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2024-12-25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通用8篇)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篇1

浅析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一、大众传媒与公共制度基本理论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与社会功能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大众媒体是传播者与受众实现沟通和交流的中介纽带。现在,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大众传媒具有以下的社会功能:

1、获取与传递信息。大众传媒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反映,让人们获得充分客观的信息。

2、文化传承功能。大众传媒能起到很好的引导和教育作用,能够教育社会民众传播文化知识、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形成向上的价值观念。

3、舆论监督功能。能够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完成情况进行监督,能促进社会机制的运行。

4、娱乐休闲功能。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多种多样,这些丰富多彩的信息能够让阅读者暂时摆脱烦恼,起到了休闲娱乐的作用。

(二)公共政策的含义

公共政策是20世纪中叶之后由西方国家首先提出的概念,是国家(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

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其本质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所作的权威性分配,目标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其涵义,公共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政策集中反映或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执政党、国家或政府进行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或手段。

(2)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3)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公共政策作为分配或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或手段,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二、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当前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国大众传媒呈现了许多崭新的特征,比如,传播方式和渠道更加多样化,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传播受众范围更加广泛,社会影响力更加巨大等。在大力倡导社会民主的现代社会,公民文化素质已经得到质的飞跃,使得面向社会公众的大众传媒成为参与政治推进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之一,并产生了公共政策运作、制定和传播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是两面的,它既给社会生活、公共决策带来积极的引导和监督,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消极的不良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大众传媒能及时敏锐的发现有新闻价值的“问题”并有效的

将之转化为政府政策问题

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被政府主动注意到并及时转化为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加以解决的政策问题。发现问题是政策活动的的起点,大众媒体对现实世界有选择的报道有助于公共政策的问题的提出。无论是对于民众还是政府而言,大众传媒提供的真实客观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其他渠道获取不了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大众传媒在推动公共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中,甚至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2、大众传媒能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条件

传统的公共决策一般会面临三个困境:信息不完全,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时的模糊性。大众传媒对公共决策的深度介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大众传媒是公众与公共决策系统沟通的桥梁,它能反映基层老百姓的共同诉求,并能将公众普遍关注的政策问题直接上达。大众传媒传递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既有助于公众切实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来,也能使政府更好的了解公众的诉求,作出更加顺应民心的决策。

3、大众传媒能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客观的监督和评价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整个政策体系中最关键的一环,是检查和落实政策的关键,是将政策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公共政策的执行全过程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进入媒介视线,媒体能够协助政府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成公共政策的“阳光”执行。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大众传媒看到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也能逐渐建立起

对政府的信任。

(二)消极影响

决策公正是行政合法性的生命,决策者的独立程度决定着决策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决策的反馈和评估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媒体采访报道需要相对公开的条件,发表的简介会形成公开的舆论导向,影响受众对事实的判断。媒体的任何不适当的介入,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都有可能给决策者、给受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从而影响正常的公共政策过程的进行。

由于新闻传媒产业的市场化、商业化趋势加重,越来越多的媒体把制造虚假信息作为增强自身竞争力和获利的筹码,致使公众无法判断报道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有的报道更是“指鹿为马”、“以偏概全”,只为追求信息的“爆点”,而不注重把真实的情况客观地反映给公众,这使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客观报道是行政独立和媒体报道两者之间的基本的平衡点。

三、公共政策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传媒作为一种资源,国家可以利用它的多种功能为之服务。在信息时代,“谁掌握着社会通讯的使用、保持和传递的方法,谁就掌握着控制社会的权力,社会的稳定取决于通讯渠道的完整和完善”,这正是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传媒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所有的控制手段中,政策控制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在新闻法尚未出台或新闻法规尚未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新闻政策在整个管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在我国,新闻立法和政府控制也是对大众传媒的发展影响最大的

因素之一。

从宏观政策研究角度讲,新闻政策是政党和政府治党治国的一系列规则方略在新闻传媒领域的体现,是宏观传播政策的“子政策”。作为政党、政府对所属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态度和策略、管理和调控新闻椽笔领域的重要手段,新闻政策具体体现在有关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新闻媒介管理与经营活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规范中来。

然而中国目前缺少新闻传媒方面完善的立法,缺少了对传媒活动的约束和规范,这会造成传媒领域的混乱无序。部分企图牟利者会因为缺法律约束而肆无忌惮,捏造虚假信息、进行恶性竞争等侵害公众权益、扰乱传媒界秩序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缺少在内在机制上的宏观调控作用力,这使大众传媒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健全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这使得各个新闻单位构成的新闻网络存在不稳定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无序性。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对我国传媒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传媒实现产业化运作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传播内容和方式便受到广告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对广告的依赖强化了大众传媒对收视率的追求,同时也使广告投入及节目更趋都市化、功利化,不仅会致使公众无法判断报道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更不利于大众传媒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消除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之间不良影响的对策

对于中国目前公共政策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现状而言,为使公共政策与大众传媒发展相适应,形成一种互补双赢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当

作出以下努力:

(一)大众传媒应当作出的努力

对于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适当的措施积极避免,才能使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与大众媒体的发展相适应。

首先,传媒工作者应当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以“法治”、“公平”、“正义”为标准,忠于职业操守,做一名有“良心”的媒体人。因此,既要强化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积极作用,更要强化媒体从业者的理论和法规学习,提高其思想修养和审美意识,抑制负面报道、低俗之作等与和谐社会极不协调的东西的出现。

其次,大众传媒既要考虑社会效益,还要讲究经济效益,这当中自然要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关系需要平衡。尤其是当社会公共问题发生后,大众传媒本着对公众负责的舆论引导的态度,要着重考虑公众的反映和利益。与之相伴,大众传媒还要将这一问题置于党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大前提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为社会全方位的稳定发展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协调开展作统筹考虑。

(二)公共政策应当作出的努力

我国政府在管理媒体方面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立了中国的媒体法律体系,但中国媒体的法律建设还很难说是一个有机而同一的整体。许多法律、法规都存在相互冲突或不一致的地方,大众传媒的许多行为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因此,中国媒体要想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更主动、更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将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由于媒介不仅传播

信息,而且传播文化,引导舆论,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完善法律制度,防止一切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和人民生活的现象发生。

其次,积极的发挥公共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宏观调节作用。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导致大众传媒的发展受阻,政府应当起到调节市场机制以便适应于大众传媒发展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的能力,适当的减少大众传媒的发展阻力。

此外,政府与大众传媒应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的传播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为大众传媒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和环境,大众传媒也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推进其进程。公共政策离不开和谐舆论引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群众情绪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至关重要。于此同时,社会对大众传媒要给予宽容和理解,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该从多方面强化大众传媒的发展力。

六、总结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政府的公共决策能力和公众的影响力将得到明显的提高,而大众传媒是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有效桥梁, 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营建是确保这一桥梁畅通无阻的有效保障。大众传媒既受到公共政策的规范约束,同时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又渗透到公共政策制定、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影响的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这种良性关系的构建,必将大大

提高我国公共行政的透明度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极大地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篇2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化趋势的加强,再加上网络科技的日益发展,探索分析大众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以及它与电视传媒媒介的关系,越发成为当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

2. 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状况

2.1 当代大众文化的的含义及特点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商品性;具有通俗性;具有流行性;具有娱乐性;具有依赖性

2.2 大众文化的发展状态和趋势

科技和技术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力和综合国力。大众文化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并保持发展脚步,因为它是一种精神领域的文化形态,需要时刻吸纳全新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并以此来整合当代大众文化的科学精神,从而不断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3. 大众文化与电视传媒交融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3.1 大众文化兴起和电视传媒传播的盲目性

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市场经济是造成其具有盲目性的基本原因。在现阶段,我国文化产品往往具有至上而下性,在某种意义上基于一种文化形式,并且致力于建立一种适合于大众的普通文化范型,虽然它也希望生产一些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却由于它启蒙、灌输和引导的目的,而让大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3.2 大众文化中传统不良习俗对大众文化的腐蚀

畸形的物质消费观念侵蚀着大众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败坏社会风气的现象: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人情投资、阿谀奉承等等。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阻碍着大众文化进步和完善。

4. 大众文化与电视传媒持续健康发展的措施

4.1 引导大众文化利用电视传媒传播,确立基本思想原则

(1)确立基本思想原则的必要性。大众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传媒是国家的重要舆论机器,它对文化的传播往往就是国家意志的象征。因此,确立广播电视对大众文化传播引导的基本思想原则,是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不断进步发展的重要任务。(2)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针。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注重发展具有“正能量”的、健康的大众文化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4.2 弘扬时代主旋律,利用电视传媒对大众文化进行积极传播

把握时代的主题。根据国家的文化政策,电视传媒应当着眼于国家普遍提倡,并且能够积极引导大众精神层面的文化节目,把握时代主题,创造出轻松愉快又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

4.3 利用电视传媒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推广中要不断提高格调和品位

要积极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渗透高雅文化,不断提高文化品位,从而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电视传媒对大众文化要向雅俗共赏的方向引导,这样才有更光辉的前景。

5. 结论

5.1. 积极发挥电视传媒对于大众文化的积极引导手段

电视传媒是大众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正面的角色,理应秉承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具有较高层次的思想和创新理念,通过对信息的整合,文化内容的整合来报道传播大众文化。电视传媒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制负面的、消极的、阻碍社会正能量发展的低俗平庸文化,应该引导低俗文化向内涵文化方向发展。大众文化的主体文化意识和人文意识不容动摇。

5.2 电视传媒要为创造时代所需要的大众文化做好舆论引导

当今社会,舆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舆论传播的主要媒介的电视传媒,更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好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电视传媒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审视大众文化,并做好相应的传播,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是要提高社会公众的大众文化修养和文明意识。

摘要:在传播学的领域内,大众文化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将其结合电视传媒的发展水平和特点,更有利于探究它们二者的存在关系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对大众文化和电视传媒关系的探索和分析,为其结合发展提出切实的措施和建议。

浅析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篇3

【摘 要】大众文化是由大众传媒决定的,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诞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大众文化的发展也与大众传媒息息相关。作为传播信息的手段、工具,大众媒体是大众文化的载体,同时大众文化的流行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互相促进发展。本文分别选取报纸、电视、网络这三个传统与新兴的大众媒介探讨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大众传媒    大众文化     影响

一、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定义

有关大众传媒的定义,有多种定义方式。从手段、工具的角度定义,大众传媒是指传播媒介,即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传播信息的手段、工具;从机构组织的角度定义,认为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机构是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从其生产规模的巨大性和受传者的广泛性而言,又把它们称为大众传播者,或称为大众传媒。大众文化是指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工具进行沟通,所构成的集团规则、习惯、语言、态度等。如果没有沟通交流,就只剩下没有意义的行为动作,而这一技术和沟通的手段、工具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众媒体。可以说大众文化是由大众传媒决定的,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诞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大众文化的发展也与大众传媒息息相关,同时大众文化的流行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发展。

二、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传播的影响

特别是近代社会,大众文化不能离开大众媒体。大众媒体影响大众文化,产生大众文化。大众媒体的类型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情报信息,大众传媒制造文化,并且大众媒体将其制造的大众文化进行扩展。随着时间的流逝,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密不可分。在经济发展、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大众传媒的发展速度飞快,作为手段和工具的报纸、电视、网络等传统与新兴的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则是大众文化的载体。而且,虽然大众传媒是手段和工具,但是大众媒体自己本身也是沟通本体,人们通过多样的大众媒体看世界,从情报中开发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曾任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长的斯图亚特·霍尔说:“无论是就质和量的观点来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与关键性的领导地位,单只是就经济、技术与社会文化资源来看,大众媒介所能控制的部分,比起目前还存在的所有更为传统的、更为古老的文化渠道,其素质优越多了。”

1.报纸与大众文化

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并不是物理、化学上等所定义的物质实体和现象,而是为了传递信息、情报,所携带的一种符号状态。特别是报纸这一印刷媒介,就是一种以活字的形式,为传播世界范围的情报,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句子都是大众文化的载体,以文字的形式将大众文化传播至每一个角落。报纸的特点为受众广泛、内容丰富、更新迅速、覆盖能力广泛。人们读了相同的报纸,如果看到同样的情报信息,容易形成相同的价值观,形成共同认知。尤其是报纸上具有评论性质的文章,代表着报社的立场,并且具有一定的舆论导向性,影响着人们的观点和思想以及生活方式。通过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大众文化得以创造和传播,没有大众文化就无法得以传播,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形成的重要手段。

2.电视与大众文化

随着电视传媒的迅速发展,电视具有传播的时效性、多样性、广泛性等,能够满足大众对信息传播的需求。近年来可以称为大众传媒中的主流媒体,是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2002年兴起的民生新闻,这一新型的新闻报道节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民生新闻以“民生”为理念,新闻内容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将镜头面向大众,贴近大众,全部是大众关心的内容报道,在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收视率极高,建构着以大众为主导的大众文化,促进了大众文化的发展。而且,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也是大众文化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省级电视台对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的制作大力投入,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不断创新、题材新颖、层出不穷,促进了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的发展,满足了大众审美和欣赏上不断变化的需求。

3.网络与大众文化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其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新兴角色,冲击着报纸、杂志等传统大众传媒。近年大众文化的盛行与网络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网络的发展速度飞快,同时信息传播速度也变得飞快,使大众文化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大众文化的传播时间和空间无限扩展,是大众文化延伸的重要源泉。网络媒体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其传播的情报信息愈来愈被大众所接受、所熟悉、所喜爱,甚至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新兴动力。网络媒体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速度空前提高,信息大量涌现。例如,大众使用较多的微信、微博的盛行,其评论、转发功能的运用,使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流行手段。而且网络媒体具有能够保存的特征,将不断发展、日益更新的大众文化永久并良好地保存下来。

三、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大众传媒成就了大众文化,同时大众文化的流行也影响着大众传媒,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兴盛。大众文化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快速发展,使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受众和传播信息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使得大众传媒自身得到了发展,使得大众传媒愈来愈有大众文化的特征。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为主要群体,是大众的文化消费形式。随着大众文化的扩散,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受众范围也从都市扩展到全体大众,具有了平民化、世俗化、标准化的特征。而且,从内容上来说,随着地方都市报纸的不断增加,其言说空间得到了扩展,从之前的政治、经济为中心扩展至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社会文化生活为中心。大众文化也使得电视传媒具备了平民化的特征。除此之外,大众文化促使电视传媒不断发展壮大,内容不断丰富,愈加能满足大众的欣赏所需。其中,日益增加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所蕴含的大众文化也备受人们所青睐,使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身心放松、压力释放。在网络传媒方面,使得本身内容就极其丰富的网络空间不断得到扩展和延伸。例如,大众文化中动漫、音乐、游戏等内容与网络媒体结合,使得网络媒体中增加了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等内容。大众文化与网络传媒的结合,加速了网络传媒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网络文化,网络传媒的内容增加了许多大众文化属性。

总之,大众文化的盛行是文化发展的必然,大众传媒在其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它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同时,大众文化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的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黄匡宇.当代电视新闻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3]武小红.试论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影响[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4(02).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篇4

摘要:在公共政策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处于程序的第一步的应该是政策问题的构建,即政策问题的讨论与认定,这过程就是建立政策议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决策权力的行使者,在议程中议题的建立中如何促使与大众媒体、民众三方发挥各自作用极其重要。关键词:政策议程、政府、大众媒体、民众

<一>序言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焦点事件”通过媒体引起民众和政府的讨论与思考,积极地将话题上升到政策议程,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时间里调整政策取向,最后促使政府旧项目议程的改革。大众传媒与公众联合,共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对政府提出政策要求,这样受到政府的重视,使得此问题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公众的意见无疑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但在现实中,公众总是处于政策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弱势的一方,且公众实际上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因此对政策过程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它掌握着非常丰富的信息资源,既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信息,又有关于官方行为及政策意向的信息。在议程的构建过程中,媒体与群众的联系密切,厦门PX项目是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其具体事件为厦门PX是个化工项目,投资逾百亿,但距离人口密集区过近,有环境污染之险。从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进入公众视野,6月1日市民集体抵制PX项目,及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的眼球;从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地方政府与公民百姓,从博弈到妥协再到充分合作。

本文主要分析的政府、大众媒体、群众在政策议程构建的角色及其手段,并针对它们的作用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模型主要有两种,科布的政策议程建立的模型与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型。科布在区分公共议程与政府议程的基础上,以政策诉求的主体为标准,提出了建立政策议程的三种模型: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由系统外的公民或社会团体提出,经阐述和扩散进入公众议程,再通过对政府施压进入政府议程;政治动员型是由政治领导人主动提出向政策意向,以政府议程为基点,以公众为对象,促使目标方案实施;内在创始型是政府系统内部人员或部门根据解决内部情况而提出的政策问题,在体制内的相关团体争取获得更多支持,企图排除公众的参与性。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是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由于复杂性纯粹的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且两者表现为不同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与分 化。第二种多源流分析模型,其建立在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种信息流的基础上,问题流主要讲述问题如何被认知以及定义,主要包括三种途径;政策流主要与解决问题的技术可行性、问题解决方案的公众接受度等有关;政治流与政治问题解决方案有关。在金登的模型中,提出了政策窗口的概念,当事件具有高度关注度并且产生强大的政治流的时候,政策窗口就会打开。另外,外溢现象也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多源流理论具有包容性与综合性,但其研究只局限在少部分政策领域,如卫生和运输。

综上两种模型,它们都存在着相似的点,两者都描述了政府与外部之间的联系,但由于政策问题的构建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复杂而繁重的政策制订环节,并不是根据模型就能清晰地说明得了的。

在中国,仍然存在部分以政治领袖主导的政策方案出台,其利弊关系也相当明显,一位具有较好的远大谋略的领导者相对较易提出一项符合政府与民众的利益的方案,但每位政治领导人都具有其集团代表的利益,容易造成集体利益为个人利益服务。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正式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大众传媒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第二是大众传媒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第三是大众传媒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大众传媒虽然不是正式的权力,但对政策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能对政府行为构成直接的舆论压力。<三>产生背景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生活的参与者日益多元化。相应地,作为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其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演进与发展是执政党自身理性化和外部压力双重作用的结果。概括地看,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萌发源于以下几方面的驱动力:

(一)新型社会发展模式初步显现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发展主题,逐步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努力实现从“以GDP为导向”、只关注经济领域的一元化发展向着以人为本、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开启了超越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历程。同时,执政党和政府积极回应新兴阶层生长和社会利益分化的国情变化,在构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发展和政策创新意识,以更加广泛的利益代表性来维护、开发和增强社会整合能力,从而为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分析当前的政策议程设置活动可以发现,虽然执政党及其权力精英仍然是主导性力量,但是与之前权力精英在提出改革议题和形成政策议程过程中拥有比较强的自创性不同,新模式下权力精英在推动议程形成的过程中开始强调与外部力量的互动性与相融性,比较多地通过新闻媒体等舆论工具释放决策意向,吸纳外部的反馈信息的方式来提升政策议程创建的有效性,这正是政策议程设置模式演进与发展的体现。(二)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 伴随着利益多元化趋势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公众不再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介入公共政策形成和执行乃至评估的全过程,以确保政策能够充分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在医疗卫生改革、房地产调控以及个税起征点等方面的政策议程设置中,普通社会公众积极表达利益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政策质量的改善。因此,体制外行为主体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增强是多元主体互动模式发展的外部驱动力。

(三)民意表达与输入平台渐趋完善

渐进式政治改革的累积效应在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之初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外部力量发展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政策参与方式,使不同的利益群体按照法定程序充分表达利益要求,通过产出高质量的政策产品为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有力保证,从而防止制度外渠道的利益表达因为难以进入决策系统而走向失控。为此,政府进一步加快民意表达与利益输入制度平台的建设,特别是提升了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为社会公众能够及时获知政策动向,提高参与的针对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为公共舆论的形成提供了独立于传统媒介的手段,尤其是借助于互联网这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传统治理过程中体制内外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现象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同时,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和阳光行政的推进,新闻媒体监督的环境越来越宽 松,逐步形成了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为党和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广阔的信息和意见交换平台。(四)体制内外的对话结构不断优化

随着体制内外的对话结构的变化,政府与民众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互动程度大大提高。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首先,随着法治日渐成为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新内涵,社会公众的心理也在经历着从依附向自主的转变。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中,人们逐步增强了作为民主政治之内在精神底蕴的公民权利观念,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理念转变的典型体现。其次,随着社会民主化水平的持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坚持依法执政和保障社会公众基本权利的意识更加自觉。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的,“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只有政府积极主动地践行民主、法治等宪政理念,人民的各项权利才能得到根本保障。再次,基于不断改善民生条件的需要,权力主体在政策过程中更加注重让社会民众表达利益诉求,客观上也赋予了体制外行为主体以更大的话语影响力。

<四>议程构建运作

议程设置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设置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政策的质量和运行的效果。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精英政治体制,因此政策议程往往以政府议程为主导,而公众议程则处于弱势的地位。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作为“第四种权力”的大众传媒承担起 重要的政治与行政功能;在政策议程的创建方面,大众传媒以其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和传播迅速等特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媒体的迅速发展下,民众提高了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度,不同的利益群体表达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政策议程的运作主要从三个主体的角度来叙述各自的运作机制。

一、政府

1.政府是政策议程的主体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要载体和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比其他社会组织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动态,更有可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方面去推动社会矛盾的解决。政府主动解决全局性的问题、维护社会公正。在政府内部,议程的建立影响因素有政治领袖和政府自身的利益出发点,政治领袖无论出于公众价值观和政治使命感,都会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提出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当社会出现焦点事件时,在大众媒体充当扩音器施加压力的同时,政府机构会提前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二.大众传媒

作为人民大众表达自己利益与意愿的有力工具,有“第四种权力”之称的大众传媒日益成为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有效途径之一,引起了人民大众特别是政策制订者的注意。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较为突出。我国大众传媒是受党和政府领导的,因而政治性很强,往往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特殊作用。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 及监督都有着重要影响,但其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影响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上。

1.大众传媒的监测、守望功能使社会问题受瞩目而容易转化为公共政策问题。

大众传媒因其对社会具有监测、守望功能,容易发现并报道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唤起公共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形成明显的政策诉求,促使政策出台。

2.大众传媒促使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推动公共政策合法化。大众传媒通过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报道,使之成为广泛关注的公众议程,从而对政府形成一种压力,促使政府将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程序,制定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公共政策。而在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公众参与是确保政策符合民意及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信息公开和大众传媒的介入是一种重要的公众参与形式,能使公众认为公共政策是合法的,适当的,而不会太多的质疑。

3.在我国,大众传媒影响政策议程的设定还能通过一条特殊的渠道即“内参”。这主要是一些官方媒体大众传媒的记者能深入了解状况,反应社会现实,提供真实信息,做出“内参”,直接送达决策高层,影响政策议程。

4.政府通过向媒体提供拟定的政策方案向公众征求民意,由媒体表达民众呼声最高的意愿向政府体意见,决定拟定方案的任用与否。

三、公众

1.公众是群体性事件的主体,通过群体性事件反映利益诉求 当公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以后,共同的愿望和利益诉求使各个个体迅速聚集成一个群体,试图以群众的力量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有关权益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由于当地政府忽视或者没有满足特定范围人民群众的利益或诉求,或者没有解决特定的社会矛盾或者群体矛盾,导致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满足自身利益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向性,目的在于推动特定的社会问题得到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通过公共政策加以解决。2.公众推动政策议程民主化的发展

排除少数的政府闭门议程,大部分的政策方案实施前都会采取各种方式征求意见,公众根据自身的利益形成利益群体,政府进行利益聚合与表达,通过竞争,博弈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和均衡的过程,促进议程的实施或罢免。

<六>讨论分析

根据上述三方的运作及意义,在民主化政治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积极发挥三方的作用促进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一)政府:理性的和富有公共精神的治理主体

优化政策议程设置过程需要培育理性的、富有公共精神并且能够承担公共责任的治理主体。为此,一方面要提升权力主体即政府的理性自觉,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创造条件让公民在参与中学习,培养美德,增强责任,将其培育成为既能积极参与政策过程,又能够承担公共责任,与政府互补相融的治理主体。

首先,大力培育公共管理者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从本质来看,现代公共治理必须注重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每一次公共事务问题的解决,不仅会产生一些具体的工具性成果,还会从中寻求公平、正义等价值意义。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公共管理者的工作还要接受一种深层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导”。因此,公共管理者在具备治理技术能力的同时,还要秉承美德、公益精神等价值理念,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保持二者的平衡。

其次,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的公共意识。在一个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内,如果没有良好的公共精神以及公民品性就不会产生健康的公民社会。因此,优化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应该适应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步调,将公共精神的培育置于其中。大力培育社会公众的责任意识。公共协商的过程既是公众通过公开、公正、自由、平等方式表达自己偏好和价值的过程,也是利益聚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在无矛盾的真空状态下进行的,这就需要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拓宽他们的心胸,使之在协商过程中愿意为了公共利益的增进而改变个人不合理的偏好,把私利提升为公利

再次,不断推进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在相互联系过程中所产生的信任和规范,它们能够提高社会效率,提高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社会资本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它能够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和维持多边合作博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囚徒”困境,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的作用,因此,在一个承继和发展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内,自愿的合作更容易出现。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关系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和优化政策过程的重要社会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动员起来,实现我国的社会资本的增量发展,就要在完善制度和健全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区、民间志愿组织的建设,发挥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自省功能和公共利益守护者的职责;

(二)不断提升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化水平

国外的经验表明,公众议程设置的质量取决于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而影响人群的规模和程度也是决策部门界定公共问题的重要标准之一。随着阶层结构的分化,独立意识和阶层内部的认同感的增强,组织化参与成为公民参与的基本特征。

首先,积极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由于这种政治文化要求克服传统治理模式下人们只关注政策输出而不重输入的弊端,通过重塑政策过程,提高政治输入的关注程度,确立强烈的政治输入价值取向,因此,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可以为优化政策议程设置过程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当前,我国政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这种质态的政治文化匮乏紧密相关。为此,一方面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经济活动方式的改变促进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方式的改变;注意发掘和培育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内容,并不断发挥其正向功能;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水平,充分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

其次,促进权力主体进一步转变政策理念。在传统的政策制定范式下,权力主体的话语就是政策过程中唯一的“元话语”,而体制外行 为主体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在善治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由政府垄断“元话语”的格局被日渐打破,允许不同的民意在互动过程中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既是满足不同阶层群体利益表达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演进的必然结果。掌握信息展示权的政府必须转变观念,通过积极引导和有效塑造,与公民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一个表达利益需求的“公共能量场”,让参与者在具有均等机会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言说,从而积极引导公民政策参与由分散的个体参与走向组织化、秩序化的公民参与。

再次,加快工会、妇联、共青团、工商联等全国性半官方组织的体制改革,淡化其官方色彩,确保它们能够代表本领域成员的利益,及时提出反映该领域成员利益的决策议案,增加对政府决策部门建议、评价、监督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顺应社会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采取多种措施规范和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团体建设,增强其独立性。(三)促进主体政策博弈能力的和谐发展

当前,社会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利益分化和公共冲突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在此背景下,公共政策必须在其起始环节就要关注社会公平。而要从平等、自由和公正的价值原则出发,就必须积极促进多元主体的和谐发展,不断提升弱势群体的政策博弈能力。首先,理性对待利益集团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各种利益集团大量涌现。正视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予以科学地规范和引导是优化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基础。第一,要正视利益集团在政策过程中的正向效应,在政策形成过程中充分借助 利益团体的“媒介”作用,及时、真实而广泛进行信息收集,在公共领域启动政策讨论、辩论和协商,从而克服个人表达无力的弊端,避免群体参与过程中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第二,要充分认识利益集团在促进政策公平性方面的限度。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能力是不均衡的。为了防止强势集团左右政策过程导致公共利益缺失,在议程设置及后续政策过程中要对其加以约束,对于具有正当利益要求的弱势集团要加以保护,藉此来彰显和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第三,将利益集团的政策参与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其利益表达的内容、范围、方式符合民主治理的技术与价值要求,应实现利益表达的经常化、制度化和秩序化,在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国家机构的依法回应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二、公众

第一、.增强弱势群体的政策博弈能力。弱势群体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阶层,而是一个分布比较广泛、结构复杂且规模庞大的社会构成。从政策运行来看,议程设置的程序开启之后,利益群体的政策分歧与冲突也会随之展开,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相关各方的博弈能力。因此,保障公共政策分配功能的科学、有效实现需要保障多元主体博弈能力的均衡发展。首先,要改善政策参与环境,对弱势群体的参与活动进行必要的技术引导和物质支持,确保他们的利益诉求能够“说得出”。其次,不断提升决策主体在问题认定和利益综合时重视弱势群体利益的自觉意识,确保他们的政策诉求能够“有人听”。为此,当前要特别注意健全和完善政府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沟通和 协调机制,这是提升弱势群体利益博弈能力的前提。再次,利用“准入”手段大力培育和规范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社会组织,制定其在资金、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配套法律,确保其良性发展并有效介入政策过程,这是提升弱势群体政策博弈能力,实现有效参与的重要保障。第二、扩展话语民主,积极推进公共协商。话语民主强调公共协商在达成政策共识、改善公众参与质量方面的作用。多元主体互动模式的形塑和发展需要契合利益多元化趋势,生成科学高效和运转协调的“公共能量场”,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三:大众媒体

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媒体缺乏独立性;

(二)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滥用 ;

(三)媒体社会角色的越位;四)过分迎合受众,媒体公信力受到质疑;

(五)缺乏完善的法律规范及行业自律。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主要的建议如下:

(一)推动我国传媒体制改革

推动我国传媒体制的改革能更好的实现传媒的各种社会管理功能并,能更好的维护公民的各项权益。更重要的是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我国大众传媒的体制改革同时还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对大众传媒体制进行多种方式参股的股份制改革,实现大众传媒的跨媒体经营、国际化经营。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西方发达国家大众传媒业发展较早,相关的法律也比较健全,对保障 大众传媒的相对自由、推进民主化进程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对大众媒体的法律条理并不健全,容易造成领导阶层对媒体的践踏,加强完善法律法规有利于有利于规范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权力范围,有利于明确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三)加强大众传媒的行业自律

加强大众传媒的行业自律,主要是为了构建大众传媒的伦理体系,是为了在传媒主体上杜绝新闻传播主观性的道德良知缺失,是为了增加媒体的公信力,增加媒体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良性互动。具体来说就是严格大众媒体内部的审核制度,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新闻工作者的信息监察制度,传播不媚俗的社会新闻,提高传播主体和受众的道德素质,利用道德养成功能使大众传媒趋利避害,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作者: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 聂静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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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 沈璐《政策议程看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的重要作用》 陈庆云主编

《公共政策分析》

唐云锋 刘佳,《试论转型时期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王利,《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中国大众媒体发展环境》

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

董宜芳:《我国公共议程设定中的民众参与分析》

《 群体性事件对公共议程的影响》

赵玉峰:《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 许克祥:王法硕:《

资本经营:大众传媒的陷阱与对策 篇5

再看形象经营。对于企业的形象经营,大众传媒并不陌生。因为企业形象经营所依靠的各种形象经营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传媒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传媒事实上是企业形象塑造的参与者和传播者。正因为如此,传媒的企业化经营选择形象经营作为主导模式有很好的基础,如善于形象塑造与传播,不缺乏塑形人才,实施形象经营的成本相对一般企业低,等等。除了上述外,更为重要的是,形象经营是最适合我国传媒企业化的一种好模式。这种模式好就好在,它既是一种可以取代行政经营的经济经营模式,又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经营模式;既能适应传媒的经营体制改革要求,又有利于作为文化传播事业的大众传媒向更高层次的现代传媒发展。

2.谨慎借壳上市

现在在大众传媒中已经出现了过于激进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媒体有三种形态,商品形态、品牌形态、资本形态,不具备资本形态的媒体,不是健全的媒体。按照这种观点,媒体的资本化就成了大众媒体健康发展的唯一出路。在此类观念的影响之下,不少媒体都在上下活动,积极与资本联姻,云遮雾罩的证券市场就成了众家渴慕的蓬莱仙阁。上不去怎么办,便八仙过海各显神。.由此,上市的多种模式应运而生。纵观各种模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直接上市,即审批上市;一种是间接上市,即所谓借壳上市。审批上市,需要净瓶雨露。绝大多数媒体与之无缘。借壳上市也就成为求其次的选择。借壳上市需要找一家上市公司实施重组,用媒体的优质资产把壳公司的不良资产置换出来。要进行置换,媒体首先就要获得控股权,就需要取得第一大股东的地位。落到实处,就是说手中要有能够当第一大股东的股份。要得到这样的股份,有两种方式 :一是出钱,即所谓买壳上市,如赛迪传媒等;二是通过国有资产划转,即行政划拨,如陕广电入主黄河科技。买壳上市,需要大量资金,没有一定的`实力,决策宜慎重,如果不顾一切,损伤了自身原气,承受不了壳的份量,反倒为壳所拖累。国有资产划拨,投入成本少,这种方式体现“中国特色”,但不是传媒想要就要得到的。一是要看两家的国有资产是否是同一行政主管;二是要看“乔老爷”的手指肯点不肯点;三是要看“包袱”给得重不重。就算是传媒捡了便宜,也应该想到,天上掉下的决不会是张口就能裹腹的馅饼。陕西长岭机器厂、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成重组过ST黄河科,结果是失败收常据说,陕广电得到ST黄河科采用了近似于“抢亲”的手段,寄希望于“成家”以后,能够从证券市场获得大量融资。但近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通知》、《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等有关上市公司融资的条例,却大大提高了融资的门槛。以后,门槛还会不会提高,现在难说。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定会更“规范”,也就是说,弄钱会更难。陕广电是否能如愿,那是后话。但据报载,壳资源正在迅速贬值,这却是事实。据曾任君安证券收购兼并部总经理的王明夫说,自底起,他任职的和君创业公司就遇到好几个要白送或贱卖控股权的公司。市场要和传媒拧着走呢?这很值得一心想借壳上市的后继者深思。

3.不盲目扩充资本

大众传媒与新闻通论 复习 篇6

1、什么是新闻和信息,新闻与信息有哪些异同?软新闻、硬新闻。

2、什么是信息社会,有哪些特征?

3、传播类型主要有哪些?

4、新闻价值要素和新闻传播的要求各有哪些?

5、什么是传播、新闻和宣传?三者有怎样的关系?

6、什么是传播媒介?新闻传媒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如何?

7、根据历史演进时序,我们可以将传播媒介分为六大类

8、传播分为哪些层次?大众传播有什么特点,意义与局限何在?

9、加拿大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

第二章:报纸

1、什么是报纸、它的媒介特点是什么

2、中国报纸上的新闻通常分为三类,即消息、通讯和特稿。

5、倒金字塔结构、《华尔街日报》体

6、报纸评论的体裁分为哪几类。

7、简要说明报纸的“二次销售”及其过程。

8、简要说明杂志与报纸的主要差别。

9、《新京报》、《京华时报》或《北京青年报》的头版特点

10、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新闻评论

第三章:杂志

1、什么是杂志,其媒介特征是什么?和其他媒介的共性和区别是什么?

2、试以一份新闻刊物来论述新闻刊物编辑出版的特色。

3、杂志和图书的差别。

4、关于杂志的策划。

第四章:图书

1、什么是图书,媒介特点是什么?

2、图书的结构。

3、什么是中国标准书号、国际标准书号、书名页、图书版权页

4、图书选题策划。

5、试分析图书的“跟风出版现象”。在图书市场上,当一本书红火起来位居畅销书榜后不久,便会有一系列从名称、封面、内容、体例、甚至版式都类似的书涌现出来,从而形成一股出版潮流,这种现象,人们把它命名为“跟风出版”。

第六章:广播

1、什么是广播,它的媒介特性是什么?和报纸媒介相比较优势是什么?

2、广播新闻的结构形式有哪几种。

3、广播新闻采访报道的特点。

4、“炉边谈话”、“火星人入侵地球”等广播事件

第七章:电视

1、电视新闻的现场报道

2、电视的媒介特点、与电影比较媒介特点的差异性。

3、麦克卢汉冷媒介、热媒介的观点

4、电视的谈话节目

第八章:电影

1、电影诞生

2、蒙太奇理论、长镜头(景深镜头)理论、场面调度

3、电影的媒介材料及其特点是什么?

第九章:网络

1、什么是互联网?什么是域名?

2、网络传播的特点。描述网络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传播的不同特点,并举例解释。

3、网络舆论、网络暴力、人肉搜索

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篇7

关键词:大众传媒,社会受众,主体间性

报刊、电视、广播以及新媒体等作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正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众传媒的本质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应当是以社会受众为基础而存在, 同时又在与社会受众的不断互动往来中构建出新的领域。由于高速信息化时代的来临, 传播交流在未来人类生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众传媒作为最普遍的传播媒介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互动和交流的场所, 而且赋予我们了解生活和观察生活的新视野。主体间性概念的出现为我们更准确和清晰地理解大众传媒和社会受众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好的视角并由此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

一、主体间性的概念界定

主体间性是指在系统内部, 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 这是一种在承认主体的个体差异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 不同主体进行相互对话的思维范式。它认为, 自我主体地位的确定, 需要同时确立他者主体的独立地位才能得以实现, 它们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或决定的关系。主体间性的实质在于, 它一方面承认不同的主体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和多元性, 另一方面也强调彼此间通过交往、对话和理解的基本方式来弥合主体间差异。在传播社会学中主体间性即指不同的多元的主体共同参与, 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过程, 这里的主体主要涉及的是信息传播主体和信息接受主体。

二、社会受众从属阶段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早期, 社会受众在与大众传媒相互作用和关联的过程中, 处于从属和被控制的状态即被动的接受大众传媒所传递的各种信息。受众往往被认为是无意识的, 是被动接受的, 忽视了受众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在这一阶段大众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唯一载体理所当然地处于权威地位, 人们对此的态度普遍是敬畏。因为这与大众传播媒介形成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人们接受的信息量十分有限且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单一。人类社会在发展的早期, 社会受众对新事物 ( 大众传媒) 的出现既害怕又尊重, 在不能全面掌握和理解新事物本质及运作规律时, 只能选择被动接受同时从表现符号来说, 大众传媒各自能将语言、文字、画面、声音等单独或集结提供给受众。

以中国古代社会中邸报为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邸报作为主要传播媒介形式, 成为民众了解朝廷和社会的法令政策乃至更多官方信息的渠道。统治阶级处于信息传播的核心, 掌握和控制着信息传播的过程和策略, 不断地向民众灌输所倡导的思想并限制和约束他们进入信息传播的领域, 即使在民间有集会, 文人诗会等这样的交流形式但是其传播效力和影响范围都是极其狭小的, 因此由他们主导的传播过程成为教化和统治民众的一种手段, 普通民众则始终是处于边缘和游离的状态。对于这种由统治阶级赋予权威的印刷品, 人们的态度通常是敬畏且深信不疑的。当然这与统治阶级自身所固有的权力和权威密不可分, 但也反映了社会受众对传播媒介的依附和屈从。这时便形成大众传媒与社会受众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由统治阶级掌握的传播媒介占据着中心地位而社会受众则处于从属和被控制的地位。

三、过渡阶段

随着印刷技术的出现和普及以及各种传播形式和技术的不断更新大众传媒形式, 传播的实践和空间被不断延伸, 信息传播离普通民众的距离不再那么遥远, 原有的二元对立局面发生了倾斜。大众传媒不再是权威的、绝对的主导者, 社会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传播任务即可以通过丰富的大众传媒方式向其他受众传播自己所接收到的信息也可以向大众传媒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在这一时期大众传媒在二元关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不断向社会受众倾斜, 社会受众也掌握了一定的传播自由能力, 由大众传媒主导的局面向社会受众主导过渡, 由社会受众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向更为主动获取与选择的状态过渡。

媒介技术的日益发展、传播方式的不断更新和传播渠道的逐渐多样, 大众传媒与受众的关系在新的不同的时代有了更深入全面的发展。大众传媒与社会受众的关系既是在信息传播和交流互动中确立和发展的, 也在互动过程中形塑和改变着传播过程和方式, 这一时期大众传媒与社会受众间关系变得更加清晰明确, 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被视为信息的载体和引导者。

四、社会受众主位阶段

伴随着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 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 打破了传播过程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也为普通民众更深入和渗透性地参与信息传播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形成了产业式的发展, 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产业化经济化的发展也引发了一系列备受质疑的传播活动例如为赚取眼球发布不经核实的假新闻。出于对大众传媒的质疑和不完全信任, 社会受众发起应对和挑战, 这一阶段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地位和作用逐渐显著和明晰。从控制约束受众, 忽视受众的价值到开始承认受众的地位和主动性, 再到将受众作为传媒发展的核心导向, 大众传媒的传播观念出现了由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的根本转变。社会受众面对纷繁大量的信息需要自主选择与判断同时由于大众传媒的丰富与获取便利, 已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对它的感受也愈加明显, 社会受众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仅是消费者更是选择者与信息传递、发送者。此时传播信息的产生、传播、获取、理解与反馈等关键环节都与社会受众有着紧密的联系, 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其中某一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正是如此,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 受众不但是意义的能动生产者, 更是全部传受关系的中心具体表现为不同受众对大众传播行为的意义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甚至有时受众的能动性与选择性直接决定了某些话题和社会热点的形成。例如随着微博的兴起和大范围的使用,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在网络上发布和更新自己想传达的信息或, 更有一些微博会被无数次的转发, 最终引起其他人和媒体的注意乃至社会机构的关注比如网络上的募捐行为。这个时候, 社会受众有着充分的主动性, 他可以接受信息也可以传达信息甚至是形成信息源而不再是传统时代背景下无法选择地被接受由大众传媒发出的各种信息。

作为“受众本位论”的典型代表, 使用与满足理论就突出了受众的主体地位, 认为受众是具有主动性的主体, 他们可以从众多不同的媒介内容当中自由地选择, 基于具有社会和心理根源的需求, 他们期望一定的大众媒介的消费与使用能使其部分地实现和满足这一需求, 这种使用和满足的过程, 实际上制约着整个传播活动。该理论认为它所关注的效果是消费者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想得到的效果。它所关注的是个体的需求、使用和满足, 虽然该理论在方法和概念上太过强调个体行动者, 很难使它与更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系, 但是它关注到了当下受众本位的状况, 一定程度上阐释了个人对大众传媒内容的选择以及人的满足。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大众传媒尤其是各种纸媒体, 已经不再是受众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 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多元化。各类大众传媒也不再局限为某一种特定的形式或是依附在某一类特定的载体上, 而是逐渐走向融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大众传媒形式的多元化和内容的丰富, 也引发了一些困扰和社会问题。社会大众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而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发展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媒体信息的泛娱乐化和庸俗化, 媒介组织的诚信危机等, 这些都影响了媒介组织和受众关系的健康发展乃至整个大众传媒行业的良性运行。因此大众传媒应该充分意识到与社会受众的关系已转变为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 社会公众已从以前的“受众群体”转化为“传者兼受众群体”, 正视并重视社会受众的作用, 真正地从社会成员需求的角度出发, 真正与之融合, 反思所担负的责任和功能以及在修复和维护双方的信任关系应当扮演的角色, 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同时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尽可能地向受众提供性质良好的信息从而提高受众的依赖度, 增强传播效果, 维持良好的关系, 社会受众也当如此。

五、结语

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分析与理解大众传媒和社会受众的关系, 可以发现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不同, 是一个动态的博弈的过程。从最初的敬畏到中间的倾斜再到最后的怀疑, 两者的关系最终走向了对等, 它们不是简单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同一个传播活动中共同存在且相互影响的两个独立主体。在信息化时代的当下, 人们的传播活动不再仅仅是传播主体向作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客体传达信息并期望达到某种影响的活动。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必须回到主体与主体的传播关系中亦即在“主体间性”中去把握。首先传播是由对一切人都能相通的语言来表达的, 这种语言在任何地方都是主观间性的语言。传播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感觉间的, 是与不同主体间的经验相符合, 任何传播都必须具有主体间性, 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其次, 传播中主体和主体之间共同分享着信息进而形成意义分享, 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可以说, 传播中的意义不是在主体自身形成的, 而是在主体和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其三, 在人际传播中, 每个人都在他人身上投射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在这种主体间的传播中, 既确定了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的存在, 也确定了对于他人而言的自我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 受众是传播关系中的主体, 其主体性在传播主体间延伸即在传播主体与主体的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相互沟通、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延伸。

通过上文的分析, 不难发现, 随着大众传媒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受众在两者的二元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 成为了大众传媒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就整个社会大环境和大众传媒的本质而言, 社会受众的角色和地位很难有根本性或是本质性的变化, 社会受众也更加不可能会取代大众传媒的位置, 两者的主体间性也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只是说两者所处的地位逐渐趋于平等化和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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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篇8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迈出了国门,但是对于中国的形象塑造却没有真正的走向国际,他国国民对于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早期的阶段,但殊不知,中国的发展正迈向了一个新的里程碑,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抵达北京,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人。当美国记者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下当时中国的发展,这个举动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也正式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往往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声誉、影响力、和吸引力。国家形象的好坏也决定着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处形式。我国通过2008年举办了奥运会,在全世界面前重新展示了我国的魅力,全球各国电视台都在第一时间直播奥运会的进程,或者连续转播各大赛事,这一方面通过媒介传播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在媒介的作用下,我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新的塑造,正是通过这个窗口,全国各地的媒介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和新兴的信息传播媒介报道我国的状况,将我国的国际形象传播到全世界,通过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使得我国在与他国交往过程中更易赢得信任、支持、和发言权。

大众媒介也并不完全都是尊重客观事实,维护正义。有些时候一些恶意的报道或者歪曲客观事实,带着主观色彩去传播消息时,这往往也会给国家形象带来严重的打击。例如:中日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4月5日下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公民教科书的审定结果,教科书中经过修改刻意淡化日本侵华历史史实,这一举动无不让所有的中国公民为之气愤,日本通过媒体公开对外公布这一审定结果,无疑是在歪曲历史事实,通过不正当的传播手段,来塑造自己国家的形象,同时诋毁我国的国际形象。

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人民网旧金山1月1日通过媒体报道: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于1月1日晚遭到恶意纵火,相关人士表明案发现场周围并没有发现制造爆炸的材料,也没有爆炸痕迹,但是从当晚监控中发现,一个人在晚上9点25分时,拎着两桶汽油泼向了总领馆,并且点火焚烧。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这一行动也恰巧表明了他国故意向中国挑衅,并有计划,有企图的选择了中国传统节日元旦这一天,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在国际间无疑产生消极影响。时间发生后,美国媒体争相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 2日报道称,案发后,领馆建筑上被发现留下了“西藏人权”标识。这件事情已经递交美国警方调查,当时案件并没有真相大白,外国媒体对于这一事件在没有客观事实依据的同时,根据自己的惘然猜测报道,这就使舆论导向偏离了轨道,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政治地位产生巨大影响。《环球时报》2日称,此事件发生在中美因中日领土之争关系紧张之际,目前没有任何人宣称对此事件负责,警方也没有锁定嫌疑人,中国领事馆纵火事件的照片已经在中国网络上疯狂流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愤,并且要求美方给出合理的断案。1月4日,美国媒体发表声明,已经捉拿纵火嫌疑犯,但疑犯具体信息并没有公布。短短几天时间,所有新闻头条铺天盖地而来,各国针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比皆是,在最终调查结果公布前,西方媒体将报道的重点集中在了西藏问题,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通过新闻媒介,我们也不难看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思想斗争,从舆论导向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形象建构。在过去30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尽管世人在评论中国时会有不同的声音,持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媒体的报道中已成为出现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对于一切可能对他产生威胁的国家都持有压制态度,所以在一些国际事件中,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报道总是带有些许攻击的意味。在当今国际传播秩序中,西方媒体在信息发布率、覆盖率、技术层面中居于优势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发展呈现极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例,全球约百分之六十五的信息终端来自美国,而且跟在美国后面的小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标准来传播的,他们在行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因此在国际传播中,相当部分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

·文化艺术王秀文:大众传媒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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