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条件监管制度

安全生产条件监管制度（通用8篇）

安全生产条件监管制度 篇1

关于进一步严格安全准入条件强化安全许可监

豫安监管„2011‟58号 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为了进一步加大安全监管力度，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夯实安全生产基础，促进企业保持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控制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和《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严格非煤矿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行业（以下称高危行业）企业准入条件和安全许可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依法依规，严格安全生产准入条件

高危行业企业申请安全许可证，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安全生产标准。

（二）符合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要求。产能和规模符合国家和我省最低准入标准，不得使用国家产业政策淘汰的落后工艺和产能。

（三）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含安全监控设施和防有毒有害气体、防尘、排水、防火、防爆等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四）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应当按照规定经安全检测检验合格。

（五）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场所及储存装置和输送管道应当按规定安装介质泄漏报警仪表，其中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应当安装安全监控预警系统。

（六）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当进行危险化学品登记。

（七）从业人员的专业学历、从业经历、安全培训情况应当达到有关规定要求。

（八）应当建立健全企业领导带班、安全生产风险分析和应急处置措施、隐患整改效果评价，及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等。

（九）井工开采的非煤矿矿山应当按规定安装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危险化学品企业所在园区（集聚区）应当按规定进行并通过整体定量风险评价；烟花爆竹企业应当达到工程设计安全规范要求。

（十）建设项目应当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

高危行业企业安全许可证期满申请延期的，也应当符合以上条件。

二、严格审查，全面落实安全许可制度

（一）严格许可程序

省安全监管局直接审查发证的，有关业务处室要依法进行审查，形成初步意见，报局行政许可审查会议，决定是否同意许可。

省辖市安全监管局受省安全监管局委托办理的许可事项，要依法进行审查，并征求企业所在辖区县（市、区）安全监管部门的意见。受委托行政机关的拟授予许可文件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查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表》《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审查书》）中应明确“同意许可”的意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许可办结截止日前15个工作日，报省安全监管局备案，申请编号、用印。经省安全监管局业务分管副局长签字同意后，颁发许可证。

省安全监管局许可办根据省辖市安全监管局拟授予许可的文件、省安全监管局《许可证用印审批表》和业务处提供的制证电子信息制作证书，并每月通报许可信息，在省安全监管局网站上予以公告。

（二）严格许可审查

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和《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精神，强化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制度的贯彻落实，切实加强对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许可以及经营、销售许可等证书的颁发管理。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的审查、批准或者验收，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程序和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审查，不符合的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认真执行建设工程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建设工程项目必须依法进行安全生产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安全监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依法组织审查和验收。未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建设项目，不予办理行政许可，企业不准开工投产。

（三）严格监督检查

省辖市安全监管局在省安全监管局委托的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严格条件，严格程序。省安全监管局依法对委托省辖市安全监管局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并将其纳入执法监察计划。

监督检查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得妨碍被许可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许可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监督检查方法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并如实记录检查情况。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存档。

监督检查的内容、方式和比例由省安全监管局确定。可以对

下列内容进行检查： 1.申报资料是否齐全、有效；

2.审核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3.检测检验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结论性意见是否明确并符合规定；

4.生产经营现场状况； 5.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三、加强监管，建立安全许可退出机制

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企业不具备安全许可条件，或取得许可证后未持续保持安全生产许可证颁证条件的，依法严肃处理；发现企业和评价机构在许可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依法暂扣、吊销其相关资质，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发现受委托单位未按规定条件、程序进行行政许可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通报，直至收回对该受委托单位的行政许可委托。

符合依法撤销、暂扣、吊销和予以注销安全许可证的，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办理。

（一）撤销安全许可证的情形 1.超越职权颁发的；

2.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程序颁发的；

3.不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颁发的； 4.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二）暂扣安全许可证的情形 1.不再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之一的；

2.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3.在规定时限内未实现安全达标，整改后仍不达标的； 4.存在重大隐患的。

（三）吊销安全许可证的情形

1.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安全许可证的；

2.不再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要件之一，并且情况严重的；

3.暂扣安全许可证后未按期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4.非煤矿矿山未按期完成“六大系统”安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自动化系统改造未按期完成的；

5.存在重大隐患，拒不停产撤人、整改治理，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安全许可证被吊销后，企业不得进行与原许可事项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注销安全许可证的情形 1.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

2.安全许可证被依法撤销、吊销的；

3.安全许可证有效期满后，3个月内未提出延期申请的。依法注销的安全许可证，在省安全监管局网站上予以标注。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2011年3月8日省安全监管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安全准入条件加强安全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豫安监管„2011‟11号）同时废止。

附件 1：许可证用印审批表.doc

2：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委托实施事项检查表.doc

河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

安全生产条件监管制度 篇2

煤矿安全监管中各参与方存在着的利益冲突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信息不对称是指在煤矿生产和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监督过程中,因种种原因造成的一部分人占有信息,而另一部分人得不到信息的现象。在现行的监管体制下,监管机构和煤矿企业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作为代理人的煤矿企业通常对煤矿的安全设施状况和安全隐患掌握了较多的信息,而监管机构则处于信息劣势,煤矿企业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去欺骗监管机构并从中谋利,具体体现在:获得生产权之前,煤矿企业可能通过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或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蒙蔽监管机构中谋利,即逆向选择问题;在获得生产权之后,不积极履行增加煤矿安全管理投入的协议,而是通过隐藏某些有用的信息为自己捞取好处并损害监管机构的利益,即道德风险问题。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监管机构可能低估了煤矿事故的损害程度或高估了预防事故的成本投入,进而影响煤矿企业在执行安全规程、遵章操作等方面的行为。因此,如何设计有效的煤矿安全监管激励机制甄别煤矿企业真实的安全技术信息并使其在安全管理上积极投入,是减少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有许多研究者针对各参与方的博弈关系对煤矿安全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胡文国等[1]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各相关者在生产安全监管中的合作与博弈行为,对我国煤矿生产安全及监管提出了对策建议。方世建等[2]针对小煤矿安全监管问题中由于行为原因而引起的问题,建立监管部门、小煤矿及矿工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各模型分析得出安全监管的政策建议。王金凤等[3]分析了政府与煤矿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博弈行为,着重从政府角度研究煤矿安全监管问题,并为煤矿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余吉安等[4]基于煤矿技术水平和生产成本研究安全投资背后的利益博弈,提出通过安全投资来改善安全监管状况。以上这些研究没有考虑信息不对称因素。针对不对称信息下煤矿企业的安全监管问题,曹庆仁等[5]基于煤矿管理者对生产和安全两方面的道德风险问题,考虑了包括政府、煤矿企业和煤矿管理者的双重多任务委托代理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刘广平等[6]从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个层面建立煤矿集团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博弈模型,通过分析代理成本来促进煤矿代理人努力开展安全管理的激励措施,也仅考虑了道德风险问题。许超等[7]针对我国煤矿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出了通过信息搜寻、激励相容和建设高质量的监察队伍发挥外部监督力量,来最大限度的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保证监管效率。本文同时考虑煤矿企业由于信息隐瞒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和安全管理投入不积极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基于监管机构的视角的安全监管激励机制。本文在将煤矿企业的安全技术水平和安全管理投入分别作为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不对称信息变量的情形下,探讨监管机构面对拥有信息优势的煤矿企业时的监管合同设计问题,分别考虑混合策略(pooling strategy)和分离策略(separating strategy)的下的合同[8,9],进而分析最优监管合同及信息非对称性对双方策略的影响。

2 问题与模型描述

基于监管机构的视角,探讨煤矿企业安全技术水平不对称条件下煤矿安全监管中具有信息劣势的监管机构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合同,以促使煤矿企业透露其真实的安全技术水平并在安全管理方面积极投入,减少信息隐瞒或谎报,进而最大化监管机构效用的问题。为了便于分析和数学简化,不失一般性的做如下的假设:

假设1煤矿企业(代理人)的安全概率P取决于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投资水平a、安全技术水平k和随机因素ε,即P=1-e-ka+ε,其中ε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监管机构不了解真实的a和k,仅知道k为kH(高技术水平,H类型)和kL(低技术水平,L类型)的概率分别为p和1-p,即pr(k=kH)=p,pr(k=kL)=1-p,且kH≥kL>0,a和k与随机因素ε独立。煤矿企业安全运营时,其收益为M,发生事故时,损失N(可看作被惩罚力度),则煤矿企业总的产出为π=PM-(1-P)N=(M+N)P-N.

假设2作为委托人的监管机构为煤矿企业提供产出分享激励合同s(π)=α+βπ,记为(α,β),其中α为固定支付,β为其分享的产出份额。

假设3监管机构是风险中性,则其期望效用为:

煤矿企业是风险规避的,其效用函数采用负指数函数Um=-e-ρπm表示[10,11],其中πm=s(π)-a为煤矿企业的净收入,ρ为绝对风险厌恶程度,保留效用为-U0,则其对应的确定性等值(certain equivalent)为,则其确定性等值满足下式的个人理性约束IR(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traint)[10,11]为

假设4假设参与双方都是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各自期望效用。监管机构与煤矿企业间存在不对称信息,除了监管机构不能观察到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投入,煤矿企业的安全技术水平也属于其私有信息,监管机构只知其概率分布。

假设5以上假设为监管机构和煤矿企业双方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下标s和m分别代表监管机构(supervision)和煤矿企业(mine enterprises);下标H和L分别表示高技术水平(High)和低技术水平(Low)的煤矿企业;下表p代表混合策略(pooling strategy)的情形;上角标*表示各变量取得最优值情形;并令A=ρσ2(M+N)2,βkL(M+N)>1,E(1/k)=p/kH+(1-p)/kL,E(·)为期望算子。

在合同签订前,监管机构不了家煤矿企业的安全技术水平,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合同签订后,监管机构无法观测煤矿企业真实的安全管理投入水平,因而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建立激励机制的目的,一方面是促使煤矿企业自觉的显示真实安全技术信息;另一方面是促使煤矿企业自觉地尽最大努力投入,即监管机构面临如何促使两类不同安全技术水平的煤矿企业透露其真实技术类型并在安全管理积极投入的双目标激励问题。首先给出混合策略下的合同作为基准模型,再考虑分离策略(separating strategy)下的煤矿企业安全监管激励合同并与混合策略进行比较,以期有效指导煤矿企业的安全监管工作。

3 混合合同

本节考虑监管机构对两类不同安全技术水平类型的煤矿企业(H类型和L类型)提供一种激励合同(α,β),称之为混合策略(Pooling)[8,9]。由于不需要考虑煤矿企业安全技术水平类型的不同,因而不涉及逆向选择问题,仅存在因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投入不可观测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监管机构提供的激励合同需满足两个条件:首先要让两种不同类型的煤矿企业都接受合同,即满足式(2)煤矿企业个人理性约束IR如式(6)所示;其次煤矿企业将选择使其期望效用最大的投入水平,即满足激励相容约束IC(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如式(4)和式(5)所示,则针对煤矿企业的合同设计问题可归结为如下规划问题:

由式(4)和式(5),意味着CEH和CEL都是a的凹函数,由于两类煤矿企业选择使其期望效用最大的安全管理投入水平,该投入水平可由上述式(4)和式(5)的IC-H及IC-L约束的一阶最优条件得到

求解上述模型,得到混合策略下的最优激励合同如定理1所示。

定理1混合策略下监管机构提供的最优激励合同(αp*,βp*)满足如下配置(下标p表示混合策略(Pooling)):βp*唯一存在并且由式(8)的三次方程确定:

相应地,最优固定支付为

两类煤矿企业的最优投入分别为

其中,A=ρσ2(M+N)2,βkL(M+N)>1,E(1/k)=p/kH+(1-p)/kL,E(·)为期望算子。

证明根据逆向归纳法,将式(7)的最优投入的一阶等价条件代到两类煤矿企业的目标函数分别得到:

根据kH≥kL并且结合函数1/x+ln[βx(M+N)]/x单调递减可知

于是可忽略式(6)和IR-H约束,式(5)即L类型煤矿企业的IR-L约束为紧约束,根据式(6)得到的α并代入式(3)的目标函数得到

由一阶最优条件Fβ′=-[Aβ3+β/kL-E(1/k)]/β2=0可知最优的βp*满足三次方程Aβ3+β/kL-E(1/k)=0,即β3+β/(AkL)-E(1/k)/A=0成立。

根据三次方程求根公式的卡丹判别法得:Δ=[E(1/k)/2A]2+1/(3AkL)3>0,于是式(8)存在唯一的实根βp*,并且-[Aβ3+β/kL-E(1/k)]在β≥0单调递减,即0≤β≤βp*时,Fβ′>0;β=βp*时,Fβ′=0;β≥βp*时,Fβ′<0,所以F(β)在β≥0时关于β拟凹,于是βp*是唯一存在的。代入式(6)的IR-L约束得到相应的αp*,根据式(7)可求得相应的a*pH和a*pL如式(10)所示。

从式(8)可得,即βp*关于A单调递减,于是风险规避程度ρ、或随机不确定性程度σ2的增加将降低两类煤矿企业的激励程度,这与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10,11]的结论一致。

4 分离合同

监管机构为两种不同类型的煤矿企业提供菜单合同供其选择,并希望两类煤矿企业在选择合同时透露其真实的安全技术类型,而不是隐瞒安全技术信息去选择其他的合同,称之为分离策略(separating)[8,9],这种菜单合同具有自我选择特征,能够实现信息甄别、诱导煤矿企业讲真话的目的。假设sI(π)=αH+βHπ是监管机构希望H类型的煤矿企业选择的合同,记为(αH,βH);sL(π)=αL+βLπ是监管机构希望M类型的煤矿企业选择的合同,记为(αL,βL)。记CEHH和CELL分别表示H类型和L类型煤矿企业如实报告其安色技术水平类型时的确定性等值,CELH表示L类型的煤矿企业谎报其辈全技术水平类型为H时的确定性等值,CEHL表示H类型的煤矿企业谎报其安全技术水平类型为L时的确定性等值。

为了分离两类不同安全技术水平类型煤矿企业,监管机构设计的两类菜单合同还要保证相应类型的煤矿企业选择,也就是说L类型的企业选择合同sH(π)得到的期望效用不高于选择合同sL(π)时的期望效用;反之,H类型的煤矿企业选择合同sL(π)得到的期望效用也不高于选择合同sH(π)时的期望效用。下述模型中的式(16)和式(17)可以实现该约束条件。

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设计菜单合同(αH,βH)和(αL,βL)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煤矿企业并激励它们积极投入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该菜单合同可通过求解如下的优化问题得到:

在上述模型中,式(12)及式(13)的IC-H约束和IC-L约束分别表示两种不同安全技术类型的煤矿企业在分离策略下道德风险的IC约束条件;式(14)及式(15)的TC-HL和TC-LH是为区分逆向选择下两类煤矿企业的激励约束TC(truth-telling constraints:激励它们向监管机构透露真实的安全技术类型)[8,9];式(16)的IR-H和IR-L约束表示它们的参与约束。

由可知CEHH和CELL分别是aH和aL的凹函数,所以两类煤矿企业的的最优安全投入水平可由上述式(12)和式(13)中IC-H和IC-L约束的一阶最优条件得

求解上述规划问题,得如下定理2。

定理2监管机构采取分离策略时,最优合同(αH*,βH*)和(αL*,βL*)满足如下配置:

βH*≥βL*,βH*和βL*唯一存在并且分别由式(18)和式(19)确定:

相应地,最优固定支付为

两类煤矿企业的最优投入水平分别为

两类煤矿企业的最优确定性等值分别为

证明将式(17)的两类煤矿企业最优投入的一阶最优等价条件代到两类煤矿企业的相应的目标函数得到:

根据上述4式结合式(14)和式(15)的TC约束条件可知

于是ΔCE=ΔCEH+ΔCEL=(lnβH-lnβL)(1/kL-1/kH)≥0,所以β*H≥β*L成立。

结合kH≥kL和函数1/x+ln[βLx(M+N)]/x单调递减可知

于是可以忽略式(16)和IR-H约束,将式(22)的最优投入水平分别代入式(11)监管机构的目标函数并构造相应的Lagrange函数

其中,λ、μ和γ为约束条件相应的Lagrange乘子,联立,根据KuhnTucker条件可知上述式(16)的IR-L约束为紧约束,于是

并且γ=p+μ>0,假设μ>0,根据Kuhn-Tucker条件,式(15)的TC-LH约束为紧约束,于是γ>0成立,这意味着式(14)的TC-HL约束也为紧约束,于是αH=αL,且βH=βL.这时两类煤矿企业所面临的合约是相同的,即混合合同,而混合合同下,具有不同技术水平的煤矿企业混杂在一起,达不到分离的目的,从而μ>0的假设不成立,所以μ=0,γ=p>0,即式(15)的TC-HL约束为紧约束,于是

将上述αL和αH代入式(11)的目标函数,并联立求解可得式(18)和式(19)。进而求得(αH*,βH*)、(αL*,βL*)、aH*和aL*如式(20)、式(21)和式(22)所示,最后根据最优菜单合同求得两类煤矿企业的最优确定性等值CE*HH和CE*LL.

从式(18)、式(19)可得,即βL*和βH*都关于A单调递减,于是风险规避程度ρ、或随机不确定性程度σ2的增加将降低两类煤矿企业的激励程度,这与定理1、文献[12]、文献[13]以及传统委托代理理论模型[10]的结论一致;由式(18)可知,L类型煤矿企业的安全水平kL以及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重p对H类型的煤矿企业的激励强度βH*和最优投入都没有影响,只影响其固定支付αH*和最终收益CE*HH.

5 合同分析与刻画

在混合策略和分离策略两种不同情形下,上述两类最优激励合同都有怎样的特点?对两类不同安全水平的煤矿企业的激励效果怎样?安全技术水平不对称对监管机构和两类不同类型的煤矿企业的决策究竟有什么影响?通过下述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结论1分离策略下的合约有扭曲现象,即L类型的煤矿企业的激励强度βL*和最优投入都关于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例p单调递减,且当p=0时,βL*=βp*,这说明L类型的激励强度被向下扭曲,且扭曲程度关于H类型的比例p递增;而H类型的煤矿企业的激励强度βH*与其比例p无关;而混合策略下监管机构对两类煤矿企业的最优激励程度以及它们相应的最优投入都关于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例p单调递减。

证明根据式(19)可知

故βL*关于p单调递减,由式(22)可知,aL*关于βL*单调递增,所以aL*关于p单调递减;可以验证当p=0时,式(19)退化为式(8),即βL*=βp*;由式(8)可知,于是βp*关于p单调递减,结合式(7)中a*pH和a*pL关于βp*单调递增,所以a*pH和a*pL关于p单调递减。

结论1的直观解释为,当行业中高技术水平的煤矿企业所占比重p越大时,为防止低技术水平的煤矿企业鱼目混珠,监管机构将通过降低低技术水平煤矿企业的激励系数来增大对低技术水平煤矿企业合同的扭曲程度。意味着分离策略下随着高技术水平的煤矿企业所占的比例p增加,低技术水平煤矿企业的竞争力被削弱。

结论2对L类型的煤矿企业而言,分离策略和混合策略下的确定性等值都为,但是对H类型的煤矿企业而言,分离策略使其得到额外的的信息租金:

且R关于p递减,这意味着随着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例p增加,H类型煤矿企业的优势被削弱;R关于kH单调递增,关于kL单调递减,这表明H类型的煤矿企业能力的安全技术水平越高或L类型的煤矿企业安全技术越低(反映了H类型的煤矿企业的安全技术优势,或两类煤矿企业的安全技术差异),H类型煤矿企业获得的信息租金越多,从而期望收益也越大。

证明显然R=lnβL*[1/kL-1/kH]+1/kL+ln(kL(M+N))/kL-1/kH-ln(kH(M+N))/kH,即R关于βL*单调递增,根据结论1可知,βL*关于p单调递减,所以R关于p单调递减。

由可知R关于kH单调递增,关于kL单调递减。

由结论2可以看出,信息租金R关于高技术水平煤矿企业p递减,意味着高技术水平煤矿企业所占比重越大时,监管机构有理由判断与其签约的煤矿企业为高技术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故高技术水平的煤矿企业希望通过信息优势来获取额外的信息租金也就越困难,也就是说,煤矿企业的技术水平信息从原来的私有信息转化为公共信息,它不再具有信息优势,自然也就不再拥有信息租金。

结论3监管机构通过分离策略把两种不同安全技术水平类型的煤矿企业区分开来,对H类型的煤矿企业给予了比混合策略下更强的激励,激励了它付出比混合策略时更多的安全管理投入,而对L类型的煤矿企业给予了比混合策略下更低的激励,所以导致安全管理投入降低,即βH*≥βp*≥βL*;在两种策略下,两类煤矿企业相应的最优安全管理投入满足aH*≥a*pH,aL*≤a*pL,这说明H类型的煤矿企业在分离策略下要比混合策略下在安全管理上投入更多,而L类型的煤矿企业在混合策略下投入更多。

证明定义函数f1(x)=x3+x/(AkH)-1/(AkH);f2(x)=x3+x/(AkL)-E(1/k)/A;f3(x)=x3+x(1/kL-p/kH)/[A(1-p)]-1/(AkL)。显然f1′(x)=3x2+1/(AkH)>0,同理f2′(x)>0,f3′(x)>0,即三个函数都在[0,1]上严格单调递增;可以验证f3(0)<f2(0)<f1(0)<0(显然1/kH<E(1/k)<1/kL);并且0<1=f1(1)<f2(1)<f3(1)。由fi(0)fi(1)<0(i=1,2,3)结合fi(x)严格单调可知,fi(x)=0在[0,1]上存在唯一的实根,与定理1和定理2中βp*,βH*和βL*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结论一致。可验证三函数有唯一的交点(1-p,(1-p)3-p/(AkH)),根据定理2中βH*≥βL*,结合f3(0)<f1(0)<0可知此交点在第四象限,进一步根据上述三个三次函数的图像关系可以证明βH*≥βp*≥βL*,0<1=f1(1)<f2(1)<f3(1)可进一步验证此结论,其中三函数的曲线位置关系如图1所示。由函数ln[kH(M+N)x]/kH单调递增结合βH*≥βp*可知aH*≥a*pH,同理由βp*≥βL*可知aL*≤a*pL成立。

由结论1、结论2、结论3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当监管机构对煤矿企业的安全水平信息不明确时,只能根据其对煤矿企业的安全水平认识的概率分布来甄别信息并确定激励合同,因而与混合策略下所制定的激励合同存在偏差。这表明,获取有关煤矿企业的安全水平信息有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决策效果。所以,监管机构应加强与煤矿企业的沟通与合作,及时了解其安全水平,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改进激励策略。

结论4菜单合同的有效性:分离策略下的菜单合同是有效的,能够实现信息甄别、自我选择的目的,即在此菜单合同下,两类不同安全技术类型的煤矿企业都不会向监管机构谎报其的真实安全技类型。

证明根据定理2中的菜单合同,对H类型煤矿企业而言,如实报告其安全技术类型信息时的确定性等值为CE*HH(根据式(23)),而谎称自己是L类型煤矿企业时的确定性等值为

与式(14)TC-HL约束为紧约束的结论一致,说明H类型煤矿企业没有谎报自己为L类型煤矿企业的动机。

L类型煤矿企业如实报告自己的能力信息时的确定性等值为(根据式(23)),根据定理2中的菜单合同,当它谎称自己是H类型时的最优确定性等值为

即L类型的煤矿企业也没有隐藏自己的安全技术类型的动机。

所以定理2里关于煤矿企业的真实安全技术水平和安全管理投入信息均为其私有信息时的“双重信息非对称”[8,9,12,13]下的菜单合同是有效的。

结论4表明,监管机构通过激励相容约束可促使两类煤矿企业在安全管理上自觉地投入,减少安全信息隐瞒现象,即分离策略下的激励合同能使两类煤矿企业能够自愿的参与监管机构的规制政策,而不是通过非法违规的方式规避规制政策。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建立和完善煤矿企业安全信息公开制度,可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租金,进而可完善我国煤矿企业安全监管体制。

6 算例分析

下面通过一些数值算例来验证本文模型的结论。有关参数设置为:kH=1.5,kL=0.5,,M=2,N=1,ρ=0.33,σ2=0.33,即A=1,根据定理2中式(18)和式(22)可求得βH*=0.628,aH*=0.693。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当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例p在[0,1]范围内变动时,在两种策略下对两类煤矿企业的最优激励强度、最优安全管理投入水平和收益关于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例p的变化趋势做分析比较,结果如图2、图3、图4所示。

由图2可知,混合策略下两类煤矿企业的激励系数随着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例p的增加而减小,与结论1的分析一致;分离策略下H类型的激励系数高于混合策略时的情形且与p无关,L类型盟员的激励系数随着比例p递减,即随着H类型煤矿企业所占的比例p增加,L类型盟员的竞争力被削弱。

图3中显示了两种策略下,两类煤矿企业的最优安全投入以及大小关系,即aH*、a*pH、a*pL和aL*关于H类型煤矿企业的比例p的变化趋势,进一步论证了结论3里最优投入的关系。

图4给出了分离策略下H类型煤矿企业的信息租金关于其比例p变化趋势,由图4可知,随着p的增加,H类型煤矿企业的信息租金逐渐减少,其优势被削弱,当p较小时H类型煤矿企业的收益优势明显。

本节算例部分验证了结论1、结论2、结论3、结论4的结论。

7 结束语

本文针对煤矿企业安全监管问题,构建了由监管机构和两类不同安全技术水平的煤矿企业间博弈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当煤矿企业的安全技术水平类型和安全管理投入均为其私有信息而不被监管机构所共知时,监管机构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合同诱导煤矿企业透露其真实安全技术类型、激励其提高安全投入并保证自身效用的最优化的双重目标激励合同设计问题。结合激励机制理论和显示原理[10],针对煤矿企业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并存时,为监管机构设计合理的线性分离合同即能有效区分不同煤矿企业的安全技术水平类型,又能促使煤矿企业在安全管理上的积极投入,并进行了最优激励合同的特征刻画,论证了合同的有效性,与相应基准情形做了研究相比。

安全生产条件监管制度 篇3

摘要：金融监管制度改革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在意识理念、监管模式及制度完善方面存在弊端，这些弊端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既有前提性、现实性原因，也有关键性、根本性原因。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应重塑金融监管理念，确立金融监管主体，完善监管制度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关键词：金融监管制度；金融创新；金融体系改革；金融监管理念；分业监管；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主体；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95-04

一、引言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对原有的金融体系进行反思与改革，旨在维持金融稳定和确保经济增速。但世界金融形势却事与愿违，不仅世界经济几近停滞[1]，而且愈演愈烈的美国“占领华尔街”示威游行和欧债危机等经济、政治事件，都直指了金融制度弊病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相反，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其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更高[2]。这并非源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更具优势，而是因为在次贷危机前，中国金融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与融入全球化程度不高，使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影响不大，并且在次贷危机后，国家保护下的金融市场及其巨额信贷刺激政策，也推动了中国经济逆势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在落后的监管模式下，开放的风险和成本势必会急剧扩大，进而将影响中国市场经济稳定且持续发展。所以，本文基于对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制度和全球金融危机进行重新审视，以期对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体系的创新和完善有所启发。

二、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

（一）滞后的监管理念与继续开放的金融步伐不同步

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金融体系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犹如“跛足巨人”不断承受“跛足之痛”：贸易受制于他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金融受制于缺乏发达资本市场和本币国际化，经济受制于没有大宗商品和评价标准的国际话语权，主权受制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不断要求放开金融服务业的敦促等，这都源于目前滞后的监管理念与进一步放开的中国金融市场步伐的不同步。其主要表现在：金融目标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金融创新重学习模仿国外创新模式、轻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模式，金融监管重体制外监管、轻体制内监管，金融制度重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建立、轻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建立，金融开放重对国外开放、轻对国内开放，金融机构重“准入”和“当时”监管、轻“退出”和“过程”监管。由此导致中国的金融改革在过去的三十多年虽一直在进行，但批评中国“金融滞后”和“发展不足”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

（二）分业的监管模式与当前混业的经营模式不适宜

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是中国金融业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育程度的必经阶段。但国际日趋盛行的混业监管和国内初露端倪的综合化经营，也使当前分业监管模式的不适宜性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自身而言，分业监管导致了整个监管过程中不协调性现象大量存在。在最初的监管目标上，“多头监管”和“监管盲区”并存。典型的例子是债券市场的多头管理与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开展业务的监管盲点。在监管过程中，“相对独立”和“监管失灵”并存。如银监会作为国务院下属机构，较多地服从政府甚至财政部的指令，而在其分支机构的监管行为触动地方政府的利益时，地方政府往往对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从而弱化了监管作用[3]。在最终的监管效果上，“政策反复”和“执行低效”并存。如信托公司进行的五次大的整顿以及今年证监会和国务院分别两次清理整顿交易所。二是从外部来看，分业监管不利于避免国际混业经营模式的冲击。分业经营中的交叉业务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并出现了监管真空地带，这必然限制金融创新和规模发展，既不能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也不能应对国际混业经营带来的潜在风险。

（三）欠缺的监管制度与实际监管的执行方式不匹配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管管理法》《证券法》等近四千多个金融法律法规出台，构建了中国比较系统的金融监管管理制度。但是，虽系统却不完善的这套制度，在实现执行监管过程中表现出很多不相宜。一是缺乏统一规范。根据法理法原理，法律体系应是一国现行法律规范按不同的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因中国现行金融管理一直由各监管主体按业务性质单方面执行，即使不断出台和修订管理制度，仍难免在多方共同的“大监管”之下而无统一监管之实。这根源于缺乏金融监管统一的“宪法”规范。二是执行性不强。已出台的几部金融大法中有关监管方面的条文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多以行政指导代替法律监督[4]。三是存在制度盲点。从进一步开放的角度来看，监管法律中还有较多的盲点，例如：相关法律中未包括“涉金”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也没有将私募基金、地方政府借债等纳入国家监管制度层面，更无金融机构关闭、破产的“退出”法规，宏观上还缺乏构筑金融安全网三个支柱之一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未涉及国际金融合作及金融消费者保护等问题。

三、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弊端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中国金融监管在意识理念、监管模式和监管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探寻其原因体现在诸多方面。从表面上看，源于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与金融监管现状发展不匹配，从深层次上看，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一）中国金融市场起步晚且实质上未进入全面对外开放是其前提性原因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几乎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下的金融市场，国内金融由“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承担所有责任，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更是犹如徘徊在外的“孤舟”，根本谈不上国际合作。自1978年以来的第二个30年，是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从“一行集权”向“一行三会”的分权设置，从金融机构向非金融机构的全面开放，从单一金融业务向多个金融市场的开放建立，从基本无监管向几千部监管法规制度体系的健全完善，中国的金融业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世界金融棋盘中，中国仍只是一枚“棋子”，更多时期是在不自觉地“下棋”[5]。这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影响不大，正是源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不够，从而使中国金融系统有了一道“防火墙”，屏蔽了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论以前中国金融体系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在今天金融全面对外开放的事实面前，我们都应该变“被动下棋”到“主动下棋”，直至“制定棋局”，至少是制定部分的规则。

（二）中国相关的金融监管政策与制度建设滞后是现实性原因

金融监管制度是保证金融体系正常、安全运行的基石。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使金融最本质的属性——安全性再一次摆到了首要位置，金融风险对金融监管有更强烈的制度性需求。一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存在缺乏统一规范、制度供给主体混乱且质量不高、监管效率低下、监管“盲区”和制度“黑洞”等诸多缺陷，这不仅造成了与国内多元化的开放金融步伐不同步，而且在面对大量活跃的国际游资、日趋增多的外资银行、不断丰富的金融衍生产品、国际化的综合经营模式等高调涌入的事实面前，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显然还没有做好全面应对的充足准备。由于缺乏强有力抵抗风险的金融监管制度网，导致三个方面不能良性循环，一是发达的金融体系，二是强大的资本市场，三是壮大的国内金融行业。仅以资本市场为例，正是由于金融监管的脆弱性，导致中国在资本开放上小心谨慎裹足不前，反过来长期严格的资本管制又导致中国较难形成庞大的资本市场，而这种越是没有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资本市场，越是会自我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环境，越难以成长壮大[6]。

（三）各金融监管主体间多头监管且权责界线不明是关键性原因

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是金融工具应具备的本质属性。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金融机构往往会将安全性和盈利性的地位进行置换，甚至用盈利性直接取代安全性。次贷危机的爆发正好印证了这一点，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弊端中不可免俗地也滋生出逐利理念的“温床”，而这个“温床”上滋长的正是各监管主体间多头监管且权责界限不明的现状。而这一现状的存在，又与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有关。中国渐进式改革具有计划与市场、局部与整体、自由与秩序等诸多方面的并存，内生地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中的许多问题和难点，有些随着改革进程逐渐解决，但金融领域的改革却未能如愿。因为金融领域涉及到深层次的市场制度建设，轻微的意外冲击就有可能改变整个系统的收敛方向[7]。最典型例子是老生常谈的债券市场，由于在20世纪末中国整顿金融秩序时，证监会不愿承接人民银行原有的企业债管理职责，进入21世纪后人民银行又不满意发改委长期维持债券行政管理、影响结构调整与货币调控，从而主动履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管理职责[5]，形成了今天发改委、证监会和央行三个部门多头监管的债市，直接导致债券市场管理分割、效率低下和发展缓慢的结果。相反，有些盈利不高、责任重大、政绩不显著的监管职能却一度被忽视。例如农村金融的政策性业务、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私募基金的合法化运作、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资信评级机构的培育扶持、地方债务的合理监管等。这种监管失衡的现象表面上是源于监管主体缺乏长远战略、各自追求部门利益形成的，深层次上看还是金融改革进程缓慢、国家金融缺乏统一战略、监管缺乏统一规范等原因。

（四）金融系统由政府实行高度垄断和保护体制是根本性原因

2012年1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一次确定了防范风险和推进改革的主题，但是对于之前普遍关心金融的改革目标及路线，似乎并未给出明确的答复。多年来，虽然金融领域改革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事实上中国金融改革一直是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分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由于金融系统内生的不稳定性和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不强，加上政治稳定的需要，使中国金融改革一直采取谨慎的“渐进”。二是缺乏经验积累和现成学习范本。中国渐进式改革面临的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既缺乏大国经济转轨的现成经验和参考，也缺乏高端金融战略人才和技术人才的支撑。三是长期唯“美”主义倾向。中国自身历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但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简单模仿和过份迷信唯“美”的“现代金融体系”，出现了金融领域的较多不兼容性。这些原因都直接导致了中国金融领域改革步伐滞后、政企不分、国家采取垄断和保护等弊端。一方面，使中国金融长期处于幼弱状态，不能顺应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本质要求相应成长。另一方面，不能顺应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必然趋势，尤其表现在不能实现汇率调整灵活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等为特征的国际自由竞争体系。因此，积极谨慎、渐进创新地把握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度”显得刻不容缓。

四、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及国际金融监管变革趋势

次贷危机改变了我们曾经一度认为“美国最优监管”的看法，引发了各国对现有监管制度的思索。美国出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随后欧洲议会也建立宏观层面上的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ESRC）和微观层面上的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这些发达国家在危机后的主要变革趋势有几个方面的共性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一）监管模式理念的变化

在监管目标上，金融体系最本质的安全职能又重新回到了首要位置，而追求盈利不再是金融机构“唯一”的需求，具有效率、抗风险能力和强调国际竞争力的监管目标形成各国共识。在监管原则上，过去强调微观审慎监管，即由市场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而现在不仅要关注微观风险更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即防范金融体系跨市场、跨行业、跨国界的系统性风险。在监管范围上，形成了以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参与者为“半径”的全方位监管范围，以精细化的监管制度为标准的监管方法。在监管模式上，由过去规则性监管转向原则性监管、功能监管转向目标监管、局部性风险监管转向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导向监管转向目标导向监管。

（二）组织机构的制度变革

次贷危机后，英美等各国都重组金融监管机构，新的组织机构强调了三个方面的变革。一是赋予央行全面监管的权力。央行在原有货币政策和监管职能的基础上，更侧重于货币政策供应者、“最后贷款人”、系统性风险防范者、市场稳定监管者、各金融监管体系协调者等多重职能。二是重新架构金融监管部门。成立跨部门的金融监管委员会，对央行履行全面监管的职能提供制度支持，下设实体化的各监管机构，分别按市场稳定、审慎金融、商业行为等，各部门在央行的统一领导下履行监管职能。三是专门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部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仅涉及自身微观利益，更关乎金融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础因素，他们的权益受到金融监管的保护和重视。

（三）监管制度的创新改革

次贷危机原有的弊端和尚不建全的制度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例如，有问题的会计制度、建立逆景气循环管理方法、风险管理制度、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制度、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监管机构的风险管理应急制度、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制度、金融衍生品的信息透明化管理制度、缓解金融市场顺周期制度、监管当局高管的薪酬激励制度、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等，都将重新审视与制定。尤其是国际监管合作制度的建立，跨国间的金融合作必然需要跨国间的综合监管措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两个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五、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制度

不论是从中国现有金融监管发展的不足，还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在次贷危机后的金融改革来看，世界上没有唯一最优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他国家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的先进经验也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只有借鉴和吸取他国的经验教训，按照本国的经济社会变化情况，不断改进原有的制度体系，才可建立适合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特征的有效金融监管体制。

（一）拓宽金融监管范围，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当前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各国最重视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再次发生，而中国面临房地产价格下跌、地方融资债务扩大和民间借贷泛滥，加之经济增速回落，有可能诱发几个方面金融风险同时发生，从而中国也将面临系统性风险。2011年11月15日，IMF在首份对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报告中指出中国大型银行要防范可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2011年11月16日，央行公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证监会也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作为市场监管的基本目标之一。所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高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是金融体系的第一要务。拓宽金融监管的范围，将长期存而未决的监管真空纳入监管范围，不仅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业务范围，更应该包括未明确如何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不受监管的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较为宽松的信托公司和租赁公司等“准金融机构”。重塑金融监管理念，强化安全与效率、市场与政策的统一。不是简单引进国际上传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而是着重解决金融结构不合理现象，如发挥对农村金融、小额贷款公司、互助基金会等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职能，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地位，建立有别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差异化监管办法，以弥补现有金融发展的“短腿”。因此，建立以“涉金”为核心的监管范围、职能明确并协调有序的监管主体、差异化和目标化的监管制度，是金融系统高效优质又分散风险运行的基础保障。

（二）理顺金融监管机构，确立金融监管主体

至于到底由谁来履行金融监管权的问题，国内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将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的监管机构分离，扩大央行职能，设立央行牵头的统一监管机构，实行功能监管[8]。另一种则认为在现有机构监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将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全线合并，在国务院下设国家金融委员会[9]，提升各机构的监管职能。笔者认为，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都有各自的弊端：以机构为主体的监管模式既导致了当前市场分割、协调不力、职责不清的现状，更不能满足未来更大范围的金融领域监管；功能性监管也不是最完美的监管方式，它导致多头领导并存、监管政策冲突、监管成本增加等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是变单纯“机构监管”为“功能+机构共同监管”。短期来看，在“一行三会”的监管内部应尽快恢复协调机制，通过联席会、协调会的形式给各监管部门下达监管要求，并设置常驻办事机构，各监管部门就每一项监管功能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并共同遵守。中期来看，应在各监管部门之上增设专门的协调机构，如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下设银行、证券、保险等功能性监管机构，制定监管政策，再分解到各机构的管理部门遵照执行。长远来看，只有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秉承“机构+功能”“合规+风险”“内控+自律”“动态+精细”的监管原则，实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改革现有监管制度，完善监管制度体系

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金融开放度没有相关性，只有制订完善和运行良好的监管制度才能降低金融风险。第一，针对未来金融监管一体化发展趋势，应制定一部综合的金融统合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根本大法”，以弥补现有制度存在的监管范围漏洞、监管责任不清、监管制度缺失等问题，赋予金融监管权独立性、权威性和高效性。第二，要从战略角度重视监管制度的整体规划。按照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两个方面，完善中国现有的监管制度。内部监管制度应该建立金融早期预警、存款保险、地方融资监管、为中小企业和农村金融服务的差异化监管、金融机构进入和退出、信息披露与共享、金融应急救援、监管机构自体问责、网络金融监管等制度体系；外部监管制度有金融消费者保护、银行监管效率评价、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等制度体系。第三，应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体系。一方面，在现有监管体系基础上，应尽早废除、修改与国际惯例不相适宜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分步骤、分层次地制定与国际惯例相宜的监管体系。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2012年中国银行业全面执行新的监管标准，除了加强流动性管理和部门间的协调外，更需要将中国金融监管与建立有利于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微观金融机构治理和效率提升、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金融对外进一步放开等诸多问题融为一体进行统筹考虑，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体系。

（四）建立融入全球化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金融监管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监管国际化合作是在实现金融国际化前提的基础上再开展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国的金融国际化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应该本着积极主动、稳妥分步的原则推进。一方面，随着中国作为开放性大国不断崛起，金融国际化和本币国际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它不仅有助于全面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但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绝非一日之功，当前既要从长远上谋划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战略，又要实现当务之急的人民币区域化和金融区域化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不同国家的金融合作。由于各国的开放程度、经济体制与金融现状各有异同，金融国际合作也不可能均衡与静态地发展。既要对中国在境外市场的金融创新产品实行有序创新，建立基于国家开放金融战略层面上的“抱团出海”，不能“孤军奋战”，削减创新产品的“战斗实力”，更要强化监管机构对跨境、跨市场的风险监管。还要注重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合作，确保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和货币体系在国际化浪潮中处于有利地位[10]。

参考文献：

[1]马丁·沃尔夫.陷入“大停滞”[N].金融时报，2011-12-22.

[2]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陈雄兵，张甜迪，译.后华盛顿共识：次贷危机之后的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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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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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顾海兵，孙挺.基于经济安全中的中美金融监管着力点比较[J].社会科学辑刊，2013，（6）.

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度 篇4

一、问责事项

第一条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不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局机关的决定，政令不畅的；

(二)对上级有关部门或局机关明令禁止的行为，不停止、不纠正的。

第二条 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涉及本地和部门发展，或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专家咨询、法律把关、可行性评估和论证、听证、集体决策和报批的；

(二)涉及安全生产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安全生产整治项目资金安排和行政许可等，不经集体讨论和上报审批的，个人擅自决定的；

(三)违法违规擅自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集体上访或重复上访，造成不良后果或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

(四)职责范围内因决策失误，给生产经营单位造成重大经济和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生态环境破坏或环境污染的。

第三条 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因私接待报请服务对象进行招待或在服务对象中报销相关费用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截留、滞留安全生产罚没款或其他项目款的；(四)干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干扰行政执法、执纪机关依法行使执法权、执纪权的。

第四条 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的；

(二)对应该及时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结，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

(三)对服务对象和上下级公开承诺的事项不兑现的。

第五条 不求进取、平庸无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认真研究解决的；

(三)对工作拈轻怕重、讨价还价，影响整体工作部署安排的。

第六条 暗箱操作、逃避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不认真执行机关政务公开规定，对服务对象隐瞒应公开项目的；(二不配合、不支持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部门履行监督职责的；

(三)干预、阻挠、对抗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第七条 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处置中隐瞒真相，歪曲事实的；

(二)编制虚假数据、虚假成绩欺骗局领导和公众的；

(三)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重要情况的；

(四)隐瞒事故或案件真相，歪曲事故或案件事实，或瞒案不报的。

第八条 态度冷漠、作风粗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不积极采取措施力所能及组织救助的；(二)对下级安监部门和监管服务对象汇报和反映要求解决的问题，不研究解决，不明确回答，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群众的上访、检举、控告、申诉不接待，不落实首问责任的；

(四)在行政执法中对监管对象的申辩加重处罚的。

第九条 铺张浪费、攀比享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工作中，对各种办公费用开支不励行节约，造成较大浪费的；

(二)在公务接待中攀比享受，高消费娱乐的；

(三)利用工作之便游山玩水，占用公款的。

第十条 监管不力、处置不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对科室或监管对象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闻不问，包庇、袒护、纵容的；

(二)发生安全生产行政许可重大不实评估评价问题的；

(三)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不指出或督促整改事故隐患，造成检查对象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督促责任单位整改或包庇、隐瞒不汇报造成严重后果的。第十四条 其他应当问责的情形。第二章 问责方式

第十一条 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并用。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追究纪律责任的，由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初步调查，需要进一步立案查处的，按职责权限报上级相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责任人属于科级以上干部的，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对一般干部，采用诫勉谈话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十四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所涉县级相关部门、企业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第三章 问责程序

第十六条 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局领导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七条 调查终结后，由局领导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八条 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安全生产条件监管制度 篇5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也是我狱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展的一年，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当前狱情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增强做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如何在坚持抓好监狱经济工作的前提前，切实抓好这一特殊时期的监管改造工作，完成以确保安全稳定为首要政治任务的目标，是摆在我狱全体干警面前的一道难题，以自己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个人认为，需要抓好11项工作，增强四种意识。

任何监管、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都充分反映出当前监管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同时也充分暴露出我们在监管改造工作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隐患和不足，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民警的高度重视。我们务必要对当前严峻的狱情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要结合近期省内外发生的改造、安全事故，举一反三，迅速在全体民警中开展一次深入的安全意识教育，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消极厌战情绪，筑牢思想防线，做到警钟长鸣。要牢固确立监管安全首位意识不动摇，把安全为天的理念扎扎实实地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要狠抓监管安全各项制度的落实，严密防范各类监管安全事故的发生。制度是安全的根本保障，没有严格的制度，再怎么完备的人防、技防、物防措施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要从狠抓监管安全制度入手，切实做好超前防范工作。重点要抓好以下11项制度的落实：

1、民警直接管理制度。带值班民警深入罪犯“三大现场”，在岗在位、在位尽责，确保罪犯24小时不脱管失控。这里重点强调除“劳动现场”以外现场的管理：一是要加强休息日留监罪犯的管理，值班民警必须保证至少每半个小时进监检查一次，检查要做好记录备查。二是要加强对罪犯起床后和就寝前的洗漱以及监内自由活动时间的监控和管理，一名民警坐在值班室，另外一名民警必须不间断对监房内的情况予以巡视，严禁两个民警都坐在值班室，任由罪犯自由活动。三是加强对罪犯外出就医时的直接管理，1名罪犯外出就诊至少应有2名民警负责押解，原则上每次带罪犯去医院检查就诊不超过4人。要切实做好罪犯候诊、检查、拿药、上厕所过程中的监管工作，民警必须保证寸步不离。除因检查需要，整个就医过程中不得解除戒具。四是加强对罪犯集体学习、看电视、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时的管理。要按照带班的要求，始终保持2名以上民警在现场维持秩序。五是加强会见以及亲情电话过程中的直接管理。带领罪犯会见及拔打亲情电话过程中，必须坚持直接管理，密切注意罪犯及犯属的一举一动，认真监听谈话内容，遇有突发事件时及时作出处理。

2、清监搜身制度。进一步强化带值班民警的清监搜身工作责任，值班民警每天必须清监2—3个罪犯小组（包括储藏室、厕所、晒衣场等公共部位），重点抽查5—8名罪犯个人，每天清监搜身情况要做好记录。对于罪犯收工、会见结束、包括打开水罪犯、勤杂罪犯、外协装卸货罪犯劳动结束时都要进行严格的搜身；要加强对手持探测仪的使用和管理。对于罪犯中的重点人头，还要进行必须的人工搜身，防止绳索等非金属违禁品流入监内。

3、互监组制度。事实证明，罪犯的互监组制度是发现和防范罪犯异常举动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所有罪犯必须编入互监组，绝不允许有没有互监组的特殊罪犯存在。除非民警找罪犯进行个别谈话或安排罪犯会见等特殊情况，不管是罪犯上厕所、打开水还是其他任何情况，都必须严格落实互监组制度，绝不允许有罪犯脱离互监组独自行动现象发生。干警临时带押罪犯时，也必须编排临时互监组，一定要坚持板块移动。

4、劳动工具管理制度。罪犯劳动使用的剪刀、机台的压 针板必须全部实行链式管理，剪刀一律平头钝化，带值班民警要加强检查，严禁将压针板的链式装置人为掰大，防护装置损坏或有抽出来可能性。对特殊劳动工具如三监区缝盘的缝衣用的针要严格推行“以旧换新”制度，绝不允许出现一名罪犯有多根缝衣用针的现象。对于回收的、废弃的劳动工具要及时予以清理；每个分监区每一个班次均明确一名民警专门负责工具管理，严格领用手续，发生问题的，严肃追究责任。

5、门卫管理制度。监狱门卫要认真查验进出人员的证件，特别是外协师傅进入监管区的，必须核对证件及相关手续，并进行必要的搜身，对没有民警陪同的，一律不予放行；对进出监管区大门的外来人员、，必须使用手持金属探测仪进行人身检查，并履行提醒告示之责，严禁将手机等违禁物品带入监内；对进出监管区大门的车辆，应严格检查驾驶室、车底盘、车厢、工具箱等部位。出监车辆应在监内进行检查，检查完毕后，方可开启大门放行。对出监的人员需认真核清其身份，得到确认后方可放行。检查中如发现有可疑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放行，并需及时向监狱及狱政科报告。

6、狱情分析制度。进一步健全罪犯互监互控网络，对耳目进行一次全面梳理，确保重要部位和重点罪犯都有耳目监控，不但要布建、使用好罪犯耳目，同时还要切实利用好罪犯中的积极力量，对于积极向民警汇报情况且查证属实的要及时兑现奖励，论功行赏。对于长期没有汇报情况的耳目、信息员，及时予以撤换，特别是对明明知道问题却隐瞒不报的，要予以严肃处理。要坚持好每周一次的狱情分析制度，不可流于形式。要把防脱逃、防重特大案件、防自杀作为监管安全防范的重点，突出对监管安全事故危险源的排查。要切实增强敌情意识，提高把握狱情的能力，特别是要能够及时发现重大狱情动向，要不断拓展狱情收集渠道，提高分析质量，及时获取深层次狱情信息，做到敌动我知、敌未动我先知，防患于未然。

7、罪犯行为规范管理相关规定。要切实加强对罪犯遵守行为规范的管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一是要严格执行监狱关于罪犯统一着囚服及佩戴联号牌的规定，所有罪犯一律着囚服，佩戴联号牌。二是分监区必须至少每半月组织罪犯理一次发，经常性组织罪犯剃须。

8、督查检查制度。要进一步加大监狱、监区、分监区三级督查的力度，各级督查组必须切实发挥好作用，通过严格的督查、严厉的惩处，确保监管各项制度落到实处。要坚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绝不能做“老好人”。对执行制度好的单位和民警予以嘉奖，对不执行或违反制度的单位和民警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要罚得违反制度者刻骨铭心，下次不再违反。

9、请示报告制度。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凡发生以下几种情形的，必须及时向监狱报告。罪犯发生伤残的（包括自伤、他伤和工伤）；罪犯发生自杀或有自杀迹象的；罪犯有脱逃、行凶等迹象或行为的；罪犯私藏通讯工具、毒品、钝锐器、绳索等重大违禁物品的；罪犯生病急需就诊的；民警、职工、外协人员与罪犯关系异常的；其它应当立即报告的情况的。

10、重点人头管理。要进一步加强对罪犯中重点人头的监控和管理，特别是对排摸出来的，具有行凶、脱逃、自杀等严重危险倾向及其它破坏行为的重点人头，要做到排准控牢，逐一落实防控措施，牢牢掌握防范主动权。对顽危犯、重危分子、身份未确认罪犯等重点人员，要严格夹控等管控措施。对问题犯、矛盾激化犯要及早控制，加强教育疏导。对精神障碍类罪犯，加强治疗和控制。对现实危险较大的罪犯，必要时可采取禁闭、单独监禁等安全措施。对特定岗位罪犯要动态把握其改造表现，做到管理不脱节、不失控，教育措施跟得上。

11、手机等违禁物品管理规定。严禁罪犯私藏、使用移动电话、现金、毒品等违禁品。禁止民警、职工、外协将移动电话带入监区。违反规定带入的，按相关文件严肃处理。在落实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增强“四种意识”，努力实现监狱安全稳定

一是加强危机意识，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醒地认识到平静中隐藏的危机，安全中潜伏的危险。要牢固树立“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思想，坚决消除盲目乐观、麻痹大意的思想；要牢固树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坚决消除“小胜即满，小胜即安”的思想；要牢固树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当前安全工作的严峻形势，牢记肩负的使命和承担的职责，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工作。二是增强制度意识，进一步强化制度的执行力。近年来，省局和监狱在监狱安全工作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应该说制度是比较完善了，关键是执行制度的意识不够强。因此，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强化各级领导和广大民警执行制度的意识上。要把执行制度作为一种责任加以强化落实，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必须自觉接受制度的约束，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在执行制度的方式方法上可以有所创新，但绝不允许抛开制度另搞一套。要把执行制度作为安全屏障建设的重要内容，物防、技防这些都是有形的安全屏障，而执行制度是一道无形的安全屏障，是“人防”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道无形的屏障比有形的屏障功能更强大、作用范围更宽广、发挥作用更持久。要把执行制度作为队伍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衡量领导的能力首先看执行制度的能力，衡量领导的水平首先看执行制度的水平，衡量领导的作风首先看执行制度是否雷厉风行。

三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进一步提高安全工作的合力。要坚持各单位“一把手”对安全工作负第一位责任，明确分管领导和其他领导的具体责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进一步细分责任区域，明确责任目标，使每个重要的场所、部位、人头、时段的安全防范工作，都有具体明确的责任人，都有人管、有人问、有人负责。要经常组织自查自纠和互查互纠活动，既要认真查找自己分管范围和责任区域内的安全隐患，又要主动帮助其他同志、其他单位查找安全隐患，并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众人拾柴火焰高”，做好安全工作更需要群策群力，聚众人之智，集全监之力，才能真正打造维护安全稳定的铜墙铁壁。监区、分监区的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带头排查安全隐患，带头强化安全工作措施，为广大民警做出示范，做好榜样。

四是强化督查意识，进一步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有布置没有检查的工作是敷衍了事的工作，有检查不落实的工作是形式主义的工作。监区要在监狱四级督查的基层上，加大自查自纠的力度。实践证明，督查是推动工作的有效手段，强化督查工作，一是要进一步明确督查职责，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二是要进一步增加督查的频次，拓宽督查的范围；三是在督查中要放得下架子，拉得开面子，敢于动真碰硬；四是要进一步加大督查考核的力度，严肃责任追究；要奖励执行制度好的单位和民警，追究不执行或违反制度的单位和民警的责任，要认真抓工作，动真抓问题。

街道办安全行政监管问责制度 篇6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防止和减少行政过错或者不当，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改进机关作风，根据XXX街道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XXX街道全体在编在职干部职工。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问责，是指街道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对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发生行政不作为、少作为、滥作为等行政过错，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行为，实行街道机关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

第四条 确定行政责任要体现对等原则，职权与责权挂钩原则，职权越大，责任越大；情节越重，责任越重。街道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行政行为的第一责任人，承担领导责任；分管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及内设机构负责人是行政行为的主管负责人，对所管理机构的行政行为承担主要责任；直接实施行政行为的工作人员是行政行为直接责任人，对本人的行政行为承担直接责任。第五条 行政问责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以及过错与责任相对应、行政问责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责任追究结果应当与干部职工的考核、任用工作相结合。

第二章 行政问责的内容

第六条 街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主要负责人问责：

（一）贯彻落实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府作出的决定、命令等方针政策不力的；

（二）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影响全局工作整体推进的；

（三）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四）对人民群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新闻媒体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的；

（五）对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指出的错误，不及时解决和纠正的；

（六）违反规定发布规范性文件，或者违法制定行政措施的；

（七）防范、整治公共安全或者督促整改安全生产隐患不力的； 第七条 街道机关及工作人员不遵守内部管理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实施问责：

（一）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指示、决定和命令，或者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指示、决定和命令不力的；

（二）不履行层级监督管理职责，对下级报告、请示的事项不签署具体意见、不作具体指示，对内部管理出现的问题放任不管，对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不制止、不查处的；

（三）不履行岗位职责或者不执行岗位替换制度，无正当理由未

在规定时限完成工作任务的；

（四）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或者发生紧急突发事件等，不及时向上级报告、请示的；

（五）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或者对外发布有关情况，弄虚作假、隐瞒真实情况的；

（六）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少数人作出决定的；

（七）违规干预下级行政机关行政决策的；

（八）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未按照规定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的；

（九）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或者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对于涉及其他机关或者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机关、部门协商，或者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未报请上级裁决，擅作决定的；或有职责义务配合办理的部门，经多次协商衔接仍不配合办理，致使久拖不决的；

（十一）按规定应当移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事项，不及时移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

（十二）对于不属本单位职权范围或不宜由本单位办理的事项，不告知办理途径或不转送相关部门的；

（十三）未遵守保密工作制度，泄露国家秘密及行政相对人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的；

（十四）保管文件、档案不善，致使文件、档案、资料损毁或者

丢失、泄密的；

（十五）违反规定使用公章，或者管理公章不善，造成不良后果的；

（十六）在执行公务中不依照规定的礼仪要求，言行举止不当，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七）不服从管理，不接受正常的岗位调整、工作安排的；（十八）不遵守考勤制度，工作时间擅离职守或办理个人事务的；（十九）其他违反内部管理规定，贻误行政管理工作的。第八条 街道及工作人员履行公开与告知义务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实施问责：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提供政府信息时，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三）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四）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五）执行公务不按规定出示证件、不表明主体资格身份的；

（六）不予受理、不予批准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审批、赔偿、补偿等申请，不书面说明理由的；

（七）对行政复议申请、信访投诉不予受理，不书面说明理由的；

（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告知当事人事实认定情况和处罚、强制的依据及内容的；

（九）回复信访投诉调查处理情况，不告知事实认定情况、处理结果及相应依据的；

（十）不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救济途径的；

（十一）首次承办发现申请材料不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十二）符合法定听证条件，未依法告知的；

（十三）在征地拆迁、安置等工作中，未按规定履行公告义务的；

（十四）不依法向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告知义务，致使其他利害关系人权益受到损害的；

（十五）不按规定告知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十六）其他违反政务公开和行政告知有关规定的。

第九条 街道及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监督检查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实施问责：

（一）无法定依据或超越法定权限实施检查的；

（二）无具体理由、事项、内容实施检查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检查的；

（四）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检查职责的；

（五）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

（六）其他违反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规定,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

第三章 责任划分与承担

第十条 问责对象所负的责任种类分为：直接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 承办人未经审核人、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虽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但承办人不依照审核、批准的事项和要求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承办人提出的方案或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审核人负重要领导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三条 审核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四条 批准人不采纳或改变承办人、审核人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批准人直接作出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五条 经集体研究决定，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决策人、持赞同意见的人和不发表意见的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六条 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过错发生的，上级机关负责人负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七条 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负直接责任。审核人或者批准人指令承办人不履行规定职责的，作出指令的人员负直接责任。审核人作出的指令经批准人同意的，审核人负直接责任，批准人负重要领导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街道行政负责人及副职人员；审核人，一般指街道内设机构的负责人及其副职人员；承办人，一般指具体承办行政管理事项的工作人员。但依照内部分工或者经行政授权，由其他工作人员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具体行使批准权、审核权的人员为批准人、审核人。

第四章 问责方式

第十九条 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

（一）诫勉谈话；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通报批评；

（四）调离工作岗位；

（五）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六）纪律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独或者合并适用。涉嫌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违反党纪的，按照《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 对于行政过错，视情况给予责令作出检查、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进资格处理，并按第十九条的规定追究行政首长及其它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一条 根据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和影响大小，行政过错分为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和特别严重过错：

（一）情节轻微、造成损害后果或者影响较小的，属一般过错；

（二）情节严重、造成损害后果或者影响较大的，属严重过错；

（三）情节特别严重、造成损害后果特别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属特别严重过错。

第二十二条 对于一般过错，对有关责任人单独或者合并给予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项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于严重过错，按照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或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第二十四条 对于特别严重过错，按照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对负直接责任者，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对负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二十五条 对负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降级

处分的，可以同时责令辞去领导职务。

第二十六条 聘任人员犯一般过错的，给予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处理；三次犯一般过错，或者犯严重过错或特别严重过错的，予以解聘。

第二十七条 行政责任追究，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办理。第二十八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进行问责：

（一）在两人以上的共同违法违纪行为中起主要作用的；

（二）隐匿、伪造、毁灭证据的；

（三）串供或者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

（四）包庇同案人员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

第二十九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或减轻处理：

（一）积极配合调查或者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二）主动纠正错误，有效制止损害后果扩大的；

（三）检举他人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情况属实的。

第三十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主动交待违法违纪行为，并主动采取措施有效避免或挽回损失的，应当减轻处分。

第三十一条 行政过错责任人违纪行为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追究行政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行政过错责任：

（一）主动发现过错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二）行政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无法作出正确判断的；

（三）出现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过错发生的；

（四）其他应当不予追究的。

第三十三条 因行政过错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追究过错责任人的赔偿责任。第五章 问责机构

第三十四条 行政问责工作实行政府统一领导、监察机关组织实施、政府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制度。

第三十五条 街道监察机构负责全街道的行政责任追究工作，街道监察机构、人事部门建立行政责任追究联动机制、形成责任追究的合力。

第三十六条 设立行政责任追究机构，负责单位行政责任追究的实施工作。行政责任追究机构由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和科室负责人组成。行政责任追究机构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调查、处理本机关受理的行政过错投诉；

（二）审议调查报告；

（三）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七条 行政问责的办事机构设在街道党政办公室。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检举、控告和投诉；

（二）调查行政过错行为；

（三）草拟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十八条 街道应定期向区监察机关和区政府法制机构报告行政问责工作的实施情况。第六章 问责程序

第三十九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案调查，以确定是否对实施行政行为进行问责：

（一）发布规范性文件和规定行政措施有违法情形，被上级机关或者主管机关依法撤销的；

（二）在上级或同级人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被认定错误，要求予以调查处理的；

（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检举、控告的；

（四）市、区领导批示、交办工作而两次就同一事项发出催办通知书的；

（五）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等行政监督部门要求调查处理的；

（六）新闻媒体披露可能有行政过错失当情形的；

（七）其他应当进行调查的。

第四十条 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投诉、控告，街道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是否有事实依据并决定是否受理。经审查有事实依据的，应当予以受理；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予受

理。实名检举、投诉、控告的，应当书面告知受理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四十一条 检举人、投诉人、控告人对街道的不受理决定不服，可以直接向监察机关提出。

第四十二条 对负责人的检举、投诉、控告，应当由监察机关依法办理。涉及行政处分的案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第四十三条 调查行政过错案件，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期间发现行政过错行为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利害关系人并听取其意见。

第四十四条 行政问责实行回避制度。行政问责机构成员及调查人员与行政过错行为或者有关责任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

第四十五条 上级机关、其他机关要求处理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名检举、控告、投诉的，应当书面告知其处理结果。第四十六条 调查处理行政过错案件，应当听取被调查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做好记录。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告知行政过错责任人过错事实的认定、责任性质、适用依据和处理结果，以及其依法享有的申诉权利。

第四十七条 问责对象对处理决定不服提出申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对行政过错责任人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依照管理

权限报送同级监察机关、组织和人事部门备案。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实施行政问责，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监管制度 篇7

食品安全法监管的原则是由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反映食品安全法监管的宗旨, 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全部规定以及全过程起普遍指导作用的基本行为准则。主要有以下几个:

1. 预防原则

预防性原则, 是指将来很有可能发生损害健康、或者以现有的科学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可能发生的损害或者以现有科学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因果关系的成立, 为了预防损害的发生而在当前时段采取暂时性的措施。预防原则意在将食品安全事后规制变为重点预防事故的发生, 这是对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的重要转变。

预防性原则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体现为具体内容:第一, 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第二, 食品安全标准制度。第三, 食品安全强制检验制度。第四, 食品安全标签制度, 食品标签应当清楚、明显, 容易辨识, 食品与标签应当一致。

我国通过以上各种制度的建构力求最大限度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这也因应了“预防为主”的目标, 也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全程控制原则

新《食品安全法》明确提出了食品安全的全程控制。即对食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所有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管。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决定了我国仍然存在多个监管部门, 为了改变这一不合理又不合法的状况, 就需要对各监管部门进行一定的整合。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正是考虑了此种情况, 全方位强化了全程控制。不仅强化源头监管, 同时还强化过程控制和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全程控制是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要求和良好方法。同时, 全程控制良好效果的实现也要求改变原先分段监管的模式才能真正实现。

3. 风险分析原则

风险分析原则已成为国际公认的食品安全管理理念, 风险分析是对人体接触食源性危害而产生的已知或潜在的对健康不良影响的科学评估是一种系统地组织科学技术信息及其不确定性信息来回答关于健康风险的具体问题的评估方法。当前我国已基本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分析制度, 风险分析原则是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依据和科学的方法, 是食品监管工作得以有效开展, 食品安全法能够良好实施的必要条件。

4. 信息公开原则

信息公开原则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原则。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 理应享有知情权, 减少信息不对称, 鼓励民众参与到监管过程中, 实现全民监管, 让违法者无所遁形, 得到市场和法律应有的制裁。此次新法又进一步统一了食品安全标准, 对食品的标签标示有了进一步明确具体化的规定。同时, 新法倡导生产经营者主动对生产过程进行公示加大信息透明度。可见, 新法对信息公开原则的进一步贯彻必将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登上新的台阶。

二、监管主体

所谓监管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对食品安全工作进行监管的权力和职责的机关和组织。依《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 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 综合协调食品安全工作。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 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则负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 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承担与其相关的食品安全工作。1此次修法改变了以往监管主体模糊、混乱的局面, 厘清了各个部门之间的监管职能, 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监管职权的划分。

三、监管的范围

新法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范围进行了更加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从监管的环节来看, 监管贯穿于整个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全过程;从被监管的主体看, 包括了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 其中, 食品生产加工的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也首次被纳入监管的范围。由此看出,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监管范围十分广泛且全面, 新法的修订也进一步回应了现实的需要, 对网络交易以及小作坊等的规定, 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领域比较突出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维护社会稳定。

四、监管标准的制定

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 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在生产、加工、销售等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的标准。同时它也是监管主体执法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此次新修的最大亮点即是规定“除食品安全标准外, 不得制定其他食品强制性标准”, 这实现了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

食品安全标准依制定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当然最重要最核心的还是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的制定是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部门提供国家标准编号。国家标准的制定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 其他部门配合制定。所谓地方标准则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但其仅限于对地方特色食品, 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情况下方可由地方制定。而且制定出来后仍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我国法律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 在本企业适用, 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因此, 企业标准必须要严于既有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才合法。

五、监管责任

新法对于监管责任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第一百四十二条到第一百四十六条。监管主体承担的责任主要是行政处分, 即警告、记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责任追究一般只追究到行政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中以行政处分较多, 与违法生产者的较严厉的刑事处罚相比, 食品安全监管人员失职行为的行政处分的处罚程度过轻。事实上很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与监管失职行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有些监管部门人员还暗中保护这些违法生产者, 对这些监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显然过轻。但不能否认的是此次修改还是有其明显进步之处。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在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过程中, 违法实施检查、强制等执法措施, 给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予以赔偿”新法第一次规定了监管主体违法执法给生产经营者造成损失的国家赔偿制度。但却未对监管主体失职行为给生产经营者所产生的损失包括在内。

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法规定了监管部门不履行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分对监管失职人员处罚较轻, 达不到惩戒的目的。而《刑法》“食品安全监管失职罪”这项罪名对监管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 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追究刑事责任。刑罚可以达到惩戒监管失职人员的作用, 但在实践中很少有监管失职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原因是对监管失职人员的监管缺失行为追究行政法律责任还是刑事法律责任没有明确的衔接, 这导致在责任追究现状时即使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时一般追究的都是行政法律责任。关于两者衔接的问题, 新法仅第一百四十九条原则性规定, 没有进行更具体细致的可操作性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有必要进行细化、研究并制定可行的规则进一步完善监管主体的责任体系。减少因执法机关的违法或失职行为而产生的食品安全事故, 提高监管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增强公众对监管机构的信任和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时隔6年《食品安全法》重新修订并即将实施。它承载着国家和人民的殷切期待, 力求进一步满足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需求。新法对原法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良, 建立并优化了许多制度。特别是在监管方面推陈出新, 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模式和统一的标准体系, 并强化了监管责任体系。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更为坚实完善的法律保障。可以预见的是, 这次新法的实施必将使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大幅度减少, 极大增强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信心。

注释

食品安全的政府监管与制度创新 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栗晓红（1964-），女，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F203；D92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9.2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9-54-03

近年来，随着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出现，国内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对食品安全问题也进行了比较深层次的研究，分析了食品安全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社会规制等）及影响，指出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措施。调查显示，97.4%的人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对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负责，而政府问责机制等制度不完善是造成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彻底地解决问题，全面扼制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严重局面，就要从制度创新入手。

一、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分立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目前，政府监管的失职与缺位构成我国食品安全威胁，也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具体分析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体制，我们会发现，体制性因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首先，人治监管模式导致监管缺位、监管失误和权力腐败。人治监管模式的特征主要有：监管机构乃至监管人员往往无视规章制度，无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肆无忌惮的取悦上级领导；制度缺位问题严重，不仅造成所有的制度总是有利于监管者，而且使得制度的内容不完整，造成监管者为自己行为的便利可以随意解释；制度成为摆设，领导者的个人意志高于制度，不管制度是如何规定的，都随着领导的意志而转移，需要时就拿来，不需要时就束之高阁；官商勾结、合谋现象严重，由于制度约束乏力，人治监管模式下突出了监管者个人的权力至上和无约束性，一些食品经营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惜高价收买执法权力，食品商和监管者组成利益联盟，共同谋取非法利益。传统的“人治”型权力监管模式一定要摒弃。

其次，食品安全多头管理体制责任不清，不利于加强监管，会形成相互间权力重叠，相互制约与推诿事件发生。这些机构和人员之间缺少沟通与合作，完善政府机构职能、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的整个过程，细化与协调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必然是复杂多样化的，如何在“分段监管”中做到无缝衔接，这对我们国家多个政府机构职能的行使是个巨大的挑战。

最后，行政监管部门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方式急需改进。目前相关部门主要根据群众举报查处违法行为，多以审查与突击检查作为主要工作方式，这种被动局面无法实现安全网络的无缝衔接。为确保实施效率，避免政府官员不作为、渎职、权力腐败等行为的发生，可以由多个机构分别来承担食品安全规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项权力，如决策与监督的权力由各级人大承担，安全监管的执行权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局、农业局和工商局等机构负责。各项权力都要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省市有关部门要对各地食品进行明访暗查，抽样检验检疫，以堵塞各种漏洞。

二、强化食品安全责任追究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对履职不力、执法不严、相互推诿等问题，要严格追究当事人及相关领导的责任，确保食品安全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加强相关立法，建立完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切实履行对食品市场的安全监管职责。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更多强调食品生产加工参与者责任，对政府责任的关注度较小，就现有监管部门及检验机构的监管责任规范来看， 其责任程度明显过轻，不能达到食品安全市场对加强政府监管职责的要求。强化政府对食品市场监管职权的同时，也需要同等程度的责任规范约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基层网格化管理。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政府对于食品安全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企业（生产者、流通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尤其在现阶段，食品生产者呈现小、散、乱的特点，企业的主体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政府在通过立法加重惩罚问题企业及其经营管理者的同时，通过以下措施保障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一是督促规模企业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检验员，小型企业可以聘请兼职食品安全检验员，检验员的资质由政府相关部门予以认定，而这可以作为工商部门给予资格认证的约束性条件之一；二是赏罚分明，对于那些食品安全长期合格的企业可予以资格认定，作为向消费者推荐的产品，对于那些食品安全出现问题的要予以重罚，问题严重的取消市场准入资格；三是可以开展食品安全企业评级，将评级结果定期向社会发布，对消费者予以引导；四是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主体责任培训，使其认识到企业在食品安全中的第一责任。通过这样的引导，使企业能够认识到，自身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主体，丝毫马虎不得，必须采取措施、下大气力抓好，这既是对消费者、社会负责，也是为企业自身长远发展考虑。同时，强化地方政府负总责的责任和各监管部门监管的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责的原则是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负责，领导、组织、协调本辖区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食品产业链长，涉及环节多。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餐饮服务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上下游的食品安全。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对终端产品的监管，更要注重对生产过程的监管。食品安全监管是部门“一把手”的责任，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在监管模式上，农业、质监、工商、食药等各监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进一步形成监管合力。

强化对监管者的监督机制。制度再好，也需要有人监督，否则，执法者就可以置制度于不顾，为所欲为。要制定系统的监管运行制度，以责任追究制约束监管人员，中央或省市有关部门应采取不定期抽查的方式来观测各地的监管效果，弥补监管工作的缺位和不足，完善监管制度和程序，使监管人员逐步适应完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行为规则，最终形成制度约束型监管模式。

行政监督与检查中的机制死板与僵化也不应忽视。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完全依靠政府一方的努力就能够实现调控目标是相当幼稚的想法，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奖惩制度建设，行政问责制是切实有效的办法。问责制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的制度，它包括问责标准的确立、问责程序及问责方法的构建、完备的制度保障措施等一系列内容，问责制应是与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有机衔接、互为补充的一项独立制度，而不应仅是局限于产品质量问题的一种责任追究机制或一种纯粹的惩戒措施。通过问责制度形成对各级监管者的问责压力，防止寻租行为，激励他们对其所管辖的食品安全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从而加强对事故的处理和预防，以实现政府的管制目标。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监管中可以实行生产企业所在地政府保证制度，如果所在地政府管辖下的企业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应先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然后政府再向企业追偿。凡是在本辖区内发生的具有普遍泛滥性质的食品安全问题，都要有相关行政首长和部门负责人承担责任。同时，对于来自于社会各界的举报、监督与曝光，要给予重奖，按照查处违法行为总值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励，而且应当免个人所得税，上不封顶，个案中即使达到千万和上亿，也同样及时兑现，诚信相待。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常规业务工作监督与年度报表中，应该有相关业绩的社会问卷，社会舆论反馈与案件查处信息综合分析，凡是工作没有改进的部门负责人要及时撤换。

三、设计增大机会主义行为成本的制度

对于重大犯罪行为不能仅仅以经济处罚为主，要剥夺其作案的条件和主体资格，让其赔得一无所有才行。

一要提高投机行为的实施成本。可以通过控制外部条件来增大其实施成本，如果外部条件对投机行为的实施有利，实施成本就小；外部条件对投机行为的实施不利，则实施成本就大。

二要增大处罚力度。很多制度都存在惩罚力度过轻的弊病，要增加投机行为的预期成本，以减少投机行为为目的，一旦发现投机行为就给予严厉惩处，严重者甚至诉诸法律；要规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程序，依法严打不法商人，防止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严厉查处制售假劣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件；要制定食品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程序和惩治制度的实施细则。政府应该采取司法、行政手段迫使欺诈消费者的企业进行赔偿，或支持消费者向企业进行索赔，提高不法厂商的犯罪成本，从而才能有效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要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加大违法成本，从源头治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2011年5月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进一步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分子惩处力度的内容，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修改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条件，强化刑法对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问题的保护。修正案明确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担刑责。“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最高刑期设定为十年，成为渎职罪最重的量刑，表明立法部门对食品安全的重视。让犯罪分子承担应有的刑事责任，使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对违法行为给予最大震慑，使其不敢以身试法。

四、完善社会道德、舆论监督等约束制度

诺思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发现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解释了人们有时表现的利他行为，解决了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难题，强调了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因此，要从意识形态上提升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引导企业合法生产，诚信经营。食品企业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树立质量管理的自觉性，提高质量意识，遵守商业道德，保障食品的安全生产，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食品安全工作也要从民众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群众，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高标准，发挥社会道德和舆论的监督作用。

近年来，影响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的一些案例，大都由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揭露，而在目前我国政治生活结构中，互联网的作用尚未得到制度化肯定，群众工作网络化的制度化规定远远不足，现在网上的民意表达还没有成为党群工作以及决策机构必须参阅的不可缺少的环节。所以既要加强舆论宣传，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同时又要建立一套合理的消费者激励机制，比如举报奖励制度、举报匿名制度、舆论监督奖励制度等，加强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督。

通过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隐患、食品安全生产中的违法行为以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曝光，有利于冲破对消息的封阻和误报，能够达到信息快递、反馈及时，使隐患得到及时消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事故得以快速澄清和处理，避免更大的损失；有利于政府加强对涉及食品安全生产的有关事项做出科学合理决策，巩固和强化安全预警机制，加强安全措施和设施的整改和完善；有利于普通公众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和安全文化的形成。要将食品安全工作的全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取信于民。提高政府信息的公信度，改变目前群众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某种程度存在的“不信政府信流言”的状态。一是通过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平台和超市中的食品信息查询平台，向群众第一时间传递食品安全信息，让群众了解到我们日常食用的食品有什么成分、是否安全，相信这种公开、透明会解决信息公信度的问题；二是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要第一时间进行信息发布，让老百姓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政府在进行怎么样的处理，防止群众被社会上一些不负责任的甚至别有用心的信息误导。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在出现问题时，邀请群众代表加入问题调查组，保证调查结果的权威性；三是加强与媒体的沟通，通过媒体对社会舆论加以正确引导，防止错误报道带来的谣言蔓延。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积极性，问计于民，鼓励群众举报有安全隐患的食品和厂家，对于举报属实的可以进行现金奖励；就重要问题举办听证会、座谈会，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多渠道地收集相关情况，把群众的想法和合理化建议纳入到决策程序之中。

五、健全法律制裁协同机制

消费者往往是在个人消费环节中受到侵害，以个人对抗生产或者经销企业，身单势孤，法律救济渠道并不畅通，有的为了息事宁人而忍气吞声，使问题不了了之，有的揭露出来也难以及时纠正，举证难几乎成为拦路虎。同时，食品安全质量问题对于社会不特定多数人构成威胁，或是潜在的健康危害，消费者个人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依照国家有关质量标准确实构成了违法的，这种情况除少数由群众举报或媒体追究曝光外，大量未受到处理。尤其相关的国家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尚未出台时，会有管理与制裁缺位问题。无论前述哪种情况，都表明来自公权力机构在履职方面发生了问题，有必要去认真地研讨如何加以正确处理。人民法院要依职权去搜集证据，及时立案审判，明确地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不以问题复杂带有普遍性或案值太小而推诿搪塞。检察机关要切实地履行公益诉讼职能，代表公众向公然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行为作斗争，运用刑罚手段去扼制犯罪行为猖獗的势头。同时也要发挥法律监督职权，督促人民法院正确地运用法律。

总之，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性措施，监管制度与体制创新是彻底地改变这种食品安全危机的唯一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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