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文化

村落文化（共12篇）

村落文化 篇1

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必须大力发展繁荣村落文化事业,村落体育文化作为乡村特定的文化形式,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村落体育文化的转变,没有村落现代体育文化的增长,就难以达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村落体育文化与村落文化发展繁荣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它具有为乡村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输送能量的特殊功能,加强村落体育文化建设,对实现农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 体育是村落文化的重要载体

1.1 体育文化形态

文化泛指人所创造的整个人类环境的有形和无形的各个方面,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体育文化是指关于人类体育运动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它包括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制度和体育物质等。

体育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从其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它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甚至其他文化形态的发展还不得不从体育文化中借鉴、迁延某些具有特制的东西。体育一旦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和发展将有助于完善和健全社会文化,也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协调和发展。而当代体育文化将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越来越繁荣,甚至成为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1]。

1.2 村落体育文化

村落,泛指乡镇以下的地方,主要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最恒常稳定的时空坐落。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尔认为,在现代化以前,农业村落的时间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论体系,还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因而村落文化是指生活在一定区域的农民,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情感状态、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习俗和风气。

村落体育文化是指综合了地域性、文化习俗等特征的一种体育文化的亚文化形态,是村民心灵世界、人格特征、文明开化程度的具体表现。作为社会文化的村落体育文化,它既是社会物质文明的产物与反映,同时也是社会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村落体育文化既有其历史延续性,又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体育文化。体育文化的变迁也是先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开始的,进而导致体育制度和体育行为方式的变迁,最后引起体育文化精神层面的变革[2]。与其他的亚文化形式一样,村落体育文化也有它的全球趋同性和民族与地域的差异性。

1.3 村落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文化意识包括价值心理与价值观念,都是从有意义的体育文化现象世界中获得的,而人对体育的价值思维的判断也离不开有意义的体育文化现象世界。文化只有满足人的价值需求,才能被人的心理机制内化为意识,才能发展为一定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

村落生产方式决定了体育文化的乡土性特征。村落中的人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按照自然节律和农业生产周期而安排的时间框架之中,因而乡土社会的村落时间制度是与其生产制度的年度周期及节日仪式周期密切相关的。由村落时间制度决定了村落体育的季节性和节庆性特征。

村落生活方式决定了体育文化的自给性特征。村落的地理条件、经济环境、社会生活形式以及历史文化等因素决定了村落体育文化特点,村落体育文化同时也是村落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村落地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东西部体育发展的差异、城乡体育发展水平、体育文化形式以及具有村落独特的文化风俗的体育发展规律等方面[3]。

村落文化决定了村落体育的民俗性特征。农村体育在很多时候被意指在城市开展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并且是以相对较大“农村”地域的范畴分析和认识的,这实际上已经遮蔽了小区域范围内甚至是每个村落的体育文化特色。在气候、地形、文化传统等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村落体育的活动内容往往与当地的民风民俗相联系,甚至本身就是当地的民俗。

1.4 体育文化激活村落文化

文化力是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发展不可或缺的动源,村落体育也不例外。在推动村落文化事业过程中,体育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凝聚、整合的突出功能。体育文化活动能构建村民生活的精神取向和村落文化特色,形成极具潜力的文化功能,同时也是体育文化形态本身的转变过程。现代化都市体育这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集中体现的体育观念与体育文化、具有相当的时尚性,对村落现代文明发展也具有极大的辐射和引领作用。

体育在弘扬先进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体育本身就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仪式性体育构成的各种事件,最容易成为社区记忆,并成为村落传承的某种象征,从而凝聚成村落社区精神。村落体育形态多元,民间传统体育是民间文化的主要内容,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色,是长时期传承下来的民间文化瑰宝,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现代体育的开展,可以把健康科学的思想文化送到村落农民的身边,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村落体育最本质的功能是健身、健心、益群。村落体育活动能增强农民的身体素质,改善健康状况,减少发病率,提高生活幸福指数。可以调节村民的情绪,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加深村民之间的情感,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消解村民之间潜在的冲突和矛盾,形成稳定和谐的村落社区文化[4]。

2 村落体育文化发展方略

2.1 意识培育——“催化器”

我国城乡体育差异极大,这种差别其本质是城乡经济发展二元层次客观反映。这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资源分布不均衡性和市场倾斜性造成的,如果对这种差异进行整体透视,则主要体现在许多潜在的更深层的差异上,如锻炼价值观、目的性差异、休闲传统差异、性别差异等 [5]。

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古代,传统体育活动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传统节日为丰富多彩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迸发出娱乐的光彩,同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人性功能,也使得许多体育活动的聚会演变成了人们享受快乐的节日。农民与传统体育、传统体育与传统节日一直被娱乐思想主线所牵系。正是体育与生俱来的娱乐特质与人类追求幸福的人性相结合,模糊了中国传统体育和传统节日的界限,让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了平凡生活中快乐的风景[6]。

可见,在村落体育文化发展中,虽然经济、政治因素起着重大作用, 但真正起主导性作用的还是村民的体育意识。村落体育文化落后不能光从经济上寻找原因而忽略体育文化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取向所具有的超越性[7]。要通过现代体育意识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意识的融合,改变长期以来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影响造成的体育意识淡薄的状况,培育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造良好体育文化环境影响,通过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催化体育意识的提升,达到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繁荣目的。

2.2 机制转换——“触发器”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从战略高度去认识村落体育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属性理解不深,使得农村体育事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没有建立和谐的工作机制。据有关资料显示,约有45%的乡镇没有体委、体协或体育文化站,村落体育文化的发展不能得到保证,管理体系缺乏导致村落体育活动不能有效进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村落体育面临约束力缺乏的现象十分突出。

这种状况与村镇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有很大的关系。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在目情况下,根据农村的实际状况,如果完全依靠政府投资建立完备的体育设施,举办各种体育文化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效地实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起有效的“触发”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 “要明确政府的社会的事权划分,实行管办分离,把不应有政府行使的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这为农村体育管理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为村落体育管理模式的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农村体育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完全由“行政发动+行政推动”的组织形式,建立一种“行政搭台+市场拉动”的新型发展机制,促使体育文化体制和体育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运用村落广大的人群消费资源,吸引社会各商界、各媒体积极参与,触发体育文化成为村民的自发行为和生活方式,通过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促进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兼容”,激活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2.3 传统传承——“稳定器”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这充分说明,民族民间体育作为我国优良体育传统文化不仅不可丢弃,而且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因为村落体育文化与其他人群体育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有密切联系,也决定于村落体育活动方式上的独特习惯。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呈现出一定的“超稳定性”,村落体育的稳定性就是以村落的稳定性为前提的。村落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尤其是各具特色的仪式性村落体育活动,无论是活动内容,还是规定性的仪式,相对比较稳定,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8],传承中必须维护它一定的稳定性,不能弃之不顾。

村落“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实践证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绵延千百年积累起来的体育文化,对大众体育活动内容的产生发展,对人们健身观念的形成及体育健身方式的选择都有重要影响。因此、村落体育在内容创新上,应以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作为突破口,在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只有将各个民族的体育项目在广大农村地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通过发挥民族体育多元化的优势,来促进村落体育文化的稳步稳定的向前发展。

2.4 学校辐射——“驱动器”

学校是乡村的文化中心和智力密集区,对乡村社会文化形态的辐射力与驱动力是巨大的。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曾说过:“我们的准则、价值观念和学校教育应随着社会的进步日益改变。在工业社会里,学校要发挥新的功能,要成为社区中心,提供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在我国农村正向工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建设健康的、完善的乡村体育文化必须依靠乡村学校的巨大作用。

乡村学校文化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村民生活息息相关,她为那里创造财富,开创文明之先进风气,是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潜在力量。她作为乡村知识的组织力量和乡村教育活动的传播基地,引导着青年一代探索发现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奥秘,并运用新的经验,促进村民思维形式的进步与乡村社会物质生产的繁荣,是乡村文化传播与创新的主导力量。她将历史诉之于人们,将文明进程呈现给人们,使村落农民从文化的选择、传播与创新过程中,看到乡土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能够选择性地继承、传播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开拓和创新新时代文化。她能动员与发动村民,组织建设与塑造一个新的农村精神[9]。

乡村文化发展繁荣,首先要培养新一代农民。乡村学校体育是有效发展乡村文化,使现代体育和民间传统体育和谐共存, 促进村落体育由单一传统民俗型向现代休闲型体育、竞技体育、娱乐体育等多元化体育形态发展的重要阵地。通过积极发展乡村学校体育,驱动现代体育意识从乡村学校渗透入乡村是村落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中小学往往也是村落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场地,在广大村落社区,村民体育价值观的形成、村落体育的组织开展都会得益于学校体育,学校体育的辐射功能也将愈来愈明显。

2.5 完善设施——“服务器”

促进村落文化发展繁荣,建立健全体育文化设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各类体育场馆近70万个,其中占土地面积16.5%和占人口39%左右的城镇,占全部体育场馆的79.8%,而占国土面积83.5%拥有61%左右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只占20.2%的体育场馆资源。在对部分乡镇体育组织机构的调查表明,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我国拥有符合第58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要求的各类体育场地共850080个,乡村仅占共总数的8.18%。这不仅低于我国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所需的要素配置,也是遏制乡村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0]。

在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村落体育文化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将会不断彰显出来,要充分认识村落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乡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国家应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措施中,出台相关体育文化设施建设政策和优惠措施,发布了一系列系统建设项目,比如无偿为乡村配备体育器材的政策,增强对农村体育文化的服务力度。县、乡、村各级行政组织在农村文化事业建设中,要全面开展体育场地建设的研究与论证,把体育场地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等,为村落体育文化发展提供必须的物质基础。

2.6 人才培养——“牵引器”

重视发现和培养扎根基层的乡土文体能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承人,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鼓励和扶持群众中涌现出的各类体育文化人才和积极分子,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发挥“牵引器”作用。他们在村民中极具号召力、影响力,是村落体育文化改革发展的基础力量。要制定实施乡村体育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完善机构编制、学习培训、待遇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吸引优秀体育文化人才服务乡村。要以优惠政策疏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为乡村输送、留住体育人才。壮大村落体育文化志愿者队伍,抓好高校“体育三下乡” 活动及毕业生实习期间的辅导活动,鼓励专业体育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乡村体育文化建设和村民文体活动,形成专兼结合的乡村体育工作队伍。

参考文献

[1]孟凡强.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价值诉求[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1,(2):101.

[2]童昭岗,孙麒麟,周宁.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5):30.

[3]赵培军.文化视阈下的新农村体育文化重构[J]农业考古.2011,(3):355.

[4]郭修金,虞重干.从村落看村落体育[J]P2.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4.

[5]田雨普.小康社会我国社会体育的城乡差异[J].体育科学,2005,25(4):13.

[6]于文谦,孔庆波.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质层文化力分析[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9,(12):[7]俞爱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农村体育文化的困境与出路[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第28卷).2005,(11):1482.

[8]郭修金,虞重干.从村落看村落体育.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

[9]唐松林,罗仲尤,彭兰.农村教师:新农村建设必须停靠的知识力量[N].《光明日报》2006.(7.20):7.

[10]赵培军.文化视阈下的新农村体育文化重构[J].农业考古.2011,(3):355.

村落文化 篇2

作者：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组 《光明日报》（2015年04月02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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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编者按

随着城镇化建设与外来文化的冲击，我国诸多传统村落及其文化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开始对我国“江河流域”（即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及其他广大地域的传统村（镇）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开展田野调查。2014年6月12日至9月30日，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又对“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展开新一轮田野考察。考察结果显示：与2008-2010年期间的考察结果相比，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工作在国家重视下取得显著成效，但问题依然突出，形势仍旧严重。基于此，考察组提出了加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具体建议，相信会对相关工作有所助益。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1.27%，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却呈现空壳化趋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大量村落被空置或遗弃。同时，由于道路交通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增多和信息网络覆盖面的扩大等原因，加大了外来文化向农村渗透的力度，村落传统文化趋于边缘化，其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

2008年至2010年间，我中心曾组织20个课题组，集中对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以及西北、西南17个省113个县（含县级市）中902个乡镇的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进行了为期25天至30天不等的综合性复查。这些地域中，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方面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2014年6月12日至9月30日，我们又组织了8个专项田野考察组，再次对“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展开跟踪式田野考察，行经11个省、行程18500多公里、为期三个多月，对此区域原已纳入调研视野的5709个传统村落中的1033个进行回访、考察、调研，并进行数据采集与比照。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在2010年尚为活态存在的1033个传统村落，在四年间，又有461个因各种原因消亡，幸存572个。总数消失了44.6%，平均每年递减11.1%。换言之，在此次调研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中，约3天就有1个消亡。据我中心“传统村落遗存实录资料库”按省域范围随机抽样的综合信息所得出的整体评估结果显示，就全国范围而言，传统村落消亡的速度整体上远高于上述数据。可见，四年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问题仍然突出，形势依旧严峻。

传统村落保护成效显著

上令下行，形成合力。以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为标志，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正式纳入国家历史文化保护战略。在这之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先后公布了两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2014年4月，四部局联合公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传统村落保护在一批学者长期呼吁下，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初步建立了国家保护名录，制定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并根据保护价值的不同进行分等定级管理。2014年11月，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公布，全国已有25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省级层面，不少省份推出“美丽乡村建设”的口号及具备可操作性的措施和意见。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传统村落的措施，省委统战部将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海外侨胞等社会各阶层的资源与力量进行有机有效整合，展开了以“回得去的故乡”为主题的美丽家园建设系列活动。

在市、县、镇级层面，不少地方政府结合自身特点，对传统村落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浙江顺溪镇政府集中财力与精力保护传统村落，在挖掘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同时凸显传统村落的独特性，并处理好政府投资保护与市场运作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找民间投资，把市场需求和传统村落保护结合起来。

从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落实，上下形成了有效互动。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成绩斐然。自20世纪末开始，冯骥才、乌丙安、潘鲁生等专家学者不断为保护传统村落呼吁、进言，积极探索有效保护传统村落的途径。我中心不仅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察和相关数据采集，还打造了创新研究平台，集合高校多学科资源优势，展开对村落文化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为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培养专门人才的博士、硕士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为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进行宣传和论证。对村落的保护离不开乡贤参与。如今，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他们视野开阔，掌握较丰厚的相关资源，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如湖南省中方县丁家乡的杨宗强，大学毕业后取得上海户籍，2008年返回家乡，带动村民建设生态农业园，形成了一定规模。2011年，当地部分参与种植的农户年收入便达3万多元，而同期丁家乡人均年收入仅1300多元。村民有“觉”有“悟”，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方兴未艾。在当下不少传统村落，村民已经意识到传统村落不仅是自己的家园，还是与家族、民族有关的国家历史文化财产。河南崤山山区的渑池县赵沟村先后获得“河南省历史文化名村”“特色旅游村”“中国传统村落”等称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原住民的文化觉悟和文化自信。

现存问题与严峻形势

今天，很多地方对传统村落保护仍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重有形的建筑保护，轻无形的原住民文化保护；重“固态”文化保护，轻“活态”文化保护。在抱有这种认识与理念的人看来，传统村落只是一些没有文化灵魂的“死”建筑。实际上，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古建筑上，更体现于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丰富“活态”之中。

误区二：在城镇化进程中，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指导下，不少基层干部仍未意识到保护传统村落文化事关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他们认为传统村落如无旅游开发价值，不能提升当地GDP，不能为其政绩“建功立业”，与其费力花钱保护，不如让其消亡。有的甚至受经济利益驱动，大行“强拆”之道。如山西某县有一保存完好的晋商明清建筑，于2008年被正式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2014年，该县将其列为城市片区改造重点工程，现在已经砖瓦涂地。

土地毒化，导致新“空心村”出现。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不断遭到各种污染源的伤害，土地污染现状严峻。国土资源部相关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成为“毒土”。这还不包括农药、化肥对土地的深度污染。污染加剧导致土壤自然蓄水保肥能力、所存有机养料成分、可耕深度等大幅度降低，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土地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农民，这也是近年来“空心村”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行土地法、文物保护法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存在矛盾。现行土地法、文物保护法与传统村落保护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我国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农村民居权属政策与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需求不相适应。大部分受保护的传统村落需要修缮，但这些村落中的建筑及文物均属国家财产，在村落未纳入保护范围之前，原住民有权对其进行修缮；一旦这些村落被纳入保护单位，村民就不再具有修缮权。与此同时，因资金匮乏，很多地方政府无力对受保护的传统村落进行修复。这就导致受保护的传统村落建筑反而日渐残损，直到坍塌，而原住民的民生问题也得不到妥善解决。传统村落保护陷入“挂牌保护”与实际保护相脱节的困局。此类现象较为普遍，如不及时调整政策，出台可行的保护措施，可能会出现传统村落越“保”越少、消亡更快的状况。

对策建议：“五个建立,两个防止”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迫于城镇化发展趋势而错误行动、思想认识不正确、政策法律缺位、受政绩和经济利益驱动等。为克服这些弊端，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具体概括为“五个建立”与“两个防止”。

建立并出台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法。目前国内还没有完全涵盖和适应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法律。建议由国务院主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局参与起草，尽快制定出一部适用于中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国家（而非部门）专门性法规，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

建立传统村落环境监管监察、污染治理的法律制度。保护传统村落不能仅仅保护村落建筑，与其息息相关的土质、水质等生态环境也应得到高度重视。近年虽有一些关于传统村落生态环境保护、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政策法规出台，但缺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法律，尤其缺乏村落环境污染防治与追责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的同时，要建立起专门的监督监察机构专司此事，形成长效甚至永久机制。

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数据库。为更好地保护我国传统村落文化，准确掌握其地域分布与数量，应加快组织建立“中国传统村落国家数据库”，成立专项行动工作队伍，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采取田野调查与民间数据收集相结合的原则，对传统村落历史沿革、发展轨迹、建筑风貌、风俗习惯、人口规模、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以及村民生计、自然与生态资源等进行专业的数据记录和建档管理。

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协调发展框架体系。既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村落的文物、文化、生态、民生等诸多方面的价值，也要充分认识到传统村落的文化构成从古至今都不是静止的。没有传统村落的“活态”文化存在，传统村落其他很多方面的价值就难以持续。不能让传统村落成为死的标本。因此，必须把传统村落的建筑保护与其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传统村落的文化、人、自然环境都“活”起来的全新保护格局，让传统村落文化以鲜活的形式重返广大农村舞台。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研究人才队伍。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在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家应尽快出台政策，鼓励支持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研究，将保护、研究类专门人才的培养纳入高等教育人文学科招生、教育与研究体制，培养大批专业人才。同时，要按照“国家需求、创新引领”的原则，充分整合并利用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学科的资源能量，以利于推出大批高质量的保护与研究创新成果。

防止旅游模式下对传统村落的过度开发。目前，不少传统村落因过度开发而失去“传统村落文化”的原本内涵，甚至变成“流行文化”的大卖场。应建立权威的传统村落管理体制，依据完善的保护规划，在保护培育的前提下，对现存传统村落及其文化资源进行有限、有效的开发利用。

防止传统村落“空心化”成为演变态势。要充分认识当前农村“空心化”问题的严重性。要使传统村落原住民“留得住”，就要有效提升和改善传统村落原住民的生活质量。整治重点是处理好村庄协调发展的问题，既要对村落建筑进行维护与改造，维护好文化遗产，又要重视村民的居住环境，更要正确引导原住民的价值观与消费观，帮助农民建立并强化留守和保护意识。（执笔人：胡彬彬、吴灿、李红、杨帆、王安安）

【智库名片】

闽南传统文化的代表村落 篇3

闽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建筑是闽南文化的重要内容，精美绝伦的建筑技艺，系统地体现在闽南红砖建筑体系当中，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葩。这些建筑风格和建筑特点，在亭洋村的宗庙和民居建筑都有鲜明的体现。

明、清时期亭洋村古民居建筑沿袭了中原汉族古民居建筑的风格特征：一、四合院式住宅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二、建筑用材以木材与砖石混合为主，三、装修装饰式样独特，具体体现是屋顶为凹曲屋面，屋脊为燕尾脊或马鞍脊，四、建筑色配以“五行”而着五色。而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近现代的闽南红砖建筑在建筑材料、建筑形式上也兼具海外建筑的风格。民国至现代，普通的民居依然具有传统古民居建筑的风格特征。尤其是典型的“大九架三落、大六路”古厝，这些古民居建筑风格特征，与古代由中原南迁的汉族官宦人家和贵族大姓有着直接关系。闽南建筑在布局上强调院落多层次进深，功能分区明确，功能上前后左右有机衔接。结构布局均为四柱三开间或六柱五开间。厅堂、天井、房间、檐廊连为一体，左右对称，形成由厅堂为中轴线，以天井为中心建筑格局。

闽南古建筑门前一般都铺设宽敞的红砖埕或石埕，前厅入户大门与墙面呈“凹”形居多，称“凹寿”或“塌寿”，平开两门或四门，有的两侧有小边门。门厅左右各建有一间下房。天井两侧有廊道或建有榉头。走过天井踏上石阶及砛石即到厅堂，厅堂左右各有大房，后落有后寿堂及两侧主人起居住房。两侧辟有巷头门，可通厝外或护厝。前中落上下有四个巷头门称“四抽巷”。规模完整的“大九架三落”大厝出后厅复有天井，两侧有走廊或厢房，后面建有一排平屋作厨房或储藏间，也有将平屋建在前落对面，称为“倒照”。院落两侧一般都建与中轴线垂直的横列房屋，用做晚辈居住或杂用，称为护厝，两边各二排称为“双边护”，也有一排的称“单边护”。主体建筑边门有廊道通护厝中间小厅，其余房间亦为住房，一般辈分高、年长者居正房，辈分低或年少者居护厝。护厝房间前仍有走廊，有的还辟有小天井。使整个建筑连成一体，这样更加方便“衣、食、住、行”的功能需要。屋脊为曲线燕尾脊，脊上多用剪瓷粘贴各种人物与动物雕塑等，色彩颇为鲜艳与夸张。屋顶铺盖红瓦，屋顶硬山式与歇山式居多，护厝多为马鞍式脊，下厅、厢房、护厝的屋顶相比主体建筑略低。

这些古建筑以木料和砖、石混合为主体结构。木制斗拱梁架，抬梁式、穿斗式或穿斗抬梁混合式，以杉木居多。砖瓦选取本地红土绕制的产品，石材为各种花岗岩。柱、梁、枋、檀、椽等木质构件皆用榫卯结构，以承载屋顶。厅堂与房间之间的隔墙，用木板或用砖块砌筑，有的则用芦苇或竹片编织而成，外面再涂上灰泥即成墙体。

建筑室内地面一般铺设正方形红色地板砖。厅前走廊边沿铺设大规格的条石。天井亦铺设条石，并修建有排水的地下涵沟，涵沟做成弯曲状而不做成直流状排水，因为闽南风俗认为直流排水会泄财，弯曲排水能聚财。但弯曲涵沟的容易造成淤泥堆积与堵塞，因此有的在涵沟内放养乌龟，乌龟，能起到有效的清淤作用，这样能使涵沟保持通畅。

亭洋村的古建筑在装饰上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代与清初时较为简朴，清中期以后到民国时期较为繁缛。不同年代的布局与用材也有所不同，清中期至民国时期，对木、砖、石构件越来越讲究精雕细琢，样式富有变化。作为宅门的檐廊，明代少有雕饰，到了清代至民国，檐桁、月梁均有雕刻。厅堂斗拱、雀替、驼峰等木质构件都雕刻有花卉、动物、人物等形象，横枋上楣额则装饰各种拼木图案。挑檐支承木上则有圆雕花蓝或倒垂莲花等造型。前落凹寿大门上门额嵌有主人姓氏郡望的泥塑或石雕匾额，镜面花砖，以花鸟、动物或人物故事组雕装饰。厅堂上有木制格扇门，格扇分格芯和裙板两部分，均有做各种图案木装饰。墙裙采用细磨条石装砌，有浮雕、透雕等，图案有花鸟、人物及名人诗文题赠等。在凹寿上部用砖雕或在花岗岩石雕刻各种戏曲人物、花卉、动物、诗文加以装饰，大门的左右放置门墩和抱鼓石，样式以鼓形、圆形、方形居多，并加以雕刻装饰。一般房子的东边留水沟，西边留狗洞，称之谓“东龙西虎”。

中国自古就有祭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的风俗，即对自然物崇拜，这种习俗在闽南尤为盛行。闽南居民在建房时，当地俗称起“起大厝”要请“风水先生”选地择向，这种习俗一直沿续至今。建筑朝向一般民宅忌正南正北，正东正西，都采用稍偏南、北、西、东方位。在翔安区的建筑当中，无论是山区或沿海，古代民居一般是以坐东北朝西南方向的建筑颇多，即“艮坤丑未”方位，这与闽南一带夏秋常刮东南季风有关系。当地人建房（“起大厝”），一般都依山傍水顺应灵脉而建，这种选地择方向建房的方式，既具有科学性，亦有地点方位性。还要根据岁次“年利”来确定方位及开工兴建的时间。施工开始 “动土”之前要祭“土地公”，即用铁锹自东向西沿宅基四周挖一圈，并在宅基的厅中位置设“土地公”灵位，上书“福德正神”。在新建房屋过程中有以下四种习俗：一、在厨房灶壁设有小神龛，贴有灶君图，以红纸书上“灶君司令”，按规定时间祭祀，二、民宅不绘“门神”，贴护厝神符，在门顶上悬挂“八卦图”，以御凶辟邪，三、在周边的三岔路口的墙壁内嵌有“石敢当”石碑，镇鬼怪消灾祸，四、宅第门窗相对，要建照壁隔断。在施工过程中，每逢农历初二、十六都要犒祭“土地公”。

亭洋村古民居建筑体现了闽南地域的历史文化特色，是对优秀传统建筑的一种传承。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其中的一些建筑遭受了一些不同程度的破坏。

马巷镇亭洋村历史悠久，是厦门地区古民居中年代最为久远而建筑风格最为典型的村落之一。亭洋村是厦门地区著名的侨乡，亭洋村的红砖古建筑是翔安区华侨回乡建造的民居建筑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精美、古朴的韵味令人流连忘返，赞不绝口。村周边海域辽阔。自古就是翔安区海上商业贸易的发达地之一，这里有清代翔安建筑材料集散地塘厝港，贸易货栈等。

村中古民居建筑布局讲究，规划合理，朝向统一。左右有水源，前后有道路。建筑式样具有多样性，有单落五架、二落七架、三落九架、“大六路”等，又有受西洋建筑影响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一般主体建筑两侧有单边护厝或双边护厝。这些红砖建筑从风格、布局、材料、装饰、楹联匾额等多方面，都反映出闽南古代传统建筑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深厚的文化积淀。

亭洋村陈金恒厝，建于民国时期，穿斗式砖木结构，硬山顶，燕尾脊，坐东朝西，前、后两落大厝，中为天井及两侧榉头，面宽11米，总进深17.8米，占地面积约285平方米，建筑面积195.8平方米。建筑集石雕、砖雕、木雕、彩塑堆贴贴等多种装饰手法于一身，作为重点装饰的镜面墙，以花岗岩石雕和青斗石相互衬托，不仅表现出青、白不同颜色和质感，且纹饰运用浮雕、镂雕、阴刻、阳刻等技法，精致典雅；白底红花的砖雕花鸟图案，将建筑装点得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墙体正面两侧的拼砖图案，利用红、褐色等色差的几何形小砖拼贴出对联、诗句八仙及人物故事等，严丝合缝，精小细微，变化无穷，达到出神入化境地；檐下“水车堵”有白地彩绘图案门厅、廊道旁边白灰墙面的水墨画及彩塑人物故事图案，色彩鲜明，高低错落有致，犹如一幅展开的山水画卷，为建筑增添高雅别致的情趣。此座古厝门面两侧厢房红砖角柱上精雕楹联，内侧为“创业凭光泽 守成赖后人”；外侧为“门庭多吉庆 家室永和平”，它代表亭洋陈氏先辈对子孙后代家训，寓意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若在我辈手中失传，将是一大憾事。

亭洋村陈剑钳、陈玉枫两兄弟厝，建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坐东朝西，南、北两组建筑并列，中为巷道相隔，巷道前、后设门，门上建小阁楼，总面宽24.2米，总进深18米，占地面积约637平方米，建筑面积414平方米。建筑装饰上大量采用绿釉琉璃的花瓶式栏杆，门面铺设产自国外的花纹瓷砖，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大门上方均嵌“颖川世胄”匾额，南列大门额首女儿墙上泥塑一只展翅雄鹰。左右两组大厝正面砖雕楹联分别为“足游千里外 腰缠万贯来”“教子千方歏 传家万事忍”，花岗岩大门两侧的对联分别为“颖上冠山书香百世 川环带水德荫千秋”“守东平王为善两字 遵司马公积德一端”。爱国华侨的古训语重心长，谆谆告诫后人，其风度别具一格，显现出一派滨海南国气息。

亭洋村塘厝港，深沉厚重的民居临山依水、随势而筑、粉墙照影、清雅朴素、雄浑壮美。在亭洋至赵厝之间的海岸线上，塘厝港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厦门地区比较繁荣的贸易港口之一，该港口一直沿用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塘厝港码头主要经营红料、杉料运载生意，是将“红料”与“杉料”由漳州龙海港运至塘厝港，当地人将红砖、红瓦等俗称为“红料”，将杉木称为杉料。商业贸易的发展，促使山侯亭陈氏沿塘厝港港弯建起了一排百多米长的经营红料、杉料、粮食等码头货栈、贸易商行。塘厝港三面环海的港湾，涨潮时，货船能直接通过100来米长的货栈前的三米通道，在通道附近建有堆存货物的堆场，能方便货物的装卸与堆存。如今，虽历经100多年，仍有数座倚靠在一起的、保留较为完整的红砖古建筑。因此当地居民在建房材料选择上，多数采用的是红料、杉料，仅在地基上与窗台以下砌筑近1米左右高的薄板蚝堆石。其余的以红砖为墙体，杉料为楼板、屋架，红瓦为屋顶，是古代地地道道的红砖木结构建筑。

亭洋村塘厝64号，为该村村民陈珍钦的曾祖父辈在清代所建，此建筑因当时商业贸易的需要，而建在海边凸出的滩涂上，建房之前都要在滩涂上以杉木为桩，打实地基，夯土造地后，再建东西走向，前有大门，后有小门，这样方便船只直接进出，紧密相连的房子，是一座集商业贸易货栈与家族聚居的封闭式独特古建筑。现保留建筑通面阔约40米、进深约25米、硬山顶、马鞍脊。前、中、后三落不留天井，这样既能方便存放货物又能防盗。除了每间之间有彻筑实墙体外，落与落之间通透，不砌隔墙，用来做堆放建筑材料的仓储室。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右边三间，前落二层，以杉橼和杉板为楼层隔板，底层通透，仅在最左边的一角，用隔板围起一间佝身而行的小屋，为账房。在右边二层屋顶制高点，两房间之间衔接处又加盖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四面墙体布设内大外小的方斗式射击孔，可观察琼头、下潭尾一带海域的动静，具有防御守卫功能。居中主间开间的二层比右边的二层显得低了1米左右，比左边的两个开间高2米左右，正面和右面两面墙体上布满枪眼，墙上砌有用筒瓦彻孔，既可被当通气孔，又可以用于瞭望孔和枪眼。左边二间前、中落一层，后落二层，前落与中落通透，中间为厅堂，两侧是边房的布局，木制楼板，一层是用来加工木制品的工场。后落二层留有面积不大的天台，是提供给居住者的休闲场所，此建筑是一处因地制宜、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贸易与居住为一体的古建筑。陈珍钦祖辈时，客栈称“全春”，有“四季如春”之美誉，到父辈时改栈名为“安记”，表明“五世安康”之幢憬。由此建筑规模以及其建造方式，可以想象清代时马巷镇亭洋村塘厝港的商业贸易是何等的兴隆与繁华。

另外在塘厝港沿港湾还建了十几座蚝壳灰窑。清代年间，马巷镇一带百姓要建房子，只要来到亭洋塘厝港，一切建筑材料都一应俱全。塘厝港的商业经营方式，为研究清代至民国时期翔安区海上交通和商业经营状况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附记：本文采用了厦门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厦门市普查队成员有：靳维柏、陈文、郑东、赖建泓、王蒙、董丹其、陈海生、郑宝珍、王振扬、杨彬。文章撰写过程中得到洪水乾老师的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村落的“和文化”价值 篇4

关键词：村落价值,和文化,稻鱼共生

据统计, 2005年至2009年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1]在城镇化、工业化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今天, 大批的传统村落走向终结。但是村落真的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么?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能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在节假日到乡村旅游, 西方发达国家更是早已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可见, 总有一些东西是城市难以满足人类需求的, 村落的存在更是有着除了农业生产以外的价值吸引着人们与它亲近, 也吸引着社会的先驱不断回溯、寻求新的发展之路。2005年4月, 浙江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本文将结合这一案例从传统村落的结构特征入手, 阐释其“和文化”价值。

一、“和文化”与“村落”

1. 何谓“和文化”

“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核心是追寻一种人与外在环境及自身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古圣先贤分别在不同的层次论述过“和”:所谓“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的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礼之用, 和为贵” (《论语·学而》) 说的是人际间的和谐, “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 (《中庸·致中和》) 则是形容人自身平和的状态。本文将“和文化”的内涵定义为“天人合一”“身心合一”“人际和谐”的价值取向。

2. 何谓“村落”

村落, 是指农民聚居的地方, 也可称为农村社区。滕尼斯将社区定义为:有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关系是由传统血缘、地缘和文化等自然造成的, 而非社会分工的结果。自工业社会以来, 随着资本的大规模下乡、村落人口的流动增强、农村的社会秩序与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 村落的结构特征也随之改变。因此, 要描述村落的结构特征必须在时间上有一个限定, 本文所说的村落是指以5000年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在自然演变的情况下基本保持稳态的中国传统村落。它主要有四个特点:永续农业2的生产方式、低货币成本的生活方式、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高同质性下的劳动分工。

二、依托于村落结构的“和文化”

1. 永续农业的生产方式——天人合一

龙现村的“稻鱼共生系统”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 是一种典型的永续农业或生态农业的生产方式。稻鱼共生, 即在稻田里养鱼, 通过充分利用物种之间的相生相克原理, 提高生产效益, 维护生态平衡。一方面, 鱼儿在水里游动可以帮助稻田除草、翻土、抑制病虫的滋生;另一方面, 稻田为鱼遮阴避暑, 稻花也成为鱼儿的美食。这样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 稻米和鱼也都十分优质, 生态环境更是得到保护。经过专家测量, 稻鱼共生系统可以比一般的水稻种植系统减少30%甲烷的排放。[2]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 农民充分利用自然规律进行农业劳动, 感受着自然的馈赠, 对自然充满了感恩与敬仰, 达到了“天人合一”。

2. 低货币成本的生活方式——身心合一

“民以食为天”, 吃饭问题是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在村落中, 人们吃着自己种的米、种的菜、养的鱼……几乎不需要有什么金钱交易。龙现村的村民平日里不仅自己从田里抓鱼吃, 每当家里来了客人, 更会热情地到田里抓鱼款待。这是一种低货币成本的生活方式, 它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模式有着本质区别, 人们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过程, 分享自己的劳动产品, 在没有被资本异化1的情况下实现了“身心合一”。而城市讲究效率, 高货币成本的生活方式则在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助长了人们的欲望, 使人背离真正的需求, 难以达到“身心合一”。

3. 熟人社会与高同质性——人际和谐

村落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 人们在初级群体内频繁发生面对面的互动。[4]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形成了无形的道德约束力量, 人们基于情感和需要相互帮助、彼此信任, 产生了“和为贵”的价值取向。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 村落是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地域, 具有高同质性。大家共同享用村子里的自然资源, 考虑自己的同时也为他人着想。在龙现村, 每户稻田里的水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 如果有人发现自家田里的水质不好了, 他们会把水引到田外而不影响下流稻田的水质。[2]由于农业生产需顺应天时安排, 插秧与收获的日子只有一段特定时间, 在一个农户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村民之间形成了邻里相助的劳动分工。这与城市的社会分工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的主体是家庭而不是组织, 人们的情感关系在分工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生活上, 人们由于高同质性的社会结构不会产生较大的心理落差和不满, 在靠天吃饭的同时也靠自己的劳动吃饭, 形成了一种“崇尚劳动”的平均主义。再加上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力量, 人与人之间不容易产生激烈冲突, 即使发生冲突也以和解为主。“人际和谐”应运而生。

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天人合一、身心合一、人际和谐的“和文化”价值观正是由传统村落的结构特征所决定的, 而村落的结构特征又与农业生产密不可分。龙现村“稻鱼共生”传统耕种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范本。也许在今天, 大部分乡村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结构特点;在城市中, 我们也可以看见“和文化”的影子, 建设“和谐社会”就是重树“和文化”在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我们不应忘记, “和文化”生于乡村, 消灭了村落就等于除去了根, 我们的“和文化”价值体系将如同水中的浮萍失去源源不断滋养壮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龚春明, 朱启臻.村落的终结、纠结与未来:经验反思及价值追寻[J].学术界, 2012, (6) .

[2]CCTV, 农业遗产的启示 (3) 青田稻鱼共生的科技秘密 (上) (下) http://sannong.cntv.cn/program/kejiyuan/20100722/104644.shtml.

[3]孙业红, 闵庆文, 成升魁.“稻鱼共生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研究[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8, (4) .

村落文化 篇5

论文关键词：村落文化 宗教观念 风水观念 诗画观念

论文摘要：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固有成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人文观念的影响，造就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村落文化，本文将从宗教观念，风水观念，诗画观念三个视角对中国古代村落文化做浅要阐释。

近代科学地理学的奠基者李尔特曾经说过：“地球上人类的每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村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文化象征的形象符号，在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文观念。

一、宗教观念

宗教从各个方面如民族群体心理、思维方式、物质文化、民间民俗等渗透于中国村落文化之中，使中国村落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和深刻的神道烙印。

宗教对于中国村落文化的作用，首先便表现在它对于村落成员的组织与维系功能。宗教的维系功能体现在中国村落文化中，表现为宗教中某一共同崇拜的对象，可以成为一个村落群体甚至多个村落群体成员精神上的纽带，使他们彼此认同和维系，使他们能够为自身利益而团结一致。因此在古代社会，一个村落或一个部落，往往有自己的图腾，有自己崇敬的精灵。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生活所迫时，也往往以宗教为旗帜，作为维系感情与利益的纽带，结成社群，对统治阶级进行反抗。中国历史上以宗教为纽带，组织、团结民众反抗腐朽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斗争层出不穷：自东汉末年的“太平道”所组织发起的黄巾起义，东晋孙恩的“夭师道”，北魏法庆以“大乘教”，北宋方腊以“明教”，南宋钟相以“巫教”,元末的韩山童、刘福通的红巾军以“白莲教”，清中叶的林清以“八卦教”组织起义，历朝各代农民的武装斗争每失败一次，中国人的天命观思想便得一次巩固和加强。

宗教是中国农民武装斗争的团结纽带，它同时与宗教的组织和维系功能相联系。然而宗教常常成为人们走向分裂、失败的催命符，封建统治集团常借助宗教推行其愚民政策。地藏王庙前殿左右的黑白无常狰狞可怖的嘴脸、判官、鬼卒的青面撩牙、十八层地狱的阴森、鲜血淋漓、其刑之惨绝，令人毛骨耸然，其心理威胁往往比官府的刑杖和囚牢有效得多。

另一方面，中国儒教以伦理道法为宗旨,以士大夫为其信众基础，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佛教则提倡修身养性，自我修炼，并在戒律中提出不准“淫、盗、杀、妄”等戒规。基督教比较倡导宗教的献身精神，“十戒”中也有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等伦理准则，这些伦理准则大多是一些最为基本的社会公德。当它们成为宗教教义，渗入村落文化之中，无疑会深入到村落成员的内心信念中。世俗的伦理要求，通过宗教的形式 在民众中得到教化，既是宗教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功能，也是村落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风水观念

“风水”中虽然掺杂了玄学的成分和迷信的色彩，但它的实质不外乎是在人居选宅和人亡选穴方面，作为对地质、地温、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衡量准则。道家认为：凡物皆有其自然本性，顺其自然，便可达到极乐世界；儒家认为：“生生之谓易”，强调自然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生活就是宇宙，领略了大自然的妙处，也就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中国古代风水学可以称作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灵魂，它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风水对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和布局，产生了深刻而普遍的影响，是左右中国古代村落格局的最显著力量，古代村落、屋舍的建造均讲究风水。

“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若水势屈曲而环向之，又其第二义也。”①实质上，风水强调的是“顺其自然”，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自然和谐。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贾宝玉表明不喜欢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因为“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廊，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山，似非大观”；因为它“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正是这种对自然而然的追求，才造就了中国东西南北中不同地域风格各异的村落景观。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高大巍峨皇家宫室，雄伟庄严的殿堂高阁，多建于高台之上，让人从远处看来就感到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老百姓并无雄厚的财力，亦没有资格住进那样豪华的居所，因而讲究风水的好坏。中国人注重天地之和，身心之和，而只有合于风水，调于阴阳，才能达到这一点。所以，官方在进行争权夺利的同时，民间则在抢占风水宝地。李约瑟曾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的风水，称之为“准科学”，中国古代的景观建筑学。他认为风水理论“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的成分”，“遍中国的田园，房屋、村镇之美，都可借此说明”。

风水学长期发展，形成了它特有的环境模式。村落风水的环境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形局完整的地理单元。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比较讲究地貌的丰富、形局的完整、阴阳胎息的生成、气之沉浮和水口的形势等。

中国古代村落要求有山为依托，依山面水。靠山即“龙脉”所在，称玄武之山；左右护山分别称作“青龙”、“白虎”；前方近处之山称作“朱雀”，远处之山为朝、拱之山；中间的平地称作“明堂”，为村基所在；明堂之前有蜿蜒之流水或池塘。这种由山势围合形成的空间，利于藏风纳气，是一个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良好自然环境的独立生活空间，这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环境也不谋而合。当然，中国古代村落无一不受到风水的理想环境模式的影响，在形局方面，中国古代村落选址强调主山龙脉和形局完整，即强调村基的形局和气场。认为村基形局完整，山环水抱，是上乘的“藏风、聚气”之地。

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还极为注重景观优美。风水学中认为，好的村落环境应该是好气场的表现，其景观上的表现是“山川秀发”、“绿林阴翳”。而“水口” 在中国古代村落的空间结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风水学中要求“入山先观水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看作是“财源”的象征，“水环流则气脉凝聚”，水“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水龙经》)。

以上的风水观念于古代村落的影响，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表现，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取得一种和谐关系，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会影响人的生活，人居环境可以影响到人的生活状况甚至吉凶祸福。

三、诗画观念

中国古代村落为传统耕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空间，山水村落文化在中国古代的流行，与中国古人的喜好隐逸村落的风尚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崇尚山林，醉心于山水之间，把山水诗和山水画的意境引入村落的营造之中，从而孕育了村落与诗境画意相统一的文化环境。他们即便身在仕途，也向往归隐山林、泛舟江湖、闲话农居的舒适逍遥，有一种挥之难去的隐逸情结。大自然的山水之美，具有某种净化心灵的作用，能涤污去浊、息烦静虑，使人忘却城市的纷扰，产生忘情于山水人家而自甘寂寞的高逸情怀，创造出让人神往的山水村落的明秀诗画意境。而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觉，才能以一种虚静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山水的美，向内发现自己的真性情。

村落文化 篇6

镇山村是贵州省,乃至全国都不可多得的、保存完整的民俗文化村,其文物价值是丰厚的旅游开发资源。镇山村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市花溪区石板镇花溪水库中部的一个半岛上。镇山村历经历史沉淀和岁月臻磨,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独特的建筑景观、古朴的民风民俗,因此也吸引着四方的游客的关注。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使当地百姓得利受益,但由于当地对历史遗产的保护意识和保护方法不科学的情况下,同时加上经济利益的驱使,导致没有对这些珍贵的文化景观资源有效保护和利用,使原有的文化面貌遭到破坏。因此,如何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些村落文化景观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使其具有完整性和原真性,成为当地政府亟需考虑的问题。

一、镇山村的地理环境及村落景观简介

(一)镇山村的地理环境

镇山村座落在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中一个半岛之上,与半边山和李村隔水相望,风景秀丽,环境优美。全村总面积3.8km,离开贵阳市区较近,交通十分便利,地处花溪风景区至天河潭风景区之间,是一个具有山水风景、民族建筑、历史文化特色的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

(二)镇山村的村落文化景观

镇山村是贵州中部地区典型的民族村寨,目前尚存50余栋传统民宅,镇山村以屯墙为分界,有上寨和下寨之分。根据史料记载,上寨是李仁宇屯兵的遗存,四周围绕屯墙,连成一片,其中形成各个完整的三合院和四合院。房屋采用穿斗式悬山顶一楼一底石木结构建筑,正房为面阔三间或五间,明间有吞口。明间(堂屋)为双扇对开门,明间或次间窗户木雕图案精美,正对庭院的房屋,均有木雕花窗,图案多为传统的“三吊格”和“万字格”。这些民居均以石头围护,墙面用石板镶嵌,屋顶以石板代瓦,院坝和通道均以方块石板铺成。下寨是李仁宇夫人班氏原居住的布依寨, 1950年修花溪水库时搬迁至此。下寨是布依族的传统的木质结构的民居,以石板镶嵌。下寨的民房都有自己独立形成的庭院,这些庭院沿湖依次展开,把湖面围合成凹形空间,从而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构成石板建筑别具特色的画面。

(三)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现状及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生态环境的建设,贵州省的旅游事业迎来了全新而又广阔的机遇和前景。贵州村落文化所蕴含的悠久的民族文化、古朴风情使这些村落景观具有非常高的观赏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1993年,贵州省镇山村被批准为民族文化保护村,每年的游客都逐渐增多,从1999年起,镇山村每年将近接待游客10万人次,许多村民也把游客接待到自己家中,旅游接待和餐饮服务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旅游业给镇山村带来了经济上的发展,但同时也给这里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带来问题,以下对这些问题作一汇总:

第一,保护和利用难以有效统一。对于镇山村的村落文化景观来说,既要对其科学的开发利用,又要对其科学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也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涉及文物管理、基础建设、旅游服务、交通、环保、水利、财政等多个部门,如果这些部门在对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上的认识不统一,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就很难形成一种开发和利用的协调统一,无法形成合力。

第二,缺乏长远规划,保护措施不完善。目前贵阳市当地政府对村落文化保护还缺乏长远的规划,还未将其与贵阳市整体的城市规划结合起来。另外,对其保护措施还不够完善,在保护上往往仅仅注重对文物的恢复和保养,但却不注重对整体生态、人文景观的维护,而历史遗产保护讲究一种原真性和完整性。原真性不但包括物质层面,而且还涉及精神层面的,过度的对村落景观的开发利用可能导致其精神层面的原真性丧失。

第三,村落景观风貌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随着贵州旅游业的发展,来镇山村游览的游客人数也日益增多。但镇山村原来的民居设施无法满足当前旅游的需要,旅游服务设施不配套,很多游客直接住在村民家中,当地有些村民受到利益的驱使,搭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为了增加游客量,他们又拆旧建新,致使村寨传统的建筑风貌遭到严重破坏,村寨的保护与村民建设的矛盾突出。此外,又由于当地政府对其保护不力,遭到破坏的人文景观,没有及时予以恢复,从而导致这里的村落景观风貌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二、如何保护和利用村落文化景观

(一)建立全方位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体系

对于贵阳市镇山村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乃至整个贵州省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笔者认为要建立全方位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体系。所谓全方位的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体系,是指历史遗产保护的各个部门统一认识,通力协作与沟通,建立起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保护措施。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要互相配合,以旅游服务业为动力,让文化事业、旅游产业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具体来说,可以对镇山村采取以下一些修复措施,一是把与原貌不协调的新的现代建筑加以改建,二是对村落文化景观巧妙布局,将民族特色建筑原样搬迁和科学复建,使镇山村周围形成高低对比、错落有致、各具特色的建筑群体。三是要重点保护村落特色,确保民族村寨的原味性。由于旅游业的发展,现代建筑风貌的建筑悄然兴起,与镇山村原有的村落风貌形成鲜明反差,使村落的历史文化景观受损,因此要重点保护村落的特色,制定相关条例法规,严禁随意搭建现代建筑。

(二)科学的开发和利用村落文化景观

除了对村落文化景观进行有效恢复和保护之外,还要科学的开发和利用这些村落文化景观,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可持续性的对其开发利用。具体来说,第一,可以把村落文化景观的开发、利用带入科研单位和学校课堂,利用专业人员的科研项目研究对民族村寨的开发与利用。通过对这些古村落资料收集研究,来展示村寨的历史文化,记录村寨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而对非物质文化进行再展现,使民族语言、民间技艺等得到传承和利用。第二,要加大对村民的文化保护和利用的文化教育。通过对村民的文化教育,使村民认识到村落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魅力,从而使其自觉的保护民族村落文化景观。第三,针对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开发利用管理规范。当地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系列科学的开发利用的管理规范,将民族村寨的开发利用纳入文物保护工作的管理体系,针对不同村寨的具体条件和情况,采取不同的开发利用模式。

三、结语与展望

总之,对于贵州村落的文化旅游开发,决不能只看重经济收益,而是要首先尊重历史,保护好独有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充分展示古村落文化的魅力,这样游客才能真正为之所吸引,开发利用才能长远。其次,对于村落文化景观的开发利用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不破坏原有文化特色风貌的基础上可持续性的开发利用,从而使贵州省村落文化景观更加具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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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村落小康文化发展的探索 篇7

一、突破三道屏障

1、突破文化观念落后这道屏障。村落小康文化比村级经济相对落后, 原因在观念落后。重经济轻文化, 把经济与文化割裂开来危害甚大。

2、突破文化政策滞后这道屏障。文化政策的完善同样存在滞后现象。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如果有的地方要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经费完全自负, 这样就迫使文化馆、文化站单头顾经营, 而忽略对村落小康文化的辅导, 这些应予以纠正。

3、突破文化人才缺乏这道屏障。为什么想俱乐部等村落小康文化机构办起来容易巩固难,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级缺少文化艺术人才。宣传窗、黑板报没人出, 文化活动没人组织, 如此, 村落小康文化机构不散也得散。

二、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意义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新农村的群众文化建设必须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一致, 必须坚持符合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要求的先进文化为指导。因为, 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 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所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康文化, 经济发展是根本, 政治稳定是保障, 而群众文化是关键。

2、推进新农村群众文化建设, 是构建小康文化发展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文化政策的完善同样存在滞后现象。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 以城乡的发展阶段, 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并继续发生历史性的巨变。

3、搞好新农村群众文化建设, 是培养社会主义小康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设新农村小康文化发展, 农民是社会主体, 是基本木力量。培养一大批文化型农民, 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农村现代化、促进乡风文明的重要保证。但是, 目前我国农民文化素质还很低, 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级以下文化程度占4.2亿, 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低下, 直接制约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推进农村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促进农村良好社会风气形成, 关键是要靠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民, 而这又需要通过长期的文化熏陶才能实现。因此, 加强小康文化发展建设, 需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来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 不仅是小康文化发展的基本任务, 而且是推进小康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4、小康文化发展建设的途径思考: (1) 注重大型活动的推动作用, 营造氛围。要通过举办旅游节、运动会、广场文化周等大型文化活动, 吸引农民参与, 促进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乡镇文艺宣传队可以利用节假日和农村赶集, 定期举行文体活动、劳动技能比赛。 (2) 注重城乡文化互动, 取长补短。送文化下乡引文化进城, 是推进农村群众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 (3) 注重村落文化带动, 统筹兼顾。充实农民的精神世界, 扩大农民的人际交往, 实现身心和谐, 增强农民的幸福感。

三、依托三大优势

1、依托集镇的文艺优势。用集镇文化的优势来带动村落小康文化的发展, 是村落小康文化建设上台阶的关键。县市文化馆、乡镇文化站应当有计划的把先进的现代理论、信息、知识、技能输送到村里去, 促进村落小康文化上台阶。

2、依托村级经济的物质优势。近年来, 大多数村村级集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 为实现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为村落小康文化发展进入快车道创造了物质条件。村里的能人、大款也是村级经济物质优势的一部分, 要充分利用他们爱家乡、爱村庄的热情, 引导他们向文化建设捐资, 或者启发他们办文化娱乐项目。

3、依托传统的民间艺术优势。农村民间艺术多姿多彩, 积淀丰富, 农民对他十分喜爱, 是建设有特色的村落小康文化的重要内容。要用好这一优势, 首先要重视调查挖掘工作, 其次要鼓励老农民、老民间艺人传、帮、带。依托传统的民间艺术优势, 还应该包括依托传统的民俗习惯, 如庙会、灯会、节日, 让农民自己办文化。

四、开发三项工程

1、开发农村社区网络工程。从纵向看, 村落小康文化要形成综合性的村落文化中心, 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向上要与发挥指导、示范、培训、协调职能的集镇文化站进行沟通;向下要与企业、家庭、村校等前沿文化阵地进行沟通, 一次构成三级文化网络。从横向看, 若干相关的村构成一个文化社区, 村与村之间建立较为固定的文化联系, 由此发展特色文化区域或文化带。

2、开发特色文化系统工程。特色文化系统工程的主要内容, 就是要开发一定数量的特色文化村、一定数量的村落特色群众文化艺术队伍。同时, 也要开发一大批有特色的农村文化艺术家庭。特色文化系统工程的建设措施, 应包括辅导、培训、交流、推广、研究等各个环节, 有规划、有投入、有步骤, 渐进发展。

3、开发村落小康文化希望工程。村落小康文化的前途和希望在少年儿童, 农村少年儿童理应得到和城镇少年儿童一样的艺术熏陶的机会。如何使农村少年儿童已是普及教育进一步深化, 加速形成村落小康文化跨世纪后备队伍, 是村落小康文化希望工程的核心任务。

五、实现三个飞跃

1、实现村落小康文化建设认识上的飞跃。村老小康文化建设要成为农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村落小康文化建设要渗透每个农村家庭, 村落小康文化要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2、实现村落小康文化生活面貌上的飞跃。村落小康文化要在重塑新民风和新民俗上发挥显著作用。农村文化生活面貌质的变化, 可具体体现在文化建设现代化、文化活动多样化、文化队伍特色化、文化建设社会化等。

3、实现村落小康文化成果上的飞跃。在一定的行政辖区内, 要有一批各具特色的农村群众艺术创作群体, 每年要有一批创作新成果。要有几项在乡镇内外或县市有影响的大活动。要掌握几项企业迫切需要的文化服务能力, 每年都有几项直接或间接为村办企业或个体企业获取较大经济效益的服务工程。

摘要：村落文化与社会文化建设一样, 是我国小康文化建设的基础, 文化政策的完善同样存在滞后现象突破三道屏障, 突破文化观念落后这道屏障。村落小康文化比村级经济相对落后, 原因在观念落后, 突破文化政策滞后这道屏障, 突破文化人才缺乏这道屏障, 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意义, 文化政策的完善同样存在滞后现象:搞好新农村群众文化建设, 是培养社会主义小康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小康文化发展建设的途径思考:依托三大优势, 依托集镇的文艺优势, 依托村级经济的物质优势, 依托传统的民间艺术优势, 开发三项工程, 实现三个飞跃, 终上所述希望本文能对有关村落小康文化的发展有所帮助。

村落集市空间规划与文化传承探析 篇8

集市是指定期聚集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形式, 形成和存在于商品经济欠发达的时代和地区, 又称市集。起源于史前时期人们的聚集交易, 之后常出现在宗教节庆、纪念集会并附带民间娱乐活动。村落集市在古代伴随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产生, 一般以定期集市形式存在, 北方地区通称为“集”, 南方和西南地区分别称为“场”“街”“墟 (圩) ”等[1]。

《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社, 前朝后市, 市朝一夫”, 体现集市的民众价值。唐长安在城区内布置东西二市, 南宋临安 (今杭州) 官私店铺沿街坊遍布, 形成行业集中的专业街市;北宋在农村开始出现不少定期集市, 并逐步形成市镇, 打破里坊制的局限;元明清时期, 商业建筑在集市中沿街建立。集市发展至今, 逐步形成了商业步行街、商业综合体等各类城市空间和各具特色的展览会和集市。

村落集市大多分布在位置适中、交通便利的中心村镇和城市边缘区, 具有便捷的通达性。各类物资商品分别集中在一定区域, 形成相互独立又各自联系的交易场所。与此同时, 村落集市还具有一定的附属功能, 如教育、医疗、娱乐等, 是农村居民交往的空间介质。农村集市通过以商促农的方针繁荣农村经济, 沟通城乡发展, 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村落集市文化还体现在它的周期性方面。集市周期主要受到人口密度的影响———较大的人口密度导致较短的集市周期。在中心地理论的指导下, 集市可以划拨到低级中心地, 其交易内容多以日常用品和易耗品等低级货物为主, 服务乡村居民。周期性外在表现为集日。一般集日以农历日期确定, 大可分为逢单、逢双和隔日3种。逢单, 即集日为奇数, 如“一、三、五、七”等, 这种形式存在相邻月份衔接2 d均为集日的现象, 称为“加集”;逢双, 即集日为偶数, 如“二、四、六、八”等;隔日, 即集日不分奇偶, 以隔日为集。以上3种多存在于自然村人口密度大、流动量大、购物循环周期短的地区。在一些村落距离物资集散中心较远的地区常见隔5 d为集日的集市文化, 每月6次。除此之外, 还存在定期集日的地区, 如每月逢“一、四、七”“三、六、九”“二、五、八”等。

近年来, 村落集市出现数量减少而规模扩大的现象, 究其原因与农村人口外流、村落升级壮大而导致集市改制等密切相关。村落集市的更新与整合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也是集市提升自身竞争力的一种“免疫”表现。尽管如此, 因村落集市作为城乡流通体系的纽带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支点, 在村民生活、农村经济发展、城乡交流、民众交往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地位和作用与日增强。集市文化越发成为农村文化的关键部分。这种文化正在朝向多元性发展, 外在变化集中在商品结构和贸易人员结构的变化:商品不再局限在农副产品和日用百货, 出现更多的工业产品和大宗商品, 商贩也不再仅仅是村民, 专兼职商贩形成庞大人群。集市的辐射功能也愈发加强, 赶集人群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 在体验村落集市文化的同时, 也带来了城市的文化气息[2]。

2 集市空间规划

2.1 集市空间现实问题

村落集市对历史与时代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 对集市空间的解读和规划有助于传承和发展这种文化, 使农村永葆生命活力, 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纵观村落集市, 存在几个主要问题。

2.1.1 村落集市配套空间严重不足。

从各地村落集市的生存状况分析, 基本上各地村落集市均以寄生形式艰难存活在过境交通线或城镇主干道, 具有专属空间场所的集市寥寥无几。地方部门在建设规划初期, 照搬城市农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建设模式, 严重扭曲了村落集市文化发展的脉络规律, 形成与村落集市特征和需求大相径庭的畸形市场, 导致部分市场经营惨淡、用地闲置, 甚至直接导致集市消亡, 不仅形成既无特色和生存价值的城市市场模式, 而且严重影响了原本繁荣的村落集市, 一些被迫进驻城市市场模式的商贩也面临交易无望、生活窘迫的局面。那些习惯了赶集的村民也感受到了生活的不便。

2.1.2 村落集市的配套服务设施严重不足。

集市活动带来了周期性流动人口, 其中包括商贩和赶集人群。规划建设者往往忽略了流动人口对村落集市的服务设施的迫切需求, 从而导致村落集市文化生活的不便利和文明缺失。直接体现在餐饮、休闲和卫生设施等方面。此外, 由于排污、垃圾收集等设施和管理制度不健全, 村落集市卫生环境“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 随意设摊和占道经营的现象不利于城乡景观形象的塑造。

2.1.3 村落集市交通混乱。

因其缺乏专属场所, 村落集市多存在交通秩序混乱的突出问题。集市人流与过境人流和车流、城镇机动车存在明显冲突和干扰, 一方面由于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缩减了车行空间, 降低了街道通行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街道步行交通与车行交通的复合导致交通拥堵, 交通事故频发。地方部门对于村落集市的管理缺乏惯性和力道, 致使交通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3]。

2.2 集市空间规划思路

村落集市暴露的问题, 其根源主要在于缺乏集市专属空间和不合理的设置。规划以改良和设置集市空间为基本思路, 在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下, 其他问题也迎刃而解。

村落集市的寄生状态形成了“立于镇”而未能“融于镇”的程度, 在满足服务村民物质生活需求的目的性上值得肯定, 但对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落差和不足。如何真正做到村落集市融于村落文化, 值得思考。因此, 村落集市空间规划的关键是在城镇和村落中开辟规模尺度适宜的集市专属空间, 并与城镇其他功能形成互补融合效应。

当前, 城镇道路主要以满足交通功能为主, 对集市商业功能的考虑甚少, 道路断面宽度不足。为从根本上杜绝“占道经营”现象, 规划考虑适当加宽人行道路, 为商贩和赶集民众提供足够的设摊交易场所, 并对人行空间进行必要的景观及设施设计, 有利于形成井然有序、宜商宜居的集市风貌。对道路两侧集市空间的规划与设计, 不仅满足集日需求, 在非集日可以作为民众交往的公共空间场所。

古代集市空间依赖街道空间, 一般尺度较小, 且易形成曲折自然、起伏变化的形态特征, 在转折处的宽阔地段和平台处往往依靠建筑围合形成空间节点。规划设计空间节点有助于打破街道平淡冗长的劣势, 在增加美感和生气的同时为民众提供休息交往的环境。相比而言, 村落集市依街而设的文化特征应当传承和发展, 在空间变化与场所精神的营造方面同样值得借鉴。如通过对街道局部地段进行拆迁, 改造形成民众小广场、开放绿园、开敞空地等空间节点, 不仅可以打破直线街道空间的乏味, 也对街道立面的设计提供了虚元素, 更对商品交易和民众交往产生深层影响。

通过优化村落集市街道断面形式以及规划设计空间节点, 形成固定商铺、流动摊位、露天集市广场相结合的集市空间形态。这种形态的优点:一是使集市空间与城镇空间实现高度融合, 并使集市空间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不但能满足周期性集市的功能需求, 同时也为城镇居民提供足够的开放空间;二是提升小城镇的景观面貌, 创造既富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 又充分体现现代性的小城镇风貌特色[4]。

3 集市文化传承途径

村落集市空间为集市交易提供实体场地, 在成交易的背后, 是集市文化的生长和发展。因此, 村落集市空间萌生集市文化, 在对空间进行规划的同时, 务必思考集市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 以利于村落生活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和动力。

3.1 完善村落集市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交易中实现交往

考虑商贩的切实需求, 村落集市街道应当提供必要的水、电管网建设, 同时可预留一定数量对外接口以为流动摊位水电及排污使用, 为商贩营造主体性和归属感。考虑赶集人群的切实需求, 在集市空间节点设置垃圾桶、卫生间等设施, 同时建设影剧院、民间演艺场、青少年活动场等文化设施, 划定独立的停车场地和人行空间, 为赶集民众营造参与性和安全感。此外, 地方部门应当大力完善集市管理设施, 以规范集市经营秩序。

3.2 塑造极具地域特色的集市风貌, 文化中体现文明

村落集市风貌的塑造应当把握3个方面:一是集市街道尺度;二是街区景观立面;三是乡土文化内涵。集市街道尺度不宜过小, 从而形成上述交通现实问题, 也不宜过大, 过大的集市街道尺度不易形成集聚效应, 在交易路线上也存在交叉、较长等实际问题。适宜尺度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亲和, 便于交易和交流。景观规划与设计产生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易和社会交往的心态上, 好的环境更利于形成好的心情, 传递文化与文明。不同地区村落集市具有不同的乡土文化内涵, 在商品主体上也有一定体现, 乡土文化为村落民众树立文化自信心, 对文化传承意义非凡。

3.3 营造集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构架, 规划中培养内涵

集市公共空间的选址应当立足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角度, 对现有村落环境和建筑进行合理复合利用, 而非“推倒重建式”的规划设计。对广场空间而言, 首要考虑村落现存广场空间的利用价值和可行性, 打造形成可以包容更多社会活动的村落场所, 承担多种社会角色。对公共建筑而言, 可根据各个季节变化、节日等不同, 适当调整和划分建筑空间, 不断策划新的村落集市活动或其他特殊活动, 面向使用者展示新的内容和风貌, 也可以使这类公共建筑保持活力。对历史建筑遗产而言, 可适当利用工业遗产建筑或历史街区等遗产类空间实体作为承载村落创意集市的活动场所, 这种做法可以激活历史建筑的全新生命力, 赋予其新的价值和作用, 为村落创意文化提供发展平台, 同时保护了历史遗产。对其他公共空间而言, 如滨水区域等其他潜在公共空间加以整合利用, 形成满足集市需求的空间实体, 为商户、商贩规划合理的经营场所, 引导其向着合理正确的方向发展。

3.4 思考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路径, 集市文化中产生共鸣

传统集市是农村的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的载体, 也是人们过去贸易活动、集会和民俗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集市本身就是一个无形的文化发生空间, 沿袭了许多民俗文化。集市文化是在整个场域中完全提炼出来的人类化成果。集市产生并强化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也沟通了不同地区的文化民俗, 有利于传统风俗文化的传承[5,6]。

4 结语

村落集市的规划与建设密切关系农村物质文化生活的开展, 集市文化的内涵影响着农村精神层面的需求, 从空间规划层面建构科学合理的村落集市空间意义重大, 本着对村落发展负责的态度发掘集市文化的传承途径本身也是对集市文化的一种传承。

摘要：从空间规划层面建构科学合理的村落集市空间, 对于传承村落集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从村落集市和集市文化的内涵入手, 提出集市空间现实问题和规划思路, 并从完善集市配套服务设施、塑造地域特色集市风貌、营建集市公共空间架构、思考民俗文化传承路径等角度对集市文化的传承途径展开研究。

关键词：村落,集市,空间规划,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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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文化 篇9

关键词：民居形态,豫东村落,文化表现

豫东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 豫东是指河南省内郑州以东地区, 包括商丘、开封、周口在内的省辖市。豫东地区历史悠久, 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这里物华天宝, 人才辈出,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豫东地区见证了中国乡土社会的聚居方式和文化融合, 是中华大地村落的历史缩影之一。其历经千年所形成的特有的村落组织结构, 正是中国大地农村变迁的活化石。而纵观全国, 豫东建筑似乎在中国建筑史上地位并不显著, 豫东地区的老房子如同敦厚朴实的豫东人一样, 语言不多更不张扬炫耀。然而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则沉淀出了独具特色的魅力, 文化的传播成为豫东民居现代转型的一个客观条件。而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力开展, 部分村落问题也日益凸显, 甚至出现千村寥落的现象。

一、豫东村落传统民居形态及文化内涵

民居形态包括社会形态和居住形态。社会形态包括民居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和观念等社会因素所形成的特征。居住形态之民居的平面布局, 结构方式和内外空间, 建筑形象所形成的特征。[1]民居既是一种为人们生活所迫切需要的人工产物, 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文化, 又是一种艺术的文化产物 ( 或者说, 多少带有一定审美意味的文化产物) , 并且具有伦理性 ( 或者说社会伦理性) 特征。

豫东悠久的历史, 孕育了独特的人文景观, 形成地域特征浓厚的社会文化形态与内涵。这里人才辈出, 经济繁荣, 村民多以农耕为主, 手工业商业亦比较发达。历史上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在豫东村落民居上也很大程度地得到了彰显。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事实上, 豫东村落民居的营造就是通过其形态对传统文化动终极价值, 群体情感和共约生存方式原则进行了表述, 进而来显示豫东文化的存在及时空与群体的存在。

时代在变, 豫东村落及民居建筑的形式与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城镇化建设以来, 大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带来了农村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国家相关新农村政策, 产业转移, 城市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豫东村落民居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中可以看出, 除了基本的生活起居功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外, 民居的文化功能正在逐渐减弱化, 而其经济功能则日益凸显。观念形态, 生活形态, 以及空间形态在逐渐的演化。有什麽样的观念形态就有什麽样的生活形态, 进而就会有什麽样的空间形态。

有些民俗事项的消亡或减弱, 有些民俗事项出现或者加强, 现代化的理性价值观本身存在除魅特征, 因此住房民俗中一些涉及神秘色彩的民俗会逐步消失或者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 而一些具有当代张扬特征的民俗会产生和强化。[2]

二、思考与总结

在传统与现代的接轨中, 我们的民俗研究内容也在逐渐发生着改变。在现代民居身上, 已经很难找到传统民居中所蕴含的一些伦理观念和文化内涵, 传统的一些文化观念正在被物质慢慢填充, 现代人的精神已经近乎麻木, 简单地追求一些娱乐文化和物质满足。民居是群体的生活文化广场, 有生活的地方就离不开民居,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民俗的存在。而现在, 民居本身住房人和建房人的隔离, 使得一些住房习俗和文化观念消失的同时, 也不得不让我们担忧未来民俗学研究对象及内容的改变和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的重新定义。我们不得不再回归到“民俗”这个概念上来, 民俗, 就是世代相传的民间生活风俗, 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 在各个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 为人民的日常生活服务。[3]民俗就是这样一种来自于人民, 传承于人民, 规范人民, 又深藏在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中的基本力量。而当今天, 法制化的世界, 物欲纵横的时代, 如果人民的精神面貌都被局限于物质的生产和消费需求, 越来越多的民俗事项将消失, 而带来的新的民俗事项, 将只会是庸俗的文化工业下的产物。当传统文化变成一种奢侈, 人们只愿在特定的时空下提起, 当传统民俗简化成一种仪式, 人们再也不会在生活中奉行, 传统民俗学又将去往何处,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在现代民居建设中, 应该尊重当地历史与文化, 构建有“尊严”的生活。在民居建设过程中, 应对其原有历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 将文化遗产以有效地方式保留下来。特别是多年传承下来的习俗和风土人情, 应给予一定方式的保护。只有这样, 村民才会对居住环境有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 才更有利于民俗的传承和发展, 有利于当前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

豫东村落民居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由于理论水平和知识有限, 本文对其的研究只是初步探讨, 对于其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挖掘还需要以后大量的工作的进行。

参考文献

[1]陆元鼎.中国民居研究的现状及展望.长江建设, 1997 (1) .

[2]何华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10.

村落文化 篇10

关键词：翁丁佤族,文化,干栏式建筑

1 翁丁村

1.1 区位环境

翁丁村位于云南省沧源县城西北方向约40公里处的勐角乡, 距乡政府所在17公里, 道路为柏油路, 交通方便, 距县城39公里。

1.2 村落基本情况

村子的建寨史无文字记载, 早在400年前, 佤族是靠刀耕火种生活, 人们由缅甸慢慢迁移到翁丁村寨, 原来的村寨规模很小, 只有三十七、八户人家, 解放之后随着发展, 村寨逐渐扩大, 从四、五十户人家到现今的一百多户人家。原来的村寨有寨墙并且有三道门, 分为正门、南门和后门, 晚上十二点寨门关闭, 现在主要使用一个寨门, 距今十年, 是村民及游客进出的正门, 现今的村寨主要的姓氏有杨、肖和李。翁丁村的民族结构单一, 人口均为佤族。村民受教育程度较低, 年龄较长的人一般听不懂汉语, 村民不会写佤族文字但是能进行交谈。翁丁村居民与外界交流甚少, 经济发展较滞后, 家中饲养的牲畜不外售, 全村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依赖于水田种植。翁丁村现今还保留有佤族歌舞、节庆、宗教等文化内容, 住宅建筑相对古老, 保留完整。

2 翁丁佤族的文化传承

翁丁村现在还保留有四个传统节日, 分别为二月的春节、三月的播种节、六七月的护寨节以及八月的新米节。佤族崇尚黑色, 所以服饰多以黑色为主 (见图1) , 妇女的下裙, 多用黑、红、蓝、紫、黄或白的彩线, 混纺成条纹花粗布, 单幅围裹, 颈上戴有银竹制项圈, 手戴银手镯, 耳附银环, 妇女们多披发。男子多缠黑色包头, 裤子短而肥大, 裤腰卷起来可以包东西。很多人都喜欢佩用佤族的挂包, 方便而且美观。

佤族信奉万物有神灵, 在村子的山坡上有一片祭祀的神林, 不允许外人进入, 村子里还保留有几颗大榕树, 榕树倒后不会烧不去砍, 因为老人认为榕树中是有神灵的, 砍烧会给家里带来不顺。佤族人崇拜牛头, 视牛头为财富, 牛头桩 (见图2) 被视作权力、财富的象征, 无论是寨子、部落或个人, 都以所挂牛头多少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 因此, 凡有佤族居住的地方, 都栽有牛头桩。

木鼓是佤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祭器, 在佤族人们心中, 它是一种通神之物, 传说敲响木鼓能把人间的声音和愿望传达给天地鬼神。同时, 木鼓还有多方面的功能:民族聚会靠它传令;部落战争由它报警;节日庆典以它增色;唱歌跳舞用它伴奏。在翁丁村有一个木鼓房 (见图3) , 房内放置一对木鼓, 分公鼓、母鼓两种, 公鼓的音节偏低, 音色粗重, 母鼓音节较高, 音色清脆。木鼓一般以红毛树、花桃树树段为原料, 将其腹部按一定形状掏空制成, 其上刻有青蛙, 是为了希望木鼓叫声洪亮。

3 佤族村落文化对建筑的影响

3.1 建筑形式的影响

佤族村寨坐落于半山腰比较平缓的地方, 一个寨子一般由几个氏族组成, 房子因山势而建, 一排一排, 从远望看, 比较整齐 (见图4) 。佤族房屋的结构和建筑有两种, 一种是“干栏式”建筑 (见图5) , 底层以木柱支撑、架空, 用于饲养牲畜和堆放杂物, 仅1m多高, 二层住人。另一类房屋是“四壁落地”房 (见图6) , 也叫“鸡笼罩”房。此类房屋的结构比“干栏式”简单, 用三棵长权作柱梁, 平直的木条作椽子, 房顶至房檐倾斜度较大, 椽子上用茅草铺盖, 四壁用竹笆编栅成墙, 向东面开一道门。每个房屋基本都有院子, 各家的院子用石块围起来, 有的人家还有晒台、猪圈等。

由于村落的传统, 家中如果有不止一个孩子, 分家时建的房子, 选址不能高于父母的住房, 并且只能建“四壁落地”房, 至少三年后可以建“干栏式”楼房, 正是由于这样的传统, 让我们看到了一排一排整齐排列的村寨以及两种不同的建筑形式, 翁丁村的干栏式建筑还受气候的影响, 茅草房冬暖夏凉, 很好的适应了当地的气候发展。

3.2 室内空间的影响

房内的陈设简单, 无桌椅 (见图7) , 竹席木板当床, 没有被褥, 只用棉毯或麻布单做被盖, 由于窗口较小, 室内光线阴暗。划分间的方式很古老, 放一个席子, 那它就是卧室;放一些碗筷, 那它就是做饭的地方, 靠一些固定物品的摆放来划分空间。建筑内部在火塘的上方位, 也就是对着门的方位一般是老人房和祭祀的地方, 火塘的下方位 (靠近门的位置) 是主卧室, 基本每家都有电视机, 个别家庭有冰箱。

建筑内部架火塘 (见图8) , 集煮食、照明、烘干、取暖等功能为一身, 火塘分为三种, 有主火塘、客火塘、和牲畜火塘, 现在每家基本上只生一个主火塘。火塘的做法是在主柱之外加短柱和短梁, 上面密铺竹片并且盖土压实, 梁就作为火塘四周的围合边, 火塘在楼面占据了中心位置, 一般1.5m见方, 以火塘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让彼此更为亲近, 家庭内部之间私密性要求不强。

现在翁丁村所有家庭都留有火塘, 火塘是世俗家庭生活与宗教活动的地方, 是家庭生活必需之物, 是家庭的象征, 同时也是火神、祖神栖息来往之地, 是家庭成员与神灵相互沟通的地方。佤族民谚常说;“火塘是房子的心脏”、“炉中不断千年火”等, 形象地说明了火塘的地位。佤族特有的火塘文化以及祭祀文化影响了建筑平面功能, 内部平面功能划分无任何墙面、隔板等, 每个建筑内部都有祭祀的空间, 卧室主次划分明确, 室内活动围绕火塘进行。

3.3 建构方式的影响

佤族建筑材料主要是杂木、竹子、茅草、野藤等, 村子里建房子的时候, 会先由魔巴杀鸡看卦, 如果这天是吉利的, 那么选择建房。盖房子只需用一天的时间, 第二天继续建造认为是不吉利的, 盖房时全寨子的人都会帮忙, 家家会送东西, 像过节一样热闹。建房时先有主要的一根柱子入土, 佤语把这根柱子叫做“long”, 然后再立其它的柱子, 一般柱子有两柱、四柱、六柱、八柱和十六柱。丈量尺寸也不用测量工具, 而是用手、肘、两指、拳等身体部位来测量, 测量的数据不要整数, 因为佤族人认为不能满, 留有余地以便日后调整, 较小的房子需要茅草大概300至400片, 大房子需要茅草500至600片。

建筑屋顶的做法用草片覆盖, 顶上用木叉固定, 并在木叉上做一些装饰交叉角, 远看如大葫芦顶上插两支小牛角, 伞罩锥体的外形顶部呈弧形, 是葫芦形与塔形的完美结合, 屋角的图腾崇拜装饰的交叉角 (见图9) 也为中国民居建筑中少见的。类似歇山顶的椭圆形茅草顶, 利于雨水外流和散热, 茅草顶上有可开启的草窗 (见图10) 。柱子一般有四排, 不需要特殊的柱础, 底层还加有许多叉头柱支撑梁, 以加固支撑的楼面。结构多采用人字木架, 中心梁架为抬梁式, 连接的方法有斗榫式的, 也有以叉形柱头架住梁, 再进行绑扎固定的做法 (见图11) 。建筑中除了柱子、梁用木料外, 其他大部分用竹和草, 用作地面的把圆柱劈开, 压扁固定于梁上;用作墙的则需将圆柱劈开, 再分层剖成薄竹片, 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编织成竹篾笆, 然后固定在梁、柱上。佤族建筑的屋顶, 不仅仅起到了概念中屋顶的作用, 甚至于还起到了部分墙的作用。

4 佤族村落文化对建筑空间场所的影响

寨桩 (见图12) 位于村落的中心, 也是村子发展的中心, 高杆上的图腾物器是司岗里传说, 鹅卵石是寨心标志, 是全寨人精神的寄托。佤族人普遍认为, 只要有心, 心诚就能祈求到自己的愿望。寨桩上有包谷杆, 祈求的是粮食丰收, 生活丰足, 还有其他祭祀物也供在寨桩前, 寨桩是由佤族人日常生活器物堆叠成的木塔, 自下而上共13层。距寨桩5米开外还有撒拉房 (见图13) , 也就是公房, 主要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或远方客人来访找不到亲戚, 暂时歇脚的地方。村民们围绕寨桩以及撒拉房展开活动以及生活, 建筑也以寨桩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建造, 现在寨桩及其周边已经自然形成了广场, 寨桩形成的空间成为村落文化独有的文化记忆和传统。

5 结语

佤族是一个山居民族, 其博大精深的木鼓文化、源远流长的狩猎文化和独特的农耕文化均与所居住的环境息息相关。由于翁丁佤族原始村落交通不便利, 所以佤族一些文化传统和习俗被很好的保留下来, 佤族的宗教信仰和火塘文化延续至今, 佤族的文化影响了建筑的建构方式、平面功能布局、立面形式等。

在建筑的建筑形式方面, 由于气候以及传统的观念, 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干栏式建筑、“四壁落地”房两种建筑形式;在平面功能布局方面, 全部的生活围绕火塘进行, 由于火塘文化的延续, 祭祀房、老人房以及主卧室自然形成了区域的划分;在立面形式方面等, 形似牛头的交叉角图腾以及祭祀崇拜在建筑中随处可见, 可以说已经将佤族文化融入到了建筑中。村落的建筑空间场所, 是村民们公共生活的空间, 也是精神的寄托, 更是文化的记忆和传承。

尽管干栏式建筑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茅草顶不防雨, 下雨的时候会有漏雨现象, 通风、采光存在问题, 茅草顶和木构架防火安全存在隐患等, 但是文化对建筑的方方面面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存在的问题有待我们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杨大禹.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硏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7.

[2]刘稚, 秦榕.宗教与民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3]蒋高宸.云南民族住屋文化[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4]周家瑜.佤族的原始宗教与民族文化传承[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 .

[5]杨福泉, 郑晓云.火塘文化录[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6]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村落文化 篇11

桂林市近效村落文化景观概况

文化景观是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自然界的材料，有意识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创造出的景观。而村落文化景观是人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的作品，体现了乡村的生存智慧，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记录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农业文明的结晶和见证。

一些具有悠久历史和典型村落文化景观的古村落受到了政府保护和社会的重视，但更多的普通村庄在新农村建设中缺乏对景观文化的梳理，脆弱的文化脉络在新农村建设中被破坏，丧失了村落本身的特点，对村落文化景观的整理挖掘简单地说就是指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原有村落文化的传承和研究，进一步深度剖析，挖掘内涵，找出其脆弱的脉络，提炼新的景观文化，通过景观设计串联再现，形成村落地域特点。村落景观文化的建设过程，是开发与保护并重的过程，也是继承与创新并重的过程。

自然景观现状

桂林近郊农村景观风貌有着相似的特点，这里拥有优美的田园风光，喀斯特地貌的山体，植被水体等自然生态环境具有较高的视觉审美价值，但村落基建简陋，道路狭窄，自建房拥堵杂乱，新旧房屋交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极不协调。

人文环境现状

近郊的自然村落中，少数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较丰富和集中，传统风貌、地方特色、民俗风情保存完好村落受到政府的保护，其它普通自然村落的文化景观特色已经丧失殆尽了，体量庞大呆板的新住宅陆续替代了原来自然朴拙的村舍，大量村民外出打工，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农民因为近郊的便利条件可以打零工、摆小摊，开餐馆，娱乐方式以打牌，看电视，公交到城里买东西，逛街为主，随着桂林旅游的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方式的兴起，逐渐形成了以吃漓江鱼，泉水鸡等特色“农家乐”的不同区域的村落，旅游休闲餐饮产业是近郊农村的重要支柱产业。

对原村落文化景观的梳理

对历史文化的梳理

关于桂林市桃花江沿岸村落的形成发展，文献记载不多，但村中会有很多历史掌故，而这些故事就是村落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挖掘，继承和发扬，对本案例的历史追溯除了查阅文献外，还通过实际走访村民，收集相关的故事，比如有一个村民告诉我们，当年老祖宗是看着鸭子寻找他们未来的栖息地，当年鸭子们就是走到这里，于是祖宗们就决定在此建村。鸭子是要水的动物，带领着村民来到桃花江，村民在荷叶地上建立他们的村子，从此成为村民世代安居的地方。鸭子带路寻地的画面形象生动，是可以进行景观加工的素材，

抗日战争中，日军侵略桂林，近郊村落都不幸蒙难，原有的族谱、房舍、财产全被焚烧一空，抗战结束后村民纷纷返家重建，但物质匮乏，居民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房舍里，居住了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居住质量才有所提升

村落之间仍保持密切关系，彼此通婚，至今若有大事还会互相协助。因为靠水，村落间更有共同举办划龙舟比赛的传统，于端午节前后的农闲时期密集练习划船及划船歌，但村里还是留着当年的几首龙船歌。

对地景的梳理

地景(landscape)源自十五世纪德文中的landschaft，意指一块土地、地上的房屋聚落以及环绕周围的荒野。随着十六世纪的荷兰地景画派(landscapegenre)；用传统汉语就是山水画)大师影响所及，这个字在引进英文的时候加进相当的视觉及空间想象意味。对村落的地景描述主要是指空间形式和人们生活之间的互动与情感记忆。

对临江边村落的考察，提炼有特色的村落地景。

桥：因为临水桃花江，桥是不可或缺的交通纽带，桥的形式较为粗野古朴。随地形地势随意而置。

主人口树下空间：村口都有大树，既是村入口的标志性，又提供了村民聚集交流的空间，槐树下的石桌椅是村民休憩、打牌、聊天的好地方，孩子们总喜欢在树上穿梭攀爬，百年老树见证村的兴衰历史。槐树旁排列着几十块石碑文，描写着桃花江与鲁家村的宜人景致。

水井、水渠：喀斯特地貌的特点常有地下暗河和涌泉，水井水渠的源头多为天然，经水井汇集后再流往家村落的田地圳沟。水井水渠形状犹如一只蝌蚪，隐身在荒烟蔓草之中，草长及胸，不见通道。井边在过去是村民取水生活的重要场所，但今已无人使用，只剩加盖的水泥洗衣槽留在井旁。在豪雨成灾时，大量的雨水将淹没水井，从高处往下看，水井也仿佛消失在临时因雨水也成形的湖雨中。

水车：用水车取水是临江村落常见的意向，通过人工水渠道上架有三辆大水车，将江水打上高地，引入环村的水道中，提供了村中的及部分灌溉用水。今日环村渠道已失去功能，水车也不见踪影，但在村民的记忆中仍有水车转动引水的画面。

集体鱼塘：鱼塘也是常见的景致，给人感觉相当宁静，水纹平缓，倒映着村舍与远处的群山，上下相接形成悠闲的田园景观，不时还有村民撑着竹筏划过，好不悠然。

水上锓厅：沿江的农家乐不光是在近距离靠近江水的平地上用餐，还有水上绑住的船屋里用餐，在船屋上用餐则有另一番感受，竹林疏影，清风徐来，为食客增添了几分闲情雅致，摇荡的船体不时嘎嘎作响，彷佛置身漂泊的渔船。入夜后店家沿岸点起了红灯笼，“江枫渔火”之中依旧人声鼎沸。

对民俗的梳理

“豆腐鱼”特色饮食文化形成追溯：根据村民口述，村落原本世世代代以耕作为主，以磨豆腐、发豆芽为副业。但水质好，豆腐口感好，因此磨豆腐与发豆芽渐发展成村民的重要产业。桃花江风景优美，来江边吃鱼是桂林市民传统的休闲习惯，两者结合就形成了美味可口的“豆腐鱼”，并且名声越来越大，游客慕名而来，络绎不绝，村落现在的经济收入，高比例是来自于农家乐餐馆，豆腐产业反而逐渐式微。现在传统磨豆腐的方法基本不用，但村子随处可见的石磨是历史的印证。

村落文化 篇12

农村体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足农民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进行业余文化生活,推动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思想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人们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追求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注重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因此,篮球运动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广大群众身体健身娱乐的重要手段之一。篮球运动既能增进群众间的友好关系,也能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这将对农村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泉州是福建省的经济发展中心,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篮球运动在泉州村落有着广泛地群众基础,通过对泉州地区的15个村落进行的实地调查,与当地的村民进行访谈得知,篮球赛事已有一定的规模,发展的如火如潮,对农村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篮球赛事组织、运作、人员参与等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探究篮球运动在农村文化建设起到的积极作用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让篮球运动能够满足农民的需求,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的相关策略,为农民篮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与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一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持。

1 泉州村落农民篮球赛开展现状情况

目前,在泉州地区农民篮球运动开展的规模也愈来愈大,各企、事业单位,以及村与村等篮球赛事种类越来越多,参与的人员越来越多,根据调查的15个村镇每年都有参加或举办篮球赛,参与的球队达到30支左右,举办赛事近百场,参与人群上千人,由于各村的篮球水平和技能情况有差异,每年参加的比赛也略有不同,一般每年参加3~5次比赛,个别的村镇参加达到参加8次以上,比赛种类繁多,如邀请赛、友谊赛、迎春赛、企业赛、每年一届的“匹克杯”,市、省级的农民篮球赛等大型赛事外,还有庆祝婴儿满月举办的“满月杯”,纪念男孩16周岁举办的“成人杯”,老人过大寿举办的“长寿杯”等比赛,比赛时间一般在春节,七、八月(学生放暑假时期),国庆节等,组织举办比赛的单位也不尽相同,大多数比赛是由村委会或村民自发组织,企业赞助等,村民或企业捐献资金作为比赛的奖金和赛事运作,篮球赛事主要是以竞技为主,各队为争夺荣誉,竞争显得异常激烈,比赛的精彩性给农民群众提供很好的视觉盛宴,激发群众的热情,使比赛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性,聘请专业的篮球裁判员进行执裁,特别是举办大型的篮球比赛,奖金设置的越高,参与的代表队越多,为了取得好的比赛成绩,各代表对聘请教练员进行执教,高薪聘请大中专院校的篮球特长生,在调查中得知,曾举办过的一次某某企业杯,华侨大学校队被聘请作为参赛队,取得第一名,拿到高额的奖金,甚至有的球队聘请福建省省队篮球队员参加比赛,可见,篮球赛事在农村开展的非常盛行。

2 农民篮球赛对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

2 . 1 加快了篮球场地的建设

篮球场地是进行篮球运动开展的前提条件,由于村民对篮球的运动的热爱,推动篮球赛事的大力开展,加快了村落的篮球场地建设,场地建设的资金一般是靠政府财政拨款,但是除了政府之外的资金来源于海外侨胞的捐助、企事业单位的赞助、农民的集资等,为农村体育设施的建设提供个保障,从实地调查的村落可见,各村都建有篮球场,但是部分篮球场地的条件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农民篮球赛事的大力开展使各村落都建有一块篮球场地,这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为农民开展农村体育活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2 . 2 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随着篮球运动的大力开展,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每到空闲时间,村篮球场成很多篮球爱好者的竞技场,全村的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观看比赛,给赛事增添浓烈的氛围,给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这不仅丰富了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促进了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减少了农村的赌博现象。以前空闲时大家聚集在一起打麻将、扑克牌等,现在篮球成为这些人新的业余文化生活方式。篮球运动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养,也培育了文明乡风,提高了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和提升了农村文明程度,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

3 泉州村落农民篮球赛的存在的问题

3 . 1 缺乏体育管理机构, 存在安全隐患

农村没有成立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大部分村镇没有专门的体育工作部门,没有专项组织比赛的体育经费,许多篮球比赛都是村民自发组织,组织机构不健全,农村篮球比赛组织尚缺乏规范化,许多农村篮球运动的开展还处于自发状态,未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组织体系和良性循环机制[2];依托村民或企业自发组织比赛,篮球赛事的管理存在安全隐患;由于主办方大多数是村民自发组织,后勤保障工作的安全性令人堪忧。篮球是一项对抗性项目,身体接触比较多,队员情绪不稳定等导致打架现象时有发生,队员在比赛中难免会受到损伤,现场没有配备医务人员,队员的安全无法保证;场地周边较狭窄,观看比赛的观众甚是居多,没有设置观众席,观众到处可见,有的在房屋或树上,还有现场的儿童也比较多,场地周围没有人监管,在场地附近十分危险,比赛现场的安全性难以管理,队员和群众的人身安全令人堪忧。

3 . 2 赛事较单一, 农民参与程度不够

由于部分群众只是为了观赏篮球比赛的激烈性,对这项运动的理解和认识只停留在运动场上的表面竞争,缺少自觉参与的意识。如举办较大篮球赛事,各队为争夺比赛的奖金和荣誉,许多村落邀请一些篮球技能较高的队员参赛,导致大多数农民篮球爱好者由于年龄或技能等条件不能够参加比赛,对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历年的比赛情况来看,举办的都是男子篮球比赛,没有女子参与到其中去,女子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也是不可缺失的一份力量。可见,目前篮球赛事较多,但项目较为单一,导致参赛者的年龄大多数在20~30岁之间,不能满足各年龄段农民群众的需求,特别是忽略了女性、儿童和中老年人等,导致农民群众参与的范围较小,打消了部分农民群众的参与的积极性,不利于赛事的大力推广,给农村的文化建设的进程带来一定的阻碍。

3 . 3 体育人才力量薄弱

篮球比赛的顺利开展与体育骨干是密不可分的,通过比赛顺利举办农民认识到篮球裁判在比赛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球队取得胜利与教练员的战术安排密不可分,农民群众充分的认识到体育人才在篮球赛事中起到的重要性。调查中发现,当地村落没有较为专业的篮球裁判员和教练员,导致篮球相关知识得不到普及;在篮球比赛中由于队员较为严重的犯规动作,导致双方肢体上的冲突;主办方为了保证篮球比赛的公平公正性,特邀请当地的体育老师或雇佣较为专业的篮球裁判员进行执裁,部分球队为了取得好的成绩,特邀请专业的篮球教练员进行执教。解决农村篮球运动的指导力量薄弱问题,培养农村篮球指导人才是今后发展农村篮球运动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

4 泉州村落农民篮球赛促进农村文化建设策略

4 . 1 加大政府资金投入,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

资金是举办活动的基础,泉州农村地区篮球赛事的举办,得到了企、事业和海外侨胞的支持与赞助,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体育的需求。篮球赛事的举办需要经费的支持,部分村落的篮球场地基础设施较不完善,场地周边较狭窄,场地凹凸不平,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村体育资源的配置关系到我国农村体育资源的分配与宏观布局,关系到农村体育发展的速度,影响着农村体育发展的规模,也影响到农村居民公平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和效果[3]。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体育硬件设施的资金投入,争取实现“村村建有篮球场,场场有灯光”,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为村民实现全民健身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条件。

4 . 2 成立体育管理部门, 培养体育人才

开展农村体育活动是各地区体育部门的职责所在,但大多数村落都没有相关体育部门,靠村委会、农民群众等自发地组织比赛,体育组织的缺位使得农村体育放任自流,活动的组织缺乏系统性和延续性[4]。相关体育部门要多组织相关培训,成立专门的农村体育管理部门,大力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篮球裁判员和教练员,当地的各村落组织人员进行参加相关的篮球知识培训,或提倡有经验的体育教师及篮球专业人员能够深入到农村,扶助农民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体育活动,普及篮球专业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的推广,培养农民体育人才,使之知识不断更新,能力不断提高,服务面不断扩大,达到农村体育健身活动有专业人员负责组织的规范化运作的目的[5],为农民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4 . 3 改变竞争意识, 丰富其内容, 推动农村文化建设

篮球运动在农村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应增加篮球赛事的项目,扩大参与人群,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宗旨,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充分利用篮球运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保持其广大农民群众热情的同时,在原有篮球竞赛基础上,丰富其内容,创新其形式,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多举办娱乐为主的突出竞赛活动的群众性、健身性、民族性和科学性,如开展趣味篮球赛,三分大赛,定点投篮比赛,往返运球比赛,妇女、儿童三人制篮球赛等一系列的活动,构建丰富多彩的农村全民健身活动体系,让广大群众得到参与到篮球运动锻炼身体的行列中,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活质量,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树立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农村篮球运动的开展对促进侨乡农村的物资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作用[6],使其成为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载体,进一步实现农村文化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