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研究

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研究（精选3篇）

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研究 篇1

1研究背景及研究定位

广州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区, 市域范围内有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4个省级历史文件名村, 以及上百个具有历史风貌的传统村落。对广州地区传统村落历史演变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广州地区现存的传统村落。

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是广州市市域区划范围, 面积7434.4km2, 在北纬22°26′至23°56′, 东经112°57′至114°3′之间。最北端与韶关市的新丰县相临, 最南端滨伶仃洋与香湾、澳门相望。东连惠州市的博罗、龙门两县, 西邻佛山市的三水、南海和顺德。北回归线横贯市境北部, 珠江及众多支流贯穿整个广州。本研究的时间跨度由先秦至民国。研究对象是历代以来广州地区的传统村落。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探讨划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时期。二、阐述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过程。

2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分期

关于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相关信息散布在历代的地方志中, 或有学者对广州某个时期局部地区村落的发展有所论述。笔者通过梳理研究历史文献, 认为广州地区传统村落先秦至民国的演变历史具有比较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的变化, 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发展成为后来的宗族村落。根据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要素的变化, 我们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 (表1) 。与村落生产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对外交通、产业构成、土地开垦、农耕技术;与村落生活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居民构成、建筑形态、居住密度、村落形态。村落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 村落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村落生活方式的变化, 推动广州地区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向封建社会的宗族村落发展。

3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过程

3.1阶段一:百越土著主导的氏族村落发展阶段

百越土著主导的氏族村落发展阶段由先秦延续至秦汉。这一阶段, 广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地处边陲, 交通封闭, 广大地区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由原始先住民发展而来的百越族以氏族部落的方式聚居在广州地区。越族以渔猎为主, 农业为辅, 农业处于力耕火种的状态, 生产力低下。秦以后, 北方汉人陆续经水路南迁至广州地区[1]。秦以后南迁的汉人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越族土著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而这一阶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时期:百越聚居的先秦时期和汉越杂居的秦汉时期。

3.1.1先秦时期:百越聚居

生活在广州地区的百越族由原始先住民发展而来, 具有断发文身、喜食虫蛇蚌蛤、善舟习水、崇拜蛇鸟图腾等风俗。广州地区先秦时期越族的文化遗址有多处, 包括海珠区马岗顶新石器时代遗址, 飞鹅岭新时期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 增城金兰寺村新石器时代至战国的文化遗存, 从化吕田狮象的新石器晚期到商时期文化遗存, 萝岗来峰岗新石器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 南沙鹿颈村新石器晚期至商时期的文化遗址[2]。从先秦时期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来看, 这一时期广州地区已是越族广泛分布的聚居区。增城金兰寺村新石器时代贝丘文化遗址是广州地区最早的文化遗址, 距今有5000~6000年, 出土有磨制石器、粗砂陶、大量的蚬、鹿、牛、鱼、龟的遗骨, 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底部有深入生土层的房址木桩柱洞[3]。增城金兰寺村贝丘遗址大致反映出当时越族生产和生活概况。

先秦时期广州地区越族居住建筑及村落的具体形态, 目前考古界在广州并未发现实物, 我们可以从广东其他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发现推测广州的状况。1978年10月, 高要县茅岗发现靠近江河的新石器晚期居住建筑遗址。建筑遗址平面为长方形, 一端靠山, 一端临水, 靠山一段略高, 用作居处, 临水一端稍低, 形成前高后低的台阶式居住棚面。建筑是“干栏式”木结构, 房子的居住面及盖顶围墙都以树皮铺设。房子两侧还有檐廓结构, 便于在房子周围活动[4]。这种“干栏式”的水上棚居应当是先秦时期广东省滨水地区越族主要的居住形态。广州地区也不例外, 今广州南沙疍民村落仍采用“干栏式”的水上棚居 (图1) 。从三水银洲贝丘遗址我们可以发现先秦时期越族村落的大致布局 (图2) 。银洲遗址位于银洲村东侧一座孤立的椭圆形岗丘上, 周围是平坦开阔的冲击平原。遗址面积约为3500m2。丘岗顶部为集中埋葬的基地, 岗顶外围近岗坡处发现有房址、柱洞和灰坑的居住区, 丘岗四周坡地及坡底平地是以贝壳、陶片为主要包含物的垃圾区。房址平面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 有平整坚实的红褐色垫土面, 内有灶坑、储物坑、陶器等物[3]。可见, 当时越族村落已有初步分区。

总体而言, 由于五岭阻隔, 对外交通封闭, 先秦时期广州地区百越部落的氏族村落处于原始、自然的发展过程。

3.1.2秦汉时期:汉越杂居

秦代, 广州地区始设置郡县, 正式纳入汉人管辖。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214) 在岭南设三郡:桂林、象郡、南海。南海郡下辖番禺、博罗等县, 郡治番禺。今广州地区属番禺县境地。对外交通上, 秦代开凿灵渠, 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灵渠成为秦汉至隋唐中原入粤的重要通道。公元前213年, 秦始皇“徙民50万人, 戌五岭, 与越杂处。”三国两晋时期, 中原战乱也促使北人数次南迁。秦汉400年间陆续南迁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打破了百越村落自然发展的状态。广州地区由百越聚居地发展为汉越杂居之处。

秦汉时期南迁汉人除了聚居在城市之外, 相当一部分向乡村地区扩张。据史书记载, 当时有汉人在番禺县郊外进行有组织地开垦耕种。这些地区逐渐形成新的村落和农田。汉人还将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器牛耕”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广州, 并注意排灌和施肥, 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进而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和财富的积累。六朝时期, 广州的汉人聚居区已发展出“著姓”和“豪门”。例如, 刘宋时增城县人周灵甫不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 还拥有家兵、部曲1万多人[1]。

南迁汉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 还带来了先进的生活方式, 在建筑上表现为促进了越族“干栏式”居住建筑向地面居住建筑发展。广东西汉晚期和东汉初年墓葬出土的陶屋大都是“干栏式”陶屋, 类型除了居住陶屋之外, 还有储藏粮食的陶仓。“干栏式”居住陶屋分上、下两层。上层楼居, 下层用以饲养牲畜 (图3) 。东汉中后期, 除了“干栏式”陶屋之外, 新出现了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陶屋 (图4) 。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陶屋中供起居的堂屋在地面层, 与厕所和畜舍以墙壁相隔, 已是地面建筑的形态。楼阁式陶屋还具有中轴线对称的特征, 体现出汉化的影响。

唐之前, 虽然广州地区汉人聚居区逐渐扩大, 但越人仍占有当地人口很大比重。《晋书·陶璜传》中记载:“广州南岸周旋六十里不贩服者五万余户, 皆蛮蛋来居。至于服从官役, 才五千余家。”《宋书·蛮夷传》载:“广州诸山并俚僚, 种类繁炽。”而且土著越人不肯驯服的记载亦屡见于史书。这说明广州地区相当范围内仍属于土著越人聚居区。由于东晋时期广州始有冶铁业, 相当长时期内“铁器牛耕”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局限在汉人聚居区, 大多数越人村落还是“刀耕火种”的粗放耕作方式。汉化的进程缓慢而曲折。

3.2阶段二、南迁汉人主导的宗族村落发展阶段

唐代张九龄开通大庾岭, 打通了北人南移的交通要道, 揭开了汉人大规模南迁开发岭南地区的篇章, 进而加速了土著越族汉化的进程。至宋代, 广东人口中90%已是汉族, 境内的百越土族基本汉化。一部分古越族转化为少数民族, 以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方式聚居在山区和海边[1]。与此同时, 广州地区进入了南迁汉人主导的宗族村落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进程由唐始, 延续至民国, 形成了今天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根据宗族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素的变化, 这一阶段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 唐宋元时期:宗族村落初步发展时期; (2) 明清时期:宗族村落大规模发展时期; (3) 清末至民国时期:宗族村落近代化时期。

3.2.1唐宋元时期:宗族村落初步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的发展得益于两个因素:一、唐代梅关古道的开通, 使得大量北人得以南迁, 为广州地区的初步开发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初期的200年间, 由南雄珠玑巷南迁的达130多次, 有据可查的60多姓。二、宋以后, 市桥台地至新会圭峰山一列山丘台地以北地区由海岛逐渐淤积形成大片陆地, 老三角洲初步形成, 为南迁的汉人提供了可开垦的大量土地。新成陆的土地和迁入的人口促使广州地区汉人聚居区日益增多, 宗族村落逐渐发展起来。由于成陆的耕地地势低洼, 宋代建村的村落大都建在缓坡或平原较高的土墩上。如番禺市桥台地, 这一时期建村多在台地边缘地区, 南边的有石楼、官涌、沙湾古坝、紫坭;西缘的有韦涌、屏山;北边的有石壁、会江;东缘的有柏堂;东南有潭山、茭塘等村。宋代南迁汉人还带来了“筑堤抗洪”, “洼地保收”的先进农耕技术, 使广州地区农田不再受海水淹袭。宋代, 广州成为全国的产粮区[5]。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繁衍, 使宋元建村村落数代之后迅速发展成为占据大片沙田的宗族村落。

北方汉人移民除了主要聚居在宋代广州南部成陆的老三角洲之外, 广州其他地区也有为数不少的珠玑巷移民居住。例如, 增城宋代迁入的姓氏就有45姓。根据我们对广州地区现存47个宋元时期建村村落的地区分布统计分析 (图5) , 这一时期除了广州中南部地区建村村落有26个之外, 东部、北部、西部地区建村村落也共有21个之多。我们以广州地区宋元时期建村村落的googleearth航拍图为基础资料, 对这一时期村落形态进行初步分析, 发现广州地区梳式布局和顺应地形的自由村落形态已初步形成。规整的梳式布局村落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花都、从化、增城 (图6) ;放射状、线状、网状等自由形态的村落[6]主要分布在中南部的天河、海珠、黄埔、白云、番禺、南沙区域 (图7) 。此时, 汉人三间两廊住宅已取代古越族的干栏式建筑, 成为广州地区主要的居住形式。广州地区村落中还出现了村墙和护村河, 例如白云区元代建村的石马村。

3.2.2明清时期:宗族村落大规模发展时期

明清两朝, 广东农民在围垦沙坦、开垦荒地和山地丘陵地区的全面开发方面, 大大超过前代, 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明以后, 珠三角老三角洲的东南海湾发育出新的浅滩, 形成新三角洲。加上“圈筑成田”人工开发沙田技术的应用, 可耕种的沙田大量增加。当时, 番禺已是珠江三角洲沙田最多的县之一。1372年 (洪武五年) , 明政府明确规定“流民复业者, 各就丁力耕种, 毋以旧田为限”, 大力推动了荒地的开垦。据雍正《广东通志》载, 洪武至万历200余年间, 广东耕地面积增加41.3%。清初, 因“海禁”的实施和“迁界令”的颁布, 广东一度田地大量抛荒, 广州地区也受到波及。康熙二十二年 (1683) , 清平定台湾, 废止“迁界令”, 并采取了一系列招民复业、奖励垦荒的措施。入清以后珠三角围垦沙田发展更快。至清嘉庆年间, 广东耕地面积扩大为3386.7万亩, 不仅迁界时抛荒田地得以复垦, 而且耕地面积超过了明代[1]。

明清两朝农耕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的大规模发展 (图8) 。许多宋元建村的村落于明清两代始大规模修建房舍。例如, 从化钱岗村于南宋建村, 但现存绝大多数建筑为明代修建。花都的塱头村元代建村, 村落大多数祠堂在清代得以重修。并且, 祠堂重修的历史从清乾隆延续到光绪年间。明清时期宗族村落的发展还体现在祠堂在村落的普及。明中叶后, 珠三角祠堂纷立。清乾隆年间, 祠堂数量激增, 不但“巨族多立祠堂”, 连“下邑僻壤, 数家村落亦有祖厅祀事”。祠堂成为汉人宗族村落的标志性建筑物。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的发展仅限于老三角洲的民田区内, 新三角洲的沙田区并没有形成民田区那样的宗族村落。沙田区不仅极少有大村落形成, 而且没有祠堂, 连庙宇都极为罕见。民田区和沙田区村落的差别如下:“广东农村多聚族而居, 如外海之陈, 沙湾之何, 数万兄弟, 同居一村最为繁盛。而数千、数百者随处有之……惟沙西各农村则不然, 多是各族杂居, 完全无姓氏之界线, 甚至姓氏之观念。虽人口繁多如万顷沙, 如鱼涡头, 亦不见一祠一厅[7]。”关于沙田区和民田区村落形态的差别我们可以从今天南沙区疍民居住的湴湄村 (图9) 和番禺区沙湾镇宗族村落北村 (图10) 的googleearth航拍图中一窥概貌。

明清时期广州地区宗族村落还出现了围团式的新形态。围团式布局的村落由明清时期迁入广州的客家人兴建。客家原籍是河南的中原汉族。宋元以后, 客家人陆续迁入广东东北部, 在梅州梅县一带繁衍生息, 形成粤东客家聚落。明以后, 随着人口的增多, 一些客家人向外发展, 迁入粤中丘陵地区。梅州客家人经河源的紫金、龙川, 由惠州的惠阳、博罗, 一直到达广州的增城、从化。清顺治年间实行的“迁海令”和康熙年间的“招垦令”使得大量的客家人迁入广州地区。客家人的来源也逐渐多样化, 除了粤东、粤北之外, 也有江西、福建等外省客家人迁入广州[8]。据清嘉庆二十五年修编的《增城县志》记载, 县内376个村落中82个为客家村落, 4个为“客民杂处”的粤客共居村。客家人将围龙屋、四角楼、杠屋、堂横屋多种建筑类型带入广州, 发展出广府与客家融合的围团式村落形态。据我们对广州地区现存16个客家村落分布的调查, 其中3个在从化, 13个在增城。其中, 增城正果镇和派潭镇的客家村落最为集中和典型 (图11、12) 。

明清时期广州乡村地区除了宗族村落得以发展之外, 以商品交换为主要功能的乡村墟市也日益增多。乡村墟市的发展与商业性农业的出现和“粤商”的出现分不开。广东具有“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地形地貌特征, 以山地和丘陵为主, 平原较少。明清时期, 虽然政府鼓励垦荒, 但“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 不少村民开始另谋出路, 包括改种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采用“基塘”养蚕养鱼的新耕作方式;有一些村民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还有一些村民则弃农经商。商业性农业的出现以及便利的对外交通, 使得明清时期以广州帮商人、潮州帮商人为主体的“粤商”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全国第一大商帮。据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记载, 当时广州、佛山的商业80%以上由广州帮商人经营。粤商不仅在城市中经营, 还深入农村, 推动了乡村墟市的发展。《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记载, 乡村地区共有99个墟市。广州乡村墟市不仅数量增长, 商品种类也繁多。例如, 番禺县的慕德里司的大田市“近市十乡, 人多稼圃畜牧, 女工习纺织, 市中常聚菜蔬薯芋糖醋及纱麻等物。又乡滨湖海, 鱼鲜尤盛”。

3.2.3清末至民国时期:宗族村落的近代化时期

清末至民国时期, 广州地区宗族村落生产方式最重要的变化是商业性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州地区乡村除了种植水稻, 还盛产水果、花木、甘蔗等经济作物。广州珠江河南岸、增城的新塘、番禺的李林、大石一带盛产荔枝, 成片的荔枝林“障蔽百里”。以栽花为业的“花户”集中在广州市郊及番禺一带。番禺县的农民“以卖花为业者数十百家, 市花于城”。番禺也是种植甘蔗最多的地区之一, 甘蔗“连冈接阜, 一望丛若芦苇”。农业经济作物种类不仅越来越多, 面积更进一步扩大。例如, 增城除了荔枝之外, 也发展成为甘蔗种植区。番禺、增城的“蔗田几与禾田等”[1]。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广州地区乡村更加富裕, 村落的数量激增。据我们对地方志记载村落数量的统计 (表2) , 民国时期增城、番禺、从化村落已达上千个。

这一时期宗族村落的物质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突出体现为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新居住建筑类型——庐居。广州地区的庐居由移民海外的华侨兴建。清末民国时期, 社会动荡, 广州村民因各种原因 (出洋经商、政治避难、出洋做工、留学定居) 移居海外。这些海外华侨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陆续回乡建房。华侨将侨居地居住建筑平面形制及装饰风格引入家乡, 与广州乡村传统的三间两廊式住宅结合, 形成庐居。据我们对花都区洛场村的现场调查, 村落总体而言是传统的广府梳式布局。村落内仍有为数不少的传统三间两廊住宅。三间两廊传统住宅之间, 散布着大量的建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带有美国风格的庐居 (图13、14) 。庐居一般为楼房, 2~3层或4~5层, 砖墙承重, 木制楼板或钢筋混凝土楼板。室内宽敞明亮, 通风良好, 适宜居住。海外华侨不仅回乡兴建住宅, 还兴建带有异域风格的善堂、中小学校、医院, 推动了宗族村落近代化的进程。

此外, 外国传教士入村传教也对广州地区村落村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清末, 随着国门的打开,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进入广州乡村地区传教, 修建了大量的教堂以及中小学校。据民国增城县志记载, 县内有福音堂19所 (表3) , 均为清光绪年间修建。传教士对乡村地区的渗透不仅改变了传统村落的面貌,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村民的精神生活。例如, 增城下都老鸦山周姓村全村人奉属于英国安立间教会 (光绪28年设立) 。增城上都南壆吴姓村百分之八、九十的村民奉教。

广州各区均有海外华侨, 因而广州各区村落均兴建有异域风格的近代建筑。但总体而言, 清末民国时期, 华侨兴建的侨房大部分是在原有村落房基上兴建, 少数修建在村落边缘, 并没有改变明清时期形成的广州地区村落总体格局。

4结论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 并结合现场调研, 对广州地区先秦至民国传统村落演变史进行系统研究:一、根据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要素的变化, 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二、阐述两个阶段、五个时期广州地区传统村落演变的历史过程。村落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 村落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村落生活方式的变化, 推动广州地区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向封建社会的宗族村落发展, 并在清末呈现出村落近代化的趋势。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揭示广州市域及周边地区传统村落的演进规律。

图、表来源

图1、13、14:冯志丰摄;

图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东三水市银洲贝丘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0, (6) :24-36.

图3、4:由作者拍摄于广东省博物馆;

图5、8:冯志丰绘;

图6、7、9、10~12:引自googleearth航拍图;

表1~3:由作者绘制。

摘要：本文对广州地区先秦至民国传统村落演变史进行系统研究, 根据村落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要素的变化, 将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两个阶段、五个时期。与村落生产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对外交通、产业构成、土地开垦、农耕技术;与村落生活方式相关的要素包括居民构成、建筑形态、居住密度、村落形态。广州地区传统村落生产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村落生活方式的变化, 推动村落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落向封建社会的宗族村落发展。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揭示广州市域及周边地区传统村落的演进规律。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清代至民国地方志以及现场调研。

关键词：广州,传统村落,历史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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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研究 篇2

一、河北省古村落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河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 它自远古以来就是华夏族的固有领土, 也一直是传统的农耕文化民族区域。由于历史悠久, 民族众多, 河北省的古村落文化内容极其丰富, 不仅有传统的杂技、武术、舞龙、舞狮、花灯等民间艺术, 又有陶瓷、雕刻、编织、剪纸等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民间工艺。

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入, 各地“新民居工程”建设迅速开展, 一些传统建筑和自然村落格局遭到破坏, 有的地方甚至拆除。有些地方, 围绕名胜古迹, 大兴土木, 突击商业开发, 破坏了古迹的原始环境和文化象征。山海关长古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根据史料记载, 山海关自公元1381年建关设卫, 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自古即是我国的军事重镇。山海关的城池周长约4公里, 城高14m, 厚7m。全城有四座主要城门, 并有多种古代防御建筑。然后, 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新农村建设推进, 城中村改造的进行, 在山海关古城出现了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与素有“天下第一关”美誉的古城格格不入, 对山海关古城的历史文化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

二、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保护

在当今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 如何实现资源功效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不仅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问题, 而且还是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辉煌成果的关键所在。整合现有资源并予以利用, 充分体现了河北省新农村建设“新”的起点、重点、亮点。

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应是当今新农村建设中的亮点和最佳切合点。体现在: (1) 古村落中的古建筑、古街、古水系都是农村最现成的资源, 看得见、摸得着, 保护并利用好这些资源或许能创造不可估量、潜力巨大的财富。因为, 任何资源都会枯竭, 惟有历史文化资源是永恒的。 (2) 古村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是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如今, 全社会都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历史文化遗产为文化创意产业奠定了基础。 (3) 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特殊性, 必然有它独特的历史研究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 来吸引众多的人去参观、了解和研究, 这样一来, 古村落就会有更多的外界交流, 得到更多的信息和知名度, 从而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

三、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措施

保护村落文化是农村地区文化发展中走现代化与传统化相融合、经济与文化相统筹、自然与社会相和谐之路的一种可行的模式, 是文化农村的明智选择。在新农村建设中, 我们一定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 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加强保护机制措施的研究, 因地制宜有效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 坚持抢救与保护并重, 大力宣传以提高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 形成全民对古村落文化自尊自爱的自觉行动, 走出一条保护村落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发展之路。

1、树立正确的新农村建设观念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思想观念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 错误的思想意识则只会把我们的行动引向事物发展的歧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 要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实质。新农村建设并不是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把新农村变为“洋农村”, 把新农村建设变成简单的“拆除老房子、集中规划建新房子”的大拆大建。如果把“建设”和“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直线前进与单向变化的状态, 强调由“落后的传统”向“先进的现代”转变的过程, 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村落文化大规模破坏性演变。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 一定要“切实重视农村的文化建设和文化保护, 重视文化的多样性,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牢牢抓住它, 不要让它从我们手里失掉, 否则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将从我们的脚下失去, 厚重与丰富的文化大地便会变得贫瘠与单一。”

2、遵循村落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形成科学的保护机制

第一, 鉴于村落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产物, 同时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质。因此, 保护村落文化应该注重保护村落赖以生存的田地、山林、川泽及其生态环境, 保护村落的居住环境, 保护村落文化记忆, 保持村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实现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历史和现实的整体保护。第二, 鉴于村落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并仍然在继续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特点, 我们在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村落文化的演变特性, 延续村落的文化脉络, 维护现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第三, 鉴于村落文化保护和发展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因此政府在政策导向、法律体系构建、技术保障、资金统筹和资源整合等方面应给予大力支持和引导。村民是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护的重要力量, 要提高村民的自觉保护意识, 同时应重视村落发展诉求, 维护村落文化发展途径的多样性。

3、充分挖掘村落文化的丰富内涵, 为推动新农村建设发挥新的作用

在新农村建设中, 要善于充分挖掘、整理古村落文化蕴含着的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 注重对乡村人文生态的保护和利用, 以便更好地发挥民间传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很多民间信仰, 包括对行业神、地方神的崇拜供奉以及一些传统节日对祖先或某某神的祭祀活动, 都是老百姓对祖先的崇拜、尊敬情感的一种表达, 寄托着老百姓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祈祷和向往, 实际上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薪火相续的某种制度保证。特别是一些传统仪式, 是民间信仰的核心和表现形式, 保护好传统仪式, 对于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 增进家族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维护社会稳定, 弘扬民族精神, 展现地方文化特色都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风水理论中的生态理念、祭祀仪式中的传统道德、伦理教化, 还是民风习俗、乡规民约中体现的人文精神, 其本质都是“和合”文化的体现, 强调和谐和善、顺其自然、适应规律, 这对于我们倡导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 增进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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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林芳.有关古村落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探讨[J].科技咨询, 2007 (31) .

贵州历史文化村落研究 篇3

关键词：历史环境要素,保护,大寨

1 癸能大寨村村落概况

大寨村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联珠镇镇区范围内, 处于东经101°43'8″~101°44'54″, 北纬23°26'57″~23°26'56″之间。村落位于癸能河谷中部, 背山面田, 四周分别环绕着老祖山、“牠吃脑号”、“树它谷吃”、“直夫谷主”、“猫妮谷主”、“脑志塔”等山体, 形成北回归线上特殊的河谷地带, 距离联珠镇14 km, 是哈尼族豪尼支系聚居村落。大寨村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情古朴纯真、文化厚重宽广的传统村落, 同时也收录于国家第二批传统村落之中, 是研究“传统哈尼文化”的重要载体。

1.1 选址与布局

大寨村选址于金厂河河谷中, 村子周围山脉环绕、树林茵茵, 负阴抱阳, 前依金厂河, 后靠“阿皮谷主” (老祖山) 。建筑均依山而落, 成片布局在平缓的山坡上。三片寨神林呈“品”字分布, 环绕于寨子外围。寨子的前方、左面、右面有数百亩的梯田及鱼塘和菜园, 后方山上有竹丛、茶叶、柏木林等。顺着山势, 层层梯田一直延伸到金厂河边, 展现了哈尼梯田的壮美景色及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观。在自然环境、宗教礼制、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下, 癸能大寨村形成了典型的山村型古村落, 片状的土掌房民居紧密的布局在山谷中。远眺村寨, 山林中掩映着一排排高低错落的土掌房, 土墙土顶, 犹如一座庞大的金褐色的城堡。内聚性的村落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江河”四度同构的哈尼山水景观。大寨村的选址是经过先辈生活经验的积累, 反复论证所得。对布局的选择其实就是对地形地貌的选择, 体现了古人对工程地质的经验总结:山脉越悠远, 形成时间越长, 其地质构造也就越稳定[1]。

1.2 内部交通与巷道

街巷是支撑村落形态的骨架, 村落中的主要街道为街, 街的分支为巷[2]。大寨村村内道路分布呈不规则网络状, 在南部相对平缓的地区, 道路相对较密集, 多是封闭的巷道空间, 道路宽约为2~4 m。北部地势较高的道路路网相对较有条理, 道路有主次之分, 主路约3 m。村落主要有开敞式、封闭式和夹道式3种道路形态。

1.3 公共活动空间

农村公共空间涵盖了农村居民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不仅关乎农村社会的自身稳定和发展, 同时也是国家控制和治理乡村的社会基础, 因而对于农民的生活和乡村和谐稳定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生活在北回归线上的哈尼族主要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如对太阳、大自然的崇拜等) 和祖先崇拜,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下, 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天神、地神、竜神和具有保护性的寨神、家神等, 并定期祭天、祭地、祭竜以祈求神灵保佑。在这种崇拜和民族活动的影响下, 就形成了公共活动空间。大寨村内有2处寨心、2处祭祀点和3处寨神林 (即竜林) 。

1.4 建筑物及构筑物

哈尼族源于古羌人。构成哈尼族传统建筑原型的平项建筑式样的土掌房, 深得古羌系族群的碉房建筑法的精髓, 即“屋顶皆设有晒房, 以为暴晒粮食之用”。哈尼族传统民居土掌房, 以土基和木材构建。在建筑用地极为稀缺的条件下和特殊自然环境中, 智慧地运用土夯建筑形式, 达到了在有限土地上创造尽可能多的使用空间和节约能源的目的。哈尼族土掌房, 正房布局分为上下两层。一层设客厅、卧室、厨房、杂物室, 二层为仓储、晾台等6个基本部分。

1.5 历史环境要素

历史环境要素是对村落选址、格局有重要影响的物质实体, 它们多为特殊的自然地、古树和人为标示, 反应了人对自然的尊重及社会文化信仰。从文字记载来看, 大寨村历史久远, 360余年古村整体格局风貌保持完整, 有明显的主次轴线构成和寨门、雕楼等防御设施, 寨神林、神石、古井、古树等历史环境要素及大量的民居建筑有待保护。

2 历史沿革

大寨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宪宗时期, 当时癸能成为元江至他郎的必经之路, 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曾经有傣族居住过, 傣族迁移后, 由江西移居而来的王姓、杨姓与当地哈尼族结合, 在水癸河大寨定居发展。

明末清初, 寨子开始开采金矿, 鼎盛时期矿工可达2000人, 曾是清代7大金矿之一。金矿的开采, 带动了周边村寨的发展, 大寨村因此吸纳了赵姓、马姓、江姓等其他姓氏, 山寨逐渐壮大。现在的大寨由4个村民小组组成。寨子里有三片“夫卯” (竜林) , 相传是竜神居住的地方, 每年农历3月的属龙日, 寨中居民要举行“夫卯兔” (祭竜) 的活动, 一直延续至今。

3 大寨村历史环境要素现状情况分析

3.1 寨门及碉楼

大寨村内有两个寨门, 寨中居民也叫它们“南城门”, 南城门是进大寨的主要寨门和入口, 寨门修建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 后因使用中的破损, 建国后进行过修缮。寨门原为土木结构, 修缮后为土木和砖混结合, 色调为原木本色和灰色, 现状是由两面混凝土墙支撑代替原寨门的木制支架, 门檐和顶保存了下来。寨门的木制顶上写着“水癸大寨”四个字。

大寨村另一个寨门位于寨子现状中心区域, 也叫“北城门”, 北侧临田, 南部即为密集的寨中民居。寨门的顶为木制结构, 现状只有简单的木制椽和檐保存了下来, 寨门檐下有两个长90 cm, 宽70 cm的防御窗口, 据当地居民讲解, 此处是古时构建对外防御工事的重要地点, 俗称“碉楼”。寨门整体承重部分是由寨门两侧的土制墙体支撑。整体色调为原木色和土黄色。由于历史久远, 它也和南城门一样, 整体外观破损严重, 形成了简陋的空架, 已看不出寨门原有的形态和装饰, 现状急需保护。

寨门既是村寨边界的标志象征, 体现了村寨选址的特征, 也蕴含着原始宗教的色彩, 是将生与死、人与鬼隔开的界限, 具有震慑邪魔的作用。

3.2 寨神林

在大寨村民居周围分布有3处寨神林, 这3处大小不一的寨神林 (俗称竜林) 依据面积从大到小, 分别位于寨子的北部、西部和东南部, 是祭祀哈尼族最大的保护神“竜神”的地方。这3处竜林都是树木葱郁、茂盛的山林, 以北面的竜林面积为最大, 是居民主要的祭祀场地, 林内祭台是由一个升高的平台和3株古榕树组成。在每年祭祀时节, 由竜头和巫师带领全村村民在此祭拜, 祈求村落风调雨顺、平安和谐。“竜神”受村民世代供奉, 村民对寨神林格外敬畏, 除每年定期祭祀寨神, 平时不可随意进出寨神林。若需进入则不得高声喧哗, 不得随地大小便和砍伐树木, 因而寨神林植被保护得较好;另外两处竜林分别位于寨子西侧和东南侧, 也是村子的祭祀场地和公共活动空间。

3.3 神石

寨中位于南寨门入口处有一块约有一人高的不规则的自然石块, 亦称“飞来石”, 村中居民把它奉为神石, 历史悠久, 距今已有300多年, 占地约1.5 m2。据传此石有吉祥征兆之说, 其一, 若你看见那石头像一头牛, 过几天必定会生病或者发生其他不吉利的事情;其二, 如果外寨人来欺辱本寨人, 那石头会嗡嗡作响, 发出铁红的光。关于石头的传说, 还有一首民歌 (大意是:自从有了这石头, 只要石头在, 我们村子就平安, 一切火灾、风灾都不会发生, 子孙后代顺顺畅畅。因为这块石头保护得好, 所以子孙后代才这样好吃好在, 顺利吉祥。) 由此看出, 此石还有点捍卫本寨的意思。神石在村寨的历史传承中, 已逐渐树立了保家护院的神圣形象, 是居民重要的精神寄托。

3.4 古井

古井是反映传统村落里历史环境要素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是村落居民生活场地传承的又一个有力证据。大寨村现存古井有三口, 建造年代均在60年以上, 包括寨子中心两口和寨子旁边田地一口。寨子内部的两口井相距较近, 居民也称它们“双胞井”, 占地面积分别是10 m2和12.5 m2, 至今水资源丰富, 仍然是居民生活、灌溉用水的水源点之一。寨子外部的古井位于田间田坝上, 占地约1 m2, 建造之初主要用于灌溉和饮用, 目前主要用于灌溉, 井内水资源丰富。这三口古井均由石头建造而成, 经过村民后期修缮, 外观上已看不出古井的原始风貌, 只有古井的内壁还保持修建时的原样。

3.5 古树

大寨村不仅有数量庞大的哈尼风情古建筑群, 在寨子周围三片茂密的森林里, 还分布着70余株古树, 包含有香樟、桂花、山玉兰、天竺桂、榛树、桑树等树种。这些古树大部分长势良好, 但多为野外生存环境, 对古树的生长产生威胁, 无完整的古树保护体系。

4 大寨村历史环境要素保护研究

历史环境要素反映了村落历史风貌特性、构成村落特征, 是村落的重要历史印记。本着“保护文化遗产、延续传统文脉、永续合理利用”的原则, 提出相应保护的措施和要求, 重点体现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 从而促进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循环。采取维护、更新和合理利用的方式对历史环境要素进行保护。

4.1 寨门的保护

鉴于两处寨门主体部分保持了建筑原有风貌, 因此在对主体保留的基础上, 重点加以修缮。同时对其周边的环境也要有严格的控制, 要保证整体风貌的统一, 对于与寨门风貌不符的建筑、构筑物等一切设施房屋等一律禁止建造。

(1) 为保证安全性和整体风貌的美观, 清除南寨门阁楼内杂物, 并对阁楼两侧外檐处的木质条状栏杆进行加固, 并做好木材的防腐工作。加固时木材的选用应与寨门整体风貌相统一;对南寨门内外墙壁进行去污保洁, 去除各类广告、标语等乱画乱贴的字迹、纸张, 以保证寨门的整洁;对寨门内外墙体进行重新粉刷, 以接近土掌房的黄色为佳, 达成与村落内部古建在色相上的协调统一。

(2) 北寨门相比南寨门破损较严重, 需对其土木结构风貌进行整体恢复, 木质部分做加固、防腐处理, 对墙体残缺部分进行原样修补 (材质、色彩需保持与原墙体的统一) ;寨门屋顶增加与南寨门同类的耐侵蚀瓦片, 此举在不影响风貌的同时, 也能对寨门的上层碉楼和两侧墙体起到遮风避雨的作用, 有效避免日晒, 特别是雨水等的侵蚀, 延长木质材料的使用期。

4.2 寨神林的保护

(1) 对神林进行范围的划定, 控制周边的环境, 做到不破坏神林及周边的生态环境, 优先保护竜林的完整性。

(2) 尊重、保存及维护当地民族体现传统生活方式与神林的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及习俗;通过宣传栏等途径向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宣传保护神林的价值以及意义, 使人们自觉对竜林进行保护。

(3) 增强居民的防火意识, 在祭祀活动结束后, 做到林中无火星, 保证人走火灭, 避免人为原因造成对神林的破坏。

(4) 在养护和管理的基础上, 对林内树木要实施重点保护, 禁止砍伐, 并随时监控病虫害的侵蚀情况, 建立管养责任制和监督机制。一旦有虫害, 要及时治疗和处理, 对神林要重点做好消防设施规划, 确保消防安全。

4.3 神石的保护

以神石为中心, 对其半径2m以内的建筑物或构筑物进行拆除, 对神石加强保护;在神石周围设置围栏, 并树立保护警示牌, 以提醒村民对神石及周围环境的爱护;加强宣传保护力度, 提高保护意识, 尤其是对儿童及青少年, 要让这种保护思想深入各个年龄段人的心中, 此外在保护措施中应注意环境条件对神石的风化作用。

4.4 古井的保护

水井作为公共的生活资源, 是村落人们活动的节点性空间。村民平常在此挑水、洗衣、洗菜, 伴随着聊天等交往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水井的功能已发生改变, 现在的水井空间作为游客游览参观的对象而存在, 游客可以在此寻找农村生活的影子, 尝试体验用辘轳打水的行为[4]。因此对大寨村来说古井的保护也是必要的, 其对古井的保护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 对古井周边环境进行整治, 清除周边杂草及堆放物, 恢复古水井原貌, 控制周边环境, 并对古井周边的传统风貌加以控制。

(2) 在不改变原状和完整性的前提下, 以古井原来的材质, 逐步修缮古井破损的构件, 根据现存框架进行原样修复。

(3) 改善和保护水井水质。因现有两处古井仍在使用, 所以对古井只需加设滤水层, 保护水井的水质。禁止向古水井内和古水井周边区域抛弃杂物, 建设排水沟, 疏导地表径流, 防止污水流入古水井。

4.5 古树的保护

(1) 制定相关的保护规定及文件。依据国家有关法规制定古树和名木的保护性规定和相关文件, 制定大寨村古树保护管理的地方性规定, 使古树和名木的保护有据可依。

(2) 完善资源档案, 实行动态监测。在普查的基础上, 对村域内的古树建立完整的档案。定期对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生长状况、保护现状等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管理, 做好病虫害的防治。

(3) 发布保护名录, 设立保护标志。依据普查结果, 以政府的名义向全镇公布古树名木保护名录, 并对每棵古树名木设立保护标牌, 明令保护, 以镇政府为主要管理单位实行统一保护和管理。

(4) 保护原有生态环境。古树名木禁止随便搬迁, 也不得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营建房屋、开垦挖土, 架设或牵拉电线, 倾倒废土、垃圾以及污水等, 以避免改变和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

(5) 加强复壮管理。对长势较差的古树, 存在生存隐患的古树, 应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设立支撑, 加强复壮管理。同时, 积极关注古树名木的复壮技术发展, 为大寨村的古树复壮管护提供技术支撑。

(6) 培育古树后备资源。在保护好现有古树名木的同时, 积极开展古树名木后备资源的培育工作, 按三级古树保护的标准实施古树后备资源的日常管理, 使古树资源可持续发展。

(7)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保护意识。通过广播、宣传栏、宣传册等途径向全村人民宣传古树名木的价值和重要性, 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保护古树名木对自身和文化的现实意义, 努力形成全民的保护意识, 造就全民热爱古树, 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氛围。

5 结语

“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 自然因素所起作用愈小, 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愈大。反之, 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愈低, 自然因素所起的作用便愈大, 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则愈小”[5]。大寨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当中, 其生长轨迹总是伴随着与自然的融合以及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适应, 在不断的斗争中取得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传统村落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是历史的延续和文化传承的实物载体, 是每个人都在寻找的老家, 是重要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保护村落建筑、村落形态等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保护与村落形成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环境, 还是保护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6]。总之, 古村落中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发展应坚持保护为主、兼顾发展, 尊重传统、活态传承, 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尊重村民意愿等原则, 要注重多专业结合的科学决策, 广泛征求当地政府部门、专家和村民的意见, 以保障未来村落整体保护发展的可实施性, 深化对云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哈尼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王娟, 王军.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村落选址及其风水景观模式[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2005, 24 (3) :18.

[2]孙瑶.北京门头沟区山地传统村落街巷空间形态构成研究[D].北京: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2011:5.

[3]庞娟.农村公共空间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回顾与展望[J].江西社会科学, 2013 (9) :35.

[4]王迪.旅游发展背景下关中传统村落街巷空间保护研究——以袁家村为例[J].美与时代·城市, 2014 (11) .

[5]吴良镛.迎接新世纪的来临[C]//佚名.城市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14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