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郊区

郑州市郊区（共4篇）

郑州市郊区 篇1

一、引言

中国的“三农”问题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然而, 这一问题, 在我国长期被狭隘地界定为农业问题。直到温铁军提出“中国小农以谋生为目的在细碎土地上的小生产确实并非第一产业;也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 才将农业产业问题归结为“三农”问题。[1]2000年8月24日, 《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文章称,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三农”问题由此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程必定认为, 中国存在着新老两类“三农”问题:老“三农”问题表现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源于市场机制下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形成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大;新“三农”问题表现为农民工、“老人农业”、“空心村”问题, 是农民为增加收入而进城打工形成的问题。[2]笔者认为, 从历史逻辑分析, “三农”问题是个特有的历史现象, 是农业部门与其它部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交互作用时产生的各种问题不断累积的结果;[3]从内外部逻辑分析, “三农”问题是个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问题包, 而非单纯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及其累加。[4]

对“三农”问题成因的研究, 基本上可以归纳为3类: (1) 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产生了“三农”问题。温铁军等认为, 中国追求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过程, 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和农业资源的长期净流出, 并利用国家制度以较低的交易费用提取了大量“剪刀差”, 从而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并在强化二元结构的同时引领乡村经济走向“工业化模式”。但是, 由于农业经济的固有弱势, 最终导致政府与人才“退出”严重不经济的农业领域。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中国工业开始转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 城市工业化进程开始不再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引领者, 而成为了剥夺者, 农业和农村成为承担工业化过程因大起大落带来的种种问题的载体。[5]徐祥临认为,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上工业和农业未能协调发展造成的现在的困境。[6] (2) 不利的制度环境造成了“三农”问题。钟甫宁认为, 中国经济发展中强调农业部门的基础地位, 事实上是将农业放在了从属、附属地位, 并未作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从而形成了不合理的对待社会分工的制度环境, 并使之成为了中国制度发展中的内在逻辑。事实上, “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 当中国无法以牺牲农民的方式来解决农业问题时, 如何“被迫”以解决农民问题来解决农业问题。[7]江永红、李华锋的研究指出, “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加剧是由制度设计造成的, 随着中国农业的发展, “三农”问题由单项问题演变为综合问题, 所受到市场和资源的双重约束越来越强, 制度设计变得越来越困难。[8] (3) 不完善的市场机制造成了“三农”问题。林毅夫把“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结果。他认为,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和造成各地发展水平不同的主要原因, 是缺乏统一的产品市场;农业投入不足和农业技术发展相对落后限制了农产品市场的发展;缺乏金融市场的支持, 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速度太慢, 市场条件下, 不能形成依据资源禀赋而进行竞争的格局, 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不稳定, 阻碍了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9]

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研究, 基本上也可以归纳为3类:①调整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徐祥临认为,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利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基础上, 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农村与城市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以给农业以资金、给工业以市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林毅夫认为, 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培育农产品现代营销方式, 发展中小企业银行体系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②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接轨。王珏认为,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 通过农村市场化改革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杨守玉、王厚俊认为,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因此, 围绕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流转形式的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有效路径, 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10]③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程必定认为, 推进农业就地产业化、农民就地职业化、农村就地城镇化、户籍就近镇 (市) 民化, 应该成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思路。[11]温铁军、孙永生认为, 解决“三农”问题的内涵已经不再是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 而是转变为解决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新三农”问题, 引领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是关键。[12]

上述学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一般性的中国“三农”问题, 其成果见仁见智。然而, 中国不同区域的“三农”问题却都有其特殊性。以城乡结合部为例,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 中心城市与其郊区和城中村的矛盾非常突出, 不断积累。这类矛盾不是城市本身的矛盾, 而是城市与农民、农村的矛盾, 是工商业与农业的矛盾, 是确立土地分类用途时的矛盾, 从而构成中国“三农”问题中特有的一组矛盾, 一类问题。

笔者以河南省郑州市“郊区和城中村”的“三农”问题为研究对象, 从而揭示城乡结合部“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分析其突出表现及根源, 探讨破解这类问题的途径。

二、城乡结合部“三农”问题的特殊性

1. 城乡既有碰撞又有融合

产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就是市场力量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资源整合与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总是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或者产业或者地区或者个人。由于工业配置资源的效率总是高于农业、城市配置资源的效率总是高于农村、市民平均的知识水平和信息资源总是高于农民, 所以, 工业相对于农业、城市相对于农村、市民相对于农民总是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 稀缺的市场资源总是倾向于向前者集中。即使郑州市这种城乡在空间上几近重合的地区, 城乡之区别也显而易见:市区是核心, 资本集中, 人口密集, 经济增速快, 工商业发达, 技术水平较高, 又拥有政策资源, 居于统治地位, 并依赖这些优势在其不断扩张中从作为边缘区的市郊农村和城中村获取土地、劳动力和优势资源等, 使作为边缘区的市郊农村和城中村的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市区快速、廉价地流动;市郊的农村和城中村是边缘, 在发展上依赖城市并被城市剥夺。城市化的速度越快, 农村、农民、农业被剥夺的速度就越快, 强度就越大。这样, 城市快速发展中, 作为中心的市区与作为边缘的市郊农村和城中村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矛盾:①资源利益分配矛盾。这是当前城乡结合部最突出的“三农”问题, 表现在:土地征用过程中, 城中村和市郊农民的合法权利 (如知情权、平等谈判权、公平交易权、自由合约权等) 不能得到保护。②城市发展方向矛盾。城市化发展是有惯性的。这种惯性来自于城市内部, 而不是外部。由于我国不少地方政府习惯于“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路径, 因而往往侵害市郊农民和城中村农民的权益, 二者的矛盾就在所难免。③经济矛盾酿成情感矛盾。市区与市郊农村和城中村空间重合或者较近, 市民和农民对发生在城乡的各种情况都耳熟能详, 但是, 二者不能事实上也不愿换位思考, 这就造成对同一件事情、同一种现象感觉各异、评价各异、取向各异的结果。这种结果长期积累, 就又造成二者的情感对立。

上述3类矛盾就是城乡的碰撞。城乡的利益也在碰撞中融合。城市的问题与城乡结合部的问题容易相互辐射, 并在相互辐射中产生、积累新的“三农”问题。如果城市与市郊农村和城中村在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框架内共同发展, 城中村就会归于消灭而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市郊农村就会成为城市的田园而不再是城乡结合部, 其“三农”问题也就不会产生, 更不会加剧。目前, 城乡结合部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严重, 就是因为城乡整合中不仅整合了机会而且融合了问题, 其中就包括“三农”问题。这些融合而成的问题, 既新且难, 包含着城乡两类矛盾。

2. 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

与其它地区的“三农”问题相比, 城乡结合部的“三农”问题除了因经济诉求产生的问题外, 还涉及到因政治诉求、社会诉求产生的问题, 以及3类问题相互交织而衍生出的新问题。

笔者根据郑州市政府办公厅提供的资料, 做出了表1“郑州市群众集访情况表” (2006~2012年) 。由表1可以看出:城乡结合部的群众一有不满, 就很容易集体上访。从表1的“主要诉求”可以看出:群众的诉求涉及到知情权 (要求公开政府拆迁的相关文件) 、经济权 (要求提高补偿标准) 、安居权 (要求先建后拆) 和公平交易权 (要求落实出嫁女户口未走人员、已死亡人员、新添入人员等的待遇) 等内容, 涵盖了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社会诉求。政府处理此类事情的效果底线就是“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3. 外部性非常突出

城乡结合部的“三农”问题, 不仅影响着市郊农村和城中村, 而且影响着城区。如城市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环保问题、治安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教育问题等, 都不仅是城市的问题, 而且是城乡结合部辐射给城市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 就会演变成城市的问题, 阻碍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原因非常简单:市郊农村是处于城市郊区的农村, 城中村是城市中的农村, 尽管可以依据政治规定性、法律规定性、社会管理形式、经济地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分类指标将市郊农村和城中村归类到城乡结合部, 但是, 城市跟其在空间上的重合已经决定了二者各自问题之不可分割。

三、城乡结合部“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

1. 城乡矛盾最直接

尽管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内部因素的交互影响、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内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 但是, 在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城乡矛盾方面, 城乡结合部更为直接。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边缘区的城乡结合部与作为核心区的城市在空间上重合, 二者的关系更密切、更广泛, 无论在经济关系的密度还是深度上, 其它地区都无法与之相比。二是在城市强力地廉价吸纳城乡结合部的资源方面, 对城乡结合部的侵害更为严重。前述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就是这个原因的最好注脚。尤其是在资源整合、财产分配、城市发展、情感认同、权利行使等方面, 城乡结合部与城市既有显著差别, 却又不得不共同参与。在这种本已矛盾的状态下共同处理上述事宜, 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新的矛盾。如果再把诸如城乡收入两极分化、就业权利不平等、教育权利不平等、价值认同有差别等因素加入进来, 这种城乡矛盾就会进一步变得直接且尖锐。

2. 贫富悬殊现象突出

城市与城乡结合部及其内部贫富悬殊现象突出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城乡贫富悬殊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别。二是身份决定的城乡职工收入水平有差别。三是农民的整体创富能力确实低于市民的整体创富能力。

造成城市和城乡结合部各自内部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 一是权力交易。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及家庭创富能力的差别带来的财富积累水平差别。造成市民与城乡结合部农民贫富悬殊的原因则主要是政策歧视。以郑州市2012年的统计数据为例, 全市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41480元, 其中: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301元, 人均消费性支出16779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2531元,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967元。换言之, 全市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1倍。城乡经济差距从人均消费支出上同样看得出来:市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是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1.87倍。

当然, 如果将市民与农民进行个体比较, 城中村和市郊被拆迁农民则是富裕阶层, 两极分化现象则颠倒了过来。但是, 这类农民的暴富, 既不是农民创富能力提高的结果, 也不是制度重新安排的结果, 亦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收益, 而是来源于政府对拆迁户的一次性补偿, 尽管这部分农户得到上百万元的补偿司空见惯, 但这种情况根本就不具有可持续性, 且得到补偿的只是农民中的极少数人。因此, 只要农民的综合竞争力得不到提升, 只要制度安排仍然不利于农民, 这样的两极分化现象就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3. 爆炸式的短暂繁荣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既带来了城市的繁荣, 也带来了城乡结合部的繁荣。但是, 由于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 城市就难以承载失地农民加上外地大量移民的爆炸式增长。城市公共资源的稀缺, 不仅使城乡结合部的增长难以持续, 而且使城市的增长也难以持续, 二者均面临增长的极限。城市公共资源的稀缺主要表现在:要素资源短缺 (如石油、电力、用水、土地等) , 就业机会难以满足城市新增人口的就业需要, 教育资源短缺, 交通资源短缺, 住房短缺, 等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之后带来的生态压力 (如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地污染等) 骤然增大, 也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繁荣。

四、城乡结合部“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

1. 体制性根源: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的顽疾且长期存在, 难以解决。城乡结合部的“三农”问题因此而愈发严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①城市工人与城乡结合部农民同工不同酬, 造成二者收入差别, 并进而导致两极分化。笔者在前文已分析了郑州市的这种情况。其实, 在一线城市中, 这种因为身份区别而产生的工资待遇差别情况更大。许叶萍和石秀印通过比较城镇工人和农民工的工资与同一城镇政府机关工人工资收入的差别, 印证了上述论断:非政府机关城镇工人的月收入相当于政府机关城镇工人的83.2%, 而非政府机关农民工的月收入相当于政府机关城镇工人的75.5%, 亦即城镇工人月收入是农民工的1.10倍。在北京市, 城镇工人的收入是政府干部的50%, 农民工的收入是政府干部的39%, 亦即城镇工人月收入是农民工的1.28倍。[11]②公民待遇有差别, 造成城乡居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均不平等。城市的居民与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相比, 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方面均居于优势。而这种优劣势之分, 既非市场竞争的结果, 也非法律的独特规定性, 而是城乡差别的表现与结果。这种结果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不公正的。③城市整合资源的能力远远大于城乡结合部。当行政救济手段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 城乡结合部必然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被动落后。

2. 法律性根源:两种所有制土地流转方式不同

我国的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国有土地可以自由流转, 也能作为建设用地使用, 而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则不能自由流转。除宅基地外, 其它土地不能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所以, 农地入市, 尤其是要转成建设用地, 其前提就是先要转化成国有土地;而要转化成国有土地, 就必须由政府予以征用, 进行土地变更和用地规划。这样, 农地增值收益依赖于政府而不是农民, 这就有了法律依托。正是这一法律规定, 才使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失去土地而不能公平地分得土地增值收益, 才使地方政府得以名正言顺地剥夺农民的天然收益权, 从而加剧了城乡结合部的“三农”问题。

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存在, 造成了对城乡结合部农民不利的3个后果:①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价值评价标准不一致, 造成农业用地贱、建设用地贵的结果。这种价值评价体系必然是城市土地价格远远高于城乡结合部农地的价格, 尽管它们在空间上已经重合。②土地是否增值取决于作为核心的城市管理层的决策偏好, 而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和农村。这样, 城乡结合部农村的土地能否增值以及何时、如何增值就只能由城市的权力拥有方决定, 其增值收益的大部分也就必然地为权力拥有方所占有。③基于上述原因, 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事实上失去了公平交易权和合约权。这3种后果就是城乡结合部“三农”问题产生的法律性根源。

3. 机制性根源: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

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不能给地方政府提供快速发展需要的资金, 于是, 地方政府就必然地要搞土地财政, 并渐渐地对土地财政产生路径依赖。错误的GDP政绩观与急躁冒进的政治诉求结合到一起, 更是加重了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的程度。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交叉利用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对处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进行强制剥夺, 进一步加重了这一区域的“三农”问题。

两种失灵的原因是有差别的:①市场失灵是政府不当作为的结果, 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极度扩张行政权力, 破坏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②政府失灵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 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消极、懈怠, 如渎职和失职等。③政府与民争利的错误导向之所以存在, 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根据行政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性地发挥市场机制或者行政手段的作用, 有时甚至不惜交叉错位使用两种机制。

五、破解城乡结合部“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

1. 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城市的发展, 必须同时平等地关注城中村和市郊农民的当前利益, 保护其长远发展诉求, 在土地流转收益的分配、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城市发展方案的决策、城市扩张的速度与城乡问题的解决、农民身份的转换与相应权利的保护等方面, 公平地、平等地尊重城乡结合部农民的权利, 让他们真正从城市发展中受益, 让城乡结合部与城市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2.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引导、帮助失地农民将得到的巨额土地征用补偿费作为经营的资本, 而不是单纯作为消费的资金。被拆迁、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往往能够得到一笔巨额补偿, 使得到巨额补偿的农民一夜暴富, 而被拆迁、被征用土地的农村也会出现爆炸式短暂繁荣。然而, 农民得到的巨额补偿既不是政府赐予的, 也不是开发商给予的, 而是居住于此的农民的世代积累、遗传下来的财富在当下的一次性变现。这种财富本来可以通过代际遗传为农民的后代提供安身立命的基本物质保障, 然而, 一次性变现后就失去了代际遗传的条件。承受变现收益的这代农民如果经营有方, 可能还会将这笔财富向下传递一两代, 如果其不善经营甚至挥霍浪费, 则该笔巨额补偿就难以再进行代际遗传。所以, 政府在这件事上不能一补了事, 而应该引导、帮助失地农民将得到的巨额补偿作为经营的资本而不是单纯作为消费的资金, 使其能够将财富继续进行代际遗传。这样, 既在客观上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保值增值, 也保障了农民的就业权利、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

3. 改进工作方法:征用土地和就业安排衔接、先安置后拆迁

城乡矛盾以及农村内部矛盾的产生与积累, 固然有体制原因和政策原因, 但也有工作措施不到位的原因。农民的权利被不公平地剥夺, 多半是体制和制度原因, 失地农民的安置不适当、就业无保障则多半是措施不到位的原因。在拆迁、征用农民土地之前首先应解决好农民的安置和就业问题, 这无疑能够化解至少缓解城乡矛盾和农村内部的矛盾。

摘要：我国的“三农”问题是个具有时空特殊性的中国式问题, 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郊区和城中村为例, 研究了具有特殊性的城乡结合部的“三农”问题。这类“三农”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1城乡既碰撞又融合。2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3外部性异常突出。而“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是:1城乡矛盾最直接。2贫富悬殊现象突出。3爆炸式的短暂繁荣。“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1城乡二元结构。2两种所有制性质的土地流转方式不同。3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并存。破解这类“三农”问题的途径是:1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2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3改进工作方法——征用土地与就业安排衔接、先安置后拆迁。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三农”问题,城中村

参考文献

[1]温铁军.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J].经济研究参考, 1996, (05) .

[2][11]程必定.中国的两类“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 2011, (08) .

[3]薛蒙林.剖析“三农”问题的历史逻辑[J].社会科学研究, 2013, (02) .

[4]薛蒙林.剖析“三农”问题的内外部逻辑——“三农”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J].农村经济, 2013, (01) .

[5][12]温铁军, 孙永生.世纪之交的两大变化与三农新解[J].经济问题探索, 2012, (09) .

[6]徐祥临.解决三农问题功夫下哪儿?[J].读书, 2001, (07) .

[7]钟甫宁.我国能养活多少农民?——21世纪中国的“三农”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 2003, (07) .

[8]江永红, 李华锋.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百年三农问题再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10) .

[9]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 2003, (01) .

[10]杨守玉, 王厚俊.“三农”视角下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02) .

[13]许叶萍, 石秀印.地方剥夺:观察农民工现象的东方视角[J].学海, 2011, (01) .

郑州市郊区 篇2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2009年广西农村饮用水监测方案》的要求,根据市郊区农村饮用水的类型、供水方式的不同及经济发展的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饮用水监测点28个,其中集中式供水点13个、分散式供水点和集中式供水点采集出厂水及末梢水各1份,分散式供水点和采集农户家中储水器的水样1份。每个监测点分别于2009年3月(枯水期)和8月(丰水期)进行采样检测。共采水样82份。

1.2 水样的采集、检测和评价

按GB/T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对水样进采集、保存和检测;检测项目分别为:色度、浑浊度、肉眼可见物、嗅和味、p H、铁、锰、氯化物、硝酸盐、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砷、氟化物、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

按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进行评价;其中1项或1项以上指标不合格的水样即评为不合格;全部项目检测指标合格则评为合格。

1.3 质量控制

所检测项目全部通过计量论证,所用仪器和标准物质定期较正,检验数据经审核检查,参与的专业人员全部经培训合格。

1.4 资料分析

用Excel 2003进行数据汇总和逻辑检验,率间的比较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采集水样82份,合格29份,合格率为35.37%。其中集中式供水水样合格率为36.54%,分散式供水水样合格率为33.33%。二者的合格率无显著性差异(χ2=0.1,P>0.05)。见表1。

2.2 不同季节的水质合格情况

丰水期和枯水期的水质合格率分别为36.59%、34.15%,二者无显著性差异(χ2=0.05,P>0.05)。见表2。

2.3 不同水源的水质合格情况

本次调查的水样中,以山溪水为水源的40份,以江河水为水源的22份,以深井水为水源的16份,以浅井水为水源的4份。不同水源的水质合格率有显著性差异(χ2=17.61,P<0.05)。其中以深井水的合格率最高,达75.00%;浅井水的合格率最低,为0.00%。见表3。

2.4 水质各检测项目

在对28个监测点82份水样的检测中发现,不合格指标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 H、铁、色度和硝酸盐。由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超标导致的水质不合格率最高,达54.88%;感官指标中浑浊度超标导致的水质不合格率为29.27%;由毒理学指标超标导致的不合格率仅为1.22%(表4)。在检测结果超标的项目中,集中式供水的出厂水、末梢水和分散式供水水样的合格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均<0.05)。

3 讨论

在本次水质调查所检测的项目中,毒理学指标全部合格,一般化学指标的合格率除p H(89.02%)外均达95.00%以上,提示梧州市郊区的水源水质较好。另外,深井水的水质优于其他水源的水质,但由于打深井的成本较大,在实际的应用中使其受到一定的限制。

调查发现,集中式供水主要以深井水和山溪水为水源,分散式供水主要以浅井水和山溪水为水源。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的水质合格率无显著性差异;水质不合格指标均表现为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超标,水样中总大肠菌群和耐热大肠菌群的不合格率为54.88%,感官指标中浑浊度的不合格率为29.27%。提示梧州市郊区农村饮用水的水质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供水点的卫生管理不完善,农村饮用水受到生活污水和人畜粪便的污染,存在着介水传染病暴发的危险。微生物污染是影响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的重要因素。

除微生物指标超标外,个别水样的铁、p H超标,原因与输水管道的影响和水源地质构造有关[1]。

调查中还发现,集中式供水点的水处理工艺简陋,仅是对水源水进行沉淀即供农户使用,没有一个供水点能按要求采取有效的消毒措施,部分供水点有消毒设施但也是偶尔使用。分散式供水则是由农户自行引接水源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使用。缺乏消毒措施导致农村饮用水微生物指标严重超标,给农村饮水安全带来隐患。同时亦表明有效的消毒措施是影响农村水质合格率的重要因素。

建议应持续开展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的宣教工作,普及饮水卫生知识,使农村居民认识到饮水卫生的重要性。加强农村集中式供水点的管理,各乡镇应改变重建轻管的现象,定期对水质进行监测,严防介水传染病的暴发。同时,由政府牵头,多部门合作,建立农村饮用水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应急预案,提高应对农村饮用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2]。

摘要：目的为了解梧州市郊区农村饮用水的水质卫生状况及水质动态变化,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方法根据梧州市郊区农村饮用水的类型、供水方式的不同及经济发展的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饮用水监测点28个,其中集中式供水点13个、分散式供水点15个。于2009年3月和8月对水样进行采集,按GB/T5750-2006《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对水样进行检测,按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进行评价、分析。结果共采集水样82份,合格29份,合格率为35.37%。其中集中式供水水样合格率为36.54%,分散式供水水样合格率为33.33%。集中式供水和分散式供水的水质合格率无显著性差异(χ2=0.1,P>0.05)。不合格指标是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浑浊度、肉眼可见物、pH、铁、色度和硝酸盐。由微生物指标超标导致的水质不合格率最高,达54.88%;其次是由感官指标超标导致的水质不合格率,为29.27%。一般化学指标中除PH的不合格率为10.98%外,其余的检测指标合格率均在95%以上。结论梧州市农村饮用水水源水质基本良好,微生物污染是影响梧州市郊区农村饮用水水质卫生的重要因素。缺乏有效的消毒措施导致农村饮用水微生物指标严重超标,给农村饮水安全带来隐患。集中式供水点的管理有待完善,建议应采取有效措施健全管理机制,加强农村饮用水的卫生管理、消毒和健康教育工作。

关键词：饮用水,农村,卫生监测

参考文献

[1]王小英,高洁,赵惠玲,等.2005—2006年北京市大兴区农村地下水水质监测结果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08,14(3):252.

郑州市郊区 篇3

我们拟分三个层次介绍英国人的郊区:首先从一个实际的郊区案例出发,具体考察它的现实发展问题;然后从区域的角度考察英格兰的郊区,从历史上理解英国现实郊区发展问题的缘由;最后,概述英国郊区的特征。

一、伦敦的郊区:埃菲尔德

这里以伦敦远郊区埃菲尔德自治市(Enfield)为例,从都市郊区的就业结构了解它的产业结构,从都市郊区的财政状况了解郊区的外部经济条件,亦即“城市化经济”状况、从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选择。

埃菲尔德自治市是伦敦都市区33个自治市之一,距伦敦市中心20公里。是伦敦的一个远郊区(2006年,远郊土地面积为1253平方公里,人口454.7万人),伦敦北部的三条对外交通走廊M25公路、A 10公路和伦敦的北环路(A406)经过这里,以致300年以来,它一直以伦敦最北端郊区的身份存在,同时在整个区域内有四个伦敦地铁火车站、18个区域火车站以及公共汽车和电车。

2006年的总人口为285300,其中劳动力为181600人,占总人口的63%,相对低于伦敦大都市区67%的平均数,也就是说老年人和0-14岁的人口相对比较大。

这个行政区的土地面积81平方公里,其中27平方公里为建设用地,27平方公里为伦敦的绿带,还有27平方公里为开放空间,包括城市公园、运动场、高尔夫球场、学校运动场等。这样,整个区域接近60%的土地都是绿地,实际使用的建设用地只有30%。另外,在规划中,这个市共有16个保护区和大量在保护之列的历史性建筑。2003年的人口密度为3468人/平方公里。

在历史上,由于它地处伦敦通往剑桥的交通走廊上,所以,它从一个市场镇、两个市场和5个村庄发展成为伦敦的市场镇、工业镇、睡城,乃至今日以商务服务为主要产业的郊区。埃菲尔德在18世纪就开始经营制造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因为电力的使用,埃菲尔德曾经是一个电器产品制造中心,后来又成为政府的武器制造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传统制造业逐步衰退,那里成为伦敦的一个“卧室”;30年以来,新型产业在这个传统工业镇逐步恢复起来。目前,共有17个工业簇团,包括150万平方米的工厂和仓库空间,产业发展倾向还是以商务服务业为主。

2006年终,在这个自治市注册的企业有7345个,共提供就业岗位90000个,主要从事商务金融服务业。这个市拥有伦敦都市区第二大的工业园区,这个园区依然在原先的工业旧址上,现在的品牌企业有可口可乐、雀巢、宜家等,它们沿M25号公路布置。较之于伦敦的其他市来讲,这个市还具有一定的工业能力。当然,那里几乎没有簇团式办公园区,办公分散在市镇中心里。现在,这个市共有5个市镇中心,由60个大中小购物中心和三个零售市场组成零售网络。那里还有三所大学的校园。

(一)郊区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

2006年,这个市的实际就业人口为133200人,其中打工人数为116200人,自我就业者有17000人,仅占总就业人数的12.7%。自我就业者一般从事农业、建筑、维修以及零售、餐饮、医疗、法律、财会等商务服务业。

2006年全市劳动力总数中,在这个市就业的为40%;其实际具有的工作岗位有90000个,占2006年实际就业人口的67%。换句话说,还有30%以上的当地劳动力需要到别的地方就业。

按照英国职业划分标准,2006年劳动力分布如下:

1. 在Scol-3组就业的劳动力为66400人,占总劳动力的49.9%,低于伦敦都市区52.3%的平均数;

2. 在Sco4-5组就业的劳动力为25700人,占总劳动力的19.3%,略低于伦敦都市区20.4%的平均数;

3. 在Sco6-7组就业的劳动力为18900人,占总劳动力的14.2%,略高于伦敦都市区13.6%的平均数;

4. 在Sco8-9组就业的劳动力为21400人,占总劳动力的16.1%,高于伦敦都市区13.3%的平均数,其中,机械操作劳动力为4700,仅占全部劳动力的3.6%,农业和建筑等职业的劳动力为16600人,占全部劳动力的12.5%,其中从事农业的为0.1-.2%。

如果按照三个产业划分,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83.4%,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仅为3.6%,而从事农业的大约在0.1-0.2%。

(二)郊区财政状况和外部经济条件

1. 收入

埃菲尔德自治市2006-2007财政年度的财政收入为3.99亿英镑。除房地产税外,其他收入均直接来自中央财政,包括学校资金1.85亿英镑,占总收入的46%;为了增加税收而获得的项目资金为2100万英镑,占总收入的5%;按比例获得的商务税收入为8100万英镑,占总收入的20%;房地产税收入为1.06亿,占总收入的26%。

2. 支出

埃菲尔德自治市2006-2007财政年度实际财政支出为3.99亿英镑。其中用于成人社会服务的为7260万英镑,占总支出的18%;用于儿童社会服务的为2890万英镑;用于文化、娱乐和青年服务的为1300万英镑;用于社区和住宅服务的为1370万英镑;用于环境服务的为3900万英镑,占总支出的9%;用于教育的为2.12亿英镑,占总支出的53%;用于社区事务及民主参与的为620万;用于地方政府行政办公的为1500万英镑。

3. 建设性投资

埃菲尔德自治市2006-2007财政年度财政支出中的17%即6800万英镑被用于建设性投资,包括维修学校2300万英镑、市政府公共住宅维护1800万英镑、改善道路960万英镑、改善其他公共建筑460万英镑、城镇开发190万英镑等。

4. 房地产

2006年这个市住宅存量为117137套,其中独立住宅74000套,其余为高层住宅楼和其他;70%为自住房,11.9%为私人租赁房。这个地区的住宅均价为24万镑。英国地方政府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公共租赁住宅。这个市政府和住宅协会拥有总住宅存量17.5%的公共住宅,约为11885套;整个公共住宅运行收支平衡,这一年的租赁收入和支出均为5300万英镑。市政府无需也没有权力从中盈利,它只是使用这些住宅来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如无家可归者、老年人的看护等。

(三)郊区问题和埃菲尔德的未来

根据这个市近年来所做的各项发展研究,埃菲尔德人认为,他们面临五大问题:

1. 人口

郊区不再是富裕阶层单独拥有的社区,人口构成正在变化,经济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明显存在。按照这个市的统计,它的人口流动相当大,每年约有6%的人口在更换,有些学校甚至经历了50%的学生更换。实际上,伦敦郊区都有这个问题,有些郊区的人口变动甚至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同时,郊区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单亲家庭的数目持续增加;郊区的人口构成正在变化,人口正在走向老年化和民族多样化。他们预计,2007-2011年间,人口会增加6000人,这些人大部分会居住到最为贫困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据2001年以来有关平均收入、失业、健康和寿命、犯罪、居住状况的数据,这个市认为,他们“进口了贫困”是这些指标向负面转化的原因之一。

2. 社会

贫困正在导致郊区的社会分化。对于这个市来讲,主要是富裕的西部和贫困的东南部之间的社会分化。这个市有3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伦敦贫困排序中,这个市位于17位。

3. 环境

这个地区有33%的土地处于严格保护状态,33%的土地规划用于开放空间,所以,环境保护集中在土地使用、建筑材料的使用、水和能源的使用、垃圾处理等方面。

4. 经济

这个地区公共行政管理、公共工程管理和制造业的就业正在衰退,金融和商务服务的就业正在增加。2001——2016年,伦敦需要增加68万个工作岗位,北部郊区需要增加26000个工作岗位,而这个市需要增加9000个工作岗位。

5. 技术

信息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郊区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技术变化正在减少对一定类型土地开发的压力,但是,新的经济活动正在产生对新的土地开发的需求。伦敦日益增长的绿色经济正在要求这个地区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向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方面发展,以便在伦敦2015年460亿英镑的绿色经济产出中占有一定份额。

面对这些问题,这个市提出了“绿色埃菲尔德”、“新型埃菲尔德”和“核心埃菲尔德”三个未来发展方向,确定了它们的空间位置;

“绿色埃菲尔德”的目标是,改造过去和今天都是交通和工业走廊的LeeValley地区,维护这个工业发展地带顶部的绿色地域;

“新型埃菲尔德”的目标是,改造东南部相对贫困地区的面貌、增加通往公园和河流水岸的道路、在那里创造有特色的社区;

“核心埃菲尔德”的目标是,维护和提高郊区社区的特征,如居住特征、公共场所的特征、和谐社区的特征。

贯穿这三个目标的核心是,保持郊区的“郊区特征”,特别是英格兰几乎所有郊区所特有的乡村风貌和景观。

郊区的风貌实际上,这个市1/3的土地已经规划为伦敦的绿带,绿带里的大部分土地为埃菲尔德市政府所有,所以,保护它们是埃菲尔德市政府的直接责任。那里的土地(约3000公顷)租赁给了农民耕种。但是,目前的农业规模太小,不利于保护,农场正在合并中。埃菲尔德政府十分明确,农业在郊区发展中特别是对维持伦敦的环境至关重要。绿带的使用不可更改,也没有必要更改,因为,有机农业产品市场、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农业教育都在扩大。除开绿带,在伦敦郊区还有一个特殊种类的保护土地“都市开放空间”。这类开放空间在建成区内使城市建筑不可能连成一片,而是相互分离,这样的土地在埃菲尔德有535公顷。当然,这些开放空间可以用于运动和娱乐目的。另外,埃菲尔德还有304块面积在0.4公顷以上的开放空间,合计2005公顷,公共公园占35%,私人开放空间占22%。所以,市政府计划按照2.43公顷/1000人的标准继续购置土地用于建设社区公园;按照0.8公顷/1000人的标准建设儿童游戏场。

郊区的居住居住功能始终都是英国和美国郊区的核心功能。按照这个市的研究测算,他们需要每年建设395个住宅单元,累计到2017年,新增3950个住宅单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采用不同的建筑密度和住宅混合方式。他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密度标准,如在城镇中心采用“城市密度”,在道路沿线和公共交通可达地区采取“郊区密度”等。这个市政府特别提出,在任何一项住宅开发中都要有35%的经济住宅单元。居住不完全等于住宅,它还包括社会设施、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致力于改善贫困地区的社会设施。

郊区的产业据预测,进入21世纪以来,伦敦制造业的长期衰退正在减缓,仓储业正在郊区发展。所以,在新一轮伦敦都市规划中,允许埃菲尔德和伦敦北部郊区有限度地把老工业用地转为其他具有就业目的的使用。

根据就业增长预测,从2001-2016年,伦敦北部可以改变100公顷老工业土地的使用,而埃菲尔德大约需要26-31公顷土地来满足它的就业增长需求。

过去30年以来,这个市逐步从制造业的衰退中恢复过来,但是,未来20年就业增长率只有4%,而伦敦为22%,其他郊区有21%和16%的。主要原因是埃菲尔德的企业多数是低增长产业,少数为高速增长的金融、商务服务业和为人提供服务的企业,如旅馆、餐饮和其他服务(个人服务和职业服务);知识性和技术型经济相当弱小。

这个市政府按照企业对周边环境要求的不同,划分了两类产业发展战略区位:需要交通支持的布置在主要交通走廊沿线;其余组团布置在伦敦第二大工业园区和另一个已经建成的工业园区内。同时,为这些战略就业场所划定确定的边界,确保土地的就业使用。同时,这个市还没有形成办公簇团;日益增长的仓储和运输业没有创造多少就业岗位,却占用了大量的工业用地;中小企业没有适当的簇团空间,尤其是当它们开业的初始阶段,没有100——500平方米的空间。

对于就业发展来讲,土地和空间是一个基本条件,就业者的训练水平也是一个基本条件。2003——2006年以来,这个市经历了最高的失业率增长,18——24岁的青年中有40%成为失业者。他们缺乏专门的训练,所以,这个市制定了专门的培训计划。实际上,这是郊区的一个普遍现象,很难实现当地人在当地就业的理想状态。

郊区的交通

实际上,这是与当地就业相矛盾的问题。有了便利的交通,人们才有了对工作、居住和教育的真正选择;交通便利,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当地就业可能面临极大的竞争,环境会发生问题,时间和能源的消耗增长。这是郊区经济研究的一个特殊课题。

汽车交通创造了现代郊区,也彻底改变了郊区:

道路货运交通:郊区发展仓储业必然产生道路货运交通问题;

停车场:私人小车是伦敦郊区的基本交通形式,2001年调查表明,这个市30%的家庭有两辆以上小车,所以,停车场始终是一大郊区问题;

公共交通:这个市还有26%的家庭完全没有小汽车,在它的贫困地区,甚至50%的家庭没有小汽车。所以,郊区的公共交通是英格兰郊区的一大问题。

以上,我们描述了英国伦敦的一个郊区,特别提出了他们关注的当今郊区的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二、英格兰的郊区:发展特征与发展动力

英国人一般都宣称,在20世纪初,英格兰已经有3/4的人口生活在城镇里了。我们应当注意到,第一、当时英格兰的城镇水平不能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城镇水平同日而语;第二、直到今天为止,英格兰人把聚居的村庄都称作城市,所以,他们所说的城市并非完全是我们理解的城市,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未必都像北京上海,实际上可能都是郊区,甚至我们理解的乡村;第三、从就业来讲,作为老牌工业化区域,当时可能会有3/4的劳动力在从事非农产业;第四、按照狄更斯和恩格斯对英格兰工业城市恶劣环境的描述,当时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的确不会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而是居住到郊区去。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英格兰的郊区一般都是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代名词。

(一)英格兰郊区的发展特征

20世纪初,英格兰的郊区城镇规划模式影响着美国的郊区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末,美国人的城市化模式对英格兰的城市边缘增长有了相当的影响。美国战后的郊区发展模式:大规模住宅建设、都市区的郊区化、低密度的蔓延式发展,都没有真正在英格兰出现。英格兰始终还是按照1920——1930年代的郊区发展方向走。这是因为英格兰的郊区发展始终受到城镇规划的严格控制,英格兰没有足够的土地来蔓延,英格兰没有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没有美国战后的人口增长速度。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产阶级领地的英格兰郊区已经因为便利的公共交通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贫穷的人口也住进了郊区,特别是大都市周边的郊区。美国、法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是这样。现在,富裕的人住进了乡村。

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英格兰的郊区只具有半独立性,因为英格兰的公共交通始终相当发达,首先是马拉的轨道车,然后出现的火车,使郊区和城市中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连接从来就没有阻断过。

尽管英格兰的郊区没有像美国郊区那样独立,但是,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分散化也同样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商务活动不再是发生在中心城市里,而是发生在郊区的城镇里。所以,与美国一样,英格兰的郊区正在成为经济和技术增长的基本区域。当然,英格兰的都市郊区在财政上多半处于半独立性状态,如伦敦郊区为伦敦都市区代征房地产税,再从都市区政府获得财政支出;中央财政使用项目拨款对郊区的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直接干预。

1. 从伦敦人口变化看到一些郊区化的特征:

(1)从1971年以来,伦敦的郊区并没有“人口爆炸”,从1971年到2006年,伦敦远郊区人口仅增加了70万人;

(2) 1971年至2006年,伦敦的人口为负增长,从752.9万减至752.1万;近郊区人口从306万减至297.4万;远郊区人口从447万增至454.7万,净增7.7万人;

(3)来自国际人口的增长在伦敦为正值,而本国人流入伦敦的人数总是负值,甚至达到2003年的负114%;

2. 交通模式对伦敦郊区发展的影响

(1) 2002年,伦敦完全没有汽车的家庭占总家庭数的38%,有一辆车的家庭为42%,有两辆车以上的家庭为20%;就整个英国看,完全没有汽车的家庭占总家庭数的26%,有一辆车的家庭为44%,有两辆车以上的家庭为29%;伦敦的郊区化程度远不及美国都市区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伦敦还不是一个私家车导向的城市;

(2) 2002年,伦敦道路车辆状况以每天每公里千辆车计算,伦敦高速路为96400辆;乡村主干道为29100辆,乡村次干道为1500辆;城市主干道为28800辆,城市次干道为2700辆;

(3) 2002-2003年,伦敦每人每年总出行里程为8425公里,其中步行为343公里,占总出行里程的5%;私人汽车为5479公里,占总出行里程的65%;公共交通2603公里,占总出行里程的30%;

3. 从伦敦郊区的就业状况,我们也可以大体了解大城市郊区的产业结构:

(1)伦敦都市区2006年的总人口为752万人,其中内城和近郊区人口约为29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0%,远郊区人口约为448万人,约占总人口的60%;

(2) 2003年,伦敦的总劳动力为353万,其中内城和近郊区劳动力约为135万,占总劳动力的39%,远郊区约为218万人,占总劳动力的61%;

4. 从伦敦经济实力分布状况可以看到,城市核心区依然主导着郊区,郊区没有根本改变其睡城的特征:

2002年,伦敦的GVP (即GDP)为1700亿英镑,其中城市核心区及近郊区为1061亿英镑,占GVP的62%,人均GVP为36711英镑;远郊区为638亿英镑,占GVP的38%,人均GVP为14256英镑,仅为城市核心区及近郊区人均GVP的38.8%;

5. 如果我们进一步按产业来划分劳动力的话,2002年伦敦都市区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中就业的分布状况如下:

(1)远郊区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的占0.1%,这个数字在内城和近郊区为0,在英国为1%;

(2)远郊区劳动力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就业的占13%,其中制造业为7.8%,建筑业为5.3%;内城和近郊区劳动力在制造业和建筑业中就业的占6.9%,其中制造业为4.8%,建筑业为2.1%;在英国,这个数字为18%;

(3)远郊区劳动力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占85%,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占22%,教育和医疗服务占20%,而内城和近郊区劳动力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占92%,其中金融和商业服务占40%,教育和医疗服务占14%;在英国,这个数字为80%;

(4)城市和郊区的企业规模大小分布基本一致;

6. 从产业区位分布我们可以了解到,伦敦远郊区虽不具有支配性地位,但是,到了2003年,城内外企业布局正在向平分秋色的方向迈进,这似乎与经典地租理论发生冲突。

(1) 2003年,伦敦都市区企业总数为38.5万,其中内城有20.5万家企业,为总企业数的53%;而远郊区也有17.9万家企业,占总企业数的47%;

(2)远郊区有27.3%的企业为仓储和批发业,35.7%为金融和房地产业,9%为建筑业;

(3)伦敦共有农业企业490家,其中内城有25家,远郊有465家。

(二)英格兰郊区的发展动力

人对郊区的选择是郊区发展一个基本动力。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美国,在郊区有一所自己的住宅是成千上万人的梦,他们宁愿花费25年的借贷来实现这个梦想。不是汽车火车把人们推出城去,而是人们选择使用汽车火车到他们选择的郊区去。交通技术只是一个载体,现代建筑技术也是一个加速器,它们都不是引起人们做郊区梦的原因。

技术进步推动了工业向郊区发展。

经济转型推动了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调整。英国的经济学家ColinClark在对战时经济发展倾向的分析中就已经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从农业生产开始,然后转向以制造业支配的第二产业,最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当然,英国的制造业基础并不是简单地拂袖而去,在两次大战期间,轻工业和汽车制造业兴旺起来。制造业向第三产业的经济转型需要有城市化的支撑。直到1970年代早期,英国的许多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才看到,城市英格兰必须把“经济的分散化”看作一种推动经济转型的力量。“经济的分散化”表现在办公空间向郊区的扩张,新型工业向绿色田野上的扩张,就业岗位在区域上的分散。在1970年代,当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开始增长起来时,“去工业化”①开始加速。劳动力中的操作性工作岗位开始大规模萎缩,而专业型、管理型和办公室工作岗位开始增加,这个发展脉络基本上与美国一致。到了1984年,英国人把“城市外”这个字眼用到英格兰南部地区、大伦敦都市区和东南部地区的高科技发展区,而北部地区的制造业和煤矿业始终困扰英国经济。

零售业推动了郊区生活条件的改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零售业在英国的经济转型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当然,这不意味着英国的郊区零售发展模式与美国完全相同,它们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学者Robert Graves的著作“The Long Weekend”谈到了1920——1930年间的社会历史。他认为,郊区发展不仅仅是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建立中产阶级的庄园,而且包括零售业开始从街头小店向大型和更为综合的商店发展。

这些零售业通常选择在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地方布置。除开杂货店外,还有各类专卖店如肉铺、烟酒店、牛奶店、家具店、裁缝店等,同时,还出现了银行营业所和专门为中产阶级提供住宅借贷的机构,帮助他们搬到郊区来。许多在郊区开业的大型百货店保留了在城市里的主店的名字,甚至它们在城市里的街道门牌。

随着战争的结束,零售业向郊区的蔓延自然得到了延续,但是,在规模上要比美国小得多。事实上,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2006年布莱尔政府甚至提出补助郊区和乡村居民点杂货铺的计划,条件是在这个店铺中设置邮局、货币机和地方政府和社区通告栏之类的设施,每年由政府提供6000英镑来维持这些小店的生存。

之所以形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之一是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妇女的流动性要比美国人小。流动性不仅与零售有关,也与工作出行有关。这项研究还揭示,在哥伦布郊区居民点,没有谁乘公共交通去上班,而在布里斯托尔郊区有15%的人使用公共交通去上班;在哥伦布郊区居民点只有2%的步行去上班,而在布里斯托尔的郊区有25%的人步行去上班。这就意味着英国郊区人的就业岗位更靠近居住区。进一步讲,英国的郊区居民点与周边的中心城镇的距离相当近,可以使用公共汽车或火车到达。

1970年代以前,英格兰郊区的购物中心无论在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数目上都远不及美国,而且,英格兰大部分大型购物中心选择的建设区位不是郊区,而是城镇中心。由于这类购物中心在城镇中心的建设,城镇中心的特色商店进入购物中心,而街头杂货店逐步消失。这种发展保护了战后发展起来的地方商业街,它们依然是郊区零售商业的主要场所,继续商业分散化的模式。在1961年至197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52个都市区的人口增加了25%,在这些郊区小镇里,商业空间的租赁费用还是比中心城镇便宜,有时每平米商业空间的租赁价格要低6英镑。所以,有的英国人认为低廉的租金导致了消费需求在空间上的分散化。

1970年代,英国人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大型郊区购物中心,导致了零售商业的扩散,也刺激了对小汽车的使用。其中最具像征性的有1976年开张的伦敦北部郊区“Brent Cross”购物中心。这个购物中心地处三条主要公路的交叉路口,与地铁相连,又有成千的停车位,计划服务人口约在125万左右。

尽管人们对英格兰城镇中心商业的衰退普遍持悲观态度,然而,事实上,这种衰退不能与美国城镇中心的商业衰退相比。

无论在哪里购物,英国人也还是乐于使用汽车,但是,英国人的城镇并没有像美国人的城镇那样蔓延开来。对于英格兰来讲,这并非一个历史的偶然,因为它从1930年代就有了“反郊区的”规划管理,始终坚持发展中心城镇的政策和围绕伦敦的绿带政策,最终制定了1947年的“城镇规划法”,战后初期还推行过新城建设,希望阻止无规划的郊区发展。所以,新城始终是英国土地使用政策的核心。

(三)英格兰郊区的发展问题

现在,摆在英格兰人面前的首位发展问题是:如何在改善城镇和乡村状况的前提下在25年里为400万个新家庭提供住宅,如何把60%的新住宅建设在已经开发过的土地上。他们认为,假定按照1997年采用的土地使用标准:25个住宅/公顷(400平方米一个住宅单元),必然会有超出40%的新住宅会建设到现存的绿地上,这既是环境不可承受的,也在社会经济上不可接受:侵蚀乡村、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消耗资源、破环生物多样性、增加城镇的社会贫困。

由于郊区发展所带来的城市核心区社会衰退的现象还没有根本改观,郊区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如增加土地的混合使用、重新设计郊区的中心、重新开发郊区被遗弃的场地、适当增加建筑密度、发展紧凑型社区、改变交通模式、建立郊区——城镇的区域系统、鼓励郊区居民参与郊区发展、改善环境和绿色空间、增加和改善公共服务设施。

事实上,他们提出的这些变化方向就是目前英格兰郊区存在的问题。每一个郊区发展问题都涉及到选择,而选择是以价值为基础的,其中包括经济价值判断,例如保护绿地是个环境问题也是公共经济问题,它需要从整个区域来考虑。

三、英国郊区的特征

郊区是绝大多数英国人居住的地方。据2003年的人口统计,英国全部人口中有9%居住在城市核心区、有5%居住在乡村、而86%的英国人生活在如下三类郊区里:

1.23%的人生活在近郊区,英国人把它们称为“郊区/城市”或19世纪的郊区,距离城市核心区只有步行距离,或1——10公里范围内;

2.43%的人生活在远郊区,英国人把它们直接称之为“郊区”或20世纪的郊区;距离城市核心区10——30公里;

3.20%的人生活在城乡结合部,英国人把它们称为“郊区/乡村”或“开放空间里的零散庄园”,距离城市核心区30公里以外。

除开这种按圈层地域对郊区作出划分外,他们还按主导交通模式把郊区划分为:公交导向的郊区和私人汽车导向的郊区:

1.公交导向郊区的特征是:中密度、中等水平的私有产权、居住和社会服务混合,如伦敦的郊区;

2.私人汽车导向郊区的特征是:低密度、高水平的私有产权、居住和社会服务分离,如英格兰东南部的赫特福德郡。

在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郊区是城镇中最稳定和最安全的部分,那里有城市的基础设施却有着乡村的风貌,中产阶级一般聚居在那里。但是,今天这一切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近郊区衰败了,成了低收人甚至穷人居住的地区,成为城市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地区。远郊区“兴旺”了,高速公路、私人汽车和购物中心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三大件。不同民族和不同收入的人混合居住在一起,似乎一个小世界,但是有些郊区的社区公用设施短缺,地方中心衰落,人口老化,失业者增加,住宅价格昂贵,各种因素导致它们难以持续发展。城乡结合部成为了富人的天堂,以致社会分化严重。

21世纪的英格兰人正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选择:如何在25年里为400万个新家庭提供住宅,又可以改善城镇和乡村的状况;如何应对能源短缺、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

郑州市郊区 篇4

北京市在城镇化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对搬迁和住宅的需求意愿是什么、存在问题是什么, 能否通过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调整, 为达到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供给建设用地;二是北京市明确提出要建立都市型现代农业, 强调其多功能性, 除了生产、经济、社会功能外, 还包括非商品生产, 如景观价值、生态服务教育等。建立良好的乡村景观将成为未来农业-农村工作一项重要任务。

城镇化过程中, 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迁、新住宅和乡村景观建设应当是一个由不同利益相关方相互合作进行分析、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为了征求各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的意见, 针对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迁、新住宅和乡村景观建设目标和战略要求, 基于参与式理论和方法, 开展了对农民和市民的抽样调查, 以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提高规划和决策的科学性。

二、研究方法

2007年4-5月课题组进行了入户调查, 对海淀、大兴、通州、门头沟、丰台、延庆、房山、昌平8个区县的部分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入户调查选取了相关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 重点了解农村居民点住房用地情况, 农村居民的住房问题及其意愿。调查以入户调查和办公室面对面询问调查为主, 以发放问卷由调查者自主填写为辅。共发放539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519份。

2007年1月, 针对都市型现代多功能农业乡村景观建设目标要求, 课题组在高速公路可视范围内对其沿线的顺义、怀柔和密云三区县的农民和北京市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共调查299人, 男女人数分别为185人和114人;市民和农民分别为143和156人。针对当地居民和北京市民, 问卷分2个版本, 调查问题涉及被调查者对目前景观的满意程度、乡村景观建设必要性和可能性、未来农业走廊景观建设意见、农业生产存在问题以及建设需求等问题。

同时在研究分析过程中, 还参考了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有关的统计和调查报告。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 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和问题分析

2004年, 北京村民委员会3978个, 北京农业人口 (农业户) 为308.2万人,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约265平方米, 远远高于国家标准150平方米的高限 (GB50188-93) 。宅基地面积超过北京市农村宅基地标准[户均0.3亩 (宅院) ], 建筑用地比例也超过国家村镇规划标准对中心村居民建筑用地比例 (55-77%) 的规定 (见表1) 。在农村居民点中, 居住用地面积占92%, 公共建筑用地面积占1%, 道路广场用地面积占5%, 公共绿地用地面积占0.8%。如果将村庄内的企业用地考虑进去, 建设用地的用途结构大致是, 居住用地占66%, 企业用地占22%, 管理机构用地占1%, 服务设施用地占8%。

如果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和文件规定的人均用地标准 (1) 和未来规划人口数量来考虑挖掘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潜力, 全部京郊农村居民点的容积率也仅为0.15。在2015年可以最终实现全北京农村地区节约500平方公里的目标, 用于城市、工业发展的建设用地。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 实际上农村居民点整理面临的诸多问题: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的用地面积占全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趋于减少, 但总量在增加, 面对未来城市建设要求大面积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严峻挑战;非村民住房用地是农村居民点居住用地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北京郊区土地利用方式的高速非农化转变中, 将农民纳入城市服务体系的进程相对来说是严重滞后。

(二) 农村居民住宅现状和需求分析

1. 农户的家庭收入和住房面积

在抽样调查中, 人均家庭年收入水平最高的是海淀, 为8785.62元, 延庆最低, 为3061元。八个区县的被调查农户的人均家庭年收入为5915.56元, 海淀、丰台和昌平的被调查农户人均家庭年收入超过这一水平。被调查农户的户均宅基地面积平均水平为236.34平方米, 延庆最高 (343.40平方米) , 门头沟最低 (105.15平方米) , 其中延庆、大兴、通州、房山、昌平的户均宅基地面积均超出平均水平。各区县被调查农户户均住房面积的平均水平为121.57平方米, 人均住房面积的平均水平为34.76平方米, 与1980年的人均10平方米比较, 增长了两倍多。

2. 农户住宅类型现状

在所调查的519户农户中, 共有447户填写了住宅形式, 其中平房独院的有423户, 所占比重高达94.63%;1-2层楼房有19户, 楼房3-6层有5户 (见表2) 。

3. 农户期望的住房面积和人均住房面积

被调查的农户都期望增加其户均住房面积和人均住房面积, 平均增加户均住房面积56.05m2、平均增加人均住房面积16.15m2。其中门头沟和昌平的农户更为突出, 前者期望增加的户均住房面积为86.02m2, 后者期望人均住房面积增加25.01m2 (见图1) 。

4.农户对住宅现状的满意程度

在调查的519户农户中, 共有489户填写了“对住房现状的满意程度”一项 (见图2) 。被调查农户对居住现状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共占44%, 一般的占30%, 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共占26%, 总体上看来, 被调查农户对居住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

部分被调查农户对当前家庭居住状况不满意、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住房面积小, 需翻新、重建扩大、装修房屋, 改善厨卫条件;道路和交通条件差, 生活不方便;取暖、上下水条件;解决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卫生问题, 治理噪音和其他污染, 改善周围环境;街道应规划;治安不好;健身、娱乐设施太少, 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等。

5. 农户愿意居住住宅类型及不愿搬迁上楼原因

在调查的519户农户中, 有516户填写了“愿意居住的房屋类型”一项。其中50%的被调查农户愿意居住在平房, 43%的农户愿意住低层楼房, 而只有7%的农户愿意住高层楼房。愿意住高层楼房主要是远郊区生活条件差等原因。对于“是否愿意搬迁上楼”的选择, 54%的农户愿意搬迁上楼, 不愿意和不太愿意的农户分别占25%和21% (见图3) 。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不是农民自愿动迁而是由政府动员农民搬迁上楼, 农民要求政府所支付的成本是较高的。农民需要政府落实提供稳定的城镇工作 (40%) 、提供社会保险 (35%) 、在子女就学方面提供帮助 (21%) 等政策。调查也显示:各区县农户对拆迁或旧改补偿方式的选择, 更多地倾向于按照宅基地面积给与楼房的面积补偿和部分现金补偿, 这部分比重占到58%。

(三) 乡村景观现状和需求分析

1. 乡村农业景观满意程度及原因

调查中, 97%的市民和90%的农民认为乡村农业景观一般或不好 (见表3) , 说明目前道路两侧农业景观质量较差, 客观上也反映了北京郊区整体景观的状况不容乐观。

导致市民和农民对公路两侧景观不满意的主要原因虽然比较分散 (见图4) , 但“脏乱差”在两个群体中仍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土地利用比较混乱, 景色单一和景观多样性较低, 村庄建筑与农田背景基质景观不协调等。从半访谈调查中可以看出, 农民和市民普遍认为脏乱差集中表现在废弃地、废弃河道、垃圾堆放和管理混乱等问题。

2. 乡村景观建设需求及特征

在被调查的143位北京市民中, 在被问到郊区旅游的问题上, 经常、不多和偶尔到郊区旅游的各占约1/3的人数, 其中有92%的市民会在途中关注道路两侧的景色。有69%的市民会偶尔在空闲时间选择到郊区观光旅游, 只有16%的市民会从不选择到郊区旅游观光。89%的农民认为对公路两侧的都市型现代农业走廊景观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11%为无所谓的态度。

在5种具有不同特征的景观图片中, 纯自然景观得到了更多市民的青睐 (占39%) , 其次是有较少人为干扰的田园景观 (大片农田, 占23%) 和整片草地 (占19%) 。而农民的选择则更贴近他们现实的生产状况, 整齐完整的大田景观 (占44%) 仍是他们的首选。

3. 农业景观农业生产模式选择

在都市型现代农业走廊建设所提出的四种农业生产模式中, 农民和市民主要选择了大田作物和观光农业, 市民选择大田作物和观光农业模式分别为41%和38%, 农民选择大田作物和观光农业模式分别为21%和52%, 而设施农业和苗圃菜园在两个群体中都不太受到重视。但农民和市民不选择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市民主要是因为这两种模式中体现出的人为干扰而相对排斥, 而农民则是因为投入过高。市民对大田作物的选择几乎是农民选择该项的2倍, 反映了市民对田园景观的偏爱。而更多的农民在这两项中更倾向于发展以果园采摘为代表的观光农业。

4. 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功能

在都市农业发展的调查中, 62%的市民认为北京的农业发展不应以生产为第一要务, 而是以维护首都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20%的市民则认为北京应发展具有北京传统特色的农业, 用来维护传统生态文化;只有18%的市民认为高度集约化的设施农业 (如大棚蔬菜) 是北京农业发展的重点。

大多数农民 (81%) 认为乡村景观建设十分必要。调查同样也显示, 尽管农民对农业生产失去了兴趣, 但其对土地、土地利用的生产属性仍十分看中, 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依然是他们利用土地的首要考虑因素。对农业生产失去兴趣的农民, 在可能的情况下希望得到一定的补偿而告别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 这部分农民占调查人数的65%。

四、主要结论

被调查农户对居住现状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共占44%, 不满意的则主要是道路、上下水、取暖、环境和娱乐设施等方面。目前, 郊区农民的住房形式大部分是平方独院, 占被调查农户的94.63%, 人均住房面积的平均水平为34.76平方米, 而且所有被调查农户仍希望增加住房面积。但北京市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远远高于国家和北京市规定, 居民点土地利用率较低、存在不同的浪费现象, 表明有较大的挖掘潜力。

在被调查的人群中, 50%的农户愿意居住在平房, 43%的农户愿意住低层楼房, 而只有7%的农户愿意住高层楼房。不愿意搬迁上楼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费用高、活动空间少、老人上下楼不方便、生活不习惯、没有生产所需空间等。因此在郊区城镇化过程中, 在农村居民点整理和住宅建设过程中, 一定要考虑农民的经济条件、就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因素, 切实保障农民的权益, 将其尽可能地纳入城市服务体系中, 分步骤、有计划的开展各种建设。

北京市民和农民对乡村景观的满意程度普遍较低, 97%的市民和90%的农民认为一般或不好。两个群体都认可景观改造的必要性并支持都市型现代农业乡村景观的建设。脏乱差、土地利用不齐整、缺乏特色仍然是满意程度低的最主要原因。应加大废弃地、河道、田埂、农田等工程的综合整治, 村庄自身的村容村貌整治。

宜居城市背景下的北京农业生产的经济功能正在逐步消退, 而景观功能、生态服务功能等正在日益扩大。从长远看, 应结合北京土地利用规划、农业优势产业布局规划, 做好都市型现代农业景观整体规划, 并保持长期性。应当考虑市民和农民的意愿, 保障其权益, 构建不同类型的开闭结合空间、集中分散结合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农村景观。

摘要：本文在对农民和市民参与式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针对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迁、新住宅和乡村景观建设的现状、问题等, 对农民和市民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 以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和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参考文献

[1].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年-2020年) 简本》, 2005

[2].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土地利用规划研究,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04-2020年) 专题, 2004

[3].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村镇建设统计年报, 1985-2006

[4].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农村居民用地调查、评价和布局调整研究, 调研报告, 2005

[5].宇振荣, 农村人居环境和景观建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