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精选7篇）
金融制 篇1
民间金融的法律规制研究
民间金融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广泛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传统的正规金融不能满足企业、组织和个人的融资需求。这具体表现为正规金融的贷款偏好及其繁琐的贷款程序，使得中小企业、农民等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资金较为困难。但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安全性、稳定性则要求对民间金融采取抑制性的措施。民间金融的效率性与金融市场的安全性之间的矛盾要求对我们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既要尊重市场规律，认识到民间金融的重要作用，同时又要从整个金融市场的安全性出发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律规制，从而使得发挥民间的作用得以正确发挥。
一、民间金融存在的效率性
时下关于民间金融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吴英案的出现更是让民间金融的合法性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可谓是游离在法律体系之外的自发体系。一般而言，民间金融是指未被登记、不被正规金融法律所监管的基于民间信用的一种融资模式，其主要的存在形式包括民间借贷、合会型融资、私募基金融资等。Mckinnon的金融抑制理论和 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民间金融是金融抑制下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被压至均衡水平以下形成的，储蓄者和放贷者都愿意在民间金融市场获得均衡收益，从而形成正规和非正规的二元金融结构。在 Stiglitz 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理论之后，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正规金融市场上非对称信息和过高的合同执行成本是导致民间金融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说，民间融资模式是市场力量自行运作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场规律，具有效率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民间融资为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资金支持。由于正规金融的贷款偏好及其繁琐的贷款程序，使得中小企业、农民等在正规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资金有限融机构难以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而非正规金融则在收集关于中小企业的“软信息”方面具有优势，这种信息优势使得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具体而言，民间融资与的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融资方式相比较，民间融资比正规金融程序更加简便、操作更加灵活，更容易激发民众对投资热情和激情，因为民间融资的地缘、人缘、业缘等特点，对贷款人的企业经营状况及信用有着更深刻的了解，民间融资因为其自身的特性，融资手续简便，不用提供担保和证明，主要融资范围主要限制在于融资人有关系的朋友、邻居、附近的村民之间。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截至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同比增长38%至3. 8万亿，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3.38万亿民间融资的构成情况，其中30%资金来源于内部职工和企业相关产权单位，19. 9%来自于其他企业，19. 6%来源于合法的民间融资中介机构。
另据调查统计，在民营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中，继承家业、劳动积累以及合伙集资即所谓内源融资的比重占65.2%，而银行与信用社贷款等外源融资仅占 10.7%。以上证据充分说明了民间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及其存在的必要性;第二，民间金融的存在不仅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优化了资金的合理配置，而且民间融资由于与正规金融形成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正规金融的发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行业发展的市场化以及自由度的不充分，正规金融机构为了降低成本跟防范风险，更倾向于还款能力好具有累积效应优势的大中城市和大型企业，这使得农村地区和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实际上，从全球范围来看，融资困难是制约各国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瓶颈。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可靠的信用评级和规范的治理结构，难以直接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无力为银行提供足够的担保，也难从银行借贷。民间金融虽然在范围、规模以及资金实力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却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对投资风险做出理性评估，对资金进行灵活、有效的配置。但市场自发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盲目性，进而导致非效率性、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例如在国家采取紧缩信贷政策的领域(如房地产等)，严格的贷款条件使这些行业的企业难以得到急需的资金支持，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钱庄等非法资金来源，客观上诱发了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机构的发展。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也成为洗钱的重要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纵容犯罪的作用，因而需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
二、我国现行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证法分析
根据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从根本上便源自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的这一基本规定。应该说，财产权是公民自治权的核心之一，对于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及宪政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公民的财产权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包括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使用、处分的权利。因此，运用自有资金放贷是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利，这也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例如，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物权法》和《担保法》确立了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规则，债权人可以选择设定保证、抵押、质押、留置以及定金等担保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第八条则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六条规定计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也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贷款通则》、《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却规定：“禁止企业间的借贷、禁止企业未经法定程序以股权、债权.或者其它权益性融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也对《刑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进行了行业性解释。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而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从法律效力上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效力级别属于行政法规，但规定合法的民间借贷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的效力级别属于法律。此处反映出针对民间金融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好像存在冲突，实则不然。从国家法律允许民间借贷的事实并不能推出法律允许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未经批准，像金融机构那样用所吸收的资金去发放贷款，去进行资本和货币经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在制度层面上还处于半真空状态。之所以是真空状态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民间金融的合法性进行明确规定，而之所以说是半真空状态是因为我国法院和监管机构以往的一些规定和做法对民间金融采取的打压和抑制态度，民间金融的效率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鉴于此，是有必要对从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使得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理顺当前针对民间金融之法律规制的混乱状况，因势利导，使得民间金融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更好地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服务。
三、结语
民间金融与我国的乡土人情特色非常契合，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对民间金融加以科学引导，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民间金融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加强，例如央行在其公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指出，要正确认识民间金融的补充作用，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这被看作是官方首次对民间金融的正面评价。而在农村金融领域，从20到连续三年的中央一号文指出了农村新办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和监管办法。20，央行在四川、山西、陕西、贵州等地开展小额信贷试点。年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则明确规定：允许农民设立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实行社员民主管理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允许农村合作金融发放社团贷款，并对贷款发放的对象、期限、贷款管理以及监管等规则和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虽然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之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的到了充分认识，但在法律制定上还是明显滞后。政府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状况和经济规律来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通过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来保证经济的良好运行。应当说，法律规制权和市场自治权的对抗并非利益的直接冲突，而是风险防范的选择结果，法律之所以要规制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完全是出于安全性、稳定性的考虑，一定程度的法律规制对市场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必要的，从长远看也是有利的。但这种规制必须具有一定的限度，要尊重基本的市场规律，注意到民间金融本身的效率性和必要性。以往我国监管当局对于民间金融的打压抑制态度反映了对民间力量的不信任。此外，金融监管的方式和强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调节着市场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关系，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还是自身问题。因此，对于民间金融的作用我们也不能过于放大，而是应当具有理性、辩证的认识。
金融制 篇2
资金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的血液, 一个公司自创办以来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融资,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民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目前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 国内外学者对于民间融资的概念与形式,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1]但在涵盖基本职能上还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民间融资通常被定义为处于国家政府政策管制之外的与正规金融相对应的, 以营利为目的的一种融资活动;是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组织和个人为主体, 以快速融通资金为目的, 公民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 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与其他组织之间进行的直接融资活动。
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文化和现实因素等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民间借贷活动体现出支持资金使用者创业和发展壮大的现实功能, 促进和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例如温州, 2011年官方统计民间资金约在4500亿至6000亿之间。[2]民间融资已成为民营企业的生命线。但是, 民间金融由于其自发性和分散性, 它的投向易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之外, 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 由于立法、监管的滞后, 导致民间金融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
二、解决民间金融的途径之一———小额贷款公司
由于民间金融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 造成民间金融的信用品质难以保障, 制约了其发展, 因此, 民间金融的正规化是重要举措, 首当其冲的就是引导小额贷款公司。
(一) 小额贷款公司概念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依法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3]小额贷款公司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 股东以其出资额对公司负有限责任;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 股东以认购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 股东享有资产收益权、分配权和决策权。
(二) 小额贷款公司运行模式
国内小额贷款公司与正规金融公司相比较, 其运作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不吸收公众存款。
小额贷款公司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也不准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只能运用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 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且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2. 贷款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
小额贷款公司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 发放贷款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 积极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3. 无结算业务。
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范围内没有结算业务, 不能加入人民银行的大额支付系统、小额支付系统和支票影响交换系统, 只能选择银行业金融机构开立存款账户, 并委托存款银行代理支付结算业务, 与其他银行没有往来关系, 不会形成派生存款。
三、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规制
(一) 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作为金融创新产品的小额贷款公司, 其在运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和障碍, 资金问题是影响公司的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主要表现在:
1. 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 只发放小额贷款。根据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 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并且融入资金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0%。但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不属于金融机构, 低成本资金难以获得, 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享受同业拆借利率 (目前为2%~3%) ;并且按照人民银行再贷款的管理办法, 小额贷款公司无法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而实践中, 小额贷款公司的开户银行大都以其不属于金融机构为由不愿为其融资;即使能够融资, 融入资金的利率多数比照普通工商企业贷款利率执行, 还需要固定资产抵押或担保, 融资成本较高, 导致绝大多数小额贷款公司难以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取资金支持。因此小额贷款公司目前主要依靠自有资本金来开展贷款业务, 但受到股东人数和自有资金的限制, 资本金不可能大规模扩张。[5]
2. 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成本问题。
税收是公司经营成本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 小额贷款公司不准吸收公众存款, 以注册资本为限经营信贷业务, 贷款利率定价为基准利率的0.9~4倍。从制度设计上看, 小额贷款公司拥有比金融机构更大的利差空间, 但是由于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税赋不像农村信用社还有优惠政策, 所得税减半, 而是按工商企业来征缴, 这远高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担, 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税赋加重、成本提高。此外, 与金融机构相比较, 小额贷款公司由于规模较小, 难以达到规模化经营, 加之贷款额度小、笔数多、面积广、风险大, 占用人力多, 贷款投入的管理精力和管理费用较高, 导致其运营成本较高。而与其他民间金融相比较, 小额贷款公司经营需要有固定的场所, 并任命董事、监事和经理等人员, 需要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 需要缴纳各种税费, 其运行成本高于民间借贷。
(二) 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方式———“翻墙”化身为村镇银行
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的法律性质区别。小额贷款公司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村镇银行是经银监会批准, 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 在农村地区设立的, 主要为当地“三农”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6]依《指导意见》、《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以及《小额贷款公司转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7]等相关规定, 结合实践情况, 小额贷款公司与村镇银行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8]:
1. 法律性质不同。
小额贷款公司为准金融机构;而村镇银行由《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 其法律性质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2. 监管主体不同。
小额贷款公司由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和管理;村镇银行则是经银监会批准设立并监管。
3. 出资人 (发起人) 不同。
小额贷款公司由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依《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投资设立, 仅对其注册资本、主要发起人、股权结构等方面有特别要求;村镇银行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 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
4. 业务范围不同。
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 以及在规定范围内兼营其他业务, 如相关咨询业务, 资产转让业务, 资产租赁业务, 信用担保业务, 中间业务, 贷款项下的结算业务等;村镇银行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可经营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 办理国内结算等金融机构被许可的相关业务。从二者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 小额贷款贷款公司如果转制成为村镇银行, 就必须让出控股权和经营权。同时, 小额贷款公司灵活的经营机制将被推翻, 采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另外, 正规金融机构对村镇银行的投资积极性本身也不大。小额贷款公司的转制则陷入两难困境。因此, 结合小额贷款公司目前面临的发展障碍与转制困境, 笔者认为主要受到市场准入和管理权的限制。
(三) 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法律难题
小额贷款公司转变为村镇银行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资金来源和税收歧视问题, 但是利率限制将会更为严格, 本身的机制优势也将被削弱。表现在法律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1. 准入规定的缺陷。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仍有不少困难, 首先就是转制村镇银行的准入条件规定比较模糊, 不具有可操作性。根据《改制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条件规定不明确的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改制规定》要求转制的小额贷款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健全、经营状况良好、信誉较高, 且坚持支农服务方向。[10]各治理主体间职责明确, 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清晰, 治理目标科学, 考核激励机制有效, 信息披露透明。具有完备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能覆盖各业务流程和各操作环节, 且执行到位。一该部分规定都是原则性规定, 没有具体可操作的标准, 不科学也不严谨。例如该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治理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健全、信息披露透明的标准如何界定, 是按照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执行还是按照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标准, 亦或是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标准, 该规定都没有明确, 可能造成转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质量的参差不齐。
第二, 《改制规定》要求转制的小额贷款公司有良好社会声誉、诚信记录、纳税记录, 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但社会声誉良好的标准如何界定, 由什么机构评价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誉是否良好, 该规定都没有说明。
第三, 《暂行规定》要求转制的小额贷款公司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推荐其改制设立村镇银行, 同时对其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经营情况等方面进行评价。而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却没有详细的说明。
2. 改制后强制交出管理权不合理。
决策层已经认识到了将一部分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因此为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提供了出路, 并进行相关立法。然而, 其却在转制条件与转制后小额贷款公司控股等问题上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了诸多限制。这种限制造成了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还面临着另外一种困境, 《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及《村镇银行组建审批指引》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由“已确定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拟作为主发起人。”“其股东至少有一家为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且主要发起人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而《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持股比例的规定为“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 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也就是说, 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后面临着更换股东的局面, 所以同意银监会的改编方案意味着要将控股权拱手送人, 这不仅使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的利益受损, 而且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一些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成为村镇银行必须由当地一家商业银行牵头, 20%的控股, 机制、管理、用人就和现在不一样了。”[11]但是如果接受改编方案, 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后, 便成为了正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拿到金融牌照, 可以开展各种银行业金融服务, 以上提到的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例如村镇银行可以吸收存款, 资金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而且在转制为村镇银行后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
(四) 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过程中的法律解决途径
如前文所述, 我国目前由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制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因此要使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具有可操作性, 必须做一些改进。
1. 法律应当进一步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具体准入标准。
笔者认为在转制准入条件设立方面应遵循以下几点。一是严格性, 应当适当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标准。因为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时间尚短, 缺乏长时间实践经验, 质量参差不齐, 存在一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实力较弱, 管理机制不甚健全。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准入标准, 让具有雄厚实力与丰富经营经验, 且公司治理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 这样可以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 维护稳定, 这也符合立法者的初衷。二是客观性, 准入标准应当更多的采用客观标准, 对一些宏观与原则性的转入标准进行细化、解释, 如对适合转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应达到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 公司管理层的资质要求, 公司治理结构的具体要求进行细化等。三是专业性,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审核应当由中国人民银行或银监会统一指定的专业机构进行, 而不是将权力下放给省级政府, 由省级政府确定的主观部门确定。这样可以避免省级政府指定的主观部门专业性不足, 在审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 并保障小额贷款公司转制审核的权威性。
2. 要保证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的控制权。
立法者在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时必须由一个银行业金融机构做主要发起人处于对资金的考虑, 可以降低金融风险, 并提高其信誉度。然而, 该制度设计却因为迫使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在转制过程中交出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控制权, 处于公平的角度不甚合理。因此在转制过程中, 如果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发起人资金实力雄厚, 愿意成为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 那么立法者应当保障其权利, 不应强迫其交出公司的控制权。为了使新组建的村镇银行运行更加稳定, 可以规定每个转制的村镇银行都必须有一个商业银行作为主要股东, 介入村镇银行的日常运作管理并负有一定监管职权, 然而不必使其拥有村镇银行的绝对控制权。
四、结语
随着此起彼伏民间借贷案件, 我们一直思考着怎样规范我们现今混乱的民间金融秩序。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 将民间金融纳入正规发展轨道, 给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难得机遇, 使部分隐性的民间借贷变为显性, 填补了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服务网点不的足。同时, 为了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有生存的余地, 更好的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 我们就必须修改现行的法律法规, 制定规范的民间金融规章制度, 在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的前提下, 促成一部分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型, 以满足日益增大的民间资金需求, 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中继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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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乾宇.中国农户小额信贷影响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10:200-201.
[6]汤敏.小额贷款公司路在何方[J].当代经理人.2010 (9) .
[7]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就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答记者问[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 2009 (8) .
[8]银监会相关负责人就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答记者问[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 2009 (8) .
[10]张燕、高翔.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法律困境与对策[J].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 2007 (4) :23.
金融制 篇3
(胡俞越：现任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教授，著名证券期货专家；中国期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长期从事证券期货、市场理论、流通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市场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著有《公司组织与运行》、《证券与期货市场》、《中国期货市场运行机制》、《境外期货交易》等专著)
随着全球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金融衍生品的爆发式增长，使得金融行业之间不断融合,全球金融混业监管已成大势所趋。
随着全球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与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金融衍生品的爆发式增长使得金融行业之间不断融合。虽然今年两会期间备受争议的金融部门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我国大部制改革名单，但3月31日，美国财长鲍尔森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28页的金融改革提案，使我们再次看到建立协调机制实行混业监管的趋势所在。鲍尔森这一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将可能成为美国自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回顾：美国金融监管从分业走向混业
历史上，金融监管的改革与金融危机总是相互联系的，不断出现的问题和危机也使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一步一步从分业监管走向混业监管。1864年，美国正式颁布其银行史上第一个关于统一全国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大法——《国民银行法》，建立了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体系，形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双轨银行制度。但是，由于仍然缺少一个统一的金融机构来实施国家的货币政策及统一清算功能，银行危机还是接连发生，于是在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便孕育而生。
不过此时真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制度仍未建立。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国家，股市暴跌，公众对银行完全失去信心，挤兑频繁发生，大量银行破产倒闭。为应对危机，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案构筑了银行业与证券业间难以逾越的壁垒，并使结构性控制成为其金融监管体系的突出特点。它在美国统治了七十多年，并且成为世界金融分业制度的鼻祖，甚至在半个世纪后我国证券业的立法，也借鉴了这一法律制度。
1989年，实行半个多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因为管理者允许银行在一定范围内承销股票和债券而出现裂痕。1999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法》，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三业间分业经营与监管的局面，标志着美国金融业由分业走向混业的开始。2002年，针对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公司财务丑闻，美国通过《2002年萨宾纳斯·奥克斯莱法案》，进一步加强了金融监管，打击公司的会计造假行为。
改革：混业监管再次升级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汹涌而来。针对在处理此次危机中出现的问题和美国金融市场目前的混乱状况，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于今年3月31日正式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的金融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美联储将拥有比现在大得多的权力来监管金融市场;二是合并政府一些现有的金融监管部门。如果此方案在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将使美国的混业监管实现升级，进一步走向统一监管。
这份提案其中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进行合并的建议备受各方争议。
美联储扩权引人关注
美联储目前只在监管商业银行方面拥有特权，它从来就没被赋予监管某一投行机构的权力，更没有向它提供救助以保护其免遭倒闭的权力。然而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美联储却一改以前只救信贷机构的一贯立场，不仅直接向投资银行提供了担保，还罕见的批准摩根大通公司收购贝尔斯登公司的方案，并为收购提供特别融资援助。
此次保尔森提案中最引人关注的核心提议之一就是对美联储扩权，使其监管权限将不仅局限于信贷机构。提案建议，美联储官员应获得检查经纪公司、对冲基金、商品交易所和其它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机构商业行为的权力，甚至赋予美联储检查上述机构内部账目的权力。
对于美联储的扩权，笔者认为正是当前进一步加强混业监管的要求。美国目前对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机构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一些重叠甚至相互冲突的监管规定存在着不少弊端，而这就需要一个机构出来平衡调节各监管机构的功能和纷争，对证券、银行、保险业务的独立监管能有效地协调起来，美联储恰好就是担当这个角色的很好候选机构之一。加强美联储的地位，扩大其权限将有利于发挥其核心作用来协调美国现有各金融监管机构的功能，促进美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而这与之前国内一些专家呼吁中国金融大部制改革中建立一个高于现有“一行三会”的机构正是异曲同工，美联储现有的扩权改革将对我国未来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SEC与CFTC合并备受争议
保尔森此次提案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重组合并政府现有一些金融监管部门，包括建立审慎金融管理局整合目前银行业监管方面的5个美国联邦机构和组建商业管理局负责所有公司行为的监管。但最受争议的莫过于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进行合并。其中反对声音可谓不绝于耳。
对于两个金融监管机构的合并美国内部就形成两种观点相互对立的派别,笔者认为，合并可能会触及一些利益集团的权益并且产生不少问题，但证券期货实行混业监管却是现代金融监管发展的一个趋势。当今世界，金融创新日新月异，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已经极大地模糊了证券、期货业的界限。分业监管已经不适应目前金融市场发展，甚至阻碍了金融产品创新的速度，SEC和CFTC在监管权限上的争论往往导致新衍生产品的推出被拖延，合并将有利于建立一种协调一致的监管机制，促进两个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启示：金融“大部制”混业监管将成趋势
当前中国仍旧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但混业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今年两会期间，备受争议的金融部门改革由于种种原因仍未能列入我国大部制改革名单，不过美国财政部的最新金融监管改革提案却上演了一部“美国版”大部制改革的好戏，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以后的改革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蓝本。对于未来我国的金融监管的发展，我们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当今世界，各个金融行业不断交叉渗透融合，特别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大发展让分业监管已经力不从心。金融监管部门实行大部制改革，很大一个优点就是能克服目前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尤其是以前各监管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的现象。虽然目前在我国立刻施行金融大部制改革实现混业监管可能还有很多困难，但是为了提高监管效率，混业监管的趋势不可逆转。现有“一行三会”应一面放开口子，鼓励金融混业经营；一面应不断加强各个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为以后的改革打下基础。
第二，目前中国的衍生品市场正面临着重大的发展契机，股指期货即将推出、银行参与期货市场也刚刚起步（银监会刚不久前批准商业银行参与黄金期货），可以说由于衍生产品大发展使我国各个金融行业不断融合，引领金融市场进入混业时代，因此从监管角度来讲，就需要一种大角度、大视野的监管思路和方法予以配合。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出现了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叠并存的问题。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与沟通，推动金融衍生产品加速创新和行业的发展正是当务之急，应避免和减少权利部门间谁都要管、谁都要来分一杯羹而阻碍衍生产品创新与发展的不当情况出现。
金融制 篇4
奉和圣制瑞雪篇
作者：刘庭琦 朝代：唐 体裁：七排 紫宸飞雪晓裴回，层阁重门雪照开。九衢~耀浮埃尽，
千品差池贽帛来。何处田中非种玉，谁家院里不生梅。
埋云翳景无穷已，因风落地吹还起。先过翡翠宝房中，
转入鸳鸯金殿里。美人含笑出联翩，艳逸相轻斗容止。
罗衣点著浑是花，玉手抟来半成水。奕奕纷纷何所如，
顿忆杨园二月初。羞同班女高秋扇，欲照明王乙夜书。
姑射山中符圣寿，芙蓉阙下降神车。愿随睿泽流无限，
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分析 篇5
一、金融衍生产品概述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发展, 给各国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和挑战。金融衍生产品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 是指其价值依赖于标的资产价值变动的合约。这种合约可以是标准化的, 也可以是非标准化的。标准化合约如期货;非标准化合约是指以上各项由交易的双方自行约定, 因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比如远期合约。
金融衍生产品通过保证金交易, 实际上无需转移本金, 合约结算一般也采用现金差价结算的方式进行, 因此, 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具有杠杆效应, 类似于四两拨千斤。保证金越低, 杠杆效应越大, 风险也就越大。
金融衍生产品不同于一般实体经济产品, 它是虚拟经济的产物。虚拟经济是以资本化定价行为作为基础而形成的一套特定的价值关系。虚拟产品的价格不是由成本支撑的, 是由人们的信心和观念支撑的。如何对虚拟财产准确地进行法律定性, 直接关系到对金融风险的法律规制, 也是完善一国金融法律体系的重要问题。
二、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看, 金融衍生产品危机至少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衍生品的法律性质不明确;二是合同关系错综复杂, 单一的合同关系与系统风险紧密结合;三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基本上缺乏监管, 信息不透明甚至被有意隐藏在表外。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集中凸显了当下金融法规的欠缺和调控的不足, 也正因为对金融衍生产品法律规制的缺失, 才使得这次危机从产生到扩大, 愈演愈烈, 令人震惊, 法律手足无措。根据世界银行 (2001) 的界定, 法律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故此, 我国要加强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就必须加快健全金融法律制度, 完善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
(一) 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
针对法律滞后性的种种弊病, 我们应当考虑法律的事前防范作用。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 事后救济虽然重要, 但我们也应当重视对危机的防范, 把损失降至最低。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包括对危机的事前防范、事中处理和事后救济三种机制。金融危机治理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包括危机前预防准备阶段、危机爆发期反应阶段、危机爆发期相持阶段、危机结束期恢复阶段。针对每一个阶段, 应当采取不同的危机应对措施。比如在危机前预防准备阶段, 可以加强对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金融法律规范宣传, 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金融产品的审查和对金融操作的实时监控, 做好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在危机爆发期反应阶段, 及时组织金融和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人才组成危机应对小组, 对危机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风险的预估, 力求迅速找出控制风险的方法;在危机爆发期相持阶段, 要审时度势、准确判断风险, 同时加强对法律的制定和修改, 引进国外先进的法律规范, 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在危机结束恢复阶段, 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查漏补缺, 对过时的法律予以及时修订, 对欠缺的法律要及时制定, 以使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有法可依。只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 才能更好地指导金融业务的展开, 才能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 才能使各种金融行为有序进行, 保证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二) 完善金融立法体系, 弥补立法空白
完备的金融法律法规是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和监管的法律依据, 也是市场法制化运行的根本保障。我国急需在金融法制方面加快假设步伐。顾功耘教授认为, 我国金融法律制度发展中存在“三重三轻”的问题, 即重创新轻规范、重特殊规范轻普遍规范、重行政轻市场。同时, 法律也存在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 法是社会发展的主观因素, 受生产力水平和客观规律的限制;第二, 法受其本身属性的限制;第三, 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第四, 法还受到被社会所制约的主体对法的利用程度的局限。因而我国在完善金融立法时应努力克服以上问题, 避免轻重失衡、体系不协调。
1. 强化信用评级制, 提高征信标准
信用是一种广义的财富, 是一种财产利益。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用评级机构存在较大风险, 有关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到位, 导致信用评级丧失警示作用, 没能发挥其“防火墙”的功能。从私法角度考虑, 应当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制度, 在市场准入这道门槛上把好关, 遏制危机产生的温床。通俗地讲, 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金融危机的出现也表明, 现有的征信标准已经不再适合当下的经济现状, 法律应该与时俱进, 提高征信标准, 引入国际上先进的信用评级制度, 提高征信标准, 并在社会中推广信用评级, 提高金融机构对信用评级的重视, 提高公众对信用评级的认可, 在一定程度上能遏制低品质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 尽可能地维护消费者的权利, 也能提高金融机构自身对金融风险的掌控。这不但有利于新形势下的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 也体现了法律应时而变, 完善了法律本身。
2. 完善市场退出机制
美国五大投行的结果无非是被收购、转变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或者倒闭, 尽管它们的下场各异,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即它们的投资者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今, 还存在者的这些“投行”们的高管依旧拿着高额的薪金, 如此鲜明的对比令人瞠目结舌。缘何如此?显而易见, 金融机构的有限责任已经面临重大考验, 它是金融机构的护身符, 也同时伤害着无数投资者的心。金融机构恣意的退出市场无疑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 完善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 既有利于清理金融市场中的不健康肌体, 又能稳定金融秩序, 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效法律措施。
首先, 在金融机构建设过程中, 应该明确规定一定比例的投资风险保障金, 作为其倒闭后对投资者所受损失的弥补;其次, 厘清金融机构的产权问题, 这要求法律预先对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等产权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将权责规定到位, 以避免金融机构在退出市场时产生金融风险;第三, 严格限制和规范有限责任的运用, 仔细审查金融机构的资产情况和债务状况, 追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这要求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 我国应尽快制定关于金融机构如何退出市场的法律法规, 同时加快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
3. 加强信息披露, 实施透明化交易制度
信息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和公共产品性使信息的公开成为客观必要。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 经济人很难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合理预期, 往往是通过观察周围人的行为来提取信息, 在这种信息的不断传递过程中, 许多人的信息将大致相同且彼此强化, 因此易做出一致的预期, 从而采取相似的行动, 这就是从众行为。实际上, 大部分经济危机的爆发都与个人不约而同的从众行为相联系。金融透明是金融业有效监管的基础, 离开了信息披露的规范化, 市场的规范化就无从谈起。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 不但会误导个人投资者, 还将误导整个市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也直接决定了投资者对市场的判断, 再理性的人面对错误信息的时候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针对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法律应该强制金融机构披露相关信息, 给投资者创造理性的投资环境, 同时加强对场外交易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信息披露, 使金融交易透明化, 用法律引导金融市场有序、健康和稳定地运行。
4. 出台适应当下经济现状的金融调控监管法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字, 它应当具有生命力, 紧密地与现实结合, 发挥它规范社会的功能。立法应该注重效率性, 针对新的金融行为, 法律应该快速、果断和准确地做出判断, 发现问题, 及时出台相关的金融调控监管法, 完善对金融机构偿付能力、资产风险和杠杆率等多方位监管。这就要求立法者时刻关注社会动态, 不能囿于一隅, 要将法律与时事结合, 制定出具有前瞻性和规制性的金融法律。
(三) 正确处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
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不断创新的事物才具有生命力, 才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任何停滞不前都只会导向灭亡。不得不承认, 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得益于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但是, 我们也应当看到, 金融衍生品也会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 其暗藏引发金融危机的黑暗力量。面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人们容易把所有的罪责归结到金融衍生工具上, 实际上, 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没有完整的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监管也没有场内交易严格。故我们也不能忽视金融衍生产品巨大的财富创造能力。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 保证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动态平衡。一方面, 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要适度, 不能脱离实体经济, 另一方面, 在其创新的过程中金融监管也要同步跟进, 从而有效监管金融风险, 完善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 用法律做应对金融危机的坚强后盾。
三、结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动力, 要稳定地发展我国经济, 必须加强对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法律制度越健全、完善, 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 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 即使发生危机, 法律制度也能够将损害降到最低。从法律规制的角度出发, 研究应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 应注重对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性质分析, 完善对金融市场的法律调控和监管;制定完备的金融法律, 同时配以相关的法律实施措施, 从而提高我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能力。
摘要：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创新的产物, 有自己独特的法律特征, 它具有较高的杠杆性。本文主要分析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规制, 主张建立金融危机应急处理法律机制, 完善金融立法体系, 正确处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辩证关系。重点分析了如何完善我国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的立法体系。
关键词：金融衍生产品,法律规制,金融立法体系,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孙兆东, 郑美玲.国家破产[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2]朱景文主编.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王利明主编.民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对抗制与职权制的区别探究 篇6
关键词：职权制；诉讼模式；对抗制
一、证据规则
在对抗制中，带有诱导性偏见及证明力弱的证据都将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陪审团成员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培训，并不能对这些证据产生正确或者理性的判断）。
一种最典型的不予采信的证据种类就是传闻证据。傳闻证据规则的核心意义在于：如果法庭要了解真相，那么当事人各方就必定要对证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或交叉询问。而以书面形式或者第三方形式提交的传闻证据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职权制诉讼中，对证据可采性的规定要明显地宽容很多。在很多案子中，由于陪审团的缺席使得很多对正式的证据规则的需求得以放宽。更多的证据有可能被提交，而不论其是否真实可信或带有诱导性偏见。只要法官认为具有相关性，证据就可以被提交。在很多职权制体制中（如法国，德国，比利时）都没有传闻证据规则。而是由法官自己判断并决定这种证据的证明力。
二、刑事诉讼程序
职权制的诉讼程序一般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
在侦查阶段，由公务人员进行证据的收集并决定是否提起指控。检察官可以自行展开侦查或者要求警方进行侦查，并可以就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指示并划定优先侦查的范围。有些职权制体系中，法官也可以展开侦查或者对整个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在审查起诉阶段，工作通常在卷面上开展，预审法官全面审查案卷以决定案件是否进入到审判阶段。同时预审法官在证据的收集以及证人的询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某些职权制体系中，合法性原则要求所有案子都要有充分证据才能提起诉讼。也就是说，法官或检察官在是否提起指控上有着有限的自由裁量权。
经过审查起诉阶段，证据都将被记录在案并在审判中平等地向控诉双方开放。庭审的主要职能是将证据呈现给审判法官或者陪审团，并让律师可以公开陈述自己的辩论意见。即使在职权制中没有交叉询问，证人仍将受到询问并有可能受到质疑。
对抗制的诉讼程序中只有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
侦查阶段控方的证据由警方搜集，辩方的证据则由当事人自己或者律师收集。
在职权制审查起诉阶段中对证据的评估则被留到了审判的法庭上进行。
审判阶段，检察官代表国家进行控诉，辩护律师代表被告进行辩护，法官或者陪审团则居中裁判，每个证人都将当庭提供他们的证词并接受对方律师的交叉询问以及双方律师的循环询问。律师的举证策略对审判的结果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甚至于有些人认为律师的手中因此握有了操纵真相的权利。只有在控辩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法官才有可能看到最接近真相的事实。
三、审判法官和律师的职能
在对抗制中，法官只以旁听的形式扮演着裁判的角色，在控辩双方没有违反程序的前提下其本身并不会介入到对抗之中。同时在最后通过排除合理性怀疑来决定被告是否有罪以及对有罪的被告决定其刑罚。而律师的工作主要则是提出证据以及询问证人。
在职权制中，法官则需要主持审判活动并做出最终决定。他将担任证人以及被告的询问人角色，并有义务调查证据直到其对案件真相树立内心确信。庭审中主要是由法官来质询证人，调查指控以及评估证据并做出最终判决。
四、法庭组织形式
对抗制体系中由一般审判法庭来管辖大部分的案件，而职权制法庭则倾向于由特定的法庭以及其上诉法庭来分别管辖宪法、刑法、行政法、商法以及民法或私法案件。
职权制体系的检察官或者调查官会和警察亲密合作，以客观中立的方式来收集证据，侦查的目的不是为了定罪而是调查案件真相。这可以说是职权制的一大优点。侦查中，由检察官主持或者监督其过程还可以防止侦查权被警方滥用。而另一个优点则是警方在调查搜集证据的时候不需要遵守如对抗制下的种种严苛的规定。这样一来所有的证据，无论其收集的方式如何，至少都可以放入递交给法庭的案卷之中。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给予警方的便利，使他们在案件调查中不必因为过多地担心各种规则而感到束手束脚。然后，这种优势也被认为只惠及公诉一方而没有扩展到被告方。相反的，对抗制的拥护者则可以争辩说他们为被告方提供了更多的“公正”，因为对抗制在刑事诉讼程序监督上有着更严格的规定，只要在收集方式上有问题，任何证据都可以被排除。而对被告人则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使警方无法为了搜集罪证而对他们滥用权力。更进一步来讲，在对抗制中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既不期望被告能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同时还赋予他们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这种沉默权对于职权制下的嫌疑人或者被告则只能是一种奢侈。也就是说，对抗制比较倾向于保护被告方的权利并使警方处于轻微的劣势，而职权制则在赋予警方更多优势的同时使得被告方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
对抗制法庭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给控辩双方，让他们在陪审团面前各抒己见。对抗制法庭之所以坚持严格的证据规则的原因之一，就是作为非专业司法人员的陪审团员过于容易被不可靠证据以及诱导性偏见证据所动摇。而对于职权制的法官来说，他则具有足够的专业水平来客观衡量这些证据的证明力。虽然可以说陪审团制度是对抗制中公正以及民主问责制优势的一种延伸，但这一制度同时也增加了司法成本，并使得审判活动平添了许多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这些问题在职权制中则很少存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的是法官而非陪审团，法官可以审阅案卷中的所有证据以帮助他们了解案件真相。可以说庭前对案卷的查阅可以使得法庭审判更有效率，因为这样在开庭时法官已经拥有了整个案件的相关资料并对被告有了充分的了解。职权制的优势还体现在对被告定罪以及量刑的同步进行上，这可以帮助法庭加快审判进程，以减少被告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根据局以上对两者的比较，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混合模式，它吸取对抗制以及职权制的优点，既能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又能是正义得以伸张。很明显这种混合模式是可以被创造的。
参考文献：
[1]钱俊.抗制与职权制.《法制与社会》，2014年12期.
金融制 篇7
【关键词】德国 双元制职业教育 现代学徒制 启示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5年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院级课题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5xjskt-012。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60-03
“双元制”是德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被誉为“二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经济发展的柱石”。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学习、模仿和引进这一先进职业教育模式，对促进本国的职业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内涵
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指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和在学校接受理论培养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形式。这种教学模式是以企业培训为主，学校培训为辅，校企密切合作、交替进行。“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内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个教育主体
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一元是企业，一元是学校，这是两个教育主体，也是职业教育的两个场所。企业起主导作用，无论是经费的投入、培训过程，还是考核鉴定，都强调企业的主体作用；企业着重培训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而理论知识培训则主要在学校进行。
2.两种身份
在“双元制”培训体系中受培训的人员首先须同企业签定培训合同，成为企业的学徒，而后找到一所与其所学专业相对应的职业学校成为该校的一名学生。就企业而言，受培训者在初中毕业后与所选择的企业签订的培训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其在培训期间所应履行的学徒的权利和义务。而在职业学校，他们是学生，需要继续接受教育。
3.两种法律制度
企业里的培训主要遵守联邦制定的职业教育法，属联邦管辖。职业学校的教学要遵守各州制定的学校法规，各州负责。企业与职业学校的培训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范围。
4.两个主管单位
企业的职业培训按联邦政府颁布的《企业培训条例》进行，该条例是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制定。全国各企业培训必须严格按照条例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培训。职业学校的教学则由各州的文教部分管。它以各州文教部部长联席会议制定的《理论教学大纲》为指导性文件，职业学校必须依照此大纲组织教学。
5.两类课程
“双元制”培训体系中的课程划分为理论课与实训课。实训课主要在企业内进行；理论课主要在职业学校中进行。但这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双元制教育以企业为核心，以企业实际培训为主，以学校教育为辅，两者平行进行密切合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6.两种教材
为保证技能培训的统一标准和质量，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出版了整套实训教材。而职业学校使用的理论教材则是由各州负责编写，没有全国统一的出版物。理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增添新的资料，使教材不断更新以跟上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发展。
7.两类教师
企业培训的实训教师是企业的雇员，是“双元制”中非常关键的、起着重大作用的师资。他们一般是完成“双元制”职业培训后具有五年以上职业实践的“师傅学校”的毕业生，或者是经“双元制”培训后具有两年职业实践的各类“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而职业学校的理论教师则是经过四年专业学习及两年师范学习、再经过教学实习并通过再次国家考试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则属于国家公务员。
8.两种考试
受训者经过三年或三年半培训，最后参加由工商协会或手工业协会统一命题的结业考试。考试由包括企业主、企业实训教师、职业学校教师及工会代表在内的考试委员会实施。考试中技能测试所占的比重很大。有的实践技能考试时间长达14小时；专业知识考试一般只考3-4门，总时间为5-6个小时。
9.两条经费渠道
企业的培训费用大部分由企业承担，职业学校的费用则由国家及州政府支付。企业除了出资购置培训设施、器材及原材料、学习资料以外，还须支付学徒在企业培训期间的生活津贴和实训教师的工资。
10.两类证书
受训者通过实践技能和专业知识考试后，可获得进入劳动市场所必需的由行业协会颁发的技术工人证书；培训证书和毕业证书则由培训企业和职业学校颁发。
二、“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突出特点
1.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是德国职业教育取得成功的重要准则。虽然行业参与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全面掌控、协调好各方关系。
（1）有法可依
德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了完备的职业教育法，保证了职业教育的有法可依、违法必究。2005年修订的《职业培训法》更加明确了政府主导下的企业主体地位：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才有资格提供培训；企业培训由联邦政府主管，必须遵守联邦政府制定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培训条例；培训职业必须是《职业培训法》所规定的、全国统一的、国家认可的；职业名称、培训学时、课程大纲、技能和知识、组织准则以及考试标准等都有法可依，覆盖各种职业岗位群；学徒须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合同的形式、内容以及双方的责任、义务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受《劳动法》约束；企业必须给学徒培训工资补贴，企业培训导师必须具备行业资格证书和一定的教学经验；各州政府监管下的行业协会监督、审查和考核职业教育全过程。
（2）有经费投入
除企业投入以外，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和市政府以及联邦就业服务中心等均花上千亿欧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1%）用于教育，花费70-80亿欧元（约占教育支出的8%）用于双元制职业培训，这为德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德国政府支持职业学校发展的拨款逐年增加，数据显示，2000-2001年德国职业培训的整个支出就已达到了218亿欧元。在德国，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是免费的，德国各级政府对职业学校的经费投入分级负责，如州政府负责公立职业学校教师的工资或养老金，地方政府或机构负责校舍维修、设备购买、管理人员的报酬等，同时州政府也会给予经费补助；对于私立职业学校，州政府给予业务以及人事经费的补贴等。德国职业教育经费的“双元制”投入，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并深深影响了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发展。
（3）有监管考核
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各个环节都有明确规定和统一标准，有效干预和监管，突出政府主导地位。
德国政府在联邦、州、行业、企业四级均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他们各司其职，对职业教育教学进行协调、监管与考核。如联邦一级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劳动力市场需求，向联邦政府提出职业培训方面的建议；每年在官方网站上发布职业培训报告等；行业一级负责审查企业培训的可行性和职业培训教师的能力，监督企业培训执行情况，还负责培训协议的注册以及对学生评估的认证、管理和颁发资格证书等。
（4）有评估考核
《职业培训法》规定学生学徒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和考试标准，行业协会依法评价学员的学习、负责期中和期末考试。考试委员会至少有包括雇主、雇员和教师在内的3名成员组成，以保证国家考试的权威性的公正性。按规定，期末考试要涵盖4-5个职业基础范畴。考试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考试时间也各不相同。
2.企业参与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企业深度参与。在德国，大量企业自觉承担着职业教育的法律主体、教育主体和经费主体的角色。
（1）企业认可“双元制”培训方式
德国企业认为：一方面，能够承担职业教育培训的企业，在公众心目中有着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这种无形的资本会带来高额的回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是人才资源储备的较好方式。在对学生进行培训中，虽然有所投入，但他们的薪酬只有熟练工人工资的1/4-1/3，而这些培训学员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能够生产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企业还可以减少劳动开支，降低成本；第三方面，可以保持从业人员的稳定，也是传承企业文化的一种方式。从本企业培训的学生中雇佣学员，由于他们熟悉企业的社会环境，了解企业的目标与专业岗位职责，因而会比较热爱企业，企业由此能保持相对高的岗位稳定性，减少员工的跳槽带来的损失。
（2）企业乐意为“双元制”培训投入
在德国，职业教育培训的费用大部分来源于大中型企业，主要以直接资助和设立基金的集资资助等形式提供。企业承担的费用占德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大部分，甚至达到政府拨款的7倍多，是劳动部门提供经费的3.4倍。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提供，无论是企业或跨企业职业培训，还是公立或私立职业教育学校的职业教育，真正的投入主体是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他们从思想意识中乐意为“双元制”职业教育进行投入，尽管一个学生平均每年需要投入1.7万欧元，3年约需5万多欧元。
3.社会认可
（1）实用主义思想造就了德国对“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认可
德国人历来特别注重产品的实用性能和质量，务本求实的实用主义思想是德国社会普遍的心理，德国制造的产品厚重结实、坚固耐用、不求华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职业教育被视为与现实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实用教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重视，他们看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实用功能。企业界人士更是认同优秀的职业教育是产品质量的保证，因而把提高工人素质和促进技能的娴熟寄托于职业教育，并主动寻求职业教育的支持与合作，为“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崇尚技能助推了德国人对“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认可
德国人普遍认为，具有某种技能（职业资格）是个体生存重要的基础，也是感受自身能力、价值和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前提。德国学生从小学4年级后就开始分流，一部分学生进入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之后进入了职业学校，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选择职业。虽然从长远看，接受职业教育可能不如大学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高，但他们从来都不鄙视职业教育，也不盲目追求高学历。他们的理念是：只要赚得钱多，无所谓上大学，好的职业就等于好的社会地位。
其实，“双元制”职业教育也不单是为了增强学生动手技能，而是结合心理学、伦理学等理论的系统指导，来提高学生的“关键能力”，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据统计，在15-18岁的青少年中，有60%以上接受过高素质的职业训练，在德国每年高考录取的学生中，有不少学生不立即进入大学学习，而是先参加“双元制”的职业教育，然后再进入大学学习。许多德国人十分看重其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荣誉，甚至将这种职业带来的荣誉刻在墓碑上。正是这种崇尚技能的社会风气，助推了德国人对“双元制”职业教育的认可，也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大发展。
三、“双元制”职业教育对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启示
德国与中国无论是在历史背景、传统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很难把“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全盘移植到中国来，但是德国“双元制”的教育理念与经验却是可以借鉴的。
1.转变教育观念是前提
崇尚技艺而不鄙视职业教育是德国的社会风尚，德国有一句谚语是：不教会青年人手艺就等于让他们去偷。所以，德国人总是教育子女学习技艺，立足社会。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受“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的束缚，社会对职业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许多人把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看作是一种考不上高中的无奈选择。职教在许多人眼中被看成是普通教育的附属物或是教育体系的“旁门左道”，这种观念是全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虽然目前国家对职业教育格外重视，特别是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给职业教育界带来了春风，中国现在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视职业教育，也正在搭建中职、高职、大学教育的“立交桥”，但传统思想的改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除了在舆论导向方面需要大张旗鼓宣传外，更主要的是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修订、完善现行《职业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职业教育的地位、技能人才的地位；规范职业教育的培训标准、培训内容、培训形式、考核形式等，并从国家层面严格就业培训准入制度，实现企业用工与职业培训制度的相互沟通与结合，有效保证职业教育在中国的法制化、正常化和健康、有序运行。
2.寻求校企合作是关键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原因是企业与学校之间的有机配合和相互促进，特别是企业的积极主动参与。在德国，法律规定企业有义务和责任对学生进行职业培训。我国的《职业教育法》虽然有条款涉及行业、企业的办学与培训，但不是约束性的，没有明确具体的责任与义务。在现代学徒制中需要明确企业的主体地位，国家应从法律制度、税收政策、产品出口等方面对有资格参与学徒制试点的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保障现代学徒制在中国的有序开展。
产学研合作，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要想提高职校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就必须注重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在国家层面进行干预的同时，作为学校更要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准确接到企业给抛来的橄榄枝。学校也不能一味等靠要，也要主动出击，寻求企业的帮助与支持，主动邀请知名企业领导与工程技术人员来校传经送宝，加强深度校企合作。送优秀教师进企业实践锻炼，加强双方沟通与交流，解决企业中的技术难题，培训企业员工等，使企业认识到学校的能量，积极主动与学校合作，从而达到校企互惠共赢的目的。
3.培养一流师资是根本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百年教育教师为本。在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师均来自于企业的师傅，这些人员必须具有5年以上的生产实践经验，并经过200多学时的教育学专业培训才能胜任。而对于职业学校的教师德国政府审查更为严格，不仅对他们有学历要求、企业实践证明，还要通过两次国家级考试才能成为正式教师。德国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途径，主要是依据联邦政府的规定，通过职业教师的继续教育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以保障职业学校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
在我国，虽然政府对教师也很重视，但对职业学校教师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许多教师没有专业技能、没有企业实践经验，虽然也规定“职业学校教师每两年不少于两个月的企业实践”，但这只是一纸空文，许多学校都没有认真执行。学校中有限的实习指导教师只是疲于应付大量的实践课程，起不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许多年轻教师由于怕脏怕累不愿从事实习教学，企业的兼职教师由于资金短缺又不能很好引进，造成职业学校实习教师缺乏。
针对目前现状，职业学校应从两方面进行实施。一是从企业高薪引进既具有专业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二是加大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力度，选择品德好、能力强的年轻教师进行重点培训，特别是侧重于操作技能与企业实践的培养，真正组建一支品德好、理论丰、技能强的专兼职“双师型”教师队伍，逐渐改变目前的教学现状，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4.实施教学改革是基础
自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以来，许多职业学校纷纷进行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的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 ），2014年8月，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种种迹象显示，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教育部文件也同时指出了未来一个时期职业学校办学的方向，那就是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前提下，校企共同开展新型现代学徒制试点。
借鉴德国“双元制”成功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要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校企要联合制订教学计划、商讨教学内容，共同进行人才的培育。校企要把人才的培养重点放在实践环节的就业能力上，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与社会能力）；要尝试运用行动导向的教学理念，采用项目（任务）教学方法。把理论知识的学习整合在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或工作任务的完整行动中，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通过完成某一个具体的项目或任务，来提升学生的职业行为能力。通过学校教师与企业师傅的引导，学生在完成每个项目或任务的咨讯、决策、实施、检查、评价与反馈中，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科学的行动方法和自觉的行为意识，从而构成完整的职业行为方式。
5.投入教育经费是核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职业教育没有钱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和政府的的共同投入，其主要经费来源就是政府的拨款和企业的主动参与投资，而国家和各级政府承担职业学校的各项费用，不仅如此，政府还专门拨款支持“双元制”职业教育中的主管各类企业培训的各种行业协会，为德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政府办学的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也大多由政府投入资金，但企业的投入几乎为零。这与德国恰好相反，德国大部分的职业教育投入是企业承担的。如何让中国企业积极主动对职业教育进行投入，这是摆在中国职业教育面前的一个大难题。“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搞了多年的，但真正合作了多少，到底是如何进行合作的，企业到底为学校投入了多少、投入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的企业目前还没有多少具有前瞻性的人物，他们只是讲究经济效益、关心的是产值。员工缺乏可以从各级各类学校甚至社会上直接招聘，没有技能达不到要求，辞退重新招聘，反正中国是人口大国，否则，单位人力资源部门负责招聘的主管做什么？社会上风起云涌的人力资源市场又为什么那么热闹呢？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的中国，尽管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但距离制造强国、创新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之路还有很远，面对诸多挑战，吸取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精华，加上全社会的关心、支持，特别是政府在政策、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新型现代学徒制必定会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宇.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江苏教育研究，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