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义与特点（精选5篇）
含义与特点 篇1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以进境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海关税收还将进一步增长, 海关税收仍将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更加深远。
一、“海关税收”的含义探析
近年来, “海关税收”作为一个术语经常被海关和学术界的一些人提起, “海关税收”一词也经常出现在报章杂志中, 但至今没有人对海关税收的概念内涵进行探究, 也没有人给出过一个严格的定义。人们一般理解的“海关税收”基本上等同于由海关征收的税收, 但这在理论上并不科学和严密。
税收学理论认为, 一种税与另一种税的区别, 并不在于其征收主体的不同, 也不在于纳税人的不同, 而在于征税对象的不同, 即税收种类的边界是以征税对象来划分的。因此, 理解海关税收的含义, 需要知道海关税收与其他税收的征税对象的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 (简称进出境) 监督管理机关”, 海关依法“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 (简称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和物品) , 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由此可见, 不能简单地把海关税收定义为由海关征收的税收, 或者把对进出境的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的征税称为海关税收。因为如果需要, 或由海关之外的征税机关征税的征管效率比海关更高, 那么国家完全可以规定由海关之外的征税机关对进出境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征税。但即使是这样, 这些税仍然是海关税收, 因为这些税的征税对象是海关的监管对象。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把海关税收定义为对海关监管对象的征税。依据我国海关法, 我国的海关税收是海关对依法监管的进出境货物、物品和运输工具所征收的税。根据国家有关的税收法令法规, 我国的海关税收包括对进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对进境货物征收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对进境运输工具征收的船舶吨税等税种。
1、“海关税收”与“代征税”
虽然从理论上讲, 海关税收不等同于由海关征收的税, 但实际上, 海关税收确实主要是由海关征收的, 这是由国家赋予海关的职能以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需要所决定的。事实上, 当海关被赋予了征收海关税收的职能后, 征税本身就成为了海关对监管对象的最重要的的监管方式和手段。由此可见, 征税主体的选择本身就是海关税收政策和制度的重要方面。
在海关系统内流行着一个通俗的术语“代征税”, 通常是指由海关征收的进境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虽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被广泛使用, 但却反映出对海关税收和海关税收征收主体理解的偏差, 那就是征收关税是海关的天然职能, 而由海关征收关税以外的其他税, 只是代替国内税务机关履行征税权。而征税主体的选择是由海关的职能和提高征税效率的需要所决定的, 这种选择本身也是国家税收政策和制度的一部分。由海关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和船舶吨税和由海关征收关税一样, 同样是海关的监管职能的体现, 我国海关法规定的海关依法“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 这当然就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船舶吨税。
2、出口退税与海关税收
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商品退还出口之前所经历的各流转环节所纳的国内商品税, 使本国商品以不含国内商品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通常, 进口国对该国进口的商品按照国民待遇原则, 征收与国内生产的相同商品同等的国内商品税, 使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保持同等的税收负担。因此, 出口退税避免了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双重征税, 体现了税收的中性原则, 为世贸组织规则所接受。由于出口退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税种, 也并不构成财政收入的来源, 因而通常不被视作海关税收。但出口退税的作用对象是作为海关监控对象的出口商品, 也具有海关税收的属性, 这可以从出口退税与关税的比较中不难看出。
首先, 从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看。如果出口退税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即出口退税作为关税政策实施的一个外部制度性条件, 并且严格实行应退尽退的零税率, 那么关税政策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就要看出口关税是否有效地调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从总体上看, 出口关税率的总体水平影响出口的总量, 而各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率影响这些商品的出口结构。当出口退税作为一项政策使用时, 即通过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影响出口的总量和结构, 政策效果之所以能够体现, 同样是由于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产生了影响。可见, 降低某种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其政策效果等同于在对所有商品都是实行全额退税的条件下, 提高该种商品的出口关税率。
其次, 从对促进出口和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影响看。一国商品之所以能够进入进口国市场, 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出口国在该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 而从通俗意义上讲是由于出口国生产该商品的成本较进口国低, 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入该国市场。征收出口关税能起到限制出口的作用, 而通常出口国征收出口关税的目的, 是为了减少本国资源性商品的出口, 实行出口退税是要增强本国制造品的出口, 但如果制造品的国内流转税没有全部退税, 出口退税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 如果对所有的商品都实行出口全额退税, 同时对某些商品征收出口关税, 同样可起到限制这些商品出口的作用。举例而言, 某商品的国内价格为100元, 其中所含的国内流转税为10%, 对其实行出口退税后, 该商品就能以90元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但假如无法做到全额退税, 退税率仅为应退税额的55%, 即5.5元, 该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94.5元。如果该商品全额退税, 同时又征收5%的出口关税, 该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价格同样是94.5元。因此, 这两种政策对该商品出口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
最后, 从近年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实际做法看。退税率实际上已按照海关税则对商品的分类进行确定, 降低某税号下商品的退税率实际上等同于提高该商品的出口关税率。而我国政策的调整往往实行退税率和关税率的双率齐动, 如在减低退税率的同时, 又提高该商品的出口关税税率。虽然这样有利于加强政策力度, 但这种政策操作手法本身也已经说明, 出口退税率的变动与关税税率变动效果相同。
二、海关税收的特点
海关税收具有一般税收的共性, 即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但海关税收还具有一个其他一般税收所没有的特征, 那就是海关税收的涉外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海关税收的征税对象须按国际通行的商品分类规则划分为具体的税目, 而海关进出口税则就是海关税收的税目税率表
目前, 世界各国通行的商品分类规则是海关合作理事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各国以此为基础制定本国的进出口税则。根据其规定, 商品按其自然属性、用途和功能等进行分类, 每一种商品被冠以特定的六位数编码, 各国税则中该种商品的税则号列的前六位数必须与该编码相同, 各国可以根据需要在六位数编码下增设本国子目。
2、海关税收的计税价格必须根据国际通行的规则确定
海关税收大多采用从价标准计征, 为此必须确定计税价格, 关税的计税价格习惯上称为完税价格。由于各国自行确定完税价格极有可能产生事实上的贸易壁垒, 对自由贸易造成损害, 为此寻求国际统一的完税价格确定规则始终是海关税收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WTO估价协定》便是国际社会寻求统一的完税价格确定规则的努力所形成的成果。根据这一协议, 关税的完税价格应为进出口货物的成交价格。目前, 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依据《WTO估价协定》制定本国的海关税收制度。我国海关法规定:“进出口货物的完税价格, 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
3、海关税收的税率设置, 须考虑国家参与签订的国际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
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始终是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一对矛盾, 为了从国际贸易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在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环境尚未形成之前, 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 是世界各国基于本国利益作出的选择。这些贸易协定往往要求参与各方约束国际贸易中的税收负担水平, 并相互间提供对等的税收待遇。因此, 海关税收的税率设置并不完全自主, 必须考虑国家在国际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中承担的义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我国不但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而且自2001年5月签署并加入了《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关于贸易谈判的第一协定》 (简称为《曼谷协定》, 后经修改称为《亚太贸易协定》) 起, 又先后与一些国家 (地区) 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签订了含有税收优惠内容的贸易协定。这样, 我国的关税税率就有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等, 其中, 最惠国税率设置不但要适应我国的实际需要, 还要考虑我国入世谈判中承诺的义务, 协定税率的设置同样应体现我国在相关协定中的义务, 并享受对等的贸易利益。
4、海关征税对进出境货物的原产地认定须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
为了严格限制各国提供的海关税收优惠的受益范围, 确保各国的海关税收国别化差别待遇政策得到实施, 必须对进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进行鉴别。但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 生产的国际化分工也在向纵深发展, 多个国家参与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 为此需要一套判别货物原产地的技术和标准, 这就是原产地规则, 代表之一就是WTO《原产地规则协议》, 它也成为对世界多数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通行原产地规则。为了鼓励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和国际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形成, WTO《原产地规则协议》承认各国在依据该规则制定普遍适用的原产地规则的基础上, 为实施区域或双边自由贸易而制定特殊原产地规则的权利。我国从200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就是依照其制定的普遍适用的原产地规则, 此外我国还依据一些区域性贸易协定制定了这些协定项下的原产地规则。
5、海关税收的经济影响具有涉外性
由于海关税收的征税对象主要是进出境的商品, 生产地和消费地跨越不同国家, 使得税收的影响具有了跨国性。生产地国家的税收政策必然通过成本影响商品的价格, 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支付价格, 进而影响消费地市场对商品的需求, 反之, 消费地国家的税收政策直接影响消费地市场, 反过来影响生产国的生产。海关税收的经济影响所表现出来的涉外性使得海关税收成为了国际经济甚至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武器。
在一个开放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 由于国际贸易和其他对外经济交往只处于较低水平, 海关税收的涉外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海关税收的重要性也不可能得到充分认识, 因此对海关税收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但是, 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中, 海关税收的涉外性不容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30年的发展, 我国的开放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亚洲经济数据库 (CEIC) 公布的一份统计资料, 我国到2007年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近70%。
(资料来源:亚洲经济数据库, 2007年11月。)
三、海关税收的经济职能
海关税收的经济职能是指海关税收所固有的、内在的、由其本职所决定的经济功能,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资源配置职能
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运用税收调节进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 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和最佳配置。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的内涵极为丰富, 不仅表现在对商品供求关系的调节上, 还表现在对商品结构的调节上, 最为主要的是通过对商品供求关系和结构的调整, 可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和本国经济的目的。
(1) 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商品的供求关系通过价格变动反映出来, 当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时, 反映出该种商品的需求超过供给, 为平抑价格、增加供给, 应降低进口商品的税收负担, 提高出口商品的税收负担, 扩大进口。可见, 海关税收作为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之一, 税额的增减直接影响价格升降, 从而影响商品供求关系。当国际市场价格发生波动并影响国内商品供求均衡时, 海关税收也能有效阻隔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
(2) 调节商品结构。商品结构是指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 根据经济效率的要求, 商品的比例关系应适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进出口是对国内商品市场的调剂, 当某种商品供过于求时, 可出口该商品来平衡国内生产与消费的失衡, 反过来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 可进口这种商品。海关税收可以调节商品流动方向与数量, 加重进口商品的税收负担, 减轻出口商品的税收负担, 就可以鼓励本国过剩商品的出口, 抑制进口。
(3) 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是海关税收资源配置职能中最为核心的一项职能。传统上对这一职能的理解是, 在进口环节征收的海关税收, 提高了外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成本, 从而有效减轻了外国商品对本国同类商品的冲击, 使本国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些产品和产业得到保护。在国际经济不断交融与发展中, 海关税收的这一职能的内涵得到了延伸, 对本国产业和经济的保护还体现在国家通过海关税收政策鼓励本国产品出口。例如,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 我国取消和降低多数产品的出口关税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率的政策, 便是这一职能的体现。
2、收入分配职能
海关税收的收入分配职能表现在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国内, 由于海关税收对各种商品征收的税率有高有低, 使各种商品的海关税收总体负担呈现差异, 从而使不同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不一致, 调节收入分配。例如, 世界各国一般都对进口非生活必需的奢侈消费品征以较高的关税, 而对于关系民生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征收较低的关税, 甚至免税。
在国际方面, 海关税收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格局。首先, 海关税收的涉外性决定了一国的海关税收政策必然会对他国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例如, 一国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使得他国商品很难进入该国市场, 从而使他国的生产和就业受到影响, 当进口国为国际贸易“大国”时, 这种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一国对本国出口商品免征或退征相关税收, 甚至对出口商品实施政府补贴时, 进口国的消费者就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消费这些商品, 但进口国的生产和就业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其次, 国际经济利益的分配还取决于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依附地位, 为此他们通常通过海关税收政策限制资源类商品的出口, 引导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出口。
3、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 使之达到均衡, 从而实现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目标。这些目标通常包括适度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目标能否实现,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能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 社会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 海关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体现在海关税收对净出口的直接影响上, 当国内需求增长放缓时, 推动出口增长往往是各国的一致选择, 出口增长一方面直接扩大了总需求, 另一方面引导投资增长, 带动内需。
自我国恢复征收海关税收以来, 海关税收就被赋予了宏观调控的职能, 在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 此项职能也在不断强化。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为了顺利实现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我国多次调高了出口退税率并降低了出口关税, 总体上降低了出口环节的税收负担。在未来, 海关税收政策仍然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关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还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摘要：本文从税收理论与海关职能角度对海关税收的含义进行了探析, 尝试性地提出了海关税收的定义, 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海关税收的涉外性特点, 并结合当前经济形势阐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海关税收的经济职能。
关键词：海关税收,涉外性,经济职能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Z].
[2]岑维廉、钟昌元、王华编:关税理论与中国关税制度[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李九领:我国现代关税职能的探析[J].当代经济, 2008 (1) 上.
含义与特点 篇2
（一）看“字”
用词精炼准确、鲜明生动。
步骤：哪些字用得好。
这些字的意义。
用这些字的作用：
突出描写主体的——特点
表情达意
（一）看“词”
1.看是叠词、拟声词
作用：突出描写主体的——特点
形成语言的音乐美（音节和谐）
2.看是否用了仿词、双关、移就等
3.看用词是否富有色彩
颜色、方言、褒贬、反语、口语。
（二）看“句子”
1.从整句、散句，长段句的角度看
2.从修辞的角度看
（四）看语言的风格
常见散文的语言风格：平实、清新、华丽、幽默、辛辣、自然、简洁明快、含蓄深沉、寓庄于谐、口语化、生动形象、有地方色彩、富有情趣、符合人物身份
考卷试题举例：
1．舒婷的《我们在十七岁时干些什么》：以文章中加点两处语句为例，简要说明这篇散文的语言特点。（6分）
本文语言特点是幽默诙谐。“横看成岭侧成峰”借用古人诗句诙谐而又形象地写出了儿子脸上青春痘之多、之大；“见缝插针频频跟电视机接吻”则以夸张的手法描写儿子由于近视而不得不凑得很近去看电视的情景，让人忍俊不禁。显出幽默诙谐的智慧。
2．李存葆的《雪野里的精灵》：请赏析“看到如此众多的小生命，坚忍不拔而又蓬蓬勃勃地活在这雪地里，我的眼睛被染得灿烂起来”这句话。（4分）
运用拟人手法，写出了小生命顽强的生命力。
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写出了“我”见到这些小生命时的惊喜与感动之情。
3．张锐锋的《被时间决定的讲述》：以③④段为例，简要分析本文语言的两个主要特点。（4分）
①形象生动。如“她撒一把米，鸡们怀着感激之情扑动翅膀，争夺地上的米粒”，在精致的细节描写中使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语言鲜明生动。②优美抒情。如“古老的笨重石磨转动起来，金黄的玉米被缓缓磨成面粉”，运用多个抒情性
意象，给人诗情画意之感。③含蓄蕴藉。如“这一点儿也没有损害劳作中的默契，仿佛一出戏剧的出演，已经经过了预先的排练”，语言含意丰富，从而具有了多重思想情感。④简洁而细腻。如“蓝，蓝，白云停留一会儿，就又很快散尽，剩下的，仍然是蓝”，语言简洁凝练，描写细腻。
4．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赏析下面的句子。（4分）
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1）运用拟人手法，通过“走下“”爬上“等词语将太阳人格化，生动形象。
（2）运用对比的手法，使日出与日落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以深刻印象。
（3）运用前后对称的语言形式写景，给人以整齐的美感。
5．杨振声的《书房的窗子》：本文语言典雅，请以第②段为例，从词语运用、句式选择、修辞方法三个方面加以简要赏析。（6分）
①选用了诸如“山阴水曲”“隐翳”“枝叶扶疏”“清虚”“清晖”等有文言色彩的词语，格调典雅。
(或：在用词上使用了对比手法，如“强烈”
与“清淡”“敞开”与“隐约”“中午的骄阳”与“落日的古红”等成对的词语并举，使语言繁富而典雅。)
②句式上长短相间，以长句为主，且整散结合，错落有致，具有典雅之美。
③使用排比，如接连使用了三个“不喜欢??喜欢??”，显得整齐、工整、典雅。(或：多处直接引用了古典诗文名句，如“晨光之熹微”“残夜水明楼”“明月照积雪”，使语言具有古典韵味。)
6．老舍《骆驼祥子》第四章19.第一段中画线部分突出的语言特色是什么？请举例分析。（4分）
口语化、善用短句，对比。应举例分析。
7．（1）对小说中画线①处的人物语言进行赏析。“①这鸟笼根本不用养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说着??
运用了夸张、比拟的手法；写出了鸟笼的精美，表达了老大夫对鸟笼的赞赏之意。
8．指出下面这句话所体现的人物语言特色，分析它的表达效果（5分）
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来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特色：幽默风趣、意味深长。效果：沈从
含义与特点 篇3
[关键词]格莱斯话含义理论；产生背景；特点；实例
一、会话含义理论的产生背景
会话含义理论是语用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语用学是语言学中新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它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主要是由西方的学者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语用学的很多基本观点都来源于实用主义哲学的意义理论。1938年美国哲学家莫里斯首先提出“语用学”这一专业术语和符号学三分说，这是语用学研究的开端。继莫里斯之后，语用学的研究走出了纯理论的构想阶段，取得了重大的发展：1955年美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向当时的逻辑实证主义发起了挑战；随后，美国语言学家赛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继承、修正、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Herbert Paul Grice）于1967年提出的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话含义理论”以及“合作原则”则进一步为语用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框架。1977年，《语用学杂志》的出版则标志着语用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
格莱斯是英美语言哲学中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日常语言学派认为应该对日常语言进行概念分析，以确定语言的意义，这与理想语言学派使用数理逻辑工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传统大相径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对日常语言学派来说意义深远。另外，塞尔等人也系统地研究了自然语言的制约条件，力图纠正自然语言的不足。日常语言学派的传统，尤其是塞尔的研究深深地影响着格莱斯。格莱斯继承日常语言学派的概念分析传统，同时开创性地借用逻辑分析的形式化方法研究日常语言的意义，归纳出自然语言的一般规则，为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格莱斯的语言研究是从分析意义开始的。他借助逻辑分析这种形式化的工具，系统地研究了多种类别的意义：自然意义与非自然意义；词汇意义、句子意义与说话人的意义；说话人的意义与意图。在这三组概念中，格莱斯研究的重点是在一定语境下使用的语言的意义，即语用意义而不是静止意义上的语义意义。在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格莱斯重点研究会话含义——言外之意，并提出了著名的合作原则及相关准则。合作原则是描述性的，重在说明人们是如何得出会话含义的，而非规范性的。相关的准则有四条，即：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及方式准则，每条准则下又有若干次准则。会话含义正是通过遵守或违反这些原则或准则而得出的。遵守合作原则与相关准则得到的是常规含义；违反相关准则可以得到特殊的会话含义，即言外之意。会话含义的获得实际遵守着合作原则。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对语言哲学及逻辑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二、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的特点
格莱斯（1975）针对会话含义和规约意义的区别，指出会话含义具有五个特点：
1.可取消性（cancellability）。可取消性也叫可废除性。会话含义的存在依赖于一些因素：所用词的规约意义，合作原则，语言和情景语境等等。在具体情况下，一个会话含义可以通过附加一个分句而被取消或者通过上下文表明说话人放弃了那个会话含义。
例如：John has three cows.一句带有这样的含义：约翰只有三头奶牛，不多也不少。但若在该句之后加上“…and perhaps four or more.”这样一个分句，则先前的含义（即约翰只有三头奶牛，不多也不少）就被取消了。
2. 不可分离性（non-detachability）。不可分离性是说，会话含义是依附于话语的语义内容，而不是语言形式。因此，我们能用同义成分来替换话语的某一部分，而不改变原来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即使改变话语的具体词语，会话含义也不会因此从整个话语中分离出来。
例如：
A：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lecture？
B：Well，I thought the lecture hall was big.
B句的会话含义是：“没有多少人对讲座感兴趣”。如果将句中的thought换成believed，should say，reckoned等词，big换成large，great等词，句子的会话含义仍然存在。
3.可推导性（calculability）。所谓可推导性，指的是听话人一方面根据话语的字面意义，另一方面根据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推导出相应的会话含义（何自然，1988）。也就是说，当某人说什么的时候，可能从表面（字面义）上看没有任何意义，这时候你不会草率地認为他在胡说八道，不再去细想，而会从更深一层去挖掘隐含意义。如果根据你掌握的所有信息，有一种解释正好支持你前面的假设，那么，你会认为这种解释正是说话人想要说明的。格莱斯（1975）指出，会话含义的可推导性必须具备以下信息：（1）所用的词的规约意义和可能涉及的指称对象；（2）合作原则及其各条准则；（3）语言或非语言语境；（4）其他相关的知识背景；（5）下列事实或假定的事实；会话双方都能得到前面几条提到的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或假定那是事实。
4.非规约性（non-conventionality）。会话含义不是话语的规约意义（conventional meaning）。也就是说，会话含义不是字面意义，也不是字面意义的一部分。它是通过合作原则中各项准则，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结合语境推导出来的。字面意义在话语中是不变的，会话含义则视语境的不同而变化。
例如：It's cold here.上例中，在某一特定语境中可能产生出“关窗”这个会话含义，而在另外一些语境中则可能产生一些其他的会话含义。
5.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推导会话含义就是推导交际双方在遵守合作原则的前提下话语的种种解释；而这种解释随语境的不同又可以有无数个，因而会话含义是不确定的。
例如：John is a machine.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达“约翰是冷酷的”、“约翰是能干的”、“约翰不停地干活”或“约翰不会动脑子”等会话含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会话含义即是一种隐含意义，可以在合作原则及其准则的指导下，在词语的规约意义基础上，联系语境推导出来。在这种意义上，会话含义相当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行事语力。它们都与意义的语境方面有关，或者说与汉语的“言外之意”有关。这两种理论的不同仅在于对语境义产生的机制解释不同。
参考文献：
[1] 刘根辉，李德华. 中国语用学研究状况与发展方向[J]. 现代外语，2005，（01）：131-135.
复方与复合 含义大不同等 篇4
首先，复方和复合都表示由几种成分组成的药物，在这点上，两者是相同的。
其次，“复合”系指由几种同类别的药物组成的制剂，当然也允许有其他类别的药物，但仅有同类别药物组成已构成“复合”之意，如复合维生素B片，它由维生素B1、B2、B6复合而成，并以此为主，但还含烟酰胺、泛酸钙等，故以“复合维生素B”命名。又如复合磷酸酯酶片，它由麦芽中提取的多种酶（主要是磷酸二酯酶、磷酸单酯酶）组成，这些酶都具有磷酸酯酶的活性，可看成一类，故亦构成“复合”之意而得名。
“复方”系指几种不同类别的药物混合而成的制剂，其后的药名是指处方中的主药。比如复方碘溶液，是由碘和碘化钾组成，而起治疗作用的是碘，碘化钾只是在配制过程中增加碘的溶解度。又如复方苯乙哌啶片，它由苯乙哌啶、阿托品等组成，两者皆有治疗作用，但以苯乙哌啶为主，故而得名。再如复方氯喘片，内含邻氯喘息定、必咳平等成分，这显然是不同类别的几种药，但以邻氯喘息定为主，故名。
“复方”与“复合”是不同概念，应严格区分，以确保用药安全。
胃药会悄悄伤脑肾 健文
长期服用含铋剂胃药的患者，脑、肾功能易受损，严重者将出现尿毒症、记忆力减退等。
有的胃药如丽珠得乐、胃得乐、胃必治等药物一般都含铋剂。铋属金属物质，如果服用时间太长，会沉积于脑部和肾脏。医生在给患者开这类药物时，医嘱疗程最长是两个月。但很多患者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他们自行到药店买药，自作主张地服用几个月甚至一年。长期服用含铋剂药物的患者，如出现排尿异常、记忆力和判断力减退，应尽早到医院检查。
一些胃病患者在服药时认为西药副作用较大，因此会在胃痛时服用西药来止痛，平时则选择中药来养胃。专家指出，这种做法也不正确。据介绍，有同样作用的药物往往有同样的成分，尽管中药都是草药提取但其活性成分可能与西药相同，所以如果必须同服中药和西药，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
编辑提示：老年胃病患者尤其注意，老胃病也不能长年吃一种药，要定期去医院就诊，严格遵医嘱用药。
抗心绞痛药也会诱发心绞痛 邬时民
硝酸甘油主要是通过扩张全身小动脉、小静脉，使外周阻力和血压下降，从而减轻心脏前后负荷，降低心肌耗氧量而发挥抗心绞痛作用。舌下含化硝酸甘油后1分钟-2分钟起效，药物作用时间可维持20分钟-30分钟。但是，如果硝酸甘油服用剂量过大，由于血压急剧下降，导致冠状动脉灌注压过度降低，引发交感神经兴奋、心律加快、心肌收缩力加强，增加心肌耗氧量，就会诱发或加剧心绞痛发作，严重者会诱发心肌梗死甚至猝死。因此，含服硝酸甘油时应从小剂量开始，尽量采取坐卧位含药。
临床药学研究显示，第一次服用硝酸甘油的病人，由于对硝酸甘油高度敏感，在服用常规剂量时，便可出现头晕脑胀、头内跳痛、心跳加快、面部发热甚至昏厥等症状，这是由于全身小血管扩张和反射性心率增快的缘故。因此，病人在初次用药时应减半服用，以后再增至常规剂量。
含义与特点 篇5
【关键词】 非生产性支出；代理成本；寻租成本
研究企业交易成本如何随着制度环境或契约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且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并对已有实证研究进行概述，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非生产性支出：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
以Coase（1937）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张五常（1987）将交易成本视作一种“制度成本”，认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交易成本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中的成本”，并且“除那些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直接有关的成本外，社会中所有可以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同时，所有不是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导的生产和交换活动，都是有组织的活动，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的存在和变化也被视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下选择的结果，并且所有的组织成本都是交易成本 ① 。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意味着不同的交易成本，而在现代社会中专业化的利益巨大，交易成本作为专业化利益的一个比例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却各不相同。张五常（1998）认为，“这个尺度（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人们看到的各国财富的差别”，同时 “这一比率稍微下降一点，就会使财富大大增加”。埃格特森（2004）指出，由于高额的交易成本可能减少或消除本来可能有利的交易，故对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组织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交易成本不仅影响了生产的契约安排，而且影响着人们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数量（Wang，2003）。
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对社会价值创造的意义并不相同。从市场微观结构出发，企业交易成本可以进一步分为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Spulber，1999）、企业组织内部契约决定的交易成本以及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受到管制者施加的额外成本。不同的交易成本产生原因不尽相同，以下分述。
（一）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
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主要由技术进步及市场结构演化所决定，体现为市场上寻找价格分布、商品质量和劳动投入的信息，以及在市场上寻找潜在获利机会、订立契约以及监督契约执行的成本等。这类成本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建立中间层组织予以降低，对处于同一市场体系下的所有企业都具有同等影响，并且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签约对象，以将这种交易成本降至最低。同时，由于价格机制作为“无形之手”，可以有效地协调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Smith，1776），因而上述成本可能并非影响企业绩效的主要因素。
（二）企业组织内部契约决定的成本，也就是代理成本
埃格特森（2004）认为，“当资源所有者的联合代替了一系列的单一型企业，一种交易成本就被另一种所代替：由一项交易代替一系列市场交易时，市场之内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但出现了新成本类型，即形成和维持生产者联合的交易成本——通常在文献中被称为代理成本。”这种交易成本无法通过建立中间层组织的方法予以消除，是一种契约签定后的成本，源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三）企业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受到管制者（政府）施加的额外成本
与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不同，这类成本具有特定性，即企业作为交易一方无法自由选择交易的另一方——政府，除非企业不进入市场。同时，这种交易成本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可能并不相同，当政府以资源配置者身份出现时，这一成本主要体现为企业的寻租成本。已有研究表明，这类成本（如等待成本、获得经营行业许可的成本、贿赂官员的成本等）在转型经济国家显得更为重要（Dagnino和Farina，1999）。
由市场结构决定的交易成本虽然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构成一种成本，但由于信息不完全，交易不可能是无成本的，企业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上述成本，因而它甚至构成了社会价值创造的一部分。同时，竞争的存在和市场结构的自发演进都使得上述交易成本在既定的技术约束条件下达到最优。相对而言，后两类成本（企业的寻租成本和代理成本）则非社会价值创造所必须，主要体现为财富的再分配，构成社会的一种非生产性支出。同时，这类支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交易成本的差别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因此，后两类交易成本，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包括公司的代理成本和寻租成本，对企业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尽管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广泛存在，学术界却很少对非生产性支出给出定义。从政府支出角度看，生产性支出是指那些能够为私人生产部门生产性活动提供服务的支出，而非生产性支出是指那些对私人经济没有直接影响的支出（Aschauer，1998）。Bhagwati（1982）认为非生产性活动是一种“不产生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效用的商品或服务的行为”。依据前述概念，我们可以把非生产性支出定义为那些从社会生产角度看，不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产生商品或服务的支出。因而，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可视为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之外的所有非生产性成本。其中，代理成本为组织内部交易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契约能否及多大程度上有效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寻租成本可视为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主要取决于宏观制度因素的影响。
二、非生产性支出的现状及相关研究
非生产性支出在我国具有现实重要性，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盛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生产性支出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的估计，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高达
3 700亿元，占当年GDP的2.27% ② 。由于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公款吃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经理人的在职消费或寻租成本。Cai，Fang和Xu（2005）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娱乐餐饮费用占企业工资总额的20%，占销售收入的2%－3%。这些支出除用于建立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外，也被用于经理人的个人消费或作为公司支付政府官员“保护费”或“贿金”的手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和寻租成本在中国都是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重要表现形式，前者反映了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代理成本，后者则反映了公共治理对企业外部交易成本——寻租成本的影响，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重要性。
（一）内部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中的在职消费
已有文献中，Smith（1776）实际上把在职消费视为代理成本的一部分，认为在职消费是由于高管人员的“疏忽和挥霍”，源于高管与股东利益的不一致。此后的财务学文献中，在职消费通常也被认为是经理人代理问题的体现（如Grossman和Hart，1980；Jensen和Meckling，1986等）。与前述观点不同，效率观认为公司从在职消费中获得的利益甚至可能超过高管个人获得的利益。Rajan和Wulf（2004）认为，公司为经理人提供在职消费的目的在于提高经理人效率，或者强化经理人地位与权威。
高管人员在职消费在各国公司中都一定程度上存在，并且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在中国，尽管缺乏十分准确的在职消费数据，但根据公开数据披露来看，在职消费总额非常惊人。2001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89%的企业经营者公开年收入低于10万元，50%以上国有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仅0.2%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与此呈鲜明对比，一些企业经营者在职消费随意性强，过多过滥，甚至处于失控状态，经营者的职位消费水平一般在其工资收入的10倍以上 ③ 。根据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的一项调查，经营者专车消费（包括司机、维修保养、折旧、油耗、车位等相关费用）每年一般在15万元以上，企业高管的年均专车消费高达15万元。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的研究与前述结果相近，他们对1999－2002年之间的公司在职消费总额和经理人薪酬总额的比较，发现不论是按照中位数还是均值进行比较，经理人的报酬均远远小于在职消费，平均只占十分之一左右。他们进一步分析表明，可能是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导致了高管进行更多的在职消费。
（二）外部交易成本：非生产性支出中的寻租成本
在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各地区市场化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也逐步显现，寻租成为一个被学术界与公众广泛关注的对象。据报道，1992年至2002年10年间，因腐败而被查处的县级以上官员数量每年高达数千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寻租问题的严重。尽管不同学者对我国租金收益与租金规模的估计不尽一致，但都令人震惊（胡鞍钢，2004；齐仲锋，2006等）。这表明，我国行政权利配置社会资源的色彩并未褪尽，企业的成本中，还蕴涵着如何与政府及政府官员进行交易以获取更多资源，或以更为有利的价格获取资源这一重要交易成本。Cai等（2005）的研究首次涉及了政府行为对企业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以系统地影响公司治理和公司业绩（陈晓、李静，2001；陈冬华，2002） ④ 。同时，由于各地市场化进程不一、治理环境有别，地方政府对公司的干预方式和力度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并对公司治理和公司价值形成了可观测的影响（孙铮、刘凤委、李增泉，2005；夏立军、方轶强，2005） ⑤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造成了可观测的影响。陈信元、万华林（2007）研究进一步表明，治理环境作为重要的公共治理变量，可能系统地影响了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并进而影响了企业绩效。
综合我国非生产支出现状及现有研究可以发现，非生产性支出是一个对企业颇具影响的重要问题。从非生产性支出的影响因素看，我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以及治理环境因素都非常重要。总体而言，地区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薪酬管制越弱，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水平就越低。这表明制度和治理结构差异是影响企业交易成本——寻租成本和代理成本的重要因素。
三、理论与政策含义
研究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是一种非生产性的交易成本，从社会角度看通常不具有价值创造功能，因而在技术约束既定的条件下，有效地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从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是社会制度演进的应有之义。
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可以说正是尝试降低交易成本的伟大实践。经济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次长期、大范围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我国寻求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由此可见，产权的清晰界定不仅涉及法人产权的界定，更涉及公共权力与法人产权的清晰界定。政企不分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或不恰当干预，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之一正是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因此，为节约企业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公共治理的改善至关重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由于公共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础，治理环境的改善不仅影响到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从宏观上影响着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同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不仅影响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也会通过影响企业内部薪酬契约进而影响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因此，在企业层面也需要建立合理而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不仅是我国国有企业薪酬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 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2）：92～101.
[2] 陈信元，万华林. 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非生产性支出.工作论文，2007.
[3] Hongbin Cai,Hanming Fang & Lixin Colin Xu.Eat,Drink,Firms and Government: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
ment Expenditures of Chinese Firms.working paper,2005.
[4] Raghuram G. Rajan and Julie Wulf,M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