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化法学(精选9篇)
项目化法学 篇1
1 概述
航运业承担了全世界80%的运力, 为了应对国际航运业节能减排的形势和国家节能减排的需要, 我国政府自2012年9月1日起, 针对全国运输船舶开始实施《营运船舶燃料消耗限值及二氧化碳排放限值》、《营运船舶二氧化碳排放限值及验证方法》等多项船舶航运规范。根据2012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发改委鼓励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通过其备案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申报中国核证减排量 (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简称为CCER) , 参与碳交易市场, 获得碳交易收益。
天然气 (LNG) 主要组分是甲烷 (CH4) , 燃烧后排放的气体以水为主, 不含颗粒物和硫化物, 是公认的“清洁能源”。由于其储量丰富、价格低廉、环保性高、经济性好,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将成为船主要动力燃料的首选, 被视为是未来减轻环境污染、最理想的燃油替代能源[5]。通过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 提高船主的积极性和盈利水平是天然气替换的基础。但截止目前, 在发改委已先后正式备案了8批共192个中国经核证的减排量的方法学中, 都缺失关于内河天然气动力营运船舶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方法学, 导致此类项目无法参与碳交易市场[6]。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2国外研究经验
2.1.1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研究
为了使各国的温室气体清单估算结果具有可比性、透明性和一致性,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简称IPCC) 先后编制了《IPCC1995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等, 其中包括能源、工业过程及产品、农业、林业及其土地利用、废弃物等5大类排放源的指南, 为各国的清单编制工作提供了国际认可的方法学, 供各国用来估算国家层面的温室气体清单, 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7]。
2004年, 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 共同开发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 该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帮助企业清晰地梳理了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设定了合理的减排目标并最终帮助企业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此后, WRI和WBCSD又陆续出版了《温室气体核算体系:项目量化方法》等[8]。
2006年,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在WRI和WBCSD的研究基础上出版了ISO14064系列规范, 旨在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量化和削减提供一套综合的程序方法[9]。
2.1.2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方法学研究
2001年11月在马拉喀什召开的UNFCCC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 形成了马拉喀什协议文件。该协议详细描述了包括方法学在内的CDM的模式和程序。根据马拉喀什授权, 成立了方法学[10]专家组, 负责CDM方法学的评估及注册。
2004年7月1日, 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公布第一版《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设计书 (简称CDM-PDD) 、提议的新方法学基准线 (简称CDM-NMB) 和提议的新方法学监测 (简称CDM-NMM) 编制指南》, 指导项目参与方提议新的基准线和监测方法学, 用于核算和监测减排项目碳减排量。2012年11月27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执行委员会第70次会议颁布《基准线和监测方法学及其工具开发、修改、澄清程序》 (第01.1版) 。截至目前, 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已批准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碳减排核算方法 (CDM方法学) 共206个, 其中与交通相关的碳减排核算方法共有13个, 占比为6.3%,
2.2 国内研究经验
我国于2004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交了《中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 报告了1994年我国温室气体清单。2008年, 我国启动了2005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能力建设, 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相关课题的支持下,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组织专家编写了《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 》, 旨在加强省级清单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2011年, 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11], 确定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和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北京、天津、上海、深圳、重庆、广东、湖北七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相继颁布了各自企业层级的温室气体核算指南, 全面核查控排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 并以核查数据为基础开展碳交易试点。
2013年起,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制印发了涵盖发电、民用航空、陆上交通运输等24个重点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 旨在加快推进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12]。
截止目前, 国家发改委已先后正式备案了8批共192个中国经核证的减排量的方法学, 在方法学清单中, 其中173个CCER方法学直接由原CDM方法学转化形成, 19个方法学为我国国内机构自主研发, 而与交通运输行业相关的方法学仅有14个。
3 类似方法学适用分析
CCER方法学由基准线方法学和监测方法学两部分组成, 主要包括:适用条件、项目边界、基准线情景识别、额外性论证、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泄漏排放、监测方法等。由于现有相关方法学中涉及到天然气动力船舶方面是缺失的, 固本研究通过对现有较为相关的涉及到天然气、减排技术的方法学“商用车队中引入低排放车辆/技术 (AMS-III.S/CMS-053-V01) (简称053) ”、“现有和新建公交线路中引入液化天然气汽车 (AMS-III.AY/CMS-034-V01) (简称034) ”、“使用改造技术提高交通能效 (AMS-III.AA/CMS-039-V01) (简称039) ”、通过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实现减排 (AMS-III.C_CMS-048-V01) (简称048) ”进行综合对比分析, 为本项目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
3.1 适用性分析
基准线和项目情景下, 采用的燃料类型、船舶类型、航道状况、负载率、运输线路等多样化, 一种类型的方法学难以全面覆盖各种情景。此外, 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也需要实现可比性, 如可比的服务水平、航运线路和频次等。因此, 需首先确定方法学的适用条件。
运行线路:本项目仅针对现有和新建航区的运行航线, 航运线路固定, 且取得当地运管部门的运营许可作为限制条件。而“053”仅要求运营线路可比, “039”仅要求路径可比较要求宽泛, “048”对此未作要求, 不够严谨。
船舶类型:适用于项目参与方引入天然气排放的营运船舶, 用于商业货运。在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 每条航线的船舶应具有可比性 (如吨位、主机功率在±20%范围内) 。“034”要求载客量、额定功率的差异不超过±10%范围, “039”要求的可比较的车辆具有相似的年龄结构、动力和承载力, “048”要求对比基准线和项目的同一类车辆具有相同的载客能力, 以及变化不超过20%的额定功率。综合考虑到船舶的参数变动较大, 因此应允许吨位、主机功率±20%范围内。
服务水平:“034”允许项目活动前后的服务水平差异±10%;“053”则不允许降低项目活动前后的服务水平。为避免项目泄露的产生, 特此建议不降低项目活动前后的服务水平 (如船舶负载率) 。
燃料类型:“034”要求在基准线和项目活动下, 每条线路只能使用同一种燃料, “039”允许使用混合燃料, 但混合的比例要求一致, “048”、“053”都允许使用混合燃料。考虑到项目的已有规定与内河船舶的燃料特点, 建议在基准线情景每条航线只使用一种类型燃料 (比如柴油) 的船舶, 项目活动下每条航线使用一种类型燃料 (LNG) 的船舶。
重复计算界定:参考“034”, 避免重复申请。
其它:年均减排量60 kt CO2的限制性足以应用到大部分项目类型, 可继续沿用。这样可以简化方法学的内容, 便于操作。
3.2 项目边界分析
边界范围“034”、“039”、“048”和“053”均规定了项目的物理和地理边界, 但未明确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下温室气体类型。本项目将明确属于项目边界内的温室气体类型。
3.3 基准线情景识别
“034”、“039”、“048”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基准线情景简化方法, 无需采用相关CDM基准线识别工具。“053”未建立有针对性的基准线情景识别方法, 其基准线情景将按照CDM相关工具识别。
本项目为小项目方法学, 可在方法学中限定采用简化程序, 或在CDM基准线识别工具基础上补充相关要求。
3.4 额外性论证
四种方法学均可采用“小规模项目额外性论证工具”的要求:
(1) 投资障碍:经济更可行的替代方案会导致高排放量。
(2) 技术障碍:拟议项目采用的新技术在性能上存在不确定性或者市场占有率较低, 而技术先进性较低的技术风险较低会产生高排放。
(3) 普遍性障碍:普遍性的或者现有法规要求的技术会导致高排放。
(4) 其他障碍:项目参与方遇到的其他障碍, 如制度障碍、信息限制、管理资源、组织能力、财务资源、新技术吸收能力导致高排放。
另外“034”、“048”给出了简化的论证程序, 即用项目活动车辆远远小于该地区车辆数量作为额外性论证条件, 本项目将采用该简化的额外性论证程序。
3.5 减排量计算
基准线排放:“034”、“039”、“048”采用了基准线车辆的排放因子乘以营运距离的方式, “053”采用了基准线车辆的排放因子乘以km/人或者km/kt的计算方式。鉴于货运船舶的特点, 建议使用kt/km的基准线排放因子进行计算。
项目排放:项目排放量计算均采用项目实际消耗的燃料量和相应的排放因子计算。
泄漏排放:由于项目活动对项目边界外的排放影响较小, 作为小项目方法学, 可不予考虑。
减排量:减排量计算方法为CDM方法学和CCER方法学固定方式, 即ERy=BEy-PEy-LEy
3.6 监测方法学
“053”、“048”将所有的参数纳入需监测的参数范围, 提高了减排量的精度, 但对于小规模项目而言, 这加大了项目执行的复杂度和难度。相比较而言, “034”、“039”在监测参数的规定方面, 较为简化, 但是对于LNG的CO2排放因子这个参数缺少国家层面的数据, 普遍采用的是IPCC默认值, 因而该无需监测该参数。
4 天然气班线客车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方法学构建要点
经过对内河天然气营运货船现状和类似方法学的分析, 形成了“内河天然气营运货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 (草案) ”。
4.1 项目适用条件
(1) 适用于现有和新建航区的运行航线, 航运线路固定, 且取得当地运管部门的运营许可。
(2) 适用于项目参与方引入天然气排放的营运船舶, 用于商业货运。改造类船舶 (例如由燃油船舶改造成天然气船舶或油) 同样适用于本方法学。
(3) 在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 每条航线的船舶应具有可比性 (如吨位、主机功率在±20%范围内) , 且在运行航道上具有可比的操作条件, 即在同一航道或类似航道等级的航区内航行。
(4) 不降低项目活动前后的服务水平 (如船舶负载率) 。
(5) 在基准线情景每条航线只使用一种类型燃料 (比如柴油) 的船舶, 项目活动下每条航线使用一种类型燃料 (LNG) 的船舶。
(6) 通过合同协定或对船舶唯一标识识别 (如船舶登记号) 等方法避免减排量的重复申报, 减排量的申请可由船舶制造商、船主或者船务公司提出。这些程序应该在项目设计文件中做出描述。
(7) 项目的年均减排量不得大于60 kt CO2e。
4.2 项目边界 (如图1)
(1) 项目活动的LNG内河营运货船。
(2) LNG内河船舶航线所覆盖的地理区域。
(3) 其它辅助设施, 如项目活动的LNG内河船舶到过的LNG加气站、码头、修理厂。
项目边界范围内所包括的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的温室气排放源和温室气体种类如表1所示。
4.3 基准线情景的识别
本项目是引入天然气动力船舶到已有或者新建航线, 替代老旧柴油动力船舶。因此, 根据该方法学, 该项目最合理的基准线情景是其现运营运航线上保持正常维护营运并使用柴油或者燃料油相似参数的船舶运营, 航线保持正常的维护和船舶的淘汰程序。本项目用来证明和计算减排量的指标是“千吨千米的减排量”。该数值是基于船舶营运单位货物运量的燃料消耗率得到的。
4.4 额外性论证
根据方法学, 额外性论证可用以下方法实施。
方式1:项目活动遇到属于EB批准的最新版方法学工具“小规模项目额外性论证工具”中的一种或多种障碍从而导致本项目活动不能实施。该障碍可以是天然气内河船舶运营、推广面临的障碍 (如天然气与船舶燃料之间的价格差降低、天然气内河船舶制造、维修成本等) , 天然气内河船舶营运面临的政策法规障碍, 天然气加气点障碍 (如加气价格不明确, 运输企业、加气站运营机构利益得不到保障, 政策性市场壁垒等) 。
方式2:项目活动内河液化天然气动力营运货船所在地区的市场份额, 不大于该地区营运货船总量的10%。
根据《2015年重庆市交通主要统计指标汇编》, 重庆市拥有大中型营运货船2457艘, 本项目活动的LNG内河货船1艘, 占该地区市场份额的不大于总量的10%。
4.5 基准线排放
基准线排放按下式计算:
其中, BEy为y年基准线排放因子 (t CO2e) ;EFBL, kt*km, n, y为基准线情景下, y年n航区的内河营运货船每千吨千米的排放因子 (t CO2/kt·km) , ∑RFTKPJ, n, y为项目情景下, y年n航区的k船舶年运输周转量 (kt/km) 。
基准线情景下河营运船舶排放因子 (EFBL, n, y) 按下式计算
其中, EFBL, n, y为基基准线情景下, y年航区n内河营运船舶每千吨千米的排放因子 (t CO2/kt·km) ;SFCBL, n, y为基准线情景下, y年航区n内河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的燃油消耗率 (kg/kt·km) ;NCVBL, n, y为基准线情景下, y年航区n内河营运船舶使用的柴油 (燃料油) 净热值 (GJ/t) ;EFco2, BL, n, y为基准线情景下, 航区n内河营运船舶使用的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t CO2/GJ) ;IR为为航区n内河营运船舶的技术改造因子 (技术改进率应用于每一日历年) ;t为技术改进的年数 (取决于每种船舶类型的寿命数据) 。
4.6 项目排放
以项目车辆运行实际统计的天然气消耗量为主要参数进行计算, 数据主要来源于项目活动的统计台账、票据。项目的排放是基于班线客车使用天然气燃料作为动力的情况下计算的, 公式如下:
其中, PEy为第y年项目排放量 (t CO2) ;FCi, y为第y年内河LNG船舶i消耗的LNG燃料消耗量 (吨) / (万Nm3) ;NCVi, y为第y年内河LNG船舶i消耗的LNG燃料的净热值 (GJ/t) / (GJ/万Nm3) ;EFCO2, i, j, y为第y年内河LNG船舶i消耗的LNG的CO2排放因子 (t CO2/GJ) / (t CO2/GJ) 。
4.7 泄漏
根据方法学, 本项目不考虑泄漏。
4.8 减排量
项目减排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 ERy为第y年的减排量 (t CO2) ;BEy为第y年的基准线排放 (t CO2) ;PEy为第y年的项目排放 (t CO2) ;LEy为第y年的泄漏排放 (t CO2) 。
5 结语
节能减排的任务刻不容缓, 本文依托交通运输装备节能减排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核算方法研究 (内河营运船舶应用天然气项目) , 对其方法学中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泄漏排放的核算方法着重探讨研究。为未来在内河水运行业内开展规范的碳排放权交易奠定科学的标准和依据, 在拓宽我国碳交易市场交易类型的同时, 又能提升行业内相关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 推动内河水运碳减排工作的顺利进行。
摘要:内河营运船舶应用天然气可以有效的降低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 文章以内河营运船舶应用天然气项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为研究对象, 以重庆某船务公司项目为例, 运用该CCER方法学对内河营运船舶应用天然气项目的碳减排量进行了详细的计算, 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关键词:碳减排,方法学,内河船舶,天然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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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昕.CCER交易在全国碳市场中的作用和挑战[J].中国经贸导刊, 2015, 10: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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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J].辽宁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1, 24:36-44.
[12]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 通知》[J].中国设备工程, 2013, 12:4.
项目化法学 篇2
人大法学院与哈佛大学法学院残疾人权益保障项目的积极合作引起全球关注
日前,《哈佛法律快报》刊登了《能干的法学家:一个拥有6.75亿(残疾人)服务对象的哈佛法学院项目》一文,(Able Lawyering: A Harvard Law School program with 675 million clients,Harvard Law Bulletin, Summer 2011 Issue)。该文对“哈佛法学院残疾人权益保障研究项目”(Harvard Law School Project on Disability)自2004年建立以来,在推动世界范围内残疾人权益保障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效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该项目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教授(Prof.William Alford)、斯坦恩教授(Prof.Michael Stain)联合创建,拥有崔凤敏博士等一批高级研究员。文中对该项目在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推动中国残疾人权益法律保障事业方面的成绩进行重点介绍。该文称,在全球范围内,有大量残疾人权益保护研究和实践机构正寻求与该项目的合作,以至该项目的工作应接不暇。当前,该项目正致力于与中国方面的合作,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2007年,该项目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残联组织召开了“中国首届残疾人权益保障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并致力于对中国政府的残疾人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安守廉教授强调,通过在中国的项目合作,哈佛法学院残疾人权益保障项目本身也获得了大量经验和进步。
该文指出,自与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首届论坛以来,该项目与人民大学法学院等中方合作伙伴进一步深化合作,于2010年10月在中国举办了第二次国际论坛,为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制发展继续提供有益建议,促进了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学术研究团体的行程。
该文介绍道,除了与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残疾人权益保障论坛外,该项目还与人民大学法学院一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残疾人法律诊所。安受廉教授说,“我们希望通过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扩大我们的项目资助、项目发展和项目合作”,建议一个长期紧密合作机制,推动残疾人权益保护事业的发展。安受廉教授是著名的中国问题和残疾人权益保护法律方面的专家,其30多年来频频往返于中美之间。其风趣地介绍:“我每次去中国,都有人问‘作为一个哈佛法学院的教授,您来中国主要做什么’。我说,‘残疾人权益保障问题’,我希望藉此使得该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项目化法学 篇3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教高[2007]1号) , 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设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自2007年以来, 教育部共批准11个法学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一)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该实验区是2003年8月正式设立, 实施以法学专业本科生为主体, 以“跨专业、跨学位、跨学校、跨国家”为平台, 以加长学制为改革方向的法学精英人才培养模式。本科生在修读入学专业的同时, 修读第二专业、第二学位, 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 毕业时获得记载两个专业学习经历的一个毕业证书和两个 (或者相应) 学位证书。
(二) 中国政法大学法商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该实验区培养的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国际商务专业人才。商学院工商管理、国际商务、经济学三个专业均按照法商型人才的培养需求, 全部开设“民商法”、“经济法”等专业选修课, 在工商管理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实行院内通识培养模式 (1—2年级) 。
(三)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
实验班基准学制六年, 其中, 基础学习阶段为期4年, 应用学习阶段为期2年 (第5学年全年为专业实习时间) 。实验班实施双导师制。基础学习阶段由专业课教师担任学生的专业导师, 应用学习阶段增加法律实务界人士担任学生的实务导师。完成两个阶段学习的同学, 将获得学校授予的法律硕士学位。
(四) 湘潭大学的地方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该实验区确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 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重个性”的人才培养模式[1]。以学科、学位点建设为支撑, 培养学生思维创新能力, 以实习基地建设为平台, 磨练学生知识运用能力, 以法律救助中心为依托,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能力。
(五) 西北政法大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该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突出了实验、实训、实习、实践等教学环节的建设与实施要求,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全面的职业素养, 并实行导师制。从实务部门聘请了一部分高学历、实践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 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师资保障。
(六) 清华大学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实验区以“普通法精要课”和国际法课程为核心, 加强国际法和外国法的教学, 形成了较为齐备的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在教学方法上借鉴美国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法和德国的案例式教学法, 培养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双过硬的人才。
(七)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该校实现了在一个法学专业下, 四种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同时招生、同步培养的良性发展格局。四种模式分别为:普通四年制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跨专业2+2” (国际经济法方向) 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法学—医学4+2” (医学司法鉴定方向) 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法学—外语2+2”法学人才培养模式。
(八) 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该实验区以培养复合型知识产权应用人才为目标, 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指导, 以优化知识产权人才知识结构为宗旨, 以强化实践教学为重点, 以整合学校的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现有教学资源为机制保障, 进行复合型知识产权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九) 华东政法大学开放型国际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实验区建设目标在于培养能够熟练掌握解决国际贸易争端规则和实务方面的外向型、实务型和特色型的本科人才。该实验区改革了现有的课程体系, 开设更多的有关国际贸易争端实务方面的选修课程;增加双语课时量, 双语课程占到专业课程的60%, 境外教授授课比例达到25%;增加英文原版教材的引进。
(十)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该实验区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强化理论学习、科学研究与操作实践的有机结合, 以法律实验实训中心为基础, 加强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和应用, 在专业实习、法律援助中心、司法文书写作、法律专题辩论、司考专项培训等法科学生应具备的能力上狠下工夫。
(十一) 浙江工商大学执业技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
该实验区开设刑事法律综合实训课程、民商事法律综合实训课程、诉讼法综合实训课程、法律文书综合实训课程、商务谈判等专业实训选课。突出刑事、民商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的事实发现、事实调查能力、举证质证方法和技巧、法庭询问的方法与技巧、法律解读分析能力以及法庭辩护 (辩论) 技能等五大环节。
二、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的归类比较
(一)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法商型人才培养模式、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南京师范大学创新实验区、西南政法大学复合型知识产权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华东政法大学开放型国际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清华大学国际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实验区, 虽然名称和各自侧重的细节有所不同, 但其实质都是典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即用多个学科集中培养一种高素质人才。具体包括法学和经济学结合、法学和外语结合、法学和管理学结合、法学和医学结合等等方式, 实现人才的跨专业、跨学科、跨国界等的复合型培养。
(二) 分阶段型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是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中六年制分阶段培养模式的代表。将基准学制的六年, 分为基础学习和应用学习两个阶段。其中, 基础学习阶段为期4年, 应用学习阶段为期2年 (第5学年全年为专业实习时间) 。借鉴外国分阶段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 并结合我国国情会发现六年制分阶段培养模式的亮点和创新。中国法治建设需要高水平的法律实务人才, 法学人才培养应当以培养职业法律人为主。
(三) 地方型人才模式培养
目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教育阶段,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尤其是对具有较强实践应用能力的人才需求更为迫切。地方院校在这样的社会人才需求背景下, 在人才培养上发挥自身的优势, 充分利用所在地方的各类资源, 培养具有特色的地方型人才, 如湘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
(四)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是近几年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近年来, 一些有一定办学规模和历史的普通本科院校, 在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面前, 尤其是从毕业生求职四处碰壁的窘境中逐渐意识到, 培养适应社会真正需求的应用型本科人才才是他们的出路所在。
(五) 执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
浙江工商大学是执业技能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典型, 亮点在于对学生执业技能培训的注重。法学本科的教育以执业能力培养为重心, 利于学生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浙江工商大学注重突出和强化学生的三种能力, 即学生自主意识的提高和主动学习能力、法律执业技能、法律职业责任心和职业道德。这种培养模式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多向选择, 学生可以直接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
三、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发展趋势
2007年教育部颁发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 (教高[2007]1号) 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2007]2号) 。这两个文件是教育部新时期深化教学改革, 全面实施质量工程, 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战略部署。“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集中体现了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发展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走多样化人才培养道路
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不可能是千篇一律, 不加选择的。如果每个学校培养出的人才都如同一个生产线生产出的商品一样, 那么可想而知, 人才将不具备任何竞争力。我国的法学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致力于改革传统教育模式的目的, 就是为了迎合社会和市场对人才的需要。提高毕业生的自身素质, 从而增强其竞争力。我国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各具特色的教育目标也体现着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的趋势。
(二) 以应用实践为根本目的, 培养出大批应用型人才
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立足现代教育理念, 强化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培养, 通过对法学专业传统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教学运行和管理机制、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 将“注重实践, 提高能力”的应用人才培养理念贯穿到教学的每一环节中,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法学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宽, 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实践操作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三) 以精英型法学人才培养为核心目标
精英型人才培养模式, 即法学教育应当是法律职业精英教育。实验区实施的跨专业、跨学位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多学科、交叉学科知识的融合与渗透, 实现了交叉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有效地弥补了法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知识结构单一的不足, 适应了法学精英人才培养中宽厚基础的要求, 开拓了法学专业学生的视野, 满足了学生自由成长的需要。毫无疑问这种法学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 学生本身的综合竞争力也较强。
(四) 加强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性教育
地方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 也是本科教育的主体。法学本科教育更是法学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全国开办法学本科教育的地方院校占绝大多数。“地方本科院校不同于传统的学术型大学, 也有别于职业技术院校, 它实现了高等教育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结合。它更注重建立以产学研合作为基础的学校发展模式, 编制应用性教学计划和课程教材, 加强具有应用能力的教师队伍建设”[2]。
参考文献
[1]桂兹军.湖南省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 2007.
项目化法学 篇4
一、创新创业项目部成立背景
2015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出重要批示:“大学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既要认真扎实学习、掌握更多知识,也要投身创新创业、提高实践能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产学研用结合的关键纽带。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国家决策部署,积极开展教学改革探索,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切实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厚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土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支撑。”
大学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相关政策要求,在学校内积极成立相关部门、组织相关人员部署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与此同时,在学校教务处成立“大学创新创业协会”专门负责组织学校各个院系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选拔与竞赛。相继举办“大学创新创业大赛”、“吉林省创新创业大赛(大学赛区竞赛)”等一系列相关赛事,组织申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国家英才计划训练项目”、“大学生应用文学写作竞赛参赛项目”等。
鉴于我院学生由于专业方向的限制而可积极参与的校级、地市级、省级、国家级的相关赛事相对较少(明显小于经济学院、数学学院等理科门类、经济学科门类的院系)因此,我院学生在学校“竞赛学科学分奖励”、“参赛论文学分奖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奖金奖励”等学科奖励方面处于劣势,在与其他院系的学生同台竞争相关荣誉时往往取胜十分艰难,不利于提高我院学生参与学校诸多赛事的自信心和参与感。
二、创新创业项目部具体工作内容
(一)组织法学院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相关赛事。1.做好“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应用文学写作大赛”等与我院专业知识密切相关的赛事宣传。
2.提高我院学生参加各类赛事的技能,提升我院学生参与大学生竞赛的自信心,逐渐摆脱在各类竞赛中的畏难情绪,形成本院参与、层层选拔的竞赛模式。
3.在全院学生中广泛遴选具有参加竞赛意愿的学生,并积极帮助在本院乃至在各个学院选择参赛成员,并负责团队的构建以及团队本身的赛事能力的提高。
4.承担一部分与各个学院开展协同合作的相关职能,在法学院团委的直接领导之下,间接配合学校教务处的相关赛事举办,并与学生会各部门通力合作,完成法学院内部各类事务。
(二)组织法学院参与申报各类创新科研项目。
1.及时向我院学生通告各类项目申报的相关信息,避免由于信息不畅而造成的项目迟报和由于信息有误而造成的项目错报、漏报等意外状况的出现。
2.由青创部的部员以及在双创部成员的带领之下,积极开展项目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争取在本部门的辅助之下,我院能够产出一大批具有科研创新价值的项目。
3.切实开展相关项目申请的技能训练,帮助我院项目的负责人组建结构合理、能力突出的科研创新团队,提供跨年级、跨班级、跨院系、跨专业资源重组的帮助。
(三)组织法学院已有项目的持续进一步发展。
1.大学社区矫正服务团项目。
项目备注 :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参加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示。
2.东北民俗旅游规划公司项目。项目备注 :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参加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示、参加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3.黑苹果公益创新项目。
项目备注 :预申报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预参加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4.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研究项目
项目备注 :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5.五大发展理念下财经类院校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
项目备注 :预申报吉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三、创新创业项目部人员结构
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学的影响 篇5
在古代罗马法律文化中, 核心是罗马法学, 它是西方法学的渊源[1]。罗马法是古代奴隶制法中最重要和最发达的法,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曾说过, 罗马人“用武力征服全世界, 并没有像用他们那种伟大法学之不朽的力量来得大。”
罗马法学经历了一个不断补充和完善的过程。古代罗马国家地处欧洲的地中海中部的亚平宁半岛, 罗马最初是氏族社会, 划分为三个部落 (Ramnes部落、Tities部落和Luceres部落) , 采取君主制形式, “王”是国家的最高首脑, 由各个氏族首长组成元老院, 并建立了贵族大会和军伍大会, 当时的法律渊源主要为习惯法, 内容为宗教、道德上的习惯。
公元前510年, 罗马进入了共和国时期, 这一时期罗马积极向外扩张, 公元前462年, 保民官盖尤斯提议由平民组成委员会来起草法律, 到公元前454年, 护民官们提出建立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的立法委员会, 并得到元老院的接受, 后创设了十人委员会, 最终完成了《十二表法》[2]。共和国时期的法律渊源还包括长官谕令和法学家的解答等, 这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主要有:阿西留斯 (L.Acilius) 、波修斯 (M.Porcius) 、李维斯 (C.Livius Drusus) 等[3]。
公元前27年, 奥古斯都 (Augustus) 废除了共和制, 实行元首政治, 开始帝政时期。这一时期, 国土继续扩张, 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 罗马法学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出现了大批法学家, 最为著名的有:盖尤斯 (Gaius) 、帕比尼安 (Papinianus) 、乌尔比安 (Domitius Ulpianus) 、保罗 (Julius Paulus) 和莫迪斯蒂努斯 (Modestinus) 。
公元527年, 查士丁尼执政, 在这个时期, 法律编纂之风盛行, 不仅皇帝重视大规模的法典编纂, 法学家更是致力于法律的整理, 使罗马法学发展进入了一个集大成的时期, 尤其是《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 其中, 《法学阶梯》则为法国民法典的体系奠定了基础, 且开创了大学法学教科书的范式;《学说汇纂》收录了40名著名法学家的著作, 是德国民法典的蓝本, 成为近代西方法学的历史基础[4]。
二、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学
罗马法学对西方法学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罗马法学的成功除了与罗马社会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外, 罗马法学家的功劳不容忽视, 甚至可以说, 没有罗马法学家的贡献, 不可能有罗马法学的发达。
公元前3世纪开始, 罗马逐渐形成了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至帝国前期, 法学家的活跃程度达到了顶点。据史书记载, 该时期是罗马法学家群星璀璨时期, 出现了众多的著名人物。其数量, 根据法国18世纪著名私法学家朴蒂埃 (R.J.pothier, 1699-1772) 的统计, 是92人……但贡献最大、名声最响的是被公元426年的《学说引证法》 (Lex Citationum) 宣布为其学说和作品具有法律效力的五大法学家, 即盖尤斯、帕比尼安、乌尔比安、保罗和莫迪斯蒂努斯[5]。
罗马法学家的活动主要有:通过法学家的解答对执政官、法官或私人向其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口头解答;为契约当事人双方书写合同证书;指导诉讼当事人如何提起诉讼;代写诉状;甚至指导辩护人如何办案等。
罗马法学家的另一重要活动是创造了大量的作品, 通过其著作来影响罗马法学。罗马法学家著作数量之多, 种类之全为世上所罕见, 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编纂《学说汇纂》时就参考了二千部法学著作, 这还只是罗马法学家的部分著作。
三、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学的影响
罗马法学家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和法律实践的积极参与, 促使罗马法学逐步走向成熟, 也使得罗马法达到了世界古代法的顶峰。罗马法学家的理论上的贡献, 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关于法律与法学的定义。罗马法的法律一词, 拉丁文为Lex和Jus。公元一、二世纪之际, 罗马法学家首先对法律与法学作了精辟的定义。罗马著名法学家塞尔苏斯对法律下定义:“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 “所谓善良, 即是道德;所谓公平, 即是正义”。乌尔比安引申解释, “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他的权利的一个固定的和永恒的力量。法律的格言是这样的, 过诚实的生活, 不伤害任何人, 给予每个人他自己应得的东西。”[6]
法学的拉丁语是Jurisprudentia, 该词是由ius (法律、正义) 和providere (先见、知识) 合成[7]。乌尔比安说:“法学即是神事与人事的知识, 正与不正的学问”[8]该定义为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所吸纳。尽管罗马法学家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把法律与宗教和道德混为一谈, 但他们对法律和法学的定义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
第二, 关于罗马法学的分类。由于罗马法渊源众多, 有习惯法、平民大会决议、元老院决议、长官告示及皇帝敕令等。因此罗马法学家对庞杂的罗马法进行分类和整理, 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显得尤为必要。
首先, 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分类。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将罗马法分为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他认为由自然的条理而成的是自然法, 自然法是自然教导一切动物的法律, 它不仅适用于人类, 而且适用于一切动物, 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由万国规律而成的是万民法, 万民法作为罗马市民法的“富有弹性的补充”;由市民的法律而成的是市民法, 它仅适用于本城邦自由民, 而不适用于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罗马法学家一般都认为一切法律都是从永恒和普遍的神法———自然法则中产生出来的。西塞罗就说“法律是最高的理性, 从自然法出来”, 乌尔比安说:“法律不单是一个特别社会的规则, 乃是正义和德行恒久不变的原理的说明。”
其次,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将法律为公法与私法, 他说:“罗马法研究的对象有两个, 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 而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9]他把规定国家政府和职权范围等事项的法律视为公法;规定私人间的各种纠纷案件的法律为私法。乌尔比安认为公法包括神事、神官和政务官的法律规范;而私法则是由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三方面法律规范组成。法学家盖尤斯说, “所有我们使用的一切法, 或是涉及到人, 或是涉及到物, 或是涉及到诉讼”[10], 进一步将私法分为人法、物法及诉讼法三种。
最后, 罗马法学家还依法律产生的形式不同, 将法律分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依法律的渊源的不同, 把法律分为市民法和最高裁判官法。
第三, 关于主权在民的法律思想。罗马法学家继承了希腊自由、平等、正义等理性法思想, 而且提出政治权力的渊源来自于人民的观点, 西塞罗曾说:“人民只要有参政的机会便是得到自由的机会。”盖尤斯也论述道:“一切权力都是从人民而来的。皇帝的命令何以有效力呢?因为皇帝的地位是由人民给他的;官吏为什么有权力呢?因为官吏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11]
从罗马法学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 他们认为政治权力的根本渊源是人民;法律上所以有效力, 必须经由人民的参与政治活动而授予了各级的权力;所有国家法律的制定都必须归诸于政治上有组织的人民。
第四, 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教育的贡献。罗马的法学教育是依靠法学家来进行的, 罗马古时, 僧侣贵族垄断法律知识, 一般平民很难获得学习法律知识的机会。到公元前254年, 一个平民出身的大僧侣柯隆加乌斯将所有的法律文献全部披露, 并公开解答法律问题, 传授法律知识。罗马的法学教育开始兴起, 罗马的法学教育创立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帝政初期, 最初是非正式的私塾教育, 法学家被赋予举办法学教育的权利, 以学徒式的方式进行的, 学生只是跟随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参加司法会议并同其一起讨论所遇到的问题, 以此方式获得法律的实践知识。后来许多罗马法学家还编写法学教材, 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 如盖尤斯、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等人都曾编写过《法学阶梯》式的法学著作作为法学入门者的法律教材。
法律教育的发展, 使得罗马习法成风, 知法者甚众, 学术繁荣。可以说, 正是由于罗马法学家致力于发展法学教育, 才使得罗马法学界代代有人出, 罗马法学的发展也因此高潮迭起, 并经受时代的压力与考验, 逐步成为世界性的法律, 存续后世。
第五, 罗马法学家对后世民法学的概念、原则和内容的影响。罗马法学家在罗马民法学中所确定的概念、原则和内容简明而严谨, 准确而精炼, 恩格斯曾说:“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 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 都不能对它作任何实质性的修改。”[12]在概念方面, 如物权法中的物、物权、占有、所有的概念:债权法中要式行为、故意过失的概念;继承法中的遗嘱、遗赠的概念等。在民事法律原则方面, 如自由人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平等原则、诚信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侵权行为的归则原则等, 均为后世民法学所承继, 尤其是为大陆法系的民法学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29.
[2][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M].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77.
[3][4][7][8]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42, 49-51, 1, 2.
[5]何勤华.古罗马五大法学家小传[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6, (5) .
[6]李进一.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19, (2) .
[9][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1.
[10][11][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4.
小议法学专业刑法学试题库建设 篇6
(一) 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巩固人才培养定位
传统的教考合一的情况下, 学生在考前要求任课教师划范围降低难度, 考后成绩不理想还要求助于老师, 严重破坏了学校学风、考风的建设。而试题库的建设, 会使学生认识到成绩的好坏取决于平时的努力程度以及对所学课程掌握与理解水平的高低, 从而促使其树立端正的学习态度, 认真学习并掌握刑法学课程的基本内容重点。因此, 试题库的建设, 不仅有助于形成重教重学的良好氛围, 也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更能巩固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
(二) 促进法学专业学生适应标准化考核制度及就业
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本科期间除必须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任务外, 还可以通过社会考试获得各种从业资格证书, 试题库的建设则能端正学生的心态, 学生将摆脱“投机”“押宝”等心态, 学生在课堂上熟悉标准化考试环境, 在多次标准化考试中培养自身应考能力,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从业资格证书的通过率, 促进了法学专业学生就业。
二、高质量刑法学试题库建设的需求规范
(一) 刑法学试题库建设的基本原则
刑法学试题库不是刑法学试题的简单拼凑与罗列, 试题库建设应根据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的要求进行组织与实施。教学大纲是教学内容的总体纲要, 基本内容包括内容简介、教学目的与要求、讲授重点与难点章节要点及授课学时数等;考试大纲则规定了考试目的、考试性质、考试内容和考试要求等。
(二) 刑法学试题库中的试题应具有一定规模
刑法学试题库中的题量必须达到足够容量, 否则就会失去试题库的价值。刑法学试题根据知识点难度题型等参数的要求, 应具有合理的比例结构, 其题量也应具有一定规模, 尽管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 但笔者认为至少应能保证连续四年抽取的试题重复率不超过10%为佳。
三、刑法学试题库建设的成效
(一) 学生实践能力凸显
刑法学试题库的建成、补充、更新了大量实践考核内容, 提高了实践教学质量。配合学校成立的模拟法庭, 使学生更加明确了刑事庭审的过程, 加强了对诉讼法的掌握, 同时提高了对实体法的兴趣。
(二) 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均得以提高
刑法学试题库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教考分离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办学效益。实行教考分离, 直接促进了教师教学责任心的提高, 唯有积极做好切实的教学, 方可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同时, 实行教考分离也促进了学生学习自觉性的提高。面对大量的高质量试题, 学生只有主动勤奋地学习。刑法学试题库的建成有力地调动了教学双方的积极性, 自然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总之, 刑法学试题库建设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 也是一项细致而又严肃的工作, 试题库建设是必然的趋势。它涉及教育科学与刑法学教学以及计算机软件技术的紧密结合, 试题库建设使试题管理工作趋于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 有利于树立良好的教风与学风, 也为试卷标准化及无纸化考试提供了基础。试题库建设要扎扎实实地逐步进行, 尽管在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难题, 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与传统方式相比, 已体现出很多优越性,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法学研究的类型对法学教育的引领 篇7
关键词: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类型,引领
一、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
法律是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规章制度, 保障社会秩序的有效运作, 调解人们生活之间矛盾的法治体系, 对于以法律来说, 是一种比较有科学性质的一门课程, 其理论知识不仅专业程度较强且在实践中涉及的专业性也是比较强的, 以此作为法学中的服务法律和法学实践的实质。以此作为基本条件来对法学进行了分类, 第一, 直接服务于法律研究与法治研究, 其主要的意思就是讲的法学中的实务研究。而在实务研究中又包含了两层意思, 即 (1) 借助于法学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理论来对法律的制定实施有效的措施; (2) 将法学理论作为法律运行的基础条件, 以此来达到法律的完整性。第二, 利用间接的形式来达到法律和法治在法学中的分析类别, 其主要指的内容就是在法学研究中对原理的分析。这一种形式上的分析代表了法学实质上的理论构成, 从中提出了法律和法治在社会中运用的一些法律依据。这两种类型的关系就像“砍柴”与“磨刀”的关系一样, 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法学教育的类型。在法学研究中, 既需要注重对人才的培育还需要注重培养专业人才。由于“砍柴”与“磨刀”都是法律和法治实践中所必须的, 所以对于法科人才的培育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1) 重点培育有专业性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 从而能够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对于实务型人才的培育目的是在于实务工作岗位。对于理论型人才的培育来说, 需要明白:要加强对学生书本知识的学习, 使其能够熟练的掌握书本中的一些法律概念, 达到倒背如流的程度, 这有这样才能在运用时做到脱口而出, 这样才符合培育理论型人才的目的与需要。从培育课程的内容上讲, 需要加强学生两方面的知识, 即一方面, 对于以后打算就业于法学理论事业的学生来说, 必须掌握全部的法学科目,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业单位对人才需求的满足。 (2) 对于法律实务工作岗位来说, 其自身带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要具备实务研究能力, 对于培育实务型人才对学生所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研究能力。在校法科学生和法学老师是法学理论工作中最能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 对于社会中那些工作于法律实务的人员和工作于法学教学的理论者来说, 其主要形成了法学知识的教育体系。但是, 对培育类型进行具体的区分并不是代表了在法学理论型人才和学科型人才中某一个可以从事于理论工作岗位, 而是要求这两种类型的学生都必须掌握理论知识, 因为这无论对于理论类型的人才还是学科性的人才都是进行深入学习的基础知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均需要结合法律实务中的实际问题, 因为在教学内容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重合与交叉。所以, 对于不同的教育类型仅仅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
二、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础坐标
在一些学校中对法学知识的教育对法学类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学校教育体制的完善和师资力量的雄厚都代表了这个学校中学生学习的好坏程度, 无论是对于老师还是社会来说, 最终的目的就是培养出拥有高知识含量、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与国外的一些法学人才培育机构来说, 主要运用的教学方式是: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不同, 却都是以两种法学研究作为内在依据的。
第一, 根据其研究目的上的差别, 需要对法学人才进行划分, 可以根据学生自身的能力进行划分, 因为在不同的国建中对法律教育的规定也是不同的, 有的偏向于对学生实务研究的培育, 有的偏向于对学生理论性的学习, 所以, 在这两种模式上, 第一种更重视对学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培育, 比较注重于法律实务与理论的结合。
第二, 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 设定不同培养层次。每个国家都设置了不同层次的本科、硕士、博士等, 而培育出来的法科人才类型是要有不同层次的学历的。实际上, 从事于法律实务的必须是科班出生的, 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集中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
三、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
根据目前我国一些学校对法学人才的培育来说, 知识在一些重点本科院校才会设置与法律相关的专业, 对于一些职业院校来说, 根本没有设立与法律相关的专业, 因为法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 需要具有一定的资格才可以从事于本行业, 对人才的要求非常高, 以至于在中国的法律岗位上出现了对人才的大量空缺, 造成了法律人才难找的现象。即使有一些学生获得了法学学习的资格。但其学习的成果不理想, 而造成了在一些本科院校内学习法学专业的学生不能从事于法律事业。在社会中对法律在形式上设立了不同的学位, 有研究生学位, 还有硕士生学位, 这二者的确立代表了我国法学教育的主要差别。对于解决法科人才的短缺是当前培育能够培育人才的师资需要, 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是建设开始, 形成了培育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在之后出现的博士就是对此的延伸, 而法学本科将培育任务转变成了培养实务人才。我国法学教育针对人才的缺失做出了重新的定位和调整。第一, 将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作为标注, 对社会法律中人才严重空缺的现象有以下几种解决办法: (1) 将原来存在的本科院校法学教育作为学生学习实务法律的院校, 将本科院校中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取消掉。 (2) 将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来进行保留, 将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 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第三, 将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作为一种门槛, 清楚这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 若是没有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是不允许进入实务岗位的。
四、小结
根据以上对法学研究的类型对法学教育的引领的研究分析表明, 法学是一种知识, 一种逻辑, 一种学问, 更是一种实践, 一种经验, 一种解释。而法学教育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系统的知识体系, 对法学的研究是基于法学教育的基础之上的。
参考文献
项目化法学 篇8
一、高校教学方面
教学问题应首当其冲, 牵涉到许多方面, 包括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也包括师资数量和质量。教学既是对教学教材和教程方向的定位, 也是对法律教育的教育模式的一种定位, 这些要件的构成使得教学在法律教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 教学内容
对比日本的法学教育, 我国的教学内容还是显得有些空洞的, 教学目标的不够明确。专业课设置的单一, 这些直接导致了教学质量得不到提高。而日本除法律专业课程外, 还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其他修养课程方面的内容。日本法学部的授课科目, 根据内容分为基础教育科目、外国语科目、保健体育科目和专业教育科目四类。分类说包括私法类、公法类和政治类三部分, 方法不同、各有侧重。日本法学教育课程设置的特点有二:一是重视基础科目的设置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特别是规定法学部的学生必须选读理科课程, 使其知识结构合理化。二是专业课设置体现了本国实际与国际的交流。必修课以国内法为主, 而选修课中的外国法, 特别是欧美法占有相当的比例。目前, 日本学者主张的改革中对法学课程的设置提出了较多的建议, 这将日本法学教育的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 (1)
而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 一些实用必修的课程在大部分法学院校只被列为选修课范畴, 而对于学生而言, 专业课才是必须认真学好的, 这使得学子们的知识构成单一化, 进而会影响教学质量。借鉴日本的法学教育课程设置, 笔者建议要在确定教学目基础之上, 针对目标选取教材和确定教程。
(二) 教学方式
日本大学法学教学偏重于基础理论的训练。其把与广泛的法律现象和政治现象有关的基础理论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教学的主要方法是讲课。讲课方式分大班讲授和分组教学两种。学年必修课大都采取大班上课, 大班可达三、五百人。教学以讲座为基础进行, 每一讲座的主讲人负责一门课程。日本属大陆法系, 讲授中注重阐明法学原理, 解释法典条文, 探讨法律问题。分组教学是一种讨论式的讲习方式。它不以消化课程讲授为目的, 而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讨论由教授主持, 参加者必须修完某些课程, 题目由教授确定, 有的题目比较固定, 如《现代法哲学的基本问题》等。有的大学法学部在教学计划中, 单独设置演习科目, 并规定相应的学分。所谓演习是在教师讲授和直接指导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的主动学习方式。演习类似我国的课堂讨论。
而我国传统的法学讲学方法一般是授讲式, 灌输式, 这是教师教育思想、观念在探索改善教育方面表现不足的地方。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也会因此受挫, 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导致只是注重理论的陈述而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法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会淋漓尽致体现这一学科的意义的学科, 所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不能体现法学这一专业的实际性意义。
(三) 高校法学教育的师资
老师对学生而言是一盏指路的明灯, 老师指出的方向直接影响到学生以后在十字路口上的抉择, 所以教师的师德及其综合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大学中教师职称设有教授、助教授、讲师、助教。教授主要指导研究或从事研究, 助教授协助教授工作, 助教协助助教授或副教授工作, 讲师从事相当于教授或副教授的工作。二战后, 日本的教师队伍呈现出高学历的趋向。而在我国目前而言, 部分教师知识含量和知识深度都还有欠缺, 有些老师没有实践经验, 有些老师甚至完全实行教条主义, 老师的学历, 学术发表, 外语力, 专业知识的精通都需要从整体上提升。
(四) 学生数量
近年来我国法学院数量的“肆意”扩张现象直接影响到法学专业数量的增多以及大学生数量的境多, 但学生的整体素质却始终无法与其数量成正比。学生数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学生在投选专业的盲目性的表现有父母包办安排选择的, 有乘着“热”劲进来的。
二、高校教师的科研能力
科研首要是指发表学术界的科研成果, 比起一般性的论文来更具逻辑论证, 经验验证, 观点“新颖”且符合学界的主流和基本看法, 科研是法学教育成功的重要表现, 科研的质量和数量直接体现了一所学校一个国家的权威性和威慑力, 而当前学术界的状况是很不容乐观的, 抄袭现象普遍存在。学者们的发表也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注重深度和广度的扩展, 注重传统与创新的兼容。 (2)
(一) 科研成果的定性
无论各种竞技的裁判还是法庭上的法官要做到完全地公平公正似乎是不可能的, 多少都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而像这种学术界的科研成果, 想要给其制定硬性的评定标准或者说给其硬性的定位就更难了, 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让审核过程公平公正化。
(二) 科研成功的质变
“量变是质变的前提,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质量”, 这哲学理论的辨证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却不能完全适用于科研成果的发表上。虽然, 量变是质变的前提, 可是量变并非一定就可以质变, 现在学术界科研的发表不算少, 在量的方面是有所小成就的, 但是, 质量不过关。
三、高校法学教育制度
法学院教育和研究的一系列体制让我们从宏观, 中观, 微观地整体性去看到法学院的框架。无论是教育投资的体制还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体制对法学院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 拿教育投资体制来说, 我们的资金是用来扩建院校增加硬性设施还是用与研究经费。而教育体制的重要性从其对博士点的设置, 法学院教育的评估, 科研项目及评奖的影响就可以体现出来的, 人事管理的体制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质量评价体系。
四、对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总结
在中国内地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 法学教育界也迎来了空前的机遇。
(一) 经济的带动
中国法学教育界一直在改革, 虽然进度比较慢, 但也已经潜移默化地转向高校教育领域这一块, 高校人员的流动也将成为一个必然, 受市场收入差别的影响, 我国的物质生活水平已得基本保障。“金钱主义”“官位主义”已不再是我们法学专业择业的择重点, 个人兴趣爱好的择业将会给人才市场的选拔制度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 现在各个专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联系, 对内对外的学术交流也更加频繁, 这些都是为法学专业的择业提供了宽阔的就业前景。
(二) 制度的支持
法学教育制度模式的改革也给法学专业的前景带来了希望, 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相结合, 这会使得法学专业的学生更早地与相关职业接轨, 有更多的体验与参与实践的机会, 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加强为法律职业人员的能力提供了相对的保障。
综前所述, 当前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使命应该是承上启下的, 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任道重远, 而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前景也将是一片光明的, 我们处在了非常关键的时期, 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成我们这一代的使命。 (1) 明确我们法学教育的目的。我们古代就已总结出“传道, 授业, 解惑”的教学目的, 现今看来, 对于法学教育而言, “授业”是重中之重, 法律职业部门的培训机构与法律职业教育将形成统一体。 (2) 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教学内容的狭隘与教育制度的僵化使得我们的教学成果曾一度停滞, 这不仅是各大院校的问题, 必要的时候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进行适当地宏观调控。
(三) 抓住机遇接受挑战
时代给了我们舞台, 我们就应该不放过任何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成功来自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和百分之一的幸运, 百分之一的幸运应景给了我们, 如何抓住这一份幸运就得看我们的知识储备了。
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法学教育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对比了中国和日本法学教育状况, 同时对中日两个国家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影响给予客观历史定位。文章针对学术界探讨的法学教育作了一定的概括并提出解决的建设性方法, 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给中国法学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简析了中国法学教育当前的历史使命及发展前景。
关键词:法学教育,发展趋势,改革
参考文献
①马卫华, 五艳娥.中日法学教育体制之比较.中国电力教育.2004, (4) :105.
项目化法学 篇9
1 历史法学派与德国民法典不得不说的故事
历史法学派与《德国民法典》联系密切, 后者又是前者的产物。历史法学派对法律本质与法典化社会条件的观点, 对《德国民法典》的订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法学派促进了德国民法的发展, 并立足于实践, 对于旧有的法律辩证的继承, 又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东西, 将就有经验与先进的法学学说相结合。从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德国民法典的出现打下基础。
萨维尼是历史法学的创始人, 《论立法和法理学的现代使命》一书, 是他在19世纪初就是否应制定全德统一法典的一场论战中写成的, 该书系统地陈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法律有其自身特殊的语言、规范、体系。历史法学派在多年研究后, 提出法典在法律体系上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在具体的规定和语言上应具有精确性。《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总规则规定、概括条款与一般条款中有大量的法律术语, 都体现历史法学派的特点。
另一方面, 由原来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逐渐演变而来的潘德克顿学派作为历史法学派的一支对于《德国民法典》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内容、体例、立法技术和语言文风上都有具体的体现。在内容上, 潘德克顿法学确立了具体的民法权利。其中的法律行为理论打下了《德国民法典》编立的基础。在体例上, 《德国民法典》使用了潘德克顿体系。总则、债券、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制的技术不仅条理清楚, 而且避免重复。精确的概念与用语使《德国民法典》成为能与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媲美。在语言风格上, 为了追求严谨, 对于法律的解释不再言简意赅而是尽可能的详尽。充分发挥了逻辑性和抽象思维。使《德国民法典》成为晦涩、艰深、抽象、难懂又不乏精确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 历史法学派关于法律的政治要素与技术要素相结合的观点体现于《德国民法典》。该法典内容稳定适应德国社会, 并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历史法学派和《德国民法典》对当代中国法制改革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在历史法学派连锁反应下中国民法茁壮成长
历史法学派的影响凭借着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各个大陆法系国家蔓延开来。中国近代民法典的编纂对德国民法典的借鉴就是其有力的证据。也正是凭借这历史法学的养分, 中国近代民法才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19和20世纪之交的历史情境是, 在中国寻求改革之时, 德国民法典刚刚颁布实施。因而, 自然而然的《德国民法典》成了中国的目标。所以这成了当时中华民国在很大程度上以德国法律制度为模式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其影响, 中国法律制度开始脱离传统并初步具有了近代化特征。这一时期德国民法对中国民法的影响主要变现在翻译德国法律、民法编纂采取德国模式、民法主要内容来自于德国民法等三个方面。
上述说明, 中国近代民法典的编纂所借鉴的国家都是深受历史法学派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正是历史法学派的营养为中国民法典的编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3 总结
总之, 历史法学派对世界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就我国民法典的编立来说, 一方面善于探索我国的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的可以利用的方面, 立足实践, 注重实际情况, 着重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 要融入国际化的趋势中, 积极借鉴他国的法律成果。既要立足现实, 又要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塑造出一部相对完善的中国民法典。
参考文献
[1]陈东旭.历史法学派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J].北方工业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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