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体系

法规体系（共12篇）

法规体系 篇1

欧盟是我国饲料重要贸易伙伴,其庞杂且制修订频繁的饲料管理法规给我国进出口饲料管理者及生产者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对欧盟现行有效的饲料法规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为相关部门和进出口企业提供参考。

1 欧盟法规体系基本结构

根据约束力的不同,欧盟的法规可分为4个层次,即条例(Regulation)、指令(Directive)、决定(Decision)及建议意见(Recommendation,Opinion)。其中前三者具有法律强制力。

1.1 条例

条例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联合批准或者由欧盟委员会单独批准。条例具有普遍适用性和直接适用性。普遍适用性是指条例适用于欧盟所有成员及所有公民;直接使用性指条例一经制定,则成为各成员国法的一部分,不需要也不允许各成员国立法机构转化为国内法。

1.2 指令

指令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联合批准或者由欧盟委员会单独批准。指令只对其所发至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并且仅要求接受国达到规定的结果即可,但是以什么方式和方法实现该目标,则由各成员国权力机构在本国法律框架下自行决定。

1.3 决定

决定是由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联合批准或者单独批准。决定对发出对象具有直接全面约束力。发出对象可以是成员国,也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

1.4 建议和意见

仅是欧盟委员会或欧盟理事会就某个问题提出的看法,仅作为欧盟立法趋势和政策导向,供成员国参考,不具有法律强制力。

所有的条例、发给所有成员国的指令以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共同发布的决定都必须公布在《欧共体官方公报》上。那些不是发给所有成员国的指令和非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共同制定的决定不必在官方公报上公布(事实上一般均有公布),但必须通知收受者,并从通知之日起生效。

2 欧盟的饲料法规体系

欧盟的饲料法规体系同样由条例、指令、决定及建议意见构成。从总体上看,欧盟的饲料法规体系结构并不十分清晰,横向法规与纵向法规内容相互交错,部分横向法规的规定甚至比纵向法规还要具体详细。尽管如此,“关于食品法基本原则和要求的178/2002条例”、“关于饲料卫生要求的183/2005条例”、“关于饲料投放市场及其使用的767/2009条例”以及“关于饲料官方控制的882/2004条例”等4部条例仍可视为欧盟饲料法规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欧盟针对不同类别的饲料如:饲料添加剂、药用饲料、转基因饲料、宠物饲料、动物源性饲料及饲料中的不同风险物质如:化学性污染、微生物污染、生物污染等做了专门规定。

2.1 欧盟饲料基本法规

2.1.1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178/2002条例

该条例制定了欧盟食品和饲料法的一般原则和要求。对饲料的定义、饲料进出口、饲料安全、饲料标签、溯源以及饲料生产经营者的责任等方面做了原则规定。根据该条例,不安全的饲料不得上市或饲喂食用动物;输入欧盟的饲料应符合欧盟饲料法要求或欧盟认可的至少与其等效的条件,或者欧盟与有关出口国特别协议约定的条件;从欧盟出口饲料应符合欧盟饲料法的相关要求,除非进口国有特别规定,或者成员国与进口国有特别协议,或者充分告知进口国当局有关饲料不能在欧盟市场销售的原因并获得其同意。

2.1.2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183/2005条例

该条例规定了饲料的一般卫生要求,包括:饲料企业及从业者在确保饲料卫生方面的责任,饲料加工设施设备、人员、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储藏运输、记录保留、不合格产品召回等方面要求,必须实施HACCP管理的饲料范围及相应要求,饲料企业的批准和注册规定,良好动物饲养规范等。

2.1.3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767/2009条例

该条例规定了饲料投放市场和使用要求,包括一般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特定营养目的饲料等投放市场的基本安全要求、饲料投放市场的标签包装要求及良好饲料标签操作规范等。

2.1.4 欧盟委员会882/2004条例

该条例涉及对饲料法要求进行符合性验证的官方控制措施,规定了成员国对来自欧盟内部及第三国的饲料实施官方监控、官方参考实验室、各成员在官方监控中的合作、监控计划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的要求。

2.2 欧盟饲料专门法规

2.2.1 饲料添加剂法规

欧盟关于饲料添加剂的法规主要有两个。一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1831/2003条例,规定了欧盟对动物营养用添加剂的基本要求,包括添加剂的批准使用条件、程序及监控措施,以及添加剂的标签包装要求等;二是欧盟委员会429/2008条例,详细规定了饲料添加剂申请材料的准备、评估及授权规则等方面的要求,是1831/2003条例的细化。

2.2.2 转基因饲料法规

欧盟的转基因饲料法规主要包括3个条例。一是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1829/2003条例,规定了各种转基因饲料(包括饲料添加剂)的批准程序、监控措施及标签要求;二是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1830/2003条例,主要规定转基因生物及来源于转基因生物的饲料的标识和溯源性要求;三是欧盟委员会641/2004条例,主要落实1829/2003条例要求,详细规定了新转基因饲料的申请、现存转基因产品的通报及对偶然带入或技术上不可避免含有的转基因材料的管理措施。此外,欧盟委员会2004/787建议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及转基因产品取样和检测指南。

2.2.3 特殊营养目的饲料法规

涉及特殊营养目的饲料的法规包括两个。一是欧盟委员会2008/38指令,规定了特殊营养目的饲料的35项法定营养目标及相应营养特点、适用动物种类、需要标注的成分及其他要求。另一个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767/2009条例,主要涉及特殊营养目的饲料的标签要求。

2.2.4 药用饲料法规

包括欧共体理事会90/167指令及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1/82指令,前者制定了共同体内药用饲料制备、投放市场及使用条件,后者则涉及药用预混料投放市场的许可条件和程序、生产与进口、标签包装、分装及监管方面的要求。

2.2.5 饲料生物安全法规

主要包括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999/2001条例及1774/2002条例。前者制定了预防、控制和根除传染性海面状脑病的措施,其中涉及动物源性饲料的使用条件;后者制定了非人类食用的动物副产品的处理及使用要求,规定了作为饲料的非人类食用动物源性副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和使用要求。此外,作为1774/2002条例的执行措施,欧盟委员会811/2003条例特别规定了鱼饲料原料及加工、使用要求,并禁止鱼饲料的种类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欧盟于2009年出台了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1069/2009条例,取代欧盟1774/2002条例。该条例将于2011年3月生效。

2.2.6 饲料中有毒有害物限量法规

一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2/32指令,规定了饲料中重金属、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氢氰酸、游离棉酚、可可碱、挥发性芥子油、乙烯基恶唑-2-硫酮、艾氏剂、狄氏剂、异狄试剂、氯丹、硫丹、七氯、六氯苯、六六六、二恶英、滴滴涕、地克珠利、尼卡巴嗪、氢溴酸常山酮、地考喹酯、盐酸氯苯胍、马度米星铵、赛杜霉素、莫能菌素、盐霉素、甲基盐霉素、拉沙里菌素等化学性污染物、蓖麻、野百合属、未脱壳的山毛榉坚果、巴豆、含有生物碱配糖体及其他有毒物的杂草籽等50种(类)饲料中不期望含有的物质的限量标准;二是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396/2005条例。该条例统一了欧盟各国动植物源性食品和饲料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并对无针对性限量标准的残留项目实施0.01mg/kg的统一要求。

2.2.7 饲料名称的标签标注规定

包括欧盟委员会82/475指令及242/2010条例。前者列出了宠物饲料标签上可标注的饲料类别及其含义,后者列出了主要的饲料类别、含义及相应的营养标识要求。

2.2.8 饲料的官方监控法规

欧盟针对饲料安全的官方监控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欧盟理事会96/23指令,涉及兽药、环境污染物及具有同化效应的非授权物质在饲料中的监控;欧盟理事会97/78指令,涉及从第三国进口的动物源性饲料的官方检查;欧盟委员会98/68指令,制定用于第三国进口饲料官方检查的表单模板;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003/99指令,涉及饲料中滤过性毒菌、人畜共患病、细菌性人畜共患病、寄生虫人畜共患病及其他人畜共患病及其媒介的监控;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2160/2003条例,涉及饲料中沙门氏菌及其他特定食源性人畜共患媒介的监控;欧盟委员会882/2004条例,涉及以饲料法规符合性验证为目的的欧盟官方监控的组织、监控官员的权力与义务、监管活动的方法和技术、取样与分析、事故的处理以及对来自第三国饲料的专门监控措施;欧盟委员会669/2009条例,规定了拟提高监控频次的进口非动物源性饲料的种类、相应监控对象及监控频次,是882/2004条例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实施细则。在上述法规中,欧盟委员会882/2004条例处于核心地位。

3 结语

欧盟的饲料法规数量众多,规定细致全面。各法规间的引用、修订或取代关系复杂,加之修订频繁,这使得全面掌握欧盟饲料法规及其动态变化非常困难。近几年来,欧盟开展了包括饲料安全在内的食品安全法规的整合工作,大量零散的法规已逐步被取消或整合成新的法规。与此同时,欧盟饲料法规的一体化进程也非常迅速,更多的规定以条例形式出现。欧盟法规信息的透明度很高,包括本文提及法规在内的所有文件均可在其官方网站上检索和免费下载。

法规体系 篇2

贯彻实施情况的自查报告

县人大：

根据光人常办00号文件通知精神，我们对贯彻实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相关法律法规情况进行了自查，总的感到：我们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做了积极工作，按照职能分工，履行工作职责，取得了明显效果，维护了社会稳定，具体有如下几点：

1、城市低保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我们严格按照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省、市《实施办法》的要求，严格政策，严格标准，严格程序，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分类施保。所需低保金足额列入财政监督管理，建立低保资金专户、专帐、专人管理，低保资金全部实现社会化发放，低保档案材料齐全、规范，实行信息化管理，并组织有关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到街道居委会指导、检查和抽查低保工作落实情况，对群众举报的问题及时查处、纠正，杜绝了低保资金滞留、截留等违纪现象发生。截止00年底，全县共有城市低保对象5571户，7629人，共发放城市低保资金433.18万元，全年无一差错。为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真正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做到实事求是，动态管理，应保尽保，进一步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近期，又对全县低保进行一次全面核查，清理整顿，重点解决“保人不保户，一户保一人”，“人情保”、“压力保”的问题；低保对象分类不合理，没按家庭实际收入情况进行分类施保问题；低保对象入户调查不经常，管理措施不到位，入保长期不变成为福利问题；初审、审核及审批不规范，手续、档案资料不全等问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多年未变，低保金普遍低的问题等。通过清理整顿，达到档案资料齐全，监管机制完善，进出渠道畅通，分类施保合理，资金发入及时，服务便捷高效。

2、五保供养力度加大。为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基本生活权益，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意见”，对五保供养对象的范围、标准、资金、管理、敬老院建设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并组织人员对全县五保对象进行重新调查核实，建档立卡。截止00年底，全县有五保供养对象5576户，5875名，并对五保对象全部换发了新证，567.34万元转移支付资金全部发放到五保对象手中，并实行社会化发放。乡镇敬老院建设已发展到了25所,集中供养人数较上年增加了30人。为确保新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贯彻实施，根据上级精神，结合我县实际，近期开展了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一次性调查，从5月15日开始，6月底全部结束，目前已召开了全县性会议，成立了组织，制定了方案，培训了人员，入户调查率达100%，不少一户，不漏一人。同时加大了乡镇光荣敬老院建设，制定了00县农村敬老院建设总体规划，2006年在2005年已建成的25所的基础上，再改、扩、新建光荣敬老院15所，计划投入资金774万元，可解决入住集中供养五保对象和孤、老、残等重点优抚对象650名，力争实现市政府下达的五保集中供养率22%的目标要求，切实维护其五保对象的合法权益。

3、生产救灾效益显著。为切实保证灾民生活安排，在进一步澄清春荒期间困难群众家庭底数和需救济情况的基础上，制定《00县春荒灾民救助方案》。同时，采取社会捐助，互助互济和政府救济相结合的办法，确保灾区群众基本生活。一是继续落实救灾工作层层负责制，全面落实好各项救灾政策。3月份，在2006年全县民政工作会议上，具体安排部署春季救灾工作，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了民政救灾工作责任书，明确各项救灾职责、任务。二是广泛宣传，全面动员，继续大力组织引导群众生产自救、社会捐助和群众互助互济活动，增强灾民救助能力。期间，共投入自救劳力6万人，总收入2520万元。其中，劳力输出4.8万人次、收入2064万元；其它投入劳力1.2万人次、收入456万元。群众互助互济现金2万元，粮食3.2万公斤，其它物资折1.8万元，组织帮工0.6万个工日。较好地帮助灾民解决了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三是严格管理使用好各级救灾款物。2006年春上级拨付我县春荒救济资金45万元，共救济9423户20890人，其中残疾、五保户6969、7865人，救灾款发放采取乡镇、办事处根据需救户下达救济指标到村，由各村民组评定救济户，经群众评议、公布救济金额后，由村将实救户报经乡镇、办事处审核批准，填写救济发放花名册，统一印制灾民救助卡，救助卡由村发放到救济户，救济户凭救济卡到乡镇民政所领取。救灾款物发放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充分发挥好救灾资金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农村特困及医疗救助工作全面启动。农村特困户救助按照00省人民政府予政[2005]28号“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的意见”及省市要求，对农村特困户救助对象的确定,坚持户主申请或村民小组提名，村名代表会议评议，张榜公布，由乡人民政府审批，民政局审核。截止目前，全县共有农村特困户6542户，13933人，及时按标准发放救助资金，并对农村特困户全部颁发了《00省农村特困户救助证》；农村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工作，按照予民[2005]03号“关于全面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通知”及信救办[2005]6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出台了《000县农村医疗救助实施办法》，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将全面启动。

5、优抚安置政策全面落实。一是认真落实优抚政策，从2003年起已在全县建立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率机制，纳入财政预算。对优抚对象凡政策规定予以提高标准的部分金额都予以兑现，全县优抚定补对象的定补款及时、准确、足额地发放到优抚对象手中。共为338名伤残军人换发了新证，对抗美援助和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积极做好稳定工作，还为800多名抗日老战士发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二是着力抓好双拥工作。县成立了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县”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创建方案，各乡镇均建立了乡镇“军人家庭服务中心”和“村级义务帮工队”等组织，带助优抚对象解难题办实事，办好事。初步统计，截止目前，全县共为烈军属和特困优抚对象办好事、办实事达5000余件。“双节”等重大节日县四大家领导都到驻地驻军和优抚对象家中走访慰问，及时解决难题，义务兵年优待金400—900元不等部分得到落实。三是积极做好退伍安置，结合我县实际，积极探索安置工作新路子，并积极同劳动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和人才市场交流中心，以及县内各企业、南方开放地区企业用人单位联系，推荐军地两用人才，扩大安置就业渠道，落实扶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军地两用人才开发启用率达90%以上。对年度需要安置的城镇退伍军人及时制定安置分配意见，确保及时安置。对过去已经安置而未有上岗的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到所在安置单位检查督促，确保退伍军人第一次就业。为拓宽退役士兵谋求就业门路，县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出台了光退字[2005]3号《00县复员退役军人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开展退役士兵就业培训工作的实施方案》，把退役士兵分期分批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制定规划，长期坚持，全面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技术水平，用一技之长，拓宽就业渠道，谋求就业发展平台。今年三月份，我们与东方技校联系组织了近300名退伍军人进行技能培训，同时，鼓励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截止目前，共为2003年度需要安置的23名退役士兵办理自谋职业手续，减轻了政府的安置压力。

总之，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维护弱势群体基本权益方面，民政部门履行了职责，做了一些积极工作。但是，由于我县属苏区贫困县，经济不够发达，基础工业薄弱，在用于低保、农村特困救助、医疗救助、五保供养、救灾救济方面的资金欠缺，仍不能满足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农村税费改革后，部分农村义务兵优待金还有部分未得到落实，建议列入财政预算，直接拨付。

有法可依——完善档案法规体系 篇3

有法可依不等于有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才能实施依法行政。在基层有种认识，认为没有完备的档案法规体系就无法开展依法行政。应该认识到，档案法规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完善档案法规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绝不能把档案法规体系不完善作为不实施依法行政的借口。 完善档案法规体系不只是修改《档案法》和国家、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事，而是所有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事。档案法规体系由行政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五个方面组成。要将有法可依落到实处，更多是靠与之配套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来对法律的细化和补充。完善档案法规体系配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靠所有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要做到真正有法可依，又具可操作性，主要是靠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来实现的，而不能完全靠国家、省的档案法规来实现。因此，市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是完善档案法规体系的重中之重。

完善的档案法规体系不是由档案法规把所有有关档案事务都进行规范，档案法规体系不是独立的，它不可能规范所有的档案事务，应与其他法规相衔接，来共同构建比较完善的档案法规体系。在有法可依上，一定要树立一种观念，档案行政管理所依据的法律不仅是《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等冠以档案之名的法律、法规、规章，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只要涉及档案方面的内容，都是有法可依的依据。还有那些依法行政的基本法律法规，同样，也是有法可依的依据。

正确理解有法可依，正确认识完善档案法规体系，就能使档案行政管理尽快走上依法行政的轨道，让档案事业在依法行政下健康快速发展。

我国会计法规体系演变分析 篇4

会计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实践和经济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它作为一种决策的工具与管理的手段, 无论在微观层面上, 还是在宏观层面上均发挥着其他经济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种会计主体之间通过会计活动产生不同会计关系, 这就需要内容不同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整, 这些内容不同的法律规范逐步完善, 便稳步构成了与我国经济活动相适应的会计法规体系[1]。

1 会计法规体系及其特征

会计法律规范是指用来指导和约束会计实践工作和会计人员行为的各种会计法律、会计行政法规、会计规章制度和会计职业道德, 由此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或法律效力等级所组成的整体则为会计法律法规体系。也有的学者指出, 所谓会计法律规范体系, 是指协调、统一会计处理过程并对不同处理方法做出合理选择的假设、原则、制度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 它是会计行为的基本标准。与此同时, 陈亚民教授在《会计规范论》中是这样对会计法律法规规范定义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是在会计领域内起作用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标准, 它帮助会计人员解决如何工作的问题, 为评价会计工作提供客观依据;作为一种机制, 它是保障和促进会计活动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制约力量。[2]”

会计法规体系具有4个方面的特征: (1) 结构性, 即它是由各种会计法律法规构成的, 各种会计法律法规之间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内在联系; (2) 功能性, 即各种会计法律法规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对会计工作者起一定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且又具有明显的整体功能; (3) 互补性, 即组成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的各种法规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补充, 从而保证了这一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4) 相对稳定性, 即会计法律法规体系在一定时期、一定客观环境下是相对稳定的, 但并不是一成不变,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 一些会计法规可能不再适宜, 或变得过时而予以修正甚至放弃, 而一些新的会计法规逐渐被建立、被接受。因此, 会计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3]。

2 我国会计法规体系的演变

新中国建立60年来, 我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 而后又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这两次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经过60多年的长足发展, 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国的会计改革, 尤其是企业会计法律法规建设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回首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建设历程, 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的演变:

2.1 1949～1978: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法规建设

1949年新中国建立, 从此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这个阶段我国古代经济与近代经济演变的特殊性, 其中尤其是建国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影响新中国建立之初, 在经济恢复启动及经济体制建立的选择方面, 既不可盲目地在经济方面进行对外开放, 实际上也缺乏建立与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因此, 当时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 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惟一出路, 势在必然。故而当时在推行会计制度改革以及建立新中国的会计法规制度方面直接向前苏联学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4]。于是在前苏联模式的影响下, 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调控, 新中国在会计建设方面的第一个重大举措便是着手建立统一的会计制度, 作为会计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重大探索。

自1950年3月政务院做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后, 建立会计制度的工作便紧紧围绕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的任务进行。1950年4月通过颁布《各级税务机关暂行会计制度》, 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税务会计规范。1950年12月又通过颁布试行《各级人民政府暂行总预算会计制度》及《各级人民政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两个重要文献, 使政府会计核算制度的基本体系得以初步形成。自此, 金库、税务、总预算及单位预算四方面有了统一的会计规范, 从而使政府的经济管理工作得到切实保障。为开展审查工作, 财政部特设会计制度规章审议委员会负责审议各类企业的会计制度。首先是重工业部拟定了《中央重工业部所属企业及经济机构统一会计制度》。至1950年4月25日, 先后有铁道部、邮电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农业部、贸易部、交通部、燃料工业部、卫生部、人民银行、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 以及出版总署等共计拟定了22个会计制度草案送审。到1950年年底, 这些制度均已正常发布执行。统一会计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会计法规体系建设成果, 它在我国会计法规体系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952年我国开始施行《国营企业统一会计报表及会计科目》、《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办法》和《国营企业提缴折旧基金及利润的会计处理方法》。这些新的会计法规制度将资产负债表的格式及其项目进行分类方法设置, 相对于原来的会计制度, 这些新的会计制度更有利于监督计划任务的完成。1952年年底, 财政部陆续颁布施行了国营工业企业、国营企业建设单位和国营包工 (施工) 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这些制度改变了国营工业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分部门制定的状况, 实现了会计制度按照国民经济分类的统一制定。

1956年1月开始施行《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和《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统一会计报表》。前者按照经济内容将账户分为30类, 后者包括14种会计报表。此后, 财政部于1956年2月颁布了《中央主管部所属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标准账户计划及会计报表格式草案》, 1957年9月颁布了《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建议会计制度》, 1957年12月颁布了《地方公私合营企业基本业务简易会计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 适应了不同企业的规模和所有制的不同情况, 对会计法规体系的建设达到了逐步完善。

1958年我国开始进入“大跃进”的时代, 会计法规制度遭到废止。

1959年8月, 财政部颁发了《关于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的若干规定》。1961年11月, 国务院批转同意试行财政部拟定的《国营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规程 (草案) 》。1962年1月、1966年1月1日, 财政部顺次颁布了《国营企业会计凭证、账簿的格式和使用办法 (草案) 》及《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 (草案) 》, 这时, 这部草案已经将会计科目删并为26个, 会计报表减为6种。至此, “大跃进”时期被废止的会计制度重新得到了建立。

1966～1978年, 我国开始经历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这10年间, 我国的企业会计法规制度遭到空前的浩劫, 形同虚设。

总的来说, 1949～1978年间的企业会计法规体系的建设是曲折的, 虽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但是整体上讲, 这一时期的企业会计法规体系建设,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企业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缺少经营管理方面的自主权, 经营活动也较单一, 会计法规制度建设往往是财政部或上级主管部门的职责, 企业会计人员只能无条件的执行统一会计制度。因此, 此时的企业会计法规制度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它也仅仅归属于国家行政制度, 是国家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独立发展[5]。

2.2 1978～1992: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法规体制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它是社会主义中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也是中国会计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这个时期, 经济体制开始由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原有的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会计模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构造市场导向型的会计模式被提上议事日程。自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 我国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完善一系列的会计法规体系, 以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80年8月, 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制定一部比原有会计规章法令更有约束力、更加规范的会计法, 以统一规范我国会计工作。同年10月, 财政部召开全国会计工作会议, 对《会计法 (讨论稿) 》进行了讨论;1982年12月, 财政部向国务院上报《会计法草案》及说明;1983年初, 国务院办公厅将财政部草拟的会计法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中央部、委征求意见并同时组织专家进行讨论。1984年4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会计法 (草案) 》进行审议并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后, 于同年7月提请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的具体主持下, 再次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和修改后, 于1985年1月21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会计法》, 并于1985年5月1日正式施行。新中国第一部会计法律的诞生, 标志着我国会计工作从此走上法治化轨道。它的实施, 对于规范会计行为、促进会计工作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 发挥了积极作用[6]。

为适应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 1992年5月《股份制试点会计制度》颁布施行;同年6月, 财政部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 它们在更大范围内吸纳了国际会计惯例。

1978～1992年是我国企业会计法规体系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纵观这一时期企业会计法规体制建设, 它具有以下特点:①企业会计法规体系包括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两个层次, 并开始向体系化方向发展;②企业会计规范开始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7]。

2.3 1992～200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法规体系建设

在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 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2.3.1 会计法律

1993年12月29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 并于当日施行。修改后的会计法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变化: (1) 在立法宗旨上, 由原来的“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转变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从而确立了会计工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 在立法约束范围上, 由原来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军队”扩大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 从而将私营经济纳入其中; (3) 在会计责任认定上, 修订后的会计法一改原来认定模糊的状况, 明确指出“单位领导人领导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本法, 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4) 在会计核算对象上, 由原来的只对“基金”进行核算, 扩大至对“资本”和“基金”的增减进行核算等。修改后的《会计法》, 不仅实施范围扩大了, 会计工作地位与作用也突出了, 能适应我国会计自身改革及在具体事务处理上能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接轨的需要, 而且为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过程中, 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步伐,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转变政府职能, 强化经济的宏观调控等方面充分发挥会计的作用, 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证。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会计所涉及的前沿和内涵不断扩大, 投资者、债权人、社会公众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需求迅速增长, 《会计法》作为调整会计关系的基本法和指导会计工作的基本准则, 需要适应新的形势, 从而加以完善。有鉴于此, 财政部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从1998年5月开始, 对修订会计法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 形成《会计法 (修订草案) 》。1999年10月31日,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会计法 (修订草案) 》, 修改后的《会计法》于2000年7月1日开始施行。

2.3.2 会计行政法规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要求, 财政部于1992年11月30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并从1993年7月1日开始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使我国的会计发生了重大变革, 它不再按所有制、行业和部门进行区分, 而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借贷记账法、会计要素分类法、会计等式和会计报表体系, 采取了国际会计惯例中的谨慎性、资本保全原则等[8]。《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会计基本上实现了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上海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甚至到香港、境外资本市场去筹集资金。这一方面加快了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程, 而另一方面, 企业上市融资所带来的国内外众多投资者、债权人等为了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 对会计信息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都有了显著提高。这一时期, 我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多起财务舞弊案件, 虚假的会计信息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为了遏制这种现象, 与《会计法》的改革相配套, 财政部发布了一系列旨在具体指导特定业务或者报表项目的账务处理且在内容上与国际接轨的具体会计准则。从1997年财政部发布第一项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开始, 截至2005年底, 财政部共发布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9]。这些具体会计准则也是我国会计法规体制建设中会计行政法规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

2.3.3 会计规章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 对外开放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我国企业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局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需要, 财政部和国家体改委结合股份制试点的情况于1992年5月发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同年6月, 考虑到外商投资企业类型的增加, 又发布了适用于所有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1998年1月, 财政部又发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使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得以进一步深化: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由原来的应收账款扩展至包括应收票据在内的应收款项;存货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等。2000年12月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国家统一的、打破行业和所有制界限的、适用于除金融保险企业和小企业以外的其他所有企业的《企业会计制度》。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 《企业会计制度》于2001年首先在股份有限公司范围内施行, 2002年1月1日起在外商投资企业施行, 同时在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国有企业执行并逐步推广至其他企业。其后, 财政部又于2001年11月和2004年8月分别发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此后, 财政部立即开始着手小企业会计制度的建设工作, 并于2004年4月发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 2005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的小企业范围内予以实施。

综上所述, 1992年到2005年是我国会计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发展时期, 是我国会计法规体系建立、改革和完善的新时期, 是企业会计法规体系建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会计法》为统帅, 以建立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为核心, 会计行政法规和会计规章制度为主体的、多层次的结构体系。至此, 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已达到了一个初步完善的结构框架。

2.4 2006年——至今:与国际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建立

为了减少我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交往的体制性障碍, 伴随着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发布, 在2006年, 财政部发布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和相关应用指南构成。此次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强化了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提供决策有用会计信息的新理念, 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趋同, 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有机统一体系, 并为改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了有益借鉴, 实现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建设新的跨越和突破[10]。奠定了我国统一的会计核算平台;创造了一个既坚持中国特色, 又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这一时期的改革将成为今后会计法规体系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3 结束语

毋庸置疑, 建国60年来, 结合前面的论述来看, 我国的会计法规制度建设从建国初期的统一的会计制度到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两个层次为主要内容的会计法规体系转型期建设再到目前为止, 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会计法规体系, 层次也比较分明、清楚。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会计法规体系仍将需要得到逐步修正、完善,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张洪君.我国会计法规问题研究[M].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08, (8)

[2].吴水澎.会计学原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5)

[3].李传宪.浅析我国会计法规体系[J].会计之友 (下旬刊) , 2006, (6)

[4].马骏.我国会计法律制度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 2007, (5)

[5].龚翔, 冉明东, 许家林.会计法规改革三十年:产权保护的明晰与泛化[J].财会通讯, 2008, (19)

[6].肖镇.我国会计环境对会计发展的影响及国际借鉴[J].西部财会, 2010, (1)

[7].石绍刚.关于会计法规若干问题的思考[J].才智, 2008, (9)

[8].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9].冯淑萍.《企业会计制度讲解》总说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中国电子商务政策法规体系简述 篇5

从2004年开始，我国电子商务政策法律的建设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中，从国家层面、从各部委的层面、从各省市的层面来看，我们整个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有了非常大的突破。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于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电子签名法》首次赋予可靠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并明确了电子认证服务的市场准入制度。

2004年年底，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主持通过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阐明了发展电子商务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具体措施。

2005年3月31日，国家密码管理局颁布了《电子认证服务密码管理办法》。

2005年4月18日，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组织有关企业起草《网上交易平台服务自律规范》正式对外发布。

2005年6月，央行发布了《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05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意在规范电子支付业务，规范支付风险，保证资金安全，维护银行及其客户在电子支付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支付业务健康发展。

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将“积极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出来。强调“建立健全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法律环境、信用和安全认证体系，建设安全、便捷的在线支付服务平台”。

2006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2006年6月，商务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有效的避免了网上交易面临的交易的安全性问题。

2007年3月6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暂行)》。其目的是为了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推动网上交易健康发展，逐步规范网上交易行为，帮助和鼓励网上交易各参与方开展网上交易，警惕和防范交易风险。2007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联合发布我国首部《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

2007年12月17日，国家商务信息化的主管部门商务部公布了《商务部关于促进电子商务规范发展的意见》。该意见出台的目的在于，希望能够促进电子商务规范发展，引导交易参与方规范各类市场行为，是防范市场风险、化解交易矛盾、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发展。2008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信息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财税政策环境，鼓励社会资金投向信息资源公益性开发以及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对信息服务领域的各项扶持政策。

2008年04月24，为规范网上交易行为，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商务部起草了《电子商务模式规范》和《网络购物服务规范》。2008年，加大对电子商务的监管力度，北京工商局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加强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意见》，并有望被工商部门今后逐步在全国推行。2009年4月，央行、银监会、公安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的出台。《通知》被视为是在为牌照发放预热。这似乎预示着国家监管部门开始真正着手加强对于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监管力度。

2009年11月，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政府部门对电子商务的引导和扶持政策。提出要扶持传统流通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开拓网上市场，培育一批管理运营规范、市场前景广阔的专业网络购物企业，扶持一批影响力和凝聚力较强的网上批发交易企业。

2010年6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出台了《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通过网络从事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自然人，应提交其姓名和地址等真实身份信息。该《办法》的出台将促进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发展，促进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的健康发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2010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要求第三方支付公司必须在2011年9月1日前申请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且全国性公司注册资本最低为1亿元。该《办法》的出台意在规范当前发展迅猛的第三方支付行业，对于行业规范发展将起到引导作用。

商务部是根据《商务部关于开展电子商务示范工作的通知》（商商贸发[2010]428号）和《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规范（试行）》，从2010年11月20日起开始接受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申报工作，并从收到的全国155家企业的申报材料中，经组织专家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申报企业进行了认真审核，从而产生了此83家企业为商务部的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商务部公告2011年第18号 发布《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为规范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经营活动，保护企业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公平、诚信的电子商务交易环境，商务部制定了《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

10月18日，2011中国（北京）电子商务大会暨电子商务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大会上发布了《商务部“十二五”电子商务发展指导意见》，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同志进行了解读。来自发展和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以及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知名电子商务企业代表、电子商务专家学者共500人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2011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2号)发布后，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带动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决定联合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活动。

商务部2011年12月15日发布《“十二五”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力争到2015年，电子商务信用法规基本健全，管理制度和相关标准逐步完善，电子商务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和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建设与维护机制得到建立和完善，行业经营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得到规范。

2012年2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8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将成立专家委，重点推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推动商贸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应用快速发展，规范电子支付，推广金融IC卡应用，研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便利化措施等工作。

2012年3月，为全面贯彻《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发布。

《2012年电子商务工作要点》据中国商务部2012年4月发布，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2年电子商务工作要点》的通知。

法规体系 篇6

这个体系可以简述为：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由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或认可，包括其他有党内法规制定权或国家立法权的党组织、地方人大、行政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有若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门类及其所包括的不同法规、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

这一体系将大致包括3大法律制度规范和10个法规制度门类。即：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党内法规及其他党内法规中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规范；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的组织、行政机关和其他单位制定的关于反腐倡廉的制度规范。

10个法规制度门类包括：1、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总类，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行政监察法》等；2、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和其他行为规范方面的法规制度；3、查办违犯党纪政纪案件及其他工作程序方面的法规制度；4、处理违犯党纪政纪的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方面的法规制度；5、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6、监督制约和从源头上预防、治理腐败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7、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方面的法规制度；8、纪检监察职能、组织机构建设、内部监督方面的法规制度；9、与国(境)外有关机构进行反腐败协作方面的法规制度；0、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党的组织、行政机关的有关法规制度。

智慧城市政策法规体系建设进展 篇7

综合整理2013年度中央国务院和各省部委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共计51项, 其中: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发文18项, 各部委发文33项。

在统计的51项有关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文件中, 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14项, 直接指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14项, 国家各部委指导智慧城市相关试点工作的政策文件22项, 其中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13项。

关于绿色、节能、环保、民生、低碳的相关政策

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融合就是实现新型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四化融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2013年, 国务院有关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指导文件更加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践, 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关注我国新型城镇化在具体实施中的相关政策的发布。

在2013年度中, 《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3]1号) 文和《关于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13]2号) 文就明确对新型城镇化的绿色建筑和水资源管理发布了政策规定。

其他相关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文件还有:

(1) 《关于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2013-2020年) 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号) ;

(2)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5号) ;

(3)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3]36号) ;

(4)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2013]37号) ;

(5)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 (国发[2013]30号) ;

(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13]23号) ;

(7)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 。

以上文件凸显出国务院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核心内容已经形成了体系性的政策法规。

助力智慧城市技术支撑和各项专业技术的政策

在2013年度中, 国务院及各相关部委在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产业和支撑技术方面也进一步完善了政策法规的建设, 如:

(1) 《关于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信[2013]7号) ;

(2) 《关于加强和完善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管理的意见》 (发改高技[2013]266号) ;

(3) 《关于印发<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指南 (试行) >的通知》 (建科研函[2013]52号) ;

(4)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部门信息共享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发改高技[2013]733号) ;

(5) 《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3]31号) ;

(6) 《关于印发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2013]97号) ;

(7) 《信息化发展规划》 (工信部规[2013]362号) ;

(8) 《关于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民发[2013]170号) ;

(9) 《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卫规划发[2013]32号) 。

从以上发布的政策文件的目录可以看出, 从2010年至2013年度, 国务院和各部委已经就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涉及的各项支撑技术及各专项专业技术的基础应用, 逐步形成了体系完整的智慧城市政策规范。

1《“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 (国发[2013]31号) 中指出宽带网络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 发展宽带网络对拉动有效投资和促进信息消费、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从全球范围看, 宽带网络正推动新一轮信息化发展浪潮, 众多国家纷纷将发展宽带网络作为战略部署的优先行动领域, 作为抢占新时期国民经济、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重要举措。近年来, 我国宽带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传输和接入能力不断增强, 宽带技术创新取得显著进展, 完整产业链初步形成, 应用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电子商务、软件外包、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业态蓬勃发展, 网络信息安全保障逐步加强, 但我国宽带网络仍然存在公共基础设施定位不明确、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应用服务不够丰富、技术原创能力不足、发展环境不完善等问题, 亟需得到解决。

根据《2006年-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3号) 和《“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 特制定《“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 旨在加强战略引导和系统部署, 推动我国宽带基础设施快速健康发展。

2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 (国办发[2011]38号) 、《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规划》 (工信部规[2011]556号) 等文件发布以后, 《关于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就进一步充分发挥信息化支撑和引领现代物流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指导意见》要求深刻认识推进物流信息化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物流是贯穿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全局的重要活动。信息化正在全面渗透和融合到物流活动中, 成为现代物流最重要的核心特征和时代特征。

3《关于加强和完善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管理的意见》是在《“十二五”国家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规划》发布后的又一重要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工程建设的管理文件, 文件对规范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 加强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 (主要指国家统一电子政务网络、国家基础信息资源库、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重点业务信息系统、政府数据中心以及电子政务相关支撑体系等使用中央财政性资金建设的政务信息化工程建设项目) 的管理, 促进了政府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提高了智慧城市建设中电子政务项目的投资效益。

4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和政务部门信息共享建设是智慧城市数据库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指南 (试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部门信息共享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智慧城市要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信息资源、统筹业务应用系统, 去满足各政务部门利用信息化手段, 多渠道快速准确地获取和共享信息的迫切需要, 切实提升宏观决策、监测分析、应急处置和公共服务能力, 政务信息共享已成为政务部门有效规范经济社会秩序,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紧迫任务, 也是我国2013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实践中立项最多的内容。

5公共服务实施相对完善, 改善城市居住条件和市民的身体健康是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始终关注的目标。人口健康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要组成部分, 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是体现国民生活质量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

《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卫规划发[2013]32号) 的发布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我国人口健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也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在智慧医疗和智慧社区的规划和项目实施中必须遵循的基础性文件。《指导意见》指出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快速发展, 为提高卫生计生服务和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覆盖城乡的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网络全面建立, 以临床应用和电子病历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远程会诊系统初具规模, 基层医疗卫生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推广步伐加快, 居民健康卡试点成效开始显现, 信息标准和安全体系建设日益健全, 150余项标准和安全规范初步满足当前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需求, 部分地方建立了省级信息平台和地市、县级区域信息平台, 区域内卫生信息共享以及跨区域业务协同逐步深化。形成数据向上集中、应用向下延伸的服务模式, 探索开展了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信息的跨部门、跨地域交互和共享, 促进了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

在智慧城市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中, 面临亟需解决的问题有:亟需整合卫生计生已有信息系统, 扩大区域信息平台覆盖面, 并提高联网水平, 实现系统互连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 提高卫生计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亟需改变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的薄弱状态, 促进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的平衡发展。亟需提升数据集成、信息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提高科学决策支持能力。亟需进一步加强制度、管理、人才和资金的保障, 进一步完善信息标准和安全体系, 支撑信息化建设顺利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和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产业调整的深入, 在2013年度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就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及运作模式的改革上也发布了相关的极其重要的政策文件, 如:

(1) 《关于印发“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3]4号) ;

(2) 《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3]96号) ;

(3) 《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2号) ;

(4) 《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3]7号) ;

(5) 《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发[2013]20号) ;

(6) 《关于印发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3]69号) 。

2013年度可以认为是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和运作模式进入更深层次探索和实践的一年。

全国智慧城市试点建设的政策指导性文件

在2013年度, 各部委有关智慧城市试点都做了相应的政策指导和规定, 城市试点的实践进一步深入开展, 对实践中产生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式, 如:

(1) 《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测国发[2012]122号) ;

(2) 《关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评审有关事项的通知》 (建科研函[2013]3号) ;

(3) 《关于做好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 (建办科[2013]5号) ;

(4) 《关于智慧武汉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项目立项的批复》 (国测国发[2013]14号) ;

(5) 《关于申报2013年度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的通知》 (农办市[2013]4号) ;

(6) 《关于印发<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 (农办市[2013]8号) ;

(7) 《关于认定2013年度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的通知》 (农市发[2013]5号) ;

(8) 《关于公布2013年度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通知》 (建办科[2013]22号) ;

(9) 《关于开展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13]1884号) ;

(10) 《关于印发10个物联网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 (发改高技[2013]1718号) ;

○11《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 (国科办高[2013]52号) ;

○12《关于征选信息消费试点市 (县、区) 的通知》 (工信厅信函[2013]701号) ;

○13《关于印发<国家智慧城市试点过程管理细则 (试行) >的通知》 (建科研函[2013]183号) ;

○14《关于组织开展2014-2016年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区域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13]2664号) 。

综合整理上述国家智慧城市相关试点的政策文件, 截至2013年底, 我国目前已有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农业物联网区域试验工程、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10个物联网发展专项行动计划、信息消费试点市 (县、区) 、2014-2016年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区域试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8个智慧城市相关试点项目, 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第一批和第二批共计193个以外, 其他试点项目根据文件内容可以了解到其进展情况。

1 2012年底,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了《关于开展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测国发[2012]122号) , 这项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是对智慧城市建设基础支撑技术的重要实践项目, 也是智慧城市可靠保障的重大举措, 因此, 也收录在2013年度发布的重要政策文件范围内。

该《通知》指出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对智慧城市建设有三项重大的意义。

第一,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在数字城市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 科学技术达到一定水平, 社会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智慧城市建设已经从概念研究迈向实践探索, 正在成为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善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手段和新途径。

第二,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是通过泛在网络、传感设备、智能计算等新型高科技手段, 实时汇集城市各种时空信息, 而形成的更透彻感知、更广泛互联、更智能决策、更灵性服务和更安全可靠的地理信息服务平台, 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第三,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是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方式, 各级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试点工作, 充分发挥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在时空数据资源获取、地理信息服务等高新技术方面的优势, 推动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2012年12月24日全国测绘地理信息局长会上明确提出, 2013年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工作, 每年将选择约10个城市为建设试点, 每个试点项目建设周期为2〜3年。

2013年,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已在太原、广州、徐州、临沂、郑州、重庆、武汉、无锡、淄博、济宁启动了试点工作。

选择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要求这些城市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 包括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中心必须初具规模;良好的地理信息资源及应用服务基础;要建立起比较科学的信息共享与交换机制, 包括更新与共享方面的能力;具备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的人才资源基础。

2在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项目中, 2013年度已经认定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等40家单位为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

3在“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项目中, 2013年已经确认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郑州、武汉、广州、成都、西安、克拉玛依、厦门、青岛、深圳以及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联合开展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群建设。

《关于同意北京市等16个城市 (群) 开展国家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建设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13]3017号) 中对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的建设提出了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 不断完善的基本要求, 同时要求示范城市形成深挖特色应用、注重形成合力、强化安全保障、加强宣传引导、形成长效机制的工作模式。

4 “10个物联网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包含:顶层设计专项行动计划;标准制定专项行动计划;技术研发专项行动计划;应用推广专项行动计划;产业支撑专项行动计划;商业模式专项行动计划;安全保障专项行动计划;政府扶持措施专项行动计划;法律法规保障专项行动计划;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10项。其牵头部门分别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

《关于印发10个物联网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各行动计划的牵头部门明确指导思想、总体目标, 对各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分工与进度、保障措施等, 尽快细化具体措施。要求各牵头部门加强沟通协调, 务实推进相关工作。

5为深入贯彻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全面落实国务院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充分发挥信息消费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首批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市 (县、区) 在全国范围内遴选50个试点。从2014年1月开始, 截至2015年12月结束。试点结束时, 择优评选“全国信息消费示范市 (县、区) ”, 进行示范经验推广。

6 在2013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2016年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区域试点工作的通知》, 酝酿了一年多的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项目终于启动了。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区域试点是推进物联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行动项目, 是在《国务院关于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3]7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3]32号) 、《关于印发10个物联网发展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 (发改高技[2013]1718号) 发布后, 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建设目标的重大举措。文件同时发布了《国家物联网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区域试点总体工作方案编制大纲》。

发布智慧城市信息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政策

在2013年度, 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国家信息安全和城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管理发布了相关政策, 《关于组织实施2013年国家信息安全专项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13]1965号)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2013]101号) 。

《2013年国家信息安全专项》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3号) 的工作部署, 针对金融、云计算与大数据、信息系统保密管理、工业控制等领域面临的信息安全实际需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决定组织国家信息安全专项。并要求和支持各商业银行开展金融信息安全试点示范、云计算与大数据安全应用试点示范、信息系统保密管理试点示范及工业控制信息安全领域示范。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为依法、迅速、科学、有序应对突发事件, 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管理办法要求应急预案编制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制度, 紧密结合实际, 合理确定内容, 切实提高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纵观智慧城市两年来的发展历程, 智慧城市遵循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深入、提高和发展的过程。总结2013年度我国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关于智慧城市的政策文件更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和先行探索, 更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 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创新城市治理方式, 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而各级领导部门的相关政策文件规范从科学管理和科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具体的实施政策指导体系。这对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者来说不仅是必须遵循的科学指导意见, 更是智慧城市两年来建设成果的体现。

附录:2013年度智慧城市重要文件目录表 (见表1)

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初探 篇8

1 十堰市动物防疫法制化建设概述

十堰市根据国家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要求,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2006年市政府发布了《十堰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现已做了修订;市政府与各县 (市) 政府签订了《动物防疫与畜产品安全目标管理责任状》;市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畜牧业的意见》中, 明确了动物防疫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同时要求市级相关部门每年安排100万元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专项资金滚存使用。近年来在全市的兽医管理体制改革中,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执法监督、技术支撑和技术推广体系已经建立、健全;市、县2级动物卫生监督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均升格为副处、副科级别;动物防疫工作通过普法宣传、依法实施、严格执法, 已基本迈入法制化轨道;动物防疫法制化建设, 为全市畜牧业发展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多年来, 全市实现了畜牧业稳步快速增长, 畜禽发病死亡率稳定控制在省定标准以下, 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 未出现畜产品安全事件。

2 动物防疫法律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动物防疫法制化建设虽然从有法可依到依法行政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通过多年的法律实践, 发现还有很多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2个方面。

2.1 法规缺失

1) 《动物防疫法》出台后, 相关的配套规章和细则未及时跟进, 举例如下。

《动物防疫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执业兽医注册办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商国务院人事行政部门制定”。但目前注册办法尚未出台。

《动物防疫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在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扑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目前, 国家和省级农、财2部门仅对极少数疫情制定了补偿办法, 但多数疫情的补偿办法都缺乏明确规定;同时, 补偿标准是2005年制定的, 畜产品价格发生较大变化后, 一直未修订补偿标准。这都导致地方在处置疫情时难以操作、把握, 以致影响疫情处置的彻底性。

《动物防疫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依法实施强制免疫造成动物应激死亡的, 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但截止目前该办法一直未出台, 而实际工作中免疫应激是困扰基层动物防疫员的一大难题, 救治费用、补偿费用不落实, 反响强烈。

《动物防疫法》第二十条和第七十七条规定了“兴办动物饲养场应当向兽医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处以1 000～100 000元的罚款”。但实际上, 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而兴办动物饲养场的情况非常普遍, 关键是如果某场不具备条件却又建起了, 是应当取缔还是一罚了事?如果要取缔, 目前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 以致现实中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饲养场、加工厂比比皆是。

2) 应当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

以养犬为例, 近年来城市养犬以及狂犬病问题已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养犬除关乎到治安之外, 还威胁到公共卫生安全。我国每年由狂犬病导致死亡的超过2 400人, 仅次于印度, 居全球第2位。因此, 目前对犬的防疫管理力度还远远不够。动物的狂犬病被列为二类疫病, 在发生狂犬病后, 虽然地方上采取了扑杀措施, 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关键在于狂犬病的免疫。《湖北省实施〈动物防疫法〉办法》 (修订草案) 规定“城市饲养犬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免疫接种”, 但是狂犬病尚未列入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 这就意味着狂犬病的免疫必须是犬主自愿、费用由犬主承担, 对控制狂犬病流行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在城市养犬成为社会性问题的情况下, 我国部分大中城市出台了《城市养犬管理办法》, 而绝大部分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养犬管理还处于法律真空状态。

2.2 执法不严

较完备的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体系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后, 必须认真落实“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然而, 或许是畜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追求的是数量增长型, 政府及管理部门侧重于培植和扶持, 加上市场准入门槛较低, 当畜牧业数量指标上去了、向质量型转变时, 相关部门一时未能突破思维定势, 导致在某些方面执法软弱、监管不力, 当前突出表现为对中小规模养殖场的失控。在政策、市场的吸引下, 现在各地中小规模养殖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按照《动物防疫法》、《畜牧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 兴办养殖场必须向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和备案, 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畜禽代码。但现实情况是, 绝大部分中小规模养殖场没按规定操作。究其原因, 一方面, 中小规模养殖场的业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存在“我建场、我经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思想, 不愿接受监管和束缚;另一方面, 执法部门有畏难情绪, 很多中小规模养殖场虽然不具备动物防疫条件, 但是已经建了, 不好处理, 要么勉强发个动物防疫合格证, 算是纳入监管范围, 要么不发证、不处理, 默许其存在。

另外, 相关部门在实施强制措施时力度不够。动物疫控机构按照强制免疫计划进行免疫注射、抽血监测时, 往往遭到拒绝。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 针对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处罚, 但是由于动物疫控机构不具有执法权, 也没有请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配合的意识, 所以遭到拒绝时只好“绕道而行”。

3 强化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的建议

3.1 加强普法宣传

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 必须以法律宣传为先导;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 尤其要将普法宣传放在首位。在现行法律种类、法律条文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一方面, 畜牧兽医工作者和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要深刻领悟本行业法律法规的精神和要义, 熟悉涉及动物防疫的法律细则和条款;另一方面, 要将动物防疫法律知识向广大人民群众 (尤其是畜牧生产、加工、经营等从业者) 普及。动物防疫法律宣传要借鉴其他部门法律宣传的经验, 抓住重点、关注焦点、突破难点, 利用标语、墙报、媒体等多种载体, 坚持长抓不懈, 不断提升宣传效果。

3.2 完善法规体系

一是动物防疫法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要及时出台, 增强可操作性。建议国家农业部进一步梳理动物防疫法律法规, 凡《动物防疫法》、《畜牧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以及《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 应当制定实施办法 (细则) 的, 全部纳入立法计划, 排出时间表, 抓紧拟定草案, 充分征求意见 (特别是基层执法工作人员的意见) , 力争配套法规科学、全面、实用;具有立法权的省市也要不等不靠, 及时出台符合本地实际的实施办法和细则, 勿使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体系出现断档和空缺。二是根据社会发展变化, 对于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研究、补充立法或出台司法解释;一些需要修订的规章要及时修订;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可上升到法律条文中。

3.3严格执法监督

法规体系 篇9

一、加强涉外反恐立法, 为境外反恐行动提供法律依据

在相关国家遂行反恐任务需要国际法规作为支撑, 涉外反恐行动的组织指挥需要进一步理顺指挥关系。一是完善国际区域、双边反恐协定, 为武装力量出境反恐奠定法律基础。《反恐怖主义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外的机构、人员、重要设施遭受严重恐怖袭击后, 经与有关国家协商同意, 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可以组织外交、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派出工作人员赴境外开展应对处置工作。《反恐怖主义法》赋予武警部队境外反恐发任务。必须要经与有关国家协商, 所以我国反恐军事力量在境外执行反恐任务时必须遵守国际反恐公约、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决议以及区域性或双边反恐协定。当前国际社会没有全面的反恐公约, 主要是针对特定恐怖活动的专门性反恐公约。对某些特定的恐怖活动存在缺失, 例如反核生化恐怖袭击就缺乏相应的规定。使武警部队参与境外部分反恐行动缺乏一定法律的支撑。我国应积极推动同相关国家签署反恐双边及多边协约为我武装力量出境反恐扫清法律障碍。二是武装力量出境行动作出制度规范。明确出境反恐指挥机构成员及指挥关系, 为有效展开反恐行动打下基础。《反恐怖主义法》第七条规定, 国家设立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 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反恐怖主义工作, 但其并未对涉外反恐行动领导机构的成员构成以及处置力量的指挥关系进行必要的说明, 需要出台相关规定, 理顺出境反恐力量的指挥关系。并就出境行动的组织程序、保障规定等内容作出制度性规范。

二、完善国内反恐立法, 为实施反恐行动提供法律保障

《反恐怖主义法》明确了各级的职责, 地方政府和军队层面需要制定相应规定, 才能有效完成反恐法所赋予的任务。地方与军队加强协调沟通, 在反恐工作的情报共享、机制建设、责任分工等方面做出法律规范。

一是提高情报资源共享制度的法规位阶。《反恐怖主义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军事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 因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工作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情报共享涉及军地多个部门的情报机构, 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协调明确责任建立机制。当前涉及反恐情报工作的主要有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情报部门, 由这些部门架构的国家反恐情报机构已初步形成, 相关工作机制已初步实施。需要认定为法律, 以便于更好的实施联合, 提高情报共享的效率, 提升反恐行动的质量。[1]二是建立反恐各类机制, 使武装力量同地方反恐力量有机结合。理顺指挥关系, 构建以地方为主导, 军地分别指挥的指挥体系;共享情报资源, 建立优势互补军民融合的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反恐演练, 明确军地联演机构分工, 加强反恐行动联演联训的专项训练, 并就联演联训的训练内容、组织实施、计划保障等内容制定相关法规。三是明确武装力量在反恐行动中职责分工。军队层面主要在情报收集、分析研判、特种专业力量支持和境外反恐战略支援中发挥主要作用;武警部队重点加强核心区域武力突击力量的建设;民兵预备役重点在情报报知、物资支援等方面进行加强。

三、制定反恐规定, 为加强反恐行动专业力量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法》规定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参加并处置暴乱、骚乱、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2];《反恐怖主义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职责, 建立反恐怖主义专业力量。

制定武警部队反恐怖主义规定, 为武警部队展开反恐行动, 加强反恐力量建设提供制度依据。建立武警部队内部垂直的反恐制度体系。制定遂行反恐任务相关规定, 区分任务需要, 划分反恐应急等级, 细化指挥结构、情报搜集、后装保障、通信保障等要求。创新反恐训练法规制度, 科学实施反恐训练, 打牢基础训练, 巩固专业训练, 提升分队综合处置能力。加强反恐信息化的装备人才法规建设, 建立反恐信息化人才引进和信息化专项训练等制度, 为提高武警部队现代化条件下反恐能力夯实基础。[3]完善军地联合指挥信息化制度, 立足武警部队, 根据军地一体化联合指挥的需要, 统一组织顶层设计, 解决信息系统接口标准和数据格式不一致、信息安全保密难等问题, 改善军地双方信息系统无法互联互通的状况, 努力提高反恐制乱组织指挥效能。

参考文献

[1]苗吉伟, 张兴阳.<反恐怖主义法>对武警部队遂行反恐怖任务的立法保障[J].武警学术, 2016, 3 (342) :9-14.

[2]拓成祥, 杜树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释义及适用指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26.

优化地方环境法规体系的对策分析 篇10

关键词：地方环境法规体系,优化对策,分析

地方环境法规是我国环境保护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数量多、实际应用能力强、覆盖面积大的特点。在各城、乡和较大的市建立中都建立了以“环境保护条例”为内容的法律制度,其中包含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我国大多数地区(城市、农村、河流、遗迹、保护区、海洋)和行业(石油开采、农林畜牧、气象监测、地貌勘探、生活用水)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众多的地方法规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应该从思想和技术上作出改变和创新,从而提高地方环境法规的质量。

一、优化地方环境法规的作用

地方环境法规属于环境法律的有机组成内容,完善的地方法律发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生态法治社会的组成部分,从现实角度来看,提升地方环境法规的质量是完善现有法律体系的客观要求。此外,地方环境法规的发展程度是评估一个国家法制建设情况的重要标志,完善的地方环境法规对于合理开发、保护环境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建立在地方法律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法律法规自始自终都是以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为中介,在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交错、制约、影响和作用中逐步产生、发展,其质量取决于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综合作用。立法技术、环保理念、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地域环境差异等内外因素都会影响法规的质量。而影响法规质量的众多因素本身又是矛盾冲突的对立面,因此要进行价值取舍,抓主要因素。

二、优化地方环境法规体系的对策分析

(一)设立地方性环保政策

地方法律的制定要以国家思想原则和规范为依据,不能与国家环境保护法相冲突,只能是国家环境保护法的扩展和补充,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发挥法例的效应。从现实意义来看,提高地方环境的质量关系到国家法律的质量,关系到法规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达到社会与环境的共同发展。对不同地区的各种环境类问题,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法规,地方环境法的制定,需要具备明确的针对性和持续性,从而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作出保护,同时又能够展示出地方区域的特色。二是树立开放性、生态化思想,建立环保观念。将社会环境保护作为基准点,提高资源使用率,降低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加大对城、乡、镇工业建造和农业生产对水资源的保护力度,从而形成符合社会快速发展需求地地方性环保政策。

(二)创新环境管理制度

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人民参与、区域环境的不同都会对环境法规的质量造成影响。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环境管理中,不仅需要统一的国家法律指导意识,而且还需要具备创新观念。为了满足目前社会发展对绿色健康的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需求,当地政府应该向临近发展较好的城市学习,甚至借鉴国外的先进观念和科学技术,填补法律的空白,完善法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保护地方环境,可持续地利用生态资源。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借鉴国外环境法从而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采取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率等高科技的地方法规和管理措施,并且努力开展环境监管、环境污染治理等方案,为国家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提高地方环境法规的技术规范

为了提高地方环境法规的规范性,减少地方环保立法中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应该从三个方面做起。一是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度。降低政治术语出现的频率,尽量使用法律术语,文字表达要简洁、规范、准确,语句无歧义。环保专用名词使用要得当,这样的法律条例才更容易被人正确理解和遵守。二是保证法规逻辑结构的完整性。目前,环保法规中有存在许多强制性规范逻辑,造成结构残缺的现象,没有实践方针只有假设内容,缺少对应的法律结果,从而直接降低了地方环境法规的实际作用。在起草和审核法规过程中,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三是具有操作指导性作用。地方环境法规不仅需要指明主要内容,而且还需要作出具体化指导,了解界定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同时还需要详细地操作过程来保障实体权利的有效实施。

(四)建立地方环境法规质量的评价制度

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开展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作。目前,全国各地方政府为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而在立法评估上作出了许多开创性探索,而且一些政治专家尝试建立一个地方法规的综合性评估体系。持续对地方法规质量进行评估,可以相对准确地了解地方性法规的实际运用情况,为地方性法规创新、完善和废除提供依据。地方环境法规需要地方政府对各地区环境做出规范性总结,设立科学的环境法规质量评估制度,并从中发现法规中的不足,使地方法规更好地发挥作用,建立绿色健康地生活环境。

三、结语

地方环境法规制定以国家立法的为基础指导,其执法效果可以作为评估标准,直接体现出一个地区环境质量的水平。提高环境法规质量,需要我们遵守环保制度,应用科学先进的环保技术,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努力,相信地方环保法规必将会发挥其作用,为我们创造更好地生活条件。

参考文献

[1]颜文涛,周勤,叶林.城市土地使用规划与水环境效应:研究综述[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3).

[2]赵华勤,张如林,杨晓光,周焱.城乡统筹规划: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J].城市规划学刊,2013(01).

[3]周银波,黄耀志.以低碳化城乡建设发展为目标的控规指标体系探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1(07).

法规体系 篇11

关键词:食品标准;技术法规;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76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9)04-0049-04

2008年,我国发生了含有“三聚氰胺”奶粉导致婴幼儿童中毒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29万儿童健康受到影响。事件发生前,有关部门曾经多次对有关奶粉进行过检测,结果均合格。为什么合格的奶粉却是导致儿童健康受损的罪魁祸首呢?原因在于检测的依据─国家婴幼儿奶粉配方标准指标设置不科学。这项标准共有31项检测指标,包括热量、蛋白质、维生素、水分等重要指标,但却没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包括三聚氰胺的指标。所以出现了有毒的奶粉检测却合格的结论。这次事件后,监管部门对有关标准进行了修订。但是,出现“合格”奶粉致死儿童的重大安全事故促使我们反思我国食品质量标准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系统地对现有标准体系进行改革,而不是亡羊补牢的“打补丁”。

近年来,相关文献也提出对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改革的设想,如统一食品安全标准,增加标准数量,提高安全指标。[1]但由于没有涉及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结构性问题,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面临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依然在原有的轨道运行。本文从区分标准体系和技术法规体系这一新的切入点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为提高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有效性和食品安全水平提供理论探索。

一、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相互补充的较为完整的食品标准体系。截止目前,我国共发布了食品标准3 400项,其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共有2 619项,包括国家标准1 000项,行业标准1619项。[2]与欧盟、美国、日本等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存在着下列问题:

(一)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我国标准体系以前苏联的体系为样板,将标准划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类,强制性标准由国家意志强制推广应用,以扩大标准的影响力。根据我国《标准化法》有关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属于保障人体健康的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食品安全标准的法律地位使其在我国事实上充当着食品安全技术法规的角色。这些规定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产物,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标准的自愿性质的特性有着本质区别。

(二)我国的食品标准和食品技术法规合二为一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食品技术法规,而是用食品强制性标准代替食品技术法规的功能。没有严格区分技术法规和标准的适用范围,不符合法理。同时,导致强制性标准的数量偏多(如表1),执行难度大,有效执行率低,尤其是县级以下市场和企业很少执行标准。据国家质检总局调查,在全国近百万家食品生产企业中,有70%是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这些小企业小作坊基本上不按标准进行生产。[3]笔者曾对过去几年我国发生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案例分析,发现90%以上食品安全事件不是因为食品安全标准内容不全或指标设置过低造成的,而是生产者经营者主观上故意造假引起食品安全事故。

(三)食品安全标准无法涵盖所有食品和有毒有害物质

从标准和食品种类的匹配来看,标准无法涵盖所有食品,也无法及时修订所有标准。我国的食品标准体系采用的是单个产品技术规范为主,通用技术规范为辅的方法编制。这种体系是列举法而不是描述法。用列举法编制食品安全标准,在理论上要求为每一个产品编写一个标准,标准与标准之间呈矩阵式排列。据有关资料统计,尽管我国有关标准将食品划分为525种,但实际衍生的各种食品达万种以上,[4]这还不包括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各种投入品、相关产品以及初级产品。如果为每一个产品编制一个国家标准,就需要万项以上食品标准才能覆盖所有产品。如果对食品标准每5年进行一次修订,每年平均需要修订2 000项标准,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巨大的成本支出必将阻滞制修订标准的速度,使其滞后于科技进步。标准的内容也无法覆盖所有违禁物质。三鹿奶粉依据国家婴幼儿配方奶粉标准生产,这项标准有31项检测指标,但没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指标,所以有毒的奶粉检测结果也合格。世界上有毒有害物质成千上万,化合物还在不断衍生,一个标准不可能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都写进指标内容。监督检测通常只针对标准列举的指标,这就势必造成监测范围经常小于有毒物质可能存在的范围。

二、我国食品标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制约着食品安全标准有效性的提高。这些问题可概括为技术层面和体制层面的问题。在技术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标准总体水平偏低;部分标准之间不协调、存在交叉甚至相互矛盾;重要标准短缺;标龄过长;标准的前期研究薄弱等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因而技术层面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问题集中在体制层面或体系层面。表现为:食品安全标准的性质是什么?食品安全标准与食品安全技术法规的关系是什么?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

(一)区分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技术法规是WTO/TBT协定的要求

根据WTO/TBT协定定义看,技术法规与标准在制定目的、程序、内容、应用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7]WTO/TBT协议附件1对技术法规的定义是:强制执行的规定产品特性或相应加工和生产方法的文件,包括可适用的行政管理规定。技术法规也可以包括或专门规定用于产品、加工或生产方法的术语、符号、包装、标志和标签要求。标准的定义是:为了通用或反复使用的目的,由公认机构批准、非强制性的文件。标准规定了产品或相关加工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和特性。标准也可以包括或专门适用于产品、加工或生产的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8]从WTO/TBT协议定义可以清楚地看出,技术法规是强制性的,标准是自愿采用的。我国在加入WTO的法律条文中也指出:“一些工作组成员对于中国使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的术语与《TBT协定》的定义常常不一致的情况表示关注”。这种与世贸组织所倡导的原则不一致的规定,造成对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定位背离了食品标准的自然属性,妨碍了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的建立以及食品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同时也容易造成国际交流的障碍和混乱。

在我国加入WTO的时候,各项法律制度和运行规则与WTO规定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加入WTO过渡期已经结束,应该遵守WTO规则,厘清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和食品标准的关系,在术语与定义上实现与国际接轨。

(二)从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经验看食品标准和技术法规应明确分开

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制度由食品安全法律-食品安全技术法规-食品标准三个层级构成,呈金字塔形状。从欧盟、美国、日本的食品监管实践看,食品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关系有三个共同特点(详见表2):一是食品安全法律和食品安全技术法规由立法机构制定,必须强制实施;而食品标准由标准化机构制定,自愿实施。欧盟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采用指令(drectives)的形式规定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要求和应达到的主要目标;美国的食品技术法规采用联邦法规( CFR)以及一些单行法令的形式;日本采用的是肯定列表制度。二是食品安全技术法规的内容重点突出。一般通用技术法规多,单部产品技术法规少,技术法规主要规定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添加剂、微生物限量。三是技术法规和标准功能定位明确。技术法规主要规定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要求和应达到的主要目标,不包括检测方法、质量分级、管理体系等具体技术细节,满足技术法规要求的具体技术细节由标准完成。标准是在技术法规的框架要求指导下制定,必须符合相应的技术法规规定。制定食品技术法规时也可引用或采用已制定的食品标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虽然形式不一,但都与食品标准相分离,有各自明确的定位。

在我国,食品标准通常由行政部门或标准化主管机构制定。这些机构大部分没有立法权,也不具备立法机构授权的条件。由这些部门制定食品标准做为技术法规强制法人或公民实施,违反了立法法有关规定。

(三)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区分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

目前食品标准的规范性技术要素通常包括: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食品的安全(卫生)指标、食品生产过程的控制、食品的营养成分、品质特性、食品添加剂、微生物及有毒有害农残、兽残、重金属含量、食品的检验方法、食品的标签、食品的包装、运输和储存等等。可以看出,食品标准中有些内容是与健康有关的,而有些是与健康无关的。将所有内容都规定为强制性内容执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消极作用极为明显:第一,容易造成技术壁垒,引发国际贸易摩擦;第二,食品标准强制性范围过大,不利于企业技术进步。许多与健康无直接关系的技术方法问题,要适应迅速变化的市场和技术进步,这个时间周期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是几星期,而标准特别是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常常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周期,往往滞后于市场和科技变化。食品标准扩大其强制内容和范围,影响企业技术进步和适应市场的能力。第三,食品安全标准强制范围扩大的初衷是加大标准的执行力度,扩大标准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监管工作中,强制范围过多,造成检测成本过高,加大了执法成本和消费者维权成本。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降低执法检测成本,只能减少抽检样本,反而缩小了执法检测覆盖面,标准的执行效率降低。因此,在我国经历了30年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的形势下,原有的标准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四)食品标准的内容要科学合理

食品安全标准应该有合理的定位,即:标准的基本内容是对技术法规的补充和完善,在细节上对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指导。从目前的食品安全事故来看,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都是人为造成的,与标准指标的设置没有直接关系。因此食品标准的功能应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引导人们实现技术法规规定的内容,标准的属性应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自身条件自愿采用,符合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需要。制止食品安全违法,应主要依靠提高违法成本和职业操守,打击商业欺诈。

三、我国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改革的路径

针对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及标准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以WTO相关规则为依据,以发达国家和地区食品技术法规建设的成功经验为参考,改革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构建我国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目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准确定位食品安全法律、技术法规、食品标准三者之间的功能

按照我国的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由人大制订食品安全法律,地方人大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制订地方食品安全法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食品安全技术法规,报人大批准后实施或根据人大授权发布实施。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各地方、各团体可以制定相应的食品标准。同时,必须建立层次清晰、相互配合、运转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由媒体、第三方组织以及广大消费者监督食品安全法规的执行。

(二)加快强制性食品标准向食品技术法规的转化

针对我国现在食品技术标准的缺陷,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强食品技术法规立法工作,构建既符合WTO的TBT/SPS协定,又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体系。首先,修订标准化法,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定义进行界定,明确食品技术法规和食品标准的关系。其次,对现有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进行清理,将其中涉及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强制性内容或通用的基本要求剥离出来,制定统一的农残、兽残、生物激素、重金属、病原微生物限量,形成我国的食品安全技术法规指标体系。再次,技术法规采用描述法编制,主要采取通用规范为主、单个产品为辅的方式。与技术法规关系不密切的技术细节和非安全要素交给标准解决。

(三)恢复食品标准的自愿采用性质

食品安全技术法规作为强制执行的规范性要求,是食品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准入门槛,对于高于准入门槛的食品标准可采用自愿采纳的原则。食品标准的功能是对技术法规以外的质量指标、技术细节、管理方法进行协调。因此,各个行业、地区、协会组织、企业都可以制定自己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区标准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企业标准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企业联盟标准和协会标准则是俱乐部产品。这些标准的指标可能有高低之分,按照标准化法规有关规定,企业标准指标应高于国家或行业标准指标。从技术角度看,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等公共标准指标并不高于私人标准。因此,各种标准的法律地位在本质上应该平等的,区别仅仅在于覆盖范围或使用范围不同。各种标准的生命力或市场占有率取决于它给使用者带来的效用,标准之间互相竞争,优胜劣汰。标准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可以促进标准的竞争。竞争有利于提高标准的制修订效率,提高标准的质量,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四、小结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强制内容太多,已经影响到食品安全监管效能的提升和食品标准自身的发展,需要尽快改革。构建新的食品技术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需要取消强制性标准,将事实上存在于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中与人身健康有关的内容,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食品技术法规体系;食品技术标准要以技术法规为依据 ,由市场主体自愿采用。食品技术法规要以食品标准为基础,也可采用食品标准。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协调一致,相辅相成,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共同维护食品生产经营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

参考文献:

[1] 吴卫华.中国食品标准体系的改革探讨[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4(11):7.

[2] 房庆,刘文,王菁.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现状与展望[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4(12):4.

[3]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农轻和地方部.食品标准化[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6:2.

[4] 姬雄华,李录堂.食品安全问题与恩格尔质量系数[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5(11):46-49.

[5] 秦富,王秀清,辛贤.欧美食品安全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368.

[6] 席兴军,刘俊华,刘文.美国食品安全技术法规及标准体系的现状与特点[J].农业标准化,2006(4):18-20.

[7] 毕克新,王晓红.欧盟技术法规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与对策研究[J].科技改革与管理,2007(11):14-18.

网络安全策略和网络法规体系建设 篇12

针对上述种种网络安全隐患，我们在工作与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总结并提出如下几点应对策略。

1 完善和及时更新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使网络体系本身的特点和缺点日益透明，这样就让攻击网络和利用网络从事违法行为的人有机可趁。因此，要加大科研力度，逐步完善和更新网络体系的安全功能，这是应对网络犯罪的根本措施。

2 变网络扩展的无限和无序性为有限和有序性

在网络系统建设的初期，由于网络高速、高效等特点，网络连接和扩展是无约束、无序地扩展。又由于内部信息系统的规模较小，遭受攻击所造成的损失也较小，因此没有对接入用户进行审批和法规约束，导致无约束用户进行网络欺诈和网络犯罪。相应的解决办法是对用户进行分级审核、法律约束和实时监控。

3 大力研发和更新防备网络犯罪的安全产品

网络安全产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网络安全来源于安全策略与技术的多样化，如果采用一种统一的技术和策略也就不安全了;第二，网络的安全机制与技术要不断地变化;第三，随着网络在社会各方面的延伸，进入网络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因此，网络安全技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建立网络安全体系，需要国家政策和法规的支持及集团联合研究开发。同时，我国应着力发展自己独特的安全产品。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最终办法是通过发展民族的安全产业，带动我国网络安全技术的整体提高。安全与反安全就像矛盾的两个方面，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所以安全产业将来也是一个随着新技术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产业。

4 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国情和不断变化的网络犯罪，动态地对相应法规进行补充和更新

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制定和更新网络法规：

4.1 网络的管理与经营立法

我国目前的网络管理与经营还很不成熟，特别是互联网的管理方式非常松散，已引发很多社会问题，受到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现在充斥于网络中的有害信息，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扰乱公共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破坏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及有伤风化的信息，在社会上负面影响很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关于网络管理与经营的法律法规的缺少。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网络管理与经营的法律机制，明确网络的管理机构和经营机构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4.2 网络的安全法强化

网络中存储和流通着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是极其宝贵和重要的无形资产，有些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网络的重要信息若被非法篡改或窃用，将对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严重损失。因此，有必要通过行政立法强制性地贯彻实施网络安全技术与安全措施，强化网络的安全。

4.3 网站的规范管理法

现在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网站作为网络世界的实体存在，其自身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网站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网站重名现象十分严重、网站之间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主体不透明等一系列问题。由于网民和普通消费者对网站无法认知，甚至不能查找，使人们对互联网的发展增加了虚无感。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不能对网站的所有者进行信用判断，发生纠纷时也无法追究责任。因此，有必要加强网站的规范化管理，并重点落实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

4.4 网民权益的保护法

网络消费者权利的基础是获取网络消费信息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网络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是相同的。网络上的消费按照其实现方式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网络作为完成购买、消费的一种途径，这与电话购物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另一部分是整个的消费过程全部在网络上完成。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一旦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有效地解决。

4.5 知识产权保护法

知识产权法对计算机信息网络的保护主要是从对权利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以及对侵权行为的制裁两方面体现的。对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可以由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保护。对于在网络中存储和传输的各类作品和信息，以及在网络中出版的作品，也应当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尽管我国的著作权法未提及数据库，但至少可将其作为原创作品来对待。由于在网络中很容易对各种作品和其它信息进行复制、篡改、演绎等，更容易跨越国境传输，因而在实践中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界限、权利主体认识、证据效力、归责原则都不同于普通民诉法的要求，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定和实施方面还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

4.6 个人隐私及数据保护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的个人数据被各类计算机信息系统收集和存储，并由网络传输和调阅，对公民隐私等个人数据权构成很大威胁。许多国家陆续颁布了数据保护法，规定数据用户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明确数据来源和使用目的，并保证数据的安全可靠与正当使用。数据主体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不被侵犯，依法享有知悉权、修改权以及因数据用户的数据不准确或不当使用给其造成损失时要求赔偿的权利。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空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尽快立法。

4.7 电子数据交换立法

电子数据交换(EDI)应用开创了“无纸贸易”的新时代，给国际贸易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它也使传统的适用于“纸本贸易”的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受到冲击。这些现行法律规定对电子数据交易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法律障碍，比如以电子数据交易方式订立合同时涉及到要约的撤回、撤消、错误或欺诈所致损失的现任承担，承诺生效的时间及地点、合同的书面形式，电子数据交易在证据法中的地位等法律问题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虽然我国《合同法》已将电子数据交换列为合同的书面形式之一，但对确立无纸贸易合同的法律形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高科技作为依托的新型社会关系正是网络法律规范最重要的调整对象。我国现有的票据法等仅确立了纸面凭据的有效性，对依赖网络信息系统进行的经济贸易活动方面的纠纷案件尚未有法律依据。为进一步与国际贸易接轨，我国亟需加强电子数据交易方面的立法工作。

4.8 计算机犯罪法的更新和补充

随着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计算机违法犯罪问题日趋严重。目前比较普遍的计算机犯罪的主要类型有： (1) “黑客”非法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2) 网上制作、复制、传播和查阅有害信息; (3)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 (4) 非法盗用、使用计算机资源; (5) 利用互联网进行恐吓、敲诈等其他犯罪。计算机犯罪是一种高技术犯罪，其特点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有些犯罪行为按传统刑法难以定罪量刑。因此，许多国家已修改刑法或制定计算机犯罪单行法规，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计算机犯罪。我国的刑法虽然列入了计算机犯罪的一些内容，但是没有对网络犯罪的各种犯罪名予以界定，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到位。

当然，立法要以我国现有《宪法》、《刑法》、《民法》为基准。这些法律在互联网上同样适用。有关互联网的运行准则应和其他媒体一样，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任何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必然会产生许多无法用现行法律进行规范的社会问题。为了规范与网络的相关行为，有关部门已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但这些远远不能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网络社会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必须通过加快完善立法加以解决。

摘要：网络本身的技术问题和网络安全法规的不健全, 使网络欺诈和网络犯罪日益猖獗。网络安全由此飞速发展成为一种产业, 可它又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问题, 得有相应的法规来维护, 网络法规的制定也需遵从网络技术特点和各国国情。通过对网络特点和网络犯罪的简要分析, 提出了几点应对策略, 并着重探究了我国网络法规的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网络安全,网络法规,策略

参考文献

[1]蔡立军.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2.

[2]段云所.信息安全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石志国.计算机网络安全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