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精选8篇)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篇1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XX国家税务局依法行政事迹材料
XX市国家税务局在省局和XX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按照“内外并举、重在治内、以内促外”的依法治税工作方针和全省依法治省工作方案的部署,以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为主线,以提升税收执法质效为目标,以提高干部能力素质为保障,强化监督,规范执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取得了明显著成效,税收收入实现连年增长,为振兴XX做出了积极贡献。先后获得全省学法用法示范机关和徐州市依法治市先进单位。
一、坚持依法治税全面推进税收依法行政 坚持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生命线。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是贯彻依法治税、依法行政的核心工作。几年来,XX市局党组高度重视依法治税、依法行政工作,特别是XX局长上任以来,定期召开专题会议、亲自听取执法检查等法制工作汇报、研究解决税收执法问题,部署依法行政工作,坚持不懈推进依法治税。
(一)全面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税收执法责任制》、《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等6项制度,建立了以计算机自动考核为主、手工考核为辅的综合执法评议考核机制,实现了对执法岗位、执法人员和具体执法行为的监督制约。税收执法信息管理系统运行良好,我局每月按时下达考核指令、追究指令、编制执法通报,每月向局务会汇报每月的考核情况,通过流程控制,使税收执法工作进一步提升和优化。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监控出的执法过错,由2009年上线运行时的每月125条,下降为现在每月11条左右,执法过错下降率为90%。
(二)认真开展税收执法督察工作 严格依法办案,把好资料完整关、案件事实关、证据确凿关、法律依据关、程序合法关,打造了“铁卷工程”。强化对税收执法管理信息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监控,税收执法差错率逐年递减,由过去的30%下降到现在的6%左右,税收执法综合评分指数连续多年达到99.98%以上。
(三)加强税收规范性文件的监督管理
(四)持续开展“六五”普法工作
(五)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认真贯彻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分期、分批、分层次开展全员法律知识培训,以《税收征管法》为基础,深入学习《宪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涉税法律法规,全面实施依法行政考核工作机制,有效的提高了全省国税系统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监督的依法行政能力,真正树立起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意识。通过加大税法宣传力度,深入推行政务公开,加强和创新纳税服务,促进了纳税人税法遵从度、执法满意度的进一步提高。
二、推进依法行政取得的成效
(一)干部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能力明显增强
全市各级国税机关坚持把提高干部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着力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增强法治意识。一是大力实施“人才兴税”战略,坚持“用人所长、合理交流、适度加压”的原则,选优配强各级干部、骨干队伍,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培养和造就一批优秀的税政法规干部。目前,税政法规战线上高学历、高专业等级、高层次复合型和具有三师资格的人才占有相对较高的比重。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篇2
1 加强学习宣贯, 吃透《办法》精髓
同已被废止的《供电服务监管办法 (试行) 》相比, 《供电监管办法》新增了十个条款, 对监管内容的规定更加详尽, 更具操作性, 在监管措施和罚则上也有一些新突破。如对供电企业的供电能力、如何选择电压监测点、保障供电安全、公平无歧视开放供电市场、签订供用电合同、信息公开、执行政府部门依法作出的停限电决定、执行国家有关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政策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供电企业应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新的形势对供电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标准, 应采取开办专题讲座或培训班、印发学习手册、开展知识竞赛、举办有奖征文、开设宣传展板、发送手机短信、印制宣传画、制作幻灯片等多种形式, 加大对《办法》学习宣贯力度, 让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积极参与学习《办法》, 尤其是涉及到本职岗位的相关规定更应熟练掌握, 让人人成为《办法》实施的宣传员和推动者。
要将《办法》的要求落实到供电生产、经营及服务的各个环节, 将执行责任层层分解到岗位到人, 将完成情况与部门、基层和个人的绩效考核紧密挂钩, 避免违反《办法》遭受查处情形发生。
2 落实《办法》要求, 依法规范经营行为
《办法》出台的主要目的虽是加强供电监管, 但对供电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及服务活动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首先, 应认真对照《办法》要求, 对供电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管理标准及相关业务流程完善优化。如《办法》对供电企业办理相关用电业务的期限较前进行了压缩, 还增加了中间检查和竣工检验等方面期限的规定。《办法》要求供电企业真实、及时、完整地公开供电服务信息, 应当方便用户查询用电报装信息和办理进度、用电投诉处理情况等相关用电信息。此类规定都要求供电企业的内部管理及对外服务都必须与之相适应。
其次, 必须进一步加强电网规划和建设、改造, 强化供电能力, 确保电能质量、供电可靠率、用户受电端电压合格率等指标符合规定, 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满足用电需求。应当引起重视的是, 对没有能力对其供电区域内的用户提供供电服务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电力监管机构可以变更或者吊销电力业务许可证, 指定其他供电企业供电。
再次, 应不断夯实各项供电业务工作基础, 积极主动地接受监管, 依法规范生产经营活动, 努力提高社会供电满意度。应当依法履行电力社会普遍服务及紧急供电义务, 优化业务流程, 强化时限管控, 强化员工素质技能, 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策, 建立、健全供电安全责任制度, 加强用户安全用电管理, 依法处置供电突发事件, 遵循市场公平竞争规则, 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与用户签订供用电合同, 并按照合同约定供电, 真实、及时、完整地向电力监管机构报送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办法》加大了违规行为处罚, 如供电企业无正当理由拒绝用户用电申请的, 最高可被罚款100万元;对于违反《办法》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供电企业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 电力监管机构可以建议将其调离现任岗位, 3年内不得担任供电企业同类职务。这些规定都是《供电服务监管办法 (试行) 》所没有的。
同时, 《办法》中一些条款赋予供电企业一定权利, 为用电人设定了一定义务, 这主要是考虑到维护电网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如当用电设施产生谐波、冲击负荷超过国家标准, 用电设施存在严重威胁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和人身安全的隐患, 用户拒不治理的, 供电企业可以按照规定中止供电。这些规定都是双刃剑, 供电企业必须重视及时依法行使此类权利, 因为这同时又牵涉到供电企业对供电质量保证及安全用电管理等方面义务的履行。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篇3
统计法制30年回顾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颁布,开启了我国依法统计的历程。30年来,统计法与我们相伴前行,通过一系列统计法律规范的实施,逐步将统计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回顾这30年,很不平凡,令人欣慰。
这30年,统计普法宣传教育成绩斐然。统计部门为实施依法统计,先后开展了统计“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普法,广大干部群众基本上树立起了依法统计的法律意识。多数领导干部认真履行了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职责,以及为统计工作开展提供必要保障的义务;绝大部分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了“三权”,以及为服务对象提供统计信息咨询的义务;众多统计调查对象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如实提供了统计调查资料。在此期间,统计部门还查处了一大批统计违法案件,震慑了统计违法者,教育了广大干部群众。
这30年,统计法对统计工作影响巨大。统计法的出台,揭开了统计工作必须依法开展的崭新一页。它改变了历来的统计工作思维模式,由人治思维转变到法治思维;它打破了传统的统计工作方式,由无约束的行政权力转变到依法统计;它促成了统计工作的职能转变,从单纯为计划服务转变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监测和预警,满足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需要。
这30年,统计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在统计法的保障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管理体制已经确立;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的统计调查体系已经形成;以国家、部门、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相互衔接的管理机制已经建立;以统计资料管理和公布的管理模式日趋成熟;以统计资格培训、统计继续教育、统计职称考试为主的统计教育体系已日趋完善;以国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计执法检查机构和人员的监督检查体系已初步形成。
统计法制建设功不可没
这些年统计工作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统计法的作用功不可没。统计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独立的统计机构,赋予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三权”,从法律制度上有效遏制了行政干预统计数据;统计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门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提供必要保障的职责,从法律制度上对统计工作的组织开展提供了保障;统计法规定统计调查对象有及时和如实提供统计调查资料的义务,从法律制度上保障了统计调查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性。这一系列的统计法律制度规定,为依法统计、确保数据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
30年的统计实践证明,统计工作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法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依法办事。统计工作若没有统计法的保障,就不可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
继续推进依法统计
统计法颁布30年来,依法统计有效治理了各种统计乱象,统计数据质量明显提高。但应清醒地看到,目前统计普法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统计违法还时有发生,统计数据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统计工作还没有完全实现由单重心向双重心转移,统计服务还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些均表明,依法治统还任重道远。没有任何理由盲目乐观、骄傲自满,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依法统计,这是统计改革发展的需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期待,是统计人的历史责任。
如何继续推进依法统计,应重点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继续推进统计普法宣传教育。接下来要实施统计“七五普法”、“八五普法”等。要通过连续不断地统计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依法统计的氛围,领导干部、统计工作者、统计调查对象都能自觉履行自己的统计义务。二是继续推进依法行政。统计部门要严格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依据统计法的授权开展统计工作,不越权、不弃权,一切都依法办事。三是继续推进依法治统。要按照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及时查处各种统计违法行为,净化统计环境、维护统计秩序。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篇4
一、发展背景
1.行政服务中心的出现是融入世界经济的需求
中国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就必须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而从引进外资的方面来看,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长期以来设置了相当长的障碍,因此,我国就此作出八项承诺:①行政审批程序、条件以及有关政府主管机关对行政审批申请进行审查与作出决定的期限应当在实施前公布;②申请人不经单独邀请即可提出行政审批申请;③行政审批中的有关收费应当与处理行政审批申请所需的行政费用相当,除非该费用是通过拍卖或者招投标等竞争性方式确定的;④政府主管机关收到行政审批申请后,应当告知当事人其申请材料是否完备,如申请材料不完备,应当明确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并给予补正的机会;⑤政府机关应当对所有行政审批申请即使作出审查决定;⑥如行政审批申请未获批准,政府主管机关应当立即书面告知申请人未予批准的原因,申请人有权决定是否重新提出申请;⑦准予行政许可后,政府主管机关应当立即书面通知当事人;⑧如果专业人员需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得某种行政许可,那么此种考试的举行应当有合理的时间间隔。(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
根据以上的八条承诺,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给予审批者直接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加之审批标准公开度不高、审批程序不规范,随意性较大,透明度较低。这与wto的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平等竞争、开放市场、非歧视性、公开透明等基本原则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因此,建立一个注重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求的服务型政府是融入世界经济的迫切需求。
2.西方国家的行政服务模式
英国,自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就竭力推行行政改革,推行一站式服务(one-shop station)。就是让公民在政府机关办理有关事务时,只要在一个机关或窗口交件,就能完成所有程序。意大利、韩国也有类似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行政服务中心)
美国,在美国洛杉矶的市政大厅就是类似的“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行政许可机关集中办公,涉及到多个部门联合审批时,成立联席会,会议主席由不同部门轮流担任,且会议主席并无任何特权,只起到主持会议的作用(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联合审批)。加拿大也有类似机构(多伦多市政厅的行政许可走廊)。
韩国,对西方经验进行亚洲式整合,推行“亲切服务运动”,大办公制与窗口服务制。大办公制只一个部门或几个业务相近部门的公务员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办公,分为前台后台,办事人员可以直接看到工作情况,有助于消除外界对政府工作的神秘感,推行政务公开化。同时根据办件量和项目推行专门的窗口服务制,引进酒店式服务。(类似于我们的行政服务大厅和绿色通道)
3.行政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必然产物
现行行政审批制度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审批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的基本方式和手段,其最大弊端是限制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流动、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自主决策,妨碍了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正常发挥,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经济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再事无巨细地对经济和社会实行直接管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减少政府过多的、不规范的行政干预,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节经济运行,提高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实践证明,在很多方面,市场调节远比行政审批更公正、更有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实行的是“大政府,小社会”模式,政府审批事项过多、范围过广。审批手续繁杂,存在多头、重复、层层审批现象,导致审批时间无限延长,群众和企业办成一件事往往要跑几十个部门,盖几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篇5
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努力做到“能进则进,应进全进”。要本着“能进则进、应进全进”的原则,已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窗口的部门要把所有的行政审批事项放进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未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窗口、且有行政许可职能的部门原则上都要进行政服务中心。不仅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注册登记等事项应在行政服务中心集中进行,政府信息发布、新闻发布、文件查阅等所有政府为社会提供的政务服务事项都可以纳入行政服务中心,从而实现政府从无限向有限、从权利到责任、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二)全面推行“两集中,两到位”的管理机制。根据《行政许可法》集中办理行政许可的规定,将一个行政机关内部多项行政许可职能、集中归并一个内设处室承担,集中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并做到事项到位、授权到位。要努力杜绝“两头受理”和“体外循环”,推行首席代表制,增加即办件比例,增强窗口的办事能力;要将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重点行政服务事项,公共服务事项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对确实无法将其纳入中心的事项,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加强监督。
(三)积极探索高效便捷的服务模式。通过目标管理、网络建设、业务培训等手段,进一步规范中心工作,优化办
事流程。一是要加强并联审批、联合办公等方面的探索,提高工作效率。二是要加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村级便民服务代办点的建设,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实现县(市、区)、乡、村三级联动的办事模式,逐步达到群众办事不出村的目的。三是市、县(市、区)、乡要形成上下业务联网,实施网络化指导管理。
(四)建立健全窗口责任体系。要研究出台窗口工作目标责任制,强化工作考核,深入推进窗口工作群众评议制度。建议将中心各进驻部门窗口工作情况纳入政府对各部门的年终考核内容。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篇6
一、依法治村,必须坚持为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实施服务,是新时期农村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客观选择为什么我们把依法治村的着眼点放在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服务上,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决定的。大家知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源始于1972年在瑞典举行的首次人类环境宣言:“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它的目标是保证社会经济具有长时期持续发展的能力。它不只是谋求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即短期和中期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以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还要谋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资源相对短缺,生态变化态势令人担忧,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要使这些因素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摆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同科教兴国、改革开放一样,并列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的三大战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不会实现,也不能有持久的现代化强国。这一点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和有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就已经造成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大量失业、贫富差距悬殊以及社会风气败坏等严重问题,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党和各级政府把可持续发展放到重要地位加以强调,就是要吸取前车之鉴,避免走别人走过的弯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是党在新时期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一个重要手段,他决定了农村法制建设的方向和任务,所以依法治理,严格控制好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通过依法治理,合理使用、节约和保护资源,提高资源的可利用率;通过依法治理,加强生态建设,遏制生态恶化;通过依法治理,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所以,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依法治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反过来讲,离开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服务的依法治理,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和意义。第二、是面对和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和改革中新情况、新矛盾以及深层次问题的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在农村的各项改革方针政策的落实,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使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发生了深刻的、现实的变化。但是,也存在着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就我县农村而言,由于农民和村干部素质较低,法律观念淡薄,工作凭经验、决策拍胸脯,在事关可持续发展方面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问题,例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超生现象、土地使用上的乱占滥用、林业资源的乱砍滥伐,农村环境的脏、乱、差等,已经成为广大农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障碍;成为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成为了党和各级政府齐抓共管的中心工作。事实告诉我们,紧紧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开展依法治村和农村专项治理,已客观的不可必免的摆到我们面前:要解决这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必须靠法制来解决,所以依法治村为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实施服务,这是当前农村法制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所决定的。
二、依法治村必须坚持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服务,是基层依法治理的生动实践和探索依法治村如何坚持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服务?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全县农村开展了“三项整治”的重大战役,实施了“五二三二”工程,加大了整治工作力度。即在落实土地承包政策工作中,做到了五个必须:必须严格土地延包承包期30年;必须坚持机动田比例;土地承包费必须全部纳入农民负担限额内;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原则;必须依法与农民签订承包合同。保护了土地资源不被蚕食与非法占用。在环境保护中提出了“两个改变”,逐步改变道路不畅通的状况,逐步改变脏、乱、差卫生环境,以乡村道路整治带动农村环境整治,将全县24个马路市场全部取缔,新建了6个封闭市场,使80%的村达到了柴堆、类堆、厕所、畜圈“四进院”。在贯彻《森林法》中坚持了三个严格,严格处理乱砍滥伐;严格打击非法偷盗;严格依法承包转让。先后处理了149件违法违纪案件,移交司法机关1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34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我们县在优质服务工作上实行了两步即:“软件同步、硬件分步”、将“计生与卫生联手”。对违反计生条例的行为也加大了查处力度,对非法鉴别胎儿性别的行为进行处罚,依法对医疗市场进行整治,保证了计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受到国家计生委、xx人口研究中心及联合国有关人士的肯定。二是,深入开展了以计生、资源、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村务公开活动,强化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监督力度。例如,我们将省计生委提出的“七不准”、“九公开”纳入了村务公开活动,还将广大农民特别关注的房基地审批、土地和林业资源使用、开发、上马重大项目等问题,都例入了村务公开之中,确保了计划生育、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工作在广大农民的监督下落实和执行。三是,我们还做出了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必须达标,否则就不能评为依法治理先进村和授予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荣誉称号的决定。进一步加大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实施的推进力度。事实证明,这些工作的开展,都有利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都有效地解决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同保护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矛盾。都是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安全、公平、文明的社会环境的。确实达到了确保为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目的。
依法行政 服务发展 篇7
1 在后发展地区开展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必要性
我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希望构建“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公正”的政府。该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国家各个地区的全面发展为依托, 尤其是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就显得更为重要。
1.1 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
公众服务的主要机构即为政府, 受到传统思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束缚, 我国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水平较差, 建立行政服务中心能够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型, 创新服务方式, 推进新型政府的设立, 并为政治改革打基础。与此同时, 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能够营造一个为百姓服务的良好氛围, 维护百姓的利益, 推行公正合理的政府管理机制, 构建一个能够让百姓满意的政府。
1.2 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相较于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 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能够解决管理上的缺陷, 提高管理和服务的质量。与其他地区相比, 我国后发展地区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 经济政治管理较为落后, 在执行力上也不够决断, 长期处于经济发展滞后的领域。针对目前的发展态势, 组织各方能力, 建立行政服务中心, 能够弥补原来在管理上的漏洞, 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1.3 有助于改善民生
从根本上而言, 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最主要的目的是更好地为百姓服务。后发展地区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通过改变原有的行政服务方式, 有助于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转型过程中明确百姓的重要性, 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为百姓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从而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 改善百姓的生活,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 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困境
现如今, 我国行政服务中心的作用不断彰显, 后发展地区在建立该种服务模式以后, 服务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 很多不足依旧暴露了出来。
第一, 后发展地区行政中心职能分配不清。行政服务中心在职能管理上涉及的管理工作众多, 在实际工作中难免存在职能分配不清的问题。从管理上来说, 行政服务中心虽然具有职责定位, 但是具体的工作划分却不规范, 服务窗口的工作互相重叠, 民众的反馈也不能及时反映到位。此外, 由于地区行政区域的不同, 一些办公作业在名称上也不统一, 导致职能划分不够清晰。
第二, 缺乏健全的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制度。作为一个新型的地区服务机构, 它在管理上还存在很多漏洞, 尤其是没有健全的制度体系, 对整个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具有严重的制约作用。一方面, 政府无法为相关工作者提供服务工作的指南, 导致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出现了冷暖不均的现象。另一方面, 行政服务中心缺乏监察体制的监督与约束, 督查机制的缺失可能会导致中心不能按照标准或者准时完成其工作, 影响工作的顺利完成。
3 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建立的有效对策
我国各地的行政服务中心是秉承“为民、便民、利民”为服务宗旨, 实行集中办公, 建立起“一个中心对外、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结”的服务机制。想要将这一宗旨发挥出来, 就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并加以有效的解决。
3.1 明确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地位
没有合法合理的地位, 就不能给后发展地区的管理提供科学根据, 当前的《行政许可法》作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的唯一一个制度, 根本没有明确凸显服务中心的地位, 影响了管理的效力。针对这样的现象, 国家和后发展地区都要通过法律的手段确定其合法地位, 对行政服务中心的职能进行科学的分划, 制定符合实际的窗口工作准则, 并保证有专项的法律条文规定政府、各个窗口及行政服务中心直接责任独立, 用法律的形式规范管理行为。
3.2 完善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的程序
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涉及的内容众多, 需要管理的项目较为分散, 必须整合一套完善的工作程序, 才能提高服务的质量。对此, 政府要坚持双语服务, 对相关工作者进行培训, 避免语言障碍引起的沟通问题。同时, 还要搭建网络化的信息平台, 健全电子双语服务形式, 规范工作的流程与步骤, 确立每个窗口的职能, 通过一站式服务解决百姓的问题。
3.3 坚持为百姓服务的新理念
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 目的就在于更好地为百姓服务。因此, 相关工作者必须转变固有的思想, 树立正确的理念, 多与百姓沟通, 以人民为导向设立服务机构, 切实履行“为民、便民、利民”的宗旨。在此基础上, 还要转变原来的工作重心, 将重点放在公共服务上, 规划好工作的规章, 给民众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
3.4 健全中心管理制度
通过对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来落实管理, 是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解决管理漏洞的有效手段。因此, 后发展地区必须结合自身情况建立完善的行政服务中心管理规章, 分配好人们的职责, 给行政服务中心放权, 冲破部门利益的藩篱, 为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的工作人员提供一部分绩效工资, 并重视行政服务中心的督查机制建设, 采取重点检查、现场随访以及电话回访等形式开展监管, 进一步完善管理工作。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 后发展地区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一部分, 必须加强管理和服务质量。由于其长期的落后性影响, 使其服务能力有限, 无法突出科学管理, 阻碍了工作的效率。针对现阶段的问题, 后发展地区必须明确建立行政服务中心的重要性, 转变固有思想, 明确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地位, 确立规范的工作流程, 并坚持为百姓服务, 促进地区和谐发展。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地方行政中心的职能作用逐步凸显, 它不仅关系到地区的经济建设, 也关乎区域服务能力和政治建设, 对区域工作和百姓生活都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后发展地区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出现的重点建设区域, 这些地方的建设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关系到地区的发展, 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行政能力的重要基础。以往的地区发展过于迟缓, 眼光不够长远, 过多的关注经济效益, 忽视了行政服务职能等政治能力的建设, 地区也缺乏完善的行政服务体系, 管理能力差, 职责划分不明, 无法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为了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些问题, 改变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困境, 更好地服务于百姓, 发展地区必须要转变思想, 将眼光放长远, 找到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水平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后发展地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困境,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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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行政基本问题研究 篇8
关键词:服务行政; 公共服务; 行政权力; 公民权利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志码:A
一、服务行政的源起及其特征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专制国家时期,公共行政被视为君主之私器,一切行政职能都属于君主的私人事务,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警察国家”时期(1),国家在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之外,还增加了谋求人民福利和社会进步的任务,出现了所谓“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的倾向。但此时的公共行政仍然只是作为主权者的君主的私人事务,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更是君主对其子民的恩赐。(2)
18世纪以后,西方主要国家进入了所谓形式法治国时期,意识形态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上奉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政治上三权分立制度得以确立,同时法治理念也日趋成熟。出于对国家权力的警惕,人们在赋予国家一定职能的同时,又对国家职能进行严格限定,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这一时期,行政权的行使主要体现为“秩序行政”,即国家运用公权力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和排除对人民及社会危害之目的。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社会生产关系也随之日趋复杂化,各种以前不曾出现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行政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狄骥这样论述道:“今天,作为某种复杂变革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归因于知识进步,另一方面归因于经济与工业的发展,政府的事务已经超出提供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人们要求它履行各种各样的职能。”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与公共需要相关的政府活动呈数量上升趋势,而这样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公共服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已经不能再局限于秩序的维护领域,而必须将比此前更多的精力与关注投入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
政府所承担的这种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就是服务行政。详言之,服务行政是政府以维持人们生活、增进人民福利和促进社会运转与发展为目的,直接或间接向公民提供公民个人与市场机制所不能自行提供的公共服务,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一种行政方式。
二、服务行政的类型
(一)金钱、实物给付型服务与设施、组织提供型服务
根据服务的内容与方式,服务行政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是金钱或实物给付型服务。这一类型的服务行政首先体现为服务主体向相对人提供一定的金钱与实物,如政府向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居民给付的生活保障金。此外,还可体现为免除相对人的一定义务,从而使相对人的财产得到消极增加,如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免收学费。第二类是通过一定的设施、组织提供的服务。在这一类服务行政中,政府不是将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给付于相对人,而是先设立一定的组织或设施,进而通过该组织,或允许相對人使用、利用设施而提供服务。如政府通过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煤气、自来水、公共交通系统等设施,为公民提供服务。[2]
(二)维持型服务与发展型服务
这是根据服务行政的层次标准进行的分类。维持型服务指该类服务的目的在于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或者说,若离开这些服务,人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如电力、煤气与自来水的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给付,灾区民众的食品、衣物、住所救济等都基于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因而属于维持型服务。发展型服务则是指在人们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民众福利与生活水平而提供的服务,如提供图书馆、博物馆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提供体育馆、休息设施以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与休闲娱乐等。
(三)收费服务与免费服务
这是根据服务行政是否直接向接受服务者收取费用进行的分类。收费服务指接受该服务的每一位公民,都须向服务提供者交纳一定的费用,否则即不能得到这些服务。典型的收费服务如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供水、供电服务等等。免费服务则指公民在接受服务时并不需交纳费用的服务,如城市道路的使用、接受政府的救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使用免费图书馆与博物馆等等。服务行政的收费与否,并没有一个依服务的性质而截然分开的界限,很多时候它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的政策,如博物馆收费与否、城市公共交通收费与否、高速公路收费与否等等。当然,任何服务总是要耗费一定的财力,所谓的免费服务仅仅指其经费全部来自于公共资金,而不像收费服务那样至少部分经费来自于使用者。
三、服务行政的性质
(一)作为恩赐的服务行政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从事赈济灾民、兴修水利等事务是素有的传统,各个朝代莫不如此。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国家的公共服务是来自君主的额外恩赐,体现的是皇恩之浩荡、圣上之仁慈,而并非国民分内所应得的,更说不上什么权利。
在德国,谋求人民福利和社会进步早在警察国时期即成了国家理念之一,但当时所谓的“福利国家”亦非人们的固有权利,而仅仅是作为主权者的君主的恩赐。[3]
在英国,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历史悠久的济贫活动为典型。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济贫法》,规定全国普遍设立济贫院。1834年,维多利亚女王颁布了新《济贫法》,加强了对贫民的控制。从英国济贫制度的历史发展看,济贫在性质上并非是政府的法律义务,接受救济更不是贫困者的法律权利,相反,济贫从一开始就带有对贫困者的羞辱与惩戒性质[4],即使政府在客观上提供帮助,也仅仅是政府对贫困者的恩赐。
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服务行政都是以政府(君主)的恩赐面目出现的事物,提供服务不是政府的法定义务,获取服务也不是公民的法定权利。
(二)服务行政从恩赐到权利的发展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各国的经济急剧发展,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后,服务行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政府的恩赐而成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公共服务成了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1871年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序言明确将“促进德国人民的福利”作为国家的目的。此后,德意志帝国议会在1883—1889年间相继通过了《健康保险计划》、《工伤事故保险计划》和《退休金保险计划》三项社会保险立法,首开现代社会保障服务之先河。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3) 这一时期服务行政的发展,最大特点也在于国家承担的服务职责加大,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福斯多夫认为,“生存照顾应该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而与所谓的‘济助’并不相同,所谓的济助,系指对陷于困境的人施予救济。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生存照顾诚然可包括济助,但生存照顾概念却非导源于济助”[5],也就是说,“生存照顾”在性质上已迥然不同于过去的作为国家恩赐性质的“济助”,而成为公民的权利。
在英国,Rowntree教授于1899年在调查约克城贫民状况后,提出“贫穷文化”的理论,认为贫穷的原因不在于其个人或家庭,而在于社会,济贫并非是一种施舍、慈善或恩惠,而是国家的责任,应当由政府来办理济贫工作。1908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养老金法》,对70岁以上的老人实施免费养老金制;1911年颁布的《国民保险法》,规定工人患病、失业时可以获得安全保障;1925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把社会救助和福利事业视为地方行政,由地方政府负责主持。这样,作为服务行政重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也从过去的政府恩赐转向公民的法定权利。[6]
服务行政由政府恩赐而向公民权利的转变至今尚在进行之中。在美国,基于权利(right)与特权(privilege)的区分,当事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利益是否享有“权利”的待遇还是一个在变动中的问题,有时是作为权利而受正當法律程序保护,有时是作为特权而不能受到正当法律程序保护。如1966年法院以福利受领者没有“权利”而驳回相关案件。[7]到1970年代以后,法院的态度有了改变,开始放弃“权利─特权”的区分,将某些原来属于“特权”的利益承认为权利,例如工作和就业,社会福利等。[8]在1970年的Goldberg v.Kelly一案中,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政府通过制定法而赋予公民的社会福利是一种“财产”,应当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4)
四、服务行政的范围
汉斯·j·沃尔夫等人认为,行政的范围受到人民的生活条件、国家权力和行政权力、被统治者的愿望、共同体和国家目的、科技的发展程度、行政的效率等因素的影响。[9]具体到服务行政的范围,从该理论的首倡者福斯多夫开始,一直不曾有人作出过明确详尽的论述。
诚然,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不可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有尊严地生存,而同时需要依赖他人、社会以及国家(政府)。但当市场经济决定了个人、市场与政府都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承担义务的时候,同样作为外在的力量,政府应该在哪些范围内向已经融入市场的个人提供服务?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范围如何确定?对此,法学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而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则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工具。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提供给许多人享用,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着享用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的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三大特征。[10]通常,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行消费,而不需要他人许可,从而出现了 “搭便车”现象。与此同时,经济学理论还证明,由作为公共机构而组织起来的政府提供私人产品,是缺乏效率的。这样,行政的范围似乎可从经济的角度推出:政府应该并且只应该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而不需要也不应该涉足私人物品的生产。(5)
然而,公共产品理论只能一定程度上用以指导确定行政作用的范围,而不能明确界定服务行政的范围。首先,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都是服务性的,一些传统的公共产品如国防的安全、治安的维护等等须运用行政权力通过秩序行政来完成,并不在服务行政范围之内。其次,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在结果上属于服务行政,但在手段上却属于秩序行政。如建设一处水利设施属于提供服务,但在手段上可能需要强制搬迁一些居民,又属于秩序行政。再次,公共产品理论是与市场的提供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一些政府必须提供的服务可能很难与市场联系起来,却又不得不由政府来提供。可见,尽管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服务行政的范围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除秩序行政以外的、满足公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尤其是物质方面需要的公共产品。但欲明确界定服务行政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还需进一步的论证。
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方式,服务行政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受重视到受到高度重视、从政府的额外职责到政府的重要职责甚至主要职责的历程,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因此,考察服务行政的范围,须考虑到以下因素:1、服务行政的范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2、一定的时代背景中一项服务对公民的重要性;3、市场的可满足性;4、对工商业自由的保护;(6)5、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即服务行政的范围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扩展。
在上述考虑之下,可以认为,服务行政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其内容繁多,分类繁杂,欲对其一一列举,实际上也难以做到。目前来看,至少以下事项可纳入服务行政的范围:交通方面,市内公共交通、铁路系统、公路系统等;基本生活设施方面,供水、供电、供气系统等;卫生方面,基本医疗系统、疾病预防体系等;教育方面,各类大中小学校,幼儿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养老院、福利院、救灾赈灾体系等;文化设施方面,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生活环境方面,环卫设施、清扫队等。但须注意的是,为推行经济政策而从事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不应属于服务行政范围。
五、服务行政的方式与途径
(一)行政机关直接提供
行政机关直接提供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机关和人员,直接向公民提供相关服务。它以行政机关为服务的具体承担者,人们接受服务时需要与行政机关打交道,感受到的是某一服务直接来自某一具体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是单方性的服务,主要是金钱或实物给付型服务。这是由这一类型的公共服务适宜由行政机关直接提供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实物与金钱给付型服务形式较为简单,由行政机关直接提供也不涉及相对于其它机构的效率问题,因而没必要再经过其它环节。
(二)通过公共设施提供
通过公共设施提供服务指政府投资建造公共设施,公民则自由免费使用该公共设施。这一提供方式的特征是:首先,公共设施由政府直接投资建造,至于建造过程中如何发包、如何建造等等则在所不问。其次,公民对该公共设施的使用是免费的。再次,公民直接任意使用政府建造的公共设施,使用之时不须与任何主体打交道,既不须与行政机关打交道,也不须与管理该设施的组织打交道。公民在接受这一形式的服务时,由于其不经过任何环节,因而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在直接利用国家已经提供的服务,而不会感觉到在接受某一具体机关或组织提供的服务。因此,这种形式的服务不同于行政机关直接提供的服务,也不同于政府通过其他主体间接提供的服务。
(三)通过公务法人提供
公务法人原是法国行政法上的概念,是国家或地方团体认为某种公务的管理需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灵活性,由行政机关直接管理不妥当时,为增加管理机构的自主能力而创设的一种法人。公务法人是公法上的机构,其设立和运行规则不受规范私法人的法律如公司法的规范,而有其独特的规则。[11]
在中国,公务法人还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仅仅是学理上的概念,学者们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定位为公务法人,认为公务法人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也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使用者发生行政性纠纷后,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来解决。[12]
通过公务法人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行政的重要方式,如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都是通过公务法人提供的。在公务法人的意义上考虑服务行政的提供问题,就不能不考察我国的事业单位现象。1984年《关于国务院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试行方法(讨论稿)》规定,“凡是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从事为国民经济、人民文化生活、增进社会福利等服务活动,不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为直接目的的单位,可定为事业单位”。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性质与表现形态已经变得复杂,一些名义上的事业单位实际从事的是经营性事务,在性质和功能上已经向企业转变,从名称着眼,我们已经难以将事业单位和服务行政直接联系起来。但若从“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从事为国民经济、人民文化生活、增进社会福利等服务活动”这一要求着眼,事业单位与公务法人仍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公共服务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作为公务法人的事业单位提供的。
(四)通过公共企业提供
公共企业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企业。它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存立基础,在设立、运营等方面遵循一定的公法规则,但总体而言,其在运行上却按作为私法主体的企业的逻辑与规则进行运作,是企业与公共服务目标的结合。公共企业都由政府投资设立,有时由某一行政机关具体负责,但每一家公共企业在法律上都是独立主体,而不从属于特定的行政机关。通过公共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行政的重要方式之一,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服务通常由公共企业提供,如煤氣、电力、自来水都来自公共企业。
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公共企业往往在某一区域内实行垄断,但同时也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如价格上可能完全由政府定价,产品提供方式和标准上也受到严格控制。而与同以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公共企业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直接目的,而后者则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与事业单位相比,公共企业的特点在于运行规则的不同,它在提供服务时,需要按企业的模式,出售产品并收取费用,而事业单位尽管也可能实行收费服务,但所收费用的标准却不是像公共企业那样直接取决于所提供的产品。
(五)通过特许由私法主体提供
服务行政是政府的职责,一般情况下,公共服务都由政府组织直接提供或通过公共性质的组织提供。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行政有时不再由国家或公共组织提供,而是通过国家特许的方式,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私法主体在政府的规制下提供。比如政府通过BOT方式,由私人企业建立并在一定期间内经营高速公路。在通过私法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私法主体是完全以商业企业的身份,在法律规定和特许合同约定范围内,按商业逻辑提供某一服务。事实上,从服务行政的过程来看,大部分公共服务都曾经在某一个或几个阶段是由私法主体负责的,如免费提供的公共设施在建造之时由某一私营企业承包等等。
注释:
(1)“警察国家”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国家形态,是由专制国家过渡到宪政(法治)国家的中间阶段。关于警察国家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修订6版.
(2)有关这一时期的“福利国家”与二十世纪以来盛行的“福利国家”理念的区别,可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9页.
(3)参见《魏玛宪法》第151条.
(4)Goldberg v.Kelly,397 U.S.254,262(1970).
(5)当然,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多样性及其它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也使得公共产品并不仅仅由政府提供,其它相关机构甚至私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提供公共产品.
(6)工商业自由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最重要的自由之一,各国法律对此多有规定。如法国在1791年大革命期间就通过法律规定,“从即将到来的4月1日开始,任何人都能够自由地从事商业以及从事他所选择的职业和工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法国宪法委员会在1982年的一个判决中认定,工商业自由具有宪法规定的意义,只能由法律进行限制,地方团体的公务不能侵犯工商业自由。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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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7:13.
[4] [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斯林.法律与行政[M].杨伟东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5.
[5] 陈新民.“服务行政”与“生存照顾”概念的原始面貌[A]//陈新民.公法学札记[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 张守文.社会法论略[J].中外法学,1996,(6):8-14.
[7] Bernard Schwartz. Administrative Law[M], 3rd edition.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1:252.
[8] 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从行政程序角度的考察[J].法学评论,2002,(2):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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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23.
[11]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49.
[12] 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2,(4):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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