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精选10篇）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1

2020年我国计划实现全面小康,其核心在全面,要求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有短板,十三五期间,要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在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上。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发展已经进一步拉大,这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2015年初我国农村人口达6.265亿人。因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成为我国发展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薛宇峰采用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作为基尼系数的补充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中国各省(区、市)间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和地区差异[1]。他认为,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在各省(市、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杨娜曼曾使用1989年~2011年最新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考察了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构成的演变,估计了各个解释变量对农民纯收入差距的贡献,发现农村基尼系数自2006年以来已经突破了0.5,收入差距悬殊;非农收入差距对农民纯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教育年限、政治资本是影响农村收入差距最大的两个因素[2]。

1 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经济模型分析1995年~2012年的年度数据。本文的原始数据资料来自于江苏省1993年~2013年统计局提供的统计年鉴,其中一些指标是经过整理加工得到的。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人均产值的增长进行分析,并进行稳定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得出误差修正模型。其次笔者将全国粮食总产量和第一产业人均产值进行协整分析,并得出两者间的关系,以得到粮食生产对第一产业的贡献度。

2 模型的建立与数据检验

2.1 数据稳定性检验

经检验数据均二阶平稳,其中y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单位为元),x1为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单位为元),x2为第二产业人均产值(单位为元),x3为第三产业人均产值(单位为元)。ln(y)为被解释变量,其它变量为解释变量。

2.2 协整分析

通过数据回归,ln(x2)没有线性显著,因而被舍去,其对应的模型对应的残差值et,其et=resid。经检验,et通过检验因而得出log(y)=3.389158+0.753503ln(x1)+0.13362ln(x3)。

2.3 误差修正模型

2.4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同各产业人均产值在长期和短期的分析

较长的时间中它们间的关系式为ln(y)=3.389158+0.753503l n(x1)+0.13362l n(x 3),而短期误差修正模型为:d log(y)t=0.416616*dlog(y)t-1+0.549935*dln(x)t。从长远发展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和第一产业人均产值有关,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弹性达75.35%,此外,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第三产业也有紧密联系,而第二产业在本次回归分析中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可能由于我国近年工业人均增加值较为缓慢,表现为先缓增,后快速发展有关。从短期来看,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最为突出的仍旧是第一产业的增长。因而笔者继续就第一产业人均增值和我国粮食总量进行研究。

3 第一产业人均产值与粮食总产量的研究

3.1 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

建立新的解释变量(x)和被解释变量(y),x为粮食总产量,单位为千万吨;y为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单位为元。经检验x与y均为二阶平稳数列,并通过协整检验。对数据进行回归得:y=-810.2767+19.89299x,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对其进一步修正后,短期内有:dy=15.78733+4.505870*dx

3.2 长短期模型分析

长期内y=-810.2767+19.89299x,短期内dy=15.78733+4.505870*dx。从长期来看,每增加19.8929千万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增加19.89299元,农业粮食生产做为第一产业贡献最大的,其对推动第一产业人均产值的增长力度并不大;而在短期每增加一千万吨的粮食生产,第一产业人均产值仅增加4.50587元,而目前我国粮食总产量仅在50~60千万吨左右徘徊,即粮食的生产为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在短期内做出大概为230元的贡献。因而,按照近年粮食生产产量增长趋势的发展,短期内第一产业人均产值不能得到快速提高。

4 结合两个模型进行分析

从上文得到的数据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得出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如表2所示。

为区分两个模型间解释变量与被解变量的对应值,表2中y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x1为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元),x3为第三产业人均产值(元),r为粮食生产总量(千万吨)。从式1,可知伴随经济发展,第一产业依旧较第二、第三产业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影响更大,第一产业人均产值每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0.7535%。而第三产业人均产值增加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0.1362%。短期内,依据式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和前一期的收入增长值及同期的第一产业人均增长值有关,因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具有一定的惯性,且短期内的收入增长依然和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有着密切联系。而我国近年来第一产业人均增加值增长缓慢,故而在短期内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有很大的难度。式3针对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和我国粮食总产量进行分析,可知我国粮食每增加1千万吨,第一产业人均产值增加19.89229元,虽然系数较大,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国近年来粮食增长速度放慢,总产量在60千万吨左右徘徊。式4表明短期内,我国粮食产量每增长1千万吨,第一产业人均产值仅增加4.505870元,故而短期内仅从大力发展农业还不能让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得到快速提高。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全国农村居民于2015年初达到6.265亿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对实现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民生问题也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仍有待提高。从模型上看,在我国过去发展的历程中,农村居民人均和第一产业的关系密切,但由于资源有限,我国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人均产值的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仅从提高粮食产量方面来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困难的,我国农业将面临转型,我国农村居民需要拓宽就业面及抓住更多的机遇才能实现收入的快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阻碍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使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面受限。农民在受教育程度、科技素质、思想观念及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不够,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2)农业结构调整缓慢,带来的经济增长较小。

(3)新常态下GDP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形势更为严峻,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

(4)就业信息的传播渠道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信息不对称。

(5)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落后,不利于生产。

我国是世界农业大国,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在稳步提高,但近10年我国仍将有很大数量的农村居民。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面临着各种阻碍因素,为克服这些问题带领农民奔小康,就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通过以下途径可以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第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先进的培植技术。第二,加强乡镇教育的发展建设,全面提高乡镇居民的知识教育水平。第三,拓宽就业信息传播渠道,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第四,提高对农业的转移支付,提高农民的福利。第五,推进乡村的民主进程建设,让高素质人才担任村干部。

参考文献

[1]薛宇峰.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J].财经研究,2015,5(2).

[2]杨娜曼.基于灰色理论的湖南粮食生产发展因素影响力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2012(32).

[3]方文婷.1978-2006中国农村收入情况浅析[J].中国科技新产品,2009(7).

[4]周维明.基于要素的农村收入差距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9(14).

[5]姜海滨.我国增值农业发展情况概述[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7).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2

〔中国数据〕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17.2%--国家统计局长 2008年 1月 24日 星期四 12:06 BJT

路透北京1月24日电---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周四称,2007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加快1.8个百分点.谢伏瞻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2007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比上年增长1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加快2.1个百分点.他并称,从2002年至2007年,这五年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几年,在五年当中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年均增长9.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五年年均增长6.8%.此外,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5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达到22,000多亿元.

2020：居民人均收入翻番 篇3

全国城镇人均收入

2010年19190元[翻一番]2020年38000元

农民人均收入

2010年5919元[翻一番]2020年12000元

实现人均收入翻番，关键在于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步增长。

回顾1980-2011 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近10%，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3.36%，但中国居民消费支出所占GDP比重却不升反降。这是因为，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

问题1 人人收入都能翻番？

这个倍增是去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纯倍增”，但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翻一番。应该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高收入者慢一些。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增长目标，是要求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不是要求人均GDP翻一番，而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应安排倍增。

由于我国的总人口到2020年间仍会处于增长状态，这意味着在翻番的GDP总量中将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这预示着居民收入比重将因此得到提高。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等于到2020年每个人都实现收入翻一倍。

联系报告所提“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目标中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要求看，这个倍增应该是让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而高收入者则应该增长得慢一些。

问题2 靠什么实现倍增？

实现途径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一次分配领域更好地保护低收入者权益、二次分配领域加大对社会保障和其他民生建设的投入等。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是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的过程，需要全方位推进、多方面配合。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创新驱动等等。这是做大做好蛋糕的根基。

其次，在社会建设方面，要也将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撑。另外，加快城镇化进程，让农民更顺利转变为市民，也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倍增。

第三，就是抓好收入分配。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让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有制度保障。

倍增”五问

收入倍增的钱从哪里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国家实力的飞速上升。居民收入倍增，应该由谁买单？

能否实现普惠式增长？

中国区域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谁应该在倍增计划中先受益？

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物价上涨？

收入倍增是否会带来资源品价格的上升，从而推高物价？

是否会带来新的城市病？

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在改善生活的过程中是否会带来更严重的城市病？

中国制造业是否会有人失业？

人力成本增加，中国的“世界工厂”是否会转移到其他国家？

问题3 收入差距如何缩小？

“提低”的抓手有：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等。

调整收入差距，主要在于“提低”、“限高”。

提低

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是提高农民、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这四部分人的所得。

限高

要根据不同收入来源，通过反腐、加大财政公开力度以及税收核查等方式调节高收入人群所得。

扩中

要通过减税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另外要发展教育、改变经济结构，让更多的人群进入到中等收入阶层。

也谈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计核算 篇4

第一,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计核算难以摆脱行政干预。在基层干部工作实绩考核中,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般都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出于维护政绩的考虑, 一些地方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计核算工作中不严格按照程序核算, 不从实际出发, 而是根据领导口径来测算农民人均纯收入, 将“空缺”部分计入“第三产业”产值, 以保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领导要求的水平, 以应付一年一度的工作绩效考核。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年初订多少, 年终报多少;人家有多少, 我也报多少;领导要多少, 我就报多少”的惯例, 致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村平均数高于乡镇平均数, 乡镇平均数高于县市平均数, 县市平均数高于省平均数, 省平均数又高于国家平均数, 结果只得从上到下层层组织领导、专家“评估”, 把虚高的数字再一级一级压下去, 最终形成“两本账”, 即上级掌握、对外公布的是一本账, 对下考核的又是一本账, 导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计核算信息失真, 严重影响其对党和国家决策的参考价值。

第二, 农村居民收入多元化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准确核算存在难度。目前农村会计核算制度实质上仍沿袭统收统支的做法。过去以集体经济为主, 收入、支出既简单又透明, 农村基层会计核算方法完全能够适应。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收入性质上, 从以集体经营为主转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在收入产业上, 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多种经营或以非农产品为主。这使农民收入统计核算难度越来越大, 现行农村会计核算方法难以准确核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第三, 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数难以反映农村实际收入水平。在集体经济背景下, 农民户与户之间收入差距并不大,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能够较准确地反映农民收入水平。实行家庭经营以后, 一部分农民的经营活动从农业转向其他产业, 有的农民甚至发展成为资产过万元、千万元乃至亿元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一个村只要有一位, 就可以使全村的人均纯收入指标翻几番。然而同时, 农村也存在一些缺劳力、缺技术、缺资金、缺门路的“四缺户”, 他们连从事传统农产品经营都很困难, 收入低、收入增长慢, 甚至负增长。由于农村贫富差距过大, 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因此统一的平均数很难准确反映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第四, 农村居民纯收入会计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为规范会计行为, 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国家专门制定了《会计法》对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 严禁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 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其中明确规定, 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尚不构成犯罪的, 对有关单位、直管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定的经济罚款和行政处罚。然而在《会计法》第一章《总则》, 规定又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乡、村组织, 是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和农村自治组织, 不同于一般单位和企业, 乡、村财务会计组织工作一直由党和政府的农村工作部门具体负责, 财政部门负责监督实施的《会计法》对农村财务会计的监督事实上处于缺位状态, 农村财务会计工作完全依靠行政管理, 全国尚无因农村会计资料虚假、变造、不实而受到法律严惩的案例, 这也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计核算难以摆脱行政干预的又一重要原因。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计核算面临种种难题, 使农村财会人员无法依法准确、科学地进行会计核算。对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 在政绩考核上, 改考核收入为考核服务。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与否, 除少数集体经济发达地区统一经营对农民收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外, 其他大部分地区则主要取决于千家万户的实力状况和努力程度。基层干部提高农民收入的手段主要是组织和开展行政服务, 如推广良种良法, 建设农田水利基本设施, 统防统治迁飞性作物病虫害, 协调农机服务, 农副产品产销的卸接, 推进农村产业化, 组织实施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以及抗灾救灾等。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改考核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为考核服务实绩, 才能真正评估干部工作的实际成绩和贡献, 坚持正确的导向, 把各级干部的注意力引向办实事、搞服务、为农民谋利上来。

第二, 在会计核算上, 改匡算收入为样本调查。目前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核算实际上存在两条线交叉运作:一是农经系统沿用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 年终以分户、分产业匡算收入为基础, 估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其缺点在于难以适应农民收入多元化的新特点, 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统计系统开展百户样本调查, 每个乡镇一个人一个点, 其优点在于核算科学、适应新形势要求, 但问题在于人力、经费不足, 调查往往难以实施到位。笔者认为, 上述两个系统应配合工作:统计系统负责业务辅导、按村或按片 (几个同区域类型村) 设立百户或五十户样本调查点, 基层财务人员具体负责组织系统记录、统计核算, 讲求真实性、可比性、系统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排除人为干扰, 保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会计核算资料的可信、可靠。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在于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农经系统和统计系统必须打破部门界限、明确责任、互相配合相互协作。

第三, 在核算对象上, 改全员统算为分类核算。鉴于农村贫富差距大的客观情况, 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会计核算应适当细化, 实行分类计算, 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在全员统算的基础上, 可以将核算对象分为三类:一是“特富户”, 即高于一般农民人均收入三倍以上的高收入农户, 对其应单独统计和核算;二是“特困户”, 即“四缺户”、病灾户等特低收入农户, 对其应实行单独统计和核算;三是“普通户”, 即处于“特富户”, “特困户”之间的中等收入农户, 其是农民的主流, 占农户总数的80%左右。“普通户”的人均纯收入最能反映绝大多数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而“特富户”、“特困户”的人均纯收入核算对于认识了解农村现状以及农村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 统计范畴只应包括农村现有实际农户, 已经外迁的农户 (包括户口虽未外迁但与本地已无经济联系的农户) 不应纳入核算、统计范畴, 这些农户的收入情况应由其新的落户地统计核算。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5

本报讯市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市GDP达到3636.6亿元，同比增长15.4%，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6.2和1.9个百分点，多项经济指标领跑中部省会城市。此外，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2459元，自2001年以来，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去年全年合肥财政收入突破60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突破300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接近5600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家电制造产业产值均破千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000亿元；进出口总额突破100亿美元；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双双突破5000亿元。

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我市GDP增幅居第三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均居第二位。从总量看，我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济南，列第9位；固定资产投资超过西安，列第9位，其中工业投资超过长春、石家庄，居第4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济南、福州，列第11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南宁，列第16位；外商直接投资超过福州。

数据同时也显示，去年全市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虽然去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超过3000亿元，但是随着基数不断抬升，土地、资金等要素供应趋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难度加大，2012年投资增速有可能继续回落。此外，合肥部分主导产业如汽车、装备制造业、家电产业出现增速放缓的局面，企业成本支出大幅上升，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可能受到影响。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合肥房地产开发市场趋淡。去年，全市完成房地产投资880.3亿元，增长10.4%，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12.9个百分点。

据分析，当前省会城市发展竞争激烈，合肥经济总量没有优势，人均明显落后，2011年合肥GDP、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幅在省会位次都比2010年退后一位。在省内，2011年投资、财政收入等增幅排名靠后，经济首位度提高较慢，与其他大部分省会相比偏低。

（刘晓明丁涛朱萍）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6

湖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第一产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60%以上。但是近几年, 农民增收缓慢, 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下降, 其原因既与产业结构有关, 也与政策和体制有关。要解决湖北农民收入增长问题, 首先要从影响农民收入的各项因素入手。本文将通过已有文献选取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并建立模型, 利用模型来解释各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研究综述

专家学者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很多, 一般是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或通过经济理论分析的。大部分建立模型的论文研究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各不相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任丽烨在对咸阳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研究的影响因素是城镇化率、农林牧渔总产值等;袁涛等在对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 研究的影响因素是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生活费用支出等;刘玉静等在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研究中, 选取的指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农民个人固定投资总额等;阮伟鹏在对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选取的指标是农产品商品率、农村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比重等。

相对于经济理论, 笔者认为建立实证模型更能清楚地表明各项因素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关系, 所以本文采用建立经济模型的方式来研究。

3 模型设定及数据收集

3.1 指标设定及解释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家庭全年总收入中, 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 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 (指标解释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下同)

本文参考以往的相关研究和能收集到的数据, 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城镇化率, 地区生产总值,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五个指标作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以下对所选指标进行解释:

(1)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的总量, 它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业生产总规模和总成果。

(2) 城镇化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3) 地区生产总值:指本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

(5)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指非农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例。

3.2 模型设定

其中, Yt为第t年湖北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亿元) ;X1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X2为城镇化率 (城市人口/总人口) ;X3为地区生产总值;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X5为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 (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总从业人数) 。

3.3 数据收集

为估计模型参数, 收集湖北省1993~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关的统计数据, 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湖北省2012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4 模型的估计与调整

利用EViews软件, 对以上数据进行OLS回归, 结果得出当α=0.05时X2、X5的系数t检验不显著, 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4.1 多重共线性的修正

采用逐步回归法修正多重共线性, 最终剔除与其他变量高度相关的X3, 对剩下的变量进行OLS回归, 结果如表2所示。

最后修正严重多重共线性影响后的回归结果为:

4.2 自相关的检验

对于样本量为19、四个解释变量的模型、1%显著水平, 查DW统计表可知, dL=0.650, dU=1.584, 模型中dU>DW=1.455974>dL, 不能判定误差项是否有自相关, 本文在此不考虑自相关。

4.3 异方差检验

现在运用Goldeld-Quanadt方法进行异方差检验。

在本文中, 样本容量n=19, 删除中间1/5的观测值, 既大约5个观测值, 余下部分平分得两个样本区间:1993~1999年和2005~2011年。用OLS方法分别对这两个样本区间进行回归估计, 样本1993~1999计算得到的残差平方和为e21i=15489.17, 样本2005~2011计算得到的残差平方和为e22i=215.6741, 根据Goldfeld-Quanadt检验的原理, 构造的F统计量为:

在α=0.05下, F中分子、分母的自由度均为[ (n-c) /2]-k=3 (其中n为总样本数, c为剔除的样本数, k为被估参数的个数) , 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为F0.05 (3, 3) =9.28>F=0.0139, 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4 最终模型

通过对所建模型的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 最终模型估计的最终结果为:

从模型上看, t检验和F检验都显著, 相关系数较高, 可以通过统计推断检验;模型经过修正后, 三种检验均能通过, 故也能通过计量经济学检验;模型说明,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湖北省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 城镇化率每增加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每增加1%时, 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增加0.95元、20.3元、0.11元和54.6元, 各个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能解释得通。

5 模型结论分析

由此看来, 影响湖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有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城镇化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从参数比较得知, 在这几个因素中, 城镇化率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相对来说更大。结合已有文献, 本文总结了这些因素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

5.1 城镇化率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

首先, 城镇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 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其次, 城镇化扩大了农产品的需求, 需求的增加使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最后, 城镇化使更多的农民得到教育, 增加了农民运用科技指导生产的能力, 最终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增加农民的收入。

5.2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

有关资料表明,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半数以上都是农民工, 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 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他们虽然是低成本劳动力, 但是就个人而言, 他们外出务工的收入一般会高于从事农业的收入。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增加意味着外出务工的农民增加了, 更多农民能获得比从事农业高的收入。

5.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指的是地方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投资。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意味着农民务农更有效率, 使得收入越高。比如政府出资引进一种农业科技, 农民的生产率必然会提高。

5.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影响农民收入的原因

农林牧渔是从事农业的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增加必然使得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

6 政策建议

为了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本文针对模型中的解释变量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6.1 加快城镇化建设

首先, 要摒弃传统的城市倾斜政策;其次, 要让农民在竞争城镇的职业时与城镇居民具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最后, 适当放开户籍政策制度, 使部分农民能在城市安家, 减少农村人口。

6.2 加大对农业的投资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改善农场、水利、通讯、交通等环境, 增加农业科技的投入, 加快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增强农业对社会资金的吸引力。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呈现了模型建立、检验、修正的整个过程, 使实证分析更加真实;不足之处在于分析的指标不够全面, 可能有一些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的指标没考虑到, 所以该模型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参考文献

[1]陈晓燕.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1, 22 (01) :52-53.

[2]刘玉静, 杨小姣, 吉小东.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1, 39 (2) :1221-1223.

[3]阮伟鹏.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市场, 2011, 14:96-98.

[4]任丽烨.咸阳农民人均纯收入影响因素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1, 22 (10) :71-74.

[5]施辉奎, 刘尔思.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D].云南财经大学, 2008.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7

山东省是我国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6年末, 农村人口6054.62万人, 占全省人口总数的65.23%,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3倍。分析山东省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特点, 提出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建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1.1增长稳定, 占总收入的比例较小

2001-2006年间, 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稳定, 由2001年的33.3元/人增加到2006年的127.59元/人, 增加了2.83倍。从人均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例来看, 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很小, 但具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例如, 2001年的比例为0.8%, 2006年则上升为2.06%。这表明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中仍然处于补充和辅助地位, 但是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1.2增长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并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

2001-2004年, 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当年的平均水平, 例如2001年山东的为33.3元/人, 全国的平均水平为46.97元/人。但是, 从2005年起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超过了全国当年的平均水平, 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2005年山东省为102.59元/人, 全国的平均水平为88.45元/人, 相差14.33元/人;2006年差距增加到27.09元/人[3,4]。

1.3明显低于全省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明显低于全省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例如, 2002年,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52.23元, 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则为79.12元;2006年这种差距显著扩大,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127.59元,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则增至220.66元。从占各自总收入的比例上来看, 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高于全省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2002年,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1.21%, 城镇居民的为0.97%;2006年,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2.06%, 城镇居民的为1.67%。这种现象的出现归因于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 (如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14倍) , 同时也说明, 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

1.4来源多样, 皆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来源于利息、股息和红利、租金、土地征用补偿和其他收入 (包括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入、储蓄性保险投资收入和其他投资收益等) 五部分。2001-2006年间, 山东省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中的利息、股息和红利、租金、土地征用补偿和其他收入等基本上都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 其中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其他收入增长最显著 (土地征用补偿收入由2001年的8.97元/人增加到2006年的51.61元/人, 增加了3.75倍;其他收入增加最快, 由2001年的5.18元/人增加到2006年的50.56元/人, 增加了7.76倍) 。各组成部分占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例差别也非常显著: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 由2001年的26.94%上升到2006年的40.45%, 占最大比例;其他收入项占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例也不断增加, 由2001年的15.56%上升到2006年的39.63%, 所占比例仅次于土地征用补偿收入所占比例;利息和租金收入占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例逐渐下降, 由2001年的25.08%和28.47%分别下降到2006年的8.45%和8.88%;股息和红利收入占人均财产性收入的比例一直比较小且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2001年的3.96%下降到2006年的2.59%。

1.5人均财产性收入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山东省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非常大的。2006年, 济南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多, 达到249.78元/人, 菏泽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少, 仅为52.48元/人, 为济南的21.01%。17个城市中, 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省127.59元平均水平的有日照 (114.01元/人) 、德州 (95.51元/人) 、聊城 (93.74元/人) 、临沂 (80.47/人) 、泰安 (58.87元/人) 和菏泽 (52.48元/人) , 这六个地区除了日照外, 其余五个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在全省排在最后五位。各地区人均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例整体偏低, 在1.02%-3.49%之间。人均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例与人均财产性收入变化的趋势相似, 济南的最大, 为3.59%, ;泰安的最小, 为1.02%;其中低于全省2.06%平均水平的有青岛 (2.03%) 、日照 (1.53%) 、德州 (1.72%) 、聊城 (1.71%) 、临沂 (1.42%) 、泰安 (1.02%) 和菏泽 (1.15%) 。

2.增加山东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

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对于不断提高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问题, 有可能加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不同收入群体差距。因此, 制定科学的对策措施, 促进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合理增长是当前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2.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村居民拥有的财产数量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 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说到底, “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首先要让更多人拥有合法的私人财产, 并切实保护好他们的私人财产权, 继而对财产性收入采取不同的政策安排, 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 让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农村居民获得更多财富的重要保障。目前, 无论是财产中的金融资产还是总资产净值、无论是人均资产水平还是资产积累速度, 农村居民的这两项资产存量水平及增长速度都要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因此,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经济, 加快农村居民的财富积累是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一个主要渠道。另外, 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让农民能够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 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防止财产性收入产生一种“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 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 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安排:对那些更有可能为穷人获得的数量有限的财产性收入宜于免收一切税费;而对那些更有可能为富人获得的数量庞大乃至惊人的财产性收入宜于根据暴利程度的不同采取累进税率征税。

2.2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建立健全农村投资体系

我国的农村金融已初步形成了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 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各司其职, 三者间彼此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 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金融市场, 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的金融支持仍显不足, 农户和农村中小型企业贷款难问题仍较突出。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信息体系不发达, 交易手段落后, 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根本不可能延伸到农村乡镇, 农村居民能够参与交易的金融商品相当有限。即使有些农民有闲置资金, 也无法增值, 这非常不利于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因此, 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投资体系。具体来说, 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构农村金融体系, 强化政策金融和商业银行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规范和完善邮政储蓄功能, 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 保证三农对资金的需求;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 发挥其支农主力军作用;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为农村金融改革创造良好环境;制定完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 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行为, 严管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鼓励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总之, 通过金融体系创新, 让农村居民拥有并创造出更多的金融工具, 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

2.3增强农民的投资理念, 增加农村居民的资金财产性收入

农村居民自身文化素质较低, 甚至连普通的金融知识也不具备,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进行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农民缺乏投资理念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农民具有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小富即安, 安于现状, 怕钱财外露, 惧怕风险的心理非常严重, 再加上缺乏投资经验和出于对政策稳定性的顾虑以及对子女未来教育和养老的考虑, 农民即使有部分剩余资金, 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选择最为保守的安全投资方式——存银行, 而对参与现代资金收益方式的积极性表现不高。因此, 为了鼓励农村居民将现有的资金进行合理投资, 扩大财产性收入, 农民急需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 增强投资和理财理念。除了让农民掌握普通金融知识外, 还要加大教育力度, 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对投资致富典型事迹进行宣传, 使农村居民对现代资金收益方式有所了解, 增强农民的投资观念, 增加农民对投资的信心, 引导农民进行合理和理性投资, 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2.4改革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增加农村居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 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 征用农村居民的土地是获得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随着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深入, 城镇非农建设用地已从行政划拨全面转向市场化出让, 土地出让价格大幅上升, 但向农民集体征用土地的补偿办法和补偿标准, 仍停留在行政划拨年代, 对农民的补偿远低于土地出让的价格[5]。这是改革开放年代里出现的“以农养城”的一种新形式, 也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的最严重渠道。也就是说, 土地征用补偿本来应该成为失地农民的一个重要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却流失了。因此, 为了增加农村居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 应该改革和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规范征用农村土地的审批权限和程序, 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控制征地规模;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来考虑对土地征用的补偿, 补偿标准应能保证失地农民有足够的生活保障;改进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 征用土地补偿方式多样化, 不搞“一刀切”;规范土地征用补偿款的管理, 加强对土地征用补偿的监督;建立专业的土地纠纷仲裁机构, 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公平、合理地调查处理土地征用补偿纠纷。

2.5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 增加农村居民的房屋财产性收入

对于农户而言, 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农村地区有很多农民有空闲的住房, 但由于宅基地所有权虚置, 有关法律存在空白, 基层政府法制观念淡薄等, 使农民房屋产权虚化, 进而造成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的落后, 闲置住房不能为农民带来收入。这无形中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或无效。因此, 为了增加农村居民的房屋财产性收入, 坚决贯彻落实《物权法》, 尽快制定一部《农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法》, 以法律形式保护农民房屋财产权;加强对农村房地产市场和租房市场的管理, 整治农村租房市场, 建立房屋租赁市场指导租金制度;农民私宅经确权发证后, 应当允许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 由不动资产变为资本流向社会, 为房屋所有者提供财产性收入。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单行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2]山峰.关注财产性收入[N].光明日报, 2007-10-24.

[3]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 (2002-2007) [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2-2007) [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8

一、收入总量变动分析

1978年～2009年, 天水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7年的270元增长到2009年9932元, 2009年是1977年的36.78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80元增长到2009年的2404元, 2009年是1978年的13.36倍, 收入增长大体经历五个阶段。

㈠ 1979年～1988年为高速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有两项重大的改革措施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推广;二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及市场放松管制。这两项改革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 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979年的180元提高到332元, 十年间增长84.44%, 年均增长8.0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7年的270元增长到1984年的1056.15元, 增长107%, 年均增长15.46%,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㈡ 1989年～1991年为缓慢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改革的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虽然全国工业经济高速增长, 但天水市是以农业为依托的中小城市,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受工业经济的影响,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8.91%, 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7.87%。

㈢ 1992年～1996年为恢复增长阶段

由于国家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加上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 农民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25元增长到1045元, 年均增长19.71%,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694.64元增长到3093元, 年均增长18%, 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扩大。

㈣ 1997年～2000年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停滞增长,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虽然农产品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但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1997年农民收入比前一年下降28%, 由前一年的1045元下降到750元, 2000年达到1058元, 四年基本没有增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1997年比前一年下降8%, 但后三年稳定增长, 年均增长12%。

㈤ 2001年～2009年为稳定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受国家减免农业税收等政策的影响, 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由2001年的1168元增长到2009年的2404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4907元增长到9932元,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但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分析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线性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0.9886, 为高度相关。利用计算机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检验:表1中判定系数R2=0.9773, 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能够在97.73%的程度上解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表2中F=992.23565, 显著大于F标准值, 因此F检验通过。表3中P值2.02E-2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因此t检验通过。图1中所示残差图分布均匀, 表明不存在异方差。从图2所示线性拟合图可以看出拟合效果非常好。

因此可认为该回归模型具有良好的回归效果, 据此得到回归模型:

这一结果表明:实际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一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4.78元。

从以上分析可见, 天水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且呈逐年加大的趋势。

三、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㈠ 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

第一, 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长期以来, 农产品收购价格较低, 农业生产成本较高, 致使农民纯收入增长缓慢是导致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原因。

第二,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天水市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城市, 城镇化水平低,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对劳动力的吸收有限, 加之劳动力增长较快, 转移滞后, 劳动力供大于求, 剩余现象严重。因此, 有效转移剩余劳动力是促进天水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 城市化水平。坚持统筹区域发展与推进城镇化, 调整分配结构, 加快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改革,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 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和硬件基础,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社会管理, 加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小城镇体系, 逐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推进城市化进程[1]。

㈡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第一, 维持较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维持较高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水平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由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近20年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手段, 但单纯依靠不断提价维持较高农产品价格水平越来越困难, 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水平要采取多种措施。一是努力稳定粮食收购保护价水平, 确实将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落到实处。二是根据大多数农产品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特点, 逐步提高政府提高农产品供给总量的结构的能力, 这是稳定或提高农产品价格总水平的最有力措施。近几年, 天水市通过退耕还林、还草、休耕等措施, 加大了政府对农产品生产的调节力度,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基地的规模化和优质化建设, 促进农民收入快速增长。

第二, 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由于天水市农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农业生产规模小、劳动生产率极低, 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增加非农收入来源。要求加快农业小城镇建设和减少农业人口, 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 引导农民逐步向小城镇转移。近年来, 按照市场需求, 天水市采取政府引导、企业投资、市场运作的方法, 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 培育建成了一批上联市场、下联基地的龙头企业, 形成加工型、运销型、市场型、养殖型、种植型龙头企业220多家, 这些龙头企业在优势产品和优势区域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培育知名品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农民增收的桥梁。进一步加大农产品市场建设力度, 在农产品主产区、传统集散地、交通要道或城镇驻地, 建成一批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和专业市场, 支持壮大一批特色鲜明、集散功能强、辐射面广、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型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 有效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第三, 推动劳动力转移。在提高劳务输转效益方面, 稳定输出规模、提高劳动力素质、强化综合服务、促进农民增收, 把技能培训工作作为发展劳务产业的基础性工作, 建立以县区职业培训中心为龙头, 职业教育和民办培训机构为主体, 乡镇培训为基础的培训机制, 全面拓展劳务市场, 坚持走以品牌占市场, 以品牌促就业的路子, 加大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

参考文献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9

一、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十八大报告中体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经济总量的增加又受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制约, 然而中国经济的转型, 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又面临着一系列的不利因素。

1. 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经济驱动模式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9.8%, 拉动GDP增长4.6%, 而2010年贡献率为43.1%, 拉动GDP增长4.5%, 近十年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的趋势, 长期以来, 我国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经济增长, 内需始终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对出口的依赖过大, 直接导致我国国内的大量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被低价出口。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也引发消费和投资的失衡。这种传统的经济驱动模式严重制约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2. 作为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主体的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创新转型的动力不足。

由于中小企业资金和技术能力都非常有限, 产品研发能力不强, 国家对此的政策扶持力度也不够, 很多企业都无法真正实施创新转型, 同时, 中小企业进行创新转型的机会成本较大, 存在着“搭便车”的经济行为, 更使得企业面对创新转型望而却步。

二、生产效率与劳动者素质不高

由于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管理、员工奖惩等方面不足, 很多一线的劳动者生产效率低下, 从而制约企业产量的增加, 劳动者增收更是很难实现。国内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缺乏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因而劳动者素质普遍不高。而农村更是如此, 农民固守一亩三分地进行传统农作物的种植, 缺乏农业知识, 没有办法深度开发土地实现增产增收, 即使政府再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以及增加对“三农”的补贴也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三、民营企业及垄断行业的难关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调节所有企业的工资涨幅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企业的性质不同,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工资涨幅可以进行调整和干预, 而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政府只能通过对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进行间接的约束, 而民营企业涨工资的权力掌握在企业老板的手中, 他们往往以经济效益不好为借口拒绝给劳动者提高工资, 而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一些民营企业中更是形同虚设, 加薪往往停留在口号上, 实施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国企员工受益, 而真正需要收入翻番的群体被排除在外。

四、物价关

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 2003年~2011年反映通胀率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指标居高不下且呈增长趋势, 央行数据显示, 城镇储户对物价的满意度指数持续走低, 暂且不论工资收入偏低, 以及增长的缓慢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面对如此攀高的物价走势, 即使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物价因素也很有可能稀释居民收入倍增带来的幸福感。

五、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

首先, 在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方面, 多年倡导实行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由于企业方面的不配合基本上难以实行, 作为维护职工利益的工会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倍增缺乏有效的实施路径。其次, 从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来看, 我国二元化的结构, 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化的存在, 即使收入翻番, 城乡也会享受到不同的发展成果。再次, 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看, 物价上涨、股市低迷让人们望而却步, 我国投资市场秩序的混乱机制也使居民固守工资性收入。

六、农民低收入的制约

作为低收入群体, 农民的收入提不上去,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体的收入翻番。一方面政府对“三农”的投入多以项目为主, 而惠及所有农民的投入力度还不够, 同时, 由于自身素质较低, 没有专业技能, 没有办法提高农产品的产出率, 土地利用率低, 也缺乏渠道寻找有利的项目进行运作, 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时有发生。近年来, 农产品成本升高, 国家调控农产品销售价格, 不调农资价格, 也使农民增收困难重重。

我国基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提出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此举无疑振奋人心, 但实现收入倍增的美好愿景面临着许多的障碍性因素, 只有正确认识这些障碍并探寻针对性的解决路径才能为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铺好路。

摘要：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收入翻一番”后, 社会各界聚焦如何尽快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研究, 本文主要着眼于分析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障碍。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实施障碍

参考文献

[1]崔新进.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难点与实施路径研究——以江苏南通市为例[J].江苏商论, 2012, (6) :20.

[2]崔新进.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制约因素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2, (5) :20.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 篇10

针对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重重障碍, 笔者认为有效实现居民收入倍增需要对症下药, 综合治理, 主要有针对性地探索了以下六点对策: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创新在实现收入倍增计划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才能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 才能实现收入的翻番。首先, 对于技术创新、环保类型的企业政府应通过减免税负、资金支持技术研发、部分环节开绿灯等方式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从而加强企业创新体系的建设,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其次, 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注重产、学、研相结合, 促进科学技术尽快地投入应用。最后, 大力发展金融、休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形成结构合理的现代产业体系。

二、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 只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加企业利润, 形成利润带动工资的良性循环。一方面, 政府应该加大教育、科技的财政投入, 促进企业对职工的职业教育, 同时促进完善农民培训方案, 加大对农民基础实用知识的普及力度, 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 将实用的农业种植技术传授给农民。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

三、完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 合理有序地逐步提高收入, 既要建立与物价上涨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工资动态增长机制, 严格控制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培训、公务开支等灰色收入, 又要建立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 对事业单位员工进行绩效和考核, 适当引入竞争机制, 实现优绩优酬, 多劳多得。针对部分垄断企业收入过高问题, 国有垄断行业可控制其工资总额, 提高其上交的利润比例, 同时对于增薪困难的公益性企业追加工资性补贴或转移支付, 缩小行业收入的差距, 最大程度上消除权力与垄断相结合造成的分配不公。

四、加强对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

居民收入倍增必不可免地会引起物价的上涨, 若由此引起的物价翻番, 那么名义上的收入倍增毫无意义, 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市场价格的宏观, 使价格调控在一定范围内。一方面应该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稳定价格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同时应该加强价格监测预警机制, 通过发布价格信息合理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 应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实现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两个同步。在推进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过程中, 应缩小收入差距,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五、各项配套机制的完善

切实可行的计划也必须有配套措施的落实, 更需要机制的完善。政府应协调工会与企业的关系, 督促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能够真正起作用, 同时建立切实可行的工资增长机制, 使工资增长有一个制度的保障。其次, 努力破除户籍制度, 加快城镇化进程, 城市内部也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主动适应人口流动。在此基础上, 更要完善投资市场的秩序, 为居民投资提供一个健康规范的市场, 多渠道地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

六、大力推动农村居民增收

农民收入偏低使总体居民收入总体持续不上, 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重中之重。首先必须通过科技进步和规模化促进农业增产增效, 进行农产品加工进而提高产业链价值, 增加对农民的培训, 提高农民技能, 对农民提供更多的增收渠道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注重发展乡镇企业及中小企业, 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次落实惠农政策, 加大政府对三农的财政投入,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距离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只有针对性地落实配套措施, 才能克服种种障碍, 顺利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

摘要：自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问题以来, 学术界对此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 本文就收入倍增计划面临的障碍性因素有针对性地浅谈一下求解之道。

参考文献

[1]徐勇.推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对策建议[J].发展研究, 2012,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