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创新的例子

中国自主创新的例子（共8篇）

中国自主创新的例子 篇1

“90后”是“80后”的派生词，他们以突出的性格特色被大众记忆。以下是小编整理的90后自主创业成功的例子，欢迎大家阅读。

90后自主创业成功的例子：“一朵棉花”创始人强亚东

出生于90年，“一朵棉花”创始人强亚东已在互联网闯荡多年：读大学时，就开始帮百度在成都做粉丝落地活动，1月，他加入百度，负责“核心用户体系搭建”。

，他以市场合伙人身份加入“叫个鸭子”，凭借数年的用户、市场营销经验，与团队一起将“叫个鸭子”引爆互联网。

今年4月份，他选择重新创业。他看到传统家纺离新一代消费者越来越远，如产品、营销、品牌。正成为消费主力军的85、90后对它们没有认知，后者品质也已满足不了需求。

强亚东想打造一款年轻人的家纺新品牌，首批产品为床上四件套。

昨日，创始人强亚东向铅笔道透露，“一朵棉花”已于4月份拿到500万元天使投资，投资方包括滴滴打车天使王刚、唐彬森、中欧挚盈、天使汇。

投资人为什么投他?“超级有喜感，人很聪明，有90后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领导力，做事情有情怀，做啥我都愿意投。”这是王刚对他的评价。

出身百度

大学在成都读书时，他是百度成都志愿者贴吧吧主，经常协助百度组织不同主题的线下粉丝活动，他曾成立两个公益组织，并组建了一支20多人的核心团队，负责百度活动的整体策划。

依靠贴吧、微博的力量，贴近90后心理的他们迅速打开局面，吸引了多人加入。也正是因为如此，强亚东受到了薛蛮子的关注。

90后自主创业成功的例子：神奇折纸书年产值超200万元

1990年出生的杨亚运是滨州学院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拿着七万块钱去济南选择创业。而他的创业梦想竟因在大学二年级追女朋友用的创意开始的,之后他通过不懈努力创造出了拥有自主专利的创意折纸书产品。

杨亚运创业期间经历起起伏伏,产品订单从零单到几十单、几千单,从没有店铺经营发展成经营了淘宝网上最大的创意折纸书店国王皇后旗舰店,光彩年华旗舰店等七家店铺,且拥有青岛、北京、厦门、广东、义乌等地十几个代理点,代理商近50家。20的产值超200万元人民币,目前正在同义乌合作商通过阿里巴巴速卖通等渠道积极准备开拓产品国际市场。

中国自主创新的例子 篇2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回顾新中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科技事业发展, 道路的探索充满艰辛, 实践的历程波澜壮阔, 获得的经验弥足珍贵。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科教兴国”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再到“创新驱动发展”, 我们党关于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路径越来越清晰, 呈现出勃勃生机, 展示了光明前景。

十八大再次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这是我们党长期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总结, 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 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行动指南, 是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要求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抓住发展机遇, 转变发展观念, 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增添发展的新动力。要坚持科技发展为了人, 科技发展服务人, 紧紧围绕13亿人的切身利益和紧迫需求发展科学技术, 使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根本要求, 让科技创新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要统筹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加强协同创新, 增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整体效能, 促进科技与经济更加紧密结合。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需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纵观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历程, 每个国家的创新发展模式各不相同, 路径各具特色。既有全面领先的, 也有成功追赶的, 还有抓住机遇异军突起的。无论怎样, 一国的科技创新都深受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反过来, 如果能够在科技创新上占据优势, 也可以导致国际竞争格局的重大变化。

我们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发展需要用世界眼光来考量, 中国的创新需要从全球视野来审视。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大大加快了研发全球化进程, 区域化、集群化、网络化等创新模式不断涌现。作为一个正在加快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发展中大国, 创新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 需要把“自主创新”的战略选择与“开放合作”的实现路径有机结合起来, 以更开放的心态、更广阔的视野, 参与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 提高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化水平, 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需要坚持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对接、“蛟龙”号深潜海底7000米, 这些重大科技工程的成功实施,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也是我国科技创新必须坚持的重要组织方式。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 发挥重大工程、科技重大专项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整合资源, 重点突破, 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 也要重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重大技术和产品, 使科技创新既服务于国家意志和战略目标, 又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谁在妨碍中国的自主创新？ 篇3

“自主创新”可能是当前中国最热的词汇之一了。

3月16日我国发布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长期性深层次矛盾之一，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升为国家战略。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国每年8万多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有70%是用于购置设备，而其中又有60%依赖于进口。由于缺乏技术支撑，使得在一些领域，即使中国自有资本想投都无法投入。目前中国的信息产业，80%由外资投资掌控，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显然也知道这是一个隐藏巨大商机的产业，然而由于技术的缺乏，根本无法进入，只好转投入低端、污染重、无技术门槛的行业。

尽管我们已经认识到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这一事实，也将自主创新上升为了国家战略，然而中国的自主创新依然任重而道远。大体上，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最终源于该国企业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创新活动。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言，其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事业动机，渴望通过事业的成功而得到社会的尊重；而对企业家而言，其创新的动力则是来源于利润动机，希望通过创新获取巨额利润，或者说在竞争压力下，担心如果不进行创新将遭受巨大损失，而不得不进行创新活动。目前的中国，这两个动力机制在不同程度上都被削弱和扭曲了。

事业动机之惑：中国走出李约瑟之谜了吗？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民族。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曾提到，“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是为什么近代工业和科技革命却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关于“李约瑟之谜”，一种解释是由于历史上中国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中国历来人多地少，使得生产活动中人们更愿意使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对那些能节省劳动时间的发明创造几乎没什么需求，没有需求也就没动力，从而使得一度领先的创新活动走向衰落。

暂且不管这种技术需求不足论逻辑上是否彻底，我们遵循这一视角，反观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会发现中国要实现自主创新首先要面临的障碍，可能既不是科学上的，也不是技术上的，而是劳动力资源上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的中国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相对而言，技术和技术创新就变得稀缺而昂贵了，这使得企业更愿意以工人来替代机器，而不愿意去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由于那些能够节省劳动、提高效率的科技发明反而有可能使自己失去竞争优势，对类似创新的需求也就下降了。如何克服劳动力过多所带来的对技术创新潜在的负面影响，历史没有给出答案，现在我们也似乎没找到更好的答案。

“李约瑟之谜”之于中国自主创新的意义，除上述创新需求不足论外，更富有启示意义的还是来自基于科技供给视角的讨论。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对于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而言，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由于历史上中国人多，使得中国能够在技术发明上一度领先于西方世界。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库兹涅茨所指出的：“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始终是基于科学的技术。”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实验中得到的，而中国长期都没有实现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实验的创新上来，从而在现代落后于西方世界。

转换到基于科学实验的创新，为什么在中国迟迟不能实现？有人归之于中国的官僚体制和科举制度，认为由于“学而优则仕”，使得中国缺乏大量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才及场所；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本身就缺乏科学精神。体制论也好，文化论也罢，总归是古代的中国缺乏科学成长的土壤，没有确立使科学繁荣的制度规范，科学家们事业上的成功不为社会尊重和承认。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否已培育起科学的土壤？是否为科学家们的事业动机提供了足够的激励？且不论中国时不时曝出的学术抄袭、学术官僚对他人成果的无偿占有等不为人齿的学术黑幕，仅就科学界以发表为基础的优先权竞争制度安排而言，在中国也只是处于形成和完善过程当中。在中国，对于学术成果的评议，“首创”、“独创”、“世界领先水平”等诸如此类的词汇是多如满天星，而评议人本身可能根本就对所要评议的领域一无所知，只不过身居高位，或掌控了某些学术资源而已。这种对科学独创性优先权认定的轻视，一方面等使科学成果不能有效积累；另一方面也使真正的科学家们难于积累起声誉，其结果是使科学界丧失了相对的独立性，科学家们事业上的成功却不能得到真正的高度重视，科学家们创新的动力被扭曲，科学家们的事业动机也就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科学发展的支撑，当代的技术创新如无源之水，自然也将表现出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

利润动机之惑：中国是否还在“市长”与“市场”之间徘徊？

企业家进行创新，其目标在于获取丰厚的利润。而利润的获取方式有多种，依靠创新，取得独有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是一种；通过游说政府，取得专营牌照和资源的行政垄断权也是一种。有的企业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取得竞争优势；而有的在竞争压力下寻求的却是政府的行政保护和基于行政的垄断，进行寻租，以获取垄断优势。

企业家们选择创新还是寻租，取决于他们所处社会和市场环境的激励和约束。公正公平的市场规则和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可以大大强化企业家的创新激励，而在行政主导型的社会，或者说市场机制有待完善和建立的社会环境当中，企业家取得政策性资源反而可能更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润，用曾经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找市场不如找市长”。尽管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然而在中国，相当多的领域仍然面临着“找市场不如找市长”的困惑，使得这些领域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寻求行政的垄断权，而不是去通过创新获利。

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新的经济交往机制层出不重，这使得相关法规的建立通常要滞后于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就要取代司法，成为维护经济运行的主导力量，也就是说“市长”要主导“市场”。对公司运营而言，政策性资源就成为了主导资源，通过政策资源获取的赢利也常常要大于基于市场运作和创新所带来的赢利。在行政机制取代市场规则的条件下，再加上技术创新成果的非竞争性、以及创新过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创新也就很难成为企业家的最佳选择了。企业家缺乏创新的动力，宏观上也就将表现出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了。

另一个对企业家创新的利润动机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是否有适当的机制确保企业家能够完整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年来，公平与效率的争论始终不绝于耳。有人基于公平的考虑，要求对利润和资本收益征收更多的税收；有人基于效率的考虑，提出应约束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减少政府对经济主体的攫取，确保社会公民能享有更多的自己的劳动成果。这种争论的存在，无疑加大了利润和资本收益的不确定性。当企业家无法确信自己能享有自己的创新成果，或者说缺乏适当的、明确而稳定的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时，很自然地企业家就将失去创新的动力，转而寻求基于行政资源的垄断。在一个垄断的环境中，企业家们不用担心如果他们不去进行创新就遭受巨大损失，这又将进一步削弱企业家创新的利润动机。

在中国，自主创新已被提升为国家战略。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接下来的五年当中国家也将在创新相关的领域里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我们说，要使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除了资源的投入外，我们还需要学会扬长避短地去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建立能提供有效激励的科学界的制度安排，以及形成能保护企业家利润动机的机制和规则。

有关创新思维的例子 篇4

海带既是一道好菜，又是一味良药，对甲状腺肿(即大脖子病)有较好的疗效。而味精则是人们在煮菜时所用的一种调味品。一个来自海边，一个出自工厂，两者看来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何以扯为一谈?说来 也怪，它们之间还有一段不可分割的亲缘史呢!

约在年前的一天，日本帝国大学一名叫池田菊苗的化学教授，在回家吃菜喝汤时不觉一怔，连忙问妻子：“今天这碗汤怎么这样鲜美?”接着用勺在碗里搅动了几下，只发现汤里除了几片黄瓜以外，还有一点海带。他以科学家特有的机敏和兴趣，对海带进行了详细化学分析。经过半年时间的研究，他发现海带中含有一种物质——谷氨酸纳，并给它取了一个雅致的名字——味精。后来他又进一步发明了用小麦、脱脂大豆为原料提取谷氨酸纳的办法，为味精的工厂化生产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创新思维的小例子 篇5

在日本东京，有一家专卖手帕的“夫妻老店”，由于超级市场的手帕品种多，花色新，

他们竞争不赢，生意日趋清淡，一天丈夫坐在小店里漠然地注视着过往行人，忽然灵感飞来，“手帕上可以印花、印鸟、印水，为什么不能印上导游图呢?一物二用，一定会受游客们的青睐!”于是，这对老夫妻立即向厂家订制一批印有东京交通图及有关风景区导游的手帕，并且广为宣传。这个点子果然灵验，销路大开。

这个例子运用了跳出框框想中的审视传统，传统的做法是在手帕上印花、印鸟、印水，但是市场竞争激烈已经没有市场前景可言了，在手帕上印导游图，这样的手帕游客见了首先是感觉新奇,进而考虑到手帕的使用价值和保存纪念价值,购买力必定很高.

以自主创新铸就中国航天梦 篇6

——访总装备部原副部长张建启中将

张建启，男，1946年生，山东曹县人，曾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常务副总指挥、嫦娥工程常务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等职。曾参与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代大型计算机的设计建造，参与并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亚洲一号”、“风云一号”、“澳星”等多次航天发射任务，先后组织指挥了包括罗布泊核试验、战略武器试验、常规兵器试验、航天发射试验及我国首批14名航天员选拔。先后参加组织指挥了“神舟一号”至“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199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5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

中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

21世纪，航天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安全的新的制高点。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飞船，我国载人航天事业飞速发展。我国航天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原始创新不足等问题。当前，如何以航天创新带动军民相关产业发展，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带着这一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原副部长张建启中将。

载人航天引领国家和民族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载人航天工程一直是全国人民热切关注并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我国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发展航天事业？

张建启：从“神一”到“神十”飞船任务的圆满成功，提高了民族凝聚力。载人航天能有今天的成绩，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领导，归功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航天人的共同努力。“神七”之前百姓没什么疑问，但“神七”之后，大家开始关心国家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搞载人航天事业。第一，载人航天是我国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中国人很聪明，但自主创新不足，需要选准一个优先领域作为推动全面创新的领头羊。中国古有嫦娥奔月的传说，说明中国自古就有探索宇宙的愿望，也是一直最能激发人们探索的领域。事实上载人航天也确实引领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创新。

第二，通过发展载人航天事业，培养科技人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刚立项的时候，由于受“文革”的冲击，科学家队伍出现了断层，因此中央定下了要培养年轻科学家的任务。后来，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科学家。2006年，我国整个载人航天队伍的平均年龄是36岁，现在更加年轻化。任何事情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所以培养科学家的效益胜过了其他任何效益。我希望通过宣传，让大家知道我国载人航天究竟是在做什么，让全国人民更支持载人航天，也让外界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谣言不攻自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仅美、俄、中三国拥有自主载人航天能力。我国在这一领域完全是自主创新，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对经济、国防和科技带来了哪些影响？

张建启：这些年来，电子、装备制造业的工艺、器件、材料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都是载人航天发展引领创新的结果。同美俄相比，航天领域的有些工作，例如交会对接、对接机构都是差不多的。载人航天的创新是指理念上的创新，像俄罗斯是两舱结构飞船，上天后返回舱返回地面，留轨舱就没用了，但中国的留轨舱在做其他用途。另外，舱外服看起来外表都一样，但我们里面的设备和美俄的就不同，性能比他们的好，体积也比他们的小。

载人航天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它所带动的经济效益很高，粗略估计，载人航天的投入和产出比是1∶9—1∶12。载人航天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如碳纤维复合材料产业、我国第一台相控阵雷达都是载人航天带动发展起来的。航天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家安全的新制高点。以前打仗占山头，现在打仗靠太空。“谁控制了太空，谁就能控制地球。”所有战略武器导航都依靠航天制导技术来提高武器系统的精准度。日常生活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高铁其实和航天没什么差别，列车的控制系统和火箭的基本原理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高铁的制导系统必须采用载人航天的可靠性设计理念。飞船一度故障正常工作，二度故障还可以保障安全，但为什么一打雷高铁就停运了？所以必须采取系统设计，从源头上确保安全可靠性得到保障。此外，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对改善民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信、导航、气象、普查（地质普查、矿产普查）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也因此得到迅猛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载人航天可以与“两弹一星”类比吗？

张建启：1992年载人航天立项时面临巨大困难，尤其是经济压力，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工程第一年的启动经费用的是总理的机动费。当时国家就定了三项任务，载人航天要引领创新、要带动经济发展、要培养一大批科技人才。中央定这三大任务是很有前瞻性的，载人航天的发展也的确带动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对载人航天，江泽民主席曾经评价说：“如果说‘两弹一星’确定了20世纪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那么‘载人航天’则确定了21世纪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不少老一代科学家都是从海外回来的，回来一个钱学森能顶几个师，一下子把我国的导弹搞上去了，回来的核科学家也把我国的原子弹搞上去了。现在的年轻科学家和老一代科学家相比，他们独立研发、自主创新的科研能力如何？

张建启：载人航天工程从立项开始到现在，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专家，他们的工作相当不错，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工程初期，我们没有经验，大家搜集的也都是零碎的资料，但是我们就是靠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从基础开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现在也确实缺少像钱学森这样的领头人，如何培养世界级的知名专家，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不搞受制于人的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美俄等航天大国相比，中国航天在思想观念上有何不同？中国航天会走与他国合作发展的道路吗？

张建启：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我国航天与他国合作，不但可以花更少的钱，还会少走弯路。这个想法太想当然了！一是，美国会不会与我国合作？美国最基本的战略有一条是：不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到威胁到美国的程度。哪个国家威胁到他，他必定会采取各种措施，打垮对手甚至是潜在的对手，如对苏联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还有日本，尽管是美国的盟友，当日本经济发展到威胁到美国的时候，美国就通过一系列手段打垮其经济。当欧元威胁到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时，美国就打压、制裁欧洲。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最惨的是欧洲。所以从国家战略上，我们必须独立自主搞我国的载人航天。此外，由于我们的国家制度、意识形态和美国也不同，所以他是不可能与我国合作的，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现在，我国航天事业已经发展到威胁美国的航天霸主地位了，所以美国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制裁。美国的卫星，也包括欧洲的卫星，上面只要有美国的一个元器件，都不允许在中国发射；美国议会也有个决定，不允许美国政府花一分钱来接待中国航天界的人员。

二是从产业上来讲，当你没有技术的时候谁也不会和你合作，当你拥有了，他就想把你的产业整垮，那时候他们才会跟你合作。我国航天、导弹武器都是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这个也是美欧制裁的结果。所以说，在产业政策上，中国人需要头脑清晰，要始终牢记自力更生，以己为主，外援为辅。如何保护我们自己、发展我们自己，这不光牵扯整个产业的发展，也牵扯到国家的总体安全。另外，即便是合作，有时候我们也得不到想要的。我去欧空局考察时，他们就说他们很后悔，中国真行，把载人航天自主发展起来了，而欧洲投入了20亿欧元，和美国合作开发国际空间站，但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搞成，国际空间站里美国的核心舱，欧洲人根本进不去。这种合作有什么意义？再比如碳纤维复合材料，原来我们全部靠进口，日本经常卡我们，普通的碳纤维原料卖给我们2000块钱一公斤，现在我们研制出来了，成本还不到200块钱一公斤，所以说我们不走自己的路是不行的。我希望通过媒体提醒国人始终要保持清醒认识，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不是不合作，我们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加快我们的发展，而不是受制于别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外卡我们的，我国就研制出来了；不压制的反倒没有成功，这似乎成了规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建启：第一，因为急功近利。对中国人来说，如果我今天可以买进来，绝对不会去研制。第二，现在社会浮躁，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搞科研，尤其是基础研究。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有可能一辈子也出不了一个成果，一个基础的研究成果可能需要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努力。而我们现在缺的就是精神。再加上缺少宏观上的政策引导，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中国航天面临三大战略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

张建启：从指导思想上看，我国现在缺乏危机意识，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民族，是要出大问题的。虽然我国载人航天这些年基本上一直是成功的，但成功的背后始终隐藏着问题和矛盾。我国航天现在面临三大战略转变：第一是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的战略转变。核心器件、核心材料、核心动力的短板都制约着我国航天的发展。自主创新不足导致我们过度依赖元器件的进口。在这方面，俄罗斯做得较好。

第二是从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我国现在卫星很多，天上一百多颗，在世界上排第二。但效益怎么样？利用得怎么样？如我国和巴西合作的资源卫星，巴西出三成钱，我国出七成，但在使用效率上，我们远没有达到巴西的水平。目前，我国利用率最高的就是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但还有很多其他卫星的功能没有完全开发和利用，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提高效益。以前我们以试验为主，但现在应该以应用为主，应用就必须讲效率、讲效益。不讲效率、不讲效益，这个产业就不可能长远、持续、健康地发展。

第三是体制机制要从封闭垄断型向竞争开放型转变。我国的载人航天事业要不要让民营资本进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恰恰需要改革。关于载人航天和应用卫星等的开发利用，我一直主张可以引入民营资本的就引入，可以交给民营企业开发的就交给民营企业。比如像宇航员的食品、生活保障物资生产等就可以完全交由相关的民营企业生产开发，既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又可以加速推进相关科技的发展。加上我国的科研基本上是国家体制，基建、技改都是国家投资，这就导致有关单位和个人没有效益观，缺乏创新动力。但民营资本进入就不同了，民营资本必须考虑效益，逼得你往良性机制上发展。再一个体制上的问题是军民融合。军民融合首先要有体制保障，如果体制上的问题不解决，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将会浪费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在一次讨论军工企业体制改革的会议上，我讲了一个观点，首先要看到我国是共产党执政，军队是党执政的支撑，我国核心的军工企业则是党执政的保障，这些核心的军工企业必须要始终在党和军队的控制之下，这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除了这些核心的军工企业之外，其他军工企业该怎么改革？我的观点是“抓两头放中间”，即设计、研发需求由国家控制，最后的总装、测试、定型、订购由国家控制，中间过程的元器件、核心材料、关键部件研发、制造放开竞争，谁的技战术指标好、性价比高我就选谁，走完全市场竞争的路子，有抓有放、统筹结合。

关于垄断和竞争，要辩证地看二者的关系。迄今中国航天事业的体制，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但也存在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不足、自主创新与效率需要提升的问题。未来，需要推进航天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竞争机制，促进航天事业更快更好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我国航天事业未来的规划发展？

张建启：首先，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以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为主，适度发展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适度”指的是目的有限度，达到目的就行。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主要是进行科学研究，突破技术瓶颈，掌握关键技术，加之这两项活动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要适度发展。其次，中国始终要高举和平利用太空的旗帜，不和任何国家搞太空军备竞赛。虽然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但永远别忘了我们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等距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所以绝对不能和其他国家搞军备竞赛，否则必然会落入其他国家的军备竞赛陷阱，重蹈苏联的覆辙。

要永远记住：中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宗旨是探索外层空间，扩展对地球和宇宙的认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造福全人类；满足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国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航天事业发展主要以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为主。卫星应用通常包括卫星导航、气象观测等，这与近来大众颇为关注的全球变暖密切相关，西方国家一直认为是人类活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所造成的，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张建启：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当前，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地球上人类活动已有上万年的历史，而人类有气象记录的历史100多年，怎么能通过仅仅100年的数据就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还有，欧美发展了200多年全球没有变暖，而中国刚发展30多年，欧美就说全球变暖了，中国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论断的根据在哪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怎么解释全球变暖现象呢？

张建启：全球变暖应该从空间物理学的角度去考虑。一是太阳的任何活动、任何变化对地球环境、气候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人类的活动。二是太阳活动有它自己的周期，一个周期可能是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所以现在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我提一个观点：空间科学、气象学、地震学三者是紧密联系、不能分开的，后两者总体上来说受空间变化影响。空间环境变化的长期积累会引发地震及火山爆发等，而这些活动会影响气候。所以要系统研究这些现象，这是研究空间科学很重要的方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也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不系统研究是不可行的。

中国航天面临重大战略转型

——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启将军访谈

张建启，多年从事航天事业，获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为中国航天的飞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已经退休的张将军并没有赋闲在家，仍然担任中国航天基金会理事长，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对将军进行了专访。张将军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给我们讲述了中国航天取得的巨大成就，存在的现实问题和面临的重大战略转型……

中国航天六十年成就巨大

说起中国航天取得的成就，张将军的话里充满了自豪。经过近6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航天走到今天十分不易。他说，中国航天从自力更生起步，经历了摸索、探索的初步发展阶段，发展到了送人上天、深空探测、走向世界„„可以说，中国航天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中国的航天活动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归功于全国人民的支持，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光靠航天人自己也走不到今天；归功于全体航天人的共同奋勇拼搏。国家对航天事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肯定，航天引领了国家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改善了民生，带动了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对国家安全起到了保障作用，是国家安全的制高点。此外，中国航天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也是世界公认的。中国航天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航天人的平均年龄低，且越来越年轻。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航天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而俄罗斯航天人的平均年龄为60岁。中国航天在人才培养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部门利益将阻碍中国航天的发展

目前国家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中国航天曾拥有辉煌的历史，但未来应该怎么走？这是航天人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张将军说，航天也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期，如果我们还一味地沉浸在原来的成绩中，今后可能要出大问题。目前，有些苗头已经越来越明显了：第一，部门利益的倾向问题有所抬头。搞航天要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假如要是把部门利益放在首位，是要出大问题的。改革最大的障碍就是利益问题，包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等。第二，人心浮躁，不能静下心来搞科研，很多年轻人刚工作两年就惦记是否能当个处长或副处长，甚至还有人跑官要官。第三，我们的创新能力落后、基础薄弱，必须要始终坚持航天精神，即坚持自力更生，勇于探索与攀登。例如，现在我们在元器件设计方面实力还不强，但是有的单位却寄希望于高价采购。航天的未来永远是买不来的！如果不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一旦国外制裁我们，中国将没有自己的航天！第四，我们还面临着体制机制的危机。美国的“龙”飞船上天了，它的制造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是一家3000多人的民企，获得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6亿美元的订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与美国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无关系。张将军说，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成功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中国航天是否让民营企业进入？这是我们在当前改革大背景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张将军认为，航天是国家的战略制高点，也是国家的战略利益。航天人，特别是高层领导，如果没有国家意识，中国航天就有被毁掉的危险。航天高层领导一定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思考中国航天之路应该如何走，强调部门利益将阻碍国家的大发展。目前，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如果我们的航天规划合理了，节省的不止是十亿、二十亿元的经费，这将能解决许多人的吃饭、受教育问题。

中国航天面临三个重大战略转型

张将军认为，目前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同样处于变革中的中国航天面临着三个重大战略转型：第一个是从航天大国到航天强国的转型。

中国是航天大国，但还不是航天强国。首先，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有的航天任务只是简单的重复，并没有多少创新，不要搞轰动效应，忽视了任务的创新；还有的任务因为担心失败，没有对技术和产品进行充分的考核。这是我们在观念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转变观念，才能进行真正的创新。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总结分析之前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重复，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和进步。其次，中国航天的基础还很薄弱，一些核心元器件、关键原材料和动力问题还有待解决。张将军2006年通过调研得出了两个85%的数据：当时，在中国航天使用的元器件数量方面，国产元器件占总量的85%，进口元器件占15%；但是在花费的经费方面，进口元器件却占85%，而国产元器件只占15%。两者正好相反。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的确实是因为我们落后，但更多的是由于我们没有大胆地进行创新和设计。在管理体制上，国产元器件出了问题，归零标准很严格，而进口元器件出了问题，则只需说明这是进口的就不用归零了。这里还涉及一些部门的利益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这条链上的各相关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去使用国产元器件。必须要斩断利益链，国产元器件才能得到发展。我们要立足使用国产已有元器件，提高设计水平和能力，从综合集成方面提高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从观念、技术、利益等方面进行创新，破除阻碍我们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转型的障碍。

第二个是从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现在我国在天上已经有上百颗卫星，但是使用情况却不尽人意，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包括缺乏统筹安排。中央强调军民融合，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目前我们实行的是军民分离。实际上在航天应用领域，军民是分不开的。例如，同样是对地观测和气象卫星数据，民用部门使用就是民用，军事部门使用就是军用。而我们有不少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都争着立项，这对国家和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不仅会浪费很多资源，而且还将阻碍航天技术的进步，从长远来说，大家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国外同行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如巴西对资源卫星的使用很广泛，包括渔民出海都在使用，而我们国家的使用率却不高。这里面有利益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进行改革。在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推广应用方面，也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理顺体制机制问题。第一，军方应只负责北斗卫星的管控，包括组网和管理，美国的GPS系统就是这样；第二，应实行政府主导，因为要牵扯到很多行业政策如财税政策等，只有交给政府才能大力推广；第三，应放开市场运作。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摒弃部门利益，统筹合理安排，实现从数量规模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

第三个是从封闭的垄断型向开放的市场型转变。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是不可能搞私有化的，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但是，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性质并不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执行，需要解决的是监管和控股问题，航天必须要让民营企业进来。航天和军工企业要把前后两端管控好，即前端的总体和设计，后端的总装、测试、试验的质量保障和交货。中间过程的元器件和部件要放开，要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是要跟国外竞争，而不是跟国内竞争。目前，航天内部存在重复投资、内部竞争等问题，浪费了很多资源。只要把两端控制好了，就能牢牢掌控中国航天。把中间放活了，谁的产品好就用谁的，这样我们的效益也就提高了，这跟第二个转型——提高效率和效益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现在是都在追求小而全、大而全，这样是永远搞不好的。

这三个转型如果搞不好，必将制约中国航天的发展，也将制约军工行业的发展。国家对航天很重视，让我们成为国家创新的火车头，希望航天在国家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能走在前列。

中国航天需要开展国际合作

张将军还谈到了国际合作问题。他说，我们国家搞航天有一个大的战略，那就是以卫星应用和应用卫星为主，适度发展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我们不跟任何人搞太空竞赛，和平利用空间是我们的战略原则。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国际合作。只有走国际合作的道路，大家才认为你是透明、开放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但是有一条必须要记住，那就是你没有好东西别人是不会跟你合作的。将来我们的空间站建成以后肯定要开展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包括深空探测、载人登月也可能走国际合作的道路。

但是，开展国际合作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过分依赖国外的技术和产品。美国进行出口管制改革，放松了对盟国的管制，对中国航天不仅没有放松，反而加严了。这样一来，把我们引进国外特别是美国航天元器件的路子彻底卡死了，但同时也迫使我们加强自主创新，放弃依赖进口的幻想。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我们的能力不行，而是观念的问题。一方面，一些单位对国产元器件信心不足，对于国产项目的进度、技术指标等方面存有疑虑，而盲目相信国外产品；另一方面，国产产品出了问题需要归零追责，而国外产品即便出问题也不会有任何责任。航天是国家安全的制高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力更生这几个字。

中国航天基金会是军民融合的平台

作为中国航天基金会的理事长，张将军还介绍了基金会的工作思路和设想。他说，中国航天基金会的宗旨是服务航天、造福人民。首先，基金会的一项工作重点是鼓励青少年探索与创新，包括设立面向年轻人的航天基金奖项，加大对青少年的培训力度，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夏令营，在大学里设立奖学金等，因为民族的未来必须要进行创新。其次，我们希望把中国航天基金会作为一个平台，搞好军民融合。航天有很多新技术、新产品，而地方上也有很多新东西，我们一直在努力为这种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并且这两年的实践证明效果还不错。我们跟大连和天津市政府以及东盟论坛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此外，我们还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活动。在去年的国际宇航大会上，我们跟美国航天基金会取得了联系，今年将开展一些交流活动。我们也在加强文化方面的建设。文化是一个单位做强的根基，我们要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航天文化及一些企业的优秀文化进行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目前基金会参与的两刊一报，其中包括《中国航天》杂志，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从文化上进行军民融合。下一步我们考虑基金会也应该有大航天的概念，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把大家都吸纳进来，使大家都支持航天。总的来说，基金会在大家的支持下目前运行得不错。

中国自主创新体系研究 篇7

1 国内外文献回顾

1987年英国学者弗里曼 (C. Freeman) 在其著作《技术政策与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里首先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 (NIS) 这一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追赶和跨越是国家创新系统演变的结果,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不足够, 还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推动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他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公司部门机构组成的网络, 他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2]弗里曼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侧重于分析技术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实绩之间的关系, 特别强调国家专有因素对于一国经济发展实绩的影响。进入1990年代, 更多的学者和机构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郎德威尔 (Lundvall) 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植根于其生产体系之中的;纳尔逊和罗森勃格 (Nelson and Resonberg) 则将技术变革的存在及其演进特点当作是研究的起点, 将重点放在知识和创新的生产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上;OECD力图通过一系列指标来分析创新各要素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和使用方面的互相作用与效率。

实际上, 国家创新体系只是创新体系的一个层面, 还存在着包括区域内、区域间, 以及跨国多层面的创新体系, 如区域创新体系就在随后更深入的研究中提出。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教授 (Cooke) 是对其进行较早和较全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者, 1992年他发表了题为《区域创新体系:新欧洲的竞争性规则》的文章。他在代表作《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政府管理的作用》 (1996) [3]中认为, 企业在处理经济问题的社会互动中不断学习和改革, 这种互动超越了企业自身, 涉及到大学、研究所、教育部门、金融机构等, 当在一个区域内形成了这些机构部门的频繁互动时, 就可以认为形成了一个区域创新体系。

随着国外理论的引入和吸收, 中国对创新体系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研究的范围主要牵涉到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概念、结构、机制、功能, 以及体系如何建设等内容。科技部《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受科技部委托完成的《完善和发展中国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报告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专著;2005年OECD和中国科技部合作启动的“国家创新体系及创新政策研究”课题并形成的《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 (OECD Reviews of Innovation Policy-China) [4]等都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重要文献。黄鲁成 (2000) 、[5]王核成和宁熙 (2001) 、[6]陈德宁与沈玉芳 (2004) [7]等学者则分别对区域创新体系进行了研究。

但总的来看, 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 我国学者的研究工作大都落后于国外学者, 对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研究是分别进行, 各自表述的。同时没有将创新体系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经济系统, 不是从科学技术进步与经济实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出发, 多是从政策需要出发来进行研究;没有深入到创新体系各要素内部的相互作用、学习以及国别技术专业化等问题的研究, 仍局限于科学技术知识从研究开发部门向实际生产部门的单向流动;在实践上也没做到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协调与统一。

2 中国创新体系的实践

2.1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现代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至1992年。在这个阶段, 中国属于计划经济体制, 国家创新体系具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科研机构是知识的生产者, 企业是知识的使用者, 高校主要负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政府则既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组织者又是推动者, 国家创新体系间各要素联系方式和机制主要是国家计划和相关政府机构。在这一系统配置方式中各要素之间功能分割, 各自为政, 结果造成了要素创新动力低下的局面。

随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并取得初步成效。国务院于2006年初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 明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到2020年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 并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

目前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通过实施“技术创新引导工程”、改革科技计划管理以及支持企业加强创新基地建设等, 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培育了一批创新型企业;通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科研条件显著改善, 人才队伍结构得到优化, 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为企业服务等方面开展了多种形成的联合与协作。从政府宏观管理方面则出现了由科技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联合制定的重大科技计划, 一些新的组织如国家工程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产生, 高新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实行产业化的步伐加快;同时实施了科技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 明确建设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和方向。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世界竞争力评价结果, 2007年我国的国际科技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第15位, 这是自1994年该报告首次收录中国以来我国排名最前的一次。其中科学基础设施竞争力跃居世界第15位, 跨入世界中上游行列;技术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在世界第27位, 比上年提前了6位, 处于世界中间水平。[8]

但从整体来看, 中国国家创新系统仍处在转型的过渡期, 还存在着宏观统筹机制不健、整体系统效率不高以及创新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

(1) 在创新活动组织、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制度供给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和战略协同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我国的要素配置和价格形成机制尚不合理, 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还未完全形成, 社会商业信用体系也还没有建立, 地区发展和产业发展都很不均衡。如中国目前的银行还不完全是商业银行, 银行借贷的决策并不在于项目的创新性, 常是非经济利益占上风;风险资金也没有建立起来, 对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常有许多限制, 阻碍了有创新价值的项目及时向创新转化。

(2) 创新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体系远未形成

创新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市场化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政府的协调作用在减弱, 而各要素都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进行创新活动, 致使创新体系的整体作用效果不佳。从科技角度看, 国家的一些重大科技计划主要是面向科研机构, 对企业的影响有限, 企业参与的比例很少, 从而造成了科研院所与企业、科研院所与设计单位在技术创新工作上的脱节, 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脱节, 资源不能有机地集成。

(3) 科技投入总量不足, 科技投入结构亦有待完善

200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1966.3 亿元, 占GDP 1.23%, 2007年虽有提高, 达到GDP的1.49%, [9]但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5%相比, 差距仍旧明显, 投入规模没有形成稳定增长机制, 投入结构不够合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虽然目前研究开发经费企业投入已占40%, 但企业实际的技术创新支出还很低, 技术创新的组织机制并不完善, 如三分之二的技术开发力量在企业之外, 大中型企业只有一半有技术开发机构, 创新能力还有待加强。

2.2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当地政府的积极努力下, 中国一些地区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有学者归纳了四种有代表性区域创新体系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苏州模式。[10]也有学者认为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以珠江水系为纽带的粤桂、湘、闽、赣、琼、川、滇、黔9省区和港、澳特区在内的“泛珠三角”区域, 京津冀地区, 辽、吉、黑东北三省, [11]以及四川、重庆、湖北为核心的中西部[12]等区域已形成有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总的来看, 大家一致认可有三个地区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比较成功:北京的中关村模式、上海的张江模式和广东的深圳模式。2006年, 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高新区产值, 分别为3449.4亿元、2430.1亿元和1601.9亿元, 分别占全国比重的9.6%、6.8%和4.5%。[13]

(1) 北京的中关村模式

北京区域创新体系是政府主导型,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科研开发的主体。中关村不仅是技术创新源、高技术企业的孵化器、高技术产业的辐射源, 也是企业家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基地。中关村实施国家“863计划”、“攀登计划”、“攻关计划”的项目总数, 分别约占全国的41%、61%和40%。中关村地区研发经费的投入, 一直占全国总投入的1/6以上。[13]

(2) 上海的张江模式

上海区域创新体系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主导型。凭借卓越的商业氛围、深厚的工业基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长江三角洲经济体的联动, 上海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张江模式的文化支撑, 是一种本地“海派”文化和大量留学归国创业人员的多元国际文化的融合。

(3) 广东的深圳模式

深圳有良好的融资条件、宽松的政策环境、领先的商业意识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以及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深圳区域创新体系是由市场主导和选择的, 真正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深圳在创新体系方面, 成功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一是实现了工业发展从依靠“三来一补”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转变;二是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依赖外资向自主创新为主导的转变。三是政府职能由“决策主导型”向“服务主导型”转换。

但从整体来看, 我国的区域创新体系还不健全,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中仍出现了重复建设、定位不清、效率不高、创新系统的国际化和网络化程度较低等问题。不少区域创新体系创新动力机制不完善, 企业创新的意愿不强烈;创新人才缺乏, 研发能力有限,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技术产业集群“同构”现象严重, 特色不显著, 竞争力不高;产学研互动和企业间合作欠缺, 政府职能和中介服务尚不完善;区域创新文化不活跃, 集群根植性较弱, 内生型创新动力不足, 创新集群活力不够。

3 对我国创新体系建设的思考

笔者认为, 过去提及的创新体系侧重于技术层面的研究, 如今自主创新成为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的新形势, 创新体系必须有新的模式和思维, 应在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前提下, 注重发挥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作用, 注意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第一, 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分工与互动

从经济学角度看, 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物品与克服市场失灵等方面, 而地方政府从政治上主要是执行国家意志, 经济上主要是保持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从而决定了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分工不相同。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总体战略功能, 工作重在“前”——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高”——战略性高技术;“大”——大工程、大项目。区域创新体系的功能目标则要具体、单纯的多, 没有国防、纯基础研究等公共职能, 主要是致力于寻求技术源并使之与本地经济有机结合, 使科技与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其工作重在“实”——考虑本地资源优势和针对发展实际的需求;“用”——强调技术推广和应用;“特”——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形成少数特色的产业。

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还存在互动互补的关系。一方面, 区域自主创新体系的建立能够为我国整体技术发展找到平衡和契合点, 使之成为未来长期技术发展战略及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区域创新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为其提供宏观的中长期制度保障。从这两方面来看, 适宜采取“地方为主, 国家支持”的模式, 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

第二, 要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把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稳固根基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 完善而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牢固根基, 它将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实现夯实基础。纵观北京、上海、深圳这几个区域的创新体系, 我们发现, 成功的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 创新主体的确立与变换

在区域创新体系中, 创新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政府, 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是知识创新的主体, 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但在实践中, 由于不同主体对创新资源的占有不同, 以及不同主体所拥有的决策权、垄断权和分配权的不同, 可能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存在一个或几个创新主体不具备创新行为所要求的能力, 因此核心主体可能会变动, 或以企业为主, 或以政府为主, 如上述的深圳模式和北京模式。

(2) 创新模式的差异

由于地方经济的发育程度、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历史、产业结构的不同, 政府定位的差异, 会导致不同区域创新模式将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体而言,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明显,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 区域创新方面具有市场化程度低、人力资本不足且集中于科研院校等特点。为此, 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方向是建立核心区域创新体系, 强化政府经济、科技管理职能的服务功能、引领功能, 重点是管理制度创新。东部地区应加大原创性研究投入, 注意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 努力改善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3) 区域高技术产业集群形成集群创新是区域创新体系充满活力的关键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的体系, 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区域性创新体系, 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因此, 将产业集群建立与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 营建创新创业环境, 易形成活跃的创新创业局面。应在区域范围内以产业集群政策替代产业政策, 以促进集群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 这样才能形成有地方特色、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产业集群, 也就建立了有区域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

第三, 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

实质上,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有关科学技术植入经济增长过程之中的制度安排, 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就为创新体系提供制度安排。

(1) 政府要健全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和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合理的制度安排能为创新行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与保护功能。地方政府推动创新, 不是直接对企业的干预, 关键是完善本地的创新环境和创新制度, 这包括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干预, 鼓励企业采纳新技术的机制, 激励当地企业不断创新的氛围等, 形成激励创新性企业不断成长的环境。作为中央政府, 应注重发挥各地的创新积极性, 把创新的差异性作为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

(2) 中央政府要增加科技经费的投入, 推进创新网络建设。稳定增长的国家财政投入是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保证。政府还应通过不断推出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大型科技发展计划, 增强创新系统要素间互动, 促进创新系统网络不断完善;同时加强创新组织之间、创新组织与相关支撑机构之间的联系, 形成联系密切的、互动的知识流动网络, 提高系统的效率。

(3) 政府要加强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直接投资, 项目、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牵动社会各方面的投入, 建成可以支撑不断创新的基础设施, 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计算机网络基础、通信网络、资料采集处理中心以及教育培训机构等。

摘要：创新体系是整合创新要素组成的制度框架和社会网络, 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种制度安排。我国的创新体系包括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 它们在近几年都取得了成效,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自主创新成为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 创新体系必须要有新的模式和思维, 应在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前提下, 注重发挥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作用, 注意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中国自主创新的例子 篇8

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到2020年的宏伟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指标体系，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梦”的基本图景。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具有如下鲜明的特征：已经形成了综合性产业基地；城市化呈现结构性大发展；城市综合实力全国领先，圈层特征明显；城市与城镇工业化水平较高；城市大物流条件初步形成；城市教育科技实力雄厚，高层次人才密集。带领我国经济总量由世界第二向世界第一跨越，实现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重任，必然将由长三角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承担。但是长期高势态运行伴生的环境问题、交通问题、资源问题和人力资本等一系列问题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发展的“瓶颈”，加强区域分工合作，实行长三角经济圈泛化合作是突破发展制约的必由之途。而安徽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科教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又恰好能与长三角地区实现互补。加强泛长三角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与合作不仅仅是安徽的需要，同时也是长三角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将长三角经济圈打造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圈，以长三角经济圈为龙头，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腾飞，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早日实现的进程中安徽将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何在促进中国梦早日实现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安徽不仅要发挥资源大省的优势，贡献煤、铁、铜、农产品等丰富的资源和充裕的劳动力；更应该发挥科教大省的优势，将雄厚的科教实力运用科技创新手段不断地推进技术进步，即“自主创新培育自主品牌”，让在创新中成长起来的自主品牌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

中国品牌研究中心2013年C-BPI研究成果权威发布，在58个国际第一品牌中，美国一枝独秀，占据半壁江山，德国和韩国同以10%位居第二。而在本土第一品牌中，北京、广东和上海位居三甲，分别占24%、23%和13%，三省市合计占据全国60%的比重。由此可见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是建立在品牌之上的，一个国家最富有、最具有竞争力地区也是建立在品牌之上的，强大的品牌集群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重要特征。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第一品牌的核心在于自主创新，创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其中，组织管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必要保障，技术创新是品牌竞争力的核心来源，是根本。合力股份、科大讯飞、美亚光电、奇瑞汽车、江淮汽车、丰原生化、海螺水泥、美菱电器等众多安徽人依靠技术进步打造的有核心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不仅仅影响了国人，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安徽人，敢为人先、善于创新，这是当代江淮儿女的内在特质，是安徽发展的鲜明旗帜，即“安徽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源于“科教大省”的环境与长期积淀。

2008年10月17日，安徽省委、省政府下发了《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试行）》和《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两份文件，全面启动试验区建设。合肥、芜湖、蚌埠是安徽三个最大的“增长核”，合肥是安徽最大的中心城市，芜湖是皖江经济带的龙头，蚌埠是淮河经济带的龙头。三市集中了安徽省大部分的创新资源，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科技资源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三市共有130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6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特别是省会合肥，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被定位为中国重要的科教基地，现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同时也是世界科技城市联盟会员城市。合肥拥有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为代表的各类高等院校59所，有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家、省部属研究院所200余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30万人，科研、人才资源在中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除首都北京以外，合肥是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布局最密集的城市，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的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国家（合肥）高性能计算中心等国家大科学工程，均建成于合肥。“合肥创造”的高新技术产品不胜枚举：中国第一台窗式空调机、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第一台激光大气污染监测雷达以及世界第一台VCD、第一台仿生洗衣机、第一台变容式冰箱均诞生于合肥。安徽“智造”的高新技术产品助力嫦娥登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16所自主研发的低温接收机能精确收集-260℃低温环境的微弱信号，为月球探测装上了“顺风耳”；合肥科学岛的科研人员为嫦娥三号研制出新型“减震器”，解决了月球上没有大气，无法使用降落伞，着陆时冲击巨大的难题，帮助嫦娥在月球顺利软着陆，为嫦娥装上了“弹簧腿”；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教授胡以华研制的激光高度计，助力嫦娥三号实时精确测距，准确抵达月球，为嫦娥装上了“千里眼”。

2013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科院时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和活力的根本措施。”作为首批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利用自身的科教优势，实现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安徽发展的一面旗帜。

科技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2》显示，安徽区域创新能力跃居全国第9位，较2011年上升6位，居中部地区第1位。其中研发投入指标在全国的排名上升4位；专利综合指标上升6位，居第8位；创新环境指标上升9位，居第4位；区域创新潜力居全国前3位；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

安徽省科技厅统计公布，2012年安徽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0255亿元，比上年增长16%；实现增加值2624.1亿元，比上年增长16.5%，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34.8%，占全省GDP的比重15.2%。

2013年安徽省共申请专利93353件，居全国第6位，中部第1位，同比增长24.7%；申请PCT国际专利196件，居全国第9位，中部第1位。其中申请发明专利34857件，居全国第7位，中部第1位；同比增长79.8%，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48.1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3位。

2012年，安徽省新增中国驰名商标26件，安徽省著名商标576件，安徽省名牌产品173个，而拥有这些自主品牌的企业九成以上为高新技术企业，100%均获国家专利授权。安徽正是依靠这些通过自主创新培育出的自主品牌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而正是像奇瑞汽车、江淮汽车、合力股份、马钢、铜陵有色、海螺建材、美亚光电、科大讯飞……这些大批自主品牌的企业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2013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全国乃至全球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高度，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并不仅仅是金融等几个产业的“试验田”，也不仅有利于带动长三角相关产业发展，更是具有对内对外的重大意义。对内有助于形成可全国推广的产业发展、管理、法制建设等经验，促进中国产业升级；对外则可以获得自由贸易区发展管理经验，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但是中国企业依靠什么在这种相对开放的大环境下，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生存，在竞争中发展，在竞争中壮大。无疑将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打造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自主品牌做为知识产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着民族素质和民族文化，代表着国力和竞争力，而且是核心竞争力。

安徽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和自主品牌的培育；“长三角经济圈”的转型升级发展更需要有自主创新的自主品牌；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长三角经济圈”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助推，更需要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打造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挥安徽科教优势，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改革试验区为主抓手，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在优化环境，强化自身的同时，与苏、浙、沪建立科技创新的合作机制，促进体制、管理、信息、观念、技术、资金和人才的交流互动，将创新品牌资源内外整合和聚合，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融入世界科技创新活动中去，成就更多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实现区域创新活动和自主品牌效应的对接和互动，增强城市由科技创新铸就强势品牌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促进长三角经济圈的快速、持续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品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科技创新引领世界品牌潮流。促进一个地方的经济快速发展，靠产业的拉动；产业的发展靠企业；企业参与市场的竞争力，靠品牌；铸就品牌的核心竞争力，靠自主创新，即自主创新成就自主品牌。只有依靠不断地推进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掌握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才能打造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世界级品牌，才能逐步提升一个国家的凝聚力、辐射力和核心竞争力，才能创造出独特的品牌效应和先进的文化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