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学位论文(共12篇)
博士学位论文 篇1
山东“厅官”在清华大学读起“论文博士”、百名在职学生在武汉理工大学涉嫌造假获取硕士学位……曾被社会各界认可的非全日制高等教育, 近日却异化为少数人造假牟利的工具, 引发了不少人对高等教育学历的信任危机。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如何刹住文凭“大跃进”的歪风?
学生身份“特殊”可走文凭“绿色通道”?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近日被曝“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 却从未见其上课”, 让清华大学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学校是否为身份“特殊”的学生提供了文凭“绿色通道”?
清华大学新闻中心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 徐景颜是“论文博士”, 在职学习, 并非全日制博士生。“论文博士”是一种国外常见的博士培养方式, 清华大学也有一整套关于论文博士的管理规定, 安排严格, 达不到要求不能毕业。
“但我们关心的, 不是徐景颜是否真是‘论文博士’, 而是这个‘论文博士’是不是‘论人博士’?学校因为学生的‘特殊’身份而降低门槛, 会不会损害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武汉某高校攻读全日制博士生的曹彦妍说。
近年来, 成人高等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等多种教育模式迅速发展, 确实给有需求的人士和终生教育提供了多元的选择。贵州一名50余岁的处级干部便感叹, 年轻时没能读大学, 幸好函授课程让他圆了大学梦。
然而, 在一些地方, 干部、商人等利用空余时间“充电”, 却有部分演变为一股盲目的攻读学位热潮。北京市民刘潇说, 她的丈夫在某国家机关工作, 博士已占到办公室同事人数的一半左右, 不少都是在职博士。
在如此“学历大跃进”的浮躁之风下, 被异化的学历教育五花八门。一些业内人士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种模式:
“五不型”:即“不用通过国家统一考试”“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不用写论文”“不用自己交学费”的学历教育。在一些高校, 原本为照顾国企技术骨干而制定的研究生单考政策, 如今已成为官员和企业高管获取文凭的渠道, 上课、做作业、写论文都可以找人代劳, 学费也可以报销。
“速成型”:如不少省份与一些名校开展的“省校合作计划”。北京某高校一名教师说, 省里给学校一笔钱, 学校便替省里培养一批县处级以上干部。但干部们公务繁忙, 不少办公地距学校千里之遥, 无法保证学习时间, 其毕业速度却高于同等学历的全日制学生。
“论文型”:不上课、提交一篇质量不高的论文, 就拿到一张博士学位文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舆论中的这种“论文博士”与国外的“论文博士”不同, 前者通常被认为是博士教育的一种变异。
“注水文凭”异化无奈还是贪婪?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一些人也深知文凭“含金量”被贬值, 却仍千方百计追求着“注水文凭”, 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有专家指出, “注水文凭”大行其道是几重力量同时在作祟。
对官员来说, 用权力换取一顶“博士帽”, 便有机会获得更大的“乌纱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法研究中心副教授余雅风表示, 目前人事体制中, “唯文凭主义”和“唯高学历论”仍大行其道,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标准、职称评定等诸多政策如今仍与文凭挂钩。
据了解, 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列出了“学位——官员级别换算表”:学士相当于科员, 硕士相当于科长, 博士相当于处级, 博士后相当于厅级等, 延续着过去“学而优则仕”“唯学历取官”的观念。
“多一个‘高学历’头衔, 递名片、晒简历的时候也有面子、底气足, 社会风气如此。”贵州一名通过“省校合作计划”拿到硕士学位的副处级干部说。
在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 一些迎合市场需求的高校靠着文凭这棵“摇钱树”, “生意”红火, 财源滚滚。武汉理工大学被曝出近10年来, 通过廊坊硕士班先后向百余名无资格入学的学生授予了真实的硕士学位。一些学员表示, 学习期间都缴纳过2万元左右的费用。
北京某高校一位老师也曾表示, 高校招收一些高官读博, 确实能给学校带来资金和项目, 也给以后办理其他事情开辟了门路。
正是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下, 不少高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为一些“特殊”学生获得“注水文凭”提供各种便利。
不过, 一些高校老师对官员“要文凭、混文凭”之事也充满了无奈。武汉一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对记者说:“每年招生的时候, 都不敢开手机, 打招呼、走后门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是政府实权部门的官员, 满足他们感觉是在做交易, 拒绝他们又怕得罪不起。”
重学历不如重“学力”让教育远离“功利”
让曹彦妍愤怒的是, 权学交易下的“注水文凭”, 是对勤奋刻苦的莘莘学子的无情嘲弄, 不仅让文凭“含金量”大打折扣, 更破坏了高校的公信力, 让人们对神圣的学术殿堂产生了信任危机。
余雅风认为, 治理“虚火旺盛”的文凭“大跃进”, 应完善人才评价标准, 克服唯学历、唯论文倾向, 重文凭更重水平。
例如, 公选干部时, 对需要博士学历的岗位, 应明确提出全日制博士生的要求。制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党政人才的岗位职责规范, 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考核评价标准。同时, 对“伪学历”要进行严厉的惩处。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院长劳凯声则认为, 高校必须守住操守, 不能沦为追逐“生产利润”最大化的“企业”, 不能让很多目标设计良好的制度在执行中被异化。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日前表示, 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学, 应当拒绝功利主义, 引导师生树立“以学术为志业”的终身志向。
熊丙奇认为, 我国大学应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 严把博士学位授予关, 同步推进和规范高等教育学位管理制度改革。
博士学位论文 篇2
北京的早春三月依然乍暖还寒,远处的草地在雨后已经显现点点新绿,向世人昭示着那个洁白的冬天最终离去,岁月又将开始新的轮回。三月份的最后一天,我坐在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三号楼第十层的寝室,回顾自己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以及三年来的学习生活。
准备论文的过程中我几乎天天生活在“爱与痛的边缘”。三年前,出于对行政学的热爱,我选择攻读行政学博士学位并且希望做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博士论文;却最终发现力有不逮,终难突破。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理论视野得到拓展的同时,也不断发现自己最初的设计中存在着许多缺陷。整个论文写作过程中自己一直在自信与怀疑之间不停地摆荡。很多次,我都怀疑自己选错了研究方向,试图改弦更张、另起炉灶,每当这个时候,总是导师帮我排疑解惑,扶我再次上路。
导师刘熙瑞教授是中国行政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经主持创办全国最早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几年来从老师身上感受最多的是他的人品、学品、文品。老师正直坦荡、与人为善。作为行政学前辈,他总是尽自己所能启迪后学,热心地帮助和扶持青年学者;老师热爱学术、关注民生,始终致力于研究适合于中国本土的行政管理理论并造福民众;老师的文章质朴无化、高瞻远瞩,力求用最本真的语言传递他对现实的思考以及理论上的洞见。能够成为刘老师的关门弟子,我既感到荣耀,又自知责任重大。
导师努力帮我树立坦荡、平和、理性及宽容的学术品格。在没有课的时候,导师尽力减少社会活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传道、授业、解惑。他反对把行政管理学变成学者们使用专业术语自圆其说的清谈,或者是照搬西方民主观念和理论不负责的批判。“不能把刻薄当作深刻”。他承认现实改革中的困难与问题,但他认为一种踏踏实实解决问题的态度与决心更加可贵。他始终教导我:在价值重塑以及规则重建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公共管理中任何不负责的偏激与冲动总是比保守或妥协更加危险。他提醒我警惕一些哗众取宠式的批判:如果说我们重视现实问题的存在,只能是因为我们心中对未来充满希望。
导师也传递给我对学术的信仰与忠诚。导师的勤勉与认真让我感受颇深,他总是早早地赶到办公室读书、写作,风雨无阻。每次参加学术会议,他总是在休息时间认真整理会议讨论中的体会,回来会再与我进一步的讨论。在办公室里论及学术与时政,老师总是希望能够把他多年来对中国公共管理的思考向我传递多一点、再多一点,以至于这些谈话多以他猛然意识到已经错过饭时,然后请我到餐厅吃饭告终。谈到会意之处,老师意气风发,有时会抚掌大笑,鹤发童颜之间流露一个行政学者的纯粹与豁达。我相信,那个满头银发、智慧慈祥的长者形象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导师对行政管理学者的使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常说:“学者是社会的良心。学者要提醒官员保持清醒头脑,教会他们如何作一个好官。”我想,能够利用所学造福百姓,就是老师毕生最大的心愿。此次毕业论文的选题寄托了导师的殷切希望,他始终关注论文的进展,并就其中的关键问题多次与我展开深入讨论。在审阅论文稿的过程中,老师的认真与严谨几乎每每让我惭愧,从逻辑结构、理论表述到文献出处以及修辞文法,老师都认真细致地指出问题并提出理性、建议性的意见。没有导师高屋建瓴的指导与耐心细致的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这篇论文。
我永远感谢我的导师,他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那些做人为学的道理将让我受益终生。
我要感谢魏娜教授,她既是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导师组成员,也是刘老师招收并培养的第一个博士。魏老师可以算是我的同门大师姐,当然,她更是我所尊敬的教授。她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颇有吾师之风,她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对学术的使命感为我辈同门树立了榜样。她对我的谆谆教诲总给我富有价值的启迪。
我还要感谢博士生导师组的孙柏瑛教授、张成福教授、毛寿龙教授、张康之教授等诸位学者,他们渊博的学识与谦和的人格都在我的求学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樱张康之教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对我们的平时的学术研究以及论文写作给予耐心和细致的指导。毛寿龙教授在我毕业的时候热心地为我写推荐信。他创办的读书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些勤奋而睿智的朋友,读书会组织的每周一次羽毛球活动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特别是行政学系主任孙柏瑛教授,她对学术的热情以及对行政学系团队发展的使命感另人敬佩,她对学生的爱护和帮助让我感动。
我还要感谢研究生期间我的授课老师,他们辛勤的劳动给我智慧和力量,除了公共管理学院的诸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郑新业副教授对我的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研究给出了极有价值的建议。我也不能忘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所有行政及教辅老师,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了我相当多的帮助。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建军教授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我仅是他众多门生中的一个,他却是我深深影响我人生态度、学术品格的老师之一。在成都攻读硕士学位以及后来工作的几年里,王老师、师母以及他们的儿子王涛把我当成一家人一样看待。我从导师那里得到的人生财富远非学术研究方面的方法或观点,他的谦和不争、乐观豁达值得我终生学习效仿。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始终如一地关注我的学习和生活,并且积极地为我创造各种锻炼的机会。我参加了他主持的多项课题调研,受益匪浅。夏志强副教授是我的硕士同门师兄,他象兄长一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帮助我,每当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到他。
我还真诚地感谢我的博士生同学们:张黎黎、易丽丽、胡于凝、蔡晶晶、王资峰、范绍庆、毛立红、熊炎、杨兴坤,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让我收获颇多,与他们的讨论不时激发我的灵感。我的室友王资峰是班上最勤奋的博士生之一。每天早晨他背起书包关门离去的背影是我克服惰性、起床读书的持续动力。几乎每天晚上关灯之后我们都会就学术、时政以及生活中的一些话题“卧谈”,彼此交流对生活与学习的点滴体会最终汇聚成为我博士生三年的一笔宝贵财富。资峰生性随和,怀揣一颗感恩的心面对生活中雨打风吹和天边彩虹。三年来他的平和与善良时时感动着我,帮助我渐渐消去身上的急躁狂妄、暴戾乖张之气。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中传递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老智慧,求学期间能有资峰这样一位室友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我将永远珍藏我们的友谊。张黎黎是我在班上的好朋友,她的单纯与善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将一直珍惜她对我的信任,我也感谢她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她送给我的特级龙井茶让我撰写毕业的`日子飘荡着一缕茶香。
我感谢同门师兄师姐对我的帮助和关照,韩兆柱、谭功荣、孔伟、井敏、董晓宇、段龙飞、钱冰等博士如今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各领域的青年精英,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也感谢公共管理学院其它专业的博士生,土地管理专业的李乃康、张清勇、孙志波都是熟识的好友,乃康和我一样是从四川大学毕业的,如今又成了我在人民大学的师妹。清勇是我们大家公认的淡泊宁静、一心致学的人,他像一面镜子,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看到学术的纯粹。他在土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学术成就另人敬佩。社会保障专业的博士生李莎也经常参加我们班的活动,而且她也算是我学习网球的入门教练。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对我北上求学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我在四川师大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份正式工作,三年来我站在讲台上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职业理想。我曾经对教过的每一期学生都讲过一句话:“谢谢你们一点一点教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杨玲同学认真地校对了我论文的初稿,帮我发现了许多文字或语法方面的错误,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她耐心和细致的工作我的论文会是什么样子。
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年迈的父母操劳一生,用勤劳双手为我们创造幸福,他们的一生证明了点滴累积终可铸就辉煌,把美丽梦想变做现实。他们对我的爱让我坦然而地面对生活中任何困难,永不放弃希望。我祝愿父母可以健康长寿,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点成绩,让他们可以拥有幸福的晚年。我的两位姐姐一直给我莫大的支持和鼓励,她们对我的疼爱让我无以言报。两个外甥女茁壮成长,刘歌已经是南开大学的大一学生,她用努力把我们当年不曾实现的梦想变成现实。崔芙也已经进入高中,沉重的课业负担并没有掩埋她的快乐,并且,她努力把快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感谢哥哥对我的鼓励,我祝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宁与平静。侄女刘千湜已经小学五年级,她的笑容总让我想起儿时许多美好回忆。
另外,三年学习生活中还有太多太多的人曾经给予我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铭记那些帮助过我的人们。
不该出版的博士论文 篇3
事实如何?简述几点。
第一,作者引用《乐书》原文时所作断句-标点,错误百出。仅举一例。
“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刚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陈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见“博文”下篇第123页)这几句,原本意思很清楚:“勇者,正直之德;义者,刚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陈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经作者如上标点,无法理解。足证作者并未读懂原文。“博文”中种种谬误多由此而生。(为省篇幅,不一一举例,下同。请参阅《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二期署名尚笃的《治学应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宗旨——读<陈旸及其乐书研究>》。这是一篇多年少见、有说服力的优秀书评。本短文就是为介绍尚笃一文而写)
第二,对一些古代名词术语作者显然不懂其含义(如“上庠”与“太学博士”, “文馆”与“秘书省正字”……),于是误读文本,曲解文义,妄加引申,有时把后事前移……导致结论没有可靠依据。
第三,对乐器的编列,《乐书》本无严格区分,书中有些文字并不是指乐器(或乐器品类),有些只是同物异名,等等。“博文”作者不明其义,概以不同乐器统计之。这样一种缺乏根据的“统计”,除误导读者之外,有何意义?
第四,“博文”对《乐书》的总体评价为何?作者竟全文照抄18世纪《四库提要》的文字1140余字,声称:“在此,仅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乐书的评价作为对《乐书》归宿探讨的结语。”这样的研究与前述的宣传语,相距多远,如此结论得来多么轻松,多么省事,多么令人惊叹啊!
面对如此粗制滥造“学术”专著,赫然列名书中的“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委员”、出版社“编审”,各起何种作用?各应担负怎样的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
七嘴八舌
博士学位论文 篇4
一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该学科呈现其前沿性研究的重要途径,对高等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调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某个侧面认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使用状况。 田虎伟在2005年对2000—2004年度研究高等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查分析[4],然而最近十年却没有相关研究, 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不断向前发展, 研究方法使用状况也应有变化。 故笔者对2005— 2014年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这有助于了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使用现状和变化趋势,同时也利于高等教育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改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位论文水平。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1. 文本来源与抽取 。 2015年2月5日笔者从中国知网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学科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搜索从2005—2014年近十年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一共检索到286篇相关论文。
2. 研究方法的分类。 事实上,学术界对于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本研究采用潘懋元先生在其著作《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5],具体分类方法及含义见表1。
3. 资料的统计与分析。 一般来说,博士论文中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作了专门的阐述,但是也有些论文并未明确提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因此要找出研究方法需要仔细阅读和判断。 阅读286篇博士学位论文, 首先从论文方法论层面判定属于定性还是定量维度进行统计,对于归类于定性的论文,再判断它属于思辨研究还是质性研究, 进而确定其具体的研究方法。 对于归类于定量的论文, 再判断它是否运用了实验法、准实验法或调查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多数超过1种,笔者在计算时把每种研究方法出现1次计为1频次 ,因此 ,研究方法使用的总频次大于研究论文的篇数。
二、研究结果的呈现
笔者首先对近十年这13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横向比较反映出各个研究方法使用的多寡。而后在方法论层面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发现定性论文和定量论文内部各个研究方法使用的走势与变化。 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分析,力求展示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
1. 近十年各具体研究方法使用的整体情况 。 根据本文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高等教育总共有13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笔者对每篇论文所使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逐年进行了统计分析, 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各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具体见表2。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近十年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是语义分析法,总共286篇论文中有274篇用到了语义分析方法, 其次有268篇用到了文献研究法,二者使用比例均达到了90%以上, 因为一般博士论文写作都会对概念做语义分析和进行文献梳理。使用最少的则是准实验和实验,这可能与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难度较大有关。总的看来,除了调查研究,使用最普遍的是思辨性质的研究方法,其他研究方法使用偏少。
2. 近十年方法论层面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走势。 笔者对每篇论文在方法论层面属于定性还是定量逐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两种方法论使用的情况与走势,具体结果见图1。
由图1看出近十年定性研究依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旋律,每年定性研究占所有研究的比例均在80%以上,定量研究比例最高的年份也只有17.5%。 从历史的走势来看这十年定性类研究有所减少,定量研究所占比例在上升, 但上升幅度较小。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层面还是以定性为主。
3. 近十年定性研究中思辨与质性研究的走势。 定性研究又分为思辨研究和质性研究,笔者对定性研究类每篇论文中使用了思辨方法或者质性方法研究逐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二者的使用的总体情况与走势,具体结果见图2。
从图2我们可以更细致地看出近十年定性研究中最主要的依然是思辨研究,思辨研究占比最低的年份也达到了63.9%。 然而,从近十年走势来看质性研究增幅 较快 , 在其占比 最高的年 份甚至达 到了36.1%。 由此看来 ,质性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使用。
4. 近十年定量研究中三种研究方法的走势 。 定量研究中具体研究方法又可以分为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 笔者对定量研究类论文使用的实验、准实验或者调查研究逐年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三个研究方法使用的总体情况与走势,具体结果见图3。
从图3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近十年定量研究中最主要的仍然是调查研究,实验和准实验研究非常之少,在有些年份几乎没有被采用。
三、近十年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特点和不足
通过统计结果的呈现可看出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不断趋向完善,比如说实证类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质性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同时, 我们亦可发觉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呈现以下3个特点与不足。
1. 思辨类研究仍占大多数,实证类研究偏少。 由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尽管定量类研究在增多,但增加幅度有限,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层面仍然以定性研究为主。对表1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思辨研究在定性类研究中占了主要部分。如果从另一个侧面进行分类,依据“无论量还是质的研究,一般都被统称为实证或经验研究,其研究结论总是要诉诸经验方可获得与验证。 ”[6]我们把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统称为实证研究,可以发现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思辨类研究仍占大多数,实证类研究偏少。 思辨研究的特点是以概念或理论为起点通过逻辑推理、层层演绎到另一个理论或概念, 是一种书斋式的研究方法。 这种研究能帮助厘清高等教育学中的诸多概念内涵及其之间关系,构建理论体系,明确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等,因此,思辨研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十分重要。 但是,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定义域和局限性,思辨研究也不例外。首先,思辨研究往往忽略现存的客观教育事实,论文往往是研究者主观经验的总结或逻辑推导, 这导致其研究结论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主观色彩导致其研究结论往往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因而不具有重复性和可验证性,这就使得思辨研究缺乏科学性。 再者,思辨研究结论往往只是阐明了教育的应然状态, 却无法提供具体实现方法,在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中操作性低,对于解决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略显无力。而实证研究是研究者运用适当的研究技术对研究对象进行大量社会调查,收集相关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的长处恰恰能弥补定性研究与思辨研究的短处。 事实上, 自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孔德等人提出“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并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且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 ”[7]目前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研究是最基本和普遍的。思辨与实证研究二者应该是旗鼓相当、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仍然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2. 质性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尽管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实证类研究偏少,但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实证研究在慢慢增多,尤其是质性研究呈现出较快增加的情况。著名学者邓金和林肯对质性研究所作的经典性的定义是:“在研究对象的实地背景下,试图对人们赋予意义的现象做出理解和阐释。 ”[8]我国学者陈向明对质性研究的定义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 ”[9]质性研究的兴起与量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是密不可分的。研究者愈加发现:“在将复杂的教育现象归结为量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对其进行控制和简化,以便按量化的标准去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被舍弃的是教育现象中一些无法用变量之间的关系说明的因素和信息。 ”[10]质性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由陈向明等学者陆续介绍进入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慢慢意识到质性研究的价值,在高等教育领域,质性研究亦同样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提倡。有研究者指出质性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的特殊价值,“质性研究方法为高等教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获取新的资料、发现高等教育实践中的新问题”[11]。 正由于质性研究本身的优点,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采用此方法也是顺理成章的。
3. 研究方法总体还较为单一 , 定量研究数据有待深入挖掘。 通过对每年博士论文文本的比较,笔者发现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一些以前不常用的研究方法逐渐被研究者采纳。 如2009年王春春在其博士论文《美国精英文理学院研究———对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文化人类学研究》[12]中使用了典型的民族志研究,李锦奇2010年在他的毕业论文《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研究———以辽宁省为例》[13]中采用了行动研究,2013年于汝霜在博士论文《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研究》[14]中很严格地使用了扎根研究。与之前相比,研究者们采用了更加多样的研究方法,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使用呈现多点开花的趋势。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大多数研究还是采用思辨方法,少有的质性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个案调查,定量的研究更是以调查研究为主,实验和准实验研究几乎没有,因而总的来看研究方法还是比较单一的。 同时笔者发现,大多数的调查研究论文的数据分析只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当然并非每篇论文都需要进行推断性统计,如果通过描述性统计就能说明问题亦可。但不少论文完全可以不局限于使用百分数统计、频数分布或者平均数等描述性统计,如能采用诸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或者回归分析等更高级的推断性统计可得出更多研究结论,从而达到对数据更充分的利用与挖掘。 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推断性统计中, 比较常见的是相关分析、 方差分析等,对数学要求更高的多层线性模型、多变量分析的使用十分少。 有研究者就指出“从定量研究的角度来讲, 现代数学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科学中来。 ”[15]事实上,在其他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使用高级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并且已经开始使用复杂的数学建模进行数据分析,相比之下,高等教育领域中开展数据分析的量化研究有待深入。
四、建议与对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被运用在研究中。 但是,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据此提出3点建议与对策。
1. 提倡实证研究 , 加强定量研究中的数据分析水平。 2001年,美国研究报告《教育的科学研究》强调通过实证研究增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 这本书指出: “实证证据是对研究结果的不同解释进行正确排除 (鉴别)的基础,也是得出合理推论从而积累新知识的基础。 ”[16]目前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定量与实证类研究十分普遍,高等教育学界亦然。 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需要思辨研究为我们厘清基本概念, 提出价值追求。但同样需要大量的实证类研究深入细致地研究高等教育的实然状况, 并据此提出有效的建议与对策, 从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更科学的发展。在提倡实证类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完善实证研究的资料分析方法,尤其是量化研究中可使用更加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能发现更多的高等教育规律和结论。
2. 改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现状 , 提倡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目前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使用还比较单一,诸如民族志、扎根理论、行动研究和实验研究还十分稀少。事实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 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局限性。同时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优势,研究者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选择最合适的研究方法。 并且,同一个研究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应的研究结果之间可以相互验证。 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能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些年国外出现了定性和定量研究之外的混合研究方法,它被称作“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17]“第三次方法论运动”[18]。 在这之前的单一方法论或纯粹论的阵营相信:“由于哲学基础和范式不同,同一研究只能使用单一方法范式进行。 ”[19]混合研究摒弃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 强调在同一研究中以问题为中心,综合使用多种技术方法,力求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指出:“许多研究问题和综合性问题最好是主要通过混合研究的方式来解决。 ”[17]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问题往往较为复杂,混合研究的使用能提高其研究的效度。
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要求 篇5
一、选题
(一)选题应属本学科前沿、对科学技术进步有重要价值的课题,或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课题。
(二)课题研究应有先进的科学实验或运算手段,能够保证取得创造性的科研成果。
(三)选题一般要求在本学科和相关学科范围之内。鼓励从事新兴、交叉学科的前沿性课题研究,并达到创造性成果的基本要求。
二、开题报告要求
(一)开题报告一般应在第三学期期末之前完成。
(二)开题报告要有详尽的文献综述,文字不少于8000字,阅读和引用文献不少于50篇,其中至少5篇为外文文献。
(三)开题报告内容应就课题的来源、选题依据、目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预期成果、可能的创新点与难点、时间安排、科研条件等实施方案作出论证。
(四)开题报告应在一级学科范围内集中、公开进行。学科点所在学院组织5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至少4名为教授)的专家组成考核小组,对开题报告进行评审。开题时应吸收有关老师和研究生旁听。跨学科课题应聘请有关学科的专家参加。
(五)开题报告经考核小组审议通过后方能进入论文阶段。未通过者,应在3个月之内补做开题报告。仍未通过者,按博士生中期考核有关规定处理。
(六)开题报告通过后,原则上不能随意改题。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由博士生提出书面申请,导师签署意见,经学院负责人同意后再作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报研究生教育学院备案。
(七)开题报告进行后2周以内,博士生应将《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审核表》及《山东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计划表》送交研究生教育学院存档,博士生本人、导师及所在学院各保留1份。
三、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进行学位论文中期检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从而对博士生学位论文进行一次阶段性检查,并检查培养过程中其他环节的完成情况。
孩子们授予的“博士学位” 篇6
2005年,24岁的她硕士研究生毕业。毕业后本该追求更好前途的她,却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放弃出国攻读博士的机会,揣着一颗温暖贫困山区孩子的爱心,踏上了前往贵州边远山区支教的征途。这一去就是五年,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遇到了多大的困难,她都一直坚持着,用内心的温暖哺育着孩子,用内心的温暖感动着他人。到现在,她的身边已聚拢起一支二百多人的志愿者支教队伍。
五年前,在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庄,当她看见破旧的教室、桌椅和穿着十分贫寒的孩子们用一双双求知的眼睛望着自己时,她便被孩子们生活的艰难、求学的渴望震撼了。那一刻,她决定留下来帮助他们。主意拿定后,她开始在心里为自己选择的支教之路作规划,首先应取得一份工作,由此做基础,才会有力量做大和继续自己的事业。
她选择了去贵州财经学院当老师,这样有利于就近去贫困的山村帮助那些于困境中艰难读书的孩子。对于她的选择,父母虽然理解却不肯支持,亲戚朋友也认为“娇生惯养”的“80后”小姑娘肯定是三分钟热情,面对艰苦的环境一定会知难而退。然而,让父母没想到的是,她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越是艰难越向前,信心坚定地决定长期留在那里。
自2005年秋季到贵州财经学院任教后,每次完成授课任务,她都会立刻驾车六个小时赶到支教的小学去继续她在那里的工作。刚开始时,她每次去支教,都会约上几个热心支教的学生。后来,以她为“带路人”的支教志愿者越来越多,既有她所在学校的学生,也有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这支队伍在她的带领下,就像火种一样撒遍了松桃苗族自治县的许多乡村。在许多贫困孩子的心中,点燃了一团团的希望之火。
后来,她带领的这支支教队伍又把火种播向六盘水市的一些贫困村庄。有一条通往水沟村小学的路,仅仅5.5公里的路上布满了坑坑洼洼,其中有些坑深达1米多,给村里人的出行和孩子们上学带来了极大困难。她决定带领志愿者筹钱修这条路,修了一个星期,许多人被其感动自发地帮助他们炸山取石铺筑路面。在她和大家的艰苦努力下,不出两个月,这条路就修好了。
她到贵州从教的五年来,带领二百多名志愿者到过许多山乡,帮助了几千名贫困孩子。每到一所学校,她都包下整个年级的全部课程。在一所贫困乡村小学,她一个人给全校六百多名学生上英语课。虽然十分辛苦,但她觉得值得。她说,如果我付出的努力能改变孩子的心灵,甚至命运,那么我的价值就放大了600倍。以前学生考试的分数最高的只有40多分,少的只有10分左右。现在,在她带领志愿者支教的这些学校,学生考试的分数成倍地提升,有的学生还能考到90多分。
音乐是贫困山区孩子们的梦想,他们不仅喜欢有人教他们唱歌,更盼着有人教他们弹奏乐器。有一次,她在教孩子们学唱歌时,有几个孩子提出想学拉小提琴,可她却不会。为了教喜欢音乐的孩子拉小提琴,她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拉小提琴,每天晚上练到半夜才休息,手指都磨出了血泡。自己学会了后,她用两个月的工资买了几把小提琴,送给孩子们后再手把手地教他们学。最终,孩子们没有让她失望,一个个都成为能拉出精美曲调的琴手。上海世博会开幕后,她教的这些孩子被请到世博会上演奏,引来观众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
她用五年的时间为贵州山区的孩子们送去知识、力量和温暖。这五年,她的内心也被孩子们学习的热情所感动,在每一次的努力和付出之后,她都会感到自己的心灵更加温暖和充实。也就是在这五年,國外的高校也一直在给她寄录取通知书,每一次,她都因情系山区的孩子而拒绝了。2010年10月,她再一次收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一次,父母让她出国深造的压力再也抵抗不住了。她经过几个夜晚的沉思,决定选择出国读书,并将选读的方向进行了彻底调整,将以前的攻读国际贸易改为攻读教育。因为自己取得博士学位后还要回来,这些孩子需要她,自己学到的知识,将是贫困山区孩子们今后求知的希冀。
在她决定出国留学后,她所教过的孩子们便悄悄地问接她班的志愿支教者,什么是博士学位。志愿者回答,博士是在某一个方面非常棒非常厉害的人,学位就是给他们的奖励品。孩子们问,博士对彭老师很重要吗?志愿者回答,是的,博士学位能说明彭老师很棒很厉害。孩子们得知博士的重要性后,便决定在她离开时给她一个惊喜,让她得到这样的惊喜后最好不要离开他们。
孩子们所称的彭老师叫彭旸,她是一位在贵州名声很响的支教志愿者。在她准备出国留学时,她支教时间最长、授课最多的那所学校的孩子们,果真给了她一个让她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天,孩子们把彭旸叫到湖边,团团围住她,从怀里掏出自制的各种各样的标牌,这是孩子们“授予”她的四个博士学位和一个世界冠军,红色的标牌上这样写着:英语博士、音乐博士、建筑博士、医学博士和竞走世界冠军。
彭旸看着孩子“授予”她的“博士学位”和“世界冠军”,禁不住泪流满面,那一刻,她觉得心里很温暖。她对孩子们说,无论我在国外拿多少个博士头衔,在我的心目中,永远也抵不上孩子们授予我的“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论文 篇7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衡量一个研究生培养单位教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博士生的创新能力是其培养质量最直接的反映,而创新能力绝大部分可以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得以体现[1]。浙江大学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1篇,居全国高校第四位,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71篇,为全国高校第一[2]。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总体上代表了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的最高水平,反映了各培养单位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3]。因此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引起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管理者、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同时全国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也成为各种教育教学评活动的重要指标之一[4]。浙江大学一直很重视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只有博士生整体培养质量提高了,才能培育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来。为此学校采取多种改革措施来促进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计划就是其中之一。我校2006年开始实施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工作,选拔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做得好的优秀博士生进行资助,鼓励他们做出创新成果,写出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有条件的可参加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本文将根据2006年以来学校资助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探讨,为下一步更好地做好资助工作提供参考,也可为兄弟院校提供一些借鉴。
二、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的实践
2005年学校制订了《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办法(试行)》,资助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年,资助了一大批优秀的博士生,产生了一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其中不少是有能力向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冲出的优秀博士。
1. 资助目的。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证。但一直以来,生活待遇不高,经济拮据,是影响博士研究生潜心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通过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资助,对优秀的博士生提供比较充足的生活费资助,为那些真正愿意做学术搞研究的博士生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对部分博士生提供一定的科研经费资助,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条件和学术氛围,激发博士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热情。使得博士生能够一心一意做好研究,做出高水平的创新成果,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同时也为其他博士生做出示范,提高博士学位论文整体质量。做得特别优秀的,还可以参加全国博士学位论文评选。
2. 申请条件与审核程序。
申请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首先要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才能提出申请:博士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表明学位论文研究已取得突破性成果或重大进展,可望取得重大的创造性成果;在博士学位论文课题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并在本学科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需适当延长学习年限者;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并继续留校做博士后研究者。申请方式可以是学科或学院推荐,也可以博士生本人提出申请,但必须同时有两名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的专家推荐(其中一名必须是该博士生的导师)。研究生院对申请人进行初选,然后召开专家组会议,申请人参加申请资助的答辩,最后专家组投票确定资助名单。资助方式分为学制内资助、延期创优资助和博士后资助三种类型(2010年资助办法修改后,已经取消了博士后资助),按博士生在校的类型资助生活费和科研经费。
3. 五年资助情况。
截止2010年12月,已资助139名博士生,其中理学24名、工学77名、农学18名、医学16名、人文社科4名,按学科门类分布如图1 (a)所示;按年度资助人数2006年36名、2007年32名、2008年33名、2009年17名、2010年21名,见图1 (b)所示资助人数分布情况。
从以上资助情况可以看出(a)资助各学科的比例是不均衡的,不同学科领域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发展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是非均衡的。(b)各年度资助的数量是基本相当的,这表明学校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方面是均衡的,每年涌现出的优秀学生的比例不会出现大的变动,各学科是稳定发展的。
三、初步成效
2006年资助以来,多数获资助博士生在学习与科研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其中的一部分获资助者参加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并有一定的比例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下图是2008~2010年,获得资助者占浙江大学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及优秀论文提名论文的比例情况。
从图2 (a)、图2 (b)中可以看到,获资助博士生的人数在获得全国百优论文的比例分别是2008年占1/4、2009年占1/2、2010占1/2;占全国百优论文提名论文的比例分别为2008年占6/8、2009年占1/4、2010占7/12。随着资助工作的持续进行,会有越来越多的博士生脱颖而出。
四、实践中探索改进
在近几年的实践中,我们觉得资助工作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申请资助者的学科相对集中;(2)多数学科的申请者导师一般都有充足的科研经费,科研经费资助的实际意义不大;(3)博士后资助对提高资助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已经不能发挥任何作用;(4)对学制外延期创优者的生活费资助力度不够,不足以体现对延期创优秀论文者所进行的创新性劳动报酬及损失补偿。因此,我们对《浙江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并于2010年正式开始实施。加大了对获得资助博士生的生活费支持力度,比原资助标准提高了一倍,除部分人文等基础性学科外,取消科研经费资助;取消了对博士后的资助;并通过各种途径让各学科的博士生及其指导教师充分了解创优秀论文资助工作,使资助工作能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同时调整了评审方式,一年二次,由各学院、系集中推荐,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择优予以资助。
五、讨论与展望
博士生作学位论文或从事科学研究是很辛苦的,需要有超凡的毅力和刻苦钻研、虚心好学的精神,不能急功近利。科学研究需要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做好知识积累,练好厚实的基本功[5]。因此学校加大力度培养优秀的博士生是势在必行的。博士生教育是学校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同时博士生又是学校最珍贵的高水平人才资源和科研工作的生力军,解除博士生的后顾之忧,为他们潜心从事创新研究工作,既是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为社会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也是学校利用特有的高水平人才资源,取得更多创造性科研成果的重要措施。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通过资助优秀博士生,引导他们安心开展创造性研究,对于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取得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更好地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等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项一举多得的益民利校的举措。通过资助工作的进一步完善,将会有更多的博士生得到资助,使更多的博士生受益,最终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研产出,为学校争创一流的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
摘要:博士学位论文水平是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作为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措施之一, 浙江大学近几年来进行了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资助工作。本文根据近几年来的资助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和探讨。
关键词: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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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 篇8
博士研究生是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其科研能力的高低对国家整体科研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博士科技论文是博士生学习与科研活动成果的重要体现,直接反应其科研能力的高低[1]。博士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是本文衡量博士生科技论文的重要指标。2007年我国招收的博士生数已经达到5.8万人,2009 年继续上升,已经超越美国,博士生年培养数量跃居世界首位[2]。经过30余年发展我国俨然已成为博士研究生培养大国,但是数量毕竟不等于质量;那么,我国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在科技论文方面与同时期、同学科的美国博士研究生对比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有多大?
本文以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为数据检索分析平台,从科研产出力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对遴选的中美天文学、物理学、大气科学各90位博士的科技论文按照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进行横纵向对比,以期分析中美博士在科技论文方面的差异性。
1 研究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学科来源于“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的“学科排名-评估评审”[3]。全部取自南京大学的三个优势学科,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美国的三个学科确定为哈佛大学的astronomy、麻省理工学院的atmospheric、加州理工学院的physics。
1.2 样本采集
中国博士样本共计90个,皆来自笔者对南京大学档案馆和学科所在学院的实地访问,其中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三个专业分别按照80年代10个、90年代10个、2000年以后10个选取。美国博士样本皆来源于PQDD欧美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按照相同学科、相同时期选取博士样本90个,其中80年代30个、90年代30个、2000年以后30个。
1.3 评价指标
本文采用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作者姓名、学科限定、时间限定进行检索,分别检出中美180名博士的论文产出,利用该库的分析功能得到SCI论文数、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H指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美博士整体科技论文比较
通过表1可以看出,中美博士整体科技论文对比存在明显差异。我国9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764篇、人均8.49篇,美国9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1713篇,人均19.03篇;论文总数和人均论文数,美国均相当于我国的两倍多。我国博士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2898次,美国为8712次,这两项指标中美之比为1:3;我国博士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均数为32.2次,美国为96.8次,中美之比为1:3。个人篇均被引峰值,我国最高为15.33,美国为55.24,美国是我国的三倍多。我国博士的篇均被引频次均数为3.16次,美国为10.55次,中美之比为1:3。我国博士的个人H指数峰值为6,美国为43;H指数均数,我国为2.95,美国是8.31,中美之比接近1:3。
注:*显著水平为5%
如表2所示,笔者对中美两国的180名博士分别从SCI论文数、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H指数四个指标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中美博士整体科技论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0.05)
2.2 中美博士科研产出力横向对比
发表论文数是对一个科学家、一个实验室、一所大学、一支科研团队乃至一个国家科研产出的测量[4]。
通过图1可以看出,我国天文学专业3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185篇,美国30名博士共发表SCI论文623篇,中美之比为1:3.6。大气科学专业,我国30名博士发表论文248篇,美国为311篇,中美之比为1:1.25。物理学专业,我国博士发表论文数为331篇,美国为779篇,中美之比为1:2.35。
我国三个专业中博士发表论文最多的是物理学专业,与美国差距最小的是大气科学专业。
2.3 中美博士科研产出力纵向对比
本文将从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三个时间段对中美三学科的博士发表论文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总体上,30年间中美博士科研产出力之间的差距在缩小,80年代我国三个专业博士发表论文总数为265篇、美国为716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268篇、美国为521篇;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287篇,美国为476篇。
(1)天文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共发表论文96篇、美国博士共发表论文301篇,相差205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48篇、美国为179篇,中美两国在此时间段发表论文数都有所减少,相差131篇;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61篇、美国为143篇,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达到30年间的最小值。
(2)大气科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共发表论文61篇、美国博士共发表论文108篇,相差47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106篇超过了美国的82篇,相差24篇;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111篇、美国为121篇,双方差距不大。
(3)物理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共发表论文108篇、美国博士共发表论文307篇,相差199篇;90年代,我国论文总数为114篇、美国为260篇相差,146篇,双方差距在缩小;2000年以后,我国论文总数为115篇、美国为212篇,差距进一步缩小。
2.4 中美博士科研影响力横向对比
Arnold Verbeek认为,如果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论文反映了该领域研究前沿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就可以通过其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来判断特定研究主体在该研究前沿的影响力[5]。
如图2所示,我国天文学专业博士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463次,美国为3379次,中美之比为1:7.3。大气科学专业,我国为1163,美国是2566,中美之比为1:2.2。物理学专业,我国是1272,美国为3431,中美之比为1:2.7。
我国三个专业博士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最高的是物理学专业,与美国之间差距最小的是大气科学专业。
2.5 中美博士科研影响力纵向对比
通过图4可以看出,在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方面我国与美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80年代我国三个学科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741、美国为2674,中美两项指标对比接近1:4。
90年代我国三学科论文的总频次增长为1022,美国为3140,中美比值接近1:3差距缩小,反映出我国三学科良好的发展势头,尤以物理学发展最为迅速。
2000年以后,我国三个学科发表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1135,美国为3562,中美比值依然为1:3,这表明在这个时间段两国互有发展,差距变化不大。
通过图5可以看出,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方面我国三个专业30年间均有所增长,但是与美国对比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天文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0.744,美国为6.316;90年代我国增长为2.075,美国为8.887;2000年以后,我国是2.753,美国是10.275。
(2)大气科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生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是3.844,美国是6.959;90年代我国有所增长3.921,美国为10.742;2000年以后,我国是4.078,美国是13.764。
(3)物理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发表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为3.379,美国是8.303;90年代我国是3.562,美国是10.238;2000年以后,我国增长为4.067,美国是16.453。
H-指数是美国物理学家Hirsch提出的一项用于科学家个人科技论文评价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一个人的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 次[6],这是一个简洁而复合的指标。
(1)天文学专业,通过图6可以看出80年代我国博士的H指数均数为1.4,美国是10.7;90年代我国增长到2.0,美国下降为10.3;2000年以后我国进一步增长达到2.6,美国则减少到9.3。
(2)大气科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的H指数均数为2.6,美国是4.2;90年代我国上升到2.9,与美国持平;2000年以后,我国增加到3.5超过了美国的2.9。
(3)物理学专业,80年代我国博士的H指数均数为3.2,美国是12.3;90年代我国上升到4.0,美国有所回落12.0;2000年以后,我国增加到4.3,美国为10.2。
研究发现,我国博士的H指数并没有因时间的拉近而减少、反而有所增长,这说明中国博士科研的国际化程度在提升,新一代博士发表国际论文的意识不断增强。
3 结论
3.1 我国理科博士科研产出力效绩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理科博士的科研产出力显著提升,与美国的学科差距逐步缩小,尤以大气科学专业发展最为迅速;这表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0年,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调查发现,2000年到2006年我国理工科博士生在学期间人均发表SCI和EI检索论文数均翻了一番”[7]。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
3.2 我国理科博士科研影响力明显提升
伴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优势学科的大力投入和支持,我国理科博士的科研影响力明显加强。这突出的表现在我国理科博士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H指数各个指标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博士科研走向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
4 建议
本研究发现,我国理科博士的科技论文在不断提升,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博士的科技论文与美国相比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发表论文总数、人均论文数不到美国的1/2,论文总被引频次、人均被引频次不到美国的1/3,篇均被引频次均数、H指数均数不到美国的1/3。因此,我们建议:
(1)中国博士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动向,积极参与国际交流,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的国际显示度和影响力。
(2)博士生培养机构要为博士提供更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不仅要提升博士培养质量、也要加强博士毕业后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与服务,为博士持续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3)教育部门要进一步提升博士生教育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完善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进一步增强博士生教育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能力[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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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 篇9
一、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及表现形式
随着学术界或高等教育界对学术失范问题研究的逐渐增多, 出现了各种容易混淆的概念:学术失范、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学术越轨等等。但不管如何加以界定、区分、使用, 其目的只有一个, 即加强学术监督, 还学术界一片净土。学术不端的频繁发生是学术失范的征兆。阎光才教授从词源学、法国哲学家盖奥的概念提出、社会学家涂尔干对失范现象的研究以及默顿对失范行为的相对全面和系统的理解等几个角度分析了“失范”及失范行为的产生渊源。指出所谓学术失范, 显然是以学术规范的先天性为前提。关于学术规范的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默顿所谓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主义以及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原则的“默顿范式”。但默顿的四原则在严格意义上反映的是早期学术人的传统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因此, 在厘析失范概念的基础上, 阎教授把学术失范界定为:在特定时期, 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而言, 因为学术文化和伦理与制度设计价值取向间存在不平衡, 从而使得学术规范处于一种低效或失效的状态[1]。也就是说, 学术失范不单是代表个体犯下的一种技术性过失, 更是学术界的一种整体混乱或无序的状态。而学术不端可以看作是学术上的越轨, 它不等于学术失范, 但是, 两者之间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越轨一般表现为个体性或小范围内的群体行为, 正如涂尔干对自杀现象的理解, 个别的自杀行为虽然构成了一个事件, 但并不见得是一个可以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事实”[2]。如此看来, 学术失范与学术不端两个称谓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范围。学术不端代表的是学术不道德, 一般为个体行为, 主要表现为抄袭, 但也是学术界要坚决反对、彻底批评的行为。
二、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数据分析
(一) 样本数据说明
样本数据的基本情况为:进行检测的论文共352篇, 在学科类型上, 文科专业为54.8%, 理工科专业为45.2%;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25个一级学科、87个二级学科。
(二) 样本数据分析
博士学位论文一般篇幅较大、字数较多, 因此, 检测系统使用绝对字数, 即检测文献与对比资源库的总重合字数作为检测结果的核心指标。如图1所示, 样本数据中总重合字数少于1万字的占总篇数的77.8%, 总重合字数少于2万字的占89.7%,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样本数据中绝大多数博士生能够遵守学术规范。同时, 也确有一些论文存在着与对比资源库比较严重的文字重合情况, 尽管这些论文所占比例较小, 但却反映出严重的学术不端倾向, 不容忽视。
从学位论文的学科分布看, 如表1所示。总重合字数少于1万字的论文占本学科门类检测论文总数的比例呈现显著差异。其中, 工学、文学、理学的总体状态较好, 法学、经济学、哲学较差。而且, 总重合字数超过3万字的学位论文有16篇, 主要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绝大多数为文科专业。
从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层面看 (见表3) , 无论导师指导几篇学位论文, 其总重合字数少于1万字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字数区间, 并且呈现递减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导师确实履行了职责, 起到了质量把关的作用。但总重合字数超过1万字的论文中指导教师指导4篇、5篇论文的比例明显高于指导3篇及以下的。指导论文的篇数应该与导师所花费的精力成正比, 因此, 出现这一比例实属正常。但也恰好说明, 在精力有限的情况下, 指导论文篇数越少越能更好地发挥指导职能, 保障论文质量, 反之, 容易因疏于指导而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总重合字数在该检测论文中所占的比例被称为总文字复制比。它与总重合字数一样, 也是评价检测结果的核心指标。疑似段落数则反映了重合文字在学位论文中的分布情况, 一般来说, 疑似段落数越多, 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为达到研究目的, 笔者随机抽取了总文字复制比存在显著差异的10篇博士学位论文, 对其重合文字的疑似段落进行了分析 (见图2) 。结果表明, 样本论文的总文字复制比与疑似段落比、疑似段落最高复制比以及疑似段落最低复制比总体呈递增态势,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学术不端行为是故意而为之的, 并且, 个别论文的疑似段落比甚至占到了论文总段落数的90%, 可见, 其学术不端行为的程度已极为严重。
学位论文一般分为摘要、文献综述、正文和致谢几个部分, 正文中又可分成现状陈述、问题提出、理论支撑和结论建议等几个部分。总的来看, 样本数据中, 无论文理科专业, 重复文字最多的为绪论、文献综述和结论建议部分。表4随机选取的5篇学位论文对这一现象做了罗列。
对学位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还有一个现象不可忽视, 即引证的是作者本人已公开发表过的科研成果, 但未作引证而直接使用于学位论文之中。如表5所示, 5篇论文所被检测出的重复文字均出自作者本人已公开发表过的科研成果, 根据学位论文撰写的相关要求和常规做法, 这属一种合理引用, 但不够规范, 正确做法是所有的引证文字均应标明出处, 即使是本人文献。
(三) 数据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对样本数据的研究, 可以看出:学术不端行为在博士生学位论文中确有存在, 但仅为个别现象, 绝大多数博士生能够遵守学术规范。存在不端行为的学位论文以文科居多、理工科较少, 这与学科特点有着高度的关联。理工科专业的学位论文撰写基本上要依靠做实验, 而实验是在导师的指导及监督下完成, 所以篡改伪造数据等现象较少。相反, 文科专业论文中大块的内容就是文字, 因此, 引证占有一定的比例不足为奇。如, 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 由于其研究内容多涉及伟人的理论或史料, 缺少这些辅证, 论文就显得苍白无力。在美国, 学者通常是有言必注, 惟恐哪句话别人说过而未加指明。在整篇学位论文中, 绪论、文献综述和结论建议部分的文字复制的比例较高。应该说, 绪论和文献综述部分多为陈述前人已做过的科研成果, 所以也应当允许有适当比例的引用。而结论建议应该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验、数据等的分析而得出的符合论文主题的改进性建议, 代表的是作者本人的研究观点, 应当最具有创新性, 因此, 这部分有过多比例的引用应当是一种故意行为, 确属不端, 它反映了学生的学术诚信的缺失。随着网络信息搜索的便捷, 学生论文中抄袭的文字来源广泛, 也增加了导师指导的难度。因此, 导师必须对学位论文投入较多的精力, 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 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此外, 在论文引证上也有待加强, 一方面, 有些论文使用了作者本人已公开发表过的科研成果, 但未作引证, 根据学位论文撰写的相关要求和常规做法, 适当的有标注的引用是合理的, 相反, 过多的引用就成了重新发表, 也是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另一方面, 有些论文对引证文字作了标注, 但标注不规范。这些都反映出加强学术规范教育的必要性。
但也应该看到, 系统毕竟是系统, 具有不可避免的机械性, 因此, 会出现一些假象, 比如对提供检测的论文的文字、图表等做技术修改, 系统则检测不出。但对大段的文字重合、复制比较高的论文, 系统还是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因此, 在实际应用中, 高校须对系统检测的结果进行甄别、分析。
三、遏制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的探索性建议
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研究成果的总结, 是能否毕业、能否授予学位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亦是博士生学习阶段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因此, 学位论文的原创性极为重要, 它代表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品行, 更是一种学术规范。如何在撰写论文中形成并保障这种规范性的行为状态呢?笔者认为, 应当结合学位论文中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动因, 从与此行为紧密关联的三个角度:学生、导师、职能管理部门出发寻求遏制解决此问题的最佳路径, 从而使得作为国家最高学历层次的博士生们自觉遵守学术规范, 使得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仅成为技术辅助性工具。
(一) 博士生要树立诚信意识、学习学术规范
从上述的样本数据分析结论可以看出, 博士学位论文中确有学术不端行为发生, 且个别情节较为严重。因此, 博士生有必要树立诚信意识, 学习学术规范。首先, 要积极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各种关于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讲座和报告, 认真阅读学习《研究生手册》, 知晓并遵守学位论文的撰写要求。其次, 要有扎实学习、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坚韧不拔、严谨自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积极参与导师的课题工作,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只有自己的学识提高了, 才会在撰写论文时思如泉涌, 才会具有自己的创新性的观点。第三, 《礼记》言:“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因此, 要为自己的论文或著作负责, 包括观点、材料和对材料的诠释, 学会归认来源。如果发表研究数据或实验结果, 一定要真实, 千万不能伪造。第四, 如确有发生抄袭剽窃行为, 要真诚道歉, 勇于认错, 最大限度减少负面影响。
(二) 导师要切实履行指导和监督的职责, 注意发挥榜样的作用
对博士生学位论文中的学术不端行为, 博士生导师负有一定的责任。导师是开展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重要力量。导师的最大职能莫过于两方面, 即言传和身教。导师的讲授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最直接途径, 因此, 导师应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作为重要的学术指导内容加以传授。加强对博士生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指导, 告诉博士生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和应遵守的基本规则, 对博士生的论文进行认真评阅、严格把关, 确保自己所指导的博士生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不出现学术失范问题。并且, 导师要以身作则, 发挥榜样作用, 通过自我对学术规范的严格履行来感召和影响学生。
(三) 各级职能部门应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和管理
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各级职能管理部门应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教育。首先, 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纳入新生入学教育, 使学生从一开始就树立良好的学术规范意识。其次, 学位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中具有学科专业、重复文字的章节的差异性, 因此, 应该按照学科或者专业制定成文的研究生学术规范细则, 罗列深入了解本学科学术规范的参考资料和参考期刊, 使学生能随时获取具体的指导信息;分层次分学科分专业地开展通识性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主题讲座和报告, 对学生进行具体指导。同时, 注意加强学生学术规范相关规定的宣传, 建议通过网站、宣传栏、BBS等途径, 加大对相关文件的宣传力度, 提高对此类文件的知晓度, 以及学生对其的了解程度。第三, 在导师遴选和新上岗导师培训中, 增加有关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内容, 增强导师对其的责任感。第四, 建立信任制度和推荐免检制度, 检测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且, 绝大部分论文是能够遵守规范的, 因此应该建立信任制度, 通过导师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来把关推荐免检。第五, 制定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标准及处罚措施。对于学位论文抄袭剽窃的处理, 涉及数量认定和性质认定两大环节。不可盲从检测系统, 要根据抄袭、剽窃的字数多寡, 分段确定, 而且甄别抄袭、剽窃部分在学位论文中的作用, 分类定性, 并将其作为影响处理结果的情节。对于学位论文不端行为的处理, 涉及当事学生的重大权益, 因此, 要注意处理标准与处理结果的合法性、合规性。对此, 各校采取的做法不尽相同, 有的制定明确的相似度指标及处理措施, 有的并没有依赖它对学生做出学术不端的结论以及道德层面的判断, 只是在发现相似度指标较高时给予导师和学生一个反馈及修改论文的提示, 从实施过程看, 相似度高的往往确有问题, 绝大部分同学都重新修改了他们的论文。
参考文献
[1]阎光才, 张银霞.高校学术失范问题的探索性实证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 (04) .
女博士写出八万字“最美味论文” 篇10
《现代快报》 消息 , 前不久,陕西师范大学的女博士孙灵霞八万字的博士论文《八角茴香对卤鸡肉挥发性风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经陕师大官方微博发布后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不少网友称,“厉害,一道卤鸡都能研究得这么专业”,而这篇论文也被赞为最美味的论文。孙灵霞说,八万字的论文就讲了八角这种香料对卤鸡肉风味的影响,这是一个基础研究,出发点和目的就是着眼于应用。“传统肉制品很多都是手工作坊生产,工艺质量稳定性差,不能很好地保证品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包括风味的一致性。”她希望通过研究使得工业化生产的风味尽量达到传统的味道,并实现稳定。
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反叛者” 篇11
“有那么一类问题,只要有了弗里曼一切都豁然开朗了。”物理学家和计算生物学家、戴森的老同事兼老友威廉?普雷斯说,“这类问题必定是未解的适定性问题(适定性问题是一个高等数学专业术语),而且这些问题中又有某些东西能够让他的天赋一展雄风。”普雷斯说,弗里曼的那种天赋代表着大部分物理学家缺乏的“奇思妙想和智慧火花”,“是一种在抽象的数学世界里能够看得更远,并立刻找到一条直通终极答案的通途的能力。那就是弗里曼的解决方案”。
普雷斯说,他曾向戴森提出过一些不“够格”的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没有得到戴森的任何回应。但是当他问了一个关于“重复的囚徒困境”(也称“迭代囚徒博弈”,一个以合作对抗背叛的经典博弈论场景的变奏问题)的问题时,戴森第二天就答复了。“可能他只用1分钟就能找到解决方法,”普雷斯说,“然后用30分钟把它写下来。”
2012年,他们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共同发表了一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
次年,为了参加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为戴森生日举行的为期2天的庆祝活动,普雷斯专程赶往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一位位嘉宾登台演讲,称赞他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和公共事务等多个领域的成就。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威廉?哈珀,戴森的一位质疑“人为气候变化有危害”的同事,以一篇题为《为什么全球变暖已经暂停?》的挑衅意味十足的讲话为当天的演讲画上了句号。
戴森承认,就气候科学而言,其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总的来说,在我身上更多地体现出来的,是墨守成规。”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他却很喜欢把科学描绘成一种反叛的行为。在他2006年出版的随笔和评论文集《像反叛者一样的科学家》一书中,戴森写道:“我很幸运,在学校,他们将科学作为年轻男孩的一种颠覆活动‘引见’给了我。”带着对社会问题特有的关注,他接着忠告各位父母:“我们应当试着把科学作为一种反抗贫穷、丑恶、军国主义以及经济不公平的手段,向孩子们介绍科学。”
在庆典后的第二天,在众多演讲者历数了过去与戴森的合作、交口盛赞他的才华之后,普雷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提到了他们在“囚徒困境”问题上的合作。普雷斯说:“用一篇刚刚刊发的论文来‘缅怀’弗里曼,这样的做法似乎有点太过火了。”(在这里,普雷斯用的是一种调侃的说法,一方面提醒大家2012年他刚和戴森合作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论文,另一方面调侃大家在庆典上的那些溢美之词。下面普雷斯的谈话中用的都是一些调侃的说法——译者注。)他还谈到了自己正在研究的“更安全一些的适应性”临床试验最近取得的成果,并补充说,虽然他手头上有的是实实在在的计算数据,但还是可以证明数学分析实在是太强大了。他打趣道:“如果是我和弗里曼一起做的这个研究该多好啊——或许将来仍然有这种机会。”
普雷斯的这番话被证明确实有先见之明。庆典过后,戴森就开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接受了采访。
问:严格意义上讲,20年前您就已经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了。那么现在您致力于什么呢?
答:我曾经是一名科学家,做过很多计算,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当我老了时,我决定不再和那些聪明的年轻人竞争了,所以我以写书取而代之。现在,我已经变成《纽约书评》杂志的书评撰稿人了。我大概每个月写一篇书评,随后就能收到不少回复和来函,都是那些在书评中发现我所说的不对的人们发来的。
问:在写书评之前,您都在做什么?
答:我被训练成一名数学家,所以现在我仍然是一名数学家。那才是我的真本事,只要进行一些运算,就可以将数学应用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我先是进入物理学领域,同时还有其他的领域,比如工程学,甚至涉及一点儿生物学,有时还会涉及一点儿化学。数学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事物。这是作为数学家的乐趣之一。
问:您为什么选择了数学?
答:我想,应该是在读埃里克?坦普尔?贝尔所写的《数学精英》一书时做的决定吧。贝尔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而他写的这本书,真称得上一本绝妙的数学家传记合集。历史学家指责该书太过传奇化,但这正是这本书的精彩之处。作者揭示数学家大多数都是些骗子,是些各种特质交会在一起的人,他们根本不高尚,其中的很多人十足地道德败坏,而且也不是很聪明,但是,他们依然做出了巨大的数学贡献。因此,这本书可以告诉孩子:“如果他们都能做到,你为什么不能呢?”
问:有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在您的职业生涯中起过重要作用?
答:我不是解决重大问题的人,我找的是些谜题,是那些我能够解决的有趣的问题,我不关心它们重要与否。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痴迷于解决那些大的谜团,那不是我的风格。
问:哪种谜题最先激起了您的兴趣?
答:最初我作为一名纯数学家,发现很多问题是由数字最本质的问题引发的,这些问题极为微妙、很难解决,但又很漂亮。在我17岁左右,高中即将结束时,我对数字的兴趣已经排在我对现实世界兴趣的前面了(戴森此番话说的是有关数论的问题)。
问:这些数字身上有什么东西,让您想要搞清楚呢?
答:__,?_?这就好比问“小提琴家为什么喜欢拉小提琴”一样。我有这种运用数学工具的技能,而我之所以竭尽所能地运用它们,只是因为它们很漂亮。正如一位音乐家演奏小提琴一样,他并不期望改变这个世界,他做这些只是因为他爱小提琴。
问:您因量子电动力学(量子电动力学描述了光、物质和带电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解决了重整化问题(帮助数学家解决了不必要的无穷大问题)而闻名。这一工作是如何完成的呢?
答:当我1947年来到康奈尔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刚刚在氢原子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实验。氢原子是最简单的原子,如果你了解原子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一点。这些实验是由威利斯?兰姆和他的学生罗伯特?雷瑟福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他们利用微波检验了氢原子,第一次观测到氢原子非常精细的行为。但问题是,量子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结果。迪克?费曼(即理查德?费曼,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天才,他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一结果,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转化为一般的数学公式。这时候我出现了,刚好我拥有这种数学技能,从而使得精确地计算出氢原子正在干什么成为可能。而让人称奇的是,我的计算与实验结果完全吻合,因此证明了量子电动力学理论是正确的。
我没有发明任何新的东西,只是将费曼的想法转化成了数学公式,以使这个想法更容易为世界所接受。结果我出名了,而这一切都是在6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的。
问:这个成果有没有驱使您去探索其他的问题呢?
答:我收到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工作邀请,当然也有英国的,但问题是,我根本不想就此安定下来,做一个带着一大帮学生的、疲于奔命的教授。于是我逃到了英国,在伯明翰度过了2年快乐的时光,不用担负任何责任,并且继续致力于其他问题的研究。
我对太空旅行极感兴趣,因此接下来我做了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就是与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名为“通用原子”的公司合作了2年,以建造宇宙飞船。当时,人们乐意承担各种风险,各种疯狂的计划都能得到支持,所以就有了这样一群疯狂的青年人。领头的是弗雷迪?德?霍夫曼,他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过,所以对原子弹了如指掌。于是,我们决定研发由原子弹驱动的宇宙飞船来环游太阳系。我们应该将飞船发射进太空——“嘣、嘣、嘣、嘣”大约每秒引爆四颗原子弹——飞船一路上升直奔火星,而后是木星和土星。我们还打算能够亲临实地,实现这一飞行。
问:这个计划后来怎样了?
答:我怀着对宇宙飞船的远大梦想,在圣地亚哥度过了精彩的2年。我们不仅做计算,还用化学爆炸的方法试飞了一些直径约1米的小模型,真的是“嘣、嘣、嘣、嘣”几声巨响,飞行高度达到了几百米。令人称奇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受伤。我们当时用的炸药都不必去买。我们有一些海军朋友,那都是他们从海军中偷了给我们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用来进行这些小飞行试验的发射台,的确是从海军那里借来的。就这样我们干了2年。很明显,那时我们即将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我们的竞争对手是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和“阿波罗”计划,他们打算使用常规火箭抵达月球。
问:这个计划中的“猎户座”宇宙飞船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孩子空想出来的。这一“远大的梦想”没能实现,你们有多失望?
答:在最终得知“猎户座”永远不能再飞翔的时候,我们当然非常失望,但是很明显,“猎户座”会把我们的家园搞得乱七八糟。“猎户座”飞船在穿越大气层时,这些爆炸的原子弹会产生放射性尘降物。虽然当时我们出于军事目的在大气层中引爆的炸弹比我们建议使用的炸弹要大得多,但是我们依然会造成普遍的污染。这正是该计划失败的原因,而且我想这一原因也恰如其分。
问:人们都认为您是一位有着不同观点的特立独行的科学家。您认为这样的名声应该从何说起呢?
答:我认为,这种认为我总是喜欢和科学界共识唱反调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事实是,我一直以来只对一个课题持有异议,那就是气候。我将大概百分之一的时间用在了气候上,而且只在这一个领域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总的来说,更多时候我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只是刚好在气候方面有着自己强硬的观点。那是因为我认为大多数人完全错了,而且在大多数人都对某一事物众口一词时,你一定要搞清楚他们是不是在胡说八道。
问:现在大多数科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持另一种观点,什么才能说服您改变自己的立场呢?
答:我可以确信的是,我们不了解气候,而这应该是一种中立的立场。我并不是说大多数人必定是错的,而是他们并不了解他们所看到的。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还有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需要去做。在此之前,我会继续保持中立,直到发生某些重大的改变。
问:您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却仍然能够成为康奈尔大学的一名教授,您应该很以此为傲吧?
答:哦,是的。我很是以自己没有博士学位为荣。我认为博士体系是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体系。它是19世纪为培育德国教授而建立的体系,在当时的条件下效果很好,对很小一部分想要终生致力于教授工作的人来说还算不错。但是现在,它变成了一种工会会员证,一种你为了得到工作而不得不拥有的工会会员证,不论是作为教授,还是其他什么工作,对此我觉得很不恰当。它强迫人们浪费年复一年的时间,假装做着他们根本就不适合的研究。最终,人们得到了这张纸片,除了说明他们博士毕业了,说明不了其他任何问题。攻读博士学位花费的时间太长,因而阻止了女性成为科学家,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因此,即便没有任何进展,我也要投入我这一生反对这一体制。
问:您是如何逃过这一关的
答:我很幸运,因为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的教育,当时所有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因此我未获得博士学位就熬了过来,并最终成为一名教授。这在今天根本不可能。所以,对没有取得博士学位这件事,我特别骄傲。我有六个孩子,他们中没有一个拥有博士学位,这是我的贡献。
问:您的科学道路改变得多吗?
答: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活跃了将近70年,而我采用的仍然是同样的数学方法。我认为,主要改变的是电脑数据库的大小。现在,我们拥有大量的数据,却对其了解很少。因此,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能够理解的,就如同信息海洋中的一个小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我们对已掌握信息的理解能力。
问:请您展望一下,即将出现的哪些科学进步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答:人们经常问我,接下来科学界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其实人们应该知道,如果真有什么重大事件,那么这些重大事件都是出乎人们意料的,都会给人们以巨大的惊喜。当然,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很多,而暗能量就是最近的例子。很显然,我提到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惊喜。
问:您现在还在致力于攻克什么数学问题吗?
答:我并没有真正进行竞争激烈的科学研究,但是我喜欢有难题等着我去攻克。我很幸运地拥有普雷斯这样一位朋友,他是临床试验专家,他的临床试验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有趣的数学问题。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如何以一种生命消耗最低的真正高效的手段进行临床试验。他是位电脑专家,所以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以数据为基础演算出来的。因此,我承接的下一个课题,就是把他所做的转换成公式,就像我和费曼共事时所做的那样。我不能确定它是否有效,但这是我此时此刻正在思考的事情。
问:对像您这样有众多学术追求的人来说,退休意味着什么?
博士学位论文 篇1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作为一个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机构,建立了建筑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拥有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点,现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10人,在读博士、硕士生100多人。同时,我院与建筑学院联合组建了博士后流动站,已先后有四名在站博士后开展工作。我院牢牢把握建筑设计行业的特点,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条件、人才资源、理论指导、技术支持,把产、学、研三者“无缝对接”,作为一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发展链;坚持“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设计创作道路,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进一步开拓创新。我们把设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既非纯理论的研究人员,也非一般建筑师,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能从事理论研究又能从事高水平建筑创作的“研究实用型研究生”,让学生在工程实践中学习。在教学中,我们既重视创作理论的研究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又重视作为未来建筑师品格的培养,强调建筑师要虚心勤奋,更要有合作共事精神。
本刊设立专栏,刊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部分较为出色的博士(后)论文摘要,与读者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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