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居民

新农村居民（共11篇）

新农村居民 篇1

以“农为本”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 党和国家对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推动农村公共事业快速发展、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创造农村和谐美好生活, 是亿万农民的新期待。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也是农村公共事业的受益者。农民参与是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只有破除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体制性障碍和观念壁垒, 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体系, 构建良性的参与机制, 畅通的参与渠道, 发挥广大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才能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问题的提出

1. 新农村建设呼吁均等化公共服务。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促进全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建设新农村, 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成果, 除了解决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滞后等系列问题, 还应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等现实问题。政府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不足, 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 基础教育经费的投入,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基本养老保障的供给。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积极性, 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格局, 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2. 行政体制改革为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提供了保障。

20世纪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共行政改革已经进行近30年。尽管各国改革的模式不尽相同, 但一个共同之处都是把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效能作为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一再提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明确强调:“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 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同时, 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这些转变与表述中, 可以感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管理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发挥的重要影响。政府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 从控制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角色, 即促进公益达成和公益实现者角色、尊重公民, 保障公民参与角色、公共事物和公共议程安排者和仲裁角色。行政理念的确立, 政府角色转变宏观上保障了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3. 新型农民的诞生推动了农民公共服务参与。

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并非没有, 而且有大量发展的趋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提供的权威数据表明, 由于经济衰退, 全国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 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农村居民"返乡潮"事件, 从社会学上来看, 这是一次大的社会流动。有人认为, 这次流动有助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 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 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然而, 也有人认为, 这次流动是被动的, 会造成失业和农村生活困厄, 因此给社会秩序带来冲击。 (1) 不论是积极看待还是消极看待这一社会现象, 农村居民本身在这次流动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农民工在经济发达的城市生活, 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发达城市受到洗礼, 使他们具备一定意义上新型农民的特征。他们有的掌握了技术, 有的学到了管理经验, 有的受到了先进文化的熏陶。这些变化, 带来法律意识、集体意识、合作意识的明显增强, 对民主观、权利观的日渐觉醒, 因此, 他们回到农村, 会同“留守”的发家致富能人、文化人一起对农村基层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提出挑战, 也必将是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机遇。

二、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现状

1. 村委会的“缺位”。

村委会是农村的一个基层组织, 也是农村居民参与村务公共事务的一个平台。根据199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和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村组法》) 第三条规定, 村委会是一个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个群众组织是为村民公共服务, 也可以说它应该是村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平台。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组织的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2008年7月19日, 云南省孟连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公安机关在对该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 依法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 遭到500多名胶农用长刀、钢管、棍棒等工具围攻殴打。冲突中, 41名民警、3名干部和17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 2名胶农死亡。 (2)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村民没有通过村委会这一组织来解决他们关注的利益, 村委会在这个事件上是处于失语状态。

农村居民为什么没有选择村委会这一组织呢?根据学者任艳妮、吕翔在陕西省某县的调查发现:“……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 56%的村民认为选举过程不能程序规范、畅通渠道、发动群众, 60%的村民从未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 (3) 甚至农民被问到“如果选举委员会无故不让你参加选举时, 你将怎么办”时, 回答“无所谓”或“求之不得”的达30%。 (4) 这些数字表明, 农村居民对村委会认同度不高。

2. 参与意识低下的假象。

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中, 农村居民参与意识表现较低。有学者认为, 村民不参加公共事务管理是参与意识不强的表征。笔者认为, 村民不参与并不说明不想参与, 不想参与并不就说明参与意识不强。为什么如此一说呢?村民不参与公共事务只是结果, 造成这一结果有多种原因。我们不能只归结到参与意识不强。尤其是返乡的农民工, 他们在观念变化、视野开阔、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 他们对农村公共事务会有更大的热情。我们在某镇调查得到“40.57%的村民认为自身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意识, 意识一般的占54.45%, 仅4.98%的村民对公共服务意识表示可有可无”中可以得到说明。 (5)

当前农村居民不愿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宗族控制的村级组织和村级事务;其二, 村委会干部与村民争利;其三, 当前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缺陷。 (6) 要么是村委会功能弱化直至无权力;要么是村委会自行其是, 完全摆脱掉农民群众的制约, 这两种情况造成农村居民在心理上不认同村委会是一个他们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的组织。

三、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措施

保障农村居民参与公共服务, 既是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 也是政府民本价值的实践。如何通过“无断层”的村治模式, 来正确引导与培养农民公共服务意识, 通过疏导性的沟通合作机制、畅通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搭建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平台, 真正确立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 重构村委会的职能。

首先, 村委会应该回归到群众组织性质上来。村委会应从为政府服务的角色向为人民服务的角色转变。因为它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 它应依赖自己的选民, 是选民的“代言人”。其次, 村委会组织与政府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让村委会组织能忠实为村民服务, 真诚地代表村民的利益, 让村民在内心上认同村委会组织。只有这样, 农村居民才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中, 村民才会通过村委会组织来表达自己利益意愿和利益诉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1998年11月4颁布的《村组法》需要做出修订。其一, 确立村委会为村民利益诉求表达的平台。根据《村组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村委员肩负着保护村民的合法财产和利益的责任。但在该法中没有相应规定如何保护村民的合法利益, 村委会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保护。当村委会通过组织的形式, 表达了村民利益诉求之后, 哪个部门应做出回应, 应当在多少个工作之日内做出回应。如果没有部门回应, 它是否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披露引起上一级政府或者全社会关注。

其二, 确立村民委员为代表村民合法利益的法律主体地位。村民委员是否能代表村民成为在法律诉讼中原告地位, 在《村组法》的规定中没有确立。在当前农村改革时期, 利益呈现多元局面。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 个体经营较为独立、村民间联络淡化。当村民面临侵害时, 他们很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涉及多数村民他们会选择非常态的方式或者其他极端的方式来对抗, 如果被人利用还可能对抗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 如果村民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 如果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得到法律的救济, 经村民提出申请, 村委会通过召开全体村民会议表决;如果通过, 村委组织可以代表村民成为原告的主体资格。

其三, 应当增加“临时村委会”内容。《村组法》的第十六条规定赋予了村民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 提出罢免的主体的要求。但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 村民遇到村民委员会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不能很好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他们很难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因为, 本村1/5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必须提出罢免的理由, 如果村民委员认为理由不能成立, 村民还有什么办法呢?该条文中还规定, 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 投票表决罢免要求。如果村委员不召开村民会议, 村民又该怎么办呢?仅仅制定权利是不够的, 必须制定相应的保证权利能够实现的程序。因此, 《村组法》应该增加如果经村民三次提出罢免要求, 村委会不召开全体村民会议, 村民有权解散村民委员会, 成立临时村民委员会的权利的相关内容。

2. 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

公共服务参与意识不是先天产生的, 它的强化, 需要培养和引导。我们在仪陇县某镇调查发现, “认为政府对农民公共服务意识培养重视、比较重视占30.6%, 不够重视占44.84%, 认为不重视和说不清楚的分别占17.44%、7.12%。”这说明政府在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引导上任重道远。实现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培养, 笔者认为应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其一, 加强对各级干部尤其是乡村干部进行公共服务的教育培训, 强化他们的公共服务职能、意识和能力, 实现对农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支持与引导, 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其二, 加强农民的公民素质培养。农村基础教育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科学素质的同时, 应加强民主意识, 公民身份意识, 公共服务参与及管理的教育, 主动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 使他们敢于参加村民自治机构的竞争和竞选, 敢于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让他们知道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有那些救济渠道和救济途径, 如何利用这些渠道和途径。

其三, 建立合理的公共服务参与运行机制。如何使公共服务所涉及的各方通过平等参与公平协商, 实现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这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 实现政务公开, 依法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并在很多地区推行的农村社区建设、村民中心等形式多样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得以实践。

3. 制度的完善。

参与意识、民主观念在很多地区, 并非不强。村民不是不想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是无机会、无渠道。造成问题的是制度缺陷。从人性上来讲, 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愿望, 否则人类就不会出现文字、艺术等文化。问题是, 如果人经常性表达自己的想法, 却得不到关注, 或者知道自己表达了和没有表达没有区别, 还会选择表达吗?另外一个问题是表达的成本问题。这个问题与村委会作为村民利益表达的组织有很大的关系。当村委会组织表达村民利益不是基层政府所期望的, 或者让基层政府“不高兴”, 整个村民和村委组织的正当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 这些都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另外, 村委组织是否保证了村里的公共事务都由村民参与到了, 如果村委组织剥夺村民的参与权, 或者说, 村委组织的决定违背了大多数的村民的意识, 村民有否权利解散村委组织, 重建村委组织, 通过什么渠道来救济自己的权利。笔者认为, 一套适应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转变要求、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体系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权利, 政策实施者的理论政策学习制度可提高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主导性, 定期不不定期的农民专项培训制度可提高农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自觉性, 推进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理财为主要手段的民主监督制度可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完善与落实农村公共服务的经费保障制度可保障参与的平等性, 公共政策决策的问责制可保障农民公共服务参与的实效性。

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中, 政府原有的一些职能推向社会组织时, 农村居民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中, 这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从管理性政府到服务性政府的管理转变过程, 也必将影响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

摘要：以“农为本”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实践中发现, 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破解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村民是否能够有效地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体系中, 既涉及到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服务性政府的转变, 也涉及乡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机制

参考文献

[1].童大焕.返乡潮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E/B]http://view.news.qq.com/a/20081112/000016.htm.

[2].2008年群体性事件敲响警钟民主化解过激情绪, [E/B].http://news.QQ.com, 2009/01/04.

[3].任艳, 吕翔.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E/B]http://www.studa.net/nongcun/090114/10141683.html.

[4].刘伟等.浅析经济因素对村级民主建设的影响[, J].中国农村观察, 1999 (4)

[5].本次课题组.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居民公共服务参与意识的调查问卷[Z].2008.2

[6].刘伟.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从农民组织化的角度看, [E/B]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608

[7].王振耀等.中国村民自治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8].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2)

[9].晓莉.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的建构前提, [J].求是, 2005 (6)

[10].成都市《关于深化城乡统筹进一步提高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意见 (试行) 》

新农村居民 篇2

1.您的性别：

a.男b.女

2.您的年龄：

a.20岁以下b.20~30c.30~40d.40~50e.50以上

3.您的职业是？

a.学生b.工人c.商人 d.农民 e.其它

4.家庭人口

a.3人以下b.4c.5d.6人e.6人以上

5.文化程度

a.小学b.初中 c.高中(中专)d.大学e.大学以上学历

6.您家中有几个人在赚钱呢？

a.2人以下b.2～5人c.5人以上

7.您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有哪些？[多选题]

a.种田 b.打工 c.国家工资 d.开设工厂、超市 e.开公司 f.投资、股票 g.其它

8.请问您家庭平均月收入有多少呢？

a.1000元以下b.1000～3000c.3000～5000d.5000元以上

9.请问您认为影响您家庭生活质量（收入、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多选题] a.文化教育程度b.家庭人口因素c.健康因素d.从事职业e.其它10您的家庭支出主要用于哪些？ [多选题]

a.基本生活需要（衣，食，住）及家庭设备用品b.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支出c.医疗保健消费支出d.用于投资e.其它

11.贵村干部是否重视本村的新农村建设?

a.是b.否

12.您认为贵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在哪方面成效比较显著?[多选题]

a.发展农业生产b.提高村民收入c.推进乡村文明d.改善村容村貌e.无

13.贵村在开展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多选题]

a.村干部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放在村庄建设上,忽视了全面发展

b.缺少切实的措施,难以从政策,制度上保障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c.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公共事业性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少 d.农民素质普遍不高,缺乏相关的职业技能

e.改造农村卫生条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束之高阁

f.乡风文明建设的村级公共活动和设施缺乏

g.民主选举和民主建独监督流于形式,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方面缺乏公众参与 h.其它(请注明)

14.您认为,目前贵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多选题]

a.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问题b.就业问题c.医疗保险问题 d.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e.卫生环境问题f.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问题

g.其它(请注明)

15.贵家庭成员有无接受过劳动力培训

a.有b.无

16.贵家庭有无成员外出务工

a.有b.无

17.您认为,目前制约贵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有? [多选题] a.农村劳动力自身的素质技能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 b.还没有专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力的综合协调机构 c.劳务中介机构信誉差,“坑劳”现象时有发生

d.其它(请注明)

新农村居民 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关系

中图分类号： F832.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6.23.040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和扶持，农村居民收入不断上涨，收入来源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农村的教育程度、城镇化建设的水平等。另外，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对农村居民收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金融改革的大力推进，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

1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条件日渐宽松，各种创新型的农村金融形式层出不穷。但是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导致尽管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出迅速的态势，但相对于城市来说依旧落后，且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作用有限。当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1金融组织形式单一，数量有限

虽然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日渐增多，但是总体看形式单一、数量有限。当下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为农业银行、农商行以及正在探索试点阶段的村镇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在农村地区难觅踪迹。即便是以上提到的三种银行，在农村地区也仅存在于村镇上，网点设置少之又少。因网点路途较远，增加了农民利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居民对银行的利用率。

1.2农村金融发展存在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滞后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例如信用、产权制度建设方面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的金融业同城市的金融业相比显现先天不足，不但业务发展滞后、职能弱化，而且连基本的金融机构都较为缺乏，无法完全覆盖，因此导致信贷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村剩余资金大量外流。

2农村金融发展同农民收入的关系

农村人口占比重非常大，因此其收入的增加对解决三农问题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农业的发展和政策的放开，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其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经济发展相比城市速度缓慢、城乡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以致形成目前较为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

2.1农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农民收入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最主要的组成要素是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二者构成绝大多数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

2.2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途径

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发挥影响主要是通过信贷来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而农民通过在乡镇企业的工作获得工资性收入来进而影响农民收入；其次，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使通过向农民提供家庭贷款，以帮助农民发展经营性农业投资来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再次，农村金融通过向农村居民提供储蓄利息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收入的转移性收入部分依赖于国家政策，属于转移支付范畴，跟农村金融基本无关。

2.3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具体影响

由于农村金融作用发挥比较滞后，农民由于没有充足的抵押等原因无法充分大量获得农业贷款，导致农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程度有限。由于农民扩大经营主要是中低端的种植、养殖业，附加值低，经营方式比较单一，无法调整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生产周期长，且受自然灾害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较大，贷款风险高，农村金融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作用不明显，部分贷款甚至成为农民的债务，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被企业或个人雇佣，为雇佣者提供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如外出务工、在乡镇企业中务工的所得。随着当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农民更多地参与第二或者第三产业获得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因为农村金融通过加大对乡镇企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贷款，促使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农民提供更多务工机会；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金融贷款的支持下，一方面会吸收大量农民来务工；另一方面，会促进农村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推动农村的产业化以及农村产业的规模化，从而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有助于农产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向高附加值及高收入的工业、服务业等转移，增加了农民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和工资水平，增加了其工资性收入。

我国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小，同时各地区由于发展程度、财产状况的不同，二者占总收入的比例也不同。当前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以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为主，金融机构的种类单一、数量少，为农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有限。主要集中于存取款、贷款，极少有投资、理财、保险等财产保值增值服务。农民由于知识有限又缺乏投资渠道，因此更愿意将钱存放于金融机构获得微薄的利息收入，无法获得证券、基金等投资理财带来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农村金融机构更多地承担代政府发放涉农补贴、救济金等政策性资金，因此金融机构本身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主要通过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来实现。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金融本身不足等原因，导致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大力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卢立香.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1.

作者简介：李朋，满族，长春科技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新农村居民 篇4

关键词：农民,财产性收入,制约因素,综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党和政府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提出要让广大群众获取财产性收入。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其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报告中皆重点提及。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构成中比重就会越来越大,财产性收入也将会成为居民收入一个重要来源。新时期,我国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任,而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一个关键着力点在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1国外研究综述

由于西方早在两三百年前就开始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因此西方国家当代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经济发达、市场交易活跃,西方社会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也都进行的比较早,比较深入。西方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对我国研究财产性收入理论、构建财产性收入制度、制定财产性收入政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作用。由于国外专门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很少,故论述的重点将集中于有关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

西方学者并没有精确地总结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定义,更多地是将财产性收入理解为投资性收入。Martin Bernstein、Daniel Creamer(1956)认为财产性收入就是居民个人净租金、存款利息以及股息收入这三者之和,同时两位学者也对周期性财产性收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德国学者Anna Fräßdorf、Johannes Schwarze、Markus M.Grabka(2011)认为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内涵相同,即为居民个人私有财产的所有权收益。其主要包括出让土地收益、股权收益、版税以及稿酬收益等。

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方面,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ourguignon、Da Silva(2003)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其对该国贫困状况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时发现包括税收政策(改变税基、税率等)、对公共保险和养老金的管理等公共财政,对土地、财政部门等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关于财政、货币、汇率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三大因素均会对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影响。人力资本影响居民的财富运营能力,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一个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多少。一般说来,个人初始人力资本和家庭对其投资大小有着莫大的关系。Becker、Tomes(1979)在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问题时发现父辈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着两种必然联系:第一,父辈对子辈的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孩子从父母继承来的先天特性。这两种必然联系深深地影响着子代的收入能力,亦即孩子的能力越大,获得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财产的能力也越大、机会也越多。Grogger Jeff和Eric Eide(1995)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来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子女的教育水平高低决定了他们起点收入水平和财富营运能力大小。

关于财产性收入对经济、社会影响方面,Banerjee和Newman(1993)研究了个人初始财富不平等带来的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发现在资本市场还没有发展完善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借贷额度会受到个人现有财富的制约。初始财富积累程度高的人可以从银行大量借贷资金开办工厂、企业,穷人无融资能力,只能选择为企业主工作。由此可见,初始财富的积累程度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职业选择,而职业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差异。此外,有部分学者还认为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将损害经济的稳定性。Todaro(1997)研究发现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将造成大量的财富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而富人倾向于消费非生产性产品因而会不利于生产性投资的增长,而投资收缩会对经济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但Partridge(1997)、Barro(2000)认为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不存在完全的、直接的关联性。

2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在党的十七大之前,研究并不多,十七大之后,国内学者形成关于农民财产性收入方面研究的热潮,研究的成果对国家制定相关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了国家经济平稳、健康增长。

2.1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金丽馥(2013)阐述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地位及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对于经济、社会的意义。金丽馥认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发展状况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国家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今天,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对农民增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有重要的作用。郭旭红(2014)是在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的。他认为“三农”问题制约着我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建设,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关键在于提高其财产性收入。同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是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权利平等一个必要条件,通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农民收入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的影响。宜梦婕(2015)研究发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以使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制度公平和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从而使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2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发展水平不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学者从整体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以及东中西部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别,对国家整体状况进行总括,有利于抓住整体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的专家学者是对各个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状况进行总结,从微观层面抓住国家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针对该部分进行精准研究以期能得到的较为准确客观的数据来如实反映问题、提出对策。

农业部经管司、经管总站课题组(2012)研究发现:首先,虽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和城镇居民比起来,两者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却在逐渐加大。2005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88.5元,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192.9元;到2010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为202元,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520元。虽然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增长,但和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比却由2005年的2.2:1提高到2010年的2.6:1,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其次,地区之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再次,在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中,租金收入比重有所下降,利息、股息、红利收入有较快增长。

针对上述提到的宏观方面的三个现象,很多学者都曾进行过详细研究。徐汉明,刘春伟(2012)在对武汉市各区农村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进行研究时发现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1997~2009年的12年间,由10.3元增长到201.96元,增长了近20倍。但该研究也同样发现,由于种种因素,城乡居民在财产性收入这一块差距过大,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陈晓东(2008)在对江苏省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进行研究时,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进行比较,发现以下几个规律:首先,三地农民财产性收入差异较大,三地农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区间幅度逐年上升,差距有拉大的趋势;其次,苏北五市等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较低,人均可支配财产较少,农民投资渠道狭窄;最后,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农民小富即安的心态严重,缺乏投资冒险精神,苏北地区农民有钱存银行的观念还是占主导地位。房琪(2013)在研究江苏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现状与影响因素时指出江苏省农民财产性收入有五个重要特点:第一,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例较小。但江苏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逐年有增加的趋势。第二,农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但增幅较小。第三,农民财产性收入比纯收入增长幅度要大。第四,在四大收入构成部分中,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远远落后于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率55.32%)和家庭经营性收入(贡献率30%),最高的时候贡献率页仅仅为7.91%。第五,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农民财产性收入发展不平衡,苏南农民财产性收入较为高,依次是苏中、苏北。曹淑华,宫能泉,马卫鹏(2011)对安徽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不同于东部发达省份,安徽省由于经济状况较为落后,农民财产性收入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虽然安徽省农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但相比之下,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总量低、增长不稳定;其次,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比由2002年的3.40:1,下降到2009年的2.33:1;再次,和邻近的江苏类似,安徽省各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也很大,2009年收入最高的地区为207.52元,最低地区仅为14.07元,前者是后者的近15倍。此外,陈益芳,王志章,谭银清(2012)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中还包括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财产性收入与拥有财富的多寡有很大关系,所以容易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

在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方面,专家学者们也进行了很多研究。财产性收入一般地说主要是依靠家庭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等所获得的收入,它的来源主要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和财产营运等所产生的利息、股息、租金、红利、财产增值收益等。郭宏升(2008)指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依靠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土地补偿收入、租金收入、集体财产收入而获得。还有一些学者们(王巍,2014;刘国利,2015)认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资金、房屋和土地三方面。

2.3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制约因素

现有的大量研究对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归纳,主要有三方面因素:

2.3.1资源禀赋因素。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因此它产生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财富,即“有资可投、有财可理”。曾为群,周荔力(2008)指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多少和农民拥有多少财产有决定性的关系。张乃文(2010)研究发现农民财产性收入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的来源缺失,农民缺乏能够为其带来财产性收入的资产。虽然农民拥有住房、耕地等资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都很难有效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丁琳琳、吴群(2015)构建了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利用此模型和相关数据,定量揭示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农户社会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对土地财产权的价值显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越高、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越高,越正向影响农民获取土地财产性收入。金丽馥,王沁(2015)认为居民的财产拥有量、区域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都与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密切相关。而农村居民往往收入水平低,财产基数小,导致了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较少;同时,西部地区资源匮乏,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农村自身发展非常缓慢,与东部地区比起来,西部地区农民较少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

2.3.2经济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土地流转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小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陈享光,王选华(2009)研究表明,农民财产性收入和经济形势的好坏、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否、以及国家刺激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形势好、资本市场完善以及国家出台相关经济政策的时候,农民财产性收入往往也会高;反之,则不利于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覃建芹(2011)指出,土地流转是市场化行为,市场参与主体地位越平等,市场管理规范程度越高,制度建设越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就会越公平。但现实中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市场管理不规范以及制度缺失却是普遍现象,导致土地流转价格偏低,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益少。任维哲,王鑫(2014)研究指出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市场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是:第一,土地流转价格评估体系不完善造成土地流转价格较难确定。第二,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缺乏,土地流转的价格信息、供求信息不能及时被供应方和需求方获知,不利于土地的流转,导致土地的经济效益得不到体现。第三,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登记制度不健全。很多时候农民在进行土地流转时也不签订合同,有的即使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也极不规范。第四,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合理干预。第五,农村有关土地纠纷的仲裁机构不健全。

2.3.3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最为复杂,也至关重要。现实中,往往是各项制度的缺失导致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缺少渠道和保障。

收入分配制度方面,杨娅婕(2011)指出我国国民财富总量自改革开放后就不断增加,但财富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进行分配时,个人和劳动要素一直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导致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较慢,也阻碍了我国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刘淑清(2014)研究发现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导致农民收入水平低,可获得的财产较少,因此,用于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就小。

产权制度方面,陈玉洁(2015)指出国家关于农民宅基地管理方面也有严格的控制,限制了农村宅基地和房产的市场流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也只是规定“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但对用途进行了限制,范围控制在农村公共事业用地、农民宅基地、农民自办的乡镇企业。刘国利(2015)认为《土地管理法》限制了农村住宅的商品性,农民的房产就成了一种死的资产,白白闲置,由于没有房产证,想卖也卖不出好价钱。王巍(2014)指出农村土地制度不够完善,产权关系不清,导致农村土地流转时,农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集体经济制度方面,孙海东(2014)在研究无锡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时发现,虽然无锡农村相对比较发达,集体经济持续扩大,但集体经济的收益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农村发展建设、基层运转了,而非农民分红。由于公共财政实力有限,这些本应由政府来承担的部分往往只能由村集体经济来承担。改变目前集体经济分配结构,让农民获得较高收益还比较困难。

金融制度方面,陈亚萍(2009)认为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使农信社产权虚位。由于农信社属于合作组织,出资人没有管理权,在缺乏明确产权主体的情况下,农信社金融服务功能欠缺、经营效益低下,很难满足农民对保险、理财、投资等的金融需求,限制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陈静萍,曹洪滔(2008)研究指出我国农村投资机制很不健全,虽然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该体系对“三农”问题的支持仍旧不足。此外,农村资本市场很不健全,投资体系不发达,农村也没有基金、股票、证券交易所,农民很难及时、高效获得投资理财方面的信息,导致农民投资增值难度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需求受到抑制。

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对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也有很大的影响。周璐红等学者(2011)指出由于农民不能像城镇居民一样享有完整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农民始终徘徊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边缘,这也抑制了农民将资金投入到收益较高的股票、基金、证券等理财项目上来。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导致农民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只能把钱存在银行,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2.4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措施

第一,要清晰界定农民财产的产权。倪呈英(2015)指出农民所拥有的最具价值的财富就是土地。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就必须要从法律层面确定农民对土地主体相应的权能,肯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使农民更容易通过土地获得收益。卢悠然(2015)认为要改革完善农民宅基地制度,赋予农民完整的宅基地用益物权,使农民在宅基地的使用、流转、收益、转让方面成为真正的权利主体,也具有完整的权利。国家要对农民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产进行确权登记,在符合相关程序的前提下,允许部分农民宅基地和住房入市交易,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

第二,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来源。吴金艳(2014)认为农民财产性收入和总收入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要多渠道拓宽农民总收入来源。一是要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提高农民红利收入;二是要培育、发展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以此来增加农民的分红。三是积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树立股金富民、物业富民的意识,鼓励农民入股投资标准厂房和三产物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尽可能地开展“房东经济”,增加农民财富积累,为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更多的机会。谭银清,王钊,陈益芳(2014)提出了良性循环理论来说明提高农民总收入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收入—资产—财产性收入—收入”的良性循环。因此需要尽可能地提升农民收入,来提高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能力,实现长效增收。

第三,改革土地征用、流转制度,允许土地入市。周江,李成东,张新春(2014)提出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收,就必须要改革征地制度。实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明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原则。要允许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出租、出让、入股、信托等,打破政府对经营土地的垄断。在国家因为公共利益确实需要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要明确法律程序,并且给予农民符合市场价格的合理、公正的补偿,平等保护物权,要杜绝各地方政府侵占农民征地补偿费用。张克俊,高杰,付宗平(2015)认为:第一,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民合作社、专业能手、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条重要的可行途径。要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市场,发挥市场功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第二,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和有偿使用收益分配机制。第三,要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政府征地补偿的标准,提升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在征地时,要考虑到被征地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和长远生计,尊重和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各项权利。

第四,改善农村集体资产治理结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叶巧生(2014)指出村级集体经济要不断的发展壮大,这样将不仅能够保障村级组织、基础设施等需要的资金投入,还能有富余的资金给农民分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史红亮,张正华(2014)认为要大力发展农民股份合作社:一是增加生产型、销售型、服务型、分行业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数量;二要组建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立足工业和服务业,提高盈利能力,壮大集体经济;三是组建富民合作社,鼓励农民将闲散资金、房产等投资入股,获取资本收益;四是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零散土地集中起来,或连片流转土地,或向规模基地和农业园区集中,对农户入股土地按股数进行保底效益分配。

第五,推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与金融产品创新。金丽馥,潘云龙(2015)提出了针对农村金融体系方面的建议,认为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开发针对农民的金融产品。首先,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强化金融机构的支农义务和责任,要多为“三农”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其次,金融机构要拓宽农民的投资渠道,向农民提供丰富的金融理财产品,满足农民的投资理财需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邢文妍(2015)提出要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证券公司与保险公司应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服务农民。农商行、村镇银行等还要根据农民的不同贷款需求创新抵押和担保方式。另外,还要加大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产品创新,提供多种贷款产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

第六,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增强农民投资理财观念。程俊(2014)指出我国农民群体综合素质低下,金融知识缺乏,造成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低下。政府应该大力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在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高中、中专、职高教育拓展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在职教育、高等教育,在初中以及初中以上的教育中开设经济学相关课程,普及投资理财相关的基金、股票、保险等知识,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对投资理财的敏锐性,增强其发展与竞争意识。当农民群体投资理财能力提高的时候,其会抛弃小农意识,接纳市场经济意识,理性投资理财,增加财产性收入。

第七,完善农民社会保障。胡学红,郭娥,熊珊(2015)指出要引导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必须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农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的后顾之忧。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出,财政资金要向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倾斜,建立完善、稳定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其次,加快制定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办法,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机制;再次,要大力推进新农保试点工作,向提供相关服务的商业保险机构、企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提供扶持优惠政策,通过走公益性和市场化相结合的道路来降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成本;此外,要持续扩大农业保险的种类和覆盖范围,建立农业生产风险分散机制,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最后,要不断提高农民风险承受能力,增强农民投资、创业的保障和支持力度,使农民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3现有研究不足之处与未来展望

西方学者关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因此,研究成果比较多。西方学者从宏观到微观提出了种种制约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制约因素,对我国学者研究农民财产性收入制约因素具有借鉴意义。西方学者虽然也发现了财产性收入具有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对穷人可能会造成极其不利的一面,但西方学者并没有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法。

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 篇5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消费结构是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本文就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众多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对2005-2008年湖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进行了综合排名，结果显示2008年湖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综合排名最高，而2006年最低。

关键词 主成分分析法 农村居民 消费结构

一、导论

消费、投资、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却在逐步走低，居民消费的增长低于经济的增长，而其中农村居民的消费又显得更低。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对于增加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消费结构是衡量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因此研究居民消费结构更是有必要。

消费结构（consumption structure）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消费结构分析是多要素的复杂系统，如食品、衣着、居住等。变量太多，无疑会增加分析问题的难度与复杂性，而且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多个变量之间是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的。怎样用较少的新变量代替原来较多的变量，而且使这些较少的新变量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来较多的变量所反映的信息，而主成分分析方法就是综合处理这种问题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

二、主成分分析原理

主成分分析是将原来众多具有相关性的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方法，能把各变量之间互相关联的复杂关系进行简化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比如 个指标），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通常数学上的处理就是将原来 个指标作线性组合，作为新的综合指标。最经典的做法就是用 （选取的第一个线性组合，即第一个综合指标）的方差来表达，即 越大，表示 包含的信息越多。因此在所有的线性组合中选取的 应该是方差最大的，故称 为第一主成分。如果第一主成分不足以代表原来 个指标的信息，再考虑选取 即选第二个线性组合，为了有效地反映原来信息， 已有的信息就不需要再出现在 中，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要求 ，则称 为第二主成分，依此类推可以构造出第三、第四，……，第m个主成分。其数学模型为：

其中 ， （ ）为X的协方差阵Σ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 ，是原始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值，因为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存在指标的量纲不同，所以在计算之前须先消除量纲的影响，而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 ， 为相关系数矩阵， ， 是相应的特征值和单位特征向量， 。

三、进行主成分分析主要步骤

①根据研究问题选取指标与数据；

②进行指标数据标准化（SPSS软件Factor过程自动执行）；

③确定主成分个数 。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为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的前个主成分。因为特征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示主成分影响力度大小的指标，如果特征值小于1，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因此一般可以用特征值大于 1 作为纳入标准；

④确定主成分 表达式，即计算主成分载荷；

⑤计算综合主成分值并进行评价与研究。

四、对湖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主成分分析

数据来自《湖北统计年鉴2009》，这里取的数据2005-2008年是每种消费支出的占比， 食品， 衣着， 居住， 医疗， 家庭设备， 交通， 文教娱乐， 其他，运用SPSS16.0软件对其进行分析。

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为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的前 个主成分，由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可知： ，即提取两个主成分，由主成分载荷矩陣可知，居住，家庭设备，交通，文教娱乐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一主成分 （这里定义为精神消费）基本反映了这些指标的信息，食品，衣着，医疗，其他在第二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二主成分 （这里定义为物质消费）基本反映了这些指标的信息，可见提取两个主成分就可以基本反映全部指标的信息。因此决定用两个新变量来代替原来的八个变量，这两个新变量分别为 精神消费和 物质消费。用主成分载荷矩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在SPSS中运行得到两个特征向量分别为：

={0.316，0.178，-0.477，0.020，-0.466，0.468，0.451，0.041}；

={-0.402，0.503，-0.007，0.505，0.055，0.082，-0.026，0.565}

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即可计算综合主成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即可对各年进行综合评价比较。

五、结论

新农村居民 篇6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幸福指数,评价指标,统计分析

在当前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举措下, 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纷纷建立, 为了了解新农村建设对农业和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加深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 本项目对襄阳市的几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镇进行了统计调查, 主要从生活、生产、乡风、村容、管理五大方面设计调查问卷, 研究新农村建设对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的正面提升效应, 进一步明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投入方向, 以期提高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使用效率。

1 评价指标的选取

1.1 目前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目前针对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的研究较少, 有的体系即使针对的是全国性的问题, 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李立清 (2007) 等构建了包括五十二个二级评价指标的新农村建设指标体系。但体系中没有阶段目标、指标标准值和指标权重。

同时, 目前的研究中涉及村级的指标体系少且不完备。如朱孔来 (2008) 的新农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涉及七大类二十六项指标中, 其中的“农民幸福程度、农民素质水平”涉及了不少村级指标, 可是没有指标标准值和指标权重。当前文献中指标体系的设计项目过多且复杂, 见到的文献中最少的指标有二十六项, 多的已超过五十项, 且有些指标设计重复。如, 把村干道绿化率和森林覆盖达标率同时设为村容整洁的指标等问题。许多指标体系设计不够全面, 如在生产发展方面, 普遍缺少金融指标, 在生活宽裕方面缺少农民消费能力指标, 在乡风文明方面缺少农民文明程度和信息化指标, 在管理民主方面缺少村干部素质指标, 等等。

张磊 (2009) 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 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笔者参考此套指标体系, 提出了阶段目标各个指标的标准值 (如表1所示) , 符合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能比较综合性全面性地对新农村建设进行评估。

1.2 评价指标权重及评估得分介绍

表1中权重、初始阶段标准值、中期阶段标准值三项均为文献中给定的标准值, 实际数一项由原始数据计算而来, 初始指标得分和中期指标得分是由下述的算法公式计算得来。由于本项研究调查的对象是襄阳市部分新农村建设七八年的新农村建设试点, 故指标上只选取了初期和中期的标准值。权重的选择是依据通过对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理解, 所明确的新农村建设侧重点, 然后再根据实践探索, 通过层次分析、征求意见, 最终确定的整个指标体系权重。评分采用的是综合法, 计算步骤如下:第一步:计算各指标的分值, 某项指标分值=实际数/标准值。第二步:算各指标得分, 各指标得分=各指标分值×权重系数。第三步:得出新农村建设程度, 新农村指标建设程度=各指标得分之和。所采用的分数制为1分制。

从表中数据初步汇总可以看出所调查的新农村发展建设七八年的村的建设进度得分为:2.455, 高于初级阶段而略低于中期指标得分的0.911分, 符合新农村发展阶段目标的要求, 说明襄阳地区的新农村发展总体比较良好。

2 幸福指数构建

选取一定数量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 分别逐级合成评价某地区居民社会福祉和主观幸福感的客观指数和主观指数再加权合成总的幸福指数, 公式如下:

其中pij, psi为相应的权重, a, b, c, e为第一级权重, pij为第二级权重, 它们是根据张磊的评价指标权重再合成相加计算而来, psi为第三级权重依据调查表农村居民对某一项的选择数比率计算而定, 这样可以保证数据结果比较可靠。分数制采取的是8分制, 分别为非常满意8分, 满意6分, 比较满意4分, 不满意2分。具体指标由上述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得分如表2所示。

3 对幸福指数增加的因素探究及建议

3.1 新农村经济建设方面

农村人均收入上, 幸福指数值为4.938, 由新农村建设前的人均2000元增加至7500元, 经济稳步发展。另一方面生产的满意度指数最低仅为3.997, 说明农村经济又存在一些问题, 生产中非农业产值比重、合作经济农户比重、基础性投入水平、贷款发放满意度的指数分别为2.46、4、4.982、5.84普遍不高, 说明: (1) 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不高, 尚未形成一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大多数新农村的农业生产尚处于产业化经营的初级阶段。 (2) 农村生产条件设施投入不足。由于村里的财务获取基本靠上级政府下发, 没有其他的收入, 导致在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治理方面投入不足, 进而对抵抗暴风、干旱、水涝等自然风险的能力减弱。 (3) 贷款上, 一部分农民反映, 不知道贷款政策和程序, 贷款额度低, 手续复杂, 还款期限短, 不容易贷款。 (4) 现如今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很多农民进城务工却面临着就业歧视, 工作待遇差, 基本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 子女难以享受平等的教育服务等各种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 调研小组通过走访、问卷和网上查询资料提出如下建议:

3.1.1 生产上需政府部门积极引进投资, 帮助当地村民发展特色农业, 鼓励大学生回乡创业, 根据当地农业特点, 建立农民收入增加机制。通过借鉴其他富裕村的经验发现,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条很好的致富之路。

3.1.2 基础设施投入上, 强化农业部门的职能, 统筹各方力量, 在资金、政策、工作上更多的向农村倾斜, 在城郊的农村, 将公共设施往农村延伸, 例如城市公交, 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如卫生医疗, 社区化服务等, 城市的优势教育资源可以向农村辐射。提高农村与城市优势资源的共享度。

3.2 社会事业方面

3.2.1 农村居民看病承受力上, 由表2数据显示, 86%以上的居民只能承受三万元以下的看病费用支出, 此指标指数为3.514, 偏低, 调查中发现基层政府没有较充足的财政资金积累, 因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不足, 并且养老保险, 最低生活保障, 医疗保险等一些制度不够完善, 使得一部分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活仍难以为继。

3.2.2 卫生方面, 从村容指标中可以看见, 整体幸福指数为6.734介于满意于非常满意之间, 但是通过调查发现, 部分新农村垃圾桶不够用, 有的是两三家用一个垃圾桶, 垃圾桶有人为的损坏, 由于费用高昂, 沼气普遍使用率低, 村中依然存在乱搭乱建的现象。

3.2.3 教育方面, 幸福指数为5.414, 介于比较满意与满意之间, 自从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农村教育政策以来, 农村校舍改造, 远程教育设施建设等方面进步明显。另一方面, 农村教育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目前我国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实行的是以学科知识为中心, 主要是文化课程, 且课程门类过多, 劳动技术和专业课程很少, 且不受重视, 课程围绕中、高考开设, 目标单一、教学方法落后、学习方法陈旧、学生厌学、教师厌教, 对农村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 留级率和辍学率居高不下。

根据发现的上述问题,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医疗卫生上, 巩固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体系。积极鼓励医学人才流向农村, 提高农村医务工作者的待遇, 加强培训, 提升自身医疗水平, 坚决清退无证行医人员;加强对医疗机构、药品的监督管理。积极鼓励农民参加合作医疗, 享受应有权利, 积极报销医疗费用, 努力达到使农村居民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贫有所济的目标。村容乡风上, 加大农村垃圾清理等基础设施的投入, 建立物品保管和卫生清洁责任制, 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并适当提高补贴水平。

二是教育上, 为加大地方官员对义务教育的重视, 解决教育资金挤占挪用的问题, 可以考虑将义务教育成果纳入政绩考核, 也可以将教育经费统一划给教体局管理。为稳定和提升农村教育的师资力量, 一方面在资金投入上给予农村学校教师优惠政策, 适当提升农村教师待遇, 建立农村教师津贴制度, 在职称评定上给予适当宽松, 鼓励教师继续教育, 参加成人考试提升学历层次, 组织一些培训, 提升教育业务能力, 让教师在农村留得下, 教得好;另一方面使农村教师扩大交流, 可以在城市与农村, 不同乡镇间进行各种形式的教师交流活动, 让农村教师接受新的、先进的思想和教学方式, 丰富自身的教学经验。

3.3 基层组织建设管理方面

民族管理上总体指数为5.014, 比较满意, 表明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 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3.3.1 村级发展规划上, 指数5.449, 较高, 新农村建设以来, 屋舍、道路的建设更加合理、美观!但不能止步不前, 应当继续加大新农村的规划建设程度, 可以根据自身农村特色, 按照“因地制宜, 合理布局”的原则, 选取不同形式的规划, 像分散村落式和农村社区式, 还有特别的生态庄园式和旅游景点式等等, 要做到仔细规划, 严格监督管理。

3.3.2 政务公开度、村级大学生普及度和一事一议普及满意度的指数分别为4.638、4.672、5.274, 比较满意, 有些村民认为政府下发的粮食补贴, 低保户评选, 甚至村干部评选不够公开, 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不能高效地落实完成, 存在一定的敷衍现象;村里大学生村官少, 通过与村官们接触我们了解到村官目前的境况如下: (1) 部分大学生村官的待遇存在不平等。例如很多村官工作努力, 态度端正但是他们的待遇远远不能等同于其他的正式编制的同事, 没有加班费, 没有节假日补助。 (2) 村官身份不明确, 难以接触基层内部事物。绝大部分村官无职无权, 在农村发展的各项事务决策中没有说话权、决策权。大部分村官的工作局限于帮助村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打打杂跑跑腿, 基本上扮演秘书的角色。

根据以上发现的问题, 提出下列建议:

一是引导和督促基层干部加强党性修养教育, 坚持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建立健全议事、决策的规则和程序, 基层干部日常事务管理监督制度, 定期对各村支部各项工作进行检查, 鼓励干部大胆探索、开拓创新, 努力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创新性。

二是完善政策, 平衡村官的待遇差别并切实贯彻。根据自身情况, 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 吸引更多的大学生进入基层, 各地方的组织部门、人事部门要严格监督管理村官工资的发放和其他各项待遇的实施进行。结合各地实际, 明确村官身份, 按照人力资源的人岗匹配的原理把村官安排到合适的位置, 让他们能发挥所长, 参与农村日常事务的决策。“大学生村官”绝大部分刚从校园出来, 没有参与农村事务的经验, 农村基层干部应带着“帮”“扶”“带”的思想接纳他们, 加强与大学生村官的沟通, 引导他们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 帮助他们了解本地方基层事务, 快速适应工作环境。

4 结论与述评

新农村居民 篇7

关键词：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多元logistic回归,新农村居民

“新农村”这个概念起源于上世纪50 年代。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由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转换,“新农村”又被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对新农村建设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农村的村容村貌、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改变。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心理健康的农民,检索文献发现,现有的关于农民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出务工、留守儿童的研究上,对于在农村居住生活的成年农民心理健康关注较少。笔者在2013—2014 年对湖北省的2 个新农村试点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心理健康的状况以及影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按照湖北省文件“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名单”,在荆州地区选取2 个试点乡镇,分别为荆州区白荷村和荆州区拍马村。随机抽取住户居民进行调查。

1.2 方法采取入户问卷调查法收集资料。问卷包括3 个部分:1填表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2自编农村建设情况调查表:根据新农村建设的指标,选取一些代表性的项目,如文化活动、住房、医疗卫生、收入的满意程度等,来测量农民的文化生活和对各项指标的满意程度。具体表述如“看电视”,答案“从不、偶尔、有时、经常”。3症状自评量表(SCL-90):SCL-90由90 条项目组成,包含10 个因子。评定方法采用1~5级评分制。主要计算因子分和总分,总分超过160 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 项为阳性[1]。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录入,并对数据进行单样本和两个独立样本t检验、样本方差分析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共发放问卷400 份,回收358 份,问卷回收率为89.5%,剔除信息填写不完整有规律作答问卷及总分低于95 分的问卷后,得到有效数据323 份。其中男性177 人,占54.8%;女性146 人,占45.2%。年龄为19~64 岁,平均(39.4±10.4)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小学以下者118 人,占36.5%;初中136 人,占42.1%;高中及以上69 人,占21.4%。

2.2 SCL-90阳性率本次调查SCL-90各因子阳性率为躯体化12.7%,强迫14.9%,人际敏感11.5%,抑郁10.8%,焦虑9.6%,敌对12.1%,恐怖7.4%,偏执14.2%,精神病性8.7%,其他14.2%。总阳性率18.9%。

2.3 SCL-90 因子分与常模比较新农村居民心理健康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与1986 年修订的常模比较[2],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新农村居民的SCL-90 的总分、躯体化、恐怖、敌对和精神病性(±s)上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在人际敏感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

与同类研究农民且应用相同测量工具的数据[3,4,5,6]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本次研究的SCL-90 总分低于其他4 项同类研究,且与其中的2 项同类研究的总分差异极其显著。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数据比较采用单个样本t检验。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数据比较采用单个样本t检验。

2.4 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2.4.1 不同性别SCL-90 及维度分差异以性别为自变量,以SCL-90 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新农村农民在总分及在各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2.4.2不同年龄段农民SCL-90总分及维度分差异以年龄段为自变量(≤35岁,≥36岁),以SCL-90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总分、躯体化、抑郁、偏执、精神病性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4。

2.4.3不同文化程度农民的SCL总分及维度分差异以文化程度为自变量,以SCL-90总分及各维度为因变量,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发现,在各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5。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注:SCL-90—症状自评量表。

2.5 心理症状影响因素分析以心理症状为因变量(总分大于等于160 或阳性项目数大于43 分为阳性),用性别、年龄段、文化程度和自编新农村相关题目为自变量做多元logistic回归。变量赋值见表6,回归结果见表7。结果显示,看电视、与村里人打牌、小孩上学满意度、新农合医保满意度进入回归方程。

注:变量均为3 点计分:看电视、阅读报刊杂志、上网外出旅游、与村里人打牌、对住房满意、小孩上学满意、新农村建设满意、惠农政策满意、农村卫生面貌满意、新农合医保满意、家庭收入满意。

3 讨论

3.1 基本情况本次研究发现新农村农民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8.9%,SCL-90 总分134.69 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的129.96,说明新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水平。与同类研究且相同测量工具的研究相比,本次总分都低于其他同类研究,与湖南留守农民[3]、内蒙古丰林村[5]、河南南阳农村留守妇女[6]相比,总分显著较低。因此可以说,新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虽然距离全国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已经大大好于其他的农村群体。原因与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中首要指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在满足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注重满足农民的精神生活,如提出“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目标,努力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卫生水平。可能以上的种种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就SCL-90 各维度来看,本次调查显示,新农村农民在躯体化、恐怖、敌对上、精神病性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但人际敏感维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与其他类似研究相比,本次调查检出的问题维度要低于其他类似研究[7,8]。甚至在人际敏感维度上要好于全国常模。这种现象是之前的调查所未发现的。造成此现象的原因除了新农村建设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的提高外,与本次取样的样本一定关系。本次取样的样本是湖北省新农村示范点,经济较为发达,农村面貌较好,加之与荆州市区距离较近,农民各项生活都很便利。这样就造成了农民一方面没有城市生活的压力,生活较为便利,另一方面收入、医疗有所保障,因此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于一般农村居住人口。

3.2 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差异本次调查未发现性别差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就数据趋势来看,基本是女性得分高于男性,就健康水平而言,即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略低于男性。以往的研究显示,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男性[8,9,10],本次研究虽未达到统计学的显著差异,但趋势与其他研究保持一致。女性心理健康低于男性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女性既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又要承担部分户外活动,加上部分男性出外打工,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女性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男性农民。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者差距已经不太明显。

本次调查发现,36 岁以上人群在总分、躯体化、抑郁、偏执、精神病性上显著高于35 岁以下人群,即36岁以上人群心理健康水平差于35 岁以下人群。以往的研究也显示,年龄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年龄越大,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11,12]。年龄大的与年龄小的相比,有许多的劣势,如年龄大的在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身体健康水平这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因素上都会有所劣势,因此造成此结果是在情理之中。

本次调查未发现教育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认为,文化程度高的人心理更健康,他们在了解信息渠道、认知应对上有优势[13]。本次调查中,高中及以上组比例较小,并未划分出更高教育水平的变量来,这是本次未能发现教育水平影响心理健康的原因。

3.3 影响因素在自编问卷中,参考新农村建设的指标,选取了13 个项目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有看电视、与人打牌、小孩上学满意度、新农合医保满意度。

看电视对心理健康有影响,此结果与吴秀娟等[14]研究结果一致。看电视是一种农村较常见的娱乐方式,从中既可以获得知识,又能娱乐自己的身心,因此促进心理健康是理所当然的。子女教育也是国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上学满意度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打牌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这个结果与预期不符合。在开始的假设中,笔者认为打牌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借着打牌与人交流,应该会对心理健康有帮助。但数据显示打牌越多,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与农民对以营利为目的和以娱乐为目的的打牌的界定模糊造成的[15]。很多农民觉得打牌是一种逢年过节、待客留人的必要手段。所以很多农民一方面反对赌博,但是另一方面又积极参与赌博。偶尔的打牌(打麻将)有好处,但过多的打牌则会有很多坏处,如久坐造成的颈部、肩部问题,如赢钱、输钱造成的经济问题和心理问题。所以造成的结果是打牌越多,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新农合医保的满意度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这是由其他因素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更能体会到新农合医保的重要性,而身体较差的人,其心理健康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

针对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但是农民心理健康问题依然严重。因此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一步努力:1关注中老年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2引导农民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组织城里的文化下乡、信息下乡活动,提高农民对信息的了解程度,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这样可以避免部分农民因无聊而参与到赌博活动中。3鼓励农民主动参加体育锻炼,从体育锻炼中强身健体,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新农村居民 篇8

一、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情况概述

1978年以来,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显著提高。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较1978年增长20.49倍。

与全国相比,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从绝对值看, 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2683.93元, 低于全国976.77元;从增长速度看。1978~2008年,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10.59%, 低于全国同期增速1.6个百分点。纵观改革开放30年来, 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发生了较大变化, 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食品支出比重下降, 膳食质量提高;二是衣着消费成衣化、时装化趋势明显;三是居住支出增加, 住房质量提高;四是家庭耐用消费品逐步普及;五是服务性消费比重有所增加。

2.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于城镇, 且存在地区差距。

一是与全疆平均水平相比, 农村居民消费增速缓慢。1978~2008年, 新疆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9.72%, 比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低3.95个百分点。由于消费增速缓慢, 新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量差距日益扩大。197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65亿元, 占全疆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4.08%;2008年, 新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47.60亿元, 仅占全疆的14.39%, 比1978年下降29.69个百分点。二是各地区间的农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2008年昌吉州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4569.15元, 和田地区则为1455.60元, 两者之比为3.14∶1, 而1990年两者之比仅为1.68:1。

二、影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1. 农民增收的有效空间不足。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 如消费习惯、预期等, 但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本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消费函数理论, 建立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C与其人均纯收入Y之间关系的模型为:

根据1980-2008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统计数据, 得出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方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说明, 在1980-2008年时段内,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动1%, 人均消费支出就相应正向变动0.574%。农村居民的消费和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农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574。这个数值说明要拉动新疆农村消费市场, 最主要的手段必然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受以下两方面因素限制, 新疆农村居民的增收空间有限。

(1) 非农产业对新疆增收贡献率偏低。2008年, 在新疆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67.88%、工资性收入占12.07%;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中, 农牧业收入占38.32%、工资性收入占38.94%。由此可见, 目前农牧业收入仍然是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2008年, 新疆城镇化率为39.64%, 同期全国为45.68%。由于城镇发展整体化水平不高, 导致城市辐射能力不足, 城镇带动能力有限, 严重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在“打工经济”已成为各地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 2008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仅为422.82元, 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430.91元, 相当于浙江 (4587.44元) 的9.22%, 江苏 (3895.5元) 的10.85%, 广东 (3684.47元) 的11.48%, 山东 (2263.46元) 的18.68%, 重庆 (1764.64元) 的23.96%, 河南 (1499.93元) 的28.19%。

2. 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缓慢。

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离不开具体的消费市场, 消费市场的完善程度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决策, 限制着消费数量的增加, 阻碍着消费质量的提高。

目前, 新疆农村消费市场中, 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供给结构不合理。生产和销售企业对农村市场缺乏深入的调查了解, 严重缺乏为农民服务的观念和意识, 没有对农村这个大市场引起足够重视, 工业品开发长期以城市市场为中心, 多数商品的品种、功能、价格不能适应农民的消费需求, 缺乏刺激农民消费热情的动力;商业硬件落后。目前农村市场硬件方面存在着布局不合理、规模偏小、设施简陋、配套不全等问题, 有的只好以路为市、以棚为市。一些商品的购买需要进县城, 既麻烦又增加购买成本,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在软件上, 郊区农村一些消费性产业尚未兴起, 专业特色市场或批发市场相对缺乏, 中介机构和组织不完善, 中介人才缺乏。消费软、硬环境不佳, 也影响消费愿望的实现;经营主体不适应。一些城市郊区原有国有和集体的商业、供销、物资等农村销售网络明显萎缩, 不能发挥主渠道作用。个体工商户虽然活跃, 但在运输、经营、仓储设施等方面局限性较大。

3. 农村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制约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影响, 长期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在公共财政的分配体制上, 重点关注城市和市民, 忽视农村和农民, 造成城乡社会资源占有差距扩大。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 新疆农村社会发展情况良好, 但整体发展情况仍相对滞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对新疆农村全面小康18项指标的监测结果表明:2005年, 新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度为7.8%,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20.4个百分点, 比东部发达省区总体水平低39.8个百分点, 比中部低16.8个百分点, 在全国仅排名第26名。总体来看, 新疆农村全面小康的进程比全国滞后近5年左右。至2008年, 全疆仍有近20%的村没有通自来水;10%的村没有通电话;2%的村没有通电;1%的村没有通汽车。

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直接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1.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新疆农村居民收入。

实证分析表明收入和消费支出是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居民收入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是决定消费者拥有较大购买力的先决条件, 是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大的直接动力。因此, 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必要条件。增加新疆居民收入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 增加政府财政支农力度, 完善财政支农体系。新疆农村地区的和谐发展, 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的机制, 优化财政支农结构。同时, 针对新疆农业生产风险较大的情况, 继续完善农业生产补贴体系, 逐步扩大农业补贴范围, 加大农业补贴力度, 并建立有利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税收制度。

(2)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一方面, 国家应通过农产品补贴政策, 引导农户改变农产品品种较为单一的状况, 努力实现农产品品种多元化, 并努力增加科技含量, 提高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 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地区比较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是造成农产品销售难和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没有特色也就没有优势。因此, 在调整结构中, 应从国内外市场需求出发, 按照专业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建设集中连片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 从而在整体上增强新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拓宽农村居民非农产业的收入来源。新疆农村居民非农产品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主要为农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在这方面, 政府应大力支持农民家庭发展非农产业, 逐渐增大非农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

在这方面, 应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非农转移, 不断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具体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 实行“订单”培训, 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输送新型劳动者;通过政府购买公益性服务岗位的方式, 进一步拓展援助性就业岗位;完善农村就业制度, 为农民创造平等竞争的劳动就业机会。对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各类企业, 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及财政奖励。

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继续开拓农村市场。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快对农村市场的开拓;三是重视发挥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努力形成城乡消费品市场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3. 继续完善消费环境、合理引导消费。

应严厉打击各种消费欺诈行为, 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规范市场行为, 并制定尽量细化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具可操作性, 为保护消费者正当权益提供法律保证。在此基础上, 应积极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消费新理念:第一, 应大力对合理消费观念的宣传, 改变传统消费观念, 使人们树立“生产是为了消费, 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消费观念;第二, 加强对各类商品使用功能知识的教育, 让消费者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消费品知识, 从而增加消费需求;第三, 要积极推广信用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 通过消费实践来引导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更新。

4. 强化信贷消费, 配套信贷消费法律法规。

首先, 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 积极鼓励开展信贷消费, 同时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 加快信用立法,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规范和鼓励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发展。其次, 政府及金融等相关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信用体系, 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由于农村的环境、生活条件、经济状况等与城镇居民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农村特点的信用体系, 逐步扩大住房消费信贷规模, 增加品种, 拓宽消费信贷领域, 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 使更多的农民能接受信贷消费方式。

5. 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经济预期与经济安全是制约人们现期消费的重要因素, 要改善经济预期, 关键在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增强农民的安全感, 从而降低其预防性储蓄, 激发农民的即期消费欲望。为此, 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逐步提高社会应负担比例, 减轻农村居民生病就医的经济负担。二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 使农村居民老有所养, 解决后顾之忧。三是完善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使扶贫规范化和制度化。而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在自我保障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社会统筹的比例, 使得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 并设计向贫困人口倾斜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刘旺霞.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其影响因素[J].当代经理人, 2006 (8)

[2].陈旭红, 袁志远.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实证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1)

新农村居民 篇9

在当前经济下行期,要拉动经济增长,当务之急是提高居民消费力。相比较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缓慢且消费结构不合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乐观。苏北是江苏北部地区的简称,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苏北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远远落后与苏南、苏中区域。所以,以苏北农村居民消费为研究对象,优化其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于推动江苏经济快速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二、调查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课题小组采用查阅文献及开展问卷调查的方式,明确苏北农村消费结构现状。课题小组自2015年12月至2016年4月,对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以及盐城等五大苏北区域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355份,收回问卷285份,回收率为80%,剔除无效问卷45份,有效问卷为240份,能满足研究需要。

(一)人口统计特征

表1 人口统计特征分析

有效样本中,(1)性别分布。男性102位,占样本总体的42.5%,女性138位,占样本总体的57.5%,女性比例略高于男生,这符合农村地区男性外出打工而女性居家的现状。(2)年龄分布。18~30岁的样本占40.8%,31~40岁的样本占32.9%,41~50岁及50岁以上的样本占了26.3%。这与本研究调研对象的选择有关,主要是考虑便于问卷的填写。(3)学历分布。小学或以下比例为3.4%,初、高中比例为46.6%,专科或本科比例为41.7%,硕士研究生为8.3%,这与之前的年龄分布选择基本吻合,也表明现在农村居民对于子女教育水平的重视。(4)职业分布。公务员或国家企业员工比例为26.6%,私企或个体经营户比例为49.6%,教师比例为10.5%,务农、学生能其他职业为13.3%。私企或个体经营户比例为所调查人群的一半,与农村的职业现状基本吻合。(5)家庭月收入情况。从群体收入比例来看,1 000~3 000元占比为25.4%、3 000~5 000元占比为43.7%、5 000~8 000元占比为16.7%、8 000元以上为14.2%。从收入来看,目前农村月收入主要集中在3 000~5 000元,但是两级分化趋势明显,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6)家庭成员数量分布。3人或3人以下比例为35.8%,4人为40%,4人以上为24.2%。由于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40岁之前,因此家庭人口也较为符合。综上所述,研究样本涉及到各类人口统计特征群体的消费者,反映了样本群体的多元化。同时,在不同人口统计特征变量的不同水平上又有所侧重,这与选择的被调研对象有关,需要有一定知识又了解家庭消费收支的群体。

(二)消费情况分析

1. 消费结构支出比例。

通过查阅江苏省统计年鉴(见表2),苏北农村居民2014年的消费支出比率分别为:食品消费占比为32.56%位居第一,其他依次分别为居住18.04%、文教娱乐15.21%、交通通信11.48%、衣着7.96%、医疗保健6.73%、家庭设备6.28%及其他1.74%。与2010年对比发现,而食品比重大幅度下降,交通通讯的比例逐渐提升,居住波动上升,交通通信、文教娱乐所占比重表明苏北消费结构进一步趋于合理。

表2 苏北农村居民2014年各类消费支出比率

(单位:%)

2. 消费支出增长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消费结构,就消费增长较快的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尽管城市之间有所差异,目前增长较快的是教育支出和住房新建改建支出。增收后的农民首先想到钱用于建房、装修住房,而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长表明农村家庭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总体来看,住房教育支出过大,消费结构仍有待调整(见下页图1)。

3. 储蓄现状分析。

在收入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储蓄的增加,必然带来消费的减少。调查显示,农村居民保持着良好的储蓄习惯,储蓄比例以30%~60%居多。之所以保持如此高的储蓄,从下页图2分析来看,购买新房、子女教育、子女婚姻是当前加强储蓄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消费增长较快的支出项目也是吻合的。

4. 影响消费的因素。

了解农村居民在购物时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刺激消费的政策制定。调查显示,五大区域基本是质量第一、价格第二、实用第三和品牌第四。以上分析表明,农村居民在购物方面,不再一味地追求廉价,而是更关心产品质量。尽管品牌并不是农民居民的消费首要考虑要素,但是随着收入的逐渐提高,对品牌的需求会日益加强。

图1 苏北农村居民增长较快的支出项目

图2 苏北农村居民储蓄原因

图3 影响消费的因素

5. 农村居民消费观念。

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消费支出,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消费观念。调查显示,苏北农村居民依旧坚持“量入而出”“省吃俭用”的消费观念,超额消费的倾向不显著。但是有些地方的农村居民在消费过程中还表现出一定的攀比心理,缺乏计划性和合理性,在添置大量耐用消费品时并非根据家庭的实际需要,而是一种从众消费,满足了虚荣心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见下页图4)。

6. 其他方面。

进一步的调查发现,由于交通的便利,现在农村居民不局限在乡镇购物,去城里购物的情形越来越普遍。而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购物在农村市场中也较为流行,且比例越来越大。随着网络购买的兴起,网络支付方式也越来越流行,虽然现金仍然是支付的主要方式,但是银行卡和网络支付使用势头上升迅速。

图4

三、优化苏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策

(一)提高农村消费品质量

过去由于收入有限,农民多数入不敷出,购物先看价格,再看商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逐渐提升,因此食品、衣着、家用设备等供给方面,应加大产品品种数量,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应注重产品品质,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同时加大品牌产品的销售力度,满足农村居民对家用产品在品种、品质、品牌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高储蓄必然会抑制消费的增长,而降低储蓄的唯一办法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因此,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及养老担忧;加大农村义务教育补贴制度,减轻农村居民的教育负担。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才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

(三)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

通过对苏北农村居民新的消费需求的满足,提高其消费水平,推动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如针对日益增长的交通及通讯消费热点,鼓励本省的车辆行业、手机等通讯设备的发展,做到农村交通设备多样化,手机通讯便利化。

(四)倡导科学的消费观念

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村家庭消费依然应该遵循“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应避免超前消费和从众消费。超前消费会给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风险,而从众消费更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添置。在产品的消费方面,应鼓励农村居民多增加一些文化、娱乐消费,不能一味沉溺于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

(五)增加农村商业网点

针对农村居民日益旺盛的需求,增加农村商业网点,为居民提供更多购物的渠道,方便居民购买,才能进一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消费需要。针对结算方式的转变,在农村商业网点也应该增加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满足农民快捷支付方式的需求。

摘要：通过对苏北五市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调研,了解到苏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现状、支出增长较快的项目、储蓄现状、影响消费的因素及消费理念等,并在此基础上,从提高农村消费品质量、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倡导科学的消费观念、增加农村商业网点等方面,提出优化苏北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苏北农村,消费结构,对策

参考文献

[1]张可远,欧向军.苏北经济发展的阶段、问题与对策分析[J].南京师大学报,2014,(3).

[2]张荣.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5,(12).

[3]刘姝媛.农民生活消费问题的社会学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06.

[4]孟凡美.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分析[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2.

[5]李玉玲.值得探讨的家庭消费观念与结构[J].市场研究,2009,(9).

我国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探讨 篇10

关键词：农村居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84-02

一、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壮大

在我国旅游三大市场中，国内旅游是基础，到2020年，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人数的比例将保持在10：1。而对国内旅游来讲，农村居民旅游又是基础。首先从出游人次来看，从1997年到2008年，农民出游人次一直高居我国国内总出游人次的60%左右，2008年，达10．09亿人次，占全年我国国内旅游总人次的58．9%，比城市居民出游多3．06亿人。从增量看，1997年农村居民出游率为40%，达3．85亿人次，而2008年出游率则为111．9%，到了10．09亿人次，相比1997年净增了6．24亿人次。从消费总量看，1997年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为560．9亿元，1999年第一次超过1000亿元，2007年则超过了2000亿元，2008年更达到了2777．55亿元，相比1997年增加了2216．65亿元，达395%，年均增长35．9%。农村居民旅游者主要是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主，留守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旅游者占少数。

二、农村居民旅游动机增强

（一）收入增加。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较好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较快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78年开始的以农村土地承包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改革，彻底改变了我国农村长期体制的束缚，带来了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经过30年的发展，2008年增加到了4761元，增长了35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9%。这是自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首次快于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17.9%的增长速度说明，我国农民外出务工工资水平2010年得到大幅提高，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及一些农村养殖业的发展，带动了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较快增长。

（二）文化水平提高。随着义务教务的推广，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加大，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文盲率降低，更多的农民思想意识逐步开放，在满足温饱的基础上，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已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

（三）媒体宣传影响。农村电网和网络的开通，使得农民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和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知晓不同的生活方式，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四）社会环境的改变。改革开放使得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庞大，在与城市的接触中，农民受到城市人口生活方式的影响很大，同时，乡村旅游，生态旅游使得城里人走进农村，他们对当地农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五）出行便利。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交通的便利，使得农民出行更加便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出门走走。

三、农村居民旅游特点

（一）人口基数大，影响深远

中国13亿人口中农村居民就占了8亿多，现在农村居民出游人均刚到1次，如果达到人均2—3次，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很快就将成为国内旅游的绝对主力市场。随着政策的扶持，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出游的人均消费也将不断提高，这会对整个旅游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引导农民进入旅游市场，农村将会成为我国最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农民旅游市场成为旅游企业关注的商机。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的深远的影响，将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推动促动农民素质的提高，推动农村社会文明的建设。

（二）旅游层次低，旅游类型单一

与城镇人口不同，农村居民由于长期处于较为闭塞的环境而更渴望参与到繁华热闹的活动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抽样调查，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农民对北京、上海等城市以及省内大中城市著名风景名胜区具有强烈的偏好。农村居民多选择观光游且倾向于近距离出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总量大，人均水平低，结构欠合理。与城镇居民相比，我国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水平约为其1/3且从消费结构看，交通、住宿、门票等必须支出占绝对比例，而且交通、住宿等多以低档为主。娱乐，购物和导游服务消费较少。根据旅游生涯阶梯理论，农民旅游还处在发展的最初阶段。

（三）地区差异大

从地区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居民旅游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出游率和人均花费都呈现出东高

西低的地区差异。从发展时段上看，东部地区起步早于中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东部地区就有部分农民外出旅游，而中西部地区主要在近几年(即使在同一地区，农民旅游也有先后之分(一般来说，在同一地区，农民旅游较早起步于经济发达的农村、城乡交错带和部分旅游景区，而其他地区相对较晚。

（四）出游时间灵活

外出旅游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是闲暇时间。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推进，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忙过后有较长的农闲时间，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由于工作的阶段性和不稳定性，也会有不定时的休闲时间，这就避免了黄金周或节假日出游的拥挤。

四、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的建议

（一）政策倾斜，确保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国家对农业和农村人口更加关注，提出了惠农的三农政策，减免税费，发展基础教育，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农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得到较大提高，只有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真正没有后顾之忧，农村居民旅游才有发展的空间和市场。旅游部门、旅游企业也必须紧跟中央政策，通过大乡村旅游扶持力度、扩大旅游扶贫范围等措施，努力推動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细化旅游市场，丰富旅游产品

农村居民旅游动机和行为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开发应该考虑到其特点，针对农村居民的需求推出细化产品和服务。根据农民出游的动机可以将产品分为几种类型：1、自然风光游览，农村居民会选择比较成熟的旅游景区，由于信息的局限性和经济条件的局限，风光游览这种比较传统的旅游形式被广大农村居民所接受。2、都市游，城市繁华的商业街，丰富多彩的生活对农村居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享受一下都市优越的商务与购物环境以及先进的服务设施是很多农村居民的向往"充分发挥大中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作用，强化其旅游观光功能，以满足农村居民出游的消费需求。3、致富考察游，农民急于吸收外地农村的致富经验，他们外出旅游的目的就是寻找致富经"鉴于此，可推出样板农村、明星乡镇企业、高产出副业等项目，以满足农民这种急切的“致富欲”开发的农村居民旅游产品需要尽量做到减少产品附加值，吸引农村居民的购买。开发和旅游线路的组合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民消费水平和旅游活动类型，降低成本和价格。

（三）提高服务质量，培养专业导游

目前，我国农村基本没有旅游业务机构，旅行社在农村旅游市场的销售还是一项空白。由于担心费用问题，农民很少依靠旅行社和导游的服务，这就导致农村居民出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由于对旅游目的地的不了解，很有可能上当受骗，从而影响了整个行程的质量和体验。旅游服务机构链要向下延伸，如在县城及重点乡镇设立分支机构

或者旅游业务代办点；工作人员不能心存偏见，要做到耐心周到，旅游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净化旅游市场环境，杜绝针对农村居民旅游者的欺客和宰客行为。目前，国内导游基本是为城镇居民服务的，针对农村居民的专业性导游缺乏，应当培养一批服务农民旅游者的专业导游队伍，学习了解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乡镇企业经营等方面经验，改变过去对农村和农民的看法。

（四）树立旅游观念

人们外出旅游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有足够的金钱和闲暇的时间及出游的动机。因此，在提高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同时，还必须引导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培养农村居民的旅游意识，从而激发农村居民的出游动机。农村居民出游动机并非绝对由经济收入的高低决定的。因为，旅游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旅游需求是一种高层次的满足人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的消费，从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审美需求。根据世界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居民将普遍产生国内旅游动机。但在目前中国农村人均GDP尚未达到l000美元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外出旅游的动机是不能单纯靠经济因素来调动的。

（五）不断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培养和提高农民文明意识和现代素质的重要途径，成为推进农村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新动力。乡村旅游不仅使城市居民更多的了解农村同时也为农村居民了解外面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外来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农村居民，成为农村居民外出旅游的一个外在拉动力，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也是为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奠定了基础。

结束语：农村居民旅游市场的开发潜力巨大，随着农民收入的逐步提高，其市场需求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政府和旅游部门应当重视这一市场的发展，提出更多的惠农旅游政策，同时市场开发也要考虑这一群体目前的需求，推出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

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徐海军,黄震方,侯兵.基于扩大内需的中国农村居民旅游市场开发研究[j].2010,3.

新农村居民 篇11

省统计局日前公布的资料显示，2011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97.48元，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9371.73元。城乡居民收入的对比，缩小到2.87:1，实现自2003年以来首次降到3以内的目标。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

调查数据显示，受务工工资水平提高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双轮驱动”，今年一季度，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258.6元，同比增长16.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11.2%;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910.9元，同比增长1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7%。

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今年首季，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742.7元，同比增长16.9%，拉动现金收入增长9.0个百分点，贡献率56.2%。统计专家分析，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广东省再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部分企业招工难推高工资水平。

同时，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还受益广东“双转移”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广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珠三角地区部分制造业逐步转向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使得农村劳动力在本地就业的机会大增。据测算，一季度外出农民工月均工资达到1924.9元，较上年同期提高15.3%;本地非农务工比重提高1.9个百分点，本乡地域内务工收入增长18.3%。

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较快增长。一季度，广东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现金收入981.9元，同比增长19.2%，拉动现金收入增长5.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35.3%。其中得益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出售农产品数量的增加，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现金收入增长18.3%。

城镇居民收入一季度比增14.4%

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4.86元，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增幅较上年提高3.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0.5个百分点。人均消费性支出5820.97元，同比增长12.2%，增幅较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2%。

受2011年广东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再次提高和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等政策促进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带来的翘尾影响以及个税起征点调高，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人数增多和个体工商户税收优惠政策扶持效应等多重因素影响，一季度，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9725.61元，同比增长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