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文化

传统村落文化（精选12篇）

传统村落文化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 而且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 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然而, 在发展过程中, 许多少数民族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化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渴求经济上的高速发展, 尽快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希望长久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担忧以至恐惧传统文化很快消失。怎样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 即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又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显迫切、严峻!本文侧重结合月村社区的结构对其进行村民生活进行田野调查, 从中发现村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面临着外界的文化和经济冲击他们采取何种措施应对。

二、前人研究

月村位于云南省滇东南旅游景区的腹心地带, 全村13个家族都是明代以后从外地陆续迁入的, 属于典型的杂姓移民聚居村寨。村中的张、普、毕、高、潘、姜、昂姓皆为撒尼人;李姓除有一户汉族外, 其余均为撒尼人;尹、瓦姓则均为汉族。“2007年全村有496户人家, 2088人, 其中彝族 (撒尼支系) 人口占90%, 汉族及其他民族占10%。”月村作为一个撒尼人村落其传统文化保存的较为完整, 长久以来备受众多学者的关注。尹绍亭教授对云南石林月村、丘北等5个村进行民族文化的保护项目研究;李艳华运用族群理论, 对撒尼人的族群认同变迁的研究;肖青通过对月村人对村寨历史的集体记忆的研究来探讨撒尼人对村寨认同;陈永香、吴永社从彝族山神观念的形成、仪式、文化内涵对祭祀仪式进行探讨;昂自明以功能主义探寻撒尼人“密枝”活动的目的。众多学者对同一个田野点的研究出于学术背景和研究取向的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前人的研究归纳起来其侧重点主要还是把月村当作一个单一文化系统进行研究, 对月村内部的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社会科学界采用古典进化论的分类架构, 简单地把丰富的民间信仰、仪式、归类结合古代史的‘残余’, 认为这些文化形式在进入‘现代’之后就不再具有原有的功能和意义。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逐步松解, 面对民间信仰的‘死灰复燃’, 政策研究界采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进行解释, 对民间信仰的概念不清、界定不明。”那么, 在人类学现存的学术资源中, 是否存在现成的框架以提供我们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月村的社区空间?或者说, 月村的仪式空间对于人类学已有见解有什么意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回到仪式空间、地域崇拜等理论脉络里去探寻。

三、村落空间的建构

(一) 行政、市场空间

对人类学关于空间理论研究进行回顾以后, 我们来看月村撒尼人他们是如何建构自己的社区空间的。一、行政空间的范畴。据月湖村的族谱及相关文献记载此村六个宗族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在月村定居, 明朝年间月湖所属石林县设路南州, 隶属于澄江府。弘治三年 (1490) 废县入州。清代仍袭明制。民国2年 (1913) 废州设县, 路南始称路南县。先隶滇中道, 后废道隶于省, 民国37年 (1948) 又隶于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950年属宜良专区, 1954年属曲靖专区。1956年成立路南彝族自治县, 至1958年被裁并入宜良, 1964年始恢复路南彝族自治县建制, 仍隶属于曲靖专区。1984年路南彝族自治县划归昆明市管辖, 1998年10月8日, 更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2006年, 撤销北大村乡, 其行政区域并入石林镇, 镇政府驻原北大村乡政府驻地。在平时的行政管辖上月村和其它村落一样围绕着村委会开展行政工作。二、市场空间。从月湖村的地理位置上来看, 虽然月湖村属于石林县域, 但是从距离上来说它更加靠近另外的宜良、陆良、潞西县。根据笔者调查得知, 在以前从石林县成到月湖村的县级公路还没修好的时候, 月村人会更理性地选择到与其距离较近的三个相邻县集市上去赶集。自从县级公路修通以后, 再加上现代交通工具, 月湖村村民又更加倾向于到民族文化气息较浓的石林县城、乡镇去赶集。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变, 月村人的集市圈也是不断变化。传统人类学观念中的文化乃至社会, “我们所看到原具有地域基础的社会单位, 其范围的认定及这社会单位本身的概念, 已与实际地域的范围不相符合, 而是建立在其概念或象征的建构上, 文化反而是透过这空间来建构这‘社会’共有的象征与概念。”据调查发现, 在月村社区对内部村民们的生产、生活除了政府的以村民委员会为中心进行管理的行政空间、以及以集市为核心的市场空间以外, 其对村民生活影响较大的就是仪式空间。

(二) 仪式空间

月村的是石林彝族撒尼人传统民族文化保存得较为完整的村寨, 追溯月村先民史, 古代撒尼人凭借极低下的生产力不发达的认知力, 在寻求生存发展动机的驱动下, 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原始信仰观念。这些观念外化为宗教信仰习俗, 编织着古代撒尼人的生活模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 民间传统的信仰、仪式和象征影响着社会中大多数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当地民众通过仪式和故事 (神化) 讲述的方式, 对地方次序的建构, 并建构成各种不同的习惯与观念, 成为一种地方节庆的空间和时间组织。“这些仪式空间以它们的特殊性展现出了复杂社会中行政空间与民间仪式地理之间、地理治理方式与草根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互动。”由于月村的民间信仰是推崇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 因而在神灵崇拜体系中就没有明确的主神, 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的祭祀的对象较为多样, 他们祭祀仪式的安排和西南广大彝族地区一样实行“十二兽”纪年、纪日的历法, 并且依照这些历法进行祭祀活动。祭祀仪式的内容有:山神、祖祠洞、龙潭、祭祀白龙、祭祀黑龙、祭“渣司”、村保护神、火把节、密枝节。祭祀时间依次为:虎月十五、虎月虎日、兔月、马月、龙月蛇日、猴月十五日、羊月二十三日、羊月二十四、鼠月鼠日。从月村社区以上的祭祀仪式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月村社区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神、祖先、鬼的信仰, 这些仪式除了祖祠洞祭祀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祭祀, 其它仪式都是以村落共同体为单位开展的。从祭祀的内容以及时间的紧凑性, 我们可以想象的到这些祭祀活动在月村的社区生活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1、以地缘为纽带的神祗

这里所指的仪式空间的边界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村落内部的生活区与祭祀区的边界, 另外一个是指村民心目中的本身区与其它社区的边界。在调查中, 据村民说, 在他们所信奉的神, 对社区影响力的角度而言, 这三个神的影响力较大, 它关系到村寨的人丁兴旺、庄稼丰收、牲畜平安、村庄平安与否。首先, 在月湖村的仪式空间的建构里, 社区内不同的神祗有不同的管辖范围。这些不同神明、祖先的仪式也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形态。月村各神祗的特征:各有辖区、各具功能。它管辖着一定的范围, 并通过仪式强化了范围的边界, 形成不同的地域崇拜体系。村民们通过每次仪式来对以地缘为纽带的地域空间进行强化, 划定“我”与“非我”的边界, 确认这个边界里面的人是一个共同体, 是一个社。

我们可以发现通过不同的祭祀体系的禁忌规定, 对村民们的所起的作用是用行政干预手段管理所不能比拟的。月村村民采用仪式活动的举行, 规定人们遵守这些仪式的禁忌, 维护社区的稳定, 在社区内部个人的安危与社区的紧密联系下, 让大家感觉到自己生活在社区这样一个有序的群体中。

2、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

据调查显示在月村社区里有张、高、毕、姜、尹、普、李、昂、潘等九个宗族, 前六个宗族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在月村定居, 其余的几个宗族是在清代时搬迁过来。通过对月村各家谱系的调查, 得知月村并无大姓,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 以单姓为主的村落在石林区域内是有限的, 更多的是杂姓村落, 因此在这些村落中, 宗族的整合能力有限, 而以村庙信仰为则部分姓氏, 从而成为姓氏联合的纽带。月村社区的不同宗族彝族的祖先崇拜的主要崇拜方式有如下几种:第一, 灵牌崇拜。灵牌即灵位, 亡灵享祀的寓所。灵牌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牌” (代表灵魂寓所) , 一是“灵” (代表亡魂) 。灵牌一般是供奉在客厅供桌的正上方, 每逢大节日和婚姻等大事以及有病灾求祖先保佑时, 都要隆重献祭灵牌。特别的是彝族家庭的灵牌供奉只供三代祖先的灵牌, 超过三代的将被送到祖灵洞去供奉。第二, 祖墓崇拜。历史上彝族大都实行火葬, 自明清以来, 逐渐改为墓葬。墓地也就成为神圣之地, 它也是祭祀的对象。第三, 祖灵洞崇拜。彝族家庭中灵牌被供奉到超过三代以后即将被送到祖灵洞里, 其形制大多为岩洞, 祖灵洞成为族体共同祭祖的圣地。

四、结论

最近已有很多学者运用社会 (文化) 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对当代中国民间信仰与仪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们都“围绕着仪式、象征及其特定社区、群体的文化本质和演变讨论问题”, 并指出“仪式决不仅仅属于传统的前现代的社会, 现代政治生活和权力的运作同样离不开仪式”。通过月村民间信仰仪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我们可以发现, 月村的行政空间、市场空间随着世代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 但是作为与月村撒尼人具有密切关系的诸神信仰、仪式活动, 它与月村村民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信仰的来源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寄托, 更大程度上则是与实际参与者的状态密切联系着的, 对于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社会关系及政治行为等都产生有极大的影响。在月村的行政、市场、仪式空间里, 仪式空间较为稳定地维持着月村的社区生活。对于民间信仰、仪式、象征的文化内涵以及功能剖析只有联系到当地社区的生活, 探其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到其长存之根源。这些问题的关注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怀, 同时通过这样的研究也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现代化理论的场景。

参考文献

[1]本文依照人类学研究传统以月村作为月湖村学名。

[2]此数据来源于石林彝族自治县史志办2009年数据。

[3]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2年。

[5]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6]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2年。

传统村落文化 篇2

要注重传统文化发展,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的元素、内涵和表现形式,让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传播开来；要注重特色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业等优势产业,提高老百姓收入,改善老百姓生活。

通过活态的聚落遗产，挖掘和密切其与村民之间的生产方式、宗教行为、生活习惯、生态理念等文化联系。坚持“保护优先、修缮为主、适度开发”原则，认识古村落遗产保护修缮的“四原”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与原样式。从外形设计、材料与实体、用途与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制、位置与背景环境、语言与其他非遗等多层面，加强保护工作，确保我国传统村落遗产的真实性。

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许多自然村寨的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乡间的石板路被水泥覆盖，农民住进了楼房，曾经的吊脚楼越来越少，村民记忆深处的家乡特色正在一点点被现代化设施改变。

古村落是一种文化资本.体现着民族民间创造智慧的村庄，今天仍是被我们忽视的生态资源。中国农耕文明以第一自然为本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形态仍然是适用的，是符合低碳时代现代发展的。村庄，是我们要重视依赖的以自然为本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村落的自然生态与休养生息价值凸显出来。古村落的生态价值及自主的慢生活方式，成为城市望尘莫及的优势，而边疆地区的一些古村寨，更是成为吸引世界瞩目的文化物种稀有之地。

我国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精粹和中华民族的根基，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生态景观资源，是我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然而，长期以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乡村城镇化、郊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开发、城乡统筹发展”的多重挑战和冲击，传统村落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破坏。目前，“千村一面、万村一貌”的“特色危机”正成为共性问题，不少传统村落正在遭受“持续性破坏”，甚至濒临消亡。

村落社区传承保持着最本源的民族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活的细胞和基因库，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正是依附在村社文化传统中绵延存活的。它不仅是历史遗存与族群文化记忆生长的土壤，也是适应调节族群当下生存的公共社会。活态文化的村落社区研究，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文化生态的整体，回到村社的世界，去发现文化的真实存在，去发现村社民众对文化的情感心理和社会需求。

村落是我们最古老的家园。我们的文明最初是在村落里养育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根性和多样性在村落里。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传统村落这种根性的文化价值认知有限，大部分村落又没有村落志，大量珍贵的传统村落在时代转型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保护传统村落，不应仅着眼于古建筑的保护，还应保护好包括在这些村落中生活在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为保护好人们的生活形态、劳作方式、民俗、道德与价值取向观念，应该发动村民，热爱自己的家园，认识其中的价值。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见物不见人，而是要关注村民的文化权利和经济利益，要让他们拥有尊严和骄傲感。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一定要注重民生，解决传统村落居民的住房供给，还要提高村民的保护意识，让有识之士共同加入到保护古村落的队伍当中，实现保护机制的多样化。

传统村落有效保护与发掘研究、合理整治、适度开发相结合，以保护促利用、利用强保护。一是传统村落有效保护必须发掘研究遗产和合理整治环境。只有充分发掘、研究好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才能作为资源利用，才能在合理开发中发挥其历史文化价值和自然景观价值。二是传统村落开发利用是有效保护的具体途径。合理开发利用既要整治传统村落格局风貌等自然遗产，又要保护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更要传承乡土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有序的开发利用，发展乡村文化休闲旅游，让城市居民和旅游者参与其中。

每个古村落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单元，也是物质与文化的综合体，是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完整的古村落应包括民宅建筑、桥梁、庙宇、祠堂、古树、亭台楼阁、古戏台、碑廊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应包括与之密切关联的各种民俗、生产生活、婚丧嫁娶、民间信仰崇拜以及民间神话、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和歌谣等口头的、无形的和民间艺术、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解古村落就可以理解中国文化的民族密码和历史细节，读懂古村落就可以读懂民间文化的百科全书。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留存在古村落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闪烁在古村落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散落在古村落里，中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汇聚在古村落里，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深扎在古村落里。冯骥才先生曾说：中国最大的物质遗产是万里长城，最大的非遗是春节，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古村落。

村落不完全是一个物质性的景观，更重要的是村落是有灵魂的，她有生产、生活，有她独有的、传承的历史的精神和地域的文化，这种文化往往是大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我有一个想法，想在南方和北方各选一个传统村落，由国家投资，作为实验性试点进行保护。这其中要掌握好几个理念：一方面，保护好传统村落的历史真实性。就是要保持她的原汁原味，要在保持真实性的基础上，提高居住在其中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他们有权力享受现代科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舒适和方便。我们要把现代文明输入村庄，也要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改善；另一方面，村民还要有和村落相结合的生产。他们有了生产，才能获得生产的资源，确保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只有村民愿意留在村庄里，村庄才能被活态地保护下来。所以，真正保护村庄的不是政府、学者，是村民自己，他们才是保护村庄真正的主人。我们要让他们有保护的自觉，同时，我们要给他们创造好保护的条件。保护的条件就是生活得好，还能持续生产。只有这样，保护和发展才能到根本上去。古村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有自己的外形和内核，有自己的精神和灵魂。保护古村落，并非是被动地对抗岁月的磨蚀，其中也包含着对古村落人文生命的挖掘与扬弃。因此，对古村落的保护、建设和开发一定要按规律办事，切忌在开发和建设中造成不可补救的破坏，从而使在历史浩劫中幸存的古村落在开发中死去。保护与开发永远是一对矛盾，对古村落是作为文化基因完整地加以保护，还是作为生财之道尽快地开发赚钱，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各级政府应本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历史的情怀、超前的眼光、长远的规划、持之以恒的决心，积极开展对古村落的保护，既注重对古村落的活态传承，又防止过度的开发，正确地面对历史与现实，正确地处理经济与文化，正确地看待遗产与利益，正确地评判政绩与公益，寻找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两全之策。

在不影响民俗村整体景观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开办村落民俗博物馆的方式，将这里最优秀、最稀缺的文化遗产展示给人看。但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它的局限性，更不能置众多优秀的、活态的、本身就作为民间生活一部分的原生态文化于不顾，而刻意将那些活态民俗绞杀后制成博物标本。民俗旅游开发的大忌是过多的人为干预，衡量一个民俗村开发得是否成功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开发后随着旅游环境的改善原有生态环境保持如何。

传统村落文化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传统村落环境；关系研究

0 引言

本文选择合阳县传统村落作为研究主体，立足于对合阳县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以及传统村落环境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合阳县传统村落环境，并且对传统村落环境与合阳县非物质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互支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寻找出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非物質文化存在的价值。通过对合阳县非物质文化在村落公共空间、庙宇建筑、民居建筑中的存在空间和合阳县传统村落本身的形态进行研究，最终针对其整体性保护和发展提出既能够改善村民生活环境条件，又具有地方特征的合理建议。

1 传统村落的整体形态

所谓的村落形态主要是指村落中水系、民居、街巷等物质要素的风格、肌理、格局和总体布局形式等，其除了能够将村落的规划布局基本思想充分地体现出来，同时也可以将一个古村落的历史变迁准确的记录下来，而且还包含着人的行为、心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与村落自然环境之间形成的融合、互动的痕迹。[1]

合阳县地处黄河中游、渭北黄土坮塬东部。早在新石器时期莘氏部落聚居于此，古称古莘国。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悠久历史文化使传统村落在空间形态上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在传统村落中村落绿化景观、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建筑民居建筑、街巷空间等共同的形成了传统的村落环境，而一些非物质文化在这些传统的村落环境中也经历了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那么传统的村落环境是怎样和非物质文化之间形成相互制约以及相互影响的关系，或者说在村落的环境中非物质文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呢？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合阳县传统村落环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文化活动在村落文化空间中主要是分布于一些特定的文化活动场地，然而在农户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一些文化活动开始逐渐的分布于各个家庭的庭院空间或者室内空间，也就是说，家庭生活区逐渐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活动集中地。在当地的传统村落中这种文化空间具有非常明显得体现，如其集中体现在集市、村落广场、庙宇建筑、居民住所等传统的村落环境中。作为庙会这种非物质文化活动场所，其中保留的优秀民间艺术形式是千百年劳动人民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精神遗产。上述的这些空间环境就逐渐变成了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有效承载作用的一种文化空间。[2]

2.1 居民住所和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面花作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时是必不可少的，它的深度文化意蕴与其他民间食品有着很大的差别。它不仅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美的观念，而且强烈地体现着民俗性，有着丰富的色彩和独特的造型。面花这项民俗活动在传统村落中各家各户都有所参与，特别是当地举行庙会的时候，各家的妇女就会将面花展示在庙宇中，或者如果有一些姑娘要嫁人，这时候乡里乡党就会带着自己的面花送上祝福。除此之外，面花在当地被大量用作民俗用品。因此，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居住建筑就变成了一种展示空间，还不如说这里人们的生活与面花展示本身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2.2 庙宇建筑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从形态上来说，当地的庙宇建筑大部分都是宗祠，一般都是在村落的一侧或者村落的中心对庙宇进行布局，而这些场所属于当地村民开展集市、娱乐、社交等各项活动的中心。与此同时，在村落中还存在着一些小的庙宇，而一些与人们生活具有密切关系的神灵被供奉在这些庙宇中，通常都是在村中心广场或者村口对这些庙宇进行布局，其属于当地的大众活动中心之一。庙宇作为祭祀空间除了与当地的社会环境、结构、历史的发展等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之外，同时还承载着当地人们的信仰。艺术美能够在祭祀空间中的文化很好地体现出来，同时祭祀空间还能够对人们的操守和情思具有一定的激发作用，在无形中其能够将一条关于地方的文化脉络形成。因此，其属于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地方历史画卷，在祭祀空间人们就能够感受到一种本土的亲切感和文化情怀。

在合阳县的传统村落中大约都有三四个个小庙宇，庙会活动都是围绕庙宇建筑展开的。庙会作为文化艺术场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人文信息，每年农历二月二、七月七前后是合阳县传统村落庙会最多的时候。届时天未明，黄河沿岸的人们，携儿带女，前去祭拜神灵，而面花常常作为人们祭祀的贡品。妇女们手工制作的面花在庙宇建筑空间中起到了富于艺术美的装饰作用，而人们对神灵的信仰也能够在形态各异的面花中很好地体现出来，因而其具有非常浓郁的乡土文化色彩。

2.3 村落广场和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

小城市或者农村当中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就是所谓的集市，在古代也被人们称为“集墟”或者“墟市”。所谓的“集”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人与物相聚会的含义，因而到集市上做买卖被人们称作为“赶集”或者“上集”，随便到集上看看被人们称作“赶闲集，逛集”。在当地传统村落中每个月有九天属于“集”的时间，而集市则是当地展示非物质文化一个最好的时间。在集市的街道两侧整齐地排列着各琳琅满目的各种手工制品，然后供买家进行观赏和选择。

3 整体性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意见

从整体性、真实性保护的角度讲，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互支持的特点。基于这个特点，应该注重其原始空间环境的沿袭与发展，使之能够充满生命力地传承，又能够承载更加全面的历史文化信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的最为关键的条件就是有形的传统自然村落环境，两者具有相互依存以及相互维系的关系。因此，在对村落周边自然环境条件和人居环境进行不断改善的同时，必须要充分地做好保护文化环境的工作，也就是在对非遗予以高度重视的同时，必须要对村落这种容纳和承载非遗的物质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

在实地调研当地村落之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的若干建议：首先，要重构整体村落空间形态。其次，要对民居建筑的院落空间和室内空间的特性进行塑造。再次，要对广场、集市和庙宇等村落公共活动空间进行重新构造。第四，要对村落景观环境进行优化。最后，要对非遗展示区的宣传空间进行认真的打造。

4 结语

合阳县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环境是庙会、面花、土布等非物质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依附载体，在对以上非物质文化的生存和成长环境进行改善的工作中村落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必须要积极地抢救和保护这些传统文化，从而能够有效地做好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工作。

参考文献：

[1] 王小明.传统村落价值认定与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和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2）.

[2] 吴兆奇.湛江地区祠堂的建筑形式与文化研究[J].美与时代（中），2012（06）.

传统村落文化 篇4

1.1 街道, 生活, 人

现今在盲目追求功利的旅游业发展洪流中, 一个个宁静悠远的乡土村落街道向特色旅游商业街区转化, 朴实民风不复, 并逐步丧失本土文化的灵魂。位于云南省通海县的兴蒙蒙古族的村落白阁村是2012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915个村落之一, 历史悠久但因地理的原因, 经济较为落后, 村落街道形态混乱。保护和关注其少数民族乡土景观, 传承其独特的历史文化, 在当下的街道更新设计中就显得十分重要。

街道是人居空间的必要产物, 街道是用于联系人与人关系的存在。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说:“当我们想到一个城市时, 首先处在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有生气, 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1]”。同理可引, 人们感受一个传统村落的模样, 首先来自村落的街道。换句话说, 街道是传统村落景观最直接的体现。街道与生活息息相关, 是当地居民生活的重要载体。“街道, 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只是为了交通, 而是作为社区存在[2]”。“街道最基本的用途就是社交[3]”。所以传统村落民族文化的文化传承, 在于体现村落少数民族的特有生活形态的景观设计。

街道景观, 是一个传统村落居民的生活形态景观最直接的体现。“你不是在街道上, 你就是街道[4]”。这说明人是街道的一部分, 街道其实是活的, 或者说应该把街道当作活物去对待。街道更新的方向, 应是以景观体现生活和满足人情需求为宗旨, 而不是盲目追求品质, 追求景观指标。

1.2 设计生活与文化传承

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 民族文化的传承于景观来说, 是形态符号, 更是人们的生活形态。那么如何在兴蒙乡蒙古族村的街道更新中, 体现其传统文化的精神?答案显而易见, 最直观的体现是其独特的人文景观———生活。只有存在于传统村落里人们特有的生活情景, 才能使其村落的景观活起来。因此在兴蒙蒙古族村街道的更新设计中, 将以居民生活为主导, 将其生活形态融入更新设计之中并配合居民的生活方式, 满足人情需求。以这样的更新方式, 把人当作景观设计更新的一部分, 体现当地居民生活形态和民风民情, 传承其独特的传统文化。

2 背景概况

云南省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是省内唯一一个蒙古族聚居乡, 位于云南省通海县杞麓湖西, 东经102°30′25″~102°52′53″, 北纬23°65′11″~24°14′49″, 距县城15km, 辖区面积4.77km2, 含5个自然村———白阁村、中村、下村、交椅湾村、桃家嘴村。云南省是全国传统村落分布的热点区[5]。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常年四季温和, 年平均气温15.4℃。地形以坝区盆地为主, 兼有小面积丘陵, 海拔1350~2441m, 土壤为红壤。

兴蒙蒙古族又称喀卓人或卡卓人, 是1253年随忽必烈率大军平云南大理国后, 镇守曲陀关而落籍通海的蒙古族后裔。历经750年沧海桑田的高原生活, 蒙古族的文化风俗与当地民族融合, 形成独特的卡卓文化。村落里保留有许多元代古迹和古文化建筑。它们是历史的刻印, 是展现从元朝至今历史变迁的活化石。

3 街巷空间构成与景观现状

3.1 街巷空间

3.1.1 街巷基本结构

蒙古族村的街巷道路分为二个等级 (图1) 。第一级道路为主要街道, 由村西侧延伸的呈南北走向道路和贯通全村的东西走向道路。第一级街道从村口蒙古族入滇纪念碑开始向村内延申, 联系蒙古族历史文化纪念馆, 民族文化图书馆, 祠堂, 文化活动中心广场等景观建筑和空间。此级道路路面宽约4~5.8m, 并常在交叉口处形成放大空间或广场。第二级道路为次要街道, 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巷弄, 较为狭窄, 仅满足人或非机动车辆通过。路面宽度约1.8~4m不等。第二级道路呈网状分布, 数量较多。

3.1.2 街巷界面组成

街巷的空间界面包括2个基本界面, 垂直界面和地面 (图2) 。蒙古族村的垂直界面由单纯的众多建筑面构成, 建筑多为1~2层楼民居。地面部分地形大部分呈平地, 在村落北缘因山势关系而为平缓坡地。铺装为青石板或水泥组成。地面上几乎没有公共设施。

3.1.3 街巷空间分析

按照景观学的标准, 视距和物高比为1∶1, 视角45°为全封闭空间, 2∶1则为半封闭, 3∶1封闭感达到最小。蒙古族村街巷空间除去节点空间, 街巷空间视距比值, 一级道路约为1∶1~1∶3, 二级道路则小于1, 表明蒙古族村其余街巷空间大多数为全封闭空间, 而这些空间视距比值因多个建筑物高度不一, 使得简单的街巷空间变得支离破碎, 成为一系列较小的杂乱空间。

3.1.4 重要的节点空间

根据实地调查调查, 蒙古族村的节点空间全部为交叉口空间。由街巷内明显的道路交叉口空间构成。此类空间大部分均为“十字形”, “丁字形”空间少且小。

3.1.5 街巷空间的疏密度

蒙古族村主要单元街巷空间, 路宽约1.8~4.5m不等, 视角约1∶1~1∶3。一般意义上而言, 说明其空间是非常狭窄且密集的。

3.1.6 街巷的整体形态

蒙古族村的各栋民居保持基本相同的走向和模式, 环境及相邻建筑之间通过附加自由形状的附属建筑, 以及民居建筑的不统一性, 使得村落的街巷结构形态呈现拓扑网状结构, 边界连续且不发散。

3.1.7 街巷的休憩空间

蒙古族村街道属于居住区道路, 偶有居民习惯于坐在房前的门槛上, 或者自备板凳靠墙而坐, 与人闲聊或是晒坦言, 作为休憩空间使用。

3.2 街道景观

街道的基础功能是交通。因此从景观形态学的角度出发, 街道景观必然是干净整洁和通达的。街景可以划分为垂直界面、地面、交叉口空间三个单元。以每个单元为对象分析现状, 结果如表1和图3。

3.2.1 街道建筑景观

a类蒙古包纹饰房屋:硬山顶, 墙面涂刷白粉, 蓝色蒙古族纹饰, 质地细腻。屋门顶作华丽的青瓦斗拱, 门框柱多为水泥仿石砌或花岗岩, 颜色繁杂。

b类砖房:墙体由灰黄色砖块垒砌, 无装饰。质地粗糙, 大部分保留硬山顶。

c类青瓦土房:墙面由泥土块砌成, 褐红色。质地粗糙, 是古老的原生态房屋。

d类杂糅房:a类b类房的结合体, 或是以上3类房结合花岗岩、瓷砖、不锈钢等具有明显现代的构筑风格的材料。

e类现代农村常见瓷砖房。

注:a类房屋所用蒙古族纹饰, 实际上为兰萨纹 (“寿”字纹变体) 结合云纹与卷草纹的综合纹饰, 形状偏向卷草纹, 故以卷草纹称之[6]

3.2.2 街道景观总体现状

(1) 所有民族文化景观仅集中在第一级道路。整体景观民族文化不突出。

(2) 街巷缺乏绿化软质的景观元素, 没有公共照明设施。

(3) 街道界面颜色灰黄、粗糙、样式杂乱, 个别街道脏乱有碍通行。街道没有达到干净和整洁的标准, 通达性不足。

(4) 整体街道空间狭窄、密集, 大多功能仅满足于通行。

4 蒙古族文化形态

兴蒙乡蒙古族人继承了先辈蒙古族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保留着蒙古族人的习俗和文化。同时因生存环境的巨变, 经历了由牧民—渔民—农民的转变的历史轨迹, 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俗文化———“马蹄南驻人北望”。

4.1 蒙古族的基本美学认知

蒙古族以骏马为精神依托和民族象征, 崇尚青色和白色, 以西为尊, 装饰纹样运用最多的为云纹 (图4) [7]。

4.2 兴蒙乡蒙古族特有的文化形态

“龙”文化:渔民时期所留下的历史痕迹, 体现在“龙王会”、“祭海会”等民俗活动。

“建筑”文化:当地蒙古族人拥有自鲁班《木经》习得的精湛建筑技艺, 所建房屋造型别致且经久耐用, 有自己的建筑文化节日“鲁班节”。

“眷北”文化:蒙古族崇尚依恋家乡并以草原为傲。当地传说一名叫阿扎拉的少女以青草编织大龙, 带领下一代回到了北方大草原的故事, 表达了南驻的蒙古族对北方深沉的思念和返乡的渴望, 充分体现当地对草原强烈的归属感。

5 街道景观更新改造

5.1 更新改造理念

通过以上研究, 调查兴蒙蒙古族当地居民的街巷空间结构、街道生活形态、文化情怀和美学认知, 针对融入居民生活的街道更新提出基于6个目标的更新改造理念:保护和修葺街道内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为当地居民建造一个安全美观方便的生活街道;街道改造的方向、景观满足人情的需求, 打造一个可供居民慢行休憩的街区;由于街巷空间的体积、疏密度、形态等因素限制, 街道景观的改造控制在亲切、迷你、小巧、安静的尺度之内;街道景观体现当地蒙古族居民认可的美学, 设计融入其文化形态, 提升街道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注重保护居民利益, 在更新改造中倡导自上而下的社区参与[8]。此外更新设计将考虑在街道的两侧设置景观、照明、坐椅、乡土植物的选择与搭配等。

5.2 更新改造措施

5.2.1 街道垂直界面更新

(1) 基础改造更新。保留和修葺c类房中具有当地文化内涵和建筑艺术价值的古老土房, 用修旧如旧的方式, 保留原有的硬山顶青瓦、红土墙面。将c类中没有历史价值的一般土房和b、d、e类统一为a类的外观, 青瓦硬山顶, 墙面统一为a类房的外观, 白底卷草纹。

(2) 修饰提升更新。蒙古族村蒙古族房屋最具特点的地方在于其独特的房门 (图5) 。其结构充分体现了当地人精湛的建筑技术和文化特殊性。因此对民居改造的重点就是营造有韵律的精致的门头“斜挑顶”, 使它们随着屋子的走向排列而有韵律, 使整个村落形成屋顶青瓦硬山顶统一韵律和门头青瓦“斜挑顶”统一韵律的二重奏。

门框, 将当地的门框材料统一颜色统一质地, 这里建议统一用塑木制作斗拱和门柱, 柱上做花纹修饰, 有龙、凤、水、云多种图案。或者沿用a类建筑以灰砖统一制作门柱。这措施以期赋值当地的建筑文化。

5.2.2 街道地面部分更新

(1) 路面更新措施。

清除杂物、堆积物, 平整路面, 埋入电缆。路面改用透水性混凝土铺装, 压印仿石纹。统一整齐石纹路面, 间断散点布置拟马跑过而留下的马蹄踏印 (图6) 。设计思路来源草原诗“马蹄踏得夕阳碎, 卧唱敖包待月明。”

(2) 路与墙的边界线绿化处理措施。

(1) 对较为宽阔的主要街道, 边界线依据路面宽窄和使用情况间断性放置马槽型景盆的植物组景盆栽。边缘作“凸”起处理。将突起的“槛面”处理为矮形休闲坐椅, 供居民沿屋休憩之用, “凸面”与墙面的夹角做小形条状绿化带, 混种禾草类植物与草本花卉。此地块可交由居民自行处理, 做为其自留地使用。此举在于模拟草原蒙古包与草原草地相接的边界, 以这样一种不完全而相似的模拟方式去表达高原蒙古血脉在漫长岁月里对北方草原深刻的思念与无奈 (图7, 8) 。

(2) 对路宽小于2m的路面边缘, 由居民自由处理, 摆放自家盆栽或是不作绿化处理, 首要保证通行。

(3) 道路安置路灯, 路灯选用为马灯形状。

(4) 植物配置选择以乡土植物、粗放管理的草本植物为主, 季度植物轮播。可选植物为迷迭 (Rosmarinus officinalis)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金沙槭 (Acer paxii) 、红花木莲 (Manglietia fordiana) 、华山矾 (Symplocos chinensis) 、云南七叶树 (Aesculus wangii) 、杜鹃 (Rhododendron simsii) 、龟背竹 (Monstera deliciosa) 、芋 (Colocasia esculenta) 、烟草 (Nicotiana tabacum) 、油菜花 (Brassica campestris) 、三叶草 (Trifolium repens) 、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黑麦草 (Lolium perenne) 、地被菊 (Dendranthema morifolium) 、孔雀草 (Tagetes patula) 、紫花地丁 (Viola philippica) 、圆锥石头花 (Gypsophila paniculata) 、韭菜 (Allium tuberosum) 、紫云英 (Astragalus sinicus) 等。

5.2.3 交叉口空间更新措施

不做大型复杂的绿化景观, 小品尺度小而精, 朴实。小品置石, 置石选浑厚偏圆的朴素石料, 石上可雕刻当地传说故事, 或蒙古族文字。边缘点缀3~4种绿化植物。保留居民的菜田, 但要规整边界线, 边缘点缀绿化植物。地面或可以地被植物和鹅卵石或湖石组合铺设为蒙古族基本纹样。在保证通行的情况下选择较宽的路面, 配植小乔木。

6 结语

民族文化的传承于景观设计而言主要是在于其民族生活形态的构建。将兴蒙蒙古族村的街道打造为一个安全、美观、有民族特色的街道, 街道设计风格力求符合其民族美学, 并加以创新, 以求既得到当地民族的美学认同又符合一般的审美原则。街道设置简单、小巧的坐椅使其随处皆可成为休憩空间;将街道两侧的狭窄的绿化空间交由居民自行种植;保留交叉口空间的种植区, 由居民自行管理。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 使街道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居民屋墙外的“家”空间, 居民自主管理街道, 其生活也将逐步渗透到街道中, 使其逐步发展为一个“活”的或者说有生活景观的街道。

这样更新旨在提供一个安全的基础, 提出具体的简单方便的更新设计策略建议。只需确定一个大方向, 剩下的将由居民的生活方式自动完成。这是一种自然的做功, 同时也是当地文化形态的鲜活体现。少数民族村落的街道是特殊的, 其更新方案应具有针对性。少数民族村落街道景观的改造应在尽力恢复其原生之美和生活宜居之上 (图9) 。

摘要：以通海县兴蒙乡蒙古族村为例, 依据现场调研资料, 在分析街巷空间构成及景观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街道更新的理念, 探讨了街道界面的更新措施, 指出了传统村落街道景观应遵循体现生活、满足人情和当地美学需求的设计宗旨, 期望使传统村落街道景观在更新改造之后不会成为丧失本土文化灵魂的商业街区。

关键词：街巷空间,街道景观,更新改造,蒙古族村落,通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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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文化 篇5

摘 要：众所周知，贵州传统村落资源极为丰富，在首批“中国传统村落”推荐名单中，贵州有46处村落入选其中，位居全国第一。而今，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传统村落建筑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成为当前热门话题，本文以黎平县肇兴乡堂安侗寨为例，以生态博物馆建设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机制描述为出发点，通过对该社区在传统民居、公共建筑、文物要素保护以及社区发展工作中沟通、监督及决策环节分析，以示社区参与机制在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及历史文化要素保护方面的有益实践。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遗产；社区参与；生态博物馆研究对象概况

堂安侗寨位于黎平县肇兴乡政府驻地以东3.5公里处，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5-1820）。全村共有民居200余户，约900人，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公里，为侗族村寨。村内有赢、陆、潘、蓝、吴、杨、石等七姓，其中以以赢、陆两姓为主，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南部方言土语区。堂安侗寨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侗家民居、丰富多样的文物本体是构成其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堂安侗寨建筑文化遗产概况

2.1 村落格局

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散居于“抱博”、“几定”两岭之间，利用半山的地势较缓处而建，沿山体等高线平行布置，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形成丰富的天际轮廓线。寨子以鼓楼为中心向外辐射，构成蛛网式的道路网络格局，寨形呈凸显的五个组团，包括围绕鼓楼东西南北四个组团和村寨北面的新建组团，各组团间由自然绿化分隔。

2.2 历史文化要素构成

堂安的历史文化要素丰富多样，包括寨门2座、鼓楼1座、花桥1座、戏楼1座、“萨堂”1座、石板路13条、古墓葬12座、土地庙1座、猪牛??数处、自流石瓢井1个、石条桥3块、禾晾6处、谷仓多座、水碾2座、石碓、榨油房1座、鱼塘多个、井亭3座、梯田1500块等。其中鼓楼为木质密檐攒尖顶建筑，民居为穿斗式歇山顶小青瓦干阑建筑，寨门、戏楼、风雨桥、萨堂、土地庙等均为穿斗式小青瓦建筑。

2.3 文物价值评述

寨门、鼓楼、传统民居、戏台、花桥等建筑，以造型幽美、色调和谐，就地势而建于山脊上，寨子布局自然合理、各建筑间相互衬托，犹如一幅青绿山水画卷，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它们记载着堂安侗寨发展?^程中历史信息[1]，见证堂安从始建以来兴衰历程，是研究堂安侗族建筑历史、侗族寨民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物资料，具较高历史价值；各类文物本体建造技艺构思巧妙、结构严谨，特别是侗寨鼓楼独特的木结构榫卯建造技术，代表着侗族建筑的最高成就，是研究侗族建筑、民族建筑乃至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建造技艺的实体，具有较高科学价值。传统村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堂安村侗寨及其建筑被陆续公布为各级文物保单位与民族保护村寨，与此同时，随着村落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文物本体及历史文化要素受多因素影响，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先后制定了相关本体保护措施和消防安全措施，但因受地区经济发展因素限制，难以形成完善的保护系统，寨内建筑及环境始终难以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与改善。如步道环境脏乱，文物本体缺乏维护，病害，特别是鼓楼、花桥、戏台、步道等。

随着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村寨人口数量的增加，传统民居翻新改造现象普遍，以钢筋水泥等现代材料取代木质材料，部分在建或改建的民居对堂安侗寨村落整体风貌造成破坏，严重影响侗族村寨古朴、传统的建筑风格，对侗寨原真性构成威胁。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探索

1998年，六枝梭戛长角苗生态博物馆信息资料中心建成，标志着亚洲首座生态博物馆正式开馆。2000年8月，中挪生态博物馆国际研讨班在六枝举行，中挪两国生态博物馆专家与博物馆村民共同制定了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六枝原则》。该原则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进行管理”。根据该理念，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联手贵州师范大学组建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组，以堂安侗寨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为共同目标，以村境内文物本体（鼓楼、戏台、萨坛、寨门、典型传统民居等）保护为路径，通过社区动员、社区讨论、社区组织建设来共同探索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功能在传统民居及文物本体保护经验。

4.1 社区参与机制的形成4.1.1沟通机制

社区中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造成各个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导致在利益主体间形成了一道屏障，在社区参与中各自为战，不能发挥出社区的整体力量[2]。堂安生态博物馆的沟通机制分为外部沟通机制和内部沟通机制。外部沟通机制主要是社区居民与行政部门和社区居民与专家之间的沟通机制[3]。内部沟通机制是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村支两委间的沟通机制。结合侗族的传统管理方式，寨老和村支两委在社区内部沟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堂安村民对堂安内部事宜有疑问可在寨老或监督小组监督下向村支两委询问，必要时可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会等形式获得解释。

4.1.2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通过对社区参与中各个利益主体的行为、生态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影响进行观察与监督，及时反馈各种有悖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监督机制有利于社区事务的公平、公正、公开，为社区发展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积极性，提升对村支两委、项目组的信任度。

4.1.3决策机制

在堂安侗寨，寨老是传统力量的代言人，社区传统组织形式中纠纷解决和重大事项均由寨老决策，在社区居民心中具有很大权威性。然而随着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不断推进，堂安逐渐形成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决策机制，社区居民也开始了解并正确行使自身权力。以堂安鼓楼、萨坛修缮工程的决策机制为例，在村委会组织下，村民进行讨论，选举产生监督小组，参与制定实施项目的预算、申请和管理；按村务公开制度，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向寨老、监督小组和全体村民公示实施文物本体修缮的方法、计划和财务；社区居民有权向村支两委、寨老、监督小组反映情况，提出疑问，村支两委有责任向社区居民解释与项目有关的任何疑问；村民委员会和寨老及时协调修缮工程实施过程村寨的内部矛盾。

当地居民从一开始仅有部分男性居民参与的社区动员，到全村一起参与的学习交流分享会；从默默无闻的投票者，到为生态博物馆建设建言献策的讨论者；从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的观众，到各个环节的监督者。堂安居民权力意识的觉醒，为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4.2 社区参与机制运行

社区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其中决策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核心，所有机制的运行都围绕着决策机制展开[4]；沟通机制是社区参与机制的动力和基础，以推动社区参与的开展和不断深化，以确保生态博物馆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可以在社区内部形成自适应调节能力，不再完全依赖政府、专家的引导，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解决处理事务的途径，实现可持续发展。

4.3 社区动员

社区动员，也称社区资源动员，是指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社区内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等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活动的过程。理想的社区参与层次是动员社区居民成为核心领袖，承担更多责任。通过在堂安开展社区动员，以期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扭转村民对生态博物馆的误解，引导村民意识到堂安生态博物馆的主人即是社区成员，堂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与他们息息相关，每一个村民都有保护堂安文化遗产的责任，只有每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堂安侗寨各项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在堂安侗寨开展社区动员期间，将动员对象分为个人精英与社区群众，通过向社区较具影响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社区成员传输、解释生态博物馆建设理念，再由个人精英将其所理解的思想向社区群众转述，以此通过对个人精英社区意识的培养，使其成为组织者与当地群众良好沟通的桥梁。

社区群众对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态度较为支持，继续建设生态博物馆符合社区群众的意愿，大部分社区群众确信生态博物馆对当地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11年底，堂安侗寨村支两委、寨老和村民代表共同商讨，初步筛选出堂安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按重要性排序），其后，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自主投票等民主议事方式，最终确定需修缮的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排队：1鼓楼和萨岁坛，2戏台，3消防设施，4寨门，5步道硬化，6风雨桥，7碾房，8梯田，9水渠，10古墓群，11堡坎。

由此也?f明，社区成员意愿修缮损坏的寨门，整治垮塌的梯田，采取科学措施保护寨内的古墓群，充分体现了堂安村民对家乡文化具强烈的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

4.4 社区讨论

社区动员形成社区参与意识，通过讨论的形式对社区公共生活进行介入，内容涉及社区建设、生活方式、文化传承和节庆活动等多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使得村民可以共同商议社区事务，集体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中来[5]。通过在堂安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讨论活动，从而形成了堂安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

村民大会上，村民把鼓楼、萨坛作为村寨中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表达了强烈修缮意愿。村支两委、寨老、鼓楼师傅和村民代表商讨修缮事宜，由寨老提出萨坛、鼓楼同时修缮的想法，得到参会者的支持。在村支两委的协助下，鼓楼师傅做出了鼓楼、萨岁坛的预算，确定由鼓楼修缮师傅负责施工、选购材料。村民在会议上推选村民组成监督小组，负责本社区所有公共事务的监督工作。自修缮工程启动以来，村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社区村民对社区参与机制有了更深的了解，社区村民通过大会为鼓楼、萨坛修缮工程出谋划策，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到了当地社区建设中来，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参与模式[6]。村支两委在项目组的协助、监督小组的监督下，定期将鼓楼、萨岁坛各阶段修缮工程的材料采购清单进行公示，并由村支两委成员向社区居民口传公示内容，充分体现村务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培养了村务公开、共同监督、共同参与的社区意识。

4.5 社区组织建设

为保证鼓楼、萨坛修缮工程材料采购与管理监督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在采购材料质量品质达标的前提下，合理降低采购成本，促进材料采购工作的顺利实施。保证建设工程质量，明确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维护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各方的合法权益，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堂安村监督小组由堂安村民自主组织选举，由五个村民小组推选代表，在鼓楼、萨岁坛修缮工程实施期间，监督和参与材料采购，监督和协助材料管理，监督和审核鼓楼、萨岁坛修缮项目费用明细账的公布环节，协调社区居民与村支两委、施工队伍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中的发展

社区参与机制为堂安侗寨其他文物本体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树立了生态博物馆社区参与机制在文物本体保护工作的典型范式。运用所获经验，充分发挥堂安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的功能，科学、有效地组织实施堂安侗寨传统民居、戏台、寨门等文物本体的修缮保护，取得丰硕的实践成果，进一步提升了堂安生态博物馆在社区中的价值，全面体现了其在村寨中的功能，是全省积极推广生态博物馆理念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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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之卫辉小店河村 篇6

小店河村位于新乡卫辉市北面的沧河岸边，几十栋清朝时期的民居，建筑在一个伸向沧河的山脊上，村庄里原来的住户都是一个姓氏——闫姓。

从远处眺望小店河地形犹如一巨人神龟匍匐在沧河南岸，建筑主体坐落在龟背上，象征着万世永固。登高俯瞰这座豪门大宅，坐西向东，由高向低呈阶梯式分布，且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整个建筑分为十进院落，每处院落又分别为二进、三进、四进、五进不等。设计合理，布局紧凑，既有供前后行走的通道，又有连结各个院落的曲径小路，互为整体，封闭独立，又各有其道，四通八达。

其建筑风格全部采用流行于明清的硬山式建筑，有民间阁楼式，有官民相结合式建筑，有体现封建礼教森严的闺阁绣楼，又有为通向仕途之路而苦读的公子书房。更具其特色的临街门楼，它不仅外观设计精巧，雕刻精美，而且由于它的增高使其和层层向上的各个院落遥相呼应，相互衬托十分壮观。

穿过重重深宅大院，还可以看到村寨的外部，由石砌寨墙将其包围成一个完整的群体。每段寨墙中间有通往内外的寨门，在村寨墙外的后山上设有瞭望台，以防歹人的侵袭，使小店河成为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

小店河保存着十个院落，399间房屋，组成院院独立、家家相通的建筑格局。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个小店河民居建筑群几乎是一个整体，随便走入一家院落就可以顺着房前屋后的小道转遍整个建筑群，不得不感叹古人对于建筑的匠心独运和对族群关系的奇妙认识，一个大家族的院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可见家族之中的融洽与和谐。

在这10处院落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第七号文秀才院。门楣上悬挂的“守身为大”等石雕匾额，颇见书法功底。

院中主房滴水瓦分上下两重，上为“喜”字，下为“福”字，取“喜从天降、福在眼前”之意。

整组院落质朴大气，细节处理精巧灵秀：木雕、石雕、砖雕随处可见。在李红光看来，除了阁楼式建筑二层多采用木隔扇门窗外，其余建筑檐廊部分全部砌筑檐墙，檐墙一般由砖石收边，土坯填充，较少使用隔扇门窗而多用檐墙，在河南其他地方民居中比较少见，这应是小店河传统民居独具的特点。

小店河传统民居大门形制多为屋宇式金柱大门，大多是一间，一般与倒座相连，屋顶高出倒座，若楼阁一样挺拔，十分气派。小店河传统民居雄伟高大，同时它又或多或少吸取了南方建筑的精雕细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小店河整体建筑层次分明，错落有致，具有封建时代家族凝聚力。是清代典型特色的官民相结合式建筑群，具有较高文物价值和民俗、学术研究价值、艺术价值。

古民居中还居住着许多当地村民，大多数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的存在一方面与老宅子交相呼应，老宅中有经世的老人驻守，守住一方宅院的同时，也守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方式，而比建筑群更宝贵的正是这迅速消亡的生活方式和它背后蕴含的属于民族的文化意识。在院落间慢慢的逛，会在院子里见到许多当地的老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可惜的是，也许他们将是祖屋中的最后一代，新一代人早已搬到新盖的房子里面或者干脆已经离开了这闭塞的山村。这些老人都很和蔼可亲，他们对陌生人进入院子参观已经习以为常，或者说对于淳朴的他们来说这根本没什么影响，对访客报以微笑或是耐心的回答让人倍感亲切感动，质朴的乡风多么的難能可贵。

村落故事

相传明朝洪武年间，闫氏家族从山西迁到了河南安阳的邻县境内，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家族中有兄弟二人商议继续南迁。清朝乾隆十三年，兄弟二人来到了卫辉境内，发现这里土质肥厚，河水充沛，便在这里开荒种田，造屋开店。后来，他们救治了一位过路的老人，老人病好后指点他们在沧河对岸筑屋建村。

闫家兴旺始于第11世祖先闫钟綒、闫钟姵弟兄两人，他们在此开了太行山牧羊、造纸的先河。弟兄俩人历经数载经营，发展田亩数千顷，山羊上万只，成为名门望族。闫家也从当初迁来时的茅草房逐渐变为深宅大院。小店河古寨堡的建设史可追溯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兴盛于同治、光绪年间，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小店河的闫姓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

村中一个院落里原来修建了一个地库，相传闫氏家族的黄金白银，都存在地库当中。后来闫家败落，家财不知去向，有的人说是打官司时送礼用了，当时送礼运送白银的毛驴都被累死了。也有人说是闫家的老辈为了防备土匪的抢掠，把财宝深埋在房屋的地下。这才有不少探宝的人来到小店河村，手里拿着金属探测器到处寻找埋藏的金银。

传统村落文化 篇7

《2012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阶段。继工业化、市场化之后,城市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这将对中国的城乡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因此,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传统村落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需要从多角度去识别其具有的美学价值。本文从旅游审美层次的角度对传统村落的价值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的旅游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二、研究现状

关于旅游审美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的美学理论、旅游资源的美学价值分析等方面。如代表性观点有朱红等学者提出的旅游资源的美学特征评价与评估、旅游产品的开发;戴文远提出在区域旅游开发中,避免把旅游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旅游资源所具有的美学特征和审美吸引力是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条件,不同社会群体对相同的旅游资源存在着不同的旅游审美情趣和价值观。王玉根据审美体验境界将旅游活动分为五类:探险类旅游、观光度假疗养类旅游、购物类旅游、商务类旅游和探亲访友类旅游,并分析了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不同审美体验,其立论基点是旅游主体;陈麦池提出的文化旅游地的保护体系。

三、旅游审美层次分析

(一)旅游审美层次的划分

现在公认的旅游审美层次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三层次论。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是上升的、递进的,是根据旅游主体的不同感受层次划分。

(二)旅游审美层次的影响因子

旅游审美主体是旅游审美行为的承担者,自由的、生命活动的主体,是有着内在审美需要、审美追求,并与旅游客体构成一定审美关系的游客个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旅游主体。因此,不同的旅游主体在旅游活动中所达到的旅游审美层次也不尽相同。影响旅游审美的主观因素包括旅游主体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特殊经历、审美能力以及旅游客体的了解程度等。当然旅游审美体验的质量也会受到其他外部条件的影响,如旅游客体质量、旅游审美中介、天气条件等。图1是旅游主体客体、旅游中介之间的关系简图。

四、传统村落的价值分析

(一)霞庄村概况

霞庄村位于晋冀豫三省交界的黎城县,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村庄始建于北魏时期,有1500多年历史,红色,为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干会议旧址所在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首府。

(二)基于旅游审美层次的村落价值分析

根据旅游审美层次的不同,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一下三类。

(1)初级审美层次下的旅游资源分析

初级审美层次的旅游主体主要凭借直观感受,易被某种突出的特征吸引,重视景物的外部观赏特征如形式、色彩。与此对应的旅游客体多为景色奇特的自然景观和一些民俗文化活动、传统手工艺品,而极具历史与科学文化价值的民居建筑、红色文化则失去吸引力。这是众多历史文化村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此标准下霞庄的旅游资源包括一些地文景观、生物景观、旅游商品和人文活动,如表1所列。

(2)中级审美层次下的旅游资源分析

中级审美层次的旅游主体具有较强的旅游审美能力,能够根据自己的文化积淀、情感兴趣、特殊经历等对旅游客体进行综合审美。在此标准下霞庄的旅游资源除了表1所列,还包括表2中的类型。

(3)高级审美层次下的旅游资源分析

高级审美层次的旅游主体是具有特殊的个人情感或具有极强的旅游审美能力。他们除了欣赏一般的旅游景点外,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上与景物的共鸣。在此标准下霞庄的旅游资源除了表1、2所列还包括表3中的类型。

五、结语

旅游业已经成为很多历史村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旅游美学为基础,以旅游审美层次为切入点对传统村落的旅游资源进行分析有助于其旅游开发。

传统村落文化 篇8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传统村落的问题愈加突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数年前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已经组织实施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程”;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及国家文物局联合进行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工作,并颁布了首批646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将传统村落的保护列入国家重点项目;2012年12月,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三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全国各地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提出意见;2013年7月,三部门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做好2013年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尽快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科学编制规划;2013年9月,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公布了第二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全国有915个村落名列其中。在这种背景下,档案及相关部门应积极推进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建立工作并科学、有效地进行档案实体管理,不断丰富和完善乡村档案资源体系,以档案之力挽救日渐消失的中国传统村落,发挥档案保护传统村落的作用。

1 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收集工作

传统村落档案的收集工作不仅是传统村落档案管理的基础性环节,为后续档案管理提供基本业务对象,更是保护甚至挽救处于消亡边缘的传统村落的较为高效的途径之一。

1.1 明确收集范围

做好收集工作,首先要明确收集什么。总体上讲,传统村落是居住、生活、生产活动的物质载体,具有历史性、典型性、可观性、适用性、完整性,因而中国传统村落档案收编范围应该包括传统村落的基本简介(所处地区、地理位置、占地面积、人口数量、民族情况、生态环境、传统选址格局、村落规划、基础设施、家庭组成、家族情况、宗族群体情况、家谱族谱、村落公共 事务状况等)、物质文化(包括衣冠服饰、特色食物、传统乡土建筑、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工具、农林牧渔业的生产资料情况、手工业生产情况、商业贸易情况、村落自然景观、村落历 史文化景观、名人实物等)、非物质文化(特色节日、宗教信仰、成年婚姻丧葬习俗、娱乐民俗、语言民俗、传统手工工艺技能、民间美术、地方戏曲、特色音乐、民间舞蹈、传统医药、口头表 演艺术)等,以纸质档案、声像档案、缩微档案、电子档案等载体形式的文字、照片、录音、录像档案资料。档案部门应制定详细而又全面的传统村落档案收编范围,一则综合体现传统村落的地理环境、地域文化、乡土特色和独特生活方式,是区域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特征的凝聚,体现了传统村落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具有现代化农村所不可比拟的独特鲜明的特性,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村落的认识; 二则便于推动全国各地区积极进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提高各地区档案部门、文化部门及其相关部门的档案收集工作效率,根据收编范围尽可能全面、多层次地收集传统村落资料。当然, 因为中国传统村落地域性强,村落形态、生产生活等众多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收编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还是应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各地区档案或文化部门可以根据传统村落特性,增加或者删减收编类目,体现地方特色。

1.2 分清档案的收集次序

全国各省市的传统村落数量不一,有些省市例如贵州、云南、山西、浙江等省是传统村落大省,各地档案工作者应该根据《传统村落名录》、《古村落保护办法》、本地区传统村落认定标准,统筹考虑,区分主次,对于那些特色性强、价值性高、历史久远、甚至濒于消亡的村落要尤为重视,优先进行档案收集工作,及时、全面地把档案资料收集进档案馆(室)。对于其他符合地区传统村落认定标准的村落可以次序稍后, 但收集工作也要进行,为日后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做准备,为文化、研究、保护部门掌握地区村落特点、发展规律提供数据资料。

1.3 坚持收集中的原则要求

考虑到传统村落档案涉及范围广、种类多、地域性强、收集难易程度不同,收集方式不同, 各地档案工作人员应该及时、全面地把传统村落档案收集进馆(室),及时掌握档案分散流动保管和使用的情况,遵循来源原则、全宗原则、有机联系原则、特色性原则,处理好档案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需要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行入馆(室)档案的标准化,坚持质量验收,提高案卷质量,保持全宗的不可分散性和相对完整性。具体来说,各地档案工作人员收集传统村落档案时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收集方法,一是可以实地考察,摸清情况,主动走访,亲身感悟,保证收集档案的真实性;二是可以考证检查补缺, 完善已经登记保管的传统村落的信息档案,保证档案收集齐全,相对完整;三是可以进一步调查发现未建档的传统村落的资料,尽量多保存, 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档案空白地区、地域个性和代表性强的传统村落千万不能忽视, 要不断丰富传统村落资料信息,体现村落特色, 坚持特色性原则;四是可以对拥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进行不同载体形式的记录, 例如,纸质文字难以承载的口头表演、民间音乐、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进行写实记录,利于保存、传承,丰富档案种类;五是可以走访村民,切实采访村落德高望重的老人, 询问相关村落问题,探寻村落更为深层的价值、特点,开拓收集思路,扩大收集范围,力求全面、详尽、客观、真实。

1.4 提高档案工作人员的收集意识和水平

档案收集数量多少、质量高低与档案收集者、档案工作人员的档案意识水平、工作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传统村落档案收集过程中,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对传统村落档案收集工作进行超前控制,起到监督指导、总揽全局的作用。因此各区县档案馆要经常对村镇档案室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指导工作和档案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例如传统村落档案收集的注意事项、收集方法等,通过专业培训加强他们对传统村落的理解和认识,提升其档案职业素养,增强档案专业意识,加强依法建档、依法管档的自觉性,提升他们的档案责任感、使命感,把传统村落档案的收集工作与乡村文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以此保证收集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档案收集的完整齐全。

2 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整理工作

档案资料收集工作是实体管理的第一阶段, 档案的整理工作就是承上启下的过程,为后续的档案保管、开发利用工作奠定基础。所以,传统村落档案的管理工作应该按照档案管理的统一要求,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保护传统村落的指导意见、通知等要求,健全相关制度,严格筛选归档材料,明确保管期限,进行分类立卷、案卷排列、编制案卷目录一系列细致工作,将传统村落档案纳入统一的分类编号体系。

2.1 传统村落档案整理工作的流程

乡村档案工作人员在资料收集阶段应该坚持宁多勿漏原则,保证档案的全宗完整性和不可分散性,而在整理阶段应该坚持博约得当原则,去粗取精,避免重复过度,提高传统村落档案的质量。在筛选材料后,村落档案室或者资料室应该按照档案整理工作的具体原则,合理确定立卷分类方案,采用问题分类法,按照收集范围中所确定的村落简介、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等类目仔细编写立卷类目,进行归卷立卷(件), 最后进行案卷排列,给定档号,编制案卷目录, 完成该村的传统村落档案的整理工作。经济条件允许的村落档案室可将最终立卷好的传统村落档案目录制成电子检索目录,并及时移交至各地档案馆。当各地档案馆接受村镇档案室根据入馆要求整理移交的传统村落案卷时,应当遵守充分利用原有的整理基础,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便于保管和利用的整理原则,在保持传统村落档案之间来源联系的前提下,采用年度——组织机构分类法,进行全宗分类立卷,然后按照国家“一村一档”的指导意见,利用传统村落地区特征进行组卷,即一村一档一卷,最后根据馆藏情况和存放要求,可以在原始框架内适时进行局部调整,进行再次加工整理。另外, 传统村落的照片、录音、影像、实物等资料为了便于管理保存,可以单独立卷,标明所属全宗, 编好立档号即可。

2.2 完善档案资料分类体系

根据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三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和《通知》精神,要完善管理体制,加强传统村落遗产的科学管理,分级保护。而我国传统村落形态多样,分布区域广,既有相同点,也有众多的不同点。共同点在于源于农耕文明,发展历史久远,丰富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存, 随着村落的兴衰演替物质实体与非物质精神互相交融,互相依存,交叉而又独立。而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村落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形成时间不同、发展历程不同,传统村落在选址格局、生态环境、自然景观、基础设施、家族宗族、衣食住行用、宗教信仰、审美、风习等方面各不相同。基于我国传统村落现状,为保持传统村落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各地基层档案馆应当在传统村落档案整理阶段完善分类体系, 明确大类目,细化小类目,形成分化合理、科学有序、标示明确的分类体系,便于社会各部门查询传统村落档案信息,利用档案发现传统村落的问题、现状,加强发掘、研究传统村落遗产价值,针对不同存在问题、特点、价值的传统村落对症下药,及时组织专家制订详细的且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社会部门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防止一刀切现象。

2.3 建立传统村落档案数据库

档案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是现代档案信息管理的重要方向和主要途径。传统村落档案的保管利用管理也应该遵循这一方式,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及时建立传统村落档案数据库。档案信息数字化主要包括档案目录数字化、档案全文数字化、档案实体图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档案全文数字化。因此,在档案信息的录入过程中,档案馆要注重做好这几方面的任务。一是要确定传统村落档案电子加工的扫描范围和识别处理原则,加强前端指导控制,减少扫描后重复性信息冗余,减少扫描过程中人为失误、原则前后不一等可以避免的主观错误。对于资料利用价值非常高,且具有长期保存价值, 用户对此类文档的精确搜索及拷贝有一定需求的文档应进行整本电子化处理;二是要对档案资源进行数据化处理,通过扫描或数码拍摄,经过压缩、转换等手段将纸质资料、照片、录音、录像等转换成图片文件、声音文件和录像文件等电子文件;三是重视档案的安全、备份工作, 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方法保证数字档案信息的长期可读,增加传统村落档案利用的可进入性和可获取性;四是要充分利用文档处理软件,根据相应的标准要求、制度规范对完成录入工作的数据库进行调整、整理,使之规范化、有序化,使档案工作人员便于进行后台管理,使用户通过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查询功能迅速地检索出所需要的档案资料,便于进行前端检索利用;五是要通过互联网、局域网等计算机网络技术,为用户提供档案信息的网上利用交流服务平台,搞好远程服务,及时反映传统村落现状, 满足传统村落档案信息查询、检索、分析、预测、可视化展示等功能,实现传统村落档案信息的开放式、交互式的共享和便捷的社会化利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众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以便于发挥公众的力量来推行传统村落管理与保护工作,有利于专家学者对传统村落进行动态分析,传播新观念新方法,根据各村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性规划,编制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策略,形成传统村落保护体系,有利于相关政府部门合理科学地开展下一步传统村落资源的规划与管理工作,完善传统村落规划,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3 传统村落档案的鉴定保管工作

无论从传统村落档案的保管主体还是保管过程来讲,档案保管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保管主体来说, 传统村落属于行政村一级,乡镇属于基层的政府机关,由于大多数的传统村落没有专门的档案室和档案管理人员,保管条件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传统村落的档案保管工作需要乡镇一级档案部门的有力支持。乡村是传统村落档案收集工作的主体,乡镇则是鉴定、保管工作的主体。从保管过程来说,传统村落档案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重价值,具有历史回溯、行政决策、学术研究、助兴地方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多重作用,因此各档案馆(室)工作人员要合理进行档案的鉴定工作,对传统村落档案进行价值鉴定,考量分析各案卷对社会的有用性及有用程度,明确案卷的保管期限,实行分级保管, 并建立传统村落档案保管体系和科学合理的存放秩序,这样便于抽调、移动传统村落档案,利用、存放、索取迅速便捷,提高了档案工作的行政效率。

对于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村落,在不具备档案的保护技术、保管条件和档案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必须及时移交档案至相应的档案馆,不可拖延贻误,防止村级领导干部换届时造成村落档案的遗失甚至毁弃,同时移交的档案必须具备明确的目录清单,村级档案室或者村委会相关部门留存一份,乡镇政府档案室留存一份, 以防档案在移交过程中出现丢失、遗漏的现象, 影响档案的安全性和保密性。经济条件较好的传统村落,可以在乡镇一级档案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建立综合档案室或者档案管理中心,完善档案库房保管环境,配备专门的档案设备,切实保障经费投入,加大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便于以传统村落档案为载体,以村为单位开展档案的保管、利用工作。

地方档案馆要根据《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第一、二批名单,加强名单中传统村落档案的保管工作,同时也要照顾一般,兼顾未列入名单中地方传统村落档案的保管。经济条件较差的村落档案室,由于保管条件限制,可以保管一些保管期限较短,村落利用频繁,内容重复且复制件较多的档案,对需要永久和长期保存的档案,一般应定期向地方档案馆移交,实行统一保管。地方档案馆应该考虑现时和长远的关系,既要保证长远发展,又要保证当前需求。

现代化进程中被称之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的我国传统古村落面临着不断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保护传统村落是个庞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村落民众自身的传承与保护,地方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也需要社会各部门的协调与配合。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三部门联合发出的《通知》明确提出建立传统村落档案,表达了传统村落档案对村落保护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传统村落建档和管理工作仍旧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任重而道远。传统村落档案管理的各个环节也将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通过文化、档案等部门的协作努力传统村落档案管理终会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现代化的管理体系,保护好传统村落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守护传统村落的历史记忆。

摘要：传统村落是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近年来,传统村落因为多种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村落的宝贵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的破坏。从档案收集整理工作的视角说明传统村落建档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阐述对传统村落档案实体管理的思考,为达到以档案之力,保护传统村落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历史记忆的目的。

传统村落文化 篇9

近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 计划用3年时间, 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

(一)

传统村落风雨飘摇

古村落亦称传统村落, 是指聚居年代久远, 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历史村落。我国古村落数量众多、丰富多彩、价值独特, 它们是我国农耕文明的根基、精粹和各个民族的“DNA博物馆”, 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富有利用价值的旅游资源, 更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据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2012年进行的中国传统村落调查结果显示, 2000年到2010年, 仅10年时间我国自然村总数就从363万个锐减为271万个, 平均每天至少消失100个村落, 而珍稀的传统村落从2005年的5000个, 锐减到至今已不足3000个, 且其中不乏一些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和没有被列入保护范围的文化遗产。“传统村落原来所具有的代代相继、传承至今的文化形态正在发生急剧裂变, 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也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危险。”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指出, 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 传统村落和留存农村特色文化的符号将消失殆尽, 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乡土中国将彻底消失。

从2012年开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 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 还将建立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保护性数据库。

(二)

百亿专项基金支持

不久前, 四部门又联合出台《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 (下文简称《意见》) , 提出在未来3年内, 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 使其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 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要求注重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性, 合理控制商业开发面积比例, 严禁以保护利用为由将村民全部迁出。

中央财政还将统筹农村环境保护、“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及美丽乡村建设、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中央补助地方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项资金, 分年度支持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此外, 传统村落认定不搞“终身制”, 建立退出机制。财政部公布, 将投入100亿的专项基金支持传统村落保护。

注重村落价值完整

《意见》强调, 保护村落的传统选址、格局、风貌, 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 是此次行动的主要任务;注重村落价值的完整性, 挖掘和保护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社会等价值, 同时注重村落空间、历史的完整性, 防止盲目塑造特定时期的风貌, 防止片面追求经济价值。

同时, 改善中国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也是重中之重。时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表示, 部分村落要统筹污水、垃圾、道路等项目的相关治理, 但不能盲目高标准, 要切实适应地方需要。

立档调查项目启动

《意见》还要求, 各传统村落负责部门要合理利用文化遗产, 挖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以及经济价值, 开展研究教育等实践活动, 发展特色产业及旅游。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强调, 各部门要建立保护管理机制, 做好村落文化遗产详细调查工作, 按照“一村一档”要求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统一设置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标志, 实施挂牌保护;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资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保护;探索建立传统建筑认领保护制度。

长期为传统村落保护奔走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作家冯骥才认为, 盘清村落的文化家底, 为传统村落建立档案是一个历史性的使命, 能够使其真正拥有确切身份、履历和档案化的图文依据, 使保护工作有所凭借。

(三)

调查之后重在落实

虽然《意见》提出各地要开展立档调查, 但重要的是如何落实。

冯骥才认为, 建立档案只是第一步, 能够榜上有名的村落数量仍是有限的, 因此这项摸底调查工作仍要继续做下去。要有专家帮助政府制订科学的、严格的保护标准, 让保护有具体规则可循, 而不是凭感觉行事。凡是认定为应当保护的传统村落, 都要签署保护承诺书, 必须有严格的立法和执法的过程。要建立检查监督的机制, 确保不因人为因素导致保护工作停摆、走样。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兼而有之, 它还承载了村规村俗历史记忆等一整套基因。”冯骥才说, “如果仅按照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办法, 那可能不是文物就可以拆了, 如果只保护非遗而不留村落, 那非遗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阶段, 可能各界保护的意识都在加强, 但喊来喊去, 停留在口号阶段是不够的, 保护也不是就放着不动。必须有切实的操作手段和路径方法, 必须有操作主体、负责主体, 否则保护就变成了一个有原则性却无具体规则的空话。”

可参照“社区营造”之举

岁月的冲刷, 很多建筑年久失修, 钱从哪里来?即便筹来了维修的钱, 维修后的传统村落, 又不能变成一个个无人居住的“博物馆”, 这又该怎么办?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者姚远认为,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仅仅是传承文化遗产, 归根到底是在保护中让当地居民受益, 改善当地民生。比如可参考日本、台湾等地社区营造的做法, 即发动居民共同发掘传统村落的乡土特点。”

“社区营造”, 也就是组织引导“村民自保、私保公助”, 将乡土建筑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由农户出让经营权, 或由村集体以屋基置换建新居的形式, 获取乡土建筑的产权, 再由集体出让经营权, 由企业或个人来经营管理, 以加快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但需明确要求所有者不能随意拆毁乡土建筑, 享受补助者在乡土建筑的使用、管理、开放、展示和处分等方面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对村民“自保”有困难又需要抢救保护的乡土建筑, 通过单体出让、整体出租使用年限等方式, 允许企业和个人租用或购买产权实现保护利用。

还有专家指出, “村民自保、私保公助”的基础是把传统村落保护要求写入村民公约, 约束村民无序的建设行为, 提高村民热爱遗产、自我保护的意识, 把注重增加村民的经济利益和尊重维护村民习俗的文化权益作为保护利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确保村民在保护开发中获取收益, 让开发利用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社会共享。

树立大保护观是长久之道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保护传统村落, 必须树立大保护观。既要重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 同时又不能总是只盯着那些传统村落本身。传统村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现代村落过些年也会成为传统村落, 过度地厚此薄彼, 到头来是谁都保护不好。从现在开始, 对新农村建设要切实加强规划, 通过一定的制度规定和补贴措施, 让广大农民树立一种长期观念, 确保住房的设计和建筑质量尽可能完美, 改变那种20年、30年就推倒重建的做法, 真正让人住得舒服, 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广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篇10

保护传统村落, 就是保护我们的乡愁;而发展传统村落, 就是让我们的文明和历史记忆延续留存下去, 为我们的乡愁留一方净土。广西历史文化丰富, 民族风情浓郁, 传统村落更是数量众多、遗存丰厚, 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2012年,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的部署安排, 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厅、财政厅组织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传统村落调查摸底和统计核实工作, 2013—2014年又进行了两次补充调查, 初步确定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266个。其中, 89个村落列入第一、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在西南片区少于云南、贵州, 多于四川 (62个) 、重庆 (16个) 、西藏 (6个) ;就少数民族自治区来说, 广西均高于内蒙古 (8个) 、新疆 (7个) 、西藏 (6个) 、宁夏 (4个) 。

数量众多、遗存丰厚的传统村落无疑是广西一笔巨大的财富。然而, 随着经济发展, 不少古村镇在城市化进程的浪潮中变得斑驳陆离、面目全非;“旅游热”导致的过度开发, 也使得一些历史底蕴深厚、民族特色鲜明的村镇渐失原真, 商业气息浓烈。特别是过度商业化的问题, 大量商家以各种形式入驻古村镇, 以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纷纷出店占道经营, 五颜六色的遮阳伞林立, 乡村特有的静谧悠荡然无存。

一个传统维族村落的现实观察 篇11

5月22日,喀什市浩罕乡党校召开干部村支书大会,传达刚刚闭幕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在这次会上,12村村支书艾尼瓦尔第一次听说了喀什要建经济特区的消息。

“主要是为了加速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渠道,用开放弥补市场不足,快速缩小贫富差距。”一位援疆干部如此说。

“城市越来越近,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虽然经济特区概念还很模糊,但艾尼瓦尔相信,离城市近了,总没有坏事。

“浩罕人”后裔?

12村的维文名字叫做“依西恰姆”,用汉语写是“依西强”。在浩罕乡,虽然各村都有各自的维文名字,但大家习惯编号,艾尼瓦尔是依西恰姆村的支部书记,乡上的干部就喊他12村村長,村民们彼此也用门牌号来称呼各家的院子。

喀什地区三面环山,一面敞开,北有天山南脉横卧,西有帕米尔高原耸立,南部是绵亘东西的喀喇昆仑山,东部为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其他绿洲不同,喀什像是被沙漠挤到了最边缘。作为沙漠绿洲,这里的农业有着上千年历史,灌溉庄稼的水来自附近的喀什噶尔河,其上游克孜勒河则发源自900公里之外的吉尔吉斯斯坦。

喀什全称喀什噶尔,意为“玉石之国”,但对12村来说,周边除了黄土还是黄土。与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村庄一样,村民们平时务农。村子有3000多口人,这在内地也是一个大村。

虽然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村庄如同隔绝的世界,掩映在小块的麦田与高大的胡杨树之间,每家的耕地面积不大,都用半人高的土墙精心圈起来。

似乎村庄是长在地里的,村庄之间很少有现成的路,孩子们习惯于穿过田埂路去上学,转过两块地,回头便看不到村庄。

在村民买买提江的印象中,除了几家外地打工的回来后把土墙改成了砖墙以外,多年来村子没有多大变化。1999年,南疆铁路库尔勒至喀什段从村子西部穿过,也并未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土墙围隔之下,村民们生活得非常安静。村里只有一家小卖店,偶尔有卖塑料用品和羊肉的三轮车从村子里穿过,也不会大声叫卖。

研究喀什文化的学者刘学杰对村民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几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12村村民甚至还对汉族的耕种技术不甚了了。村民至今未习惯使用化肥和拖拉机。一年两季,春季种小麦,秋天播玉米,大多数年份里,这些作物收成欠佳,唯一丰产的是不需要太多人力的果树。

村里 90%以上人不懂汉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主要靠当地电视台的维语频道。大多数人对村子的历史同样并不知情。刘学杰曾用数年时间考证过浩罕乡的来历,“当地村民虽属维族,但大部分来自古代中亚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

古代浩罕汗国农业和畜牧并重,以骁勇善骑闻名于世,有“四十回兵不如一安集延(浩罕人)”之称。

“古时的喀什地区,历来都是各种政治势力觊觎之地,浩罕国与喀什相邻,一直希望能占据喀什地区,清朝时期的阿古柏之乱,大小和卓叛乱等也大多与浩罕国有关。”刘学杰说。

1865年,浩罕人阿古柏带50名骑兵和10多名官员从浩罕抵达喀什,成立“哲德沙尔汗国”,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占据当地长达13年之久。

1875年,清朝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西征大军入疆,湘军旌麾南指,阿古柏在新疆的据点很快被清除。1877年,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哲德沙尔汗国瓦解。

浩罕的军队走了,但在当地做生意的浩罕商人却留了下来,他们用最廉价又最珍贵的黄土,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乡村,并选择在远离城市的深巷里生活。数代人过后,这些浩罕人后裔变得与当地维族毫无二致。

不善农事的“80后”

与村里大多数“80后”一样,1984年出生的买买提江对田里的活并不在行。村里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六分地。买买提江一家三口人,两亩地,一亩种作物,一亩种果树。

“种田不是年轻人的强项,”买买提江说,结婚前几年,他也曾试着把自己家的水果和在当地收购的水果拿到更远的乌鲁木齐去卖。每年6月杏子熟,9月石榴、苹果熟,一年中买买提江大概去两趟乌市。

但最终,这项生意未能坚持下来。

买买提江不懂汉语,果品拿到乌鲁木齐,只能卖给当地的维族人,利润空间不大。干了两年,便坚持不下来了。

结婚之后,除了农田,买买提江的所有家当是15只羊和2头牛。“以前也养过鸽子,但都被猫儿吃掉了。”买买提江有些沮丧。

更让买买提江沮丧的是,去年11月份连下了十多天大雪,家里的20多棵无花果树全被冻死了。

无花果是多年生果树,即使补栽一两年内也无法挂果。买买提江估计,单这一项要减少1000多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四千多元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买买提江说,他现在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为地里的收成向真主祈祷。

阿布卡迪尔比买买提江更有闯劲些,结婚前,他曾去乌鲁木齐呆过两年,“倒外汇、贩干果、摆地摊,卖服饰头帕旧衣服,折腾过很多事。”

去年用赚的钱结了婚,现在阿布卡迪尔的任务是侍奉生病的父亲。

去年,在城市里做生意多年的父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渐渐的左半边身子也瘫痪了,遵从最小的儿子必须陪在老人身边的传统,阿布卡迪尔陪同父亲回到了村子。

父亲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但3万多元医疗费,也只能报销5000多元。“生病后,老人对真主安拉越来越虔诚。”阿布卡迪尔说,以前生意忙,父亲抽不出时间天天做礼拜,现在家里来了客人,老人都要挣扎着起来和客人握手,嘴巴抖索着说“赛俩目”(阿拉伯语,意为“愿真主赐福于你”)。

每个周五,老人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去村里的清真寺做一次主麻。据阿布卡迪尔说,平时在家里,只要身体舒服,老人都会坚持做礼拜。

村里的“80后”至少还有100多个,大部分初中毕业就辍学,然后去外地闯荡,混得出来就留在外面,混不出来就只好回来种地。村支书艾尼瓦尔说,年轻人回来根本无法安心种地,村里又没有企业可安排就业,这样的年轻人最让各家头疼。

学校里的“新疆普通话”

村里小学在一片高大的杨树林背后,建于1959年,至今有12个班。校内是清一色的抗震房,墙外到处刷着反对民族分裂的标语:“破坏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民族团结一家亲,试看天下谁能敌”等红色大字夺人眼目。

当地官员和学校老师一致认为,学校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前沿,除了培养孩子爱国思想外,反对违法宗教活动也是学校工作的重点。

对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来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没有专门的汉族老师,民族老师学不来标准的汉语,他担心将来学生讲的都是“新疆普通话”。

按规定,小学里维族老师必须通过汉语考试,专职汉语老师须要六级以上,一般老师至少要达到四级水平。

学校从一年级就开始教授汉语课,每周四节。三年级以上每周五节。但由于没有语言环境,学生听写还可以,开口表达很困难。

艾买提江·孜亚吾丁校长每年都要向乡里申请专职汉语老师,去年总算是分来了一个。

新分来的老师叫热比故丽。事实上,这位只在大学才开始强化训练汉语的维族姑娘,汉语说得同样生硬。

即便如此,在学校里,热比故丽仍然是个“宝”,不仅带四五两个年级的汉语课,还负责辅导其他维族老师的汉语。

维族老师中,美术老师阿吉拜合提学习非常吃力,1963年出生的他经历过两次维文改革。传统维文是从右往左写,而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外文内容都是从左往右写,二者放在一起比较别扭。1962年新疆自治区做过一次维文改革,尝试用拼音字母代替传统维文字母,改成从左向右写,但上世纪80年代初又恢复了老文字。

阿吉拜合提说,他小学时虽然学习的是新文字,但由于爱好维文书法,80年代改回老文字时,他成了为数不多的懂老文字的人。阿吉拜合提一边教孩子维文课,一边教其他老师学习老文字,大部分老师两三年才适应过来。

2004年,学校开始要求全体教师汉语水平过四级, 40多岁的阿吉再次成了“学生”,每个星期六都赶到学校复习汉语课,但由于年龄大了,他至今未能通过汉语四级。

老阿訇的担忧

阿布里米提老人的家与其他农户一样,院子里搭着葡萄架,太阳暖烘烘地照在葡萄架上,在地上投着斑驳的树影。门前走廊两边是两个大炕,床上铺的毡子千疮百孔,已经没有整齐边缘。南疆夏天炎热少雨,很多农村家庭都把床放在院子里睡觉。

1961年初中毕业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跟着当地的老阿訇学经。1977年老师去世之后,阿布里米提开始担任阿訇。1998年因带着6个村民在家里读经,违反了当时的宗教规定,阿布里米提被取消了阿訇资格。

现在的阿布里米提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经常去村里的小清真寺。在他看来,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包括礼拜前的清洁,生活中的秩序,父母、夫妻、邻里、朋友的关系,大到价值观、心理习俗、文学创作、建筑风格,小到婚姻、丧葬、饮食、礼仪和服饰都与《古兰经》有关,或从中演变而来,“做不好是无法进天堂的”。

阿布里米提认为,古兰经和圣训要求民族团结、邻里互助、尊老爱幼,并从正当的渠道赚钱。这些都有利于乡村治理。

阿布里米提还说,神教导我们要互相像兄弟一样爱护,但现在人们的自私意识越来越浓,以前从果园出来的水果,经常有人分给病者和穷人,现在生活好了,反而自私了。令他担心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偷偷地抽烟喝酒,而赌博助长了他们不劳而获的观念。

尽管村里的宗教气氛已经淡化,但清真寺里年轻的阿訇仍旧每天清晨发出“安斯拉卜——哈依乌木比乃——纳吾来——”的召唤,用平缓、深沉的声音唤醒村民。清真寺不大,只有一个农户家的规模,一个经堂,一个小院。礼拜殿的电子钟,永远显示的是麦加时间。

像买买提江这样的年轻人也会早早过来,在门口的席子上默默脱掉鞋子,走进殿内寻找自己的位置。

“7·5”闹事者现况

与回村照顾老人的阿布卡迪尔不同,比他小的年轻人则不愿回来。

6组53号的艾尼巴乌东今年18岁,身为长子的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帮父亲种地。

如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两年之后,2008年6月,在帮父亲收完小麦之后,艾尼巴乌东去投奔了在乌鲁木齐做生意的叔叔。

在乌鲁木齐,艾尼巴乌东吃住都在叔叔家,和堂弟一起开始了学徒生活。平时叔叔负责从内地拿货,他们两个负责看店。“平时哪儿也不去。”艾尼巴乌东说,每天收摊之后,除了去二道桥附近的夜市逛逛,就是回家看电视,“大城市虽然让人新奇,却很陌生”。

主要工作是学习和汉族人做生意,认识布料,熟记价格并讨价还价。艾尼巴乌东说,村里像他一样的学徒有几十个,大部分吃住在亲戚家,开始是帮忙,没有工钱,等一两年学成之后,师傅则会送一个铺面给徒弟“另立门户”。

艾尼巴乌东并没有“学成”。2009年“7·5”当天,艾尼巴乌东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当时我正在热比娅大厦前,看见很多维族年轻人喊着口号游行,就加入进去了”。

据艾尼巴乌东回忆说,他后来感觉情况不对劲,有人开始打砸路边的店铺,还没等反应过来,他被三四个警察按在地上。

一个月之后,艾尼巴乌东被送回了喀什。在拘留所待了两个月后,村支书艾尼瓦尔把他接回村子。除了在家里劳动不得外出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周五还要到乡“法律服务所”接受学习。

在艾尼瓦尔看来,村里年轻人很欠缺法律知识。全村里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100多个,正是这帮半大“巴郎子”(男孩子)让人头疼,去年全乡参加“7·5”的年轻人一共有20个,16个在12村,包括一个被判死刑的年轻人。

维护稳定与发展新局

由于艾尼巴乌东短期内不能再外出打工,父亲便带着另一个儿子去了乌鲁木齐。除了农活全揽以外,艾尼巴乌东每天还帮村里卖干果的当装卸工,虽然一天只有30多元工钱,但在村支书艾尼瓦尔的眼里,这比以前进步多了。

“7·5”之后,艾尼瓦尔的工作更加繁忙,为了保证基层稳定,全乡组成812个“十户联防小组”,实行联防小组、村小组、村委会,三级联防。

外来人员要办暂住证,平时村民家来客,凡是留下来过夜的,同样要到村里登记。

即使是这样,艾尼瓦尔还是怕出乱子,每天一早一晚带着村委会的人在全村巡逻。“村里有413人出去打工。”艾尼瓦尔说,每家的情况都得摸清楚。

60多岁的赛买提是村里5组的一个“联防小组长”,他的工作就是及时汇报小组内出现的异常情况。为此获得的报酬是“村里一年发50元钱和两袋面”。

浩罕乡政法委书记库来西·亚生介绍说,基层维稳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每个村委会班子成员都有自己的情报人员,每周向乡“稳定办”汇报工作。

按乡里的规定,村委会除了组织“7·5”涉案人员的“帮教”以外,还要密切关注陌生人来访及长期不在突然回来的本村人,并要及时上报乡政府。

中国传统村落掠影——南方篇 篇12

中国传统村落保留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是繁荣发展民族文化的根基。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传统村落衰落、消失的现象日益加剧, 因此, 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刻不容缓。本刊将陆续选登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建筑予以介绍, 希冀为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尽绵薄之力, 也为设计界提供一些借鉴。

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金滩镇燕坊村

燕坊古村是一个明清建筑群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名村, 现存明清建筑160余处, 包括宗祠、学堂、牌坊、民宅、古井、古塘、古墓等。古村房屋规划有序, 各巷道均为青石板、红石板或鹅卵石铺成, 屋内描金绘凤、精雕细刻、字画满堂。目前, 燕坊村有140余户人家, 700余人, 2007年被评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整个村落处于护村墙、护村河的环抱之中, 内部结构和外观风貌, 均折射出明清时期建筑的特色古韵。具有代表性的宅院为:大夫第、州司马第、麟凤院、三槐第等, 宅院门楼“水木清华”、“青阳绚彩”等牌坊挑角飞檐, 建造考究;室内描金绘彩、精雕细刻, 堂上有匾额, 柱上有楹联, 室内有字画, 门宇、家具有木雕和石雕, 被称为“具有明显商业特征的庐陵民居博物馆”, 有着当年赣商大兴土木留下来的100多栋古建筑, 每栋每排建筑风格不一, 造型各异。

燕坊村另一大特色是古牌坊, 现在仍保存完好的牌坊有“水木清华”、“字水潆洄”、“建阳世家”、“双峰第”等19座, 每座牌坊或自成一体, 或与院落相连, 都有精美浮雕, 雕刻的图案为人物故事、吉祥动物、名贵花草、珍禽异鸟。

安徽省查济古村

查济古村落群坐落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 距县城60公里。位于黄山山脉北部, 东靠桃花潭、南靠太平湖、西北与九华山毗连。村庄方圆30余平方公里, 始建于隋初, 兴于宋元, 鼎盛于明清, 废毁于晚清及近代, 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的规模之大, 在皖南堪称第一, 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村落群之一。

查济的建筑以雕梁画栋、翘角飞檐为主, 有别于人们印象中固有的黛瓦白墙的徽式建筑, 充满了别具一格的美。这里的老房子结构是多进式, 每一“进”之间有“四水到堂”式的天井, 天井也有讲究, 一般中间会放一口大鱼缸, 以示聚财、吉祥。

安徽宏村

宏村, 古称弘村, 位于黄山西南麓, 距黄山市黟县县城10公里。宏村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公元1131——1162年) , 距今约有900年的历史。

古宏村人规划、建造的牛形村落和人工水系, 是当今“建筑史上一大奇观”。巍峨苍翠的雷岗为牛首, 参天古木是牛角, 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庞大的牛躯。引清泉为“牛肠”, 经村流入被称为“牛胃”的月塘后, 经过滤流向村外被称作是"牛肚"的南湖。人们还在绕村的河溪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 作为牛腿。这种别出心裁的科学的村落水系设计, 不仅为村民解决了消防用水, 而且调节了气温, 为居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方便, 创造了一种“浣汲未妨溪路远, 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全村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40余幢, 古朴典雅, 意趣横生。

江南传统古村落:浙江诸葛八卦村

诸葛八卦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境内, 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诸葛八卦村按诸葛亮九宫八卦阵布局营建, 整个村落以钟池为核心, 八条小巷向外辐射, 形成内八卦;村外八座小山环抱整个村落, 形成天然的外八卦, 令人称奇。村内现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有200多座。村落布局结构清楚, 厅堂、民居型制多、质量高, 宗祠的规模宏大、结构独特, 各种建筑的木雕、砖雕、石雕工艺精湛, 建筑豪华, 结构丰富, 古建筑总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村内地形跌宕起伏, 古建筑群布局合理, 连绵起伏。村中水塘波光粼粼, 竹木茂盛, 巷道纵横, 错落有致。村落景观多样而优美, 既有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 又有环水塘而建的古商业中心, 全村形成了一个变化丰富而统一的整体, 被专家们誉为江南传统古村落、古民居典范。

湖南省辰溪县五宝田古村

湖南省辰溪县五宝田古村占地面积20000多平方米。住区分为大院子、竹山湾和对门山, 四周修建有两丈多高的防匪、防盗和防火的封火墙和闸子门。其内为三开间两进深的木质四合院楼房结构, 结构紧密, 鳞次栉比, 青石板巷道回转曲折, 院中建有古井。院落门坊均由当地特产的玉竹石修砌, 精雕细刻成各种图案, 皆形态逼真, 栩栩如生, 寓吉祥如意和扶正压邪之意。

整个村落按八卦阵营造, 布局合理, 生动形象, 给人以美的享受。现存有清代祠堂1座, 庙宇2座, 清代石墩木面桥2座, 民国石结构桥2座, 古水井3口, 水塘5口, 清代至民国时期巷道37条, 房屋36栋。

整个五宝田古民居群建筑格局统一, 历史风貌保存完整, 规划整齐, 结构紧凑, 布局合理, 且装饰格调高雅, 雕刻精美, 内涵丰富, 气势磅礴的古村落和独特的湘西古建筑艺术风格特点鲜明, 在湖南省各古民居群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极具历史、科学、艺术保护及观赏价值。

江西吉安市陂古村

陂古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位于江西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 距吉安市区28公里。该村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 融祠堂文化、明清建筑、雕刻艺术、红色遗址为一体, 是一个耕读合一、官商合一、村镇合一、文武合一、古今合一、古代儒商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并存的古村落。古村保存有较完整的清代建筑367栋, 有民居、祠堂、书院、义仓、牌坊、楼阁、店铺、码头和一座中西合璧式的小教堂, 独具特色。

温州市永嘉县岩头镇芙蓉村

芙蓉村位于浙江省永嘉县北部岩头镇以南的楠溪江畔, 始建于唐代末年, 为陈姓聚居的大型村寨。其西南山上有三座高崖, 其色白里透红, 形似三朵含苞待放的芙蓉花, 故而得名。

两旁一排排的房屋大多古旧而沧桑, 没有深宅大院的高贵, 更没有雕梁画栋, 但建筑风格却独树一格, 房屋全用卵石原木构筑, 显得更加朴素真实, 自然明朗。在芙蓉古村, 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耕读文化、宗族文化演变的情况, 还可以领略到独特的村寨建筑艺术。全村略呈正方形, 整个村庄犹如一座小城堡, 周围以卵石砌墙, 筑成寨墙, 村中以“七星八斗”布局, “星”指原先村中交通要道口高于地面的平台, “斗”指村中的水池。村中的民宅大多数为木质结构, 参差错落的屋顶, 古朴的外观形态, 使整个村落透着一种和谐美。

“岭南第一村”——广东省杨池古村

杨池古村素有“岭南第一村”之称, 始建于明朝末期, 是典型的明清建筑村寨, 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 虽饱经风雨却面貌依旧, 在岭南地区非常罕见。古村里的居民全部姓叶, 就像一个叶氏族落。在叶氏祠堂前面有一泓池水, 池边有纤细杨柳, 倒映池中, 因此被称为“杨池村”。

杨池古村位于封开县罗董镇内一个世外桃源式的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大山深处。建筑依托山势, 错落有致, 不仅立体感强, 而且通风、采光、排水理想, 对居住极为有利。

村寨共有60多间砖木结构的古屋, 古屋底层全部采用长方形花岗石砌筑, 起到了很好的防潮、防蛀、防塌作用, 不存在其它古屋那种青苔横生的痕迹。村内民风淳朴, 村民知书达礼, 热情好客, 简直就是当今的“世外桃源”。

四川甲居藏寨

甲居藏寨是一个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以北的藏族村庄。甲居藏寨的民居是独特的藏式楼房建筑, 一户人家住一幢寨楼。有的三五成群相依相偎, 有的远离群楼, 孑然独立。其木质构架部分和屋檐均为红色, 在二层以上的墙体刷白色或墙体原色与白色相间。屋顶都有一个缩小的碉堡般的房间, 红白相间, 房间顶部有四个角, 看上去就像一顶顶皇冠。造型独特、别致, 极富层次感, 且色彩明快、鲜艳, 与蓝天、白云、绿树、青山等互为衬托, 加上其间错落分布着的一片片梯田, 傍晚时分的炊烟袅袅升起, 犹如田园牧歌般的童话世界。

湖南省吉首市德夯村

德夯村位于湖南省吉首市矮寨镇中部, 是个苗族聚居村。地处云贵高原与武陵山脉相交的大峡谷, 山势跌起, 绝壁高耸, 峰林重叠, 溪河交错;气候四季如春, 温润宜人。2005年12月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村内有古建筑、古井、古巷道等, 民风古老纯朴, 村里还经常举行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福建培田客家古村

位于福建省闽西山区连城县宣和乡境内的培田村, 至今仍保存着 (全国) 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建筑群。其精致的建筑, 精湛的工艺, 浓郁的客家人文气息, 堪与永定土楼、梅州围龙屋相媲美, 是客家建筑文化的经典之作, 人称“福建民居第一村”、“中国南方庄园”, 有“民间故宫”之美誉。在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村) 评选中, 培田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村) ”的称号。

湘南第一村——板梁古村

板梁古村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高亭乡西北部。这里蕴藏着中国古老的宗法仪式、儒学传统、风水观念、哲学意识、建筑技巧、生态原理等, 被誉为规模最大、保存最全、风水最好、文化底蕴最厚重的“湘南第一村”。

板梁村历史久远, 初建于宋末元初, 强盛于明清时代, 距今有600多年历史, 是原金陵县的重要集镇, 也是桂阳、耒阳、常宁往返的商埠之地。

板梁古村背靠象岭平展延伸, 依山就势, 规模非常宏大。村前视野开阔, 小河绕村而下, 三大古祠村前排列, 古驿道穿村而过, 石板路连通大街小巷。村前有七层古塔, 进村有石板古桥, 村内建有庙祠亭阁、旧私塾, 还有古商街、古钱庄。古村小桥流水, 曲径通幽, 宝塔、古井、石板路布局机巧, 奇石异木令人叫绝。乡村古风别有洞天, 其村落布局充分体现中国传统风水学崇尚自然、奉行天人合一的自然格局。古村占地约3平方公里, 至今仍保留着连绵成片的湘南明清古民居建筑360多栋, 分上中下三个房系, 浑然一体。青石板街巷延绵千米, 古民居、古祠堂、清泉、半月塘、晒谷坪、古驿道、自然田园等有序排列。这些历千劫而不倒的古民居, 栋栋雕梁画栋, 飞檐翘角, 无论是其水磨青砖, 或者是它的砖雕、石雕、木雕, 其工艺都十分精湛, 让人叹为观止, 系统构建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乡村聚落环境特色。

广西富川朝东镇秀水村

富川“秀水瑶族状元村”, 位于广西富川县朝东镇境内, 距县城30公里。在通往湖南江永县桃川镇与广西恭城县的富桃公路边, 前接桂东及粤港澳台旅游黄金线, 后靠桂林、阳朔旅游大圈, 平坦宽阔的旅游公路贯穿其中。

“秀水瑶族状元村”建于唐开元年间, 立村建寨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始祖毛衷, 是唐开元年间进士, 为广西贺州刺史。该村自唐繁衍发展至今, 人口已达229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