬, 关系熟识的人之间常常以老自居, 自嘲说自己老了。敬语是日本人在交际活动中根据说话人、听话人以及话题提及人之间的尊卑、长幼、亲疏等方面的各种差异, 说话人为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使用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日本人对自己所作出的成绩不喜欢张扬, 多予以轻描淡写。例如, 当别人夸奖自己时, 中国人会说“谢谢”, 而日本人会自谦地回答;“まだまだです” (还不够好) 等。此外, 日本人经常在社交场合用自责言语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睦, 其程度往往令中国人不可思议。在中国人看来, 亲密的朋友、家人之间通常不把“谢谢”、“对不起”的话挂在嘴边, 而日本人则频繁使用。为此, 很多人认为日本人太过礼貌, 甚至认为这样很虚伪。另外, 日本人在言语行动上处处谨小慎微, 往往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会根据对方的状况选择一些合适的表达方式以示敬意。其中使用较多的接续词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失礼ですが”等, 都用于顾及交际对方的心情、感受, 为将要展开的话题进行铺垫。这一类用语在日语里被称作缓冲语, 是为了避免话语太过唐突而必要的用语。而中国人的交际最多以“请允许我冒昧地…”、“对不起, 请教一下…”之类的客套话。甚至省略这些话让日本人感觉太过单刀直入而不符合日语语言运用习惯, 导致交际不愉快。

其次, 日本人认为,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勤于日常问候是营造和睦气氛最基本、最重要的礼节。因此, 日语中的日常问候寒暄语种类繁多, 表达形式多样。自然条件中, 天气是主导左右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日本人每日初次见面除了互道一声“早上好”之外, 必定要围绕天气寒暄一番, 例如, 寒いですね (今天真冷啊!) 、今日はいいお天気ですね (今天天气真好啊!) 等。而中国人除彼此问好外, 最常用的寒暄问候语也就是“吃了吗?”“你上哪去?”等, 这充分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际语言特点。

日本人在聆听对方谈话时往往频繁地点头并随声附和, 伴以“そうですね”等声音。中国人常会将此误解为对方同意或接受自己的意见或主张。其实不然。日本人是严格区分感情与逻辑世界的, 他们不张扬在身体语言上的反应。日本人这种融语言与非语言交际于一体的随声附和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只有在自己同意对方的意见、主张时, 才点头并伴以“对”、“是的”。日本人善于察言观色, 通过对方的脸部表情、眼神及相关的身体动作来判断对方的态度。

语言表达委婉模糊是日语言语行为的一大特色, 这主要是受“和”意识的影响所致。日本人在与周围人相处时, 强烈地希望与人保持协调、和谐的心理, 使他们在使用语言时处处考虑到如何让自己的话语给对方好感, 即使说不合对方心意的事也要做到不引起对方的不快。因此, 委婉的谢绝、似是而非的回答、巧妙的迂回暗示等模糊的表达方法, 就成了他们的选择。从语言学的角度看, 日语通常不使用断定的表达方式, 在句尾基本上是用“不是…吗”、“…吧”之类的说法。与此相对, 汉语里则经常使用“应该”、“要”、“一定”等表述。

二、言语行为与文化要素

在语用学上, 言语事件的具体性不仅在于具体场合, 还在于具体文化要素。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价值取向、思维习惯等各方面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种种言语行为的理解和运用是截然不同的。言语行为是一个复杂的语言使用和社会文化关系协调的过程。由于言语行为所带有的社会文化特征, 言语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 言语行为参与者所拥有的社会文化识别等等, 使言语行为在具体的语境, 尤其是在跨文化交际中, 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变数的干扰, 进而影响到言语行为的实现。

打招呼。中国人见面时, 常用“吃了吗?”或“上哪儿去啊?”等施事行为来表达“寒暄、问候”的言外之意。然而, 如果我们将此句式直接译为日语, 用来跟日本人打招呼问好, 他们会感到十分惊讶, 甚至引起某种困惑或反感。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解, “ご飯を食べましたか”的言外之意是“你想请他吃饭”, “どこへ行きますか”则是你要打听他的隐私了。双方可能因此陷入困境。

道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别也存在类似问题。在汉语中, 人们除了说“再见”之外, 很多时候还会嘱咐客人:“慢慢走、下次一定再来”。以此施事行为来表达体贴、关切的言外之意。然而, 如果我们真的对日本人说:“今度、必ず来てくださいね”, 对方的直接感觉更多的是在接受命令, 说话人原来的施事行为就会被听话人彻底误解, 听话人可能困惑或恼怒。

邀请。中国人喜热闹、爱串门, 经常未经他人邀请便主动登门拜访。而日本人则往往先向对方发出正式邀请, 表明明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 并要求对方给予明确的答复。如果不是这样, 而只是在握手道别时说上一句“また、いら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等, 这便很可能是句客套话。但如果不了解情况, 把这些表达“客气”的套话理解为“真正的邀请”, 那便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中国人热情好客, 饭桌上经常对客人“劝酒”、“劝食”, “干了, 干了”、“吃好, 喝好”是我们在饭桌上时常听到的话语, 它本是中国人表达热情友好之意的施事行为。但若直接译作日语“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一気に飲んでください”则是类似于强迫饮酒、进食的命令了, 会导致客人的尴尬和不安。由于原有的言外之意不能被正确领会, 期待的结果自然不能实现。

在言语行为中, 言语事件的具体性不仅在于具体场合, 从更大层面上来讲, 还在于具体文化要素。语言学习者不仅要掌握单词和语法, 更要深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

参考文献

[1]FREDRIK CHR BROGGER.Culture, Language, Text:culture studies within the study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M].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何刚.文化设定与言语行为——语用方式的文化解释[J].外语研究, 2004 (5) .

[3]曾文雄.语用学研究新取向:文化语用学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 2008 (10) .

文化要素沟通的影响 篇5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号 071106028）指导老师：周建庆教授 摘要：

关键词：文化要素沟通管理丰田“召回门” Abstract： Keywords： 引言

文化的概念及文化要素的构成(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复合整体，它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1]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2]

（二）文化要素的构成

1、五要素说。

文化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构成。如图10-1文化要素的构成体系[3]

2、五维度说

霍夫斯泰德的五维度文化差异构架如表10-3[4] 国家

权力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

个人/集体主义

男性/女性度

美国

偏小

弱

个人主义 男性化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偏小

弱

个人主义

男性化

日本

大

强

集体主义

男性化

中国

大

强

集体主义

偏男性化

注：说明中国和日本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度等文化维度方面有很大的共性，文化差异大，两者沟通的阻碍作用小；而美国和日本文化差异大，导致两者沟通行为有很大的差异。

二、影响危机沟通管理的文化要素 价值观层面

价值观代表着基本的信仰：个人或社会接受一种特定的行为或终极存在方式，而摒弃与其相反的行为或终极存在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人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认知层面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在沟通时，常常建立在自己的认知层面上，正是这些看似合理的认知常常导致跨文化的沟通障碍。认知层面的因素包括类我效应和首因效应。语言层面

不同的语言源于不同的文化，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语言层面的因素包括语义和语用两方面。非语言层面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非语言的使用偏好不同。在高情景文化的国家，沟通双方非常重视非语言沟通，而在低情景文化的国家，人们较多地使用直接性的沟通方式，运用大量明确清晰的语言信息传递信息。沟通风格的差异

虽然全世界人们的沟通过程基本是相同的，但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沟通风格却具有很大的差异。所谓沟通风格，就是人们在沟通过程中将自己展现给对方的方式，它包括自己喜欢谈论的话题，最喜欢的交往方式，如礼仪、应答方式、辩论、自我表白及沟通过程中双方希望达到的深度等。它还包括双方对同一沟通过程渠道的依赖程度——表达信息主要是靠声音的、词汇的，还是身体语言因素，以及对相同意思的理解主要是靠信息的实际内容还是靠情感的内容等。

民族优越感

当人们相信本国的各项条件最优时，这时就出现了民族优越感的倾向。在每一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无意识地形成自己的民族优越感。文化成见

文化成见是一种描述，表现的是一个群体的思维特征，它作为一种区分文化差异的手段，为人们了解不同的文化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法。但文化成见最大的害处就是过分的简化和类化，往往造成刻板的、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错误。

三、“召回门”事件中，丰田对欧美和中国消费采取不同沟通行为的表现以及中国和欧美消费者的不同反应

（一）“召回门”事件中，丰田集团对中国和欧美沟通行为的差异及其各方反应的差异

1、沟通行为的差异

丰田“召回门”事件中，丰田集团对中国和欧美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沟通行为。1.1沟通的能动性不同。

危机爆发时，是采用“雄鹰”危机沟通策略还是“鸵鸟”策略，对危机处理的成败起着决定作用。

对美国：迫于美国政府和消费者的压力，日本在美国召开了两场中医院听证会：丰田汽车公开道歉但否认电子制动系统存在障碍； 丰田章男对召回事件深感歉意，表示“丰田是我的名字，不会逃避问题”，并对汽车电子系统的设计表示有完全的信心。听证会上，丰田章男保证在美国召回所有的故障汽车，听证会结束后，丰田章男“潸然泪下”。

对中国：美国众议员听证会后，丰田章男主动在北京汽车新闻发布会，他在开场的演说中称丰田在全球范围实施的召回给中国消费者带来了很多担心和困惑，丰田章男“深表歉意”。之后丰田章男又表达了“由衷的歉意”，据统计，丰田章男在演讲中总共三次道歉，加上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的一次道歉，丰田章男在一小时的发布会共道歉了四次。丰田章男就“胶垫”、“油门踏板”和“刹车系统”三个方面向中国消费者说明了召回的情况。不过当有记者提问将如何挽回中国消费者信心时，丰田章男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只是表示，将尽快解决召回RAV4的维修问题，以解决消费者的担忧。从丰田对欧美和中国的沟通行为可以看出，丰田对美国的沟通比较被动，与中国的沟通比较主动。

1.2补偿标准不同

对欧美：召回所有故障车，“指定时间表、提供代步车、报销打车费”等。在中国，除浙江方面外，此次在华召回的RAV4，未给予中国车主补偿。

2、欧美与中国两国的不同反应

在欧美，政府机构及官员对丰田展开了大规模地调查，以及就丰田事件召开听证会，全力维护本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大众媒体对丰田事件反应强烈，甚至有记者亲身检验丰田问题车；作为受害人，美国民众也不断也丰田交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外，丰田将在北美“停产整顿”。

在中国，除浙江方面外，其他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介入此事；普通受害车主只是单方与丰田交涉，但是中国消费者还是秉着“宽容”的原则支持丰田，丰田高层也声称“中国市场80万销售目标不变”

四、文化维度分析，丰田集团在中国和欧美采取不同沟通行为的原因 文化对跨文化沟通环节的影响程度是由文化间差异的程度决定的。日本与欧美文化差异悬殊以及日本与中国文化相近决定了丰田集团对中国和欧美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美国文化学家萨姆瓦（L.A.Samovar）认为：对跨文化交际产生影响的文化因素包括文化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原因。

1、跨文化沟通模(图10-2)[5] 文化A（中国文化）文化B（日本文化）

文化C（欧美文化）

10-2中用箭头里面的图案变化程度来表示。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发生的变化远比欧美文化与日本文化、欧美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有着较多的相似性，所以，两者在沟通行为及其意义方面更相似，解码的结果与原始信息编码时的内涵、意义就更接近。在欧美文化方面，由于它与日本文化、中国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解码结果也就与原始信息有较大的差异。

1、国家性质、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同使然 价值观处于文化核心地位，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体现人的理想和评价标准，形成价值取向并”影响人们从现有的种种行动模式、方式和目的中作出选择。”不同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念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文化的影响，即便同一事物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评判标准。

中日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重视群体的合作精神，倡导个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感；重视人和，注重协调人与人、人与物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张从总体上去把握事物等。两个民族的这些文化特色反映在管理模式和管理行为上，便形成中日文化求同的特点。强调统一，主张协同，追求和谐境界。

欧美文化就其本质而言，以个人为单位，崇尚“自我”以及激进开放的文化特征一直是贯彻始终的，强调明确性也是欧美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相对欧美企业管理的明确性，中日企业管理更为艺术地应用含糊和微妙以淡化组织中的冲突，达到和谐一致。

在丰田“召回门”事件中，中日基本价值观存在很大共性以及美日基本价值存在很大的差异等，丰田对欧美和中国消费者采取不同沟通行为的根本原因。1.1个人竞争与人际和谐

欧美社会特别强调个人的能力和成就，鼓励竞争。欧美人具有很强的竞争特性。当一个欧美人与其他人在同一个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时，他会据理力争，把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甚至不管这个人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哪怕是自己的领导。美国人还喜欢标新立异，讲究独特的个性。中日深深根植于东方文化，具有很多共性，崇尚以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价值观以“和谐”、“安定”为首。中国人和日本人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主张协同，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微妙性”。1.2个人价值与集体力量

欧美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短暂的历史发展使之文化根基较浅。由于美国西部地区有大量肥沃的自由土地，富有冒险精神的移民纷纷西进，形成了著名的“西进运动”。在如此文化背景下，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及理性主义的构成美国文化三大支柱。具体到企业文化上，则表现出强调出科学性，强调尊重个人。较之欧美文化有很多不同，中日文化重视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倡导集体决策和意见统一。1.3语言形式的不同

欧美文化隶属希腊文化体系，欧美与日本属于高语境沟通；中日同属于温和的儒家文化体系，是一种低语境交际。不同的语言形式和丰富的语言内涵的客观存在影响着对话语的理解，妨碍跨文化交际进而造成商务活动中的误会和冲突。

丰田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不是想故意躲避，而是公司内部形成共识需要不少时间，这是日本文化的特点。此外，日美的媒体也与差别。日本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避免让身份比较高的采访对象感到恼火，而西方国家里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成为攻击对象，这种让丰田公司的高层招架不住。肢体语言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可能产生误解。在中国和日本，道歉需要谦卑，为了得到原谅，道歉者往往避免正视别人的眼睛或电视镜头；在西方国家，这种表现却被解读为故意隐藏真相、心中有鬼。

美国人进行交谈时并不注重等级和身份观念，习惯以十分肯定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被称之为低语境交际（lowcontext）,相当一部分信息隐含在情境中，多自我交流，重心领神会。美国人受不了这种“模棱两可”的言语交际风格，往往一头雾水。

2、欧美与中国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度的差异，是丰田对中国和欧美消费者实行差别化待遇的最主要原因。

2.1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差异

“消费主义”在全球盛行，欧美消费者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特别强烈，欧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尤为严格。美国兴师动众地对丰田进行调查，正是基于对消费者保护的制度体系。在消费者健康与安全问题上，美国最重要的联邦法规是《消费者安全法案》，由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美国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者的代言人。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有权对所有的家用消费品设置强制性的标准，可以向制造商、进口商以及分销商发出禁令，禁止其对消费者构成“不合理风险”的产品，甚至动议法庭扣押产品，并课以民事或刑事惩罚；相反，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不强烈，对于商家的许多不法行为，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政府机构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并没有严格的追究责任机制，另外，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缺失也是这次“召回门”事件丰田对欧美和中国车主实行差别化待遇的主要原因。

2.2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及相关标准的差异 缺陷产品汽车召回制度，是指进入市场的汽车产品在设计和制造方面存在缺陷，或不符合有关法规和标准，可能导致安全及环境保护问题的情况下，其生产厂商必须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报告产品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缺陷成因及改善措施等，并提出召回申请，制定召回计划，经批准后对存在缺陷的在用车辆实施召回，并进行维修、改造或更换，及时消除故障隐患的一项法律制度。在美国，《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等相关法律，对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作了严格的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赔偿标准。此次，“召回门”事件中，丰田对欧美车主将提供“上门召回”的服务，并对亲自驾车返厂的消费者补贴交通费用，并在汽车修理期间，提供同型号车辆使用。在中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并没有相关的赔偿条款，除浙江方面外，中国车主的待遇完全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车主待遇不同—丰田汽车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此次在华召回的RAV4未给予中国车主补偿”。

3、欧美与中国消费观念差异

中国：从J.D.Power2009年IQS报告中，对用户消费研究中显示，国内很多消费者在购车时最关注的是汽车外观，其次是价格。汽车安全性因素，排在第四。在暂时不购车的原因中，安全性排在最后，只占百分之几。也就是说，因为害怕汽车不安全而不买车的人比例很少，更多是因为没钱，或没有好的样式。

欧美：质量和可靠性永远是第一，遥遥领先其他购买意向，大约占40%比例。

五、日本对欧美和中国采取不同沟通行为对我国的启示（文化角度）问题

对策

政府、消费者等维权意识不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缺失 消费观念成熟度不够

1、加强经济建设，增强经济实力以及转变政府职能，维护国家和消费者权益。

2、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必须转变观念，提高维权意识，转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识。

3、加强消费者维权的宣传培训。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健全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做到有法可依。制定缺陷产品补偿标准及相关认定标准 执法部门必须加强执法力度

3、美日沟通风格的冲突的启示

1、培养国际化人才，加强跨文化管理。

2、了解不同国家的沟通模式和行事风格等，进而维护本国及本国消费者的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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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塑造绩效导向文化六大要素 篇6

绩效文化应与绩效管理体系并重，构建绩效管理体系的同时，一定要主动做绩效导向文化的宣导。以下六个方面是绩效导向文化的核心因素。

1.倡导上下级之间的持续对话

绩效管理的重点不在于考核指标是什么，不在于绩效考核表格的格式如何，而在于经理和员工对目标的理解。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倡导经理和员工就绩效问题进行持续对话。

当经理关注员工绩效考核指标达成情况时，他们最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你们沟通了吗？”“沟通了哪些问题？”“进度怎么样？”当经理经常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经理和员工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绩效考核就不会再是人力资源部定了指标就执行了，也不是上级单独确定下级执行，而是必须得到双方的同意，在双方理解一致的情况下做事情。

当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时候，一切结果都变得可预期、可控制了。就不会再有意外的结果出现，这样考核才是受欢迎的考核，这样的考核才是对员工有帮助的考核。

2.倡导绩效合作伙伴关系

所谓绩效合作伙伴关系，是指经理和员工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是任务分配下去，经理就万事大吉，无所事事。双方的绩效是关联的，经理的绩效目标被分解到岗位和员工，员工的绩效目标支撑经理的绩效目标，双方是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经理除了关注自身绩效目标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展和下属员工的绩效合作伙伴关系，帮助下属理解绩效目标和部门以及公司目标的关系，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的方法和措施，分析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办法，需要提供资源与资金支持等。

员工在完成自己绩效目标的同时也关注上级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因为上级绩效目标也会影响自己的绩效结果，这种导向告诉员工除了关注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关注上级绩效目标的实现，关注部门与部门之间、岗位与岗位之间的协作配合。

当员工做到了这些，绩效管理的目的就达到了，经理和员工同心协力，为了共同的绩效目标而努力，使得管理资源集中、目标一致、行为趋同。

3.倡导经理帮助员工成长

经理的唯一价值是帮助员工持续成长，绩效管理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关键途径。经理的价值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激励团队做了多少事，也就是帮助下属成长，帮助下属提高业绩。

作为绩效导向文化的重要部分，必须强调经理帮助员工成长。只有各级管理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把它融入到管理行为中，在日常的管理中，通过目标分解、任务分配、技能辅导、改进提升等管理措施帮助员工成长，把员工的成长作为经理职责的一部分，使之成为经理的职业习惯。

4.倡导绩效过程控制

绩效指标的实现并不是计算出来的，也不是打分打出来的，而是在经理的帮助下，通过员工的努力干出来的。

因此，作为经理，一定要注重过程控制，和员工保持非正式的沟通，经常观察员工的表现，并及时做出反馈，让员工对自己的表现有正确的认知，并在经理的帮助下校正，不断朝正确的方向努力。

5.倡导绩效诊断与持续改进

绩效管理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当企业把绩效管理推入了运行轨道以后，它就停不下来了，它会随着企业的战略一直运行下去，并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

绩效诊断与提高作为两个绩效管理循环的连接点，起着桥梁作用，通过对前一个循环的诊断，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然后制定改善计划，放入下一个循环，使之得到改进，如此循环往复，永不停息。

绩效面谈是持续改进的重要手段，是经理和员工一次正式的绩效沟通机会。通过面谈，经理对员工的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帮助员工有效规划工作，在工作中不断得到改进和提升。

绩效面谈也是强化上下级之间绩效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通过面谈改善上下级之间的沟通，消除误解，明确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至少一个季度进行一次正式的绩效面谈。

6.倡导正向的绩效激励

目标和激励是紧密关联的，有目标就有激励，只有目标，没有相应激励，员工没有挑战目标的动力，最后目标就变成了纸上文章，没有实际意义。

很多企业只关注给员工加工作，提高考核要求，却经常忽略绩效激励，只有考核没有激励的目标是不可能被实现的。

在制定目标的时候，除了考虑针对目标的行动计划、资金预算、资源配置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设置对应激励方案，以正向激励为主，激发员工挑战目标的动力，约束员工的行为。

改编传统体育游戏三要素 篇7

随着时代的发展、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许多传统游戏在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等方面都已滞后, 需要注入新的教育理念。现代游戏应该在体现教育性、锻炼价值的基础上彰显学生个性, 倡导竞争理念;大力弘扬奥运精神、航天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等, 充分体现时代内涵。如, 把“紧急集合”、“搬运物品”和“负重奔跑”等传统游戏, 改编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和“抢救伤员”的游戏, 从游戏的名称、达成目标、练习内容和方式方法方面进行全新“包装”, 赋予时代色彩, 使传统体育游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二、补充新内容, 增添游戏活力

有些传统游戏内容单一、动作简单, 对于学生起不到锻炼的效果。因此, 需要不断增加新内容, 提高技术含量和动作难度, 使学生的锻炼更加全面、实效。例如, 针对传统游戏“听数字信号结组”, 教师把直接数字信号变成间接信号2×2、6÷3、8÷2-1等, 增加智力因素。此外, 游戏的改编还可以与校本教材紧密结合, 即在游戏的基础上拓展、开发校本教材, 或将游戏有效地融入校本教材。如, 在“绕障碍蛇行跑”游戏中引入轮滑鞋, 将游戏改编为“绕障碍轮滑蛇行跑”, 使传统游戏充满活力, 并进一步开发轮滑的锻炼价值、不断丰富其规则、形成体系, 为将轮滑作为校本教材内容开发奠定基础。

三、拓展新形式, 激发练习兴趣

文化产业实践社区支持要素研究 篇8

关键词：文化产业实践社区,知识共享,Triandis模型,系统支持

随着国务院 《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 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我国战略性产业, 成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文化创意产业的根本特点是以人为本, 其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人力资本的创意和知识, 知识管理无疑将成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传统的知识管理方法是企业内部建立信息系统, 来记载、分享员工的知识。但这种传统的系统化知识管理方法并不能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 反而产生了大量滞后的数据和文件 ( Garud & Ku-naraswamy, 2005; Koh & Kim, 2004 等) [1]。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需要一种共享和创造知识的更好的方法。

实践社区就是一种强大的知识管理替代方法。它通过社会途径来解决知识管理和传播的问题, 是实践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场所, 被认为是集体学习和集体发明的核心 ( Lorenz, 2001) [2]。 “实践社区”可以定义为, 成员自愿加入的, 进行同一知识领域内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分享、学习和创造的组织。简单来说就是某群体就某一领域进行经常性互动, 来进行该领域学习或更好的实践,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习系统 ( Wenger, 2000) [3]。

实践社区不通过合同来约束成员个人行为, 对于知识问题的解决被证明特别有效 ( Paul, 2006) 。实践社区跨企业分享信息、知识和实践经验, 将增强了文化企业的知识性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避免了无用数据文件的积累及其成本。通过实践社区活动所积累的社会资本, 增强了文化企业的人力资本, 能够很好地帮助其解决面临的问题和挑战。Snyder和Wenger ( 2010) [4]进一步指出, 要解决日益复杂的当今问题, 长远来看, 还是应该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智能 ( 学习) 系统 ( 实践社区) , 这一系统要求:在实践中学习; 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等各部门跨领域合作; 地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多层次系统的学习活动。

但是, 如果没有人文基础和组织基础, 实践社区就不能行使基本的知识交流功能。实践社区组织存在着影响实践社区成员知识共享行为的变量。为了让文化行业能够更好地利用企业内、企业间的交流实践社区, 充分应用社会资本和集体知识, 有必要研究实践社区知识共享的影响要素。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实践社区影响因素研究, 主要可分为个人和组织两方面。第一, 成员个人因素。例如李志宏和朱桃 ( 2008) 将实践社区知识交流效率影响因素概括为:个人喜好、认同感、荣誉感、利他主义及个人需要[5]。石文典等 ( 2007, 2008) 研究了个人成就动机与自我效能感对知识交流的影响[6]。其次是组织因素, 例如Kankanhall ( 2005) 等研究了组织规范、互惠程度与实践社区成员的贡献度的正相关关系[7]。Von Krogh提出友好氛围与实践社区知识共享的正相关关系。

但已有研究缺少对行业的关注, 尤其是对文化创意行业实践社区知识共享行为的研究。而在实际操作中, 实践社区作为隐性知识的理想交流方式, 很好的契合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 能够有力的促进文化产业的知识交流、创新, 起到较好的文化产业环境支持作用。同时, 大部分因素研究分而治之, 虽然能够较好的说明某一部分问题, 却忽视了实践社区的综合性支持问题。因此, 本文尝试研究文化产业知识共享的综合性支持要素问题, 在理解影响实践社区成员知识共享的关键性要素基础上, 为改善和提高文化产业实践社区的服务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理论与假设

根据我们预先的文化产业走访和小样本调查, 权衡实践社区中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多种观点, 我们将实践社区的影响因素分为三个方面: 动机性、便利度和安全性。它们的含义分别是: 实践社区成员是否愿意进行知识的沟通分享; 实践社区成员是否有条件进行知识的沟通分享; 知识的求助和分享是否安全。我们认为, 这三项因素较完整的概括了实践社区中信息共享的影响因素。同时, 三因素与已有研究并没有矛盾。例如成员个人特点或者个人需要所导致的知识传播和共享需求可纳入 “动机”因素; 良好的社区氛围能够增强知识共享的 “安全”性; 实践社区组织活动、沟通渠道实际是为知识共享创造便利性。

知识分享行为的直接动因是知识分享的动机。李志宏参考Swee观点, 认为知识的接受者和知识拥有者的共享意愿是实践社区知识传播的决定因素[8]。Chow和Chan ( 2008 ) 提出个体对知识共享的态度越积极, 越可能进行知识共享行为[9]。而Gagné ( 2009) 的知识共享模型则进一步直接把知识共享动机等同于知识共享行为, 认为它们有直接的因果关系[10]。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知识分享动机对实践社区知识共享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

要提升实践社区成员的知识分享动机, 就要研究并改善知识分享动机的引发因素。为了较全面的描述行为动机原因, 我们采用了Triandis的态度形成模型[11]。该模型将人类行为动机的引发因素概括为预期行为结果、情感原因和社会影响因素。

首先, 预期结果对知识分享行为有着积极影响。这里的预期结果是指实践社区成员所预测的分享行为能为他带来的价值。Triandis理论认为预期结果的价值越高, 个人越可能去执行一个行为。我们认为, 实践社区的预期价值主要包括预期有用性、预期被认可度和预期相互关系。预期有用性是行为实施的一个直接动机, 是早期Triandis理论应用中一种通常的替代形式, 例如Al - Khaldi and Wallace ( 1999) 、Cheung et al. ( 2000) [12]。由于知识共享是一个自愿性社会行为, 行为者的共享行为的一个直接动机是, 通过知识获取和交流行为活动改善工作表现, 提高业绩。比如Lesser and Storck ( 2001) 提出[13], 实践社区行为能够减少成员的培训时间和不必要的工作, 使他们的工作得到创新。知识共享行为不仅受到内在驱动因素, 也受到外部激励的影响, 包括预期被认可和预期关系的改善。预期被认可度是指文化产业从业人员通过知识交流与共享, 得到的在该行业或企业的地位提高。预期相互关系是指知识共享, 带来的实践社区成员间关系的改善。预期关系被证实为在电子网络环境下人们进行协作和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 ( Wasko & Faraj, 2005) [14]。Yang和Farn ( 2009) 指出, 为了保持良好的成员关系, 个人愿意做出有益于他人的行为, 包括知识共享。综上, 我们将知识分享行为的预期结果概括为预期有用性、预期被认可、预期相互关系的改善, 它们与知识分享动机是正相关关系[15]。

假设2. 预期结果与实践社区知识分享的动机是正相关的。

感情因素是指 “与个体行为相关的, 喜悦、兴高采烈、休闲、抑郁、厌恶、不满或仇恨的感觉”, 他认为个人的情感将影响个人行为。Kankan-halli等 ( 2005 ) 的研究表明帮助他人的快乐能够引发个人在网络环境下进行知识共享行为的动机。积极正面的情绪感受, 知识共享活动所带来的兴趣、能量和快乐能够激发个体进行积极的知识共享行为的动机[7]。

假设3. 情感因素与实践社区知识共享动机呈正相关关系。

社会影响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个人的参照群体 ( 例如朋友、同事、上级等) 的主观文化, 以及个人与他人约定的协议。Triandis认为个人的社会环境会影响个人的行为动机。Ajzen and Fishbein的理性行为理论 ( TRA) 模型中提出, 个人周围的社会影响 ( 即社会规范) 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En-dres等 ( 2007) 提出个体知识共享诱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环境, 例如来自于同事、上级的支持和奖励[16]。因此, 实践社区成员的社会环境将引导它们对知识共享的看法, 影响他们知识共享的动机。

假设4. 实践社区成员的社会环境因素与实践社区知识共享动机正相关。

知识分享动机是由行为预期结果、情绪感受和环境影响所决定的, 而知识共享动机又是知识共享行为的直接原因。因此, 知识共享动机是三项动机诱因与最终行为之间的中间变量。预期后果、情感因素和社会影响因素是通过影响动机, 而最终影响实际知识共享行为的。

假设5a. 知识共享动机是预期结果对知识共享水平影响的中介变量。

假设5b. 知识共享动机是情感因素对知识共享水平影响的中介变量。

假设5c. 知识共享动机是社会环境影响因素对知识共享水平影响的中介变量。

即使有强烈动机, 如果行为存在的障碍, 则行为就不容易实现。行为也受行为便利性的影响。在实践社区的知识共享中, 来自组织的支持, 被认为在便利条件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 ( Wenger, 2000) [1]。Garud & Kunaraswamy ( 2005) 认为, 由于实践社区是自愿和脆弱的, 如果没有提供恰当的便利条件, 将不利于知识共享[1]。因此, 我们制定了以下的假设:

假设6. 便利条件与实践社区成员的知识共享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在前期交流中, 一些从业者表示与同行交流的最大的顾虑在于 “竞争对手”关系, 担心商业机密或个人能力不足得以泄漏。因为当个人有问题无法解决, 需要他人帮助时, 他首先需要向他人承认其知识、能力的缺乏, 那么此时员工就必然会考虑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 与对方共享相关经验、知识, 也可能面临来自同行更强的竞争。因此, 健全的实践社区中, 安全的关系是深层次知识共享和有效学习所必须具备的前提。例如在同一企业的两个竞争部门之间很难有畅通的交流。Lee和Choi ( 2003) 的研究表明缺乏信任是员工之间的知识共享活动的一大障碍[17]。Abrams ( 2003) 等发现当雇员之间是高度信任的关系时, 员工更愿意参与知识共享[18]。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 知识交流的安全性与实践社区成员的知识共享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此外, 知识共享的实际水平可能还受实践社区成员个人特征, 包括行业、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从业年限、职位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将引入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综上, 如图1 所示, 本研究主要考察文化产业知识共享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2 研究设计

2. 1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向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获得数据。

本文用预期被认可度、预期相互关系、预期有用性来作为预期后果的替代变量。对预期被认可度, 我们参考了Kankanhalli, Tan, and Wei’ s ( 2005) [7]研究个体对网络知识的贡献度的影响因素中的被认可指标。预期相互关系采用了Bock等 ( 2005) 等在知识共享行为中对预期相互关系衡量的量表。对预期有用度的衡量采用了Thompson et al. ’s ( 1991) 工作类型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的相关指标。在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 最终三个维度共保留了最具有代表性的4 个题项[19]。

情感因素指标是参考了Yang和Farn ( 2005) [14]的帮助他人的快乐度量表, 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最终保留3 个题项。社会影响因素根据Chang andCheung ( 2001 ) 的量表修改, 该量表将实践社区成员的参照群体定位为老板、上级、同事等对于知识共享行为的支持和期望。同时考虑了个体与参照群体保持一致的愿望强烈程度。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最终保留3 个题项。便利性测量指标参考Thompson等 ( 1991 ) 的研究, 最终保留了3 个题项。安全性测量指标参考了Chow和Chan ( 2008) 的社会性信任的量表[20], Chen和Hung ( 2010) [20]的相互信任度量表。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 最终保留3 个题项。

本文的因变量为实践社区的知识共享行为。在相关研究中, Bock等 ( 2005) 设计的知识共享行为量表较有代表性[19], 被多次引用 ( 例如Yang和Farn, 2009[15]) 。本文采用同样量表, 共包括3 个题项。

2. 2 调查过程与样本特征

我们在宋庄、798、琉璃厂和潘家园等北京市文化产业聚居区, 共发放问卷500 份, 剔除有漏答项目以及做答呈明显规律性者, 最终保留问卷421 份, 回收有效率为84. 2% 。经过描述统计分析, 本研究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如表1 所示。

仅从被调查样本基本情况看, 文化产业人力资源主要特点表现在: 1文化层次偏低, 本科及以上仅占被调查人数的37. 8% 。2从业人员年轻化, 30岁以下人群占被调查总数的41. 6% , 50 岁以上人群仅占总数的11. 2% 。3平均月收入5000 元以下者占被调查人口总数的62. 5% , 与北京市2012 年发布的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4672 元 ( 人力社保局和统计局) 的水平相比,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进一步对收入分析后发现: 年龄与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无显著相关关系; 而从业经验、学历、职位、行业信息获取频率具有明显相关关系。其中从业经验、学历、职位、行业信息获取频率在1% 的水平上显著; 职位在10% 的水平内显著。而从标准系数大小看, 各因素对文化产业收入水平影响强度大小依次为: 从业经验、知识交流频度、学历水平; 同时男性收入显著高于女性文化产业从业者。

从行业知识交流情况看, 认为信息交流重要或比较重要的比例占总数67. 9% ; 但是能够经常进行信息交流的占总数的43. 2% 。实际的信息交流比率低于对信息交流的需求。对知识内容的需求调查采用了半封闭式的多项选择, 按被选频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行业知识、销售信息、展会信息和扶持政策信息。

3 数据处理结果

3. 1 信度效度检验

信度分析如表2 所示。各问卷的Cronbach’ sAlpha达到了可接受水平, 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在效度方面, 本问卷进行了20 多家文化企业和从业者预调研, 在听取了市场调研专家、文化产业相关人士的建议后, 反复讨论, 确定了最终问卷。其次, 根据表2 所示, 由对角线上括号中计算的平均萃取变异量 ( AVE) 平方根的数值可知, 其值均大于与之对应的行和列中相关系数的最大值, 符合Hair等 ( 1998) 的建议标准, 说明各个变量间也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3. 2 知识共享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4 验证了预期结果、情感因素及动机强度, 对知识共享动机的影响, 均显著为正支持假设2、3、4。

其次, 我们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模型1 验证了预期结果、情感因素及社会环境, 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显著, 说明主效应显著。模型4 验证了预期结果、情感因素及社会影响, 对知识共享动机强度的显著影响。即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影响显著。模型3 说明作为中介变量的动机强度, 对结果变量 ( 知识共享行为水平) 影响显著。同时, 当控制知识共享动机, 社会影响因素、情感因素和预期结果对知识共享水平不再具有显著影响 ( 模型2) 。符合Baron & Kenny ( 1986 ) 对中介效应的解释, 因此, 假设5a、假设5b、假设5c得到验证。

注: 表中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表示p < 0. 001, **表示p <0. 01, * 表示p < 0. 05

3. 3 多元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检验, 分析动机、便利度因素以及安全因素考虑对文化产业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强度。回归的控制变量包括行业、性别、工作年限等将主要的人口统计特征。由于收入与性别、从业经验、学历、职位、知识共享水平均有显著相关关系, 为了避免共线性问题, 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删除了收入。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我们对回归的统计量进行了残差的独立性、正态分性、方差齐性检验以及共线性诊断。所有回归的方差膨胀因子分布在1. 015 - 2. 364 之间, 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对所有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Durbin - Watson检验, DW值分布在1. 535 - 1. 624 之间, 基本独立。同时直方图呈正态分布, 回归标准化残差的PP图接近样本点第一象限的对角线分布, 说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残差与预测值散点图无明显上升下降趋势, 残差方差齐。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

注: 表中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表示p < 0. 001, **表示p <0. 01, * 表示p < 0. 05

根据模型5, 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知识共享行为均无显著影响。模型6、模型7、模型8 的回归结果 ( 如表4 所示) 显示, 在分别引入动机强度、便利性和安全度后, 各个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较模型5 均有显著增强。根据模型6、7, 动机强度、便利性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230, p< 0. 001; β = 0. 463, p < 0. 001 ) , 假设1 和假设6得到支持, 说明知识共享动机越强烈, 知识共享行为越方便, 实践社区的知识共享行为水平越高。根据模型8, 安全因素考虑对知识共享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 ( β = - 0. 178, p < 0. 001) , 假设7 得到支持, 说明知识共享越不安全, 实践社区成员间越缺乏信任度, 则知识共享水平越低。

同时, 根据模型9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大小可知, 按三因素对信息共享行为影响大小排序, 依次是信息共享便利度, 信息共享动机强度, 对信息共享的安全考虑。实践社区成员的外在因素 ( 便利度) 的影响, 比内在动机对文化产业知识交流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 要促进文化产业知识的交流和分享, 组织与社会的支持与贡献必不可少。

4 结果与讨论

经过以上样本数据的分析, 检验结果支持了前文提出的所有假设。检验结果说明知识共享的动机强度、便利度以及知识共享中的安全性考虑, 对实践社区的知识共享均有显著影响, 能解释30. 2% 的知识共享活动变异。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实践社区知识的共享受到综合性影响因素的影响, 要培养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社区, 社会组织需要注意不同激励领域的合作, 建立适当的组合支持系统。具体如下:

4. 1 加强建设有利于文化行业交流的便利条件。

根据前文的回归结果, 可知便利条件对文化产业知识共享的影响最大。简单来说, 即使组织和实践社区成员有知识共享的需求, 如果交流不具有操作性, 知识共享活动仍然无法开展。这可能也是我们调研发现经常进行信息交流的人数会远低于需要信息交流的人数的原因之一。

要促进实践社区成员进行更积极的知识共享, 应该使知识共享更便利, 提高文化产业交流中的周知性和渠道性。周知是指文化产业知识需求者是否知道谁具备这样的知识, 或者说他是否知道应该向谁索取这样的知识。渠道是指文化产业从业者是否有渠道与他人沟通。

提高文化产业知识共享的周知性, 开拓改善文化产业交流渠道, 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组织、社会的支持。例如政府或各类文化组织为文化企业创造相互接触的机会; 及时公布文化团体或个人的专业信息; 通过定期文化展会来宣传或分发各部门、组织的专业知识等, 从而提高周知性。为了改善渠道, 各类文化类组织或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现代通讯工具, 网络, 虚拟社区; 开通便捷、实时的沟通工具; 创办文化产业地域内人性化的沟通环境等。另外对于政府信息, 问卷意见较集中地体现在政府的信息支持服务, 尤其是已有支持性政策的有效传达。要求汇编国家文化艺术类的政策、各种创意资金支持的相关机构、组织名录, 在聚居区的下发传单。

4. 2 增强文化产业知识共享动机

知识共享动机是知识共享行为的第二强影响因素。知识共享动机越强, 知识共享水平越高。动机强度是受到社会影响因素、预期后果和情感因素影响, 并最终作用于知识共享行为。因此要提高预期知识共享水平, 可以通过改善社会影响因素、预期后果和情感因素, 进而强化知识共享动机。同样这也需要各方共同投入, 来提高实践社区知识共享行为的价值。文化企业、文化行业组织或文化社区本身可以通过各种会员活动 ( 例如比赛, 旅游, 竞争等) 来建立实践社区精神, 帮助实践社区成员建立正面情绪。此外, 社会需要鼓励文化行业内知识共享的氛围, 营造共享知识的社会文化, 通过更积极的社会影响因素和舆论导向来引导知识共享行为。

4.3建立文化产业相互信任的知识共享文化。

安全因素考虑对知识分享也有显著影响。文化行业需要逐步树立开放性领导风格和分享型行业文化, 培养安全开放的知识交流氛围。同时用安全、舒适的物理环境来增加文化社区成员的安全感和相互信任度, 例如开放式文化企业工作环境, 提供或改善文化聚居区内的休闲交流场所。

在以上的系统支持措施中, 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 文化行业的各个层次, 所有部门的合作。Snyder和Wenger ( 2010) 指出[4], 现代实践社区的发展需要: 在实践中学习; 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等各部门跨领域合作; 地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多层次系统的学习活动。第二, 全方位促进文化产业知识共享活动。例如, 在本次调研中, 我们设置了 “为了帮助您更快更好的进行信息交流, 获得有用的行业信息, 您觉得应该进行的有效措施是?”的半开放式问题中, 按照填写频率, 依次是提供文化聚居区内的休闲交流场所 ( 29. 78% ) , 举办相关展会 ( 26. 57% ) , 发展行业协会、俱乐部、社会团体 ( 23. 35% ) , 扶持专业门户网络 ( 16. 58% ) 等。这些意见覆盖了我们的三维支持体系的所有方面。

5 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当代大众文化社会功能实现的要素 篇9

一个时代文化有一个时代文化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 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 大众从解决基本的生理生存中解放出来, 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更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民众不满足于文化受众的角色, 转而追求创造富于自我个性的文化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可以说, 个性在当代社会大众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如何突出、表现和创造个性是大众不断攻坚的课题。这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以服务大众为宗旨的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

个性一词最初来源于拉丁语Personal, 我国《心理学大词典》中的个性定义是:“个性, 也可称人格。指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 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大工业生产前期, 商品生产与消费长期呈供小于求的态势, 社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 流水线作业和产品工艺标准得到肯定和支持。此时, 个人能力主要致力于生理生存。而在后工业阶段, 社会生产力迅猛提升, 生产与消费关系转变为供大于求, 如何契合大众消费心理成为关键, 生产者开始关注如何满足大众的个性化需求。除了社会生活模式给民众以张扬个性等于展现自我的心理暗示外, 计算机、网络等现代科技更是极大提高了个人的社会影响力。以服务大众为宗旨的大众文化无疑也成了大众张扬个性、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

然而, 时代背景下所呈现出来的民众的个性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本真。其一, 当代大众所展示的个性具有许多非个人本意的因素, 是时代背景与个人的社会化信息整合后的结果。多元文化环境一方面满足了大众的多样化需求,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个人的存在首先是以社会的一员出现, 保证自身的安全和群落的稳定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功能, “认同”可以让具有同样观念的个人凝聚成群体, 并在抗衡外部压力时保持力量优势。然而, “认同”让个性不再以个体为单位, 而是以这个群体的共同观点作为其外在表现的承载。进而言之, 这种个性的群体化表现是社会大环境下个人为了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结果。正如波德里亚所说:“根据名望或类同的要求, 个体的个人需求是以集体语境为索引的。其中首先有一种区分的结构逻辑, 它将个体生产为‘个性化的’, 也就是生产为相互区别的, 但是根据某些普遍范例以及它们的编码, 他们就在寻找自我独特性的行为本身中相互类同了。” (1) 与此同时, 立足于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商品的利润原则将这种标准化生产提升到文化工业层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这种文化工业全面绑架了艺术和个性, “它凭借自己的力量, 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 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 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 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 (2) 。文化产品以标准化的方式从工厂统一生产出来, 产品的条形码、规格、型号、所属类别、适应群体等清晰地表明它们背后的个性是伪个性, 是标准化流水线上的产物, 产品个性存在的根基在标准化运作的前提下被损伤。这些文化产品被贴上个性的标签, 不是追求个人之间的审美差异, 而是将各种符号映射到相应的个性, 产品的获得就是个性的获取, 也是获得者相应身份符号的展示, 即可被相应的“群”认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仍然戴着“个性”的头衔, 积极指导大众展现所谓的个性, 用符号化的个性和商品化的个性来消解个性的本义, 让商家和大众都可以方便地“按图索骥”解读产品背后的个性内容。

马克思十分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个性”。而最集中的体现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第三个阶段的表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3) 他认为“自由个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成果。马克思使用“自由个性”这一概念表达了他对人作为个体即独一无二的独特性存在的充分关注。人的个性蕴涵着人的本质规定性, 正是人的个性使他的存在不可替代。因此, 一个人个性的存在是他真正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把发展及保持自己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交往自由”, 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和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为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 全面发展的、拥有理想人格的人离不开个体对自我的关注、肯定和完善。因此, 目前大众文化中群体化个性泛滥这一不争的事实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理解并掌握大众文化产品的运作规则, 注重大众文化产品的质量, 通过已经铺展开来的文化工业生产, 再通过现代科技的力量, 不断纵深化和广阔化, 就是最利于消除当代大众个性的蒙蔽、恢复当代大众个性的本真的途径, 从而也能保证大众文化履行自己的社会功能。这也是大众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毋庸置疑, “倾向性的心理特征”是“个性”这一概念中最为突出的要素。然而, 过于注重“倾向性的心理特征”, 即注重与众不同之处, 而忽略了个性的基壤是人格, 是社会共同认可的正面的、积极的特征, 势必产生诸多弊端。

但是, 人必然是属于社会的人, 人的个性必然是在社会中形成的, 在社会形成公认的符合“人”的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 个性是人格的指归, 人格却是个性的根基。由于我们处于一个政治多元、经济多元、文化多元的时代, 对理想人格的认知原则与价值取向必然是多元的, 我们一方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理想人格制定一个具体的统一模式。但另一方面, 理想人格中最根本的价值内涵又是必须确定的, 正是基于此, 我们在承认理想人格建构之多元取向的同时, 必然要提出真、善、美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大众文化必须充分关注人的自由个性的培植的同时, 强调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中把自由个性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20世纪90年代文化产业在中国迅速扩张后, 物质产品的市场化刺激了文化产品的商业化, 城市文化市场的形成带动了文化消费群体的形成。在一些人心目中, 原有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关怀热情淡化, 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世俗主义、物质主义、感觉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他们的理想人格楷模由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型、知识型转变为由社会中获得极大回报的经济型、娱乐型, 这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为了扬名获利, 各种各样的炒作超乎想象, 破处门、短裤门之类的“门”事件令人痛心, 这正是在所谓的张扬个性的迷雾下一味标新立异却丧失了人格塑造的恶果。

文化需要精神才会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可以简单地说, 文化的精神就是教育人、培养人, 把一个自然人改造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而具备完整的、独立的人格是作为一个当代公民的必要条件。提高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素质不是靠文化精英们坐在书斋里以谆谆教导、高高在上的教化心态制作长篇累牍却无人问津的经典巨著, 也不是凭借造星能人包装几个明星身先士卒, 而是靠民众用执著、热忱去演绎和完成。大众文化应该很好地把握优势, 忠实地履行自己教化天下的基本职责。齐格蒙·鲍曼说:“必须经过超常努力, 方能达到对神秘的和真正有价值之物的理解, 永远是知识分子自我合法化神话中的绝对必要的一部分。” (4)

波斯纳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 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紧要之处在于公共, 由此他强调, “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的’这一修饰词, 我旨在强调, 不论这些知识分子的作品如何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以及政治上的影响, 倘若不能与超出一小部分专业读者以外更多的社会公众交流沟通, 就不属于本人使用这一术语层面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5) 的确, 文化抑或大众文化都只是一个概念。关键在于, 时代需要这样一批文化工作者加入大众文化的生产过程中去, 大力宣传奋斗、友爱、同情、仁慈、诚信、宽容等美好的人格品质, 引导大众塑造理想人格, 张扬本真个性。

注释

1[1]让·波德里亚著, 张一兵主编:《消费社会》,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62页。

2[2]霍克海默、阿多诺著, 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5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 (下)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04页。

4[4]齐格蒙·鲍曼著, 洪涛译:《立法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16页。

企业文化三要素对企业的影响 篇10

企业文化理论吸收了行为科学、公共关系学、决策科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精华, 其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创新、企业形象、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活动等。而在这诸多要素中, 有以下三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敬天爱人企业文化的宗旨基调

企业文化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企业的理念和宗旨。古今中外所有成功企业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千差万别,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企业的理念、宗旨决定着企业的发展路向和风格。各个成功企业其理念、宗旨在语言表述上各不相同, 但其精神基调却是相同的, 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敬天爱人”。

所谓“敬天”, 就是按事物的本性做事, “天”在这里指客观规律, 包括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在内, 也可以引申为有敬畏之心。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尊重自然环境的前提下, 企业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所谓“爱人”就是“利他”。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利他经营”, 友善经济。这里的“他”不仅指个人、其他企业、社会等利益相关者, 也包括企业内部的员工。

成功的企业必然是敬天与爱人的统一。任何破坏自然环境、竭泽而渔地对待自然资源, 对他人、对社会、对法律规则和良风美俗没有敬畏之心的企业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资源性企业的衰落和制假贩假企业的倒闭就是明证。破坏自然生态环境, 不在乎大众的利益, 终将受到自然与社会大众的惩罚。曾经种蔬菜拼命喷农药、养猪拼命喂激素的农民徐清元, “改邪归正”后生动描述出“互害型社会”的死亡链条——“造假酒的自己绝对不喝, 但他能保证吃不上毒白菜吗?种毒白菜的自己不吃, 但他能保证吃不上假药吗?造假药的自己不吃, 但他能保证喝不上假酒吗?如果大家都用造假坑害别人, 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同归于尽。”没有人不担心食品安全, 没有人愿意破产失业。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人, 只有本着“敬天爱人”之心, 确立友善人生、友善经济, 达到企业内部企业主与员工之间、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大众之间、企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和谐, 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在创立之初就应以“敬天爱人”为宗旨, 在生产经营中把正能量从企业主向员工传递, 从员工向顾客传递, 进而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而一个善良文明的社会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由海外历史学家李约瑟和黄仁宇共同创作的《中国社会的特质》中写道:“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即如何才能找到经济合理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之间的和谐。”万通集团主席冯仑在2011新年献词时曾这样表述“民营企业如何与社会和解”的问题:近几年来, 很多民营企业在持续和大规模增长后, 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 那就是思考、实践着与社会的和解, 通过公益、慈善的方式来达成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获取在中国社会持续增长的深层支持和发展土壤。海南航空公司对自身企业文化宗旨的概括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 实际上就是为员工们创造一个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民族做些事的环境, 哪怕是很小的事。”正是有这样的宗旨, 海航从1000万人民币起步, 仅用了20年时间, 成为了世界五星级航空公司, 国内第四大航空公司。

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举足轻重, 在被社会主流价值观主导的同时, 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当众多企业以“敬天爱人”为宗旨的基调对待企业内外各种关系, 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企业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乃至社会发展将同步共赢, 企业的经济行为与其他生活品质将同步提升。

诚实守信企业文化的立足点

传统上讲, 诚信是指一个人的可靠程度和可信任程度, 它是人品的核心部分。人们对诚信的理解, 以前主要局限于一个人诚实的程度, 后来则扩展到可靠性、责任感和社会依从性等方面。做企业和做人是一样的, 诚信既是立身之本, 又是生存之道, 还是成功的法宝。诚信就像树木的根, 如果没有根, 企业也就没有了生命。因此我们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应守住诚信, “诚”是对人的态度, 忠诚、诚实;“信”是做人的态度, 守信、讲信誉。

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证明, 诚实守信是企业生存成功的根本保障。我们国家百年老企业同仁堂就是典型的实例。1688年, 乐凤鸣继承了同仁堂的事业, 制定的原则就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以“修合无人见, 存心有天知”为信条, 一直延续至今。改革开放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 则是当代企业诚实守信的典型案例。1987年8月8日, 在杭州武林门, 5000多双温州产的劣质皮鞋被工商局烧毁。这把火, 被温州人称为“耻辱之火”, 它刺痛了所有温州人的神经。12年之后, 温州商人在杭州点燃了第二把火, 烧毁了2000多双假冒温州名牌的伪劣皮鞋, 这场火让温州人扬眉吐气, 是一把“雪耻之火”。20年后的2007年8月8日, 在杭州武林广场举行的“诚信日”活动中, 温州人又在他们铸就的“诚信宝鼎”中点燃了第三把火——“诚信之火”。

温州人经过多年的奋斗, 一批知名品牌从温州崛起, 他们交出了一份质量与诚信的优秀成绩单——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和中国知名品牌最多的城市之一。温州人苦心打造的“信用鞋”, 不但重返全国的各大城市, 还昂首挺胸走向国际市场。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 但起根本和决定作用的还是诚信。浙商为何能成为现在中国数一数二的商帮,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不太诚信的环境中构建了一个诚信圈。

16世纪末, 一个名叫巴伦支的荷兰船长, 为了避开激烈的海上贸易竞争, 带领17名船员出航, 试图从荷兰往北开辟一条新的到亚洲的航行路线。他们到了三文雅, 进入北极圈, 途中被困8个月。为了御寒, 他们拆掉了船上的甲板做燃料, 食物就靠打猎来勉强维持。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 有8个人死去了, 但巴伦支船长他们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死亡的威胁下, 他们丝毫未动委托人让他们运送的货物, 而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8个月后, 幸存的巴伦支船长和9名荷兰水手终于把货物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 送到了委托人手中。当时, 巴伦支船长和船员们的诚信震动了欧洲, 也为荷兰商人赢得了宝贵的信誉。

诚实守信是企业规则, 同时也是企业发展的保障。在阿里巴巴十周年之际, 马云决心以诚信开启新商业文明。他说:“十年以后, 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我们不希望看到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区别, 只希望看到的是诚信经营的企业。”

自强不息、睿智创新企业文化的生命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自强不息、睿智创新的历史。纵观当代企业, 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主动, 立于不败之地。许多企业之所以失败, 就是因为做不到这一点。

创新, 从根本上说是观念和思维的创新, 一切创新都是源于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创新。企业文化理念是企业文化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 企业文化理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着导向作用。一个成功企业必须是在企业核心理念指导下不断创新, 在企业创立发展过程中, 企业文化理念处于首要地位。企业文化理念创新是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要诀, 是企业各项创新的导向和关键。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应该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企业文化中的理念和价值观必须和当时的主流文化相适应, 保持企业文化的先进性, 就是不断进行文化创新。同时, 企业文化又是特定企业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 它的形式可以标准化, 但侧重点、类型、强度、价值内涵和基本假设各不相同, 不可能完全雷同。同样是日本企业, 索尼公司强调开拓创新, 尼桑公司强调顾客至上;同样属于美国企业, 惠普公司强调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IBM公司则强调尊重人、信任人, 善于运用激励手段。

企业的发展主要通过企业的创新来实现, 企业的创新首先体现在企业文化的创新中。企业文化的创新能够增强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 提升企业个体和团队的学习力, 从而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 作为社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 企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企业文化创新产生的辐射力在广度和深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 反过来又推动企业的创新发展。最鲜活的例子就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各种电子产品——手机、电脑、电视等及新兴的电子商务。

显而易见, 自强不息、睿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推动力。企业文化创新其实质就是观念创新, 新的观念激发企业的进取心和创造性, 努力尝试开拓新领域, 提升新高度, 创造新奇迹, 迎接新挑战, 使企业永远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有力地推动企业的持续发展。

可以说, 企业文化是一种既时尚又古典的企业管理方式。说它时尚, 是因为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想被提出, 被研究, 被应用推广, 也不过才二三十年。说它古典, 是因为企业文化是从有企业起就存在的。历史已经证明, 敬天爱人、诚实守信以及自强不息、睿智创新, 共同构成了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传统文化要素 篇1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生态学；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一、文化生态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生态学”，指的是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交叉学科，也是研究文化的存在发展与资源、环境、状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规律的科学。总体而言，文化生态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1]。

文化生态学在借用系统论的理论前提下，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即“文化生态环境”，对其进行全面、系统而又整体的研究。本文将“文化生态系统”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试图探索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生态结构与策略。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文化生态保护的诉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地理位置。地理位置一般是用来描述地理事物时间和空间关系。本文在这里主要是指自然地理位置，即地理事物在地球表面本来就存在的时空关系。不同的地理位置形成不同的地缘文化、造就不同的文化风貌与文化形态；气候条件。气候是地球上某一地区多年时段大气的一般状态，是该时段各种天气过程的综合表现。气候条件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可能性。如山西省平陆县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日照充足，温差大，土壤结构比较坚实，为当地独特的民居建筑技艺——地窨院营造技艺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不可忽视。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发生可能导致发生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另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可能使发生地之前未被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地域的产物，也与地域息息相关；离开了特定的地域，便失去了它们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也就谈不上挖掘、利用、保护、传承和发展。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首先要关注孕育该文化的自然生态，只有保护好其原生的自然土壤，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汁原味”，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经济环境：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期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因而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但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消费选择更加多样，文化产品也更加的丰富，此时的非物质遗产与现代化生活相隔绝，由于“落后”而成为了边缘物。

生产方式。农业时代，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以传统手工作业为主，铁犁牛耕，所以传统手工艺大多为个体、民间艺人手工制作，用料、工艺十分考究、工序繁复，并呈现出独特的个性；而工业化时代，产品被大量的复制，由个体创造带来的独特的精神和气质被机器消解掉了，文化内涵被抽空，现代化生产下的产品成为形式的“秀场”。

经济体制。就国内来看，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多以政府为主体，以静态保护为主，体现为“博物馆藏”，由于缺乏广泛的受众参与，文化资源只能在创造者或传承者的所在地的小范围内发展，其所创造的价值也仅仅是满足所有者自身的生存所需；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成为大众消费的产品，成为各种企业创造和利用“原料”，其价值可以在不同的观念、技术中创造和叠加，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增加丰厚的动力，创造出繁盛的效益。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及活动范围内的社会物质、精神条件的总和。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人”，因人产生、随人发展、靠人传承；人的保护与传承活动贯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始终。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要以人们生产生活的真实的社会环境为依托。

国家法律。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调动资源加大保护力度，对破坏非遗行为进行强制性制止，对保护非遗进行法律上的支持，为政府行为乃至其他社会力量包括公民个人保护行为提供法律保障；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政治制度紧密相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它是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体制。在当今中国，非遗不仅是文化消费的核心资源和重要的旅游资源，它还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与成就，社会主义体制为非遗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社会体制改革在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建设的同时会更有力的提高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强度；教育体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学界作用无可替代；一方面，专家学者所拥有的专业知识、保护技术、研究手段，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可替代的智囊要素。另一方面，文化传承离不开学校教育，加强小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培养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保护意识，对非遗的传播与传承是很好的促进；传播体制。非遗的保护工作，需要加大宣传的力度，使非遗在全社会得到认可和尊重，要赢得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提高公民保护文化资源的自觉，增强文化保护意识，利用各种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资源，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形成良好的非遗保护舆论氛围和风气。

参考文献：

台南盐田文化景观要素及类型分析 篇12

盐是人类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物质, 也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千百年来, 人们制盐、运盐、管盐、售盐、用盐,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留下了辉煌的遗产。有的场所经历数千年, 至今还在运转, 造福人民。有的场所虽转为它途, 但仍承载着盐文化的厚重积淀, 让人们透过时空看到先民的生活情境[1]。盐以及由盐产生的文化, 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 它不仅是见证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遗存, 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载体。因此, 世界各地均十分重视盐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工作, 涌现出如法国萨兰莱班大盐场、哥伦比亚锡帕基拉盐教堂、波兰维利奇卡盐矿等一大批极具特色的盐文化遗产。

文化景观是一种强调自然和人文关系融合的遗产类型, 于1992年在美国举行的第1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作为世界遗产的新类型, 并在其后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执行指导方针》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中对文化景观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文化景观是文化遗产, 同时代表《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第一条所称的“人类与自然结合之作”, 是“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 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 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2]。因此, 文化景观“是一种包容性的概念, 包括自然景观与其中因为文化活动或生计生活而产生的空间及相关连之环境”[3]。迄今为止, 全世界已有80多处场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景观。

2 台南盐田文化景观

2.1 台南盐田概述

台湾晒盐业自1665年陈永华于台南辟建濑口盐田以来, 至2002年5月台湾盐业史上最后一个盐场———台南七股“扇形盐田”关闭为止, 300多年来, 台南始终是台湾盐业的中心。二战后, 台湾制盐总厂设立鹿港、布袋、北门、七股、台南、乌树林六大盐场, 其中北门、七股、台南三处位于现台南辖区内。这些盐场是台湾人与环境 (大海、气候) 互动的结果, 留存有各时期的盐文化资源, 见证了台湾盐业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 体现出丰富而又独具内涵的文化特征。

2.2 台南盐田文化景观要素

台南盐场分布在台湾西南沿海地区的倒风与台江两大内海, 其12处盐场区域, 晒盐形成的盐田、盐田旁的盐村聚落、盐业建筑和设施, 以及与盐相关的无形文化资产, 构成了台南盐田文化景观的主体。

1) 盐田。对于利用海水晒盐的盐场而言, 盐田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亦最能表现出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虽历经废晒, 原来广袤的盐田已经逐渐萎缩, 但仍有北门井仔脚瓦盘盐田、七股扇形盐田等极具特色和历史价值的盐田景观。

2) 盐村聚落。由于从事晒盐工作的需要, 在盐田周边往往形成盐民的移民聚落。如现存的盐埕村、十栋寮等盐村聚落, 从生存到生活、从生产器物到民俗艺术无不与盐有关, 通过它们可窥见台南盐业的发展历程, 是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

3) 盐业建筑与设施。台南是台湾晒盐产业的发源地, 二战后台湾制盐总厂也都设在台南, 因此盐业建筑和设施也是台南盐文化现存要素中最为丰富的部分。除了盐村聚落中的盐工宿舍外, 也有数量众多的办公厅舍、厂房以及仓库等。除了过去认为部分特色鲜明已被列为台湾“古迹”的建筑以外, 其他每一栋建筑甚至其周边设施, 也都可能会依其地理位置或用途而用不同的意义价值。

4) 晒盐技艺。台湾春末有雨, 夏天多飓风且无明显的干季, 本不是特别适合晒盐。但是台湾300多年来的晒盐产业, 从起步发展成台湾产业的大宗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 晒盐技艺的提升功不可没。从煮盐法到淋卤晒盐再到分池晒盐, 台湾的晒盐技艺经过盐工的世代传承和不断改进发展, 成为独具台湾特色的晒盐技艺。虽然台湾晒盐产业的历史已经结束, 并不代表跟盐有关的技术就要消失。作为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与历史记忆, 晒盐技艺将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去。

5) 平安祭盐。盐不但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物质, 亦是表达财富、崇敬、忠贞、平安、不朽, 一向受人崇拜。在台湾习俗中, 盐同样具有吉祥平安之意, 可以趋利避邪。依托悠久的产盐历史和丰富的盐业资源, 台南已经举办了多届“鲲鯓王平安盐祭”活动, 通过祈福仪式、盐福袋发送等活动, 展现和传承台湾西南沿海特有的盐文化。

3 台南盐田文化景观类型分析

3.1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划分标准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执行指导方针》中将文化景观分为三种, 分别是“人类刻意设计及创造的景观” (landscape designed and created intentionally by man) 、“有机地演变的景观” (organically evolved landscape) 与“联想的文化景观” (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 。“人类刻意设计及创造的景观”是指由人类设计和创造的景观。包括出于审美原因建造的花园和园林景观, 它们常常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和建筑群相联系;“有机地演变的景观”是指起源于一项社会、经济、管理或宗教要求的历史景观, 在不断调整响应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现在的形态;“联想的文化景观”也称为复合景观, 此类景观的文化意义取决于自然要素与人类宗教、艺术或历史文化的关联性, 多为经人工护养的自然胜境, 如风景区、宗教圣地[4]。

3.2 台南盐田文化景观类型

文化景观是一种融合自然和人文关系的遗产类型, 它强调了人与生存环境之间一种无法割舍的精神联系, 反映出人与环境互动关系, 呈现出多重的文化属性[5]。台南盐田是台湾人基于用盐的需求, 利用台湾西海岸的地理和气候特点、数百年来围海造 (盐) 田, 不断改变盐田结构, 提高晒盐技艺, 是人类通过与海滩场地发生交互作用, 在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发展起来, 在区域内形成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因此, 按照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的划分标准, 台南盐田文化景观可列为“有机地演变的景观”类别。

4 保护与利用

由于盐场废晒, 盐田文化景观的保护有一定压力, 因此, 必须按照文化景观真实性、完整性要求, 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 保护台南盐田文化景观的和谐发展。

1) 严格保存盐田遗址。盐田和盐业建筑是台南盐文化景观的精华所在, 同时也是盐文化的衍生地, 应通过严格的史迹保护方式, 在较长的时间内再现盐场遗址, 体现盐业文明, 为整体保护盐文化风貌和集中展示盐文化价值提供保证。

2) 强调盐文化传承。首先要充分认识并发挥台南盐文化的价值, 突出展示特色的盐田景观, 让来者体验特殊晒盐方式所留下的文化景观和人文风俗。其次, 大力开展盐文化历史教育, 促进采晒盐技艺和传统风俗的传承。

摘要：通过分析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的概念与分类, 探讨了台南盐田文化景观的要素及类型, 同时对其保护与利用提出了一些建议, 以期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盐田, 促进台南盐田文化景观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盐文化,景观类型,盐田

参考文献

[1]盐文化遗产保护扬州宣言[J].盐业史研究, 2011 (3) :1.

[2]汤茂林.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 2000 (1) :72.

[3]傅朝卿.从文化景观找回台湾营建环境的整体性[J].台湾建筑, 2000 (5) :56.

[4]傅朝卿.二十一世纪文化遗产保存与维护新趋势[J/OL].http://nutnr.lib.nutn.edu.tw/handle/987654321/7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