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九关于交通安全（精选5篇）
新刑法九关于交通安全 篇1
关于刑九草案对超员超载的刑法规定
刑九草案明确：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草案还增加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上述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超员超速受刑罚的原因
根据公安部数据显示，当前，机动车超速、超员是导致交通事故特别是恶性群死群伤事故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一旦严重超速或者超载，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2011年，全国发生27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交通事故，因超速、超员导致的分别占29%、48%;2012年，全国发生25起，因超速、超员导致的分别占48%、44%，2013年，全国发生l6起，因超速、超员导致的分别占81%、38%，所以规范校车、客车超员超载是交通安全的一项重要保障。
超员超速成为犯罪的目的
在大部分人看来，交通违法甚至不算违法，更涉及不上犯罪，草案将超员、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将进一步发挥法律的宣传和教化作用，强化人们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和遵守，更加珍爱生命、守法法出行。
基于对社会公共政策的考量和广大群众要求对严惩该类行为的呼吁，适当提前刑法的介入时间，将这种行为犯罪化，纳入刑法制裁的范畴，将有利于减少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利于保护学生、乘客生命财产安全，达到风险预防早期化的效果。
新刑法九关于交通安全 篇2
刑法第426条为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 该罪所侵犯的法益是部队的值勤秩序。解放军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 指挥工作和值班值勤制度对于部队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 维护正常的内部秩序, 保证自身安全,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指挥人员和值班值勤人员在执行军事职务时, 担负着特殊的职责, 责任重大。如果他们正常履行职责的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将导致部队指挥失控, 内部秩序混乱, 难以完成作战、战备、训练以及其他各项战备任务。相关军事法律法规对此是有特殊规定的。例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195条规定“警卫人员要提高警惕、认真履行职责、确保首长、机关、部队和装备、物资、重要军事设施的安全, 防止遭受袭击和破坏”。同条令第199条规定“卫兵不容侵犯。一切人员必须执行卫兵按照勤务规定所提出的要求”。再如, 《国防法》第56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忠于祖国, 履行职责, 英勇战斗, 不怕牺牲, 捍卫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同时, 《国防法》第57条规定“现役军人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遵守军事法规, 执行命令, 严守纪律”。从上引相关法条来看, 法条用“不容侵犯”、“必须执行”等词语强调了军人服从命令, 执行任务的不容质疑与不可动摇的义务。从刑法的非军事犯罪的相关章节来看, 履行义务的用语是“应当”, 而军人履行义务的用语是“必须”。从汉语词义上说, “应当”就是“要”, 它表示一定的强制性, 在一般的情况下, 行为人要这么做。但在特殊的情况下, 行为人也可以不这么做。也就是在“应当”的语境下, 义务的履行可以有例外的情形。而“必须”就是“一定要, 肯定要”它具有更高要求的强制性, 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行为人都必须这么做。再结合《国防法》第十章的结构来看, 本章的标题是“军人的义务与权利”, 把义务放在权利之前加以强调。而本章的内容则是先规定了军人的义务, 后规定了军人的权利。规定军人义务的条款用了“必须”, 规定军人权利的条款用了“应当”。从规定先义务后规定权利的法条顺序, 以及“必须”与“应当”用语的区别来看, 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军人而言, 义务放在了首要位置, 而权利则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正是基于军人巩固国防, 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的极其重要的使命, 军人履行义务 (职责) 的极端重要性, 相关法律才做出了特殊的规定。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看, 惩罚和恶性应该成正比, 恶性越高, 惩罚越重, 恶性越低, 惩罚也就越轻。军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基础性的重大利益, 也即军事与国防安全利益 (国防安全虽在和平环境下及普通公民中不容易显现, 但却是个人法益, 社会安全法益等的基石) , 若是破坏该利益会带来危害国防安全的极严重后果, 那么对构成军职罪的行为人就应当处以与其破坏该法益所造成的后果相当的刑罚, 所以保留死刑是有其必要性的, 可以做到罚当其罪, 罪责刑相一致。
其次, 从刑法第426条的规定来看, 该条规定了战时从重处罚, 说明战时的该行为会比平时造成更严重的危害, 比如造成指挥失控, 战斗战役失败, 敌军利用我军的混乱进行攻击的情况等等。如果在和平条件下取消死刑, 那么到战时的特殊状况下, 这种极其严重行为的从重处罚的上限只能是无期徒刑, 恐怕无法应对与解决战时的特殊情况。因为对军事犯罪的刑罚, 并不主要着眼于行为人再犯的可能性上, 对特殊预防考虑的比较少, 因为触犯刑法的军职人员, 几乎都会被军队所除名, 那么, 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 开除军籍的本身就说明行为人不具有再犯军职罪的可能性。军事刑法主要是着眼于刑罚的强度是否足以威慑其它军职人员再实施类似的行为, 即把一般预防当作最主要的考虑方向, 也就是指“杀一儆百”, 而这是从战时的特殊环境及军职罪的刑罚尤其重视一般预防的角度而言的, 并且本文认为尤其重视一般预防绝不能适用于非军事犯罪领域的犯罪, 因为这违反罪责刑适应原则, 同样也绝不能适用于没有严格履行高度义务要求的非军职人员, 着重一般预防也绝不能在和平条件下做为维护秩序与政权稳定的工具, 因为这与普通刑法保障人权的宗旨大相径庭, 严重的侵犯人权。军事犯罪中的法定刑规定得普遍较为严厉, 就在于对其他军职人员的警示作用, 当然这也并不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因为军事刑法对军职人员的责任要求远远高于普通公民, 这也是军法从严、从厉的基础。同时, 从刑罚做为工具的角度来看, 即从军事刑罚发挥的作用上来看, 军事刑罚也有其特殊性。普通刑罚所依据的剥夺自由、生命的刑罚, 在军事刑罚中未必能起到威慑作用。对于绝大多数故意犯罪来说, 行为人实行犯罪都存在一个理性的选择过程。行为人觉得犯罪所得大于犯罪所失时才会选择犯罪。所以普通刑罚在设置时, 考虑的是阻止社会上一般人犯罪所需要的强度, 除了涉及重大利益外很少使用无期徒刑、死刑等重刑。但军职人员经常需要面对战争, 战争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和剥夺, 有时或者经常甚于刑罚。因此在战时, 以剥夺自由或生命为代价的刑罚的作用就往往会起不到效果。如果暂且不论军队特有的理想信念 (向军职人员灌输理想信念并非我军所特有, 欧美国家的随军牧师或者神职人员即类似于我国军队的各级政治工作者, 使用《圣经》等相关书籍进行信念信仰教育) , 那么每一个参战人员对于参加战争, 都像普通公民一样有着个体理性的选择过程, 都会衡量在战时自己可能失去的利益与得到利益之间的平衡。如果作战将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 而违反逃避命令只是失去一定时期的自由的话, 参战人员就有可能选择构成军事犯罪的方式来逃避军事义务以保全生命。而这种战时的构成军事犯罪的方式对国防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危害更严重, 并且在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中, 如果一个人这样做, 极有可能带动一群人也这样做, 容易迅速败坏士气, 瓦解军心, 导致溃败。如果在战时不及时制止这种行为, 将产生难以估量的消极后果。所以, 立法上如果保留对死刑的规定, 即可以在战时适用从重处罚 (包括死刑) , 而在平时 (进行战备与训练期间) , 对此状况下的从重处罚限定在最高刑为无期徒刑。如果如上述那样修改该条的规定, 似乎更能合理的兼顾平时与战时的不同情况。
二、刑法第433条宜维持不变
刑法第433条, 关于战时造谣惑众罪的修改, 我认为原法条也是可以不做修改的。《刑法修正案九》删除了原条文中“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这十二个字以及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 是不妥当的。“勾结敌人造谣惑众动摇军心”是该罪的特别加重处罚事由, 这里的勾结敌人, 是指与敌人暗中串通、配合勾结敌人犯本罪;而情节特别严重, 是指勾结敌人造谣惑众, 造成部队情绪恐慌, 士气不振、军心涣散、部队怯战、厌战或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情况等等。战时状态是完全不同于和平时期的, 在战时状态中, 交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断绝, 关于战争和中立的条约和习惯法开始实施, 商务经贸关系断绝, 国内经济发展政策转向战时经济政策, 普通公民在和平状态下拥有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部分地区、部分时段内会实行戒严, 而部队在战时担负着艰难而严重的作战任务, 如果在此状态下军职人员勾结敌人, 造谣惑众, 在部队内部做敌人的“第五纵队”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轻则部队军心涣散, 重则战斗战役失败, 乃至亡国, 例如如古代中国的淝水之战、二战导火索的西班牙内战, 皆以部队内部人员造谣惑众, 严重挫伤士气, 误导广大军人, 而构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 对于战时造谣惑众的行为, 有必要予以严厉打击。军事法律更重视一般预防, 在战时尤其如此, 对隐藏在内部的敌人或者变节者的有效打击, 可以起到稳定军心, 鼓舞士气, 警示左右摇摆分子的作用, 从而维护战时秩序, 保护战时的国家安全, 维护国防安全的法益。再从刑事政策角度而言, 可以判处死刑的规定也显示了适用的灵活性, 既可以对内部敌人进行严厉打击, 警戒其余人员;也可以促使其戴罪立功, 将功折罪, 甚或使用反间计, 实行对敌人的将计就计。
有些废除上述两罪死刑的建议, 认为上述两罪自从制定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 是所谓的“僵尸条款”。然而, 这些建议的提出恰恰是因为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 而忽视了战争的可能性;处于非部队状态下, 而忽视了部队的特殊性;沿用普通刑法的观点, 而忽视了军事刑法的不同。军事犯罪的多数罪名长期悬而不用, 正是因为建国以来长期的和平环境, 但不使用并不代表这些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这些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会在部队环境里, 战时状态下凸显出来。部队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就是长期积极做好战争准备工作。做好战备工作从积极方面而言, 就是加强训练士兵,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高尖端武器;从消极方面而言, 就是制定完备的军事法律法规, 科学预测战时状态下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做到积极防患于平时, 可能应用于战时。做好战备工作应当把积极和消极这两方面做好, 两手都要硬, 即部队时刻所强调的不打无准备之仗。制定军事法律法规应当做为战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法律法规除了普通法律法规所起的作用之外, 还起着“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的战略作用与刑事政策作用。立法者在立法时曾经考虑到适用军事犯罪的前瞻性, 而现在要取消这种前瞻性, 本文觉得是不妥当的。另外, 根据“实践中较少适用就得取消”而言, 这个观念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过去的实践较少, 不代表未来的实践也较少, 未来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实践难以检验的, 持此观点者, 似乎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当今世界以及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复杂, 军事法律的立法者尤其应当为此做一些法律上的准备。如果修改刑法时, 特别是涉及对刑法第七章与第十章的修改时, 能更多的考虑战时的特定环境, 更多的考虑以义务为本位的军人与以权利为本位的普通公民的重大区别, 才能较为稳妥切实做出修改, 也才能较为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毕竟, 居安思危是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提倡的。
摘要：新公布并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 对军人违反职责罪进行了修改。军事刑法是国家应对战争的理性产物, 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军事刑法既有军事法的属性, 是其他军事法律的最后保障法;同时也具有刑法的属性, 是特别刑法。因此, 有关军事刑法的相关规定, 是具有区别于普通刑法的独特的价值理念的。基于军事刑法的特殊性, 本文就相关军职罪的修改进行了检视与反思。
关键词：军事刑法,军事罪,刑法修正案
参考文献
[1]陈金涛.军事刑法特殊性的价值与范畴解读[J].吉林大学学报, 2011 (5) .
[2]任汉顺.军事刑法概念浅析[J].法制与经济, 2008 (12) .
[3]李旭.军事刑法并入刑法典之利弊分析[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 2011 (1) .
新刑法九关于交通安全 篇3
一、危险驾驶罪 【相关法条】《修九》八、《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1）增加危险驾驶应当追究刑责的情形。将该罪处罚范围扩大至校车、旅客运输严重超载或严重超速行为，以及违反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并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
（2）犯罪主体范围扩大。不仅包括行为人即驾驶员，也包括了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负有刑责的要件是对发生的危险驾驶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总的来说该直接责任指向的主体是对机动车安全运行负有监督、管理的人。具体的说，在该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负有的直接责任，应当指的是明知行为人无驾驶证、醉酒、未成年人或明知其将机动车用于飙车似的追逐竞驶，或存在其他明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仍将机动车交由其驾驶的。如果是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主体则指向车主或实际车主，其应负的直接责任是指车主本人未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从事运输；明知驾驶员不具备特种车辆的驾驶资格或没有驾驶证而仍予以聘用；明知駕驶员违反规定运输而不制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3）公路客运严重超载、超速列入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规定为犯罪，为依法打击酒后驾驶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这次刑法修改对造成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客运超载、超速等行为做出规范，将有效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二、个人信息泄漏【相关法条】《修九》十七、《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
（1）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状有变。犯罪主体由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不再限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都可构成该罪；不再限定获取途径、手段。新条文解释：只要是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不论如何获取，都构成本罪。对通过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犯此罪的，则成为从重处罚的条件。
（2）量刑加重。新条文增加了三到七年的量刑档，并处罚金，适用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修订后规定的加重刑，也适用于第三款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针对目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的以下几点弊端：一是犯罪主体不合理。能够合法获得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和个人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任何掌握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公共部门、私营机构甚至个人都可能成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但是《刑法修正案（七）》在规定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时仅仅将该罪的犯罪主体限于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这样的规定不符合当前我国打击个人信息犯罪的现实需要，因而修改后将该罪的犯罪主体扩大为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公民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二是处罚范围较为狭窄，难以对危害性较大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三是公民个人信息范围不清。《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没有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围做出具体的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很宽，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有不同的解释，例如隐私权中有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中也可以有个人信息，因而对于“个人信息”存在理解和适用上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不仅对这些问题加以明确，也在今后的法律适用上更加合理，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
三、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罪【相关法条】《修九》二十二、《刑法》第二百八十条
（1）增加并处罚金的附加刑。主要体现在该条三款规定的起刑档，旧条文不并处，新条文并处；
（2）第三款罪名由旧条文规定的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变为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件罪。构成要件上相比，新条文第三款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件罪，主体和主观方面都相同，但侵犯的客体范围有所扩大。旧条文仅限于国家对居民身份证的管理制度，新条文保护的对象扩展至所有依法可以证明居民身份多少证件，并列举了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这四种证件。概括来说，新条文下该罪客体应为国家对凡属能证明居民身份的证件的管理制度。客观方面，在伪造、变造之外，新增了买卖这一行为。在买卖身份证件涉罪的情形下，不论买卖的是伪造、变造的假证件还是真实、合法的证件，只要实施了买卖身份证件的行为，就符合该罪的客观表现，该罪仍属行为犯，即只要有符合罪状描述的行为，即构成本罪，有无后果不论。
（3）罪状描述中的情节严重，不是入罪要件，而是加重处罚情节。
新刑法九关于交通安全 篇4
（八）规定中 九种限制减刑罪犯的教育改造对策
日出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刑法》修正案
（八）关于九种罪犯限制减刑的规定和目前监狱管理教育罪犯的基本情况，然后对限制减刑罪犯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从刑期、家庭变故、奖惩激励、与他犯冲突、顽危犯的危险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进一步说明了限制减刑罪犯对监狱管理教育工作提出的新的要求。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了设立高度戒备监区、加大投入提高安全保障能力、配备年富力强的监管干警队伍、采取有效措施转变罪犯消极思想、开展亲情帮教活动解除罪犯后顾之忧、建立限制减刑类罪犯奖惩激励体系、适当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等对策，最大限度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调动罪犯参加学习改造的积极性，确保监管安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也随之转变。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11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
（八）‟，这不仅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是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落实；这既是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必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做好监狱各项工作，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刑法》修正案
（八）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对《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前的有关死缓管理教育的基本情况做一简要介绍，着重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的
九种罪犯的管理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能够对从事监狱管理工作的同行有所裨益。
一、刑法修订前死缓罪犯管理教育基本情况
我国监狱在长期的管理教育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以思想教育、技术培训、心理矫治、劳动改造、分级处遇等为主要手段的监管教育改造模式。形成了以积分考核、行政奖励、评审格次、刑事奖励等方式为主的正向激励机制和以计分考核、行政处罚、评审格次、刑事处罚等方式为主的负向激励的机制。这种激励机制适用于狱内所有罪犯，营造了一种公平公正的教育改造环境，许多罪犯通过对自己改造行为的计划和安排，就可以预期能够获得的考核积分、行政奖励、评审格次和刑事奖励，甚至可以据此预计服刑期间可以获得的减刑次数和减刑幅度。减刑奖励实际上已经成为监狱激励罪犯遵规守纪、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通过这种激励机制，监狱可以引导绝大部分罪犯积极参加学习，努力劳动改造，并据此有效地塑造服刑罪犯的行为方式，使罪犯行为养成符合监狱管理者的期望。罪犯出狱后，在监狱服刑期间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将会对回归正常社会生活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狱内养成的行为习惯也会一定程度上对罪犯的未来社会行为方式产生积极地影响。这种激励机制所塑造的服刑罪犯的行为方式对维持良好的狱内罪犯学习、劳动、生活秩序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从而为监狱的持续稳定安全打下良好基础。我们河南省第三监狱实现连续十七年无监管重大事故，刑满获释人员绝大部分都能走上正途，成为有益于社会和家庭的守法公民，部分获释人员学有所长或者已经取得突出成就。
按照这种激励机制，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减为有期徒刑（或减为无期徒刑后再减为有期徒刑）后，将和其他有期徒刑罪犯处于同一激励机制中，享有完全相同的减刑政策。尽管可能由于个别罪犯押回重审、不同罪犯狱内改造表现的差异或其他原因，罪犯的实际服刑时间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罪犯来说，在对自己服刑改造行为的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将会比较有把握的预知可能减刑幅度和获释的大体的时间。根据对近期刑满释放的死缓罪犯的调查，服刑期间总体表现较好罪犯实际服刑时间（从判决或裁定核准执行的法律文书宣告或送达之日起计算）大约为十六年左右。
二、《刑法》修正案
（八）有关限制减刑的主要内容
2011年刑法修改的重点是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此次刑法修订范围较大，内容较多，这些内容或多或少对刑罚执行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关于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罪犯限制减刑的内容如下。
刑法第五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限制九种判处死缓的罪行严重的罪犯的减刑，延长其实际服刑期。对上述规定作出修改： “判处死刑缓期执
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缓刑期满减为无期徒刑的限制减刑罪犯的刑期与刑法修订前的死缓罪犯相比，理论上服刑期限要延长十一年，实际服刑时间还可能更长。
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三、限制减刑对罪犯的影响 对判处死缓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的限制减刑，将会对恶性犯罪分子产生较强的震慑作用，同时也将对这些罪犯在服刑改造中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漫长的刑期容易使这些罪犯产生前途无望的消极情绪。如果一个二十岁的罪犯被判处死缓且限制减刑，等到刑满释放时可能已
经年过半百，生命之花尚未开放就已枯萎；刚刚而立之年的罪犯，释放时可能已是年逾花甲，成为家庭的累赘；一个四十岁的罪犯，获释时可能年过古稀，或者等不到那一天就早已不在人世。面对残酷的现实，每个罪犯都会感到前途渺茫，思想消极。限制减刑罪犯的这种消极思想是情绪恶化、挑起事端、违规违纪、甚至严重违法的重要诱因之一，也是今后监狱管理教育限制减刑罪犯的重要课题和难点之一，还是威胁监管安全的本源性潜在因素之一。
其次，与其他罪犯相比，尤其是与其他未限制减刑的死缓罪犯相比，限制减刑罪犯获得的减刑幅度较小或根本没有减刑机会。当他们看到其他罪犯获得较大的减刑幅度，刑满释放出狱，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差。这种心理不平衡现象，会使限制减刑罪犯思想更为消极。
第三，限制减刑罪犯遭受家庭变故的可能性较其他罪犯要大得多。由于刑期漫长，亲属承受着更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他们走入歧途严重违法，可能对父母伤害极深，或因父母无力照管而被遗弃；他们的配偶或女友（男友）可能迫于环境压力，不得不分与之道扬镳；罪犯的子女也许因为父母未能尽到抚养责任，或因父母的犯法蒙受耻辱而厌弃他们。即使家庭没有变故，亲人们由于他们的犯罪所遭受的苦难也许会使他们备受熬煎。在漫长的刑期中，可能会有一些亲人因故去世。所有这些家庭变故，对于这些限制减刑的罪犯，又是一次次严重的精神打击。这些打击可能会使他们的情绪进一步恶化，从而增加违规违纪或违法犯罪的可能性。
第四，由于服刑改造活动空间相对狭小，监规纪律要求严格，服
刑人员生活劳动中难免会有摩擦，产生矛盾。由于限制减刑罪犯思想消极，情绪恶劣，琐碎小事极易诱发争吵打斗，甚至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严重影响监管秩序的持续稳定。
第五，部分限制减刑罪犯有可能恶习不改，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对抗改造，图谋脱逃或报复他人，甚至可能以暴力攻击警察作为实施脱逃或报复社会的手段。严重威胁监狱警察人身安全和监管安全。
“刑期漫长，前途渺茫。他犯获释，自己无望。家庭变故，雪上加霜。与人不和，动辄开仗。个别罪犯，顽危不化，蓄意脱逃，残害警察”是对死缓罪犯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死缓限制减刑罪犯的情况更有甚之。对死缓限制减刑罪犯的管理教育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四、对管理教育者的影响
由于死缓限制减刑罪犯的特殊性，给监狱警察的管理教育工作也带来了重大影响。
1.监狱的管理者，尤其是每时每刻和限制减刑罪犯直接接触从事教育改造工作的一线管教干警，不仅要着安排照顾罪犯的日常生活，组织罪犯学习和劳动，随时了解罪犯的思想状况，更重要的他们还是防止罪犯脱逃的第一道防线，极易成为个别图谋不轨罪犯的首选攻击对象。管教警察时刻面临着较大的危险。
2.由于限制减刑罪犯刑期漫长，思想消极，转化罪犯思想使之积极参加教育改造的难度较大，工作任务更为繁重，对教育矫治改造工作的方式方法亦提出了更高要求。
3.限制减刑罪犯更易出现家庭变故，导致思想不稳定。要求管教干警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与罪犯亲属沟通，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解除或减少罪犯的后顾之忧。
4.由于限制减刑罪犯减刑幅度小或者根本没有减刑机会，减刑奖励难以成为限制减刑罪犯的主要激励手段。要求管理者针对这些罪犯的具体情况制定形式多样，行之有效的奖惩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罪犯参加教育改造的积极性。
5.限制减刑罪犯较容易出现矛盾和摩擦，更有可能激化而导致严重后果，要求管教干警更加深入犯群，随时掌握犯群思想动态，出现苗头，及时处理，防患于未然。
五.对策
针对以上分析和目前监狱监管改造工作的基础，建议采取如下对策：
（1）建议设立高度戒备监区
由于限制减刑罪犯社会危害较大、服刑期限较长，部分罪犯可能会产生脱逃或实施狱内又犯罪的企图。为了确保安全，便于管理，建议完善限制减刑罪犯规范化的管理体制，设立高度戒备监区，集中管理限制减刑罪犯。如有可能，应积极创造条件设立限制减刑罪犯监狱，以便加强安全戒备，更好地与其他罪犯隔离，减少相互感染。
（2）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安全保障能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犯罪手段呈现高科技、高智能、团伙罪犯、恶性暴力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等发展趋势。
针对限制减刑罪犯的情况，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引进先进的监管技术装备（比如高性能的监控设备和防脱逃设备、完备的快速反应装备、更高安全性的生活设施用具等），提高监管设施的安全保障能力。首先要提高高度戒备监区的安全保障能力。
（3）配备年富力强的监管干警队伍
建议配备政治思想坚定，业务技能水平较高，身体状况良好的干警专门从事限制减刑罪犯的监管教育改造工作。对高戒备监区的干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公正廉洁执法；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提高执法水平；加强体能技能训练，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建议进一步完善监狱警察保障制度，科学配备充足警力，防患于未然，确保干警安全和监管安全。
（4）采取有效措施转变罪犯的消极思想
限制减刑罪犯的消极思想是影响教育改造和监管安全的重要的潜在因素之一，转变他们的消极思想使之积极参加教育改造是保障管理教育工作取得成功的至为关键的一个基础环节。
建议根据每名罪犯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心理矫治方案，帮助罪犯克服消极心理；树立积极参加学习改造取得突出成就的模范榜样，引导他们根据自身的特长和兴趣制定学习改造计划，鼓励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自学成才；为积极参加学习和改造的罪犯提供良好学习条件（时间、场所、经费等），帮助他们成才，取得成就，成为一个对社会和对家庭有用的人；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珍惜宝贵人生。帮助
他们克服消极情绪，积极参加学习改造。
（5）深入开展亲情帮教活动解除罪犯后顾之忧
针对罪犯家庭变故较多的情况，把监狱管理教育和亲情帮教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解除罪犯的后顾之忧。根据每个罪犯的不同情况，尤其是家庭发生变故的罪犯的情况，细致了解罪犯家庭的实际困难和罪犯的思想状况，通过沟通各方思想，引导他们客观面对现实，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尽力争取罪犯的亲属的支持，鼓励罪犯积极接受教育改造。
（6）建立限制减刑类罪犯奖惩激励体系
针对限制减刑罪犯刑期长，减刑幅度较小的情况，建议建立专门适用于限制减刑罪犯的奖惩激励机制，采用形式多样的奖惩激励措施，如奖励会见、奖励通讯、奖励就餐、奖励性处遇、物质奖励、学习娱乐奖励等，有效提高限制减刑罪犯参加学习劳动、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措施）
尽可能减少与其他罪犯相互攀比的机会，保持罪犯思想稳定。（7）适当改善生活生产条件
针对罪犯生活劳动空间相对较小的问题，建议设立限制减刑罪犯生产车间，从事潜在危险性较低的生产劳动项目。劳动产品、劳动设备、劳动工具以及有关生产设施要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能。
建议适当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和增加劳动收入，及时解决矛盾，促进罪犯思想稳定，确保监管安全。
总之，《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九种死缓罪犯限制减刑会对限制
减刑罪犯服刑期间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这些罪犯服刑时间较长，较其他罪犯思想更为消极，加之减刑幅度与他犯相比较小，家庭更可能发生变故、改造中会有矛盾摩擦，易于引发争吵打斗。个别罪犯顽冥不化，图谋脱逃，甚至会有残害警察的可能。监狱警察在管理教育限制减刑罪犯时工作难度更大、任务更为繁重、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险。针对这种情况，建议通过设立高度戒备监区、加大投入提高安全保障能力、配备年富力强的监管干警队伍、采取有效措施转变罪犯消极思想、开展亲情帮教活动解除罪犯后顾之忧、建立限制减刑类罪犯奖惩激励体系、适当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等对策有效消除消极思想，激励他们参加教育改造的积极性，确保管教警察的人身安全和监管安全，保证监狱工作的顺利开展（措施）。
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同行批评指正。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新刑法九关于交通安全 篇5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刑法形式修改、内容完善的主要途径, 而扩大犯罪圈, 将更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代表性犯罪问题纳入刑法范围中是修正案最主要的功能。在《刑法修正案 ( 九) 》中, 新增第8、第21 条规定, 将飙车、严重超员超速、违法运输危化品、暴力袭警等列入刑事犯罪中。其中第8 条强调: 除醉驾外, 存在追逐竞驶行为且情节恶劣、校车或客运车存在严重超员超速情况, 违规运输危化品及威胁公共安全拼的行为, 应归入刑法明确禁止范畴, 如存在上述情形, 则依法需要承担相关刑事责任。第21 条强调, 暴力袭警可以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处罚金。通过上述内容可以看出, 本次修正案实施后, 交通违法入刑将不再局限于酒驾, 更多的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交通违法行为被归入刑法处罚中, 这对于提升刑法对交通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度, 进而规制交通行为有很好地法律功能。
二、《刑法修正案 ( 九) 》交通违法入刑的背景及必要性
在我国《刑法修正案 ( 八) 》中就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的罪名, 而到修正案九则进一步扩展了危险驾驶罪的罪行内容, 强调将飙车、严重超载超员等危险驾驶行为入刑。这实际上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威胁公共安全的追逐竞驶以及校车或客运车辆严重超员超载问题突出, 已经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 威胁社会公共安全与秩序的背景下, 法律发挥其震慑功能, 以刑法打击犯罪和维护公共安全、秩序所必须考虑解决的。根据2010 到2014 年底, 中国人民法院的司法记录, 国内超员超载、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相关案件年增长率高于5% , 其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社会危害程度也逐步增加,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2012 年7 月出台《关于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就已经提出推动严重超载超限行为入罪、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的相关内容, 这也为本次《刑法修正案 ( 九) 》中更多威胁驾驶行为入刑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在国内本就有严格的政策限制与法律规定, 违反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本身就存在明知故犯的情况, 且这个问题潜在的风险一旦发生, 则其危害非常严重且后期危险难以有效控制。在2015 年国内也发生了一些危化品运输过程中的泄露事故, 事故不仅仅影响运输者的安全, 更加会对周边环境及居民健康产生直接威胁, 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在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已经逐步增加了关于危化品运输的监管规定, 到2014 年国务院联合六部委联合开展的危化品运输整治活动中也集中力度打击了危化品违规运输行为, 这也为《刑法修正案 ( 九) 》中违法运输危化品等基本社会危害的交通行为入罪奠定了条件。
关于第21 条的暴力袭警入刑问题, 近年来国内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增多, 不乏一些驾驶员或者其车内其他人员, 对于交警执法行为不满, 而采取暴力手段袭击警察、阻碍执法, 这样的行为不仅干扰正常交通秩序与执法行为, 也是对国家法律的干扰与阻碍, 其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而这些行为所引发的后果, 不仅仅是一次交通执法难以有序进行, 也不仅仅是对一位或者几位参与执法的警察的人身或心理伤害, 更多的则是对交通领域综合执法秩序的干扰, 对法律权威的扰乱, 以及对交通公共秩序与安全的阻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第35 条就有关于袭警的规定, 交通警察遭遇暴力行为阻碍其执法, 自然也应该归入其中。而考虑交通警察执法中遭遇暴力行为等的特殊性, 有必要在刑法中做出特别规定, 以刑法威胁驾驶人员及其他行为人, 减少暴力袭警的概率, 为交通行政综合执法地更好开展创造优越条件。
三、存在的不足与反思
虽然《刑法修正案 ( 九) 》对交通违法行为入刑做出了一些新的努力, 也确实将国内高发的危险驾驶以及暴力袭警等问题纳入到刑法规制范畴, 但是其法律规定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 后续发展中还需要做出进一步改进。
一方面, 当前的法律规定对于危险驾驶入刑的设定范围虽然扩展, 但是其罪行处罚模式仍然比较单一。笔者认为, 毒驾和酒驾虽然都是非常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 但是其本身的性质以及社会危害性还是不同的, 需要对其进行区分, 毒驾应该在酒驾这样的危险驾驶处罚基础上, 提高罚金刑、有期徒刑上限, 甚至对于部分危害严重的毒驾应该列入无期徒刑范畴, 以更好地震慑犯罪行为。而对于严重超员超载的危险驾驶行为, 则需要进一步区分, 特别是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 校车与客运车辆的超员超载并不是法律可以迅速震慑和解决的, 还需要考虑地区实际情况, 以教育为主、适度处罚。
另一方面, 本修正案对于逃逸行为没有独立定罪量刑, 不对其进行单独定罪, 实际上就无法对是否存在肇事逃逸的犯罪行为作出区分, 最终定罪量刑上无法完全实现罪责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因此, 应该对逃逸行为作出独立规则, 特别是应该明确增设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规定, 必要时应该纳入刑法定罪量刑范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