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含义——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

幸福的含义——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共12篇）

幸福的含义——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 篇1

幸福的含义

——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

曾经问过好多人，要他们在金钱、名誉和幸福之间进行选择，大多数的人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幸福。由此可见，对我们来说幸福是多么重要，我们都渴望幸福。哲学家们说：人生最高的目的是幸福。费尔巴哈在《幸福论》中提出：“一切有生命和爱的动物，一切存在着和希望生存的生物之最根本的和最原始的活动就是对幸福的追求。”

那么，幸福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你让一千个人来回答，就会有一千种答案。原来有人说幸福就是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眼看就要得到了，却怎么都得不到，而当你往前走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它一直跟着你。也有人说，幸福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幸福不应该用来追赶的，而是用来珍惜的。

我本人以为这两种说法就是比较有哲理的，而这两种解释本身也让人感觉很幸福。幸福，它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幸福就是一种满足感：饿了有的吃，就是幸福；累了有的睡，就是幸福；孤独了有人陪，就是幸福„„所以幸福应该是一种感觉，幸福不幸福不是别人能够说了算的。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最大愿望和永恒主题。不同民族和个体对幸福有不同的认识和体验，人类的历史长河也积累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论述。

在对幸福的研究中，西方心理学形成了两大研究流派，即享乐主义幸福观和理性主义幸福观。前者认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避免感官的痛苦；后者强调人的精神快乐和理性能力，认为人的幸福必须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实现。

享乐主义幸福观把幸福等同于愉悦或快乐这一看法由来已久。亚里斯提卜第一个提出幸福就是追求感官的快乐。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霍布斯认为快乐在于人类欲望的成功追求。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则认为通过个人对最大快乐和自身利益的追求可以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享乐主义的幸福观从狭窄地关注身体的愉悦到广泛地关注欲望和自身利益，有许多形式。

享乐主义幸福观倾向于一种广义的快乐概念，主要指幸福是主观的快乐和相对于不幸的幸福体验，包括一切对生活好坏的判断。快乐可从各种领域的目标成就和价值结果中得到，不过最终着眼点在于快乐，即对愉快的生活感受。

理性主义幸福观认为，主观愉悦并不等于幸福。幸福不仅指快乐，还在于人类潜能的充分实现，是个体力量和真正本质的实现。这一流派一般从精神领域、道德领域来定义幸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完善论幸福观的先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在反思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从西方哲学中完善论幸福观的传统出发，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发展了心理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在他们看来，幸福不仅仅意味着因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理性主义幸福观”把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感，它从深层次体现的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的追问。

其实，在我看来“享乐主义幸福观”和“理性主义幸福观”是一个不同的过程，享乐注重的是自身的享受，是一个结果，“理性主义幸福观”则更注重追求幸福的过程，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对于幸福是什么的问题，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其有不同的理解，而因为衣食住行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幸福的理解去探讨也未尝不可。经济学对幸福的理解，一般用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即：幸福=效用/欲望。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的解释：“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也就是说，欲望是不足之感与求足之感的统一，两者缺一都不能称为欲望。欲望的特点是其无限性，一种欲望满足之后又会产生其他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而效用则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或享受某种服务所得到的满足程度。

幸福是人们付出劳动的目的，也是人们消费与享受的结果。“幸福方程式”阐述了幸福的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由于生长环境和生活经历不同，每个人的欲望大小是不一样的；而不同的人在消费同一种物品或享受完全相同的服务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也是完全不相同的。由于效用和欲望都是人们的主观感觉，所以，幸福是因人而异的，是主观的。例如，对于城市人来说坐火车、汽车是很平常的事，而对于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的人们来说能坐上汽车、火车都是一种奢望。第二，在方程式中，当欲望相对固定时，作为分子的效用值与幸福值成正比，即效用值越大，幸福值越大，反之亦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效用值而不是效用数量的绝对增加。相反，当效用值相对固定时，作为分母的欲望与幸福值成反比，即欲望越大，幸福值越小，反之亦然。第三，从方程式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了欲望或效用，也就没有了幸福可谈。

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一个还不完全懂事的孩子，他最爱吃苹果，而你真的很爱他，想给他幸福，你该怎么做呢？很多人都会回答：给他买，让他吃呗！

孩子对苹果的欲望在吃的时候得到满足，有幸福感，这就叫爱吃。如果你能控制他吃，保持他的欲望，一天让他吃一个，他很高兴；三天让他吃一个，等于是奖励；如果五天吃一个，他会像过节。而如果你因为孩子爱吃，买来一筐让他吃，随着吃的苹果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会不断降低，等到边际效用为零时，孩子将不再爱吃苹果了，结果是你花钱毁掉了孩子的欲望，毁掉了孩子的一种幸福。这与在旧社会糕点铺的老板防止店员偷吃，一次让他吃个够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毁掉他的欲望。

正常的、现实的欲望是人们常乐、幸福的前提条件，再大的效用对于不知足的人来讲，是得不到满足的，是不会有幸福的。我国有句俗话叫做“知足常乐”，其实它就是对萨缪尔森“幸福方程式”中幸福与欲望、效用关系之间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诠释，是有它合理的内涵的。

“知足常乐”作为一种人生态度，不仅有民族大众的心理基础，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思想内涵。它的核心问题是“知足”，即每个人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面前，需要把自己内心的欲望同外界现实调和起来，既然条件与环境是客观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去改变外在局面，而是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我们要以平和、乐观的态度面对现实环境，保持一个好心情，善待自己、善待家人、善待朋友，那么最终人生会回报你以幸福。这也是幸福的经济学含义所带给我的启发。

其实心理学与经济学还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的，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卡伊曼。他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的一次很完美的拥抱。

先来看一个关于丹尼尔·卡伊曼的故事：有一次，卡伊曼从以色列首都的一个酒店打的去机场，到达机场后司机要他付100元。卡伊曼和他的朋友都认为太高了，不合理。出人意料的是，司机没有讨价还价，却把车又开回酒店，并让他们下车：“你们重新打车再去吧，看看是不是这个价！”

很多人对司机的行为都不理解，但卡伊曼却心领神会，因为这正好证实了他的研究结果。他发现，风险决策后的输赢结果对人而言是不对等的，减少100元带给人的痛苦，远远大于增加100元带给人们的愉快。

也正如赌客去赌场，随身带了3000元，赢了100元，这时要求他离开赌场可能没什么。但如果是他输了100元，这时同样要求他离开可能就很难了。虽然赢100元时身上的现金为3100元，输100元时身上的现金为2900元，3100和2900相差也只有6.9％，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给赌客的感觉和3100、2900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和它们与本金3000之差100、-100，也即赢100还是输100有关，也就是说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过某个“参照点”，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人们的感受是相当不相同的。在这个“参照点”附近，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负效用)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值满足。简单地说，就是输了100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赢了100元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卡伊曼的基本结论是：人们最在乎的是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他认为，通常人们无法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和概率的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并进行权衡；相反，人们在判断时往往依赖于一些启发式思考，决策变得轻松了，但准确性却降低了。

原本从经济学的角度，应该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进行以后的研究的，但是卡伊曼却给心理学和经济学以完美的结合，而这也给我们一直苦苦追求的幸福之路提供了一条蹊径，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时，我们宁肯少挣100元钱，也不愿意与人吵吵嚷嚷；但有时，我们为了少付10元钱，却不惜与人斤斤计较。也明白了为什么煮熟的鸭子飞了，有人可能要发疯；活鸭子从眼前飞过，人们却可能无动于衷。

其实呢，心理学也好，经济学也罢，它们对幸福的认识归根到底则是：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不是金钱。但是通过从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幸福进行的分析和定义，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幸福，它其实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也唯有如此我们才更有可能去拥抱幸福、享受幸福。很多问题，都是我们人为地把它复杂化了的，它其实并没有想象之中那么难，亦如幸福，深入地去理解以后，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珍惜幸福、寻求幸福。

幸福的含义——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 篇2

自20世纪60年代H.Igor Ansoff提出协同效应这一概念以来,协同效应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家解释公司并购的著名理论之一,但协同效应这一概念本身应如何界定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对协同效应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最为普遍的一种解释是“协同效应就是二加二等于五的那种效应”,即并购后两公司的效益之和大于并购前两公司的效益之和。仔细研究后,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定义有失偏颇,因为它没有考虑并购前并购双方本身就具有的增长潜力。也就是说,根据这一定义计算出来的值不仅包括了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还包括了并购双方由于本身就具有的增长潜力而在并购后表现出来的业绩增长。

另一种关于协同效应的全新解释是由马克L.赛罗沃(Mark L.Sirower,1997)提出的,他认为协同效应是“合并后的公司在业绩方面应当比原来两家公司独立存在时曾经预期或要求达到的水平高”,他还指出,“并购后有可能出现业绩改进,但如果这些业绩改进是已经预期到的,那就称不上是协同效应”。“为了形象地说明什么是协同效应,以及溢价对业绩而言实际上代表了什么”,作者用了一个比喻,“不妨假设你正在踩一部脚踏车。如果你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3英里,而且预期第二年的速度会达到每小时4英里,第三年达到每小时5英里。协同效应意味着你要比预期的速度更买力地踏车前进,而与此同时,竞争对手还在对着你大刮逆风。为了取得协同效应而支付溢价——即为了获取踏得更快的权利——就好像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与此同时,你越是不想马上用力踏车,你以后就必须以更大的幅度来提高速度。”

笔者认为由于马克L.赛罗沃对协同效应所作的定义考虑了并购双方原有的增长潜力,较之前一种观点更为合理。

二、对协同效应计算方法的认识

1. 从企业价值的角度计算协同效应

如斯蒂芬A.罗斯(Stephen A.Ross)等在其所著的《公司理财》(第六版)一书中,从企业价值的角度提出了计算方法,即协同效应=VAB-(VA+VB)|,其中:VAB表示并购后联合企业AB的价值,VA|表示兼并前A企业的价值,VB|表示兼并前B企业的价值。

2. 从现金流量的角度计算协同效应

如斯蒂芬A.罗斯(Stephen A.Ross)等在其所著的《公司理财》(第六版)一书中,还从现金流量的角度提出了计算协同效应的方法,,其中:△CFt|表示t时联合企业产生的现金流量与原两个单一企业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差额,即△CFt表示兼并后t时的净增现金流量;r表示净增加现金流量应负担的风险调整折现率。

3. 从股东财富变化的角度计算协同效应

M.布兰德尔、德赛和金(Michael Bradley,Anand Desai,E.Han Kim,1988)认为企业创造的协同效应是兼并企业和被兼并企业股东财富变化的总和。计算公式为:,其中,表示总的协同效应,表示被兼并企业持股者的财富变动,表示兼并企业持股者的财富变动。

尼顿(Niden C.M.,1993)进一步采用了面板数据和一个二元选择模型来计算百分比协同效应。他认为协同效应等于兼并企业和被兼并企业美元收益之和(分子)与兼并企业和被兼并企业普通股市场价值之和(分母)的比值,已经由兼并企业所持有的被兼并企业股票收益在计算协同效应的分子和分母中除去。

4. 从业绩变化角度计算协同效应

唐建新、贺虹(2005)的实证研究中,采用了马克L.赛罗沃(Mark L.Sirower,1993)对协同效应的定义,即“合并后的公司在业绩方面应当比原来两家公司独立存在时曾经预期或要求达到的水平高”,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计算我国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方法。

通过以上对协同效应计算方法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国内外学者对于如何计算协同效应均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以后的研究极具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协同效应的计算本身涉及众多的内容、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以及较多的参数难以准确确定其数值等,所以本文介绍的这些计算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些缺陷。

由于各国企业并购的环境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在思考计算协同效应的方法或模型时,应结合本国企业并购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找到影响该国并购协同效应的关键因素,设计出合理的模型。鉴于此,今后在对我国企业并购协同效应计算方法的研究中,不能盲目地直接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而应根据我国企业并购的实际情况,找出适合我国企业并购的协同效应计算方法。具体地说,可以尝试从企业价值评估和业绩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着手来计算协同效应:

(1)从经济增加值(EVA,Economic Value Added)角度计算协同效应。斯特恩-斯图尔特公司建立了EVA业绩评价指标,并认为该指标在度量公司业绩方面优于会计指标。因为EVA以投资回报为基础,考虑了带来企业利润的所有资金的成本;EVA模式对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进行了很多调整,因而消除了会计失真;并且EVA是与MVA(Market Value Added,市场价值增加值)关系最密切的业绩评价指标。

(2)从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角度计算协同效应。如平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它是一套综合平衡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业绩考核技术,主要从财务角度、顾客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学习与发展角度来考核业绩。因此,它一方面克服了传统业绩考核方法来单纯利用财务指标来进行业绩考核的局限,另一方面又以传统的财务考核指标为基础,兼顾其他三种重要方面的业绩反映,即客户顾客角度、内部流程角度、学习与发展角度,从这四个方面来反映企业的整体业绩,并且这四个方面在逻辑上紧密相连,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3)从折现现金流量(DCF)角度计算协同效应。折现现金流量法的优点是几乎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于任何公司的价值评估,因此运用这一方法设计的协同效应计算方法也可以衡量任何情况下任何公司的协同效应。而它的缺点是,评估的结果取决于评估师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以及对于资本成本的估计。对于历史较长的公司,现金流量的预测和资本成本的估计有大量的历史数据为依据,就可以增加对折现现金流量方法的信心。

(4)在市场有效的情况下,运用以股价为基础的收益评估方法来计算协同效应,或者分别运用以财务数据为基础和以股价为基础设计的协同效应计算方法。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在一个有效市场中,股票价格会对任何能影响它的信息作出及时的反应,股票价格充分地表现了股票的预期收益和公司业绩;那么采用以股价为基础的收益评估方法来计算协同效应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法。

(5)从财务数据角度计算协同效应。虽然许多人对财务数据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但陈晓等人(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而且,我们认为即使有会计数据的操纵现象,大部分也只是暂时的,随着观察时间段的延长,企业的经营业绩最终都会从会计报表中反映出来。目前,我国已有许多学者采用会计数据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的绩效(冯根福、吴林江,2001;朱宝宪、王怡凯,2002等),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几个主要的、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公司业绩的财务数据来计算协同效应。

摘要：协同效应是企业并购的重要动因之一,而协同效应的含义及其计算方法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对国内外协同效应概念的界定和计算方法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计算企业并购协同效应的思路。

关键词：协同效应,含义,计算方法

参考文献

[1]Michael Bradley,Anand Desai,E.Han Kim.Synergistic Gains from Corporate Acquisitions and their Division between the Stockholders of Target and Acquiring Firm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J],1998(21)

[2]Niden C.M.,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White Knight and Corporate Takeover:Synergy and Overbidding.Financial management[J].199(322)

[3]斯蒂芬A.罗斯等吴世农沈艺峰等译:企业理财[M].第六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幸福的含义——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 篇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本回忆录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据陈锦华的回忆，撒切尔夫人当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给陈锦华打电话，希望他们从理论上解释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开会。当时有人提出，发明“市场效率概念”的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还写过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或许能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显然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在书中，赵启正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赵启正最有意思的观点是：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八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这八个字的内容是，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他把“浦东经验”带到了重庆，并有了新的发展。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在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是“重庆经验”的“第一法宝”，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重庆很大，山路很多，交通不方便，为此重庆启动了“八小时重庆”计划，大量修路，力图在八个小时之内到达重庆的所有县区。“八小时重庆”的建设，就运用和发展了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黄奇帆副市长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壮大国有净资产，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吸收民间资本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资产也注入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八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这既用活了公有资产，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也可以很快回购。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进行BT，三年后重庆城投就将之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同时，黄奇帆副市长还把公益性国有投资公司的税收返还给它们，进一步壮大国有净资产。

可见，“五大注资”的实质是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土地储备收益是“五大注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地财政”。但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则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本。我认为，“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十分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净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我们还可以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五大注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美国保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觉得这种买坏账的方式非常不公平，认为这是用老百姓的钱来救那些华尔街银行界的富人。更重要的，如索罗斯指出的，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7000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84000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7000亿。当然，保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当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我们主流思想一般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保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他希望救市方案的时间是两年。但是，现在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这个模型是在1932年12月建立的，当时也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也说只有两年，但实际上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才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种形态就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不久前，中投公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清华作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的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资以后，原来私人股东的股权就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经济学内容。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19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这一方案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因此就成为“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实验地。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还接见过他。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让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享受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其最高值在2000年。当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2000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期待的发展。

本文为作者在四川广安召开的中国经济学第八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刊发内容经由作者修订。

关于幸福的含义 篇4

和父母吵架后，知道自己错了，多想开口，问一句：“爸，妈，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可是，仅仅是碍于面子，便生生地把这句话咽回肚子。把这误会一直留到父母都入了土。于是，在再无机会后追悔莫极。

两个人心意相通，知道是对方将陪伴自己走过奈河桥的人，多想开口问一句：“你愿意接受我吗?”仅仅是害怕被拒后的失望与伤心，便任凭这句话烂在了心底，多年后发现对方当初的心意，于是，梅青了肠子可惜今生已错过了彼此。

有一道怎么也弄不懂的题，多想开口问一句：“老师，可以指点一下吗?”可是，仅仅是俱怕同学的嘲笑，老师的责备，便沉默不语，高考战场上幸运而不幸地遇到类似的题时，悔得双泪长流，只是再也不会有这等机会了。

悔，只是因为没有问出那一句，于是幸福的门，再也不会为你敞开。

怎么会知道，父母面前，面子是一文不值的虚物呢?怎么会知道，在爱情的道上没有一帆风顺，需要的是勇气呢?怎么会知道，学生永远是老师捧在手心的种子，哪里忍心去践踏摧残呢?

其实将“问”拆开来，不就是“门”“口”吗?站在爱的门口，我们要问;站在成功的门口，我们要问;站在幸福的门口，面对该问的，我们要义无反顾去问。

顾虑面子是虚荣心作怪;害怕被拒是怯懦作怪，不愿问题是犹豫作怪。这些怪物不让我们去问，也不让我们走进幸福的大门。于是，终其一生，站在幸福的门口，绝望地可望而不可及。

幸福的含义作文 篇5

今天中午，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叮呤呤”门铃响了，妈妈过去开门，不知那人说了些什么，顿时，妈妈的脸上露出慌张的神色，两手似乎被烫着似的，使劲儿搓着。后来，妈妈让那个人进屋了，走来的是一位身着蓝色连衣裙的阿姨，一头乌黑的长发直拖到背部，蓝色的连衣裙更显出她的端庄。妈妈对那位阿姨说：你坐吧，我去给你倒水。“妈妈走进厨房，这时，那位阿姨四处张望，打量着我们这房朴素而干净的小屋。忽然，她的目光凝住着爸爸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上了。妈妈出来了，看到阿姨在看爸爸的照片，妈妈站住了，停留片刻，终于挤出一丝笑容对阿姨说：“给，喝口水吧！孩子在外面，我们进去说。”说着，妈妈和阿姨走进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妈妈出来了。“宝贝，跟妈妈来，有个阿姨想看看你。”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阿姨面前。她那大大的眸子注视着我的脸，仿佛有很多话要跟我说。“阿姨，您好。”我礼貌地跟阿姨打招呼。阿姨突然变了脸色，眼光由光亮变为阴暗，固定在她的脸上，说不出话来。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并没有说什么。她的眼睛又开始发亮，被一层晶莹的玻璃似的东西罩着，睫毛接连地动了几下。“你真乖，你妈妈有你这样的好孩子真是她的福气啊！”阿姨终于挤出一句话，她看着我，笑了。她的笑容是妩媚的，温柔的，却很勉强。从她的眼神中似乎看得出她很了解我们这个家。“好了，我要走了，再见！”“再坐会儿吧！”“不了，我还要赶火车呢！对了，祝你们幸福。”这次，阿姨又笑了，这次阿姨笑得很坦然。 晚上，爸爸回来了，爸爸告诉我们，这个周末，我们要去踏青。 周末了，我们一家三口坐在草坪上。爸爸：“我现在真幸福啊。”我岔了一句：“爸爸，什么是幸福呀？”妈妈摸着我的头，笑着对我说：“幸福呀，幸福就是我们一家人能永远在一起！”

幸福指数的由来及其准确含义 篇6

幸福指数的由来及其准确含义

幸福指数，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最早为西方人所关注，在英文中相应的术语是Happiness Index或Well-being Index。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人们对生活的主观体念问题也凸现出来，生活质量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西方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尝试建构能够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指标。其中较早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坎贝尔（Campbell）教授，目前西方学术界活跃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包括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Kanhneman）在内的一大批著名研究者。由于幸福指数所触及的是一个时代性课题，因而一经提出，便引起不少国家政府的关注。但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幸福指数报告大多是由一些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研究团体或个人发布的。对幸福指数的许多质疑与争论都源自于概念本身。对概念界定不同，不仅会直接决定着幸福指数本身是否科学，而且还会直接决定着不同条件下所获得的幸福指数能否进行比较。例如，如果将幸福指数决界定为“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教育培训处教育之窗

或者“人们对幸福程度的评价”，便是一个不能采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察的问题，或者讲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幸福要么高度抽象（因而“搞清幸福是什么”可能只是那些思想家的事情），要么极具个体性（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对幸福的独到理解，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对幸福的理解都可能是不同的），因而不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可操作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幸福指数不等同于幸福。在我们的研究中，幸福指数被界定为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它建立在个体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况积极心理体验的基础上，是客观条件的主观反映。如果我们把主观生活质量称之为幸福感的话，那么它应当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幸福指数所量化的是人们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必然会强烈地受到个人差异（特别是人格差异）的影响。譬如，你要将一块面包送给一个饱汉和一个饿汉，他们所体验到的幸福感是完全不同的。再譬如，受教育背景不同的人，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也很可能相距甚远。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通过抽样调查来探讨特定群体、乃至特定社会民众幸福指数的一般特征、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这时，它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对这种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就有可能对社会决策提供帮助。需要指出的是，幸福感的赋值展示的是从极端正向体验（幸福）到极端负向体验（痛苦）的连续体。从这个角度看，有人提出要用“痛

苦指数”来取代“幸福指数”，也就显得多此一举了。

毫无疑问，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所包含的客观内容，要受到特定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特定的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不加鉴别地采用外来的测量工具对当前国人的幸福指数进行评价、甚至与国外的结果进行简单比较或排名，便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编制适合于当今我国民众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并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考察我们民众幸福指数的基本前提。从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社会实际出发，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由10个次级指标构成的我们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分别是：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这10项指标通过我们编制的一套由40个项目组成的《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量表》来测量。如果我们以某一年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的代表性样本所获得的幸福感均值作为基准值，以后每次随机抽样调查所得到的幸福感均值与该值比较，就可以得到考察我国民众幸福感变化趋势的幸福指数。

《幸福的另一种含义》的读书笔记 篇7

迄今为止，除了撰写《哈利波特》系列的J·K·罗琳外，比较系统阅读过其相关作品的国外作者，大抵就只有马克·李维（Marc Levy）了吧。

最先知晓他，是从他的那本《伊斯坦布尔假期》开始，那时自己年少，尚未燃起环游世界的“野心”，但彼时已经对世界上，诸多拥有异样美感名字的城市印象深刻，例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雷克雅未克、布宜诺斯艾利斯、伊斯坦布尔，等等。因此，当时读马克·李维的《伊斯坦布尔假期》，其实也是怀揣着一种想要领略异域风情的心思吧。

然而，正而八经地读完他的这本书，却是在。人的拖延，有时真的相当讨厌，当然，没能成功克服这种拖延习惯的自己，也并不值得赞扬吧。

而后，隔年读完了他在国内读书市场上相当火爆的著作——《偷影子的人》。彼时，对于马克·李维的印象，大抵概括下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

而今，读完第三部由他所著的小说——《幸福的另一种含义》，却又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其实起初，我个人对于马克·李维的感官并不是非常强烈，也从未想过要系统阅读他的所有著作。何况市面上的图书很多，可供选择得，就更多了。而一个人的空闲时间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各色娱乐相当丰富的年代，比起读书而言，我想更多的人可能会选择影视剧、游戏、短视频，等等五花八门的娱乐方式来消磨时间。

而最终，自己会选择购买并阅读他的这本《幸福的另一种含义》，大概纯粹只是因为这个书名吧。

最近一两年来，自己过得不好，谈不上不顺，只是觉得生活中充满了“负能量”，仅仅用“丧”这个字或许已经无法涵盖全部。那种感受，大抵有些像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明明独自一人时悲伤难过，以泪洗面，但在工作和生活中，在他人面前时，却又要表现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可实际上，他人并不会真的在意你的感受，这种戴着面具和镣铐跳舞，却无人欣赏的场面，总让自己觉得，自己真TM像个傻X啊。

往往越是身处于此种境况时，人越会容易思考和怀疑人生，比如说：我是谁？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幸福究竟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快乐？等等。

而我，也不外如是。

且通常，这种自我反思和发问，都是没有结果的。更何况，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一样，三观不一样，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感官也不一样，就更难以得到一个可以通用的结论。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前些年央视新闻采访中的一个片段，记者在马路上采访一位大爷，问他说：“你幸福吗？”大爷的回答，让很多人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回答说：“我不姓福，我姓曾。”

所以你看，其实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定义，对于幸福的感受和理解，往往还同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获得的满足程度有关联。

不少人默认的一种规定俗称的结论，大抵就是，物质生活不够丰盛，且精神需求较少的人，通常会过得更加幸福快乐。而物质生活相当丰富，精神需求更多的人，反而过得不够快乐。

当然这只是一种默认的说法，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就像我，物质生活不够丰盛，精神需求却极多，用开玩笑的语调来说的话，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要知道作为一个法国作家，他对于幸福有着一种怎样的认知和定义，于是便有了这场阅读。

起初以为这是一段形同《伊斯坦布尔假期》的小说，因为米利和乔这两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调香师阿丽斯和她那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

但故事读到一半时，却觉得它更像是一部公路风格的小说，因为几乎所有的情节展开，都同那辆奥兹莫比尔敞篷老爷车，还有那一段段横贯美国的公路相关联。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州横跨到另一个州，越过山川河流，只为了追逐那一个不太明确的未来，这样的阿加莎，不得不说，充满了一种别样的魅力。

这是同《伊斯坦布尔假期》中的阿丽斯完全不同的魅力，如果说阿丽斯的伊斯坦布尔之旅，更像是一段追寻过往和爱情的探寻之旅，那么这部作品中阿加莎的横跨美国之旅，更像是去赴一场岁月洗尽之后的约定，有些茫然，但却坚定不移且充满力量。

而且书中讲述到了不少关于美国早年的历史，让比较熟悉历史的读者，更有一种深刻的代入感，觉得这是一场曾证实发生过的故事，而我们不过是在见证着它的再一次讲述。

作品中阿加莎，以及她曾经的伙伴们为了独立和平权所做的斗争，能够让人领略到曾经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些许片段，也正是因为曾经有着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努力，才有了后来更好的美国。而这些虚拟人物于历史中的穿梭和展现，无疑也代表着身为作者的些许观念和立场。一位作者，是很难完全在他的著作中保持中立的，且马克·李维的这种偏向，更让人感觉到他这个“幕后推手”，即鲜活又生动。

或许，即便身处于不同的文化和成长环境中，人们对于幸福和快乐的追求也是殊途同归的吧。

虽然马克·李维没有在作品中明说，但不管是原谅了汤姆·布雷德利，并愿意和他相伴终老的阿加莎（或者该说是汉娜），还是终于认清自己对于友人所持有怎样情感和心绪的米利和乔，都无疑是在无声述说着“幸福的另一种含义”——那就是，能够认清自己和自己的内心，并能够勇敢追求心中所爱。

也许其他读者会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我觉得该是如此吧。

这种唯爱至上的理念，无疑充满着一种法国式的浪漫气息。而中国式的爱情和浪漫，则要显得含蓄得多。

幸福可以是稳定无波澜的工作和生活，可以是体面的生活，不那么深爱却也不那么讨厌的情人，还可以是彼此相恋相守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更可以是无所顾忌的对于所爱之人和未来精彩生活的热切追求。

幸福，它有着无数种定义，马克·李维说了它的另一种含义，那你呢？

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含义？

老实说，其实从马克·李维这里，我依然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可我却并不讨厌他给出的这种解答。

这本书读到一大半的时候，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工作上的繁琐冗杂，承受不了家庭中的沉默不语，还有自己日渐深沉的抑郁癫狂。所以独自一人跑出国去潜水度假，放空自己，什么都不想，只是纯粹旅行着，看看当地人的生活。再回来时，之前的那种心绪不宁已经平静了很多，至少，不再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而回来后，才读完了这本书剩下的一小半。起初拿起这本书，是想从马克·李维这里找一个答案，而今我知道，自己同书中的米利一样，或许只是少了些时间，少了些机缘吧。而距离自己想要的那个正解，中间所隔，也不过只是些岁月变迁和时间沉淀吧。

莫名想到了扉页背面上，保尔·艾吕雅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拿来作为这篇文字的结束挺好。

“世间并无任何偶然，所有相遇早已注定。”

幸福的含义——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 篇8

Prilleltensky提出了一种用以评估心理学研究道德含义的体系,该体系包含了三个要素:价值观、理论假设和实践活动,以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和检验心理学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含义.McWhirter、Nicholson、Ramm、Sollod等人分别对他的体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Prilleltensky的理论对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 者：钱敏 张进辅  作者单位：钱敏(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系,四川,成都,610041)

张进辅(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重庆,北碚,400715)

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26(1) 分类号：B840 关键词：评估   心理学研究道德含义   价值观   理论假设   实践活动  

★ 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故事-人道主义的寓意-人道主义的意思

★ 简历格式主要有两种

★ 中国威权文化探源及人道主义中西比较

★ 介绍信有哪两种

★ 两种动物的童话故事

★ 论两种上帝观

★ 两种治学态度作文

★ 两种态度高中生作文

★ 介绍信有哪两种格式

循环经济的含义和原则 篇9

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主要有三大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每一原则对循环经济的成功实施都是必不可少的。

减量化原则针对的是输入端，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物质和能源的流量。换句话说，对废弃物的产生，是通过预防的方式而不是末端治理的方式来加以避免。

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长产品和服务的时间强度。也就是说，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使用物品，避免物品过早地成为垃圾。

公共利益的法理学比较与认识 篇10

摘 要随着我国各法的不断修订，十余年间“公共利益”一词在法条中的出现率有了上升，上自最高效力的《宪法》，如2004年修正关于国家征收个人私有财产的前提要件，下到各类部门法的法条完善，如行政诉讼法中的环境公益诉讼、经济法中维护公共利益的反垄断行为等。从中不难看出，公共利益一词，在法律领域内与私人利益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公民个人利益的维护离不开公共利益这一范围，另一方面，政府行使权力时必须权衡公共利益，否则会失信于众，可谓是一把双刃剑。此外，公共利益在各国法律中虽然频繁出现，却少有明确定义和说明，正如陈新民对其的最大认识，就是“其概念的不确定性”，主要因为“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 两方面原因。正确认识和把握公共利益，有助于解析该词在法理学中的重要意义，理性判断，更好的维护自身应然权利。

关键词公共利益 私人利益 行政权力

一、公共利益的概念解析

以法理学的角度来讲，研究公共利益，需要从法的基本要素去解析，即去认知和了解法的原则、规则以及概念。如何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法律概念，就要从社会现象和事实入手，以法理的角度去将其概括和描述，理清其内涵和外延范围，同时，借助各大学家对公共利益所形成的见解，总结归纳出公共利益概念的共性认识，形成科学的判断标准。

(一)外国学者理论

“公共利益”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 ～ 6 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制度在古希腊孕育了一种“整体国家观”，这种观点将公共利益作为整个国家统治的重要纽带，古希腊许多学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整个城邦社会中所依存的一元化、抽象化的价值，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将“公共利益”定义为“统治者的利益就是真正的‘公共利益’”，他认为在作为整体的城邦制度中，整个国家的追求即符合人民的追求，公共利益也就是统治者的利益。亚里士多德将柏拉图的观点进一步深化，把国家看作是最高的社团， 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 这种“最高的善”的物化形式在社会层面的反应就是公共利益，也是一种认为国家是一种整体社团的观点。在古罗马，乌尔比安则是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划分法，阐述了著名的“公法”和“私法”法学理论，实行了公私法分离，认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 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事实上， 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 有的则造福于私人。” 这与古希腊学者出现了相反的见解。此后，托马斯・阿圭那在《阿圭那政治著作选》中，将公共利益作为统治者政权性质的衡量，强调统治者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问题，否则政权无道。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民主制度意识逐渐苏醒，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出现了多维度拓展。18世纪法国学者爱尔维修将“个人主义”和“公共利益”作为理论的两大范畴，关注于统治和个人利益在公共利益面前的权衡，爱尔维修认为个人利益不能与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相违背，同时提出以法律手段约束统治者的权力和引导民众，以达到统治者的权力行使会为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考虑，且个人谋求利益时不损害公共利益。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提出，公共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主张个人利益是唯一存在的具体权力，而公共利益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表述，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判断理念形成了之后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法国学者卢梭一直是民主理论最重要的阐述者之一，在他看来，“唯有公意才能够按照国家创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来指导国家的各种力量。”公共利益并非是所有人的利益，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它是永远公正的。德国法学家耶林关注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联系问题，强调对“社会利益”的关注，成为了利益法学派的思想渊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进资本主义法律从“个人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的作用 。

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开始暴露，如何维护和完善社会制度成为学术的导向，对公共利益的观念进入了全面化多方位的阶段。在社会法学派庞德看来，法律需要解决各种利益冲突，对利益进行科学划分是保障全面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基于此，他将利益划分为了三大类型：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他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化上落脚于各类政治组织的希望和要求。旧福利经济学之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庇古，将边沁的哲学理论用福利和效用进行了定义，福利经济学中可分为个人福利和社会总福利两方面，在旧福利经济学家看来，公共利益就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政府需要制定政策来确保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值，达到“最大幸福”。

(二)我国研究

我国的法理学观点形成于上世纪，相关研究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整合目前国内学者的思维方向，大致可以将我国的主流观念进行分类：一是从实体角度研究的法律化公共利益，二是从程序法角度研究的实践性公共利益。

在公共利益实体化的研究中，各大学者关注于如何明晰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词组拆开分别解释和分析后，再整合到一起，从各学科角度出发最后形成结论，这和语义分析法大致相同，但是更为细化和方向化，韩大元、王景斌、沈荣华等学者便是该研究方法的支持者。这一方法能够丰富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在不断的总结和归纳中产生新的思路，但是很明显缺乏完美的定义来收尾。

关于公共利益的程序研究，这一研究承认了公共利益是一个抽象概念，如何具体落实到实践才是问题所在，这一路径将人们的视野从“什么是公共利益”调整到“是谁来界定公共利益”的标准上来，并且以界定主体的不同划分出三类模式，即立法机关明确规范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进行裁量以及司法机关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衡量。 第一种立法机关规范模式，主要是指依宪法规定享有立法权的机构，能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制定或认可立法，保障了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它能够使所规定的公共利益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第二种行政机关裁量模式，即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对公意问题进行处理，其行政行为具备公共利益性，这一观点和古希腊学者观点近似。第三种司法机构衡量模式，提出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贯彻维护公共利益的理念，从而形成了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这一模式与王利明教授的观点相一致。司法机关的解释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这些抽象性法条得以落实，因而公共利益也会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得到解释。第四种综合分析法，强调的是三大机构同时参与到公共利益的探讨活动中，结合各自的权力行使状况，形成一个完整的界定过程。

整个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历史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也印证了公共利益是典型的不确定性概念，但是，正是这种变化，使得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得以升华，社会制度也逐日完善。不可不说，无论是哪一类学派观点，都不否认公共利益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等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公共利益的研究在社会的各阶段都意义非凡。

二、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除了表现在概念上外，其外延也是处于不断变动的表现，我们可以对公共利益和相关概念进行对比，进一步认识公共利益的含义。

第一，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对于这一组概念，单纯可以看出它们的差异在于主体的不同，公共利益是针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讲，而私人利益明显是针对个人而言，虽然“公”、“私”分明，但在界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不难看到它与私人利益之间关系的思考。有学者认为两者是对立关系，如乌尔比安的观点，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两者是包含，如边沁的.观点。事实上两者在外延的关系正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隔离也不能重合，其同一性是指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可以相互转化，特定条件下具有一致性，而其对立性是指双方并无可能包含对方，冲突是可能存在的。

第二，公共利益和政府利益。在我国，政府所行使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行政也是为了人民，从本质上来讲政府是不具有自身利益的，它是人们利益的一种代表。但是，现实生活中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将政府放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而形成的，政府本身需要强大的行政权去管理社会，这种利益就是指的全体行政人员的利益。从该角度出发，不难发现政府的利益可分为合法政府利益和非法政府利益，其合法利益是有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存在，有利于社会稳定，而非法部分则是破坏秩序、侵害公共利益的部分，必须进行处罚，以示对公共利益的救济。

三、公共利益的特点

第一，公共利益具有抽象性。公共利益作为一个典型的学科概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正如上文所述，无数学者都尝试下定义，但少有一种固定性的表达。在现实社会中，公共利益常常要和一定的物质载体相结合，如环境问题中的公共利益具体为生态污染的解决、大气质量的提高等等，其高度抽象性不言而喻。

第二，公共利益具有社会性。首先，公共利益反映的往往是一群人的利益问题，而人类活动天生具有社会性，如果没有社会这一规定的范围，那么人的利益也会脱离，不再成为公共利益中的那一类群人。其次，公共利益在不同社会阶段有不同的见解，其研究历史和人类社会变动是步伐一致的，社会的变动产生人们利益的变化，进而公共利益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不会超越现行社会制度之上的公共利益选择。

第三，公共利益具有相对性。公共利益常常要和其他相关联概念比较才能稳定，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利益范围，在不同条件和情况中，它可以在各种利益群中出现转化。另外，公共利益在地域方面也表现出差异，每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是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一个国家的公共利益和另一国有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形，或者国际上承认的国际利益问题在其他国家不能实现，公共利益应当充分尊重现实。

注释：

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胡建淼、邢益精.公共利益概念透析.法学.2004(10).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著.黄风译.正义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06页.

刘全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5 -138 页.

孙月平、刘俊、谭军.应用福利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参考文献：

[1]王景斌.论公共利益之界定――一个公法学基石性范畴的法理学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1).

[2]赵喜平.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公共利益问题.法制与社会.2014(7).

[3]黄学贤.公共利益界定的基本要素及应用.法学.2004(10).

[4]倪斐.公共利益法律化：理论、路径与制度完善.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6).

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认识与思考 篇11

摘要：经济责任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对国家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在任期内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是集财经法规、经济效益、财政财务收支为一体的综合性审计。在本文中，笔者通过对经济责任审计中出现的问题的阐述，分析探讨解决经济责任审计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认识；思考

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及其他与财务收支、财政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依法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合法、真实、效益的行为。经济责任审计是审计机关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财务收支、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的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一、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责任审计内容脱节。

虽然我国有关经济责任审计的文件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都作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一般比较笼统，过于原则化，缺少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理解不一致，或是无限扩大化，大大超出经济责任的范围，将与领导干部相关的事项均纳入审计内容；或是任意缩小化，把审计局限在原有的财务开支上，不能合理体现领导干部任期履行经济责任的特色。

（二）经济责任审计定位模糊。

我国开展审计工作，监督、评价党政领导干部或企业冷到干部经济责任的履行，是为了通过审计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有关规定提出领导干部任期届满，或者办理退休、调任、辞职等事项前，应当接受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因此，很多地方把经济责任审计等同于离任审计，只要是领导干部离任，审计范围的审计部门都必须去审计。而我国每年干部变动较为频繁，国内审计力量严重不足，造成了经济责任审计变成了形式主义、走过场，难以保证审计的质量，同时离任后在审计有着很大的缺陷，使审计的作用大大消弱。

（三）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难以有效运用。

开展审计工作，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关键是有效的运用。但是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经济责任的审计较多，但审计报告的运用不当，审计结果的好坏对干部也没

有明显的作用，甚至一些违法乱纪行为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使廉政建设最终停留在口头上。

（四）经济责任审计整体效果差，运作失调。

经济责任审计应该是纪检、审计、组织、财政、人事等部门共同参与、密切配合，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配合的发挥各自的优势。但目前我国多数审计是几个部门各自独立开来，比如说审计部门只审计等，在整个过程中没有统一的运作机构和协调机制，缺乏合力，达不到审计的理想效果。

二、解决经济责任审计中存在问题的方法

（一）抓住审计重点，重视审计办法，提高审计质量。

1.抓住审计重点，是指要重点审查①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②任职期限内企业经济效益的是否真实③企业资产的管理情况④企业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的个人经济行为。

2.重视审计办法，是指要坚持①审查的经济效益指标与考察被审计者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相结合，公正客观的评价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②审计和自查相结合，建设审计的盲目性③账内审查和外部调查相结合，确保掌握情况的真实有效性④审计与司法检察部门办理案件相结合，使违规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⑤专业审计和公众监督相结合，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提高审计的有效性。

（二）转变离任审计的做法，实行任期审计。

离任审计有很多弊端，可以通过建立早期数据库的办法，改变经济责任审计滞后性的情况。可根据早期审计数据库记录下领导干部在任期内财政财务收支数据、廉洁自律的情况、各项经济评价指标的数据等数据，把这些数据进行整体作为审计档案，以此来查看领导干部字任职期间的情况。同时，对审计工作分步实施、阶段性记录和经常性的监督，可以有效弥补事后审计的缺陷，同时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客观、公正评价。

经济责任审计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以法律法规为基准，遵守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经济政策，遵循经济责任审计时应坚持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公平、客观的开展审计工作。同时，经济责任审计有对单位的审计，也应该有对人的审计，过去审计单位常常忽略对“人”的审计，在审计上

形成了对事不对人的特殊现象。因此，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依法履行经济职责的审计，同时，要依法追究领导干部的违法行为。

（四）利用审计力量，解决经济责任中审计的问题

经济责任审计一般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大工作量的审计审计工作，因此，为了更好的达到经济责任审计的效果，要合理利用审计的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把经济责任审计和平时的财政财务收支审计有机结合，避免重复审计。也可以在开展日常财政财务收支审计时，认定被审计人员的经济责任，并备好档案，方便经济责任审计使用。

2.对经济责任审计的任务合理安排，尽可能地吧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审计计划。

3.对审计工作合理分工，积极发挥各部门的作用，避免出现审计机关全盘负责审计的现象。

（五）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

1.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能有效的降低审计风险。因此，要加强审计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使审计干部队伍能高效、廉洁的进行审计。

2.加强对审计人员的培训，使审计人员具有专业的审计知识，较高的分析、判断、鉴别和协调能力，从而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质量。

3.在审计过程中，如果发现审计人又严重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应该在向司法机关追求被审计人法律责任的前提下，追究审计单位的失察责任，对于审计人员因滥用职权、违反规定、徇私舞弊等给被审计人和被审计单位造成损失的，依法追求有关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结语：

经济责任审计对于监督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限内的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对目前经济责任审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对于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效率，更好的运用审计成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我国廉政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蔡建新,张祖平, 张学兵,张洪飞.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践与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5)1

[2]周汉庭.浅谈经济责任审计的运作方法[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5)1

[3]黄锡梅, 陈琪.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离任经济责任的实践[J].中国审计信息与方法, 2008,(3)1

[4]邢海东.浅谈经济责任审计责任范围界定和评价体系[ J].中国审计信息与方法,2008,(5)1

幸福的含义——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认识 篇12

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马骏 [ -09-01 ]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 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 ，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 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 （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到 ）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 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 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长期GDP增长潜力为什么是7%？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 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 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 1） 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 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1] 笔者没有选取2000-这个十年的阶段，因为2009年的增长受到几十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特别影响，不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