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水关系浅析

2024-06-10

鱼水关系浅析（共6篇）

鱼水关系浅析篇1

谈谈“鱼水关系”

一说到“鱼水关系”，大家自然就联想到党群干群关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这就一语道破了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之真谛。

其实“鱼水关系”在孔夫子的《论语中》早有所述。如，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其内涵是以此教育君王要施仁政，得道才能多助，要懂得民心所向。对于政治来讲，要想成功的治理国家需要什么？答案是得民心，若想得民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施仁政，善待国民。

在唐朝初年，魏征在上疏唐太宗中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这个意思要比李世民说的“水可载舟，水可覆舟”更为深刻。覆舟和载舟是说如何保证老百姓永远是“载舟之水”，而不要成为“覆舟之水”，而“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则进一步说明，统治者不能离开老百姓，离开老百姓的皇帝必是亡国之君；而王朝更替，天下易姓，老百姓仍然是老百姓。一句话，统治者不能离开老百姓，而老百姓却并不依赖统治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就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上面阐述了统治者个人与老百姓的关系。作为执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即任何政党及个人，无论其能量多大、本领多大，都不可能超越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人常喜欢用拿破仑的狂言：“一支由狮子指挥的老鼠军队，比一支由老鼠指挥的狮子军队要好得多。”来眩耀政党及个人的权威统治，殊不知拿破伦的话意只能说明谁更适合担任统帅，但如果没有士兵，任何统帅都只能是孤家寡人。唐代诗人刘长卿的《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云：“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统帅的力量在于士兵，士兵越多越有力量。没有士兵的统帅，只能徒有其名。没有士兵的统帅，其力量还不如一名手握武器的普通士兵，说得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政党取得执政权后，都要扩大执政的群众资源，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列宁曾指出：“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这是对党执政后干群关系的阐释。

要做到党群关系如同鱼水关系，则是打江山时容易坐江山时就难，也就是共苦容易同甘难。在共产党“打天下”的革命战争年代，衣食住行、行军打仗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援，群众也明白共产党及其队伍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的政党和子弟兵，自然舍生忘死地坚决拥护与支持。进城了、掌权了，一些官员就忘了“延安精神”，忘了是老百姓的簇拥才使自己登上了权力的台阶，手中的权力也是来自于人民。正如有的群众所说：“过去干部对群众是又扫院子又挑水，大爷大娘不离嘴；现在是吃白了，养胖了，把大爷大娘全忘了”。正是因为如此，从毛主席到习总书记历任党的领导人都反复告诫全党：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鱼水关系是党群关系的根基，背离它党将无法生存。然而，要使党保持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说之容易做之难，特别是持之以恒难。笔者认为要永保党群鱼水关系必须做好三方面工作：首先要密切联系群众，充分接“地气”，把自己始终融入群众之中；其二要过好权利关，真正落实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允许公权私用。要体现党没有自身私利，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因而要废除一切不合理的特权；其三要做到与人民同甘共苦，休戚与共；

过去党提出的“三同”，即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起到了很好地密切联系群众的促进作用，还得继续发扬光大。针对时下的一些弊端，要与时俱进地融入新时代的元素。因而笔者提出了“新三同”的设想，以供大家参考。即：同改革进退；同利益悠关；同荣辱与共；下面分别阐述如下：

一、同改革进退

改革开放是我党在新时期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涵，是党领引全国人民圆“中国梦”不二的选择。今天改革的市场就如同昔日的战场，党员干部及官员群体理应率先垂范地身体力行为群众做出榜样，毫不犹豫身先士卒地投入到改革洪流中去。可是，面对当今社会最大的两大民生领域的改革，即在养老社保和住房市场的改革中，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与公务员群体不但没有起好的表率作用，而是把民众推入改革市场20多年后，自己仍然一头拿着市场经济的高工资，另一端又享受着计划经济的高福利待遇，与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极不相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改革玩弄于股掌之中，有利益与群众博亦时毫不犹豫地把群众“改革掉”，当自身利益涉及在改革中时，改革就成了永无休止的“讨论会”，方案探讨、顶层设计可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其中社会反响最大的就是在对待两大“双轨制”的问题上：一是养老金“双轨制”；处于计划经济年代，由于薪金制度是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相当于工作人员在职时已将一部分工资预交了国家，而国家则承担其养老退休金、免费医疗、子女半价学费和医疗费报销（若夫妻双方都为国有身份工作人员则可全报）及提供极低廉的公租房等福利。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冲击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劳动保险制度。为平衡不同企业的退休费用负担，广东等地开始试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随着企业用工制度和工资福利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社会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从此企业员工的养老保险即被纳入了社会保险之路。本来与企业员工具有相同国有身份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应一起纳入养老社保的，可是掌握权力与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群体，担心自己今后的养老金会在改革中受损，迟迟不愿进行改革。直到今天还找各种“理由”搪塞将养老社保改革拒之自己门外，造成十分不好地社会负面影响。如今养老金“双轨制”问题已发酵上升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官员们已很难找出任何理由置之不理。于是上面所述说的“讨论会”就没完没了地开起来了。笔者认为：目前此事想回避采取拖延的办法是躲不过去的，一定要破僵局才能主动。是否先以企业社保个人比例标准开征公务员的应缴存社保金？并以此作突破口开展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工作。理由是：企业下岗员工都得从自己的饭钱里抠出来交社保，你公务员拿着高工资享受高福利，不交一分钱社保咋说都说不过去呀，这不把改革当成了免费的午餐吗？你们已经错了20多年了，现在只有马上主动纠错，才可能赢得群众的谅解。否则，肯定免不了一场“地震”。二是住房的“双轨制”；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该文件宣布全国城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全面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同时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从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公房福利分配制度寿终正寝，商品化住房制度拉开了序幕，国人正式进入了住房市场化时代。然而，1999年8月16日中办、国办下发了一份编号为“厅字[1999]10号”的文件，转发了建设部等部门制定的《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份文件第十八条有三款：“⒈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宅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⒉有建房土地或对拥有产权的危旧住宅小区进行改建的单位，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经有关部门批准，近期可利用本单位现有土地自建住房，按不低于同等地段经济适用房价值向本单位职工出售。⒊支持职工购买北京市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提供的经济适用住房。”随后上行下效，各地方政府都掀起了为公务员集资建房及售经适房的热潮，加上公务员内部福利分房“潜规则”的延续，这住房“双轨制”一下就把官员与民众分隔为“新旧社会两重天”，老百姓立刻就成了市场高房价的独自承受者。官员群体则一手拿着市场经济的高工资，同时又享受着计划经济年代的住房福利制度，好不悠哉啊。

从上述影响我国民生最广最泛的两件大事可看出，面对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政府官员群体理应带领群众在改革中冲锋陷阵攻坚克难，在改革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但他们根本没这样做，不仅没当改革大军的“领头羊”，而是把无领队的群众队伍推出去自己都没尾随，跟咱老百姓都不在一条战壕里。说得好听点是不与群众同为一战壕的战友，说难听些即是当了改革战场上的逃兵。这样哪还有党群鱼水关系呢？所以要想取信于民，我们的官员须马上废止两大“双轨制”，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处身涉地的为他们着想，立刻将自己投身到改革的大潮中来。只有与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改革进退，才能完成恢复党群鱼水关系第一大要务的工作。

二、同利益悠关

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党与人民必须是利益共同体。根据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因此限制公权废除不合理的特权是新时代鱼水关系的必要条件。这些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公权私用泛滥、特权范围失控。有的网友说得好：“住洋房、吃海鲜、买高档礼物，领导根本不管单位还有多少钱，只管叫我签单开票。往往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有的经济发达的地市要100万元以上，这只是职务消费的基本数额。这一级的副职一般至少配三辆车：轿车、越野车、商务车，加上公车私用等，仅领导用车的浪费就非常惊人。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名目繁多：手机及话费、差旅费、公车及燃油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等，数额越来越大，超标换车，违规买房，一餐吃几万元都不在话下。有的干部私人请客或家人聚会，都会拿发票到单位报销。一位县委书记私下告诉记者，单靠财政这点钱，不可能有太多职务消费。他大致算了一笔账：仅春节一次，近百个县直单位多数会有孝敬，富单位一万两万，穷单位三千五千，加上金融、电信等企业，总数不会低于一两百万元，如果再算其他节假日和婚丧嫁娶活动，特别是动干部帮人办事，即使不去主动腐败，一年下来也数目可观。因此，干部的奢侈消费更多来自这些灰色收入”。人民日报微评说得好“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百万以上，令人错愕。职务消费本无原罪，但是，如果把吃喝玩乐理解为权力福利，把消费异化为铺张浪费，就瓦解了职务消费的正当性。如果“只花不拿，纪律不查”成为潜规则，职务消费就会沦为腐败黑洞。该管管“不落腰包的腐败”了！”对于既成事实的普遍现象，这一切都是特权惹的“祸”。把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财政税收以及其他公款经这么一糟蹋，哪还有钱用于民生领域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滋生了腐败的土壤，促长了腐败风气的蔓延。党中央要求：“要想人民过好日子，官员必须过紧日子。”非常贴切到位，深受人民拥护。所以，党与群众同利益悠关，废除不合理的特权制度，是恢复党群鱼水关系的重要前提。

三、同荣辱与共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艰难困苦的环境走出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她与群众荣辱与共：党和群众荣辱紧密相连，真正做到了一荣共荣、一损俱损。才会使党和群众密不可分，才会得到群众全力支持，最终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然而在今天，我们一些党的干部早不把群众放在心上，一心只想踏着群众的肩膀往上爬。随之而来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及派生出的高房价，还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都接踵而来。究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员与群众的荣辱观是脱节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官员的升迁进嚼是其最大的荣耀，根据过去干部考核的一些标准，官员们的升迁只与所谓一些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及催生的GDP增速挂钩，与百姓生活好不好，幸福指数高不高等民生问题不甚相干。这势必容易造成官员与百姓的荣辱感观反向，那还从何谈党群鱼水关系呢？所以，只有从干部考核指标上重新定位，将老百姓的生活好坏及幸福指数等民生指标放在考核干部的重要位置，才能促使官民同荣辱与共，才能重现党群鱼水关系。

目前我们的党群关系已十分严峻，很多地方的党群关系从原来的“鱼水关系”褪化到了“蛙水关系”，有的地方还滑向了“油水关系”。因此，再塑党群干群“鱼水关系”要靠改革，要拓展党执政的群众认同资源和阶级基础，使“蛙水关系”升华为“鱼水关系”，止住其滑向“油水关系”是当务之急之举措，也是正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内涵。首先，要对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提升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自觉性。对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观内涵作出新的界定，党员领导干部唯有在世界观和思想深处重新认识新型“鱼水关系”的重要性，才会自觉克服“蛙水关系”，清除“油水关系”，才能构建“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筑牢我党的执政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推进干部制度特别是分配体制改革及健全相关机制，增强社会的公平公正度，提高和扩大人民群众在选人用人上的话语权，解决利益分配不公问题。以制度和体制威力来构建新的干群“鱼水关系”、“血肉关系”，为党执政提供永固的群众资源。“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话与“载舟覆舟，所遗深慎”的道理是相通的。党员干部要真正做到亲民、爱民、为民，必须正确处理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生存之本。真正做到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做到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时刻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心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才能在人民群众这片沃土上扎根、成长、壮大，在群众这片源泉中滋润成长。

鱼水关系浅析篇2

中国长期以来都把军队与社会看作是一种鱼水关系,军民一家、军民鱼水关系也常常形容于各期刊杂志,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不是过于简单了,所谓鱼水关系是我们良好的期许还是真的即使在物质关系上也还存在?军民之间是否也存在竞争关系?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政权,而是由文人政府掌握着治理权,文人政府与民众的日常交往行为更多,如果治理共同体和民间社会之间存在着鱼水关系,比较而言,文人政府似乎更有优势,鱼水关系应该发生于文人政府和民众之间,文—民之间是不是鱼水关系或者更接近于鱼水关系?本文即旨在寻求对此问题的回答。

一、研究假设

本文假设整个社会存在着两大部门:治理共同体和市民社会,治理共同体即通常所称的国家。国家由两大部门构成:文官部门和武装部门即政府和军队。两大部门共同构成治理共同体,并与社会发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如何衡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财产、物质关系为社会最为本质的关系,因此,对于各个部门来说这种关系用公共支出来衡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鉴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整个社会完全由治理共同体主导,即一种威权主义国家,共同体除对国家的运作和维持外,也还必须要维持社会体系的存在,保持对社会的开支,所以,公共开支总的看可以分为国家支出和非国家支出即社会支出两大部分。国家支出包括对文官部门的行政支出和对军人部门的国防支出。社会支出包括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等支出。我们假设资源有限即总开支是有限的,那么,各类开支之间应该为替代关系:一类开支增加可能会造成另一类开支的减少。因为这些开支是各个部门的开支,那么如果存在替代关系,这些部门无论表面上关系多么亲近,它们在事实上都是竞争关系。并且,一旦存在开支上的竞争关系,这些部门行动者会实施竞争性行为,我们假定各部门都有汲取公共资源的能力,并最大化地汲取公共资源,直到它们的权力受到限制或者行动策略受到阻碍为止。又由于各部门支出不是一种可以自由交换的经济要素,而是政治选择、政治决策的结果[1～2]。在短期内,政策或者政治因素的作用也可能会使某两项或者某几项开支同时增长,但如果长期地看,必定会有其他部门开支下降,即形成替代关系。因此,军人部门与市民社会应该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替代关系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 国防优先。

公共支出由治理共同体安排,武装部门又是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部门之一,出于治理者私性,对武装部门的支出即国防支出会被优先考虑。并且如果出现政治决策强调以国防为重心的情况,替代方向就会变成国防支出替代社会支出。

2. 社会优先。

由于政治决策的影响,优先发展社会而牺牲国防支出,替代方向为社会支出替代国防支出。无论以上哪种情况,国防支出和社会支出都是替代关系,武装部门与市民社会都是竞争关系而不是鱼水关系。因此,综合以上,我们可以提出一对假设:H0:长期地看,正如人们惯常认为的那样,国防开支与社会开支之间并无替代,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保持着鱼水关系。H1:长期地看,作为国家开支的国防支出与作为非国家开支的社会开支之间是替代关系,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为竞争关系。其次,由于中国并非军人掌握政权,军人部门并不与民众发生直接的日常关系,治理权由文人政府掌握,文人比军人更接近民众,如果治理共同体与民间社会存在鱼水关系,这种关系更有可能发生于文—民之间。于是我们又可以提出另一对假设:H10:长期地看,由于总开支总是有限的,文人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文人部门和民间社会同样也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H11:长期地看,由于是文人掌权,文人政府长期与大众社会交往,比军人更易接近民间社会,鱼水关系可能发生在文民之间。

二、文献回顾

鲁塞特(Russett)提出与“谁从国防支出中受益?”相反的问题:“谁为国防付费?”当国防支出增长,哪种公共和私人支出被降低了或是不能维持以前的增长率了[3]?由此,开创了国防支出与其他非国防支出替代关系的实证研究。他1969年的文章表明国防支出和社会类支出中的福利支出无替代关系。1982年他又进一步修正了1969年的观点,认为国防支出和其他两项社会支出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也没有替代关系[1]。凯瑟琳·佩罗夫和玛格丽特·波多拉克—沃伦(Kathleen Peroff and Margaret Podolak-Warren),从四个不同的层次检验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的替代关系:(1)国防新项目开支和健康总支出的替代关系;(2)国防新项目开支与联邦级别的健康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3)国防支出和联邦健康研究及发展支出间的替代关系;(4)国防和私人健康医疗设施和技术投资之间的替代关系。结果表明国防预算与联邦健康支出没有替代关系[4]。罗伯特·E.卢尼和P.C弗雷德里克森(Robert E.Looney and P.C Frederiksen)早期的文献中,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检验表明拉美国家国防支出与非国防支出的具体类别的替代关系并不一致,存在着多种类型[5]。委内瑞拉国防支出和非国防支出项目中的公共服务支出、社会安全—福利支出、住房支出。巴西国防支出和住房支出、社区服务支出存在替代关系,无支出项目与国防支出存在正向关系;阿根廷国防支出与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存在替代关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们对12个中东、北非、地中海国家也作了实证研究,研究目的同样也是看,这些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部门受益伴随着另外一个部门受损的情况。研究结果认为,国防支出高的国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并无替代关系,反而还会随之上升;国防支出低的国家,健康支出并没有受损,但是如果国防预算支出升高,健康预算支出很可能被升高的国防支出削减[6]。杰弗里·哈里斯、马克·凯利和普拉诺沃(Geoffrey Harris,Mark Kelly and Pranowo)在希克斯和库比希(Hicks and Kubisch)的数据的基础上,对亚洲12个国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在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上不存在替代关系。12个国家中,只有尼泊尔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印尼、印度、新加坡在国防开支和健康支出上存在替代关系,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国防开支和教育开支、健康开支之间同时存在替代关系[7]。皮特·赫斯、布伦丹·慕兰(Peter Hess and Brendan Mullan)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关系检验中,分别用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发现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没有竞争关系[8]。并且在控制了国民收入变量和国外援助变量后,发现国防支出高的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倾向于升高。亚历克斯·明茨(Alex Mintz)将检验的对象作了颠倒。一般的检验是检验总的国防支出和具体的社会支出比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而他检验总的社会支出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军事人事支出、军事采购支出、运转和维持费用支出、军事研发之间的替代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在长期时段中,具体的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9]。

达贝尔克和麦考米克(Dabelko and Mc Cormick)检验了国防支出对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认为国防的机会成本对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都存在[10],即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为替代关系。威廉K.多姆克、理查德C.艾肯伯格和凯瑟琳·M.凯莱赫(William K.Domke,Richard C.Eichenberg and Catherine·M.Kelleher)以政治决策的时间类型将替代关系分为三种时期中的替代关系:长时期、短期以及不连续决策点。三人使用了联立方程组模型,并建立一个由三个方程组成的联立方程组,估计技术上采用了最复杂的估计技术———三阶段最小二乘。他们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技术检验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支出的长时期中的替代关系,变量指标为各项支出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检验证明:长时期中,国防支出和福利支出(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存在替代关系[11]。萨德特·德格(Saadet Deger)采集了50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对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的替代关系作了检验。他分别建立增长率方程、国民储蓄率方程、教育支出方程、国防支出方程四个方程,然后进行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国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每提高1%,教育支出相应地降低0.8327%[12]。博比·E.阿波斯托拉基斯(Bobby E.Apostolakis)对美洲19个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军事支出和健康支出之间(四个国家例外)、和教育支出之间(一个国家例外)、和社会安全福利之间(六个国家例外)存在替代关系[2]。朱利德·伊尔迪里姆和塞拉米·赛兹京(Jülide Yildirim and Selami Sezgin),采集了1924—1996年土耳其各项支出增长率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修改了鲁塞特(1982)的变量和模型并增加了一个军事支出方程,检验结果发现:国防支出和福利类的支出之间有替代关系,但是在它的子项目上即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国防支出与健康支出之间是替代关系,与教育支出无替代关系[13]。奥努尔·厄兹索伊(Onur zsoy)使用土耳其1925—1998年的数据分析了国防支出和教育、健康支出之间的关系。他使用OLS估计的检验结果为: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为替代关系[14]。中文文献中,刘思琦、胡冰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国防支出与教育支出进行过检验,使用的数据为1953—2009年的国防支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两人的检验结果表明: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之间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二者是替代关系[15]。

然而从以上不难看出,这些文献都只是探究国防支出与社会支出的各项诸如健康支出、教育支出、福利支出等支出项类的关系,而没有把国防支出与作为社会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更没有把这对关系放置于与其他支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真正揭示出各支出所代表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门在支出关系中的政治地位,研究均缺少政治学的分析。亚历克斯·明茨的验证,虽更近一步,但也只是验证社会支出整体与具体的国防支出各项而不是与国防支出整体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变量和模型

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为1950—2006年中央政府按照功能类型分类的财政支出数据,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8》。分析使用的软件为stata 11。

变量。本文使用各类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表示,理由有两点:(1)用各类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表示变量,可以防止绝对量数据本身的不公正。(2)国防开支仅在国防政府(后勤部门)和文人政府(财政部)之间秘密商定,然后交由人大通过,社会支出各项则是直接由财政部做出,然后交由人大通过,财政项目支出的分配都是在官僚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包括社会部门在内的各个部门都在既定的预算收入范围内展开支出分配的竞争,所以,在财政制度内考虑国家支出之以及和社会支出的关系,可能更准确地反映军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比重变量,分子和分母虽都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不予考虑也不影响数值的公正性,因此经济增长率不予考虑。但财政收入由于是作为比重数值的分母能直接影响数值,因此,本文引入财政收入增长率变量。

模型。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中,理论模型主要有两种:单方程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模型。从阅读的文献看,大部分使用的是单方程模型,阿波斯托拉基斯在其文献综述中也说明了这一点[2]。鲁塞特最初研究这一问题时,使用的是单方程的线性回归,后来在他1982年的文章中,他建立了分别以教育支出增长率和健康支出增长率为因变量的两个线性方程。哈里斯、凯利和普拉诺沃,在研究教育支出和国防支出之间关系时,使用的是单方程模型:E/CGE=a+bD/CGE+c GDP(E是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CGE是中央政府支出;a是常数项;b是国防系数;D是中央政府国防支出;c是GDP增长率的系数,GDP代表GDP每年的增长率)[7]。多姆克、艾肯伯格和凯莱赫使用的是三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模型,估计技术为三阶段最小二乘。大卫·戴维斯和陈士骏建立了5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其中两个方程用于检验军事支出的间接影响,其使用的估计技术也是三阶段最小二乘。奥努尔·厄兹索伊使用的理论模型为:YI=α0-α1X1I+α2X2I+α3X3I+εI[I=1、2、3……](YI=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α0=截距项;X1=国防支出占GNP的比重;X2=健康支出占GNP的比重;X3=年实际人均收入百分比变动;ε=随机扰动项)。伊尔迪里姆和赛兹京分别以教育支出增长率、健康支出增长率、国防支出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建立了三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模型[13]:

GRED为教育支出增长率;GRHE为健康支出增长率;GRMX为国防支出增长率;GRTX为税收增长率;GRED是初中入学增长率;GRY是GDP增长率;DUM为虚拟变量;e为随机扰动项;n为迟滞期。萨德特·德格[12],赵黎明、陈炳福[16]等人使用的也是联立方程模型。考虑到财政支出本身是个加总变量,它除国防支出和行政支出还涉及经济建设费用支出、社会文教福利以及其他各项支出,并且这些支出所构成的各自的占比可能同时与其他多个因变量和自变量相关,因此,在模型上,我们认为联立方程模型和似不相关估计是合适的。加上联立方程模型擅长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和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考虑建立联立方程组。联立方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17]:

yg为(T×1)向量,Xg为T×Kg矩阵,βg为(1×Kg)向量。

将公式展开并以各项支出赋予变量并加入虚拟变量,可建立方程组

公式中:PED为科学、文教、社会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的占比,简化概称为社会文教类支出;PEC为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DE为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PAD为行政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GFR为财政收入增长率;D0为虚拟变量,表示两大战略:“国防优先”、“社会优先”,D0=0表示“国防优先”的年份,D0=1表示“社会优先”。1978年以前国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基本都在18%左右,但1978年后国防支出持续下降,甚至出现不正常的萎缩[18]。因此,本文以1978年为界。μ为随机扰动项。

四、假设检验

本文对1950—2006年数据用上述的三个方程并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分析,结果列于下页表(见下页表1)的三个纵列模型中: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Z统计值。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PED模型中,即第二个模型中,社会支出与国防支出存在着负相关,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从长期看社会支出和国防类支出之间为替代关系,即军人部门与社会部门在财政支出游戏中是激烈的竞争关系,而非鱼水关系。因此,可以拒绝H0假设,H1假设成立。

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是替代关系,社会部门和经济建设部门同样为竞争关系,但是与国防支出相比替代性较低,因此,国防支出不但与社会支出是替代关系而且还是社会支出的主要替代者,也就是说军人部门与民众社会不但不存在鱼水关系,相反竞争还最为激烈。在PED模型中,社会支出与行政支出为正相关,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部门与行政部门并非竞争关系而是共同进退,相对于军民关系来说,文—民之间更可能是鱼水关系。由此,可以拒绝H10假设,H11假设成立。

五、讨论

本文的检验证明,长期地看,军民之间并不存在鱼水关系而是相反存在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可能存在于文—民关系中而不是军民关系中,军—民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

社会支出与战略变量呈正相关,并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随着战略变迁为社会优先战略,社会部门的确会从中受益。但本文的模型中并没有反映出战略变迁是否与国防支出呈负相关,即出现一种使社会部门受益而使军人部门受损的情况,倘若如此,本文可以推论认为战略变迁会成为拉大军民鸿沟而使军民之间离鱼水关系越来越远。但各模型并未反映出这一点,因此,本文尚未找到什么因素会影响军民之间拉大竞争关系或者降低竞争强度去趋向于鱼水关系,本文的结论只限于战略变迁会有利于社会部门。

财政收入增长率在表1中,与经济建设费用支出、行政支出呈正相关关系,且非常显著,能通过1%的显著检验;但与社会文教支出呈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财政收入的增长长期地看会带来行政支出的增长,但会带来社会支出的相对下降。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率会拉开行政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差距,可能是支出性地破坏文—民鱼水关系的因素。然而,囿于模型所限,我们尚不知财政支出增长会拉大军民之间的竞争关系还是促进军民之间朝鱼水关系的方向发展。

讨论至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结论所带来的启示。如果从物质关系层面看,军民关系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是简单的鱼水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对于这种关系,我们已经不能盲目乐观,以鱼水关系自欺欺人,而需要认真对待。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对社会的投入正在大幅度增加;随着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军事压力也在增加,加快军队力量建设、加大对军队的投入,建设一支能保障国家崛起成果的军队也是迫在眉睫。而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如何使军队支出和社会支出互益而不是互斥并在实质上形成军民鱼水关系,是我们今后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摘要：习惯所认为的军民鱼水关系在实质的物质关系上并不存在,军民之间是竞争关系。与军民关系相比,鱼水关系反而更有可能存在于文人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物质关系层面,军民关系的亲近程度低于文民关系。对此,我们需要正视这一问题,不能再盲目乐观,而是要真正建设良好的军民关系。

鱼水关系与蛙水关系篇3

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区流传着这样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那时，干部不论是做地方工作的，还是做军事工作的，都能遵照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意旨，头戴草帽，肩负背包，深入群众之中，和老百姓同睡一铺炕，同吃一锅饭。共产党，就是凭着这种“鱼水关系”，把成千上万干部与亿万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披荆斩棘，用“小米加步枪”，把“飞机加大炮”的八百万蒋军打败。由此可见，“鱼水关系”的力量有多大！

然而，如古人云“时位移人”。得天下之后，有些干部，身为“鱼”，却不愿意继续生活在“水”中了，特别是在见到各种利益的时候，便像青蛙似的从水下浮到水面，或者索性跳到岸上，与“民”争“食”。有的“出则前呼后拥，警车开道；住则豪华宾馆，服务配套；食则山珍海味，烟酒全报；回则土特产品，大包小包”。正如邓小平1979年11月所说：“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脫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8页）现代化还没有实现，但有些公仆的衣食住行早已步入了现代化，其消费水平比起发达国家上层则有过之无不及。干群间的鱼水关系有嬗变为蛙水关系的危险。

有少数干部长期离“水”而栖，胃口越来越大，对权力、金钱、美女、豪宅等等来者不拒，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有一副对联说得很到位：“一张薄嘴，说尽仁义道德，品够山珍海味，酸、甜、麻、辣、烫，易牙主理；二块肥臀，稳坐八抬大轿，攫取金银珠宝，红、黄、白、黑、绿，和珅遗风。”这些民谣民谚凸显干群关系的严重对立，引人深思。

学习宋鱼水事迹有感篇4

在这纪念雷锋同志之际，我着意搜集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优秀党员事迹。宋鱼水，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多次听到过有关她的报道，一直想更加全面详细地了解她。在认真学习了人民法官宋鱼水的事迹后，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涤荡。

宋鱼水是谁，她是北京市海淀法院民五庭（知识产权庭）庭长。在民事审判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她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这些年以来，共审理各类案件1000余件，年结案数位居同庭室前列，高质量地审理了200余件重大、疑难、新类型案件，因工作业绩突出，曾先后荣立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两次，获得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官”、全国“十行百佳”妇女、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模范法官”等荣誉称号，并被最高法院授予“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当选“中国法官十杰”，获得“金法槌”奖。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在这条闪闪发光的人生轨迹中，体现着宋鱼水不懈的人生追求。她把党的宗旨、法律的尊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和谐时刻铭记在心，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一个可信、可亲、可敬、可学的榜样。

她爱岗敬业，公正执法，作为一名法官，宋鱼水牢记使命，始终遵守公正执法的职业准则。无论案件大小，不管当事人的穷与富，她一律平等对待，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尊严，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她心系百姓，情系社会，把自己的工作与维护社会稳定紧密相连，千方百计做好解开当事人心结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在她审理的案件中，70％是调解结案，充分展现了她调解纠纷的耐心态度

和高超能力。从她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大局观、全局观，看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优秀共产党人身上的体现。她清正廉洁，尽职尽责，办案10余年，宋鱼水没有一件裁判不公，也没有一件被投诉或举报。她没有收过当事人一件礼品，更没有办过一件人情案。谈起宋鱼水的清廉，海淀法院的周继军院长语气肯定地说“宋鱼水这人，我敢打保票”。她注重修养，不断进取。她带领同事钻研业务，努力争当专家型法官。从经济审判到知识产权审判，她虚心求教，勤奋学习，很快熟悉新的领域。宋鱼水和同事们运用精湛的法律知识做出的一系列判决，在社会上营造了尊重知识、鼓励创造的氛围。从她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身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迫切愿望。

我们学习宋鱼水，就是要学习她身上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学习她爱岗敬业、勤奋工作的品质。共产党员既要有远大的理想，又要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崇高的理想、先进的理念只有融入平凡的工作中，才能展现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立足岗位，积极有为。

学习她胸怀全局、心系社会的情怀。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学习她勤奋学习、与时俱进的精神。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新的形势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圆满完成党和人民的重托。

干群鱼水情,“双联”暖人心篇5

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双联”活动是我区开展新时期人大工作、不断增强人大履职能力、提升人大工作水平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人大密切联系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区，确保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活动开展以来，火星街道工委积极响应区人大常委会的号召，紧紧围绕怎样让“双联”活动真正能够联得起来、联得到位、联得有实效的整体思路，精心组织，扎实布署，确保“双联”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健康有序开展。

一、加强领导，明确分工，确保“双联”工作扎实有效开展。街道工委成立有专门的领导班子,明确一名副书记为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组员的“双联”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街道“双联”活动的筹划、组织和协调。建立并不断完善“双联”工作目标、方案、管理责任体系,每年将“双联”工作目标、方案、管理内容纳入街道责任目标考核内容。同时,建立和不断完善调查研究制度、例会活动日制度、督查制度等工作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我街“双联”活动的深入开展。

二、围绕科学发展开展“双联”活动，聚集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火星是一个综合开发小区，居民生活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经济总量在全区排名靠后，工作压力大。为此，街道工委把“创业富民”活动做为“双联”工作的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街道实际，大胆解放思想，努力创新，积极致力于火星“二次开发”：一是火星塑料

厂先行启动。二是推进省电信项目的开发启动。三是加快省土畜、省外包、市建十四的项目包装和改造，以推进项目建设。四是加快金泉酒店、新族凤凰城的二次招商，尽快让楼宇产生效益。

三、强化服务,为推进困难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长沙环卫机械厂是湖南省专用汽车的发源地，是建设部定点生产环卫汽车的骨干厂家。然而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急需200万元的流动资金，以平稳渡过生产复苏期。得知这一情况后，街道工委“双联”工作领导小组多方协调，组织力量，通过座谈、考察等形式，搭建各种平台，做好环卫机械厂与全市各主要商业银行的服务对接，以实现企业的资金注入。同时，街道还主动创新服务，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环卫机械厂进行技术改造，切实帮助其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经济增长点。

四、人大代表促富民，创业基金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广阔的就业平台。

火星街道月桂社区下岗失业人员多、困难家庭多、老弱病残多，人大代表向志辉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方筹措，募集资金近5万元，做为下岗失业人员项目启动基金和就业培训专项基金，通过对金可穗家政公司赠送电脑、为庄必金小店策划管理方案、为刘国良公司提供就业培训等一系列帮扶措施，充分的利用创业基金这一平台，有效的为4050人员和弱势群体拓宽就业渠道、增加致富机会，为构建文明、和谐月桂社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密切联系弱势群体，营造和谐社区环境，确保社会政治稳定。

社会救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区的中心环节之一，是街道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为密切干群关系，街道工委“双联”工作领导小组以“走出大厅、走进家庭”活动为契机，坚持以民为先、以人为本、以责为重的宗旨，深入各参联单位、各社区，实地走访低保家庭、困难群众。省残联周麦秋委员每年从残联工作经费中拿出部分经费慰问孤寡老人和下岗职工，同时与其他委员一齐自掏腰包为需要帮助的社区居民捐款捐物，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心连心鱼水情改篇6

鱼水情》

——霍邱永恒演艺公司“八一”慰问驻军文艺演出

策划人：刘启文

主办：县人民武装部

县委宣传部

县民政局

县双拥办

县武警消防大队

承办：霍邱永恒演艺礼仪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心连心鱼水情》慰问驻军演出活动策划方案

一、活动名称

《心连心鱼水情》霍邱永恒演艺礼仪有限公司“八一”慰问驻军文艺演出。

二、活动的创意及目的

85年前，嘹亮的军号声如同浩荡春雷，响彻中国大地，宣告了人民武装的诞生，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从此开始。85年的艰苦征程，85年的辉煌功勋，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谊深。一次次风吹浪打，一道道艰难险阻。军民团结一条心，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用鲜血筑成了共和国的不朽丰碑，共同铸造了人民的威武之师、常胜之师！

县委、县政府历来重视双拥工作，把双拥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三个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发展，使双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连续四届荣获“安徽省双拥模范县”称号。

霍邱永恒演艺是县内唯一一家拥有演出营业执照及演出许可证的演艺演出公司。值此建军85周年之际，为感谢霍邱驻军部队子弟兵长期以来对霍邱的改革、发展、稳定给予的巨大支持，对抵抗自然灾害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霍邱永恒演艺响应党和政府爱国拥军的号召，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双拥传统，推进全县社会化全民拥军活动的深入开展，利用本公司的演艺资源特举办本场《心连心鱼水情》迎“八一”专场文艺演出。本场演出所有费用有永恒演艺公司全部承担。

三、活动时间、地点

1、时间：2012年7月31日上午8时；

2、地点：县武警消防大队门前广场。

四、活动实施计划 1、7月29日前与主办部门落实与活动相关的所有筹备工作； 2、7月30日前落实节目； 3、7月30日下午搭好舞台，做好音响及其他设备的调试和演出前的所有保障工作。

五、活动议程

（一）开场式

1.县人武部部长——致辞； 2.永恒演艺公司总经理——讲话。

（二）节目表演（节目单附后）

（三）赠旗仪式

县人武部领导、县委宣传部领导向永恒演艺礼仪公司总经理赠送锦旗。

（四）合影

军地领导与永恒演艺公司领导及全体演员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