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司法

2024-12-06

民事司法(精选8篇)

民事司法 篇1

强化民事调解 促进司法和谐

最高人民法院xx院长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的理念,给新时期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造和谐的诉讼秩序,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也就成为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司法和谐与法院“定纷止争”的基本工作任务相一致,要建立安定有序,和谐的司法环境,就必须及时疏导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苗头性、顾向性矛盾,减少和降低民事纠纷的对抗性。因此,要求我们的民事审判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做好调解来开展工作。

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实践证明,它也是化解矛盾,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促进社会稳定的最有效途径。民事调解机制发挥的优劣,关系到矛盾是否从根本上得以化解,当事人是否真正罢访息诉。调解工作做到位了,各方面关系协调了,社会不稳因素相应减少,人民法院的办案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司法和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笔者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探索出一套基层人民法庭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法,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健全制度 促调解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作为一名基层法庭庭长,把提升全庭干警素质作为增强司法能力的重要举措,以团结、务实、高效、创新、廉洁的工作作风作为首要任务,以“五条禁令”和法官法为准则,制订干警廉洁自律制度、上下班制度、作风规范制度等,以便带动全庭干警奋发向上、扎实工作,全心全意为辖区群众服务。

针对群众打官司普遍存在的怕打不起、怕拖不起、怕打不赢的三怕心里,积极开展“假如我是一个当事人”的换位思考活动,在辖区进行法制宣传。如虎某与闵某、周党初级中学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虎某、闵某均为初级中学三年级学生,XX年4月,虎某在下早自习期间,因为与闵某语言不投机发生争执,闵用板凳猛砸虎的头部,致其脑部受伤,花费医疗费3万余元。案件立案审查时,承办法官了解到原告困难后,经向院领导汇报,缓交了诉讼费,并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最终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建立调解制度,化解矛盾纠纷

在实践中,我们注重以调解、和解的方式处理民商事、执行案件,并加大对民调工作的指导力度,不断探索推出了《规范化调解方法》的规定,使调解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管理模式。

规范调解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包括:一是采集调解信息,从立案到审判全过程随时收集有关案件的各种信息,为调解 准备材料。二是按个案信息分流案件,确定出适宜于庭前调解的案件或应当经过庭审调解的案件和不适宜调解的案件,分别处理。三是推行双向选择,准许当事人选择最信赖的法官,法院可邀请当地有威望、有影响的有关人员参与调解,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率。四是实行调审分离,建立庭前调解组,将可直接调解的案件由庭前调解组先行调解,限期调解不成立的再进入开庭审判程序。五是抓住时机,促成案件在庭上调解。六是庭后补救调解,对疑难复杂案件、有激化苗头、影响社会稳定的及有望调解的案件,在宣判前进行补救调解。通过规范调解模式,坚持讲求调解艺术,使大量纠纷和矛盾被化解。

在不断加强和规范诉讼调解的同时,我们积极探索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及时衔接。针对农村工作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调解组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熟悉民情的优势,加大对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力度、熟悉民情的优势,加大对指导人民调解的力度,把纠纷化解到最基层。如龙山乡沈畈村胡秀珍诉孙传刚赡养纠纷一案,胡有三个儿子,其二儿子认为母亲对其不公,拒不履行自行达成的民间赡养协议,经过乡、村的调解委会调解均未成功。案件经审理判决后,孙老二的态度有所缓和,并主动请求民调组织协调,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及时邀请村民调人员参加调解,通过多次沟通、说理、学法,终于消除了对抗情绪,主动履行赡养义务,一起 即将被强制执行书,案件得以和解。

三是实行调解个人责任制

案件调解率是否上升,关键是审判人员要形成合力,为适应全过程的调解需要,在进一步强化案件承办法官第一责任的同时,我们将调解责任分解到案件处理的每一个人,做到审判人员、书记员、庭长人人有责任,有任务。审判人员调解案件,书记员和庭内其他人员要积极配合,疑难复杂、处理难度大的案件,还邀请主管领导帮助调解,如肖延周与孔珍离婚纠纷案,肖是个体工商户曾被判刑,因涉及到财产和共同债务难以查清,主管副院长多次参与案件的调解工作中,通过对双方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数量的分析比较计算,最终促使双方就该项主张达成协议。

四、建立信访工作机制,为化解矛盾纠纷畅通诉求渠道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主渠道,也是掌握社情民意、解决矛盾纠纷的“窗口”。我们以信访工作经常化、信访机制规范化、信访渠道畅通化、信访调解和谐化建设为目标,重点建立了全程控制、上下联动、左右协调、运转高效、综合施治的机制,即健全了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综合协调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了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疏导等办法相结合的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建立了信访工作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使群众的困难和问题能够便捷 畅通的反映,群体性事件和群访信息能够及时得到反馈和处置,使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消除在基层。

通过采取多种形式的调解方式,要达到基层人民法庭民事调解最佳效果,还要处理好几种关系:

一是要树立服务大局的意识

人民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要牢固树立依法审判与服务大局相统一,依法裁判与化解矛盾相统一的理念,通过诉讼活动中的理性调节,引导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以及关心案件其他人员对事实和法律的理性认识和纷争是非的正确判断,及时顺利地完成诉讼,在依法平等保护各方权益的基础上,平息纷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如果没有牢固的大局意识,也就不可能耐心的进行调解工作,只求一判了之,不求案结事了,因此,也就抓不住调解的时机,也就不可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

二是要强化司法为民的服务意识

“群众利益无小事,涉诉案件无小案”是我们树立执法为民理念的具体要求。人民法官应当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在思想上爱民,行动上亲民,方法上便民。最终取位于民,努力创造良好的和谐氛围。

三是人民法官要注重培养,妥善调解疏导的能力,掌握讲法说理的技巧,让当事人感受到我们法官的亲和力,学会感受、倾听、沟通,寻找情、理、法最佳切入点,不断提高 调解水平。

四是做到按规范的司法程序处理案件,“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的生命线,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无关重要。从接待当事人来访和受理起诉,到按时送达各种文书,告知当事人举证及按规定时间开庭、规范庭审纪律等,都要严格按法律规定办,有了一系列符合法定的程序,调解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当事人也不会因程序问题,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强化调解制度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司法机制,我们要增强责任心,从源头上积极消化矛盾,钝化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努力提高调解成功率和协议履行率,同时还要切记审判工作中,“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指导方针,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创造和谐司法秩序,真正实现司法和谐。

民事司法 篇2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又称为举证责任, 它包括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这两层含义。前者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 应当由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 又称为形式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后者是指当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 应当由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 又称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英美法中的“burden of proof”, 即是证明责任, 其含义与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的含义大致相同, 是指当事人为避免不利于己的裁判而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并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主张的责任。在英美证据法理论上, 通常认为证明责任也包含两个概念, 其一为“举证责任”, 即当事人就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责任;其二为“说服责任”, 即当事人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其所提供证据指向的事实为真实的责任。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对其主张的证明还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 才可使自己免受不利裁判。其中“法定的标准”, 即是证明标准。证明标准, 是指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或尺度, 又称为证明要求。

根据18 U.S.C.§983 (c) (1) 的规定, 在美国, 依据任何一部民事没收法规对任一财产提出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即由政府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如果政府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说服事实认定者确信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政府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裁判。而且, 18 U.S.C.§983 (c) (1) 还规定, 政府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即证明标准应当是“优势证据”标准 (by a preponderance ofthe evidence) 。“优势证据”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指较相反的证据更有分量、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即证据所试图证明的事实, 其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证据的优势不一定取决于证人人数的多寡, 而是指证据的分量、可靠程度和价值。其证明要求比“合理根据”或“可成立的理由”的标准 (probable cause) 要高一些, 但又低于刑事诉讼中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的标准。但如果权利请求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无辜所有者的抗辩 (innocent owner defense) , 提出充分证据证明权利请求人是无辜所有者的证明责任则由权利请求人自己来承担;如果权利请求人不能提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自己是无辜所有者, 权利请求人则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裁判, 而且证明的标准同样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尽管18 U.S.C.§983 (c) (1) 的规定适用于绝大多数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 但仍然有一部分民事没收案件被18 U.S.C.§983 (i) 条款排斥在了18 U.S.C.§983的适用范围之外, 这些案件主要是有关税收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由于这些案件不适用18 U.S.C.§983的规定, 因此有关这些案件的民事没收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则依旧适用19 U.S.C.§1615条款的规定, 即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被诉财产不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 而不是由政府承担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证明责任。本文重点研究18 U.S.C.§983的有关规定, 因此对19 U.S.C.§1615的有关规定不再详细论述。

二、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方法

证明方法又称为证明手段, 是指用什么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证据裁判主义下, 证实案件事实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证据。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同样也是用证据来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 而且18 U.S.C.§983 (c) (2) 还规定, 即使是提交了民事没收起诉状后收集的证据, 政府也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其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仍然是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当然, 财产被扣押后收集到的证据, 包括证据展示阶段收集到的证据都可以用来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

三、美国司法民事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 也称待证事实, 是指需要证明主体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只有未知的和发生争议的案件事实才有必要作为证明对象, 才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证明对象的确定, 可以说是诉讼证明的起点, 只有确定了证明对象, 诉讼证明活动才有目标与方向, 民事诉讼才能有效地进行。同时, 只有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被依法证明, 法院才能以该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政府需要以优势证据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应当被没收的事实, 即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但哪些事实能够证明被诉财产的可没收性呢?不同的没收法规、不同的没收理由对此的规定不尽相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类是基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一类是基于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或卷入了犯罪的没收理由及没收法规实施的没收。这两种没收诉讼的证明对象是不相同的, 前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而后一种情况需要证明的事实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而要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还需证明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substantial connection) 。下面就这两种情况的证明对象分别加以论述。

(一) 关于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证明

在绝大多数没收案件中, 政府都必须依赖间接证据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以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来证明扣押财产是导致没收结果的犯罪的犯罪收益。法官或陪审团在审查政府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时, 同样也是依据间接证据的整体情况来考虑。间接证据, 即是指基于常识可以合理地从中推断出待证事实的情况或事实, 而并非个人亲身经历或亲眼所见的事实, 也指除证人证言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证据。在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 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的间接证据可以被采纳。例如, 在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被法庭采纳的间接证据通常有犯罪分子获得财产的时间与其实施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犯罪分子隐藏、包装财产的方式特别, 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些常见的可以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1.犯罪分子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

在有关没收犯罪收益的民事没收案件中, 法庭采纳的最多的证明被诉财产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是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期间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期间犯罪分子所获得的财产可以认定为是犯罪收益或来源于犯罪收益的财产。例如, 财产被扣押的刑事被告人或民事没收诉讼中的权利请求人假如是毒贩, 在其贩卖毒品期间, 该毒贩获得了价值昂贵的财产或者是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同时该毒贩在这期间又没有其他合法的收入来源, 因此, 这就足以证明该毒贩所获得的这些财产都是其贩卖毒品的犯罪收益, 因而可以将其没收。此外, 政府在证明犯罪分子是否有合法的收入来源时, 还常常通过查阅犯罪分子的纳税申报表 (tax return) 、破产申请或其他的财务登记情况来证明。

2.证明巨额现金是犯罪收益的间接证据

巨额现金的没收案件通常发生在执法机关在日常的交通巡逻中发现巨额现金的情况, 如在高速路上、机场、火车站等发现嫌疑人携带大量可疑现金的。这类案件中政府要证明发现的大量可疑现金是犯罪收益, 更是必须依赖有关的间接证据来证明。这些间接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被扣押的大量现金 (通常超过1万美元) 包装、隐藏的方式让人生疑。例如, 美国诉84 615美元现金案中的8万多美元是用真空密封的口袋包装的;还有用柔软的棉布或其他材料包裹现金, 以防警犬闻到钱上遗留的毒品的味道或将大量现金藏在汽车的油箱里等等。 (2) 大量现金的携带者在解释携带的理由时显得语无伦次或者解释得前后矛盾, 让人难以置信。 (3) 训练有素的缉毒犬对被扣押的大量现金反应积极, 表明这些现金上可能有毒品的残留物。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间接证据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间接证据, 如现金携带者的一贯表现、有前科、经常往返毒品来源城市、一看到警察就试图逃跑、使用假名、现金旁边有毒品或武器等等。所有这些间接证据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才能证明被扣押财产是毒品犯罪或其他犯罪的犯罪收益, 单个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二) 关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的证明

18 U.S.C.§983 (c) (3) 规定, 如果政府提起民事没收诉讼依据的理由是被诉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 政府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民事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实质的联系并不要求作为犯罪工具等的财产对于犯罪行为的实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绝对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 但它又必须不是偶然发生或碰巧的联系。如某住宅长期被用来隐藏毒资, 该住宅与毒品犯罪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该住宅虽不是实施毒品犯罪所必不可少的, 但该住宅却长期而不是偶尔、一两次被用来隐藏毒资, 因而与毒品犯罪之间建立了实质的联系。“实质联系”的证明内容, 只适用于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如果政府以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为由提起民事没收诉讼则无需证明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 因为无犯罪则无犯罪收益, 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言而喻, 后者只须证明被扣押财产是犯罪收益即可。下面就以被扣押财产是犯罪工具、为犯罪提供了便利的财产或者是卷入了犯罪的财产为由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案件中, 财产与犯罪之间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进行论述。

由于18 U.S.C.§983 (c) (3) 所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要求与该条款制定之前的判例中确认的财产与犯罪之间要有“关联” (nexus) 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 过去判例中判断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关联的标准仍然可以用来判断18 U.S.C.§983 (c) (3) 所要求的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无实质的联系。18 U.S.C.§983 (c) (3) 条款不过是将判例中确立的规则法典化了而已, 两者唯一不同的是, 过去是由权利请求人承担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没有联系的责任, 18 U.S.C.§983 (c) (3) 条款制定后, 证明责任则转移给政府承担, 由政府来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的联系。根据18 U.S.C§983 (c) (3) 之前的判例中确立的规则, 政府如果要证明被扣押财产与犯罪之间有“实质联系”, 只须证明被诉财产与导致没收的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发生、碰巧发生的即可, 而无须证明被诉财产是实施该犯罪行为必不可少的、不可或缺的。例如, 犯罪分子在某牙医诊所经常开出非法处方, 那么, 该牙医诊所与开具非法处方的犯罪行为之间就有了实质的联系, 因为犯罪分子不是偶尔在该牙医诊所开具非法处方, 而是经常如此, 牙医诊所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已远远超过了偶然性的联系, 因此二者具有实质的联系;其他, 如经常用作毒品交易场所和毒品与武器存放场所的房屋等, 也因其与导致没收的毒品犯罪之间的联系不是偶然性的, 因而满足了18 U.S.C.§983 (c) (3) 规定的“实质联系”的证明要求。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 (第5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178.

[2]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79.

[3]18 U.S.C.§983 (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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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U.S.C.§983 (c) (2) .

[6]United States v.$493, 850.00 in U.S.Currency案, 2006 WL 163570, at*4 (D.Ariz.Jan.23, 2006) .

[7]Stefan.D.Cassella.Asset Forfeitur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M].美国纽约:JurisNet, LLC, 2007:388.

[8]United States v.$84, 615 in U.S.Currency案, 379 F.3d 496, 501 (8th Cir.2004) .

[9]18 U.S.C.§983 (c) (3) .

[10]Stefan D.Cassella.the civil asset forfeiture reform act of 2000:expanded government forfeiture authority and strict deadlines imposedon all parties[J].Journal of Legislation, 2001.

司法独立与民事司法改革 篇3

关键词 司法独立 民事司法改革

一、司法独立的理论价值——司法独立的内涵,司法独立对法律运作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司法独立已被确立为西方国家司法实践重要原则之一。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法学界、司法界在司法独立上逐渐达成了共识,但我国目前关于司法独立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

现在学术界认为司法独立有两个不同层面的意义;一是从司法权力的层面上来看,司法权力相对国家其它权力独立,根据宪法和组织法,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收任何行政机构和个人的干预,其审判结果对法院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社会其他个人和组织液有尊重这一结果的义务。;二是从司法裁判的层面上来看,法官要在当事人面前保持中立,独立自主地对案件进行审判,这不仅是独立于当事人双方,而且独立于法院内部其他法官和工人员,其他法官和工作人员除工作上必须的谈论外不得对审判法官的判决私下评论。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依照法律和事实,不得夹杂不必要的人情。三是从法院的组成上看,司法独立要求上级法院于下级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相互独立,上级法院不得肆意干涉下级法院的审判,认为下院的行为有违法或不合理之处,可以以审判监督和二审再审程序解决。司法独立在对外的价值则是让司法不受到其它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干预,保证国家内部的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而司法公正则是司法独立的价值目标。司法能维护法律的最高权威,然而在通过司法维护法律的权威的过程中并不能靠强制,而是需要严格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的公正,而司法独立这是这些的前提条件。司法独立不仅能保护国内司法不受其他国家的干预还能约束行政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独立能将国家权力合理配置还能为实现法治国家打造基础。

二、我国民事司法独立的实践探索——从法制史看司法独立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司法独立”一词在中国出现时晚清时期,虽然我国古代也有司法实践,但是古代司法与行政权是不独立的,一方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当地的司法长官,负责域内大小案件,县丞之内的副职在其领导下主要负责司法。而西学东渐,西方法律思想也传到中国,戊戌变法就要求放君权,增民权,司法权有条件的独立。孙中山先生在三权分立的思想上提出五权分治,主张司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等相独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文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收上级官厅之干涉。实行法官责任终身制。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改运动结束,国家政权逐渐稳定,司法独立原则在54宪法中得以确立。法院组织法随后颁布实施,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相继建立,新中国司法步入轨道,也推动力法学教育的发展。然而在十年文革中,原有司法体制被破坏,法律虚无统治着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拨乱反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要将社会各项事业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法治建设更显重要,司法独立也日显突出。82宪法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法院组织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分别用独立条款确立的司法独立原则。

法治建设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司法实践的操作,我国司法独立还面临着严重的问题,突出的表现为司法机构并未完全独立,虽然宪法和几大基本法相继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但是由于规定的局限性和特有的政治环境,使得司法机关在党政机关面前显得无可奈何。其次是法官个人并不独立,由于每个法官个体都必须依赖于本法院,出于对院领导的尊敬或其他感情,也是考虑自身利益的需要,他們在审判中不可避免的参考甚至听从领导者的意见。再者,司法机关受社会舆论影响较大,一个普通的案件如果经报道,社会舆论就有可能影响法官的审判,甚至案件会被一改再改。这些都暴露了司法独立面临的问题不是个别问题,是整个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进行司法改革。下面着重从民事司法改革来阐释司法改革对司法独立的作用。

三、民事司法改革独立性追求——审判委员会制度,陪审制度的完善

如前文所述,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目前我国司法独立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更好的保证司法独立,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要解决法官独立面临的问题,就必须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今年来审委会的存废之争凸显了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审委会的组成多是法院中的干部层和资历较深的法官,他们的综合素质可能是比办案法官高,也的确起到集思广益,民主法治的朱勇,但是由于审委会的决定审判庭必须听取,但对此负责的是审判庭成员,这种后台不负责的操作使得审判庭法官陷入尴尬境地,笔者认为审委会审委会存在是必要的,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其本身必须进行改革,由后台走向前台,对其评议的案件负责才能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另外呼吁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借鉴判例法国家建立案例指导制度,逐步规范案件审判量刑幅度,在司法实践中最高院每年以年鉴形式发行的指导性案件对地方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能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这些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官独立,要实现法官独立就必须从人事任免制度下手,建立以业务法官为主,法院政务工作为之服务的人事体制。同时建立错案终身责任制。

综上所述,司法独立是民事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趋势要求,民事司法改革是解决司法独立面临的问题的良好途径,用司法独立执导改革,在改革中实现司法独立,对完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夏萍.论我国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平衡[D]. 中央民族大学, 2011.

[2]夏炎.论公众舆论与司法裁决的关系[D]. 吉林大学, 2011.

[3]凌永兴.民事司法改革与理想的诉讼效率[J]. 人民司法, 2006(09).

[4]葛玲.从法院面临的困境看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兼谈法院功能的定位[J]. 法律适用,2006(06).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全文) 篇4

第三百二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三百二十四条 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进行审理前的准备。

第三百二十五条 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二)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

(三)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

(四)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第三百二十六条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第三百二十七条 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第三百二十八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第三百二十九条 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第三百三十条 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裁判,驳回起诉。

第三百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裁判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三百三十二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第三百三十三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上诉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二)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

(四)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

第三百三十四条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

第三百三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是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

第三百三十六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

第三百三十七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上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或者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不应准许。

第三百三十八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

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百三十九条 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三百四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可以自行宣判,也可以委托原审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代行宣判。

第三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审限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三百四十二条 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程序中对该当事人仍具有拘束力。

当事人推翻其在第一审程序中实施的诉讼行为时,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不予支持。

十七、特别程序

第三百四十三条 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请求,清理下落不明人的财产,并指定案件审理期间的财产管理人。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失踪的,应当同时依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第三百四十四条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经人民法院指定后,代管人申请变更代管的,比照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进行审理。申请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申请人的代管人身份,同时另行指定财产代管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

失踪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变更代管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以原指定的代管人为被告起诉,并按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第三百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公民失踪后,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自失踪之日起满四年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宣告失踪的判决即是该公民失踪的证明,审理中仍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进行公告。

第三百四十六条 符合法律规定的多个利害关系人提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申请的,列为共同申请人。

第三百四十七条 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应当记载下列内容:

(一)被申请人应当在规定期间内向受理法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否则,被申请人将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

(二)凡知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受理法院报告。

第三百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作出判决前,申请人撤回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案件,但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加入程序要求继续审理的除外。

第三百四十九条 在诉讼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精神病,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程序立案审理,原诉讼中止。

第三百五十条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公告期间有人对财产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告知申请人另行起诉,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第三百五十一条 被指定的监护人不服指定,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经审理,认为指定并无不当的,裁定驳回异议;指定不当的,判决撤销指定,同时另行指定监护人。判决书应当送达异议人、原指定单位及判决指定的监护人。

第三百五十二条 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被申请人没有近亲属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其他亲属为代理人。被申请人没有亲属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经被申请人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且愿意担任代理人的关系密切的朋友为代理人。

没有前款规定的代理人的,由被申请人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代理人。

代理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两人。

第三百五十三条 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本人或者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代理人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提出申请。

第三百五十四条 两个以上调解组织参与调解的,各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均有管辖权。

双方当事人可以共同向其中一个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双方当事人共同向两个以上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百五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可以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当事人口头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第三百五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调解协议、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住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当事人未提交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限期补交。

第三百五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一)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

(二)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三)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效或者解除的;

(四)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

(五)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发现有上述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第三百五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查相关情况时,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共同到场对案件进行核实。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限期补充陈述或者补充证明材料。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向调解组织核实有关情况。

第三百五十九条 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作出前,当事人撤回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准许。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在限期内补充陈述、补充证明材料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撤回申请处理。

第三百六十条 经审查,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一)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违背公序良俗的;

(四)违反自愿原则的;

(五)内容不明确的;

(六)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第三百六十一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担保物权人,包括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包括抵押人、出质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者所有权人等。

第三百六十二条 实现票据、仓单、提单等有权利凭证的权利质权案件,可以由权利凭证持有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无权利凭证的权利质权,由出质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百六十三条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属于海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管辖的,由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百六十四条 同一债权的担保物有多个且所在地不同,申请人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百六十五条 依照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的顺序有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违反该约定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百六十六条 同一财产上设立多个担保物权,登记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的,不影响后顺位的担保物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第三百六十七条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具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二)证明担保物权存在的材料,包括主合同、担保合同、抵押登记证明或者他项权利证书,权利质权的权利凭证或者质权出质登记证明等;

(三)证明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材料;

(四)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

(五)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三百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申请书副本、异议权利告知书等文书。

被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的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同时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第三百六十九条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查。担保财产标的额超过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第三百七十条 人民法院审查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询问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调查相关事实。

第三百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就主合同的效力、期限、履行情况,担保物权是否有效设立、担保财产的范围、被担保的债权范围、被担保的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等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以及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进行审查。

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查。

第三百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查后,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且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二)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可以就无争议部分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司法考试民法考点:无效民事行为 篇5

一、无效民事行为的概念

无效民事行为,是指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因而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后果的行为。

二、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

(一)行为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实施的民事行为

如:

1.17岁的少年设立的遗嘱无效。

2.精神病人设立的遗嘱无效。

3.15岁少年放弃接受遗赠的行为无效。

4.精神病人抛弃所有权的行为无效。

5.“间歇性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确能证明是在发病期间实施的,应当认定无效。”(《民通意见》第67条第1款)

6.“行为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认定为无效。”(《民通意见》第67条第2款)

7.其他行为。

(二)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

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包括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民通》第58条规定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是无效行为,而《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为可撤销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因欺诈、胁迫设立遗嘱,设立遗嘱是单方行为,因此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予以撤销,而只能根据《民通》的规定确认为无效。

(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恶意串通的当事人具有共同故意、一致的行为。比如采取恶意串通的方式(投标人与招标人恶意串通或投标人之间恶意串通)中标,中标为无效。

(四)伪装行为

伪装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比如,签订虚假的租赁合同,将租金摊入成本以逃避税收。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1.违反法律。

(1)概说。违反法律,是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又称为强行性规范,是任意性规范的对称。对强行性规范,当事人必须遵守,如果违反则导致行为无效;对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合意排除适用。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是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不能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2)对三种具体情况的规定:

①《合同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禁止经营的规定,属于违反强制性规定。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后,在破产程序终结前经人民法院允许从事经营活动所签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批复》(自2000年12月9日起施行)指出:“企业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后,破产企业应当自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裁定之日起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但经清算组允许,破产企业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前,以清算组的名义从事与清算工作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清算组应当将从事此种经营活动的情况报告人民法院。如果破产企业在此期间对外签订的合同,并非以清算组的名义,且与清算工作无关,应当认定为无效。”

③无效的免责条款。免责条款,是当事人在合同中确立的排除或者限制其未来责任的条款,包括格式免责条款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免责条款。《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人身安全权法/律教育网是不可转让、不可放弃的权利,也是法律重点保护的权利。因此不能允许当事人以免责条款的方式事先约定免除这种责任(这种责任通常表现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对于财产权,不允许当事人预先约定免除一方因故意或因重大过失而给对方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否则会给一方当事人提供滥用权利的机会。

2.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为追求自己利益而订立的合同,其履行或履行结果危害国家利益的,或者为了损害国家利益而订立的合同都是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比如,实施结果污染环境的合同、从事犯罪或者帮助犯罪的合同等等。损害社会利益的合同,当事人主观上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

三、无效民事行为的效果

(一)《民法通则》的规定

“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法律教育网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第61条)《民通意见》第74条进一步规定:“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中‘双方取得的财产’,应当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和约定取得的财产。”

(二)《合同法》的规定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8条)该条规定的赔偿责任是缔约过错责任。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给集体、第三人。”(第59条)

四、民事行为的部分无效

“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民通》第60条)“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法》第56条)部分无效如:

1.定金超标,租期超长,利息超高,超过的部分无效。

2.流押、流质条款无效,不影响整个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的效力(《担保法》第40、66条)。

3.“当事人以农作物和与其尚未分离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的,土地使用权部分的抵押无效。”(《担保法解释》第52条)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质疑之六十六 篇6

开封楚女randan46201@126.com

【应增加条文】

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证人,应当在适当场所,听取证人对调查事项的真实的完整的陈述;证人无异议的,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到场。证人陈述不清楚或者前后矛盾的,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均可向其询问。证人应当签署保证书,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名。

人民法院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单位,或者通过视听传输技术调查证人的,参照前款规定。

【理由】

(一)人证基本占证据的半壁江山,应尽可能让知道案件情况的证人作证,包括出庭作证(提供证言并接受质询)、接受调查、提供书面证言。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很少,不因《民事诉讼法》修改而有很大起色,绝大部分都是提供书面证言。如果仅以证人不出庭作证,就否定证人证言的证据资格或者无视证人作证的其他方式,既与协同主义诉讼理念不符,也不利于发现真实,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比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要严格得多,既然刑事诉讼中证人不是必须出庭作证,民事诉讼又何必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呢(但可以强制证人作证)?在法国,证人作证的方式有书面证言、出庭作证、普通调查(一般是到证人住所调查)、当场调查(在法官办公室、执行场所等场地调查);在德国和台湾,证人作证的方式也有书面证言、出庭作证、到证人住所调查等方式。《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证人作证的方式包括出庭作证、书面证言、视听资料等;第67条还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第130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但怎样调查,法律并未规定。司法解释似乎完全忘记了证人调查。司法实践中,要么否认证人庭外证言的证据力而将其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要么放任书面证言为主的庭外作证。

(二)关于人证,在违约之诉中也许问题不很突出,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都变得聪明了,市场交易行为一般留有书证;在侵权之诉和人事案件中,人证显得至关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都是经济人,在他人的诉讼中,有多少人愿意出庭作证?何况法律基本没有规定证人作证的保障措施和证人拒绝作证的惩戒措施。即使愿意出庭作证,也得耗费精力和时间。在很多案件中,证人庭外证言弥足珍贵,有的甚至是唯一证据。法官不能像在象牙塔的学者那样坐而论道,要到人民群众中去走访调查。人民法院即使因为案多人少,自己忙不过来进行调查,也可委托律师、其他法院或者有关单位(比如派出所)调查。但如何调查人证,具备什么样的证人庭外证言有证据力,等等,总得作出司法解释吧。个别关于证人证言证明力的解释,其中的证人证言都是证人出庭作证时的证言,并无证人庭外证言证明力的解释。在证人不出庭作证且缺少证人庭外证言的规范性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所谓自由心证、证明标准等等,全是空谈。没有证据,审核什么?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一方面对书面证言高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又放任书面证言为主的庭外作证,这是很矛盾的,其实有它的内在逻辑,因为没有其他证据可用。如此,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人民法院调查证人,与证人出庭作证一样,应当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当面听取证人的陈述,并可以通知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参与调查并行使询问证人、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是调查证人、证人庭外作证的基本手段,是对证人进行调查的实质要求。

(四)人民法院对证人进行调查,应当依当事人申请进行,因为这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范围。

【应增加条文】 证人向审判人员之外的人所作的陈述,可以为证据,但明显不可信的除外。

除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情形,证人提交书面证言或者视听资料,对方当事人无异议的,可以为证据;人民法院仍可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或者向其调查。

【理由】

(一)证人出庭作证并非绝对必要。《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比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要严格得多,既然刑事诉讼中证人不是必须出庭作证,民事诉讼又何必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呢?

(二)证人出庭所提供的证言,自然是证据之一。但在很多情况下,证人在庭外提供了证言,审判人员为获得确实之心证,仍可通知证人出庭作证,通过听取证人的言词陈述,观察其表情,使虚假、伪造、矛盾的证言露出破绽,从而有助于判断证言的真实性,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出庭作证不过使已有的庭外证言得以补强。证人的庭外证言不是绝对没有证据力。对此,台湾“刑事诉讼法”第159条之1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向法官所为之陈述,得为证据。”“被告以外之人于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者外,得为证据。”第159条之2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于审判中不符时,其先前之陈述具有较可信之特别情况,且为证明犯罪事实存否所必要者,得为证据。”第159条之3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于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经证明具有可信之特别情况,且为证明犯罪事实存否所必要者,得为证据:„„到庭后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者。”第159条之5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陈述,虽不符合前述情形,但当事人、代理人或辩护人于法庭调查证据时未声明异议,法院认为适当者,亦得为证据。我国《刑诉法解释》第78条第2款也规定:“证人当庭作出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矛盾,证人能够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其庭审证言;不能作出合理解释,而其庭前证言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证言。”不仅如此,证人庭外证言经公证的,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对此,《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6条规定:“由制作人署名或者经公证人认证的私文书,完全能证明文书内所为的陈述是由制作人所作出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0条第2款规定:“证书上署名的真实性已被确定,或者证书上的手印也得到公证时,具有该项署名或手印的文字记载,也推定其本身是真实的。”以上规定,为采纳证人庭外证言留下了很大空间。

民事司法 篇7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诉法中具有了法律性。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从债权法的领域逐渐朝向全体法律领域扩张,所以诚实信用原则的法理基础应该有以下几点:首先,公法需要私法的弥补。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处理成为了很难应对的问题,公法很难解决,而诚实信用原则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其次,诚实信用原则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依据。[1]作为道德化的原则为法官的司法审判过程中提供了很强的伸缩性和适应性,为法官在审理疑难的案件或者新型案件时能够提供更多地运作的手段。

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过于泛滥和随意

自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诚实信用原则之后,在立法层面上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立法与适用的冲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诉权放弃。诉权放弃是指当事人对诉权进行的合同安排,并在合同中明确作出放弃诉权的意思表示。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诉权合同进行具体的规定,所以在具体案例中法官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并没有过错,但是在判决中却往往存在错误,即诉权放弃只能导致不受理的法律效果,但是法官却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是二审提出新要求,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二审中提出新要求,法官可以对新请求组织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也就是说,当事人有权利在二审中提出新请求,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阻止这种做法。第三种是上诉。上诉是诉权的形式之一,是当事人的法定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形式上诉权并只设置除上诉期限这个条件。法官如果认为上诉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原因是其上诉请求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这是对上诉制度的误解,此理由明显违反了关于上诉制度的特别规定。

(二)同具体规则适用冲突

诚实信用原则与民事诉讼法中的许多具体的规定都存在着重合之处,民诉在2012年修订之后,法官在审判案件中对13条的适用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被告为了逃避履行对于第三人已经生效的判决的连带责任,与原告共同制造虚假借条,企图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案件判决选择诚实信用原则,是不清楚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再比如,原告与被告就财产权属纠纷的再审案中,法院认为,原告就被告是否履行了配合义务,是否构成了违约的问题屡次反复,为了能够再次进入再审,对一、二以及再审期间的主张进行推翻,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2]本案在不具备具体规定的条件下,正确的适用了一般条款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直接适用时,并没有充分的阐述其中的法理依据和适用过程,是不太妥当的。

三、我国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优化适用

(一)重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判例推动

法国的民事诉讼程序注重通过判例推动民事诉讼的发展,在我国如果单纯的依靠法官在个案中运用法律解释技术将诚实信用原则转化为具体的适用规则,难度大而且适用性不强,如果通过归纳的方法,把相似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的总结,例如禁反言就可以进行类型化。这种类型化的整理是开放的,个案类型化同时保留了原则外延的广泛性,以此对将来出现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参考和指导。这种归类在我国往往表现为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随着案件的增多,类型化的成果会不断完善,同类的案件会不断得到证实,但是应当注意案例之间差别性。

(二)明确与具体规则之间的适关系

首先,具体规则完善具体,那么就优先适用具体规则,只有在穷尽了解释和类推仍不能适用时才可以运用诚实信用原则。规则的确定性可以减少法律价值和使用上的争议,有利于法律的安定性,这方面,诚实信用原则略显劣势。其次,具体规则有漏洞时,在个案中是可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其他规则所没有的的包容性,他可以纠正规则在明确规定性体现出的抽象和限制性,所以适用具体规则可能导致个案不公,那么就只能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总之,在考量二者关系时,诚实信用原则将以不同的方式得到适用,所以要求法官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审查是应当全面查清法律条文的规定,严格适用原则的适用准则,不能为了方便而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不仅是公法的补充,还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虽然在立法中已经明文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是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利用过于泛滥;存在具体规则与原则适用中的冲突。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重视判例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推动作用,以及区分原则与规则的适用。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诚实信用原则,具体规则,滥用

参考文献

[1]苏策.浅析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现状[J].法制与社会,2011(2):166.

民事司法 篇8

关键词: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本质

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是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为程序的性质决定了程序的构造。[2]所谓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指的是从程序类型的角度看,民事司法确认程序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程序。[3]目前学界对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界定存在较大的分歧。

(1)学者观点。非讼程序说。这种观点是当下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其主要理由是:民事司法确认程序的适用以当事人双方对需要确认的调解协议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争议为前提,没有被申请人,双方均为申请人,表明不是诉讼案件;[4]民事司法确认程序不解决纠纷,而是在确认诉外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相关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预防纠纷的再发生;[5]再者,民事司法确认程序以迅速简便为价值目标,不同于诉讼程序的公平、正义价值目标。[6]

诉讼程序说。此种观点认为民事司法确认程序是一种简化的加快的争讼程序,[7]其理由是:《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第23条明确强调,人民法院审理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案件参照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而且,德国将宣告律师和解协议可执行的程序视为加快的、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8]

独立程序说。这种观点认为,民事司法确认程序采用审查的方式,而诉讼程序、非讼程序、特别程序均采用审判的方式,故该程序为不同于诉讼、非讼、特别程序的独立的程序。[9]

(2)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理上的“程序法理二元分离适用论”认为,民事案件分为诉讼事件和非讼事件,相应地,民事程序也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诉讼事件根据诉讼程序审理,非讼事件适用非讼程序审理。在这种非讼程序的本质特征有两个:一是非讼程序的程序保障相对弱,即将迅速裁判置于主要地位,而程序保障的则置于次要地位。二是非讼程序不解决纠纷,只发挥许可、确认等功能。随着诉讼法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论”产生,该理论认为,诉讼法院在运作诉讼程序中,于特定情形下,可能且应该并用非讼法理审理民事案件,非讼法院在运作非讼程序中,于特定情形下,可能且应该并用诉讼法理审理民事案件。[10]在“交错适用论”影响下,有学者提出“形式界限说”,该理论认为,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界分只是立法政策的问题,法律规定采用非讼程序审理的就是非讼事件,反之为诉讼事件。[11]不可否认,按照“形式界限说”的观点,对于某个程序是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区分非常容易。但是这恰恰出现了逻辑错误。本质决定现象(内容决定形式),现象反映本质,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界分是本质(或是内容)范畴,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是现象(或是形式)的范畴,所以正确的逻辑是诉讼事件就适用诉讼程序,是非讼事件就适用非讼程序,但是按照“形式界限说”,先根据法律规定确定是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再界定诉讼事件还是非讼事件,这明显不妥。根据“交错适用论”,在审理民事案件时,无论是诉讼程序还是非讼程序,都可以交错适用诉讼法理与非诉讼法理,而适用诉讼法理较多的就是诉讼程序,当然包括完全适用诉讼法理的程序;适用非讼法理较多的就是非讼程序,当然包括完全适用非讼法理的程序。

(3)依据上述论述,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应该属于非讼程序,所以《民事诉讼法》将其规定在特别程序一章也是合理的。理由如下:第一,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不允许当事人提起实体抗辩,换言之,该程序不具有诉争性。此为非讼法理。第二,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的目的是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使其转换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裁定,并且起到预防纠纷的作用,其只是解决纠纷的一个环节。此为非讼法理。第三,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具有一定的程序保障目标。在法院司法确认程序中,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程序保障以维持程序快捷、迅速,并不能提供類似诉讼程序的保障,此为非讼法理。综上,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为非讼程序。

参考文献:

[1]潘剑锋:《论司法确认》,《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

[2]廖中洪:《民事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潘剑锋:《论司法确认》,《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占善刚:《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之定性分析》,《法律科学》2012年第3期,洪冬英:《论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法学家》2012年第2期。

[4]胡辉:《人民调解协议之司法确认程序再探》,《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5]刘敏:《论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

[6]郭小东:《民事诉调结合新模式的探索》,《清华法学》2011年第3期。

[7]周翠:《司法确认程序之探讨——对〈民事诉讼法〉第194-195条的解释》,《当代法学》2014年第2期。

[8]参见邱联恭:《诉讼法理与非诉讼法理之交错适用——从民事事件之非讼化审理论程序保障之机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二)》,台北: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445页,转引自白彦、杨兵:《论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月第52卷第2期。

[9]郝振江:《德日非讼程序审理对象介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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