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关系

传媒关系（共11篇）

传媒关系 篇1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经济化趋势的加强,再加上网络科技的日益发展,探索分析大众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以及它与电视传媒媒介的关系,越发成为当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课题。

2. 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状况

2.1 当代大众文化的的含义及特点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商品性;具有通俗性;具有流行性;具有娱乐性;具有依赖性

2.2 大众文化的发展状态和趋势

科技和技术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力和综合国力。大众文化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并保持发展脚步,因为它是一种精神领域的文化形态,需要时刻吸纳全新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并以此来整合当代大众文化的科学精神,从而不断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3. 大众文化与电视传媒交融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3.1 大众文化兴起和电视传媒传播的盲目性

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市场经济是造成其具有盲目性的基本原因。在现阶段,我国文化产品往往具有至上而下性,在某种意义上基于一种文化形式,并且致力于建立一种适合于大众的普通文化范型,虽然它也希望生产一些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却由于它启蒙、灌输和引导的目的,而让大众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3.2 大众文化中传统不良习俗对大众文化的腐蚀

畸形的物质消费观念侵蚀着大众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败坏社会风气的现象: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人情投资、阿谀奉承等等。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阻碍着大众文化进步和完善。

4. 大众文化与电视传媒持续健康发展的措施

4.1 引导大众文化利用电视传媒传播,确立基本思想原则

(1)确立基本思想原则的必要性。大众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传媒是国家的重要舆论机器,它对文化的传播往往就是国家意志的象征。因此,确立广播电视对大众文化传播引导的基本思想原则,是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不断进步发展的重要任务。(2)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针。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注重发展具有“正能量”的、健康的大众文化事业,为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4.2 弘扬时代主旋律,利用电视传媒对大众文化进行积极传播

把握时代的主题。根据国家的文化政策,电视传媒应当着眼于国家普遍提倡,并且能够积极引导大众精神层面的文化节目,把握时代主题,创造出轻松愉快又健康向上的大众文化。

4.3 利用电视传媒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推广中要不断提高格调和品位

要积极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不断渗透高雅文化,不断提高文化品位,从而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电视传媒对大众文化要向雅俗共赏的方向引导,这样才有更光辉的前景。

5. 结论

5.1. 积极发挥电视传媒对于大众文化的积极引导手段

电视传媒是大众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正面的角色,理应秉承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具有较高层次的思想和创新理念,通过对信息的整合,文化内容的整合来报道传播大众文化。电视传媒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抵制负面的、消极的、阻碍社会正能量发展的低俗平庸文化,应该引导低俗文化向内涵文化方向发展。大众文化的主体文化意识和人文意识不容动摇。

5.2 电视传媒要为创造时代所需要的大众文化做好舆论引导

当今社会,舆论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舆论传播的主要媒介的电视传媒,更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好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电视传媒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审视大众文化,并做好相应的传播,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最终是要提高社会公众的大众文化修养和文明意识。

摘要：在传播学的领域内,大众文化的发展状态和趋势具有深刻的研究意义,将其结合电视传媒的发展水平和特点,更有利于探究它们二者的存在关系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对大众文化和电视传媒关系的探索和分析,为其结合发展提出切实的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大众文化,电视传媒,关系

传媒关系 篇2

一、大众传媒与公共制度基本理论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与社会功能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传递新闻信息的载体，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大众媒体是传播者与受众实现沟通和交流的中介纽带。现在，大众传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大众传媒具有以下的社会功能：

1、获取与传递信息。大众传媒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反映，让人们获得充分客观的信息。

2、文化传承功能。大众传媒能起到很好的引导和教育作用，能够教育社会民众传播文化知识、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和形成向上的价值观念。

3、舆论监督功能。能够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以及完成情况进行监督，能促进社会机制的运行。

4、娱乐休闲功能。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多种多样，这些丰富多彩的信息能够让阅读者暂时摆脱烦恼，起到了休闲娱乐的作用。

（二）公共政策的含义

公共政策是20世纪中叶之后由西方国家首先提出的概念，是国家（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

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其本质体现了政府对全社会公共利益所作的权威性分配，目标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其涵义，公共政策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是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政策集中反映或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执政党、国家或政府进行政治控制或阶级统治的工具或手段。

（2）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3）是利益关系的调节器。公共政策作为分配或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工具或手段，是各种利益的调节器。

二、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当前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我国大众传媒呈现了许多崭新的特征,比如,传播方式和渠道更加多样化,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传播受众范围更加广泛,社会影响力更加巨大等。在大力倡导社会民主的现代社会,公民文化素质已经得到质的飞跃,使得面向社会公众的大众传媒成为参与政治推进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角色之一，并产生了公共政策运作、制定和传播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是两面的，它既给社会生活、公共决策带来积极的引导和监督，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消极的不良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大众传媒能及时敏锐的发现有新闻价值的“问题”并有效的

将之转化为政府政策问题

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被政府主动注意到并及时转化为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加以解决的政策问题。发现问题是政策活动的的起点，大众媒体对现实世界有选择的报道有助于公共政策的问题的提出。无论是对于民众还是政府而言，大众传媒提供的真实客观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其他渠道获取不了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大众传媒在推动公共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中，甚至能够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2、大众传媒能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条件

传统的公共决策一般会面临三个困境：信息不完全，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时的模糊性。大众传媒对公共决策的深度介入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大众传媒是公众与公共决策系统沟通的桥梁，它能反映基层老百姓的共同诉求，并能将公众普遍关注的政策问题直接上达。大众传媒传递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性既有助于公众切实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来，也能使政府更好的了解公众的诉求，作出更加顺应民心的决策。

3、大众传媒能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客观的监督和评价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整个政策体系中最关键的一环，是检查和落实政策的关键，是将政策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公共政策的执行全过程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进入媒介视线，媒体能够协助政府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促成公共政策的“阳光”执行。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大众传媒看到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也能逐渐建立起

对政府的信任。

（二）消极影响

决策公正是行政合法性的生命，决策者的独立程度决定着决策者与法律的接近程度，决策的反馈和评估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而媒体采访报道需要相对公开的条件，发表的简介会形成公开的舆论导向，影响受众对事实的判断。媒体的任何不适当的介入，任何有倾向性的报道评论，都有可能给决策者、给受众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从而影响正常的公共政策过程的进行。

由于新闻传媒产业的市场化、商业化趋势加重，越来越多的媒体把制造虚假信息作为增强自身竞争力和获利的筹码，致使公众无法判断报道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有的报道更是“指鹿为马”、“以偏概全”，只为追求信息的“爆点”，而不注重把真实的情况客观地反映给公众，这使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客观报道是行政独立和媒体报道两者之间的基本的平衡点。

三、公共政策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传媒作为一种资源，国家可以利用它的多种功能为之服务。在信息时代，“谁掌握着社会通讯的使用、保持和传递的方法，谁就掌握着控制社会的权力，社会的稳定取决于通讯渠道的完整和完善”，这正是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传媒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所有的控制手段中，政策控制是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在新闻法尚未出台或新闻法规尚未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新闻政策在整个管理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在我国，新闻立法和政府控制也是对大众传媒的发展影响最大的

因素之一。

从宏观政策研究角度讲，新闻政策是政党和政府治党治国的一系列规则方略在新闻传媒领域的体现，是宏观传播政策的“子政策”。作为政党、政府对所属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态度和策略、管理和调控新闻椽笔领域的重要手段，新闻政策具体体现在有关新闻报道、新闻传播、新闻媒介管理与经营活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和规范中来。

然而中国目前缺少新闻传媒方面完善的立法，缺少了对传媒活动的约束和规范，这会造成传媒领域的混乱无序。部分企图牟利者会因为缺法律约束而肆无忌惮，捏造虚假信息、进行恶性竞争等侵害公众权益、扰乱传媒界秩序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缺少在内在机制上的宏观调控作用力，这使大众传媒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健全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这使得各个新闻单位构成的新闻网络存在不稳定性以及一定程度的无序性。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对我国传媒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传媒实现产业化运作后，资源消耗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得到补偿，传播内容和方式便受到广告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对广告的依赖强化了大众传媒对收视率的追求，同时也使广告投入及节目更趋都市化、功利化，不仅会致使公众无法判断报道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更不利于大众传媒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消除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之间不良影响的对策

对于中国目前公共政策与大众传媒的发展现状而言，为使公共政策与大众传媒发展相适应，形成一种互补双赢的关系，笔者认为应当

作出以下努力：

（一）大众传媒应当作出的努力

对于大众传媒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适当的措施积极避免，才能使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与大众媒体的发展相适应。

首先，传媒工作者应当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以“法治”、“公平”、“正义”为标准，忠于职业操守，做一名有“良心”的媒体人。因此，既要强化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积极作用，更要强化媒体从业者的理论和法规学习，提高其思想修养和审美意识，抑制负面报道、低俗之作等与和谐社会极不协调的东西的出现。

其次，大众传媒既要考虑社会效益，还要讲究经济效益，这当中自然要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关系需要平衡。尤其是当社会公共问题发生后，大众传媒本着对公众负责的舆论引导的态度，要着重考虑公众的反映和利益。与之相伴，大众传媒还要将这一问题置于党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大前提和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为社会全方位的稳定发展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协调开展作统筹考虑。

（二）公共政策应当作出的努力

我国政府在管理媒体方面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建立了中国的媒体法律体系，但中国媒体的法律建设还很难说是一个有机而同一的整体。许多法律、法规都存在相互冲突或不一致的地方，大众传媒的许多行为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因此，中国媒体要想在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更主动、更重要的作用，就必须将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由于媒介不仅传播

信息，而且传播文化，引导舆论，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完善法律制度，防止一切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和人民生活的现象发生。

其次，积极的发挥公共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宏观调节作用。市场机制的不成熟导致大众传媒的发展受阻，政府应当起到调节市场机制以便适应于大众传媒发展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的能力，适当的减少大众传媒的发展阻力。

此外，政府与大众传媒应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的传播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为大众传媒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和环境，大众传媒也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推进其进程。公共政策离不开和谐舆论引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影响群众情绪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至关重要。于此同时，社会对大众传媒要给予宽容和理解，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该从多方面强化大众传媒的发展力。

六、总结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政府的公共决策能力和公众的影响力将得到明显的提高，而大众传媒是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有效桥梁, 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营建是确保这一桥梁畅通无阻的有效保障。大众传媒既受到公共政策的规范约束,同时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又渗透到公共政策制定、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影响的方式也悄然发生变化。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这种良性关系的构建，必将大大

传媒关系 篇3

综艺类节目时期。以1990年3月14日中央电视台开播的《综艺大观》为标志。早期的电视节目比较单一，教育、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而观众需要文艺，于是综艺晚会类的文艺节目出现了。但是，随着电视体制的改革，这类节目已不能适应电视的发展和人们的欣赏品味，于是慢慢被淘汰。

游戏类节目时期。以1997年7月11日《快乐大本营》为标志。这类节目以游戏为主，既有明星的参与，又有感人的励志故事，电视的娱乐性被凸显了出来，而主持人轻松、幽默、活泼、搞笑的主持风格也被观众所喜爱。

益智类节目时期。以《幸运52》为代表。将知识性、游戏性、趣味性、竞技性融为一体，充分使观众参与其中，拉近了观众与电视的关系。

真人秀节目时期。从《生存大挑战》到《超级女声》不知道吸引了多少观众的目光。尤其是选秀真人秀节目，使平民百姓一夜成名不再是梦想，成为了最受观众欢迎的电视文艺节目之一。电视文艺节目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的局面。

但是在有些电视文艺节目娱乐化、游戏化大行其道的今天，电视公益慈善节目却如一缕春风飘然而至。近几年来，电视荧屏上出现了许多大型的公益慈善节目，如2008年5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红十字与奥运同行”大型公益晚会；2008年12月由中宣部和央视主办的艾滋病主题大型公益晚会等，在社会中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地方台的公益慈善晚会也举办得如火如荼。2008年夏天，由山东卫视、蒙牛乳业集团携手推出的“奔向北京·与爱同行”中国牛奶爱心行动大型公益演出，成为在北京奥运会之外最抢眼的新闻事件；山东卫视全国收视覆盖人口8个多亿，是全国唯一覆盖人口超过8亿的省级卫视，山东卫视独特的公信力、影响力和传播力，对蒙牛品牌的公益传播，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湖南卫视录制的特别节目——“童看奥运一共享光明”大型公益慈善晚会，鼓舞人心，为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增砖添瓦，凸显了强势媒体的社会责任。

公益慈善节目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观众的目光?为什么能在观众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它在电视传媒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吧!

公益——公共利益。五四运动后出现，“公益”是它的缩写。最早见于鲁迅的文章。鲁迅《准风月谈·外国也有》：“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洪深《少奶奶的扇子》第一幕：“王太太有两位姓张的内侄女，很热心公益，在霞飞路一个什么妇女改良会尽义务。”西方的教科书里常常提及：公益是一门实践的学问。

慈善——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北史·崔光传》中“宽和慈善……自得而已”。这可能是“慈善”一词的最早记录。慈善一词翻译成英文为“fhilanthropy”，源于古希腊语，本意为“人的爱”，大约从公元18世纪开始使用。慈善既是一种动机，也是一种观念；既是一种行为，又是一种事业。作为一种动机，慈善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应当是“为人”与“无我”，即必须是无私的奉献：作为一种观念，慈善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就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种行为，慈善所表现的基本特征就是以积德行善为宗旨：作为一种事业，慈善所表现的基本特征乃是以调节和补救、福利社会与人群为目标。

公益慈善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的慈善公益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唐时期的寺院慈善活动。东汉时期佛教寺院的济贫事业相当发达，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事业。

第二阶段：宋元时期朝廷推动的慈善事业。其专门设施有居养安济院、慈幼局、慈幼庄、婴儿局、举子包、举子田等。规模宏远，计划周密，设施详尽。

第三阶段是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等。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公益慈善事业也有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公益慈善组织不仅开展慈善步行、慈善拍卖等募捐活动，而且还与文艺演出相结合，其开展的慈善晚会、慈善义演、慈善节目等充分体现了慈善活动的多样性。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心系四川地震灾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纷纷在第一时间向我们的手足同胞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了亲人们精神上关怀和心理上慰藉，帮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时刻。2008年5月18日，500余名各界名人、明星参齐聚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在这里汇集起爱心和勇气的洪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宣传文化界最大的一次募捐活动。在这台名为《爱的奉献》的2008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中，共为灾区募得15.14亿元。“秉承慈善新理念，建构公益大品牌，以公益活动引发全社会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关注，从而有力提升媒介的社会公信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电视媒体品牌建设的一大新亮点”。

慈善公益节目在电视传媒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所以，公益慈善节目与电视传媒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电视媒体是公益慈善活动的平台。电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在现代生活中举足轻重，它的传播迅速、时效性强；真实生动、感染力强；传播面广、渗透力强。电视传媒是一个大平台，能让更多的受众知道并参与到慈善公益活动中。通过慈善公益节目这个平台，可以让更多具有爱心的人和想奉献爱心的个人和集体得到实现心愿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可以让那些应该得到帮助的个人和团体得到帮助。通过多方互动，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机制，可以使奉献爱心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之间实现对话。

电视媒体是公益慈善的推动者。在我国，人们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认识还不够，导致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支持和参与积极性不高，甚至还对其有一些误解，认为那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要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当中来。而电视媒体比较报纸和广播来讲，宣传面广，而且传播内容更加直观，节目形式更加贴近百姓，更加能够及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和善心，积极参与到慈善公益事业中来。这对提高群众的道德素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有着显著的意义。

电视媒体传播公益慈善精神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责任。电视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是舆论的风向标。作为强势的媒体，应该担当起这个重大的社会责任。我国目前正处于历史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承受的各种压力加大，急需宣泄的渠道和途径；而转型时期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道德滑坡、伦理缺失、诚信危机、情感匮乏、价值冲突正一天天地吞噬着人们的情感、灵魂。在此情景下，如何为公众建构一个公共的情感交流平台、一个情感宣泄的有效途径，使公众在收看节目的同时，获得潜移默化的心灵熏陶、道德历练、人格的健全与完善?而通过公益慈善节目，宣传善良，宣传爱心，宣传道德，是电视媒体的公共责任所在，是对和谐社会构建过程的见证，也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电视传媒的一份力量。

电视公益慈善活动提升了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有责任感的电视媒体才是有影响力的媒体，才是有公信力的媒体，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媒体才是强势媒体，才能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公益慈善是社会文明的象征，它体现了一个社会对困难群体有意识地帮助和人道关怀。而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他任何文化形态，电视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

公益不是一种姿态和地位，更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荣誉，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体现的是一种人人帮助人人的精神，是一种自发互助的理念。现在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观念，电视人更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并将其落在实处。

浅析艺术与传媒文化的关系 篇4

一、关于传媒文化

对于当今的传媒文化来讲, 传媒文化的一个载体就是影像世界。对于影像世界的理解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认为, 影像世界通过网络、广播、电视等等途径, 传播到人们生活所接触到的终端, 在终端中实现图像的呈现, 从而完成媒体信息的传递。而这样的终端, 在我们生活中十分常见, 比如电视、电脑等。其通过这种影像, 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管理自己的生活, 可以利用去安排约会、聚餐、旅游、聊天。所以说这种传播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一般的速度。

而正是通过这种反反复复的影像世界, 我们可以从这种媒体文化的传播中进一步了解我们真实的社会生活。除此之外, 媒体还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艺术, 对于艺术的研究者, 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随着媒体文化的传播, 以及各种媒体传播的载体的普及, 人们的大众视觉传播的影响已经远远大于艺术表达的影响。而也正是这种传播的方式, 使得艺术家在近几年已经开始向传媒文化进行妥协。比如欢庆或者批判, 解释或者干涉。这些艺术学者的举动, 都是向大众媒体妥协的表现。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们带来了新的视觉秩序, 对于艺术学家讲这些就是视觉霸权, 由于新的视觉秩序的出现, 艺术家们开始探讨一些问题。影像世界所传递的到底是真还是假?影像如果传递过量的信息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平时所接触的照片还能作为信息的载体吗?对于影像世界来讲, 真实是其职责吗?面对这些问题, 越来越多人开始通过自然表现的方式来考虑我们的认知问题, 而并不是通过美学的手段来解释这些问题。而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图像相互整合而成, 所以对当今的艺术学者来说, 图像对人们到底创造了多少意义便不得而知。艺术学家也开始认识到了我们与这视觉世界的关系已经不同了。

二、艺术与传媒文化关系的渊源

成为文化开始与艺术相结合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前十年。在20世纪初科学技术发明开始崭露头角, 比如投影机摄像机等等。这些新的发明大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 毕加索开始用报纸作为材料来进行其艺术创作。通过这种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艺术创作所涉及到的材料和技法, 已经没有了原先的限制, 可以将大众文化也充分利用起来。而另一个关键点是马赛尔杜尚, 他从现实世界里直接选择了一些事物, 把这些现成的事物作为其艺术作品。可以说, 杜尚将消费品作为了那时候的艺术表现, 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 艺术成为了一种交叉学科。而在艺术的范围中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明显, 很多人因此树立了自己华丽怪异的风格。

美国二战以后, 社会形势产生了急剧变化。二战以后人们的消费开始迅速上涨, 而视觉消费占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上遍布大量的人工广告。同时, 美国战后夸张二战的广告产品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图像就是靠一目了然, 电视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这种消费。洪流般的信息通过电视传递到千家万户, 个体已经变得相当不明显。

之后艺术开始将屏幕作为新的模特, 开始将照片与艺术相结合。这样一来, 绘画与印刷的结合彻底颠覆了照片对于艺术来讲一文不值的概念。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照片成为了一种影像艺术的载体。可以说这种新型的机械画法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艺术。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艺术的真正含义。一位艺术家曾说, 现实的艺术陪伴了我们半个多的世纪。但是随着照片与艺术的结合, 作为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完全可以媲美传统的艺术, 而这种新型的现实主义就可以通过机械手段产生出非现实的影像。

另一个里程碑, 我们不得不提到沃霍尔。他通过媒体的手段, 将其融入到建筑学以及他所做的艺术作品里。媒体这种独特表达方式更深地贯穿到人们的脑海中。他的艺术设计理念, 着重强调媒体的非人格化, 重复循环以及表层魅力。对于他来说, 影像世界就是现实世界, 重复循环只会将他图像的意义剥离, 让其转化成一种商品, 一种用于货币交换的商品。可以说, 他的艺术作品以及理念, 消除了原创与仿制之间的矛盾, 同时也消除了独创与重复之间的矛盾。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消解之中, 他创造了高雅的文化的新内涵。

三、媒体文化与艺术之间的架构

一些艺术家团体, 他们则支持一种对媒体文化的运用, 有一定自我选择性的反抗艺术。而有些艺术团是这样认为波普艺术的。波普艺术虽然对于文化潮流的掌握比较敏锐, 但是总体上来讲却过于花哨, 并且自身存在很多内部矛盾。而有的艺术家们可以将电影电视报纸等大众文化作为艺术等新型载体, 并且反对传统艺术, 反对高级趣味。有些艺术家团体, 反对艺术的进一步商品化以及大众媒体所指导下的的不良意识形态。

在随后的发展中, 概念艺术逐渐凸显出来。而在其中, 照片艺术成为重点。而对于照片一出来讲, 艺术作品中照片的最大意义, 就是艺术本身的价值。而通过概念艺术我们不难发现, 艺术已经是由变幻莫测的文化密码, 构成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其中, 图像是十分有力的一个方面, 它通过特定的语境来实现其最大的魅力。

在此之后艺术家们开始寻找更多的表达场所, 来开辟新的艺术的交流途径, 借着广告牌书籍看电视杂志等等媒体载体, 作为其艺术的表达平台。之后艺术开始与人们的生活接轨, 这等于艺术来讲是一种进步。艺术家们也通过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商业运作, 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型艺术开始被大众所熟知所接受。

四、传媒文化与艺术的结合

在20世纪70年代, 不同风格的艺术家们, 开始借助媒体来进行实验艺术创作。一些出名的艺术家将艺术的创作目标, 投向电影或者录音这些媒体形式。尤其是新一代的艺术家, 对于图像的认识更加丰富, 媒体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十分有力的工具。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诸如, 名人效应等等手段都是媒体的伎俩, 但现在这种伎俩中不能自拔。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与媒体相综合的艺术逐渐被公开, 并被主流生活接受。而艺术家们反对艺术商品化的潮流, 也因为这种接受而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所以,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艺术家不论怎样努力, 艺术能够与制度对抗, 还是无能为力。所以对艺术家来说, 在那个时期, 艺术所剩的最后的手段也只有图像。

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将上层建筑, 一些拘泥于小众的艺术, 上升到全民运动。而从另一方面讲, 他还对人们的思想潮流起着一种煽动作用。在当代的社会潮流下, 媒体开始普遍参与人的生活。而媒体文化逐渐的制约人们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审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样就在侧面影响了人们对艺术的塑造。与此同时媒体助长了艺术的传播速度, 增加了艺术的流行性与消费性。这样就使得当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欠缺, 真正的艺术品便难觅踪迹。

五、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 传媒文化已经从高台上走下, 走到每个人的身边。微博等自媒体的产生, 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广大传媒文化中的一个参与者。这样就意味着媒体作为艺术的载体, 已经实现了普及。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在生活中触手可及。艺术与传媒文化已经紧密的交织在一起, 而艺术将通过怎样的方式以传媒文化为介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则是目前众多传媒人以及文化从业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摘要：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人们对于审美文化方面也有了更多的见解。传媒文化在当今的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同的研究学者对于传媒文化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分歧。有些学者认为, 对于当今的大众传播体系, 如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载体, 其传播功能已经超越了视觉艺术, 并且这种对艺术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而对于当今的社会来讲, 传媒文化已经进入到了艺术研究领域, 也就是说艺术与传媒文化之间产生了交集。所以我们应该促进艺术与传媒文化的良性发展, 适应现代化的趋势, 借助传媒文化来使艺术市场良性发展。

关键词：艺术,传媒文化,关联

参考文献

[1]郭玉华.消费社会的艺术生产力问题[J].社会科学家, 2009 (04) .

[2]李旗.媒介与艺术:白南准的艺术实践研究[J].美术向导, 2008 (05) .

[3]秦凤珍, 蔡园园.传媒文化与当代青年的文艺生活[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10 (08) .

传媒关系 篇5

内容提要：《舞林大会》是我国第一档成功的舞蹈选修类电视综艺节目。虽然它已功成身退，但它却革新了我国电视节目对舞蹈艺术的传播机制，并依靠“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明星选秀”路线开创了舞蹈类电视综艺节目“草根平民选修”的新时代。故而，本文将以麦奎尔“受众中心式”大众传播理论为指导，来诠释《舞林大会》对中国舞蹈类电视综艺节目发展历程所做出的里程碑式贡献。关键词：舞林大会 ；

受众中心；

大众传播；

舞蹈；艺术

一、前《舞林大会》时代中国电视节目对舞蹈的传播机制

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得以普及之后，电视节目就成为了一种传播舞蹈艺术的主要方式。有关舞蹈的电视节目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舞蹈为主题的节目，比如对CCTV电视舞蹈大赛或者桃李杯、荷花奖等舞蹈赛事的直播或录播即属此类；其二是包含舞蹈但并不以之为主的节目，比如风行一时的MTV中也有伴舞，但其表现的主题却在于歌曲演唱。又如一部电视剧中也可能包含若干舞蹈场景，但它们却是为推动情节而服务的。此类包含有舞蹈场景或元素的电视节目虽不以表现舞蹈为主题，但因其收视率相对较高、覆盖面较广，仍可达成相当的传播效应，故而也是一种具备舞蹈传播功能的重要节目类型。然而，这一时期舞蹈类电视节目的制作却表现出了鲜明的“传者中心论”式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作为传播者的电视媒体自行决定制作何种有关舞蹈的电视节目，却并不充分考虑受众对于此类节目的期待心理和需求机制。这就造成了“电视台播什么观众就看什么”的现象以及单调、线性信息的传播机制和受众消极、被动的接受机制。受众非但没有决定权，甚至基本没有反馈意见的渠道。

二、《舞林大会》与舞蹈类电视节目传播机制的变革

2006年，在《超级女声》掀起的草根化电视节目选秀浪潮余波激荡未平之际，东方卫视却反其道而行之，推出了一档“真人秀”类电视综艺节目——《舞林大会》。正是它，将我国电视节目对舞蹈的传播机制从“传者中心”转变成了“受众中心”的模式。

“受众中心论”强调受众对传媒内容与形式的决定性作用，它是对一系列相

似理论的总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英国传播学家麦奎尔以“使用和满足”理论为核心所构建起来的大众传播模式。该模式认为：受众接受并利用传媒信息具有其目的性和能动性，受众也可以利用媒介来发布自己所要表达的信息。因而，传媒学者需要从传播内容和传播行为是否满足受众需求的角度来评判传播的效果，以便还原并彰显受众对于传播行为的终极性决定作用。

综上可见，在“受众中心论”指导下，如何选择传播内容、设计传播方式来满足受众的各项需求，就成为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了。而《舞林大会》则利用“明星”加盟综艺节目巧妙地达成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舞林大会》是一台以国标舞为基础、以“明星真人秀”为看点的大型季播类综艺节目。明星的加盟，自然可以发挥出对于“粉丝”的引领效应。当某位明星在“舞林”中一展舞技之后，就会对他（她）旗下的广大“粉丝”产生学习舞蹈的强大感召力和驱动力。于是，相当多数忠实“粉丝”就会响应召唤，从而自觉、自主、自然地开始关注乃至学习该明星演绎过的国标舞。从这一点来看，《舞林大会》的传播设计充分考虑到了庞大“粉丝”群体潜在的心理需求和期待，这是该节目得以成功构建“受众中心”式舞蹈传播机制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种“粉丝营销”式的舞蹈传播并非《舞林大会》得以成功的全部因素。“粉丝”虽多，但还是多不过非“粉丝”的普通观众。故而，我们有必要将观察的视角转移到非“粉丝”的一般观众身上来。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他们对于明星的心理需求和期待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在本质上是一种“陌生化”的需求。当本不擅长跳舞的明星们现身“舞林”，对普通观众而言这与其说是比赛，毋宁说是“反串”。故而，“陌生化”的内涵之一就在于“别开生面”的创意化，借以展现明星的别样风采；而且，在普通观众看来，平日里在镁光灯下习惯摆出各种令人歆羡的“POSE”、如“女神”、“男神”般接受芸芸众生仰望的一众明星，走进“舞林”就等于走下了“神坛”，瞬间变身为如你如我般的普通人。而且，《舞林大会》还用场外花絮展现了明星在赛前刻苦训练的镜头，这就让普通观众真切地意识到：在这里，明星也是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更何况，观众还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投票来决定被评委淘汰的明星选手能否“满血复活”，这就在为观众提供信息反馈渠道的同时，更将这种“明星也是普通人”的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推到了极致境界。

故而，“陌生化”的内涵之二就在于熟悉的“陌生化”，即通过形式上的“陌生化”将“神坛”上的明星还原为与自身平等的普通人，即借助“陌生”达到了进一步的熟悉。

这样一来，普通观众就会以盎然的兴趣审视明星这个特殊的普通人在“舞林”中的表现，不仅包括他们飞旋舞动的身姿，而且包括他们在舞蹈中绽放的别样风采、他们在刻苦训练时的汗水与伤痛、等待评委打分时的期盼神情、晋级之际的欢欣鼓舞、淘汰之后的黯然神伤„„不知不觉中，观众就会在共情效应的感召下，将自己的情感倾注到“舞林”中的明星身上，与他们同喜同悲。同时，观众还会在移情效应的推动下，不自觉地将自身的情感、意志等心理特质投射到明星身上，进而从这一特殊对象身上再次发现并欣赏自我的心理特质。故而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欣赏“舞林”中明星舞蹈比赛的过程，就是一个共情与移情效应交替发挥作用的奇妙过程。原因就在于，作为选手的明星那种集“超众者”和“普通人”于一体的身份特征所带来的“熟悉与陌生相交织”的感受，足以在观众心理上唤起积极的共情与移情效应。

那么，在这两种心理效应交织作用下的一般观众，他们很自然地就会在关注明星本人的同时，也投入相当大注意力来关注明星所跳的舞蹈。因为在“舞林”中，正是明星所不擅长的舞蹈造就了他们集“超众者”和“普通人”于一体的特殊身份，激发了普通观众共情与移情相交织的心理状态。意即，在普通观众眼中，明星是同其所跳舞蹈融为一体的，关注明星就会关注他们的舞蹈，对明星的共情与移情效应必然融汇在对其举手投足的舞姿细节关注当中。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舞林大会》对于非“粉丝”的一般观众也足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不知不觉中引导他们关注舞蹈艺术本身，领略舞蹈艺术之美，同时也感悟到舞蹈所能为日常生活带来的情趣、滋味儿和亮色。这种感召力当然可以转化为内驱力，驱动这些普通观众去关注舞蹈艺术并自发地学习国标舞。

当然，《舞林大会》还顺理成章地为受众提供了学习国标舞的便捷通道——“舞林总教头”方俊和陈昭创办的“方昭舞蹈学校”借势从上海扩展到了大江南北，从最初的几间门店扩展成为包含全国范围内近200所加盟校的庞大舞蹈培训机构，就是对《舞林大会》所掀起之“全民学舞蹈”热潮的典型诠释。

综上可见，《舞林大会》对不同受众的心理需求进行了到位且颇具创意性的分析与把握，故而对于明星的“粉丝”观众和非“粉丝”观众都足以产生较强的吸引力、感召力以及关注、学习舞蹈的内驱力。在让明星走近受众生活的同时，也让他们所跳的舞蹈走进了相当部分受众的生活。在激发并满足了受众各种心理和情感方面的潜在需求之后，《舞林大会》当然也就能够在成功地构建起电视节目对舞蹈的“受众中心”型传播模式之际，也成功地构建起受众对于舞蹈类电视节目的主动接受机制了。

三、结论与展望：后《舞林大会》时代中国舞蹈与传媒的关系探讨

行文至此，尚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没有解决，即：为什么《超级女声》这样的歌曲类综艺节目走“自下而上”式的“草根平民选秀”路线，而《舞林大会》这样的舞蹈类综艺节目要走“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明星选秀”路线呢？个中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其一，我们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歌曲比舞蹈有着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两千多年来，以“温柔敦厚”为主旨的儒家观念造就了我们民族内敛化的性格特质，那么相比歌唱更为张扬的舞蹈，其接受范围就远比歌曲为小；其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歌唱在我国的受众更为广泛。在我国，八九十年代相对廉价的磁带风行一时，培养起了远比舞蹈受众规模更大的流行音乐受众群体；其三，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点，舞蹈比歌唱的技术难度更大，看上去对身体素质能力的要求更高。这三个因素，导致了在今天这个“视觉为王”的传播时代，诉诸视觉的舞蹈类综艺节目反而比诉诸听觉的歌唱类综艺节目出现更晚，且难以走“平民选秀”的路线。

而《舞林大会》邀请一众明星闪亮登场、大秀舞技，趟出了一条“精英”式的选秀路线之后，舞蹈类综艺节目的“平民选秀”路线才变成了可能。个中原因归纳起来大致也有三点：其一，“陌生化”的审美张力吸引并培养了大批受众群体，制造了新的受众需求。从美学角度来看，歌唱是一种“陌生化”的说话方式，而舞蹈则是一种“陌生化”的行走方式。当明星作为舞蹈选手现身“舞林”之后，他们别开生面的“陌生化”身份，即可与本就是“陌生化”行为的舞蹈完美融合为一体。这就造成了一种极致化的审美张力效果，也就在传统的“艺术”内涵之外，又为电视选秀舞蹈平添了一种“行为艺术”的内涵。这种货真价实的“行为艺术”不仅为舞蹈类选秀节目培养了大批受众，而且点燃了他们渴望参与此类节

目的强烈愿望，意即《舞林大会》诱导并创造了受众全新的参与需求； 其二，明星作为“普通人”通过“魔鬼训练”掌握舞蹈技能并大秀舞技的励志场景，无疑提示受众，自己也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做到这一点！这就化解了受众对于舞蹈技术难度的恐惧心理，激发了他们学习舞蹈的信心；其三，以“方昭舞蹈学校”为代表的培训机构借《舞林大会》所造就的“全民学舞蹈”之东风，培养了大批掌握舞蹈技能的受众，为舞蹈平民选秀类电视节目提供了充足的选手资源。

换言之，《舞林大会》在造就电视舞蹈选秀类节目受众群体的同时，也创造了草根平民全新的舞蹈表演需求，并在线下完成了人才资源储备工作。于是，2013年，明星资源挖掘殆尽的《舞林大会》在完成自身历史使命之后功成身退，而作为平民化舞蹈选秀类节目代表之作的《舞林争霸》接过了它所培养的受众资源和选手资源，以全新的面貌闪亮登场。2014年的《中国好舞蹈》则推波助澜，将平民化舞蹈选秀类节目推向了主流化地位。

可以说，当《舞林大会》培养的平民选手现身《舞林争霸》并一展舞技，晋身为“舞林中人”之际，就标志着《舞林大会》所开创的“自上而下”式“明星选秀”路线获得了完满成功。因为这标志着《舞林大会》完成了“以受众为中心设计节目——培养受众群体及其全新需求——创造新的媒介平台提供给受众发布信息，满足其全新需求”这样一条环环相生的节目发展循环线。至此，麦奎尔的“受众中心式”大众传播理论在从《舞林大会》到《舞林争霸》的节目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完美应用及深刻诠释。可以说，从《舞林大会》到《舞林争霸》，再推广到《中国好舞蹈》的历程，标志着中国电视舞蹈选秀类综艺节目在传播机制上走向了成熟。当然，也就会在“以受众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新、越走越好！参考文献：

传媒关系 篇6

【关键词】司法；传媒；司法独立；传媒自由

Under our country current background judicature and media relations

LIN Ru-jun

【Abstract】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jurisdiction independence are the build socialism democratic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requests inevitably, but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the media free still received each kind of limit, judicature's independence still faced the aspects the disturbance, to achieve this goal still to continue to try hard. Therefore, currently speaking, our country media and judicature's relations' main melody is not the intense conflict opposition, but is the judicature seeks the independence with the aid of the media, the media dependence judicature strives for the free interdependence, to conspire the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

【Key word】judicature; Media; Jurisdiction independence; Media freedom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3-0053-02

信息时代，新闻传媒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传媒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和监督，对增强司法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败和培养大众的法律观念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媒体对于司法活动的报道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活动造成负面影响。传媒与司法的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解决两者冲突，建立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机制？这些都是新闻学界和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1 当前理论界关于司法与传媒关系的两种不同倾向

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是传媒与司法两者关系的核心，当前的理论界对于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的争论也主要发生在这一对矛盾上。这一问题的讨论研究中，可以说是角度各异，众说纷纭。同时，这些观点基本都承认，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表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它们之间有着一个互动关系，存在一个平衡点。但是这些观点也存在明显分歧，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倾向。

第一种进路的主要观点倾向于认为，司法独立的价值高于新闻自由的价值，媒体报道必须受到必要限制，不能影响司法独立，更不能进行“媒体审判”。司法与媒体所处立场不同。司法审判强调中立、理性，需要依据证据判断事实，依据法律裁判案件，而媒体往往站在道德的立场来维护社会正义。虽然司法需要传媒来制衡和监督，但是，传媒的炒作往往形成对于审判的压力，进而影响司法独立。司法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判断和推理的过程，要求审判过程必须排除个人感情因素和外界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但是，司法活动既然是人参与的，就注定不可能是纯粹理性的，其中必然掺杂着审判人员的感情因素。在外界的舆论压力下，很难保证法官的客观中立。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实际上就干扰了司法独立和公正，导致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损害法律权威。基于这一原因，传媒监督必须被限制。①

第二种进路看来，媒体只要遵守新闻自由的一般规范，它对司法的报道除非因为国家秘密、公序良俗或者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不应该受到限制。这种观点认为，新闻自由是公民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媒体自由高于司法权力，其本质是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权力。司法对传媒的限制不能超过对普通公民权利的限制。首先，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过传媒的形式对外表达，其本质与公民通过直接的聚会、对话的方式进行言论表达并没有区别。《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也如此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者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②其次，民众的激情不是司法限制传媒自由的理由。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作为民意代言人的传媒有监督司法的权利。传媒自由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独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能归咎于传媒，解决这一冲突主要应该依靠司法程序的自身完善，而不是限制传媒监督的自由。司法对于传媒的限制和对普通人的限制一样，仅仅包括：①不能行使只能由国家公权力强制使用的权利；②法定不公开的程序，媒体不能调查；③对审判前的评论不能妨害无罪推定原则（违反则构成名誉侵权，或者诽谤、侮辱，因为媒体与普通公民无异。）③

第二种观点无疑是对上述第一种观点的反思后的产物，跳出了我国传媒与司法研究原有的思维模式的桎梏，具有一定开拓性。第一种观点的思维模式夸大了我国“媒体审判”的实际情况，放大了传媒监督对于司法活动的负面作用，进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对司法领域的媒体自由限制的实践为标准，提出了维护司法独立，避免司法受媒体影响，限制媒体监督的主张。然而第二种观点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传媒在监督司法中的地位等同于抽象意义的普通公民不够准确，媒体本身是不同于普通公民的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其有自身价值取向和利益追求。其次，上述观点在强调媒体自由的时候依据关于司法与媒体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下提出的，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只注意到传媒与司法的应然状态，忽略了我国当前社会政治背景下传媒和司法的特殊实际情况。

2 我国当前背景下传媒和司法关系的特殊性

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过渡时期，研究司法与传媒关系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以西方的标准探讨我国当前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传媒都处于一个相对的弱势地位，与西方传媒与司法的实际情况和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2.1 我国传媒的自由度有待增加。在西方，传媒被杰弗逊称为“政府之合法监督者”，是“立法权、行政权、立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④，如此重要的地位，与新闻自由的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媒体有很大的自由度，可以凭自己的意志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媒体获得很大程度上的自由，然而这种新闻自由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的《新闻法》很长时间无法出台，事实上的新闻审查制度限制了媒体新闻报导的自主权，各级党政机关干预媒体报道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些媒体因为报道了敏感话题而被迫停刊。媒体在新闻报导上，尤其是揭露性的报道，往往顾虑重重，很多以与官方口径保持一致而告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传媒作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力。

2.2 我国司法独立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的司法独立性仍然面临许多干扰。虽然，我国的宪法第126条，第131条都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干涉”。但是，实践中，司法独立这一原则没有得到全面落实，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2.1 法官不独立于法院。我国的司法体制是法院独立，而非发达的法治国家的法官独立。法官不独立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法官审判案件受到法院或者法院领导的干预，必须执行审委会的决议；另一方面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为了避免被追究错案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而审委会讨论中又经常造成以法院领导的意见为最后意见。

2.2.2 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的影响。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的关系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本身各自独立，各自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作用。可是经常出现的是，下级法院为了避免案件被改判或者遇到疑难案件适用法律遇到困难时，往往通过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方式向上级法院请示。这种做法使得上级法院意志成为下级法院意志，下级法院的独立性无从谈起。

2.2.3 行政机关的干预。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行政干预司法的事例屡见不鲜。在我国的政治传统和体制下，地方行政机关相对于司法机关本身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其控制了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命脉。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审判涉及地方利益的诉讼中难免受到地方行政的影响。

2.2.4 立法机关的不当干预。我国的政治体制下立法权为最高权力，司法权对立法权负责，但是并不能认为权力机关可以干涉司法活动，破坏司法独立。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关系并没有理顺。人大通过对于司法的个案监督的名义介入司法活动的行为时有发生。人大是否有权进行个案监督？如果有权，个案监督如何行使？这些仍然是理论界争议的问题。

2.2.5 对于党的领导的误读。党对于司法活动的领导应该是一种大局、政策上的宏观领导，可是实际操作中，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干涉个案审判的例子时有发生，司法权在某些地方往往受到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的干涉。

可以说，目前存在的司法腐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是司法不独立造成。很多看似是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其实质却正是传媒监督与各方面干预司法的冲突。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和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别。在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所以在他们那里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的重点就是要在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既要保证新闻自由和人民的知情权，又要限制新闻自由使它不被滥用而影响司法独立，危及公正审判。相形之下，我国的司法与传媒的实际情况还远没有达到这种激烈冲突的程度，需要学界费心去寻找平衡。

3 当前背景下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当前的背景下，我国的媒体和司法相对来说还处在弱势地位，司法还未能做到真正独立，新闻传媒还没有实现真正自由。然而民主呼唤新闻自由，法治要求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是实现民主法治的必由之路。虽然笔者不否认当前我国司法独立和传媒监督存在着冲突，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发展的主旋律还不是这种冲突，相反它们的关系应当是两者的契合——司法借助传媒谋独立，传媒依靠司法求自由。所以，我认为，我国传媒与司法在当前背景下的发展重点包括如下两方面：

3.1 传媒监督司法的重点是揭露抨击各种非法干预和影响司法的现象，促进司法独立。我国司法实践中，方方面面对于司法活动的干预和影响比比皆是。很多情况下，司法活动不仅仅是查清事实，适用法律这么简单，还要受“人缘”、“地缘”、“政治影响”等诸多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影响了我国司法的独立性。而在我国社会，司法不独立是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是司法腐败的根源所在。传媒监督应该对此类现象广泛监督，坚决披露，大胆抨击，为司法独立扫清障碍，为司法机关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从根本上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3.2 司法保障媒体自由。媒体的新闻自由在受到非法限制的时候理应有权诉诸司法权。此时，司法权作为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排除干扰，依法裁判，为合法的新闻自由权保驾护航，打击那些以不适当甚至非法手段干预新闻自由的行为，促成我国新闻自由的实现。

总之，我认为，当前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的主旋律，不是紧张的冲突对立，而是互相依赖，共谋发展的关系。

注释

[1] 相关论述参见景汉朝：《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契合》(《现代法学》2002年第1期)；章洁：《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许身健：《冲突中的平衡：媒体监督与独立审判》(《人民检察》2006年第3期)；罗以澄、吴玉兰《我国新闻舆论监督与法制建设的互动关系》(《当代传播》2006年第5期)；李缨、庹继光《促进我国传媒与司法良性互动的思考》(《新闻知识》2007.03)。

[2] http://www.un.org/chinese/hr/issue/ccpr.htm，访问时间2008年3月25日。

[3] 相关论述参见高一飞：《评黄静案中的媒体与司法》(《法学》2006年第8期)、《司法与媒体：复杂而简单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唐炳洪、王燕：《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当代传播》2006年第3期)。

[4] 康为民主编：《传媒与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论传媒与司法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 篇7

一、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概述

(一) 司法独立概述

根据《法学大辞典》解释,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 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者个人干涉的原则。笔者认为, 司法独立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司法机关的组织独立;二是司法机关的权力独立;三是法官的个人独立。但是我国讲的“司法独立”仅仅是指法院的相对独立, 并不包括法院的绝对独立或者法官的个人独立。因为我国实行人民大会制度, 而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各级人大是权力机关, 各级法院的院长和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均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或者罢免。另外, 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 决定我国的司法机关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也许有人会问, 既然我国的司法机关不可能独立于各级人大, 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我国为什么还要确立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呢?这是因为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好处:第一, 坚持司法独立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第二, 坚持司法独立是强化司法官员责任的重要条件;第三, 坚持司法独立有助于我国依法治国的顺利推进。

(二) 媒体监督的概述

媒体监督, 是指媒体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工具, 在尊重法律事实和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公正地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和抨击。

二、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需要媒体的监督

(一) 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需要监督

“有权力就有腐败, 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 在其运行过程中, 自然也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因此, 有必要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权进行监督。

(二) 怎样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1. 用国家权力去制约国家权力。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力进行监督通常是通过“三权分立”的方式来实现的, 即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分别由国会、总统 (内阁) 、法院行使。三者在行使各自权力时相互制衡, 从而防止权力的滥用。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人民大会制度, 而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因此, 对人民法院审判权的监督, 一方面是靠人大来实现, 另一方面靠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即人民检察院来完成, 即如果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做出了不公正的裁判, 其可以提出抗诉, 从而引发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再审。

2. 用公民权利去制约国家权力。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媒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对案件进行公开报道, 使案件的整个审理过程都暴露在了公众的视野之下, 促使法官以更加认真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心来审判案件, 而不敢徇私枉法。这样做既可以使公民的知情权得到满足, 同时也实现了公民权利对司法活动的有效监督。

三、当前媒体在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一) 媒体对案件报道的时机不当影响了司法程序

1. 媒体对案件报道的时机不当会影响案件的侦破。

在西安宝马彩票案的审理过程中, 有的媒体详细报道原告刘亮的律师四度赴公证处取证受阻的消息, 报道一经披露, 致使一名重要当事人刘晓莉在法庭翻供, 给法庭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干扰。

2. 媒体对案件报道时机不当会影响案件的审理。媒体对法庭未审结案件的倾向性报道会对审判结果造成不利影响。

(二) 媒体对案件报道方式的不当影响了司法程序

为了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 我们必须确保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判断力的独立。而媒体在对案件进行报道时如果采用的方式不当, 如镁光灯刺眼的光芒、摄影师不停的走动, 会对法官的思维和判断力造成不利的影响, 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

(三) 媒体因业务水平欠缺导致所作报道影响了司法权威的确立

由于媒体传播的范围广、受众多, 所以媒体任何不负责任有损司法权威的评说, 都会造成人们对司法的误解, 继而抱怨、攻击司法机关, 最终致使人们对司法机关丧失信心, 从而降低法律的权威。

四、媒体如何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

(一) 解决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基本原则

1. 罪行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

在法院的生效判决做出之前, 任何媒体都不得随意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定罪量刑, 对涉嫌犯罪或被提出指控的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应以“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进行称呼, 而不得将其称为“罪犯”或“人犯”;在将起诉书的内容作为案件“事实”进行新闻报道时, 必须加上“被指控”、“涉嫌”等定语。一审判决后, 在被告人提出上诉或检察院提出抗诉期间, 媒体应当慎重报道一审的判决结果, 以免让公众误以为这就是最终的判决结果。

2. 平等和公正原则。

媒体在对案件, 特别是对负面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报道时应当遵守平等和公正原则。对于任何人, 违法犯罪行为一经发现就要予以揭露, 而不能有失偏颇。在同一案件当中, 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都应当给予同等的注意, 公平的对待。对于带有批评性的报道必须采访矛盾或冲突的各方当事人, 避免先入为主或偏听偏信。

3. 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原则。

客观真实是对媒体报道的基本要求。因为如果媒体对案件事实做了不客观、不真实的报道, 不仅可能会误导公众舆论、煽动群众情绪影响司法公正, 而且可能产生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的后果。因此, 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时必须遵守客观真实的原则, 绝不能为了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而歪曲法律事实。另外, 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时还必须遵守法律真实的原则。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不同, 前者强调“程序正义”真实, 而后者强调“实质正义”真实。如, 甲曾经向乙借了5000元, 后来, 甲把钱还给了乙。但甲在还款时, 并未收回借条。后来, 乙又以此借条为据向法院起诉, 请求甲偿还此款。甲辩称此款已经偿还, 但甲证明不了这一点, 根据举证规则, 法院只能判决甲败诉。在该案中, 法院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媒体对法律的举证规则不了解, 简单的以客观真实取代法律真实, 对法院的判决做出了不恰当的评判, 则会影响司法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

4. 维护法律权威原则。

媒体在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报道时必须坚持维护法律权威的基本原则, 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不做评述性报道。

(二) 解决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具体措施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 媒体与司法部门应该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建立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具体制度, 使媒体对司法权的监督有章可循:

1. 加强新闻立法, 明确监督的范围。

明确监督范围是平衡传媒与司法之间冲突的有效方法。媒体的司法监督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 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第二, 对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 尤其是对司法腐败行为进行监督;第三, 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 为实现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2. 规范媒体的监督行为, 建立对不当监督行为的处罚机制。

(1) 针对媒体对案件报道方式不当的问题, 要求媒体在对庭审活动进行现场采访报道时, 必须自觉遵守法庭纪律, 未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 不得录音、录像、摄影。 (2) 针对媒体对案件报道时机不当的问题, 媒体在对庭审过程进行报道时应该遵守行业规则, 不能超越司法程序对案件抢先进行报道, 更不得利用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 (3) 媒体在对庭审过程进行报道时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合法。所谓客观, 是指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时应实事求是, 坚持用事实说话, 不能为了满足读者和观众的好奇心, 而对案件事实进行夸大性报道。所谓公正, 是指媒体在对案件进行报道时, 应当以公正的心态去对待双方当事人。所谓合法, 就是要求媒体对案件进行报道时应自觉运用法律、法规来指导、约束、控制自己的行为, 确保各项监督活动都依法进行。 (4) 建立不当监督的处罚机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 应设置一个机构对媒体进行监管, 发现媒体监督不当, 应给予相应的惩处。

3. 努力提高媒体涉诉报道的水平。

针对媒体因业务水平欠缺导致所作报道影响司法权威的问题, 涉诉报道应由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的记者采写报道。报道在刊播前, 最好请法律专家把关, 努力促进司法报道的专门化、专业化, 以提高涉诉报道的水平。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媒体对法院审判活动进行报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 提出媒体在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时必须遵循罪行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平等和公正原则、尊重法律事实和客观真实原则、维护法律权威的原则。在具体措施方面, 应通过加强新闻立法, 明确监督的范围, 规范媒体的监督行为, 建立对不当监督行为的处罚机制, 努力提高媒体涉诉报道的水平, 努力实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和谐相处。

关键词：传媒,司法,和谐

参考文献

[1]陈颖.司法与传媒的冲突与协调[J].福州党校学报, 2015 (4) :44-47.

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篇8

在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关系的阐释方面, 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可堪借鉴。首先是学术专著, 如陈平原、山口守合编的论文集《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张邦卫《媒介诗学》等, 这些著作充分注意到传媒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文艺理论新场域生成发挥的重要作用。孟繁华、黄发有在这方面也有大量论述, 即传媒正在深刻影响研究者的学术思维和推动文学研究的转型。报人冯并先生的《中国文艺副刊史》 (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 完全按照传媒的发展逻辑来梳理。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李永东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 则均以资料翔实而为学界所赞誉。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一书体现了历史记忆与理性把握的有机统一。

学位论文方面, 吕红伟的硕士论文《大众传媒的兴起与现代文学的发生》, 指出近代大众传媒促进了新文学的萌芽, 也带来了新文学的政治化与商品化, 造成新文学审美价值的缺席。周海波的博士论文《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认为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原创性的文学, 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现代转型, 也不是西方文学的简单移植, 是现代传媒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上的新的文学创造, 是“大文学”。赵抗卫的博士论文《现代小说艺术的命运与大众文化和多种传播手段的挑战》, 考察20世纪小说命运及其变迁, 从而思考新的传媒时代的生存处境和文化环境中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现实, 提出文学艺术生存与发展的诸种可能性。

关于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关系, 还有发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的诸多论文值得参考。

陈平原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中指出, 阿英是最早关注到文学与报刊关系的学人, 对晚清以还的文艺报刊抱有极大的兴趣, 并努力将这一兴趣落实到文学史著述中。最典型的, 莫过于1937年初版、而后不断修订的《晚清小说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国内外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 出现了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 布迪厄“文学场”学说,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说等理论。他在2004年2月发表于《书城》的论文《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 讨论了报章———尤其是文学副刊、杂志在晚清以还的“文学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吴福辉《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 (《东方论坛》2005年第3期) 指出:报刊媒体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催生剂, 而具有商业气息的海派文学总是经由报刊进入读书市场的。先锋性的同人海派杂志有助于推动新潮, 但如不与流行结合便难以为继。海派画报的市民文学化以及海派文学杂志的画报化, 是海派报刊兼顾通俗流行于品位的行销策略。郭群武《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 (2007年4月刊于《理论与现代化》) , 提出传媒催生了现代作家群, 引发了文学观念的变化, 产生了报载小说、报告文学等新文体, 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现代传媒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 (《江淮论坛》2007年4月) 指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成为发表名家名作、开展文学论争、发展和培养新生代作家、产生文学流派、介绍外国文学、传播文学信息的重要阵地。文艺副刊的出现也引发了创作主体、文学观念、文体等一系列变革。管宁、谭雪芳《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散文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 (《中山大学学报》 (2008, 3) 认为:现代报刊促进通俗小说的繁荣, 而通俗小说则以商品的形式在现代文化市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报纸副刊因其开拓更为自由的舆论空间, 促进了散文文体的变革。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 (《文学评论》2007年3月) 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 着重讨论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 如何与“报章”、“学校”结盟, 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 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 (包括述学文体) 的变革。

2001年11月, 北京大学专门召开了“中日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研讨会, 会上的发言多是从报刊入手研究媒体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 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 对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关系, 对现代雅俗小说的关系, 都提出了十分值得重视的意见。■

参考文献

《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月

《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陈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媒介诗学:传媒视野下的文学与文学理论》张邦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李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李永东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0月

传媒关系 篇9

关键词：弱势群体,主流受众,传媒,受众研究

一、论题的提出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 与“对谁说”相关的内容都被划归为受众研究的范畴, 在这个研究范畴中, 有关弱势群体的研究, 因为既具有理论探讨意义又具有现实指向性意义, 而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关注弱势群体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关注弱势群体通过传媒来实现自己话语权的表达、关注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不仅对于“对谁说”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充实作用, 而且对于“谁在说”、“说什么”等其他新闻传播的基本命题具有叩问、启迪与解答作用。

弱势群体作为受众身份时具有明显的弱势受众属性, 而当它作为媒介的被报道对象时又处于被解读的地位。本文选择将弱势群体作为主要探讨对象, 并为了将这一研究对象文本更立体更具化, 同时还引入了与弱势受众对应性和相对性很强的主流受众的概念。文本的研究对象间的结构关系图可以用如下的图示来描述:

二、“弱势群体”概念的界定

弱势群体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 也叫社会脆弱群体或弱者群体, 主要是一个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平、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 (1) , 是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政策研究等诸多领域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有关弱势群体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 尽管诸多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弱势群体抱有强烈的兴趣, 但有关弱势群体概念的理解目前仍存在广泛的争议和不确定性。因此, 对于弱势群体的界定必须从相对性与参照性上予以理解并达成意义, 同时也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概念上的一致性。

媒介社会中, 在新闻传播的基本权利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或利益被侵害的所有人群都可以被称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 主要表现是在媒介与社会互动中表达自己利益与权利主张的话语权不充分或得不到应有保障, 在媒介参与中、在话语阵地中缺乏声音或“音量”不足甚至话语立场被消解而被忽视。因此, 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弱势群体概念更偏重于“话语权力弱势群体”。这里同样存在相对性的问题, 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传播组织, 分散的受众群是弱势群体;相对于社会的主流阶层, 处于社会权力边缘的人群属于弱势群体;相对于掌握知识权力的阶层, 无教育经历或低教育程度者属于弱势群体。本文倾向于从经济角度和社会价值实现能力的角度来对弱势群体进行界定。

三、弱势群体与传媒间的关系:弱势群体易被弱视

当探讨弱势群体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时, 弱势群体是以双重身份出场的:作为传媒“谁-说什么”的对应者时, 弱势群体是受众群体中的组成部分;当弱势群体进入媒介报道的文本领域时, 弱势群体成为被“主流受众群”解读的对象。无论是哪种身份出场, 弱势群体面对传媒时容易成为被弱视的对象。以下从表现与原因两个方面来予以探讨。

1、弱势群体被传媒弱视的表现

首先, 从弱势群体在传媒的受众定位中所处的地位来分析。由于媒介综合竞争的不断升级, 围绕获得更高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必须定位于最能实现这个目的的有效目标市场。以报纸传媒来说, 无论是传统的时政报纸传媒、都市报纸传媒还是新锐的财经媒体, 都在追求着高端的定位。就新兴的财经类报纸而言, 不约而同地把主要的目光投向了具有高社会地位、高消费能力、高话语影响的那些人群, 因为后者更容易成为社会的意见领袖, 至少引领着社会的主流动向。大量的本具有差异属性的媒介盲目定位于高端受众, 很容易产生巨大的外部性问题, 对社会其他成员形成负的外部性, 提高了后者获取信息的难度, 降低了获取社会信息的选择范围, 损害了社会的福利水平 (2) 。众多市场化媒介因为逐利性的驱动 (最直接的是获得作为社会资本拥有者的广告商的支持) 进行高端定位, 使得某些领域内的中低端市场出现空白, 这对中低端受众选择媒介的权利是一种损害 (3) 。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 外部性是指行动主体的行为对与此相关的第三者产生的影响。媒介竞争条件下, 媒介通常为获取更大的现实经济利益和无形影响力, 而优先争夺具有较强购买力或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高端受众, 而后者通常是处于主流受众群体范畴的, 这种情况下, 媒介的高端定位对社会弱势群体就产生了被排除在外的“外部性”。因此, 弱势群体是大众传媒的受众群, 但绝不是大众传媒的理想化受众群和主流受众群。

其次, 弱势群体承受着社会传媒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传媒资源本应是社会公共资源, 在传媒资源的分配利用上, 社会各阶层应享有完全平等的待遇与机会。然而, 现实状况是传媒资源越来越向只占人口少数的“主流人群”倾斜, 最明显的反映来自报纸栏目版面的设置和电视频道的设置上。以定位农民、农村、农业的各类媒体来看, 我国农民群体从数量分布上是绝对多数的社会成员, 然而目前全国现有的9000余种期刊中, 农业期刊不足两百种;有报纸2000余种, 而以农民群体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仅几十种;同样, 全国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 开办的对农栏目仅占所有栏目中的极少比例。这种现状对于满足社会转型时期和新农村建设时期中农民的实际媒介需求相去甚远。

因此, 暂且不提弱势群体的媒介使用能力和媒介素养, 仅就弱势群体掌握的媒介资源来看, 他们在传媒资源的初次分配中就已经处于劣势的格局之中。涉及弱势群体的利益时, 他们自己的话语主张、立场表达通过传媒来表达, 相比社会主流人群来说显得难得多。

再次, 从弱势群体在传媒中的现实媒介呈现来分析。目前, 弱势群体不是大多数市场化媒体的理想目标受众, 但弱势群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被报道资源依然是媒体重要的报道对象。因为关于弱势群体的媒介故事是媒体整体叙事的一部分, 在特定的场合下, 对于弱势群体的书写, 会为媒体构筑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力从而间接实现媒体提升影响力的目的。近年来, 弱势群体报道不仅在数量上越来越多, 而且在报道深度的开掘和广度的拓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一个屡次被提及的具体案例是已成为传媒报道中标杆性事件的2003年的孙志刚案。

由于独有的优势和特性, 网络媒体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出现许多亮点, 对弱势群体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成为网民群体最为关注的对象之一。网络媒体因而也被寄予厚望, 成为弱势群体寻求媒介突围的最有效渠道和依托。

尽管有进步也有亮点, 但牵涉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实务还是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 或许促成这些改进发生的不是具体的报道手法, 而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介在理念上、意识上的改变, 因为新闻报道实务最终反映的还是报道理念以及背后的传媒价值利益主张。

2、弱势群体被传媒弱视的原因

2.1 传媒自身方面的原因

首先, 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需求得不到重视。媒体作为有营利诉求的市场公民, 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效益的提升。在媒体竞争白热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的条件下, 几乎所有的媒介和媒介投资者都把目光对准了社会强势人群和主流人群。弱势群体的信息需求、话语主张得不到充足的满足, 他们的话语权容易受到削弱。商业的介入使有的媒体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不是引导受众。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许多媒体存在着“嫌贫爱富”的心理, 精英、富豪向来是媒体的最爱, 而弱势群体总是被排斥在外 (4) 。

按照传媒研究专家喻国明教授的观点, 传媒产业的经济本质不是注意力经济而是影响力经济。传媒影响力来源于它所吸聚的受众的社会影响力, 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地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 (5) 通俗地讲, 对传媒发展具有真正意义的不是有多少人在看, 而是多少有影响力的人在看。

从社会价值角度来讲, 以主流人群为目标受众, 传媒的权威性和社会声誉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进而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发挥强大的导向作用, 对社会整合和文化的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 (6) ;从经济价值角度看, 广告收入是传媒最重要的经济来源, 而广告商看重的不是受众的绝对量, 而是与其商品的相关量。也就是说, 传媒的有效受众接触率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而主流群体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 自然会成为广告商最为理想的目标群体 (7) 。由此可见, 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制于一种无形的经济控制力量的, 这种力量明显偏爱的不是处于社会低端的人群。

因此, 从传媒影响力经济的视角来分析, 无论是弱势群体受众的社会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极为有限。弱势群体被动地在传媒影响力经济的构成中处于边缘化地带, 这也就是不难理解的演化逻辑。

其次, 深度人文关怀精神欠缺。从传媒的可持续发展本身来说, 我们呼唤一种传媒本应该坚守的人文关怀精神, 这也是不少市场取向意识强烈的传媒所缺少的东西, 同时这也关乎健康传媒生态的形成与发展。

人文关怀精神的本质是要尊重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尊严、有价值、拥有权利的, 无论他是强者还是弱者。大众传媒的人文关怀精神解读也应该离不开这个本质 (8) 。对于大众传媒来说, 人文关怀应倡导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倡导社会公平与平等、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 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从人文精神的本义而言, 人文精神不仅仅是关怀别人, 更重要的是理解人、尊重人;不仅仅是实现自我的价值, 也要为别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媒体作为中介理应通过自己的报道沟通社会各群体, 消除偏见和歧视。媒体应深入“弱势群体”的生活, 报道他们的生存状态、所思所想, 让受众全面地了解他们, 进而理解他们, 这比仅提供同情更能体现出人文关怀, 也更能反映出报道的深度和广度 (9) 。这方面的典范便是《南方周末》, 该报以理性为导向、以启蒙为己任, 宣扬“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使报纸整体上呈现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 至少从传媒高度和深度上成为真正的主流报纸。

2.2 传媒纪律与政策方面的原因

有观点说认为, 弱势群体受到传媒的弱视既是传媒界的问题但又决不仅仅是传媒界的问题。这里涉及相关的传媒纪律与政府政策的问题。尽管传媒背后的经济利益是一种强势的力量, 但作为事业性单位的我国传媒同时也必须顾及新闻纪律和宣传政策, 如果不在传媒纪律与政策的允许范围之内, 尽管涉及弱势群体的介入, 依然是不能进入媒介议程和视野的。

2.3 弱势群体自身方面的原因

不同的群体出于对个体或整个社会发展形势的考虑, 拥有将自己的诉求、建议和意见通过大众传媒表达出来的权利, 称为媒介话语权。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传媒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如果一味地把媒体资源这个公共平台向强势群体倾斜, 那么, 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从客观方面来说, 由于弱势群体本身教育程度偏低, 人际交往范围处于社会低端地带, 直接导致他们媒介素养的缺乏。从主观角度来说, 弱势人群对大众传媒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方面的知识都相当缺乏, 使他们不能充分利用媒介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四、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的关系

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弱势群体在与传媒的相互关系中具有作为受众和作为被报道对象的双重身份。那么, 当把弱势群体和社会其他非弱势群体放在同为受众面的角度上考察时, 如何看待两者间存在着的互动关系 (尽管这种互动显得不太均衡) 呢?为了分析论说的清晰性, 这里暂且把“非弱势群体”受众等同于社会主流受众群体或强势受众群体, 尽管两个概念不能完全等同, 但至少两者在和“弱势群体”相比时, 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主流受众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拥有较多消费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时尚话语权、管理话语权以及最具社会行动能力和影响力的主流社会人群。

1、作为受众身份的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间的现实关系

面对大众传媒, 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同为受众身份出现。“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尽管两者拥有身份上相同的一面, 但现实分层中, 更多的是他们各自间经济社会地位、所能拥有的媒介资源、话语权影响、价值观念、相互认同感方面极为明显的落差。

而从社会学文本分析来看, 社会转型会涉及到利益变动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 诸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会逐渐凸显为社会最重要议程的行列, 反映在其后的关系也能反映出作为受众身份的弱势群体与主流受众间的现实关系。

2、弱势群体报道与主流受众间的关系

当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成为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时, 主流受众如何看待这类报道、以怎样的心理来解读这类报道、有着什么样的动机?以下试作简要探讨与分析。

首先, 作为社会主流身份的受众群对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是有所关注的。在当代社会步入转型期的阶段, 弱势群体现象是一个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作为社会主流的强势受众群体一般是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并因此拥有话语权的群体, 他们对于社会互动或传媒互动的特点之一是关注现实, 关注社会公共事物。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和关注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于是, 当弱势群体的报道以较为强化的形式出现时, 总是能引起主流受众的注意力。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许多为弱势群体代言的社会精英分子, 这是因为弱势群体能影响或引导主流社会的能力和话语音量有限, 而反映他们利益诉求的任务通常由不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那些强势阶层的人来完成, 由后者来代言。另外, 在网络上, 那些有关弱势群体主题的帖子通常总能引起主流人群的强烈共鸣。还有一个能说明这一观点的就是有关慈善类的媒体报道在内容和形态上的逐渐增多。这方面的具体案例有《中华慈善报道》、胡润中国慈善排行榜、福布斯中国慈善榜等。

其次, 主流受众关注弱势群体报道的心理动机分析。有关受众进行媒介接触的需求及动机的研究已经有很多的视角和思考成果, 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流受众关注弱势群体报道的情感性需求。如果将这种情感性需求进行归纳的话, 大致可分为真实关切、同情之心、仁爱之心、恻隐之心、正义之心、看客心理等;这种分类并没有严格的依据和标准, 但大体上能反映出弱势群体成为被解读文本时, 主流受众个体或集体可能会具有的心理表现。在这方面, 中央电视台以“关注弱势群体, 搭建互助平台, 讲述新闻故事, 彰显和谐关怀”作为使命的栏目《共同关注》因为契合了弱势群体这种情感需求而成为“关爱, 从关注开始”的真正践行者。

五、结语

作为现代社会中具有高度相对性的社会成员, 弱势群体理应成为大众传媒关注乃至关爱的对象, 然而, 在具体的媒介生态分析后却发现要完全实现这样的设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现代传媒的受众, 他们应该有平等利用传媒的权利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和话语陈述;作为担负神圣社会责任的传播媒介, 应该为这样的目标去创造条件并去实现它。但这些不但需要体制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健康传媒生态的形成, 而这些又不仅仅是传媒自身能解决的问题。

注释

1 肖遥:《弱势群体报道研究》, [D]《.武汉大学学报》2005:P.3

2 (3) 崔明军:《弱势群体的媒介权益---媒介竞争中的外部性问题》, [J《].东南传播》, 2006 (02)

3 (4) 蒋万知:《论传媒对弱势群体问题报道地责任与失衡》, [J《].南昌高专学报》, 2007 (2)

4 (5) 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 [J《].现代传播》, 2003 (1)

5 (6) (7) 付晓静:《弱势群体的传媒失语分析》, [J《].当代传播》, 2006 (6)

6 (8) 孙丽萍:《人文关怀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意义》, [J].《新闻大学》, 2001 (夏) :p13

传媒关系 篇10

“学术”理应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学者致力于探索研究学术性的知识, 为的是能够使得这些研究在日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能量, 学术是为全人类所享有、所使用的。而在以往的学术研究过程中, “传播”环节常常疏离于社会, 使得学术“高高在上”, 难以实现其应有的普遍社会价值。于是, 责任心和价值感告诉传媒:致力于将学术向大众传播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之路。

传媒如何传播学术

提供平台, 实现三个对接。这里所说的“三个对接”是指: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之间的对接。同时, 平台很必要, 《百家讲坛》就是媒体所提供的以供实现对接的一个平台, 在平台上, 各就各位, 各得其所, 没有必要强求一律。

如今, 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接收信息最重要的方式, 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 传统的经典文学改变了原来的传播方式, 变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大众传媒促进了经典文学的传播, 为其更为广泛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学术要传播就要借助于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的传播提供帮助和进行创新。学术知识相对来说是缺乏生动的活力的, 那该如何将这些枯燥的知识传播于众呢?这就要靠大众传媒来帮忙了, 利用其自身的传播特性来推动缺乏活力的学术知识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的进程。

易中天教授曾指出自己的成功之道在于主动和老百姓对三国的知识体系进行“对接”。他认为, 三国这段历史时期的人物有三种形象, 一种是史书中的历史形象, 一种是文学形象, 还有一种是老百姓熟悉的民间形象。“我展示的是其历史形象, 但是拿其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作对比。这样观众听起来既亲切, 又过瘾。”张颐武教授将易中天的成功称之为“浅思维的成功”, “这种浅思维是对知识巧妙的‘软’性处理, 将知识变为有趣的叙述和充满具体可感的素材。”“浅思维的好处在于贴近生活, 有感而发”, 从而启悟人生。这个观点颇为中肯。

精选内容, 强调影响力。生动精彩的内容再加上颇有建树的学者, 向大众传播正确的、有用的、有趣的文化知识, 喜闻乐见又受益匪浅, 学术与传媒则会双赢。

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传媒文化身份, 文化群落 (知识层次较高的人群) 希望传媒属于纯文化, 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 是千里眼、顺风耳, 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 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 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媒介既是信息发布人, 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 多重身份的角色使得它必须好好审视一下自己, 为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而进行改变。

学术需要有效地广为传播, 传媒所传播的知识要通俗化, 要面向不同知识水平层次的受众, 俗称“大众餐”。在《百家讲坛》的定位中实际上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百姓”, 栏目要为平民百姓和普通大众服务, 这就要求知名学者们作为演讲者, 要放下“身架”, 采用平民化的视角, 用通俗的语言, 形象的比拟, 从纷繁杂乱的历史资料和教科书里提炼精华, 抓取要点, 深入浅出, 把学问当评书讲, 把历史当故事说, 以增强“讲座”的趣味性、戏剧性, 提高观众的收视兴趣。《品三国》系列讲座中易中天教授将“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比作是现代社会中公司总裁猎取有能力的总经理, 贴近当代人生活, 既诙谐、幽默, 又易于理解和接受。

《百家讲坛》将学术大大淡化, 选择符合老百姓的思维习惯与喜好的内容来演讲, 这样就为栏目赢得了更多层次的受众, 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避免“泛大众化”。在“易中天现象”引发的争论中, 有人对易教授这种“俏皮”评说历史的方式提出了质疑, 指出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品三国”变成了电视剧。批评者认为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是不合时宜的, 是变相地将历史庸俗化。需要说明的是, 学术在大众传媒上显示出的“大众化”、“平民化”的形式特质, 与电视节目的“娱乐化”是不等同的。有些学者对于学术一旦与传媒接触就一定会娱乐化的担心有一定道理, 但不必过分敏感与担心。

通常人们认为, 学术性的高文化含量的东西只适合于严肃的公共场所来进行演讲和传播, 但是《百家讲坛》却颠覆了这种传统观念, 它以事实证明了, 学术性的高文化含量的东西也适合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来表现, 当知识性、学理性的“讲座”式节目, 从高等院校的阶梯教室搬到电视荧屏上时,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百家讲坛》制片人将栏目的成功做法概括为:要把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变成“剧本”, 以一个戏剧化的结构来做讲座。它呈现给观众的讲座既不同于大学课堂或学术研究论坛上的严肃型文本, 也不同于茶馆闲聊式的说书讲故事, 而是杂糅了二者的优势, 把学理性的分析与讲故事的生动性、悬念性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对于习惯了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专家们来说, 在《百家讲坛》的讲座则是经历了一个多少有些痛苦的表述体系的“变身”过程。当严肃的学术走向大众, 枯燥的理论有了血肉的时候, 就用“娱乐化”、“庸俗化”之类的词语加诸其身, 并不是学术讨论和学术解放的理性态度。

在我国现有的媒介体制下, 以广告为主要盈利支撑的情况下, 媒介的专业化程度和专业化进程需要科学审慎把握, 既不可走极端和操之过急, 也不必过分苛责挑剔, 公众应该给媒介时间和空间允许它们在尝试改变中寻求更为恰当合理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毕竟, 以服务者的姿态出现在受众面前, 栏目的亲和力大大加强, 摒弃高深、晦涩, 以平民化的解读方式来传递学术和文化, 是久违了的媒介带给我们的感觉。

“共赢”后的再思考

学术与传媒联姻为二者都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大众媒体不仅肩负着传播信息的重任, 而且承担着传递文化的功能, 理应成为学术的传播与创造的肥沃土壤。将中国历史文化经典的作品搬上荧屏, 既丰富了媒介内容, 又播撒了学术的种子。传媒在这条道路上是任重道远的, 它不仅要求传媒机构推陈出新, 创造出新颖的模式来吸引受众, 更需要专家们在肩负学术研究的责任前提下强调学术普及, 严谨的立证与生动的形式并重, 注重学术知识的绝对真实性, 才能真正实践专家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

冷静看“名利”。《百家讲坛》的热播, 使诸如易中天的原本埋首“象牙塔”的专家学者们, 由过去的默默无闻而迅速成为妇孺皆知的“学术明星”。尽管对此褒贬不一, 他们却在公众的视线中一路蹿红, 出版著作的发行数目也屡屡创下图书销售的最高纪录。在享受前所未有关注度, 成为众人追捧对象的同时, 有人开始质疑:学术明星在转瞬间获得巨大关注度的同时还能否冷静对待名利, 能否不迷失自我、不借机炒作, 牢牢坚守学术品位。这种担心和顾虑不无道理, 西方学者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就曾明确指出:“上电视的代价, 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 一种自主性的丧失, 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 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 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 这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而深度介入电视的中国学者王鲁湘也坦率承认:“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 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 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 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 (1)

对此, 我们必须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学术研究和立场上来看, 如果一味将社会浮躁的功利标准引入其中, 以牺牲思想深度和高度为代价, 以迎合大众为幌子, 消解经典, 哗众取宠, 最终只能导致批评连连, 自身形象也严重受损。易中天在南京签售他的新书《品三国》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电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现代传媒, 也是一个传播学术的很好平台。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 成人也毁人。如果你想成名, 可以利用它, 但是成名不等于成功。传媒与学术的结合, 做好了是双赢, 学者赢得了观众, 媒体赢得了品位;如若做得不好, 那么就会使学者名声毁誉参半, 媒体也会被观众辱骂得臭气熏天。”因此, 专家学者们应坚守学术品格, 审慎对待自己的言论, 言之有据、论之有益, 冷静思考如何借助媒介力量实现学术的普及与传播, 让广大受众真正遨游知识海洋, 享受智慧之光。

坚守社会责任。事实上, 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日起, 就已经开始了与学术文化的联姻, 并且以特别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口味。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核心本质是它的大众性, 那么大众传媒和学术文化之间的共谋互利就在所难免。在媒体发达的时代, 媒体更需要文化内涵。近些年来, 电视等媒体又将教授、学者们引入新型传播方式, 谈历史、文学、诸子百家等, 在带动出经济效益与万众瞩目的同时, 收到了普及文化、推广知识、提高学术社会地位和深化媒体文化内涵的效果。

在传播学中, “议程设置”理论应该引起媒体人的高度重视。即媒体具有为公众安排议论的话题的功能, 媒体的传播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们谈什么和想什么。因此, 媒介报道什么, 公众便注意什么;媒介越重视什么, 公众也就越关心什么。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 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 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换言之, 媒介难以左右人们的思想方式, 但却易于操纵人们的思想内容。

因此, 传媒应坚守社会责任, 要强化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 充分发挥“平台”和“渠道”优势, 一方面应当以适宜的方式去深入浅出地传播、普及中国的优秀文化, 带动和引导普通民众了解优秀文化的兴趣, 并最终引领普通百姓提高对优秀文化的理解, 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另一方面, 保证节目内容的质量, 不能一味迎合公众口味, 将学术研究通俗化是创新, 将通俗文化低俗化却是不负责任。

回顾过去的20个世纪, 传播媒介从初民们的口耳相传、筮骨铸器一直发展到了如今把整个世界连接为一个地球村的互联网, 它所带给世界的变化是人类有目共睹的。与过去相比, 现代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 电视等新媒体的产生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 学术思想可以更迅速地传播, 传播方式也可以更灵活。

学术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 学术既要走向大众, 又免不了受到各方质疑;媒体不仅要广泛传播学术, 又不能丧失立场原则, 这充分说明了学术与传媒绝不能是单纯的商业合作, 而应是以公众和社会利益为最终目的, 密切的伙伴关系。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喻国明自选集——别无选择:一个传媒学人的理论告白》,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汩汩:《把学术搬上荧屏——讲座型栏目的选择与追求》, 《电视研究》, 2005 (4) 。

传媒关系 篇11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 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 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 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 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 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 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 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 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 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 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 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 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 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 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 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 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 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 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 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 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 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 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 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 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 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 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 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 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 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 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 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 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 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 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 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 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 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 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 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 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 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 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 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 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 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 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 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 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 使他们相互协同, 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 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 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 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 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 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 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 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 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 让学生学得开心, 教师教得也开心, 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 提升文化品位, 展现出人文关怀。

(3) 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 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 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 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 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 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 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 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 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 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 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 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 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 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 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 根据舆论引导生活, 形成意识和行为, 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1]许欢科.大众传媒与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4 (3) :136.

[2]沈建松.论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D].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