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报道

大众传媒报道（精选10篇）

大众传媒报道 篇1

中国能在几分钟内预警海啸?表面上看, 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答案。《人民日报》2011年4月21日的报道说“我国海啸监测能力逐步完善, 近海预警报两分钟内可做出”, 中央电视台4月20日“新闻直播间”的报道喜悦地宣称“我国海啸预警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看到这些消息, 笔者联想起另一些报道。《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曾报道, 目前“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海啸预警, 还有不少空白区”。时隔20天, 海啸预警能力有了如此鲜明的变化, 着实让人感到欣慰。但如果联系一系列有关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和研究, 则让人疑窦丛生:两分钟内发出预警, 向谁预警?如何预警?

日本如何能在3分钟内发出预警

据央视3月19日的《新闻调查》采访海啸预警专家说, 大地震后日本气象厅的海啸预警“估计就是5分钟之内就能发出去”。有研究者仔细考证后发现这个时间是3分钟 (1) :地震发生3分钟后, 日本气象厅即向沿海37个市村町发出了大海啸警报。人命关天, 预警时间不得不“辎铢必较”“分秒必争”。日本是通过两种途径通知公众的:一条是气象厅向沿海地区居民发出预警, 另一条是通过广播电视媒体广而告之。两种渠道都直接指向公众, 特别是“沿海37个市村町”, 这也是海啸预警真正的价值所在。日本为何能如此迅速向公众发出预警, 当时关注于大地震、海啸及核危机的我国媒体鲜有报道, 这可能是因为各种灾难接踵而至, 最先的预警情况反而容易被忽略掉。

这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据专家介绍, 人类对地震、海啸还无法做到提前预报, 只能在其发生后, 就可能带来的危害作出预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就是一个信息平台;而日本历来重视灾情预警研究, 海啸观测能力也很强。

检索发现, 2008年6月, 《东方早报》曾对日本的灾情预警体系做了详细介绍。当时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7.2级强烈地震, 但伤亡很少, 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已研发7年的紧急地震速报系统。安装了接收装置的火车、飞机、电梯等, 在收到预警信号后, 可以迅速自动停止运行。2007年后, 提供预警的范围扩大到普通国民。2008年日本东北部地震发生3秒后, 电视上发布了预警, 这意味着距离震中30公里以外的地方, 在地震摇晃发生之前10多秒就得到了警报。上述报道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 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国汶川地震发生后, 媒体正集中关注于我国的抗震救灾。

新华网的报道指出 (2) , 日本政府从2005年起开始建设“全民危机警报系统”, 由地面数字电视、手机短信、入室警报设备等多个媒介组成, 当地震仪器监测到初期微动, 并且震级达到4级以上时, 警报就直接通过电视、手机等媒介发送出去, 而不必通过地方政府部门。这个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能远距离强行启动电视机或中断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改为播报预警。在使用这种技术时, 只要不切断电源, 用遥控器使电视机处于待机状态, 就能使电视机收到危机警报后自动开启。也就是说, 日本的灾情预警已经能做到以秒计。东京非营利组织“即时地震信息联盟”的资料曾指出 (3) , 如果主震区能提前2秒获得警报, 其区域的死亡人数最高能减少25%;如果能提前5秒, 死亡人数最多则可减少80%———因为人可以在最短5秒的时间内对自己进行基本的保护措施。当然, 这是在国民训练有素的前提下。我国海啸预警专家于福江指出, 日本“具备将预警消息迅速发送给沿海居民的能力”。灾情分发系统又被称为海啸预警的“最后1公里”, “灾情分发如果到不了政府和老百姓手里, 前面的一切工作等于零”。

中国能在两分钟内预警近海海啸?

诸多媒体在转发“两分钟预警”消息时, 没有详细提及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手段、向谁预警, 是向有关抗灾、应急政府部门预警, 还是向最易受灾的沿海居民发出预警。

灾情分发途径、手段方面。我国灾害预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层层传递。“业务部门接收到数据, 十几分钟即可制作出预报, 20分钟可以发布出去。但预报一般只发到省一级, 如果再由省转到市, 市转到县, 县转到乡镇、村, 对应急而言, 时效太差, 效率太低。” (4) 据介绍, 目前我国很多沿海地区还没有警报器, 手机短信的方式尚在探索中, 敲锣打鼓等传统方式的疏散还是必要的。中科院主管的《科学时报》也说:“在演习这种有准备的情况下, 灾害预警最快也要半个小时才能通知到灾区。”

灾情所达的人群或地区方面。据报载 (5) , 美国研发的系统不但预警海啸的高度、到达时间, 还包括海啸淹没情况的模拟图。而我国尚无沿海海啸风险区划, “沿海哪些地方存在被淹没的威胁, 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能说得出来”, 海啸预警的针对性和价值显然大大降低。现在能够做到把信息传至“政府有关部门”, 但何时能传递到普通公众, 实际上是个未知数。

详细分析上述报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此结论被相关专家也多次重述) :相比日本灾情分发系统的高效运转, “中国的差距相当大”, 在灾情分发的“最后1公里”上是个“短板”。难道一个月内我国的海啸预警能力就大幅提高?果真如此, 这些进展是如何取得的?

技术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海啸预警作为一个科学技术问题, 非专业人士似乎难有资格评述。但技术问题与制度问题实际上难解难分, 技术进步的背后往往是制度、观念的突破。日本气象厅的一项法规即要求, 在一场地震被检测到的时候, 要马上把有关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警察机构、通信公司、电视媒体、海上保安厅、消防机构等, 并进一步发布至民宅、学校甚至船舶等地方。直接面向公众而不是层层传达, 这是日本高效的灾情分发体系背后的制度与理念支撑。

“预警”体系既包括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 也包括更具社会意义的层面, 即如何把信息分发给公众, “跑赢最后1公里”。深究下去, 貌似纯专业技术层面的判断, 背后也有制度因素, 《法制日报》报道说:“如果要进行海啸预警, 首先要取得地震资料。在我国, 海啸的预警由国家海洋局、中国气象局和中国地震局3个部门管理。目前, 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完善, 协调并不是很顺畅。” (6)

技术问题与公共信息发布的制度问题纠缠在了一起。矛盾的焦点集中体现在能不能通过广播电视、移动信息平台等实现强制预警播报, 信息直抵公众。据《法制日报》的报道, “目前我国尚无此相关规定”, “相反, 每年在电视台发布国家海洋预报相关灾情信息, 还需自掏一笔金额不小的占用频道费。同时, 灾情的短信群发系统每年也要向移动运营商支付十几万元的短信费” (7) 。令人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媒体已经意识到这类公共信息的重要性和对提升传媒公信力的重要性, 一般都能及时滚动播出, 必要时中断正常节目进行直播。

如果再加上自然灾害预警本身的不确定性, 问题就更复杂了。《南方周末》采访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在海啸预警当中, 有两种情况要做得准确。一种是大海啸来了, 你要预测它是不是确实能强到造成灾害。再一个是, 它如果很小, 你预测说它很大, 然后做了疏散, 也会造成很多的经济损失。”考虑到这些实际问题, 政府部门分发预警信息时的慎重不难理解, 而这种慎重会不会影响到“两分钟”?

公众如何理解科学

本文意不在班门弄斧考证“两分钟”是否属实, 而是借此探讨科学、新闻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西方科学史实际上是科学和社会以及公众之间复杂的历史。1690年9月25日在美国《公众事务报》 (Public Occurrences) 第一次出现科学报道‘Plague and Argues’ (瘟疫与理据———本文作者注) 以来, 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悬挂的隔帘开始时开时合。” (8) 如果这种“隔帘”存在的话, 大众传媒应该是让它“时开时合”的力量之一。如今媒体不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热衷于科技传播, 如果说“公众冷淡了科学”, 原因之一就是在当前各种社会问题风起云涌的背景下, 公众对科学进展、“器物文明”不再抱有天真的热情和幻想, 赶超世界的科技如果没有制度文明的支撑, 便提携不了民众“幸福感”, 所以人们难免会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欧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公众态度的转向, 只不过原因、背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 科学报道主要是亲科学的, 媒体对科学报道的口吻是积极的。60年代后对科学报道改变的原因主要是:1.对战后科学颂扬后的失望;2.对技术失败, 尤其是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反应;3.受过科学教育的记者出现。” (9)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 经历了一个从“科学普及”到“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转移。什么是“公众理解科学”?1985年, 英国皇家学会正式发表报告《公众理解科学》, 意在改变二战以来英国公众对科学和技术逐步形成的保守、怀疑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如今, 一般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至少由三方面组成: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对科学的研究方式的理解;对科学到底对推动社会发展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可以说, “公众理解科学”最根本的目的是培育理性精神的人, “将科学精神注入国民文化”。“科学的含义不能是想当然的, 或者只是由某些有特权的权威提出来的。科学家往往将他们所熟悉的知识作为传播的内容, 但是,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不同的民族性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10)

回顾本次中日海啸预警的报道过程, 可以看到科学、新闻与公众之间互动的轨迹。传媒报道刚开始可以说是忧心忡忡, 好似对中国海啸预警研究的“预警”。负责任的科学家们也第一时间通过各种媒体面向公众释疑解惑、普及知识。

令人奇怪的正是这“两分钟”报道。如果把它看做一个科研进展的发布, 则缺乏相关研究方式的介绍, 引人生疑。它回避了一个问题, 即“两分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公众该如何理解这个“两分钟”。从采访来看, 这则消息是在海洋局一个不相关的会议上一位专家提到的, 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公众关心的新闻点, 但却不见采访其他消息来源。美国“Saturday Review”的记者约翰·里尔说:“对其他领域发生事件进行新闻报道的不受阻碍的探察精神和怀疑态度必须成为科学写作的标准。”从编辑角度来看, 精心选择这个信息点作为标题, 提高了新闻的被关注度, 回答了人们心里的问题。但是换成“公众理解科学”的角度, 这则简讯与其说解答了疑问, 不如说引起了更大的疑问:是实验室里的“两分钟”, 还是现实社会语境中的“两分钟”?

科学传播需要传播者 (科学家、编辑记者等) 注意到哪些内容不仅仅意味着科学, 而且也意味着“理解”。如果读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海啸预警报道, 对此会有更深的感受。这篇报道介绍了世界前沿的海啸研究工作和面临的挑战, 并回溯了以往海啸预警实际的社会功效和公众反应, 说“正在研发中的海啸预报系统发挥了作用, 但没有快到足以帮助生活在仙台海岸的居民”。标题是《海啸预警:比较快, 但还不够》。 (本

参考文献

[1]《新京报》:《日本政府24小时应对地震:信息公开透明》, 2011年3月13日。

[2]乐绍延:《日本决定在2011年前建立全民危机警报系统》, http://news.sina.com.cn/w/2005-01-04/23075424610.shtml

[3]中评社:《当日本遭遇地震》,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4]《人民日报》:《海啸预警, 还有不少空白区》, 2011年3月31日, 第9版。

[5]黄永明:《海啸预警:比较快, 但还不够》, 《南方周末》, 2011年3月17日。

[6][7][9]蔡岩红:《我国应对海啸尚存多种不足》, 《法制日报》, 2011年3月19日。

[8][10]李大光:《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解》, 《中华读书报》, 2005年4月13日。

规范大众传媒 篇2

开创了传媒效果研究的美国传播学学者扎拉斯菲尔德曾告诫我们：“大众传媒是一种即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总的来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应充分认识大众传媒的这一特性，对大众传媒加强规范管理，引导其为善服务，为预防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安定服务，而不能坐视其充当犯罪传播的工具，使之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一、形成一种有序、健康和能够为大众所认同的价值引导机制

同西方国家的所谓“新闻完全自由”不同，在我国，媒体肩负着塑造人的真善美灵魂的重任。媒体应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道德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控制与调节其认识与行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不仅需要所有媒体的共同努力、综合作用，还要求我们能够有一种比较健全的价值评价意识，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以便同时对大众传媒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

二、完善对媒体的审查和监督制度，确保规范宣传

要层层把关、严格审查，严密控制可能诱发犯罪的信息。对于淫秽作品、渲染色情和暴力的作品要坚决取缔。对涉及犯罪与侦察的作品，要统一尺度。媒体应该把侧重点放在提醒大众警惕犯罪以及传授自我保护的知识和技巧上，在主题上突出被害人的悲惨遭遇，强调犯罪的严重后果，表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分子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威慑、警戒那些可能模仿犯罪的不安定分子，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不能对犯罪方法进行无所顾忌的宣传，也不能对犯罪过程的报道过于细致，对于侦察重点和警方的破案技术应尽量减少描述，对涉案题材影视剧目限制播放时间。对互联网中的信息要做好清查工作，建立网上的监察机制。还可以成立一个有公众人士参加的监察传媒委员会或者建立公众对不良报道的公开投诉制度，积极调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来监督传媒，阻止犯罪的传播。

三、适应市场经济调整政策法规，建立媒体的现代管理体系

在传统的政策法规的调整下，媒体运行机制落后，资金不足，加之缺乏先进的管理制度，在利益的驱动下，媒体出现了散、滥现象，使犯罪的传播有可乘之机。因此，要堵塞犯罪通过媒介传播，就必须调整传媒的产业政策，让传媒作为独立的主体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拓展经营，获取利润。与此相适应，要建立健全法制体系，保证立法、执法、普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建立完善的市场调控体系，通过市场扩大融资渠道，配置节目资源，调控人力资源；规范优化产业竞争体系，实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为媒体高效运行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在媒体的内部管理方面，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确保媒体在市场中有组织有规范地运行。

四、加强媒体的职业道德建设和行业自律意识

要求传媒做到自我规范、行业自律是传媒谋求自身政治空间、争取社会广泛认同的必要措施，也是传媒自身独立品性的保证。媒体需要从职业标准出发约束自己的行为，应当本着对公众负责、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源头上予以把关。一些媒介及其从业人员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不择手段，专门进行凶杀、色情等轰动性、刺激性报道，导致了犯罪的传播。为杜绝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遏制犯罪的传播，应强化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观念，加强媒介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与自我约束意识。媒体在为受众提供优质、健康、便捷的消息服务的同时，应更好地发挥信息传播“守门人”和信息迷雾中“导盲犬”的作用，必须注意正确的宣传方法，避免对大众产生误导，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媒体宣传和报道要注意真实性，要保持客观性，要做到及时性，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传媒不能进行报道，并且出于正确引导青少年考虑，应当尽量较少有关暴力、色情之类题材的宣传。对违反职业道德准则不顾社会责任进行不良报道的单位和个人，要公开揭露批评；情节严重的，要取消其从业资格。

五、加大司法制度对传媒的监督制约力度

十六大报告指出：加强用法律手段管理媒体，文化领域要依法运营。大众媒体的管制问题涉及到法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于宪法、商法、行政法、社会道德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加入WTO以后，传媒领域利益多元化趋势，使得政府对大众媒体的管制手段正在从过去的行政手段向法治手段过渡，健全传媒法制是当务之急。我们要借鉴国外有益的媒体管制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管制模式，积极推动我国媒体立法的进程。

虽然在我国目前的立法体系中有许多和大众传媒相关的法规、条例，但由于立法层次较低，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台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有许多需要修改完善的地方。我们应建立健全以宪法为基础，各传媒产业法、传媒市场法为特别法的立法模式。根据《新闻出版业2000年及2010年发展规划》，我国将要建立以《新闻法》《出版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统。笔者相信，在充分认识到大众传媒的强大影响力的前提下，这些法律的出台，必将引导大众传媒向规范化、法治化发展，对保证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起到积极的作用。（作者单位：1，3.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2.石家庄市栾城县人民检察院）

大众传媒报道 篇3

(一) 关于符号资本理论

“符号资本”的概念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他认为,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而决定这些位置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不同类型的权力 (或资本) 分配结构中, 各种位置实际和潜在的处境;二是这些位置彼此之间的客观关系。在场域中, 位置与资本密切联系, 资本的多寡决定着行为者的处境。布迪厄进而提出了四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 经济资本产生于经济领域, 可直接兑换成货币;文化资本涉及通过教育传递的各种正统知识;社会资本由与人们有价值的社会关系构成;符号资本则代表个人的荣誉和声望。是否拥有符号资本, 意味着其他资本的存在形式是否得到认可。符号资本具有三大功能:一是符号资本具备资本的再生产与转换功能。一个人的符号资本来自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的主观认可和主观感知。无论是身体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资本, 当我们通过感知范畴把握这几种资本时, 其呈现的就是符号资本形式。但其他资本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符号资本, 依赖于个体持有的其它形式的资本是否及多大程度上被历史性场域中的其他个体、组织机构、群体感知并认可为是合法的。二是符号资本具有符号权力, 即通过占有符号资本而取得支配社会资源和他人行为的象征权力。拥有符号资本可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欣赏、尊重、敬意等, 并进而获得其它服务等。符号资本的运作, 是由社会场域建筑的制度和社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 并以对符号的信息认知方式存在。借助具体的符号, 符号资本的象征权力将世界的区分原则和被合法化的世界观输入给行动者, 并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的身体, 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 指导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三是符号资本具有合法化效果, 能赋予被认可者以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权力的成功实施需要以合法化为基础, 而合法化则依赖于符号资本的获取, 符号资本是特定场域个体或群体被认可并获取合法性的特殊资本形式。体现符号资本的符号表征体系则是行动者和社会之间的中介, 具备认知、交流和社会区分等功能, 既是行动者实践的产物, 同时也塑造和雕刻行动者的社会身份。

据符号资本理论来推论, 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 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具体处境。该群体符号资本的多寡不仅直接反映其他各类资本的状况, 而且直接影响了他们能否具有符号权力、获得社会合法性。

(二) 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

大众传媒是一种权力资源, 是获取声望与地位, 并对现实生活拥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途径, 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借助符号生产意义、命名并书写合法性。大众传媒提供经验性、评价性的标准来帮助构建规范性的公共意义体系, 并对偏离此体系的行为进行揭示、修正。因而, 传媒的话语符号生产同时是社会各方生产并争夺符号资本的过程, 而且这种社会整合具有更强的持久性和稳固性, 可以进入社会个体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 并且一旦进入就很难更改。正因为大众传媒通过话语符号的生产和传播, 具有推动社会整合、促进人的社会融入的力量, 而被比喻为“社会水泥”。

据此可知, 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政策法规仅能够推动表层的社会融入, 而要实现深层理念层面的社会融入, 则需要依靠话语、身份仪式等表征符号的整合力量才能潜入意识深处。大众传媒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符号生产者, 研究大众传媒的话语符号及其符号资本生产, 对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十分有益。

二、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报道内容分析

本文以知网中的重要报纸数据库为媒体资料来源。在库中, 以“城市融入”为关键词精确检索, 共有相关报道17篇;以“农民工城市融入”为关键词精确检索, 共有相关报道3篇, 总计20篇, 时间跨度为2000—2011年。运用传播学研究常用的内容分析法, 解析媒体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符号表达, 进而探讨这一群体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符号资本问题。

(一) 媒体呈现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客观资本匮乏阻碍符号资本的积累与转化

为便于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将报道内容归为融入困难状况、融入帮助和融入政策分析等3大类。据统计, 在20篇报道中, 3大类内容的出现频次如 (表1) 所示。

媒体报道最多的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难, 其次是融入中得到的帮助, 最后是融入政策分析。此状况说明: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客观资本比较匮乏, 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其身份地位处于城市社会边缘, 处于社会弱势地位, 难以让城市主流社会认可或承认, 缺少积累“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基础, 直接影响了其符号资本的转换与积累, 阻碍其符号资本的获取, 难以达到城市主流认可的资本累积高度, 很难获得融入城市必须的符号资本。

(二) 媒体对农民工身份“污名化”的称谓直接减损符号资本

社会主流对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可的符号表征是称谓。大众传媒对一个群体的称呼和命名, 表面上体现着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身份指称, 背后却体现着该群体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的大小。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劳动力的称呼, 有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20世纪对农民工普遍带有强烈歧视性质的“盲流”等称谓, 自新世纪以来已较为鲜见。当前, 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对该群体的称呼除了“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 还出现了“新居民”等称谓, 其频次分布如 (表2) 所示:

污名现象是社会现实与大众传媒互动的结果。最早提出“污名”概念的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 污名是导致社会歧视的起点, 作为社会对这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 必然导致社会对其贬低、疏远和敌视等不公正待遇。“农民工”这个标签已经直接减损其符号资本, 剥夺其身份合法性和支配社会资源的符号权力, 从而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各类客观资本的顺利获取和各类资本的增值转化, 导致其在融入过程中于就业、住房、教育、社保、婚姻等多方面遭受歧视和区别对待。

(三) 媒体报道农民工的叙述方式:自我表达匮乏, 限制了符号资本的积极获取

考察农民工在大众传媒面前的自我展示和自我表达, 有助于了解作为个体的农民工在公众当中得到自我呈现或被遮蔽程度。笔者从叙述方式和信息来源两个层面对20篇报道的文本叙事分析显示, 农民工作为叙述主体, 通过自我陈述方式表达自身话语的文献有8篇, 作为客体被他者呈现的有12篇。可以看出, 媒体报道已逐渐重视引述农民工的自我话语来表达, 但是其自我话语表述仍远远少于被他者陈述的主流叙述方式。

而在20篇文献中, 媒体报道的信息引述来源排在首位的是政府部门, 其次是权威专家和用工单位, 最后才是农民工自身。由于媒体的农民工叙事更多采用他者陈述并以他者信源为主, 削弱了农民工向公众进行自我解释的自主权。普遍性地被他者陈述, 其身份符号必然被他者话语所塑造, 从而难以成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主体, 这在一定程度上来使农民工丧失了谋求身份合法性必需的符号权力, 无疑成为阻碍其获取符号资本的另一重障碍。

三、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报道的管理改进

农民工城市融入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和城市政府三个主体, 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 前面分析大众传媒报道中的农民工客观资本匮乏、身份称谓污名化和自主表达权缺失等, 说明农民工融入城市必需的符号资本严重不足, 符号权力明显缺失。笔者认为,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符号最重要的生产、传播和赋予者, 需着力减少他者陈述并以他者信源为主的报道方式, 要切实提升农民工向公众进行自我解释的自主权, 消除其融入城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符号障碍, 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管理改进:

(一) 积极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信息平台, 缩小其知识鸿沟

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社会, 需要其自身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资本的不断积累, 各类客观资本的提升有助于转化为符号资本并实现各类资本增值。根据知识沟假说,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因此, 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 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城乡二元对立中, 由于农村经济文化水平条件的落后, 导致农民工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 乡村知识与城市文明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知识鸿沟。因此, 大众传媒首先需要为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客观资本的获取提供信息支持, 尽可能及时、有效地为农民工免费提供求职、就业、培训、维权等城市工作、生活所需的各类信息, 从而为农民工提升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提供直接帮助。同时, 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力度, 着力发挥舆论引导职能, 以公众信息和社会共同认知的话语形式为该群体赢得社会公众的积极关注和认可, 提升其符号资本, 融洽城市与农民工的关系, 这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身份归属感、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慰藉感, 推动其成为具有现代特质的城市公民。

(二) 积极承担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正名的职责

去除污名的过程也是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被社会赋予合法性的过程。由于农民工客观资本匮乏, 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去除污名, 而大众传媒却具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来左右公众对另一群体行动的态度, 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项名为“政治正确”的运动, 就是在社会与新闻的共同推动下, 去除语言中因传统承继下来的偏见, 以创造一个对特定种族、宗教、性别、年龄群等社会弱势群体的中性、无歧视的传播与沟通环境。在我国, 农民工已成为当前城市产业劳动者的主体, 是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主力军。大众传媒有责任为其消除“农民工”这一紧箍咒的符号魔力, 确立起新生代产业工人和新生代城市市民的合法形象。作为农民工获取符号资本的主要外在力量, 大众传媒应该承担起这一“去污名”的职责, 主动对农民工改用新生代产业工人、新市民、新居民等称呼, 这对城市主流人群接纳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有促进作用。

(三) 着力为农民工融入城市赋予话语权

符号资本的获取离不开话语权的获取。农民工要改变自身在传媒话语权角逐中的缺席状态, 为自身塑造有尊严的形象与积极正面的社会声誉, 必须从被动接受他者的标签转变成为主动的发言人。农民工的自我形象塑造、提升自身符号资本, 不仅需要自身积极主动的话语表达, 更需要借助大众传媒的话语赋权, 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说自己的话, 而不是被动地、沉默地接受社会、城市和媒体强加的符号和标签。大众传媒应该改变叙述方式, 在相关报道中更多地让农民工自己说话, 而不是过多依靠对政府部门、用人单位或专家的采访等各类他者陈述的叙事模式, 这既能提高大众传媒的新闻可看性, 更有助于全面展现农民工形象。

(四) 加强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 提高其媒介使用水平

媒介素养反映了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以及思辨和反应的能力。农民工接受新的传媒技术速度非常快, 手机在其中间迅速普及就说明了农民工对信息的渴求及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但是, 大多数的农民工只是利用手机实现通讯和游戏功能, 利用网络实现休闲功能, 真正把手机和网络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 实现信息增值的少之又少。因此, 大众传媒应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素养教育, 为其普及媒体相关知识, 教会农民工利用大众传媒获取有用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方法, 利用大众媒体表达自己的话语, 促使其顺利实现社会化。

当然, 大众传媒上述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政府、社会的支持和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参与。比如, 在政府主导下开辟专门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服务的媒介渠道;建立起农民工权益诉求与政府决策反馈的有效链接机制;开展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其媒介使用和媒介表达素养等等。

参考文献

[1]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 1996.

[2]马广海,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3.

媒介大众化与传媒能力 篇4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

编译：陆 阳(Aglaia Lu Yang)

在新的传媒时代，新的传媒方式正以其在信息交流方面的资源优势，而成为我们进行全球性联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传媒内容需要引起重视。我们对传媒的传统看法正面临着挑战。

规范不仅只是政府及传媒企业所关注的事情，也是一种专业化、商业化及产业化的方针实践。传媒尽管存在着不完善，但还是应当建立负责任的传媒，而一种负责任的传媒文化的建立完全基于对新传媒方式精通而又有批判精神的大众群体。

各种规范理论很少解释为什么要规范。我们从公共利益、竞争机制、知识产权等方面营造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是一个从谨慎负责的管理中受益的世界。而最佳的规范进程是基于对实证理论有了解并且接受的那些人而言的，他们是推动存在的受益者。传媒提供文化空间，媒体力量的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具有地理环境及社会意义。文化环境的规范如同我们规范自然环境一样，均出自我们的自身利益，还有很多未被涉及的棘手问题影响传媒的发展和规范。但可以肯定地说，传媒作为经济产业的发展是必然的。

一、 传媒大众化

但今天这种大众是哪些人呢？他们被各类新老传媒的影响状况如何呢？我们的传媒通过哪些渠道使我们建立起联系？传媒通过什么方式使我们缩短了邻里与国家、自然与商业及文化环境的距离，而成为全球大众、参与者和行动者呢？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体非常集中地体现了我们的能力。他强烈主张媒体是我们自身延伸的说法。传媒创建并坚持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共享文化。当我们进入数字时代，通联的速度和范围日趋多样化。传媒把世界展现给我们，使我们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使传媒更加大众化、产业化。

传媒尽管看起来千篇一律，但仍然非常重要，它有一种令人难以完全拒绝的力量，因为，我们总相信会有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随着图像、声音、叙述和消息传播的日常化，页面上或屏幕上的表现与个人的看法一致与否、认同与否，都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空间中去，人们对此的控制能力迅速减弱了。于是最初的原动力是对内容作规范尝试，但这种焦虑和规范的尝试却使传媒更为强大。

然而就在努力去控制引导说明规范的特定内容时，孩子们的父母却为私人文化及家庭道德空间而奋斗，宣传者、广告商、电视节目制作商都非常明白这是一场传媒控制权的斗争。同时，家长们也明白这场斗争的意义，因为他们也在为他们的孩子上网的时间而争执，这是广泛的斗争，跨越了年龄与性别、政治与家庭。

因此，竞争政策是一种与个人安全和家庭道德利益攸关的需要深思熟虑的私人问题。

随后，传媒规范就从个人变成了公共事务。争夺这些环境下的表述权对于解释可知与未知、有价与无价、正确与谬误非常必要，在这些规范过程中，其本质就是建立一种道德秩序。

二、 传媒责任

作为大众，我们要负起责任，在我们同他人交往中负起责任。

但这种愿望已经被一个世纪以来引领我们个人化的电子媒介所侵蚀。20世纪的公共生活可以说是：缺少关爱、缺少联络。已经显示出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明显疏远，在发达富有、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更是如此。

这些社会毋庸置疑已经实现了高度的通联全球化即帝国时代后再次激活了一个经济和金融上的高度依存的格局，一个巨大而又不平衡的物理环境，一个政治空间不再为人所关注，社会文化的空间缩小到电话听筒上来。

在这种条件下，规范成了行政问题，在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上，秩序和责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外政策的趋同有赖于一种积极参与实践的大众理念。然而有些人远离了这种进程，这样的规范实际上容易产生决定上的偏差。不熟悉情况使我们要么在陌生面前得出观点，要么陷入其中无法辨别，我们要对距离我们很远的事物产生认知，这类问题比以前更为突出。

三、恰当距离

新传媒的时空性质，在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方面经常存在模糊之处。

我认为距离不仅是一个物质的、地理的，更是一个社会范畴，一种相互联系的道德范畴。距离的克服不仅需要技术来创造一个公共领域，还需要有一种适当的距离。这是一种批判的观念，包括了对其他文化的掌握和理解，负责和关心，以及使对方了解。是一种近而不近，远而不远的的状态。

传媒一直履行着创造恰当距离的职责，它们至少有能力做到这点。在世界大事报道中，新闻的制作，对过去的描述，公共数字下隐私的疑问，对日常生活的探查，林林总总，都是解决熟悉与陌生的必要方式，传媒虽然有不完善之处，但仍有可取之处。

一方面，同别人一样置身媒体之中，你会看上去苍白，并且远离同情与关怀，无能为力。这就是技术制造的距离的习惯，行政机构围绕这些技术建立起来，增强了这种分离和疏远的感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距离上的非道德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充满了冲突，但从未离我们远去。

既是相互熟悉但仍会有隔阂发生，我们不承认我们之间是完全迥异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互共享、共知。在我们面前，他们就是呈现在纪录片和广告中的印象，这种文化上的新帝国主义表现了距离的非道德的一面，即拒绝接受不同，不承认另外的价值观，这就是自身的非道德现象。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共性和个性，无论从哪个方面，我们都丧失了掌握人类共享的可能。距离是适当的也可以是不适当的，如果创建了不适当的距离，我们就可以用适当距离为目标去进行规范，以修补我们与其他文化交流上的不足。

用适当距离的观念对待争执，近来互联网被看作有着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个错误带来的接触上的封闭，最终导致相互责任上出现混淆。

随着公共与私人、个人与社会的趋同，尝试参与适应距离，作为一个分界点，会有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大众需要一种道德进程来适应规范后的世界。

四、结 论

媒体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其所关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都是周而复始、旧话新说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看一本书意味着对文字诠释的能力：即能阅读、能理解、能欣赏，它要求掌握并能运用一定的复杂技巧，在广播时代，这种理解认知能力则相对简单些，而电视的简单闲逸则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诱惑，这种大众媒介的强有力的优势并不在于它们的普及程度，而在于它们回避了复杂认知技巧的使用，这并不是认知技巧也没有必要存在。然而事实上，大众媒介确实在破坏和淡化这种认知能力。当然，我们可以说因特网的使用有它自身的技巧和能力的要求，但是这些已经是变异后的认知能力。因特网的使用，事实上是一个技术上的要求，而不是认识能力的体现。

无论是在新旧媒体时代，对于媒体认知能力的关注都非常的少，人们很少认为这种认知能力是一个很关键的、大众性的行为，人们很少批判，无论是认知能力还是公众对于媒体规则的轻率行为，人们很少关注建立一个道德准则的可行性。

我建议用适当距离来应对这种不足。适应距离是一种道德感，是介于相邻和距离之间被理解、关心和注重的措施。我们知道只有互相经常性的参与批判表达，我们才能相互了解。

这种参与对保持我们与邻里、亲属、陌生人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

迄今为止，媒体可以让我们保持警觉。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承认由媒体所引发的思索的力量。尽管我们自身可以交流，但是如果传媒不表达什么，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媒体对于我们世界观的影响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逐渐并持续地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思考。

再现事物的道德准绳应从再现新老传媒影像和故事效果中，从讨论中得出令人瞩目的客观概念。

大众传媒报道 篇5

一

厦门PX项目一波三折。

2004年2月国务院批准立项,2005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审查通过了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投资方的资金也已到位,按计划2007年夏天就能开工。

然而,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玉芬认为PX是高致癌物,极力反对PX项目落户厦门。于是,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赵玉芬联合了另外104名政协委员,向政府提交了一项提案,建议暂缓PX项目建设,重新选址勘查论证。

不久,厦门百万人同传短信,号召六一“大散步”。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缓建PX项目。但是,老百姓并没有被政府说服。6月1日,“散步”在警察监视下如期举行,所幸双方都没有发生过激行为。

在整个过程中,许多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对厦门PX项目进行了追踪,并对当地政府官员对该项目的积极推动与学者、委员们锲而不舍地反对进行了详细报道。前方媒体披露,后方媒体跟进,舆论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2007年末,厦门PX公众听证会召开,厦门PX项目迁址。最终,厦门人民胜利了,“保卫厦门”成为了他们最有力的口号。

在这场“战役”中,“厦门”和厦门的“公民”都被符号化了,成为一种信仰、一种力量;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家园,而这只手就是他们对自己身为“厦门”人和有权利维护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的“公民”的身份认同。

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感可以增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这种认同感的建构来自于多重社会力量,而大众媒介在其中的影响独特而重要(1)

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在建构身份认同过程中主要凸显两方面内容:

1、厦门

在被认为是主流媒介首次介入的《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中,厦门作为一个城市概念多次被提及,报道中使用了“厦门危险”的小标题(2)。媒介对于大众身份认同的建构,是随着事件发展的历程逐渐展开的。

《财经》杂志的报道历数厦门环境的光荣历史,还特别强调厦门市民对于这些荣誉的感受,“这也是当地居民最引以为傲的。”(3)《南方周末》的报道用一个归国留学生的话说,“PX项目的上马正摧毁着厦门市民一直以来对于环境的优越感和自信心。”(4)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用略带感情色彩的笔触描绘厦门特殊的环境条件,“美丽的海滨环境”、“甜美的热带微风”。报道的结尾是报道主要采访对象赵玉芬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厦门是不一样的”(5)。

在这样的描述中,厦门,作为一个特殊利益主体被显著地突出了,它被作为唤起厦门市民归属感的一个符号资源,也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内容:“我们是厦门市民”。媒介报道将PX项目放置在与厦门利益冲突的位置上,强调厦门人是出于保护厦门而反对PX项目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写道:“一直以来,厦门市民都为城市优美的自然风景自豪;当他们被告知,环境将被破坏时,他们会很快的被动员起来。”(6)以至于“保卫厦门”成为贯穿该事件始终的一个标志性口号。

2、公民

《南方都市报》刊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于PX项目事件的评论,他援引西方各国法律以及国际法中的相关条款,阐释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概念,将环境权定义为一项基本人权,并特别申明“我们宪法也是在这种国际社会重视环境的大背景下,把保护环境作为政府的责任加以规定,表明我国政府对人权的高度尊重。”(7)这种将大众的身份定义为公民的方式,在媒介报道中也非常普遍。

媒介报道普遍地将PX项目建设定义为与厦门市民利益有关的重大公共事务,在此基础上,强调厦门市民对于项目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媒介报道批评地方政府有关机构,在PX项目论证的过程中没有让市民充分知晓、参与,是失职行为。在这种媒介叙事中,厦门市民就被赋予了公民的身份,他们对于PX项目的反对行为就有了法律赋予公民正当权利的合法性支持。

《潇湘晨报》题为“个人一沉默,社会就失常”的评论指出,面对PX项目这样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社会事件,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是作为公民的社会责任,“每个人都发言,每个人都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句大白话就是文明社会的基石”(8)。市民反对PX项目之所以是合法的、正当的,是因为市民具有国家法律赋予的公民身份,而作为公民,厦门市民有权利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反对PX项目。

二

厦门PX事件得到全国大众媒介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一些国际主流媒介参与报道。这些报道都涉及了一个问题,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尽管媒介的这类表现并非是完全自觉和有意识的,但大众媒介作为整体塑造身份认同感从而促使群体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相对集中、清晰的内容。

大众媒介报道在建构厦门人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仅突出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性概念,同时也强调了与城市紧密联系的历史和荣誉等等因素,通过温情脉脉的笔法凸显着一直让厦门人引以为豪的美丽景色,让人们不禁觉得如此美好的事物遭受任何一点破坏都是不能允许的,尤其是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更加有责任、有义务挺身而出。此外,媒介报道在强化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在启蒙厦门人的公民意识,号召厦门人进行“自救”,重视个体公民凝聚起来的力量并突出了公民身份在国家中的合法性地位。

大众传媒不论是对“厦门特质”的呈现或再现,还是对“公民”身份的阐释,目的都在于构建厦门人对上述两种身份的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在于对个体的承认,当个体的身份上升为集体和社会意义时,它体现的是社会的精神气质,这是一种思想、感觉和行为、举止的方式,它标志着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或认同感在这个社会群体遭遇外部压力,需要依靠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战胜另一种力量的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成员由于民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道德观、生活价值观念……等差异,其个人认同正在变得千差万别。在这些领域里,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着彼此的一致性了(9)。利益不一致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基础是基于身份的认同和利益互惠,同时也是对公民社会中自身角色所承载的责任的把握(10)。在每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特定的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秩序中的个体角色,这也是构成社会成员认同感的基础。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社会人的行为期望,它是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

如果我们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个大舞台,那么每个人确实都在扮演一定的角色。一个人从生至死,在社会生活环境中会充当各种角色,完成自己所处特定位置的有关行为,而其他人对占有这一位置、扮演这一角色的人则将产生一定的期待。实际上,对身份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社会角色的认同,所以,在这次PX项目事件中,大众传媒通过对“厦门人”和“公民”身份认同的塑造,同时也是在塑造对这两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感——即厦门人有责任保卫自己美丽的家园,作为公民的我们也更不应放弃这种权利;而社会也会以这样的角度对厦门人民的行为有所期待。认同了某一种社会角色就会具备该社会角色的角色意识,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角色活动的动机。由这个动机去支配角色的行为,可以使个体或群体更严格地按照该社会角色一定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去活动,在本例中,就是使厦门人民自发的联合起来为保护这块美丽的土地而努力。由此可见,社会角色的认同感这对于群体凝聚力的产生和群体成员齐心协力向既定方向行动,有着必要条件的逻辑意义。

那么,社会角色是怎样获得的呢?符号互动论创始者米德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会许多不同的社会角色。我们通过互动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学习角色,慢慢地,我们将这种规则内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依此来建构我们的行为。一旦规则被内化,这些角色就会提供给我们强有力的控制行为的方法。我们的身份也就和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因为扮演了某个被他人所尊重的角色而自我感觉良好$%&。

当然,这种互动并不仅限于人际传播,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这种社会互动更多的是指以信息传播为媒介的互动。人们不仅交流信息,而且还交流思想和情感,借助大众媒介等手段进行信息交流,形成社会互动。在厦门PX项目事件中,大众传媒通过对社会角色认同感的塑造并借由自身的影响力在大众中产生强大效果,势必会强化一些人已具有的认同感,也会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认同这种社会角色的队伍中来。

大众传媒在通过新闻报道、专题描述、事件评论等形式促使个人和整个社会相沟通和联系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意识,促使了个人的社会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公民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角色是由社会而不是由媒体赋予的,但媒介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以及自身对此的理解做出自己的报道,这些报道对社会角色的影响我们姑且称为“媒介定位”。通过这种“媒介定位”,个体逐步认识社会赋予自己的角色,认识到社会和其他群体对自身所在群体的社会期望和要求,并努力遵从;同时,社会成员也逐步认识到社会对于其他个体和群体的角色期望,从而也按照这一观点期望他人’()。

由此,我们可以假设媒体的报道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社会成员对自身以及其他群体的角色认识和社会期望,影响他们具体的行为方式,进而影响他们社会权利的享受和社会义务的承担。

三

在现实生活中,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位总是时刻引导着人们的各自行动,从而影响和决定着现实社会的具体状况与发展方向。然而,这种个人行为,如果只是彼此孤立地在社会中发生作用和影响,那么这种作用和影响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某一个个体或群体与其他更多的个体和群体产生互动并激发起共同意愿,进而形成一致行动时,才能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这种认同感的产生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特殊传播功能,也离不开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正如米德认为的那样,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环境的互动来定义的!"#。

符号聚合理论学者肯尼斯·伯克认为,交流可以促进认同。随着认同的增强,共享的意义也会增加,从而增进理解——这一过程呈螺旋上升的趋势$%&。在社会成员交流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强化既有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也会使那些与主流意见持相左意见的人改变原有的态度。这就涉及到认知一致理论原理:人类在他们的认识中有一种寻求一致或追求和谐的倾向,并且这种倾向是传播中态度形成或改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而不一致会在人体内形成不舒服感,产生一种内在压力,促使他努力把不一致性减小到最小程度,并建立起认知一致’()。

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的发展,受众个体有一种强烈地寻求与社会上其他人认知一致、情感共鸣的愿望,因为这不仅使他们能产生安全感和与人相处的和谐感,而且也能使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于本文所分析的PX项目事件,在身份认同感被唤起并逐渐建构的过程中,差异和冲突是必然存在的,但通过大众传媒的信息强化,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相互影响,这种分歧将慢慢减弱,即使最后不能完全消除,但还是会使大部分厦门市民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以达到最终的目标。

四

社会角色一方面代表了公众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群体的行为基础。社会期望和评价等角色要素,不仅影响着成员个体的角色行为,对成员群体的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是成员获得社会角色认知的重要途径。在信息化的社会里,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日益让位于人与媒体的“交流”时,受者就更加需要从媒体信息中寻找自己认知及态度和情感表现的参照物*+,。因此,大众传媒应该抓住这个“契机”,充分运用媒介自身的影响力,通过对大众身份认同感的塑造,促使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形成,并使他们的行为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改进。

然而,由于大众传媒对事件进行的选择、加工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受众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媒介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来对待。由此就催化了一种可能:大众传媒持续不懈的宣传会使受众丧失辨别力,只肯定不批判,不再考虑既定的一切是否真实合理。这样很容易导致受众对大众传媒的过分依赖,而产生强烈的顺从甚至盲从心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方面受众应加强媒介素养,培养不被媒介信息所牵制的能力,以及控制自己信念和行为的能力,提高自己的判断力,不至于在“媒体轰炸”面前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应增强报道的全面性和透明度,让受众更加全面和彻底地了解事件。通过这种方式塑造起来的身份认同感也会更加稳固和有力,更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2

[2]、张大伟:《城市文化与“身份认同”》,《甘肃社会科学》2006-2

[3]、喻安伦:《社会角色理论磋探》,载《理论月刊》,1998年12月

[4]、黄勇、苏莹荣:《社会情景中的个人及个人行动》,载《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一期(总第175期)

大众传媒报道 篇6

在消费社会，大众作者化，每个人都以其独特的经验成为不同领域知识和真理的陈述者。“广义大众传媒社会中的每个当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关生活的主张，”2艺术家们也不例外。喜爱戈达尔电影并深受其影响的李郁和刘波，借用摄影技术对当前铺天盖地、无所不包的社会新闻做了一番貌似戏谑实则一本正经的挞伐。

在新闻的选取上，“李郁+刘波”倾向于选择匪夷所思的社会新闻，从新闻标题中我们便可以略窥一二。例如，在“狗年十三个月”主题系列中，摄影作品有着如下一些新闻标题：《少女凌晨被人跟踪晨练老人宝剑退歹徒》（《楚天都市报》2006-05-14）；《重庆僧人千里步行苦修只为朝拜武汉归元寺》（《楚天金报》2006-02-25）；《见义勇为遭残忍报复河南姑娘血洒江城街头》（《楚天金报》2006-06-24）；《美容店里叹惊奇一边打砸一边“做头”》（《楚天金报》2006-04-30）等等。“施害/受害者”主题系列中的摄影作品，则有如下一些新闻标题：《孩子被电灼伤要求赔偿家长竟抱煤气坛讨说法》（《楚天金报》2007-04-17）；《女子感情受挫欲跳桥三警合力救下轻身女》（《楚天都市报》2007-07-22）；《因爱生恨杀害女友凶手作案后投案自首》（《楚天都市报》2007-03-12）；《八根手指被人砍断行凶者拒绝归还》（《楚天都市报》2006-10-12）等等。

“真实性、公正、客观是传媒业正确地表示所必须遵循的语言规范，或者说，是其最终制作出成功的内涵性文学文本，在其能指层面所必须满足的条件。”3专业主义新闻摄影，强调在意识形态和技术双重框架下讲究瞬间的真实，力求还原现场。如果新闻与艺术创作结合，是否会因艺术创作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和自由性而颠覆新闻的真实性？李郁+刘波“狗年十三月”与“施害者受害者”主题摄影系列虽取材于《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上的本地新闻，却与专业新闻主义的新闻图片南辕北辙。有意思的是，两位艺术家以为专业新闻人所“不齿”的貌似戏谑调侃的语调还原新闻现场，却透显出比原有新闻报道更有说服力的逻辑。

毋庸置疑，两位艺术家创作的“新闻照片”是伪造的、经过刻意摆拍的作品。他们之所以选取这些匪夷所思的新闻报道，并非要歌颂这些新闻碎片，而是以一种阴郁且凝固的幽默来还原新闻现场里所有的当事人不曾言明的窘迫之境。这里的当事人，不仅指涉了新闻事件本身的当事人，也涵盖了大面积存在的读者与新闻记者本身。“李郁+刘波”原本的立意或许并非是要揭开新闻在社会权利结构中的隐蔽功能，然而以“狗年十三个月”（2006）以及“施害/受害者”（2007）为主题的系列摄影作品却无意中让我们真实地窥见了被模式化新闻报道“忽略”的人性。

在两个主题系列摄影中，我们不难发现，照片中的“新闻人物”眼神无助低落、没有光彩。在作品《孩子被电灼伤要求赔偿家长竟抱煤气坛讨说法》中，抱着煤气罐的中年妇女身着红色上装盯着地面，眼神呆滞无光；紧挨着她蹲下的孩子耷拉着脑袋，稍远一点身着黄色制服的消防队员则漠然注释着中年妇女正前方的煤气罐。这些“新闻人物”之所以呈现出此种状态，无疑是两位艺术家的精心安排。艺术家如此安排，意在揭露出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他们认为与作品中“新闻人物”疲惫眼神相对应的，是《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数以万计受众麻木清冷的眼神。“大众传媒兴起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生活事件的文本性和文学性被揭露出来”4。从大众传媒诞生起至今，大众传媒就一直干着把日常生活事件从当事人身边取走并重新加工为“真实的”故事或画面的工作。血腥、暴力、色情……这些为新闻大亨们竞相追逐的新闻要素，如今仍然是新闻选择优先考虑的因素。诸如此类的花边新闻新闻铺天盖地而至，人们在经历过最初惊异和兴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事不关己、见怪不怪的阅读心态。好奇心不再，判断力式微，眼神麻木清冷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除了照片中“新闻人物”的眼神，构图的空间也逼仄压抑。摄影作品中新闻现场空间往往设置在未完工的楼盘或狭小的房间之中，即使在高速公路、天桥或是其他室外空间，艺术家也将照片四周处理成暗角，或是空中有高压电线交错。所有情节被设置在一个类似牢笼的狭小空间里。在这些狭小的空间中，色彩浓烈而冷静——红色的火光、血迹、照相机闪光灯的光、鲜红的人物着装、绿茵茵的草地、民工的古铜肤色……色彩的搭配和空间的勾画迸发出强大的张力。它们向我们描绘了存在于消费社会中匪夷所思却又无处不在的景象。这些景象被艺术家处理得不露声色却寓意万千。《重庆僧人千里步行苦修只为朝拜武汉归元寺》中虔诚的和尚误入高速公路，他坚定豪迈的步伐被艺术家置于象征现代物质文化的高速路以及车流中，昭示着当代信徒信仰的迷失。而《少女凌晨被跟踪晨练老人宝剑退歹徒》中，背景是未完工的楼盘，混凝土架构的检出缺少生气，少女倒在地上与歹徒争抢挎包，歹徒与伸张正义的老人样板戏式的造型看来甚是虚假。这种明显摆拍的方式指涉了当前新闻报道中正邪对立报道被模式化的现象，意在说明这种被模式化的报道对人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不断被复制的新闻故事经不起时间的打磨，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很难激起道德感的涟漪。

然而，两位艺术家却有能力将我们的新闻阅读想象收集提炼，而后将这种想象在一种浓烈的气氛中以刻意的形式展现出来，使我们在惊叹之余，内心也受到极大震撼。我们可以在作品《见义勇为遭残忍报复河南姑娘血洒江城街头》、《美容店里叹惊奇一边打砸一边“做头”》里看到失去道德判断力、气定神闲的围观者与残忍暴力的施害者“和谐相处”，让我们在看到艺术家黑色幽默的同时，也为作品中围观者与施害人之间的“正不压邪”而深深震撼。此外，艺术家在作品中还隐喻了消费社会对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育的负面影响。在作品《孪生姐妹不相像妹妹排油大变样》中，瘦妹妹出厅堂，胖姐姐站厨房。摄影师有意安排双胞胎姐妹一前一后的角色站位：有力地批判了当前消费社会的审美观。

应该说，两位艺术家表面上是在给新闻配图，实际上是有目的地对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进行现场还原，有效地凸显了现场作为文学文本的实用意义，甚至改变了原有新闻对日常生活事件的文本解读，从而扩展了新闻事件本身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不仅是在为新闻配图，而且是借助于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事件去虚构和想象，由此构建有关这些新闻事件的隐喻，揭示社会现实生活及其背后的矛盾。“消费社会取代了专业知识分子代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不容置疑的代理人资格”5，两位艺术家在他们的经验领域中将武汉市井新闻制作成一系列颇具震撼力的宛若油画的明信片，陈述和创造着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寓言。

参考文献

[1]、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163

[2]、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212

[3]、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214

[4]、蒋荣昌.《消费社会的文学文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P164—P165

大众传媒报道 篇7

按照传播学上的两分法, 人类传播基本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 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人际传播一般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 又称面对面传播、人对人传播、亲身传播。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 如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实现信息的传递;人际传播则一方面可通过直接的面对面交流, 另一方面可通过书信、电话、传真、网络等进行间接沟通。

由于两者存在以上三方面差异, 那么, 从客观上就要求两者应相互结合, 进行互补;从传播效果来看, 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 可以大大提高大众传播的传播效果:一部分人获得大众传播的信息之后, 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亲身传播, 更有说服力地将该信息扩散至周围人群, 然后慢慢由局部而整体, 由小范围而波及整个舆论界, 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 我们也将更加清楚地看到舆论领袖的强大作用。在这种社会需求与时代背景下, 手机适时而生, 使人际传播、大众传播有了紧密互动, 两者日渐融合, 难分彼此, 大有需要传播学者对人类传播理论重新界定之势。

2009年1月,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为移动、联通和电信分别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 (3G) 牌照, 此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3G时代, 人们拥有了日益个性化的自由表达空间。3G时代, 手机将更加“大肆”利用网络拓宽人们的传播领域, 影响我们的交流与表达方式, 并将日渐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

除了日常的人际传播外,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参与到了新闻线索提供、新闻图片上传、新闻事件评说, 甚至新闻现场制作等许多大众传播活动的环节中。手机流媒体:手机报、手机广播、手机电视的登场, 则将手机作为大众传媒的诸多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不难发现, 与传统媒体相比, 手机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以下几大优势:1.动态交流, 随时随地;2.反馈及时, 互动性强;3.视听合一, 多样传输;4.介质轻便, 经济灵活。3G时代下, 手机比电脑更方便、易普及, 比报纸更互动和形象, 比电视更便携和快捷。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就信息能够抵达受众的通道来说, 没有比手机更迅捷的了。不断地与传统媒体对接, 又不断地将之超越, 3G时代下, 手机从一种通信终端日益演变为一种信息终端, 越来越媒体化了。

按照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 (I·Poo L) 认为的“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的观点, 3G手机无疑成为目前媒介融合的最优和功能最完备的产品。罗春明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他说:在当前“媒介革命”中, 传统的大众传媒正在丧失其某些重要性质, 甚至是根本性质, 与此相反, 人际传媒则正在进入高速发展期, 媒介演变的总走向趋于传播主体个人化, 信息高速公路贯通全球以后, 人类传播最终将演变成为以人际传媒为主体的全球一体化点网状媒介系统。

总之, 以手机为媒介的人际传播, 日渐实现了对大众传播的颠覆, 也使传统的传播理论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从传统来看, 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两者的界限比较清楚, 而从未来发展的眼光看, 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界限则将日趋模糊, 就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 手机只不过是这一模糊状态的一个开始。笔者暂且这样认为:3G手机, 从某些方面而言, 就是大众传媒与人际传媒的一个混血儿。

那么, 这是不是意味着手机将最终取代其他媒介而独存?笔者认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它还不会。因为按照生态学的观点, 任何一种媒体都必然有其特殊时空上的生态位, 所谓生态位即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即特殊的生存、发展土壤和条件, 以及在这一状态下的特有行为和作用。正如中国传媒大学田本相教授所说的那样, 手机、电脑、互联网、电视、电影、广播、报纸等媒体是生长在同一个空间的植物群落, 它们各属所占据的只是自己才适宜的生存空间层次, 虽然共同利用同一空间的土壤、养料、阳光和水, 却可以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罗春明:《人际传播媒介论——对一种蓬勃兴起的传播媒介的评说》,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5) 。

[2].成文胜:《第五媒体——短信还是手机》, 《传媒》, 2005 (5) 。

[3].王菲:《媒介融合中广告形态的变化》, 《广告大观 (理论版) 》, 2007 (6) 。

[4].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 《新闻界》, 2001 (5) 。

[5].罗杰.菲德勒著, 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 华夏出版社, 2000年版。

[6].袁薇佳:《生态学视野中传播媒介形态变化》, 《当代传播》, 2003 (6) 。

[7].丛磊、邢厚庚等:《媒介形态变化与人文素质教育的新视野》, 《中国远程教育》, 2001 (8) 。

[8].杜兰:《媒介形态变化的复杂性思考》, 《销售与市场》, 2006 (12) 。

[9].张立勤:《20年后媒介形态变化断想》, 《青年记者》, 2007 (17) 。

[10].项国雄、黄晓慧、张芬芳:《新媒体与人际传播》, 《传媒观察》, 2006 (4) 。

大众传媒品牌的构建要素 篇8

传媒品牌的准确定位

传媒品牌定位的含义。“定位”一词是美国营销广告专家艾里·里斯和杰克·特劳特首先引入到营销领域中的。他们认为:“定位是以产品为出发点, 如一种商品、一项服务、一家公司、一个机构甚至一个人, ……要想让你的信息穿过传播过度的丛林, 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有选择性:缩小目标, 分门别类, 简而言之就是‘定位’”。 (1) 定位就是要在客户的头脑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传媒品牌的定位, 是传媒根据受众的实际需求、竞争对手的状况、传媒本身的资源特征强有力塑造与众不同的给人印象鲜明的个性与形象, 并把这种个性形象准确地传达给受众, 从而在市场上确定自身适当的位置。

传媒品牌定位的内容。传媒品牌定位应从多角度去思考。第一, 品牌的特性。主要包括:个性定位、功能定位、性能定位。就是说本传媒与其他传媒相比, 它的个性、功能有什么不同, 能为受众提供什么样的特殊价值。第二, 品牌的内涵。主要包括文化定位、价值定位和情感定位。这是传媒品牌能够构建的哲学思考和精神追求。第三, 品牌的声誉。主要包括形象定位、品质定位和层次定位。这是传媒品牌在市场中追求什么样的品质、形象。第四, 品牌的营销。主要包括市场定位、受众定位和价格定位。这主要是指传媒的受众和产品而言的。传媒的文化价值、传媒的品牌形象要靠具体的产品去体现, 传媒品牌能否构建成功, 主要由受众来决定。以上几个方面是互相联系、互为一体的, 它们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表达了品牌定位的内容。

传媒品牌定位的方法。传媒品牌定位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信息市场上获得最佳位势, 能够为目标受众提供最优化的价值。第一, 传媒市场评估和细分。如市场的类别、结构、规模、潜力、发展趋势等, 看看哪些细分市场有可能成为目标市场。第二, 受众状况分析。受众的状况和需求将直接关系到传媒的品牌定位和发展战略, 只有对受众进行深入分析, 才能提供更加对位的信息产品。第三, 竞争对手分析。在竞争激烈的信息市场中, 很难找到空白的信息市场。每一个细分市场都会有直接或间接的竞争者。第四, 传媒自身的评价分析。传媒不仅要分析受众和竞争对手, 更要对自身的状况有准确的把握。传媒的品牌定位, 就是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系统思考, 能够把自身的优势与市场的机会更好地结合起来。只有那些能够发挥自身优势, 能够与市场机会相吻合, 能够给受众带来特殊价值的差异, 才能成为传媒品牌的定位点。

传媒品牌内涵的确立

传媒品牌核心价值的设定。品牌的核心价值是品牌的精髓, 是传媒品牌的世界观。它决定了传媒的品格、类型、发展方向, 是传媒品牌最本质、最深层、最原始的要素。传媒品牌的核心价值应该是独特的、具有明显可察觉与识别的鲜明特征, 对社会和受众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传媒品牌的核心价值还应具有感召力、执行力和包容性。

传媒品牌个性的塑造。传媒品牌的个性是指品牌可以向外展示的品质, 是品牌公众形象、社会形象的深化与强化。品牌个性对于受众来说, 可以促进品牌联想、创造品牌感知。“品牌个性深刻表达了品牌的真正人性化和哲学化的理念”。 (2) 在信息爆炸、传播过度的时代, 绝大部分信息都会被受众所忽略, 只有那些符合受众需求与偏好, 能和受众的意识与思想形成同构的信息才能引起注意与重视。品牌的个性对于传媒来说, 可以获取差别优势, 使传播的信息与目标受众更加对位。

传媒品牌的精神追求。一家传媒仅有独特的个性, 而没有深刻的精神思想, 就无法达到更高的境界, 无法在精神领域和哲学的层面上对社会、人类进行观照。传媒的品牌个性要靠精神思想去完善、成熟和深刻, 品牌个性的市场穿透力也需精神思想的不断推动。具有现代精神与深刻思想的传媒品牌, 在信息传播时, 不仅能为受众提供完善的产品功能, 还能为受众提供更高价值的延伸功能。在满足受众现实需求的情况下, 使受众得到更多精神上的享受。

传媒品牌的精神对内还具有凝聚、导向、约束、熏陶、激励作用, 使传媒内部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信念, 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荣誉感。

信息产品的品质是构建传媒品牌的基础

现代传媒产品的质量观。与传统信息产品的质量标准相比, 现代信息产品的质量观是全新的。第一, 信息产品质量的好坏是由受众界定的, 而不是自我评价完成的。受众满意的、能为受众提供价值的产品才是高质量的。第二, 信息产品质量评价标准是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受众需求的变化而变化。那种僵硬、一成不变、自上而下所制定的质量标准是没有意义的。第三, 现代信息产品质量要求是多样的。不同定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产品, 其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信息产品品质的优化。只有高品质的信息产品才能塑造出受众可以依赖的品牌。高品质的信息产品, 不仅要求其功能、特点能满足受众的需求, 更主要的是能给受众提供价值增值, 带来更多精神与情感的享受愉悦。作为信息产品, 不仅要求内容是高质量的, 而且要求表现形式也是美的、丰富的、多样的。这样, 好的内容才能变成好的产品, 变成适宜受众需求、便于受众需求的产品。信息产业是服务产业, 因而传媒要树立强烈的服务意识, 这样才能真正满足受众的愿望和欲望, 不断提升信息产品的品质。传媒产品品质不断优化的过程, 也是传媒产业链与价值链不断优化的过程。

要想为社会、为受众提供高品质的信息产品, 还须在传媒内部建立保障机制。首先, 要建立全面的产品品质管理系统, 严防给传媒造成重大伤害的恶劣事件的发生, 如假新闻, 受贿等。其次, 要建立市场评价机制, 如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受众评价机制等。只有把产品的品质放在竞争中去检验, 让受众去评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品的品质问题。把市场的压力, 把受众的需求与希望, 通过内部的市场机制分解量化到每一个人身上。

传媒品牌的推广

信息产品是品牌推广最好的载体。品牌的文化与精神最终要融入、体现到信息产品中, 以产品的形式为受众提供价值服务。受众首先会从信息产品的认知、体验中去评价媒体品牌。因而在信息产品的生产和营销过程中, 要强化品牌意识, 由对产品的营销转化为对品牌的推广。

利用公共关系推广传播品牌。公共关系在现代传媒市场运营中的作用将会越发突出。传媒不再是意识形态, 不要居高临下对受众进行指教和宣传。在一个信息爆炸、传播过度的时代, 受众是这个市场的主宰者。传媒只有与受众建立了深刻而稳固的关系, 才能在市场中取得优势地位, 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传媒那种硬性推销、轰炸式的广告宣传, 效果会越来越差。传媒应更多利用公共关系的方式, 加强与受众和社会的沟通联系, 从而树立良好的形象。

传媒品牌的推广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重在与传播对象进行沟通, 传播的内容和方式都应是受众所乐见的。第二, 要运用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 整合各种传播手段, 使受众获得更多信息接触的机会。第三, 要突出信息传播的一致性, 避免受众的忽视与误解。第四, 加强传播活动的系统性。

传媒品牌的创新与管理

传媒品牌的创新。传媒品牌的构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受众需求的变化, 传媒品牌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第一, 传媒的经营理念与思想要不断创新。传媒的经营理念只有与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传媒产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第二, 传媒产品的内容不断创新。信息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 衰老速度极快, 有些信息产品, 它的价值是以分秒来计算的。电视节目的模仿、重复, 报纸杂志的转抄都不会得到受众的欢迎。第三, 传媒产品形式的创新。一种内容, 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 在不同的时代, 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 可以生产不同形式的产品。第四, 组织创新与管理创新。组织管理创新, 是传媒能够不断创新的保障。要用新的组织形态、新的管理方式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 完成新的任务。

传媒品牌的管理。品牌是传媒宝贵的无形资产。如中央电视台这一品牌, 它的价值就有800多亿元人民币。传媒品牌在构建、运营的过程中, 一定要维护品牌的良好形象, 不要滥用、廉价使用品牌。通过科学严格的使用管理, 使品牌不断提升与增值。

参考文献

[1]艾·里斯、杰克·特劳特[美]:《定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第6页。

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批判 篇9

“泛娱乐化”的概念解读

泛娱乐化指的是一股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现代媒介为主要载体(电视、戏剧、网络、电影等)，以内容浅薄空洞甚至不惜以粗鄙搞怪、噱头包装、戏谑的方式，通过“戏剧化”的滥情表演，试图放松人们的紧张神经，从而达到快感的思潮。

娱乐的本质在于它是人在生存中放松精神、愉悦身心的基本需要。而在泛娱乐化时代，大众传媒却把制造娱乐当成获取商业利益的一种手段。它们利用人们对娱乐的需求制造过多的娱乐，制造低级品位的娱乐，挤压了人们利用媒体实现自我满足娱乐需求的空间。在消费主义原则的支配下，娱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最早提出“泛娱乐化”概念的美国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国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成因

我国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成因主要有两点：首先，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思想观念的转变，大众文化的兴起，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大众传媒所传播的内容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其次是受众对于美的追求。受众的审美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如今，低俗化的娱乐似乎更能吸引眼球，可以说受众的口味决定了传媒的报道内容和方式。总体来说，泛娱乐化倾向是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的观念与部分受众的需要所致，虽然这种需要可能并不是积极的，但有需要就有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倾向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主要表现

娱乐节目的极度膨胀和媚俗化、低俗化。创新娱乐节目的开山鼻祖当属湖南卫视，其秉持“快乐中国”的核心理念，率先提出全力打造“最具活力的中国电视娱乐品牌”。早期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节目获得了大众的一致肯定。自从2004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一炮打响，《我型我秀》、《绝对唱响》、《红楼梦中人》等节目纷纷跟进，选秀节目红火了好几个年头，但同样也造成了同质节目泛滥成灾、节目品质下降的问题。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就曾经因为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等问题而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

如今，当选秀的大潮逐渐退去，交友相亲类的节目又在2010年猛然蹿红，从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到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收视率节节攀升，浙江卫视、山东卫视和安徽卫视等也都不甘落后地跟风而上。其中，《非诚勿扰》最受大家关注，力压湖南卫视一度成为收视率冠军。然而《非诚勿扰》的争议、话题也是最多的，不少人对它持批判态度，称其根本“不诚”，不仅嘉宾身份造假，某些节目内容也很虚假。该节目中还充斥着拜金女、富二代等噱头，某些女嘉宾的言论更是大胆出位甚至低俗化，比如“我闻到了钱的气味”、“他给不了我住豪宅的梦想”、“听你说话，我就觉得你欠抽”、“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等等。试问这样的节目除了带给大众一时的笑料外还能留下些什么?它会给大众带来怎样扭曲的价值观？

新闻报道的过度娱乐化与肤浅化。新闻报道的职责是向广大受众传递新鲜、重要的信息。一些大众媒体为了使新闻更具观赏性而给新闻穿上了娱乐的外衣，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能一味地追求娱乐或戏剧效果而抹杀了新闻报道的本来面目，不能只看到经济效益而放弃了社会效益。

大众传媒泛娱乐化倾向的负面影响弱化了大众传媒的社会职能

众所周知，大众传媒具有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提供服务等社会职能，而如今严重的泛娱乐化倾向弱化了大众传媒的这些积极职能。娱乐元素的极度膨胀和泛滥不仅夺人眼球，还可能挤压那些重要的、有价值的信息的传播数量和范围。而一些信息因为过度的娱乐化包装也妨碍了信息的有效传播，并且严重影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如果信息传递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职能都受到阻碍，那么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服务等职能同样会受到阻碍。

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通知中表明，“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要把好嘉宾关，要认真核实嘉宾的真实身份，严禁伪造嘉宾身份，欺骗电视观众”；“节目不得以婚恋的名义对参与者进行羞辱或人身攻击，甚至讨论低俗涉性内容，不得展示和炒作拜金主义等不健康、不正确的婚恋观”。这是对已经引起极大社会公愤的“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的着手整饬，力求这些婚恋交友节目的进行和发展符合社会价值观并且能够引导积极正面的价值观。

试论大众传媒及其功能 篇10

一、大众传媒

“大众”这个词是伴随大众社会理论的出现而形成的一个特定概念。大众社会理论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时代,是人类进入大众社会的一个分界点。过去的那种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价值体系已被打破,社会成员失去了统一的社会参照系,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即所谓“大众”。大众具有五个主要特点:人数规模的巨大;成员的广泛分散和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成员之间互相不认识;成员不受具体组织的约束,流动性强;成员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主要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和动员。大众的存在是大众传播与大众传媒存在的前提。

“媒介”这个词在汉语中最早出现在《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后来,“媒介”的词义又引申为中介、导致、招引,进而又引申为居间的工具。如《左传·襄公九年》中的“使介居二大国之间。”李康《殒命论》中的“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现今,我们在汉语中所说的“媒介”指的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

媒介在英语中开始使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来说,媒介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具体点说,媒介就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但是伴随着人类征服世界的脚步的加快,对于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大,传播开始走向大众媒体并逐渐打破了部分人垄断的范围。媒介顺应着社会发展趋势将传播对象扩展为大众,因此媒介也就上升成为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常常简称其为大众传媒。

二、大众传媒的三种形式

大众传媒按照形式分为印刷传媒、电子传媒和数字传媒三种。

印刷传媒为大家所熟知的有报纸、期刊、图书,同时印刷传媒也是最早为大众所用的传媒形式。在大众传媒很匮乏的一段时间内,印刷传媒很少为大众所用,它只为社会上层所有,其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直到报纸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状,报纸以其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还满足了图书无法提供的信息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期刊的出现又弥补了报纸报道社会事件的不足。

电子传媒是指我们生活中所熟知的广播、电视、电影。电子传媒的发展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收音机和电视机要想成音成像就离不开信号发射机、接收机、摄像机、合成机等接收装置。

我们所说的数字传媒不仅包括计算机、多媒体、手机、网络广播等近些年来新兴的媒体,还涵盖了传统大众传媒的数字化,如,电子版报刊和图书、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录像等。数字传媒与印刷传媒和电子传媒的差别在于它是以数字技术(0/1状态)为基础进行传播的媒体。

三、大众传媒具有的功能

现在的大众传媒已走进了普通的百姓生活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改变,那么,大众传媒到底具有哪些功能呢?

1、监视

大众传媒的监视功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警告或提醒性监视,一种是工具性监视。前一种监视功能是指我们通过传媒得知飓风出现、火山爆发、萧条的经济状况、加剧的通货膨胀或军事进攻的威胁等信息,这时警告或提醒性监视就产生了。后一种监视功能是指传媒传播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用和有帮助的信息,如油价的涨幅、股票市场的涨跌、流行的时尚观念等信息,这时工具性监视就发挥了作用。

2、控制

每天我们的生活中都会被各种传媒事件包围着,有些会吸引着你的注意力使你持续关注该事件的发展过程,并相应的对此事发表一些个人观点和看法,如MH370飞机失踪,央行贷款存款利率下调等事件,这就是大众传媒的控制功能发挥了作用,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和评论,集中了人们的注意力和关注度。并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一定的公众效应,可以促进商品的销量,让政客赢得选票、使群体文化受到影响。

3、教育

大众传媒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人们通过大众传媒获得了各方面的知识和观念,这些知识和观念并最终会影响到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特别是对于没有明确是非观念的青少年,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父母忙于生活将他们托付给大众传媒,那么大众传媒就会对他们日积月累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最终会塑造他们的性格和改变他们的人生。色情、暴力、毒品等社会的阴暗面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了青少年,青少年学习或者模仿对社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现象很早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然而至今却仍然无法制止其泛滥的趋势。

4、娱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得到了重视,这为大众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内容,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让娱乐功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现今大众传媒的娱乐功能甚至已经冲击到了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