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

中国扶贫（共12篇）

中国扶贫 篇1

目前, 国际上对于农村扶贫模式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发展极”模式, 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锁定重点扶贫目标并给予政府扶持, 鼓励扶贫目标积极发展”;“满足基本需求”模式, 由美国经济学家斯特雷坦提出的“直接向贫困人口提供生活教育设施, 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产率”;“社会保障方案”模式, 即直接对贫困人口进行发放社会补助的形式。三类模式的扶贫对中国农村扶贫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笔者将在对这三类扶贫模式研究的基础上, 概述国外农村扶贫的发展状况, 并对中国“精准扶贫”工作进展状况与机制创新进行探讨。

1 国外三类扶贫模式概述

1.1 农村扶贫的特点

1) “发展极”模式基本上是在不发达农村地区资源贫乏状况下和非均衡经济发展规律下, 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 能够对周围产生吸进和辐射作用, 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2) “满足基本需求”模式基本上是“从把经济增长作为通过就业和再分配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准到基本需求的演进, 从抽象目标到具体目标, 重视手段到重新认识结果, 以及从双重否定 (即减少失业) 到肯定 (满足基本需求) 的演进”。

3) “社会保障方案”模式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手段实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方案, 政府对贫困人口直接提供营养、基本的卫生和教育保障及其他生活补助, 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家庭生活需要。

1.2 国外农村扶贫三类模式的作用

1) “发展极”模式主要通过极化或扩散效应带动周围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并以经济增长方式促使贫困人口自下而上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缓解区域性贫困状况。

2) “满足基本需求”模式主要是对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食物、水和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初级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以及住房等。

3) “社会保障方案”模式, 主要是对改变收入差异和种族经济差异的政策;为妇女提供平等就业和收入机会及经济地位方面的政策;为保持老年人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

2 国外农村扶贫的进展状况

2.1 巴西采用“发展极”扶贫模式

采用“发展极”模式的除以巴西扶贫为代表的国家外, 还有墨西哥、智利、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国。笔者以巴西为例, 巴西贫困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与统治, 区域发展不平衡, 教育水平低下, 收入的分配不公, 盲目追求经济飞速增长等。巴西扶贫主要采取反贫困计划, 并制定一系列政策, 主要包括:建立专门开发机构指导, 组织、实施落后地区开发计划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体系;制定推行各种落后地区开发计划;实行各项鼓励政策, 促进“发展极”建设。同时采取农村土地改革, 北部农业发展计划和全国一体化计划, 迁都巴西利亚, 最低保证计划等一系列政策[1]。

2.2 印度采用“满足基本需求”扶贫模式

采用“满足基本需求”扶贫模式的代表国家为印度。印度贫困原因有以下几点:20世纪90年代以前印度的贫困程度在不断下降, 90年代以后贫困程度又有所加剧;农村贫困程度受农业欠收制约;贫困程度受到非组织部门就业机会的制约;贫困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贫困人数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等。印度扶贫主要采取反贫困计划, 并制定一系列政策, 主要包括:投资重点由工业转向农业, 推行“绿色革命”, 通过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农作物提高粮食产量, 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同时实施多项计划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初等教育、成人教育、农村医疗、农村道路、农村供水、农村电力等社会经济基础设施, 以缓解印度贫困的程度[2]。

2.3 美国采用“社会保障方案”扶贫模式

采用“社会保障方案”模式的代表国家为美国。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 因此贫困面较少。“社会保障方案”模式作为一种福利制度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主要反贫困措施。反贫困具体做法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众评判”。表现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渠道通畅, 扶贫减困有稳定的资金来源, 贫困救助体系较健全, 各类扶贫减困项目可以得到较好的实施[3]。

3 中国农村扶贫的演变及“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

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5个阶段:1) 1978—1985年间我国扶贫工作用以工代赈取代传统的直接救济的扶贫政策。2) 1986—1993年间实施给予贫困人口专项扶贫基金, 鼓励贫困人口开发置业。3) 1994—2000年间实施信贷扶贫政策, 鼓励贫困人口创业, 同时要兼顾生态环境。4) 2001—2010年间实施了减税、增贴的举措直接给予贫困人口减负并增加补贴, 并筹措资金开展合作医疗工作。5) 2011—2020年间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公布实施, 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之一———建立“精准扶贫”创新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年1月份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 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有效的行动,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 扶到点上、根上, 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紧接着2015年6月份, 习总书记在贵州省调研时, 又强调说:“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同时又特别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地方政府的有力举措下, “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3.1 我国“精准扶贫”的含义

“精准扶贫”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国外的扶贫模式, 而是在“精准”上的实施。其主要内容:“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 实施对扶贫户的动态管理和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精准识别”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将低于贫困线的家庭识别出来, 找准导致这些家庭贫困的原因, 因户、因人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 消除贫困的关键因素和消除脱贫的关键障碍。“动态管理”对所有识别出的贫困家庭建立档案, 其主要内容包括:贫困家庭主要成员基本信息, 致贫原因和帮扶措施的详细信息, 根据贫困状况的变化情况, 建立脱贫标准, 将已经脱贫的家庭调整出来, 保证“精准扶贫”的有效性。“精准考核”是对“精准扶贫”效果的考核, 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有明确分工, 中央政府负责区域发展和片区开发, 地方政府负责“精准扶贫”工作。精准考核的目的是督促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如何做好“精准扶贫”工作[4]。

3.2 创新“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运用“互联网+”技术, 这有利于“精准扶贫”工作的科学化、技术化、系统化、精准化。“精准扶贫”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可以做到四个精准:1) 精准定位。利用互联网+的数据分析系统对贫困家庭精准定位, 可以做到不错一户, 不丢一户的效果。2) 精准管理。利用互联网+技术为贫困家庭建立电子档案, 实现对贫困家庭的信息精细准确。3) 精准帮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数据分析系统, 分析贫困家庭的贫困状况, 因人而异做出适合帮扶的解决办法, 避免帮扶工作的统一模式。4) 精准考核。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扶贫绩效考核数据系统, 对扶贫工作的干部进行考核, 对扶贫工作效果进行考核, 把扶贫的全过程做到精准定位;此外, 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扶贫电子档案, 对被扶贫家庭实行长期回访与长久的陪伴, 使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健康持久发展。

3.3“精准扶贫”重在地方政府有力举措

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有明确分工, 地方政府负责“精准扶贫”具体工作。河北省人民政府利用“互联网+扶贫”在扶贫领域与企业集团开展深入合作。2015年11月3日双方共同签署了“互联网+扶贫”备忘录;河北省省委书记赵克志与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共同商定在“互联网+扶贫”领域, 充分发挥阿里巴巴集团在互联网领域的立体化产业发展优势和影响力, 开展深入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建立高效、融合、安全的社会扶贫网络信息平台, 构建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安全、信用认证、支付、物流、网络、人才等服务体系, 深化应用“互联网+扶贫”。具体内容包括:推动贫困地区“一村一店”建设;同时鼓励并支持有条件的个人在阿里巴巴平台 (包括淘宝、天猫、1688、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站等) 开设网店或使用服务, 帮助贫困村“一村一店”建设, 将贫困村网店及特色农产品通过打标的形式在淘宝网上进行展示, 引导社会公众选择购买。培育河北省本地化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发展“千县万村+特色馆”立体扶贫。在河北省贫困地区选择2~3个试点县, 由阿里巴巴集团协助地方政府组建地方互联网商协会, 输出电子商务产业园的模式和经验, 引进电子商务培训机构, 帮助当地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同时又选定1~2个贫困县, 每县选定1个行政村, 作为“淘宝村”试点。同时, 集团在河北省贫困地区支持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建设, 开展县服务中心及村服务站建设, 并且在农产品电子商务、电商培训等多领域展开合作。通过互联网展示农产品, 推动农副畜产品、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产品网上销售, 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增收脱贫。

3.4“互联网+扶贫”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推手

“精准扶贫”工作引入先进技术、先进经验,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及阿里巴巴集团的先进经验, 依托互联网强大支撑, 使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物流等使“精准扶贫”工作可以做到精准定位、精准管理、精准考核, 提高“精准扶贫”工作效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还应借鉴国外扶贫中的经验教训, 避免走弯路、旧路。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绿色扶贫、永久脱贫。

4 结语

我国的扶贫目标已经确定,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扶贫思路已经非常明确, 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各级政府的有力举措, 借鉴国外扶贫减困方面的成功经验, 一定可以确保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脱贫的任务早日完成。

摘要：笔者探讨了国外农村扶贫的三类主要模式, 及这三类扶贫模式的基本特点、作用和效果。同时对我国“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及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开展扶贫工作, 做到科学化、技术化、系统化、精准化的管理的创新模式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国外,中国,“精准扶贫”,方式创新,“互联网+”,地方政府,举措

参考文献

[1]王俊文.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当代反贫困的若干启示:以发展中国家巴西为例[J].农业考古, 2009 (3) :209-213.

[2]杨文武.印度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 1997 (3) :58-68.

[3]王卓.中国贫困人口研究[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4]汪三贵, 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 2015 (5) :147-150.

中国扶贫 篇2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已经吹响。当历史来到21世纪的第20个年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接力奔跑，仍需加劲冲刺;千年追寻，圆梦就在今朝。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志啃下脱贫硬骨头，以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的姿态奋勇夺取新胜利。

(一)

越过层层峰峦的攀登者，只要再进一步，就能够领略壮丽的日出和翻涌的云海。承载着亿万人民梦想的全面小康，已经可以眺望到胜利航船的“桅杆尖头”，只要再进一步，就能够迎来梦想成真的时刻。

回望历史，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从孔子的富民思想、屈原的“美政”理念，到朱熹的“足食为先”、康有为的大同之道，历代先贤对富民裕民的追求从未停止。无论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美好憧憬，还是“五谷丰登，物阜民康”的热切企望，无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深沉情怀，还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政治理想，无数先民对殷实生活的呼唤响彻历史的天空。

照见现实，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百年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向着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最后的总攻。中国的脱贫事业，既彰显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又实实在在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书写了“最成功的脱贫故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8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全球范围内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到600多万人，连续7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1000万人以上，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人口规模，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世所罕见。成绩的取得都不轻松，每一个脱贫故事背后，都倾注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顶层谋划、善作善成，都凝结着亿万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回答了“谁能使中国长治久安”。美籍历史学家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提到，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与贫困群众结对子、认亲戚，解决他们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为之一新，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固。栽下“摇钱树”，走上致富路，一项项惠民政策唤起群众千百万、同心干，一大批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获得感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不断增强，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基础不断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更加牢固。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贡献了减贫脱贫的中国智慧。从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构建大扶贫格局到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这一思想，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人民情怀彰显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确立脱贫方略，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吸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目光，为全球13亿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提供了新的可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历史记录过去、启迪未来。实现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伟大跨越，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成为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参与者、见证者，人生之大幸，莫不如是!

(二)

回首来路，才知道走出了多远;亲历奋斗，才明白付出的意义。

犹记得，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主张，“土地法大纲”的制度设计，为的是把劳苦大众从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犹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仅用3年时间就在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上，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解救了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犹记得，改革开放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廓清思想迷雾，以扶贫开发为标志，消除绝对贫困的实践驶入快车道。

因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在旗帜上的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初心如昨。从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的铮铮誓言，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精辟论断，到全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宣示，在战胜贫困的道路上，党带领人民栉风沐雨、接续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倾注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考察调研最多的是贫困地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别山区……习近平总书记的不倦足迹，深深印刻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山山水水;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之情，深深温暖着每一名贫困群众的心窝。在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阶段，直指难点、把脉开方;在访贫问苦的每一次考察，拿出民生簿、细算脱贫账;在万家团圆的每一个春节，走进贫困群众家中，嘘寒问暖、送上祝福……“脱贫攻坚是我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习近平总书记的质朴话语，映照的是人民领袖的赤子之心，展现的是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将军奋勇，三军用命。”面对战胜贫困这个世界性难题，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顽固堡垒，面对高山阻断、大河阻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何以敢于吹响打赢脱贫攻坚的号角?何以创造世所罕见的脱贫奇迹?这个答案，在壮阔的实践和伟大的奋斗中愈加清晰、愈加笃定。

——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实干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用35年的坚守与付出，让10多万山区人民摆脱世代贫困;贵州大山里的老支书黄大发兑现“水过不去、拿命来铺”的誓言，带领群众抹去了祖祖辈辈“一年四季包谷沙，过年才有米汤喝”的饥饿记忆……走出观念上的贫困，激发“我要富”的动力，全国各个脱贫攻坚战场，党员干部与百姓群众同立愚公移山的志向，鼓足“黄土变金”的信心，汇聚起百川成海的澎湃伟力。

——靠的是精准科学、务实笃行的精神。摆脱贫困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湖南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一山一水勘实地、挨家挨户访实情，引导年轻人搞乡村旅游、中老年人养牛羊、留守妇女做传统苗绣、村集体成立矿泉水厂……短短几年，昔日贫穷落后的苗寨旧貌换新颜。云南独龙江乡，退休“老县长”高德荣借山就势，带领干部群众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成立果草种植培训基地，助推独龙族整族脱贫，一跃跨千年……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到“走田埂、爬陡坡”，无数扶贫干部在“精”字上下功夫、在“准”字上谋实招，用苦乐自知的“辛苦指数”，换来写在群众脸上的“幸福指数”。

——靠的是无私奉献、忘我牺牲的担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这是我的使命。”广西百色扶贫干部黄文秀主动请缨回到家乡，投身脱贫攻坚第一线，30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退伍老兵王新法千里扶贫、魂归大山，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比共产主义更值得信仰的信仰。”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阳基村扶贫干部丁永华，即便生前多次被警告血压过高，但他却说：“没有谁不惜命，唯有共产党人不怕死”……7年多来，280万扶贫干部奔赴战场，700多名扶贫干部倒在冲锋路上，用生命兑现党旗下的誓言。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中，有大学教授、县委书记、县长，也有乡镇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乡村医生、退伍老兵……他们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铸就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三)

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历史性的任务需要历史的自觉、历史的韧劲。

掘井九仞未及泉，犹为弃井;胜利在望未全功，仍需努力。越到紧要关头、任务繁重，越容不得松口气、歇歇脚。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兑现承诺的底线须臾不可放松，脱贫质量更要放在首位。脱真贫、真脱贫，一个“真”字的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实”字。从初期全面部署，到中期全面推进，再到决胜期防滑坡、防松懈，防的是厌战松劲的疲劳症，防的更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让脱贫攻坚的成效真正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脱贫攻坚奔小康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终究要靠广大群众的辛勤奋斗和创造实干。贫穷不是宿命，苦熬不如苦干。只要自强而不息、自立而不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就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既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以尺寸之力积千秋之功。

(四)

“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能量如一轮朝日，已见东方既白，喷薄欲出。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85年前，革命烈士_这样展望一个可爱的中国。躬逢盛世，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与势;万里路遥，这是赋予我们的担与责。

我们坚信，“贫困的最后堡垒”必将在决胜脱贫攻坚中彻底攻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怀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向绝对贫困的堡垒发起总攻。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亿万人民团结一心的奋斗实践，我们的信心和底气无比坚定。

我们坚信，每个奋斗者的人生价值必将在决胜脱贫攻坚中尽情展现。万夫一力，天下无敌。在脱贫攻坚的壮阔历程中，有千千万万个你、我、他的智慧和汗水，有无数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故事。越到最后越要咬紧牙关，越要保持那么一股子敢闯敢拼、甘于奉献的精气神，与祖国相连、与大地相依，在脱贫攻坚中展现奋斗的价值、书写精彩的人生。

我们坚信，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必将在决胜脱贫攻坚中淬炼升华。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不朽业绩，迎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是庄严的承诺，更是历史的召唤。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一个把人民至上作为自己价值追求的政党，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经过这场伟大实践、伟大斗争的洗礼和磨砺，必将焕发出更加刚健旺盛的生命力、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我们坚信，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必将在决胜脱贫攻坚中激越铿锵。千年期盼终成现实，百年奋斗结出硕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意味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主动识变应变，就能够牢牢把握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有效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必将以更加奋发昂扬的精神开启新的征程，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自信豪迈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扶贫开发人物受表彰 篇3

大会表彰了博宥集团董事长丁书苗等73位在产业、教育、文化、老少边穷地区等扶贫公益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扶贫开发典型人物。此外,除了本次表彰大会,中国扶贫开发协会还将为73位中国扶贫开发典型人物举办人物画像展、造型雕塑展、扶贫书画展等宣传活动。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国富表示,“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扶贫开发人物,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扶贫典型,希望通过宣传73位扶贫典型人物,在全国掀起向扶贫楷模们学习的热潮,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一份厚礼。”

表彰大会上,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胡富国、副会长田爱习还为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大爱艺术团剪彩,宋祖英、谭晶等著名歌唱家现场演唱了歌曲。

国家知识产权局捐助贫困农村千台电脑

9月2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向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捐赠电脑签字仪式在局机关举行。据了解,绿色电脑扶贫行动是该协会一项号召企事业单位捐赠废旧电脑的公益行动,所捐电脑经过整修后,将能用的电脑送到农村支持农村信息化建设,不能用的则送到环保拆解机构环保处理,保证不污染环境。一千台电脑是自绿色电脑扶贫行动启动以来接收批量最大的一次。绿色电脑扶贫行动截至目前已得到数百家企事业单位的电脑捐赠,并向全国15个省区市捐建了130多个绿色电脑教室。

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公益商店“善心行”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善心行”公益商店项目将于近期在王府井乐天银泰百货开业。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善心行”项目,是通过“购物慈善”的公益模式倡导更多的人参与身边的公益活动。“善心行”将使每个人能够买到来自贫困地区的产品,以此方式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搭建一个市场的平台,支持他们的自我发展。

全民公益企业示范行动在京启动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主办的“吉庆华诞,爱心中国”全民公益企业示范行动9月10日在北京启动。全民公益企业的模式是通过企业自身、动员员工主动向基金捐款,捐赠主要用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援助型项目。据介绍,今年7月8日,《人民日报》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发起了“心基金”,全民公益企业示范行动是借助“心基金”的现代化平台开展起来的。启动仪式上,中国扶贫基金会段应碧会长授予加多宝集团首家全民公益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全国妇联“母亲健康快车”发车

感恩祖国母亲·关爱妇女健康——“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9月11日在北京全国妇联举行。据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秦国英介绍,此次共发车400辆,车辆将继续投放在中西部贫困地区,严格遵守“一县一车”的原则,对地震灾区、移民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给予适当倾斜,同时,参考捐赠方和基层妇联的意愿,最终确定车辆投放涉及了13个省区市。

库存物品捐赠惠及革命老区

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旧货业协会于8月26日在京举办“爱心捐赠库存物品·真情回馈革命老区”大型慈善公益活动。本次活动时间从8月26日开始至9月底,其资助项目包括:慰问健在的老红军;对困难烈属及子女给予扶持;为生活困难的贫困家庭提供日常用品;援助革命老区铺设道路、修建学校、敬老院等基础设施,提供医疗设备等;支持全国其他帮扶弱势群体等项目和支持筹建“中华慈善总会捐物仓储义卖中心”等。

“大爱无国界”资助云南贫困儿童教育

9月12日,由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夫人、外交部扶贫工作名誉大使乐爱妹女士发起的“大爱无国界—资助云南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国际义卖活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玲珑塔下举行。七十余家外国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以及钓鱼台国宾馆、前外交官联谊会、世界知识出版社、外交人员服务局、外交部服务中心等五家单位在活动现场设立了八十余个义卖台,筹集到善款100余万元人民币。据悉,主办方将利用这笔善款为金平和麻栗坡县各修建一所设施完备的学校,改善当地贫困儿童的就学条件。

山水艺术呼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9月22日,天安时代当代艺术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携手2005委员会共同举办“山水之美,山水之殇,山水之救赎”的主题论坛,旨在从人性和美学角度挖掘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论坛就当前气候变化、气候危机等问题,从经济、市场、政策和文化层面,分析环境保护在中国的利益和机遇,呼唤人类运用智慧度过环境和人性的危机。

18所希望小学获赠万余册新图书

9月10日,英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处牵手诺基亚“行学一族”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希望工程图书室仪式在青基会举行。此次捐赠活动针对我国贫困地区小学图书馆和学生课外读物严重不足的现状,旨在促进孩子们综合素质的发展。受捐对象包括湖南省辖区内18所希望小学,每所学校将获赠超过千册新图书。

“健康路·慈善行”首站启程在即

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发起的“健康路·慈善行” 首站活动将于2009年11月14日在北京启动。首站主题定位为“1+1=爱”。届时,将有千人参与此次活动,健走全程为4.7公里。“健康路·慈善行”活动是健康型“粉红丝带大步走”活动的延续。活动秉承“关注健康,关爱他人”的主旨,在活动中,为贫困乳腺癌患者募捐善款。北京站后,“健康路·慈善行”活动将在杭州、上海、北京、香港、澳门五大城市相继拉开序幕。

全国乡镇少儿文化站公益项目启动

9月23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16家国家级专业艺术协会发起成立的“全国乡镇少儿文化站”社会公益项目在京启动。据悉,面向全国推广普及的“全国乡镇少儿文化站”是服务于全国农村少儿的社会公益项目。该项目计划在5到10年内设立41636个乡镇少儿文化站。届时,网点将遍布祖国各个角落,实现城乡少儿平等分享艺教资源。

记忆健康360工程启动

9月21日,由当代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公共健康公益事业“记忆健康360工程”,日前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记忆健康360工程”致力于成为中国最为领先的阿尔茨海默症防治公益事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同志发表致辞,并宣布“工程”正式启动。

手机网络捐赠平台推出

中国扶贫 篇4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 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社团组织,成立于1993年,宗旨是致力于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按照中央领导的批示精神,信息化扶贫一直是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目前, 贫困地区农村信息化程度低,农民办事不方便、享受政务服务成本高,已经阻碍了农民脱贫致富谋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和便民惠民机制改革。2015年7月1日,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出台,要求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 ;8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提出“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这对农村的信息化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农民办事不出村”项目是由协会联合既是技术支持又是捐赠方的北京宇星新语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发起以“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为宗旨的信息化扶贫项目,旨在通过信息化帮扶,用信息化手段为老百姓提供便利服务,努力让全国的老百姓畅享农民办事不出村。据介绍,“农民办事不出村”电子政务系统是一个具备在线传输、同步审核、结果反馈、实时提醒、 监察统计、流程跟踪诸多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化系统,可整合多种资源,真正做到证件村里办、信息村里查、农资村里订、费用村里交、补贴村里领、矛盾村里调。目前该项目在湖北、内蒙、河北等地已成功试点运行,并取得各界的良好反响,有效解决当地群众办事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的难题。2014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湖北省调研时,考察了恩施市“农民办事不出村”项目,他指出: “你们通过网络平台,让群众办事不出村, 这点抓的很好,是深入贯彻党中央发展关于服务型党组织的具体体现”。

为进一步推动农村的信息化,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尤其是解决边远山区基层农民群众办事难、效率低、成本高等问题我会经试点后拟向符合条件的各贫困县进行推广,现开始正式接受项目申报。

中国扶贫基金会 篇5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China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缩写CFPA）成立于1989年3月，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是对海内外捐赠基金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简介

中国扶贫基金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3月，是专业从事扶贫工作的全国性非政府组织。

中国扶贫基金会以搭建社会贫富互动平台，传递慈善爱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己任，以励精图治、求真务实的精神，致力于动员社会参与，创新扶贫方式，推动政府公益政策制定，促进公民社会发育，实现社会平等、公正和共同富裕。

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和实施了“扶贫中国行——走进千村万户，共建和谐社会”、“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表彰活动”等大型系列公益活动，以及“母婴平安120项目”、“小额信贷项目”、“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紧急救援项目”、“天使工程”及综合项目，动员众多国际、国内组织、机构、企业、社会公众捐赠善款与物资，帮助弱势群体。

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专职扶贫公益机构。

中国扶贫基金会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和机构文化的涵养，提倡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强调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奉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遵循严格自律、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其社会知名度、公信度日益提高，并享有国家特批的对基金会进行公益救济性捐赠实行全额免税的政策优惠。

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总部拥有80名员工。在全国拥有26个分支和下属机构。

基金会的员工长期从事扶贫或非政府组织（NGO）与农村发展工作，他们的专业包括经济、农业、金融、工商管理、社区发展等领域。宗旨

扶持贫困社区和人口改善生产、生活和健康条件并提高其素质和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发展。使命

帮助贫困社区的弱势群体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改善基本生产条件和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促进受援人脱贫与自立，强化基层管理与组织，减轻社会疾苦与不安，传递人类爱心与善心，促进社会和谐与文明。目标

最好的产品设计；

最大限度地瞄准穷人；

推动穷人参与和制度创新。信念

一切遵循人类良知和善心的指引。

像企业家一样的经营谋略和高效管理，像科学家一样的研究方法和学习理念，像工作狂一样的职业追求和奋斗精神。服务对象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服务对象是：

直接援助贫困社区的弱势群体；

直接援助贫困社区的公共设施和社区服务；

直接援助为贫困社区中的穷人提供技术性服务的专业人士和组织。业务范围

接受资金、物资捐赠及技术援助；

开展各种扶贫济困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募集扶贫资金和物资；

资助中国贫困社区进行必要的教育、卫生、环境和文化建设；

扶持贫困家庭和人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其素质和能力提高；

促进中国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及海外的联系、交流与培训；

为关心支持中国扶贫事业的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扶贫济困公益活动提供咨询、代管和服务；

按有关规定设立帐户，独立核算，对基金的募集和使用进行管理。管理模式

内部管理

宗旨和目标确立——功能和机构设置——岗位描述和权责划分——工作流程有序化——工作记录和档案建设——监测评价与激励机制——全面合约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研究与策划——工作流程与培训教材制订——瞄准受援人的机制建立——达成目标的管理机制形成——全过程记录与管理——监测与矫正——评价与研究。历史

中国扶贫基金自1989年成立以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辱使命，一直以关注疾苦、传递关爱、促进和谐为己任，已成为当前内地扶贫领域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累计募集资金和物资近20亿元人民币，帮助400万贫困群众受益。

目前已逐渐形成以提升农户自立能力和增加收入为目标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以降低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为目标的母婴平安120行动，以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为目标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以救助水灾灾民为主要目标的紧急救援项目，以改善贫困地区医疗条件和提升管理水平，降低医疗成本，从而减少贫困人口治病开支的天使工程项目和以培训就业、教育扶贫和国际合作扶贫为主的综合项目等六个援助型品牌项目，以及以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全民扶贫、倡导贫富和谐为愿景的365天天扶贫宣传项目等倡导型品牌项目。承诺

► 让受援人在项目参与中学习，并促进其自信、自尊、自强与自我发展；

► 尽最大努力铲除援助过程中的腐败，剔除多余动作与中间截流，直接将爱心传递给贫困人口；

► 有项目工作的原始记录和档案供人查阅，欢迎公众、媒体和研究人员参与监督与研究。机构章程

中国扶贫基金会章程（2005年4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基金会的名称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英文译名China Found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缩写CFPA。

第二条 本基金会属于公募基金会。本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捐的地域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境外。

第三条 本基金会的宗旨是：扶持贫困社区和人口改善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健康条件并提高其素质和能力，实现脱贫致富和持续发展。

第四条 本基金会的原始基金数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来源于有关组织与企业捐赠。

第五条 本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六条 本基金会的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西里36号南楼四、五层。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七条 本基金会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接受海内外热心支持中国扶贫事业的政府、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提供的资金、物资捐赠及技术援助；

（二）按照合法、自愿、有效的原则，开展各种扶贫济困活动，通过各种渠道，募集扶贫资金、物资等；

（三）资助中国贫困社区进行必要的教育、卫生、环境和文化建设；

（四）扶持贫困家庭和人口改善其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促进其素质和能力提高，以达脱贫致富之目的；

（五）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进行紧急救援，减轻灾民的疾苦，实施灾后重建；

（六）促进中国贫困地区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海外的联系、交流与培训，为贫困地区的开发储备人才；

（七）为一切关怀、支持和热心中国扶贫事业的海内外政府、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开展的消除贫困等公益活动提供优良的咨询、代管和服务等扶贫合作；

（八）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自觉承担社会责任，为推进社会公共事务问责制度的建设而努力；

（九）本基金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设立人民币帐户和外汇帐户，实行独立核算。按照科学、合法、公开的原则对基金的募集和使用进行管理。

第三章 组织机构、负责人

第八条 本基金会由不少于5名，不多于25名理事组成理事会。本基金会理事每届任期为4年，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九条 理事的资格：

（一）热心于中国扶贫事业的知名人士；

（二）对中国扶贫事业有重要贡献者；

（三）本基金会主要捐助人；

（四）公益扶贫领域的专家学者。

第十条 理事的产生和罢免：

（一）第一届理事由业务主管单位、主要捐赠人、发起人分别提名并共同协商确定。

（二）理事会换届改选时，由业务主管单位、理事会、主要捐赠人共同提名候选人并组织换届领导小组，组织全部候选人共同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

（三）罢免、增补理事应当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四）理事的选举和罢免结果报登记机关备案。

（五）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在理事会任职。

第十一条 理事的权利和义务

（一）本基金会的选举、被选举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基金会举办的活动的权利；

（三）对基金会工作的批评、监督和建议权；

（四）遵守本基金会章程，维护本基金会的合法权益；

（五）热心和支持本基金会的工作；

（六）向本基金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修改章程；

（二）选举、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包括资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四）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

（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六）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七）决定由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

（八）听取、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检查秘书长的工作；

（九）决定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十）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三条 理事会每年召开2次会议。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有1/3以上理事提议，必须召开理事会会议。如理事长不能召集，可由提议理事推选召集人。

召开理事会会议，理事长或召集人须提前5日通知全体理事、监事。

第十四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通过方为有效。

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表决，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一）章程的修改；

（二）选举或者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章程规定的重大募捐、投资活动；

（四）基金会的分立、合并。

第十五条 理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形成决议的，应当当场制作会议纪要，并由出席理事审阅、签名。理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法规或章程规定，致使基金会遭受损失的，参与决议的理事应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理事可免除责任。

第十六条 本基金会设监事2至5人。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期满可以连任。

第十七条 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任监事。

第十八条 监事的产生和罢免：

（一）监事由主要捐赠人、业务主管单位分别选派；

（二）登记管理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选派；

（三）监事的变更依照其产生程序。

第十九条 监事的权利和义务：

监事依照章程规定的程序检查基金会财务和会计资料，监督理事会遵守法律和章程的情况。

监事列席理事会会议，有权向理事会提出质询和建议，并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税务、会计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监事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忠实履行职责。

第二十条 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报酬。

第二十一条 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

第二十二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生。

第二十三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在本基金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最高任职年龄不超过70周岁，秘书长为专职；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能担任本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一）属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

（二）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

（三）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

（四）曾在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且对该基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逾5年的。

第二十五条 担任本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以及外国人，每年在中国内地居留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

第二十六条 本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每届任期4年，连任不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超届连任的，须经理事会特殊程序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并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

第二十七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不兼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应当由中国内地居民担任。

本基金会法定代表人在任期间，基金会发生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本章程的行为，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相关责任。因法定代表人失职，导致基金会发生违法行为或基金会财产损失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个人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基金会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

（二）检查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三）代表基金会签署重要文件。

本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在理事长领导下开展工作，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基金会公益活动计划；

（三）拟订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四）拟订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报理事会审批；

（五）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

（六）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七）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八）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九）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四章 财产的管理和使用

第二十九条 本基金会为公募基金会，本基金会的收入来源于：

（一）组织募捐的收入；

（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捐赠；

（三）投资收益；

（四）其他合法收入等。

第三十条 本基金会组织募捐、接受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

第三十一条 本基金会组织募捐时，应当向社会公布募得资金后拟开展的公益活动和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重大募捐活动应当报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备案。本基金会组织募捐，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摊派及变相摊派。

第三十二条 本基金会的财产及其他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第三十三条 本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

接受捐赠的物资无法用于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用途时，基金会可以依法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收入用于捐赠目的。

第三十四条 本基金会财产主要用于：

（一）实施本基金会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支出；

（二）公益资助项目的管理费用支出；

（三）本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第三十五条 本基金会的重大募捐、投资活动是指：

（一）面向社会公众的募捐活动；

（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施规模较大的募捐活动；

（三）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投资活动。

第三十六条 本基金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三十七条 本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

本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第三十八条 本基金会开展公益资助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开所开展的公益资助项目种类以及申请、评审程序。

第三十九条 捐赠人有权向本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本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使用捐赠财产的，捐赠人有权要求基金会遵守捐赠协议或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解除捐赠协议。

第四十条 本基金会可以与受助人签订协议，约定资助方式、资助数额以及资金用途和使用方式。

本基金会有权对资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受助人未按协议约定使用资助或者有其他违反协议情形的，本基金会有权解除资助协议。

第四十一条 本基金会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本基金会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

第四十二条 本基金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出纳。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第四十三条 本基金会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业务及会计，每年3月31日前，理事会对下列事项进行审定：

（一）上业务报告及经费收支决算；

（二）本业务计划及经费收支预算；

（三）财产清册。

第四十四条 本基金会进行年检、换届、更换法定代表人以及清算，应当进行财务审计。

第四十五条 本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检查。

第四十六条 本基金会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检查后，将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第五章 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本基金会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终止：

（一）完成章程规定的宗旨的；

（二）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从事公益活动的；

（三）基金会发生分立、合并的；

（四）自行解散。

第四十八条 本基金会终止，应在理事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第四十九条 本基金会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

本基金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15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在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五十条 本基金会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通过以下方式用于公益目的：

继续履行已经签定的对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口进行资助项目的合同。

无法按照上述方式处理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组织捐赠给与本基金会性质、宗旨相同的社会公益组织，并向社会公告。

第六章 章程修改

第五十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15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章程经2005年4月4日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五十三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理事会。

第五十四条 本章程自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1] 会徽

含义：

明喻：一双援助之手，献上一颗爱心。

隐喻：一个强者群体（长）对一个弱势群体（短）的真诚帮助，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手）的传递，构筑成彩色的爱心和善

中国扶贫基金会

心，构筑成社会的文明与和谐。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 项目目标

为真正的穷人提供资金支持

提高穷人的自立和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项目操作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群体

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穷人（尤其是妇女）合法地位

2001年国务院扶贫办下发文件（国开办函（2001）25号）：根据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第二十七条的精神，同意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小额信贷扶贫的试点单位。项目历史

1996年，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以下简称西部中心）负责实施中国秦巴山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的小额信贷项目。当时的项目区包括陕西省的安康市和四川省的阆中市。

2000年，西部中心负责实施的秦巴项目中的小额信贷分项目及其管理队伍全部并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此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先后在10个贫困县实施了小额信贷项目。

2005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总结以往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从项目型小额信贷向机构型小额信贷转变的重大战略调整，并力争在中国建立一家真正以扶贫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

2005年6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辽宁省康平县成立了第一家基金会直属的小额信贷操作机构——康平县农户自立服务中心。

2005年9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顺利地将左权县、六枝特区、霞浦县和福安市的小额信贷机构由当地的社团组织变成了基金会的下属机构。至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建立小额信贷机构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截至2007年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全国共成立了10个分支机构，管理贷款本金6850万元人民币，有效贷款客户超过21,000人。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 项目背景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报告》指出：重视每一位母亲和孩子。报告称：“儿童是社会的未来，而母亲则是这个未来的保护伞。然而就在今年，大约1,100万的五岁以下儿童却将死于大部分可以预防的因素。其中有400万婴儿活不过一个月。另外还有330万婴儿胎死腹中。同时，大约有52.9万妇女在怀孕期，分娩期或分娩之后的短期内死亡。”情况表明：从全世界角度看，母婴状况问题仍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

在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边远地区婴儿死亡率为43.2‰，是沿海地区的4.5倍；孕产妇死亡率为93.7/10万，是沿海地区的7.2倍。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以救助贫困母婴，降低孕产妇及婴儿死亡率为宗旨的公益项目。它创建了县、乡、村三级项目执行机构，通过周严的项目管理制度，将援助人的爱心送达贫困母婴手中。项目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发展到10个县，覆盖人口200万—250人。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品牌项目之一。“120”不仅代表急救，还蕴含着“1个家庭，2条生命，生育0风险”的深刻内涵。

国务院新闻办《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该项目被重点介绍。项目目标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是通过建立母婴综合保障体系，对贫困母婴分娩实施分类补贴，对贫困产后母婴进行物资援助，为项目区医疗机构配备基本的医疗设备，对项目区医务人员提供专业培训，以提高贫困社区母婴生命保障水平和健康水平，促进乡村人口素质提升，减缓因母婴生命出现问题而返贫的状况，促进爱心的奉献和人类文明与和谐的发展。大爱无疆

为了搭建中国企业家援助非洲的爱心平台，中国扶贫基金会计划招募10名左右爱心企业家于今年6月20日至29日开展大爱无疆 善行非洲——中国企业家赴苏丹爱心之旅活动，届时将邀请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新浪网等国内主流媒体进行深度报道。活动目的是通过爱心企业家亲自考察苏丹贫困现状和体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援外项目，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人民援助非洲的真实愿望，树立中国援外国际新形象。

伴随中国日渐从原来的受援国变成援助国，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都产生了新的期待。“我们不能对世界的苦难，熟视无睹！我们不能对非洲的难民，熟视无睹！我们不能对世界存在的问题,熟视无睹！”

“青尼白尼汇大川，晨钟暮鼓祷楼兰。阅尽人间苦难事，难言痛楚在苏丹。南北断裂东西碎，百万流徒何家园。赤诚来助情万里，从此天涯一心牵。”2009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率团考察非洲苏丹，深感苏丹贫困现状，有感而发做成这首诗。自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遥远的非洲苏丹产生了紧密的联系，2010年，我们先后顺利完成了援苏医疗设备捐赠，苏丹社会基本情况拍摄和苏丹NGO扶贫能力建设培训班，并启动了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2011年5月底，援建苏丹妇幼保健系统示范项目第一所援建的医院——苏中阿布欧舍友谊医院将竣工。接下来，我们将为医院引进管理培训，母婴保健网络和派遣志愿者活动。

通过组织此次企业家赴苏丹爱心之旅活动，我们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优秀企业家的慈善意识。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积极热心地参与到对非洲贫困地区的援助。我们欣喜地看到部分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们正在思考：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所要肩负的社会责任，同时有一批民营企业家正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企业捐赠慈善事业完全可以做到双赢。企业家回报社会，不仅帮助了非洲同胞，还能将受惠者的范围不断扩大，使感恩的火种生生不息，促进苏丹乃至非洲医疗的整体进程。企业来源于社会，发展也离不开社会。通过参加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反哺社会，也必将提高企业和品牌的美誉度，增加企业和品牌的无形价值。[2]

中国扶贫基金会倡议全国各地企业家加入到献爱心的行列！通过我们的行动，唤起国际社会对非洲贫困的关注，积极推动我国援外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展示中华民族的无疆大爱，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贡献力量！自强项目

2006年底，中国高校在校生达到2500万，贫困生群体也越来越庞大。目前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贫困学生的比例为20%，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以下简称“特困大学生”或“特困生”）比例为8%，农、林、师范类学校贫困生比例超过30%，特困生比例超过15%。

中国扶贫基金会

特困生不仅面临经济困难，还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帮助，这种困难不仅将影响他（她）们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甚至可能会对其心理健康、生活态度产生严重影响。

为了帮助特困大学生克服家庭经济困难，顺利完成大学学业，中国扶贫基金会于2002年9月1日发起“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对特困大学生给与以下三个方面的帮助：

◆ 经济资助：每人每年2000元，用于资助特困大学生生活费用；

◆ 成才支持：在受助学生集中的高校建立自强社，并以自强社为平台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提升特困大学生综合能力；

◆ 就业服务：为受助学生提供培训、指导，帮助受助学生成功就业或创业。

新长城项目作为一个教育扶贫的公益项目，以经济资助为基础，以成才支持为核心，以培养自立、自强人才为最终目标，将扶贫济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立足于帮助特困大学生完成学业，着眼于培养特困大学生完善健全的人格素质，致力于引导大学生在成长成才的同时回报社会，实现项目“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的宗旨，为弘扬社会公益文化、促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的和谐，播撒爱的种子！

截至2006年12月底，在社会各届爱心人士的慷慨捐赠下，新长城项目共募集善款1.1亿元（含多项分年到帐捐款），其中到帐捐款6321.8万元，资助特困大学生3万余人次，覆盖高校500余所，成立自强社33个。

■捐赠资助资金：

2000元，可以帮助一名特困大学生一年的生活费

20万元，可以帮助一所高校100名特困大学生

■捐赠成才基金：

◆ 捐建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计算机能力提升基地（电脑房）

◆ 捐赠成才基金，支持自强社开展活动

◆ 捐赠支持新长城高校大学生演讲大赛

◆ 捐赠支持新长城自强之旅夏令营、冬令营（能力培训）

■报名参与扶贫中国行—新长城2007千村寻访助学行动 365天天扶贫宣传基金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话题。

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引人注目。贫穷并没有远离中国。中国当前面临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峻，截止到2005年末——按照世界银行公布人均消费一天一美圆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1.6亿贫困人口！

中国经济发展培育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先富人群）——按照最新统计数据，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先富人群）已经超过1.6亿！他们都有能力参与扶贫公益事业，关键社会缺乏引导，新闻舆论缺乏深入、系统的宣导！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内的公益组织主要着眼于“援助型扶贫项目”，严重忽视“倡导型扶贫项目”，远远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人人扶贫，天天扶贫”的社会氛围。

正是在以上背景的感召下，在2005年10月17日举办的“扶贫中国行大型社会公益活动”的基础上，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充分论证决定长期设立“365天天扶贫宣传基金”，通过定向筹集专门的宣传资金，通过系统的宣传引导，从而动员和呼吁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参与到扶贫公益事业中来，实现“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全民扶贫，倡导贫富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救灾秘籍” 篇6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了6.5级地震。16时50分，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启了他们的救灾响应机制，与时间展开了一场“生命抢夺战”。

七天中，扶贫基金会积极奋战一线，并以快速的响应机制、高效的募款能力、及时透明的信息传播，展现出了行业“老大哥”的救灾能力。

那么，他们究竟有哪些“秘籍”呢？

内部有紧急救援响应机制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介绍，中国扶贫基金会内部有一个紧急救援响应机制，参考了国家的应急响应机制和机构特点制定而成。针对不同灾害类别和灾情程度，投入的人力、资金等会有所不同。基金会内部亦有专人与国家灾害部门保持沟通，同时也会与扶贫基金会建立的人道救援网络的NGO伙伴保持联系。

陈红涛进一步解释了不同响应级别背后的含义。“所谓一级响应意味着全会动员，所有工作人员需要暂停手头工作，或将工作重心调向与救灾相关的方面。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做好前往灾区一线的准备，官网上的首要位置要反映灾情信息。如果是二级响应，那么动员范围不会那么大，可能只是灾害、资源发展、传播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参与和配合。”

此次鲁甸地震，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时间召开一个电话会议，对灾情响应做出判断，并决定行动方案。比如派出多少人力前往灾区，准备调用多少救灾物资等。扶贫基金会派出的第一批救援人员在4日凌晨1点即到达了鲁甸重灾区。通过前方人员的灾情评估，以及从国家相关部门获得的灾情信息，扶贫基金会将鲁甸救灾从二级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

除了有配套机制，成立于2003年的紧急救援部也是扶贫基金会近年参与救灾的主力。十余年来，该部门接受过南方雪灾、汶川地震、西南五省旱灾以及青海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等大大小小33次自然灾害的洗礼，经历了一个从非专业化逐步走向专业化的过程。

2008年以前，紧急救援部主要参与水灾救援。由于缺乏地震救援的经验，陈红涛回忆，当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时，救援人员去到一线连基本的服装、工具、帐篷、睡袋都没有。而今，救援人员不但配备了专业服装和设备，机构本身也有了备灾物资。

“可以说，从汶川到玉树，再从雅安到鲁甸，我们的救援能力一直在进步。汶川时我们开始关注灾后重建；玉树时我们尝试把资源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更关注灾区的长远发展和生计问题；芦山时我们的物资发放水平有了提升，在过渡安置阶段启动了‘公益同行’社区陪伴项目，支持了十几个公益小伙伴在灾区向受灾群众提供专业、细致、人性化的服务。”而今年，扶贫基金会在全国十余个城市开展“向灾害Say No”的行动，成为了紧急救援部门的日常工作。随着鲁甸救援进入过渡安置阶段，项目合作部的工作人员也将作为新的工作梯队进驻灾区，资助比去年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为灾民提供心理疏导、疫情防治等服务。

“实际上，紧急救援部应该改叫‘救灾部’更准确。除了紧急救援外，灾后重建、减防灾、备灾都归他们管。”陈红涛透露，灾害部门目前共有10个专职人员。灾害发生时，他们需要24小时开机，每天至少开一次连线会议。

另外，扶贫基金会内部还组建了一支紧急救援队，以便能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援队采取自愿原则，主要在各部门间选拔，要求身体素质较好、比较年轻，能接受户外技能、应急知识、体能拓展等训练。

八成捐赠来自大客户

每一次救灾都是一场挑战，不仅考验救援机构的反应速度、项目执行效率，也考验一个机构的社会动员和筹款能力。在鲁甸地震中，成立于1989年的扶贫基金会展现出了一个老牌公益组织强大的动员能力。其募得的社会资金超过了5000万，这还不算物资捐赠的部分。

“筹资团队的救灾意识和动员能力不是靠突击出来的，而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结果。”陈红涛透露，认捐的企业大都有着5年以上的合作历史。“比如ABB与我们就合作了至少10 年。”

通常基金会都会鼓励资金捐赠，不过仍有许多企业希望能把救灾物资立刻、直接送到灾民手中，无形中给执行机构带来了巨大压力。如何把灾区的实际需求与企业的捐赠愿望匹配起来，是许多公益组织面临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曾遇到过有企业自行配送捐赠物资的情况，由于对方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在清点、核对、分发物资时，浪费了不少时间和人力。灾区情况特殊，你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和节奏做出规划。对于那些实在无力执行的物资，你只能‘Say No’。”陈红涛认为，基金会的专业性不是迅速把钱花完，而是“只做你能做的事”。一个理性的捐赠人，也需要尊重专业机构的意见，“至少是能商量的”。

物资发放方面，扶贫基金会主要靠搭建一个“指挥中心+工作站”的运作体系来完成。前线总指挥部是一个信息中心、物流中心、仓储中心及后勤中心。工作站则分散在灾区的各个村镇上。所有物资必须先运到指挥中心清点、核对，再通过调配，分发到各个工作站。大量繁琐的工作都需要志愿者完成，扶贫基金会及合作伙伴、志愿者此次投入约在200人。

8月9日，随着扶贫基金会“公益同行”项目的启动，救援行动也正式实施3～6个月的过渡安置计划。扶贫基金会计划着在9月初能召开一次阶段性内部总结会，为下一场“战役”做足准备。

专人专职贡献传播力

除了一线救援团队和筹款部门，这一次扶贫基金会的品牌传播部也很“给力”。

8月6日，“黄金72小时”后，品牌部门迅速张罗起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的救援进展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发布会被安排在北京云南大厦召开，除了数十家新闻媒体外，企业捐赠人亦应邀出席，声势浩大。会上扶贫基金会的主要领导首次公布了最新的捐赠数额和名单。

那么，信息应该公开到什么程度呢？陈红涛认为，这与公益机构的自身定位和管理能力有很大关系。“我们有大量的公众筹款，传播首要目的是透明，对外发布的主要是灾情信息、捐赠信息以及理性救灾的知识。要求有图有真相，文字尽量朴素。”偶尔，一些灾区的所见所闻也会被写成小故事，在“朋友圈”内转发，据说阅读率也挺高。

不过，他也坦言，传播是把“双刃剑”，有时也让他感到“亚历山大”。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脆弱，关注度提高也很容易让很多细节被置于显微镜下无限放大。“好在我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信心。要说有什么传播秘籍，一句话，执行力才是根本保障！”

“人道救援网络”

今年4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也顺应潮流，联合了国际美慈、蓝天救援队、卓明地震援助信息咨询中心等29家国内外公益组织共同组建了“人道救援网络”。据悉，“人道救援网络”定位于及时应对各种灾害，呼吁同行坚守人道主义精神，建立预警机制、发挥灾害援助专业能力，实现援助资源利用最大化。该网络成立至今，已参与了今年南方水灾、海南威马逊风灾的救援行动，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磨合。此次鲁甸救援中，至少有7家人道救援网络成员奋战在灾区一线。

并不存在的“中国扶贫医院” 篇7

并不存在的“中国扶贫医院”,却在浙江丽水的一个欠发达地区,有着一场不寻常的表演。

尽管过去了5年多,但朱南平仍对在2008年10月8日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这一天,包括朱南平的829平方米田地在内的浙江省缙云县七里村的50多亩土地被县政府征收,用来建设全国首家“中国扶贫医院”。

该院“院长”陈华在各种场合公开宣称,在缙云县七里村建设的浙江丽水长征医院受到国务院、省、市、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被批准为中国扶贫医院、浙江省扶贫医院,建成后可达到“三甲”等级,“以医扶贫、服务低收入人群”是其办院宗旨。

医院加上双料“扶贫”并以“国”字头命名,使得这家医院的筹建,引来了各方关注。而浙江丽水长征医院的官方网站上,出现的陈华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扶贫协会、浙江省农口等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的调研、视察图片,彰显着其作为一家私立民营医院的某种独特性。

然而,据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所谓全国首家中国扶贫医院的筹建却很显诡异:陈华口中的“中国扶贫医院”和“浙江省扶贫医院”,没有部门和机构承认批复过,而其在优酷视频上的宣传片中,却出现了国务院扶贫办核准其为中国扶贫医院的公函。

3月10日,记者向浙江省扶贫办核实到,浙江丽水长征医院的所谓“浙江省扶贫医院”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批准,“浙江省扶贫办从没批准过浙江省扶贫医院的名称,丽水长征医院与省扶贫办没有关系,它不属于我们的扶贫项目。”浙江省扶贫办工作人员杨叶勇对记者表示,并称:“国务院扶贫办也不可能批。”

浙江省扶贫办贾处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医院是卫生、发改部门批准的,扶贫办从来没有批过扶贫医院。”

就浙江丽水长征医院的“中国扶贫医院”称号是否经过卫生部门审批或备案,具备何种资格才能成为“三甲”医院的问题,记者向国家卫计委采访。3月12日,国家卫计委给予书面答复称,“关于该院冠名‘中国扶贫医院’问题,原省卫生厅没有给予任何批准认可手续,我厅也无此项审批工作内容。关于该院自称为‘三甲’医院问题,按医院分级管理有关规定,新设置医院必须执业满3年才可申请等级评审,而该院尚未进行执业验收,也还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允许营业,更谈不上等级评审,所以该院自称‘三甲’医院,是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

然而,并不存在的“中国扶贫医院”,却在浙江丽水的一个欠发达地区,有着一场不寻常的表演。

首家“中国扶贫医院”诞生记

在浙江省缙云县七里孙村村口的小溪边,四五栋红砖裸露的未完工楼,两辆报废的汽车歪在泥泞的小道两侧。如果没有矗立一旁的巨大宣传栏,很难想象,这里就是“中国扶贫医院”、“浙江省扶贫医院”。

而正在建设的医院真实名称为浙江丽水长征医院,院长名叫陈华,浙江仙居县人,在缙云县开有“陈华卫生室”。

虽然缙云县中认识陈华的人很多,但却很少有人知晓他的详细经历。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对他的评价趋于一致:乡村医生、(医术)分不清真假、与政府领导关系好。这些人士包括缙云县政府及多个相关部门的官员。

陈华曾在多个场合宣传自己的医术,如他在优酷网上的一段宣传视频中称自己经多年研究,弄清了古代宫廷医生悬丝诊脉的原理;在该医院官网上张贴有“会练220伏高流电电气功的特种功能”,并盖有中国医师协会的印章。

但缙云县政府办公室周副主任告诉记者:“医术高明都是他自己说的,如在缙云县能举出几个例子也行,反正在缙云县没有这种事。”

而在上述宣传视频中,陈华表示多年对贫困人口看病免费。因此,萌发了举办“扶贫”医院的念头。并称该医院完全由自己举债举办,建成后是一所“三甲”的非营利性医院。

“中国扶贫医院”于2009年在七里村举行了开工庆典,多位“大人物”到场,甚至包括国务院参事和浙江省领导,但其雏形可以追溯到2005年,浙江丽水医院的前身叫做天方医院。

缙云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给记者的“缙云县2005年年度整理第六批次建设项目”中记载,陈华曾于2005年在七里村规划建设天方医院,征地1.1465公顷,并得到缙云县政府乃至丽水市、浙江省国土部门核准,但迟迟未能动工修建。

直至2007年,天方医院改名为浙江丽水长征医院,占地规模扩大了一倍有余,在收到陈华《浙江丽水长征医院建设项目申请报告》后,缙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及丽水市卫生局核准了陈华的申请,用地性质为医疗卫生用地,医院性质为私立民营医院,占地规模扩大至2.902公顷(折合43余亩),核定床位248张,建筑面积34824平方米。陈华需要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总计667.46万元,浙江丽水长征医院法定代表人、陈华老婆蒋彩英与缙云县国土局在2009年4月10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缙云县国土局土地利用科科长吕传对记者表示,“2009年9月,陈华再次提出扩大医院建设面积的申请,容积率由原来的1.2增至2.3,建筑面积则相应增加了31922平方米。”

他向记者拿出的一份文件显示,缙云县政府批准陈华的申请,要求补缴土地出让金522万余元。

“陈华通过与县政府协商,免去了补缴款项。”吕传对记者称。

至此,浙江丽水长征医院拟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设立500张床位,宣称总投资2.8亿元,计划贷款1.7亿元。

“这么大的规模,建在一个村子里,哪有那么多看病的人?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贷款1.7亿元,每年利息就有多少?”吕传也有些纳闷。

2009年底,陈华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接触,向两单位称自己建设的医院是扶贫医院,可以为贫困人群减免医药费。

“陈华说他是浙江省扶贫医院,帮助弱势群体,我们觉得这是好事,”中国扶贫基金会品牌传播部主任王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我们正好开展天使工程项目,就把浙江丽水长征医院列为合作医院了。”

据陈华宣传,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也把其列入了合作项目。

农业发展银行拒贷

按照陈华的宣传,浙江丽水长征医院计划投资2.8亿元,其中1.7亿元需要贷款解决。

“当时陈华报上来的资料中有一份中国扶贫基金会贷款担保、贴息的文件,抬头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缙云县支行。”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客户部三处屠处长向记者回忆,2010年初,农发行缙云县支行客户部接到陈华送来的贷款材料及一份中国扶贫基金会发给该行的函件。

知情人士为记者提供了陈华交给该银行的文件复印件。记者看到,文件盖有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印章,时间为2010年1月22日,具体内容包括:“贵行于2009年12月10日与浙江丽水长征医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第一期意向贷款5000万元,第二期意向贷款12000万元),我会将对该院继续进行全方位支持,并同意贷款贴息,并于2010年3月15日发函对浙江丽水长征医院建设项目17000万元贷款本息实行专项补贴……”

2014年3月4日,记者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核实该文件真伪,其品牌传播部主任王鹏调出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发函原件,从原件上看出,两份公函存在诸多出入。

中国扶贫基金会原件的抬头是“中国农业银行缙云县支行”而不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缙云县支行”,虽然只差“发展”二字,但这却是两家不同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是商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国家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

最为重要的是,原件没有“同意贷款贴息、对17000万元贷款本息实行专项补贴”字样。王鹏称:“不可能给他贴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钱。”

“陈华说要去农业银行贷款开展医疗扶贫项目,银行需要出具认定与基金会的合作关系,仅此而已。”王鹏补充说:“当时我们怕有问题,还让他写了与贷款无关的承诺。”

王鹏给记者出示的承诺书显示,“浙江省扶贫医院承诺有关贷款一事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无关,由浙江省扶贫医院承担责任。”该承诺书落款是2010年1月25日,其中有陈华的签字与手印。

除去上述两处关键出入,两份公函中还有时间节点、数据、盖章位置等多项与原件不符的地方,甚至落款时间与内容颠倒的错误。

如原件内容为“第一期意向贷款4000万元,第二期意向贷款10000万元”。

“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这不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出的文件。”王鹏对记者说。

事实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最终没有向陈华发放贷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浙江省行办公室朱主任说:“基本条件不具备,连待审会都没有进。”

在屠处长看来,浙江丽水长征医院从资本金来源、项目收益、抵押用地等诸多角度审查,根本不可能获得该行贷款。

屠处长向记者解释:“丽水长征医院的自有资金无从核实,账目不规范、凭证散,现金都是打到他个人卡上的;医院建好后,我们测算其现金流覆盖不了贷款本息,他在申请书中的承诺达不到;另外,抵押用地价格估算过高。丽水长江医院的土地性质为医疗用地,如贷款出现风险,土地受让方必须是医疗卫生部门,所以,中介机构按市场评估的价格偏高。”

“再说,缙云县有好多家医院,没有雄厚实力,医务人员到丽水长征医院来工作,肯定做不到。”屠处长称。

“双料”扶贫医院子虚乌有?

知情人士为记者提供的一份盖有国务院扶贫办印章并发给缙云县人民政府的公函中写道,“中国扶贫医院(浙江丽水长征医院)……报我办批准为全国首家中国扶贫医院,中国扶贫医院建成后,我办将组织专门人员对医院所有资产进行评估结算,再由我办派员管理……希望缙云县人民政府将中国扶贫医院(浙江丽水长征医院)视同公立医院一样,帮助提供贷款担保承诺支持……”

记者看到,这份公函的上方有时任缙云县县委书记孔海龙签字的笔迹,如签字为真,说明至少孔海龙收到过这份文件。

3月11日,缙云县政府办公室一位姓周的副主任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确实从陈华那里收悉到与记者提供内容一致的公函,因没有料到会是假的,随后交给了县领导。

在仔细看过记者拿出的文件后,周副主任称,“现在猛想想,这是陈华送过来的,肯定不是国务院扶贫办发给缙云县政府的。县政府的所有公文来往都是要登记的,国务院扶贫办发来的文件更要登记,但我现在查不到这份公函的收文。”

“按流程,国务院扶贫办应发文到省里,省里再到市里,市里最后转到县里,县里拿到手的应是复印件,怎么会直接发到县里?”缙云县宣传部副部长丁益东对记者表示:“这份文件也没有编号。”

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张处长对记者表示:“一般情况下,国务院扶贫办不会直接发文到县政府。”

事实上,各级扶贫办并不具有审批医院的职能。

而陈华戴在浙江丽水长征医院头上的光环不仅仅是中国字头的扶贫医院,他曾在多份文件、多个场合以文字或口头的形式称其是浙江省扶贫医院。

“浙江省扶贫办从没批准过浙江省扶贫医院的名称,丽水长征医院与省扶贫办没有关系,它不属于我们的扶贫项目。”3月10日,浙江省扶贫办工作人员杨叶勇对记者表示:“国务院扶贫办也不可能批。”

浙江省扶贫办贾处长对记者表示:“医院是卫生、发改部门批准的,扶贫办从来没有批过扶贫医院。”

杨叶勇表示,省扶贫办不会对医院支持,只可能扶持农户,并以产业带动就业为主。

“卫生部门不知道有扶贫医院这一说,这是他自己宣传的违法广告。”浙江省卫生厅医政处余仁桥对记者表示。

当记者致电陈华,接电话的人自称是陈华秘书,在记者提问浙江丽水长征医院是不是被批准的中国扶贫医院、浙江省扶贫医院时,秘书告诉记者:“是。”对记者的提出诸如哪个部门批准的、建成后是否为“三甲”医院等问题时则称一概不清楚,并说陈华出差了。

为何会出现“皇帝的新衣”?

根据缙云县国土部门向记者出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方案公示》、《土地估价结果评审表》等相关材料,浙江丽水长征医院经过扩大土地征用面积,最终核定征用七里村等各类农田29020平方米(折合43余亩),单价230元/平方米,土地出让金总价款667.46万元,平均折合每亩土地价格15.3万余元。

但据七里村多位村民及国土局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缙云县政府核定补偿给农民的土地价格平均仅为4.8万元/亩,在村大队扣除20%的费用后,实际支付给农民的补偿款仅为3.84万元/亩。

据朱南平介绍,土地被征用前,他每年可以有万把块钱收入,现在除了一次补偿的钱外,失去了生活来源。

朱南平等村民在一份举报信中称,征用土地补偿费过低,每亩4.8万元一次性补偿尚无其他相应的被征户今后的生活保障。

“建一座农村医院,为什么要这么大面积?”朱南平疑问。

除认为补偿费过低外,有村民还向记者反映:“政府说征地43.5亩,实际征了53.5亩。”在政府相关文件中核定征地43.5亩,但七里村村口巨大的“中国扶贫医院简介”宣传栏中明确写道,“本医院建设规模为,占地53.5亩。”

村民朱成根、应少东、朱勇忠在一份行政诉讼申请中希望,“由丽水长征医院多占用的土地约9.325亩退还原告并恢复原状达到基本复耕条件。并安置农业人口40人,安置劳动力24人。”

如今,原本在田地中种植水稻、桃树和茶叶的朱南平只能另谋生计。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回顾与展望 篇8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严格意义上的减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逐步明确的。中国以政府主导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专项扶贫开发计划,不仅对经济体制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城的加快、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社会服务发展水平的提高起到重要促进作用,而且着力解决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基本素质低、生产生活条件差和增收门路少的问题,推动了其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村民自治进程。扶贫开发在促进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等方面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中国的成功减贫也加速了世界减贫的进程,为世界消除贫困作出了贡献。

具体而言,中国农村扶贫成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显著下降,一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整体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8年的4007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4.2%。在沂蒙山区、井冈山区、大别山区、闽西南地区等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整体解决了温饱问题;历史上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贫困状况有所缓解,贫困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2、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较快。国家扶贫重点县的通讯设备发展较快,在监测的国家扶贫重点县中,2007年通电话的行政村占全部行政村的比例达到94.2%,比全国县市的平均水平低2.2个百分点;固定电话用户达到2702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4374万户,电话普及率提高到每百人30部。截止到2007年,行政村通电率达到98.3%,有97.8%的行政村可以接收到电视节目。贫困地区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适龄儿童辍学率下降到2007年的5.6%。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迅速提高到81.7%,农民有病能及时就医比例提高到89.4%。此外,推广了一大批农业实用技术,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明显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不断完善扶贫方式,逐步实现了对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广覆盖。以2008年开始实行新的扶贫标准为转折,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扶贫工作实际上形成了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两轮驱动的新格局,并主要由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对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全面提供扶持和帮助。

4、中国的扶贫开发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方面,三十多年来中国减贫人口数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70%,成为全球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的成功减贫加速了世界减贫的进程,扭转了过去50多年世界贫困人口持续上升的趋势,为实现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减贫事业的实践者,积极参与着国际扶贫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有着深刻的背景和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贯穿始终的是思想解放、体制变革、制度创新和政策支持等带来的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为大规模减贫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特别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也清醒地看到,市场并不能自动惠及左右人群,单纯的经济增长和普惠性政策措施并不能解决所有贫困问题,因而组织实施了针对贫困人口的专项扶贫开发计划,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

总结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实现减贫的根本保证。中国将促进减贫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分享。先后多次就减缓贫困向国际社会作出承诺,并制定减贫计划,集中力量付诸行动。

2、坚持以发展消除贫困、以减贫促进发展的理念。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实现大规模减贫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立足于培养和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坚持“开发式扶贫”,引导和帮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贫困活动,使之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力量,稳定了减贫成果,增强了减贫的可持续性。

3、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资产分配相对平等、发展权利均衡分享、经济效益不断提高是减贫的重要拉动因素,需要制度保障;改善穷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穷人的发展能力是减贫的关键切入点,需要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来保障。

4、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政府积极干预的同时,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加入扶贫济困的行列。同时,需要尊重贫困群众的经营自主权,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的意愿相结合,确保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吻合。

5、广泛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总结提炼国内各地成功的扶贫经验和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培训加以推广;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引进新的理念和方法,并实现国际经验的本土化。

6、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基本模式。所谓政府主导,就是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将与扶贫开发相关的组织机构、发展规划和政策项目等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所谓社会参与,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动员和组织包括东部沿海省份、各级党政机关在内的各方面社会力量参与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所谓自力更生,就是鼓励和支持贫困群众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转变思想观念,赋予其参与权,促进其能力建设等。所谓开发扶贫,就是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努力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从农田水利、种养殖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着手,增加收入,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所谓全面发展,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方位治理贫困,把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结合起来,把贫困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结合起来,在生育服务、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方面对贫困人口加以扶持。

二、中国农村扶贫事业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彻底消除贫困问题既有机遇,也面临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新问题,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实施城乡统筹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这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目标任务,既为中国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带来了机遇,提供了新的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中国的减贫也面临着许多不容回避的挑战。

(一)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要实现全面发展任重道远

1、贫困人口规模庞大。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人数仍然比较多,是世界上贫困人口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印度。有专家认为,因为中国采用较为严格的贫困标准,不仅低于国际标准,而且相对于中国人口迅速提高的收入水平也比较低。而中国人口基数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困标准的提高面临着诸多难题,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还有待建立和完善。

2、贫困脆弱性仍普遍存在。

在一个计算年里,脆弱性贫困人口的数目比实际贫困人口的数目多一倍左右。三年中至少有一年总人口的近1/3属于贫困之列,而贫困的严重性很大一部分是风险所致。相对高比例的暂时性贫困并不意味着贫困的严重性会降低或者相对容易解决,社会政策需要更多地关注风险降低和风险管理。

3、贫困家庭规模大,

劳动力负担重且素质差。目前,绝对贫困和低收入家庭人口分别为5.3人和5.1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人的水平。劳动负担人口1.6人,高于全国平均数1.4人的水平。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中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和6.8年,分别比全国水平低0.5年和1.2年。劳动力文盲率为16.8%和14.4%,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9个和7.6个百分点。

(二)致贫因素多样,主要扶贫措施效果受到影响,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增加

1、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在减弱。

有关数据显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使贫困率下降2个百分点;而在“十五”期间,贫困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已经下降到1左右。

2、减贫面临着更大的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消除剩余的贫困人口成本更大、困难更多。

随着贫困率的下降,余下的贫困人口在地理上更为分散,需要移民的比例上升;与此同时,受贫困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的约束,大规模异地搬迁已难以进行。

3、传统农业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作用有所下降。

中国的农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变化,即由原来的农产品短缺过度到农产品供需基本平衡,再到须提高农产品质量。这一变化意味着在目前农业经营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对从解决温饱问题向稳定温饱并逐渐脱贫致富转变中的中国贫困人口来说,带来了影响。

4、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重组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也给农民就业带来了新挑战。

一方面,城市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且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日益非正规化,引起了大家对城市职工福利的担忧;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始终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渠道,但城市大量人口的存在使得农民工及其家庭如何融入也成为了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5、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协调。

一方面,全国整体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为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地区和产业的增长不均衡,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经济组织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扩大。

(三)扶贫政策实施体系需要完善,减贫效率亟待提高

1、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综合消除贫困的基础依然薄弱。

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并没有充分发挥缓解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矛盾的作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问题依然严峻,居民生活的保障程度依然较低。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供给与需求不对称。

2、自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体发展的能力与机会受到限制。

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退化形势不容乐观、自然资源逐渐减少且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加剧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对贫困人群改善生产生活环境、调整生产结构、扩大收入来源、提高收入水平造成了不利影响,且成为了“返贫现象和新增贫困”的原因之一。

3、资源筹集和力量整合机制需要进一步改进。

目前,中国实施社会发展与减贫政策项目的资源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投入、社会捐助、居民个人负担、外资合作投入等多个渠道。由于中央投入相对不足、地方财政困难、居民个人收入有限,再加上各项扶贫资源不能有效整合,致使一些社会发展减贫政策项目的实施因资源投入不足、结构失调、覆盖范围有限、扶持力度不足而降低了减贫效率。

4、政策项目实施管理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包括实施管理的主体与层级多、规划制定与审批不科学、不同政策与项目之间不协调、财政事权不统一、权责利不清晰等问题,致使一些政策项目进展缓慢、交叉重复、效率低下,降低了可持续性。

5、监管评估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

由于尚未形成行政体系监察、社会公共监督和受益人群参与这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导致部分扶贫资源投入与扶贫目标规划相偏离。

三、对中国农村扶贫事业的展望

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内容。展望未来,中国扶贫开发的总体思路是:继续创造有利于扶贫开发的良好宏观环境,进一步完善开发式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大扶贫观念创新扶贫开发的途径与方式,加强扶贫理论研究,完善扶贫开发统计检测机制。

(一)继续创造有利于扶贫开发的良好宏观环境

1、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完善财税体系,深化金融改革,努力构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

2、优化结构,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进一步调整第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稳步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不断升级,扩大就业,加快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经济增长结构。

3、均衡城乡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救济体系。

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落实“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健全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结构。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落实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资源配置。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建立和推广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制度;完善乡村社会救济体系,扩大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面,抓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妥善安排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

4、加强治理,实现经济与自然和谐发展。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二)进一步完善开发式扶贫工作机制

1、坚持瞄准贫困群体,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继续完善建档立卡的工作方式,切实瞄准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因户制宜实施帮扶。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给予相应的救济、救助;对大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多种形式的开发扶贫措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对生活负担沉重的贫困家庭,在给予适当补助,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着力培养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对遭受自然灾害冲击的贫困人口,给予及时救济,并为其灾后重建与发展提供帮助。

2、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不动摇,抓好重点工作。

一是因地制宜地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按照扶贫开发规划,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改善生活设施、发展社会事业、完善基层民主形式等方面,分期分批地推进重点贫困村整村推进计划的实施。二是推动产业化扶贫,带动农民稳定增收。按照产业化发展的方向,连片规划建设,形成有特色的区域性主导产业;引导和鼓励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形成“公司+农户”、“农民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搞活流通。三是加大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财政扶贫资金;加强劳务输出服务,沟通劳动力输入地和输出地的联系,及时提供市场就业信息,做到培训有针对、就业有保障、收入有提高、权益有保障。此外,要继续努力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

3、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机制。

进一步修订、完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健全、规范资金管理制度;继续大力推行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完善报账制,探索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加强扶贫资金的审计,防止和杜绝挤占挪用扶贫资金;开展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考评,建立奖惩激励机制,改革和完善扶贫资金分配方式;探索创新扶贫信贷资金的使用机制,推行扶贫贷款贴息方式改革。

4、坚持分级负责,进一步完善责任体系。

继续坚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方针,完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到省、任务到省、资金到省、权利到省”的权责体系。

(三)按照大扶贫观念创新扶贫开发的途径与方式

1、创新扶贫资源和力量整合机制。在坚持“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计其功”原则的基础上,整合各方资源,协调各方职责。促进中央投入、地方配套、社会捐助、贫困社区和群众投入的有机结合;促进区域开发、社区建设、农户经营改善、贫困人口资本素质提高等不同项目的协调规划;促进各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加强沟通、信息公开、相互协作,从而集中力量、整合资源、确保重点。

2、结合国家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与政策措施,统筹安排整村推进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切实做到缺什么补什么,更好地改善贫困地区和人群的生产生活条件,优化生产结构,提高发展能力。

3、结合国家在农村教育卫生领域的新政策,相应调整教育扶贫、卫生扶贫的规划,切实降低因病、因教育支出返贫、致贫现象发生的比率。

4、结合国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和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强化资源整合力度,完善实施机制,改进服务方式,提高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开发的效率。

5、结合国家在实施农业生产补贴和加强农业基本建设领域的相关政策,大力推进产业化扶贫开发,为贫困人群创造更多更好的增收项目。

6、利用贫困地区农民因生活保障程度逐步提高而有能力扩大投资与消费的机遇,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为彻底转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奠定基础。

7、结合国家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战略,切实推进各类移民搬迁,使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得以适度缓解。

8、结合国家农村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的实施,适时调整科技扶贫工作规划,为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提供实用的生产技术和就业技能。

(四)加强扶贫理论研究,完善扶贫开发统计检测机制

在理论研究方面,应关注经济增长对脱贫的作用是否在减弱,是否存在有效途径进一步促进贫困人口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以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整村推进为标志的瞄准贫困地区的政策的效果如何,是否有更有效的瞄准贫困地区的政策;农村公共财政政策特别是农村教育、农村低保等制度对扶贫的影响程度如何,财政专项扶贫政策如何瞄准贫困人群等都需要审视和思考。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扶贫体制的完善,而且关系到专项财政扶贫的政策方向。

浅析中国农村扶贫模式及对策研究 篇9

关键词：农村,扶贫模式,路径,原因,对策

一、中国扶贫路径和模式

( 一) 以消缓社会绝对贫困的救济式扶贫

建国初期, 经济百废待兴, 社会呈现出普遍贫困的特征, 约有近40%的人口处于生存贫困状态, 此时, 政府展开输血式扶贫, 在城市中, 依托工业来吸纳工作人群, 带动国民经济复兴和发展; 在农村中, 主要通过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来分配物资, 统一需求, 统一拨给。截至1978年, 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134 元, 人均收入增速仅为1. 9% ; 贫困人口规模高达2. 5 亿人, 农村贫困发生率达30. 7% 。[1]

伴随着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打破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5 年, 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到397 元, 年增长率高达16. 5% , 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到1. 25 亿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4. 8% , 社会普遍性的绝对贫困状况基本解决。

( 二) 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开发式扶贫

从生存的边缘回到新时期的展望, 国家“七五计划”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 开始了生产救助与生活救助相结合的, 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开发式扶贫。

八七扶贫攻坚开发模式源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 1993 - 2000年) 》, 这是国家在扶贫反思后作出的战略调整。基于中国贫困地区在历史、资源、人文等方面的不平等, 大步式的集中化扶贫对这一部分农村地区见效甚微, 必须要针对个别地区制定与其相适应的计划, 方能让扶贫政策充分发挥作用。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有效的脱贫措施后, 农民人均收入提高到1347 元, 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 万,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 。[2]

综合扶贫开发模式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01 - 2010) 》, 《纲要》指出, 在全国确定了14. 8 万个贫困村, 以整村推进为切入点, 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工业化相结合, 工农互助, 共同推进扶贫任务的完成, 实现基础建设、社会服务、文化培训等各方面的融合发展。综合式扶贫开发模式旨在动用该区域内所有的资源, 因地制宜的进行开发, 通过资金辅助、小额贷款、知识培训等方式, 走出一条生态的、可持续的综合扶贫开发道路。

二、新时期贫困原因分析

( 一) 扶贫对象的偏差

自从改革开发以来, 公共服务领域逐渐引入市场因素, 当前的扶贫模式受制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在扶贫资源的分配上, 客观上更倾向于条件较好的贫困户, 这样一来能更快地见到项目所带来的成效。在政绩考评单一的体系下, 官员更愿意将扶贫资源和项目投入到能产生更大经济效益的产业当中去, 偏失的政绩观也容易使得真正需要扶贫资金的农户得不到援助[3]

( 二) 利益主体的冲突

扶贫开发工作中主要涉及的利益主体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扶贫部门, 还包括企业和农民。这些主体在扶贫的大旗下本应相互合作, 共同推进贫困的消缓化,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难免因为利益而产生各种冲突, 如: 中央政府以减少贫困人口, 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为目标的扶贫与地方政府以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扶贫之间的矛盾; 专门扶贫部门与中央要求的对口扶贫部门之间因部门利益驱使而产生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仅使得各部门之间容易出现间隙和绩效降低的现象, 还容易使得扶贫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

( 三) 贫困主体的局限

不论是救济式扶贫还是开发式扶贫, 都强调客观的现存物质或基础设施对贫困地区的巨大帮助, 诚然, 基础设施的确是脱贫的第一要素, 然而论其根本, 还在于受助者的个人素质。既有模式的延续使得贫困主体产生了依赖心理, 当下扶贫出现了“贫困—教育水平低—主体素质低—生产能力低—贫困”的循环怪圈[4]。这种对贫困认识上的失误必然难于培育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必然导致脱贫效果的不理想。

三、扶贫对策研究

( 一) 强化政府责任。政府作为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主导者和负责者, 在对整个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时要充分考虑贫困地区, 做好扶贫工作的总体规划, 并在实际的作为过程中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能, 并且不断的完善配套服务体系, 制定切合实际的财政补贴、资金投入分配、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等具体扶持政策。

( 二) 推进产业化扶贫。对于贫困地区的优势资源要因势利导, 依靠本有的人文、矿产等资源打造龙头特色产业, 从而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延长产业链条, 实现农民增收。同时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行业协会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等组织, 将产业化扶贫与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相结合; 建立龙头企业, 通过发展二三产业来吸纳剩余的农村劳动力。

( 三) 增加智力投入。改变一个地区贫困状况的根本途径还是要落实到人身上来, 通过改变贫困人口家庭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等方式。首先改变贫苦户在扶贫政策下“等、靠、要”的思想, 增强自力更生的意识和双手改变贫困面貌的决心。其次是充分引进农业种植技术, 通过种植培训、技术宣讲的方式提高贫困户的技术水平, 增加农业产量[5]。最后树立教育成才的理念, 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全额支撑贫困户子女在小学、中学的费用, 促成下一代在知识存量上不断积累, 厚积薄发, 为改变家庭命运蓄力。

四、结语

中国六十年来的扶贫工作成就巨大, 在减少贫困人口、减轻贫穷压力上打造了自己的模式和特色道路。然而必须看清的是, 当前我国的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许多扶贫模式也显示出了时代的局限, 这需要广大的政策研究人员继续艰苦奋斗, 在中国走过的众多扶贫模式中推成出新, 打造新时期的扶贫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林乘东.中国扶贫战略的演变与反思[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8.

[2]韩广富.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J].理论学刊, 2005.

[3]王丽华.贫困人口分布、构成变化视阈下农村扶贫政策探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辖下乡、村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 2011.

[4]罗楚亮.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经济研究, 2010.

中国扶贫 篇10

赤溪村是不幸的, 她位于福建东部宁德市大山深处, 地理位置偏僻, 自然条件恶劣, 交通不便, 致富无门, 经济落后, 一度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

赤溪村是幸运的, 30年前, 《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反映赤溪贫穷状况的读者来信, 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 由此, 一场旷日持久的反贫困事业在全国“引燃”。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命名为“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 从此迈上了脱贫之路。

30年间, 从就地扶贫, 到造福工程搬迁扶贫, 到整村推进扶贫开发, 从“输血式”扶贫, 到“造血式”扶贫, 随着资金投入的增加, 扶贫方式的不断创新, 赤溪村改天换地。

赤溪村的华丽转身, 是闽东宁德市艰苦奋斗、摆脱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的生动缩影, 从中折射出“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 “弱鸟先飞”的进取意识, 发人深思, 催人奋进。

赤溪扶贫, 扶在思想观念

家住三层楼, 出门是大路, 村前有景区, 村后建公园。跨溪便是福建最大户外运动拓展基地, 再远则是世界地质公园太姥山。如今的赤溪村, 已是闽东山区远近闻名的山中明珠, 清新的空气、秀丽的风景、整洁的村容让人羡慕不已。

30年前的赤溪村, 并不在今天这个位置, 也不是今天这个模样。要说远, 13个自然村分散各处山头, 上一趟村部, 没个半天到不了;要论穷, 村财不仅一分没有, 而且还欠着10多万元债务;要讲苦, 家家竹木房, 顿顿难揭锅。

“造成赤溪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资源没有用好, 基础设施薄弱, 缺乏能人带动等等。”谈起赤溪, 宁德市委书记廖小军思路清晰, “但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村民观念守旧, 等、靠、要思想严重, 听天由命, 不思进取。”

长期以来, 由于交通滞后、信息闭塞, 村民文化水平低, 缺乏谋事创业热情, 族群邻里不和, 打架斗殴、赌博、上访告状等时有发生, 是个典型的乱村。自给自足经济, 造成村民们视野不开阔、观念守旧, 注重眼前小利, 忽视长远效益。

痛定思痛, 治贫应先从思想观念入手。为此村“两委”做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开眼界, 谋共识。组织村民代表外出参观学习, 开拓视野。镇、村干部沉到村民家中, 向村民征求意见建议, 仅2011年年初, 就下发100余份调查意见书, 收集150条意见建议。二是兴文化, 树新风, 育精神。村“两委”依托人民会场、农家书屋、农民健身工程等文化设施, 把崇尚新风、生态文明、创业致富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 强化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逐步形成“自强不息、锲而不舍、村荣我荣、不断超越”的赤溪脱贫精神。三是建班子, 转作风, 提效能。村“两委”开展“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和“转作风、提效能、促发展”活动, 通过“二述二评一考”、“开放式”组织生活会、约谈不称职村干部等各项规章制度, 强化效能建设、廉政建设, 保障村民参与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监督。

“以前是‘要我脱贫’, 后来是‘我要脱贫’。”宁德市原政协副主席缪耕山说。如今的赤溪, 群众观念新了, 心气齐了, 干劲足了, 村民们主动求发展, 提建议, “要钱要物不如要项目要发展”蔚然成风。杨赤公路福鼎段建设, 全村仅用17天就完成测量、放款等征迁主要工作, 公路顺利开工。

2013年, 人均收入9430元, 是1984年的56倍;通村公路从无到有, 目前里程已达57.4公里;全村现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村民占总人口52% 以上, 比1984年增长了6倍。这组数据, 鲜活地反映了赤溪村的变迁, “晴天满天雾, 雨天难出门, 姑娘争外嫁, 小伙取妻难,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已彻底成为历史。杨赤公路建成后, 赤溪将进一步打开山门, 迎来又一个发展的全新年代!

赤溪扶贫, 扶在基础设施

宽畅的街道、簇新的民房、齐备的文体娱乐、教育医疗设施, 徜徉赤溪, 处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再翻看30年前的老照片, 土木房、茅草屋连片, 道路泥泞不平, 村容脏乱差……今昔巨变, 仿若穿越。“分散的小村, 分散了有限的基础设施投入资金, 难以形成合力。薄弱的基础设施, 一度制约着赤溪村发展。”福鼎市委书记陈其春说。

赤溪村原有13个自然村, 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 不仅生产生活条件恶劣, 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威胁着村民们的住房安全。“最节约资金, 也是最可行的办法是对这些偏远山区实施有计划地搬迁, 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对此, 在多年的扶贫实践中, 宁德市上上下下已形成共识。

“居住环境的改变, 能倒逼村民脱贫的主观能动性。”陈其春认为。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和谐”的思路, 经过十年“造血式”就地扶贫后, 1995年, 赤溪村实施“造福工程”, 下山溪自然村22户88位畲族群众整村搬迁至赤溪村。

随后, 赤溪村先后将包括下山溪在内的一些自然村的200多户800多名畲、汉群众搬迁安置到长安新村。按照村庄整体规划及畲族特色村寨规划, 采取政府出一点, 社会资助一点, 村民出一点和群众投工投劳的方式, 完成饮水安全工程、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 居住条件大幅提升。

交通不便, 让村民们吃尽了苦头。“要致富, 先修路。”针对交通瓶颈, 赤溪村先后修建了连接磻溪、太姥山、白琳以及通主要自然村公路, “早出挑柴换油盐, 晚归家门日落西”成为历史。

2011年, 成为赤溪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个新起点。当年, 福建确定200多个省级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重点村, 从省直机关和中央驻闽单位选派优秀干部到扶贫重点村担任第一书记, 并捆绑部分资金, 专项用于重点村建设。作为200多个省级扶贫村之一, 赤溪村与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达成了为期三年的挂钩帮扶关系, 赤溪村造福工程由此升级为整村推进。

“我们抓住机遇, 用活用足省里给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村一系列优惠政策。”省民宗厅下派赤溪村第一书记杨振伟说。三年来, 赤溪村投资268万元完成村内公路水泥硬化;投资117万元完成村庄卫生整治及慢道工程建设;投入350万元对长安新街房屋进行立面装修;投资80余万元修建民族团结农民公园等;投资120万元完成村委会翻修、旧人民会场改扩建及配套设施, 完善党员群众活动平台。此外, 饮水工程、电网改造、溪岸整治、溪沟坝清淤整理、雨污管道整治等也建成。

据不完全统计, 1993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已为赤溪村投入交通、水电等各项基础设施项目25个, 建设资金8339万元, 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项目13个, 建设资金10785万元。

赤溪扶贫, 扶在增收之道

思想观念的转变, 基础设施的投入, 最终是为了摆脱贫困的面貌, 促进经济发展, 让村民们过好日子。“借助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 赤溪村思路清晰地抓好‘农业强村’、‘旅游兴村’, 近几年来成效显著。”杨振伟说。

大力发展山地特色农业, 建设“农业强村”。赤溪村拥有耕地1400亩、茶园356亩、果园218亩、山地面积9980亩, 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村里组建农业专业合作社两家, 采取“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的模式, 建立了优质水稻、生态有机茶、珍贵苗木、淡水特色养殖、高效毛竹、特色果园、特色禽养殖等“农业示范基地”。33岁的返乡人员杜家剑, 2012年创办的鼎煜专业合作社, 种植猕猴桃30亩、槟榔芋80亩、珍贵苗木50亩、油茶1000亩, 总投入500多万元, 带动了200多村民就业。

近三年来, 赤溪村完成800亩毛竹林垦复;种植红叶石楠、红花继木、金边黄杨等各种珍贵苗木1万余株;投资20万元发动村民在荒山荒地上种植平和“琯溪红心蜜柚”和黄栀子500余亩;鼓励农民投资60多万元发展珍贵家禽养殖、果蔬采摘等特色农业;新建香鱼、糠鱼、花鳗、石蛙等淡水养殖示范基地30多亩。

做大做强山村休闲旅游, 推进“旅游兴村”。近年来, 赤溪村先后引进万博华、耕乐源、杜氏生态农庄等旅游公司, 累计完成旅游项目投资8000多万元。投资1800万元建设“湖里不夜溪”等五个立体拓展休闲项目。此外, 利用北部的农林涵养区, 积极发展农业观光游, 鼓励农民办好“农家乐”, 让游客参与耕作、观光和品尝的乐趣。2012年, 九鲤溪景区被授予“三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已成为闽浙边界独具魅力的旅游地。景区内现有农家乐餐厅30多家, 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52岁的吴敬念之前有开小吃店的经验, 是较早开始兴办“农家乐”的村民, 他的“农家乐”虽然面积不大, 一年却有12万元左右的收入。在他的带动下, 全村兴起了12家“农家乐”

1993年以来, 赤溪村已吸引旅游业、生态农业等外来投资项目7个, 资金投入1145万元, 正在实施和计划实施的外来投资项目6个, 资金投入达54300万元。随着“农业强村”、“旅游兴村”的推进, 村民们的开始尝试新的发展经济路子, 不少村民还将土地出租或入股农业合作、旅游开发公司, 一手领田租, 一手拿劳务工资, “两手”增收两头甜。

中国扶贫 篇11

如此宏大和辉煌的主题，当然值得作家饱蘸笔墨去深情讴歌，值得作家拿起手中的笔为之写史立著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人去绘制这幅如森林般辽阔的扶贫画卷，没有人去展现这项如山路般崎岖的移民大业，没有人去关注这支如涧水般执着和坚韧的“送温暖大军”，这将是所有目击者的失职和麻木。但是，作家温燕霞要站出来承担“见证者”的使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要写好这般壮阔的“史记”也并非易事!如此枯燥的数据、如此宽阔的时空跨越、如此公文式的表述，甚至连作家生活的城市和大山深处也有着如此遥远的距离，作家将用什么方式来吸附读者的眼睛，来牵动受众的神经，来搅动人们的内心，来承载奔忙于这片土地上的肉躯里的厚德，来捕捉一汪汪始终蕴藏在深远处的感动，来描述一个个世间凡夫驾山驭水的惊奇?

打开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大山作证》，我看见的是一只飞鸟在大山顶上盘旋，在时空里穿越。

这是一只从苍茫而灰白的岁月丛林中飞出的倾注了作家满腔关爱的想象之鸟，它浑身闪耀着理想和温暖的光芒，它注视着、跋涉着、寻觅着，穿过三十多年的岁月，最后落脚于一个个移民安居新村的开阔地，卸下了长久郁结在心的负重，轻灵地欢声鸣叫。正是这只充满灵性和激情、不辞辛劳的飞翔之鸟，给予了这部纪实作品“航拍”的广度、深度，而这种“航拍”的方式，带给读者的是无可置疑的客观性和全方位的写实感。

或许，温燕霞本身就是一只充满着悲悯和母性的雌鸟，她用探求真实的眼睛摄入大地的荒凉，她用感受自然的脚步丈量世间的真相，她用记录朴实的文字来见证民族的奇迹。她宁愿用她辛苦甚至称得上磨砺的方式一丝不苟地亲临她笔下文字需要她到达的任何一个角落，也不愿驾轻就熟地滥用一个作家天生就有的想象来为她笔下的人群“添光加彩”，以至于看过温燕霞不少散文和小说的我，一时竟感觉不太适应于她在《大山作证》里的“数字化”讲述，更惊诧于她能把丰润的自己完全隐没于不渲不染的素描式文字背后。短暂的疑惑之后，我不能不说，是作家温燕霞让我前所未有地见识到：在娴熟的写作技巧之外，更能撼动人心的，还是数字的生动和真实的力量!

不管有着怎样的写作意图和目标，尊重事实、呈现事实、揭示事实，这是一个写作者对现实和现实中的“非英雄人物”最好的讴歌，也是一个写作者最大的温良、谦恭与责任。读《大山作证》的时候，读者与其说被作家的文字感动着、点燃着，不如说是被作家不事雕琢的艺术品格感染着、浸润着。作家娓娓道来，书中的人和事，在读者充满信任的阅读中渐渐丰富，渐渐高大。每一个移民扶贫工作者和每一个移民扶贫对象，因为作家照相式的本色呈现，而更显有血有肉，更近人间烟火，也更熨贴人心。在这部纪实宏篇里，人们看不到“文学高于生活”的丝毫印记，却处处都能感受到“生活高于文学”的心灵震颤，令我不得不叹服作家有别于往昔的结构文字的非凡和不俗。

叙述文本关乎一个作家的写作态度和操守。仿若无词的乐曲，仿若不着色的黑白照片，《大山作证》的写作者已然“失声”，她忠实地借助于一只飞鸟的眼睛，出没旧山林，凌空新天地，往返于过去和现在之间，“俯拍”着这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因为泥石流肆虐，在冲垮的房子里扒出了九具尸体的黄大波吴月香一家；被迫搬了五次家还在人世间找不到立足之地的杨均义；学了一身好泥水工手艺，却因为四周村民贫穷没人建房子而废了“武功”的王小东……在给过去“存照留影”后，作家才把镜头对准了今天长途跋涉、孜孜不倦的扶贫人。这一次，那只飞鸟飞得更低、更近了，近到可以看清每一个移民安居小区新屋门前的对联，近到可以钻进移民扶贫大军的内心：“……他们在村里建立了劳动力档案，详细记录了每个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和特长，又根据当地市场和用工需求，分类组建了采果队、汽车运输队、建筑工程队，组织闲散劳力到超市、扎花厂、玩具厂就业，这样，村里的农民就用不着去外面打工了……”一掠而过的扫视里，政府部门和扶贫人的苦心和真情，尽览无遗。

《大山作证》聚焦的是16万平方公里的江西，展示的却是一幅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移民扶贫图。而对于本书的叙述文本，我特别想借用“数字化”这个词来概括。正是文中频繁出现的一串串数字跃动如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才让单调到枯燥、琐碎到沉闷、平凡到庸常、负重到滴汗的移民扶贫工作有了跌宕起伏，有了美妙动听的乐感，最后才汇聚成黄钟大吕的鸣响，激荡着人们的心灵，高扬起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梦”承载着扶贫人的梦想 篇12

一、国家富强,助推了贫困地区的发展

1、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日趋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到2012年间,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增长至51.9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家用于专项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不断增加。有资料显示2000年中央各项扶贫专项资金达到了248亿元,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30倍,2012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达到332.05亿元,较201 1年年增加60亿元,增长22.1%,增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强劲支持贫困地区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2、完善有利于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建设,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

3、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扶贫开发新格局,继续实施有利于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贫困地区,谱写扶贫开发更加壮丽辉煌的篇章。

二、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增强了民族自信心

1、2000年以前,我国一直采用的是1986年确定的206元的扶贫标准,为维持最低生存的“绝对贫困”标准。此后,这一标准依据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更新。201 1年1 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按照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4%。扶贫标准虽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辉煌成就和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人民的亲切关怀。

2、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拉开了全面推进扶贫开发的大幕。通过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开发阶段(1978-1985年)、大规模开放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的三个阶段组合式扶贫,全国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占当时农村人口的30.7%,到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3%。1978年到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首次下降到40%以下。我国扶贫开发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

3、中国的发展不仅写在了中国历史之上,也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和推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扶贫人对实现“中国梦”充满信心

重民生、顺民意、解民忧、暖民心,随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扶贫战略政策体系日趋完善,国家将减免税收、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优惠政策优先在贫困地区实施;农村水利、交通、生态建设等方面对贫困地区给予特殊安排;为低收入贫困人口编织起完整的社会保障网等等,各项强农、惠农和富农政策组合式在贫困地区的推出,贫困地区的面貌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