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

试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共7篇）

试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 篇1

他朝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对政府管理尤其是政府人事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急切地要求改革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相适应的新型人事制度--国家公务员制度。

（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着手对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80年5月，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出了《关于重新颁布<中共中央管理干部名称表>的通知》，重申和强调了干部管理的若干规定。在邓小平关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思想的指导下，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不遗余力地进行人事管理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使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离退休制度；改革干部管理权限；改革千部任用制度，实行考任、聘任、民主推荐等多种形式选拔干部，建立岗位责任制，以克服责职不清和官僚主义；确立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等。这一系列改革不仅动摇了我国传统的千部人事制度，而且为新的干部人事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措施还只局限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个方面，且缺乏应有的法治权威，因而还不能相互联系以较好地发挥其整体效应，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主要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的消除。同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也证明，必须进一步建立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多年来我国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又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1984年开始，我国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并着手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同年，中央组织部和原劳动人事部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开始起草《国家工作人员法》。后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太广，于1985年改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1986年，该条例又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形成《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第十稿，这就是《国

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前身。1986年下半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专门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干部人事制度专题组，该专题组专门讨论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他们所提出的方案接受了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普遍规律和特点，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做了重大的修改，同时将其更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一次使用了“国家公务员”概念，并建议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原则同意。尽管条例前后名称不同，但目的都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对政府机关千部从“进口”到“出口”的各项管理环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完整的人事管理体系。

1987年，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被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指出“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对国家干部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单一模式而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行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1988年3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改革政府机构的同时，抓紧建立和逐步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尽快制定《国家公务员条例》，研究制定《国家公务员法》”，“今后各级政府录用公务员，要按照国家公务员条例的规定，通过考试，择优选拔”。这样，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公务员条例的起草工作正是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也使得国家公务员制度从理论探讨开始走向实践。1988年，国家还成立了人事部，专门管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运作。1989年初，在国务院六个部门即审计署、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建材局进行了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工作。1990年，又在哈尔滨和深圳两个地方试点，同时对《条例》进行了重要的修改，并逐步推广。1992年以后，全国有20个省、市进行了试点工作。试点结果表明，公务员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对干部队伍的科学管理和严格要求，对于转变干部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1993年4月24日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李鹏总理于8月14日签署发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该条例与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计十八章88条，规定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国家公务员的涵义、权利和义务、职务分类制度、录用和考核制度、奖惩制度、职务升降和任免制度、培训和交流制度、回避制度、工资保险福利制度、辞职辞退和退休制度、申诉控告制度、管理与监督制度等。17《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人事管理的总法规，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初步确立。

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公务员法》的共18章，107条，对三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属于公务员制度的总括性规定，共3章，包括总则、法律责任、附则；二是属于公务员管理各个环节的基本管理制度，共13章，包括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三是属于与公务员管理各环节都有关联的基础性内容，共2章，包括条件、义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在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现状

经过短短30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实现了由传统的人事制度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转变，建立起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国家公务员的各种基本运行机制确立起来。例如，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竞争机制已初步形成，各地普遍推行公务员录用考试，各级政府机关全面推行考核，考核的办法也逐步完善；勤政廉政的机制也开始确立，各地普遍采用轮岗交流、回避、政务公开的做法。通过全面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结构得以优化，公务人员的素质明显提高。

1.较为完备的公务员法规体系基本完成。《公务员法》中包括录用、考核、职务任免、职务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等，使公务员管理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国家行政机关的法治人事实现。

2.凡进必考的录用制度全面展开。在公务员的“进口”方面，坚持实行“凡进必考”制度，对担任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择优录用。

3.竞争激励的内在运行机制初步建立健全。在职务晋升上，很多地区和部门采用“竞争上岗”的办法，在选贤任能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破除了论资排辈、能上不能下的陈规陋习，使一大批优秀人才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中能够脱颖而出。实行考核制度，对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评价，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并将考核结果同奖惩、工资、职务升降、辞退等环节挂钩，建立起晋级增资机制，考核初步发挥了区分优劣的作用。

4.“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新陈代谢机制开始运行。降职制度是我国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产物，是实行职务能上能下的一个重要措施。辞职辞退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出口”渠道初步畅通，对于不愿意在机关工作的，允许辞职另谋它业；通过辞退优化公务员队伍，使政府机构公务员真正告别了“铁饭碗”长期存在的“能进不能出”的弊端开始打破。

5.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逐步提高。初任公务员和新任领导职务的培训初步形成制度，通过培训，公务员的素质得到提高，工作能力得到加强，保证了政府机关的高效运转。公务员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很多方面需要发展完善。

试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 篇2

(一) 公务员培训的内涵

公务员的培训是政府人事管理系统的一项基本的管理职能。它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社会发展和职位的需求, 通过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运用一定的形式和方法, 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公务员进行教育及训练, 以此来提高公务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工作绩效[1]。

邓小平曾经指出过:“要有计划地对大批干部进行正规教育, 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管理水平, 并且要把各种培训变为适用于全体干部的经常制度。”[2]因此, 要培养一支素质普遍高的公务员队伍, 就必须建立一套与其相对应的培训体制来宏观上加强对各级各类培训进行规范管理。而公务员培训制度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的日益进步以及公务员日常工作的需求而建立发展起来的, 组织人事制度和法制建设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权力、录用、考核、职务升降等章节中都对培训工作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并且还专设了公务员培训制度的章节, 使得培训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二) 公务员培训的必要性

首先, 公务员队伍人员构成的变化强化了培训的必要性。近年来, 随着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不断完善, 政府所招录的公务员整体的知识水平和学历都明显提高, 形成了公务员队伍就是一支知识型工作者队伍的现象。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 愿意得到持续教育, 更强烈渴望能有更高层次的个人发展, 因此他们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充电。因此, 公务员培训对于他们来讲, 是既有意义又十分必要的。通过培训,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水平, 更符合他们所处职位的需求;有利于开发他们的潜能, 为政府和国家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有利于他们接触到国内外的先进管理水平和技术, 并能潜移默化地运用到日常工作中, 使整个工作效率得到提高;更有利于他们突破自我, 增强组织归属感, 为实现组织目标而不断奉献自己。

其次, 行政改革对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出了高要求。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政府成为服务型政府, 而行政管理的模式也将发展到绩效管理。这些管理方式的演变要求政府应提供高效率的服务, 必须以满足顾客需求为最终目标。传统管理方式向现代管理方式迈进, 过程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 尤其是公务员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才能改变原有的做法和作风。因此, 加强对公务员的培训能帮助公务员迅速认清自己所肩负的重任, 明确自己的职能定位, 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再次, 信息社会与知识经济时代使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从国际形势来看, 中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与发展, 且把握一定的主动权, 就必须要有一支强有力的公务员队伍。这就对公务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上要坚定;善于把握机会与开拓创新;能够谨慎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懂得稳妥处理国际事务;还能机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从国内形势来看, 中国迎来了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新任务, 这要求公务员要接受终身不定期的教育和培训, 不断对知识及技能进行更新, 不断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这样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才能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二、中国公务员培训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分析

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标志着公务员制度的正式确立, 做到了有法可依。按照全国干部教育规划要求, 国家公务员培训层次有所扩展。比如举办一些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厅级干部进修班和优秀骨干培训班等等。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高级公务员培训更是延伸到了海外[3]。当然, 在看到公务员培训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要直面暴露出来的问题, 现将其归纳如下:

1.公务员培训的程序建设进程缓慢, 培训法规不够健全。目前, 公务员培训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共中央关于印发的通知》、《“十一五”行政机关公务员培训纲要》等。对于公务员实际培训的工作程序和步骤并没有清晰地列出, 更没有按照相关法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公务员培训机制, 导致培训的自由裁量空间大, 法律执行效果差, 且出现培训环节与其他管理环节脱节的严重问题, 使培训中所学到的知识无用武之地, 违背了公务员培训的初衷。

2.培训理念陈旧落后, 对公务员培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中国的许多部门领导对公务员的培训普遍都有误区, 认为这是一种“软任务”, 可搞可不搞。由此, 在公务员的培训中往往存在着“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的现象。显然, 对于公务员的培训有观念错位、思想重视程度不够。从领导者角度来看, 他们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正确看待新时期的公务员培训, 没有预见到培训之后所能够带来的回报, 因此没能把其列入议事日程;反之从被培训者的角度来看, 很多培训工作只是走形式, 没有很好的开展, 为此没能为他们带来很多的益处, 所以他们更是敷衍了事, 例行公事而已, 更觉得培不培训是很无所谓的一件事情。

3.培训机构不完善, 难以满足培训需求。中国的公务员培训教育机构相对较少, 主要就是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干部管理学院和党校等。近年来, 虽说各政府职能部门纷纷建立了内部的管理学院, 可难免存在经验不足, 缺少特色, 没有明确的定位;且各机构之间也缺乏协调, 没有统一的规划与管理。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显而易见:造成培训“人人管”同时又“无人管”的混乱局面[4]。虽然大大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 但却还是没能满足培训的需求。

4.培训内容陈旧、单一, 培训形式不够灵活, 缺乏创新。由于中国公务员培训主要是通过上党校、干校进行的, 基本上是“教育取向”的, 带有普教影响, 注重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 这方面的培训固然重要, 但太过于片面。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主要还是帮助他们更新知识,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完善、更完美。而现行的培训内容只是一个开端, 并没有很好地深入开展下去, 比如说如何进行依法行政, 如何与群众进行有效协调沟通, 如何给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等, 都没有具体地涉及到。而培训的形式大多还是老师讲授, 学生记录的教学方法, 这种传统的方法导致公务员的学习兴致不高, 甚至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培训的地点也只是坐在课堂, 很少亲自到实地进行调研考察;另外, 还有培训时间过于固定、培训工具太单一、内部交流甚少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中国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党中央针对公务员提出了要加强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研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付突发事件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等九个方面。这些能力的培养来源于有效的培训, 但从中国公务员培训存在的问题来看, 必须要尽快完善中国的公务员培训制度。笔者以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首先, 去粗取精, 善于借鉴国外经验。大多西方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公务员的培训, 更是把培养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他们的公务员制度都相对比较完备, 简述而言, 这些国家的培训制度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培训原则的一致化;培训制度的法制化;培训机构的职业化;培训形式的多样化;培训内容的全面化。这几点对于建设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大有益处, 完全可供借鉴。

其次, 健全公务员培训机构, 完善培训网络体系。中国在培训机构的构成上应当要有所变革, 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倾斜, 加大对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的投入, 努力使各培训机构办出特色。比如在国家行政学院承担高级公务员培训任务的同时, 地方行政学院侧重承担初级或中级的公务员培训。并且, 机构间应该相互联系, 互相形成网络, 实现公务员培训的社会化、网络化和信息化, 这样才能够保障公务员培训制度得以很好很完善地贯彻。同时, 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设置专门负责培训的部门, 并支持鼓励相关部门共同参与, 相互交流教学经验和培训内容, 这不仅仅可以共享软硬件设备, 更可以扩大公务员培训的规模, 提高培训的质量。

再次, 政府应该积极划拨专项资金, 不断提高培训的保障能力。公务员培训遇到的大问题之一就是资金的投入, 它从根本上影响到了教学水平和培训质量的提高。所以, 为了保证公务员培训达到预期的目的和很好的效果, 就要加大培训经费的投入。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途径筹措培训资金:政府财政拨款、建立培训基金以及发动社会筹资。总之, 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保证公务员培训资金的充足稳定。

最后, 加强对公务员培训工作的管理, 并健全激励机制。各培训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 运用现代化评估方式和手段加强对施教机构的教学督查, 建立起竞争择优的新机制。同时, 完善中国公务员培训的激励机制, 切实做到不参加培训就无法晋升职务, 使公务员产生一种内在的学习动力, 积极参加培训, 使培训工作充满生机、富有效率。

四、小结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政府对公务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 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公务员的培训工作, 纷纷建立并完善科学、系统的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 通过培训来改善公务员队伍的素质结构, 以此提高国家的行政管理水平。而中国公务员培训制度起步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晚, 在实际操作中与他们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但是通过对西方公务员制度规律的研究, 再结合中国公务员培训的具体实践, 中国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培训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钱再见, 陈辉, 李雪卿.公务员制度创新与实施[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2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63.

[3]陈振明.国家公务员制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268.

试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 篇3

一、现行公务员薪酬制度体系略析

(一)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涵义、状况及意义

公务员的工资是指在国家或地区政府部门工作,行使公共权力并执行政府公务的这一部分特定的公职人员,以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在一定时间内为政府和人民服务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一般来说,公务员的工资由政府人事部门制定,由国家或地区财政支付。我们知道,我国实行统一的职务和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主要由国家统一的职务和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公务员工资主要由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部分组成,其中“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是职级工资制中体现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在职务工资标准中,每一职务层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确定工资标准。公务员的级别共分为15级,一个级别设置一个工资标准。“基础工资”是大体按维持公务员本人基本生活费用确定,各职务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它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工龄工资”是按公务员的工作年限确定工资标准,体现公务员积累贡献。除此之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和岗位津贴以及补贴和奖金等等。

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薪酬制度体系中最为敏感的一个环节,也是实施公务员管理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公务员的工资是其个人消费品分配的最重要的形式,它涉及公务员的切身利益,是公务员及其家庭生活的基本特征,具有保障、激励和调节等作用。从本质上说,公务员制度决定公务员决定公务员队伍的稳定与否,决定其工作积极性的高低,决定整个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因此我国必须注重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建设。

(二)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滞后的主要原因

第一、在吸引人才和激励竞争这一方面,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远远没有满足按市场效率和贡献提供相应报酬的要求,缺乏市场竞争力。温州多名高官下海以及WTO谈判官员被企业高薪挖角,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这给行政机关吸引优秀人才,以实现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提高行政部门工作的科学化和高效化造成不利影响。

第二、工资调控有所削弱,地区及部门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较大。

第三、工资制度结构不尽合理。表现在级差的设计上,工资标准的起薪(也就是基础工资)太低,职务之间的级差也太小。不能很好地反映出不同的职务级别在履行职务上的劳动差别。

第四、缺乏体现地区差别机制,即没有建立起适应各地区生活条件和标准的地区性津贴。虽然在1993工资改革中已经提出,但一直没有落实,只是在部分边远贫困地区小范围实施。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统一的工资标准给实际执行带来很多困难。相对于发达地区的生活标准,现行的工资标准明显偏低,而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由于财政状况恶劣,往往连基本工资都无法兑现。

二、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随着社会环境和客观因素的变化,使我国公务员工资的制度改革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改革关系到整个公务员队伍的稳定,也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一)以“经济人”作为公务员的前提人性假设——从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经济向利益独立多元化市场经济转变的内在要求

“经济人”概念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其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行为动机的自利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是其行为的原始驱动力;二是行为目的的功利性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三是行为方式的理性化,即以自身利益为标准,在于计算的基础上进行权衡与选择。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人”行为模式。

“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假设,公务员在本质上也是市场经济核心精神的反映。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市场经济就是以承认利益主体的独立存在为前提,其中公务员的利益首先就是经济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务员的个人目标函数首先不是或者至少不是单纯的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包括了更高薪金、职务晋升等个人经济利益和自利性动机。过去我们不承认“经济人”假设,贬斥自利行为,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提倡自我牺牲和集体主义精神,但公务员“经济人”特性并没有消去,反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追求政府规模扩大化以提高权力和待遇、寻租、侵吞国有资产等都凸显人们的自利性,因此,必须以“经济人”作为公务员的前提人性假设及行为模式,从经济利益上考虑其他需要,改革现有的工资制度。

(二)精神激励与道德激励功能逐渐减弱——从非常态的社会状态到和平期非危机时刻转变的结果

精神与道德激励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已渐渐失去昔日的强大威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已从改革开放前的非正常社会状态(即发生战争、动乱等的社会不稳定时期)过渡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稳定发展时期。过去积贫、积弱的现状使公职人员不可能产生太多的物质利益追求,再加上增长经济一体化、超强单一的意识形态及内忧外患的社会形势,使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与建设强大社会主义中国的人生目标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缺乏物质基础的精神与道德激励便逐渐开始失去作用。从政府方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政府目标作为组织目标,已不像非常态时期那样明确并具有强大吸引力;其二,因为政府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是不直接创造财富的权力性管理活动,复杂环境容易模糊目标;其三,权力运行的程序性也容易冲淡目标,而且目标与利益往往有直接和间接联系,而不像战争或者特殊年代那样组织目标达成往往与自我奉献与自我牺牲有直接或者间接联系。而从经济体制转型,由社会的封闭性被打破来看,在“官本位”体制性下,干部职业因其独有的职业荣誉和等级消费而有绝对崇高的社会地位,但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推进以及“官商二元化”体制的逐步形成,这种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并呈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公务员职业和经济地位的降低。在官本位体制下,官职是社会评价唯一的尺度,干部职业无疑是最受尊敬的职业。而“官商二元化”体制使“商”和“官”成为两种同等重要的社会价值评价尺度,这样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与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中同类人员的工资收入相比有很大差距,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种职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公务员心理上的不平衡,必然使得传统精神激励机制失去原有的强大激励作用。

(三)从“权力导向型”转向“市场导向型”——建设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政府对公务员管理理念的要求

我国已经加入WTO,市场化取向是WTO的基础,而”消费者导向”市场化取向在公共管理理念上的体现,是以服务导向代替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的结果,它体现了新的价值认同——政府作为“公仆”向“公民”提供服务理念,转向市场契约下的供需理念。我们把主体中心主义转化为服务中心主义,把个体利益中心主义转化为公共利益中心主义。在现实中,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而作为主人的公民则只能被动接受,公务员作为公民的“公仆”成了一种理念价值的虚构,被现存关系所扭曲,其结果是不负责任和官僚主义盛行。“消费者导向”的新理念使国家公务员有可能由虚构的“社会公仆”成为现实的“社会公仆”. 因为不管公务员是否真正认同“社会公仆”的理念,都必须按“顾客主权”的规制行政;而“顾客主权”规制的实现,也就是真正完成了公职人员作为“社会公仆”的角色定位。

改革并建立科学工资制度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工资来强化公务员的服务意识;通过工资来证明这种委托代理的交易关系,将工资与以结果和顾客满意度为导向的绩效考核、职务晋升相挂钩,从客观上改变公务员责任心淡漠、道德意识下降、服务意愿无存的状况,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与角色转变,建立服务型的绩效政府。

(四)改革工资制度是应对当前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的需要

当前经济全球化,政府面临的是人力资本全球化配置的竞争形势。我国公务员现有的工资水平,严重缺乏市场竞争力,公务员物质没有得到满足,这就使物质激励变得非常必要与重要。国家花了大量财力物力培养不少人才,被外国公司仅用较高的工资就“挖”走了。入世后,我国人才将面临“第三次外流高峰”。我们若因工资制度的滞后而失去人才竞争的先机,则势必影响我国行政机关的进一步改革和管理水平、工作效率的提高,进而势必影响我国政府政策制定的效率和决策水平,这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到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在其他物质激励改革难度大,效果不彰的情况下,如社会保障制度,因起点水平的高低对今后运行的影响非常大,当前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再加上福利刚性的存在,不宜随意调增福利项目待遇水平,尽快改革工资制度是最可行的选择。

(五)改革现有工资制度,是实现“以薪养廉”的对应要求

在住房、医疗、教育市场化的同时,如果工资水平不提高,就等于加重了公务员负担,这对公务员的心理平衡、事业心、稳定型及廉政环境都是严峻的考验。而科学的工资制度,相对优厚的待遇,给予公务员必要的物质保障,使他们不必贪,这是遏制的必要条件。注意,这仅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即“薪”可以“养廉”,但不是“高薪”,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健全严密又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和严惩机制,因此,在改革工资制度的同时,必须进行配套的法制建设。

三、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与变迁的思考

作为公务员制度内在动力和基本保障的薪酬制度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那么采用什么方式实现这一制度改革才最有效率(成本最小且最有可能),这就是制度创新方式的选择问题。以下将从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的国情出发,分析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的推进方式。

(一)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两种可供选择的创新方式:其一是诱惑性变迁,其二是强制性变迁。诱惑性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代替,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惑性变迁必须在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得机会而引起,强制性变迁即可以是为了获得创新的潜在利益收益,也可以纯粹因不同集团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

(二)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创新方式分析

1.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应有国家主导

公务员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主要由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或者命令的形式强制性推动。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第一、公务员制度特殊性使然。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关系整个国家行政运行正常、有序、一致的法律保障,具有很强的统一性与严肃性,而公务员工资制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它的改革也必须要有统一性与稳定性,在改革初期应避免出现太多的地方特色,避免个别官员和机构在制度边缘的灰色获利行为,否则将引发公务员内部及社会新的不满。这不仅会阻碍进程,更会影响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因此,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要由国家主导强制推行。

第二、历史经验下的现实选择。从历史经验看,我国的制度变迁都是政府主导的渐近式制度变迁。主要是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现代化国家,在集权式政治结构下,政府凭借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以及资源配置权力,力争摆脱贫困,实现富强而选择的成本较低,较为合理的现代化路径。从现实看,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和谐的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为了改变由于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激励不强、保障不力和透明度不够而造成的公务员积极性不足,政府效率低下以及社会对公务员加薪的不理解等现实,进而改变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而获得人民信任和支持,巩固其合法性,政府应该主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积极探索和推进科学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建立。

第三、旧制度的利益刚性使然。作为分配领域的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必定会触动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若要突破旧体制下利益格局的刚性来获取新的利益,尤其是要原有利益集团自行推动则相当困难,原有的干部阶层既无法为制度的转变支付庞大的费用,又缺乏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必须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推动制度变迁。

2.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中的诱致性因素

我们在强调工资制度改革强制性变迁特征的同时,并不否认这一制度变革中各种诱惑性因素的作用,特别当这一制度与我国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并逐渐形成良性互动时,其诱惑性因素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尤其是工资和公务员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而合理的工资制度必定会使大部分人在新的 均衡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这就会促使他们自发接受并推动工资制度及其必要的配套改革,从而自上而下地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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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分析 篇4

作者：YeahTech 来源：Yeah！免费论文 加入时间：2004-10-26

内容提要：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中国以往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干部队伍笼统庞杂、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管理方式陈旧单

一、管理制度很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进程。为了改变这样一种局面，1993年8月14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标志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形成。这项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决策的过程，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或许看上去不象是英雄，但它作为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在决策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公务员制度不搞“政治中立”，不搞“两官分途”，注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综旨，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举措其最具突破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经过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公务员的基本原则，从而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创造了制度条件。

一、中国以往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干部队伍笼统庞杂：从国际角度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包括前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等）“干部”一词都有着非常广泛的涵义，包括党、政、军、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公有制企业、工、青、妇、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中国过去也同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广泛使用干部的概念。新中国成立若干年来，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干部的涵义愈加混乱，外延日益扩大，队伍越来越庞杂，管理越来越困难。近3000多万人的干部队伍，包括有各行各业的管理人员。对如此庞杂的管理对象，根本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具体管理，只能采取粗放的、僵硬的管理方式。特别是把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与从事一般社会职业的人员混为一谈，这就难以根据前者的特殊工作性质，提出明确的任职要求，以保证国家行政机关的效率与活力。

2．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虽然干部队伍范围很广，但是管理权限却相当集中，这种矛盾的现象必然会导致管理中的问题。长期以来，把党管干部的原则落实在微观的具体管理工作中，由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由于权力的扩展是必然的趋势（政治学中的“寡头政治”铁律），所以往往会造成管业务的行政首长管不了人，而管人的又对行政业务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一种颇为尴尬的局面，使管人与治事相脱节，造成业务部门与组织部门在干部管理问题上的尖锐矛盾，真正用人的部门其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组织部门对干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实际上不但管不了，而且管不好。3．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以往的干部管理，多采用延安时期沿用下来的管理办法，即对所有干部都采用管理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强调思想工作，注重政治管理，没有考虑各类干部的具体工作性质、社会责任和职业特点，这种传统的方法虽然操作简便，并为组织部门所熟悉，但不利于按照工作的不同特点，对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不仅如此，社会上还逐渐形成了所有职业都套用行政级别的问题。由于工作和生活待遇都要与行政职级挂钩，无形中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从而造成“千军万马奔官来，百万雄师争挤独木桥”这样一种不良局面，非常不利于干部管理工作的开展。

4．管理制度很不健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虽然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些制度，但总的来看，还缺乏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责任制。主要表现在：

l 在录用工作中，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没有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

l 在干部使用上，缺少严格的任期规定，造成能上不能下，死抱铁饭碗的问题。

l 在干部调配上，只有计划机制，没有流动机制，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l 缺乏岗位责任制。职责不清，权力交叉，相互推诿，办事拖拉的问题普遍存在。

l 在干部的考核、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职、退休、教育、培训等方面缺少明确的规章制度，由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因而用人缺乏法制，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表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5．缺乏监督机制：长期以来，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治问题的存在，使

监督机制受到忽视。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监督工作显得软弱无力。查案办案受到种种牵制，有时还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从而导致一些不良现象的滋生。“一种权力一旦失去监督与约束,其发展就必然会走向腐化与堕落。” 这巳经成为政治上公认的定律。政府的公共权力应该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国家的干部应该做好人民的勤务员。然而,如果缺少监督机制，这种服务就难以实施，这种主仆关系就必然颠倒，权力就会异化，腐败就难以避免。

上述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使我们长期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年轻优秀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铁皮箱环境”随处可见；二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难以避免，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现代化进程，如果不加以改革，必然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拦路虎和拌脚石。因此，改革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问题就成为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诞生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要敢于打破老的框框，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并要求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从中央到地方，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1982年、1983年，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先后进行了机构改革，并按照干部“四化”的方针，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建立了老干部的离休、退休制度，开始逐渐废除实际上长期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与此同时，许多地区和部门在干部的录用、考核、交流、培训等方面也进行

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如一些部门在录用干部时采取了考试的办法；一些基层单位还大胆采用了合同制的干部聘任方式；一些机关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采用民主评议的方法来考核干部；一些地区建立了干部交流制度，试行了干部回避的若干规定。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处于试验性阶段。从整体角度来看，一些单项制度的改革往往因为缺少全局的配合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局部的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式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必须从全局出发，从具体问题的相互关系上来把握，进行综合性的配套改革。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都有一个总的人事法规，而中国却一直没有，这很不利于人事管理的规范化。为此，党中央在1984年提出要制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后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太广，决定改名为《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后又进一步更名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1988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人事工作，更好地推行公务员制度，中央决定成立国家人事部。人事部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始向实施阶段过渡。人事部从1989年起即开始组织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工作，首先在国务院的六个部门即审计署、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税务局、国家建材局进行了部门性试点。1990年，又在哈尔滨市和深圳市进行了地区性的试点。在此期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草案中的一些单项制度，如考试录用制度、亲属回避制度、人事考核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等也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此基础上，1993年8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正式签署颁发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至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诞生了。

三、决策过程分析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决策的过程，可谓“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探索中积累经验。这并非是有林德布罗姆的渐进模式可依，只是在实践中形成了某种契合。渐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实验、不断反馈和调整的过程。渐进决策无疑具有很多的优点，它有利于避免因决策严重失误所产生的持久性结果。社会是一个惯性很大的系统，越是严重的错误越难以及时纠正。如果把步子迈得小一些，那么发现了问题就能够及时纠正。迈大步往往意味着进行重大的政策变革，这样的激进型做法一方面可能会引起决策层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导致权力的改组和社会形势的重大变化，所冒的政治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可能会在制度安排和公众心理方面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来自目标群体的阻力，将形成政策执行中的巨大障碍，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很不利于社会形势的稳定。如果能够把大步变为连续的小步，步幅虽小但频率不慢，那么上述的风险就会大大地缓解。正象林德布罗姆自己所讲的“政策制定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的‘蚕食’代替了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的‘全盘解决’”?。按部就班、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或许看上去不象是英雄，因为它缺少惊人的壮举，但它作为足智多谋的问题解决者在现实生活中?创笥杏梦渲亍?/P>

然而，渐进决策也并非没有缺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带有一定保守主义的偏见，对旧有政策过于留恋，并受思维定式的左右，具有一定程度的惰性，且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在社会加速变革时期，渐进决策可能会显得无所作为。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走过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从酝酿到出台其中经历了不少磕磕绊绊的事情。为此所做的资源付出也是很大的，这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方面的投入。下这样大的力量就是为了在稳定中求变革，积小变为大变，逐渐淘汰落后的干部人事制度，真正使国家公务员的管理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尽管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预期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总体来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起到了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渐进决策是成功的。当然，缺陷总是有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公务员制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惯性特征，具有旧有政策的诸多痕迹，并没有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而且推动速度过于缓慢。

四、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因此，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相比，有着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搞“政治中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根本指导原则。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为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制度保证。所以，要求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所谓“政治中立”的原则，要求文官不得参加党派等政治活动，在公务活动中不得带有党派的政治倾向性等等。

2．坚持党管干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强调文官管理必须独立于党派之外，“不受任何党派干预”，“与党派政治脱钩”，是独立的管理系统。

3．不搞“两官分途”。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这是由于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而西方文官制度则实行“两官分途”，强调政务官的所谓政治化和事务官的所谓职业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官体系，相互之间不能转任。

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中国公务员没有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而西方国家的文官则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它受雇于政府，是政府的雇员，一切服从政府需要，为政府利益服务。

总而言之，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为公务员管理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它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些积极内容，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由于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公务员法规体系中的基础性法规和总的章程，所以只能规定公务员管理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在执行过程中，还应逐渐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五、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

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是以考任制为基础的，在公务员“进、管、出”三个环节上以“进”为突破口，建立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基本原则。无论是英国诺斯科特和杜威廉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还是美国的《彭德尔顿法》，其最重要的意义就表现在确立了经过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的原则，从而标志着现代文官制度在英美两国的形成。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举措其最具突破性的贡献同样如是。在中国，关于毛遂自荐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毛遂在自荐时所讲的那句话却不一定大家都知道。他当时说：“智士处世，如锥处囊中，其颖立见。”毛遂的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客观环境与人才发现之间的关系。假设是一个铁皮箱环境，保险柜环境，再锋厉的锥子也无济于世，其颖不单不会立见，还可能会永不相见。这种时候，看来只有电钻才能派上用场，不是没有办法，只是难度太大。

我们过去的干部任用方式极为单一，完全靠领导说了算，往往是黑箱操作，透明度很低。难怪老百姓创作了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在这种环境中，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难以合理就位。这就好比踢足球，不仅好球员可能得不到上场表现的机会，而且该踢后卫的可能错当了前锋。从而造成人才的大量积压与浪费，妨碍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

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考任制已在中国全面起步。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说：“卷子总比条子好，赛马总比拍马强。”的确，从“伯乐相马”到“赛场比马”确是一种质的进步。到目前为止，通过考试进入国家政府机关的各类人员已超过万人。其中不仅有一般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一些司局一级的政府高级公务员。尽管在公务员考录工作中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多表现于技术和操作层面，随着执行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公务员制度的整体完善，相信那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环境（囊状环境）一定会

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篇5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经历了调研准备、推行实施和完善发展三个阶段。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情况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实施，是以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标志的。范围为全国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一）建立和推行的背景

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政府机关人事管理制度，建立了一支行政管理队伍，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需要。形成和发展出若干行之有效的准则，比如，党管干部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等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的推进，使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面临着改革的迫切需要。首先，经济体制改革迫切要求在干部选拔上增加透明度、开放度和群众的参与程度，要求在更大范围内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其次“国家干部”的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的分类，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管理方式陈旧单一，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治等传统体制的弊端必须突破。第三，对体现干部人事制度优良传统的具体制度、内容和做法，也需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调整、改进、完善，动态地适应着时代的要求。

因此，在进入改革开放之际，小平同志就要求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此后，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坚决而系统的改革，尤其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都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选择特定时期某一局部，作为全局的突破口，往往会对全局起主要和决定作用，同时也符合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干部进行科学分类，在机关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就是全局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使干部人事制度走向科学分类管理体制的突破口。从而推动企业、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决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全局问题。

就全局性质而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但具体到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其改革的深刻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机关具有国家事务管理的一致性，必须统一指挥，保证政令畅通，机关干部人事管理也要集中统一，不能有多样性。由此看出，机关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同政治体制联系紧密，其改革是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重要的是增强活力、赋予生机，是在继承和连续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办法的调整和改进。因而，其改革不具根本性变化的性质。企事业干部人事的管理制度不仅有干部人事制度的共性，而且反映企业制度、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所确定的外部关系。这种外部关系只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逐步清晰和明确。并且，由于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根本转变，企事业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具有了根本性变革性质。用人主体由国家转为法人，用人行为由行政转为市场。所以，企事业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是对自身的根本改造，具有根本性的变化性质。这种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既是企事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艰巨性所在，也是它不可能先于机关形成制度的原因所在。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必然选择。

（二）推行的过程和方式

自党的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提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党的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提出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到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提出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连续提出明确的任务和要求，既表达了党和国家的意志，也反映了实际工作蓬勃发展的进程。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采取了符合实际的推行方式方法，使制度建设稳中求进。按照党中央关于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的要求，推行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采取整体推进，突出重点，分步到位的方法，根据各项改革的难易程度和基础条件，针对机关工作人员的接受程度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题，一年一个突破口，逐步达到目标，使推行工作有计划有节奏平稳地进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到1997年底，在全国基本建立了公务员制度。

（三）取得的成效

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后，在国家行政机关新的人事管理机制开始运行，其中比较显著的有八个方面：

--考录工作全面铺开。全国31个省、区、市均实行了公开招考，多数地方还打破身份、地域限制，不拘一格选人才。截止1999年初，全国计划考录公务员15万人，报考人数150万人。公务员考录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支持和欢迎。

--激励机制开始运行。实行考核制度，对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评价，并将考核结果同奖惩、工资、职务升降、辞退等环节挂钩，使“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开始改变。自1994年起，全国各级行政机关98%的公务员参加了考核。考核被评为优秀者受到奖励，考核不称职者受到处理，考核的奖优罚劣功能得到发挥。

--能上能下有了突破。实行竞争上岗，能上能下，使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截止今年4月，仅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就有5万个机关单位实行了竞争上岗，职位近35万个，报名参与竞争上岗的各级机关公务员达80多万人。

--轮岗、回避初见成效。对领导和“热点”职位有计划地轮岗，对有亲属关系的公务员在任职和执行公务时回避，打破了亲情关系网，改善了公务员工作环境，促进了廉政建设。截止1999，全国共有40余万人进行了轮岗。同时，全国还有29832人进行了任职回避。--“出口”初步畅通。退休制度得以进一步贯彻，特别是辞职辞退的实行，使机关告别了“铁饭?quot;，”能进不能出“的弊端开始打破。据统计，4年来，全国共有11000多名公务员被辞退，有11624人辞职。

--培训开始步入轨道。培训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有效途径。据不完全统计，自条例颁布以来，共培训公务员1000余万人次。99年，55个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有5180人次参加了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占总数的32.2%。通过培训，公务员素质得到提高，工作能力得到加强，保证了政府机关的高效运转。

--公务员权利有了保障。据不完全统计，申诉控告制度实施以来，各级人事部门共受理公务员申诉287件，其中撤销或者建议撤销原处理决定的占到20%。不公正的人事处理得到了纠正，维护了公务员合法权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弘扬。从1996年开始，连续四年在全国开展”做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活动，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这一活动，展示了新时期公务员改革开放、勤政廉政的新形象，叫响了公务员称号，宣传了公务员制度，推动了公务员队伍建设。总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推行，取得了明显成效。机关的生机活力明显增强，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水平有较大提高，机关的勤政廉政建设得到加强。实践证明，我国公务员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是一项比较成功的改革。

（四）存在的问题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还只是迈出了初步的步伐，制度的健全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当前的主要问题：一是立法层次不够；二是全国的发展不平衡；三是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展望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继续发展，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科技、国防和民族凝聚力等在内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对各国政府的管理效能和效率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当今中国，改革、发展和稳定成为我们工作的主题。今后五至十年，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机遇，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全面深化，整个经济处于战略性结构调整之中。在解决深层次矛盾、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中，需要我们维护社会稳定。就是说，政府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行政运作的复杂程度大为提高，迫切需要提高政府判断形势、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在履行和完成”执法“和”管理“的职能和任务中，必须依法行政，从严治政，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制度建设和机构改革中不断取得成绩，从而建设廉政、勤政、务实、高效政府。

今后，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为指导，按照深入改革人事制度的要求，从增强制度活力、提高队伍素质、改进公共服务、完善法制等方面着手，以深化制度改革为动力，以提高队伍素质为根本，以提供优质服务为目标，结合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规划，力争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法制体系完备的公务员制度，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有。

今后一段时期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点有四个方面：

一是增强制度活力。主要是完善分类、聘用、考核、竞争机制等。推行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的试点，探索主办人员与辅办人员不同的管理办法。改进考核制度，实行多层面考核，净化民主测评的环境，公示考核结果。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制度，保证人才选拔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

二是提高队伍素质。创新、完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严把”进口“，要经过多次考试，层层筛选，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根据公务员职业发展加强培训。研究公务员的成长规律，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明确阶梯和目标，并针对个人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按照从严治政，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的要求，进行依法行政培训，增强公务员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要根据加入世贸组织对行政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进行培训。培训内容，要以法律规定、市场需要、岗位必会为导向来确定。培训安排，要把个人动因和组织选送结合起来，变要我培训为我要培训，由政府推动转为利益驱动。培训时间，要长短结合，板块拼加，自由选择，学分累计。形成一套有效的培训运行机制。三是改进公共服务。按照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要求，进一步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积极推行政务公开，让人民群众了解办事程序和规则，接受群众监督。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电子政府"，提高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引导广大公务员深入实际，体察民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群众满意。

四是完善管理法制。认真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在公务员管理中的新鲜经验和好的做法，进行规范，不断丰富完善公务员制度。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公务员法》的起草工作；抓紧研究制定尚缺的单项法规，如公务员的纪律、行为规范、调任、转任、退休等；对现有的单项法规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竞争择优促使中国形成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中国公务员制度推行11年来，政府机关人事管理工作实现了根本转变，随着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的普遍建立，一支具有公仆意识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正在形成。中国公务员管理工作始终立足制度建设。在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后，先后制定出台了与之配套的10余个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和一批政策规定，内容涵盖公务员考试录用、考核、职务任免、奖励、辞职辞退、申诉控告、培训、职务升降、任职回避、职位轮换等方面，使公务员队伍管理初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均实行了公务员公开招考，多数地方还打破身份、地域的限制，中央国家机关已连续11年组织公开招考；在职务晋升上，破除“论资排辈”。近两年，全国共有22.3万人通过竞争上岗晋升职务。

自1994年起，全国各级行政机关98％的公务员参加了考核，考核结果同奖惩、工资、职务升降、辞退等环节挂钩。

退休、辞职、辞退、交流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公务员队伍“能进能出”；纪律、处分、轮岗、回避制度的实行，加强了对公务员的有效监督。此外，任职培训、更新知识培训等培训体系的建立，成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队伍的有效途径。

据人事部统计，从学历上看，大专以上人员占总数的比例由1993年的32％，上升到2003年的73.7％，提高了41.7个百分点；从知识结构上看，公务员的法律知识、科技知识、现代行政管理知识、市场经济知识以及外语、计算机等知识得到了补充；从能力结构上看，公务员的依法行政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创新能力等都有所提高。

公务员法着力解决三问题

中国国家公务员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如何约束规范这支公务员大军的行为，为公务员立法，实行“依法治吏”，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设计，是建立现代政府的重要法律基石。

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传出的信息表明，《国家公务员法》即将提交初审。这部两年多来11易其稿的法律，人数达500余万之众的国家公务员，对这部法律更是满怀期待。各界至为关注的是，这部重要法律的立法主旨是什么？反复论证的焦点问题是什么？能否解决现行公务员管理实践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

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

中国实施公务员制度已经有10年，也颁布实施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那么。为什么还要出台《国家公务员法》呢？宋世明指出，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出台《国家公务员法》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张“大牌”。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面，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就是一条线，而出台《国家公务员法》就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依法治吏”，这里所说的“吏”，主要是指公务员队伍。自1993年颁布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来，公务员制度的法律体系可以说已经初步确立，但《条例》的法律权威依然不够。

宋世明博士指出，“吏治腐败”是当前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众矢之的。出台《国家公务员法》也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理“吏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制定《国家公务员法》，也是为了把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来说，出台《国家公务员法》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织保证。

新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使得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市场监管职能日趋重要，对一线

执法队伍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国家公务员法》是否会着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宋世明博士对此回答说：这也正是这部法律试图解决的问题。

焦点问题反复论证

《国家公务员法》着手起草时间两年多，期间11次易稿，在制定这部法律的过程中，宋世明认为遇到了以下容易出现分歧的焦点问题：一部法律，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期盼。关于《国家公务员法》，相关管理部门期盼它更加规范公务员管理，更好地保护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公务员们期盼它能为自己开拓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合法提高相关待遇；专家学者期盼它建立推动公共人事管理的现代化，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老百姓期盼通过它早日建成一支成本更低、服务质量更高的公务员队伍。

因此，在这部法律的起草过程中，难免会对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另外，诸如如何创新公务员分类管理机制？职务系列与职级系列是完全分离，还是保持一定的对应关系？以及取消领导职务，还是改造非领导职务？如何加大对公务员合法权利的维护等等，都需要在比较中反复论证。

中国与西方的公务员制度的差异 篇6

学号:2209100

4姓名: 陈东洋

摘要:国家公务员制度是现代人事行政制度的主要存在形式也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文官制度相比有诸多不同,通过对二者的区别的分析,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进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关键词:公务员制度;西方;中国

正文:

公务员制度作为各国公共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与一国的基本国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各国公务员制度不仅程度不同地反映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普适价值，也扎根于自身所处的具体社会和历史条件之中，是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和本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历史传统等因素的综合体现。由于中西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与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当然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产生

西方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在行政管理领域长期探索与实践的成果。它的建立实现了全体公民进入政府工作和担任官职的权利；它的成功运作开辟了行政管理法治化的新时代，并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共同财富。现代公务员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公务员制度是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直接产物：政党轮流执政的结果，造成政府所有工作人员“与政党共进退”，使政府工作经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支独立于党派之争的稳定的业务类公务员队伍.对于我国来说,公务员制度产生的根本动力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要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要敢于打破老的框框，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并要求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在这一背景下,颁发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加上对外开放这一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一个与西方不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务员制度便诞生了.二、指导原则。

西方国家为了避免公务员卷入政党竞争,影响政府工作的公正性, 强调所谓“政治中立”要求文官不得以文官身份参加党派活动，在公务活动中不得带有党派的政治倾向性。而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则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根本的指导原则，公务员必须遵守宪法，不得散布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不得采取反对政府的行动。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三、管理体系

西方国家为了克服”政党分赃”的弊端, 为了避免执政党的更替而造成政府工作人员更替的混乱，建立了事务类公务员独立的管理体制,强调公务员是一个独立的管理系统，与党派脱钩，党派不直接管理公务员，而是由独立的机构进行管理。而我国不存在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问题,按照现行公务员管理体制，党委组织部门具体负责干部路线、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管理机关中较高职务层次的公务员。为了适应对公务员队伍的依法统一管理的需要，《公务员法》明确公务员主管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由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公务员管理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履行公务员管理的职责。这与西方国家强调公务员是一个独立的管理系统，不受政党干预是不同的。

用人标准

试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发展 篇7

目前配合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最密切的就是人事退休制度,主要可以考虑借鉴典型国家养老保险改革中提高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的做法和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制度。

(一)提高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

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0多岁①,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在不断提高,2000年总体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1岁②。根据中国目前对退休年龄的规定,老年人在退休后仍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继续工作。现代的医学研究也表明,一个在紧张轨道上奔驰惯了的人,骤然停下来,只会加速死亡的到来。如果让他们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不仅可以发挥余热,还可以增进健康。

另外,老年人口增多,若提高平均退休年龄可以使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收入增加,养老设施的投入和支出也会增加,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

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笔者认为可采取两种退休制度并存的做法。国家可以规定两种退休年龄:一种是可以退休的年龄(55~60岁);另一种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60~65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在55~60岁之间,职工可以自愿退休,但不能领取养老金,国家也不给予任何补贴。对60~65岁退休的人,还要要求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这样使缴费与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金额挂钩,真正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原则。

(二)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制度

中国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仍然沿用20世纪50年代职工退休制度的规定,即男职工满60岁,女干部满55岁,女职工满50岁。国家对提前退休的规定:一是男职工满50周岁,女职工满45周岁,因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提前退休即病退;二是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有毒有害身体健康工种的工作,男职工满55周岁,女职工满45周岁,可提前退休。对目前中国公务员实行男女不同的退休年龄,一直以来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同规定导致了女性权益受损,潜意识把女性当作弱势群体,存在性别歧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规定较合理,充分考虑了女性的生理特点,有利于保护女性权益。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中国女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比男性早10年,比女干部早5年,这一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合理性。因为当时的工作体力型劳动程度较高,为了保护女性,提前退休可使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另外,旧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健康状况也比男性差很多,女性生育多个子女并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家庭为主,很少出去工作。因此在当时大多数妇女很赞成这一政策。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持续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平均预期寿命己经明显超过男性,并且女性的工作环境变好,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女性早早就摆脱了育儿的辛劳,很多女性走向社会,成为职业人。因此,在新知识经济时代,对女性退休年龄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时代背景,不但不是照顾,反而是一种潜在的性别歧视,既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加重女性老年生活的风险。因为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与其工作年限和缴费数额紧密挂钩,女性比男性提前退休会导致退休后两者养老金的差异较大,下面通过建模测算可以得知。并且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末已经开始调整本国的退休年龄政策,把女性退休时间早于男性的规定改为男女同龄退休且同龄享受社会保障(见表1)。中国也应该加以借鉴。

下面对中国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建模测算,考察退休年龄对个人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

1. 模型假设前提

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作如下假设:(1)假设男女职工参加工作的年龄为25岁,参加工作距离退休的时间为L,缴费年限为n年,缴费期间不间断;(2)假设W0为月初始缴费工资,为初始社会平均月工资,且职工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期间工资是平均增长的,且等于当地职工的平均年工资增长率k,假设α为参保时工资与当年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3)职工退休前1个月工资S、前1个月社会平均工资S軈及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分别为:(4)个人账户记账利率i,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利息按复利计算,且采用年度计算法,即:截至本年底个人账户储存额=上年底个人账户储存额×(1+本年记账利率)+个人账户本年记账金额×(1+本年记账利率×1/2)。

2.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模型

按照38号文件规定,“标准人”的养老金计算公式为:

“标准人”的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月基础养老金=(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n×1%

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退休时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M为:

则有个人账户养老金总额pc为:

基础养老金总额bc为:

则退休后基本养老金P为:

因此基本养老金替代率T为:

3. 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

笔者以25岁参加工作并且开始缴费,缴费期以15年为例,分析“标准”参保人不同的退休年龄对其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其中:n=15,k=8%,i=4%。具体测算结果见表2与图1。

退休年龄对于替代率的影响主要是考虑个人账户积累的经济效应以及计发月数。从测算结果表2可以看出,在现行的政策下,养老金替代率明显加强了缴费积累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强调了权利和义务的相对应。而不同的退休年龄,养老金待遇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女性职工而言,50岁退休的待遇水平在相同条件的测算下是略高于55岁退休的男性;但是提前退休的女性待遇远远低于提前退休的男性和正常退休的女性。但是这只考虑了相同的缴费条件。由于男性工作时间延长,男性也可通过延长其缴费期提高其待遇水平。

4. 结论

表3及图2反映了不同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替代率的敏感性变化。从图1和图2可以看到:在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下,养老金的替代率随着年龄的延长先下降再上升,达到一定退休年龄后敏感系数由负值变成正值且养老保险替代率的敏感系数逐步增大,变动趋势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政策下退休年龄不仅影响养老金的积累,同时也影响个人账户计发月数。退休年龄小的计发月数就高,其养老金个人账户得到的钱就越少;退休年龄越大的计发月数就越低,其养老金个人账户得到的钱就越多。养老金计发月数是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69岁时敏感系数为3.13,这意味着退休者退休年龄每增加1%,养老金替代率增加3.13%。

因此,从理论角度分析,为使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顺利进行,应配套改革人事退休制度,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并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这不仅有利用提高女性晚年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中国基本养老基金的积累和投资运营,提高个人账户的基金总额,另外还可提高个人退休后的收入水平。

二、公务员养老保险配套制度改革之二——工资制度

马克思认为“工资只是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的特种商品。”④在中国,工资一般指企事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报酬⑤。公务员工资制度指国家根据公务员的学历、年龄、级别和职务,根据规定发放公务员劳动报酬而建立的原则、规范以及工资关系和形式的统称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经历了1956年、1985年和1993年三次大的变革。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努力解决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等方面的要求。接着2006年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国发[2006]22号)的文件,规定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新的工资标准。但是应该看到,该《通知》是建立在1993年的工资制度基础上的,没有进行根本的改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

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问题。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目标模式中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中个人缴费基数与本人工资挂钩,而中国公务员基本工资较低,非工资性收入和非实物形式收入比重较大,如不配套改革工资制度,势必会降低公务员养老金替代水平,无法满足退休公务员的基本生活所需。

2.隐性收入问题严重。

隐性收入现象是中国公务员工资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机关单位通过隐性收入变相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且隐性收入形式多种多样,如在临时机构利用职权领取各种酬金、单位内自发各种福利和补助等等。

3.工资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

根据国家的规定,各个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水平及财政收支状况,发放相应的附加津贴,这必然会导致各个地区的公务员工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达地区如广州和深圳的公务员工资水平较高,而经济落后地区工资水平就很低。有些经济落后地区因缺乏资金来源连最基本的工资都很难顺利发放,更不要说发放津贴。甚至一些落后地区在执行国家工资调整政策时也不到位,只是口头协议。这样地区差异会越来越大,也影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碍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根据目前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目标的要求,笔者认为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建立合理的工资结构。中国公务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组成,其中基本工资又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基本工资在公务员合理货币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较低,而津贴、补助及奖金占比重较高,这不利于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发达国家一般坚持公务员的薪酬结构以工资收入为主、发放津贴为辅的原则。因此,借鉴国外经验,首先要彻底改革目前“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工资结构,应该对公务员基本工资、津贴、补助及奖金在工资结构中占的比例重新进行统一的规定。例如基本工资可考虑占80%左右,这样使其在工资结构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使其成为核心部分,这也是按劳取酬的重要体现。

第二,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加强工资激励作用。中国现行公务员工资级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职务工资的级差,不同职务间顺次差别不超过1 000元;二是级别工资的级差,按2006年的标准27级计算(下同),最高为3 820元,最低为290元,最高最低之间差距13倍左右,平均每级提升约130元;三是同一级别工资档次的级差,为每两年提升一个档次,最高总理级每个档次之间的差额是160元,最低办事员级每档工资的差额是26元。这表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标准级差偏低,难以体现公务员的职务贡献,缺乏激励作用。另外,中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目前还没有真正落实,基本上考核是走过场,没有体现个人绩效的差异,公务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因为将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与工资紧密挂钩,工作成效越显著,工资收入越多,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目前中国事业单位科学分类配套改革之一的工资制度改革就已经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中陆续实行绩效工资制,其他事业单位也会陆续开展。因此,公务员也应尽快将绩效工资制引入到工资制度改革中。

第三,减少隐性收入的产生。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一方面,可将机关单位隐性收入中的福利补贴以货币津贴的形式纳入工资,实现货币化、显现化,这样也相应增加了基本工资的比例。另外,加快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职务消费包括公务交通、公务宴请以及通讯等各项支出费用。中国现行的职务消费虽纳入财政预算中,但很不透明,导致很多地方和部门消费数额较大,财政难以承担。因此,应将职务消费预算从一般行政预算中分离出来或将其中的一部分并入工资。有职务消费的公务员,可按岗位职务需要,按照一定程序核定年度的职务消费定额标准并予以公布,记入个人账户,包干使用,超支自补,使职务消费公开、透明化,从而有效地减少公务员的隐性收入。

第四,减少地区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在发达国家,一般同级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标准基本上保持统一。而中国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工资水平差异较大,这与中国相关政策有关。国家规定,建立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使不同地区机关工作人员工资的提高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这种差异违反了公平性原则,也会严重阻碍中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形成。2006年的工资制度改革政策上向艰苦边远地区倾斜,对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提高工资收入、增强内部公平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还有待完善。

第五,完善公务员工资立法。中国《公务员法》规定:“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成型的《公务员工资法》出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容易导致政策执行中的随意性。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公务员的工资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联邦工资比拟法》,对公务员工资标准、提薪原则、平衡办法以及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以保证其公平性与合理性。中国也应通过立法将公务员的工资结构、标准、调整方式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实行依法管理。同时还应加大监管力度,使政策的实施透明化。

三、公务员养老保险配套制度改革之三——法律制度

养老保险既是一项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项法律制度。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健全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

(一)建立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 立法先行。

这个原则已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经验之一,目前也已经成为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和改革,都以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正为前提。自1889年德国首次建立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以来,全世界160多个国家中共有200多种不同的养老保险法律和制度,其中公共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有200个,私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有9个⑦。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险立法主要包括:综合的社会保险法、单项养老保险法令以及雇员、伤残等其他单项法令。单项养老保险法令都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养老保险监督机制和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和筹集方法、基金管理和法律责任、适用范围、授权资格和条件、发放标准及补偿办法等涉及养老保险制度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并且都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来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制定为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2. 加快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制化建设进程,是解决中国目前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手段。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伴随着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立法建设经历了几十年,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确保了当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顺利进行。但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当今公务员养老保险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具有同步性的立法工作也大大滞后。目前,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可以说还未真正开始,之前出台的相关政策性文件都是处于“决定”、“通知”和部门规章的层次。因此,必须制定更高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以保证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规范化、统一化和可持续性。目前,中国养老保险立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并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一部重要法律《社会保险法(草案)》全文已经出来,现正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好地修改、完善这部法律草案。因此,根据国际经验,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的制度设计,应该立法先行。

(二)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体系

即将出台的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9条第3款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金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表明公务员不参加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务院将为他们单独制定另一套相关的“规定”。这一条款引起很多专家学者的质疑。他们一致认为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应平等对待。因为公务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国家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如果单独实施一套养老保险制度,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疑虑和不满。而笔者认为《社会保险法(草案)》对公务员养老保险的这种规定有一定道理。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公务员与事业、企业人员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相同是指他们都是社会生产者,长期目标应该建立一个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但笔者认为公务员只是暂时从《草案》单独出来另外制定一个社会保险制度,以便解决目前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难题,过渡一段时间后,再纳入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因为公务员与企事业的职工在劳动性质和特点上也有所不同,公务员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有“官职”、有权力的公民。另外中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目前也是分块进行的。2009年1月28日人保部提出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重庆五个省市试点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

根据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应由纵向和横向两部分法律体系构成。纵向应由中国的根本法宪法、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基本法和公务员养老保险单项法规构成;横向结构应由全部的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配套法规构成。其中,养老保险基本法是核心法律,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养老保险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养老保险项目;养老保险的对象;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待遇标准和给付方法;养老保险的经办机构和监督机构;养老保险争议的处理程序;法律责任。其中,首要问题是明确规定《养老保险法》(具有养老保险基本法性质)的适用范围。基本养老保险法是养老保险所有部门法的基本法,应该对其他所有养老保险的部门法起统领的作用。然后在基本养老保险法的基础上建立公务员养老保险法。

(三)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内容

1. 应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

养老保险基本法中的政府责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责任和财政责任两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现行《宪法》和新《劳动法》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责任和义务。因此,养老保险基本法中应明确规定相应的国家行政管理责任的条款。另外国家的财政责任又包括两个部分,即旧体制的遗留责任和新制度中的责任。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立法中一定要明确政府应该承担的隐性债务,着重解决企业养老保险改革中造成的养老保险基金历史欠账和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问题。当然这种政府责任的承担需要有一个度,这包括经济和时间方面,待公务员养老保险转制成本全部解决后,国家的财政责任可以转移到相关税收优惠的制度安排中。

2. 应明确养老保险的法治程序。

所谓法治,就是除了要有健全的法制,还要有能将法制付诸实践的程序。养老保险立法是对受益人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规定,但只有完善的立法是远远不够的。应然状态的权利和义务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转化为实然的权利义务才能被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法律制度的存在,否则,再完备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也只是纸上谈兵,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立法中需要明确的法治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养老保险受益人有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这也是劳动者在年老时能够获取养老保险金的前提条件。对拒绝缴纳或拖缴社会养老保险税费的法定义务人(包括企业),相关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和社会成员有权提请行政执行机关对其进行处理,或直接提起诉讼。

第二,明确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基金托管机构、基金投资机构等专门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项管理业务的部门或机构的职责。因为他们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活动中的重要主体。社会养老保险受益人在以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等非法行为使其遭受损害时,有权提请行政裁决或司法裁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第三,养老保险争议解决的具体程序问题。根据国务院《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养老保险争议在中国是通过两个不同程序来处理,即行政复议及行政法庭和劳动争议仲裁或民事法庭。因为,在中国养老保险争议发生于两个领域:缴费主体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争议;用人单位与职工因履行养老保险费的缴纳义务的争议。前者属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后者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保险争议。由于社会保险在理论研究和立法方面均尚未独立,中国养老保险争议暂列入劳动争议范畴,其仲裁与诉讼也就适用劳动争议诉讼与仲裁的法律规定。对此,在完善中国的劳动争议仲裁的同时,应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机制,可以考虑在人民法院的体系内建立社会事务法庭,改变由民事法庭处理劳动和社会保险争议的状况。

摘要：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应与三个方面的配套制度,即退休制度、工资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同时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应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并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工资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合理的工资结构、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减少隐性收入和地区间工资差异。法律制度改革包括建立适应的法律体系,明确政府职责和法治程序。

关键词：公务员,养老保险,配套制度

参考文献

[1]杜午禄.人口老龄化与退休低龄化剖析[J].人口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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