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博士（精选10篇）
科技博士 篇1
博士研究生是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其科研能力的高低对国家整体科研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博士科技论文是博士生学习与科研活动成果的重要体现,直接反应其科研能力的高低[1]。博士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是本文衡量博士生科技论文的重要指标。2007年我国招收的博士生数已经达到5.8万人,2009 年继续上升,已经超越美国,博士生年培养数量跃居世界首位[2]。经过30余年发展我国俨然已成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大国,但是数量毕竟不等于质量;那么,我国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在科技论文方面与同时期、同学科的美国博士研究生对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有多大?
本文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为数据检索分析平台,从科研产出力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对遴选的中美天文学、物理学、大气科学各90位博士的科技论文按照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进行横纵向对比,以期分析中美博士在科技论文方面的差异性。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学科来源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的“学科排名-评估评审”[3]。全部取自南京大学的三个优势学科,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美国的三个学科确定为哈佛大学的astronomy、麻省理工学院的atmospheric、加州理工学院的physics。
1.2 样本采集
中国博士样本共计90个,皆来自笔者对南京大学档案馆和学科所在学院的实地访问,其中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三个专业分别按照80年代10个、90年代10个、2000年以后10个选取。美国博士样本皆来源于PQDD欧美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按照相同学科、相同时期选取博士样本90个,其中80年代30个、90年代30个、2000年以后30个。
1.3 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作者姓名、学科限定、时间限定进行检索,分别检出中美180名博士的论文产出,利用该库的分析功能得到SCI论文数、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H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美博士整体科技论文比较
通过表1可以看出,中美博士整体科技论文对比存在明显差异。我国9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764篇、人均8.49篇,美国9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1713篇,人均19.03篇;论文总数和人均论文数,美国均相当于我国的两倍多。我国博士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2898次,美国为8712次,这两项指标中美之比为1:3;我国博士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均数为32.2次,美国为96.8次,中美之比为1:3。个人篇均被引峰值,我国最高为15.33,美国为55.24,美国是我国的三倍多。我国博士的篇均被引频次均数为3.16次,美国为10.55次,中美之比为1:3。我国博士的个人H指数峰值为6,美国为43;H指数均数,我国为2.95,美国是8.31,中美之比接近1:3。
注:*显著水平为5%
如表2所示,笔者对中美两国的180名博士分别从SCI论文数、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H指数四个指标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中美博士整体科技论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0.05)
2.2 中美博士科研产出力横向对比
发表论文数是对一个科学家、一个实验室、一所大学、一支科研团队乃至一个国家科研产出的测量[4]。
通过图1可以看出,我国天文学专业3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185篇,美国3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623篇,中美之比为1:3.6。大气科学专业,我国30名博士发表论文248篇,美国为311篇,中美之比为1:1.25。物理学专业,我国博士发表论文数为331篇,美国为779篇,中美之比为1:2.35。
我国三个专业中博士发表论文最多的是物理学专业,与美国差距最小的是大气科学专业。
2.3 中美博士科研产出力纵向对比
本文将从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时间段对中美三学科的博士发表论文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总体上,30年间中美博士科研产出力之间的差距在缩小,80年代我国三个专业博士发表论文总数为265篇、美国为716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268篇、美国为521篇;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287篇,美国为476篇。
(1)天文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共发表论文96篇、美国博士共发表论文301篇,相差205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48篇、美国为179篇,中美两国在此时间段发表论文数都有所减少,相差131篇;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61篇、美国为143篇,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达到30年间的最小值。
(2)大气科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共发表论文61篇、美国博士共发表论文108篇,相差47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106篇超过了美国的82篇,相差24篇;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111篇、美国为121篇,双方差距不大。
(3)物理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共发表论文108篇、美国博士共发表论文307篇,相差199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114篇、美国为260篇相差,146篇,双方差距在缩小;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115篇、美国为212篇,差距进一步缩小。
2.4 中美博士科研影响力横向对比
Arnold Verbeek认为,如果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论文反映了该领域研究前沿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就可以通过其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来判断特定研究主体在该研究前沿的影响力[5]。
如图2所示,我国天文学专业博士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463次,美国为3379次,中美之比为1:7.3。大气科学专业,我国为1163,美国是2566,中美之比为1:2.2。物理学专业,我国是1272,美国为3431,中美之比为1:2.7。
我国三个专业博士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最高的是物理学专业,与美国之间差距最小的是大气科学专业。
2.5 中美博士科研影响力纵向对比
通过图4可以看出,在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方面我国与美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80年代我国三个学科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741、美国为2674,中美两项指标对比接近1:4。
90年代我国三学科论文的总频次增长为1022,美国为3140,中美比值接近1:3差距缩小,反映出我国三学科良好的发展势头,尤以物理学发展最为迅速。
2000年以后,我国三个学科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1135,美国为3562,中美比值依然为1:3,这表明在这个时间段两国互有发展,差距变化不大。
通过图5可以看出,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方面我国三个专业30年间均有所增长,但是与美国对比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天文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0.744,美国为6.316;90年代我国增长为2.075,美国为8.887;2000年以后,我国是2.753,美国是10.275。
(2)大气科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生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是3.844,美国是6.959;90年代我国有所增长3.921,美国为10.742;2000年以后,我国是4.078,美国是13.764。
(3)物理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3.379,美国是8.303;90年代我国是3.562,美国是10.238;2000年以后,我国增长为4.067,美国是16.453。
H-指数是美国物理学家Hirsch提出的一项用于科学家个人科技论文评价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一个人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 次[6],这是一个简洁而复合的指标。
(1)天文学专业,通过图6可以看出80年代我国博士的H指数均数为1.4,美国是10.7;90年代我国增长到2.0,美国下降为10.3;2000年以后我国进一步增长达到2.6,美国则减少到9.3。
(2)大气科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的H指数均数为2.6,美国是4.2;90年代我国上升到2.9,与美国持平;2000年以后,我国增加到3.5超过了美国的2.9。
(3)物理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的H指数均数为3.2,美国是12.3;90年代我国上升到4.0,美国有所回落12.0;2000年以后,我国增加到4.3,美国为10.2。
研究发现,我国博士的H指数并没有因时间的拉近而减少、反而有所增长,这说明中国博士科研的国际化程度在提升,新一代博士发表国际论文的意识不断增强。
3 结论
3.1 我国理科博士科研产出力效绩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理科博士的科研产出力显著提升,与美国的学科差距逐步缩小,尤以大气科学专业发展最为迅速;这表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0年,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调查发现,2000年到2006年我国理工科博士生在学期间人均发表SCI和EI检索论文数均翻了一番”[7]。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
3.2 我国理科博士科研影响力明显提升
伴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优势学科的大力投入和支持,我国理科博士的科研影响力明显加强。这突出的表现在我国理科博士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H指数各个指标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博士科研走向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4 建议
本研究发现,我国理科博士的科技论文在不断提升,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博士的科技论文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发表论文总数、人均论文数不到美国的1/2,论文总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次不到美国的1/3,篇均被引频次均数、H指数均数不到美国的1/3。因此,我们建议:
(1)中国博士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动向,积极参与国际交流,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
(2)博士生培养机构要为博士提供更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不仅要提升博士培养质量、也要加强博士毕业后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与服务,为博士持续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3)教育部门要进一步提升博士生教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增强博士生教育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能力[7]。
参考文献
[1]古继宝,蔺玉,张淑林.顶尖博士生科技论文的影响因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11):1692-1699
[2]张淑林,蔺玉,古继宝.提高博士生科技论文的途径探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8):52-55
[3]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学科排名-评估评审[EB/OL].[2011-04-05].http://www.cdgdc.edu.cn/
[4]陈建俞,顾琴龙.我国生物医学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发表SCI论文情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2):70-76
[5]VERBEEK A,DEBACK K.Measuring Progress And Evolution InScience And Technology[J].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2002,4(2):179-211
[6]HIRSCH J E.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5,102(46):16569-16572
[7]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科技博士 篇2
甲
方：北京科技大学
乙
方：
（博士后）
丙
方：
（合作导师）所属二级单位
为保证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经甲乙丙三方平等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同意丙方招收乙方为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二、乙方工作期限为两年（进站时间以博管会批复时间为准），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如需延期，于
年 月 日前办理相关手续，否则到期未出站按退站处理。
三、自乙方进站起两年内，甲方发放工资 叁 万元，丙方发放津贴
万元。若延期出站，延期期间不再发放工资，乙方丙方另行协商津贴事宜。若乙方为在职人员，则工资及福利在原单位执行。乙方为甲方与企业工作站联合培养的企业博士后，相关工资及福利待遇由企业按工作站相关办法执行。
四、乙方在站期间，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甲方的规章制度，除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外，还应完成丙方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并接受所属流动站组织的考核。对违反校纪校规或学术道德规范的，本协议即时解除，乙方予以退站。
五、乙方入住博士后公寓，应遵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后与外教公寓博士后租住管理规定》和《北京博士后公寓房屋租用协议》，按期退宿。
六、丙方应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科研条件，做好对乙方工作的督导，如乙方延期出站，丙方不再招收其他博士后研究人员。
七、乙方在站工作期满，需经考核合格方可出站，考核标准为：
（一）学科博士后
1.完成研究工作计划，并按规定提交《博士后研究报告》；
2.在站期间原则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北京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SCI/EI/SSCI/CSSCI检索论文2篇（其中1篇为期刊论文）；
3.在站期间申报1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其他基金资助； 4.在站期间完成所在单位交给的教学教辅工作； 5.所在单位提出的其他工作要求。
（二）企业博士后
达到所属科研工作站考核标准即可出站。
乙方在站两年考核不合格，不予办理出站手续。在站满三年仍未能达到学校考核要求，乙方予以退站。
八、乙方在甲方科研流动站的，甲方接收其户口和档案。若乙方为在职定向人员，则户口和档案由原单位保管。乙方为甲方科研流动站与企业工作站联合培养的企业博士后，户籍等关系落在科研工作站，档案材料由科研工作站负责保管，不再办理入校相关手续。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乙方进站报到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按照《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试行规定》执行。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丙方签字：
（盖章）
（盖章）年
月
日
****年**月**日
科技小博士综合实践课程的开发 篇3
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对学生学习内因提高的最好办法是激起学生对所学课题的兴趣。兴趣的主要功效就是对正在进行的活动起推动作用。因此，以学生喜欢的课题入手，从学生的实际生活着眼，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用真实、鲜活的事物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开设深受学生欢迎的课题。例如，四驱赛车的组装、陀螺的组装、石膏像的制作、走进电的世界……充分调动了学生活动的积极性，自然而然产生了“我要学”的意识。引导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体验快乐，在动手操作中感受知识，在欢呼中不断成长。
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提高学生素质
陶行知曾说：“我们的教育，要解放孩子的头脑，让他们能想；解放孩子的眼睛，让他们能看；解放孩子的双手，让他们能做；解放孩子的时间，让他们能学自己想学的知识。”综合实践活动强调的是经历、体验，引导学生去实践、去探索、去研究、去讨论，从而寻找自己独特的发现，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让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精神在宽松、自然、愉悦的氛围中得到释放，展现其生命的活力。例如，学生在组装四驱赛车时，利用问题“你知道四驱赛车为什么会运动？这个机器与第二次科技革命有关”引导学生关注电动机即马达，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学生不但仔细观察其外部特征，而且十分好奇它的内部构造，通过学生对其模型的探究，发现了磁极、电流对它转动方向、速度的影响。学生学会了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地探究问题。在观察陀螺的旋转时，利用问题“陀螺静止与运动时对比，你发现图案产生了什么变化？”学生认真观察发现了旋转对图形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如：点动成线，线动成面等。在研究益智玩具——汉诺塔时，利用表格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开展活动，学生能按各自的分工，边探究，边记录，然后仔细分析、对比，找出最少步骤完成目标，知道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对研究事物起到重要作用。
三、发挥小组合作优势，努力完成活动目标
正所谓“人无全才，人人有才”。通过学生互动，互相启发，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补充，互相激励，使每个学生求得新发现、新方法，人人参与，平等对话，共同发展。例如，探究益智玩具——神龙摆尾时，以“兴趣相投”确定小组，小组成员积极合作，由拆卸到组装，学生恰当分工，各司其职，认真记录，采用了适当的方法：标记法和画图法，齐心协力，最终研究出方法，发挥了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在研究“T字之谜”时，小组成员根据自身的能力分配研究任务，每个成员利用木块拼规定的图案，遇到困难时，互相鼓励，不轻言放弃，用最大的耐心完成了小组拟定的活动目标，体现了小组团结的力量。
四、综合实践活动中加强教师有效的指导
1. 教师要设计好问题，由简到难，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例如，在组装四驱赛车时，提问“四驱赛车是怎样运动的？各个零件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样把学生的兴趣转移到探究其中蕴含的科技知识上。学生在组装过程中反复研究，小组讨论归纳，得出结论，教师最后给予适当点评。
科技博士 篇4
笔者担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已经有了一些年头, 学科负责人的职责以及实际参与众多博士论文的评审与答辩更促使自己超出熟悉的领域并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进行思考:我们究竟如何才能从总体上不断提高本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水准?与此相对照, 这又是我们所应直面的一个事实: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 如果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自觉的努力, 博士生培养水准的下降似乎很难避免, 更不用说滥竽充数、敷衍了事、甚至公然抄袭、权益交易等现象也时有所闻。
本文将主要从学术角度、并以南京大学科技哲学专业近年来所经常出现的一些选题为背景提出自己关于如何撰写博士论文的一些想法, 这也就是说, 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想做、却又不知道如何去做好”这样一个问题, 至于如何才能彻底杜绝所提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则实在超出了笔者的能力范围。希望自己的这些想法也能激发各位同行、特别是广大博士研究生的进一步思考。
1.如何能对某一学科、特别是某些前沿学科 (如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研究等) 的整体发展趋势与内在线索作出具体分析显然是一类十分有意义的选题, 因为, 这不仅很好地体现了科技哲学研究应当立足于实际的科技活动这样一个基本立场, 而且也清楚地表明了科技哲学对于实际科技活动的促进意义。正因为此, 尽管此类题目有较大难度, 却始终较为热门, 甚至经常出现同一类型的题目年复一年地反复出现, 撞车、重复 (尽管只是就局部而言) 的现象也很难避免。例如, 南京大学在近三年内每年都有博士研究生选择“系统科学 (思想) 的发展”这样一个题目, 尽管他们的基本论点并不完全相同, 但作为“第一反应”, 自己在今年的预答辩会上还是忍不住发表了这样一个意见:“此类题目今后几年都不能再作了!”
事后自己意识到这一表态过于简单了, 因为, 一个更为恰当的提法显然在于:今后如果还是要选择这一题目, 究竟应当怎样去做才是合适的 (或者说, 是可以接受的) , 什么样做法又是不能接受的?
例如, 以下就是关于后一问题的一些具体解答:为了从整体上理清发展的线索, 一个必要的前提即是成为相关学科的真正内行;为了避免重复, 我们又应首先了解这一方面的已有工作, 特别是, 即应深入地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创新 (乃至“超越”) , 而不只是玩弄“概念游戏”, 实质上却仍然是重复、甚至是抄袭?
另外, 李曙华教授也曾就这一主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如果在今后仍然要选择“系统科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就一定要找出一些新的切入点或研究视角, 如怎样去填补一些十分重要、但又始终未能得到深入研究的“空白点” (如怀特海相关思想的研究) , 或是更加突出系统思想的应用 (如系统思想在教育领域或生态研究中的应用) , 或是主要集中于系统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 等等。
再者, 就所有的相关研究, 特别是关于学科发展线索的梳理而言, 笔者以为, 我们又应经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相关的论文究竟是写给谁看的?给导师 (或者说, 仅仅是为了获得学位) 、给同行、还是相关领域中的实际科学工作者?容易看出, 这一问题事实上也就直接关系到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恰当定位与基本意义, 又由于博士研究生必将成为这一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力量, 因此有必要从一开始就予以特别强调;我们还应鼓励博士研究生在写作博士论文的同时也能为自己的长远发展设定一个“大目标”, 如最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也即能在国外同行中得到一定的反响或认同——客观地说, 此类选题相对于其他一些题目而言在这一方面也应说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2.本学科、以及各个相关学科中的重要学术人物, 由于其对于学科历史发展的特殊贡献、以及对于现实研究的可能意义, 也常常成为博士论文的直接选题。由于此类研究很少具有真正的空白点, 因此, 这方面的工作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一种“再研究”, 我们并应从后一角度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去从事此类题材的研究。例如, 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 如果只是笼统声称自己的研究比先前的相关工作“更系统、更全面”, 显然就是过于空泛了, 甚至更可被看成相关工作缺乏实质性内容的一个直接表现。
与此相对照, 在从事此类题目的研究时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真正作出新意”这样一个关键。例如, 您是否提供了某些新的素材, 或是采取了某种新的研究视角, 或是将研究放到了一个新的背景之上, 或是达到了更大的分析深度, 等等。
由于在现实中大部分选择此类题目的博士论文主要都立足于后面两点, 我们也将主要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并以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为例作出进一步的论述。
首先, 作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无一遗漏, 而必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 另外, 所说的研究显然也不应是单纯的介绍而不包含任何的评论, 从而, 从整体上说, 我们也就应当明确肯定此类工作的建构性质。当然, 所说的建构又不应是一种随意的“创造”, 而应反映相关人物的本来“面貌”, 这样, 如何能从总体上很好地去把握对象也就有着特别的重要性。例如, 作为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 我们就不应停留于对其主要内容 (如“默顿命题”、“默顿规范”等) 的概括, 而应清楚地说明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 也即为什么可以将这些内容看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另外, 我们也不应将所说的内容看成互不相干的, 而应对它们的内在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既是指动态的研究, 即如具体地指明默顿在这一方面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也是指如何能从逻辑的角度清楚地指明相关理论的整体性结构, 包括主要的研究问题、研究的基本立场、主要的研究方法, 等等。
其次, 作为历史人物的评价, 我们显然又应跳出默顿本人而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分析, 特别是, 我们既应清楚地指明科学社会学研究得以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同时也应指明默顿的相关工作的历史局限性。例如, 正是从后一角度去分析, 在当前我们也就应当特别关注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与后现代主义的相关工作, 因为, 后者即可被看成为深入研究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背景, 特别是, 就只有通过横向的比较, 我们才能真正掌握究竟什么是“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乃至更为一般的“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应当强调的是, 后者事实上也可被看成从一个角度表明了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切实按照默顿的研究范式在科学社会学方面作出具体工作, 这无疑将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真正融入国际学术大家庭提供一个可能的切入点。
3.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中国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人们更由已过去几十年中的亲身体验深切感受到了这一方面认识的深化, 因此, 如果在今天仍有人“拉大旗作虎皮”以维护自己 (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在科技哲学领域中某一观点的正确性 (甚至是权威性) , 往往就会使自己处于非常可笑的地步。当然, 由以下的实例又可看出, 如何才能很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科学技术哲学具体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而不是采取各种简单化的作法或教条主义的态度, 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
具体地说, 正如人们所普遍了解的, 所谓的“实践转向”正是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此并可见以下的讨论) , 由于坚持立足于实践也正是马克思最为基本的一个理论主张, 因此, 在现今的科学哲学研究中出现如下想法就十分自然了: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指导去解决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 包括西方现代科学观念的分析与批判, 乃至科学观在整体上的重建。
上述的立场应当说十分合理;但如果就因此而将相关的工作简单地理解成依据马克思的论述直接去断言合理的科学观必须是什么什么样的, 也即只是唯一地依据马克思的论点去进行推论, 而完全不考虑科学本身的发展情况及其所体现的“事物固有的辩证法”, 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与此相对照, 笔者以为, 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研究 (而不是科学哲学) 的角度看, 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即是如何依据科学本身的发展 (以及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 更为具体地去指明经典观点的合理性及其指导作用, 因为, 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立场, 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 我们并可具体地去指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哲学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如下区别:尽管关于马克思本人、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的研究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应被看成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但就后一领域中的相关工作而言, 我们又应十分关注科学发展的现实情况, 也即应当切实立足于科学实践, 并以此作为判断科学观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与此相对照, 如果相关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经典著作的解读, 则就主要地只能被看成属于前一领域、而并非科技哲学的研究。
最后, 以下的问题或许也可促使人们更为深刻地去进行思考:尽管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表现出了“实践转向”, 但这又是在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论述很不相同的语境之中逐步形成的, 从而也就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图 (目标) 。显然, 按照这样的分析, 我们就不应“想当然式”地去论及马克思实践观念的指导作用, 而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特别是, 在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共同点, 它们又有什么不同, 甚至是否有直接的冲突?当然, 上面的论述并不应被理解成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性的否定;恰恰相反, 这正是相关工作更为重要的一个目标, 即是具体地指明经典观点对于我们深入开展科学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4.由于政策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此类选题在科技哲学的博士论文中也常常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 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却又不能不说是相关研究所经常暴露出来的一个弊病, 特别是, 有关的建议往往缺乏可操作性, 相应的分析也未能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 (1) 从而总的来说也就未能真正达到促进实际工作的目标,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还可以说, 论文的作者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论文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而是学位到手, 万事大吉。
从而, 我们在此也就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应是此类研究的一个恰当定位?具体地说, 笔者以为, 作为政府 (行政) 行为的必要补充, 理论研究的价值主要源自这种工作的相对独立性 (从而就不应被等同于政府部门组织的专家咨询) 、学术 (理论) 性和批判性, 从而, 如何很好地发挥这些特性事实上也就应当被看成“政策研究”的关键所在。对于后者我们将以“科技跨越发展的政策选择”为例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具体地说, 以下即是林德宏与王国聘教授参加这一论文答辩时所发表的一些意见, 即是认为要做好这一博士论文, 我们必须深入地去思考这样三个问题:第一, 尽管“跨越发展”正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主要追求, 但是, 作为一种理论研究, 我们又应认真地去思考这一目标是否可能实现, 或者说, 在什么意义上 (什么范围内) 是可能实现的, 在什么意义上 (和范围内) 又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就是指, 论文不应成为对于既定政策的简单辩护, 而应体现作者独立思考与分析。第二, 前一问题的解决显然也直接关系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理解所说的“跨越发展”?更为一般地说, 这事实上也就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是应当对于各个相关概念作出深入的分析与必要的澄请。第三, 这也可被看成单纯的“政策辩护”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 即在肯定“跨越发展”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又应注意分析这一选择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或消极作用。显然, 后者事实上也就应当被看成所谓的“政策选择”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并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表明了理论性的“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另外, 尽管所说的“政策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的工作, 但我们在此显然也应十分关注社会的现实情况, 不然的话, 相应的研究就很容易成为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纸上谈兵。例如, 如果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只是热衷于谈论究竟应当采取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但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置之不理、熟视无睹, 这样的理论研究显然是不应提倡的。当然, 除去充分发挥理论对于实际活动的促进作用以外, 我们在此又应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点, 对于现实的关注事实上也为相关的理论主张提供了重要的检验手段。最后, 案例分析又不仅可以被看成为由理论向实际活动的过渡提供了重要渠道, 而且也最为清楚地表明了相关的对策或建议是否真正具有可操作性。从而, 在这样的意义上, 我们也就可以说, 没有案例的“政策研究”不是一篇好的博士论文。
5.相对于论题的选择而言, 以下的事实应当说更为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科技哲学研究确实具有自己特殊的研究范式或研究传统:尽管所讨论的问题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范围, 如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环境伦理学等等, 但相关的研究又往往表现出了明显的共同点:这首先即是指对于国外最新发展的高度关注, 特别是, 清楚地指明在此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研究立场或研究范式;其次, 对于对立范式的介绍与评论就构成了论文的主要内容;第三, 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观点的提出, 由于所说的对立范式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因此, 真正的出路就是对立面的“辩证整合”, 而这往往也就标志着论文的结束, 但作者通常既没有对所说的整合是否可能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也没有具体地说明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
例如, 就科学哲学的研究而言, 在先前即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必要整合, 现今则又往往会提及“传统科学哲学”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直接对立。再例如, 在技术哲学领域中也有由“本质主义技术观”向“建构主义技术观”的重要转变;就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而言, 我们则可提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直接对立;等等。
但是, 这难道不就是相关领域的实际发展轨迹吗, 即是由两极对立逐步走向了辩证的整合, 对此例如由科学哲学中所谓的“实践转向”就可清楚地看出?这话确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笔者看来, 又只有通过深入的比较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出国内相关研究的局限性, 特别是, “对立面的辩证整合”不应成为一种纯粹的言辞游戏 (例如, 环境伦理学研究中所提到的“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似乎就可被看成这样的一个实例, 因为, 这一提法从字面上看即已包含了明显的矛盾, 我们似乎也无法说清这一立场与“有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 , 而应续以这一方面的实际工作。
在此仍可以科学哲学的现代发展为例来进行说明。正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的, 如果说“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 即可被看成集中地体现了“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这样一种研究立场, 那么, 以皮克林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后SSK”就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实践转向”这样一个口号, 而且也清楚地体现了这样一种自觉的选择, 即是认为应当努力实现对于传统科学哲学与SSK的必要整合。进而, 更加值得我们学习的是, 后SSK所说的整合又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号, 而是在这一方向上做出了切实的工作。例如, 这就是皮克林的相关工作所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为了实现所说的整合, 我们不应局限于对立双方不同点的分析, 而应更为深入地去揭示它们的共同点 (这也正是两者相容性的具体表现) , 从而才可能通过超越后者实现真正的整合。具体地说, 按照皮克林的分析, 这正是传统科学哲学与SSK的一个共同点, 即其所采取的都是“表征主义的语言”;而又正是通过引入所谓的“操作主义语言”, 皮克林才可能在整合这一方向上迈出切实的一步, 特别是, “冲撞理论”的建构更可被看成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概念框架。 (2)
笔者相信, 如果我们也能在这些方面作出切实的努力, 而不只是停留于空洞的口号, 那么, 在未来的国际学术舞台上我们也就必将可以更多地看到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身影。
注释
1 后者并直接关系到了相关研究是否具有足够的“哲学味”这样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指, 论文的“哲学味”事实上并不取决于其中是否大量地用到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这样一些专门的哲学词语, 而主要是指相关的研究是否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科技博士 篇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件
2010年6月第三次修订（试行）
1．长期从事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工作，并取得良好的成果。
2．在申报学科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相应的科研任务，能坚持正常工作，可担负实际指导博士生的责任。
3．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能够自觉地执行博士生培养的有关规定，治学严谨，作风正派，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主持具有培养博士生水平相应的科研任务。
4．年龄须在58岁以下（以评审当年12月31日为计算截止日），重点增选55岁以下并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
5．在申报学科内科研成果显著，教授须达到下列条件（1）（2），副教授须达到下列条件（1）（2）（4），对满足条件（3）的，条件（1）（2）可适当放宽:
（1）近5年（任副教授不满5年按任现职以来）以第一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本人指导的研究生）发表期刊论文至少5篇，其中至少有3篇论文被SCI或EI收录，并且至少有1篇本人为第一作者。
（2）正在承担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在研科研项目中至少有1项为项目负责人。科研经费充足，工程及应用学科近3年个人可支配科研经费年均不少于20万元，基础学科近3年个人可支配科研经费年均不少于5万元。
（3）有高水平的重要技术成果、发明创造或发明专利，5年内获省部级科研奖励二等奖及以上至少1项（持证）；或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至少2项，本人排名前2名。
（4）任职满2年特别优秀的副教授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至少1项；
②以第一作者在与所申报学科相关的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至少2篇；
科技博士 篇6
仰望星空, 让梦想照进现实
面对当前大学生的共同困惑“毕业后该创业还是就业”, 3位博士生用行动给出了令自己满意的答案。邹承武说, “我们学校其实已经完成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研究, 而将这些项目付诸实施, 令其市场化, 应用于生产, 则是学校和研发者一直在努力的事情。因此, 我们希望能够学以致用, 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服务, 不仅可以产生效益, 而且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仰望星空的梦想, 有一天一定要让它变成现实。“2013年春节前, 我们萌生了创立一个生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的想法。春节后通过多方努力, 这个计划终于在7月份得以实施。但直到9月之前, 我们都没有足够的资金, 也没有寻找到合适的办公地点和实验室。”施李鸣如是说。回想起那些熬夜做实验、写策划, 白天还要四处奔走筹资和寻找办公场地的日子, 3位博士生都是一脸苦笑。陈琦坦言:“我的亲朋好友不太理解我的创业行为, 但也并不反对我趁青春放手一搏。我们没有风投公司或者企业的赞助和投资, 融资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只得向亲戚朋友借钱。在这里很感谢那些天南地北的亲戚朋友, 在创业初期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与信任。根据公司目前的运营状况, 至少还要两年我们的投资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目前, 国拓公司掌握有基因合成、蛋白表达纯化、菌种鉴定等10多项生命科学研究技术, 拥有20多台实验仪器, 实验室和办公室落户于南宁市高新区某企业孵化基地的大学生创业区, 这些都是整个创业团队通力合作、不懈努力的成果。
脚踏实地, 把工作做到最好
提及在“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斩获的佳绩, 负责人施李鸣首先表达了对学校的感激:“校团委的老师推荐我们参加创业大赛, 不仅在宣传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还组织了创业知识讲座、创业计划大赛培训会、创业案例研讨会等系列培训活动, 请来了商学院的专业学生为我们草拟商业策划。”邹承武则认为获创业计划竞赛银奖是实至名归。因为他们不仅拥有精湛高端的技术, 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 更有着地域性的优势, 同时他们也是一支脚踏实地的队伍, 秉承了西大“勤恳朴诚, 厚学致新”的校训精神。“我们参赛的目的是扩大知名度, 与更多的大学生创业团队交流学习, 同时在比赛中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后我们还是会脚踏实地地把工作做到最好。”他们还告诉记者, 国拓公司目前与广西农业科学院、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广西医科大学等单位业务往来频繁, 作为广西唯一一家生命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其专业、快速、准确的服务优势赢得广西客户的一致好评。据广西农业科学院反映, 同一个菌种或者土壤标本, 在国拓公司做鉴定能节省大半时间, 且准确率不低于北上广的同行。国拓公司创业团队表示, 今后在专注科研的同时, 将会进一步完善与客户的沟通交流, 以达到合作共赢的最佳效果。据悉, 国拓公司将开展亚热带农业植物病毒试剂盒和珍稀植物组培技术以及人体健康科学的研究, 这更契合广西作为农业大省和越来越注重身体健康的现代人的需求。
奋力拼搏, 抓住机遇不盲目
谈到对大学生创业的建议, 国拓公司创业团队表示:一是要早, 趁年轻奋力拼搏;二是要准, 抓住机遇不盲目。科技兴国永远不会过时, 青年学子可以坚定地往学术道路上走。“在我们之前也有过学生想创立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但是始终没有人踏出第一步。这个行业风险大, 投资高, 技术还要达到高端水平, 一般人不能坚持做下去。其实不管是哪个行业, 创业都是一件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事情。创业者要目光长远, 抓住机遇, 更要立足当下, 规避风险。拿我们公司做例子, 国拓公司主要是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相比北上广的一些同行, 我们的资金和技术都有所欠缺, 但是面向广西甚至我国西南的客户基本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些科技发展还不是十分完善的地域, 我们有着自己的优势。根据市场情况, 在有需求却缺少供给的地区开发相应的领域, 这也是规避风险的一种办法。”邹承武向记者讲述了团队创业的经验。国拓公司创业团队还提到大学生就业的一些问题, 比如眼高手低, 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应聘合适的工作岗位;或是因循守旧, 宁愿领薪酬很低的待遇获得国家编制, 也不愿意接受自主创业公司高薪抛来的橄榄枝等。国拓公司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刻苦钻研科学技术, 欢迎大学生加入他们的队伍, 他们将为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技术指导。
科技博士 篇7
2003年-2007年, 我就读于天津大学精仪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 由于我所在专业具有的交叉学科优势, 让我有机会领略了精密仪器科学知识的无限浩瀚及其在科技前沿应用的美好愿景。同时四年的专业培养为我打下了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电子电路及软件算法的良好知识基础, 使我具备了一个科学仪器工程师所应具备的基本技术功底。
2007年攻读分析测试仪器与技术方向工学硕士, 在专业方向的不断深入学习、研究, 使我明确了日后的工作与科研方向。一场2008年沸沸扬扬的三聚氰胺牛奶事件, 把食品卫生安全推上社会热议的舆论焦点, 我所从事研究的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分析仪器技术作为牛奶中有害添加成分的定性定量测定的一项有力科学检测条件, 为当时及后续的事件紧急处理提供了全面科学的决策依据。看着一项项分析检验报告从检验系统内不断打印出来, 一个个待测奶制品样品被验证通过或筛选为添加有害成分需被销毁的鉴定结论, 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分析仪器工程师能够为食品、环境及公共安全领域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也坚定回答了“人需要有自己的定位”这个我总在问自己的问题, 从那时起我更坚定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于国内分析仪器研制技术手段的发展滞后, 中国的高档实验分析仪器95%以上要依赖进口, 科学研究“空心化”严重, 科学仪器设备自主创新摆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而研究生期间在广州中科院从事了一年研究生合作学术课题研究工作的我, 当时正在为国内第一台商用气相色谱与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器所努力完成研制调试工作, 听了这些话更是有别样滋味。温家宝总理考察调研广州的合作团队以及共同研制设计的大气气溶胶质谱分析仪器, 曾经从事地质分析工作的温总理说, 这种仪器我是知道的, 但却是第一次看到国内有人在做质谱仪, 而且是头一次看到所有的质谱仪零件从中国人的手中做出来, 能够把质谱仪做的这么小, 这个更是需要坚实的技术支持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这个不简单。听着老人的赞许, 我更能领会这句话的含义。
2009年暑期, 临近研究生离校的时刻, 我作出了人生中重要的决定, 选择自主创业开办公司, 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喊上了同班的另两个研究生同学, 积极开始谋划下一步的创业工作。三个初出茅庐的学生, 怀揣着实业奋斗的想法与热情, 但践行起来却困难重重。我们咬牙坚持, 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缺少创业资金, 当时国家出台的零创业资金注册企业的政策正好帮助了我们;没有创业项目, 我们积极联系社会资源和之前积累的行业关系, 并依托所学专业, 听取学院教师的指导意见, 认真联系争取合作项目;没有创业场地, 困难之中又是母校——天津大学伸出了援手, 提供了一块办公注册场地, 为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随着一个个难关的克服, 我们也逐渐看到了希望, 开始陆续有项目单位提出自己的需求与想法。那时充满激情渴望的我们, 努力抓住每一个机会, 谈项目、谈合作、做方案、作可行性分析。终于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之下谈成了第一个合作项目, 为国内一家三甲医院单位信息化工程提供专业技术咨询服务工作。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咬牙坚持, 经过多少个不眠不休的日夜奋战, 几个人轮流出差到客户单位去做走访调研, 咨询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所服务的医院也因为信息数字化程度高被卫生部授予医院信息化工作推进优秀成果奖, 同时我们又接收到了多家单位的合作邀请。这奠定了我们企业的信息化系统集成技术咨询与服务业务线, 目前已经形成信息化咨询、软件技术开发服务、OA办公软件开发维护、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网站架设开发、网络运营维护等多种业务条线综合发展态势。
我们利用项目经营淘到第一桶金, 及时把二十万元的注册资本补齐, 从白手起家到项目资金自主补齐包含了所有支持我们的领导、教师与朋友的期许鼓励以及我们团队成员自身的努力拼搏, 它见证了一个自主创业企业从无到有的成长过程。
团队继续开拓发展, 期间虽有初期的成员选择暂时离开创业团队, 但我们的队伍还是不断在扩大。我们是朝气蓬勃的企业, 团队成员有共同的信念:企业是大家的事业。团队成员平均年龄35岁以下, 学历全部本科以上, 30%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团队每个人不因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所束缚, 怀揣共同创造事业、缔造辉煌的信念, 在这个自由发展的平台上, 鼓励每个人追求更好的发展。目前, 团队结构稳定, 每个人忠于岗位, 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为他人工作做好铺垫, 具有良好团队精神和企业文化。人才培养方式不断创新, 团队有成员继续攻读在职研究生, 通过科研技术的学习储备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企业。
在保证企业生存的同时, 也禀记着企业的核心发展方向, 企业全力注重技术创新与学习型团队的发展目标。将企业的发展定位于国家新兴战略产业规划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研发与转化, 瞄准前沿的信息化技术领域与高档科学仪器国产化领域。公司主营业务涵盖高档精密科学仪器的研发, 信息化集成技术咨询服务解决方案的提供及服务外包, 目前业务已经开展到广州、宁夏、北京、南京、郑州等地。
企业先后完成了一家西北区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数字信息化系统建设咨询服务项目, 该医院在2012年被卫生部评为卫生信息化建设推进成果突出单位, 并成为西北区域省级区域医疗信息化建设咨询服务供应商。同时, 完成国内首例国产商用气相色谱与飞行时间质谱联用仪器接口研制, 完成商品化仪器开发并投入研究使用。在为北京一家从事激光解析辅助电离飞行时间质谱临床分析检测单位完成了飞行时间质谱仪器整体设计及关键部件的研制工作, 意味着将为国内该领域检测仪器提供完全自主的仪器检测条件。
2012年, 企业推荐的“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器产业化”创新创业项目, 以天津大学支持的创业团队身份荣获第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竞赛决赛银奖, 获得风投企业及天使基金关注。同年, 协助完成天津市科技项目中仪器支撑条件建设, 负责钛合金纳米管制备参数测控仪及电化学性能测试工作站研制, 实现了用于科研实验环境精确测控条件下的钛合金纳米管制备试验及测试平台, 为国家光伏能源及太阳能电池材料科研装备条件的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国内首次解决了实验室微环境及氢氟酸强腐蚀环境下的温度、酸碱度、及精密定位制备参数测量与控制等诸多技术问题, 设备关键技术申请了国家科技发明与实用新型专利, 目前该设备正在同行业及研究单位内进行推广试点, 具有较好的推广前景和社会经济效益。2013年, 企业被天津市科委认定为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
作为企业的所有者与管理者, 我立足于自己所在的分析仪器与技术专业方向, 抽出自己企业经验管理以外的一切空余时间, 不断巩固自己所学的知识。在2011年重新考入母校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攻读分析测试技术与仪器方向工学博士学位。通过博士生学习, 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养, 认识到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不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技能, 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所学的东西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 为社会服务, 创造自身的社会价值。
科技博士 篇8
从发达国家来看, 美国约有80%—85%的科技成果及时应用于生产实际, 英国、法国、德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也达到了50%—65%, 而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0%, 同先进国家相比, 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发展的瓶颈, 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引起了我国的足够重视。由此, 近几年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科技成果产业化模式的基础上大力开展科技成果的转化活动, 这些模式包括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体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以中介组织为桥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以企业为主体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等等。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中介组织在科技成果转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尤为薄弱, 而在国外, 中介组织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中介组织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所表现出的薄弱主要根源于两个因素, 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主要表现有:第一, 法律基础差。到目前为止, 有关科技中介组织的法律不多, 缺乏整体上的关于科技中介组织统一的法律规范, 尚没有专门的较高层级的法规来规范其发展, 主要依据一些行政条例和行政规定来对其进行管理, 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还不明确。第二, 政策环境差。从上到下各级政府远没有制定形成一套系统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很强的推进政策措施, 政策悖论现象突出;政府职能转换远远没有到位, 政府与科技中介组织的关系也远没有合理界定, 宏观管理体制不顺, 还不时出现对科技中介组织的不合理干预, 部门利益冲突、行业条块分割现象严重。第三, 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缺乏。由于改革尚未到位, 市场化水平不高, 特别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体制刚性、旧有观念的惰性等, 科技中介还难以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技术创新主体的普遍认同和接受, 以致社会对科技中介服务的需求并不很大, 使其发展面临市场狭小的尴尬境地。而从中介组织的内部环境来看, 存在着中介组织管理人员素质低、科技成果信息共享系统不完善, 服务不规范等弊端。由于大多数成果形式并不适合传播, 因此中介人员除了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外, 还应具备市场知识、法律知识、综合分析能力。同时, 成果本身不适合传播, 大部分技术的扩散与普及并不是用简单的文字就能表述清楚的, 需要图表或公式来表达, 因此, 对科技成果信息共享系统中通俗易懂的信息载体的开发是非常有必要的。从规范性服务的角度来看, 科技中介自身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服务流程, 相关制度还不健全;行业自律能力还比较差, 服务质量还难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 品牌形象尚未树立, 无序竞争还比较明显, 违规操作现象时有发生, 因此, 造成中介机构的信誉度低, 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1994年在上海宝钢设立第一个工作站起, 我国开始在大型企业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到目前为止, 全国共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 308个,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5 000多人。十三年来的实践证明,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立, 开辟了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新通道, 架起了高校、科研机构等和企业之间的人才、技术、项目合作的新桥梁, 成为企业项目攻关、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管理现代化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也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 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现在, 各省市都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作为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下面从四个方面阐述一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特点:
1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校企合作与产学研联合的新形式
早在1988年, 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 并发出了“发展高科技, 实现产业化”的伟大号召。实践证明, 要将科学技术充分转化成生产力,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 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是必然选择。而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密切了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联系, 通过博士后建立起了产学研的联合, 可以做到优势互补、互利互惠。这是因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企业招收博士后时, 国家规定它必须与高校、科研院所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培养博士后, 实行的是双导师制度, 即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分别选聘导师, 企业博士后导师有利于博士后在企业顺利进行科研活动, 流动站的导师有利于在理论方面对博士后的指导, 联合培养有利于博士后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完备的科研设施等。因此说,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搭起了企业与学校、科研院所的桥梁, 是产学研联合的新形式。通过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企业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运用人才和技术资源, 对其优化配置, 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与高校、研究院所联合培养博士后的有利时机, 以多种形式与高校、研究所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促进科技优势逐步转化成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2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人才流动的有效渠道
美国的许多高校明确规定, 只要不影响学校自身任务的完成, 校方都对教师和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持支持态度。而我国台湾地区的工业研究院认为, 人才扩散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最有效的办法。在中国, 摆在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流动, 也就是人力资源配置。在中国, 人的流动是最困难的, 要有户口问题、房子问题、配偶和子女问题, 涉及工资、职称、编制、人际关系, 最后还要考虑生活习惯, 这么多的制约因素, 使得一个人一旦在一个地方停留下来, 就很难再移动了。应该说到目前为止,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没有根本解决人才流动问题, 而企业博士后制度真正实现了人才流动。博士后制度的精髓就是流动, 人才的流动。而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作为博士后制度实施的载体, 逐渐发展成为人才流动的有效渠道。
3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科技成果的“孵化器”
在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可以说资金问题是转化的一个“瓶颈” , 而中试环节薄弱是转化的另一个“瓶颈”, 企业博士后制度有效地解决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中试环节薄弱这一问题。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九三学社中央大会上, 有学者提出, 一般来说, 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经过科学研究、中试环节、科技成果转化 (产业化) 这三个环节。就我国科技创新状况而言, 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企业没有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二是中试环节投入严重不足。第一个问题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国家科技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建立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正是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一个重要举措, 真正把高校知识创新资源与企业技术应用平台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科研机构与企业作为创新价值链上两个重要环节的作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立, 将有利于发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投入与行为的主体作用, 积极调动企业参与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4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科技成果产业化中介组织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建立的目的是为企业引进博士后以解决企业在科研上遇到的急需解决的难题, 而针对有些企业有资金而没有找到好的有市场前景的项目, 工作站积极配合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系, 进行“短平快”专利项目的开发, 鼓励刚毕业的博士带着专利项目进站“孵化”, 可以说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发挥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中介组织作用, 为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一条捷径。博士后进入企业即减少了企业购买专利的资金投入与风险, 又保证了专利产业化项目进行的可靠性。这样保证了科技成果从原理研究到开发新产品整个过程具有连续性, 从而使最新技术成果很快地应用到生产中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作为博士后制度实施的载体, 虽然没有挂牌立名其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中介组织, 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 它无形中发挥了科技成果产业化中介组织的作用, 而且它克服了中介组织中普遍中存在的信誉度低、管理人员素质差等弊端, 实现了科技促进企业经济的跨越发展。
正是认识到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特殊作用, 全国各大中型企业纷纷成立了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 短短十多年里在1 300多家大中型企业中建立起来, 成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因此, 可以说,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在我国是一种高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中介组织, 随着企业博士后制度的不断完善, 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会在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张梅, 李承佑.浅谈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J].云南科技管理, 2000 (4) .
[2]俞鸿雁, 李学丰.西方国家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要做法和启示[J].宁夏科技, 1997 (2) .
科技博士 篇9
经历厚重, 成果丰硕
单秀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 硕士研究生导师。2008年获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博士学位, 2008-2010年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2013-2014年加拿大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客座副教授。作为“海洋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团队成员, 2014年获中组部、中宣部、人社部、科技部联合授予“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称号;2011年入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批“百名科技英才培育计划”、2015年入选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青年拔尖人才;山东省泰山学者科研团队、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 (PICES) 气候变化工作组 (S-CCME) 成员。
主要从事渔业资源动态和种群动力学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杰出青年基金、973计划专题、863子课题、UNDP/GEF项目、省优秀青年科学家项目等12项, 作为科研骨干参与了CCICED项目、国际科技合作专项、APN项目等10余项。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国内外主要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其中被SCI收录论文20余篇, 参编中英文专著16部 (副主编3部) 。获得国家各级奖励4项。协助完成了中国工程院、科技部、渔业局、海洋局等渔业资源战略研究和规划10余项。
解析主要渔业种类种群动力学, 丰富渔业生态学研究内容
解析了黄渤海主要渔业种类的种群动力学特征并建立资源评估模型, 对我国近海 (黄渤海) 及典型水域 (长江口缺氧区、中陆架水域、浙闽产卵场水域、黄河口水域、东南沿海主要河口) 渔业生物群落结构和优势种交替规律以及渔业生物多样性的变化、食物网结构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全面探讨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近海渔业资源的影响;分析了三峡工程蓄水前后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水域鱼类浮游生物生态学的影响, 研究了多重压力下长江口水域水母生态灾害与渔业资源结构和资源量动态的关系, 探讨了水母在夏季的生物量分布及其爆发机制;同时对主要渔业种群包括小黄鱼、高眼鲽、大头鳕、细纹狮子鱼等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背景下的长期变化进行了序列分析。该部分成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2011, 12) 。该项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渔业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为多重压力下海洋渔业种群动态的数值模拟提供了基本参数, 为渔业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系统水平的渔业管理及典型水域渔业资源的养护和修复提供了科学基础;
关注领域研究前沿, 创新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影响的研究
创新了气候变化对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演变趋势预估的研究, 成果为近海渔业资源的适应性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气候变化是近年来各领域研究的焦点, 单秀娟博士主持完成的973专题“气候变化下典型水域渔业生态系统演变趋势和应对策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小黄鱼种群对黄海水域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 系统分析了典型水域 (黄渤海、长江口和黄河口) 近50年渔业资源结构演替过程、资源分布的迁移规律;优化和完善了DBEM模型, 首次预估和量化了不同气候情境下 (RCP2.6、RCP6和RCP8.5) 我国典型水域鱼类资源的资源变动趋势, 如黄河口鱼类资源密度递增程度和增量的重心分布范围呈现出RCP8.5>RCP6>RCP2.6, 在未来30年, 渔业生态系统RCP2.6情景下的健康水平明显高于RCP6和RCP8.5情景, 其健康评价值分别是RCP6和RCP8.5情景的2.8倍和2.2倍。该部分结果在科技部973项目评估时被评为研究亮点。该成果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2015年首届年会获得墙报展示二等奖 (获奖比例为6/121) 。该成果为解析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及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范例, 为评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寻求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 为近海渔业资源的适应性管理提供科学基础。作为北太平洋海洋科学组织 (PICES) 成员, 积极推动了国内气候变化对渔业资源影响的相关研究, 同时扩大了中国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
评估资源结构与动态, 支撑国家渔业管理和渔业权益维护
针对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普遍衰退的现状, 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的研究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分析了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种类组成、数量分布、重要渔业种类的生物学特征及其栖息环境的长期变化;对中韩暂定水域的渔业资源结构、主要渔业种群动态及渔业生产状况进行了分析;评估了黄海中方一侧、中韩暂定水域和中间水域渔业资源种群组成及资源量动态变化;分析了过度捕捞和水产养殖发展对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评估了放流前后套子湾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区的资源量动态和分布及增殖生态效应;评价了休渔期前后和休渔区环渤海沿岸水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休渔效果;该部分成果获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15, 14) 。作为主要参加者协助完成了CCICED“中国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政策研究”中大型水利工程和过度捕捞对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影响的分析, 综合评估了过度捕捞和养殖活动对近海生态环境的影响, 其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 为下一步国家实施海洋保护策略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以及UNDP/GEF大海洋生态系国际合作项目渔业资源的评估、增殖放流和禁渔期的效果评估等研究工作, 研究成果得到了外方专家的充分肯定。该项研究积累了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基础资料, 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伏季休渔、海洋捕捞减船等政策制定和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对于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具有科学指导作用, 降低了盲目性和生态风险, 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 为下一步国家实施海洋保护策略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 也促进了黄海渔业资源的共同管理和养护工作的开展;相关研究成果在中韩渔业协商中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渔业权益和渔民利益, 为争取较高捕捞配额、增加渔业收入提供了科学依据, 也为中韩渔业协商提供基础分析数据。
解决产业技术基础问题, 推动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揭示了鱼类早期的生长存活过程及对胁迫条件的反馈机制, 为鱼类苗种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科学基础。系统阐述了鮸鱼早期阶段的发育、生长和存活过程;研究了鮸鱼早期发育过程中的异速生长方式及其生态学意义;揭示了鮸鱼在胁迫条件下形态、生长、生态及各种生理指标的变化规律及其应对胁迫的生态对策。该项研究不仅丰富了鱼类早期生活史的内容, 而且为评估自然海域中仔稚鱼的营养状况、仔稚鱼的存活率, 解析渔业资源补充机制及种群数量变动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为鮸鱼早期育苗、开口饵料的研发提供了科学基础, 促进了鮸鱼养殖的产业化及福建沿海一带养殖产业结构的调整;研究成果在鮸鱼大规模苗种生产、开口饵料的研发、管理模式等方面已经推广应用, 推动了鮸鱼养殖的产业化, 促进了福建沿海水产产业结构的提升, 增加了渔民收入, 在福建沿海一带新增产值7500万元, 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单秀娟博士还积极关注国际渔业动态, 为维护我国渔业声誉和提高学科国际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针对Science杂志2015年发表的关于“中国水产养殖和世界野生渔业”的文章进行了评论, 客观阐述了中国水产养殖的真实情况, 有力的反击了文章“中国水产养殖注定削减世界野生渔业资源”观点, 相关内容刊登于中国水产 (单秀娟等, 2015) 和Science杂志网站 (Han Dong, Shan Xiujuan等, 2015) , 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和支持。
科技博士 篇10
记者早前对快速检测领域的欧普图斯光学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纳科技”)进行了专访,就其企业在纳米增强拉曼光谱领域的独特技术,向读者做了简单的介绍。该企业致力于从源头,流通环节,到终端的食品安全防线的建设,故记者对光纳科技副总经理陆惠宗博士又进行了一次跟踪报道。
记者:食品安全检测设备在食品安全保障上的作用日益显现,您从事这一领域多年,有哪些体会吗?
陆惠宗博士(以下简称“陆博士”):食品安全范围,涵盖了从生产、加工、流通到消费者。现阶段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主要集中体现在通过现场检测和流动实验室进行筛查,通过中心实验室进行检验。检验的范围也主要集中在食品中的非法添加剂或过量添加剂、食品中的农药残留物、食品中的兽药残留物、伪劣和造假产品、食品中混入的有毒有害物质、食品包装材料对食品的污染等。
目前,食品安检常用的技术有气相色谱、毛细管电泳、高效液相色谱、红外光谱、酶抑制法、免疫法、质谱技术。这些检测方法在快速检测方面存在着如下问题,如前处理复杂、检测周期长、检测成本高、仪器操作复杂、仪器成本高、结果不能数字化、灵敏度不高、重现性差、不适用于未知物质、不适用于现场检测、不适用于水溶性物质检测等。
可以看出目前食品安全检测领域的高端技术并不缺乏,食品安全检测的最大挑战不是能否检出,而是检测手段能否满足在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中进行有效的检测和监控。对大通量、高速度、低成本与高精度的食品安全检测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衡量检测手段的优劣主要应考虑方法的高灵敏度,现场快速检测要求方法的便携、稳定与耐用性。目前很多食品安全检测技术都集中到了后端,在整个食品流通环节中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以牛奶为例,消费者饮用到的牛奶尚很难做到100%检测,对于奶业检测而言,有太多环节需要把关。从奶源开始,养牛吃的草需要检测,饲料添加剂需要检测,奶站接收原奶需要检测,商家收奶环节也需要检测。如果这些环节都能够实现安全检测,就无形中加大了成本。这也是不能实现100%检测的原因之一。因此检测领域对于灵敏度高的、价格实惠的现场快速检测技术的需求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事实上这对于检测设备企业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商机。作为高端的昂贵设备就要在市场的需求下学会应市变通。
记者:近些年来与食品本身相比,食品包装安全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那么,食品包装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陆博士:去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指包装、盛放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用的纸、竹、木、金属、搪瓷、陶瓷、塑料、橡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等制品和直接接触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的涂料。食品包装在原材料、辅料、工艺方面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食品质量,继而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在我国,食品包装及其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包装材料是食品包装有害物质残留的主要来源,如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塑料食品包装,存在有毒单体残留量超标和使用增塑剂、双酚A等化学物质的问题。双酚A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聚碳酸酯、环氧树脂、聚砜树脂等多种高分子材料。双酚A可能导致人类心脏、肝脏等多种疾病,尤其是婴儿奶瓶释放的双酚A,可能导致婴孩产生荷尔蒙分泌异常和脑部发育障碍。印刷油墨及印刷辅料带来的问题也不少,目前主要用于复合包装材料黏合剂和塑料印刷油墨的溶剂本身含苯,只能用含有甲苯的混合溶剂进行稀释,如果企业在生产食品包装时使用了纯度较低的廉价甲苯,那么苯及其衍生物残留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苯类溶剂的毒性较大,被美国FDA列入可致癌化学品,会危及人的血液系统,损害人体的神经系统,甚至导致白血病发生。而某些铅的化合物除了致癌,还会通过生殖传给下一代,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2005年甘肃定西某食品厂薯片包装袋苯超标、部分PVC保鲜膜“致癌风波”,2006年某企业用废光盘“回料”生产劣质婴儿奶瓶,导致有害化学物质酚超标事件等因食品包装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对于检测机构来说我们提出的也只是一种检测手段。如何将检测技术、设备普及到加工企业,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企业进行了解,运用合理的渠道,了解他们的需求。
记者:上海世博会期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将出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光纳科技的拉曼光谱检测仪也在检测车之中作为关键的检测设备,能够参与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活动,在您看来意义何在?
陆博士:相关部门在此前委托第三方权威独立分析测试中心对光纳科技食品检测仪器进行了评估,将样品中三聚氰胺和孔雀石绿为检测物,实验指标显示所检测的结果检测灵敏度分别为2mg/kg (2ppm)和2μg/kg (2ppb);清样检测准确率为100%;实样检测准确率100%;空白样品特异性准确率100%;干扰物质对检测的影响(尿素、氨基酸、三聚氰酸、亚硝酸钠)无影响;现场采购的乳制品检测结果一致性为100%。检测全程包括样品准备不超过3分钟,检测光谱仪、样品制备工具、常用试剂、电脑系统等测量所需的整个系统组装在一个小型便携手提箱内。评估结果显示了光纳科技提供的检测系统具有现场快速高灵敏的优越特性。
拉曼光谱仪还可透过透明的玻璃或其他透光材质的容器直接(无需打开瓶盖)将激光照射到容器内的液体上并将散射光有效地传输回光谱仪中。在几秒钟内对散射光谱进行分析并判定被测容器内是否含有可疑化学物质,比如爆炸物或易燃液体等。该仪器的最大优点是检测速度快、准确度高。
记者:近期,“地沟油”事件又成为了社会关注的重点,食用油掺假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请问贵企业对此提供怎样的技术支持?
陆博士:众所周知,花生油是我国第三大食用油之一,使用量仅次于菜籽油和大豆油。目前,市面上不同品牌花生油价格相差较大。
花生油、菜籽油与棕榈油、大豆油之间的巨额差价给了不法商家可乘之机,如在花生油中掺入其它植物油,甚至全部以其他植物油代替,只以微量花生油香精调香,更有将地沟油作为原料,来制造假花生油的事件发生。上述行为严重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还会给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危害。
我国对花生油的生产有着严格的要求,《GB1534-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花生油》中,对各种不同的花生油,包括花生原油、压榨成品花生油、浸出成品花生油中的各种理化指标以及生产、运输过程和检测方法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近些年,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我们公司对花生油掺假的检测手段已经相当成熟。光纳科技采用拉曼光谱技术,结合独特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可在10秒的检测时间内,辨别出花生油的掺假情况,且最低可检测出10%甚至5%的掺假。与国家标准中逐项检测各项参数来判断掺假情况相比,检测更加方便和快速,为花生油掺假的现场快速检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