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法制史（共7篇）
国外法制史 篇1
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研究
当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课题，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因此，研究他国行之有效的反应机制及立法，分析其法制的优劣点，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制上有着现实和深远的借鉴意义。1国外突发公共卫生法制建设
1.1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
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系统主要是一个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和综合性的应急管理网络,实行垂直的三级管理制度，即联邦、州、地方三级。美国在预防与处理爆发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特色鲜明，强调及时交流各方面信息，与部门分工协作，依法对传染病患者采取隔离和检疫措施，并及时向公众发布公共防范信息，以防止传染病的蔓延。
美国早在 1950 年就制定的《灾害救助和紧急援助法》，这是美国第一个与应对突发事件有关的法律,从疫情的监测、预案的启动、疫情的处理等都做了完整的规定。而《公共卫生服务法》是关于防范传染病的最主要的法律，从明确严重传染病的界定程序、制定传染病控制条例、规定检疫官员的职责、对来自特定地区的人员和货物以及有关场所的检疫做出了详尽的规定，还对战争时期的特殊检疫进行了规范。此外还有《全国紧急状态法》、《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威胁防止和应急法》、《天花应急处理人员防护法》等等。对于突发性传染病提供了有力的应对措施，并且可以及时、准确地把灾难性的后果控制在最低限度。
1.2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
日本公共卫生体系是在“重预防”的指导思想下，有规划、有保障地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日本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坚持立法先行的理念，建立了完善的应急管理法律体系。日本的《灾害对策基本法》规定了一套较完整的应急制度，此外还制定了《日本灾害救助法》、《日本关于拨发灾害抚恤金等的法律》、《日本灾害者生活重建援助法》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的配套法律制度。其中，《灾害对策基本法》是日本防灾领域的基本大法，对防灾组织体系及其责任、防灾规划、灾害预防、灾害应急对策、灾后修复、财政金融处置措施等事项做了明确规定，有效提高了日本整体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而对于大
规模传染病的预防、处理、治疗及紧急应对方面的法律主要是1998年10月制定的《关于感染症预防及感染症患者医疗的法律》和1951年颁布并经过多次修改的《检疫法》。这些法律规定了国家、地方政府及国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明确的义务和责任。
1.3俄罗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
俄罗斯在保障公民身体健康和良好工作环境、预防和防止大规模流行病传播等公共卫生方面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国家之一。1999年俄罗斯立法机构等通过了《联邦公民流行病防疫法》（以下简称为《防疫法》）为俄罗斯公民实现健康保障和良好环境提供了法律依据。《防疫法》明确规定了公民流行病防疫的基本原则、具体防范措施、联邦卫生防疫局的职能、政府在卫生流行病方面的调解作用以及违犯《防疫法》应负的法律责任。《防疫法》规定的防治流行病大规模爆发的基本原则是：根据流行病的传播状况和预告、预防和预测可能出现的变化；制定统一的卫生防疫计划和具体措施；加强对交通工具、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的卫生防疫检查；必要时制定和实施流行病防疫联邦专项计划；加强流行病防疫宣传工作；要求公民、企业、机关和法人团体严格遵守和执行卫生防疫措施；紧急组织科研机构对流行病的病原和机理进行科学研究；坚决执行国家财政预算保障防范措施[6]。
1.4 韩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
韩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主要侧重传染病的相关方面。韩国有关传染病的主要立法是《传染病预防法》，此外韩国还对某些危害严重的传染病进行专项立法加以防治。主要包括《传染病预防法》、《后天性免疫系统缺失症预防法》、《寄生虫病预防法》等，每部法律包括各自的执行令和实施细则。此外涉及到传染病的各方面都进行积极立法，使全社会对传染病的防治统一协调起来。除直接涉及传染病的法律之外，还有40多部其他法律都与传染病有关，比如《检疫法》等。
2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制建设的共同特征
虽然国外的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制度也是随着一些传染病的出现而建立的，但也充分体现出国外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视，大凡在法制良好的国家，都应该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1法律制度明确、体制健全
这些国家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处理的立法级别高，都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颁布，具有权威性。而且大部分的国家以法律为依托，建立了纵横协调统一的应对机制，从疫情的检测、预案的启动到疫情的处理等都做了完整的规定。同时这些国家的立法都重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检疫和预警系统,体制十分健全。
2.2指挥统一，各部门合作
这些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统一的指挥系统，职责明确，组织落实。例如日本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系统由厚生劳动省负责，统一指挥，消防、警察、医师会、医疗机构协会、通信、铁道、电力、煤气、供水等部门协调配合。
2.3重视疫情监测，防患于未然
国外十分注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检测，制定了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信息畅通。例如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监控措施，主要包括：国家疾病监控体系、卫生保健工人全国监控体系、危机ID网和全球新出现传染病预警网络。
国外法制史 篇2
(一) 美国职业教育立法的发展过程
1、萌芽阶段
美国职业教育源于传统的学徒制, 人们通过继承关系由父母将职业技艺传授给子女, 或通过工匠指导的学徒系统, 由师傅将职业技能传授给徒弟。学徒制培养的只是一般的手工艺学徒, 属于职业教育的初级阶段。各种学徒制法令的出台为以后的职业教育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确立阶段
19世纪20年代以后, 工业革命催生的机器大生产使学徒制培养的手工技艺工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鉴于这种形势, 1862年, 美国国会通过《莫雷尔法案》, 之后联邦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补充法案, 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联邦政府通过资金资助职业教育的做法, 这也是联邦政府干预职业教育的开始。
20世纪初, 美国由农业社会向世界领导地位的工业国转变, 工业化的要求使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政府于1917年2月签署了《史密斯-休士法》。该法首次为联邦政府资助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提供了法律保障, 它确立了美国的双元教育体系, 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开始分流, 标志着美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开始形成。
3、迅速发展阶段
1963年国会通过了《职业教育法》。该法案及其子案把重点从职业分类转到服务对象, 其新的目标是维持、扩展和改进职业教育, 使公民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质量的训练和再训练, 这种训练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和学生需要、兴趣和能力紧密联系, 更具实用性。
1984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卡尔D·波金斯职业教育法案》, 成为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纲领。该法案改变了联邦职业教育拨款的重点, 取消了对接受补助学生的年龄限制, 扩大了联邦政府拨款补助的职业教育对象, 尤其增加了对残障人士、需要技术训练之成年人、单亲父母、学习困难者以及受刑人给与补助。该法案打开了全民职业教育之门, 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平等性。
4、改革完善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政府着眼于校企合作, 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1993年4月21日, 克林顿政府颁布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1994年, 美国国会通过的《学校——工作机会法》为美国高中以上的学生提供就业训练的法案, 其宗旨是使学生能顺利向“工作世界”过渡。
(二)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立法的发展过程
德国高职教育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 随着工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前联邦德国急切地呼唤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加盟各大企业, 为此, 于1968年10月通过了《联邦共和国各州统一专科学校协定》, 决定在已有的中等技术教育的基础上成立高等专科学校, 以提升培养技术人才的规格。1969年德国颁布了《职业教育法》, 是德国职业教育最重要、最主要的法律, 也是西方国家中最严密、最详细的职业教育法律。1972年通过的《企业基本法》, 规定了企业的职业教育, 规定管委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之后又相继出台了《培训员资格条例》《青年劳动保护法》《职业教育促进法》《手工业条例》《实训教师资格条例》等。1976年和1985年由联邦会议通过的《德国高等教育法》进一步确认了高职高专教育在德国高等教育中的正统地位。德国通过建立完善的立法体系和实施监督系统, 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管理、监督、组织实施。
(三) 英国高等职业教育立法的发展过程
1、英国的“现代授徒计划”和著名的《荣·戴尔报告》
二战后, 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已开始在综合国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后来英国教育界人士发表了《荣·戴尔报告》, 对当时英国的教育方式进行批驳, 政府于是决定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实施“现代授徒计划”。
2、英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
英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调控的政策导向主要通过白皮书表达, 通过的白皮书有:1986年《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职业资格回顾》, 1986年的《教育与培训》、1991年《九十年代的培训》等。立法方面:1988年颁布的《教育改革法》赋予了公共高等教育机构以法人地位, 多科技术学院可自主进行教学管理。1992年通过了《继续和高等教育法》, 废除高等教育双重制。一大批多科技术学院升格。此外, 英国从1995年开始, 设置了教育与就业部, 统一管理全国的教育, 包括职业教育与就业教育, 在机构上更有力的保证了职业教育的地位。
二、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化的共性特点
(一) 普遍重视职业教育立法
立法是各国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用法律形式来推动、发展、巩固高等职业教育的贯彻实施, 运用法律手段确保高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 是各国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有效宏观控制和管理的成功经验。
(二) 具备较完善的高职法律体系
随着各国高职教育的发展, 相应的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健全。从法律结构看, 横向结构内容丰富, 覆盖面已经拓宽到职业教育的各个方面, 如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性质地位、院校的办学、产学合作、国家职业技术资格等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纵向结构则层次分明, 等级有序, 实施的配套体系完备。各国十分注重适时、有针对性的修改, 真正体现依法治教的精神和态度。
(三) 建立完备的执法监督制度
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执法监督制度主要包括对违法行为予以强制执行和处罚的执法制度、对教育纠纷进行调处的制度。各国在相关法律中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确定的教育执法监督主体、完备公正的执法监督程序和制度。这些制度的成熟以及国民较强的守法意识, 使依法治教、违法必究成为完善职业教育管理和运行的有力保障。
三、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化的借鉴意义
(一)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立法, 重视发挥法律调节的作用
目前, 我国关于职业教育的基本立法由《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三部法律组成, 但多为原则性规定, 实际操作层面主要依靠大量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发挥作用, 明显存在配套法规地域性强、数量少、位阶低、内容不全面等问题, 法律调整过程也存在许多空白之处, 很多应由其调整的教育关系和教育行为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我国职业教育的总法———《职业教育法》已制订17年, 立法的社会背景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就要求进行重新修订。
(二) 构建纵横衔接、内外相通、结构合理的高职教育法律体系
首先, 在横向结构方面, 应当按照高职教育法的调整范围和对象, 科学区分法律门类, 使各类高职教育立法既相对独立, 又互相联系, 做到门类划一, 内容完整, 和谐统一, 以充分发挥法律机制的整体效应。
其次, 在纵向结构方面。应当严格按照法的权限和效力等级, 划分若干层次, 明确从属关系, 使处在高层次的法对低层次的法起统率的制约作用, 处在低层次的法对高层次的法起延续补充作用。从而形成一个受共同原则支配, 内容协调, 衔接配套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三) 健全并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执法与监督机制
就我国目前来说, 应结合我国当前情况, 建立配套的教育执法与监督机制, 建立高校申诉制度、行政监察制度、教育行政监察制度等, 摸索出适应本国高职法制建设的教育执法、监督制度, 以保证高职法律的有效实施。
摘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新时代, 各国对高等职业教育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本文通过介绍西方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化的过程, 来探讨它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制建设的借鉴性意义。
国外的青少年法制建设 篇3
预防青少年犯罪是世界性难题，各国政府既要用法律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又要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预防青少年犯罪，还要调动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立体式的普法教育，确立法律尊严，的确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青少年法制建设近年来卓有成效，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编者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制度
在日本法律中，“虞犯少年”是指根据该少年的性格或所处环境，可以预测其将来有犯罪或触犯刑法的危险性，年龄适用范围较为宽泛，大致指20岁以下的少年。日本《少年法》对虞犯少年的行为类型进行了概括：（1）具有不服从监护人正当保护的习性；（2）无正当理由而对家庭没有亲近感；（3）与有犯罪倾向的人或不道德的人交往，出入不健康场所；（4）具有损害自己或他人道德修养的习性。
2003年初，日本政府成立了以首相为部长的“青少年育成推进本部”，发布了《青少年育成施策大纲》，其中特别强调了对于未满14周岁的虞犯少年必须进行早期矫正教育，及早发现有违法犯罪可能性的少年，并展开少年司法保护程序。
当虞犯少年被送到家庭裁判所（家庭法院）之后，家庭裁判所官员进行的调查和审判活动被称作“少年保护事件”过程。它的程序特征是：以保护为目的，不只是确认不良行为的事实，主要是矫正少年的性格和调整环境。实际上，“保护事件”在审判之前，家庭裁判所即已经做了调查，如关于虞犯少年本人、监护人、其他关系人的情况、经历、素质和所处环境等，而且还可能运用了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
按照审判程序，虞犯少年有时会获得“审判不开始”或“不适合交付审判”的不处分结果，这时，少年“保护事件”在程序上即宣告结束，家庭裁判所官员会对少年或其监护人交待应如何矫正该少年的性格和调整其生活环境等。
（李红兵）
澳大利亚青少年法律援助
澳大利亚是一个高福利国家，经济困难的澳大利亚公民可向法律援助委员会申请，获得相应的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委员会为青少年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青少年对法律援助委员会比较信任，遇到法律问题时会主动咨询。法律援助委员会可以就青少年反映的情况向警察署进行询问，了解案件的背景和处理，并将询问到的有关情况告知青少年。
在青少年被警察署采取措施以后，法律援助委员会可以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向青少年介绍有关的法律规定。如果青少年承认犯罪行为，且情节轻微，法律援助委员会的律师会为其争取通过“青少年改过会”来解决问题的机会；如果青少年不承认犯罪行为，律师会向其说明在法庭解决问题应注意的事项，并为其辩护。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律师会详细调查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成长背景，了解青少年所面临的困难。在青少年执行社区服务令或者服刑期间，法律援助委员会也会根据青少年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
（马龙驹）
法国少年犯极少入狱
青少年犯罪是法国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过高的失业率、过高的离婚率、家庭结构不稳定、单亲家庭增多、大众传媒对暴力与色情的大肆渲染、缺乏良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一些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
法国政府很重视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除青年与教育部、社会事务部主管与协调这方面工作外，还特别重视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法国青年和国民教育协会国内国际关系委员会就是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重要组织。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向政府和议会施加影响，促进政府与议会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方面有利于对青少年的教育保护，给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对于有问题的青少年，委员会会派人进入家庭，指导和协助家长开展教育。
法国在1945年即立法规定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要宽容，主要通过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所以，法国未成年人极少进监狱，除非多次违法犯罪，屡教不改。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对具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如涂鸦）的未成年人罚以强制性的公众服务劳动，如打扫公共场所卫生、清除涂鸦等，二是对有较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强制令其接受特殊学校教育，由特殊教育工作者对其进行生理检查与心理辅导，并辅以轻微的劳动教育。
（刘奇）
美国孩子这样学宪法
前几天，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晚上拿着家庭作业来问我“excessive bail”是什么意思？我拿过作业本一看，是学校“社会研究”课老师布置的，内容是美国宪法修正案，即著名的《人权法案》的内容。其中第八条规定“excessive bail”和“excessive fine”都是不允许的。这两个词组分别是“过分的保释金”和“过分的罚款”的意思。
儿子又拿出一个拼字游戏让我帮忙。我拿过来看了一会儿才看明白，也是《人权法案》的内容。我把儿子的家庭作业翻看了一遍，发现有关《人权法案》还有一页对错判断题，每个题目的旁边都要求学生写上法案根据。
我纳闷，小学生能理解高深的《人权法案》吗？看了印发给学生的人权法案的儿童适用版，我恍然大悟。这个专门为儿童准备的版本绕过了历史背景和法律术语的麻烦，为儿童提供了白话文一般的解释。例如，儿童读到的法案的第一条是这样的：“国会不能就你的宗教信仰制定任何法律，或者阻止你信仰自己的宗教，阻止你说你想说的话，或者不准你发表你想发表的东西（例如在报纸和书籍中）。国会也不能阻止你和平地集会，要求政府去改变某件事。”这就是美国儿童的普法教育。它不要求儿童理解宪法文本中那些有关国家根本制度的复杂概念，而是先把那些相对简单的有关人权的内容告诉他们。
有意思的是，有关人权的宪法修正案产生在宪法制定之后，但在普法教育中却放在宪法的前面。这样的普法教育的重点不在于早早地警告将来的公民不该做什么，而是提醒他们注意政府和司法机构不该做什么。难怪当初来美国不久，就听到中国人说，美国人对他们的权利门儿清，而且斤斤计较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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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
英国学校的法制教育
英国具有悠久的法治传统，公民法律意识较强，其学校法制教育亦有其特色。
英国中小学校中没有单独的法制教育课程，法制教育是其公民教育课程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2002年英国政府通过立法规定，公民教育为中学阶段的必修科目，在小学阶段则为非法定教学科目。法制教育的内容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
英国教育与技能部规定对公民教育采用“轻触式”教学方式，即允许学校有很高的自由度来选择施教方式，不规定统一模式。学校可以采用单独授课、嵌入其他课程中授课、设置专门的“公民教育日”或者综合采用以上方法等方式进行，并且可采用有组织的活动的形式，鼓励学生参与。实践中各学校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将公民教育作为独立的授课单元，单独安排时间进行。但由于学校原有的课程本已很拥挤，所以，很多学校难以做到这一点。
2.将公民教育的内容嵌入其他课程（如历史、地理、甚至数学课）中进行。此方法可解决学校课程繁多，难以为公民教育课挪出专门的时间和空间之难题。这也是课程指南中推荐的方法。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可以在其他科目中找到适宜的嵌入之处。
3.主动的参与式教学。通过使学生积极参与在学校或社区开展的活动进行公民教育。有的学校将公民教育的原则渗入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学生对学校的各项活动、管理事务可以参与、发表评论，甚至使之改变，被称为“全校式”教学法。此种教学方式很受肯定和欢迎，但许多学校难以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参与机会。
实践中，许多学校会综合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有调查显示，采用综合教学法的往往比仅采用一种方式教学的效果要好。
实践教学是英国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的亮点。
“治安法院模拟审判竞赛”是英国公民教育基金会开展的一个项目，旨在以一种创新且令人振奋的方式向学生介绍法律制度，并使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司法过程。已经连续开展17年，每年有超过4500名学生参加。该项目还能培养学生研究、讨论、讲演、沟通以及团队合作的能力。
“刑事法院模拟审判竞赛”也是由公民教育基金会开展，得到了英国各地律师协会的资助与支持，已连续开展20年，每年约有超过2000名学生、300名律师及90名法官参加此项竞赛。该项目能帮助孩子了解有关人权、责任、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知识，并培养其分析道德与社会问题的能力。
“校园律师”是一个志愿项目，始于1999年，由英国公民教育基金会作为联系的桥梁，参加该项目的律师事务所与学校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律师们走进课堂，与学生一起探讨法律问题，帮助学生理解有关法律，内容涉及劳动法、人权法、青少年司法、歧视、家庭法等诸多领域。
“地区校园律师”则是帮助那些愿意为本地社会有所贡献的中小型律师事务所与当地学校建立合作关系的项目，运行模式与校园律师项目相同。
（王勇）
【编辑：陈彤】
法制史心得 篇4
《中国法制史》当成小说，如梦如幻，眨眼即过，多好！但那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选择了学习《中国法制史》，就没有必要自欺欺人，该学的还得学，该懂的还得懂，该记的还得记。然诺大一本书，怎样才能学好？咱也是第一次捧起《中国法制史》宝书，实事求是，暂且愚见一、二、三
一、把握重点
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髓重点，这是我们应该和必须要记住的，也有可以理解领会的，对于无关紧要或耳熟能祥的，要以忽略或不必理会。
例如，第一章第一节，夏朝的建立和奴隶制国家与法的产生，……
开头，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这话相信大家也懂，赶紧忽略看下面……
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这话就应该和必须记住了。如果连这句话都记不住或把它写成原始社会经历了燕子群和狮族公社两个阶段，看来应该记学相声了。接着……
氏族公社的第一阶段为母系氏族公社，第二阶段为父系氏族公社。这句话，我的理解，先有慈爱，后有仁义。后话类推……
二、勤于归纳总结
这在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尽量避免学习时出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等现象，例如，我们在学习各朝代法律制度时，还应明白各个朝代的法学代表人物，重大事件等等。
三、真诚敢言
有的问题答案尽管并不是唯一的，同学们在不偏离原则的基础上各抒已见是正常的。如我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认识。它是只披着文明的“羊皮”却干着伤天害理的“狼”，无视民主，无视生命，无视道德，良心，成全了反动派烂用权力，垄断财富，剥削……“六法全书”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溃败，是真理战胜虚伪，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
加油，努力，如何在工作、生活、学习三者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及发展点，相信广大的电大学生一定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
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目前，我承担的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学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当时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和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苏联学者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1956年有人提出改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但在当时也只能采用前者，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这套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的改进。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
一、历史概况；
二、阶级结构；
三、国家制度；
四、法权，通称为“四段论法”，（61年以前，我们编写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这次编写的讲义中，我们打破了四段论的机械排列，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当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这个会上集中讨论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提出“要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进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经过讨论，明确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国家与法，并与此同时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也要见人、见思想。” 在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变静态研究的传统，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见人物、见思想；也见事件、见活动，还法制历史生动的本来面貌。在法制史料问题上，我提出：“须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献资料、地下文物、社会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等等结合起来，其中也应包括农民起义中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等。在浩瀚的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始终认为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确的理论加以分析、运用，也难以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问题上，我提出：“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并设计了十个专题：“（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
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
（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种；（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为了编成《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历史的使命感来对待。“如果说三十年代汉学的中心在德国，那么今天研究中国法制历史，其中包括断代史、专史最活跃的是日本。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这个呼吁是有感而发的，1978年美国教授兰德彰告诉我：“此前，世界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未请大陆学者，因为我们只知道杨鸿烈，可是他已过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的反思。这个反思是经过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结果，也是在法学春天到来时，在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种经历。1981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就是当时认识的产物。与此同时，我感到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刑法涵盖诸法的束缚。1983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法史学会第一届年会，我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作了发言，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用‟……过去梅因的„古代中国无民法‟的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统治者对财产关系是很重视的，这在立法上也有表现，至少从西周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则更为重视。清朝的户部则例就是民法性质的单行法。过去说民事用刑法解决，但许多问题事实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调处解决。然而也应看到，中国古代的确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为主，并与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结合，反映了法律调整的多样性，标志着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法制史研究要开创新的领域，如行政法史、经济法史都应研究，道家与释家对法律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史，也应重视。”
西安年会上我的发言有的还不够准确，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来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图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缚。此后，我在一系列论著中，详细分析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的不同，并在实践中致力于法律体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书，就是体现这一认识的成果。此外，还组织撰写了《中国刑法史稿》、《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法史》、《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专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时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现代部门法的名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最近在编写清史法律志时，我将清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管理与职官法”等等。这种改变也不一定科学，但觉得更能贴近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实际。这可以说是我在认识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
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常委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法制史心得资料 篇5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非常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应当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在本学期的学习中，我们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来深入学习的。纵向方面，自原始社会默契，开始有了法律萌芽，到进入阶级社会出现国家以后，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型法律制度。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法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是在夏朝出现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所以说，最初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或集团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法律，制定各种法规，通过国家政权强制和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统治秩序，调整人们之间和人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横向的方面主要是学习了每个历史时期国家政权的法律制度，着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为主要学习对象。
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在学习的方法上，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 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1、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 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3、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4、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 中国法制史学，使 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 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5、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 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三、在我国几千面的历史进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阶段性的发展变化。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它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不是依法治民。法治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法治最核心的价值所在 到二０二０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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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发展历程的反思与期望
（2005年11月26日上午）
张晋藩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法制史学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历史学尤为深邃。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既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又需要具备法学的功底，因此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但是从古至今研究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比如说，《汉书·刑法志》以后的历代刑法志，就是一部法制通史和断代法制史，是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融合。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用，因此认为历代的刑法志就是历代的法律制度，并且把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进行叙述。这是历代刑法志的根本缺陷。这种缺陷向我们研究中国法制史提出了任务，即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刑法。
进入20世纪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3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法律观为指导，开始创作新的法制史科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法制史的研究生，共四人，研究外法史和中法史各两名，留在人大的第二批和第三批法制史研究生有些人已经调走，在座的各位有的就是第四批研究生。1962年招收了类似导师制的研究生，有的一直从事法制史研究到今天。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也是我们当时编写中国法制史教材的范本。苏联学者认为，国家与法权是不能分开的，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因此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对象是一样的。只研究法制史，不研究国家的历史是不可以的。这样，在当时的大学里面都开设了国家与法权历史，包括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所以自清末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都改成了国家与法权历史。1956年，已故的卢伟前先生提出，把这个学科仍改回中国法制史的名字，经过会议讨论没能通过。我当时也同意国家与法权历史这个名字，因为觉得法权这个概念很好，法就是权衡是非的，先秦法家总是把法与度量衡联系起来。经过整风运动，1961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叫做“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从此，教学秩序要稳定下来。面向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制历史》这门教材。1963年出版，共三卷，由我和其他三位作者共同完成。这套教材虽然名称没有改变，但是内容和体例上有了很大变化。当时苏联教科书是分成四部分的，称之为“四段论”，但是这四个部分之间缺少有机联系，所以1963年人大的教材打破了这种机械的排列，加重了法权理论的部分。
1979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法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1979年7月，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了。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国法制史的对象问题，明确了中国法制史就是研究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恢复了中国法制史的名称，提出法律史应该包括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所以，约定俗成，后来谈到法律史时包括了制度史和思想史，尽管并不合理。因此，以后再谈到法律史和思想史结合时，用法制文明史比用法律史更好，我觉得法制文明包括了制度史和精神。要提出的一点是，1979年法律史学会上提出要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并把这个任务视为法制史研究的一种历史责任。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们了解了世界法制史发展状况以及我们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在世界法制史上的地位。当时已经召开过三次世界（中国）法制史大会，但是并没有大陆的法制史学者参加，这说明我们的研究成果是不为人所知的。这样，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就更具有必要性。我们要把中国法制史中心建立在它的摇篮里。70多名学者用13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心愿和历史责任。从1979年以后，编写的法制史教材都是按照会议所讨论的法制史对象所确定的体例来建构的。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完全解决“以刑代法”、“以刑涵盖”的现象。所以，1983年召开法律史年会时，我提出研究中国法制史时，要区分法律体系和法典体系，法律体系是“民刑有分，诸法并用”，法典体系是“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对二者，要区别研究和对待。对于中国法制史，一是要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立法和司法制度；三是？？？在此过程中也感觉到，用今天的法律概念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在1992年普法过程中，我讲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总觉得不是很合适，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概念来进行概括，感到很困惑。最近，我有一个新想法，就是力求使这个概括符合法律实际，刑事法律就不用了，中国古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和习惯法”，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运行与职官法”，这样的改动不一定准确和科学、合适，但是觉得比用现在的部门法来完全代替古代的相应法律更为符合古代法律的实际。这些都是我在法制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点思考，也是我的自我批判。
20年来，法律史学界的一批新秀成长起来了，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这是法律史继续发展和提高的起点。下面，我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第一点是法制史研究要把握总体和多角度研究。历史是复杂的，不能把复杂的法制史简单化。恩格斯说：”历史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发展历程。历史又是一坐屋，光源不可能照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总体把握和多角度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把握中国法制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性。
第二点要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因为，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所以法律的调整功能和方式也是多样的。虽然阶级社会的法典规定了对阶级的专制，但是过去把法的历史和阶级社会的功能单一地规定为阶级专政是不科学的，忽视了法律对社会的整体功能，它的调整功能也是多样的。
第三点是法律史学界的任务，其一是弘扬中国传统法文化，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法文化悠久丰富，特别是这座宝库中有许多跨越时空的民主性的东西，这需要正面的改进和发扬，也是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内涵。其二是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科学的借鉴。重点在“科学”二字，而不是简单庸俗的移用。其三是方法问题，只要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我读书时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现在研究法制史的方法是很多的。我觉得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唯物辩证法在今天仍然是实用的。除此之外，1979年的会上也提出，要把动态研究和静态研究结合起来，不仅谈制度，还要见人物，见思想，见活动。1987年，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法制史，也设计了一套书，叫《比较法制史研究》。运用历史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只要这个方法是科学的，有助于揭示中国法制史的规律性，就都可以用。第四点是理论和史料问题。改革开放后，理论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这是可喜的。但是感觉研究法律史学还缺乏有力的理论指导，研究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够。西方的理论值得学习，但是要真正弄通它，发挥它的理论价值。学习理论不是空话，而是要和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也不是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第五点是使命感。法制史学发展到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现在的状态，国内和国外的，我们所了解到的，法制史学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因此在今天进一步地发展法制史学，进一步牢固地把法律史中心树立在中国，确实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使命。上个世纪30年代，汉学中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当时的学者用一生的努力把汉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了中国，今天牢固地把法律史学中心建立在中国也是我们的历史任务。需要更深入、更大力地推动法律史学的发展，但不应因此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
法制史学是博大精深的，在它面前，只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我从1950年开始接触法制史，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对自己的估价是我看到了法律史这个殿堂的门楣，越做学问，越感到学问的艰深。但是谦虚谨慎不等于缺乏自信，不等于忽视已取得的成就和学者们已经做出的贡献。法制史发展到今天，下一步怎么走，确实需要很好地总结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总结经验得失，要自强不息地创造新的途径。虽然法制史学中心在政法大学，但中心决不是一枝独秀，中心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不是一家干出来的，是团结法律史学界的和法学界所有同仁共同建设的，使这门学科在培养学生、培养司法干部上起到重要作用，为当前民主法制建设提供我们历史的重要的借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那么多的治国和政府管理的经验，都是很好的东西。中国古代的盛世就是和谐社会，历来追求的人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在法制上都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很好的总结是很有价值的。
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为上
名仕为贵 民为轻
依法制国
依法治国
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以铜为镜 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镜 可以知得失
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
暴政 酷刑 11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我对我国的法制史有了一个全面和新的认识。历代的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的需要，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吸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2法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与国家同时出现的，而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法也是从夏朝开始出现。历经奴隶制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法律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完善，虽说法律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由于本性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不可能完全以道德观念来制约自己或者他人不当的行为。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法制史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不过古代法制史大多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古代统治阶级确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看到得是：“君为上，名仕为贵，民为轻”，制定的诸多严酷的法律都是针对底层的百姓，使他们生活于水生火热之中，最后不不得不揭竿起义。法律体现的是公平公正，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才能服人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中国法制史教学 篇6
该课程的特殊性使之陷入其他法学课程难以遇到的困境。
在当前法学教育环境下，中国法制史学科逐渐沦为弱势学科，该课程的教学应当适时作出调整。
这包括教学内容的重整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键词 中国法制史 司法考试 基础法学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属于法学本科生必修课。
在当前法学教学实践中，中国法制史教学逐渐被边缘化，沦为弱势学科。
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略陈浅见，以期丰富对中国法制史教学的认识。
一、中国法制史教学现状反省
(一)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地位
中国法制史属于法律史学的一个分支，该课程属于基础法学，是一门练法学内功的学科。
自清末以来，该课程就已经在中国的法学课程体系中存在。
该课程承载的任务包含如下方面：(1)了解中国法律发生与发展过程，探寻中国法制演变规律，这也是该课程的首要功能和基本任务。
通过学习，了解基本法律制度，把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特征。
(2)使学生通过法律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理解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制度，拓展视域，增强人文底蕴。
(3)促进部门法学学习、夯实法学理论功底。
中国法制史以理论法学、部门法学为基础，同时，为理论法学、部门法学提供实证材料，促进学生对法理学、部门法学的理解。
(4)锻炼法律思维，提高法学方法运用能力。
学习中国法制史能够训练学生的经验思维，提高归纳能力，锻炼对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等法学方法的运用，加强对法律语言的驾驭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5)帮助学生理解当代法律问题。
中国法制史本身具有解释的功能，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从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深度解析当前某些法律问题产生的文化原因，并立足本土资源探寻问题解决之道。
上述功能决定了该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1)教学内容围绕中国古代法律，需要文献典籍的佐证，要接触大量古文，因此具有字难辨、句难解的特点;(2)由于法律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制度联系紧密，因此该课程视域广阔，背景知识覆盖面广;(3)由于该课程与理论法学、部门法学联系紧密，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论法学、部门法学知识基础，更对教师知识的全面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4)传统法律与当前法制实践的联系具有隐秘性，需要从法律文化理论层面进行深刻剖析，加深了课程的深度和难度。
由于该课程本身的复杂性，其授课难度也远远高于其它法学专业课，也更容易陷入一些其它学科难以遇到的困境。
(二)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困境
1.学科地位被轻视
当前社会整体比较浮躁，高校也不能避免。
由于学生就业与政策导向、生源分配、办学经费、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联系在一起，许多高校将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大学本科教育日益沦为“就业教育”，在就业压力的驱动下，师生更加功利化。
部分教师片面地认为将部门法学好就代表着知识和能力，多学部门法就容易就业，在教学过程中重应用轻基础理论。
目前，法学本科办学处于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有些高校为了突出办学特色，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这本身无可非议，但部分教师片面理解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中国法制史等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程不重视，误以为只要开设诸如谈判技巧训练、企业法律实务、速录技巧等一些技能型的课程就能突出办学特色，就能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盲目的增加所谓的就业指向型课程，本科教育走向专科化、庸俗化。
一方面实践教学资源匮乏，应用型师资力量跟不上，实践教学走过场，即使是课时较多的毕业实习也早已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在就业指挥棒之下，学生在大三大四阶段已经逐渐将精力集中在司法考试、考研上、考公务员上，对课堂学习日益轻视。
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理论性课程被忽视了，应用型课程开设也没有达到目的。
博登海默说：“攻读法律的学生如果对其本国的历史很陌生，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该国法律制度的演变以及该国法律制度机构对其周围的历史条件的依赖关系。”中国法制史实在不应该被轻视。
2.课程设置边缘化
国外法制史 篇7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宗法伦理。在以血缘和婚姻为纽带连接而成的亲属团体内部,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关系。每一个个体依其亲属身份, 相对于团体内部的其他成员, 享受不同的权利, 并且承担不同的义务。伦理规范的作用在于维持血缘、婚姻关系中具有自己特征的秩序。与伦理规范不同的是法律规范则注重人的社会性, 调整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由于直接目的不同, 伦理与法律在实现自己的功能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从中国法律的起源看起:中国文明起源于封闭的长江、黄河流域, 适宜的温暖气候, 肥沃的土壤, 促进了农业的发达, 也造成以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宗族成为社会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中国的法律起源于氏族部落同族之间以及同外族的战争。国家的前身是生产力较高的父系氏族, 所以其成员的血缘向心力是一样的。“人类最初是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的, 这种集团由于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 法律是父辈的语言。这些法律概念仍旧多少带有足以表示一个专制的父的命令的这个特点的神秘性和自发性, 但在统一的时候, 由于他们来自同一个主权者, 这些法律概念就预先假定了一个组织比较广泛、由许多家族集团组成的联合体。”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域、民族在进入国家时代之前都不得不对原有的原始社会血缘关系加以改造和确认, 中国的历史正是如此的延续着。
中国法律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 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 往往法律关系会因为法律关系人的血缘关系而发生变化。
产生于夏商时代, 在西周予以完善并且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礼, 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他孕育了中国的古代文明, 西周的礼制和宗法制发展是相一致的, 礼制的作用在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 所谓宗法制, 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与国家制度相结合, 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其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两个方面。亲亲的核心是“孝”所谓“亲亲父为首”强调父慈、子爱、兄爱、弟敬、夫和、妇顺以及男女有别;而“尊尊”的核心是“忠”所谓“尊尊君为首”, 要求小宗服从大宗, 臣服从君, 下级服从上级, 奴隶服从主人。礼制以“亲亲”“尊尊”为核心, 规定了完善的等级制度, 提倡以忠孝治天下。
然而我们总是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那就是“忠孝不能两全”
“不忠”和“不孝”自中国法律的起源开始, 就是最为恶劣的行径, 要予以严重的处罚。西周的法律限制儿子控告父亲, 所谓“父子将狱, 是无上下也”否则, 有违父子之亲。然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 父有罪而不告是为不忠呢我想这忠与孝的冲突, 是法律自身的一种矛盾。也就是血缘与法律的冲突和统一的一种表现了。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亲情义务和法律义务”的一文中, 作者把这两种义务也归为血缘和法律的冲突的表现。“因为一个社会个体均一身二任:他既是特定的家庭成员, 又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成员;他在具有伦理身份的同时也具有社会身份。这两种身份要求他必须执行两种义务。”文章中把这种血缘和法律的冲突和统一归纳成了两个方面:“首先是尊卑长幼以及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其次是法律确认家庭为国家统治下的基本单元, 并强调保护家庭内部伦理凝聚力, 而使家长及其他的家庭成员在承担法律义务的时候而有所区别。”
在中国法制史的研习过程中, 笔者也有此体会。
首先。上文中提到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 其实在之后的历代立法中, 大多都要相类似的规定:比如秦朝所规定的杀人罪中, 秦律将杀人罪分为贼杀、盗杀、擅杀、斗杀、捕杀等项。刑罚对贼, 盗杀的处刑极其严重, 而当发生尊杀卑、主杀奴的时候, 法律却又不对此进行严厉的处罚, 这就是碍于尊卑等级名分。秦朝继承了夏以来的传统, 也保护亲权, 惩罚不孝的规定。
到了汉代, 在其罪名中有这么一条——首匿罪。汉武帝“重首匿之科”惩罚极其严酷。犯者全都要处死, 严重的还要“夷三族”。“元康元年, 修故侯福坐首匿群盗弃市”。然而在汉代刑法的原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亲亲得相首匿”这样的原则。正如西周的限制儿子告父亲, 中国古代的宗法制是严禁父子争讼的。《论语·子路》中也有“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当儒家宗法理论的观念日益深化, 一种仁孝的思想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着立法者, 汉宣帝的时候允许在一定的亲属范围内相互隐匿的罪行, 不予告发和作证, 法律不加制裁或者减轻处罚。自从这种在血缘关系范围内相隐罪的刑法原则获得认可, 其使用范围也不断的扩大, 为汉以后的历代刑法所援用。
在晋的时候, 随着法律的儒家化, 《晋律》进一步规定, 在刑罚的适用上要实行“峻礼教之防,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 即在亲属之间相犯要按照五等服制来定罪量刑。这也就表明了, 法律在面对血缘关系的时候不得不有些妥协, 根据被加害人和加害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决定刑罚的轻重。
唐代则进一步发展了汉以来的“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 成为《名例律》中的“同居相为隐”原则。把以往的亲属间犯罪的互相隐瞒发展为同居人间的犯罪互相隐瞒。根据这个原则唐代对于告诉的限制规定了, 禁止亲属间互相告诉, 特别是禁止卑幼控告尊长。否则要依唐律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在理论上讲, 如果被举报的情况属实, 则说明被举报人的行为侵害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 触犯了法律, 因此不论举报人是谁, 动机如何, 也不论对举报人应做何种处理, 被举报人都应该依法承担责任。唐律规定子孙告父母、祖父母, 子孙被处绞刑, 而父母、祖父母则不论所告是否属实, 均视做自首而免于处罚, 这就是说同样是犯罪, 若被外人举报, 应依据法律承担责任, 但若被子孙举报犯罪即可免于刑事处罚。根据清代学者的分析, 古代法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有悖于常理的规定, 是为了让子孙在父祖犯罪的情况下以极端的方式来舍身救父。在这样的情况下, 法律再次向血缘做出退让。而法律自身则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保持在形式上的严肃性。
“唐律的出现, 标志着亲情与法律冲突结局模式的最终确立,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家庭始终以其较强的内在凝聚力在某些方面排斥国家政治因素的渗透”
其次在保护家庭内部的伦理凝聚力的时候, 国家的统治没有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成员, 而是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 要求其内部的成员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 并授予家长一定的治理权。法律在强调对家长权的确认和保护的时候, 在某些方面不惜违反法律的一般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以损害国家司法为权为代价。
财产所有权以同居共财的家庭为基本单位。一个家庭以本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身份与其他财产权所有者均是各自独立、相互平等的所有权主体。如果相互之间发生了侵害财产权的情况, 自应依照法律关于保护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加以处理。但是“古代法律在确定保护财产所有权的一般原则的同时, 对于发生在既有特定伦理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财产侵权行为却规定了特殊的处理办法:非家庭成员, 属于五服之内、具有亲属伦常关系的成员之间盗窃财产, 构成犯罪;但对于行为人不得依照一般盗窃罪处理, 而应在普通盗窃罪法定刑罚基础上减等处理”《唐律疏译·贼盗》。
法律保护人身权不受侵犯之上同时也体现血缘与法律的关系了。“除了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于囚犯实施拷打、家长对卑幼实施法定教令权之外, 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不得以殴打的方式侵犯他人人身权, 否则构成犯罪。但是法律同时又授予身为子孙者一种救护权。”唐律规定“父母、祖父母被他人所殴打, 子孙当即殴击对方, 种子孙无罪”这种允许被打者的子孙为救护其父祖而还殴对方, 实际上是以牺牲国家司法权为代价, 强调家庭中的伦理凝聚力。
以上阐述的是关于血缘和法律关系所相冲突的一面, 当然, 法律对于血缘关系的倾斜是有一定限度的。“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以及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特殊性, 要求法律必须将其作用重心放在维持一般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上。对于法律所重点保护的特殊社会关系即血缘带来的特殊性, 法律也不再做出让步。”
可以看出的是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发展历程中, 血缘与法律的冲突和统一实为其发展的一种方向和动力。如何协调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任何一种社会文明都探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