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共8篇）
经济人 篇1
经济人的道德之维--伦理学视野中的经济人误读
无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都只是人性的一面.人的道德行为不是全然非经济的绝对无私,道德没有一般地要求人们非功灭私,而首先达到的是行为的合宜与功效.同样,人的经济行为虽然根源于人的利己动机,但它与人的`道德行为一样,也具有可交换的社会化特征.因此,作为理论抽象的经济人也有其道德合法性.
作 者：张德湘 作者单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政教室,江苏,南京,210039 刊 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年，卷(期)： 18(6) 分类号：B82 关键词：经济人 经济伦理 自利 理性经济人 篇2
1 来源及含义
1.1 循环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发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
“循环经济”一词并非国际通用术语, 在学术界尚存争议, 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 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用社会生产投入自然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
1.2 绿色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绿色经济”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于1989年出版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在经济学界, 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分配、绿色技术此起彼伏, 使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命题。但直到目前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外延以及特征等方面都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相关理论正处于不断探讨和完善之中。
绿色经济的“绿色”, 不是人们感知意义上的颜色, 而是一种象征性用语。一般认为绿色经济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通过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高效地、文明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的一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发展形态。
1.3 生态经济的来源及含义
20世纪60年代末, 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术语, 成为生态经济学学科的最早倡导者。他在该书中倡导用市场经济体制控制人口的增长、环境污染和协调消费品的分配、资源的开发利用。此后, 生态经济学在西方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
毫无疑问, 生态经济学就是以生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应该指出的是, 尽管国内外的生态经济学家对生态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但是, 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第一,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 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 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 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 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第二, 生态经济是让整个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废弃的全过程像生态系统一样形成全封闭循环, 最终达到资源的零输入和废弃物的零排放, 使生产系统自持, 也就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是理想化阶段, 在知识经济的后期才有可能做到。目前, 各个国家生态经济的发展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势。
2 相同的理念和支撑点
2.1 新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
新的价值观念包括:在考虑自然资源时, 不仅视为可利用的资源, 而且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 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 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 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 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 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的消费观念摈弃过渡浪费和奢侈之风, 提倡绿色消费, 也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和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在日常生活中, 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 减少一次性消费。而且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在消费的同时还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 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2.2 支撑点是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都是以绿色科技和生态经济伦理为支撑点。
绿色科技是指科学技术的生态化, 因而又称之为生态科技, 主要是针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及社会作用而言的, 它涉及到科技伦理和科技价值问题。绿色科学技术或者生态科学技术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的, 目的是促使人与自然协同演进、共同发展, 是在生态自然观指导下, 受生态意识支配和生态伦理、生态价值约束的科学技术, 这种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科学技术越是发展, 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越融洽,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优化也就越有保障。自然性和人类性是绿色科技的显著特征。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一种新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
3 不同的侧重点、突破口和核心
3.1 研究的侧重点不同
循环经济侧重于整个社会的物质循环, 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利用“3R”原则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提倡在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的资源节约和充分利用;绿色经济关爱生命, 鼓励创造, 突出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分配, 兼顾物质需求和精神上的满足;生态经济则吸收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 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 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 以太阳能或氢能为基础, 要求产品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密闭循环, 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而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来讲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采用清洁能源, 以期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缓和温室气候, 使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 碳排放量比较低的经济形态。
3.2 解决危机的突破口不同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都是以人为本, 解决人类生存危机, 但是它们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各异。循环经济是通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存环境的改善来体现的;绿色经济实施绿色分配, 如保证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消费和费用支出;生态经济则将人类看成是具有最高级智慧的生物, 通过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依存和协同进化的关系达到人类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通过减少碳排放量, 使得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 (CO2) 浓度不再发生深刻的变化, 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和气候条件。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将引起现代经济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不可能一蹴而就, 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支撑这场变革的重要条件:绿色科技的进步, 市场机制的建立, 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的改变, 生态经济伦理形成都需要时间。我国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资源依赖过量消耗型、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向资源节用循环型、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应理性的对待, 清醒地认识我国当前的国情, 克服盲目地不切实际地攀高。因此, 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 (下转第107页) (上接第137页) 济转型。也就是说, 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S
摘要：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产生后, 相继出现的几种经济形态, 旨在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它们有相同的理念, 内容有交叉, 极易产生混淆, 却又在研究的侧重点、突破口和研究核心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它们都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完成这一转变需要相关条件。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转型, 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
参考文献
[1]钟建平.生态伦理与绿色经济[J].丽水师范专科学校报, 200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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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经济人 篇3
张维平：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冲破传统社会的道德束缚，让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去激烈竞争的过程，是个冷酷的“适者生存”的过程。可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为伴随财富增长所出现的道德“沦丧”所困扰，他们苦苦思索，企图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同自然经济牧歌式的和谐结合起来，然而，却是徒劳的。平等和效率的矛盾，就象天使和魔鬼的冲突一样难以调和。实际上，马克思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空前巨大的贡献，但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根本矛盾，若如此，人类社会也就到此完结了。
伍晓鹰：是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的稀缺性和个人目的的不可替代性就是这样一种根本的矛盾，目前西方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只有建立在承认“经济人”行为合理性的基础上。仅仅道德上的指责是无力的，除非放弃商品经济，放弃现代化，而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过多地强调商品经济发展的“罪恶”，劝说人们不要抛弃东方的传统“美德”，实在弊多利少。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考虑传统“道德”有哪些已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维平：我同意。我们之所以觉得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的这本《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近年来经济自由主义方面被介绍进来的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谈来谈去觉得意犹未尽，就是因为它通过总结近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就，把人们心目中所有的“道德人”都还原成了“经济人”，同时证明了在通常被认为通行着伦理标准的很多领域中，人们的全部行为和决策仍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伍晓鹰：是的，本书中作者以“加里·贝克尔的革命”为题展开的讨论，虽然涉及的全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决策问题，其意义可并不小于现代所有权学说和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使“经济人”的形象终于完善起来。
张维平：在贝克尔的“新消费者论”出现之前，就是捍卫消费者自由的人，也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我们曾经讨论过，认为消费者主权是全部自由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能把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全部因素都纳入经济分析的话，就无法从理论上给这种自由的主张找到科学依据。
伍晓鹰：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六十年代以来一场颇有意义的争论就是围绕传统的消费理论展开的，争论的实质在于是否应当给消费者以完全的选择自由。对传统消费理论挑战的一方认为消费者从来就不是自主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为生产者的所摆布，受商标和广告的骗局所左右，最后导致自杀性“消费社会”的出现。为了避免这一点，就必须由一批被授以特权的人去代替消费者进行选择，甚至按照“社会利益”去安排消费品的生产。
张维平：传统消费理论受到的攻击同它的局限性有关。因为它把消费视为终结，消费者常常被动地服从于自己的欲望，同时它又没有解释欲望，这使人们认为受欲望驱使的消费者的选择很可能是不合理的。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也指责其“庸俗性”在于用心理因素来解释经济问题。虽然给它戴一顶“唯心主义”帽子，但不一定找出关键问题。其实关键在于传统消费理论没有把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
伍晓鹰：你说的对。在贝克尔看来，购买一种物品或一种服务并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中间行为。消费者用这种行为来“生产”最后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因人而异的。譬如，同样是购买汽车(以汽车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有人“生产”的是省时方便，有人“生产”的是省力舒适，有人“生产”的是炫耀地位。消费者成了进行“生产”的“经济人”，他必须合理地计算他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
张维平：我插一句，你提到“因人而异”的“满足”，这非常重要，我们根据贝克尔的理论还可以看到，就是对同一辆汽车(“投入要素”)的可接受价格亦是“因人而异”的，由此可以引伸出自由选择的必要，当然，更支持这一推论的当是作为贝克尔革命性理论核心的“时间资源论”或“时间价值论”。
伍晓鹰：引进时间因素的确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突破。贝克尔指出，消费者作为生产“满足”的“企业家”，还要使用另一种稀缺资源，这就是时间。他每天都要做出如何分配资源的个人决策，试图在同时考虑包括时间在内的不同“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情况下，实现他个人资源的最佳组合。重要的是，“时间价值”又是因人而异的。所谓时间的价值就是个人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可能为之带来的货币收入，它的价值大小取决于个人的工资价值。时间价值不同，时间的稀缺程度也就不同，每个人使用时间资源的原则当然也就不一样。一个人的时间价值越大，他就越珍惜它，越希望能用其它资源来替代它，反之，则相反。既然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必须由个人来决定其资源组合，以达到“满足”或福利极大化。
张维平：从另一角度看，时间这一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所牺牲的收入。不管从个人，还是从一个社会来看，生产率越高，时间价值就越高，“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生活紧张，节奏太快，而西方人说中国人办事拖拉，松松垮垮，这都同机会成本有关。我们的机关里上班喝茶、聊天、看报纸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里互相干扰，浪费时间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邓小平肯定了深圳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我们的生活节奏正在加快，但是根本问题还在于建立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伍晓鹰：我以为在一个具有竞争的制度下，特别容易培养人的时间观念，因为这时的时间全部属于个人，而且个人只有高效率地使用时间才可能成功。我们的个体户实际上很说明问题，他们一反国营企业的陋习：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休息，不惜花费重金抢时间，搜集信息。而你说的我们的“机关现象”(实际工厂也很严重，不过形式可能不同)，因为这里的时间与成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抓紧抓不紧都领硬性工资。
张维平：引进时间因素，考虑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这就在确立新的消费理论的同时反驳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首先，贝克尔等人认为，社会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劳务，个人和家庭拥有越来越多的各种消费品，并不是生产者的骗局，而是时间价值普遍提高后产生的一种替代作用所致。消费者象一个从事生产的“经济人”，当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某种资源的价值提高以后，便改变其资源组合，以减少消耗最稀缺、价钱最贵的资源来获得同样的产品。譬如，消费者会为自己买一台电冰箱，从而节约他每天跑市场的时间。
伍晓鹰：这就是说，批判消费社会的人所感到遗憾的现象，正是来源于时间的短缺，而不全是道德堕落或生产者和推销商的阴谋。多年来，我们批判了西方消费社会的“浪费性”，这是必要的，但同时较少深究其中的规律。而在宣传节约物质资料的同时，不少人却在浪费最宝贵的时间。过去提倡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人为贬低服务业(如认为其“不创造价值”之类)，限制其发展，提倡“自己动手”，这除了有道德因素外，仍是缺乏时间稀缺的观念。实际上，在发达社会，缝衣服，或自己动手干的时间里，早已创造出几倍的价值来了。当然，我们当前开展增产节约是完全必要的。
张维平：你刚才提到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是因人而异的，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在干每件事情上，机会成本也是不同的，所以，对一个“经济人”来说，“成本比较”是经常的事。人只能干他最能干的，干起来最省时，又是最有利可图的。国家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就反映了批判者的浅薄和无知，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造船的机会成本对我们太高了，我们完全可以把用在造船上的资源用到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上去。当然，国家的考虑不是纯粹经济的考虑，而有更加全面的安排。而如果让企业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效率会高得多。
伍晓鹰，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讨论的层次上，个人总是“经济人”，他不会有什么非经济考虑，所以，贝克尔等人一上来就推翻了原来不曾纳入经济分析的消费“欲望”问题，提出了“偏好稳定”假设。通常的看法是，消费方式之所以改变，仅仅是由于无法解释的新“需求”、新“欲望”的出现，而贝克尔认为根本无需假定个人偏好或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从这一点考虑，消费者便追求以更有效、更低的费用满足自己的需求，新产品就是作为新的“方法”或“技术”出现的。比如说，使用飞机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对飞机的新的特别的需求，而是时间价值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
张维平：这实际上还是要说明现代社会新产品的普及、更新和加速废弃的现象并不是根源于消费者的需求激增、欲望变化，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因为高生产率增加了供人们使用的“技术”种类，使人们可以更好地使用自己特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偏好。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是增大了每个人的选择可能性，从而增大了消费者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消费者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可以自行选择生产和消费组合，从而可以在个人全部资源——智力、体力、时间及收入——的约束下，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只有给了消费者这样的自由，社会才能最有效地使用其全部资源。
伍晓鹰：“偏好稳定”理论虽然批驳了所谓需求有“真”有“假”的说法，证明了个人消费选择上的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解释现代社会商标大量增加的现象，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性能上看来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商品，却有各种各样的商标，各式各样的外形，而同时广告每时每刻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各种商标和外形下的商品。可以说，如果经济理论不把这些现象纳入其分析个人购买行为合理性的范围，仍然不能使人信服。书中介绍的七十年代出现的兰开斯特的“购买决定论”解决了这一难题。该理论认为任何产品都体现为某种特性组合，它会给某一特定的消费者带来某种满足组合。产品的特性组合的确切成份随商标而变化，这样，即使在两种极相似的产品之间也不存在完全的可替代性，消费者会认为某一商标下出现的特性组合会更大限度地发挥满足个人利益的功能。
张维平：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产品的多样化不过是和不同消费者要求的不同的特性最佳组合相一致的。只有多样化的产品，才有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才有最佳的资源使用效率。我们排斥多样化久矣，只依靠统制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上的整齐划一是容易一致的，绿军装和蓝制服成为我们男女老幼的“革命时装”许多年，却很少有人想过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伍晓鹰：或许，两千年的自然经济传统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历来把生产者视为“人手”，有力气能干活就行，而把消费者视为“人口”，给口饭吃足矣。单单忽视了人首先有“人脑”，有欲望，追求自己的满足。否定这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所以无法摆脱匮乏单调之苦。
张维平：然而，丰富的多样化的生产不可能只由计划工作者来安排，计划者只能保护多样化，而不能制造“多样化”，如果一个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去创造“丰富多样的商品世界”，那不啻是又一种“单调”。
伍晓鹰：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会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然而，对“经济人”的全盘否定，却使这种“高效率”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这种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意愿，你可以压制个人去追逐满足个人利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却不能根除它。所以，这样的社会一旦开放，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诱惑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张维平：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种诱惑首先来自各种媒介。这里有必要还提一下广告。广告并不是生产者和销售商设下的陷井，而是一种购买信息。在大千商品世界中追求最大限度个人满足的消费者首先得获得各种商品信息，而广告的作用就是降低获得信息的费用。当然，消费者要获得完全可靠及时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在购买的尝试中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的确有欺骗性广告的存在，可是没有尝试过程就不会抛弃有缺陷的产品，取消广告会最终堵塞信息渠道，从而使信息费用更加昂贵。正确的办法是应当保证信息市场上竞争过程的正常运转，只有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为了某种利益散布假信息的工具存在的可能性，降低信息成本。
伍晓鹰：反正，不管在什么领域，越是排斥竞争，就越会保护某些集团利益，而最终越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新消费者论实际上视家庭为一个普通的经济机构，一个“企业”，所以，必须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让这些“企业”可以自由地根据相对成本和相对收益做出资源分配的决策：是继续受教育还是马上就业，是买电冰箱还是买钢琴，是现在生孩子还是晚些时候生孩子，是多一些工作还是多一些闲暇，等等。当然，将问题由消费行为扩展到家庭决策，已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又一个新辟的 研究领域——人力资本论。
张维平：我以为，在物质资本之外开辟人力资本的研究，并且利用“经济人”范式将二者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此国内学术界不但知之甚少，且有颇多偏见。
伍晓鹰：是呵，我们的社会当然要追求自己的道德目标，但有人因而把家庭仅仅看成是保证社会完成其道德目标的基本单位，所以，其全部行为必须靠道德来约束，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还不全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家庭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与自古以来家庭内部伦常原则的贯彻，其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利益。所以，说家庭也是一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企业”，我们的有些同志是很难接受的。
张维平：其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肯定会得到理解。这里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时间。为了提高未来的时间价值，人们往往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进行旨在培养个人素质的投资，这与企业为了取得预期利润而进行的物质投资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伍晓鹰：这种类比给人以很大启发：既然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和个人的未来，从而亦给社会带来利益，那么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越有效，或者说，个人在进行这种投资时越能够合理地使用他个人的资源，对个人，对社会就会越有好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所应当做的，不是完全替个人进行各种投资，而是努力创造一种使个人能够有效地分配其资源的环境。
张维平：是的，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西方的“福利政策”中很多都同人力资本投资有关，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人力资本理论导致必须放弃干预的结论不无道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人尽其才的问题，更是一个人才成长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譬如说教育，这是给个人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部分，但这里的人力资源浪费十分严重。本来，大学和专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注视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并在竞争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可是我们往往对大学和专科教育实行一刀切的管制：统一考试、统一招生、统一教材、统一分配。学生不能凭兴趣和特点重新选择专业及自由选择课程，再加上毕业后有了一个铁饭碗，使很多人在学校里不思进取。当然，大学教师也不存在职业流动和竞争，很多人自己早已不是人才，却在那里“培养人才”，
伍晓鹰：你说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是没有注意人力投资时的效率，而我以为整个社会对优秀人才的成长问题考虑的都不够。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一进入大学、专科，就进了国家干部的“预备役”，国家的各种干部主要来源于高校。在这里，效率并不是第一位的，所以个人才能可能不受重视。
张维平：这是怪事，马克思一直承认“个人天赋”，我们不应当在培养人才时浪费这种个人先天的“资源优势”。诚然，在背诵语录上没有智商高低之分，后者更容易成为优秀“人才”。
伍晓鹰：自然，在体制不作改革的时候，有真正学识和技艺的人不会有什么高收入。这或许是真才实学者待遇低下的重要原因。市场制度下的个人收入被看作是过去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所以，这种投资越大，越有效率，收入便越高，贝克尔等人因此来解释个人收入差别。因为市场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考虑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高级人才的出现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其他资源，也许他日后有很优越的工作条件，市场仍会给他大大高于清洁工和搬运工的报酬。这是经济规律。
张维平：在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时，必须考虑逐步改革我们的就业制度，否则，就没有一个鼓励个人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在劳动就业上，应当根除职业垄断，适当推行职业开放和竞争，逐步鼓励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职业。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同教育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就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个人对职业所抱的希望越大，他准备付出的教育开支和个人时间也就越多。只要职业是开放的，人们通过努力可能获得好的职业和理想的报酬，那么他就会主动放弃眼前的就业而选择延长受教育期限。当然教育也应当是开放的，目前的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制度相信会逐步改变乃至取消，凡是欲入学的人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日后偿还。使就业和受教育完全变成个人的事，个人得好处，同时个人承担风险，这样，不仅使社会获得活力，国家也会因此卸下日益沉重的包袱。
伍晓鹰：是的，不管在哪个领域，个人都是一个积极的“经济人”，只要给以自由发展的环境，个人肯定会做得更有效率。本书谈到决定家庭生育计划的结构与家庭拿出一部分收入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结构极为近似，这使我想起我们的人口控制问题。其实，生育问题更应当是一个选择问题，把这个选择交给家庭，同时国家根据经济规律创造人们自愿限制生育的条件，会比单纯的行政控制有效率。
张维平：我有同感。贝克尔认为，作为“经济人”，家庭的生育决策总是在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所能获得的满足或利益之间权衡作出的。这里，父亲，特别是母亲的机会成本十分重要。为什么随着现代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就业的提高，生育率水平会持续下降？关键在于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增大了，因此，抚育孩子的相对成本上升了。同时，未来激烈的职业竞争也使孩子的教育投资提高了。而问题的另一面，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利益却在下降。与农业社会不同，那时孩子首先是作为人力资本考虑的，生育的低成本很快就会被新增劳动力的收益所抵偿，早育，多育就成为农业社会的特点。
伍晓鹰：是的，要是不考虑生育决策背后的经济规律，人口政策的推行不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而且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减少农村控制人口的阻力，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孩子的抚养成本，为此，适当引进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机制，逐步促进人口城市化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会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降低生育的收益。当然，竞争的市场机制对城市亦十分必要。不过，对知识分子来说，即使不限制，也不会多生孩子。有人认为，对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素质较低的民族来说，与其照顾农民的特点允许放宽生育政策，不如鼓励知识分子多生一个孩子。海外已有先例，我想这不妨一试，当然，这要设法降低知识分子的抚育成本，比如补贴和提供优惠服务。
张维平：恕我直言，这个想法虽好，但未必行得通。如只允许知识分子可以多育一子，此事非同小可。中国人自古把无后(男孩)作为大不孝，如果是一刀切，谁也不能说什么，如果其中谁可以无条件例外，肯定会出现大的麻烦。反正在控制人口的问题上，我们已是晚了一些，传统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刺激了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现在的办法只能是在行政控制的同时，寻找和逐步建立自我控制的机制。在这一点上，贝克尔的“人口经济论”无疑会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伍晓鹰：不管怎么说，单单从行政上进生育控制肯定是低效率的，我想指出这样一个后果：中国的人口老化已经开始，而且越来越严重，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中，大城市老年人口将会增加一倍，届时控制生育后的第一代人开始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将面临一个家庭同时抚养一个孩子和四个老人的局面。这种人口老化完全是人为地扭曲人口发展自然过程的结果，按照自然进程，这应当是人均国民收入五千美元以上时出现的现象。到本世纪末时，可能无法说清我们为控制生育和已经到来的人口老化等问题所付出的成本，是不是低于人口减少的好处。
张维平：是的，单从资源合理使用的角度来看，生育决策就应当由家庭自己做出，这样主张的背后还有一个理论在支持，就是与此相关的婚姻经济论。这可以看作是人口经济论的一个分支。这一理论认为“婚姻市场”是最有效的市场。家庭的出现与我们上次谈到企业的出现类似，是力图最大限度减少交易费用的结果。它用一个长期的契约关系取代了商业关系，由于家庭规模小，各自又彼此非常了解对方，所以生产效率很高。一般来说，婚姻双方总是力图追求“门当户对”，这是因为两个具有共同遗传特点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可以减少无把握性，减少子女“质量”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费用”。
伍晓鹰：说起“门当户对”，使我想起“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同工人结婚，有人甚至为表示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与知识分子的配偶离婚，再与工人结婚。“上山下乡”运动时也有很多知识青年与农民结婚。当时没有这个“福份”的人可能曾自叹不幸，可是，多年后，知识分子地位刚开始改变，这些当年的“革命婚姻”就大都危机四伏了，离婚率开始上升。当年追求“革命婚姻”者今天的离婚行为，并不能完全用道德堕落来解释，而是有关其追求生活满足的资源相对成本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前后，他都是“经济人”。
张维平：西方有人在反对“经济人”范式时，爱用利他主义的例子。贝克尔认为，完全可以把对利他主义的考虑加进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体系之中，而用不着怀疑经济分析基本公设的有效性。实际上，对西方来说，利他主义只是一种“生产方法”，它是人们为获得“尊重”这样一种满足的手段之一。按照新消费者论，每个人的资源“储备”各有差别，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不同，所以为了“生产”同样的“尊重”而采取的最佳解决方法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追求财富积累，有些人追求政治权力，也有些人从事利他主义事业。贝克尔认为，每个人采取什么方法取决于该方法较之其他方法对他来说的相对成本。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在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其精神更崇高，而是仅仅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对他来说是得到他所希望的社会“尊重”量的最有效的行为。
伍晓鹰：这种把利他主义行为也归结到“经济人”的合理决策中的理论，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靠德治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普遍的危机感，当然不能全部照搬。然而，这是一个需要用理智而不是用感情来面对的事实。在这个资源稀缺，人们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个自目的的世界上，我们必须有全面的考虑。
张维平：我想，一个社会提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必要的，但如果对社会发展只持伦理态度，这就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点大相径庭。马克思并没有回避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也没有站在伦理的审美的立场上去批判工业化带来的“邪恶”，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位了不起的科学预言家，他肯定了商品经济的合理性，并从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中看到了人的最终解放的物质前提。
经济人社团招新策划书 篇4
一、活动时间：10月17-19日（星期三至星期五）
二、活动地点：南北食堂门口
三、活动主题：挑战自我，打造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
四、招新对象：大一新生以及对兼职或者社会实践感兴趣的同学
五、活动可行性策划：我社团是属于经管院的校级社团，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充沛，并且有为我们提供工作渠道的众多大小企业
六、活动内容：
1，准备阶段：针对经济人社团的目前发展现状，社团现任领导集团对此招新计划表示了高度的重视，特制定了一系列的招新方案以及应急措施
2，宣传阶段：在该阶段，我社团将张帖POP海报和通过展板宣传我们的社团，同时在阶段后期也会挂出宣传横幅，以提高我社团在新生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3，正式的招新阶段：在此阶段中，我们会向广大的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发放3000份余传单，以扩大宣传。与此同时，其它的宣传活动不但不会因此而停止，反而会有所加强。每天在南北食堂前设置招新现场，吸引更多的人来注意和前来咨询。现场还有社团历届的成就展示，以便吸引更多来访人员，这为赢取时间让它们更好的了解我协会创造一种可能。现场还将设立办公地点，有意向同学可以现场填表入会。4，招新总结阶段：在此阶段中，我们将通过总结此次活动与招生策划相对比，找出成功与失败之处，作为协会发展中的经验总结。增强协会的工作统筹能力和协会的总体工作能力。5，新成员大会：大会中社团将对社团的基本情况规章制度做以更详细的介绍，并对协会以后的工作加以简单讲解。此次大会还将组织会员进行相互认识和了解，并对南京晓庄学院相关情况进行的简单介绍，让协会新会员可以更快的适应此处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七：活动的目的以及意义： 丰富学校社团活动，加强校园与社会的联系，让广大学生更早的走向社会，同时也响应学校号召，让校园走向社会化。我经济人社团在南京晓庄学院即将迎来新一届的有生力量之际，希望在为社团今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增强协会发展的动力的同时，通过扩大招新活动的规模，积极争取与社会的互动、为学生提供兼职平台来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八：活动经费：由本社团财政处承担，主要是海报费传单费用。
民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与中国经济 篇5
民营经济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的和必要的补充，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今天的大力发展，其地位不断上升，也成为人们研究和探讨的一个热点。从战略上来看，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之所在。但要注意，我这里的提法是“民营经济”，而不是“非公有经济”，也不是“私营经济”。因为这三个概念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目前人们的讨论中，人们常常不对上述三个概念作严格区分的，似乎是各凭个人喜好或迎合某种需要来随意选择使用。我认为，这种状况是理论混乱的反映，并影响到我们对民营经济性质的科学界定，也不利于我们明确和正确的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非常有害的。
一、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难题
无论是根据我国的宪法，还是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来看，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和国有股权的转让出售，以及国有资产较低的积累率，必然是国有资产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最终是退居次要地位。这实际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更确切地说是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如何体现？有一种说法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不取决于数量上占优势，而是体现在质量上、控制力上或发挥的作用上，典型的如国家作为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超过自身数倍甚至数十倍的资产。应该承认，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问题是，国家作为大股东如果能够控制股份公司，则这样的股份公司与传统的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弊端照样存在，这样做，不符合改革的初衷和要求。
所以，我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最基本的条件还是要在数量上占优势、保持优势，有了数量优势，作用上的优势也就有了保障，但又必须符合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难题，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则是要将国有制与公有制区分开来，并且不要将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笔者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详细论述，这里仅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即：国有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性质也大不相同，这说明，国有制本身并没有一个什么固有的内在性质，相反，它的性质是由它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私有制服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私有制，如资本主义国有制；相反，如果它是为作为社会基础的公有制服务的，它也就是、也才是一种公有制形式。实际上，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公有制基本形式就存在于民营经济之中。
二、社会经济形式结构图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有、公有、私有、民营等等概念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经济形式所作的分类，不同的分类是相互交叉的，许多人搞不清这一关系，这是造成有关概念混的原因。所以，下面我对有关的社会经济形式作一个系统的分类，见下表。
基本社会经济形式分类表
按经济性质
公 混合 私
按经济主体 国家（官）国家公有国营 国家混合国营 国家私有国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按产权结构
国家公有民营 国家混合民营 国家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社会（民）社会公有民营 社会混合民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
社会公有国营 社会混合国营 社会私有民营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上表作出的分类一目了然。经济性质维度：公—混合—私；经济主体维度：国家（官）—社会（民）；产权结构的维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态。三个维度两互交叉，构成12种基本类型（应该是8种，考虑公、私混合经济性质，为12种）。“国家公有国营”和“国家私有国营”就是我们常讲的“国有国营”，性质有公、私之分。同样，“国有民营”也有公、私之分。隶属不同部门或地区的国有资产股份结合以后，就成为“混合国有”，它有国营、民营及公、私之分。
类似地，民（社会）有也有公、私、混合及国营、民营之分。合作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公有民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则是一种“社会混合民营”形式；“社会私有民营”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非公有经济，有两种类型，即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明显分离的小私有制（包括个体经济）和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的大私有制。“社会公有国营”、“社会混合国营”就是过去存在过的集体经济和集体国有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营的，故被称之为“二国营”。从上表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基本公有制形式有哪些呢？它应该就是“社会混合民营”、“社会公有民营”，在此基础上可作一些扩展，如国家混合民营。国有国营只是少数。少数国有国营企业的目标主要不是盈利，而是社会目标、政治目标，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
至此，我们可以就标题中的“民营经营”作一说明了。最广义的“民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相对称，指“国营经济”之外的所有经济形式，既包括国有民营经济，也包括其他非国有（包括公有和私有）的民营经济形式。狭义的“民营经济”实际上是“民有民营经济”，既有私有性质的经济形式，也有公有性质的经济形式。而最狭义的“民营经济”则指私有制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我们最好在第二种含义上使用“民营经济”这一概念，或者范围再小一点，仅指“民有民营经济”。
三、关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它们最初确实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中国经济的观念”——当时谁敢说中国经济还可以甚至应该包括非社会主义的成份呢！于是我们又用强调“中国特色”撇开了一些抽象的无意义理论之争，特别是批判了纠缠于理论是非忽视实践和阻碍实践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的不良风气。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促进了思想解放。但它的实际含义却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它强调中国经济的主体是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并不意味着因此就可以将非公有制或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归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之中。
所以，现在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概念确实有它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但它已约定俗成，我们不妨继续使用，只是要明确它的具体含义，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指中国经济，它所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就是说，这一概念已内含着“非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的含义，如果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就是出尔反尔，并引起人们的误会了。
当然，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用“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或“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来指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更好，而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指 “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地位，或者用于强调中国经济的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相关的另一个整体概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从调节经济的手段的角度来说明中国经济的，首先，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这区别于传统的计
划经济；其次，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以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没有使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的提法，我认为是非常慎重的。
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主体，非公有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因而中国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它也是中国特色的特色所在，这些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仍然喜欢将非公有制经济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堆里归呢？我以为仍然是“恐私症或恐资症”在作怪，这又与社会实际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非社会主义经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下决心切实纠正实际生活中的偏差之外，理论上的问题也应该搞清楚。但决不能为了使非公有制名正言顺而采取将它硬塞进社会主义经济的框框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对理论的进步都毫无补益，反而混淆了问题，使人们重新陷入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
道理其实很简单，制度是为人服务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具体来说，公有制也好，非公有制也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好，都是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我们最终选择了公有制为主体，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将非公有制、将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道理明白了，也就大可不必因为“恐私症”的阴影违背基本常识而牵强附会地将非公有制、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归到社会主义的名下，大大方方宣称它们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好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参考文献朱正国：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朱正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1996（10）；朱正国：广东财政，国有制与市场经济，2001（1）；
经济知识：市场经济 篇6
关于市场这个知识点的话有两个小点：一个是含义，只需简单的知道和了解市场的含义有两层，狭义的指的是有形的市场，广义的指的是有形加无形的市场;另外一个是市场要素，换言之就是市场由哪些部分所构成，这个知识点在重庆是一个比较高频的考点，要求学员务必记住市场有四个要素：市场主体(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商品消费者和有财务分配权的政府管理机关);市场客体(有形的商品加无形的商品);市场行为(购买行为，销售行为，竞争行为);市场秩序。
二、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这个知识点需要考生重点掌握的内容比较多，具体如下：第一，市场经济的含义(常出判断题);第二，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常出判断题或单选题);第三，市场经济的三规律，四大机制和五大功能。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部分内容总的来说比较简单，需要考生重点掌握的考点知识是：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而得到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重要的多项选择题的考点。其实这个知识点主要就是在对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有哪些不同之处，要求考生记住有以下不同之处——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经济运行的目的不同;分配方式不同;宏观调控的作用不同。第三，这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论“经济人”的道德情操 篇7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使亚当·斯密成为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 也引发了经济伦理的思考与研究。亚当·斯密认为, 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 “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 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 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 换言之, 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1]。但人又是合乎道德法则的, “对一个人来说, 以不正当的方式夺取另一个人的任何东西, 或者不正当地以他人的损失或失利来增进自己的利益, 是违背天性的”[2]“无论一个人在别人看来有多么自私, 但他的天性中显然总还是存在着一些本能, 因为这些本能, 他会关心别人的命运, 会对别人的幸福感同身受, 尽管他从他人的幸福中除了感到高兴以外, 一无所得”[2]。人性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 “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追求正当合理的个人利益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重要方式, 也是生产生活的基本目的与前提。然而, 一旦没有传统伦理道德理念的约束, “经济人”在物质欲望的驱使下, 便会滑向极端利己主义的深渊, 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如何确保国家经济健康合理的发展、处理好“经济人”与“道德人”的辩证关系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剖析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承载了生命的价值, 对待食品安全的态度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 每个人都应坚守住道德底线———尊重他人生命。食品从业人员更应确保他人的生命健康权益不受侵害, “你的行动, 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 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 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 永远不能只看做是手段”[3]。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全社会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人们开始追求绿色、健康、营养的食品, 但当前缺乏营养、不健康甚至有毒有害食品屡禁不止。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一波未平, 又出现了双汇“瘦肉精”、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牛肉膏、毒豆芽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 严重危害了百姓的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安全, 可谓“每拿起一次筷子就是经历一次冒险”。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他《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出,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 这个社会什么也没有;我们也不想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 这个社会把金钱用于不道德的目的”。计划经济时代, 人们注重公平, 耻于论钱, 形成了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富足。市场经济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 也使“经济人”显露唯利是图的本性。在马克思看来, 暴利是血腥的, 也是失德的。他曾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 它就要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经济价值与道德原则在市场经济无情的竞争中成为相互对立的关系, 道德原则因其虚化的形式而逐渐被遮蔽, 经济价值却因其实质的内容而逐渐被突显。
食品监管过程也是监管者自身利益与职务责任、部门利益与公共健康的博弈过程, 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使监管部门缺乏权力制衡的约束, 直接滋生了“损公肥私”、“权力寻租”等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只注重经济效益, 以GDP的增长为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 权钱交易成为实现各地政企“双赢”的潜规则。各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 造成事前监管不到位、事后相互推诿的现象。食品安全涉及从田头到餐桌整个生产流通环节, 而中国的食品生产还存在许多手工作坊和农户, 这也从客观上增加了排查的难度。执法部门重罚轻刑, 对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者的惩处力度不大, 也就造成有毒有害食品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检举的管理机制不完善, 大众舆论、网络传媒的教育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中国消费者的食品知情权严重缺失, 产品信息资源的供给不足、获取渠道狭窄使消费者处于弱势, 只能在“无知”中遭受宰割。
“个人绝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 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 即使得到利益的人可能得到的好处比受到伤害或损害的人失去的大得多”[2]。在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市场运行过程中, 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一种道德契约, 要求其在最大限度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要担负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责任。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依赖于食品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提高, 建构完善的食品伦理道德体系, 加强生产者诚信建设管理。当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无法相信商家时, 政府的积极干预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增强其信心的最为迅速有效的方法。政府必须维持市场秩序, 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 加强对食品生产和流通的监管和规范, 严格标准, 完善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 尽量避免或减少在各环节产生的对百姓生命健康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 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食品监管部门的力量有限, 人民群众的力量却是无限的。如果能让食品生产者的经营活动完全曝光在公众的视野下, 使成千上万的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成为食品监督员, 一旦发现不法商家的造假行为, 就可以联合政府各个职能机构, 共同进行打击制裁, 那么不良商贩就会因为这种威慑力而不敢再存侥幸心理, 以身试法。这也符合法经济学中所谓的交易成本论, 即当犯罪的成本突然增高时, 犯罪的可能性会自然降低。然而, 人都会趋利避害。在平均利润面前, 一旦利益被无限放大, 损害被无限缩小, 食品生产者就很可能演变成见利忘义的“道德滑坡者”。同样, 监管部门在只能靠罚款度日的情况下, 为了一己私利, 就会出现官商勾结、甚至“放水养鱼”等腐败现象, 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国际经验表明, 美日等国在食品监管方面早有“连坐制”, 一家企业出事, 全地区受牵连, 而这正能对抗地方保护主义, 将钻制度漏洞的地方政府和生产经营者一网打尽。可以说, 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缺一不可:仅谈道德, 忽视对权利的保护与对权力的制约, 则必然导致道德衰败;也只有借助伦理道德的约束, 才能发挥制度的最大效用。
三、启示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从哈耶克到萨缪尔森, 西方经济学家在总结市场经济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后, 得出了一个简单的游戏规则:守城者得市场, 失信者失人心。世界银行副行长、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 信用差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 国家要完善信用管理体系, 为“守信”和“失信”行为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 使诚信从道德价值的抽象观念上升为社会生活中具体的法律规范, 保障诚信的“合法性基础”和道德底线约束力的有效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明确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当前, 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已深入民心。“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道德特征, 被提到了突出重要的地位。“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 全体人民平等友爱。
马克思主义认为, 脱离物质利益空谈道德, 或是将道德立足于个人利益都不可取。“‘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4]道德作为人类精神现象是以社会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立德之本就是阶级的群体利益, 或人类的共同利益。道义乃是功利的化身和升华, 从根本上看, 革命道义精神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功利。随着“以人为本”、“以德治商”的普遍推行, 21世纪经济更趋向人性化发展, 和谐互信、互利共存已成为市场主体的普遍共识。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 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6]互利是人性的道德规范, 是对道德本质的肯定, 在承认人的利己本性前提下, 用利他手段以达到互利目的, 即以后天的德性调整和节制人的自然本性, 使人在追求和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合乎人的社会性。互利才能实现“共赢”, 使个人和社会都受益。
当代西方经济伦理学有一个著名观点:即使在市场和生意中, 我们也首先是人、是公民, 而不是“经济人”。作为人和公民, 我们的关系不可能仅仅归结为生意关系、金钱关系, 还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其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市场经济关系不可能离开, 而且需要道德来规范调节。“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过分偏重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人与社会的失衡, 出现禁欲主义或功利主义。没有经济基础, 人无法生存, 社会无法前进;失去道德约束, 人不可能实现全面自由发展, 经济社会不可能达到健康有序。利己与利他的相互渗透、有机结合, 才能实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和谐统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发表讲话时,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要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社会问题,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人文关怀。
摘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分别提出“道德人”和“经济人”两个概念, 揭示了人性中利己与利他两个看似矛盾却又统一的方面, 引发人们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伦理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道德价值的冲突、妥善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最终达到“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和谐是中国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
关键词：经济伦理,食品安全,诚信和谐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 王亚南,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4:27.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王秀莉,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1-155.
[3][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0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82.
经济人范式的溯源与演变 篇8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系统提出并使用经济人概念的是斯密，在没有经济人模型之前，经济研究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所有关于人的阐述都可以对经济理论发生影响。经济人模型的提出，使经济理论找到了一个公理化的支点，也使社会科学获得了一个理论支柱。同时，进化论、社会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也对经济人模型提供了丰富的论证或补充。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自利性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其“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是理性行为与市场秩序建立的最佳诠释。同时，斯密又受霍布斯道德理性原则的影响，把人的本性视为由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共同组成，“自私的激情”介于社会性和非社会性之间以私人利益作为目标的追逐，应当来自对指导这种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尊重，而不是来自这些目标本身所引起的任何激情。这里斯密所说的“一般准则”是指道德理性。斯密认为，经济主体行为有两个方面的区分，即竞争性行为下的自利性和个体试图与他人的协作性，经济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因此，斯密的古典经济人假设是将经济行为人的自利性同道德理性混合在一起的。这同后来被新古典经济学异化了的理性经济人相比具有较大的本质区别。如斯密在论述“看不见的手”的著名段落中论证道：“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此段引文中“他”的行为，是出自纯粹的经济理性的自利行为，但这种自利行为又可导致公利的实现，其原因即在于“他”的经济理性受到制度的制约，经济理性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造就的方向。显然，斯密之所以肯定经济理性所激励的自利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在特定的制度下能够“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所倡导的公利的实现。在亚当·斯密的上述论述中，隐含着作为目的的道德理性高于作为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经济人的思想。“他”的经济理性，是被利用来为道德理性服务的。如果经济理性不能“更有效地”促进道德理性之间的的实现，既是经济学家又是伦理学家的亚当·斯密应当就不会如此肯定经济理性了。由此可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尚处于初始阶段，其经济理性中包含着历史、社会、道德等因素，并且他也没有将最大化假设扩展到消费者行为，所以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
在詹姆斯·穆勒的密切影响下，李嘉图在方法论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抽象化改造。正是在李嘉图的“奥卡姆剃刀”下，经济人内涵的社会、道德、历史因素都被消除了，经过了去伦理化过程的经济理性获得了工具理性的地位。J·S·穆勒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关于把经济人抽象化，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以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要前进的方式。”至此，古典经济学家完成了经济人假设的建立，开始将人类追求财富的行为动机从人类的其它社会行为中分离开，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边际革命：经济人范式的发展
边际主义的出现之所以带有革命性，不是从时间来说，而是从它对经济学的关系来说。边际主义不仅表现在分析的方法上，而且表现在经济学的范围和涵义上，特别是表现在对作为经济分析核心的“经济人”的内涵界定上更有了突破性的去伦理化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边际主义无疑是使经济思想革命化了。
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效用和稀缺代替了劳动成为价值的决定因素。与古典学派强调供给和成本对价值的影响相反，杰文斯独推需求背后起作用的因素，认为获得充分食物及他种能予适度欲望以最大满足的物品，是人的天然趋向和本务。在古典学派的分析中，认为价值产生于外部世界的状况，因此，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把它看作一个客观的东西，正是在客观的价值学说基础上。古典经济学是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着眼的，为此，自然地就忽视了主观因素——个人。正是在这方面，杰文斯则从一种“绝对感觉”中得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理论是主观的，他的出发点是个人及其需要。为了研究个人的行为，他找到了一套现成的完整理论，这个理论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人类行动的原则。据此，杰文斯提出了一种以边沁的“行动源泉表”为依据的愉快和痛苦的学说：人是一个愉快机器，他的目的在于取得最大限度的愉快，因此他把经济学看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杰文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理论结构，以效用论为基础，以交换论为核心，从此，将经济人从古典的社会整体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孤立的但能自作主张的个体。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的门格尔，与英国和法国的边际主义有明显的区别，他禀承一贯地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姿态，坚持经济学的方法必须落实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他论证说社会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些经济力量的直接表达形式，而仅仅是一些个人，即他所称作的从事于经济活动的人们行为的结果。为了理解总的经济过程，必须分析其成分——个人的行为。所以，门格尔认为“原子论”的研究法是方法论所必须的，它不具有伦理的或社会哲学的含义。因此，罗尔认为他是第一个力图创建一种必须脱离开任何享乐主义假设的主观价值理论的人。由此，在边际主义的旗帜下，经济学不再操心历史上决定的阶级制度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更加后退，趋向于一种仅仅关心抽象的个别原子和财富之间的拜物教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