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居民

西部农村居民（精选10篇）

西部农村居民 篇1

有关居民收入增长和医疗费用的增长关系现已成为卫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但有关农村卫生经济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贫困地区卫生经济的研究,国内的报道相对较少,当农村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变动时,医疗服务需求有无弹性,其弹性是一个什么水平,它对农村医疗服务供给将产生什么影响。一些研究利用运用经济学需求弹性模型定量分析农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问题[1,2]。一般情况下对于某种商品来说收入越高,消费者的支付能力越强,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通常对商品的需求也越高。需求收入弹性是用来衡量收入变化引起某种需求变化的程度,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3]。

本研究在2009年8月通过对内蒙古凉城县随机抽取的923户农民作为对象,通过入户调查获取有关农民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以及日常生活各项支出,对农民基本医疗服务进行定量分析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本研究对象来源于2009年8月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农村常住人口,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首先从凉城县七个乡镇249 567人口,采用分层机械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岱海镇、麦胡图镇、曹碾满族乡三个乡镇3 122户,其次再从抽到的三个乡镇采用机械抽样的方法共抽取九个行政村945样本户。成功访问到样本户760户,非样本户163户共923户。其中五保户53户、贫困户20户、低保户323户。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的方法,调查问卷包括家庭一般情况调查表、家庭成员健康询问调查表、两周病伤调查表、住院病人调查表。调查前集中对调查员进行培训,调查实施过程中对调查过程进行督导。调查回收后使用Epid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通过软件的双录入核查功能对数据进行逻辑校验和核对。数据的分析采用统计软件spss13.0。

1.2.2 弹性系数的计算方法[4]。

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是指医疗服务费支出与收入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即医疗服务需求相对变动和收入相对变动之比,所以它反映的是变动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绝对值之间的关系。它消除了因两者指数变动不一致造成的不同影响。用现有资料可以计算出从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的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的计算方法:根据前述所下定义,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E1=$E{}_1=\frac{\frac{\Delta {\rm M}}{{\rm M}}}{\frac{{\rm I}\Delta {\rm M}}{{\rm M}\Delta {\rm I}}}$,ΔM=Mn-Mn-1,ΔI=In-In-1。

其中,E 表示需求收入弹性;M表示医疗服务需求;I表示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 n是不同收入组的符号;ΔM、ΔI分别表示医疗服务需求和收入的增量。

2 结果

2.1 凉城县农民人均年收入与消费支出分析

将调查家庭的2008年人均收入水平按照百分位数分割,由低到高分为4组,第1组人均年收入最低,第4组最高。分析不同收入水平农民家庭各项消费支出情况。因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平均水平用中位数描述。

凉城县农民2008年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 000.00元,食品支出消费倾向最高人均消费支出为1000.00元,占总消费支出的33.33%,依次住房、水电燃料支出(14.44%),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5.38%。通过Kruskal Wallis 检验显示除了医疗费用支出以外,人均收入影响消费支出(p<0.000 1),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呈现上升趋势。医疗费用支出的变化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随着收入水平的升高,农民医疗费用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p<0.000 1)。

2.2 农民收入水平与医疗费用关系及其弹性系数

按照卫生费用支出通过弹性系数比较不同收入人群卫生服务需求(见表2)。

由表2可见,随农民收入水平的升高,医疗服务需求的弹性系数呈现出忽高忽低的特点,但各收入组医疗需求的收入弹性均未超过1,和我国1993年调查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较为接近[5]。农民的医疗费用支出相对于其收入没有弹性,农民收入增长了,而医疗费用支出的增长相对在减少。说明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会在健康保健方面投入更多。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时,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但低收入家庭医疗费用所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也就是说低收入家庭医疗费用承受压力较大。各收入水平组的医疗服务需求弹性系数均小于1,说明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较弱,农民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愿意在医疗服务方面过多投资。由于医疗保障制度只管大病不管小病,农民中普遍存在着有病不愿去医院、小病不愿花钱进行治疗,有病“硬撑”现象,甚至有些农民小病拖成大病最终无钱治病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随着各种疾病的治疗费用持续上涨,使得农民将面临着较大的疾病风险和疾病负担。即使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广覆盖、低保障的合作医疗现状,远远满足不了医疗费用的增长。“小病”并不“小”。1998年和2003年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患大病的概率相对较低,每年仅有3%—4%的农村人口住院治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得了病而不需要住院治疗,就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但保大病还保小病,使农民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不因小病不就诊导致因大病无钱治疗或重返贫困。

消费者对卫生服务的需求水平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健康状况的影响,然而健康状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健康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医疗服务需求,尤其是经济文化水平,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国家97年开始的“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在广大农村居民中大力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已初见成效,但要真正改善和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还需要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能更多考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建立有效的针对农民的健康管理制度,增强农民防病保健意识。

摘要：了解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及医疗服务需求状况,为改善农村地区居民健康水平以及制定疾病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将调查家庭按收入分组,分析消费支出及其医疗服务需求弹性。结果: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均小于1;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医疗费用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越高(χ2=90.209 0,p<0.000 1)。结论:低农民收入水平的家庭将面临更大的的疾病风险和疾病负担,需要加强农民的健康教育,提高健康投资的意识,并且从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关键词：农民,医疗服务,需求收入弹性

参考文献

[1]张德元.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回顾与思考.卫生经济研究,2005;(1):

[2]梁维萍,郑建中,韩颖,等农村居民收入与医疗服务需求及其弹性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5;25(10):15—17

[3]程晓明.卫生经济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4]杨学来,徐凌中,王斌,等.东营地区居民慢性病医疗服务需求弹性研究.中华医院管理,2005;21(7):472—474

[5]陈心广,饶克勤,魏晨.小国农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弹性经济学模型研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6;3:150—153

西部农村居民 篇2

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也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重要课题。本文将根据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社会调查的结果，该项调查名为“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由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于2004年6月~2005年2月在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等11个西部省（市、自治区）组织实施的一项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研究的抽样方案能够推论的目标人口为所有目前居住在中国西部省份（西藏除外）的家庭实际抽取样本44738户，符合受访条件的样本43858户，完成全部问卷的样本41222户，应答率为94%。有关调查更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课题组出版的数据报告——《西部人民的生活：中国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数据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本文中涉及的所有数据除有特别说明外，均来自此项调查结果。对当前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及其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讨论。

一、西部城乡居民贫困现状描述：不同视角的分析 贫困概述和贫困线标准

贫困问题研究的前提条件是要对贫困进行准确的度量，而度量的先决条件则是界定贫困的标准或者贫困线。本文的贫困分析将主要使用建立在传统定义基础上的以收入度量贫困的标准。由于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我们还将使用不同的标准，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分别展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项研究中对于城乡的界定不同于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标准，而是根据家庭接受调查时住所所在社区类型来划分的：如果该社区是村委会，则定义为农村；否则（如居委会、家委会或社区）则定义为城镇。

目前我国官方使用的城市和农村绝对贫困线分别是人均年收入1875元和668元，低于此标准即计为贫困人口，因此本研究中首先使用了这两个指标分别计算城乡的贫困人口。而目前国际通行的绝对贫困标准有每天1美元或者每天2美元的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分别折算为人民币924元和1848元，我们也使用了这两个指标来计算绝对贫困。使用相对贫困线时，一般做法是采取平均家庭人均收入的二分之一或收入中位值的二分之一作为相对贫困线。最后，我们还考察了居民的主观贫困率。具体方法是：在调查中要求每个家庭代表综合考虑家庭整体经济状况，对以下三个陈述做出判断：“自己的家庭在当地算经济状况较好的”，“自己家庭虽然不富裕，但经济条件也还不错”，“自己家庭不算富也不算穷”，如果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为“否”，则表明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家庭为贫困家庭。根据中国官方贫困标准，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为9.0%，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为13.5%。而按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西部农村和城镇的贫困率分别为16.3%和4.1%。如果使用家庭人均收入均值和家庭人均收入中位值的相对贫困线标准，我们发现，在城镇和农村得到的结果极为接近，也就是说，城镇和农村的贫困人群的分布情况是极为近似的。另外，使用统一的国际贫困标准，农村的贫困率大约为城镇地区的3~4倍；而使用主观贫困指标，农村的主观贫困率仅为城镇主观贫困率的1.5倍左右。也就是说，城镇居民对于家庭收入的满意程度远低于农村居民。

二、贫困群体的特征描述

我们将从贫困群体的收入构成、人口学特征、教育、健康、就业、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等几个侧面来具体说明西部贫困人口为分析方便起见，在此后的分析中我们将只使用农村地区人均年收入668元和城镇地区人均年收入1875元的绝对贫困线来确定贫困人口。为了更准确地说明贫困人口的特征，我们还将其主要特征与非贫困人口的特征进行了比较，在下面的分析中除非有特别说明，文中列出的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组间的统计指标的差异均经统计检验达005显著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调查中我们不仅调查了各家庭的情况，还在每个家庭中随机抽取了一个15岁以上的成年人作为个人样本，询问了一些有关其态度和评价的主观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根据需要综合使用家庭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信息。的群体特征。

（一）贫困群体的收入构成

贫困群体就是那些收入较低的群体，那么他们的收入都由哪些项目构成？这种构成与非贫困群体又有什么区别？调查中，居民收入的具体项目统计显示，本次调查中收集的是年收入数据，共收集了两个总收入数据。第一个数据是在分别询问各项具体收入的基础上加总而得的家庭总收入。第二个数据是由受访者对家庭过去12个月的总收入进行一个粗略的估计。第一个数据是由不同收入来源的数据加总而来，提供的信息更为全面，数据质量也更好。只有在家庭不能提供更为具体的收入来源数据的情况下，我们才使用第二个粗略估计的数据。农村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相当集中，“农业活动收入”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其收入的76.1%之多；与之相对应，农村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相对分散，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45.3%），农业收入仅是他们收入中第二重要的来源。

与农村地区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城镇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来源比较分散，“工资性收入”（50.9%）、“转移收入”（21.5％）、“农业活动收入”（12.3%）和“非农经营活动收入”（11.5%）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主要集中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收入”。

总体来看，农村地区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生产活动，而非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较多元化。反之，在城镇地区，贫困群体的收入来源则十分分散，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资收入不足而不得不寻求更广泛的收入来源的缘故。

（二）贫困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统计结果表明：西部农村贫困家庭平均规模为3.98人，比非贫困家庭（4.07人）略小，而城镇地区的贫困家庭平均规模（3.58人）则明显地大于非贫困家庭（3.13人）。

表4的抚养系数分析表明，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抚养系数相当高，几乎每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抚养一个未成年人或老年人，而且贫困家庭的抚养系数大大高于非贫困家庭。这说明在农村地区，家庭缺乏劳动力可能是造成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城镇地区的贫困家庭抚养系数也比非贫困家庭高，但差别没有农村地区那么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城镇地区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的老年人抚养系数差别相对较小，主要差异表现在儿童抚养系数上（贫困家庭为19.7%，而非贫困家庭为13.2%），这说明城镇地区儿童抚养压力大与家庭贫困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三）贫困群体的教育情况

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我们以被调查家庭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计算家庭成员的最高教育水平时，我们没有计入接受调查时不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在校就读的学生的情况，因此这里的家庭最高教育水平确切地说应是“家庭中15岁以上非在校生成员的最高教育水平”。作为反映家庭教育程度的指标，考察教育程度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从表5的结果可见，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中，成员最高教育水平大多数都在小学以下，比例达71.0%，远远高于非贫困人口中41.4%的比例。城镇的整体教育水平比农村地区高一些，贫困家庭的最高教育水平多数集中于初中及以下，比例为75.2%；与之相应，城镇非贫困家庭的最高教育水平多数在高中及以上，最高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不到总数的一半（43.7%）。由此可见，西部城乡贫困人口普遍存在教育水平偏低的问题，这是导致其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

为提高全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各级政府在普及义务教育、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表6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学校的可及性也已经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城镇地区贫困家庭所在社区步行30分钟范围内有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相当高，而且与非贫困家庭之间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即使在农村地区，小学的可及性在贫困与非贫困家庭间的差异也非常之小。初中和高中的可及性略有差异，但均不大。

教育费用

从本次调查中家庭每年用于子女的教育花费金额看，贫困家庭似乎花费比非贫困家庭要少：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年教育费用平均为957元，而非贫困家庭则为1967元；城镇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均教育支出为2409元，而非贫困家庭则为3310元。但如果我们考察表7中所列出的教育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情况就会发现，贫困家庭所承受的教育负担实际上要远远大于非贫困家庭。在农村和城镇的贫困家庭中，教育费用占家庭收入比重的中位值分别高达21.0%和23.5%；而非贫困家庭的中位值仅为8.2%（农村）和7.0%（城镇）。这就是说，贫困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很低，教育费用给他们的家庭经济带来的压力要比非贫困家庭大得多。

（四）贫困与健康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与贫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联系：农村地区贫困家庭中有长期或慢性病人的比例为61.5%，比非贫困家庭高出10.1个百分点；城镇地区贫困家庭中有慢性病或残疾人的比例为47.2%，比非贫困家庭高出8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西部城乡地区，贫困现象是与恶劣的健康状况紧密相联的，“因病致贫”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本次调查考察了被调查家庭在过去一年中用于求医购药的支出情况，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医药支出平均为1492元，非贫困家庭的平均支出只是略高一些，为1644元；在城镇地区，贫困家庭的年均支出为1907元，非贫困家庭的平均支出为2009元。由此可见，医疗支出有非常明显的“刚性”特征，无论家里收入高低，只要生了病，哪怕是借钱也得看病。惟其如此，医疗费用对贫困家庭来说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一点在表8所列医药费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情况得到了很清晰的反映。农村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的中位值为38.0%，而非贫困家庭的比例仅为8.5%。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贫困家庭这一比例的上四分位值高达107.3%，这意味着有25%的农村贫困家庭一年的医疗支出竟超出了其全年的收入，仅支付医药费用这一项，就已经使这些家庭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

（五）贫困与就业

统计结果表明，西部农村地区78.9%的贫困家庭只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没有从事任何其他非农活动。与之相比，在非贫困家庭中仅从事农业活动的比例只有42.3%，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非贫困家庭在从事非农活动。可见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多样性是避免贫困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还考察了农村地区家庭有无短期外出打工者与家庭贫困的关系，统计结果表明，贫困家庭中有短期外出打工者的比例在10%左右，而非贫困家庭中有短期外出打工者的比例要高出4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农村中外出打工对缓解贫困起着一定的作用。

而在城镇地区，失业显然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本次调查中，城镇贫困家庭中18.0%的家庭中有失业者，本研究使用了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失业衡量标准，失业者被定义为15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正在积极寻找工作，但在过去一周内未从事一小时以上有报酬或经济收益的工作的人。而非贫困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7.1%，不及贫困家庭的一半。

（六）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 1基础设施

我国政府为缓解贫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贫困人群提供各种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列出了贫困与非贫困家庭使用的基础设施情况，结果表明，城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善，家庭通电、通车路以及通自来水的比例都相当高，而且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在使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都是不太明显的。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通电的比例较非贫困家庭稍低，但也达到了90%以上。有通车路的贫困家庭不足一半，比非贫困家庭低了十多个百分点。通自来水的贫困家庭不到10%，而非贫困家庭通自来水的比例为12%；约一半的贫困家庭使用的是井水，这一比例低于非贫困家庭；而使用开放的自然水源的贫困家庭比例明显高于非贫困家庭。

从这一结果看，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积极投入已经大大改善了贫困家庭的基础设施状况，为他们摆脱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社会保障

农村居民享受医疗保障或保险的程度整体较低，而贫困群体的情况更差，仅有10.9%的贫困家庭成员享受了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或保险。而在城镇地区，虽然非贫困群体享受医疗保障或保险的比例已接近一半（47.5%），但最需要获得保障的贫困群体享受保障的比例却仅为194%。当社会不能为贫困群体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时，贫困者就很容易陷入“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怪圈而不能自拔。

目前，失业、下岗津贴以及最低生活保障仅针对城镇居民发放，而有成员领取失业下岗津贴的家庭所占比例都比较小，而且贫困家庭的比例与非贫困家庭差不多。考虑到贫困家庭中有失业者家庭的比例高达18%，而且远高于非贫困家庭，可以认为当前失业下岗津贴的发放还是存在不小的问题。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城镇居民比例为26.5%，比非贫困群体的比例高出不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是满足贫困居民的最基本生存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仅有26.5%的城镇贫困群体享受了低保这一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存在的“应保未保”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三、贫困及相关社会问题

（一）贫困与自然环境

研究贫困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者曾经提出过“贫困——环境恶化”（PEDN）假设，认为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贫困人群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破坏性也更大。在本研究中我们也对此做了考察。在表11中我们列出了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做饭和取暖时使用的主要燃料。从中可以看到，贫困家庭中使用木柴取暖和做饭的比例分别达49.3%和59.2%，均明显高于非贫困家庭。由于贫困家庭支付能力的低下，他们对木柴的需求更可能是通过拾柴和砍伐树木来满足的，这将会对其居住的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极可能成为环境退化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对当地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环境的退化会进一步使其生活陷入困顿。

（二）贫困群体的固化

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如果贫困者没有足够的流动机会，就会导致贫困群体的固化和结构化，而这会给社会的和谐运行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

1贫困群体对未来生活的预期

在调查中，我们专门考察了贫困者对自己生活变化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的情况。结果可见，贫困群体无论是在对当前生活变化的判断，还是在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上都明显地比非贫困群体悲观许多。以农村地区的贫困者为例，他们判断自家经济状况比一年前“变差了很多”和“差了一些”的比例为29%，比非贫困者的同类比例（17.6%）多了十多个百分点；而他们预期自家生活在未来五年内“没有变化”或“会变得更差”的比例高达56.9%，远远高于非贫困群体的33.3%的比例。类似的情形在城镇贫困者中同样存在。从这个结果看，在贫困者看来，自己的生活在近期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可见的未来也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善希望。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2贫困者子女教育的情况

贫困家庭面临着沉重的子女教育的经济压力，而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到贫困者下一代受教育的情况，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继续传递下去。我们从本次调查中被调查者子女的就读情况、在校学习情况以及被调查者对子女教育的预期中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

首先，贫困人口子女在就学机会上与非贫困人口子女存在一定的差距。从表13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城镇地区贫困与非贫困家庭的子女就读比例差不多，但在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中，8~14岁适龄儿童从未入学的比例以及中途辍学的比例分别达到6.6%和5.1%，均明显地高出非贫困家庭的相应比例。

其次，即使进入学校后，贫困人口的子女在校的学习成绩似乎也难以与非贫困人口的子女相比，这一趋势在城镇比在农村更为严重。城镇贫困人口的孩子学习成绩为“优秀”（15.3%）和“中上”（24.1%）水平的比例都明显少于非贫困人口的子女（“优秀”与“中上”的比例分别为18.2%和34.9%）。

与此同时，贫困人口对自己子女未来的教育预期也明显偏低。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预期自己子女能读到“大学”水平的仅占总数的15%左右，而非贫困人口中这一比例接近30%，是贫困人口的两倍。城镇地区非贫困人口中预期自己子女能读到“大学”的占了总数的七成多，而贫困人口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45.1%）。

这一研究结果似乎在提示我们：如果教育负担过重，导致教育成为只有某些阶层能享用的“奢侈品”的话，就会使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被继续“复制”，社会的贫困群体就会被进一步固化。

3贫困群体的社会隔离

贫困群体存在的耻辱心态以及社会对贫困群体的歧视，有可能造成贫困群体的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它会强化贫困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界限，加剧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社会隔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在研究中考察了贫困群体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规模情况，具体方法是要求被访者说出其上年在联系人最多的一个节日里以各种方式联系过的人数。从调查结果看，贫困群体与非贫困群体的社会网络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地区非贫困群体的平均网络规模为13.8人，而贫困群体的平均规模仅为10.8人；城镇地区非贫困群体与贫困群体的平均网络规模相差更大，分别为18.7人与13.5人。个人社会网络的大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社会交往的频率以及融入社会的程度。因此，西部贫困群体社会网络规模较小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社会隔离问题，这也有可能加剧贫困的固化。

（三）贫困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感知

人们对所处社会中社会问题的感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并构成人们社会冲突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对贫困群体社会问题感知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社会认知与态度，并对其可能的行为倾向有所了解。

从结果看，农村贫困群体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几乎都显著地高于非贫困群体，只是在“犯罪”、“干部腐败”、“水污染”几个问题上与非贫困群体判断的差异不显著。贫困群体认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贫穷问题、缺乏农业技能培训、缺乏市场信息、贫富差距大等等。被访者对这些问题严重程度的判断平均分都在3分以上，本研究中3分代表的是“比较严重”，因此可认为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介乎“比较严重”和“特别严重”之间。

城镇地区贫困与非贫困居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则稍复杂一些，从图2的结果可见，贫困群体对“失业”、“贫富差距大”、“贫穷”、“缺水”、“用电困难”等问题的判断较非贫困群体为高，但对“犯罪”、“干部腐败”、“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感知不如非贫困群体。“失业”是城镇贫困群体认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他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依次为“贫富差距大”和“贫穷”。以上结果似乎说明，贫困群体总体而言对社会问题的感知更为敏锐，更可能认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生存有直接关系的社会问题，如贫穷、失业、贫富差距加大等更是如此。相比较而言，非贫困群体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更可能关注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之类与自己生活关系不那么密切的问题。

四、小结与建议 本文根据大规模社会调查的结果，对西部城乡居民的贫困现状进行了描述，概括分析了贫困人口的构成及群体特征，并讨论了与贫困现象伴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从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构成和就业状况可以看出，贫困群体的就业活动特征是单一依赖于农业生产，因此可见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民就业的多元化将是缓解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

（2）各级政府近年来为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所做的工作已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贫困群体通水、通电，特别是通路情况以及对教育、医疗设施的可及性虽然仍有需改进之处，但相对而言与非贫困群体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可以预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今后的扶贫工作的直接作用可能会逐渐减弱，但它仍可能通过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拉动消费等方式间接地推动扶贫工作。

（3）贫困人口常常表现出教育水平较低、健康较差的特征，提高他们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是帮助其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由于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刚性”特征，近年来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对于贫困群体造成了尤其沉重的负担，不仅出现了“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因教致贫”的社会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为贫困群体提供可及的基础设施，更要注重为他们提供可及的公共服务，使他们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摆脱贫困的机会。

（4）从调查结果看，当前我国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存在覆盖面过窄、保障水平过低、针对性不够等诸多问题，这使得社会保障这张“社会安全网”无法起到底线保障、兜住所有贫困人口的作用。这应该是未来农村和城镇扶贫工作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5）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国的贫困群体有固化的趋势，这对于社会稳定和谐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政府及社会应努力为贫困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使贫困不至于成为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固定特征，甚至一代代传递下去。

（6）贫困群体对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更为敏感，这有可能会影响其态度和社会行为，危及社会稳定。因此应加强对贫困群体心理、态度及行为倾向的调查研究，掌握其变动趋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社会冲突和极端事件的发生。（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赵延东 张化枫 邓大胜）

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儿童及成人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

1、儿童在校率相对较低。2005年全国农村7-15岁儿童在校率为97.2%。农户的经济状况与儿童在校率密切相关，贫困农户儿童入学率最低，低收入户稍好。2005年，贫困农户7-15岁儿童入学率为90.1%，低收入农户为95.5%。

2、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然较高。2005年全国农村16岁以上成人文盲率为9.9%，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15-24岁青年文盲率为1.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但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文盲率仍然较高。分别为22.5%和18.9%；其中15-24岁青年文盲率分别为5.2%和3.7%。

3、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较少。2005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0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而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和6.8年。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较低，全国为13.7%，贫困和低收入户更低，分别为6.5%和5.6%。

西部农村居民 篇3

【关键词】民族宗教 西部民族地区 城镇居民 思想道德 影响 对策

就我国而言，西部地区包括12省、市、自治区，比如，四川、宁夏、新疆，土地面积较大，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已占国土面积的64%，我国超过2/3的少数民族都居住在西部地区，人口规模超过1亿，农村户口比例较高。就西部民族地区而言，民族宗教是其社会形态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组成要素。由于地域环境、民族习俗等因素影响，西部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点。作为一种较强的社会力量，民族宗教和各种社会现象都有着某种联系，比如，文化、经济、教育。随之，其教规、戒律等逐渐渗透到日常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思想道德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需要多角度、多层次优化利用民族宗教，采取可行的措施加强该地区城镇居民思想道德建设，促使信教与不信教群众相互团结，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微薄之力。

一、民族宗教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思想道德的影响

1、民族宗教抑恶扬善伦理思想有利于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就民族宗教而言，以不同的形式，比如，特定的信仰、礼义，把社会价值观念神圣化，并借助神灵意志，制定科学、合理的宗教禁忌、戒律等，进一步规范信众行为。长此以往，民族宗教已成为信众自我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宗教道德可以引导信徒避恶从善，这是其他道德教训无法比拟的。根据相关调查表明，2/3的人都认为宗教在公民道德形成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0%的人认为宗教有助于仁慈宽容道德品质的形成，65%的人认为宗教有助于善良、真诚道德品质的形成，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宗教有助于敬老爱幼、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质的形成。2/3以上的信众都有着积极的道德取向，也就是说宗教道德是人类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2、民族宗教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实际上，宗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社会传统习俗，宗教的教义、教规可以将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的思想统一起来，集中于宗教信仰，促使该地区人们的精神观念、宗教生活大致相同，宗教心理、宗教情感也有某些相似之处，甚至完全相同。在相同宗教精神旗帜作用下，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日渐统一，相互融合，他们已有的宗教伦理道德意志也会发生质的变化，转化为一种重要的行动力量，参与到各类道德实践活动中，已有的道德行为逐渐被转化为一种社会风尚。长此以往，这些社会舆论、社会风尚逐渐形成特有的社会传统习俗，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在社会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点，宗教对社会风尚的形成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3、民族宗教可以满足社会大众精神与心理客观需求，稳定社会秩序。

从某种角度来说，物质的富有、精神的满足始终是社会大众不懈的追求。在物质生活得不到应有满足情况下，人们会更加注重对物质的追求。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他们的精神需求将会日渐显现，更加注重精神需求，而这体现在不同方面，信仰便是其中之一，一旦得不到满足，将会呈现出各种问题。就我国而言，西部地区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宗教信仰，是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关键性组成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下，信仰自由是人人都拥有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等决定自己信仰什么，也包括宗教信仰。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对民族宗教在精神、心灵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较高的肯定，远远高出农牧民，他们中半数以上的人都认为宗教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可以给人带去希望，寻找到精神慰藉。甚至部分城镇居民觉得宗教有去病免灾、保佑平安的作用，可以为人指明前行的方向，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可以帮助人摆脱痛苦，正视人生中遇到的挫折与不幸，坦然面对一切，有效抑制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换句话说，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居民都觉得在精神、心理层面，民族宗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宗教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理想的，是信徒出于情感的一种向往，能够满足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现实世界的扬弃，对自我的不满，并不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可以警示信徒，促使他们不断提升自我。在西部民族地区，民族宗教已成为城镇居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能够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精神需求，安顿好他们的灵魂，是其他意识形态无法比拟的。

二、应对策略

1、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就宗教问题来说，长期尊重、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国家的基本政策，而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享有的权利之一。为此，各级管理部门等必须全方位分析各方面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制定科学化、合理化的财务与政务公开制，将其落到实处，明确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职责，有效防止权与责混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避免借助宗教去干预国家行政、社会公共教育等。还要进一步完善民族宗教的特殊政策，促使不信教群众可以正确看待信教群众，他们都能彼此尊重，相互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各个地区需要通过不同途径严格管理城鎮居民宗教场所，动态监督和宗教相关法律法规等贯彻、实施具体情况，促使该地区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能够顺利参加各类正常的宗教活动。该政府部门可以和宗教寺庙订相关规定，《民族宗教管理责任书》，层层划分，将制定的宗教管理措施落到实处，采用定期与不定期形式检查落实情况，采取可行的措施解决寺庙出现的问题、矛盾，严格管理宗教场所，维护好宗教场所秩序，促进一系列正常宗教活动顺利进行，满足信教群众在这方面的客观需求。

2、注重对宗教从业人员的教育、引导

在社会市场经济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随着该地区交通条件日渐完善，部分宗教从业人员不再安于寺庙中，忽视了自身综合素养的提高，对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也没有全面的认识，比如，打着宗教的旗帜招摇撞骗，“做法事、拿红包”现象普遍化，大大削弱了宗教道德所具有的规范作用。针对这种情况，急需要多角度、多层次教育、引导宗教从教人员，正确认识自身所肩负的责任，注重自身综合素养的提高，能够正确阐释民族宗教的内涵，强化他们的感召力，为西部民族地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注重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

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对“贫富差距过大”、“不良社会风气”等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更加关注该地区教育、经济等发展，渴望社会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乡村公共医药卫生保障体系得以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将该地区城镇居民高度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放在核心位置，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氛围，多层次健全相关的制度，有效解决“社会安定、民族团结”方面存在的隐患。国家要加大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促进该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为加强西部地区思想道德建设做好铺垫。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多层次引导、弘扬其教义中贴近社会主义道德客观要求的积极内容，为构建良好的道德风尚提供有利的保障。

4、注重宗教仪式行为引导，大力实施得民心工程。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的物质水平持续提高。通常情况下，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都会大量宰杀“鸡、羊、猪、牛”，浪费现象普遍化，导致某些家庭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随之，一系列家庭问题、社会问题不断显现，不利于家庭、社会的和谐，必须通过不同途径促使该地区城镇居民正确认识各类宗教仪式行为，避免宗教仪式浪费现象频繁出现，减轻这方面造成的经济压力，避免各类家庭、社会问题频繁出现。此外，各地区、社区要充分意识到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大力实施各类得民心工程项目，深入各族群众内部，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通过不同渠道采取多样化措施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一系列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加强民族团结。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社会市场经济背景下，必须正确认识民族宗教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居民的影响，多角度促使民族宗教工作更加“法制化、规范化”，将民族宗教文化政策落到实处，保护好民族宗教文化，有效处理民族宗教、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加强对信众的教育、引导，促使他们正确理解、支持各项政府、民族宗教工作，更加信任党、政府，全方位考察、培养党员，提高党员发展整体质量。以此，充分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指导西部民族地区的城镇居民，促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促进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全面发展，进一步加快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步伐，促進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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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居民 篇4

投资过热和消费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近几年我国的最终居民消费率仍在不断下降。2013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仅有36%,远远低于60%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启动国内消费、扩大内需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而在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影响其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正经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这种转变必然会影响到决定居民消费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当期可支配收入、未来预期收入、对私人养老储蓄的替代、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预防性储蓄等诸多方面。

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截至2014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减少到45.23%,但从总量上来看,近1/2的农村人口的消费总额却只占全部居民消费总额的1/4,从人均水平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只有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1/3。由于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缩短贫富差距,使具有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消费欲望,从而使全社会的消费需求增大。因此扩大内需,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满足低收入农民群体的有效消费需求。那么现今推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又是否有效的刺激了农民消费呢?

许多学者都认为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消费起积极作用,可以平滑农户的消费曲线,降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尹华北等(2011)认为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提高可以提升农村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的信心,从而增加居民现期的消费意愿。姜百臣等(2010)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财富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最后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有引致效应。另一些学者认为在不同阶段,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的。张治觉等(2010)认为在1978—1998年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在1999—2007年则产生了挤出效应。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短期内甚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谢文等(2009)指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并未带动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对于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不仅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差异,由于起点不同,政策不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性差异也很明显。对于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很多学者仅从总体上研究了社会保障制度对其消费影响的普遍性,但由于区域间经济水平、资源禀赋和文化环境的差距,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农村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存在区域间的特殊性。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西部因其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系统脆弱,自我更新的社会能力差,相对中部和东部来说一直都未进入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本文从微观个体角度,选取了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制度较为相似的西部地区,深入调查了农村居民对于本地社会保障的看法及其消费行为,以期了解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二、西部地区农村基本情况

西部地区由陕西、甘肃、宁夏、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组成。目前,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迅速发展,西部地区形成了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五保供养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社保体系。但由于中国西部的农村,不仅是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地,而且还集中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乡村人口比例也高于全国水平,2014年全国乡村人口数占总人口的45.23%,西部地区的乡村人口比例则为52.63%,占全国乡村人口的31.34%,高比例的乡村人口数也使西部的农村社会保障的有效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表1),2014年西部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8295元/人,与其他地区相比有明显差距,而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尤甚,相差4849.64元/人,其相差额接近于西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可见,西部地区农民的经济水平远落后于其他地区。

表2为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情况,截至2014年,西部地区参加新农合26944万人,占全国的36.6%;补偿收益人次共计53784.5万人次,占全国的32.6%;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564.5万人,占全国的49.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393.2万人,占全国的28.7%。其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全国地区的将近一半,可见西部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众多。

三、西部地区消费与社会保障的典型调查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是于2014年在云南、四川、贵州、重庆等西部地区不同(州)市的农村地区,利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实地调研所得。为全面体现此次问卷调查的结果,被调查对象为年龄在10周岁以上的农村户籍居民,各个年龄段在调查中均有涉及。最终共收回1129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共927份,问卷有效率达82%。

(二)样本基本特征

如表3所示,在所调查的927份有效问卷中,在家庭总人口方面,被调查人的家庭人口数在4～6人的占样本总数的76.59%;在年龄构成方面,21～30岁、31～40岁、41～50岁的人占样本总数的比例相当,均在25%左右;在家庭人均年收入方面,31.28%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在4000元以下;在家庭人均年支出方面,36.46%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年支出在4000元以下。

(三)西部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情况

1.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来源单一,初次分配收入不均衡。

从家庭人均年收入来看,调查显示,西部地区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水平为每人8263元,而其中位数则为每人6667元,有超过60%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由调查数据(表4)可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仍主要是由农业生产得到的,占总收入的43.15%,靠天吃饭仍是现今西部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其次有37.54%的收入来源于外出打工,其他收入来源仅占19.31%。

2. 解决温饱仍是西部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经济水平落后是影响其消费的主要原因。

在调查中,有42.83%的农村居民选择了其家庭收入主要用于解决温饱问题,一大部分农村家庭仍维持在基本的消费水平上,这也是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过低的体现;在影响其消费行为的因素选择上分别有63.65%和63.97%的人认为是价格过高和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的消费不足,由此,提高总体经济水平,增加收入是刺激其消费的重要手段。

3. 用于医疗与教育的消费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在收入去向这一方面,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的选择比例分别是33.33%、42.93%,高于维修改善住房、农业生产、人情往来等方面的支出比例;并且有将近一半的农村居民认为,在近3年来,家庭支出在医疗和教育方面增长较快。可见,西部的农村居民如今对医疗和教育方面越来越重视,同时也使其在教育和医疗支出方面的负担加大。

(四)西部农村家庭参与社会保障的基本情况

调查的927名农村居民中(表5),在2013年期间,其参合率为100%,被调查居民所在家庭所获得报销金额平均为775元;36.57%的被调查家庭参加了养老保险,获得补助平均为1456元;14.35%的被调查家庭享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平均为117元/月;在其他农村社会保障中,享受子女上学生活补助这一保障的家庭数最多,占14.78%。

(五)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与消费问题分析

1. 西部农村居民对其社会保障了解程度不足。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表6),西部农村居民只有33.12%对其当地的社保制度基本了解,有16.07%的人对当地的社保制度完全不了解。

究其原因,一是当地政府宣传引导不到位,即使对于参合率100%的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来说,地方政府为了号召中央政府参合率达到95%的要求,虽然努力宣传介绍新农合带来的好处,但宣传大多停留在表面上,有些甚至会强制参加,许多农民并不了解其具体意义和补偿标准;二是西部地区整体教育水平较低,2014年对全国受教育程度的统计结果显示在6岁以上人口中,西部地区未上过学的达20612人,占全国的37%,而受教育水平在高中以上的比例仅有9.78%,低于全国11.53%的比例。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西部地区相对其他地区对新观念、新的社保制度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低;三是受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影响,西部农村地区大多比较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为宣传工作的有效落实造成了困难,另外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密集,而在少数民族家庭生活保障中,家庭养老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也使其对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淡漠,自主关注意识不强。

2. 西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

在对927名农村居民的调查中(表6),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34.52%认为实际领取低保人数太少,26.65%的人认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配套制度不健全,23.62%的人认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象限定不合理;对于当地养老保险制度,有35.06%的人认为养老金较低,29.02%的人认为其体制有待完善。

虽然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相差不大,但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缴纳金额,补助标准等具体内容,一般是当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建立的,缺乏外部约束,其设定的合理性也很难判断。对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说,西部农村贫困居民本来就较多,建立农村低保需要巨额投入,而一般财政越紧张的地区,其贫困人口越多,而贫困人口越多,就更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导致越是贫困地区的低保落实情况越困难,再加上农民特殊的生产方式,收入的计算存在困难,缺少规范的低保对象设定方法,导致有一部分本该获得低保的人群没得到该有的生活保障,促使其更加贫困。对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来说,其实行的是“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办法,个人账户实账管理,按储备积累总额确定养老给付标准,也就是说,个人缴纳费用越多,领取的保险金就越多,低收入水平的西部农村居民必然会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缴纳较少或者不交养老金,这也就意味其领取的养老金额水平低,使其并不能通过缴纳养老保险来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再加上西部大部分农村地区土地和家庭等传统保障观念仍旧起着主导作用,对养老保险政策信任度不高,从而进一步降低其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3. 西部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刺激不大。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承担的风险越来越高,责任越来越大,子女教育、自身养老和健康等方面的预期支出越来越多,再加上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稳定,导致正常的消费支出被挤出。因而现行的社会保障是否能消除其在这些方面的顾虑,使其心理预期发生改变,减少现期储蓄,显得至关重要。从整体上,在西部地区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是否使其生活得到切实保障的调查中(表6),只有4.79%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保障使其感觉很踏实,31.7%的人认为并未得到切实保障。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现行的社保制度,在农村居民心理上未产生有效预期,他们认为其实施的社保制度并不能在未来产生实质的经济收益,或者产生的经济收益并不能满足其未来的需求。

在调查“新农合”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程度中,有57.28%的农村居民认为,“新农合”对医疗支出和消费没什么影响,只有7.66%认为“新农合”使其医疗支出减少,敢于消费。分析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对于收入水平大多不高的西部农村居民,所缴纳的医疗保险金从一定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在调查中发现88.78%的农村居民都认为其可承受的缴纳范围在50元以下,而西部地区“新农合”的平均缴纳额为每人90元,高于其可承受的范围。二是“新农合”的报销率和救助金额不足,使其对未来生病的预防性储蓄并未因为“新农合”的保障而减少,被调查者中只有20.71%对其报销率和救助金额满意,也就是说参与“新农合”的农村居民,只有少部分认为自己得到了保障,不用担心未来无钱医病,可以将未来的预防性储蓄在现期提前消费。

四、促进西部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思考

(一)提高整体收入水平,创新收入来源方式

一方面应大力推进科技兴农,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促进其农业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加大非农收入的比例,政府可以推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实行降低乡镇企业贷款的利率等有效鼓励措施,鼓励农村个体户及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而加大西部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比例。只有西部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后,在其敢消费的基础上,社会保障才能由一种支出负担变为有效减少其预防性储蓄的调节器,促进有效需求。

(二)推进总体教育水平,加强宣传引导工作

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教育的投资,为偏远山区增设学校,增加老师人数,提高教育水平,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对无力承担教育经费的家庭加大补偿力度,避免中途辍学的发生。

西部地区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口,因此在社会保障的宣传工作中应因材施教,不能一概而论,应结合当地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进行宣传和引导,坚持群众自愿原则,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当地农村居民真正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规则,并领会到对其生活的益处。

(三)加大社保财政投入,优化社保制度设计

在对农村医疗合作、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调查中,发现均存在缴纳金额过高和补助金额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时,应遵循与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对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应加大财政的投入,对于地方政府资金困难的,中央政府需加大其补助比例,保障其社保制度的实施。在对社保制度的设计上做到因地制宜,对于社保的缴纳金额和补偿方案实行差别比例制度,不仅是在省域上的差别对待,在对同一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也设定不同的方案,使其感受到未来能受到切实保障,从而最大限度的刺激其参保的积极性,使其对现期消费所产生的引致效应高于挤出效应,提高乐观的预期,增强消费意愿。

摘要：本文阐述了西部农村地区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的总体情况;并根据西部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情况的调查问卷,分析了西部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及参与社会保障的具体情况,研究其在社会保障和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西部农村居民对其社保制度不理解且认为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其并未因现行的社保制度对未来产生良好的心理预期;最后提出有效提高西部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西部农村居民,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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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标语变迁 篇5

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山区，记者注意到遍布农村的墙体标语中，宣讲式的口号少了，旨在普及健康生活理念的“顺口溜”多了。

“住院分娩不花钱，保你母子都平安”、“打疫苗，能防病，子女健康才是福”、“生孩子，有风险，住院分娩最安全”、“生吃瓜果要洗净，预防疾病保健康”、“不吸烟，少喝酒，心理平衡保健康”……沿蜿蜒的山区公路深入西海固地区之“海”的海原县70余公里，记者一路上看到村前屋后的墙体上遍布类似的标语。

而在以前，中国农村的墙体标语大多走的是“格式化”套路：在中小学附近，总能看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大力实施科教兴乡战略”等标语，乡镇卫生院附近的标语就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一类。如果追溯到3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标语则几乎都是政治口号。

45岁的海原县海城镇王井村村民李凤才说，几年前，村里的墙体标语多半写着“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之类的口号。

“‘生吃瓜果要洗净，预防疾病保健康’之类的标语离老百姓的生活更近，提醒大家怎么生活更舒坦。”李凤才指着他家对面墙上的标语说，“以前大家总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现在出门看见标语，就想着提醒家里的娃娃们，吃山杏、果子前，要先打盆水洗一下呢!”

海原县卫生局局长张汉平说，长期以来，一些人不合理的生活习惯、不科学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得了不该得的病，尤其是肺病、肝炎等农村高发病，这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

“乡镇卫生院的救治水平固然需要提高。但也有必要双管齐下，在提高救治水平的同时，普及健康知识，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生活理念，让人们知道如何防病。”张汉平说。

在西海固地区，妇女分娩多由当地的不懂医学、单凭经验积累的接生婆提供帮助。他们往往在处理难产等方面手足无措，用“土”办法接生也使不少妇女因此患上妇科病。

海原县经过几年的健康知识普及后，农村妇女住院分娩率已经达到98%以上。25岁的.海原县李旺镇妇女罗某与她的母亲相比无疑是个幸运者。她的母亲一生生了7个孩子，都是由当地的接生婆帮助分娩，可只有3个孩子活下来，母亲一辈子都在忍受着妇科病的痛苦直到病故。

，怀有身孕的罗某本来也准备在家里分娩，好为家里省点钱。她的丈夫看见村前的标语上写着“住院分娩不花钱，保你母子都平安”，将信将疑地将罗某送入镇卫生院。在镇卫生院，他们获悉，海原县为推广住院分娩理念，已经实行免费检查、免费B超、免费分娩、免费筛查新生婴儿是否有先天性疾病的政策。

“以前农村涂刷标语是为了形成对特定工作的宣传声势，而现在则更注重为农民提供服务。农村标语由空洞变平实，更加有针对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各级政府越来越注重解决民生问题，也体现出中国农村生活更加多元化。”长期关注社会变迁问题的中共银川市委党校讲师杨霞评价称。

我国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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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居民 篇7

关键词：收入差距,金融发展,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造成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其中, 金融发展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以往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城乡和全国的角度进行分析, 本文基于地区角度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分析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1、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指标 (EWR)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可以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支出能力。所以本文定义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指标 (EWR) 由东西部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计算得出。

2、金融发展水平指标

(1) 东西部居民储蓄比 (EWS) 。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它将居民消费转换成储蓄的能力就越高。同时, 储蓄的高低受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可以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所以定义ES为东部地区城乡居民储蓄与东部地区GDP的比值;WS为西部地区城乡居民与西部地区GDP的比值;东西部城乡居民储蓄比EWS=ES/WS, 比值越大, 说明居民对金融的依赖性越大。

(2) 东西部金融机构贷款比 (EWL) 。金融机构贷款比的大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资金需求的大小和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力度。定义EL为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总量与东部地区GDP的比值;WL为西部地区贷款与西部地区GDP的比值;EWL=EL/WL, 比值越大, 说明当地经济对金融的依赖程度越大, 反之则越小。

(3) 东西部社会固定投资比 (EWI) 。我国目前是投资拉动型经济, 社会固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固定投资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的支持, 所以将固定投资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是必要的, 它可以反应整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定义EI为东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与东部地区GDP的比值;WI为西部地区是固定投资总额与西部地区GDP的比值;EWI=EI/WI, 比值越大, 金融发展水平越高, 反之则越小。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1、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分析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协整分析要求每个序列都为平稳的时间序列, 然而由于宏观经济的变量一般都是非平稳的, 因此, 在进行计量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 首先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 对四个变量进行序列平稳性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1——2007年) 》和《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经济信息库等。)

表1的检验形式 (C, T, K) 中, C表示序列包含常数项, T表示序列包含趋势项, K表示用SIC准则确定的滞后项数, D表示一阶差分, LN表示对数列做了对数化处理。

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 (EWR) 、东西部居民储蓄比 (EWS) 、东西部银行贷款比 (EWL) 及东西部社会固定投资总量比 (EWI) 均是一阶单整数列, 差分后的数列为平稳数列。

因此, 变量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我们通过建立模型, 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模型如下:

拟合优度R为0.798144, 拟合较好, 括号内为t值。从模型系数可以看出LNEWS、LNEWL与LNEWR是负相关的, 产生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东部地区的GDP值较大, 居民储蓄、银行贷款与GDP的比值相对较小, 并出现逐年缩小的趋势;与此相反, 西部地区GDP值较小, 比值相对东部较大。如果我们把储蓄和贷款看作传统金融业, 反应了东部地区经济对传统金融的依赖度在逐渐降低, 西部地区则相反。如果把储蓄和贷款看作传统金融业, 可以得到降低西部地区对传统金融依赖程度是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从模型中还可以看出东西部居民差距与东西部的社会固定投资总量比呈现正相关性。社会固定投资总量可以反应整个地区的金融支持度, 衡量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 LNEWI与LNEWR成正相关可以解释居民收入差距变化受到地区整个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降低西部地区对传统金融的依赖有利于缩小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 而地区的整个金融发展又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 所以可以得出, 居民收入水平的拉大受新兴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

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如表2所示。

对残差项e进行ADF平稳性检验, 由于检验值-3.909322小于在l%水平下的临界值为-2.728252, 所以残差项是平稳的, 说明原数列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2、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研究变量和自变量的解释程度问题上, 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通过加入x滞后变量的值是否能加强Y值这种解释能力的方法, 检验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本文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LNEWS是LNEWR产生的原因, 反之, 也不成立。即东西部储蓄差距的变化会引起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LNEWL不是LNEWR产生的原因, 而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LNEWR) 是东西部贷款差距 (LNEWL) 发生变化的原因;LNEI是LNEWR的原因, 反之不成立。说明地区金融发展差距的变化是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

三、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 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地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投资, 政策性金融支持和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公司融资能力差, 这些都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间接地影响着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2) 引进外资不足。由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的制约, 在外资的引进规模和使用效率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相差较大, 企业发展受到资金限制, 居民收入普遍偏低。

(3) 金融业竞争力不强。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 金融产品单一, 不能满足社会资金需求。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金融资源的转换效率与东部地区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 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2、建议

(1) 优化金融组织结构, 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制。西部地区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在当前的金融体制下银行贷款不足以满足西部地区的资金需求。优化金融结构, 加快金融开放程度和外资的引进力度和使用效率, 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拓宽西部地区的资金来源渠道、防止资金和风险过于向银行集中、提高企业竞争力、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2)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体制, 缩小东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我国要逐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社会公平, 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同时, 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缩小地区贫富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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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居民 篇8

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以拉动内需、促进消费为目的的“黄金周”休假制度的实施与现阶段我国旅游业发展方式和国民旅游需求转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情态下, 我国本着“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弘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运行影响和冲击、体现社会公平和充分考虑国民旅游需求”等原则, 在2007年12月14日公布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完善了我国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同时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的部分全民性假期作了第二次修订, 调整了春节放假时间, 取消了“五一”长假, 增加了清明、端午和中秋三个传统节假日[1], 加上双休日、元旦和“十一”长假, 构成了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带薪年休假、双休日、小长假、“黄金周”等多种假期并存的休假格局。我国休假制度的调整和实施, 促使我国学者对这一制度改革带来的变化进行了初步研究。笔者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JFD) 搜索发现, 学者们集中对我国和地区旅游业发展思路调整方面研究较多[2,3,4,5,6,7], 而对旅游者行为变化研究相对较少[8,9], 其中实例研究也仅限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央直辖市或副省级城市居民, 而对西部地区城市居民旅游行为变化则研究偏少。在新休假制度的影响下, 缺乏对上述地区旅游主体行为规律的深入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利于西部地区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以贵阳市为例, 对新休假制度下我国西部地级省会城市居民的旅游行为进行初步研究。

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贵阳市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 为贵州省省会, 是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素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避暑之都·温泉之城”的美誉。笔者选取贵阳市作为研究这一课题的样本收集地,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①城市人口规模。作为贵州省的省会, 贵阳市现有人口360万人,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预计到2020年全市人口将达到530万人, 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市场之一。②城市经济因素。自我国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贵阳市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到2008年贵阳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11.1亿元, 人均GDP达到20200元,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816.8元[10], 2008年度各项经济指标综合排名在西部10个地级省会城市中位居第四[11], 这为城市居民开展旅游活动奠定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综上所述, 以贵阳市作为研究样本的收集地, 其研究成果可运用到与其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西部其他城市中, 为新休假制度下的西部旅游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2.2 研究思路

李天元认为, 闲暇时间是决定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因素之一。笔者认为, 旅游主体的旅游时间不仅受到旅游季节因素的影响, 还会受到国家政策制度的影响, 而后者的调整会对旅游主体行为带来深刻的变化, 从而促使旅游主体产生不同的旅游需求, 进而影响旅游供给。因此,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针对旅游主体行为的各种特征因素设计调查问卷并对贵阳市居民旅游行为进行调查分析, 提出合理的应对措施 (图1) 。

2.3 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 调查对象以贵阳市云岩区和南明区居民为主。调查问卷主要包括:①问卷主体部分, 就居民在新休假制度下旅游行为变化的各种特征因素进行调查, 包括旅游频率、时段、方式、动机、交通工具、出游时空距离、花费等;②被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以及社会属性, 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均收入、婚姻状况、职业等。笔者于2008年11月13—16日在贵阳市两城区内的大十字商业街、金鼎社区、黔灵公园和人民广场4处人流密集地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 回收有效问卷377份, 有效率为94.3%。

3 结果分析

3.1 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相关数据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和EXCEL工具分析, 调查样本人口统计学基本特征结果见表1。笔者发现, 受访者男女比例大致相同;年龄集中在26—45岁之间, 年龄结构偏重于中青年群体;月均收入大部分在1501—3500元之间;文化程度在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的群体约占受访者总数的85.72%;职业主要为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职工, 约占53.84%。不难看出, 本次调查样本提供的信息对此项研究是比较合理和现实的。

3.2 受访者的旅游行为特征分析

受访者的年旅游频率:通过调查数据发现, 一年中选择旅游次数在1—2次和3—5次的群体约占受访者总数的63.78%和27.45%, 表明假期制度改革对受访者的年旅游频率较改革前有了明显提高。

受访者的旅游时段选择:通过调查发现, 由新休假制度形成的带薪年休假、双休日、小长假、黄金周等多种假期形式所构成的旅游时段中, 受访者的旅游时段主要集中在双休日和 “十一”黄金周, 分别占到受访者总数的25.44%和24.25%, 说明新休假制度提高了受访者短时段的出游比重。而对于改革后形成的带薪年休假和传统小长假 (清明、端午和中秋) 分别占受访者总数的8.22%和不足9% (表2) , 表明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普遍实施带薪年休假制度还需时日。同时, 在传统佳节时段里受访者的出游率不高, 说明在这些休假时段内受访者更愿意与亲人团聚。因此, 笔者从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出发, 主要针对全民性假期内旅游主体的行为变化进行研究, 旨在使本项研究成果更加科学、合理、准确、实用。

注:根据调查问卷整理 (下同) 。

受访者的旅游动机倾向:不同的旅游动机产生不同的旅游行为, 影响旅游企业对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和产品的效益开发。通过调查数据发现, 受访者在不同的旅游时段内旅游动机呈现出差异性。在1—3d出游时段内的双休日和小长假里, 受访者首选休闲度假为出游动机, 约占总数的40.55%;而在5—7d出游时段内的春节和“十一”黄金周里, 度假休闲和观光游憩所占比重也大致相同 (图2) , 表明新休假制度促使受访者的出游动机从原有的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转变。

受访者的旅游方式选择:通过调查数据显示表明, 在1—3d出游时段内大多数受访者选择亲朋结伴和家庭出游的旅游方式, 占受访者总数的71%;而在5—7d出游时段内, 选择旅行社出游方式比1—3d出游时段内提高了6.28% (图3) 。这表明假期制度改革提高了受访者的亲情游和友情游的比率。由于短时段内自助游的出游方式明显增加, 短期内可能会对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需要旅游企业以市场为导向, 设计出多元化的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

受访者的旅游目的地选择:休假制度改革会对区域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12], 表现出受访者选择不同的旅游目的地。从调查数据看, 在1—3d出游时段内, 受访者首选城市近郊作为短时间出游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占到受访者总数的50.36%;在5—7d出游时间段内, 选择城市郊区和省内其他地区出游的比重大致相同, 同时选择毗邻省区和其他省区出游的比重也比1—3d出游时段内分别提高了3.36%和2.22% (图4) 。这表明在1—3d出游时段内, 由于旅游时间的缩短, 限制了人们的出游空间距离, 进而选择城市郊区作为旅游目的地进行休假。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 受访者选择城郊进行短期休假的满意程度并不高,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存在着旅游资源雷同性高、乡村旅游环卫状况差、旅游产品和项目特色性弱等问题。因此, 在5—7d出游时间段内, 选择城郊出游的百分比较1—3d出游时段内就降低了11.89%。长远看来, 在新休假制度的影响下会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城市旅游流空间结构, 近中远程旅游将趋向规则化。

受访者的旅游交通工具选择:旅游交通工具是连接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间距离的物质载体。通过调查数据显示, 在1—3d出游时段内, 火车、巴士仍然是受访者选择的主要交通工具, 共占受访者总数的64.34%。值得关注的是自驾车逐渐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约占18.75%。但随着出游距离延伸, 自驾车比重逐渐下降。对5—7d出游时段内的中远程旅游而言, 大多数受访者选择火车和飞机作为首选的旅游交通工具, 共占到受访者总数的65.24%。

受访者的旅游支出倾向:笔者通过调查数据发现, 受访者的旅游支出随着旅游时空距离变化而变化并呈现出梯级递进结构。在1—3d出游时段内, 受访者认为500—1000元区间的花费是比较合理的, 占到受访者总数的42.57%;而在5—7d出游时段内, 1001—2500元区间的花费是可接受的, 占到受访者总数的43.62%, 表明在新休假制度下受访者的旅游支出更加趋于理性。

4 结论与对策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 新休假制度对受访者的旅游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呈现出以下7个特征:旅游意愿常态化、旅游时段分散化、旅游动机休闲化、旅游方式亲情化、旅游距离规则化、旅游交通多元化、旅游支出合理化。西部地级省会城市居民旅游行为特征的变化表明:在新休假制度的影响下, 人们的旅游需求理念悄然转变, 一种追求多元化、人性化和休闲化的旅游方式日益深入人心。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应深入研究人们出游行为的变化特征, 以市场为导向创新旅游发展理念、重视旅游市场细分、优化产品开发模式、拓展旅游促销渠道、开展全民休闲教育, 在新一轮的旅游市场竞争中,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优化。

4.1 创新旅游发展理念

新休假制度促成了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带薪年休假、双休日、小长假、“黄金周”等多种假期并存的休假格局, 提高了人们的年旅游频率。尽管带薪年休假在西部地区还没有得到全面实施, 但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休闲理念的转变和提升, 带薪年休假会成为人们今后重要的休闲方式之一。因此, 旅游企业要通过加强与政府和旅游景区之间的有效交流, 开发和拓宽潜在需求市场, 以市场为导向为旅游者提供多元化、人性化和休闲化的旅游产品, 形成“因势而动、因市而行、因时而动、因人而异”的旅游发展创新理念。

4.2 重视旅游市场细分

通过调查数据显示, 受访者首选城市近郊作为短时间出游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占受访者总数的50.36%, 而选择亲朋结伴和家庭出游的旅游方式或选择自驾车作为出游交通工具的受访者, 分别占受访者总数的71%和18.75%;在5—7d出游时段内, 选择城市郊区和省内其他景点出游的比重大致相同, 选择毗邻省区和其他省区出游的比重有所提高。因此, 人们的旅游空间距离趋于规则化, 进而形成了近中远程旅游市场的分形, 同时自驾车旅游和家庭旅游将成为重要的自助休闲旅游市场。旅游企业应重新细分旅游客源市场, 挖掘潜在旅游客源市场, 重新进行市场定位, 为企业制定科学的营销策略提供重要的市场依据。

4.3 优化产品开发模式

通过调查数据显示, 在1—3d出游时段内, 受访者首选休闲度假的出游动机, 约占受访者总数的40.55%;在5—7d出游时段内, 度假休闲和观光游憩所占比重也大致相同, 表明新休假制度促使受访者的出游动机从原有的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转变。同时在调查中发现, 人们普遍对参与性和体验性旅游产品需求较大。政府和旅游企业应针对这一需求变化优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以贵阳市为例, 可通过以下途径调整和提升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①以“观光+休闲”模式调整城市原有观光产品的游憩功能。②以“避暑之都·温泉之城”的城市品牌为抓手, 大力发展城市旅游, 进一步使贵阳市形成集城市休闲、娱乐、度假、美食、保健等为一体的城市休闲产品体系;同时调整和完善以“农家乐”乡村休闲旅游和城郊森林公园以及温泉旅游为代表的城郊休闲旅游产品, 构筑环城休闲游憩带, 整治城郊旅游环境, 树立旅游品牌意识。③深入创新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受访者在传统节假日里出游比重不高, 旅游企业应针对人们与亲人团聚传统, 开发具有文化内涵和民俗特色的时令性产品, 如“探亲游、祭祖游、观灯游、赏月游”等特色休闲旅游产品。

4.4 拓展旅游促销渠道

旅游企业应针对不同的旅游客源市场在宣传媒体、形式和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拓展旅游促销渠道, 增加企业市场竞争力。旅游企业在进一步优化传统宣传渠道的同时, 积极开发和完善网络化宣传促销渠道, 特别是针对在新休假制度下逐渐形成的“自驾车旅游、家庭旅游和背包旅游”等重要的自助休闲旅游市场, 运用与媒体合作、与社区和专业俱乐部联系等途径加大旅游宣传力度。

4.5 开展全民休闲教育

西部农村居民 篇9

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 控制了网络, 谁就拥有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 信息的获取、分析、处理、发布、应用能力成为现代人最基本的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标志。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平衡, 使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城市与农村之间对信息技术的应用存在巨大差距。如何提高西部农村教师信息技术教学水平, 有效解决应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让西部农村信息化教育提升到一定的水平, 值得我们思考。

二、西部农村信息化教育教学的现状及原因

教育信息化要求教师必须掌握现代信息技术, 才能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成为学生的引路人。由于长期保守教育思想根深蒂固, 以及西部农村学校教学条件的限制, 许多教师的教学观念未能及时转变, 认为信息技术教学只是花架子, 对农村教育不适用, 反而耽误了教学时间。提高教学质量的可靠途径依然是时间加汗水, 不能借助有效的信息技术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手段原始而单一, 不适应信息化教育发展,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西部农村信息化教育观念滞后

在西部农村中小学, 学校管理者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没有把信息化教育教学提到议事日程, 致使教育信息化建设处在低层次徘徊的现状;大多数学科教师缺乏对信息技术的内容、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的了解和掌握, 对计算机学习不够、掌握不多, 更谈不上应用信息技术进行学科辅助教学及学科间的整合;学生对信息技术认识不足, 仅将计算机作为一种简单的学习工具 (学习机) 或娱乐机器, 不会科学使用从而不能达到掌握信息技术、培养信息创新意识、锻炼实践能力的目的;家长、社会对信息化建设的紧迫性认识不足, 从而不能给予有效的支援和必要的投入。调查发现, 西部农村大多数教师存在思想守旧、观念落后、信息创新意识不强, 对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加工、处理及整合应用都存在重重困难, 产生畏难情绪, 缺乏信息教育资源应用的主动性。不少教师还对计算机有或多或少的排斥感、畏惧感。多数教师一怕出错———计算机操作失误而出笑话;二怕出力———花时间、精力学习现代教育理论, 很多教师仍然固守于“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块黑板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模式。

2. 西部农村教师信息素质低

西部农村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的中小学, 虽有少数初级教学人员能勉强维持正常教学, 但其硬件维护、软件开发应用乃至制作实是空白。大多数教师不会熟练地使用计算机, 多媒体技术难以掌握, 计算机辅助教学不能落实。在西部农村, 有一定比例的教师是民办教师转正来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 他们奔波在学校和农田之间, 以前没有接触过计算机, 现在虽说有接触, 但由于存在陌生感、畏惧感, 他们不学也不用, 更谈不上使用计算机给学生上课。在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上, 他们主要的应用手段就是播放光碟。笔者曾走访一所农村小学, 有11名教师, 四十岁以上的教师7名, 以前基本没有接触过计算机;三十岁以上的教师2名, 以前在教师进修学校接受过一点培训;二十岁以上的教师2名, 在学校学过计算机。其现状是四十岁以上的教师计算机基本不用, 三十岁以上的可以玩“斗地主”游戏, 而二十岁以上的2位教师成为学校信息技术的骨干, 他们除了教学还兼任学校材料的打印、资料的整理、设备的维护, 当然, 在工作之余他们也加强信息技术的学习, 利用计算机收集教学信息, 提供教学资源, 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3. 西部农村学校多媒体硬件设备缺乏

西部农村中小学特别是贫困地区学校按国家规划进行信息化建设, 因地方财政困难、资金不足、学校财力有限, 自力更生筹措资金更是困难重重, 加之信息技术设备更新换代快, 大多数学校囊中羞涩, 面对应接不暇的升级调价, 其信息化建设竟一筹莫展。通过调查发现, 西部农村学校虽然享受了国家远程教育建设硬件设备的投资和扶持, 但由于信息技术设备太少, 三种模式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有的学校只有一台电视, 有的学校有一台投影机, 即使中学也只有一个投影教室。很多中小学在农村远程教育实施前也曾投入一定的资金购置过一批计算机, 但由于学校没有专门的计算机教师, 更不懂计算机的配置, 买了很多电子垃圾, 虽然配备了计算机教室, 可机器性能差, 软件根本运行不起来, 成为一种摆设。

4. 西部地区农村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滞后

很多西部农村教师现代教育理论与操作技术的校本培训不到位, 主要原因在于学校学科教师数量不足, 缺少校本培训的师资、条件和相关激励机制, 开展专业培训和教学研究很难形成氛围, 技术培训缺乏实用性、针对性, 不能有效地培养信息技术学科骨干, 也不能提高教师信息化教育素质与能力。教育行政部门也曾选派教师进行培训, 但每个学区也就是一到两个名额。这些参加培训的教师成为学区信息技术的骨干力量, 为本学区的电教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农村中小学的校长也曾接受教师进修学校的培训, 使他们对计算机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主要功用还是服务于教学, 但所学知识不系统, 不能达到二级培训的目的。因此, 大面积的培训无从谈起, 在教育教学中就更谈不上应用。

三、提高西部农村信息化教育教学层次的对策及办法

1. 更新思想观念, 科学确立农村信息化教学发展的思路

要让农村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学资源, 教育部门领导和广大西部农村教师就必须尽快地更新教育教学观念, 掌握先进的教学模式, 尽快确立教育教学信息化发展的思路。要充分认识和学习信息技术教学手段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举措, 是改变农村学校教育落后面貌的重要途径, 是推进农村教育跨越式发展、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要通过组织领导及相关人员学习、参观, 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信息素养应成为教师的一种基本能力, 普及信息技术教育是适应信息化社会教育方式根本转变的需要, 农村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是国家提出的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

2. 多方筹措资金, 稳步推进农村信息化教学设施建设

信息技术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物质基础保证, 西部农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必须调动政府、教育内部、社会等多方面力量, 可采用“引资修建、借鸡下蛋”等办法上设备, 保证信息技术教育的开展。在这个方面, 不妨借鉴甘肃古浪县一些农村中小学信息化建设的做法。在信息化教学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他们采用以国家农远工程三种模式建设为主, 县教育局配发为辅, 对口支援单位帮助、企业赞助及学校自筹资金购买为补充的模式。按照国家规定, 模式一主要配备的对象是小学教学点, 模式二主要配备的对象是农村小学, 模式三主要配备的对象是农村初中。古浪县黄羊川镇的2所农村中小学, 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还得到对口支援单位的帮助, 如台湾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每年给对口支援的黄羊川镇中学和中心小学捐赠10台计算机或一些教育资金;也有一些农村学校通过寻求企业赞助的方式, 加强学校的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 有的农村学校还根据教育信息化建设需要, 自筹资金添置一些信息化设备。

3. 抓好信息培训, 不断提高农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

教师信息技术教学能力的高低是西部农村学校实施教育信息化的关键。加强信息技术教学能力方面的培养, 是实现农村学校信息技术教学的保障。教师是学校的主体, 也是教育信息化资源的使用者和开发者。针对农村学校信息技术教育人才缺乏的现状,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培训教师掌握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对于培训工作, 从学校来说, 笔者认为主要抓好以下二个方面:一方面, 抓好电教管理人员的培训, 主要让他们熟练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多媒体技术, 能及时获取网上资源, 并正常进行网络与计算机的维护, 确保设备能正常运转。另一方面, 要采取激励政策, 吸纳具有高水平计算机知识的专业人员到农村学校去的同时, 必须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就地取材发挥县区教师进修学校培训师资的优势, 培养信息技术教育专职教师, 并对在职教师定期进行信息技术培训。

4. 开展教研活动, 全面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的核心, 二者整合才能真正把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工具提高教与学的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县教研室的作用, 构建教研网络, 各学科教研员在提高自身信息素质的基础上, 要广泛开展学科信息技术教育教研活动, 引导教师从教育观念、学习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技术和教育资源五个方面探讨如何进行整合。

5. 加强信息建设, 确保实现信息化教育教学资源共享

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是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基础性工作。以县信息技术教育中心为中心, 在县教育局电教室为各学校提供信息资源的基础上, 鼓励各校进行校园网建设, 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少数中小学可通过配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配备并定期更换教育教学资源来解决教育资源共享问题。以甘肃凉州区为例, 在四十多个乡镇中小学中, 利用教育卫星资源的达到100%, 已经上网的达到70%, 建立了校园网的达到40%。

西部农村居民 篇10

一、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情况概述

1978年以来,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显著提高。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较1978年增长20.49倍。

与全国相比,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绝对值看, 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低于全国976.77元;从增长速度看。1978~2008年,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10.59%, 低于全国同期增速1.6个百分点。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 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发生了较大变化, 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食品支出比重下降, 膳食质量提高;二是衣着消费成衣化、时装化趋势明显;三是居住支出增加, 住房质量提高;四是家庭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五是服务性消费比重有所增加。

2.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于城镇, 且存在地区差距。

一是与全疆平均水平相比, 农村居民消费增速缓慢。1978~2008年, 新疆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72%, 比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低3.95个百分点。由于消费增速缓慢, 新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量差距日益扩大。197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65亿元, 占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4.08%;200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7.60亿元, 仅占全疆的14.39%, 比1978年下降29.69个百分点。二是各地区间的农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昌吉州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569.15元, 和田地区则为1455.60元, 两者之比为3.14∶1, 而1990年两者之比仅为1.68:1。

二、影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 农民增收的有效空间不足。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 如消费习惯、预期等, 但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本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消费函数理论, 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C与其人均纯收入Y之间关系的模型为:

根据1980-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 得出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方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 在1980-2008年时段内,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动1%, 人均消费支出就相应正向变动0.574%。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74。这个数值说明要拉动新疆农村消费市场, 最主要的手段必然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受以下两方面因素限制, 新疆农村居民的增收空间有限。

(1) 非农产业对新疆增收贡献率偏低。2008年, 在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67.88%、工资性收入占12.07%;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38.32%、工资性收入占38.94%。由此可见, 目前农牧业收入仍然是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2008年, 新疆城镇化率为39.64%, 同期全国为45.68%。由于城镇发展整体化水平不高, 导致城市辐射能力不足, 城镇带动能力有限, 严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在“打工经济”已成为各地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 2008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仅为422.82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430.91元, 相当于浙江 (4587.44元) 的9.22%, 江苏 (3895.5元) 的10.85%, 广东 (3684.47元) 的11.48%, 山东 (2263.46元) 的18.68%, 重庆 (1764.64元) 的23.96%, 河南 (1499.93元) 的28.19%。

2. 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缓慢。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离不开具体的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的完善程度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决策, 限制着消费数量的增加, 阻碍着消费质量的提高。

目前, 新疆农村消费市场中, 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供给结构不合理。生产和销售企业对农村市场缺乏深入的调查了解, 严重缺乏为农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 没有对农村这个大市场引起足够重视, 工业品开发长期以城市市场为中心, 多数商品的品种、功能、价格不能适应农民的消费需求, 缺乏刺激农民消费热情的动力;商业硬件落后。目前农村市场硬件方面存在着布局不合理、规模偏小、设施简陋、配套不全等问题, 有的只好以路为市、以棚为市。一些商品的购买需要进县城, 既麻烦又增加购买成本,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在软件上, 郊区农村一些消费性产业尚未兴起, 专业特色市场或批发市场相对缺乏, 中介机构和组织不完善, 中介人才缺乏。消费软、硬环境不佳, 也影响消费愿望的实现;经营主体不适应。一些城市郊区原有国有和集体的商业、供销、物资等农村销售网络明显萎缩, 不能发挥主渠道作用。个体工商户虽然活跃, 但在运输、经营、仓储设施等方面局限性较大。

3. 农村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制约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影响, 长期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在公共财政的分配体制上, 重点关注城市和市民, 忽视农村和农民, 造成城乡社会资源占有差距扩大。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 新疆农村社会发展情况良好, 但整体发展情况仍相对滞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对新疆农村全面小康18项指标的监测结果表明:2005年, 新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度为7.8%,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20.4个百分点, 比东部发达省区总体水平低39.8个百分点, 比中部低16.8个百分点, 在全国仅排名第26名。总体来看, 新疆农村全面小康的进程比全国滞后近5年左右。至2008年, 全疆仍有近20%的村没有通自来水;10%的村没有通电话;2%的村没有通电;1%的村没有通汽车。

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直接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1.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新疆农村居民收入。

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和消费支出是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居民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是决定消费者拥有较大购买力的先决条件, 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力。因此, 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必要条件。增加新疆居民收入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 增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 完善财政支农体系。新疆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 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同时, 针对新疆农业生产风险较大的情况, 继续完善农业生产补贴体系, 逐步扩大农业补贴范围, 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并建立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税收制度。

(2)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一方面, 国家应通过农产品补贴政策, 引导农户改变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 努力实现农产品品种多元化, 并努力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 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地区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是造成农产品销售难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没有特色也就没有优势。因此, 在调整结构中, 应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 按照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建设集中连片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从而在整体上增强新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拓宽农村居民非农产业的收入来源。新疆农村居民非农产品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主要为农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在这方面, 政府应大力支持农民家庭发展非农产业, 逐渐增大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

在这方面, 应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非农转移, 不断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体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实行“订单”培训, 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新型劳动者;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岗位的方式, 进一步拓展援助性就业岗位;完善农村就业制度, 为农民创造平等竞争的劳动就业机会。对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各类企业,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及财政奖励。

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继续开拓农村市场。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对农村市场的开拓;三是重视发挥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努力形成城乡消费品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3. 继续完善消费环境、合理引导消费。

应严厉打击各种消费欺诈行为,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规范市场行为, 并制定尽量细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具可操作性, 为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提供法律保证。在此基础上, 应积极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消费新理念:第一, 应大力对合理消费观念的宣传, 改变传统消费观念, 使人们树立“生产是为了消费, 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消费观念;第二, 加强对各类商品使用功能知识的教育, 让消费者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消费品知识, 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第三, 要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 通过消费实践来引导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更新。

4. 强化信贷消费, 配套信贷消费法律法规。

首先, 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鼓励开展信贷消费, 同时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 加快信用立法,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规范和鼓励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发展。其次, 政府及金融等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 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由于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经济状况等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农村特点的信用体系, 逐步扩大住房消费信贷规模, 增加品种, 拓宽消费信贷领域, 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 使更多的农民能接受信贷消费方式。

5. 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经济预期与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 要改善经济预期, 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农民的安全感, 从而降低其预防性储蓄, 激发农民的即期消费欲望。为此, 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比例, 减轻农村居民生病就医的经济负担。二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使农村居民老有所养, 解决后顾之忧。三是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而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在自我保障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会统筹的比例, 使得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 并设计向贫困人口倾斜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刘旺霞.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其影响因素[J].当代经理人, 2006 (8)

[2].陈旭红, 袁志远.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实证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