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化

郊区化（通用8篇）

郊区化 篇1

美国现代城市的郊区化及其原因

二战以来，美国城市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向郊区转移，到70年代郊区人口已经分别超过了中心城和乡村人口，这是继19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另一次历史性的变化。美国不仅在人口方面成为一个郊区化的国家，而且其经济活动的重心也在日益向郊区转移。本文试图对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其动因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原因

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郊区化的国家，既是社会的技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联邦城市政策的产物，同时也与美国的社会特征有密切的关系。

1、科技进步为郊区化的飞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有三项技术的变革对城市的发展演变具有重大的影响，即交通、通讯和能源技术。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援建公路法》，计划在全国铺设4.1万英里的州际高速公路，其中有5000英里是位于城市地区的环城公路和辐射状公路，便利了城市与郊区之间的流动。与此同时，汽车也开始普及起来，到1978年美国拥有汽车1.4亿辆，平均每1.5人拥有一辆汽车。（注：褚葆一主编：《当代美国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第90页。）由于汽车和公路的发展，美国的郊区化进程也以空前的`速度展开。1971年美国城市史学家约翰・B.雷(John  B.Rae)评价道：“当代郊区是汽车的产物，如果没有汽车，郊区就不可能存在。”（注：Kenneth  T.Jackson,Crabgrass  Frontier: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47.）通讯技术对于人口与机构的分布也有重大的影响。在工业化初期，由于通讯技术落后，人口和工业不得不向城市聚集，同时，企业的经营部门也不能与生产部门分离，工厂的郊区化受到了很大限制。电话的发明和使用打破了这种局限。1920年，美国电话机总数为1327万多部，每千人拥有123.4部，拥有电话家庭的百分比为35.0%。到1970年，电话机总数猛增到1.2亿多部，每千人竟拥有583.4部，90.5%的家庭拥有电话。（注：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p.783-784.）而70年代以来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使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传播更加迅速，美国成为一个“信息社会”，从而为人口和企业的分散进一步创造了条件。电能的发明和使用对人口和产业的分散也产生重大影响。在电能广泛使用以前，企业生产以蒸汽为动力，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因此在区位分布上需要接近火车站，从而束缚了产业的空间分布。而电力可以远距离输送，是对工业生产布局的又一种解放力量。正如查尔斯・埃利奥特在一次题词中写道的：“电――光和力的运送者，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注：〔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著：《美国人――民主历程》（中译本），三联书店，1993年，第611页。）

2、美国经济结构的演变推动了城市的郊区化

战后，美国产业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一第二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缩小，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相对扩大。以50-60年代为转折时期，美国经济从制造业经济逐

[1] [2] [3] [4] [5]

郊区化 篇2

一、郊区的概念界定

由于视角和出发点不同,也因为郊区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学者们对郊区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其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一是从地域分布角度确定郊区的内涵与外延。如美国的肯尼思·杰克逊认为,郊区是一种居民社区,是散布于城墙以外的居民点和商业点,其历史与人类文明一样古老,是古代、中世纪及在近代早期传统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1]。威欣克认为,郊区是指位于某个中心城市的行政界限以外,而通常拥有但不一定拥有法人地位的居民社区,它与中心城市在整体上属于一个共同体[2](P26)。法瓦认为,郊区是指位于城市的法定界限以外而又在通勤范围以内的区域,尤其特指那些在就业以及各种特定种类的商品和文化娱乐方面依赖于城市的居住区[2](P28)。在美国,目前得到普遍接受的是美国政府管理和预算署所作的定义,即“都市区内,中心市以外的区域,统称为郊区”[3]。周一星认为,郊区是城市行政区内,城市中心区以外的地域,包括围绕中心区的城市建成区[4]。顾朝林等认为,郊区原意是指外围地区,它既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城区的概念。在编制城市规划时,郊区用地是指城市规划区的外围,即城市发展需要控制的区域,更具体的说,它是指城市周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事业的发展上与市区有密切联系的区域[2]。《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对郊区的定义为:城市市区以外,市界以内的环状地区。郊区的景观与市区不同,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低,大部分地区为田园、绿化带和一些工业区[1]。

二是从郊区和城市功能差异及郊区与城市的关系上进行定义。柴彦威认为,郊区一词本身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功能与结构层面上的城区与郊区的关系,即郊区是城市次生的、附属的地区;第二层含义主要从地理空间上加以考察,即郊区是城市中心区外围的、边缘的区域。这两层含义表明了郊区的两个本质特征:一是功能上的附属,二是空间上的边缘。从区位空间上看,郊区是城市构成体的边缘部分,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地带,而且是不断生成、变动和发展的区域[5]。刘明菊认为,郊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特殊地域综合体。一般认为,郊区是城市辖区范围内,受城区经济辐射、社会意识形态渗透和城市生态效应的影响,与城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和生态系统密切联系的城市建成区以外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根据它的位置以及同中心城区的联系,可分为近郊和远郊两部分[3]。

三是从居住人员结构角度进行定义。罗伯特·菲什曼认为,郊区可以由它包含的内容来定义———中产阶级居住区———以及由它所排除的内容来定义:所有的工业、大多数商业以及所有下层阶级居民。即郊区应该是纯粹的中产阶级居住区,这里既不能有工商业,也不能有下层阶级居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郊区[2](P26)。

综上所述,郊区就是指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它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滞后于城市,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农村,它受城市的影响与辐射并随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二、郊区化的概念界定

对于郊区化的概念界定,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没有达成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类观点:

一是强调郊区化是人口的流动的过程。美国的杰克逊认为,郊区化就是城市的边缘地带稳定有序的发展并且其发展速度超过了中心城区的一种进程;就是郊区人口每天要通勤到中心城市就业的一种生活方式。由此可见,他把郊区化看作是一个人口重新分布的分散化过程,即郊区化引起城市化地区内居住密度的下降,使某个中心地带出现人口的绝对流失和居住密度的降低,并导致生活于中心城市以外的某个特定地区的人口比例的上升和工作地与居住地之间距离延长,同时它也使得郊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2](P38)。约翰·卡萨达等认为,就总体而言,郊区化是一个在功能上整合人口群体在一个不断膨胀的地域上的扩大和分散[2](P37)。张京祥认为,现今大多学者所认同的我国大城市郊区化的开始,其实质不过是城市的扩大化,并且这种城市扩大处于非稳定状态。居民郊区化从本意上讲,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心区向心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在生活富裕及交通条件保证下的一种自愿性迁移行为[6]。李红梅认为,所谓城市郊区化是指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向城市郊区集中的过程[7]。王国艳认为,郊区化最初表现为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在城市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下降,即相对分散;郊区化的典型标志是城市中心区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即绝对分散。城市郊区化是指城市人口、工商业向郊区城镇迁移的过程,是城市发展离心扩散力量大于向心集聚力量的结果[8]。

二是认为郊区化是经济要素的离心化扩散过程。周一星认为,城市市区在总体上积聚扩张的同时,城市的人口、工业、商业先后从城市由内向外做离心运动,这样一个过程叫郊区化过程。“郊区化”现象的核心是人口与经济要素的离心扩散导致城市郊区的发展[2](P36)。顾朝林等认为,郊区化是指由于中心区地租昂贵、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环境恶劣形成巨大的推力,促使市中心区人口、产业外迁,形成相对中心区而言的城市离心化现象[9]。刘秉镰和郑立波认为,郊区化是一种分散型城市化,是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扩散过程,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10]。沈岭和鞠立新认为,郊区化是指随着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人口、产业、就业和住宅等逐渐由中心城区向郊外扩展和迁移的分散化发展过程,其实质是社会经济要素由中心城区向郊区的离心拓展扩散[11]。刘建芳认为,城市郊区化是一种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变,是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由城市中心区向外围地区的转移过程[12]。孙群郎认为,郊区化是城市人口、社会机构、经济活动、文化娱乐乃至政治影响力向城市外围地区所作的一种离心运动,但这一离心运动是在城市化这一向心运动前提下的运动,是集中前提下的分散,而不是绝对的分散。郊区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产物,是城市交通进步的产物,是郊区打破原有的稳定状态而出现的一种持续加速的发展过程。因而,它既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又是城市的生态组织演进的一种方式[13]。申维丞认为,郊区化是指当代特大城市因人口和各种职能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14]。杨文和魏海涛认为,城市郊区化实质是指在市场经济和制度革新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的一种置换,是一些城市要素如产业、人口、服务等从原来的城市中心空间置换到城市的郊区空间。因此,城市郊区化的本质就是“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动态作用[15]。

三是强调要从功能和景观角度定义郊区化。日本地理研究所编写的《地理学辞典》对郊区化定义为:郊区化是指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受到城市膨胀的影响,向城市性因素和农村性因素相互混合的近郊区地区变化的过程。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市中心区和建成区的住宅、工厂、学校、办公楼等外迁,以及农村的住宅用地转化为景观上的郊区化;二是向城市中心的通勤者增加和购物地发生变化等功能上的郊区化[5]。谭杨威认为,城市郊区化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主要是指城市由集聚式发展转变为扩散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市中心和建成区的人口、就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先后向郊区迁移,从而构成了景观和功能上的郊区化[16]。赵黎光认为,当城市化水平趋向饱和的时候,城市的发展速度变得缓和平稳,人们开始追求理想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城市人口和工业开始向城市边缘或其他地方转移,这种当代大城市因人口和各种职能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使郊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而这种郊区向城市化地域转换的过程,称之为郊区化[17]。宋杨认为,郊区化是城市发展从集中到扩散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代表了从大城市中心区扩散出的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及某些城市职能不断向郊区集中,继而在郊区形成有一定规模的新的聚集中心,推动城市与其郊区共同发展的一种“双赢”过程[4]。

综上所述,尽管专家、学者们对郊区化的解释各不相同,但就其本质而言,郊区化作为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种扩散现象,它包括人口、工业、商业、金融保险及基础设施的郊区化等多个方面,这种扩散使得郊区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城市边缘区域。郊区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通常以郊区人口的机械增长大于市区为首要标志,其实质是城市的“离心力”超过“向心力”所引起的社会经济要素向郊区的流动迁移的扩散现象。按照功能,郊区可以分为住宅郊区和卫星城两种,郊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使原来的城市由单一中心城市变为多中心城市,形成新的卫星城和独立型城镇。

三、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所谓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郊区化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和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关于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四大类认识:

一是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的变革。周一星、孟延春认为,中国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包括四个方面:(1)中国郊区化的基本动力来自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2)住房制度改革和大规模危旧房改造促使人口外迁;(3)城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也起了很大作用;(4)国内外的大量投资为旧城改造和郊区化得以进行提供了资金保障[18]。贾鹏认为,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为中国郊区化的主要动力机制。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土地无偿使用的制度,没有建立有效的土地市场,从而造成土地使用的低效率和不合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实行城市土地使用改革,变土地无偿使用为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逐渐向优化和高效益转化,城区和郊区的土地优势和潜能得到不同的体现。最繁华的城市核心区段的地价往往是近郊和远郊同类用地地价的十倍甚至百倍以上。地价的不同导致土地功能的空间置换。同时,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使住宅商品化逐渐取代了福利性分房,房价成为人们生活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普通市民为了获得较宽敞的住房,只好作出郊区买房的选择,这无疑推动了居住地的郊区化。此外,我国在1984年放宽了户籍对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控制,特别是近几年,许多城市已经在某些方面取消了城市“门槛”,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拥到城市。这些流动人口出于住房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大多集中在城市边缘区,从而使郊区人口增长很快,同时也促进了郊区经济的发展[1]。

二是认为经济因素是中国城市郊区化的最主要动力。杨文、魏海涛认为,市场经济对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促使各种要素在城市集中寻求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它同时也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形成聚集不经济,最后形成以扩散为主导的作用力,使城市进入郊区化阶段。从微观上看,城市土地利用和布局、产业结构与布局的调整也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城市土地是市场的要素,随着城市土地的利用由无偿转变为有偿,各种经济产业在空间上有效地得到了置换,这就使得一些不宜在城市中心发展的产业向城市中心以外扩散。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也起很大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以调整我国的三次产业的比例,使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都在市场的作用下运作,这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化加快,第二、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15](P13)。刘秉镰、郑立波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居民居住水平很低,城区有许多危险、破旧、狭小、杂乱的房屋,居民迫切要求改善居住状况。改革开放后,旧城改造发展迅速,政府采取的各种优惠政策促使原有居民迁往郊外,从而推动了人口居住的郊区化。同时,工业企业的外迁与郊区园区的开发建设,也有力地带动了中心区人口的郊区化。因为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使企业在郊区发展更合算,于是大量的企业从城市中心区迁出。此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居住观念的转变,也是城市郊区化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10]。吴文钰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产生郊区化的内在动力。首先,城市经济发展要求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因此大量制造业等第二产业外迁。随着企业外迁,自然有部分人口迁往郊区。其次,城市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可用于城市更新的资金,使得旧城更新有了可能。再者,城市居民个人收入的增加和对住房观念的改变使居民对住房的要求和需求增加,对住房条件和环境要求相应提高。一般把城市发展过程划分为集中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城市经济发展到城市经济不“经济”时产生的分散城市化现象。城市郊区化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当一个城市的人均GDP达到2500～3000美元时,郊区化就会出现,5000美元以上时郊区化将十分明显[19]。张京祥认为,郊区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目标,在功能上居住行为基本上是从属的、被动的,特别是核心区人口的下降是在政府意愿的强烈推动和高额商业利润的驱使下所造成的,我国的市中心建设正方兴未艾,所谓的中国城市郊区化只是过度市场化的行为[6]。王国艳认为,人口压力使得我国城市郊区化进程大大提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向城市转移转为向郊区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有相当部分是因自身因素无法适应城市的需求而无法在城市生存,一部分又返回农村务农,更多的不愿再回到农村而滞留在城乡结合部的郊区,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业,如零售、修理等。农民工的技能偏低,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这些企业多分布在郊区,或者准备从城市迁往郊区,为了稳定吸纳农村劳动力,企业还要解决农民工的住宿甚至吃饭问题。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郊区的密集会逐渐吸引一些商业、服务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使郊区有可能扩展为商业中心[8]。

三是认为自然因素和交通通讯因素促进了郊区化的发展。杨艳茹认为,自然环境是影响大城市郊区化现象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许多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大气悬浮物、二氧化硫、降尘及噪音等污染指数逐年增加,而大城市郊区一般属于新建城区,人口密度较低,有更好的条件改善居住环境,有些大城市郊区近年来还出现了人工湖、集中绿化等,而这在中心城区是难以实现的。另外,郊区自然风光独特、空气清新、环境优雅、空旷明净,因此市郊逐渐成为人们理想的居住环境[20]。何健认为,交通通信工具的发展促进了郊区化的发展。交通方式是限制居民通勤距离的重要因素,它先后经历了马车、电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变革,特别是小汽车的普及,将更广阔的郊区和中心城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同时,通讯技术日益成熟,使人们的联系更为便捷,从而使得中心区的集聚优势开始淡化。总之,现代化的交通、通信手段为城市化地区迅速扩展、经济活动趋于分散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人口分布开创了新的空间格局[21]。

四是认为郊区化的动力机制是多层次、综合性的。宋杨认为,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应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宏观背景和政府制度与政策的拉动作用两个方面来考查。在中观层面,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郊区化得以产生的必然基础和根本动力,是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观层面,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应作为郊区化的主要研究对象[4]。吕拉昌认为,按照中国大都市经济的双重角色和发展的实际状况及各因素在郊区化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大都市的郊区化动力因子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推力类”,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阶段因素,表现为城市发展“门槛”的出现,标志着“集聚不经济”现象的出现;另一个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标志着人口向郊区扩散的能力。第二类是“拉力类”因素,如郊区土地价格、郊区居住环境,主要是新经济和全球化因素。前两类对郊区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决定了郊区化能否发生。第三类是“中介类”因素,主要包括:(1)政策与城市规划,在经济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是实现郊区化发展的政策保证;(2)土地有偿使用及住房制度改革,这是郊区化的制度保证;(3)交通通讯,这是郊区化实现的技术保障。第三类因素并不能决定郊区化能否发生,只是对郊区化的发展起促进和延缓作用[22]。

四、中外郊区化的差异

虽然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大体相似,如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了中心区和郊区产业的合理布局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善了城市的整体生态环境等。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郊区化仍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施朝阳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中国的城市郊区化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基础比较差。我国郊区化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之上的郊区化。西方开始郊区化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就已经很高,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市场经济日臻成熟。而我国的城市底子薄、基础差,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城市化水平低。(2)产业和人口发展的双向性。从宏观上看,我国城市的郊区化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表现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及扩散效应同时并存。首先,由于西方国家发展到后工业化社会后才大规模的开始郊区化进程,城市由集聚演变为扩散发展,扩散作用强于集聚作用,结果中心城市吸引力越来越小,最后出现经济停滞,即大城市“空心化”或“轮胎化”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末,郊区已经成为新的主要的产业和就业中心。而我国大城市却出现了产业发展双向性现象。一方面,中心区不但没有“空心化”,反而更加繁荣。由于我国城市发展处在集聚发展阶段,中心区仍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依然是城市经济活动的核心。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原有的中心区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污染较重的工业迁至郊区,而向心性很强的商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集聚中心区,加强了中心区的城市现代化功能。同时,大量资金投入旧城改造,且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各项建设获得了生机。其次,人口发展的双向性。就迁移的人口阶层和目的来看,西方国家最早是富有阶级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郊区,在郊区建立别墅。随着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大批中产阶级为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也迁移到郊区。而我国郊区化过程中迁移的大多是一般市民和外来流动人口。随着我国对人口迁移政策的放松,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从业人员从乡镇和农村迁往大城市,在城区从事工商业活动;同时,为了方便就业和子女上学等原因,一些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甚至迁往中心城区,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人口双向流动现象。(3)发展步伐快。中国城市郊区化从起步到现在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郊区化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23]。

吴文钰认为,中外郊区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郊区化的动力、主体和性质不同。西方的郊区化是由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对城市居住环境不满,向往田园城市生活而产生的,是以城市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外迁,属于自愿性的迁移。而中国目前的郊区化中迁移的主体往往是工薪阶层,属于不自愿或被迫式迁移。(2)郊区化发生的条件不同。西方发生郊区化现象是在城市化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产生的,是基于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的郊区化,如一般城市化率高于70%,而我国2000年时的人均GDP还不到1000美元,还属于发展中国家。(3)郊区化的效果不同。西方国家的郊区化的一个后果是原来繁荣的内城由于大量有购买力的人群的迁出,出现内城衰落的现象,而且伴有犯罪率升高等现象。而我国的郊区化则对于城市中心没有起什么反作用,城市中心依然繁荣[19]。

吕拉昌在对比了中美郊区化以后指出,郊区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因素,表现为城市内部出现的“推力”与“拉力”的联合作用。“推力”主要是“集聚不经济”现象的出现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拉力”主要包括郊区土地价格、郊区居住环境、交通通讯水平等。美国的第一次郊区化是城市经济服务化的产物,称之为经典郊区化,“推力”是这次郊区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人口、制造业、商业等的分散扩散过程;第二次是后福特主义下,产业柔性化发展所出现的新的产业空间,称为现代郊区化,“拉力”是此次郊区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新产业“块状”成长,形成边缘城市。第二次郊区化是对第一次郊区化的肯定和加深,维持城市的边缘生长趋势。而对于中国的大都市来说,传统的工业经济仍是城市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处在新经济及全球化时代,新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因此,传统的工业经济与新经济、“推力”和“拉力”都在城市郊区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郊区化在有限的土地资源限制下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面前更加复杂[22]。

周一星、孟延春从宏观背景、微观动力和现象结果三个方面比较了中西方郊区化的异同[18],如表1所示。

李新、周春山认为,中外郊区化的过程顺序也是不相同的。西方国家郊区化出现于20世纪初期,50、60年代已达到了高潮阶段。首先是由于居民实际收入增加、通勤费用比例的下降、中心城区存在的许多问题、人口跟随企业迁到郊区及公共政策影响等多方面原因而引起的居住郊区化。其次,进入20世纪中叶,许多工厂难以承受中心市区高昂的地价纷纷迁出,而与之有联系的小厂也随之外迁,从而掀起了工业郊区化浪潮。再次,由于富有阶层的迁出,使得郊区的需求上升,吸引了市中心商业外迁,大规模的商业服务落户于郊区,形成了城市功能较为完善的郊区。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业场所、购物、娱乐、开始向郊区扩张,服务业和办公场所的郊区化,出现了具城市功能的新都市。而中国的郊区化是在城市化水平比较低的基础上起步的,其郊区化首先是起步于工业的外迁。改革开放以后,受城市规划或行政命令的影响,污染大的企业开始外迁,但是郊区相应的生活配套设施却没有同步跟上,企业职工没有外迁,因此在中国先出现工业郊区化,而后出现了人口郊区化。随着郊区各方面设施的配套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职工考虑居住在郊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商业及办公郊区化还不明显,或者说还没有真正出现。

主动郊区化造就原香溪谷 篇3

园博园西岸，山水间的托斯卡纳小镇。这是原香溪谷的广告语。由此不难看出，原香溪谷是原汁原味的意式设计。托斯卡纳建筑是意大利建筑的代表，它让人想起沐浴在阳光里的山坡、农庄、葡萄园以及朴实富足的田园生活。

走进原香溪谷，发现它是乡村的、简朴的，但更是优雅的。与大学城周边天然的美景相映成辉，更像是天作之合。大自然的有机组成，反应了大学城这片地区的农业渊源。将当地奶白的象牙般的石头、出名的金色托斯卡纳阳光、红色的土壤、浓绿的森林、葡萄园和牧场和浅绿的橄榄树果园，各种颜色调和在一起，就是人们梦想中的托斯卡纳，就是近在眼前的原香溪谷。

潘总介绍道，“意式建筑是最没有明显东西方差异的建筑风格，我们要做就做最贴近自然，贴近阳光，贴近生活的房子，那样才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没有贵族或者平民之分，也不用担心你的包包和车子不比别人，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尽情享受生活。

告诉人们一种生活方式

原香溪谷旨在告诉人们一种生活方式。原香，取自“原乡”的谐音。意为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潘总说，现在的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躁动。“我们开发商首当其冲的社会责任就是告诉人们如何去生活。”原香溪谷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节奏。人与人之间充斥了太多躁动和猜疑，尤其是邻里之间几乎毫无互动可言，也许做了十年八年的街坊邻居到头来互相不认识，这是现代社会最缺乏的东西：沟通。

太多群体性事件和矛盾冲突起源于缺少沟通，没有沟通就没有信任，人心惶惶之下社会安定必定每况愈下。欧美每个城市或者小镇都有一个小型广场，而在中国我们用来撑面子的广场，在欧美国家其实是用来作为固定的市民互动、聊天的场所。“我们是活在当下的，改变不了历史，所以只能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潘总说，原香溪谷采用四合院形式的别墅，四家围成一个小型四合院，面朝里，这样就给大家无形中创造了沟通、交流的机会，邻里之间的互动自然会多起来。和睦、和谐的氛围由此产生。

主动郊区化的产物

谈及原香溪谷的地理位置，潘总说，“这是一种主动郊区化的产物。”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郊区化会成为人们一个主动的选择。

当城市各区域功能划分愈加清晰，泉城济南这座政治文化中心所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也愈加明显。人们愿意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摆脱城市的喧嚣与嘈杂，开上半个钟头的车子，驶向郊外，将自己迫于工作、生活的压力完全宣泄出来，尽情放松自己，打开全部器官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生活。这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必然轨迹，是自然的选择。

而大学城周边的开发前景，在潘总眼中，也是同样美好的。“这块地的最宝贵之处在于做不了高密度的楼盘。因为自然已经为我们分割好了一块块地，如果我们真的做出了高密度楼盘，都感觉对不起这块土地。”“这个地区一定会成为一个热点地区。”随着各类配套设施的建立健全，加上当局政府的大力扶持，相信大学城周边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开发热点。

然而，潘总也坦言这种“抱团打天下”的方式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们面临了很大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销售压力，推广压力，投入压力等，总而言之地产行业的不景气逼着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幸这一强势联合举动所获颇丰，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和效果。但未来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很多，让我们一同祝福他们。

郊区运管所简介 篇4

长治市郊区运管所简介

长治市郊区道路运输管理所于1988年6月组建成立，现有干部、职工46名，其中党员20名，退休职工4名。自成立以来，在省、市、区各项工作名列全市运管部门前茅。被市处授予“优秀运管所”荣誉称号。2007年被省运管局授予“先进运管所”目前共管理维修经营户85户，其中一类企业3户，二类企业12户，三类企业70户；在建客运汽车站2个，综合性能检测站1个；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2所；货车1572辆，客车26辆，实行了规范化运营、公司化管理，服务触角延伸到了郊区的每一个村庄，形成了经营形式多、覆盖范围广、纵横交错的运输市场格局，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多年来，江油市运管所坚持以人为本，在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上下功夫，牢固树立“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理念，认真履行职责。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道路市场为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提高行业服务水平，积极探索行业管理新路径，不断推进道路运输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为江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村郊区热门创业点子 篇5

农家乐是传统餐饮业与旅游业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餐饮项目，近年来异常火爆。尤其是在节假日，甚至出现了一位难求的景象。

农家乐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一是人们腻味了城市生活，想换个环境，远离城市的紧张与喧嚣，到农村看看，亲近一下大自然;二是这里不单有美景还有美食，比如天然的绿色蔬菜、家禽等，古法烹饪，味道鲜美，健康又营养，深受很多城市年轻人的喜爱。

有一档很火的综艺节目叫《向往的生活》，相信看过的很多人，都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在这里，春天可以组织游客踏青、欣赏田园风光，夏天到山林挖笋、采蘑菇，秋天到果园摘果尝鲜，冬天赏梅、看山边的雪景，最美的生活不过如此，如诗如画!似乎这才是生活原本的模样。而这一切，我们在农家乐都可以让它实现。

小县城开干果店怎么样

★ 农村小本热门创业点子

★ 农村的创业新点子

★ 农村小本暴利创业点子

★ 创业点子

★ 7个创业点子

★ 女人高质量创业点子

★ 五个草根创业点子

★ 女性个人创业点子

★ 城市高回报创业点子

北京郊区“郑各庄现象”实证分析 篇6

一、问题的提出

郑各庄村是华北平原的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村，隶属于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距北京市中心约35公里。全村共有413户农户，人口1350人，其中，农业人口1083人，村域面积4332亩，耕地1600亩。到1988年为止，全村经济仍然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小麦和玉米），人均纯收入不

足3000元。但是，5年后的2003年，该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6500元，超过全国平均数的5倍多，一跃成为北京近郊经济十强村之一。2003年，全村共创造新就业岗位5000多个，农民目前已逐步形成了“工资收入＋土地股权收人＋社会保障收入”多元化的稳定的收入结构。短短几年内，全村98％的村民由昔日的平房迁入整洁的楼房，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0平方米以上，旧村改造基本完成。

郑各庄村用5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乡村10年走完的路，完成了发达国家农村最快也要20年才能完成的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这其中蕴涵的制度经济学问题引人注目。为了诠释这个华北乡村的突变，笔者姑且称之为“郑各庄现象”。

二、“郑各庄现象”的特点

1.时间短、变化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许多城镇化的成功典范，例如华西村、南山村、韩村河等。这些成功的乡村典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变迁可以归结为：脱离土地→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增加→生活跃迁→村落变容，即表现为经济社会循序渐进的演变过程。但是，在中国农村现行条件下，要完成这一过程，即便一切条件具备，至少也要10年的时间。然而，郑各庄村只用短短5年时间，便完成了古典经济理论中“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创造了一个村落发展的奇迹，其原因在于郑各庄村的变化，不是上述过程简单的递进，其变化可以概括为：脱离土地＋就业结构变化＋收入增加＋生活跃迁＋村落巨变，即这些在其他成功的乡村中见到的阶段性变化，在“郑各庄现象”中是叠加起来、浓缩在一起完成的。这就是“郑各庄现象”创造出时间奇迹的秘密之所在。

2.以农民“上楼”为主线。郑各庄村的变化，是从改变农民住房状况入手的。众所周知，中国农民的一个传统消费观念是有了钱就盖房，如果说土地是农民不得不依附的生存条件，建造住房就是农民世世代代难以摆脱的生活压力。用郑各庄村民的话来说，好容易积累的一点钱，最后都用到盖房上去了。为了解决村民无休止的住房投资和攀比现象，从1998年开始，该村首先对村民的宅基地进行统一规划，在村委会的组织协助下，集资500多万元，盖了4栋楼，根据自愿“上楼”和旧房估价折抵楼房的原则，第一批144户首先搬进了楼房，开始了农民“上楼”的过程。通过这种平房置换楼房的方式，从1998年到2003年，全村共建设村民住宅23幢，完成住宅面积33176平方米。全村村民分四批（第一批144户，第二批80户，第三批227户，第四批81户）实现了村民居住方式的转变。目前，郑各庄村整体的农民“上楼”率已经超过98％，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0平方米以上。通过农民“上楼”，共置换宅基地1050亩，为下一步的产业开发和招商引资提供了宝贵的土地资源。

3.以收入结构多元化为核心。农民“上楼”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不能把“上楼”的农民变成居民（工人），即使“上了楼”，他们也没法长居久安。因此，在实现“上楼”的同时，确保农民收入、就业、社会福利，就成了关键问题。由此，郑各庄村采取了土地经营集中化、个人收入工资化、社会保障集体化的方式，将村民原来单一的土地经营收入转变为“土地股权收益＋工资＋社会保障收入”，确保了村民“上楼”与收入增加同步实现。土地股权收入是指在全体村民同意的基础上，把“上楼”农民的宅基地的使用权委托给村委会，村委会再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将原宅基地的使用权交给本村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公司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在不改变土地性质的前提下，通过统一招商引资的方式，引入各类经济效益好、能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企业。农民不参与这部分土地的经营，但每年都享受土地收益分红。工资收入是指农民全部进入村内企业（统称为“宏福集团公司”）就业。全村现有企业40家，2004年，人均工资达到1100元。社会保障收入是指全村“上楼”农民在生活用水、燃气、取暖、医疗保险、教育等方面享受村里统一补贴，2003年，全村福利支出为297万元，人均达到2200元。

就这样，农民“上楼”为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必要条件，土地利用结构和方式的改变，又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使农民“上楼”成为可能，进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郑各庄模式”。

三、郑各庄村民的收入结构

1.土地股权收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郑各庄村以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搞土地转让，全部采取土地租赁形式。村委会与企业建立土地租用关系，不论是自办企业还是引

进企业，其用地一律实行有偿使用。至于收取租金的标准，已不再用粮食产量的价值去换算，而是通过对企业效益的评估来确定。村集体向企业收取每年每亩5000～10000元的土地租金。企业的盈亏不影响农民的收益，不让村民承担经营风险。其分配方式为先按全村耕地总面积和本村现有的农业人口计算出人均耕地面积，即为每人拥有的耕地“股份”。每年收益分配

前，根据人口变化情况进行一次调整。对每户而言，增人（指按政策规定的新生、迁入）必增股，减人（指死亡、迁出）必减股。股份分红形式为将土地经营利润的60％作为集体股红利，用于来年的生产发展基金；40％作为个人股红利；再从集体股和个人股的红利中分别提取10％作为以丰补歉的储备基金，专款专用；剩余90％的个人股份红利作为当年的股金分红，每年1月上旬向全村村民以现金的形式兑现。1999～2003年，参照土地的种植收益情况进行股份分配，平均每人每年分红50元左右。

2.企业股份收入。1999年11月，该村最大的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完成了由原来村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向村办集体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转换。该公司股份结构为：公司持法人（控）股，占66.67％；村委会持集体股（集体原始资产折抵），占16.66％强；村民持个人股（在自愿的前提下以现金购买），占16.66％强。

在企业转制中，郑各庄村坚持了两个原则：一是突出维护集体利益。为防止集体资产因转制而流失，该村把企业总股本的66.67％作为企业法人控股，法人股的红利直接用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同时，把村委会列为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其目的，一方面是对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将所得红利投入公益设施的建设方面，以保证集体公益事业得到巩固和加强。二是让村民得实惠。为了让村民得到实惠，个人股一律面向村民发售；对个人股份的量化，既不派股又不配股，完全是以现金的方式由个人自愿认购。尽管企业的创业者过去在创业过程中付出了许多，如今为了企业的发展又做出了利益上的牺牲和奉献，但是，他们对此毫无怨言。村民说得好：“如果按贡献配股，企业中80％的股份非这些创业者莫属。”村民对这种股份配置方式十分满意。企业在1999年和2003年分别投放的个人股，都在一周之内被村民认购一空。目前，全村共有189户村民成为企业股东，占全村总户数的46％，其中，股份最高的近百万元，最少的2000元。他们每年都从企业中得到相当于股本15％的红利回报。企业改制后，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了投资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调动了管理者和经营者两个积极性，尤其是职工参股入股，实现了职工与企业利益的高度融合，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走出了一条村办集体股份制企业的发展道路。

3.社会保障收入。郑各庄村之所以能实现上述土地和企业产权的股份化操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大力量和影响，即通过村委会对经济实体——宏福集团公司的土地和股权参与，保证了宏福集团公司的经营活动与村庄发展利益的一致性，从而确保了其经营利润对改善村民福利的供给机制。例如，目前实行的村民就业制度、补贴制度和保障制度等就是这一机制的突出表现。村委会就业安置办公室规定，凡是自愿在本村工作的村民，只要到“安置办”登记报名，就能得到妥善的就业安置。2003年，全村共有劳动力697人，在本村企业就业的有570人，从事个体或在外务工的有110人，就业率达到97.6％。补贴制度包括：①用水补贴，即每人每月5立方米以内的水全额报销；②取暖补贴，即每立方米补贴1元；③燃气补贴，即每人每月2立方米全额报销；等等。上述补贴数额合计相当于人均800元/年。社会保障制度包括：①教育补贴，即幼儿、小学、初中学费全额报销，对中专、高中生一次性补贴6000元，对大学专科生一次性补贴17000元；②低保补贴，即500元/月，而北京市最低标准为495元/月；③村民退休金制度，即男性年满55岁以上、女性年满50岁以上的村民享受300元/月，另外附加100元/月的医疗补助，而北京市现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为290元/月。

四、对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模式的思考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土地的利用和流转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不仅农民不会答应，流转也不可能成功，甚至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郑各庄模式”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农民用自己的智慧，对中国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做了一种理性的调整尝试，其主要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了土地经营机制，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土地股权制度是指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股份投资入股，土地经营主体（村委会或乡镇企业）定期分配给农民股利的一种新的土地经营机制，也称为土地使用权制度。从产权界定来看，土地使用权入股，使产权的界定和调整由价值形态转化为实物形态，不仅降低了产权界定的技术难度，而且使操作更为简单；价值形态上分散的独立产权可以在实物形态上合并起来，实现统一规划和规模经营，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从土地管理来看，土地使用权入股，也使得管理费用大为节约：第一，单个农户的经营决策转化为村委会和宏福集团公司董事会的集体决策，决策成本降低。第二，土地使用权入股减少了农户在土地利用方面的摩擦，降低了均包制条件下分户转包所发生的交易费用。第三，集体由对众多分散农户的组织管理转为对受托人宏福集团公司的监督管理，降低了管理运作费用。另外，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创新是与农民城市化进程同步进行的。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耕地成本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民还可以依靠土地获得基本的衣食保障。在土地使用权入股之后农民可以获得稳定的租金收益，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基本的前提下，农民才有可能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权，“折抵上楼”。而村民“上楼”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彻底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引导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2.有利于加强土地管理，形成合理的土地委托—代理机制。郑各庄村对入股后的土地采用的是“村企合一”的经营方式。农民、村委会与宏福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着双层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第一，宏福集团公司作为企业实体行使土地出租过程中的经营权和决策权，与村委会相比较而言利益主体更为单一，更具有信息、人才和技术优势，在挑选项目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更有远见，从而降低了经营和决策风险，为土地的有效利用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宏福集团公司与宏福创业园内的企业基本上都建有控股、参股的合作关系，这种风险共担的方式能激励宏福集团公司更好地行使招商时的决策权和招商后的监督权，从而保障农民的基本利益。第三，由企业实体行使经营决策权更有利于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例如，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宏福创业集团，以土地优势和资金优势招商引资，土地全部实行租赁制，租金收取标准为：对本村办的第二、第三产业，每亩500元/年；对引进的合作项目，则参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最高为每亩1.2万元/年。基于上述背景，郑各庄村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土地集中—使用权流转—委托企业经营”的道路。

3.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民向市民转变。农民“上楼”后，新型居住小区的建成方便了村民的生活，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和美化了周边的生活环境，从根本上克服了昔日农村“屋内像宫殿，屋外像猪圈”的现象。调查发现，入住新居的农民开始用袋盛装垃圾，并定点投放，改变了过去“只要屋内清洁，不管室外环境好环”的习惯。另外，新的聚居方式凸现了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的问题，这有利于强化农民的竞争意识，培养农民积极上进的观念，逐步消除农耕文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采取居住小区统一选点、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的方式，并在规划和档次上适度超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质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减少了财力、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在郑各庄村的居民小区中，实行新的管理方式——物业管理，这既可减少村民委员会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可为城市化后小区的管理奠定基础，提供组织准备。

4.有利于加速城乡文明交融，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城市化是城乡交流日益加剧、经济社会日渐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城市化，从人口来看，一方面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增加，另一方面是享有城市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从空间来看，一方面是原有城市的扩展，另一方面是乡村的就地城市化。郑各庄村农民“上楼”的模式首先为越来越多的农民享有城市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同时，它也是乡村就地城市化的一种形式。城市绝对容积的扩张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人们只是一味注重城市文明向农村地区扩张，而不注重农村地区自身向城市演变或靠拢，那必将造成许多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以及城市化进程迟缓。郑各庄村的这种规模较大的居住小区为农民提供了一个集居住、生活、休闲、娱乐、教育和经营于一体的居住实体，并通过这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新居住区的聚集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大了城乡交融的力度。农民“上楼”正是在城乡融合地带通过农民居住方式的改变，促进更多的农民享受城市生活方式，进而推动当地农民实现群体性非农化和群体性城市化，这无疑是一个有利于城乡发展的新思路。

五、问题与启示

当然，农民“上楼”是一个新生事物，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瓶颈，对于“郑各庄模式”而言，关键在于目前土地政策的不明确带来的对全村农业用地下一步调整方向的影响。因为以村庄为单位进行旧村改造，必然会涉及部分公共用地（例如村内道路、公共设施用地等）和农业用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按照“村民建房和宅基地管理办法”，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具有在全村范围内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审批、管理、调整的权利，但实际上耕地使用的变化又受到与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相关的法律的约束，这就引发了土地产权不确定性的问题。所谓土地产权不确定性从法律上讲是指土地产权主体不清、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完整的问题，如何完善乡村因城市化而带来的土地（特别是农用地）使用权限的调整问题仍是当前政策的空白。这种产权主体不清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农民对土地未来收益的判断，进而妨碍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仅就“郑各庄模式”来说，产权不清已成为农村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一个巨大隐忧。

浅议消费文化与住宅郊区化 篇7

1 研究的理论基础

1.1 两个概念

消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发达资本主义也称全球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包括欧美各国和日本[1]。

消费文化:包括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带有明显的移植性和超前性[1]。

1.2 消费文化理论

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而在消费社会,基于资本扩张的目的,可以通过媒体和广告构建新的市场,培养出潜在的消费群体,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物质需要并不是人的本质需要。马尔库塞认为,这种不是基于人的本质需要的“虚假需要”,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们的[2]。如果说马尔库塞从物化的角度对消费文化进行深刻揭露,而鲍德里亚则完成了“从物的消费到符号的消费”的理论构建,提出符号价值论,他认为,当今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为消费社会。消费已经从物品消费转变为符号消费、图像消费,要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变成符号、图像[3]。

1.3 消费社会特征:商品文化化和资本美学化

商品使价值趋同,文化的本质在于差异。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社会象征价值,在物质丰裕的消费社会,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满足,追求社会差异成为主要目的,商品和文化由对抗走向融合;商品经济对城市生活的主宰由直接的金融和经济运作转变为通过文化包装的消费和美学化了的资本运作来实现[4]。

1.4 应用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消费主义是理解当代社会一个非常中心的范畴,消费不单是满足物质欲望的简单行为,同时也是出于各种目的的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5]。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剖析消费文化对中国住宅郊区化的影响及其产生的问题。

2 国外住宅郊区化简介

国外郊区化源自18世纪的伦敦,随着19世纪以来大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战后大部分的西方世界都被郊区化的发展模式所左右。国际上的“住宅郊区化”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向郊区转移,寻求更高质量的生活空间。因此国外的住宅郊区化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与中产阶级文化密不可分的。

3 中国住宅郊区化的分析

3.1 中国住宅郊区化

中国的“住宅郊区化”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最先在广州提出来的,以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南京等城市发展最快。从这些城市来看,“住宅郊区化”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前者是被郊区的优美环境所吸引,主动选择住在郊区;而后者则是因为受房价等因素的影响,被动选择住在郊区。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以被动选择的居多。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的住宅郊区化就有着与国外不同的动力基础。

3.2 住宅郊区化的消费理论分析

3.2.1 人人要买房:住宅是否是刚性需求

“成家立业”一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于是一生中拥有一套房子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目标之一,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全民买房时代的到来。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政治背景下,消费文化肆掠,人人要买房的欲望,即便不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也是被社会观念和某些利益集团有意地放大了,说住宅是刚性需求。

3.2.2 可以到郊区买房

在国家、社会对于“现代化”诉求的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经济指标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城市的功能在逐渐从生产向消费转换,资本扩张在城市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为城市郊区的大规模建设,而住宅首当其冲。

3.2.3 理想生活方式的乌托邦

费舍曼在其城市研究的经典作品《中产阶级的乌托邦:郊区的兴衰》中指出郊区生活风格即是通过文化的灌输所造就的基于私人汽车的关于中产阶级郊区理想生活方式的乌托邦[4]。

所谓郊区生活风格,是开发商通过房产名称,建筑风格等一系列的符号,构建起一个以生态化和国际化为概念特征的文化商品。消费者在考虑房价等基本条件的同时,也购买了一种“精英”的消费符号[7]。

生态化体现了郊区环境的特征和人们对于自然风景的追求,包括阳光、空气、植被、水景等等,是开发商概念炒作的重点,甚至从房产名称上都可以看出来,如“九城湖滨”“蔚蓝海岸”等等。但究其实质,虽然在建筑密度,容积率和绿化率的指标上优于市区住宅,但也存在很多名不符实的,既没有湖也没有海,至多是条小水沟;而从社区外的大环境来看,由于大城市工业郊区化发展较早,在城市近郊甚至远郊完全的自然生态所剩无多;而郊区住宅的发展又占用了大量耕地和原野,低密度,单一功能的开发模式更加恶化了环境,与人们崇尚自然的初衷背道而驰。

郊区住宅走国际化路线作为空间推广策略与中国的城乡二元观念有一定关系。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由来已久,导致城乡差别巨大;城市作为文明发达的象征,而乡村则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城市是抱有热诚的,这与国外住宅郊区化中人们逃离大城市不同。那么要发展郊区,就必须要克服“城—乡”这个观念,而国际化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洋气”遮掩了“乡气”。而上海市政府显然深谙此道,“十五”期间把建设重点转移到了郊区,制定了“一城九镇”规划,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风貌特色作为城镇的“风貌特色”。

而郊区住宅的国际化表征除了房产名称外,建筑形式是最重要的。建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往往具有可知可感的真实性。因此住宅的风格往往成为社会身份和地位最直接的体现。基于“精英”价值推广,从最早的欧陆风情,到东南亚风情、英伦风情、澳洲风情,北美风格、新古典主义和近两年风行的西班牙风格、法式风情等,各种异域风情在郊区遍地开花。

郊区生活风格的推广同时反映了对家庭伦理的价值追求。我们在招贴画上常常看到蓝天白云下,绿荫草地旁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场面。这种基于文化想像中的郊区家庭式的安全感和熟人式的亲近感是与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日渐疏远后的一种回归。而这对于背井离乡来到大都市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又一次的远离——离开同事和朋友。

现代社会人的归属感来自于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稳定的住处。而过长的通勤时间使归属感降低,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的人们往往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同时郊区缺乏可识别特征以及明确界定的空间,使人们不能形成可认同的场所和家园感,更加难以获得起初向往的郊区生活的安定感和归属感。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很多搬到郊区的原市区居民会发现:有了住处却没了工作,有了房子却没了生活——人成了房子的“牺牲品”。

4 启示与愿望

中国住宅郊区化是大势所趋,其发展是个长期而艰苦的历程;我们要认清消费文化带来的影响,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探索合理的发展模式,住宅郊区化才能得到更为良性的发展。借被开发商用烂了的一句诗作为结尾,希望急功近利的现代人能够摆脱过热的消费社会和金钱理性的影响,真正像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参考文献

[1]华霞虹.消费文化下的建筑[D].上海:同济大学博士论文,2002:24-30.

[2][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李翔宁.想像与真实.当代城市理论的多重视角[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85,92.

[5]包亚明.消费文化与城市空间生产[J].学术月刊,2006(5):11.

[6]陈昕.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出现[J].中国社会学网,2004.

心里的北京郊区 篇8

几年前，我们杂志做过回龙观社区，回龙观也是北京的睡城，聚集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的心理归属感都很强，认为自己就是北京人。由于燕郊和北京的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住在燕郊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样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有什么不同的生活味道呢？

张友红：我觉得归属感来源于你更喜欢那里，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北京。早些年房地产广告说，半小时到国贸，当然这是不堵车的情况。燕郊潮白河燕顺路附近和北京的实际距离很近，而且在这里居住，接触的也是在北京的上班族，语言共通，兴趣也差不多，所以没有那种割裂感。

谭桥英：我觉得住燕顺路的差不多都有这种想法。

吕淑蕊：我是2003年就在燕郊买房了，对于燕郊还是有点发言权。燕郊本地人在很多年前说去市里的话，他就说我要去北京，归属感很分明。现在住在燕郊的北京上班族一般都说是进城，把自己放在北京郊区的概念，认同自己是北京人。

韩福东：但我觉得这里就是河北，我朋友一打电话说在哪儿？我说在河北。因为我在北京没有购房资格，我纳税在广州，所以印象特别深。

谭桥英：我住在燕郊本地人的核心聚居区，我闺女今年四岁，我问她我们去哪儿玩啊？去北京吧。她也有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像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就会弱化这样一个概念，就觉得自己是北京的一员，但是在燕郊住着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就是燕郊人，这种割裂感非常明显。

寇建平：没来燕郊之前，我觉得燕郊就是一个类似于城乡结合部，因为网上有不少的段子和帖子在强化这种概念，比如说，堵车、流动商贩，以及对这个地方的调侃。

谭桥英：环境很破，尘土飞扬。

寇建平：是的。但是来了以后发现实际情况比我想的好多了。欧陆风情的建筑、不错的绿化，满街的鲜花。

韩福东：是的，现在看起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时一个朋友给我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说燕郊和通州房价差一倍，但是交通车到国贸的时间都差不多，可能还更方便。碍于面子就过来看看，当时是周末，35分钟就到燕郊了，感觉还不错。

张友红：我跟你差不多，我也是朋友在这里买房，她就在美林湾，让我过来看看，我说太远了，我绝对不会在这里买的。等她装修完了我来作客，觉得还可以就买了。不来之前光听燕郊这个名字都觉得远。

寇建平：我觉得大部分人来燕郊买房，一个是考虑燕郊的地理位置优势，就是它相对来说比顺义、平谷距离北京的直线距离要近很多，再有就是它因为属于河北的行政区域划分，所以它的房价具有绝对的优势。

谭桥英：实际上是这样的，大概2006年、2007年的时候，我也在游说我的朋友到燕郊来买房子，那时候大家就会很礼貌地笑一下，现在我再去游说他们上燕郊买房子的时候，他们会说好啊，这就是对燕郊的认可。

袁国宝：大家没有来过的时候，把燕郊等同于河北、廊坊、固安，甚至等同于保定，潜意识里认为很远。其实在地缘上它是最近的，叫延长线。北京的发展模式，也是一步一步在往这边走。你不管住在哪儿，没有距离的差距，只有时间成本。

吕淑蕊：我最开始是2003年到燕郊买房的。那会儿房价大概两千吧，第一眼看到燕郊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养老的地方，特别安静，特别舒服的那种，当初我们小区边上的那片小树林，现在是“著名”的上上城青年社区所在。我见证了燕郊从很安逸平静到突然的喧嚣。现在觉得真的跟北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寇建平：这只是表象，地域差别还是有的吧？

吕淑蕊：是的，它毕竟属于河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孩子上学问题，还有老人的医疗问题，因为年轻人基本已经在北京上了保险，而这里的上班族的父母却无法享受医疗保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寇建平：这方面对接得不是很好，就是教育和医疗，在这边看完病以后在北京报销不了。

谭桥英：我是2011年来燕郊的。实际上最早在这块买房的人，是北京好多在部委工作的人，然后就是医院的大夫，他们是为了投资。在2005年左右，燕郊上上城项目开始大力推广，大量的北京人才逐渐涌入。

袁国宝：我2008年正好赶上房价降就买到燕郊了。燕郊确实地缘上有优势，交通啊，距离啊，甚至现在的人气，都能把真的土豪吸引过来，它还是靠谱的。其实今天我是想把木子美约来一起聊聊的，她是第一波到燕郊的，比我还要早一两年。

谭桥英：我都没想到木子美也在这边。

张友红：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燕郊在之前就是很情色的一个地方，但是2008年治理之后就好了。

韩福东：汉王路以前是这样，这就是北京的后花园。

袁国宝：听完以后有没有想法在燕郊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