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精选12篇）
城市郊区 篇1
1 “新镇”的概念
“镇”在中国属于乡级行政区, 为区别于村镇、集镇或市镇, 常被称为“行政建制镇”或“建制镇”。“镇”是比城市小的人口聚居区, 居民多从事非农职业。而本文所要讲到的“新镇”与前面提到的“镇”大不相同, 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新意:其一“在地里位置上, 全部位于城市郊区, 即不属于城市, 也不属于乡村, 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于一体, 有全新的城乡社会结构形态, 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其二, 在居住条件上, 远远超过一般镇甚至优于市区住房, 有配套齐全的工商业、文化教育和娱乐设施等, 有城市人向往的生态环境, 使居民能够满意的生活在那里。其三, 在设置功能上, 具有与市区优势互补的作用。建成的“新镇”, 要么颇具历史文化特色或生态环境优美, 能吸引城市居民前来休闲旅游, 既能增加郊区居民收入, 又对市区具有“后花园”的功用;要么原材料供应丰足, 劳动力价格低廉, 即能够成为市区的加工基地, 又能增加郊区的就业率;要么具有其它互补作用。总的来说, “新镇”就是集居住、工作、商业、娱乐等于一体, 与市区优势互补的一种新型社区。这种新型社区整体面积具有一定规模, 生活配套非常完善, 文化具有自身特色, 环境追求自然生态, 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 更加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2 “新镇”建设的意义
2.1 “新镇”建设是部分城市郊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合理途径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党中央高度重视, 多次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引导农民住房向中心村镇集中, 要提高村镇建设用地利用率。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而“新镇”模式正是从提高村镇建设用地利用率的角度, 引导有条件的郊区农民自愿向中心村镇集中居住, 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潮流中结合部分郊区特点产生的。
2.2 “新镇”建设是节约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
土地资源具有稀缺性, 是不可再生的主要资源之一。我国人多地少, 耕地资源稀缺, 当前又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 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要长期坚持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在新农村建设中, 要严防盲目大拆大建, 侵占耕地, 损害农民利益。“新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节约土地资源, 不是盲目拆建和扩张。因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度推进村庄合并工程, “新镇”建设作为其配套工程, 可以有效促进退耕还田。例如, 山东省兖州市近几年, 将原有的495个行政村, 逐步合并成了100个近似“镇”的大行政村, 这些“新镇”里设施配套向城市看齐, 有农民公寓楼和小康住宅楼, 有超市商店、学校、医院, 也有公共绿地, 预计到2010年底, 全部改造完成将为该市增加耕地10万余亩。
2.3 “新镇”建设是发展二、三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的驱动力
“新镇”建设将从产业布局调整的高度带动发展二、三产业。一方面, “新镇”建设过程中的房地产、建筑等行业将为城市郊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 建成后的“新镇”与市区具有优势互补作用, 将为郊区商业、旅游、文化娱乐、信息中介特别是招商引资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在此过程中, 小城镇已经成为继大城市后吸纳农村流动人口、富余劳动力的新载体, 尤其是郊区农民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从事二三产业, 其收入也将因此得到较大幅度的增加。
3 “新镇”建设的前景
3.1城市郊区的比较优势能为“新镇”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和农村的过度地带, 相对农村而言, 能较早的接受城市文明的辐射, 能直接分享城市的人才、资金等资源, 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 交通便利、通讯发达、商品流通较为活跃, 产品结构具备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条件;相对城市而言, 它发展空间广阔, 拥有较多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良好的生态资源, 土地开发和拆迁安置成本相对较低, 有利于规模开发和经营, 能够承接城市的许多转移功能, 如居住功能、服务功能、交通运输功能和仓储功能等。“新镇”建设模式在城市郊区这种天然优势下产生, 必将成为部分城市郊区健康快速发展的助推器。
3.2从社会需求的角度, “新镇”建设能适应多数购房者的要求
目前, 我过房地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一边是老百姓昼夜排队抢号, 对经济适用房极度渴望;一边是经济适用房投放量逐年缩减。事实上, 东部有些城市已经停建了经济适用房。此处暂且不谈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从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的角度出发, 本文认为“新镇”建设是一个有效途径。因为“新镇”地处城市郊区, 建设成本相对较低, 房价自然不高, 能够让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可以说, “新镇”建设也是在普通老百姓住房比较困难的形式下营运而生的。
3.3国内先进地区对“新镇”建设进行了探索
近年来, 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济南等城市进行了“新镇”建设的有益探索, 许多“新镇”相继建成, 为城市郊区发展走出了一条新的合理路径。例如,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在建设时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 充分考虑生态因素和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 确保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与协调发展, 绿化覆盖率达70%左右。建筑物的高度, 街道的布置、尺度, 以及整个绿化景观环境, 都符合现代社区的邻里关系, 体现着一种亲切的人文关怀。
3.4国外发达国家为“新镇”建设提供了经验
近年来,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不断加快“新镇”建设, 目前已取得十分瞩目的成就, 为我们建设“新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例如, 新加坡在利用“新镇”建设解决国民居住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国土面积仅有600多平方公里, 人口400多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新加坡新建了几十个郊区新镇, 有效解决国家人口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新镇建设之所以成功, 是在政府“居者有其屋”政策下, 遵循了公交导向、人性化设计、就近就业、更新发展以及多元混居等原则才取得的, 这对我们建设“新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进行“新镇”建设的几点建议
4.1结合村庄整治工程, 实现农民住宅的公寓化
城市郊区自然村规模较小, 居住分散,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也不利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所以可以在部分城市郊区通过旧村改造、村庄合并等措施, 与“新镇”建设有机结合, 引导原郊区农民向“新镇”的公寓适当集中。实行新建与改造并举的方针, 在城市郊区适度进行撤并自然村庄的规划和建设, 加快建造“新镇”居民新型住宅区。可以首先对不承包责任田转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 以及在“新镇”规划区内的农民, 逐步引导其进入“新镇”内的公寓区居住, 率先实现农民住宅的公寓化。
4.2借鉴社区建设经验, 实现管理的制度化
把城市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带入“新镇”。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 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加强农村社区建设, 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要求, 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新镇”的管理中, 一定要因地制宜,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创新“新镇”管理模式可尝试将原村委会的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自然撤销, 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管理社区事务, 并陪套设立公安、卫生、教育等各部门, 实行制度化管理。
4.3做好占地合理补偿, 实现保障的社会化
在“新镇”建设过程中, 尽量减少郊区失地农民数量。对于被占地农民, 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政策给予合理补偿, 并确保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及时、足额落实到村和农户。在操作中, 可将补偿金、安置补助费标准额度及资金到位农民情况进行公示, 严禁被拖欠、截留、挪用等现象的发生。同时建立健全郊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使其能够获得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解决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问题。保障基金根据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原则。由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合理筹资。国家和集体应出大头, 个人出小头, 个人应交纳的费用从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中一次性扣除。可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承受能力为不同年龄层次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体系。总之, 对待郊区失地农民必须保证其原有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不降低。
4.4完善基础设施配套, 实现服务的全面化
不断建立健全各种公共基础设施, 集聚各种服务资源。对“新镇”进行各项基础设施配套, 建立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等各种社区服务设施, 并配套专门的商业点和主题公园, 使“新镇”居民能够在生态环境优美的条件下, 更能感受到求学、就医、娱乐休闲、购物等城市般的全面服务。在建设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同时, 也可以分担一部分市区的承载功能。
4.5广开渠道, 实现居民就业的工商化
顺利实现就业是解决“新镇”居民特别是郊区失地农民生活来源、加快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渠道。为此, 政府应采取各种办法和途径促进其就业。一是鼓励用地单位和其他工商企业尽量消化郊区失地农民;二是以市场为导向, 加强对“新镇”居民特别是郊区失地农民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 使其具备从事工商业的各种技能;三是参照原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鼓励引导郊区失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 使其通过自主创新推动就业。
5结语
“新镇”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思路, 它的发展初见端倪, 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为城市郊区建设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路途。
摘要：“新镇”建设是城市郊区发展的突破口, 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镇”建设能节约土地资源, 增加农民收入;“新镇”建设前景广阔, 有城市郊区的比较优势, 有社会的强烈需求, 有国内外成功经验;“新镇”建成后要对其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新镇”建设意义重大。
关键词：新镇,建设,新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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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聪莉, 任保平.论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J].理论导刊, 2007, (12)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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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继明.建设新农村抑或是推进城市化[J].城市, 2008, (2) :10-12.
城市郊区 篇2
按照技术条件、发展速度及其不同特点，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可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时期，以19为界，此前为近代郊区化时期，此后为现代郊区化时期。美国近代郊区化以有轨交通为主要技术条件，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以近郊的发展为主。而现代郊区化的主要技术条件是汽车和公路的发展，发展进程突飞猛进，以远郊的发展为主。美国现代郊区化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年到战后初期，是郊区化的加速发展和波动阶段；第二个阶段为战后初期与50-60年代，是郊区的爆炸式发展阶段，郊区人口在美国人口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第三个阶段为70年代至今，是后郊区化阶段，郊区的异质性逐步增强。
一、美国人口的郊区化进程
1.美国现代郊区化的开端和波动阶段
郊区化并非美国现代城市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早在近代时期就已出现并且势头日趋强劲。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近代郊区化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而1920年以后，由于私人小汽车的广泛应用、高速公路网的逐渐形成、经济结构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变、联邦及地方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郊区对中心城兼并的抵制等原因，郊区化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在20年代以前，中心城的人口增长率要高于郊区。比如在1900-19和1910-1920年，中心城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35.5%和26.7%，分别高于郊区的27.6%和22.4%，这说明美国人口仍以向中心城的集中为主。然而在20年代，中心城的人口增长率为23.3%，而郊区为34.2%，后者超过前者近11个百分点。此后，郊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中心城，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人口的分布开始由以集中为主转变为以分散为主。所以20年代是美国现代城市郊区化的开端。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郊区化的速度放慢，但人口增长率仍然高出中心城8.7个百分点。（注：Donald N.Rothblatt and Daniel Garr,Suburbia: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London:Groom Helm,1986),p.4.）到40年代，郊区化的速度回升并超过20年代。这一阶段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呈现出加速发展和波动性两个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2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每增加100人，郊区占40.7人，中心城占59.3人。虽然中心城人口的增加仍然多于郊区，但郊区所占新增人口的比重比前两个年代有显著提高，从27.9%和28.4%猛增到40.7%。30年代，郊区所占的比重更大，大都市区每增加100人，郊区就占59.2人，即接近60%，而中心城只占40.8人，（注：Anthony Downs,Opening Up the Suburbs:An Urban Strategy for Americ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99.）郊区所占比例已大大超过中心城。由此可见，20和30年代是美国郊区化发展的转折时期，此后，无论从人口增长率来看，还是从新增人口占大都市区的比重来看，郊区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中心城，郊区在大都市区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美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郊区化的国家。
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由于大萧条和二战的影响，美国的城市化和郊区化几乎都处于停滞状态，表现出极大的波动性。比如，纽约郊区在20年代的增长率为67.3%，30年代降为18.2%，芝加哥郊区从73.9%降为10.4%，克利夫兰郊区从125.8%降为13.0%，洛杉矶郊区从157.9%降为30.1%。（注：Dennis R.Judd,The P
城市郊区 篇3
【摘要】 在当今的大城市郊区,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生态化的推动下,乡村成为农民与居民、本地人与外地人共同利用的社区,农宅的生产资料、环境和财产功能日趋突出,宅基地政策法规依然故我,与实际严重脱离,带来矛盾重重,有必要探寻改革措施,寻找新的出路。
【关键词】 宅基地;宅院;集体所有
一、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演变
1.新中国建立初期农村宅基地与住房私有制度。1952年北京向郊区农民颁发了《北京市郊区土地房产所有证》,明确“为该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与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农业合作化时期和公社化初期,宅基地私有制度依然维持。
2.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第一次宣布宅基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不准出租和买卖;承认房屋仍归社员私有,可以出租买卖。确定了我国农村宅基地的基本性质和农民住宅的“一宅两制”特点。
3.1982年2月国务院发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198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土地管理法》,强化了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制度。内容包括:申请建房用地要具备条件,经过审批符合规划;宅基地面积要有限额标准;“出租出卖房屋的,不得再申请宅基地”等。
4.90年代末宅基地流转政策逐步收紧。1998年8月29日《土地管理法》修订时删除了允许城镇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在农村建住宅的规定。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再次申明“三个不得”:“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
二、北京郊区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与宅基地制度评价
(一)北京郊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基本情况
1.总面积没有大增加,管理有序有效。北京郊区农村居民点用地1981年土地概查为 116.72万亩;1992年土地详查为127.74万亩,2001年二次土地详查为13343万亩,20年农村居民点占地增加16.71万亩,增长14.32%,年均递增0.67 %。由于城市扩张使一批村庄消失,2007年农村居民点比2001年还减少了1.39万亩。上述数据表明:北京郊区农村居民点占地稍有扩大,管理保持有序有效局面。违章建房占用宅基地并不是当今郊区宅基地管理的突出矛盾。
2.郊区村庄已经成为本地农民、城乡居民和外来人口共同利用的居民点。北京郊区农村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已成为农民与居民、原住民与外来人口集聚地,村民就业多样化的社区。近郊区村庄的外来人口已超过本地人。边远的集镇和旅游地也有不少的城市居民和外来农民工。京郊农村村庄的人口结构及总量的变化,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从中可得到这样的启示:其一,农村宅基地不再为农民专用,使用人已趋向多元化,“农村宅基地使用人”应予以新的概念;其二,城市化不意味着乡村的消失,在一定的时期,还表现乡村人口的增长。
3.世界城市和绿色北京的定位,使郊区农业农村的生态服务价值日益重要。一是来自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农业经济价值269.97亿元,二是将农业特有的生态优势向二、三产业延伸所产生的农业生态经济服务价值为42.92亿元,三是农业范畴中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带来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净化环境、生物多样性等功能,按一定系数贴现后的农业生态环境服务价值为5501.07亿元。生态服务总价值已经和京郊地区生产总值(2006年为5935.4亿元)不相上下。这个计算,使人们对郊区农业农村(包括农宅)的功能地位刮目相看。
4.市场化、城市化和生态化。
(1)房屋出租。
(2)经营“农家乐”,发展观光休闲农业。
(3)住宅出卖。
(4)在拆迁时获取高额补偿。
(二)现行宅基地制度的评价与未来演变趋势
现行宅基地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一宅两制,房地分离;无偿取得,长期使用;政府管制,不准流通;强调福利,漠视产权。
1.现行宅基地制度的评析
(1)使农民获得了基本公平的住宅用地保障,实现了农村居者有其屋;严格的审批程序,避免了农地的乱占滥用,节约了土地;宅基地管理大体有序有效,促进农村稳定。(2)具有集体福利性质,实现了人人有房住,奠定了农村住房保障的基础。但没有反应出宅基地的商品价值,也成为当今宅基地使用问题的症结。(3)在社会转型时期导致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的发生。(4)管理权高度集中,宅基地所有者的权益被边缘化。(5)制度发育不成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差。其表现,一是法规政策过于滞后,二是法规自身存有缺陷。
2.宅基地制度的未来演变趋势
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北京郊区农村的演变,大体有三种类型:城镇化地区,农村将变成城市,大部分农民将上楼,过城市生活;乡村化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保留一些农业,变成城乡居民、本地与外来人口混居的社会;生态化地区,基本保留农村的风貌,不断提高生态服务价值和城市后花园的功能。
三、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大思路与有偿使用实验
(一)宅基地制度改革创新的思路
(1)正视国情,维护土地公有制。(2)保障农村村民居住并有利于居住质量的不断提升。(3)引入市场机制,体现土地及房屋的商品价值,增加“房”“地”内在联系,有利房产有序流转,促进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4)维护土地所有者的权益,增加土地的经济收益,使广大农民收益。(5)有利于我国形成一元化的城乡住宅制度。(6)具有可行性,便于操作,有利于行政管理职能转变。
(二)宅基地制度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
(1)宅基地使用将开放,消除了向使用多元化转变的障碍,就不用为界定使用人和条件再绞心费脑。(2)有偿使用体现了宅基地的商品价值,使用有价将成为人们使用宅基地酌量的重要经济因素,消除“不用白不用” “不占白不占”的心态,能有效地遏制多占乱占宅基地、大量农宅闲置的现象,有利于土地的合理利用。实现土地收益,有利于增强集体经济实力和增加农民收入。(3)密切“房”“地”联系,可为实现“‘地随‘房走”奠定基础,从而促进房产健康流转。(4)实行有偿使用可提高集体管理宅基地的积极性,减少行政管理的负担,有利于管理体系的职能转变。
(三)推行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原则和政策的要点
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心理动因 篇4
有美国学者认为郊区化早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以前就已经产生, 是伴随着大城市的加速发展就开始的一种自然行为, 人们逃离城市无外乎出于寻求安宁的环境、清新的空气、闲暇舒适、减轻经济负担以及拓展自身休憩空间等方面的考虑。在福格尔森书中也同样提到了人口拥挤、自然环境恶化、居住地嘈杂混乱等现象给人们心理上甚于实际利益带来的恐慌和损害, 套用费西曼 (Fishman) 的话可说是“中产阶级相对于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城市工业世界的异化”。学界也提及英国田园城市运动对美国郊区化运动起到了促进作用。“田园”这个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牢固以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的追求, 可说与人类天性就向往自然有关。如果从文化心理层面出发, 郊区化和人们对“田园”的向往就如超越了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舒适生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尽管不能将人的心理作用视为推动一个城市郊区化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却不能忽略对郊区化进程中的社会心理原因作更深入的分析。费西曼强调郊区纯粹是中产阶级的居住区, 它代表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理想, 排除一切工商业等经济活动, 也与工人阶级的居住区相隔离。这种经过严密规划设计的生活社区不仅建筑形式新颖、环境优雅, 而且可以经由制定限制性条款的手段将中产阶级不乐见的工人阶级、其他族群排除在外, 实现中产阶级文化的价值观念。这种具有田园诗一般吸引力的郊区与环境恶劣、拥挤不堪的中心城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当然这种“浪漫的社区”并非完美无暇, 它同时也是中产阶级做出的一种自我隔绝, 是一种对于工业世界的异化和反叛行为。在福氏书中, 各个历史时期面向各社会阶层服务的社区中, 限制性契约的制订经历了从发源到逐渐完善乃至变得繁琐冗长的过程。书中还渐进地强调了中产阶级不仅害怕黑人等少数群体或工人阶级, 甚至害怕和他们一样的人, 即富有的白人中产阶级自身。在他看来, 这种恐惧归根结底来源于对变化的恐惧, 并因此转化为对持久性的追求, 从而促成中产阶级发动一波又一波对变化、发展的抵抗。即使在郊区化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影响隐藏于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结构改变和城市生态结构演进等表象之后, 却不能掩盖其对城市郊区化同样施加了影响的事实。
在谈到美国城市郊区化运动的原因时, 有学者强调了美国独特的社会文化是其深层动因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进, 学界也意识到除了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演变、联邦政府政策和民族矛盾这些传统关注因素之外, 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自殖民地时期以来美国人心目中即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城市传统和乡村理想。人们认为城市是藏污纳垢之所, 是暴力的发源地, 而乡村则代表了安稳和美德。其时歌颂田园而贬抑城市的思想家有很多, 他们对城市的批评多集中于对制造业、城市生活和文化工业等现代人工痕迹颇重的方面。或许如学者所言, 美国人对城市的不信任感与他们心中怀有的对故乡的意象 (即英国乡村生活) 和向往是相符的。居住于乡村的人们依靠宗教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能够在精神、道德和物质需求上得到满足, 这种生活具有连续性、持久性和传统性, 固定的价值观念、不变的习惯和特定的职责, 是一种同质性的生活并使人有“根”的意识。就传统美国人的态度而言, 城市意味着堕落腐败, 乡村才是民主理想的见解深入人心。人们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快速便捷的、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的同时, 多少在以一种或许自己也未察觉的方式反抗工业文明造成的人的异化与冷漠, 表达内心向往自然的理想。当然, 美国城市的高度异质性也是推动其现代城市郊区化的一大原因, 这种异质性包括种族、民族、文化、阶级等几个方面。移民带来的文化多元性和对个人自由的强调无时不刻不在制造着城市各族群之间的冲突, 并因此造成城市生活的动荡。以追求稳定和持久性为己任的白人上层、中产阶级因而倾向于向郊区转移, 以求自身安全得到保障。同时该阶级较为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优势也使他们有理由成为迁移的主力。
早期美国人心目中对城市的见解大部分源于对英国乡村生活认同, 因此20世纪初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也影响着美国的城市郊区化。城市现代化带来的便捷的城市生活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而美丽安宁的乡村环境又可说是人们永恒的心灵家园的写照, 试图将二者融合至和谐统一状态的想法不足为怪。而美国城郊比英国田园城市更为激进与严厉的一点在于它试图完全隔离富人与穷人、白人和其他族群, 因而这种“花园郊区”是完全封闭而同质性的, 这样似乎更加剧了中产阶级对住宅区限制性契约完善性、持久性的执着甚至歇斯底里,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对工业世界可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的不安。自工业革命以来, 由资产阶级创造出的工业世界在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与困扰, 这种困扰反映在不同国家和阶级中有不同的面貌。城市生活的优越性使人们不可能真正放弃城市化的居住环境回归乡村, 然而在郊区尽可能地实现理想中的田园生活无疑是调剂心灵的最佳方式。无论美国城市郊区化现象是如福格尔森所说反映了人们对“不希望改变”这一问题的根深蒂固的担忧, 并造成了恶梦般的困扰也好, 抑或证明了“布尔乔亚的乌托邦”根本无法实现的事实, 它都是出于人类对于反自然、反自身天性的事物最深刻的担忧。福格尔森曾将“一个国家的人如何对待这些恐惧的经历, 是否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经验教训”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决定, 在笔者看来这种共通的恐惧不仅反映了超越国别的人类天性, 亦有必要作为经验教训加以参考, 以期人们能更好地克服愈发猛烈的城市郊区化趋势带来的复杂现实问题, 毕竟只有从心理层面克服恐惧、适应现实, 方称得上真正为面对现代化浪潮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1]、罗伯特·M·福格尔森著, 朱歌姝译:《布尔乔亚的恶梦:1870年-1930年的美国城市郊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孙群郎:《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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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郊区 篇5
从美国新城市主义的角度看北京的郊区化趋势
Sprawl Trend of Beijing Sub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urbanism 作者： 王昊 莫飞
摘 要： 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国家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北京目前已出现郊区化的趋势。本文借鉴美国新城市主义的理论视角，总结了郊区化在美国产生的原因，并逐一与北京的社会经济现状加以对照。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借鉴美国新城市主义理论应对郊区化的策略，以期改善北京郊区化的空间形态。
Abstract： A trend of urban sprawl has occurred in Beijing under the integrated effects of market economy, social transition and national policies.Taking the theory of American Neo-urbanism as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reasons of the occurrence of urban sprawl in USA was summariz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Beijing one by one.With the above as base, this paper uses the Neo-urbanism as reference for the responding strategy of urban sprawl, so as to improv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关键词： 郊区化；新城市主义
Keywords： Urban Sprawl;Neo-urbanism
摘要: 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国家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北京目前已出现郊区化的趋势。本文借鉴美国新城市主义的理论视角，总结了郊区化在美国产生的原因，并逐一与北京的社会经济现状加以对照。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借鉴美国新城市主义理论应对郊区化的策略，以期改善北京郊区化的空间形态。
Abstract: A trend of urban sprawl has occurred in Beijing under the integrated effects of market economy, social transition and national policies.Taking the theory of American Neo-urbanism as reference in this paper, reasons of the occurrence of urban sprawl in USA was summariz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Beijing one by one.With the above as base, this paper uses the Neo-urbanism as reference for the responding strategy of urban sprawl, so as to improv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uburbanization of Beijing.关键词: 郊区化；新城市主义
Keywords: Urban Sprawl;Neo-urbanism
2003年11月，胡老太太因健康原因迁出了已居住63年之久的北京西城区枣林大院三号，搬到望京小区与女儿同住。至此，这座从50年代格致清晰的四合院逐渐演变而成的大杂院，人口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超过2/3的人口变成了租房暂居的外来务工人员。而人口迁移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是：随着最后一位知道这个院子历史的老人搬出，曾经的邻里结构趋于解体。在这个院落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特例，从众多的这类实例中都能看出，北京旧城的原有居住人口正在逐步向郊区迁移，将旧城留给了收入更低的人[1]。
统计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2003年，北京内城的人口增长率是7%，而同期近郊区与远郊区的人口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7%和95%[2]，新增的城市人口主要向郊区而非市中心聚集的趋势已十分明显。欧美城市发展的历史已经显示，在上述人口聚集方式产生时，如果缺乏强力的政策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住与就业相平衡的“有机疏散”不会自然发生，至少将滞后于“郊区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参考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历史，以求总结一般规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代价。而新城市主义者对于美国郊区化的回顾和成因分析，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可以为我们判断北京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清晰的视野。1 郊区化及其在美国产生的原因
美国式的“郊区化”并没有严格的定义，但其表现形式却是一致的。
低密度单一用途的开发区(住宅、购物中心、办公区等等)，没有中心和边界、缺乏公共交通的大片城市建成区。这样的建设方式迫使居民只能采用小汽车作为交通工具(过低的密度和单一的用途难以支撑公共交通发展)。1980年代以来，美国部分建筑师和规划师开始意识到，区域－城市－邻里－建筑是密切相关的整体，郊区蔓延式的发展不仅在城郊造成环境恶化以及经济社会方面的资源浪费，更给城市中心区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正是郊区的发展造成了内城税收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既而引发了内城的贫困和建立在社会阶层基础上的城乡对立。
在“郊区化”遭到普遍批评的同时，新的规划思想应运而生。新城市主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较强的理论之一。对于郊区化产生的原因，美国的新城市主义理论中已经有了很多论述，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缺乏区域规划
美国从来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因此，它缺乏自上而下统一的区域规划也就不足为奇。由于缺乏统一的和拥有实权的规划执行机构，因此很难在调整城市结构方面有所作为，相应的，保护自然资源、鼓励填充式(infill)集约化的开发，以及推行公共交通等方面也只能是宣传多于实干了。
(2)区划法(zoning)和政府的其他政策
区划法在美国历史上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将有污染的工业与居住相隔离，但这样的作用对于后工业化的社会已全无意义。坚持功能分区的理念无形中加大了就业与居住的距离，远程的交通量增加不仅加大了道路交通量，同时也大大刺激了人们购买汽车的欲望，使得交通问题陷入了恶性循环。同时功能分区也使城市空间在使用时间上更加低效(办公、商业区只在白天有人使用，而娱乐区只在夜晚保持活力)，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的活力和安全感。
区划法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强调法律的“普适性”(one size fits all policy)，这样虽然可以避免“寻租”，但可想而知这样的政策必然有忽视基地特色、规划与建设千城一面的倾向。
为了应对经济大萧条和加快二战后的经济复苏，“郊区化”一度作为政府重要的支柱产业政策，当时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而无暇顾及其他。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联邦公路计划(The Federal-Aid Highway Act)和联邦家庭援助政策(FHA)。前一项计划逐渐将美国的高速公路连为一体，在促进小汽车发展的同时，也使中产阶级的居住地沿着高速路迅速蔓延开来；后一项政策为了便于房地产评估，降低抵押违约的风险，鼓励兴建在销售前已经完全建好的、每户都独立存在(产权边界清楚)的大片社区，这样的政策不仅促进了城市和街道空间的解体；而且，由于银行贷款首先会考虑收益，这一政策无形中会向收入高的阶层倾斜，这就使得郊区化从空间和物质形态的角度落实了社会阶层的对立与隔离[3]。(3)传统邻里的消失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人口激增，高收入的白人居民首先离开密集的中心区迁往郊区，内城中功能多样的邻里模式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在商业开发的带动下，新建的郊区化住宅区由同质人群构成，传统邻里在空间与人员构成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消失了，从而公共活动的多样性也不复存在。美国新城市主义者认为：在这一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城市规划师在郊区规划中没有坚持传统的城市格局(小尺度、网格状道路)，也对邻里的消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我国教科书中的概念不同，新城市主义者的邻里主要指Perry的邻里模型，他们认为Stein根据美国现实所作的调整(Radburn体系)弱化了西方传统邻里概念中许多核心内容，如邻里的中心和边界，功能的混合及连续的公共空间界面等。新城市主义者认为Radburn体系的尽端路模式实际上对小汽车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广开方便之门，助长了其后郊区化的发展。这一模式正是美国“郊区化”的初始范本，只是后来的“郊区化”密度更小，住宅安排更加松散而已，其原始的“顺藤结瓜型”的路网组织结构都是一样的[4]。(4)专门化和标准化
在1920年代，为了解决现代城市建设标准和质量混乱的问题，美国与城市建设相关的领域逐渐向专业化发展，城市由致力于不同领域的专家(建筑师、道路工程师、桥梁工程师等)分别建造。由于每一专业都难以兼顾整体而只解决具体问题，使城市的各项功能更加割裂，如道路工程师只负责满足局部道路不断增长的交通量，而不会考虑城市整体的交通政策和交通网络。
各类标准与建筑的工业化倾向于在各处建造一样的产品，而这必将成为千篇一律的“郊区化”景观的另一重要成因。(5)交通模式的转变
早在1840年左右，随着火车的发展，美国大城市如波士顿等就已出现了居住功能向郊区扩散的趋势。但是其后汽车取代火车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对郊区化的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5]。与大运量的公共交通(火车、地铁)不同，由于不受选线和站距的限制，以小汽车主导的郊区蔓延带有更大的随意性，每个个体分散决策的结果必然使城市呈同心圆的形状逐渐摊开，各种功能区更加分离(Shopping Mall等特殊的功能形式正是在小汽车主导的郊区化背景中才得以产生的)。
同时，由于小汽车带来交通量的上升，也慢慢地改变了城市中心区的景观：大型的交叉口、左转高架引桥、面向街道的大型停车场、宽得难以穿越的马路，所有这一切都进一步限制了步行者的活动自由，城市再也不是“人”的城市了。由于离开了汽车寸步难行，即使不喜欢小汽车的人最终也不得不依赖它才能生活。小汽车模式如同某种“病毒”，它有着“自我复制”的强大功能。从1920年开始，美国私家车的拥有量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从30年代的1.9%上升到60年代的5.3%。这说明，城市一旦走入了以小汽车为主导的发展路径，公交为主的交通模式就难以建立了(见图1)。2 北京的现实
如果将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与美国1920~1930年代郊区化的发展时期作一比较，不幸可以发现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1)缺乏统一的区域规划和管理
我国的土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曾使很多欧美的同行羡慕不已，他们认为在此基础之上，规划更能统筹考虑城乡的综合利益。其实，在市场经济发育的今天(甚至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情况都远非如此。对北京市规划部门的工作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北京市的规划管理工作实际上是对各区县、各部门的利益进行协调，而且协调的首要目标是各方利益均衡而非整体的效率最优。因此才会出现东有CBD，西有金融街，几乎每个近郊区都有科技园区的奇怪现象。由于难以实现跨区的异地补偿，也就不能对老城实行保护性的改造。基层部门利益分割，北京市政府缺乏统筹的能力，致使城市布局的宏观构想(如跳出老城重建新城，实现京津一体化等)很难落实(除非通过国家政府的直接干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无序的郊区化很容易发生。(2)缺乏有力的社区建设
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批评规划师的工作，认为正是他们基于理想主义的大规模改建，破坏了城市的既有结构。但实际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既有城市结构的拆解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进入转轨阶段，城市中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于政治成分、单位差异(“公家人”与老百姓，大机关与小单位)的分层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时间，下海的下海，下岗的下岗，原有维系“大院感情”的同质性遭到破坏。一旦条件允许，大部分人都将老城里的原有住房用做出租而不是自己居住(即使是货币化分房中得到的住房也不例外)。这除了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与基础设施条件的原因以外，缺乏对居住环境的认同感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而大量的租住户使得住宅区的社会结构更加缺乏同质性和稳定性，在原有居民纷纷“逃离”，新来居民流动性大的条件下，内城的凝聚力逐渐降低。
与此同时，在郊区显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建设相对独立的、同质性强、品位高的住宅区，吸引城市中新兴的中产阶级。在开发商为牟取利益而不可避免的炒作中，郊区的优点远不只是环境优美，更能体现居住者的社会阶层和格调。可以说，如果没有国家政策与规划的有力干预，“住宅商品化必然导致社会分层明显的郊区化”这一看似武断的命题，不仅在欧美得到了验证，也正在我国的大城市成为事实(见图2~3)。
图1 美国私家车拥有量年变化曲线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1970年以前数据根据《美国城镇规划—按时间顺序排序》99-102页整理，其他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3)国家政策的引导
在国民经济的发展面临需求短缺这一背景之下，单单以城市形象为原因质疑国家政策，毕竟是软弱无力的。在鼓励住房贷款和鼓励小汽车发展相结合的政策引导之下，中高收入的居民移居郊区已成明显的趋势。通过对北京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调查，可以大体归纳出未来城市社会分层的分区，并且可以预见，中高收入人口的居住地向郊区转移会成为未来不可逆转的趋势。(4)专门化、标准化与首都作用
由于城市结构的缺陷与市场经济的共同作用，北京市中心地区的交通量还将进一步增加，而我国目前的规划及道路交通标准由于受到专业化的局限，只注重解决具体的功能问题，主要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按照现行的各类标准设计的城市道路和路口无一不有利于机动车发展而相对忽略“人”的需要。随着标准的普及，更通过“首都文化”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大路口、立交桥这类非人性化的城市景观成了先进生产力的象征，扩散到我国其他的城市(甚至没有什么交通量的小城市也以拥有立交桥为荣)。可以说，适于小汽车(而非公共交通的)城市结构与道路系统，在标准化的帮助下迅速普及，更为今后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设置了障碍。
在降低旧城吸引力与环境容量方面，看似无关的居住区规范也帮了不少忙：20世纪中期，兴起于西方城市规划中的“居住区”标准与当时的新城建设相符相成，实际上主要适用于离大城市中心较远的郊区新城建设，在西方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里很少能找到完整的居住区。但是解放后我国却在各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中推广了居住区模式，直接的后果就是：以通而不畅(常常是自我封闭)的小区级路网取代了互通式的城市支路体系，大大降低了城市总体的道路通行能力，加剧了中心城区的交通矛盾，迫使较高收入的人们更早地抛弃内城逃往郊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小汽车为主导的郊区化更将“如虎添翼”。
图2 北京市新开楼盘的价格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楼市全图》2003年冬季版报整理，张桂梅绘制。
图3 根据楼盘价位、分布密度与中心区距离等预测的未来北京社会分层趋势(5)小汽车的普及
1990年以来，中国私家车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1%，2000年以来已经达到年增200万辆的水平。这样的记录和美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在私家车增长最快的1960—1970年代，美国年均私家车增长率也只有5.3%，相当于年均增长250万辆左右)[6]。与此同时，北京私家车的年增长率更高达39%。小汽车的迅速普及瞬间驱逐了公共汽车在城市客运中的传统地位，为“郊区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北京必然会出现郊区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在本专业可及的范围内，尽量避免美国式的“低密度无序蔓延”式的郊区化，才是务实的工作和研究态度。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新城市主义者已经积累的成功经验，有着积极意义。3 新城市主义应对郊区化的策略及其对北京的借鉴作用(1)坚持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模式
由新城市主义者Peter Calthorpe首先提出的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模式，称作TOD模式，其具体含义是：将区域发展引导到沿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网络布局的不连续的节点上，把各种活动集约地安排在从站点出发依靠步行可以轻松到达的范围之内，组成一个以TOD模式为基础的邻里单元，并逐步取代那种单纯依靠小汽车交通的沿公路无限蔓延的郊区化模式。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交通体系本身可以产生“路径依赖”，发展TOD模式不能忽略时效性。以北京目前的轻轨建设为例，虽然早有规划，但其建造晚于回龙观等北部居住区的开发，终将使其综合效益大打折扣。一方面，轻轨一类投资较大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很难通过运营直接收回成本，只有通过政府对轻轨沿线土地的成功经营才有望达到收支平衡。而北京北部轻轨沿线的地价房价已然不菲，难有上升的空间，且政府并没有对沿线土地的控制权，靠地价升值收回成本希望不大(虽然北京可以依靠全国的税收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但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时代，这样的特殊待遇迟早将被取消)。另一方面，由于轻轨滞后于房地产开发，致使在北部居住区购房的居民只要有能力均已买车，(实际上由于缺乏适宜的交通工具，使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的城市居民因担心就业问题而难以在郊区购房，回龙观居住区的大部分住户并不属于贫困的阶层，买车者大有人在)。因此，在轻轨开通后，仍有许多沿线居民并没有放弃开车上下班(由于每年要交纳固定的汽车维护费用，买了车不开更不合算)，轻轨潜在的消费市场受到很大影响。以上的例子说明，虽然在城市交通方面，规划管理人员的思想已经从“满足需求”为主向“引导开发”为主转化，但离真正落实TOD模式还有很大距离。
(2)坚持一定的开发密度，尽量保存郊区原有的生态环境，支持公共交通的发展
新城市主义的规划理念对于密度尤其重视：只有集约式的开发才能将更多的郊区土地留归自然，同时也只有保证一定的人口密度才能支撑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郊区开发模式。
由于国情不同，在我国(即使是郊区的住宅区)实现新城市主义者所提倡的密度(容积率约0.4左右[7])在目前是可行的，并且是应该长期坚持的。(3)坚持创造边界清晰、功能全面、住宅类型多样的完整邻里
新城市主义者认为邻里不仅要满足居住的需要，更应尽量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与商业设施，以保持邻里的完整性和全天候的活力；同时，主张在邻里中安排多种类型、多种价格的住宅以容纳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减少基于贫富差距的城乡对立，同时也使邻里中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活跃。
通过这种方式将产业、服务设施逐步疏解到郊区，可以减少郊区往返市中心的交通量，减少能源的浪费，降低环境污染，但也将造成城市集聚效应的降低，加剧老城的衰落。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规划界并无定论。
从北京目前的现状看来，坚持疏解老城至少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在郊区推行功能综合全面的邻里开发概念，将比只建设“卧城”式的居住区更能缓解城市的各类矛盾，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城市生活。在这一方面，早期的方庄小区和现在的亦庄开发区可以算作较为成功的例子。
对邻里建设的具体布局方面，新城市主义者更是提出了很多新标准和新原则，比如：以TND模式(互通式的密路网)取代盛行已久的CSD模式(尽端路)等，甚至对街区尺度、街道宽度和道路绿化带的设置都做了细致的规定[8]。这为我们从城市设计角度研究郊区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虽然在CNU(The Congress for New Urbanism)的纲领中充斥着理想主义的字眼，但审视新城市主义者的实际项目就会发现，他们终究没有摆脱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态度(例如，他们在设计中仍然考虑了每户用车的需要)。新城市主义者深知彻底解决“郊区化”问题有赖于改变大众的观念，甚至是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政策。但是，值得钦佩的是他们没有停留在空喊政治口号的层面，而是从自己擅长的领域——物质形态层面的规划与设计入手，研究新的解决方案。勇于借助市场的力量，将理念变成使用的物质环境。正是凭借这样的实用主义，新城市主义者和开发商、政府部门等取得了广泛的联系和一定的共识，从而使其规划理念逐步得以实施，并逐渐影响了美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如Smart Growth)。
同时，新城市主义者普遍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创造什么崭新的“奇思异想”，而是根据对传统城市环境的研究，总结“适合人居”的一般规律。他们通过看似平淡的物质环境改造工作，取得了社会的信任，以此推动了更高层次的理念与目标的实施。这种踏实敬业的精神十分值得学习。
在一个逐渐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我国的规划师所欠缺的正是与市场和“实际问题”打交道的能力，从这一角度看来，我们不仅应该借鉴新城市主义者的理念和方法，也应借鉴其勇于正视现实，利用市场规律的精神，把对理想的追求落到实处。参考文献
John A.Dutton.New American Urbanism—Reforming the Suburban Metropolis.Skira Architeccture Library, 2000.凯勒.伊斯特林.美国城镇规划——按时间顺序进行比较.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 4.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12.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10.C.亚历山大.建筑模式语言.知识产权出版社.P.霍尔.城市与区域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 5.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城市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7.方可, 章岩.《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之魅力缘何经久不衰.国外城市规划, 1999, 4.P.霍尔.未来的大都市及其形态, 国外城市规划, 2000, 2.邹兵.“新城市主义”与美国社区设计的新动向.国外城市规划, 2000, 2.王朝晖.“精明累进”的概念及其讨论.国外城市规划, 2000, 3.D.Gregg Doyle著, 陈贞译.美国的密集化与中产阶级化发展——“精明增长”纲领与旧城倡议者的结合.国外城市规划, 2002, 3.王慧.新城市主义的理念和实践、理想和现实.国外城市规划, 2002, 3.作者：王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城市规划师。
莫飞，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建设用地管理处，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1]当然，这一切很难从统计数字中看出来：由于希望获得拆迁补偿，除非为了其他用途，所有老住户都不会将户口迁出旧城区。
[2]根据《北京统计年鉴》(1996—2003)中的数字整理，人口数是指常住非农人口与暂住人口之和。
[3]1914年，在底特律由于白人居住区与黑人居住区相邻，导致政府FHA项目停止了对两个社区的抵押贷款。一个白人开发商在两个社区之间修建了一道混凝土围墙，然后FHA就恢复了对白人住宅区的贷款(K.T.Jackson.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9)。
[4]但是，笔者并不认为传统邻里的消失是规划师的偏好所决定的，由于经济的发展使人们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增加了，种族与阶层的划分随着城市化落实到了空间上，逐渐演化成了城乡对立。规划师在其中只是顺应了社会某一时期经济上占有支配地位的主流阶层的选择而已。
[5]1908年10月，福特公司开始大量推销价格为600美元的小汽车，这样的价格大多数美国家庭都能承受得起。自此，美国进入了私家车的普及阶段，当时美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40%(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8页)。这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英国直到1914年才逐渐以公共汽车取代早期的蒸汽机车，其时英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80%(P.霍尔.城市和区域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P29，P81)。由于在城市化迅速发展时期交通模式的差异，导致美国的郊区化更加彻底和典型。
[6]考虑到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因素，这一对比更显惊人。由此推断，离散蔓延型的郊区化将成为东南沿海所有大都市地区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7]根据“New American Urbanism—Reforming the Suburban Metropolis”有关示例整理，见该书162页，178页。
不要住在青春的郊区 篇6
可是，今天的年轻人，技术以及全球化，让好多东西的实现变得容易了。但是，年轻人却变得更纠结了，难以选择，难以思考，难以为了三十年后的回忆而勇敢过今天。如果你是个年轻的白领，先不要为自己还要租房甚至买房渺茫而沉重吧，按照不同阶段该有的标准来扮演自己，一个一个阶段走下去，该有的你都会有。假如你被丈母娘列出的嫁女条款绑架，又不幸得上了两种最悲催的职场病，那你一生将终生不幸。这两种职场病，一种是无视积极因素，既不能吸收也不能释放正能量；另一种是病态的“捉急”，总想一步到位，坐上位子、娶回女子、多得票子，你内在的这种“捉急”将导致你频繁跳槽、没有耐心，真机会将远离你。看看本期特别策划，别让心魔控制了你。
预防这两种职场病有一种特效药，那就是做符合标准的事。当你来到公司实习，你是一个值得师傅带的人吗？当你正式被招聘成为员工，你是一个做事让公司放心的人吗？当你积累了经验，你是一个值得公司培养的人吗？当你开始带团队，你是一个值得同事信任的人吗？当你开始带领一家公司，你是一个值得股东和员工托付的人吗？当你开始不断延伸事业，你是一个值得被追随的人吗？当你光荣退休，你是一个可爱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吗？
这个值得带、值得爱、值得跟、值得敬的循环，有什么理由不试试呢？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告诉我：你走出家门了，不是孩子了。你进了单位了，是国家工作人员了，没人可以不犯错，但宁可犯原则错误，也不可犯组织错误。
当初，我看不起这老油条的混世哲学。如今，我知道，当你在一个组织的最基层时，只是为一个框架的某一个职能服务，这种角色基本不存在“原则”问题需要你来判断，而你要做的只是撑住，撑不住就是犯了组织错误。“前辈”当时怕我不懂，举了一个例子：领导说煤球是白的，你会不会反驳？小王你肯定反驳，因为你年轻，煤球是黑的呀。而我会想领导这么判断的道理在哪儿，哦！原来燃烧过后的煤球是灰白色的。
你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形，在市场里扑腾了多年后，你遇到了还在机关里攀登的老同学、老同事，你会觉得彼此谈话的气氛怪怪的，总是说不到一起。原因就是各自日常面对的标准不同，他凡人先分这是上级、下级、同级还是我求的，求我的。而你放不到任何一个他的“格子”里，于是，就怪怪的了。当个反证，看出符合标准的厉害了吧。
当员工时表现你的责任心，当中层时表现你的上进心，当高层时表现你的事业心。做到了这些，你就是个可用之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柳传志说的。
所以，给自己的愿望清单来一次革命，去掉那些获得性的指标，增加标准性的指标。也就是从内心深处放弃对沉重的无休止的迷恋，回到自己的青春期，享受青春期的种种不富足，常常用稻盛和夫的话提醒自己：作为人，何以正确。
如果做不到这样，你就是住在了青春的郊区。
城市郊区 篇7
关键词：城市,郊区化,进展,展望
城市郊区化是由于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中心区地价昂贵、人口拥挤、环境恶化等, 当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出现中心区人口、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扩散过程, 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20年代[1]。自1980年以来, 郊区化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 这是由于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使商业、贸易、金融等向中心区集中, 而工业、居住开始向郊区扩散。
1 国外城市郊区化研究进展
城市郊区化最早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西方国家城市郊区化的研究较为成熟。
1.1 郊区化出现的成因和发展机制研究。
Thomas M.Stanback Jr和Richard V Knight探讨高速公路系统、航空运输系统和工业园、购物中心对郊区化的促进作用[2];奥沙利文 (O'sullivan) 从制造业、人口、零售业等要素分析了郊区化的机制[3];Kwon.Yongwoo对首尔的城市居住变迁空间模式的研究表明:足够的就业机会、实用的住宅供给以及各种地域政策的影响导致首尔的大都市区的居住郊迁移[4]。
1.2 郊区化的定量度量方法
1.2.1 最早有克拉克 (C.
clark) 1951年对大都市区的人口密度函数的探讨, 提出了单中心大都市区的人口密度函数:
其中D (r) 为离市中心r英里处的人口密度, D0和b为参数, e为自然对数的底。如果D0趋向减少, 说明城市密度逐渐下降;b称为人口密度梯度, 随b值减少, 可以说大都市区逐渐郊区化了[5,6]。
1.2.2 在1971年Newling等用二次曲线代替
了Clark模型的一次变量, 提出所谓的二次指数式模型[7], 是负指数模式与常态模式的一般比:
当b为负, c=0, 则此为负指数模式;当c为正, b=0, 则此为常态模式
b是衡量市中心密度率的改变, 而c是用来衡量市中心外密度斜率的改变。
1.2.3 米尔斯 (E.
S.Mills) 1986年提出一种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法以及1992年的新模型[8], 用以模拟一个样本大都市区的中心市区和郊区内人口和就业增长:
Pc为中心城市的居住人口, LC为中心城市的土地面积, P为大都市区总人口, α, β为纯数, A为依赖于度量单位的一个比例参数。当α, β和A的值变小时, 就可以说一个城市逐渐郊区化了。
1.3 郊区化的理论研究。
美国的格拉姆·罗迈·泰勒于1915年提出了应在大城市郊区建立类似卫星般的小城市的卫星城镇理论[9];美国著名建筑学家E.沙里宁 (E.Saarinen) 在1942提出的有机疏散论[10]等都是对城市郊区化发展的早期理论构想和描述。最经典的郊区化理论还是Peter.hall在1984年发表的城市演变模型:他认为城市演变由六个阶段构成, 依次是“流失中的集中”、“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和“流失中的分散”[11]。
1.4 郊区化的社会影响研究。
Sonya.Salamon认为郊区化面临的挑战是:让小城镇的居民抵制大农业区所认同的生活方式并防止同质化现象发生[12];EDWARD S.SHIHADEH研究了美国郊区化过程的黑人问题, 结果发现大都市区的郊区化程度和城市中心区的黑人严重犯罪行为成正比关系;John F.Kain对德克萨斯州大都市区黑人孩子入学情况的研究表明:黑人孩子的入学方向开始由内城相对差的学校向郊区高质量的学校扩展[13]。
2 国内城市郊区化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术界最早从人口迁移现象开始, 然后是对我国城市郊区化的现状特点、不同类型的郊区化现象、郊区化的动力机制以及郊区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展开相应的研究。
2.1 人口迁移现象。
周一星利用1964、1982和199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 分析北京在两个时段的人口变动, 确定北京在1982~1990年期间已经开始了郊区化过程[14]。魏清泉、周春山利用广州市的统计数据对城市各个区的人口变动做了详细的分析, 认为其变动的主要方面是市内迁移, 迁移特点表现为短距离、蔓延式向外扩散[15]。高向东、张善余利用相关统计数据对上海人口郊区化现象作出详细研究, 认为1990年以来, 上海进入了城市人口郊区化阶段[16]。
2.2 住宅郊区化。
陈烈、丁焕峰以南海市黄岐区为例, 详细分析了广州城市住宅郊区化与大城市边缘小城镇发展的关系[17]。刘晓颖在分析1992~2000年北京地区住宅用地统计资料的基础上, 针对北京日益突出的住宅郊区化现状, 找出其扩展的规律, 预测近20年的发展趋势[18]。邹卓君认为我国住宅郊区化进程中存在着空间布局无序、土地浪费、生态破坏等问题, 认为郊区化应该注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19]。
2.3 工业郊区化。
周一星、孟延春认为北京市工业的郊区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下, 城市中心区的污染扰民工业向郊区搬迁;二是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工业企业外迁[20]。高向东、江取珍指出1993~1999年间, 上海市中心城区企业减少580个, 占中心区工厂的30%, 而近郊区增幅达125%[21]。
2.4 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研究。
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较为统一, 一般都认为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住房改革、旧城改造、产业结构调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等因素是城市郊区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 城市郊区化研究展望
在目前我国的城市郊区化现象依然处于迅速发展阶段, 对城市郊区化的研究也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在结合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以下一些在以后研究中应该重视的方面。
3.1 人口、住宅、就业、商业等郊区化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研究。
现有的郊区化研究资料多是分别对人口、住宅、商业等单方面的研究, 而针对这几种郊区化形式的空间上的关系和时间上的关联以及相互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 只有加强对这几方面的综合研究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城市化的实际影响。
3.2 郊区化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关系研究。
城市空间结构会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在城市郊区化的这个时段里城市空间结构和其它时段相比的特殊性、郊区化的过程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的影响等方面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3.3 郊区化与郊区社会以及中国特色的农民工之间的关系研究。
郊区化在社会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 包括信仰、习惯、衣食住行的方式等等都开始慢慢改变, 因此, 郊区化对我国目前相对闭塞的郊区社会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应该详细的研究。
3.4 郊区化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
城市郊区 篇8
1 城市郊区自然植物景观的价值
1.1 生态价值
本文所指的自然植物景观主要是指一切不具明显人类利用特征的景观, 如自然形成的草地、湿地、森林、河流等。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 为动物提供食物和氧气, 有些植物还能吸收特定的有害气体, 起到了净化空气的作用;在水土保持方面, 植物参与土壤形成, 同时储存大量的水资源, 为生物创造栖息场所, 促进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经研究表明, 本地原生的自然植物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是外来物种或人工培育的植物数倍甚至数十倍, 其生态价值巨大。
1.2 经济价值
随着当前人们的水平的不断提高, 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生活节奏的加快, 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城里人、那些曾经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们, 总希望亲近、回味或复归自然。城郊的有自然植物的地方,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建起了一座座度假村落, 迎合城市人的需求, 提供休闲娱乐场所, 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效益。
1.3 美学价值
自然植物景观的价值, 也来源于亘古未变的审美。很少雕琢与修饰, 它是自然的原生态展示。当看到那纵横的阡陌上的山茶、蜿蜒的河流里的芦苇芽、无边的起伏坡上的狗尾草、成片的金黄的野生油菜花, 以及点缀于田野的黝黑挺拔的树丛和散落的向日葵, 很少有人能不被这样的景观打动。
2 盐城地理和城市化特征
盐城市季风盛行, 四季分明, 雨水丰沛, 日照充足, 无霜期长;全市地处下河水网地区, 地势平坦, 河流纵横交错, 蜿蜒曲折, 数量众多, 水乡特色显著, 号称“百河之城”和“东方湿地之都”。这种地理气候特征, 既有利于稻、麦、棉的种植, 也有利于蒲苇, 莲藕等野生自然植物的生长, 培育了具有盐城特色的自然植物景观。
蟒蛇河、串场河、皮岔河、小洋河与通榆河等河流是盐城主要的生态水脉和生态走廊。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 盐城将以快速干道和主要河流为界划分六个片区, 构成比较典型的水网城市格局, 试图通过滨水地区的开发与景观建设, 增加亲水性场所, 实现“人、水、城”相伴而生。但这一机械分割城市的举措, 给城效的自然植物景观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盐城的城市化本质上还是以建筑为先导的外延式和飞地式, 建筑和人工大道、人工改造后的河流相结合的“机械城市”, 对盐城原有城市基质造成了破坏, 改变了自然植物景观的生存种类和聚落结构, 特别是对湿地的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3 自然植物景观的保护
3.1 加强城市化内涵建设
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 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作为中小型城市, 盐城应该注重城市化内涵建设, 转变城市化类型, 先实行“集中化”。加强对旧城区的改造, 由过去单纯的“旧区改造”转向“旧区再开发”:缓解道路交通矛盾, 建成完善的道路网络;平衡公用配套设施供需, 优化服务供应结构;有效控制城市环境质量, 提高旧城市区土地利用率, 扭转住宅长期短缺状况;控制建筑斑块盲目扩张, 调整内部结构, 提高新区土地利用率, 减小对城效自然植物景观的空间挤压。同时, 注重对旧城区河流、湿地的再造与保护工作, 为野生的本地植物的生长提供适宜的条件。
3.2 加强自然植物景观区域的保护
首先, 注重对河流的保护。以不改变河道的走向为大前提, 在河道与建筑群之间建立缓冲地带, 疏理和补偿原生的植物, 尽量不引进外来物种, 不改变原有河堤特征, 通过河道和缓冲地带的“双道”来增强景观廊道的生态传输的负荷能力;
其次, 湿地是位于陆生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性地带, 在土壤浸泡在水中的特定环境下, 生长着很多湿地的植物。城市发展规划应杜绝建筑或道路对湿地的大面积的侵占, 关注城市发展对湿地的水文条件、地形地貌条件、土壤条件、生物等因素的影响, 利用和发展新技术, 把湿地的保护范围从局部扩大到整个流域, 最终实现景观水平上的保护;
最后, 对自然景观的开发 (主要是休闲) 应坚持以点的形式, 即嵌入块体。合理规划区域块体的大小、形状以及组合形式, 注重往来于块体之间的交通的规划, 以河流与道路并重, 以小型船只和噪音、污染较小的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 减少对生态通道的分割。
3.3 加强自然植物景观的再造
已成为建筑区或道路的城效区域, 要合理的重建植被斑块, 因地制宜地增加绿色廊道和分散的自然斑块, 以当地原生的植物为主, 补偿和恢复景观的生态功能, 为城市整体生态系统服务。
建成区周边的湿地、河道的退化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 以明确造成该湿地、河道退化的原因、恢复潜力, 对湿地、河道生态系统进行恢复与重建, 为自然植物的生存提供原始条件, 最大限度地恢复湿地、河道的生态与审美功能。
4 结论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城郊自然植物景观的生态演替具有单向性, 因此, 对它的保护与恢复要贯穿于整个城市化过程中, 应实施城市化与自然植物景观保护相结合的办法, 在不破坏大的自然景观斑块和生态通道的前提下促进城市道路、建筑的有序建设。
摘要：盐城的城市化以外延型和飞地型为主, 在内涵方面建设不足, 这给城郊的自然植物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导致其生态、经济、审美价值的流失。因而, 对城郊的自然植物景观的保护应注重城市化内涵的建设和自然植物的临时或永久性保护;同时, 要对破坏区域实行自然植物景观再造, 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盐城市,自然植物景观
参考文献
[1]门坤玲, 鲁晓军.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景观的价值与审美[J].环境艺术, 2009 (7) :81-84.
[2]陈彩虹, 胡锋, 张落成南京市城乡交错带景观格局研究[J].应用生态学报, 2003, 14 (8) :1363-1368.
城市郊区 篇9
饱和度是指彩色的纯洁性, 各种单色光是最饱和的彩色[6,10]。Flitcroft[6,11]发现, 多色彩刺激 (宽带) 比窄带或者单色刺激使调节更加准确。随着光谱带宽度增加, 调节量增加, 调节滞后减少, 故眼睛对于光谱带较宽的视标的聚焦更精确[6,12]。
“红点黄本”为黄色页面上散布特定数量、大小、色调、深浅的红色点状视标的书写页面, 其“红点”可能与天然纸张的“杂质” (深色斑点) 正好相吻合。王智勇等在采用远视力、近视力和主观感觉等指标, 证实了18种色调 (颜色) 与饱和度 (深浅) 纸张中, 黄纸最佳的基础上[6,10,13], 又根据随机、对照、大样本、长期追踪 (前瞻) 和双盲等循证医学的原则[14], 以初中生、城市小学生为研究对象, 证实了红点黄本对远视力的保护效果优于黄纸[8,9]。本研究是这个系列研究的一部分, 研究对象为城市郊区的小学生。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抽取大连市甘井子区庙岭小学二年级全体学生作为试验对象。在毗邻的沙河口区选取学习成绩与试验组相当的学校作为对照。为减少抽样误差, 在尽量增加样本量的同时, 按1∶4比例抽取对照学校[9], 被抽取的4个学校分别为南平小学、马兰小学、北甸小学和书香园小学。2002年入选的试验组90人, 对照组524人。在剔除失访、无效以及排除遗传性疾病后, 最后纳入分析评价的受试者试验组60人 (120只眼) , 对照组465人 (930只眼) 。
1.2 方法
试验对象所用簿本全部为红点黄本设计[8,9], 对照组用的簿本均为普通黄本。2种簿本上均印有“防近视”的字样。簿本分别由校方统一直接向定点厂家订购。各校均统一要求学生的书写用墨水颜色为蓝黑色。动态追踪受试者双眼的远视力变化, 观察期3a。所用视力表执行标准为GB 11533 - 1989[6,7]。检查时每个视标的被检时间限为3 s, 鼓励被测者尽量读出尽可能小的视标直至一行中有半数的视标读错, 记录该行的上一行[7,8,9]。期间抽取5%进行质量控制, 误差率不得大于5%[8,9]。
试验期间各校均未采取其他特殊防近措施。经调查, 各校的采光、照明、课桌椅等卫生状况均符合卫生学要求[8,9]。
2 结果
2.1 远视力变化行数构成比比较
对远视力变化动态追踪观察3a, 将右、左眼分别加权后合并, 见表1。
注: () 内数字为构成比/%。
由表1可见, 试验组远视力以保持“不变”的为主 (55.8%) , 远高于对照组。3 a后远视力提高的试验组为17.4%, 对照组为30.9%, 但大部分集中在“提高1行”;3 a后远视力下降的相差不大, 但“下降3, 4, 5行”对照组明显高于试验组, “下降6, 7行”的2组接近, “下降8行及以上”的试验组 (2.5%) 明显多于对照组 (0.2%) 。
2.2 远视力下降均值比较
经统计, 试验组右眼远视力3 a间平均下降0.043行, 而对照组平均下降0.088行, 经检验,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470, P=0.146) 。试验组左眼的远视力平均下降0.060行, 对照组平均下降0.081行, 经检验, 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t=0.774, P=0.442) 。
3 讨论
与先前对初中生、城市小学生的研究结论不同[8,9],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尚不能得出红点黄本对城市郊区小学生的远视力也有保护效果。可能的原因有:⑴样本偏小, 试验组只有60人 (120只眼) , 而先前初中生、城市小学生的试验组分别为246和131人[8,9]。⑵试验组的失访率偏高 (32.22%) , 而先前研究中, 城市小学生试验组的失访率仅为5.67%[9], 反映出城市郊区小学的学生流动性较大。⑶本研究的试验组中, 抽样误差可能较大, 而样本偏小导致对结果的影响更大, 表现在试验组的病理性近视可能超过了人群的正常比例 (1%) ,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城市郊区小学生的学习负担相对于城市小学生较小。学习用眼时间特别是指接触作业本的时间较少。
尽管本组研究没有取得有显著性意义的结果, 但从绝对值上来看, 试验组的结果还是反映出红点黄本对城市郊区小学生的远视力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特别是右眼。
综上所述,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红点黄本对城市郊区小学生远视力的保护作用, 可以扩大样本, 延长观察时间, 或从三年级开始观察 (用眼时间增加) , 以获取更有说服力的资料与结果。
城市郊区 篇10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浦东张江镇在籍20周岁以上65周岁以下的女性居民。研究对象同时涵盖了长期居住在郊区的女性城镇妇女、农村妇女以及近期外部导入 (包括市区以及其他地区) 在籍妇女。而张江镇在上海近期城市化发展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在经济学、社会学、体育学研究中都有学者从不同方面加以考察, 具有典型的学术研究意义。
1.1.2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被调查的妇女群体中, 年龄分布较为均匀与调查要求基本相符, 其中20~29岁占21.7%, 30~39岁占24.2%, 40~55岁占30.1%, 55~65岁占24%。本次调查对象文化程度分布情况与张江镇发展实际相吻合。随着年龄的增加文化程度逐步递减, 其中研究生占5.1%, 大学 (含大专) 占24.4%, 高中 (含中专) 32.9%, 初中31%, 小学6.6%。被调查群体中约60%为有职业者, 37%为无职业者。在个人月收入中 (包括工资、奖金以及其他全部收入) 大部分集中于1000~3000元之间, 已超越上海远郊区其他乡镇, 接近于上海市区居民的平均收入。
1.2 研究方法
(1) 理论研究与文献资料法。本文以经济学、社会学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理论起点, 通过图书和网上查询的方法收集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并加以比较。
(2) 问卷调查法。本次共发放调查问卷共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486份。问卷的效度检验采用了专家效度检验的方法, 问卷的信度检验采用了再测法, 结果都符合本研究要求。
(3) 数理分析法。本文借助于SPSS统计软件和其他相关工具进行统计分析。
1.3 体育消费水平的含义
体育消费水平是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资料和劳动 (或劳务) 消费的数量。体育消费水平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体育消费需求的实际满足程度, 它可用货币单位来表示。
2 张江镇妇女体育消费水平现状分析
2.1 对上海张江镇妇女体育消费水平的整体分析
从上表 (表1) 中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 在张江镇还有26.5%的郊区妇女的年体育消费水平在100元以下, 这虽然高于全国水平, 但与上海这样大都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有所不相称。原因在于上海近郊区在最近这些年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逐步由投资性产业发展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后工业时代, 但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 各种制度的安排慢于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建设, 对社区居民的人文关怀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特别是对中老年妇女的实际生活关怀不够, 而对新时期老年体育活动的开展还停留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而非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而市场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下几乎放弃了对上海郊区老年体育消费市场的开发。因此具有以上选择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实际情况。
第二, 从上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近郊区妇女体育消费水平多集中在50~300元之间, 因此在郊区体育消费市场的开发中, 应注意价格的制定。政府和市场应当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去有目的的设计和安排一定的中低价格、高品质、易于被郊区妇女群体所接受的体育消费项目和产品, 为郊区体育文化市场的发展提供帮助。
第三, 在调查结果中我们也看到, 体育消费水平在500元以上的明显有一个增加与跳跃, 其占有率为18.4%, 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13.13%) 。这一部分人在体育产业学中被称为“体育高消费群体”。
2.2 不同年龄妇女群体消费水平的分析
从调查统计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 (表2) :
第一, 张江镇20~29岁的妇女群体体育消费水平平均达到1159元, 这可能与年轻人爱好运动以及喜欢高额体育消费有关。20-29岁的年轻女性收入虽然比30-39岁的人群平均收入低, 但由于其家庭负担及其他开销费用更低, 因此其可支配的收入较多, 而年轻人追求时尚, 在运动服装和体育服务项目的选择上都有较高标准, 而“炫耀性”体育消费则使其体育消费金额大大提高。注重品牌, 追求时尚, 试图通过服装的选择与服务性体育项目的参与来提升社会地位成为部分年轻女性体育高消费的潜在因素。
第二, 30~39岁年龄段的郊区妇女体育消费金额也远高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 这与上海的发展以及上海近郊经济水平的提高、体育消费市场的相对完善有直接关系。但与20~29岁的比较也存在明显降低的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30~39岁的女性群体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家务与照顾子女上, 体育活动相对减少甚至部分女性体育活动已中断, 这也与全国调查的结果相类似。
第三, 40~55岁阶段明显存在一个巨大变化, 体育消费金额迅速降至237元这样一个水平。这可能与体育消费需求效用性特点造成的, 40~55岁阶段的女性群体更讲究消费需求效果, 自娱自乐并没有太多的货币支付行为, 少花钱而又达到健身效果的项目是她们的首选, 她们并不是完全追求健身效果, 同时追求娱乐休闲的比率呈上升趋势。
第四, 56~65岁年龄段的体育消费与全国水平相比也有较大的提高。这是因为, 在上海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覆盖面较广。近十年的城市发展加快了老年体育意识的提高, 闲暇时间的增加, 政府社区指导员队伍的培养与社区老年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 以及老年人关注健康, 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来延长寿命的愿望都促使上海郊区老年体育消费有着较高的水平。
第五, 从年龄与体育消费水平的对比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城市化对上海近郊区妇女体育消费的影响。在上海, 大规模城市化始于上世纪90年代, 受益群体多为20~39年龄阶段, 她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充分的就业, 在这个年龄阶段中外地迁入人口占有一定比例, 她们拥有较高的学历, 体面的工作, 不菲的收入, 部分被调查者就工作在近郊各类开发区内, 按照收入标准可划为白领阶层, 她们的体育消费额较高。在40~65岁的群体中, 大部分为征地以后由村民变成市民的人群。
2.3 不同文化程度的张江镇妇女体育消费水平的对比分析
因为体育消费属于文化消费的一种, 它具有能力的层次性。即必须具备与体育消费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一个能从体育消费活动中获取快乐体验的人必须是一个有体育素养的人。体育消费能力强的消费者, 能够消费多样化的体育产品, 而体育消费能力弱的人则只能消费浅显、单一的体育产品, 这种文化程度的不同造成体育消费价值量的差异和体育消费结构的不同。在 (表3) 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上海近郊区妇女体育消费水平与文化程度间存在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文化程度越高体育消费水平越高。
2.4 对不同时期张江镇人均体育消费情况的对比分析
在与其他研究结果的对比中我们看到 (表4) , 张江镇人均体育的消费在13年前主要集中在100元以下 (83.2%) , 其中, 50元以下占59.8%。这与当时农民收人较少, 农民对体育的认识程度低有关。而1999年人们的体育消费在100~500元的占50.4%, 50元以下的仅占15.9%, 到2003年人们的体育消费在50元以下的只占3.8%, 而200元以上的占55.6%, 其中体育消费在500元以上的占16.8%。从农民的体育消费情况来看, 很明显, 体育消费与经济发展具有相关性。
3 影响张江镇妇女体育消费水平的因素分析
体育消费属于较高层次消费, 体育消费水平的高低受社会经济、文化、体育消费意识和体育消费供给的影响, 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从本次调查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制约张江镇妇女体育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集中在“消费种类少、环境差、服务质量不高”和“体育消费品质量差”的两项中。其原因在于郊区居民的体育消费离不开具体的生活环境, 短缺的体育消费品和尚未完全开发的郊区体育消费市场, 制约了郊区体育消费的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4.1 改变体育消费观念
由于消费习惯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 传统消费习惯还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主要作用。因此, 应提倡农户由简单体育消费向多样体育消费转变, 由过分节俭向适度消费转变, 使居民学会花钱, 舍得参与体育消费, 以提高郊区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4.2 规范体育消费产品质量
规范体育消费产品质量是提高居民体育消费水平的基础。因此, 首先要从舆论宣传上增强打假力度;其次行政执法机关要开展打假护市行动;最后要有效提高经营者、生产者守法经营意识和识别真假商品的能力。
4.3 提升郊区体育消费市场环境
无论从消费者的直接经济利益上考虑还是从消费者心理感受的角度考虑, 在郊区体育消费市场建设中应当营造一种让消费者放心和满意的体育消费环境, 这样才可以使郊区居民体育消费水平能够不断提高。
摘要：体育消费作为大众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着一定时期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发展综合指标的高低。本文通过对上海近郊张江镇妇女体育消费水平现状的调查, 发现大城市郊区妇女体育消费水平远低于城市妇女体育消费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消费水平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郊区,妇女体育消费
参考文献
[1]韩贺南, 张建.女性学导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2]杨忠伟.中国大都市郊区化[M].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3]《张江镇志》编委会.张江镇志[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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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光：羊城郊区爬火车 篇11
那时，我住在黄埔蟹山的铁路宿舍，宿舍区约有百多户人家，全都是铁路职工住户。宿舍旁边有一条铁路，这是一条从吉山到黄埔港的专线。经过宿舍区的火车速度并不是太快，这里距进入黄埔港口最近处不到一公里，加上这段铁路呈半圆形，所以火车进出港口时速只能大约20公里左右，也就是比自行车的速度快一些。为了掌握爬火车的技术，我们一班少年十分留意调车员跳上跳下火车的姿势和动作，还多次请教他们的有关要领。调车员们告诉我们：无论是跳上或跳下行驶中的火车，都必须选择火车最慢的时刻起跳，那就是火车刚出站和刚进站的一刹间以及拐弯的时候。起跳时必须要使劲助跑，双眼要牢牢盯死准备跳上去的抓手部位，起跳时双腿弹起与双手抓牢车厢旁的扶梯要同时一瞬间完成；跳离火车时应躬低身体，重心向下，身体一落地即速跑十来米以缓减冲力。但是，如果火车的速度十分之快，一跳下来便会打跟斗，落地再跑以缓速根本起不了作用。至于象《铁道游击队》那样爬上风驰电掣般的火车，那是电影，现实中很难做到。
听了调车员的经验介绍后，我们一班少年竟真的学起爬火车，最先的爬车是选择调车后车厢车速十分缓慢并将要停止的时候，当姿势比较熟练后便选择车速最慢进港口期间，这时在站台上一轮小跑，又手一挂，真的象个小青蛙一样。爬上后再跳下来然后再跳上，十分好玩，全然不知道危险。有个别同伴因好奇，甚至随火车进入港口玩（因为港口不让无关的人进入），玩完后走路回家。另外一些胆大的少年选择火车离港经过宿舍区时跳，因为火车离港后会加速（一般胆子小的不会选择火车离港后跳），记得当时有个年龄还比我大一二岁的“老刁”为了在同伴中露一手，选择火车出站后来跳。当他跳上火车后，列车加速，一公里后跳下来时，在路基下打了几个大跟斗，幸而铁路两傍是农田，农民在路基下晒有厚厚的稻草，所以毫发未损。后来有些同伴专门在“老刁”跳下的地方加厚了稻草，在那里跳下翻跟斗。也有胆小的，跳了上车不敢下，被运到三公里外的吉山站，待车停然后走路回家，结果就会被同伴们取笑一番。当然，我们跳车都是尽量避开大人的耳目，才不至遭受家长的责骂和挨打。
我爬火车的事一直瞒着父亲的。后来可能是父亲知道宿舍有许多少年爬火车这一回事，但又不肯定有我在内，有天他在家里说：要是跳车辗断条腿，长大都不知道能干些什么？听了这话，我就再也没有跳车了。后来，全国的生产秩序恢复正常，学校的学习也走上正轨，少年们闲来无事爬火车的事就成为了历史。如今，重看新拍的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不能不勾起我对少年一些顽皮、冒险往事的追忆……
责任编辑 杨 希
城市郊区 篇12
大城市郊区小城镇具有承接大城市产业、人口转移, 为大城市提供产业、服务配套和剩余劳动力资源以及带动农村发展, 促进城乡统筹的双重作用。土地资源是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要素, 就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系统而言, 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人口就业等,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 发挥保障和促进小城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功能。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深入发展, 目前大城市郊区小城镇普遍面临建设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存量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等问题, 土地利用成为影响小城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瓶颈问题。当小城镇经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因素发生变化时, 为了适应和满足城镇发展的需求, 土地利用方式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土地利用优化的动力机制发生变化, 必须进行土地用途、空间和结构的调整。研究大城市郊区小城镇土地利用优化对于支持保障大城市发展, 促进小城镇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南口镇位于昌平中心区西北7.5公里处, 距北京市中心城区38公里, 东南部与昌平中心区接壤。在国家和北京市提出一系列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南口镇迎来了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的新机遇, 本地居民对城镇发展的需求也很迫切, 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机制已经突显。作为重要的资源和载体, 南口镇土地利用面临空间布局不合理, 空间紧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现有土地利用方式严重制约了南口镇经济社会发展,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发挥好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必须进行相应的优化和调整 (见图1) 。
2 南口镇土地利用现状及问题
根据土地利用调查数据, 2008年南口镇土地总面积20027.7公顷, 农用地16788.63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83.83%;建设用地3124.67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15.60%;其他土地114.40公顷, 占土地总面积0.57%。目前南口镇土地利用面临如下问题。
2.1 交通对空间分割严重
南口镇自古以来是北京的工业重镇和军事重地, 区域交通地位和军事地位极其重要, 八达岭高速公路、京张铁路、京张公路、S2城际轨道交通线、国道110辅线、京包铁路贯穿镇域全境;连接昌平城区和周边乡镇的南涧路、南雁路、温南路横穿镇区;S2线把南口分成道南、道北, 京藏高速公路横穿全镇, 并将镇域分割成东西两部分。大型高速公路、铁路、城际轨道、市级公路等交通设施一方面提高了南口镇交通便捷度, 同时对城镇空间布局造成分割。
2.2 空间权属复杂
南口镇境内用地单位繁多, 空间权属复杂。镇内驻有海陆空驻军军事单位20余家, 30多宗军事用地, 以军事用途为主的特殊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16.19%;驻军单位、中央、市、区、镇属企事业单位多达459家, 镇域空间权属复杂。众多驻军部队、中央、市、区属企事业单位及其家属区均占据镇区中心位置, 空间布局自成一体, 且分布较为分散。受到行政级别和管理体制的约束, 南口镇对这部分用地单位及附属设施无管辖权, 且协调难度大, 导致城镇空间布局混乱, 不利于镇域整体开发建设。
2.3 城镇空间密度过低、过于分散
城镇密度过低。南口镇域面积达201.7平方公里, 镇区面积为1020公顷, 约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5.04%, 作为南口镇政治、文化和商贸服务中心的镇区, 建成区面积为420公顷, 仅占镇域面积的2%, 其中, 工业仓储用地和以军事用地为主的特殊用地所占比例较大, 而住宅和商服用地比例偏低, 城市规模小, 实力弱, 城镇密度过低, 明显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口居住分散。在南口镇28个行政村和11个社区中, 12.32%的人口分散居住在18个行政村中, 每个村的人口规模均低于1000人以下, 8个村及社区人口规模超过1000人, 占全镇的16.99%, 人口居住相对分散。
2.4 可拓展空间受限
南口镇地处深山区的山前台地, 镇域山区林地分布广, 可利用土地中, 山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92.3%, 平原面积仅为15.7平方公里, 全镇土地利用率已高达99.43%, 后备土地资源数量有限, 可利用土地资源紧缺。受到耕地、基本农田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制约, 建设用地扩张受到限制,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难度很大, 城镇可拓展空间严重受限, 制约着南口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3 南口镇土地利用优化动力分析
“十二五”期间, 南口镇列为北京市重点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 率先承担促进城镇和城乡一体化跨越式发展的任务。根据昌平区提出的建设“京北创新中心, 国际科教新城”目标, 以中关村国际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机, 南口镇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加快现代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在北京市和昌平区的总体部署下, 南口镇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加之南口镇居民对城镇发展的需求十分迫切, 南口镇内、外部条件发生显著变化, 土地利用优化的动力已经形成。
3.1 产业转型升级
南口镇第二产业以装备制造、机电电子、玻璃制品, 水泥制品等为主, 2010年全镇工业企业260家, 其中包括60家中央、市、区属企业。由于工业结构层次低、国有企业比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 南口镇企业经营困难, 部分企业处于停产状态。2004年至2010年, 南口镇第二产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5%。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和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建设, 三一重工和清华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落户南口, 促进南口镇机械制造产业集聚发展, 为南口镇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2 人口转移流动
2010年南口镇总人口数71288人, 其中户籍人口43401人, 外来人口28626人。2000年以来, 外来人口增长显著, 年平均增长率为12%, 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14%增加到2010年的37%。随着三一重工北京制造中心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使用, 预计全部建成后将增加3万外来人口, 2015年南口镇总人口将达到10万人, 2012年达到13万人。人口集聚和增长, 对城镇基础设施, 商业服务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用地结构也应根据人口增长衍生的用地需求进行调整。
3.3 城镇建设更新
南口镇中心城区基础设施建设年代久远, 城区道路路面陈旧, 路网杂乱, 道路密度不均衡, 支路系统尚未起到促进组团间的便利出行和便于次干道集散的功能;给排水管网老化, 集中供热管网体系尚未建立。中心城区工业仓储用地大量闲置, 而住宅和商服用地比例极低, 直接导致三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从城市功能和居民生产生活需求而言, 南口镇现有必须对中心城区进行更新改造。
3.4 城乡统筹发展
2 0 11年, 南口镇西部11个村列入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 目标是率先建成“产业发展、就业充分、环境宜居、住房舒适、设施完善、服务均等、管理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 南口镇对西部11个村的农村居民点进行整治, 按照“集中居住、节约用地”的要求加快社区建设, 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在空间方面, 新型农村社区试点和三一重工北京制造中心项目毗邻, 做好产业发展、社区建设共同发展, 相互促进, 做好用地调整和规划是南口镇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
4 南口镇土地利用优化的原则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南口镇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对土地利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土地利用优化为抓手和突破口, 带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进行土地利用优化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4.1 生态文化优先
坚持生态原则, 正确处理城镇发展、土地利用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避免盲目扩张, 破坏生态。南口镇地形地貌由山区、半山区和平原组成, 山区面积约占全镇总面积的60%, 丰富的地形地貌为南口镇提供了生态旅游资源, 全镇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八达岭—十三陵景区, 镇内北部山区形成了羊台子、虎峪、龙潭等民俗旅游村, 此外南口镇还拥有和平寺、雪山文化遗址等20余处文化古迹。在土地利用优化过程中应重视城镇文化古迹、人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
4.2 节约集约用地
坚持节约集约的原则, 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根据产业发展和城镇功能, 合理确定功能分区,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对位于镇中心区的低效闲置工业用地和商服业用地进行用途调整和潜力挖掘, 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为契机, 稳妥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 提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盘活农村建设用地资源。
4.3 多种规划融合
首先明确城镇土地利用约束条件, 南口镇城镇建设受到地形地貌、水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文物古迹保护等因素的制约, 明确各功能区界线。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等多项规划的协调, 合理布局居民生产、生活空间, 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 做到统筹发展, 同步衔接。
4.4 产业集聚升级
产业是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 南口镇三次产业发展均处于提升的关键时期, 根据资源条件、产业基础等条件, 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和用途调整, 促进产业集聚升级, 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5 土地利用优化方向
南口镇土地利用优化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南口镇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通过叠加城镇总体规划图和土地利用规划图的方法, 综合考虑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约束条件, 对南口镇现有功能区布局进行优化, 明确各功能分区范围界限。在布局优化的基础上, 制定功能区的定位、发展方向和用地需求, 对比土地利用现状, 提出土地用途、利用方式优化重点任务。南口镇土地利用构建“东科、西工、南农、北旅、中城”的空间发展格局 (见图2) 。
“东科”即东部科研用地区, 包括京藏高速公路以东的太平庄、辛力庄、陈庄、雪山村, 以及龙虎台和红泥沟村的部分区域。东部科研用地区土地面积约1637公顷, 约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8.2%。东部科研用地区现状土地利用类型以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农用地和住宅用地为主, 分别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14.38%、74.99%和6.03%。借助清华大学重点实验室落户南口的机遇, 东部科研用地区定位为南口镇科研机构和研发企业集聚中心, 南口镇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区域。根据区域定位和用地需求, 东部科研功能区用地调整主要是农用地调整为以科研为主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用地。
“西工”即西部工业用地区, 范围包括后桃洼、前桃洼、曹庄、花塔、兴隆口、新元、东李庄和西李庄村等11个村, 土地面积约为1474公顷, 约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7.39%。西部工业用地区土地利用现状类型以工业仓储用地、农用地和住宅用地为主, 分别占区域面积的12.76%、61.79%和8.8%。西部11个村是北京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 同时是北京装备制造业重点基地。为了满足三一重工等重点项目落地和统筹城乡发展要求, 西部用地区土地利用调整重点是农用地转为工业仓储用地, 同时还应注重居住和公共服务管理用地的配套 (见图3) 。
“南农”即南部用地区以南口农场为主, 土地总面积约1299.46公顷, 约占全镇总面积的6.51%。目前土地利用类型以工业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和农用地为主, 基本符合区域功能定位要求, 应进一步强化耕地和农用地保护, 积极进行土地整治, 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和水平。
“北旅”即北部旅游用地区, 以山前平原为界线, 土地总面积约13820公顷, 约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70%。北部旅游用地区凭借天然丰富的森林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 重点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业。北部旅游用地区土地利用现状以农用地为主, 未来用地调控方向是做好以林地为主的农用地资源保护和利用, 提升旅游资源利用效益。目前北部旅游用地区以农用地为主, 农用地面积约占北部旅游用地区面积的96%, 符合土地利用调控方向和目标, 因此北部旅游用地区各类用地类型调整空间不大。
“中城”即中部城镇发展区, 包括南口镇村、燕磨峪村、响潭村、马坊村、马庄村、七间房村, 以及南口村、龙虎台村和红泥沟村位于京藏高速公路以西的地区。土地总面积约1726.78公顷, 约占全镇土地总面积的8.65%。中部城镇核心区是南口镇政治、文化和商贸服务中心, 但从用地结构来看, 工业仓储用地、农用地和以军事用地为主的特殊用地所占比例较大, 而住宅和商服用地比例偏低。同时通过对居住、工业和商服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表明, 城镇核心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高。城镇核心区土地利用优化的重点:一是积极进行旧城改造, 积极推进中心城镇限制、低效工业仓储用地和部分特殊用地向居住和商服业用地转型, 增强中心镇区的宜居和商贸服务功能;二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 适度增加公共停车, 公共绿地和社会事业服务用地, 提升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水平;三是提升土地利用集约水平, 旧城改造过程中注重服务设施配套和建筑容积率水平, 打造绿色生态用地空间 (见图4) 。
南口镇土地利用优化的重点区域是中部城镇发展区和西部工业用地区。中部城镇核心区以工矿仓储用地和部分特殊用地向商服业和居住用地转型为主, 而西部工业用地区以农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型为主。
6 土地利用优化政策建议
南口镇土地利用优化过程中涉及农村居民点整理、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内容, 涉及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普通居民等多方主体利益调整, 应加强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确保土地利用优化顺利开展。具体包括如下建议:
一是完善规划编制。编制农村居民点整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规划和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规划等专项规划,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建筑的容积率, 统筹安排道路、市政等公共基础设施, 提高公用基础设施资源的共享程度, 促进产业布局的集聚发展。
二是制定相关规划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水平, 制定低效用地标准, 确定低效用地再开发范围;设立土地供给标准, 对于产业用地特别是工业用地的供给也要引入市场机制, 设立一定的标准, 对达不到投资强度和土地利用效益要求的项目不予供地, 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实现土地的投资强度和产业效益最大化。
三是拓宽渠道整合资金。为保证农村居民点整理、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顺利开展实施, 市、区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 整合现有涉及土地综合整治和农业开发等方面的专项资金, 同时应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 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 吸引企业、居民等社会主体参与。
四是积极探索相关用地政策。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依据, 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结余用地指标的开发利用, 推进多元化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尝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公租房、廉租房建设相结合。在村集体股权量化的基础上, 稳妥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集体资产盘活等方面的改革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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