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理论民主化管理

2024-09-27

工运理论民主化管理(共5篇)

工运理论民主化管理 篇1

市工运研究会成立一年来,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工运研究会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准确把握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新特点,着眼职工队伍的新变化、新需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全市工会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全市各级工会组织牢牢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这一理论核心,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和各县(市)区、各企业中心工作,从动员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探索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具有安阳特色的维权新机制、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持续加强工会组织建设等方面,广泛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市总工会课题组的《工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安钢集团公司工会的《创建学习型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实力》,安阳供电公司的《坚持以人为本,实施人文关怀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创新与实践》等理论研究成果在推进我市工运事业创新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级工会组织还着重围绕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工会工作的难点、职工反映的热点问题以及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研究,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工人运动发展规律、工会工作发展变化的认识,发挥理论研究在促进工作创新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关于滑县非公有制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思考》、《关于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分配状况的调研报告》、《新形势下创新民营企业工会工作的思考》等一批有预见性和指导性的调研报告。

一年时间里,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工运研究会通过开展调研、组织论文评选、召开研讨会、组织征文等多种形式,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会干部、理论工作者参与工会理论研究,取得可喜成绩。市总工会课题组多次组织召开专题讨论会、座谈会,最终完成省总工会重点课题《工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获得全省工运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安阳工学院文法学院张琳教授等利用业余时间做了大量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最终形成的调研报告《新形势下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与法律对策》也获得了全省工运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一年来,市工运研究会共收到各类调查报告、理论研究成果50余篇,上报省总工会参加评比20余篇,除2篇获一等奖外,还有二等奖2篇、三等奖8篇。

工运理论民主化管理 篇2

关键词:民主管理,制约因素,人民银行

民主管理广泛地运用于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机关管理等各个领域, 在不同属性的机构中, 民主管理的组织原则和管理形式有所区别。人民银行实现民主管理的前提便是准确把握概念内涵、理清当前重点及重新明确定位。

一、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内涵、重点、定位

1.民主管理的内涵——政治民主、利益民主、管理民主。“民主”一词源起政治学, 词源来自古希腊语, 意为“人民的统治”, 最初被希腊历史学家用来描述希腊城邦的政治形态。民主管理既是民主理念在管理领域的延伸, 同时又是管理领域引入民主思路的实践。民主管理在各个领域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结合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实践, 将民主管理的内涵分解为政治民主、利益民主、管理民主三大层次。政治民主首先运用于国家治理方面, 最核心的原则是人民主权。利益民主主要是用以缓解资方、劳方、劳资双方矛盾, 安定社会立场的制度选择。管理民主的目标直指效率, 即引入科学的决策机制, 提高职工的满意度, 保证决策的顺利执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组织机构中, 民主管理的侧重和具体体现形式也有所差异。

2.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重点——管理民主。政治民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 便是组织的合法性, 即组织秩序是不是和为什么应该获得组织成员的支持和忠诚。人民银行的合法性类似于其他国家机关, 它是国家权力机构和职能机关的需要, 因此政治民主不应也没有必要过多的深入管理领域。利益民主是利益参与、斗争、平衡的产物, 例如企业中的“股东代表会议制”、“职工代表大会制”等, 都是利益协商的重要体现。在人民银行, 也有代表广大职工利益的机构——工会。但是人民银行的工会与企业工会有很大区别, 一是人民银行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对比较稳定, 工会代表职工进行劳资斗争的功能发生变化;二是人民银行的性质属国家机关, 职工利益民主的争取空间狭小。管理民主服务于管理, 目标指向于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人民银行的管理民主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职工积极性, 发挥职工的聪明才智,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 当前阶段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重点为管理民主。

3.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重新定位———淡化政治民主、优化利益民主、强化管理民主。基于人民银行的特点和实践需要, 当前人民银行民主管理应当重新定位:淡化政治民主, 改变民主管理是政治权利体现的政策性安排;优化利益民主, 改变工会的诉求方式和诉求内容;强化管理民主, 改变职工参与管理的理念和参与内容。

二、四大因素制约人民银行民主管理

(一) 观念存在偏差, 民主管理进退尴尬

在实践中, 不正确的民主管理意识会置民主管理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严重地制约了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1. 重权利参与, 轻管理参与。

受传统民主政治活动影响, 一部分员工在民主管理中常常会有较强的权利导向, 过多地强调权利参与, 而忽略管理参与, 其具体表现为, 员工热衷于关心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而对组织的发展和日常管理漠不关心。

2. 重权利意识, 轻责任意识。

一部分员工对自己参与组织管理的权利认识有偏差, 过分强调权利而忽略责任, 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献策就持有道德上的优势, 一旦不受关注, 便有强烈的心理落差, 出现委屈情绪, 开始质疑民主。

3. 重形式参与, 轻过程参与。

也有一些员工认为自己提出意见就可以了, 过多的参与就是给自己找事, 增加工作负担。还有的管理者也会有这样的顾虑, 要是职工提出意见自己无法解决, 就是自找麻烦。因此民主管理在形式上实现就可以了, 具体的实现过程就被忽略。

(二) 机关属性作祟, 民主管理动力缺乏

人民银行的管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典型的机关管理, 主要体现为在人员管理上是参照《公务员法》。

1.“个人负责制”为民主管理提供合理性基础, 但缺乏后续动力。

人民银行管理过程的责任机制主要为“行长负责制”、“处长负责制”等部门领导个人负责, 明确的责任机制对领导个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群体决策相对于个人决策有着明显的优势, 准确性更高、创造性更丰富、风险性更小, 按照这个思路领导者应该极力提倡管理民主。但是在实践中, 机关管理中普遍存在人员入口难出口也难, 升职难降职也难的现象, 既然不用为没有实施民主管理负明确的责任, 显然民主管理后续动力不足。

2. 激励制度没有对民主管理提供明确可行的考核依据。

人民银行管理过程最重要的激励制度之一便是目标考核制度, 这也是在同行机关中较为先进的考核机制。但是由于民主管理考核难, 考核办法制定同样难, 现有的激励机制也使得民主管理动力不足。

(三) 行业属性特殊, 民主管理操作困难

1. 特殊的机构属性使人行民主管理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缺乏可以借鉴学习的样本。

人民银行的属性十分特殊, 身为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银行的银行, 兼具制定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三大职能, 内部管理和运行也有别于其他单位, 几乎无借鉴经验可循。

2. 内部职能部门的异质性加大了民主管理的难度。

在人民银行内部, 业务类部门与综合服务类部门管理方式迥异, 例如货币信贷部门、金融稳定等部门除了在内部管理上, 在业务上很难体现“民主集中制”, 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执行货币政策、反映经济指标、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而调查统计、金融研究等部门可以较大的激发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人事部门、科技及后勤等部门则主要体现在内部管理上的民主。尽管在同一个单位, 人民银行内部机构存在较大差异, 民主管理可操作性难度加大。

(四) 创新不够, 有效实现民主管理的途径单一

1. 实现民主管理的形式单一。

社会主义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该制度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最直接的体现。当前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方式主要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及行务公开制度, 实现民主管理的途径单一。

2. 现有民主管理方式缺乏实效。

人们银行重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在实践中也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一, 职工代表大会一般是一年召开一次或两次, 有的地方甚至两年一次, 周期太长, 不利于民主管理的日常化, 很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其二, 职工代表大会往往时间短、程序性汇报工作多, 解决实际问题流于形式、缺乏实效。

三、完善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建议

1.加强思想认识, 有效认识到民主管理的重要性。

要让领导和职工认识到民主管理的巨大作用, 形成党委领导下的民主管理工作格局。引导干部职工在思想上认识到民主管理的重要性:一是要认识到通过管理参与, 可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促进组织领导与员工之间广泛友好的交往, 强化信息的横向、纵向沟通, 建立高度的信任和合作机制, 以激励员工对央行尽责, 为央行努力高效地工作。二是认识到民主的管理方式能帮助领导知人善任, 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每一个员工的专长、才能和智慧, 同时也能极大地促进员工自身的发展。三是意识到民主参与将帮助建立和谐的组织文化, 因为只有当员工感到在组织中有更大的自由度与更多的自主权, 并确信他们能够参与到组织的管理, 感受到组织有一套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时, 他们的工作成就感和积极性才会增强。

总之, 人民银行民主管理的方式只要运用得当, 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组织目标与员工利益的统一, 并建立起领导与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关系, 在实现组织发展目标的同时, 帮助员工发展个人事业。

2.完善相关制度, 加大民主管理的可操作性。

在实际工作中, 要推进民主管理就要增强民主管理的可操作性:一是要提供民主管理的组织保障, 成立“一把手”、分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 形成党委领导、部门主抓、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二是要加强民主管理的制度保障, 完善的制度是实行民主管理的根本保证, 各级人民银行可以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职工民主管理制度, 如《人民银行菖菖菖菖分支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明确民主管理的内容、形式、程序、途径、责任等。三是改进民主管理的方式, 探索和完善民意表达形式。日常工作中不但通过开会、听报告的方式, 还可以通过专题调查、问卷回访、职工代表巡视制度等方式广泛了解民意、汇集民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征求意见, 还可以通过头脑风暴、具名技术等方法降低决策风险和试错成本,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达尔民主理论评析 篇3

一、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价值

(一)提出了理想民主的五重标准

在民主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其概念本身就存在混乱与模糊的问题,人们对“民主是什么”莫衷是一。达尔在揭示民主起源的基础上,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相关联,提出了理想民主的五重标准,巧妙地回答了“民主是什么”的问题。同时阐明了提出理想民主标准的必要性,并且设想和回答了这五项标准可能引发的问题。达尔根据理想民主的五重标准提出了民主的十大优点,作为其论述理想民主的根据。他认为只要符合五项标准其中的大部分就可以称之为民主国家,但民主国家所应满足的标准远非这五项。这五项是民主标准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部分。

(二)赋予了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新内涵

传统西方民主理论多持“一元”民主论,认为国家只存在一个权力中心,将主权、领土和人口视作国家的三要素,国家权力具有唯一性。达尔作为当代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代表,明确否定这种“一元”民主论,坚持现代代议制下的多元民主观点。他认为现实国家存在着多个权力中心,国家统治权为少数精英和团体所享有,广大社会成员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决策的权利,只有体现这种“包容性的公民权”的制度才称得上是民主制度。达尔对美国政治制度作实证分析研究,揭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维护了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稳定。他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老牌民主国家存在着多个权力中心,老牌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能成功转型为“高级民主制度”将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参照。

(三)改善了理想民主同现实民主的关系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和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达尔的民主标准和分类方式成功改善了理想民主同现实民主的关系。

达尔将民主划分为“理想民主”和“现实民主”两类。将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等理论界定为“理想民主”,将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视作“现实民主”,认为现实民主下的政治制度实质是一种多元政治。达尔对民主的分类和界定一方面改善了价值层面的民主同事实层面民主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社会的民主信仰危机。达尔指出理想民主是我们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不能用理想的民主状况来要求实际民主发展状况。

二、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局限性

(一)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达尔对国家本质的片面认识体现在忽视了国家同社会其他政治团体的区别。达尔理论中的国家内涵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没有太大的区别,其他政治团体能同国家共同行使主权,区别只在于“普遍主权”和“特殊主权”。达尔没有认识到国家同社会政治团体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的强制性,拥有强大的暴力机关等国家机器,另一个区别在于国家同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宗旨和目标不同,国家的存在在满足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还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政治团体的宗旨只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

(二)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

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条件下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认识对象和认识范围的特定性,同时还在认识水平和认识方式上制约着主体认识的真理性。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明显受到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方面在于达尔将逻辑起点设定为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批判是可疑的,他过于夸大了传统民主理论的不足。传统民主理论无疑在许多方面需要改进和修正,但它们“都是西方资本主义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民主思想和哲学,它们的基本价值不在于在多大的意义上可以转化为现实,而在于为政治实践提供思考的方法和思考的方向”(周圣平:《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另一方面达尔关于“国家功能”的认识还有一定的不成熟性。此外,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达尔从一开始就未认识到“利益集团政治”可能导致的各种弊端,这也就自然使得以利益集团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多元民主理论在日后受到学界的各种批判。

(三)多元民主理论本身存在两面性

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积极性体现在其准确反映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其消极性主要体现在多元民主的“四大困境”和“六大难题”(吴昌华:《罗伯特·达尔多元民主思想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上。四大困境是指在“固化政治不平等、歪曲公共议程、扭曲公民意识和让渡最终控制”方面存在困境。六大难题是指在“排他公民主体与包容公民主体、权利与效用、个人与组织的平等、集权与分权、一致性与多样性和资源的集中与分散”等六方面难以解决。此外,从阶级的角度上讲,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主要是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他所主张的利益集团政治更多的是一种金钱政治。此外,达尔的多元民主内涵和道路过于简单化。达尔以自由化和包容性为切入点展开他的民主化设计,但是自由化和包容性无法涵盖民主化的所有方面,并且也无法证明自由化跟包容性是民主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对多元民主困境的超越存在保守性

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其内在的困境,这些困境伴随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而显现出来。达尔在试图摆脱和超越困境时暴露出了保守性。达尔在思考应对多元民主困境时,一方面表现出坚定捍卫多元民主理论的观念,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激进的社会运动是持反对和抵制的态度。此外,达尔试图通过经济民主来摆脱多元民主困境的思路存在空想性和保守性。他期望在经济企业中推广实行民主,从而实现公司内部的管理和决策民主化,然而他实际解决的只是公司内部的员工政治平等问题,而非公司之间以及不同公司员工之间的政治平等问题。最后,达尔虽然对美国宪法和基本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给出的却是有限度的和保守的改革思路方案。这体现了达尔相对保守的政治心态。

三、达尔多元民主理论的启示

在批判的前提下,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对于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现状和问题,对于思考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达尔的方法论创新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民主本身具有借鉴意义

现代代议制民主拓展了民主范围,但同时这是以牺牲民主的实质价值即直接参与为代价的,直接导致了实质民主的不平等,同时引发了理想民主同现实民主的矛盾。达尔将“民主”留给了“理想的制度”,而将“多元统治”纳入了现实民主的范围。此外,在理想民主同现实民主的关系方面,达尔“既对多元民主的现实运行机制进行行为主义的描述或实证性的研究,又用规范性研究方法去构建民主的平等理想目标”(高卫民:《达尔多元民主理论析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从而实现了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之间、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动态平衡。有鉴于此,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首先要分清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方面既不能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取代对现实民主相关运行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谨防西方后现代激进式的参与民主方式。另外,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是同渐进社会的发展观紧密联系的,本质上来说他并不宣扬和主张激进式的民主变革,这也是值得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在推进民主建设中深入思考的。

(二)重视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马克思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一切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并强调“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民主政治,公民社会中蕴藏着民主发展的不竭动力。达尔受托克维尔等人的影响,在多元民主理论中重视社会力量对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社会的作用较之宪法的作用更为重要。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宪法和法律的规制作用,但倘若缺少具备民主意识的现代公民和良性发展的公民社会,宪法和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民主的发展也是脆弱和畸形的。公民社会中蕴藏着民主发展的动力,良性发展的公民社会能为民主进步提供具有民主意识的公民和民族政治文化。从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来看,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往往能带动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重视公民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确立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就是要明确规定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唯一主体,保障他们能够真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检验中国民主建设状况的根本标准。

(三)加强制度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达尔关于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认识是深刻的,一方面他围绕民主的价值,从个人利益的保护和人的自由的实现等方面重视实质民主,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程序民主的标准,肯定了程序民主的积极意义。对后发展国家来说,从形式上构建民主政治体制也许是不太难的事,难的是使民主政治体制得以运行并长期发展下去。此外,由于后发展国家相对落后的政治实际发展状况,导致其民主政治难以得到切实落实。这需要后发展国家十分重视制度和法治建设,保证政党在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下进行政治活动,保证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宪法和法律所约束的轨道上来。民主制度的健全程度是衡量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标准,民主制度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亟需加强的薄弱环节。一方面要巩固和完善现有体制机制框架,破除不适应民主政治建设的因素,通过总结经验对符合国情和民主精神的机制予以保障和完善;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有益因素,增强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处理好多种关系

我国民主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国的社会基本面即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农民阶级的分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从根本上压缩了我国千百年来非民主、非法治因素的存在空间和社会基础。当代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家政权力量的主导下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这有别于达尔多元民主肇始于社会利益团体的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首先需要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切入点,这就要求在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同时需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同时需要不断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把基层的选举民主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不断提高民众的政治素质和责任感。这样,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组织性民主与公民性民主、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高卫民:《达尔多元民主理论析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之间能够形成一种稳定有序、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动态均衡状态,实现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序推进。

四、结语

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是在总结回顾人类民主发展历程,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民主进行重新考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回顾了两千多年来民主发展的历史,确定了理想民主的四重标准,提出了实行民主的十大优点,论述了政治平等的必要性。同时阐明了现实民主国家所需的基本政治制度,对各种规模的民主进行了分类,比较了现代代议制多元民主较之古希腊民主和参与民主之间的优劣,最后提出了有利于民主发展的五个条件。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有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人类民主实践和民主化进程仍在向前推进,民主理论仍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可以批判性地借鉴达尔多元民主理论中的有益成分,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朝着理性、现实、可行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美]罗伯特·达尔.多元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3][美]罗伯特·达尔.民主及其批评者.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吴昌华.罗伯特·达尔多元民主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海洋大学,2013.

[7]周圣平.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观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

[8]高卫民.达尔多元民主理论析论.河南社会科学,2008-01-01.

工运理论民主化管理 篇4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上丰富民主集中制内涵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理论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对于民主与集中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内涵。

1. 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矛盾论, 强调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辩证统一的,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认为民主与集中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互相制约、相互促进,是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相结合。 充分发扬民主权利,党才能形成正确的集中。 只有集中、统一的指导下,保持行动的一致性,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毛泽东认为既不能过分强调民主,也不能过分强调集中。 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民主集中制与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划清了界限。 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不会走向两个极端。

2.坚持历史唯物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论断,强调民主的基础性作用。 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坚持民主的基础性作用,就是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启发人民群众的智慧, 把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作为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的最为可靠的依据。 毛泽东认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有认识上的统一,才能充分调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表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党的领导机关才能避免主观主义,达到真正的集中统一,才能使党的决策最科学,最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才能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有稳定的政权和经济的发展。发扬民主就是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地改造世界。 但人民群众认识事物的水平和能力千差万别, 角度和层次也丰富多样,对于事物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实践中容易形成凌乱和涣散的状态,产生极端的民主主义。毛泽东强调“ 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1]760。 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把个人有限的认识同群众无限的智慧结合起来,统一思想、统一实践。集中是对民主意见的概括和升华,形成能够统一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在实践活动中统一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行动, 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二、遵循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毛泽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坚持和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提出了新的理论和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 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贡献。

1.严肃党的纪律 ,确定“ 四个服从 ”为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作为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 他认为少数服从多数是党的纪律,少数人的意见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在1938年创作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文中,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了高度概括“,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 一) 个人服从组织;( 二) 少数服从多数;( 三)下级服从上级;( 四)全党服从中央。 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2]360。“ 四个服从”要求共产党员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统一领导,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要遵守的纪律,是党内政治生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 党员在党内享受充分的民主权利,但是必须遵守党组织的纪律要求。 党组织要积极地听取所有党员的意见和建议,但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全体党员和各个党组织必须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党中央的指示,体现党组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重要性。“ 四个服从”理顺了党内复杂的关系,减少了矛盾冲突,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严格党的纪律,维护全党的集中统一;有利于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2.确定了党委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党委制度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法是党的最高领导原则和制度。 是指导各级党委工作的基本原则, 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项重要科学方法。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制度方面非常重视集体领导的作用,强调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性。 他认为集体领导保证了战争时期各项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个人的智慧是有限度的,只有把大家的意见集合起来,才会较好地完成工作,党的领导制度必须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 为了实现集体领导,毛泽东确立了党委制度,党委制度就是全体党员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推选出党委会委员,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要通过全体党委成员的研究和讨论,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基础上确定的。 集体领导是党委制度的核心,是推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重要途径。 集体领导的党委制度可以联系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听取不同方面的各种意见和要求,集中大家的智慧,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认为工作的顺利完成是要通过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才能得到保证的。 个人分工负责就是党委做出的决定, 党委成员要分工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分工明确,灵活处理,执行完毕向党委做出报告。

3.密切联系群众路线,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在领导方法上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是毛泽东民主集中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对党建工作的一个创新。 毛泽东特别重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运用群众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才能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在群众行动中检验意见的正确性,实现正确领导。 毛泽东强调在党的具体实践活动中,要重视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的结合。 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结合反映了在党内生活中,党员和群众的重要地位。党的方针、政策必须是从民主开始,才能有正确的集中。只有这样,党制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才能“ 到群众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 毛泽东阐明的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密切关系, 是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认识的深化,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政治基础。

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国 家政权建设中

在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同时,毛泽东又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权建设上来。他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组织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需要,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作用提到了新高度。毛泽东将党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创造性地运用到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中,为国家政权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始终坚持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构建人民政权。在革命斗争时期,从工农兵代表大会“、 三三制”政权,到人民代表会议,在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确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从法律上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 1954年,我国第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政治制度建设上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毛泽东在将民主集中制运用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还将民主集中制运用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 提出实现民主集中制的最终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想要造成一个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1060。 为党内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规定了基本方向,激发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毛泽东为了实现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切实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构建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等,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思想,为中国的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做出杰出贡献。

摘要: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理论的基础上,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到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中,正确地规范了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

工运理论民主化管理 篇5

威廉大内的Z理论, 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并认为组织生产不仅是由技术和利润因素影响, 还与如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切联系等相联系。在Z理论中, 十分强调典型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体现出集体意志和参与的过程, 也就是民主的过程。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是组织的机制之一, 它有助于组织内部广泛地信息和价值观, 而且它还象征性地、明明白白地传达出企业的合作精神。

Z理论的精髓是提出组织的成功离不开信任的关系, 因此完全可以实行以沟通为基本原则的参与式管理。

二、我国政治民主的表现与完善

(一) 我国政治民主的表现

政治民主, 就是作为国家形态、国家制度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认为, 处理阶级内部的关系、阶级之间的关系和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等, 都属于政治内容。因此, 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 一种国家形态。”他还指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 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

1、新型民主的组织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的组织形式。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通过民主集中

制原则来实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基本的制度, 它能全面地、全权地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是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基本形式, 是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高度统一。

2、新型政党制度

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主与政党已经连接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的优越性。

3. 选举制度

我国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我国在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中重申了选举制度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当前, 我国的选举制度日益完善, 使得人民利益能够充分的表达。

(二) 新时期下我国政治民主的完善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 有许多严重的新问题。如腐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其次, 我国贫富差距过大, 2008年基尼系数是0.49。此外, 公共安全问题, 主权和经济贸易摩擦等等问题, 都是我国当前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听证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表现形式在我国逐渐成熟的应用, 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 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成为我国政治民主的新的表现。

三、我国民主决策对Z理论的实践——听证制度

在Z理论中, 十分强调典型的决策过程是一个体现出集体意志和重视雇员参与的过程, 社会学家称之为民主的过程, 其中, 组织选择许多人参与重大决策的策划。这种参与式的决策是组织的机制之一, 它有助于组织内部广泛地信息和价值观, 而且它还象征性地、明明白白地传达出企业的合作精神。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 要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就必须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 而听证制度则是现阶段完善民主决策的重要体现。

(一) 听证制度的概述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 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 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 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听证程序在国外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在程序和处理机制上都有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应对措施。充分体现了行政程序三大原则:“公正、公开、参与”。听证制度来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 (1) 听取意见 (2) 不能作自己的法官。

(二) 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

1、我国的听证制度的发展

我国《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电子商务资料库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 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 接受人民的监督, 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一规定为在行政程序中建立听证程序奠定了宪法基础。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了听证程序, 《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或执照, 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前, 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从1993年, 深圳率先实行价格审价制度。在此以后的时间里, 中国各地的听证制度都广泛的发展开来。目前, 全国所有省会城市都举行过价格听证会。听证会的主要议题集中在水电气、交通、景点门票等方面。

听证制度在我国近几年快速发展发展,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 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的提高。当今的社会是民主的社会, 民主则要求国家机关在作出任何影响公民利益的决定之前, 要倾听公民的意见, 征得公民的同意, 听证的理念由此而生。人权理论也要求保护公民的人格不受侵犯。公民是政治参与的主体。

第二, 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的影响。服务型政府就是使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树立民做主的观念, 将公众利益放在中心位置上, 政府与公民的地位真正地平等, 政府提高服务质量、效率。

2、我国听证制度的不足

自从1996年《行政处罚法》引入听证程序后, 听证在中国作为一个崭新的制度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过高的期望。尤其是98年施行的《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由政府价格主管电子商务资料库部门主持, 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之后, 各种价格听证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但是目前中国的听证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听证代表的选出缺少法律依据。

2010年2月, 陕西省举行了居民水价价格听证会, 在会议上水价上涨的结论, 但这与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并不相符。原因是参会代表并不是城市中低收入者。因此, 应该建立听证代表的选拔机制。

(2) 听证会随意性大, 透明度低, 形式主义严重。

《行政处罚法》将行政程序引入我国法律当中。近几年, 各地的立法听证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由于缺乏必要监督, 以及政府为主体的理念, 使得真正体现民众利益的会议却暴露出随意形式主义等弊病。

3、我国听证制度的完善

(1) 听证制度的作用法定化

法律层面首先要给听证制度一个明确的定位。我国是社会主义法制化国家, 但当前对于听证的法律制定还比较落后和不完善。听证会是民众表达自身意愿的场所与重要途径, 所以从社会主义法律角度规范听证制度应经成为听证会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2) 听证组织科学化

听证制度的组织应该科学化。听证代表的选择应该合理, 听证会的参与机构、组织机构都应该科学化。科学化的实质就是充分代表民意, 真正体现民意。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召开听证会时, 应该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 而不是单纯的站在政府的企事业单位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3) 扩大听证制度的应用范围

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一般是生活设施、公共服务的价格听证上。其实, 我们可以国外的先进经验, 将听证制度广泛应用, 应用到除了国家机密外的一切关系民众利益的事件的决策上来。

听证会制度可以使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 不再是管制与被管制, 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原则。行政听证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 从长远来看提高了行政效率。

对于Z理论中民主决策的运用, 对我国政府绩效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还有许多不足, 但于此同时, 我国政府在听证会制度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各方面都有不足。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的听证工作有待加强。在新时期, 我们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认真地做好听证工作加强民主决策。

摘要:Z理论 (theory z) 由日裔美国学者威廉大内提出的一种新型管理理论。Z理论十分强调典型民主决策的过程, 特别是, 组织选择许多人参与重大决策的策划。目前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 民主决策仍然是不完善的。Z理论对我国政治的民主决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Z理论,政治民主,听证制度

参考文献

[1]威廉·大内:《Z理论》,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7月第1版.

[2]彭宗超:《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3]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4]陈思喜:《推进和完善立法听证制度》, 《法制日报》, 2000-07-02。

[5]郭巍清:《现代公共政策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

[6]彭宗超:《听证制度与中国公共治理结构改革》, 清华大学第二届公共政策与管理国际研讨会议, 专题发言人论文集, 2002-05-15。

[7]《列宁选集第三卷》, 中文第二版, 第257页。

[8]《列宁选集第三卷》, 中文第二版, 第241页。

[9]徐鸿武:《民主政治大视野》, 1998年5月第1版, 第118页.

[10]胡鞍钢:《腐败:中国最大的污染——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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