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2024-08-21

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共9篇)

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篇1

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有关数据表明,近几年来,地区农民收入持续不断增加,年胜一年,对数据深入分析发现,村民们推陈出新,一改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模式,发展多项经营的商品农业,另外农民思想也发生转变,不再固守土地,离乡务工也推动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自从镇政府提出“农民增加收入一个主要途

径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来,乡党委、政府带领村民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抓调整,突出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订单农业、大棚农业。在种植小麦,玉米的基础上,建设大棚生产基地,种植绿色生态食品,凭借是北京郊区的良好区位,大棚种植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相比前几年来看,农业的比较收益大幅提高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00上升到3200.。

农民增加收入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外出务工收入据统计,全乡总劳力8206人,其中长年外出务工劳动力2966人,约占总人口20.4%。从调查情况来看,外出务工劳动力按每年最低纯收入2400元来算,全乡仅外出务工一项可带回资金712万元,人均498元。

在人民取得骄人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普遍弱势。

当前农民的消费开支负但仍然过重,据调查,农民的收入主要支出于农业生产、医疗费、学费等。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农业生产的费用仍然要占农民收入相当大的比例;另外是医疗费用支出,农民一旦生病住院,医疗费用支出比重就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主要劳动力生病后,致使该家庭劳动力缺乏,常常很快就会返贫。

另外,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虽然乡党委,政府加大了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生产经营管理技能、文化科学素质和观念意识等方面,既影响了农业的生产,也影响了劳动力的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只能做苦力和劳动密度高的行业,未能以劳动力产生劳动价值,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不能显现。

农民经营生产方式粗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过于狭小,规模经营还只是少数;二是科技含量低,农户缺少农作物新品种的应用、种植、病虫害有效预防等技术,新种一种家作物要花上三年五年的时间去培育;三是管理粗放,缺少精细耕种的田间管理以及精确的经济核算,造成了生产资料的极大浪费和生产成本的增加。

农民的信息渠道单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从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者和决策者,改革把农民推向市场经济的前台,农产品以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正确地掌握信息,指导生产经营成为在市场中取胜的必要条件,但从目前来看农民的信息渠道单一,农民信息不灵是农村的一大普遍现象,这就造成了农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加大。

农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种植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农民仍然把粮食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农民增收产困难加大;二是品种不合格,突出表现在经济作物中“大路”品种多,特色品种少;三是产业化经营程度低,不能形成主导产业品牌做大做强。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中心工作,事关全局,意义非凡。“农业兴,农村富;农业稳,农村稳。”可见“三农”问题是当前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紧迫而繁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农业大乡来说,要实现富民强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突出抓好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和新举措,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转变。针对上述原因,我认为,要使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应该如是做。

解放思想,增强市场意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加大农业产业增收结构调整力度,自觉按照市场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要发展就必须拥有市场,这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一是增强市场主导意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市场引导生产,大力发展“市场农业”和“订单农业”。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进行生产,不仅仅要以当前市场为导向,还要以未来的市场变化趋势为导向,形成“人无我有”的局面,抢占先机;二是增强质量效益意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要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把提高农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形成“人有我优”的格局,提高农业产业经济效益;三是增强特色创新意识,调整农业结构不能盲目跟随,别人怎样调整就跟着怎样调整,这不仅仅会严重挫伤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的积极性,还

会使农民减收,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须树立创新意识,注重特色,形成“人优我特”,促进农业增收。

扩大劳动力转移输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认真落实省市县关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力转移输出的政策意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是要强化宣传,大力营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输出的良好氛围,切实转变农民“死守家门、固守土地”的封闭观念,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二是坚持就地转移的和外出转移两手抓,推动农民就业多元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促进农民持久稳定增收。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单纯从大农业方面来促进是远远不够的,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有道是“无工不富”。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农民进厂就业,使一些有后顾之忧的农民既能搞好农业生产,又能增加劳务收入;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农民“洗脚上岸”,发展个体商贸业和运输业,多方面拓宽增收渠道,保持农业增收稳定。

强化培训,逐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农民素质偏低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突破这个瓶颈,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杂志、互联网等手段,为农民解疑释难,最快捷的推广农业实用科技,普及农村致富实用技术,满足人民对科技的渴求;二是利用省市扶贫培训的契机,使一批农业生产骨干走出去,洗脚上岸进课堂,培养他们的市场头脑和科技头脑,提高一切围绕市场转,一切依靠科技干的致富本领,再让他们去培训农民,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夯实农业基础,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一是鼓励农民组织农业协会,按市场化要求组建股份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协会+农户”的方式,开展农产品流通,农业生产及农村社区服务,促进农产品的产供销市场一体化,拓展增收空间。二是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着力选择和和使用有技术、有经济头脑的农村基层干部,团结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务实创新的开展工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夯实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资金筹措力度,积极编报项目向上争取资金,搞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确保农业稳产高效;加快农业新机具的推广,推动农业机械化步伐,提高农民劳动效率;加快实施农村实事工程,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优化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发展农村经济,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使农民这个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尽快富裕起来,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中所不能回避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增强促进农民增收的紧迫感和自觉性,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尽快实现农业收入的较快增长,努力开拓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小康、和谐做出更大的贡献。

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篇2

关键词:农村消费,宏观调控,金融创新

一、农村居民消费概况及变化趋势

1、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农民人均收入增加, 但收入来源渠道较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加大。近几年, 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随着多项富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 沧州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生活消费水平逐步得到提高。2008年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2383元、4565元, 较2006年分别增长29%、21%, 从收入比看, 沧州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比从2006年的2.44:1上升到2008年的2.62:1, 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从农民收入来源看, 渠道较窄, 种养殖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以2008年沧州农村居民收入为例, 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分别占全部收入的49%、10%、28%, 农业收入和劳务性服务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农村消费水平逐年提高, 消费结构趋于优化, 但消费档次仍处于低层面。调查显示, 2008年沧州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072元, 比2006年增长641元, 增幅达37%, 年平均增幅17%, 生活消费八大项的年平均增速依次达到:医疗保健消费支出50%, 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44%, 居住消费支出31%, 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23%, 衣着消费支出18%, 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18%, 食品消费支出12%,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8%。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增速逐渐上升, 恩格尔系数由2006年的0.38下降到2008年的0.35, 代表着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二、制约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

近几年来, 在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内需不足严重制约的形势下, 国家试图通过开拓农村市场扭转不利局面, 但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启动仍无显著效果。综合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1、农村居民消费的基础障碍。

有效消费需求的形成应具有两个基本条件, 即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如果消费者虽有购买欲望, 但没有足够的货币来支持, 就不能实现有效消费, 所以收入水平低是制约农民增加消费的主要因素。其次, 收入增长缓慢阻碍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

2、农村居民消费的心理障碍。

一是求廉性动机比较强烈。由于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 物美价廉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选购商品的基本标准;二是实用性动机较为普遍。由于大多数农民消费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 注重商品的实用性是农村消费者普遍的主导动机;三是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理念。大多数农民群众仍习惯于“量入为出、安居乐业”的传统消费方式, 攒钱操办“大事”的消费心理以及“勤俭节约, 艰苦朴素”传统消费观念, 对农村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行为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四是预期消费压力增加, 制约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农民生活消费中建筑材料大幅上涨, 使农民生活负担有增加的趋势。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出现大病的医疗费用、家里的红白喜事等巨大经济压力成为农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据调查, 农民每盖一次房屋要花3到10万元, 供一个大学生上学要花4到5万元, 出现大病 (花费3000元以上的) 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的大有人在。农村居民后顾之忧多, 迫使其强制自己储蓄攒钱, 消费意愿不强成为制约农村消费市场的一个障碍。

3、农村居民消费发展的环境障碍。

目前农村商业流通组织相对滞后, 不能满足农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交通、通讯、自来水等普及率还远低于城镇, 限制了一些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 影响了农民消费。农村社区服务组织尚未建立健全, 商品售后服务与消费者权益没有充分保障, 使农民对购买耐用消费品颇多疑虑, 消费谨慎。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促进农民增收, 增强消费能力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重点在“多予”上下工夫。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 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 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要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金融信贷等方面切实向农村倾斜, 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公共财政支出要向“三农”倾斜, 尤其是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增加生产资料购买补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运用新技术补贴等, 同时要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业技术服务价格, 从而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要鼓励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进入农村, 积极开发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

2、建设现代消费服务网络, 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布局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业网点体系,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延伸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激活农产品市场。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降低农村居民消费预期, 增加即期消费

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加大以社保、低保和特困救助“三条主线”为骨架的社会救助网络建设, 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及特困群众大病救助制度, 使老有所养、贫有所济、病有所医、困有所帮, 降低农村居民未来支出预期, 增加即期消费能力。

参考文献

[1]、周井田, 张世晨. 新世纪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特点分析[J]商业研究, 2002, (02) .

[2]、刘艳. 优化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对策分析[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3)

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篇3

关键词:收入差距;消费需求;分配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5)24-0124-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这种收入分配方式带动我国总体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收入分配模式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仅以陕西省为例来看,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扩大。目前,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已经严重影响到了陕西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1 陕西省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现状

1.1 陕西省农村基尼系数的变化轨迹

基尼系数,或译坚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比例数值,在0~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陕西省农村居民基尼系数,见表1。数据是由《西安市年鉴》、《铜川市年鉴》、《宝鸡市年鉴》、《咸阳市年鉴》、《渭南市年鉴》、《延安市年鉴》、《汉中市年鉴》、《榆林市年鉴》、《安康市年鉴》、《商洛市年鉴》历年的农村居民纯收入数据整理计算而来;每年的数据都是当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县(市)与最低县(市)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

(4)

因为,Cg0,所以陕西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C是关于陕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数R的单调减函数。这表明陕西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减少,陕西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将制约着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 喻晓东.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和解决途径[J].农村经济,2006,(6).

[2] 李秀荣,郭力.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因素的实证分析[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8,(2).

[3] 许进洁.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和对策[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5.

[4] 李长风.经济计量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 减旭恒.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农村居民收入调查报告 篇4

调查报告是对某一情况、某一事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揭示出本质,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最后以书面形式陈述出来。

有关数据表明,近几年来,燕郊地区农民收入持续不断增加,年胜一年,对数据深入分析发现,村民们推陈出新,一改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模式,发展多项经营的商品农业,另外农民思想也发生转变,不再固守土地,离乡务工也推动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自从镇政府提出“农民增加收入一个主要途径是调整 农业 产业结构”以来,乡党委、政府 带领燕郊村民紧紧围绕 粮食 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抓调整,突出本地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订单农业、大棚农业。在种植小麦,玉米的基础上,建设大棚生产基地,种植绿色生态食品,凭借燕郊是北京郊区的良好区位,大棚种植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相比前几年来看,农业的比较收益大幅提高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由2500上升到3200。

农民增加收入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是外出务工收入据XX年年 统计 ,全乡总劳力8206人,其中长年外出务工 劳动 力2966人,约占总人口20.4%。从调查情况来看,外出务工劳动力按每年最低纯收入2400元来算,全乡仅外出务工一项可带回资金712万元,人均498元。

在燕郊人民取得骄人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中国底层劳动人民的普遍弱势。

当前农民的消费开支负但仍然过重,据调查,农民的收入主要支出于农业生产、医疗 费、学费等。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有较大程度的增长,农业生产的费用仍然要占农民收入相当大的比例;另外是医疗费用支出,农民一旦生病住院,医疗费用支出比重就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主要劳动力生病后,致使该家庭劳动力缺乏,常常很快就会返贫。

另外,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虽然乡党委,政府加大了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农民的素质有所提高,但是农民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生产 经营 管 理 技能、文化 科学素质和观念意识等方面,既影响了农业的生产,也影响了劳动力的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只能做苦力和劳动密度高的行业,未能以劳动力产生劳动价值,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不能显现。

农民经营生产方式粗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规模过于狭小,规模经营还只是少数;二是 科技 含量低,农户缺少农作物新品种的应用、种植、病虫害有效预防等技术,新种一种家作物要花上三年五年的时间去培育;三是管理粗放,缺少精细耕种的田间管理以及精确的经济核算,造成了生产资料的极大浪费和生产成本的增加。

农民的信息来源渠道单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户从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者和决策者,改革把农民推向市场经济的.前台,农产品以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正确地掌握信息,指导生产经营成为在市场中取胜的必要条件,但从目前来看农民的信息来源渠道单一,农民信息不灵是农村的一大普遍现象,这就造成了农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加大。

农业结构不合理。一是种植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农民仍然把粮食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农民增收产困难加大;二是品种不合格,突出表现在经济作物中“大路”品种多,特色品种少;三是产业化经营程度低,不能形成主导产业品牌做大做强。

近年来,党中央 国务院 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个中心工作,事关全局,意义非凡。 “农业兴,农村富;农业稳,农村稳。”可见“三农”问题是当前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紧迫而繁重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对于燕郊这样一个农业大乡来说,要实现富民强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突出抓好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和新举措,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转变。针对上述原因,我认为,要使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应该如是做。

解放思想,增强市场意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加大农业产业增收结构调整力度,自觉按照市场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要发展就必须拥有市场,这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一是增强市场主导意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市场引导生产,大力发展“市场农业”和“订单农业”。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进行生产,不仅仅要以当前市场为导向,还要以未来的市场变化趋势为导向,形成“人无我有”的局面,抢占先机;二是增强 质量 效益意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要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把提高农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形成“人有我优”的格局,提高农业产业经济效益;三是增强特色创新意识,调整农业结构不能盲目跟随,别人怎样调整就跟着怎样调整,这不仅仅会严重挫伤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的积极性,还会使农民减收,因此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必须树立创新意识,注重特色,形成“人优我特”,促进农业增收。

扩大劳动力转移输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认真落实省市县关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力转移输出的政策意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是要强化 宣传 ,大力营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输出的良好氛围,切实转变农民“死守家门、固守土地”的封闭观念,提高劳动力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二是坚持就地转移的和外出转移两手抓,推动农民 就业 多元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促进农民持久稳定增收。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单纯从大农业方面来促进是远远不够的,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有道是“无工不富”。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农民进厂就业,使一些有后顾之忧的农民既能搞好农业生产,又能增加劳务收入;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农民“洗脚上岸”,发展个体商贸业和运输业,多方面拓宽增收渠道,保持农业增收稳定。

强化培训,逐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农民素质偏低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突破这个瓶颈,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一是充分利用 广播 、电视 、杂志、互联网等手段,为农民解疑释难,最快捷的推广农业实用科技,普及农村致富实用技术,满足人民对科技的渴求;二是利用省市扶贫培训的契机,使一批农业生产骨干走出去,洗脚上岸进课堂,培养他们的市场头脑和科技头脑,提高一切围绕市场转,一切依靠科技干的致富本领,再让他们去培训农民,起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夯实农业基础,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一是鼓励农民 组织 农业 协会 ,按市场化要求组建股份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和“公司+协会+农户”的方式,开展农产品流通,农业生产及农村 社区 服 务 ,促进农产品的产供销市场一体化,拓展增收空间。二是优化基层干 部队 伍,着力选择和和使用有技术、

有经济头脑的农村基层干部,团结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务实创新的开展工作,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夯实农业基础,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资金筹措力度,积极编报项目向上争取资金,搞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加强农田 水利 设施建设,确保农业稳产高效;加快农业新机具的推广,推动农业机械化步伐,提高农民劳动效率;加快实施农村实事工程,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优化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农村居民健康情况调查报告 篇5

摘 要:湘潭县白托乡细古塘生产队,原来是一个有穷生产队,是有名的“三多村”,即茅屋多、泥巴路多、荒地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给全队带来了幸福,村民富起来了,2—3层的楼房也盖起来了,水泥路纵横相贯,山青水秀,生机勃勃,是有名的模范致富队和有名的卫生先进队。

关键词:改革开放 勤劳致富 改变穷队面貌 生机勃勃。

调查时间:2011年7月10日-20日。

调查对象:湘潭县白托乡细古塘生产队村民。

调查背景:当前农民身体健康情况是全国人民最关注的问题,他们所承担的农业生产任务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农业丰收就会促进百业兴旺,国家强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三农”政策的落实,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的农业正在崛起。农业也要发展,农民身体健康是重中之重。

调查内容:细古塘生产队总户数12户;总人口56人;其中按年龄分60岁以上共10人;40——59岁20人;男的23人,女的33人;其中学生共17人;未入学共3人。

健康状况调查:原来这个队,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又不发达,是一个较穷困的生产队。居住条件差。土砖茅屋多,生活环境差。生活水平低,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村民在党的领导下,摘掉“穷困”的帽子,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有的外出“跑生意”;有的外出当上了“小包头”;有的外出打工。也致富了,使这个生产队也改变了面貌。

1居住条件也改变了。队里原来有个姓周的人家,一家三代、六口人,挤在三间茅屋里,真是“三个合一”:堂屋和卧室和合一,猪舍和灶屋合一,两代人挤在一间屋里。而现在呢,却大变特变了。旧茅屋也拆掉了,在原地基上建成两层楼六间大屋,外搭柴房和猪舍等等。堂堂皇皇,屋的外墙都贴上了瓷片,既美观又卫生。真的有点像城市里的“小别墅”和“小洋房”一样。这个队过去那种茅草盖顶土砖墙,烟熏得黑黑的、矮塌塌的房子也是没有了。全队是十二户,家家也有新房。

2交通条件改变了。要致富先修路,这是改变生活环境的一个重要条件。全队积资,修建了水泥路,路成网状,又宽又扎实,可走摩托又走汽车。路把各家大门也连了起来,一直修到村外,直通十公里外的小镇。交通的发展,使全村人们生活发生显著变化。既方便又轻松又好。

3生活环境也改变了:他们积资修渠,打井引水,封山育林。这样:山青了,水秀了。过去喝地塘泥巴水,现在喝井水了,既清又甜,水源也没有污染了。

4医疗卫生条件变了。过去看病难,买药难,上医院更是难上加难了。如今大不同了。前年,本队有个黄阿公,他患上了白内瘴病,到城里去看病,正碰上医院搞“光明行动”,真是幸运,黄阿公只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没花一份医疗费,便把眼病治好。黄阿公高兴极了,逢人便说:“我家两代人,时代不同,际遇不同”。原来黄阿公的父亲也是得了眼病,但无钱医治。眼睁睁变成了光眼瞎子,也丧失了劳动力。

如今,队里也搞上了医保了,政府对医疗费有了很大补助。村民们再也不靠土方、偏方治病了。有小病的上卫生院,有大病的就往城里中心医院送。

以上综合所述,全体村民的身体素质也渐渐提高了,健康状况也显著大的变化,劳动力也增强了。

当然,这个村的村民健康状况,也不是没有忧患的。如有一位老人,不幸患上了癌症逝世;还有几位老年人也不同程度地患上了老年病,这与平时缺少检查,有病未能早治、及时治有关。可见,保证身体健康,与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个别人认为病是命运不好,病灾是命里注定的。这种封建残余思想,还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医药贵,看病难,难支付,打一针要支付几十上百元,贵的吓人,有些力量不足的户头,就更难以对付突发事故。

这些问题,还需要也进一步解决,但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经济生活也进一步富裕,生活素质也进一步提高来解决。1

乡镇农村妇女就业情况的调查报告 篇6

**镇位于安图县西南部,距长白山34公里,全镇总面积1986.95平方公里,规划区面积6.49平方公里。总人口6.3万人,区辖9个行政村,3个社区。农村人口4500人,其中妇女人口2051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拓展了农民增收致富新领域和新渠道,也为农村妇女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妇女已成为发展本文转载自本资料权属,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更多资料农村生产、振兴农村经济的主力军。农村妇女就业问题已经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为合理开发我镇农村妇女劳动力资源,加速农村妇女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解决农村妇女平等就业的问题,我们采取摸底调查、实地走访等形式,对农村妇女就业问题展开调研。

一、农村妇女就业现状及当前制约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1、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限制了农业内部妇女就业总量。根据农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我镇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多数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少数妇女依托村、镇项目发展规模养殖业取得了明显成绩。但大多数妇女从事的是种养内部的调整,由于受资余、技术、信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2、农村城镇化水平低,人口转移速度慢,影响妇女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解决农业人口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实现非农化就业。农村城镇化规模不大,水平不高,不仅带动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限制了二、三产业的发展。以二道镇二道村为例,随着小城镇建设的不断完善,不仅促进了当地建筑业的发展,也拉动了以女性为主的商贸流通、养殖种植业、饮食服务业的发展,镇上个体户占总户数的65%,且大多数为女性,拓展了农村妇女充分就业的空间。

3、外出务工末形成规模,输送渠道不畅。政府和有关部门职能缺位,尚未形成包括信息提供、就业咨询、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在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我镇还未健全劳动力市场,外出就业妇女靠亲朋好友、同乡,盲目外流、乱闯,加之民间中介组织的不规范经营,外出务工妇女上当受骗、碰壁回乡的例子屡见不鲜,使得一部分妇女把外出务工作为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

4、农村妇女素质较低,不能适应现代就业需要。我镇农村妇女劳动力小学文化程度722人,占35.1%;中学1065人,占51%;高中以上74人,仅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3.6%。文化素质低、技能低、外出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成为已外出或想外出务工妇女的最大难题,没有技术也成为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

二、农村妇女就业的根本出路和对策

调查显示,农村妇女都有参与生产、劳动,发家致富的迫切愿望,她们思想活跃,认为脱贫致富、发展经济的路子很多,务农能致富,外出打工也能致富,只要勤劳就能获得财富。因此,笔者认为,实现妇女充分就业,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既立足当地农业,又有针对性地组织输出,这样才能切合妇女的思想实际,满足妇女就业需要。

l、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妇女在农业内部的就业量。只有坚持不懈地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才能开辟就业和增收的新途径、新领域。围绕我镇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思路,积极发展养殖业、加工业、手工制作业等以妇女为主的优势产业,着力于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在妇女中大力推行优质、高产、高效的种、养新品种,并给予技术信息指导,以女科技示范户、双学双比女能手的示范帮带作用,发展优势、特色产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妇女小额信贷、连环脱贫,带动周边妇女发展规模生产,形成一村一业的块状经济;大力培育和扶持一批女经纪人队伍,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2、推进城镇化战略,使妇女劳动力有序转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非农产业向小城镇集聚,加快人口向小城镇集聚,积极本文来源于本资料权属,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更多资料鼓励更多的农民从土地、农村中走出来,到城镇务工、经商、置产兴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商贸流通。利用我镇丰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开发有特色的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给当地妇女带来就业、增收致富的机遇。降低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就业风险,实现有序转移妇女剩余劳动力。

3、大力发展劳务输出,拓展妇女就业渠道。劳务输出是农民增收致富的最好途径。外出妇女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不仅挣了钱,更重要的是转变了思想观念,学到了技术,积累了经验,为农村妇女的发展创造了机遇。我们应加大“外出挣钱光荣”的宣传,本着转移一个,致富一家,转移一批,致富一方的高度责任感,积极与用工单位联系,了解用工信息,用人需求,扩大女性就业范围。

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篇7

案例

“罗定稻米”是云浮罗定市的稻米品牌,2014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云浮以罗定市为核心发展区,推动“罗定稻米”产业化发展和经营模式创新,培育了“亚灿米”、“聚龙”、“青洲”等知名品牌,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其中:

——“亚灿米”:“亚灿123模式”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亚灿米”是“罗定稻米”的高端、有机品牌,其坚持以农业科技为引领、不断改革创新带动农民在当地就业致富的发展模式,被称为“亚灿123模式”。“亚灿米”由罗定市丰智昌顺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丰智昌顺公司)自主培育,2015年成为华南地区唯一同时拥有中绿华厦、日本JAS-JONA、欧盟等国际三大有机认证的有机大米。公司实施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为当地农民带来土地租金收入,以及进入该公司工作的工资性收入。公司以优质稻谷为原料建设酿酒厂、米醋厂等延伸农业产业链和农产品价值链——实施“农业工业化”,带动农民种稻收入和进厂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加;以有机稻米种植基地和当地民俗发展观光休闲旅游——实施“农业旅游化”,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农民增收效益更加明显。

——聚龙米:推进优质稻米产业化实现企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生产“聚龙”米的罗定市稻香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稻香园公司)是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自有核心基地5000亩,年生产加工优质稻米能力3万吨。公司通过“公司+理事会+农户”经营模式,形成紧密的合作经营与沟通协调关系,创新了农产品质量监管模式,带动了广大农民共同增收致富。“聚龙”米的产业化发展,辐射带动罗定市10个镇街建立起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20.13万亩。2014年公司销售产品收入1.5亿元,实现税利1500多万元,联结和带动87000多农户发展优质稻米生产,使农户实现该项目年增收超30%,其中,2015年公司的合作农户比非合作农户户均增收1800元。

效益

(一)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丰智昌顺公司的“亚灿123模式”,其实质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一是以先进的农业科技+有机生产引领。通过投资引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天然健生栽培法、植物健生素等先进适用技术,并结合当地生产和种植实际成功研发“罗定红菌”、“丰智有机肥”,坚持有机种植和严格管理,确保生产出高品质的有机产品,引领了“亚灿米”系列产品形成和发展。二是以延伸稻米产业链实行“农业工业化”。借鉴泰国等大米工业化经验,以“亚灿米”作原材料合作兴建酿酒厂生产清香型有机白酒,项目设计年生产能力500吨,2014年建成一期投产后效益良好。以“亚灿农业合作总社”共建的灿神一号醋酿造厂等“农业工业化”系列项目正逐步投产,以亚灿米为原料研发的冰淇淋、系列日用品等产品不断面世。三是以“农业旅游化”推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围绕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农业旅游化”,投资210万元在泗纶镇亚灿米基地建成欧陆式小镇及田间观光大道,同时提出实施“稻米波尔多计划”,大力发展有机生态旅游,致力把阿灿米基地所在镇、村打造成为集农业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特色小镇”,推动农村第三产业创新发展。

“亚灿123模式”使当地农民取得明显而持续的增收效果:(1)从种植收入看,2015年,参与到“亚灿米”有机种植的农民实际年纯收入每亩达1960元,对照种植其它绿色水稻收入大幅增加230%。农民实际获得“三份收入”:每亩地1000—1200元的土地流转租金、把稻米卖给公司的收入、参与公司工作的工资收入等。(2)“农业工业化”后,按照亚灿米酿酒厂现阶段年生产能力100吨测算,不仅稳定并增加了种植的“三份收入”,而且进厂工作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月人均约3920元。丰智昌顺公司投资1.8亿元(目前已投入8000多万元)建设的亚灿米有机中心,使当地大部分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或公司股东,将大大拉升当地农民收入。(3)实现“农业旅游化”后,随着系列计划实施,及电子商务协同发展,“亚灿米”的产业链不断拉长,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同时,推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发展。

(二)“公司+理事会+农户”经营模式,实现农民财产性收入大幅提高和经营性收入倍增。

在探索实践“公司+理事会+农户”经营模式中,稻香园公司通过理事会出面,协调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关系,采取直接租赁、间接整合、订单回购、土地入股等土地联结方式,让农户自愿加入公司的生产基地,实现土地的有序流转整合。公司实行“五统一”生产管理:统一农业投入品,统一生产技术标准,统一种植管理,统一回收加工,统一销售。“公司+理事会+农户”经营模式,一方面确保了稻香园公司与农户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公司的持续经营收益可控。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整合,每年可获得每亩900—1200元租金收入;一部分农民被返聘参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月人均工资收入2000多元;另一部分农民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获得稳定的工资收入和较好的经营收入。

罗定市大部分乡镇基本实现以“公司+理事会+农户”的经营模式发展农业生产,居民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普遍增加。以“亚灿米”种植基地的泗纶镇为例,该镇“十二五”时期农村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不仅大幅度增加,近两年其财产性收入及在居民收入的占比明显高于全省水平,经营性收入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水平1.64倍以上(详见下表)。

(三)“五位一体”农村综合改革,建立起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

自2011年云浮被批准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后,罗定市作为其中重要一分子,积极探索以“产业带动、土地流转、金融支撑、协同共治、生态文明”为主要内容的“五位一体”农村综合改革。在明晰产业发展方向的同时,着力培育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云浮以金融改革为支撑,切实保障农业生产投入、稳定农民增收。近年大力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公开民主评定信用等级,对“较好”等级以上的信用户实行无抵押、无担保小额贷款,为全市2.5万户农户67.5万个人建立信用信息档案,并完成16.31万户村民的信用等级评定;金融机构对信用户累计授信2.22亿元,累计为4208户信用户发放贷款1.45亿元,为稻米产业发放贷款1.86亿元。

随着“五位一体”农村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化,“公司+理事会+农户”等现代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有效促进现代特色农业加快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15年,罗定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598元,增长8.6%。整个“十二五”时期,罗定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年均近1000元稳步增加。

启示

“罗定稻米”及相关著名品牌的经验做法,构成了有效、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罗定样本,其富有特色的农业产业化、工业化、旅游化并同时兼具农业4.0的特征,形成“三化”渐次推进、“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工人化提供了路径借鉴。

(一)创新农业科技的研发应用,发挥其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引擎作用。“亚灿米”有机水稻种植能持续增收,其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生物科技成果“罗定红菌”、“丰智有机肥”、“丰智高效钾肥”等的配合使用,加上公司以丰智天然健生栽培法的严格种植管理,发挥了重要引擎作用。其他农业种植地区特别是有关农业企业,应学习借鉴丰智昌顺公司引进、吸收先进农业科技并不断创新生产管理的做法经验,加强对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应用,结合自身优势、乡土特色等开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研发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作用,提高农民增收的有效性、可持续性。

(二)延伸农业产业链,不断探索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创新路径。在农业产业化和“亚灿123模式”下,罗定市农民由过去自家种植水稻只获得售粮收入,到实施土地流转后获得租金、被吸收到公司工作成为农业工人获得工资性收入;通过“农业工业化”、“农业合作总社”由当地农民转变为工人、企业股东,其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将获得较大增长;而当实行“农业旅游化”后,部分“洗脚上田”的农民成为个体工商户可获得经营性收入。农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使农民避免了单纯种植的失收风险,收入构成大大改善,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大幅提升。因此,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就能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农业外溢效应,逐步形成“三农”价值链,让农民在一系列生产、经营链条中分享收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提高。

(三)完善合作经营模式,加快建立确保农民增收的制度保障。“公司+理事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有效激发了农民经营和发展活力,促进了现代特色农业加快发展。“农业合作总社”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让农民成为股东,依法投资更获得法定的经济利益和权利保障。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各种社会资源和发展要素涌现,但能否成为农民增收条件,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也要更好发挥地方自治组织、乡贤理事会等作用,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经营方式创新,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体系,不断完善合作经营的体制机制,建立起确保农民持续增收的制度保障。

对乡镇农村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 篇8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连接农户与市场的桥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农村组织化建设,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为科学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方面的作用,近日,组织乡人大代表对我乡专业合作组织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乡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一)基本情况。近年来,县委、县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坚持把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加大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力度,培育了一批农民合作社,树立一批农业知名品牌,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协调、健康、稳定发展。

截至目前,我乡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到X家,涉及种植、养殖、加工及供销服务等众多领域,其中种植类合作社X家,养殖类X家,农机化合作社X家,其它类型X家。有X家合作社被评为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X家被评为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X家合作社被评为市级示范社。X家合作社取得国家绿色农产品认证。全乡合作社成员总数达到X人,带动农户X户,占全乡总农户数的X%;代销农产品X万吨,实现销售收入X.X亿元,社员增收X万元。合作社运作模式(以养殖为例)有:龙头企业、贫困户、土地、资金、劳力、技术六种入股形式和合作社+农户+基地+公司+市场等形式。

(二)主要特点。一是组织能力强。当前我乡合作社组织已涵盖农业生产经营与服务活动全过程,涉及所有特色优势农产品,有力地推进了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二是发展速度快。X年底,全乡工商注册合作社不足X家,自X年至今,在工商注册合作社新增X家。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为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三是辐射效应高。合作社组织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具有先进的农业生产力,在信息、技术、投入和市场开拓方面具有传统模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其经营收益是传统生产的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从而极大地带动了群众入社的积极性。四是合作内容多。合作社自身不断创新,充实丰富合作内容,形成了生产型、流通型、服务型涵盖多种业务的合作社组织,由简单的生产合作、销售合作向信用合作拓展,在强化风险应对能力,特别是在农产品闯市场、树品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工作措施。一是领导重视。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社发展,出台一系列扶持发展的政策措施。先后制定下发《关于促进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意见》、《关于印发<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量化考核办法>的通知》等文件,将各乡镇农民合作社培育发展建设情况列入镇域经济考核重要内容,有力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二是政策扶持。各职能部门树立发展合作社就是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三农”,打造亮点的理念,在履行好指导、服务职责的同时,积极帮助合作社向上级申请政策、资金扶持。在加强协调、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解决贷款等方面提供了便利。通过引导扶持、强化服务,促进了我乡合作社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

三是宣传培训。利用各种形式对农民合作社进行宣传。结合创业培训,累计组织近X个合作社负责人到县农牧局进行免费培训,提高了农民合作社负责人的理论水平,开阔了视野。同时县农业、林业等主管部门业务人员也积极到合作社进行实地指导,提供各种信息服务。

二、专业合作社发挥的作用。在合作社组织的辐射带动下,我乡农村土地流转有序,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促进了农民增收,助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优化社会服务。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的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需求。目前,农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普遍缺乏为农民提供统一服务的能力,公益性服务供需衔接不紧密,服务机制尚需健全。农民合作社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为农户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服务,“让农民轻轻松松种田”,成为破解“怎样务农”难题的发展之路。如向

X种养专业合作社以土地流转的形式,统一流转周边X户的X亩土地,组织农户发展种苜蓿、提供技术、服务、销售,形成规模种植优势,实现了资金、技术、劳动力、设施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二)加速土地流转。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力短缺、新生代农民不愿回乡务农,“谁来种地”成为现实问题。合作社的发展,引导土地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集中,让更少农民种更多的地,找到了破解发展难题的答案。截至目前,通过转包、租赁、转让、入股、互换等方式,全乡农村土地流转面积X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X.X%;流转出土地的农户X户,占承包总户数的X%。

(三)转变发展方式。一是走规模经营之路。在农民合作社的带动下,农业经营方式迅速由分散的家庭经营向集约化适度规模经转变。二是走高效农业之路。不少合作社采取“种植+养殖+加工+休闲”等高效立体农业模式,提升了农业发展水平。三是走组织化营之路。农户家庭经营,多数属于分散经营,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合作社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建立有规模、有组织、有科学管理的合作形态,提高了共同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四)推进标准化生产。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合作社普遍重视质量安全,普遍有了“品牌”意识。他们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生产资料供应和技术规程,实现全过程、全产业链的质量管理,建立“从产地到餐桌”的质量追溯制度,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奠定了基础。如得园的黄花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全面推行了“生产有记录、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质量可追溯”的黄花菜质量追溯管理体系。全面实行品牌化经营。

(五)促进农民增收。合作社实行农业规模开发,不仅提高了自身的效益,而且增加了农民收入,达到了“双赢”效果。一是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入,每亩流转收益大约X-X元。二是农民获得一定的务工收入。农民给业主打工每天获劳务费X元左右,足不出村,既可护家,也能挣钱。三是带动农民增收。部分合作社以新产业、新品种为主,价格高于传统农产品,采用订单等形式向农民推广,农户可从中受益。

四、存在问题。(一)大部分经营主体规模小。农民合作社虽数量多,涉及面广,但真正有规模、效果显著的不多。大部分农民合作社规模偏小、结构单一、实力较弱,市场竞争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不强,总的辐射面不广,连接农户能力不够强,部分合作社甚至没有办公服务场所、经营设施和生产基地。(二)区域发展不平衡。虽然我乡农民合作社发展较快,但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有的村发展较快、数量较多,带动效果明显;有的村则发展较慢,且有些不够规范,管理难度大。

(三)产业链条短。全乡农民合作社中,除少数合作社从事产品加工转化,农产品增值较高外,多数合作社处于出售原料或初级农产品的阶段,产业链条难以向生产环节产前、产中、产后全程拓展。多数合作社定位不高,主要作为原材料生产基地,深加工基地在外地。(四)土地流转不够规范。部分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公司、企业之间的土地流转没有规范的合同文本,个别甚至主体错位,一旦发生土地纠纷或其他纠纷案件时,双方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五)合作社整体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合作社负责人思想素质较差,管理水平较低。有的存在“等、靠、要”思想,盯财政钱,图项目款;有的贪大求洋,不切实际,风险意识不强;有的不善经营,管理粗放,生产效益不佳。(六)财政扶持力度偏小。我乡是以农牧业为主,对合作社的扶持金额不多,力度不够,特别是表现在土地使用、金融部门信贷扶持等方面,不能够及时有效地为合作社及农户发展提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五、对策和建议。(一)加大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农业项目、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切实帮助合作社解决具体问题。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宣传合作社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农户自觉加入对口合作社,鼓励经营大户、农村能人创办领办专业合作社。同时,建立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不断建立健全相关的农业风险防范机制。

(二)加大培育力度。积极建立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流转机制,进一步构建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农民合作社,提高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相关主管部门要通过组织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和社员的培训,提高整体运行水平和社员素质;结合各项技术培训,加强对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户的培训,培养和造就一批善经营、会管理、懂技术的经营管理人才队伍。

(三)拉长产业链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多形式、多渠道引进大企业,进行农产品深加工,进一步拉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支持合作社发展订单种植、建设生产基地、创建农业示范园区、开展产学研合作、投资新建实验室、试验示范基地,加快形成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的产业链经营机制。协调和鼓励现有合作社之间联合或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整合,充分发挥优势合作社在组织管理、基地建设、技术培训、专业化生产和市场开拓方面的信息和作用,带动其他合作社实现共同发展。

对乡镇政权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篇9

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随意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屡禁不止,因“三乱”收费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原因何在?是基层干部队伍的素质问题、作风问题、工作方式方法问题,还是有着其他深层次的原因?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深入到宁陕、汉滨的部分乡镇进行了调查。总的感觉是,乡镇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比较好的,他们在自身待遇低、工作任务重、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和乡镇政权运转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和努力。在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新形势下,乡镇面临着许多的矛盾和问题,而其中的绝大多数,是他们自身所无法解决的。

(一)调查中了解到,虽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党和国家对乡镇政权建设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但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乡镇行政权力瓜剖豆分,适同法律寥寥无几,工作任务千头万绪,乡镇政权有名无实,有限的权力难以承担无限的责任,使许多“乡官”面对农村各项工作呈现出一脸的困惑和无奈。

困惑之一:乡镇何时能消“肿”?

建国以来,国家进行了好几次机构改革,大力精减乡镇机构和人员,但总是减了增,增了减,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多数乡镇在八十年代初期还只有二、三十人,现在是成倍增长,少则六、七十人,多则一百多人。一般来说,乡镇是不愿意超编进人的,因为每增加1人,乡镇一年就要增加约1万元的财政支出。那么,这些富余人员是如何来的呢?一是“撤区并乡建镇”时,原有在区上设立的“七站八所”都下设到乡镇,全市基层站、所由原有的54个区的设置变成了200个乡镇的设置。二是部门裂变和上下对口,一些裂变出的部门都要把腿伸到基层,要求乡镇成立相应机构,人员大为扩充。三是复退军人安置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年年都有硬任务,乡镇成了社会就业的主要场所。四是通过其它途径进入乡镇机关。乡镇人员都由县区管理,编制权、人事调配权、干部任免权全在上面,“上面”给乡镇塞人,不接收都不行。我们调查的汉滨区关庙镇,有机关事业单位编制163人,实有人员297人,超编134人;有条块管理的各种机构30多个,加上教职人员,全镇共有财政供养人员1100人,年仅发工资就需870万元。而且每年通过各种途径还在不断进人,乡镇不堪重负。这些富余机构和人员,乡镇也曾想办法精减分流,但属于条条管理的部门管理权限不在乡镇,上级业务部门要求“对口”,乡镇奈何不得。加之产业和就业结构单一,人员分流渠道有限,富余人员实际上很难分流出去。纵使分流一部分人到企业、村上挂职或到农村中小学任教,还是吃的财政饭,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困惑之二:负担为啥这般“重”?

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处于国家政权的末梢。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都要落实到乡镇;各级各部门主张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也都依靠乡镇来进行。对上来说,乡镇政府什么工作都必须抓,什么事情都要管,除了一拨接一拨的中心工作,还有应接不暇的部门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工作都要乡镇牵头抓到底,所有部门的工作任务都压到乡镇头上。乡镇干部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十分繁重,而由于自身财力和精力等原因,许多工作是欲罢不能,欲办不成,到头来,完不成任务就“刮胡子”,出了问题就“摘帽子”。乡镇领导经常处于各种矛盾的旋涡,整天疲于应付,有的宁愿回县级部门做个一般干部,也要想方设法离开乡镇,逃离“火线”。

这些年,上级政府机构和有关部门都从自身工作角度或部门利益出发,给县区和乡镇下达一些“硬性”任务,进行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要求乡镇办这办那,造成乡镇财政寅吃卯粮。据有关部门统计,自9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达标升级和变相达标的活动有三、四十项,几乎涵盖了所有农村工作领域。每一项达标验收,都要花费不少钱,而上级部门只是出方案、拿主意、压任务,花钱的事很少去管。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乡官”们编了一个顺口溜:“这验收那验收,都是农民身上筹;这达标那达标,都是县乡掏腰包”。名目繁多的达标验收,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而且明显超越了县乡财政的承受能力。许多乡镇为了应付各种达标,不得不四处借债,造成乡镇举债搞建设、负债保运转,形成沉重的债务负担。据调查,安康市200个乡镇目前共负债4.8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43万元,少数乡镇负债已过千万元。汉滨区关庙镇在各类达标升级和基础建设、项目开发以及干部工资发放中产生的不良债务已达1200万元,有借银行、信用社的,有借企业和单位的,有欠干部和农民的,本文章共2页,当前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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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还有欠施工队的,其中银行借款130万元,每年仅利息就需17万元。税费改革后,镇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仅保运转每年就有缺口40万元。在这种高负债和“赤字财政”下,乡镇干部出差和下乡就根本没有补助,差旅费也要自己想办法,一些本应开展的活动,如军属拜年、老干部慰问等,因为没有钱也就只好取消。为了保证工作运转,乡镇领导不得不发动干部职工四处借款维持时日。新债务不断产生,归还历史欠债更是无从谈起。

困惑之三:职能咋就如此“空”?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是我国的基层国家行政机关和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并赋予其行政管理、公共服务等七项职能。但水法、环保法、森林法、计划生育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都把权力授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乡镇根本没有行政执法权,形成宪法和部门性行政法规的不一致,使得乡镇领导在面对具体工作时无所适从:如果严格守法,工作将无法开展,寸步难行;如果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必然会造成越权或违法。

“撤区并乡建镇”之后,各乡镇虽然都设立了“七站八所”,但都陆续分条条上收,实行垂直管理,干部任免权和人事调配权都在上级主管部门,使乡镇政府本就有限的权力被大量肢解、剥夺,职能被严重“架空”,很难有效管理本辖区内的行政事务,组织当地的经济建设,大大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施政能力。同时,实行条条管理的站、所,都有行政执法权,他们将罚款和收费直接上缴到上级主管部门,实际上抽走了地方的财力,但他们的人员工资、公用经费、医疗费等,又通过财政“专项上解”。也就是说,工资由条条发,钱要从县乡财政的口袋里掏,形成乡镇财政“一个萝卜两头切”。乡镇有职责、无权力,有事权、无财权,实质上是一个“空壳政府”。对于条条管理的干部,乡镇领导是“看得见管不着”,上级主管部门是“管得着看不见”,致使权力失去监督,极易引出“事端”。而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事,又都由乡镇来承担责任,消除影响,乡镇领导是“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

困惑之四:保证运转就得“拱”?

实行“分税制”后,地方各级财政之间特别是县乡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加上“金库上移,收入统管”,形成了一个“高度集权、以上挤下、一级挖一级”的财税管理体制。上级部门通过各种途径挖走县乡的财力,而下拨给乡镇的专项资金、转移支付等该给的不能给够,教师工资、农田水利、基础建设等本该由国家承担的支出却全部压给乡镇,造成乡镇财政身背重负,赤字运转。据财政部门介绍,全市2002年财政总收入3.76亿元,总支出13.8亿元,缺口达80,是个典型的“要饭财政”。乡镇一级更是支出大,收入小,入不敷出,运转十分困难。“保工资、保运转”是每个乡镇领导面临的最困难、最为头痛的事情。如何解决这一困难?各乡镇就得使出浑身解数,采取各种超常规措施四处“抓钱”。一是向上级跑。争项目,要资金,拿补贴,到各个部门去“化缘”,到领导那里去诉苦。这几乎占去了乡镇领导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二是向地里找。发展产业,调整结构,什么赚钱种什么,什么能增加财政收入就抓什么,不管市场如何,只顾财政增收。这是许多地方要求农民强行种养的动力所在。三是向农民要。大量的财政缺口无法弥补,就在正常税费之外下达非税收入任务,由乡镇在职人员去创收,并将非税收入任务的完成情况与干部工资相挂钩。以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汉阴县蒲溪镇为例,2003年共下达非税收入69.24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计划任务的65.5。这些任务按站所编制分摊到人头,全镇机关在职干部94人,人均要创收6968.09元。这些收入从哪里来?说来说去还得农民掏腰包。

困惑之五:千头万绪都要“从”?

曾几何时,乡镇干部这个职业是个香悖悖,有地位,有威信,下村入户,很受农民欢迎。现在不同了,许多农民是“有田有地不靠你,有吃有住不求你,有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就骂你”,基层干部的威信和地位空前的低落,在许多时侯是“猪八戒照境子——里外不是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广大农民的法治意识、自主意识在增强,对乡镇干部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干群关系和为农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改进。

乡镇作为国家的最基层政权,最接近人民群众,最知群众冷暖,理应同广大群众亲如一家,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与民办事、为民谋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使乡镇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群众,由人民群众来决定乡镇领导的去留、取舍。事实上,在我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权力形式上来源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实际上主要来源于上级党和政府组织。既然乡镇政权及其领导人员的权力来原于上级,就势必首先要向授权者的上级负责,在处理对上与对下的关系上,必将有意无意地唯上是听,而不会过多地顾及农民群众的利益,不会因为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去得罪上级组织。乡镇政权作为国家权力机构最底层的地位,决定了他在国家整个政权体系中永远处于弱势,乡镇领导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就必然要考虑上面的意见,看看上面的脸色,哪路神仙都不敢得罪,哪个部门、哪个领导说的话都得服从。而事实上,一些上级领导和部门把乡镇政府看成是万能的,任何工作都朝乡镇政府的头上落实,都要和乡镇签订协议和责任状,无形中逼着乡镇去干越权、违法的事。许多乡镇领导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任务和千变万化的上级指示,往往感觉身不由已,力不从心,缺乏一级政府应有的独立性和必要的自主能力。

由于乡镇领导的权力来源于上级而不是群众,一些乡镇领导便不安心基层工作,不考虑群众意愿,不为民办实事,而是千方百计向上跑、向上送,走“上层路线”。同时,由于财权、事权、人权都在上面,乡镇为了搞建设、上项目,甚至本属于自身发展的事情,都要向上级实权部门请示汇报,打通关节,以取得他们的首肯与支持。因为许多事情的成功与否,决定权不在乡镇,上级部门掌握生杀大权,不去“活动”、不去“争取”,不但会“一事无成”,就连日常工作也无法正常开展。

(二)乡镇政权是我国国家机器的基础组成部分,犹如木之根、水之源,乡镇运转不灵,整个机器不活。乡镇政权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乡镇干部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惑,既有运行体制和政策法规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也有社会舆论导向和基层干部素质等现实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偏位的现行体制

目前乡镇所实行的管理、运作体制与乡镇工作的地位和要求不相适应,导致乡镇一级政府出现“任务刚化、权力弱化、地位淡化”的现象,形成了权力有限和责任无限的巨大反差。

第一,“高压”的管理体制使乡镇的责任刚化。各级政权组织逐级下达数量化和状态化的目标任务,并责令下级按时完成,甚至实行‘一票否决’,这种管理体制逐级传递的巨大“压力”,最终全部落到乡镇一级身上。由于过分强调上级意图和任务,往往忽视下级的工作自主权,使乡镇一级成了完成上级指令的“机器”。在“压力型”体制下,项项活动都要签责任状,尽管财力相当紧张,乡镇也只有硬着头皮上。这不仅使乡镇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加剧了乡镇财政的紧张状况,也容易将乡镇干部推到农民的对立面,恶化了干群关系,影响乡镇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二,分割的行政体制使乡镇的权力弱化。从表面上看,乡镇一级有许多行政机构和人员,但是由于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乡镇大多数站所都是县直部门在乡镇所设的延伸机构,名义上是“双重领导”,实质上人、财、物全由婆婆直管,乡镇无权过问,也无法干涉。在实际工作中,部门下设的机构往往对上负责讲得多,对乡镇负责讲得少;对部门自身利益考虑得多,对乡镇全局利益考虑得少。而乡镇由于对大多数部门的站所无权管理,没有形成与职责权限相称的政权实体,“一无权,二无钱,全靠嘴皮搞宣传”,往往要办的事无力办成,想解决的问题无法解决。

第三,滞后的运作体制使乡镇的地位淡化。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乡镇政府实施综合管理的运作体制也必然要随之转变。但在基层,许多工作还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工作方法进行开展。如农业结构调整,其主体应该是农民,但乡镇政府仍然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包大揽,往往不惜出钱出力,采取各种手段要求农民种这种那,结果违背了农民的意愿,或是违反了市场规律,好心办坏事。一方面由于财政投入增加了自身债务,另一方面容易引发干群矛盾,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原因之二:偏差的政策法规

乡镇政府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村群众最直接的纽带,中央和地方所有的政策法规都要在乡镇这一级与老百姓见面,并得到贯彻落实。然而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由于一些政策法规本身的“偏差”,常常令人无所适从。

一是政策法规变化的超常性。一些政策由于上级有关部门考虑不周,或是缺乏深入调研,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与现实相脱节,操作性不强。有些政策出台后,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超常变化,甚至朝令夕改,给处在贯彻落实基层的乡镇工作开展带来了了难度,并且很容易激发干群矛盾,产生“恶性循环”。农民不管政策是哪一级制定的,反正具体的“办”与“管”都在乡镇,一旦因政策变化造成损失,便把一切归罪于乡镇,造成乡镇工作的被动。

二是政策法规之间的矛盾性。现行的宪法与一些部门性法规以及部门性法规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冲突,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如农民负担问题,中央规定乡统筹村提留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同时规定村提留要在其中占一半以上比例,实质上等于规定乡统筹部分不能超过上年人均收入的2.5。然而,具体操作中这条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在乡统筹的五个支出项目中,中央各部门都有红头文件硬性规定应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加起来就在6以上,远远超过了2.5的标准。都是中央文件,都是硬性规定,到底听谁的?好在税费改革后,乡统筹村提留一律取消,这里仅作举例,类似的情况是很多的。

原因之三:偏缺的地方财源

乡镇政权运转困难,难就难在财政上;乡镇一级存在的这问题那问题,说到底都是因为“穷”的问题,这是调查的所有乡镇领导一致的认识。安康作为一个典型的贫困山区,交通不便,发展滞后,地方可用财源十分有限,乡镇一级的经济基础更是非常薄弱。多数乡镇缺乏支柱工业企业,农业比较效益低下,二、三产业发展迟缓,收入规模很小,导致财源匮乏,税源严重不足。实行分税制后,大宗和稳定的收入税种在中央,地方多是零星、分散、小额的税种,对乡镇而言更是毫无稳定的税收来源。特别是多数乡镇资产负债率高,财政收入不足问题非常突出。一些乡镇为了完成缴纳税费指标,不惜四处举债,甚至采取“杀鸡取卵”的做法,从而陷入越穷越收、越收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汉滨区县河乡有财政供养人员312人,每年人员工资和公务费等各项支出需240余万元,但乡本级财政收入每年只有78万元,加上转移支付和各项补助,仍有财政缺口50余万元。近年来,乡上狠抓地方财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农家乐”、畜牧业等主导产业,增加地方收入。但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形不成规模,税收相当有限,在巨大的财政 本文来自文秘114 http://,转载请保留此标记。缺口下,显得微乎其微。乡镇财政没有钱,很多好的设想就无法实现,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也无从谈起。

原因之四:偏低的干群素质

从乡镇干部来看,其素质偏低主要体现在“三不”:一是服务水平不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希望乡镇干部能为他们发家致富提供信息、技术等全方位的服务。而目前不少乡镇干部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作水平,整日忙于应付日常琐事,加之自身眼界、视野、受教育程度及思维方式等原因,不注重日常学习和积累,不研究变化了的形势对农村工作的新要求,无法为农民提供急需的各种服务。二是工作作风不优。部分乡镇干部群众观念淡薄,与农民的感情疏远,工作方法简单,动不动就“来硬的、讲狠的、耍蛮的”,缺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本领。三是自身形象不廉。极少数乡镇干部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侵蚀,追求享受,贪污受贿,影响了整个乡镇干部队伍形象;部分乡镇领导住在城里,早出晚归,乘车“走读”,当官老爷,摆花架子,随意表态,愚弄群众,损害了乡镇政府的威信。

从农民群众来看,其素质偏低主要体现在“两偏”:一方面是集体观念偏淡。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各种各的田,各赚各的钱,对政府和干部的依赖程度大大减弱,加之近年来各级忽视了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导致广大农民的集体观念日益淡薄,对乡镇工作缺乏参与和支持的应有热情,对应尽的义务缺乏积极履行的自觉性。另一方面是认识水平偏低。突出体现在对上级法规政策的认识上,农民往往从个人利益出发,对有关法规进行割裂式、趋利性理解,注意的是赋予农民的权益,而忽视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原因之五:偏颇的舆论导向

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对乡镇工作和乡镇干部的宣传出现明显的偏颇甚至扭曲,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乡镇干部形象宣传的片面化。对乡镇干部反面曝光多,正面宣传少,一旦发生干群矛盾或群体性事件,一味指责、怪罪乡镇干部。“上头批评下头骂,文艺作品搞丑化”,就连电视小品等文艺作品也经常拿乡镇干部开涮,人为地将乡镇干部推向了群众的对立面。二是对农民负担宣传的片面化。社会舆论片面的强调减负,对政府减负的义务宣传多,基层干部收缴合理税费的权利宣传少;对农民拒付不合理负担的权利宣传多,农民承担合理负担的义务宣传少。这给广大群众造成思想误导,部分农民片面认为中央一再强调减负,就是农民负担绝对数要逐年减少甚至取消,从而在农村形成一股强大的拒交风。

(三)乡镇政权运行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犹如横亘在乡镇干部面前的一道鸿沟,既绕不过,也避不开,只有正确面对,切实加以解决,才是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对策之一:领民致富

解决目前乡镇政权运转和农村工作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归根结底在于加快发展,努力培育地方财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只有经济发展了,群众富裕了,乡镇政府才能从根本摆脱困境,乡镇领导才有能力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安康地处秦巴山区,十年九灾,许多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居住,250万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最终还是要实行移民搬迁,由高山搬到平川,由零户分散居住发展到集中规模居住,努力建设和形成新的集镇和村庄。这一方面可以退出垦荒地还林还草,保护一方山水;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提高农民生活生存质量和降低发展成本,通过社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的“双赢”。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务之急,还是要“一方水土养一方从”,立足山水做文章,抓住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主导产业。要逐步转变农民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通过土地合理流转和联户经营,集中土地资本、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进行规模经营,努力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主导产业,是首先立足于财政增长,还是农民增收?一些地方和乡镇由于本级财政困难,急于抓财政,强迫农民种这种那,目的在于收取这税那税,结果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干群关系。这种做法必须纠正。要把农民增收作为当前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采取各种措施扶持农业生产,“放水养鱼”。农民收入增加了,财政增收才有可靠的保障。

对策之二:去费免税

减轻农民负担,中央十分重视,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如减少政府审批事项,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等。但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维持政权的运转,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如何把地域经济搞活一点、搞富点。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导致工作力度上的不一致性。许多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容易走样。尤其是贫困山区,地方财政和农民都很穷,往往出现基层干部同群众“抢饭吃”的不正常现象。这是影响基层政权运转和干群关系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除了国家加大转移支付外,根本出路还在于“去费免税”。

“去费免税”是否可行?从国际大环境看,许多西方国家不但对农产品生产环节实行免税,还对农产品进行补贴;从财税能力上看,我国每年实际从农民头上收取的税费只有600多亿元,较之财政收入增长,只是个很小的数目,免除这一部分税费财政完全能够承受;从工作理念上看,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在800元以上才开始纳税,而农民却没有税收起征点,有些农民年收益扣除生活、生产资料和劳务外,甚至是负数,也还要照常纳税,形成城乡居民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从发展趋势上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然要求我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而免除农业税费是让广大农民休生养息、享受国民同等待遇的现实选择。由此可先,在我国实行“去费免税”不但可行,而且是必须的。

那么,“去费免税”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如何解决?可以采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整财政分配体制和精减乡镇机构人员等办法进行适当弥补。那些靠税费解决经费的必要开支,如教育经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经费、行政经费等,应由国家财政支付;那些不合理的经费一律废除。对于乡村不良债务,要区别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化解:属于体制性、政策性造成的债务,请求上级政府帮助解决;属于经营性建设形成的债务,应转移给相关部门,由这些部门依靠经营收益逐年偿还;因政府自身建设形成的债务,采取拍卖部门固定资产的办法予以偿还。对于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运转中的经费缺口,应由财政转移支付全部解决,防止产生新的债务。

对策之三:还权于民

按照《村民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是全体村民的自治组织,由村民选举产生并对全体村民负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已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服从的关系,而是指导、帮助、服务、协调的关系。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农村社区内部的一切事情,由村民委员会及其代表会议说了算。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村民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和民主管理的权利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其在决策、管理、监督中的作用,直接参与整个村务的管理。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并试行乡镇自治和乡镇长直选的具体办法,由基层群众直接参与乡镇政务的监督和管理,改变乡镇权力的授予方式,扩大基层民主,使乡镇真正成为由农民群众选举产生、为农民群众出力办事的政权机构。

当然,“还权于民”,还有一个教育农民的问题。毛主席说过:“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农民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还很有限,独立观念和维权意识还不强,在对待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选举上,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致使一些地方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进入村委会。就调查的几个乡镇来看,在村民自已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中,有20左右的村委会主任是地方宗族势力,30左右的村委会不能发挥作用或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有的村委会主任上任后,认为自己是村民选举的,是真正的“村官”,不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甚至同乡镇政府对着干。一些村民也认为村委会主任是自己选的,就要为自己办事情,只要权利,不要义务;只要个人利益,不要集体利益,稍不满意就产生怨狠,或者结伴上访。针对这种情况,各级要结合“三下乡”、“四进社区”,广泛开展各种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农民教育活动,使农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对待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学会依法办事,成为时代需要的新型农民。

对策之四:强化服务

在新的形势下,乡镇应该干什么、怎么干?这是每一个基层干部都必须认真研究并着力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乡镇习惯于采取“领导包片、干部驻村、完成突击性任务组织工作组”的方法,这种思维必须改变。乡镇政府的任务,就是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管理和服务。但如何实施管理和服务,才能“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这就要求乡镇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和行为方式,学会运用招商引资、推进改革、开拓市场、协调服务、抓点示范等办法开展工作,真正以为人民服务为已任,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从乡镇自身建设或乡镇干部教育管理入手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着力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理顺条块关系,明确乡镇对“七站八所”的管理权。对直接从事农业技术服务的农、林、畜、水等乡镇办或民办公助单位放权于乡镇,由乡镇直接管理;对供销、信用社等合作经济组织恢复民办合作性质,按社章实施管理;对下伸到乡镇的国有商业企业性质的单位,转制后下放给乡镇,实行乡镇自行管理;对财政、税务、工商、土地等垂直管理行政性单位应改为乡镇职能机构,列入乡镇政府部门序列,实行以乡镇为主、业务主管部门为辅的“双重”领导。二是明确乡镇的行政执法权。应由县区将一些必要的行政执法权授权或委托到乡镇,使乡镇政府有职、有责、有权。三是给足给够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权力。要在确定乡镇以块为单位的人事管理权和行政执法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乡镇以下权力,即对乡镇财政的决策支配权、对信用社的资金融通权、对“双管”单位的综合协调权、对工商行政管理和地方规章制度的监督实施权、对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决策权。乡镇政府实现了权、责、利的统一,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对策之五:精兵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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