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侵害名誉权如何预防(精选3篇)
新闻侵害名誉权如何预防 篇1
从探究名誉权的定义到列举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表现,再到分析其责任构成,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探讨怎样预防新闻侵害名誉权、减少新闻诉讼问题。由于新闻侵害名誉权是新闻侵权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下面展开的对如何预防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论述实际也就是对预防新闻侵权的部分论述,二者不再细分。另外,关于预防新闻侵权的探讨角度有很多,比如从新闻采访角度、新闻写作角度以及编辑工作中的具体防范措施等,有关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几个大的方面把握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防范,对其他方面不再赘述。
新闻单位要加强防范机制的建立多年来的新闻诉讼实践表明,预防新闻侵权的关键在于新闻行业的自律。因而,把有关预防新闻侵权的规定形成一种内部制度成了重中之重。可喜的是,一些新闻单位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采用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来预防新闻侵权。比如,《大众日报》社于1999年5月制定的《关于防范新闻官司的若干规定》,及其针对具体问题制定的《关于对涉外广告严格把关的建议》、《新闻报道不得侵犯隐私权》等文件;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于2000年5月出台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预防新闻侵权的若干规定》,它们从新闻报道采编刊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到最后内部的责任认定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有效预防了新闻侵权。
新闻单位要及时更正错误及时更正是防止新闻诉讼的有效途径。更正是指改正已经发表的报道中有关内容或言词上的错误。作为大众媒体,出现错误是再所难免的,但对待错误的态度不同引发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的新闻单位因为态度端正及时更正而取得了当事人的谅解,避免了新闻纠纷;而有的新闻单位可能对错误认识不深,不做及时的改正而引发新闻诉讼。因此,对已经发生的错误——无论是否可能引发新闻侵权诉讼——必须及时主动更正,赔礼道歉,尽可能地防止新闻纠纷。目前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刊出的“更正”启事说明新闻单位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2日刊登的对同年9月27日发表的《交警强行罚款——真蛮横》一文的更正报道给广大新闻单位做出了榜样。[24]
新闻工作者要增强法律意识新闻工作者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是引发新闻侵权的最主要原因。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尤其要大力强化新闻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因而,新闻工作者都要认真学习各项法律、法规,做到依法采写和报道新闻,时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活动,确保报道真实合法,万万不可为了制造轰动效应而去制造虚假新闻、揭露他人隐私,侮辱他人名誉,这样就从源头上堵住了新闻纠纷。那么新闻工作者该有什么样的法律素养呢?李伟先生提出了“知觉型法律意识”的想法。即新闻工作者须“具有法学的一般理论修养”、“对主要部门法应知晓其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掌握、区分并正确使用法律术语”、“要有敏锐的法律眼光,善于捕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
法律新闻时间予以报道”。[25]李伟先生还提出,提高新闻工作者法律意识的同时,要加强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合作。在采写、编发一些有可能涉及侵权的重大法制新闻时,要充分与法学界同志或法律顾问探讨,向法学界同志请教,做到万无一失。当然,这里所指的新闻工作者是个大范围概念,不单指新闻记者,还应指包括编辑(含总编辑)、通讯员在内的所有新闻从业人员。
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单位要强化证据意识这主要表现在舆论监督报道中,因为报道对象往往也就是批评的对象,证据就显得尤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容易错误地认为自己做了记录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记者的记录仅仅是个记录行为,而不能证明所记事情的真实性。所以,记者要尽可能多而全地搜集材料,“使用的材料要与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在逻辑上能够相互印证”。记者所做的记录“要尽量要求被采访者在每一页采访笔录上签名认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预防新闻侵权的若干规定》)。2002年4月1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在有条件限制的情况下)“未经对方同意私自录制的音像资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舆论监督报道过程中的证据搜集工作的。采访到相关材料后,一定要反复核实,拿到证据,才能给予报道。另外,由于我国民事法律规定诉讼的一般时效为2年,因此对于获得的证据,一定要做好整理和保管工作,在当事人没有起诉,没有出现诉讼时效中断(时效重新计算)的法定事由情况下,这类档案材料起码要保存2年。有条件的新闻单位尽量建立起自己的资料库,以备不时之需。
新闻要维护司法尊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维护司法尊严。”但在新闻活动中,尤其是在各类案件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往往为了抢时间发稿,或为了谋轰动效应等而置法律尊严于不顾,从而引发新闻纠纷。广西《南国早报》的李成连先生把案件报道中有可能侵害名誉权的情形归结为“不当公布未成年人资料”、“擅自公布受害人资料”、“内容真实缺乏足够证据”、“法律用语不规范”、“‘媒介审判’定性不准”等五类。[26]这主要是因为新闻工作者忽视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的。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以及未经法院二审审结生效的案件,不能妄下定性等。因此,为防止新闻纠纷的发生,“新闻工作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新闻工作者只要从维护法律尊严的角度出发、守法报道,这类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新闻不能揭人隐私隐私权与知情权是一对矛盾。新闻活动中,为了满足部分受众的感官刺激,少数新闻工作者往往就忽视了报道对象的隐私,从而引起新闻纠纷。因此,新闻报道应该在维护个人合法隐私前提下进行,落实好“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不揭人隐私”(《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因为,隐私权受保护程度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及文明程度。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树立起维护公民合法隐私的意识,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时候,以法律精神、法律原则和自己的良知把握好“揭秘”尺度,以防侵害别人的隐私权。在个别新闻报道中,如果不得不涉及个人的某些隐私,那要尽可能在经过本人书面授权许可或相关许可证明后方可刊出。
新闻侵害名誉权如何预防 篇2
所谓新闻侵害名誉权, 是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众传播虚假的事实, 或使用不当的表达和评价方式, 从而损害了公民或法人的名誉, 依法应当承担法律后果的行为。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作为这一权利的延伸, 媒体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报道和发表评论, 来满足公民对言论自由的感受和实施, 即知情权和表达权。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尊严延伸为人格权利, 名誉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之一。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的实质是两种基本权利因表达行为产生的冲突。
那么, 新闻如何既保有自已的相对独立表达权利,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利, 又能在保护公民和法人名誉权利的法律广场上自由地舞蹈呢?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表现形式
从新闻侵害名誉权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新闻媒体公开传播了虚假的事实, 二是使用侮辱性的表述。所以新闻侵害名誉权可以是出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对虚假事实的传播而构成失实性侵权, 也可以是因使用侮辱、谩骂的语言而构成侮辱性侵权。
从方便研究出发, 根据新闻侵害名誉权的原因和侵权作品的体载不同, 我们把新闻侵害名誉权的形式分为失实性侵权、侮辱性侵权和不当评论性侵权三类。
失实性侵权
失实性侵权又分主观上存在故意捏造、歪曲事实的侵权即诽谤性侵权和过失性失实侵权。前者是指新闻媒体故意编造并传播虚假事实, 或明知是虚假事实仍主动传播这一虚假事实, 产生降低公民或法人的社会评价, 造成被侵害人精神或物质严重损害后果的行为;后者则是指新闻媒体由于轻信新闻源提供的虚假事实或因把关不严、审稿不慎, 传播虚假事实, 产生降低公民或法人的社会评价, 造成被侵害人精神或物质严重损害的后果的行为。
2003年尹冬桂诉长江日报社名誉侵权案即是典型的由新闻媒体的“主观故意”造成的失实性新闻侵权的案例。
2003年9月, 湖北省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因受贿5.954万元被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
长江日报社所属媒体《武汉晨报》于2003年6月25日第三版刊发了两篇新闻报道, 题目分别为《收受贿赂八万元, 人称“张二江”》、《与多位男性有染, 霸占司机长达6年, 枣阳有个“女张二江”》。两篇新闻除报道尹冬桂受贿事实外, 还用大量篇幅报道尹与多名异性的两性关系方面内容, 以传闻的尹“与一百多名男人有染”为基本内容进行渲染, 并将其有多名性伴的落马官员张二江相提并论。文章发表后, 正在服刑的尹冬桂因此报道和其他原因而精神失常。
湖北省襄樊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两篇报道从标题到内容均严重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 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 名誉受损。尹冬桂在多重压力下精神出现异常, 但失实报道的刺激对尹冬桂作为一名女性而言应该是主要的。因此判决长江日报社在《武汉晨报》第三版上书面向尹冬桂赔礼道歉, 以消除影响, 恢复名誉, 赔偿尹精神损失费20万元和其他经济损失27992.9元。尽管长江日报社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但上诉理由主要集中在精神损失赔偿的数额上, 对一审认定的“报道失实”没有异议。[湖北省襄樊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 襄中民二终审字382号民事判决书]
《武汉晨报》为了炒作报纸的“卖点”, 以传闻作为新闻事实来报道, 显然主观存在过错, 难脱“故意”传播无法证实的事实之嫌, 只有承担侵权之责。
侮辱性侵权
侮辱性侵权是指新闻媒体报道的基本事实存在, 但在表述上有着明显的倾向性, 并使用侮辱、诋毁性语言, 故意贬损被报道对象的人格, 造成被侵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 造成被侵害人精神或物质上的损害的行为。
刘景全诉河南省遂平县广播电视局等侵害名誉权案即属此类。
原告刘景全2000年7月以涉嫌诈骗犯罪被河南省遂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同年8月被遂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驻马店市检察院复查, 该案于2001年11月20日撤销, 并由遂平县检察院对刘景全被错误逮捕、羁押123天予以国家赔偿。2000年7月21、22日, 在原告被羁押期间, 遂平县电视台在晚间新闻中播放了刘景全被公安机关讯问和记者对群众采访的无声镜头, 并配以旁白, 旁白中刘景全被称为是危害一方的“南霸天”, 称公安机关将其抓捕是为民除害等。遂平县人民法院审理判决认为, 本案中, 作为新闻单位的遂平电视台, 报道的是国家机关遂平县公安局公开的职权行为即对刘景全刑事拘留、讯问的事实, 却在基本事实之外, 称刘景全为是危害一方的“南霸天”, 称公安机关将其抓捕是为民除害等。这样的报道明显具有贬损刘景全人格的故意, 致使刘景全名誉受到损害。
这类情况在新闻媒体对抓捕、批捕案件的报道中很常见, 新闻媒体总是把涉嫌犯罪的嫌疑人进行媒体审判地当作罪犯来加以贬损, 对尚未定案的待查事实当作新闻事实公开报道。
不当评论性侵权
评论即指发表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允许通过新闻媒体对某人某事某现象发表不同的看法是保护言论自由最直接的体现。
一般来说, 法律对评论的容忍度较大, 因为这既涉及言论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呼吸空间”, 又涉及学术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氛围。故而法院判决的因评论构成侵权的案件较少。评论中无论观点多么尖锐, 语言多辛辣, 交锋多猛烈, 都要做到两点:一要言之有据, 即评论要有一定的事实做前提, 不能凭空编排或想当然地推断存在一种对批评对象不利的事实, 以此贬损对方, 并得出极端的结论;二要不搞侮辱性的人身攻击。
这两点的反面都属不当评论。
陈建民诉北京科技报社名誉侵权案就是这类案件中的一个。
2004年3月20日至5月7日, 原告在雅安市举办“挑战人类饥饿极限”活动。原告向雅安市公证处申请对活动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公证。雅安市公证处派47名公证员对原告为期49天的绝食活动进行了公证, 并出具了“活动符合规定, 结果真实”的公证书。
北京科技报社分别在2005年1月4日、5日北京科技报网络版和2005年1月11日《北京科技报》上, 发表《2004年十大科技骗局》一文, 将原告49天挑战人类饥饿极限行为评定为科技骗局, 并说原告行为不光在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 更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明显违背科学常识, 是一场商业闹剧, 有违公序良俗。
原告以北京科技报社侵害自已的名誉权为由, 诉至泸州市纳溪区法院。
审理此案的两级法院均认为, 被告在没有事实依据或没有揭示事实依据的情况下, 对原告行为的客观性进行否定, 并冠之以“科技骗局”, 并在文中使用“有违公序良俗”、“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等词语, 贬损原告人格, 构成对原告的名誉侵权。
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 评论只能对特定事实发表意见和看法, 而不能认定一种新的事实。换句话说, 评论者可以对某一事实大胆质疑, 但不能作与这种事实相反的对特定对象构成贬损的事实断言。
法学界在研究名誉侵权的问题上, 有一个共识:只有虚假的事实, 没有不使用侮辱性语言的不当评论。也就是说, 只要不虚构事实, 只要不使用侮辱性语言, 发表再激烈的言论也不会构成侵权。
新闻侵害名誉权构成的特殊性
新闻侵害名誉权属于民事侵权, 但与一般的民事侵权相比又有其特殊性。
在构成要件上, 新闻侵害名誉权首先应具备一般侵权行为四方面的构成, 即: (1) 行为人实施了侵害他人合法权利和利益的行为; (2) 被侵害人有利益受损的事实; (3) 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4) 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
同时, 作为新闻侵害名誉权, 又具有下列特殊因素: (1) 侵权行为体现在公开发表的新闻作品中; (2) 新闻侵权作品须有“可指认”的对象, 而这种“可指认”涉及第三人; (3) 对其侵害后果的认定上不仅有事实认定, 还有价值认定。
特殊侵权载体
侵权行为体现在公开发表的新闻作品中, 并在不特定人群中形成了认知上的影响是新闻侵害名誉权和其他一般侵权的重要区别。
新闻媒体较之一般的民事侵权主体, 有着其天然的可信任性, 而且传播速度快, 传播范围广, 有着其他侵权主体无法具备的影响力。也正是如此, 一旦侵权行为发生, 对被侵害人的损害, 尤其是精神上的损害也更大。从侵害后果的持久性来说, 因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 侵害行为造成的被侵害人社会评价的贬损会持续时间很长。
“可指认”的特定对象
新闻侵权作品有“可指认”的特定对象, 即受害人可以“被指认”。
这种指认不是被侵害人的“对号入座”, 而是以一定范围的不特定多数人的一致指认为标准。如果新闻作品仅仅是针对某一类人或者某一类行为发表了不当的评论, 而没有直接指向特定的一个人或几个人, 就构不成侵权。比如报纸批评“随地大小便者”缺乏起码的社会公德, 一个曾随地大小便的人自认为是在说自己而主张名誉受损, 是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这种“指认”是指有侵权内容的新闻作品的公开发表后, 在一定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判断, 那篇报道就是在说某某, 不会是其他人。因为某某具有报道所说的排他性特征。
这也表明, 一般侵权只涉及侵害人和被侵害人两方主体, 而新闻侵权还涉及到不特定的主体, 因为名誉权被侵害须有社会不特定主体对被侵害人的评价降低的证据作为支撑。
对损害事实的特殊认定
新闻侵害名誉权与一般侵权比较有着特殊的对损害事实的认定。
一般侵权案件在对损害事实认定时只作事实认定, 而新闻侵权案件尤其是其中的名誉侵权案件, 因涉及到被侵害人的损害事实中“社会评价”这非物质因素的评估, 所以除了事实认定之外, 还要作价值认定, 甚至审美认定。
另外, 新闻侵权在抗辩事由、责任主体、主观过错认定、承担后果的方式上, 都有着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的特殊性。
目前, 新闻界与法学界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构成要件基本上有一种共识: (1) 行为人借助大众传播媒体刊播了有损公民或法人名誉权利的侵权作品; (2) 侵权作品中涉及的公民或法人确实有名誉权利遭受损失的事实; (3) 侵权作品与名誉权利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 新闻媒体或新闻作者有过错。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 才能确定新闻媒体或者新闻作者侵害了公民或者法人的名誉权利。
新闻侵害名誉权给被侵害人造成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损害。新闻侵害名誉权损害后果主要表现为由侵权新闻作品的广泛传播造成被侵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精神痛苦和经济利益受损。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抗辩事由 篇3
新闻侵害名誉权是指新闻单位或个人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以故意捏造事实或过失报道等形式向公众传播内容违法的新闻,从而侵害了公民、法人名誉权的行为。书面侮辱和诽谤是新闻侵害名誉权的主要行为方式。由于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我国法定的抗辩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不可抗力等不适用于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件。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对新闻侵害名誉权规定特别明确的抗辩事由,不过,从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对名誉权的保护条款中,可以推理出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的抗辩事由,如侵权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侵害后果的轻微可以作为被告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抗辩事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分别于1993年、1998年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分别简称《93名誉权解答》和《98名誉权解释》),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针对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规定了抗辩事由:
一、文章内容的真实程度
《93名誉权解答》第七项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第八项规定:因撰写、发表批评性文章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人民法院在受理时分三种情况处理:(一)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二)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三)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98名誉权解释》第九项规定: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综合上述几项规定,可以看出,这两个司法解释把媒体发表的文章内容的真实程度分为四个级别:完全真实、基本属实、基本内容失实和严重失实。法院在接到诉讼人的诉讼请求后,经核实被指控文章内容完全真实或基本真实,并且没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根据《民事诉讼法》,可以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只有严重失实的新闻报道和基本内容失实的批评、评论文章,使他人名誉受到侵害,法院才认定侵害名誉权指控成立。这些规定控制了"滥诉"行为,使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不至于动辄得咎,成为被告席上的常客,保证了新闻传播工作的正常运行。
这两个司法解释把文章的真实程度作为抗辩事由之一,是符合"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新闻学基本命题的,也与我国法律把事实虚假作为诽谤构成要件的规定相一致。虽然真实程度的认定易有分歧,但从我国近20年处理名誉权纠纷的司法实践看,人民法院对具体事件的认定绝大多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二、公正评论
除广告和文学作品外,新闻媒体传播的信息不外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事实信息即新闻报道,意见信息就是通常所说的新闻评论。保护公民、媒体的正当批评权利,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英美诽谤法均把公正评论作为被告对抗诽谤指控的抗辩事由之一。美国判例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沙利文诉《纽约时报》诽谤案(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就是以公正评论为抗辩事由而最终获胜的。
国际惯例,公正评论的认定主要根据两个标准。其一,作者写作、媒体发表评论的主观态度。如果主观态度出于诚心和善意,即使言辞偏激、尖刻甚至带有一定的诽谤性,也属于公正评论。主观态度出于恶意,则不属于公正评论。其二,作者写作、媒体发表评论的目的和意图。如果写作、发表评论意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公众合理兴趣,则属于公正评论,比如对政府事务、商品质量和服务、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文体明星等)的批评、评价;否则不视为公正评论。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赋予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权利。《98名誉权解释》第九项和《93名誉权解答》第八项的规定,既可视为我国真实程度抗辩事由,又可视为公正评论抗辩事由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诉吴祖光侵害名誉权案(1992年-1995年),被告吴祖光就是以公正评论为抗辩事由而获胜的。
法律把"公正评论"作为抗辩事由,体现了在表达自由权和名誉权之间,法律对社会公益有关的评论予以优先保护的精神。我国虽没有单独的诽谤法,但上述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在"公正评论"原则方面是和国际逐渐接轨的。
三、客观准确报道国家机关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
对国家机关制作的公开文书、实施的公开职权行为的报道和以此为事实根据写作的评论,是新闻媒体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我国的新闻媒体担负着协助党和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任务,因此,报道国家机关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职权行为,也是我国新闻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新闻单位报道国家机关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职权行为的作品,如果被指控侵害了他人名誉权,这种指控是否成立?《98名誉权解释》第六项给予了明确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这项司法解释的回答是否定的。
国内不少学者把政府机关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称为新闻媒体"权威的消息源",这是符合行政机关的职权要求和我国新闻传播的具体特点的。政府机关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的权威性,是其发挥行政效力的前提。信息传播对"时效"的高度要求,使新闻单位不可能对所有信息源的具体情况进行核查,况且我国法律也没有赋予新闻媒体核查政府机关文书和职权行为的权利。
新闻单位如果因报道国家机关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侵害了特定人的名誉权而受到指控,可以根据《98名誉权解释》第六项的规定,以"客观准确报道国家机关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为抗辩事由予以抗辩。事实上,名誉权受到侵害的特定人完全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起诉相应的行政机关,向其寻求赔偿,而不是一味地去告媒体。
这一抗辩事由类似于国际诽谤法中的特许权规定。特许权是指为了公众利益或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民、法人可以作诽谤性陈述而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特许权分绝对特许权和有限特许权。议员在议会中的发言、诉讼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属绝对特许权,其言论受到法律的绝对豁免。新闻媒体对官方文书、活动和社会组织的报道享有有限特许权,因享有这种特许权必须以报道公正准确、不具恶意和与公益有关为前提。②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被报道人同意也常作为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的抗辩事由之一。被报道人同意分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明示指被报道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作者和新闻媒体明确表示可以对自己进行报道并予以发表,西方国家通常以被报道人签订让渡书的形式来体现。当事人知道对方是记者而接受其采访、拍摄,没有明确表示不准其发表,则视为当事人默示同意。当然,不管是明示或默示,被报道人的同意应当是真实意思的表示,用欺骗、胁迫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被报道人同意不能作为抗辩事由。
法律对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的规定,是为了在公民、法人的私权与公民、新闻媒体的公权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名誉权是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和要求他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损害这种公正评价的权利,是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权利,属于民事主体的私权。公民和新闻媒体依法享有表达自由权和舆论监督权等基本政治权利,即公权。现实中,民事主体的名誉权和公民、新闻媒体的表达自由权、舆论监督权往往产生矛盾和冲突。在处理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时,既要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不受侵害,又要保护公民、新闻媒体合法的表达自由权和舆论监督权。各国法律对公民、法人的名誉权都有明确、严格的规定。法律对新闻侵害名誉权抗辩事由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公民、新闻媒体合法的表达自由权和舆论监督权。我国法律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把文章内容的真实程度、公正评论、客观准确报道国家机关公开的文书和职权行为等规定为新闻侵害名誉权纠纷的抗辩事由,对调动公民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郭卫华主编《新闻侵权热点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2000年4月第1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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