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

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精选10篇）

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 篇1

通过对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级~2013级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从学生的角度了解导师在教导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对在创新驱动战略下优化研究生导师教导效果提出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对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级~2013级各专业的研究生(专业学位、学术学位)进行调查,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导师指导现状评价、导师对培养环节的重视程度、导师对学生影响以及导师评价四个方面。

本次抽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问卷250份,回收率为96.15%,其中有效问卷为244份,有效率为97.6%。调查男女比例各占50%,培养类别包括硕士、博士、硕博连读以及非医攻博的学生。

采用SPSS17.0软件建立录入数据库,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本情况

将量表指标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前15道题,调查师生联系频率、交流内容、沟通方式以及师生关系类型等,主要反映师生关系的亲密程度;第二类是后16道题,调查导师的培养方式、对学生的影响等,主要反映导师对学生的教导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数据处理显示调查量表克朗巴哈系数为0.935,可信度较高;主要采用变量聚类分析,对被调查研究生进行个体聚类分析,并分析每类研究生对导师认知态度的差异。244名被调查研究生可分为两个大类,第一大类有13名,第二大类有231名,231名第二大类研究生又可分为第一亚类39名和第二亚类192名研究生。第一大类研究生可认为是无为型研究生,第二大类研究生可认为是有为型研究生。第一大类和第二大类研究生年级构成比、性别比例、培养类别、学位类型、现修专业方向均无显著性差异。

2.2 无为型研究生

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类研究生不太重视与导师的沟通,既不主动与导师联系,同时认为导师也不主动联系自己;联系导师关系的是科研问题,很少就职业规划和想法、人生观和理想、日常生活、情感问题或其他同导师进行交流。与导师交流方法较为保守,多采用电话或对面交谈方式,很少采用其它交流方式,如短信、邮件、QQ、微信等社交软件或其他方式。此类研究生认为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多为老板员工型或普通师生型。此类学生对专业课学习、培养方案的制定、课题研究、科研训练、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教育不太重视,并且认为导师对自己专业知识、研究方向、科研能力、治学态度、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影响较小,对导师的评价较差,认为导师在学术水平很高、导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导师非常注重技能化教育、导师实务操作水平很高、导师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导师具有国外教育背景或访学经历这六方面名不符其实。

而第二大类研究生则完全与之相反,从而可知第一大类研究生多为一些不思进取,对学习和研究均兴趣缺乏,对导师指导能力心存置疑,不愿与导师主动联系,与导师交流仅限于研究工作,与导师无共同兴趣或爱好,既不重视专业学习和培训,也对论文课题的研究不太重视。

2.3 有为型研究生

在有为型的231名研究生中,可以分为第一亚类(39名)和第二亚类(192名)。

第二亚类同第一亚类相比,第二亚类研究生具有以下特点:导师指导频率较高、导师主动联系频率较高、主动联系导师频率较高、常与导师探讨职业规划和想法以及人生观与理想和日常生活,主要采用面对面交流,不会认为导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为老板员工型,而是良师益友型;更为重视专业课学习、培养方案制定、课题研究、科研训练、学术规范与道德教育、专业知识,认为导师在研究方向、科研能力、治学态度、道德修养、为人处世方面对自己影响较大,认为导师学术水平很高、专业知识水平很高、导师非常注重技能化教育、导师实务操作水平很高、导师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和导师具有国外教育背景或访学经历。因此可认为第一亚类为小有为型研究生,而第二亚类为大有为型研究生。

3 讨论与建议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导师的教导与培育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专业知识、为人处世方面影响至关重要,导师的导学、导研、导行、导德是学生发展成有为型研究生的关键。由上述结果不难发现,导师良好的教导以及培育过程可直接引导学生成为大有为型研究生,而导师与学生缺乏指导、沟通则是研究生成为无为型研究生的重要因素。导师的创新理念形成研究生的创新理念;研究生导师的创新思维形成研究生的创新思维;研究生导师的创新能力影响着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研究生导师的创新过程培育者研究生的创新能力[2]。对此,本文将从导师的遴选、评价以及对学生的考核方面提出建议。

3.1 创新改革导师遴选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的导师评价侧重于考核导师自身的科研水平及研究成果,忽视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对导师的个性评价更是很少提及[3]。研究生导师不同于“专家”、“教授”,无研究生就无所谓“导师”,因此对研究生导师的遴选与评价,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挂钩才是关键。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研究生导师的遴选范围也逐渐扩大化、多样化。不管何种导师组组建方式,导师组在组建中,一方面要考虑多学科知识的交叉与融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导师组成员合理的梯队建设,从而使研究生导师队伍呈现出一派生机和活力,保持导师组的可持续发展[4]。

导师的遴选制度也应改革创新,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学校为培养和选拔高水平创新人才,从2014年开始决定实行导师遴选机制改革的试点,在副高和中级职称中破格遴选一批学术型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以此促进学科建设,深化研究生教育机制改革,以及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导师遴选制度的创新可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对建设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导师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3.2 加强导师评价考核

导师评价应从“为人师”“为经师”“为导师”“为师之本”等几方面开展[5],对学生进行人格引导、专业知识引导、教导培育过程、自身学术科研等进行评价。学校可建立灵活的研究生导师培训制度,新任导师初上岗时需参加上岗培训,加强同经验丰富的导师之间的学习交流,学习优秀导师在学术传承方面的经验,同时可交流学术界的新思想新动态,并对此建立评价考核制度。评价的形式可以尝试开放式述职评审,既可以增加评价的透明度又可以促使导师自我约束、互相学习[6]。定期召开导师交流会,一方面促进导师之间、师生之间在学术、科研、思想、精神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提高导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导师群在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互相吸收创新思想,并将此理念影响到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中,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强化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求学精神,培育全方位的高层次人才。

3.3 研究生培养质量

创新型导师重在培养创新型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作为导师教导与培育能力的又一重要体现。导师评价从学生角度出发,更要在学生身上体现。研究生的在校成绩、科研能力、就业质量等都可作为评价导师的标准。研究生发表的论文数量、获奖情况、学位论文质量等方面都可以充分体现学生的创新性,反映导师的创新指导水平。

导师在研究生的培养方式、研究指导、做人处事等方面对研究生提高创新能力起着主导作用,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纳入导师创新能力的考核范围,对强化导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具有关键意义。

4 结语

分析评价研究生导师因素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以使导师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7]。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高层次人才需求不断增加,要求导师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培养具备创新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摘要：目的 调查分析创新驱动下导师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方法 从导师指导现状、对培养环节的重视程度、导师影响及导师评价等方面自编问卷,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以及数据处理,分析研究生导师的教导及培育现状,探讨导师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结果 研究生导师的教导与培育对学生形成有为型或无为型研究生具有重要意义。结论 创新驱动战略下,导师对学生的导学、导研、导行、导德行为影响关键,应从导师遴选、考核、评价等多方面加强研究生导师管理。

关键词：导师,创新能力,聚类分析,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李忠,王守林,刘起展.浅议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导师因素[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346-348.

[2]毛克琴.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和创新型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2008.

[3]刘彩红.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高等教育,2013,28(4):45-46,81.

[4]孙君顶.导师因素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0(3):528-530.

[5]周晓芳,肖鹏,卢勃,等.从研究生角度建立研究生导师评价指标体系[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34(6):100-104.

[6]国兆亮,王楠.关于研究生导师评价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12(1):56-58.

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 篇2

本科生导师制与班建制、学分制共为三大教育模式。学分制不同于传统的学年制，学分制由于学生学习的灵活性，需要配备专门的导师，以10～15人结合成一组并由一个导师指导。而传统的学年制学生具有统一性，这就要求学年制建立班建制，配备班主任进行指导。面对学分制越来越多样化、灵活性学习需求，班建制难以满足需要，这就需要导师制这种更为灵活的教育模式。

本科生导师制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校时已有雏形，以牛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在建校时就注重对学生以两三个人划分的小组进行指导，导师起牧师和教授综合的作用。牛津大学一直以来都把导师制称为“牛津黄冠上的宝石”，视导师制为牛津大学作为世界名校的立校之本。

牛津大学导师制在教学方式上强调个别指导，在教学内容上强调德智并重，在学习环境上营造和谐、自由和宽松的氛围。导师除了课堂讲授之外，还要设立专题，与其他导师以学院为单位组成导师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导师。同时，各个学院也会组织学院导师组审阅学生的入学申请，各个导师跟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学生。

我国本科生导师制是随着学分制在各个高校的普及而建立的，2000年年初，浙江大学率先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之后导师制如雨后春笋，在多个大学相续实行，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二、本科生导师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点大学有较好的经费保证，而一般本科院校却面临着经费限制，比如，师资力量、生源素质的制约，因此在实际开展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里以河南省某一普通本科高校A大学为例谈一下普通高校本科生导师制在实行中存在具体问题。河南省A大学从2005级招收新生就开始实行“弹性学分制、选课制、导师制”相结合的完全学分制，4年制本科生在3至6年内修满教学计划所规定的165个学分即可毕业，A大学为此制定了《A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导师工作条例》。如今A大学本科生导师实行8年，面临如下主要问题。

（一）本科生导师制成了“鸡肋”

大学生设立导师是与学分制有关，学分制导致传统班级的瓦解，学生在选课上比较分散，为了克服学分制的弊端，需要设立导师进行指点。但导师制有时成了摆设，从A大学所设立对导师的奖酬机制来看，把导师所指导每名学生所得的报酬折算为现，导师指导1名学生1个学年20元（2个工作量），从一位导师每年级、每学年指导的10～15名学生规模来看，一位导师能够同时带4个学年的40～60个学生，如此一个导师一学年只有1000元左右指导学生的收入。随着现今物价不断上涨，导师每学年指导1名学生20元的报酬偏低，因此导师制成了“鸡肋”，导师只有靠增加学生指导数量来实现报酬的增加，但对学生指导的质量降低了，对学生的指导成了“放羊”，而不是“牧养”。这就造成了导师制形如虚设，难以发挥指导作用。

（二）辅导员代替了导师工作

本科生导师制成了“鸡肋”，使辅导员工作加重起来，因为大学生平时生活主要与辅导员联系。以A大学某一学院为例，该学院一个年级本科生有500人，但辅导员只有一个，本科生大小事情都找辅导员，造成辅导员工作过重。而且大学德育主要靠辅导员的思政工作的开展，这使得大学生受辅导员政治观念影响过重，难以形成真正的价值观。大学精神不能仅靠思政教育，还需要靠大学老师及导师影响下的一种求真务实精神。大学生教育不能使其束缚于辅导员制这一单一制度之下，而更需要发挥导师制作用。

（三）学生无暇接受“指导”

导师制、课堂讲授、讲座等形式都可以作为大学教育的选择，传统教育以课堂讲授为主，如今A大学虽然实行学分制、导师制多年，但教育手段仍然以课堂讲授为主。学分制本是使大学时段成为一个弹性化学习的阶段，使大学学习能够在3～7年之间完成，但这又导致一个结果：学生为了学分而集中选课，造成了大学前三年集中上课，学生几乎天天有课，每天难得空闲，大学生被上课所束缚，难以有时间与导师见面一起探讨问题。而且学分制导致一种功利取向，学生仅为了完成学分而听课，对于其他的事项，比如与导师做科研探讨因为无法用学分量化而漠不关心。

三、影响因素分析

源自西方的本科生导师制，在我国却发生了变异，其具体影响因素如下：

（一）经济因素的影响

导师制是需要一定的财力做支撑，在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开支巨大。近年来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牛津大学校方有意通过增加本科生导师指导学生人数，减少本科生导师数量而达到节省开支的目的，但这一方案受到一些教授及校友的强烈反对，他们请求校方重新审视本科生导师在牛津大学所占的地位。牛津大学除接受政府支持之外，其本科生导师费用主要靠社会捐助。而我国本科院校主要靠政府财政支持，特别是一般本科院校财力有限，受大学新校区建设影响，许多高校都是负债运营，已无财力支持学分制背后的本科生导师制。

（二）意识形态的影响

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一些大学难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本科生导师也难以有自己的思想主张，高校政治思想教育主导一切。学生心理连同政治意识形态主要由辅导员负责，使得本科生导师除单一指导学生选课之外，无法对学生思想状态进行指导。

（三）教育观念的影响

我国教育以应试为主，大学也成了贩卖知识、输灌知识的场所。虽然实行了学分制，由于导师制不易量化，大学教育仍然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也仍然习惯于死记硬背的输灌学习方式，在功利短视作用下，不愿意接受没有直接效果的“潜移默化”的导师制。同时，如今高校普遍重视容易量化的科研，轻视教学。导师如果没有合理的报酬，就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到科研上，而不会放在教学上及对学生指导上。

四、思考与建议

（一）给本科生导师更多的激励

大学教育是一个综合的教育，导师制教育更要人性化。导师制如果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其可以减轻辅导员的工作负担，减少学生管理的工作量。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平衡的过程，在导师制上投入多了，其他方面就相应地减少了开支。而导师制是一个“软教育”，其效果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积累。导师制的建立需要学校教育管理者具备战略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二）实际制度操作更需具体化

本科生导师制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成了装裱学分制的“看物”，而应该落实到实实在在的教育中。除对导师收入的激励提高之外，同时还需要对导师的指导工作具体量化。比如可以要求导师以工作日记、周记等形式来反映指导事实，还可要求学生具体完成论文，并设以具体指导制度使本科生导师制度真正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章程。

（三）改变知识输灌的教育方式

大学教育本是通过各种手段来促使学生获得知识，比如可通过聆听讲座、参与科研等方式进行，而学分制的弹性化学习使得学生集中上课，为得学分而选课，每天上课时间挤满了日常所有的时间，这使导师制难以发挥作用。这就需要高校进一步改革学分制，给学生每学期设以最大选课量限制。同时还需尝试把导师指导讨论的时间加入学分当中，注重导师指导比专业学习更为重要的作用，增加导师指导的时间。高校可以考虑每学期把导师指导单列一门课作为学生每学期的必修，既算导师的工作量，又算学生的学分，对导师的指导课不限具体时间、地点及指导内容，给导师和学生更多的指导弹性。

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 篇3

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整体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思路清晰，战略发展明确，具有改革创新意识。班子成员之间团结协作好，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事业心，能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善于把所掌握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有效解决了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率先垂范、超常付出，表现出了坚强党性和良好作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长期以来，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在廉洁自律方面，能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觉贯彻党风廉正建设责任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口碑良好，在教职员工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在政治素质方面，重视加强领导班子自身思想政治建设，充分发挥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理念。

坚持和完善组织学习和个人自学制度，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科学理论指导企业经营管理和组织保障。注重加强各类专业知识的学习，认真扎实开展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认真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注重解决职工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促进稳定和谐建设。

在工作表现方面，能够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围绕学院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思路，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增强人才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团结民主方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听取代表意见，共同讨论形成集体决定。健全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机制，做到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班子团结协调，整体功能强。班子成员职责分工明确，各自完成好承担的任务。顾全大局，树立“一盘棋”思想，互相支持、取长补短，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希望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继续大力提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做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党的科学理论与改革发展稳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认真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推动科学进步、促进和谐发展。

希望学院党委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加强各支部之间的协调沟通，提高各支部的工作质量。领导层要针对基层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加强管理和引导。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面对当今社会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依托学习武装头脑，继续保持坚强党性和良好作风，为学院规范发展提供用力保证。

对学生的评价和建议 篇4

有关专家指出评价过程应重视以下三点：其一，重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在评价中注重考察学生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数学学习活动，是否乐意与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是否有学习数学的兴趣;注重考察学生数学思考的过程，了解学生在活动中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和进行数学思考的情况。其二：适当评价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掌握。低年级学生往往需要借助具体事物或实物模型完成学生任务。因此，对学生时行评价时应重点考察学生结合具体材料对所学内容实际意义的理解。其三：重视对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评价。在评价中要注意考察学生是否在教师的指导下，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提出简单的数学生问题;是否愿意与同伴合作解决问题;是否能表达解决问题的大致结果。

本人较深入地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并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我尝试着对不同学生的学习情感、态度、价值观与学习方式、策略、水平的个性化的考查与评价;对知识、技能、能力的考试设几个级别，供学生自主选择，变考试为学生自我挑战、主动进取的机会，变定性评价为发展性评价。

强调收集并保存表明学生发展状况的关键资料，建立学生个人成长记录袋。对这些资料的呈现和分析能够形成对学生发展变化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学生的优势和不足给予学生激励或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例如，在新教材第三册《乘法口诀(二)》的知识评价中我围绕三个要点展开评价：经历编制6—9的乘法口诀的过程;熟记口诀，并能运用口诀正确计算表内乘法;解决有关的实际问题。注意从能力水平的不同方面，学生层次的不同等级进行评价——评价中考察学生对编制口诀过程参与程度;是否会探索规律记忆口诀和灵活运用口诀;能否在教师的指导下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对表内乘法的计算要求逐步达到每分6—8题。注重学生本人在评价中的作用。发挥学生在评价中的主体作用，改变过去学生被动接受评判的状况，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的制定。

个别后进生在教师的鼓励下积极地参与口诀的编制，也能在教师的指导下提出和解决简单的问题;熟记口诀，计算达到每分钟6题。但是他们在探索规律记忆口诀和灵活用口诀方面较为薄弱，但是他们在学习中知识水平、技能技巧、情感价值观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但是到了期末，仍旧是一张考卷评定学生的学生情况!这不仅使学生受到打击，教师也仿佛受到愚弄——无论是期末统考也罢，质量监控也罢，无论是新教材也罢，旧教材也罢，都逃脱不了“平时素质教育，期末应试教育”的命运!

是否只有我们这一小块地方有这一怪圈呢?其实不然。我曾到某学校学习。该学校的学生评价改革进行得如火如涂，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经验。最有特色是他们提出“考乐”这一评价方案。低年级学习不见分数。平时作业用“红花”、“红旗”、“火炬”表示。单元测试用“很好”、“可以”“再努力”来评定。期末教师用“评语式”的文字叙述来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这种模糊评价的方法，去掉了压在孩子们幼小心灵上的分数重负。不公布学习成绩，不给学生成绩排队，注意“因材施教，分类指导”允许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注意鼓动、帮助学习暂时落后的学生努力追上。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形式，让不同情况的学生都有学习成功的喜悦。坚决执行“关于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有关规定”，一年级不留家庭作业，二年级按规定留作业，“双休日”坚决不留作业，把课余时间交给孩子支配。

为孩子有一次成功的体验，期末举办“乐考”(上一学期)。数学乐考就内容而言，有听算、口述解题过程、教学游戏，动手操作等;就形式而言有“游艺式”，即：集中一天，布置几个教室按类分组。学生好像在参加游艺活动，手持一个记分表，各类自选一项参加，不满意可再“考”一次;有‘“分类式”即：也可将各题目布置在墙上，题目依难度分为三类，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能力自取一份“试卷”解答。“自测式”即：由学生根据教师复习的内容自己出卷子，相互考。就成绩评定而言，成绩表上仍按“很好”、“可以”、“再努力”表示。成绩可以由教师评定，也可以让学生评定。这一切是乎完全符合学习评价改革的要求。但就在一次教师会上教导的发言让我对此产生了疑问——教导非常严肃地说：“期末考试怎样考，是用一张卷子统一命题，还是其它形式，现在还不能决定，望老师们能严肃对待，做好期末复习工作。”底下老师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可以看出，大家一下子都非常紧张。

我对评价环节提出的三个建议 篇5

案例中这位教师的困惑具有代表性。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幼儿自我中心的思维特点使然，二是与讲述者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因此，笔者认为评价环节的组织可注意以下三方面：

首先，对发言人提出要求。教师要提醒发言者声音洪亮，清楚表达，以吸引全班幼儿注意。

其次，尝试改变评价方式。教师可根据活动特点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调动幼儿参与评价的积极性。如可采取分组评价，由各组推荐一名幼儿向全班介绍本组活动情况，最后由教师小结各组情况。

第二，充分利用延伸活动。由于时间的限制，教师在组织评价环节时多有匆忙之感。因此，在时间不足的情况下，建议通过延伸活动来巩固所学内容。

抛出话题：令人“痛苦”的评价环节

针对话题展开的讨论：

建设一种有序、分享的课堂文化/特邀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张俊

评价要做到具有教育价值/(江苏南京 束从敏)

重视评价环节中分享的价值/(江苏南京 杨冬梅)

评价开篇要以幼儿发展为切入点/(北京 张延艺)

专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价和建议 篇6

调查显示,虽然较多(61%)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货币政策“偏松”,但认为未来6个月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持平”的分别占64%和53%,比认为应该“上升”的分别高32和9个百分点。

对于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有六成经济学家预计我国央行会在2010年下半年开始提高利率,其中预计在“2010年3季度”的占47%,预计在“2010年4季度”的占14%。这与经济学家对美联储加息时间的判断相一致,50%的经济学家估计美联储“2010年下半年”加息;认为是“2010年1季度”、“2010年2季度”和“2011年及以后”的分别占3%、23%和24%。

对于货币信贷规模,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10年我国信贷仍将保持较大规模,以保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调查显示,近六成(57%)的经济学家认为2010年人民币新增贷款会在“7万亿～8万亿元”之间,而认为会在“7万亿元以下”和“8万亿～9万亿元”、“9万亿元以上”的分别占14%和15%、14%。而对于2010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新增贷款占全年的比重,82%认为是“30%～40%”(2003～2008年这一比重平均为34%,2009年估计约为50%),其中认为是“30%～35%”的占47%,认为是“35%～40%”的占35%;而认为是“30%以下”和“40%以上”的分别占10%和8%。

尽管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不应过早退出,但认为应采取综合配套措施,防止由于流动性充裕所带来的通胀预期增强和资产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滋生等问题,并及时规避由此给银行系统带来的风险。

此外,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学家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改变财政支出的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转向教育、医疗、环保、社保、就业等民生和社会公共事业领域,转向扩大消费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和扶持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等方面。同时要注意加强预算管理,规避债务风险。

综合采取征收物业税、扩大土地供给等政策调控房地产。调查显示,对于调控房价最可行的手段,57%认为是“税费政策调控,开征物业税等”,55%认为是“扩大土地供给,打击囤地等”,53%认为是“调整供给结构,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50%认为是“取消二套房贷,首付比例优惠等信贷政策”,而认为是“改革现行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占30%。调查表明,要较好地调控房价,需要综合考虑和采取多项配套政策措施,协同发挥作用。同时,对于目前房价过高和增长过快的问题,经济学家还建议要把它放在国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大局中来妥善解决,首先是明确政府对于住房问题定位,明确政府在保障公民居住权方面需要承担的责任;其次是妥善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即地方财政对土地收入的高度依赖。经济学家认为只有这样,目前备受关注的房价问题才能得到稳妥的解决。

因势利导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既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实的演化过程,也是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对于目前我国出现的农民工将在城市打工所得收入在家乡所在地县城购买住宅安家的城市化现象,78%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应顺势加快县城发展”,67%认为这“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47%认为“有利于刺激消费”;此外,34%认为“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26%认为是“农民工的无奈之举,应加大农民工打工所在城市对他们的吸纳程度”,24%认为“有利于资源(如土地)节约和环境保护”。

同时,经济学家强调我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包括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城镇等综合协调发展的过程,而且在此过程中需要认真面对由于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城镇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和战略安排,而不是应付一时的权宜之计,因此要切实解决由目前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所导致的“逆城市化”、“伪城市化”等问题;我国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产业、人口等多种因素,不能片面理解为城市面积的扩大。

通过减税等措施促进民间投资的启动和增长。民间投资不足以及启动迟缓是目前困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结构性问题。对于促进民间投资启动和增长的措施,70%认为是“减税,降低中小企业负担”,58%认为是“规范和鼓励民间金融机构发展”,51%认为是“采取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此外,46%认为是“向民间资本开放石油、电力等垄断行业”、21%认为是“完善4万亿投资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还分别有8%和5%建议“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和“扩大创业板规模”。

完善医保、加快城市化、提高低保收入标准、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措施。调查显示,对于扩大消费需求主要应采取的措施,64%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完善医保,增加覆盖面”,比重居第1位;其后依次是“加快城市化进程”(61%)、“提高低保收入标准”(61%)和“提高个税起征点”(50%)。此外还有“加大转移支付力度”(39%)、“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减税”(33%)、“继续实施刺激汽车、家电等消费政策”(28%)、“加大消费信贷推广力度”(26%)、“加快老年产业(如养老院等)发展”(20%)、“公务员及相关事业单位职员加薪”(18%)、“派发购物券”(8%)等。

此外,经济学家关于调控和改革的建议还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努力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积极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既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原材料等的需求,又避免由于欧、美等市场消费需求下降和贸易摩擦增多所造成的市场萎缩。二是国家应加强对外资控制的涉及我国国计民生的行业的控制和管理,保证调控的有效性。三是严防资产泡沫蔓延,特别是注意吸取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教训。四是推进资源税费改革,避免资源开发领域的诸多乱象,减少浪费,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安全性,促进环境保护。五是加快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改革,重点是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协调收入、城乡和区域的不均衡现象。六是启动和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规范土地收入,建立健全公共资金使用的社会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七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恢复和健全人民币汇率浮动机制。八是坚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精简机构,优化职能,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 篇7

针对对新员工培训不足的情况，我想在公司对新员工实行导师制，安排老员工一对一的辅导新人。对新人通过公司的考核顺利转正的，将给导师一定奖励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

一，新人有一对一的关心，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都可以，因为老员工熟悉公司的资源，容易帮助新员工解决实际困难；

二，以前由主管经理带人，由于主管经理一般都比较忙，很少有空闲来带新 手，经常让新

人处于放任自流状态，特别是业务现在没有经理的情况下，新业务人员的辅导更是一个问题。如专门由Anna带的话她也有意见，又没有额外的收益却要花很多自己的时间来带人，这很会产生在我们公司就是能者多劳，但多劳不会多得的想法；

三，员工的转正我们可以多参考到一份意见，以前仅仅是主管的一个看法，但看人的话尽

量还是最好多综合几个人的看法，因为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一点点小事产生一种定势的思维与偏见，但其实人无完人，我们更需要的是看到员工的有用的一面，擅长的一面。四，让导师带人会让老员工产生一种自豪感，感觉自己的所学还是有发挥的余地。这能鞭

策老员工加强自我学习，避免被新人瞧不起的情况的发生

五，让导师带人，给予一定的额外的补助（肯定对质量要有一些量化的要求才可以，并且

如果没带好导致新人流失或者不够格无法转正，还要给予一定的惩罚），这也能激发起帮助新员工顺利上手的热情。

六，这样可以避免以下情况：新人来找不到归属感而边工作边另找工作；新人无法融入环

境而自动流失；新人由于不了解公司而因为一些片面的想法出现损害公司的利益的行为……

我的想法是，如果实施这一项计划，那以后我们招人的面试都应该是至少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的面试，包括主管、导师、人事经理。导师对选择自己带的人也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这样可以完善我们的招聘程序；安排业务员带业务员，采购员带采购员，会计员带会计员，成功转正奖300元，失败扣罚50元，其它部门的人员的成功转正奖200元，失败扣罚30元。

这样下来我们需要将转正程序隆重化，将制定员工转正的标准，并且为每一个员工的转正召开评审会议，这样一方面可以严格转正标准，防止不合格的人自动转正后处理起来产生违背劳动法的麻烦；另一方面可以让新员工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正式员工资格，努力工作；这样的一个仪式也可以起到弘扬企业文化的作用。

请考虑一下这样实施可不可以

员工意见评价及建议汇总 篇8

一、薪资福利

1、希望能在原来基础上稍微有所改善，社会物质要求越来越高，个人保障也成为最重要的一部分，希望公司能按国家规定购买员工保险（五保）也是为人才的稳定而做好准备。

2、希望所的的收入能满足生活的需求，并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二、个人发展

1、希望公司注重内部员工提升的机会；

2、进行岗位轮调，多给员工培训与学习的机会，以便于员工更快成长。

3、公司的培训计划，在培训中所带有的情感投资也是很重要的。目前高素质人才，不单单是高工资就可以留住的，他们更看重的是个人的成就感，以及领导和企业对他们成就的肯定。情感的“加减功能”表现为对人的认知过程具有组织、强化和瓦解 的功能。适当的情感可以激化出正情绪，例如快乐、喜悦等，这种情绪可以对人的认知过程产生积极的组织强化作用。而不 适当的情感则可能引发出一些负面的情绪，例如恐惧、悲伤等，这种情绪则对人的认知过程产生消极的瓦解作用。因此，情感对于人的行为具有调节作用，从而影响一个人能力的发挥。引导和控制员工的情感，给员工正面的影响，从而使其对企业产生正面的情感，对于促进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有着重要的意义。员工对企业正面情感越多，积极的因素也就越多，员工对于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也会越高，这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个最有利的结果。

三、行政人事管理

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 篇9

【关键词】小学数学课堂 即时评价 现状与问题 相关建议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7-0139-01

数学是一门讲究逻辑思维的基础性学科。在整个学习阶段中这门学科都占有一定比重，且更为重要的是数学实践性强，对其他学科的学习都具有指导性意义。小学是数学学习的入门阶段，是为今后的数学学习储备知识体系的时期。为此，教师应该综合采用各种教学方法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课堂即时评价是数学授课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教师提高课堂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当前数学课堂即时评价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待改进。

1.即时评价的涵义与重要性

课堂即时评价也称即兴评价，是以教师或者班级同学为评价主体、学生课堂表现为评价对象，对学生做出的一种即时性、随意性评论，是授课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堂即时评价一般以语言作为工具，是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包括课堂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效果和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进行即兴点评的过程。

2.小学数学课堂即时评价现状与问题

课堂即时评价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被广泛使用，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大多数教师的教学环节。但当前数学课堂即时评价中还存在诸多不足。

2.1即时评价过度重视鼓励性话语

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由于学生数学知识有限、解题能力不足，教师在教学上存在诸多难题。为刺激小学生数学学习热情，增强其自信心，从而提高数学成绩，教师在课堂上给予学生的即时评价一般是鼓励性的话语，而不论学生课堂表现是否乐观。

2.2即时评价片面性较强

课堂即时评价可以发生在师生互动过程中，也可以是学生课堂行为表现有所欠缺的时候。师生互动过程集中体现于教师提出问题，学生来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学生在给出最终答案时，教师倾向于对答案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对学生思考过程关注度较低。长此以往，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提升。

2.3学生之间的课堂即时评价缺失

当前，小学数学课堂即时评价一般发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极少开展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即时评价。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即时评价主要是就某一学生或者某一小组的课堂表现让班级其他同学进行评价。

3.如何提高小学数学课堂即时评价效率的相关建议

小学数学课堂评价是发现学生学习问题、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有效手段。虽然小学教师对于课堂即时评价的重要性都有深刻了解，但是针对其应用过程中存在全面性不足、过度重视鼓励性话语等问题应该得到改进。

3.1提高课堂即时评价针对性

教师课堂即时评价中过度采用鼓励性和评价片面性是教师评价时缺少针对性的表现。小学数学课堂即时的有效开展，教师要注意评价语言的针对性。例如学生完成作业的情况良好，但不存在字迹潦草的情况，此时教师给予的即时评价应该是“课堂知识掌握较好，解题思路清晰，但书写方面有待改进”，这样的即时评价是既包含了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的肯定评价，又指出了其不足之处。

3.2避免缺乏真诚的形式性评价

不少学生认为教师给予的即时评价语言过于具有随意性，且面部表情显示出缺少真心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即时评价激励、唤醒学生学习热情的作用。教师在给予学生即时评价时，尽量少用“不错”、“回答完坐下”诸如此类的随意性语言，尽量做到面带笑容，情真意切的与学生沟通，时刻关注学生情感变化，遵循学生内心需求，从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3.3积极开展学生互评式活动

针对当前小学数学课堂即时评价主要发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现象，开展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评式活动十分必要，它既能提高即时评价产生的刺激作用，又能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生关系，进而促进和谐课堂的构建。

4.结语

即时评价是课堂教学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新课程标准要求的教学方式。小学数学教师在提高自身专业教学技能的基础上，也要积极应用即时评价来完善教学方法。为此，小学数学教师要直面当前即时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寻找积极的办法提高即时评价效率。

参考文献：

[1]王向红.基于新课程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即时评价 [J].教育教学论坛，2011（22）：69.

[2]赵彩文.浅谈即时评价在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J].小学教学参考，2011（12）33—34.

[3]薛菊萍.新课改下即时评价的误区及对策[J].中小学教学研究，2008（12）：44-45.

作者简介：

对导师的评价及建议 篇10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

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

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

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

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

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

（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

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

（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七）对有关体制设计可行性的简单分析。对于这样一个“全覆盖”的制度设计，可能的担心来自筹资能力问题。我们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这一担心没有根据。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城乡居民的卫生防疫和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以上，承担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在筹资能力上不应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