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制度

行政强制制度（共12篇）

行政强制制度 篇1

一、人权保障与行政强制制度的关系

行政强制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目的, 对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而采取的措施。仅从其含义来看, 看到的更多是对人权的限制, 其实不然, 人权保障与行政强制有着内在的双向联系, 政府成立的本身就是应以为公民谋福祉为目的, 也就是以人权保障作为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而为了实现人权保障对违法行为加以强制, 从而维护了公共秩序的有效运行, 行政强制则显得十分必要。

1、人权保障是行政强制的最终目的

政府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人权保障, 然而公权力的行使若不加以限制则会如脱缰的野马, 恣意妄为, 人们通过宪法和法律来对公权力进行规制。可见, 宪法和法律无论是在设定还是限制公权力尤其是行政权, 都是以人权保障作为价值追求。因而, 行政权力的行使, 制度的运行均以实现人权作为内在动力和最终目的。

2、行政强制是人权保障的有力屏障

首先, 行政强制是行政法律规范得以实施的有力保障。任何法律规范都是通过贯彻实施执行才可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因此, 对于那些有义务而拒不履行义务的人就应该采取强制措施促使其履行, 从而保障他人的人权得以实现;其次, 行政强制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保证。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 从而保护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 而行政强制就是必要手段之一;最后, 行政强制是促使人民自觉守法、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的必要手段。行政强制一方面用宣传教育使人民增强法律意识, 对预防犯罪起到很好的警戒作用, 另一方面在实施强制措施的同时, 敦促相对人履行法律义务, 进而实现人权的保护。

二、我国行政强制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1、行政强制本身具有侵权性

行政强制是最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执法方式, 属于典型的损益行政行为。尽管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并不是以损害相对人利益为目的的, 但行政管理活动主要是调整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最突出的即是反映在调整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由于我国传统观念一直倡导“集体利益无小事, 个人利益无大事”的价值观, 因而, 只要是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 且不是滥用权力的前提下, 人们即认为正当, 尤其是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 个人利益即理所当然的无条件的让步, 行政强制制度作为行政制度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2、行政强制制度的程序构造不尽完善

我国于2011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这部历经十年之久的法律终于在万众瞩目下诞生了。我们在为《行政强制法》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感到欣慰的同时, 也应理性的对待在程序设计上的一些不足之处, 尤其是体现在法律评价制度的规定上以及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方面均存在问题, 会导致行政机关开出许多“空头支票”, 该法律也容易成为一纸空文。

3、行政强制主体人权意识缺失

“近几年来, 媒体爆出连环猛料, 逾越法律界限的行政强制比比皆是。城管野蛮执法, 地方政府主导强拆, 闹剧悲剧不断, 搭上了多少人命。”

法律、法规的社会价值及功能都是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的, 再好的理念, 执行得不好或者偏离初衷, 其效果都是会大打折扣的。行政强制的过程中, 行政强制主体是最直接影响实施效果的主体, 触目惊心的场面的出现, 不得不归咎于行政强制主体对人权的淡漠。

三、完善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对策性建议

1、树立个人意识

这里谈到的个人意识, 并不是完全“小我”的一种思想, 绝不是脱离了集体主义的与社会对立起来, 一切从个人需要和个人幸福出发, 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的个人主义。而是打破一味逆来顺受的“顺民”思想的局限和禁锢, 敢于为自己争取并且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2、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行政强制法》的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已经引入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思想, 意味着行政强制制度的构建是兼顾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将二者并重保护。“法律重在调整利益。现代公法调整的利益不能只是单一的公共利益或者个人利益, 而应当是在兼顾二者的基础上对其加以理性界分和整合。”以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天平上会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现如今立法的目的会使得天平稍微倾斜, 我们既不希望公共利益受损, 又不愿看到过于牺牲个人合法权益以至于发生践踏人权的惨案。如果没有一支廉洁的行政强制队伍, 行政强制权卷入金钱、私利的漩涡中, 无论损害的是哪一方的利益, 最终会影响整个天平的平衡与稳定, 与其说行政强制制度应注重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倒不如说应加强行政强制队伍的廉政建设, 没有利益, 就没有偏颇, 才会多一份公正, 才能实现两种利益的平衡。

3、进一步规范完善行政强制制度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可以说是公民权利的一大福音, 该法致力于调整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解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 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努力寻求平衡。这对于妥善处理官民矛盾, 实现社会和谐以及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过法律没有十全十美的, 相应的制度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 行政强制制度还是应进一步规范完善才能最大化的实现其社会价值。

最后, 我认为行政强制制度需要相关的一些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辅佐, 要进一步规范行政强制制度, 人权保障就是一把衡量的标尺, 相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法规健全了, 行政强制制度就不会跳出公众可以接受的范围随心所欲了。在此还是要呼吁人权保障事业能迈向新的台阶, 行政强制制度才会更加完善。

四、结语

人权是衡量社会文明的一把标尺, 也是法治社会的一面镜子。行政强制作为行政制度中公权力色彩最浓的制度, 本身的损益性最易侵害人权, 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审视行政强制制度才不失偏颇和客观, 并且找出一套针对其完善的良策。从而使行政强制制度更人性化地服务于我们, 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人权保护的有力屏障一面,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使我国的人权事业拉开新的篇章。

摘要：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把“利器”, 它的有效运行对于法律的贯彻实施, 国家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以及行政管理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制度不尽完善, 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可能性最大, 对人权最具威胁性。本文以人权保障的视角对行政强制制度进行审视, 并试图找出解决当前行政强制中漠视人权保障的良策。

关键词：行政强制,人权保障,权利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325.

[2]赖胜奇.行政强制中的人权保障研究[D].汕头:汕头大学, 2010.

[3]袁曙宏.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地位、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J].中国法学, 2011 (4) .

行政强制制度 篇2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制度”，明确了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司法监督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进行了范围限缩，即实行司法监督制度的对象不具有列举加概括式的可拓展性，不是针对所有行政强制措施，而是完全列举式的，仅限于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本调研报告通过探讨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及依据、存在的问题，检察机关监督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依据，来分析行政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现状，并试图用有限的知识来分析完善司法监督制度的途径，有效保障受违法行政强制侵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一、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

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 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基于这一定义，行政强制措施可分为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9条规定了4种类型的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并作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的兜底规定。综观我国现行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各类行政强制措施主要以单列条款专门规定形式出现，由于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因此在执法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诸如滥用权力，没有法律依据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超期查封、扣押，对查封、扣押的财物野蛮搬运并随意堆放，侵入私人住宅扣留财物，甚至侵犯人权等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屡有发生。

二、检察机关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 实行司法监督的现状

加强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发展矛盾逐渐突显出来，尤其是发展成果分配及不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已演变成制约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加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工作有利于各种矛盾的及时有效解决，对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监督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组成和保障，在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加强行政强制措施的检察监督工作，对促进行政体制机制完善，保证法律全面、及时、有效执行，对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活动、刑事审判的监督相对完备，而对于民事审判与行政诉讼的监督、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刑事立案的监督以及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的监督，则相对薄弱。虽然《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监督的范围，很多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检察机关仍然无法抗诉，甚至连检察建议权都没有。

三、行政强制措施的司法监督缺陷

（一）检察监督的范围过小

检察监督的范围是涉及检查监督与其他法律监督关系的一个重 要内容。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范围是全面而广泛的，不是单纯的刑事法律监督和单纯的司法机关，其范围不仅包括刑事法律监督，而且包括民事法律、行政法律、经济法律的监督，它不仅对适用法律即司法活动进行监督，而且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进行监督。但在目前我国的检察监督职能十分有限，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被宪法定位为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只能只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活动中构成犯罪的行为的立案、侦查和公诉；二是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即对严重违反法律以至于构成犯罪的行为的追诉；三是对法律适用情况的监督，即对三大诉讼活动中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以及违反法律的情况进行的监督。这样的司法监督或者称之为诉讼监督，实际上也就只是在行使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权以及为实现这种追诉权而享有的其他权利。这样的检察权配置，没有体现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无法担负法律监督职责。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的法律监督权，是以刑为主，以诉为本的法律监督模式，而没有对行政审判、民事审判及行政执法活动实施检查监督的相应规定，给人造成检察监督只是对刑事侦查和审判监督的错误观念。从监督对象上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的监督主要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而对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以外的机关鲜有甚至无从监督。对刑事诉讼活动监督，只能监督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和刑罚执法活动，而作为侦查活动的前奏和准备，并与之密切关联的行政执法活动，在现实基本法中鲜有规定。

（二）线索信息来源问题

对涉及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首先是要 确定监督哪些行为。传统的监督的线索信息来源就是群众向检察机关的举报、申诉，也就是只有群众向我们反映某一行政强制行为违法违规情况时，我们才可能据此进行监督，而且因为具体法律的缺失，致使只有少部分群众知道检察机关这一职能，进而向检察机关反映。所以，仅仅依靠群众向检察机关的举报、申诉，检察机关仍旧面临着线索孤立、成案率低等困难，难以切实履行司法监督的职责。因此，深入拓展群众对行政行为的举报、申诉渠道，掌握需要进行监督的行政强制措施信息自然成为检察机关履行好法律督职责的前提。

（三）对行政强制措施合法性判断问题

检察机关行政强制措施的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作为负有监督职责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强制行为实施的主体的合法性行以及政强制措施主体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行政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程序进行监督。要对这几方面进行监督，其实就是判断其是否合法，虽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无论是从其法律专业素质还是综合素质来说，对判断一个行政执法是否合法，可以说都具有足够的法律专业资格，但要对各个行政执法部门尤其是一些学科专业性较强的执法部门（如质量监督部门）的职能和具体程序做到了解判断是比较困难的，没有一定时间的学习了解是很难对其是否合法作出判断的。例如，食品安全的执法行为就涉及到卫生、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又如城建部门对违章建筑的处理是否合法合理等等。

四、构建检察机关司法监督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

我国立法对行政违法检察监督制度的规定在实践中陷入了难解 的困境，检查监督在行政法律监督中被边缘化，因此需要完善立法，重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检察监督模式。首先要明确监督的范围，建议监督应针对行政机关违法设立、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的行为，难以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或者如果不及时纠正将发生难以挽回的损失的情况。其次，立法应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方式进行规定。现有法律规定的监督方式就是检察建议，以及对涉及职务犯罪的进行立案调查。但就检察建议来说，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方式，其执行效力却未有刚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不少行政执法部门及人员往往因为自身利益而以种种理由和方式消极对待。所以应对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方式进行明确刚性的规定，使检察监督能有确实有效的作用。最后，就是要对检察监督的程序，包括行政执法部门对收到检察机关的监督建议后所需要做出应对的程序。检察机关收到控告、申诉后如何处理，由什么职能科室处理，对监督的内容如何进行审查，监督意见如何做出以及行政执法部门收到检察监督意见后如何应对，如何配合检察机关监督，如何回复监督意见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程序都需做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要明确一点，检察机关行政强制措施监督工作并不是在具体问题上代替行政部门履行职能，而仅是对其工作合法性合理性上的监督。

（二）完善信息来源机制等相关制度

要随时掌握群众反映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信息，要抽查监督行为等，都需要有一个及时准确的信息来源。实践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浙江省某甲市人民检察院的“执法信息库”系统，通过网络互联，全市21个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及时将各自执法信息通过网络输入信息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类似的如某乙市人民检察院建议设立全市统一行政投诉举报中心，集中受理有关行政执法的群众投诉举报，并通过介入该举报机制而对行政投诉举报线索的处置情况进行跟踪监督。这些机制的建立完善，一方面可以保证检察机关能够随时掌握行政执法情况，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督促执法人员提高执法质量和执法水平，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减少和避免执法差错。

（三）科学合理的配置检察院

行政强制制度 篇3

关键词：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档案行政强制执行

1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在档案学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及已有文献中有关档案行政强制概念的陈述，对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界定。

1.1 《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2011年6月《行政强制法》颁布，并已自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第二条对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作出了明确规定。其第一款规定：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其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其第三款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行政强制法》既将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合二为一（合称为‘行政强制），又在同一法中将它们‘一分为二（分别规定‘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之所以将它们“合一”，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有其行政行为上的共性；之所以将它们“分二”，是基于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在法律设定和法律适用中的严格区别。[1]

1.2 已有文献中有关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陈述。《行政强制法》颁布前，档案学界对档案行政强制的研究非常少，有关档案行政强制的定义只有两个。李建芳认为：“档案行政强制是档案行政主体为实现法律规定的状态或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对义务人所采取的迫使其履行义务的具体档案行政行为。”[2]胡春华认为：“档案行政强制，是指档案行政主体及由档案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为了实现档案行政管理目的，依法采取强制手段强制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一种档案行政行为。”[3]两个概念共同点在于：档案行政强制是档案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是强制性行政行为，是为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不同点：一是李建芳认为，档案行政强制是为了“防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采取的“具体档案行政行为”，二是胡春华认为，实施档案行政强制的主体还应当包括“由档案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与《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的规定相比较，上述概念明显存在界定不清，概念混淆与模糊等问题。

1.3 档案行政强制、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界定。依据《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根据档案行政管理工作及有关档案行政强制研究的已有成果，笔者认为，档案行政强制包括：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是指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档案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档案违法行为、防止档案实体损毁、避免危害档案实体事件的发生、控制档案实体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档案实体或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是指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或者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于不履行档案行政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依法强制其履行义务的行为。

2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

2.1 《行政强制法》中有关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规定。有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行政强制法》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行政强制法》第十条对行政强制措施给予了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对行政强制执行给予了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简单地讲，就是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其他档案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执行必须由法律设定。

2.2 已有文献中有关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陈述。李建芳1998年时认为：“我国目前法律明文规定的档案行政强制体现在《档案法》第十六条，即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4]

胡春华2003年认为：档案行政强制的几种主要情形包括“1.《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体……征购。这里就是强制保管和强制收购或征购。2.《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或个人有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并可以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档案。其中第一款第四项指‘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第一款第五项指‘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外国人的。这里是强制征购。3.《档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携运禁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复制件出境的，由海关予以没收，可以并处罚款。这里是强制没收。4.《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对当事人在十五日内不缴纳罚款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在第二十九条又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档案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里是滞纳金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人身强制等”。[5]

徐广虎2012年认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行政强制职权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这就是《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一款，集体……征购”。[6]

综上所述，关于档案行政强制的设定，已有文献中的表述意见相同的是《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对集体……征购”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李建芳、胡春华两位先生没有对这一条款所规定的内容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说明。徐广虎先生在文章中虽然使用了行政强制与行政强制措施两个概念，但同样没有就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区别。

意见不统一的是《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是否属于档案行政强制，且胡春华先生也没有就这两个条款规定的内容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措施，还是属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说明。

存在疑问的是《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八条。由于《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没有设定行政强制的权限，这一条能否成为设定档案行政强制的依据值得推敲。

2.3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构想。依据《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规定，根据档案行政管理工作自身的特点，可以对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作如下推论。

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设定，其他档案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且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权必须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具备资格的档案行政执法人员来实施。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必须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强制执行的，由档案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法定档案行政强制措施。按照上述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设定的推论，依据《行政强制法》、《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个人认为目前法定的档案行政强制要有1项：按《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家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对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

法定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同样根据上述推论，依据《行政强制法》、《档案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法定的档案行政强制执行有两项：第一项是按《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可以收购或者征购；第二项是《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必要时，可以征购。

3 结语

区别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与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对档案行政执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有助于立法机关在《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修改时，正确地分别设定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其次，有助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在实施档案行政强制中运用正确的强制手段，并防止误将档案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再次，有助于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正确地分别遵循档案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最后，有助于对以往档案行政强制措施和档案行政强制执行进行有效梳理和清理。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分界[J].中国法学，2012（2）：90～97.

[2][4]李建芳.试论档案行政强制[J].湖南档案，1998（5）：19～20.

[3][5]胡春华.论档案行政强制[J].机电兵船档案，2003（3）：24～25+31.

[6]徐广虎.档案行政强制初探[J].中国档案，2012（3）：32～33.

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实施 篇4

管辖权变化情况

2005年12月19日,甲方张俊国(原通州市南星木业有限公司法人)与乙方(原通州市川港镇企业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租用乙方水泥厂(磷肥厂)用于木业公司生产使用,租期3年。

2007年12月1日,川港镇人民政府通知,磷肥厂自2008年1月1日起移交给竖积洪村管辖。

2008年,原通州市川港镇竖积洪村并入原通州市张芝山镇通海村,后更名为南通市通州区张芝山镇通海村;原通州市南星木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南通红枫丽莱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俊国公司)。

2009年2月20日,通海村委会以欠缴租金为由将张俊国公司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达成协议,同年4月,张俊国公司给付通海村租金12000元。

此后,张俊国公司一直占用原租赁房屋,双方未订立书面租赁协议。2011年1月22日,张俊国公司向通海村支付租金3万元,通海村委会出具收据,注明为2009年、 2010年度租金。

2011年10月3日,张芝山镇通海村作为甲方,与乙方张俊国签订了《租赁合同》,甲方将原有磷肥厂空余厂房763平方米、场地250平方米租给乙方。租期自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租期3年。期满如需续订,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因乙方从2011年8月30日开始租用并需修理,同意续租3年。

村委会强拆厂房

2013年2月7日,通海村委会向张芝山镇人民政府打报告:“经两委讨论决定,利用老磷肥厂的破陋危房拆除清理,重新规划布置,新建公共服务中心……”。

2013年2月9日,通州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在报告上签署意见:同意实施。

2013年4月6日,通海村委会向张俊国发了一个《通知》:“解除双方2011年10月30日签订的租赁合同,请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日内将租赁用房腾空,违章搭建自行拆除,恢复地貌,将所有物品搬离,否则,我们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另请自觉将2013年1月30日至今的租金给付村委会, 否则,将通过法律途径追讨。”

2013年7月2日,通海村委会组织人员对张俊国的企业厂房进行了强制拆除。其拆下的木料、 门窗、除尘管、铁架、砖头被运走。据张俊国讲述是被变卖。

张俊国认为,通海村往上所打的报告,说的是利用老磷肥厂新建公共服务中心,其实就是将出租的房屋场地收回,重新租给了他人建厂,这种行为违法。

2014年5月12日,针对张俊国的疑问,张芝山镇人民政府答复:“关于镇政府将土地租给一家铸造厂问题,2014年1月经镇政府、通海村、金盾铸造厂三方协商,由通海村将老磷肥厂内的宗地租给铸造厂。”

2014年6月10日,南通市国土资源局向铸造厂有关负责人陆某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年2月始,你未经批准,非法占用通海村土地5056平方米陆续进行非农业建设,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责令你退还占用的土地,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备,并处罚款……”

2015年6月10日,南通国土局通州分局给张俊国答复:“该地块至今未办理土地权属登记,目前该地块的实际管理者为张芝山镇人民政府。”

律师点评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王德军认为,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原川港镇集体企业所使用土地,其管辖权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化归属张芝山镇人民政府,该土地权属应该归张芝山镇人民政府所有。那么,不论该土地是否委托给通海村委会管理,通海村委会只能进行辅助管理,如果该土地上有违章建筑,其拆除权也只能由当地人民政府具体实施。我国的《城乡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以拆除。”第六十六条还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针对上述情况,不论张俊国建设的厂房是否经过规划建设部门的批准, 通海村委会都没有强制拆除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拆除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我国的《行政强制法》第十七条还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行政强制制度 篇5

2011-07-01 01:59:34 来源: 新京报(北京)转发到微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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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6月30日，行政强制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终获通过。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得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行政决定。地方不得自设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本报讯 旨在规范行政机关强制权力运行的行政强制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昨日获得通过，该法明年1月1日起施行。

节假日不得实施“强执”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程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为规范强制执行的行为，强制法禁止“夜袭”，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

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

如果行政机关违反上述规定，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公民遇侵害时可获救济

行政强制法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受到行政强制权侵害时，规定了救济途径。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依法给予赔偿。

行政强制执法明确10步骤

1、实施前须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

2、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3、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4、通知当事人到场

5、当场告知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

6、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7、制作现场笔录

8、现场笔录由当事人和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拒绝的，在笔录中予以注明

9、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行政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者盖章

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历次审议变化

二审 2007年 应严格约束限制人身自由

二审时，有常委委员提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有更严格的程序约束。对此，草案增加规定，实施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条件已经消失，应当立即解除。

查封、扣押财物是两种基本的行政强制措施，为防止行政机关任意扩大查封、扣押的范围，草案增加规定，查封、扣押的物品限于涉案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财物。

针对现实中因为行政机关未及时通知、催告当事人履行缴纳罚款或者有关税费的义务，出现“滚雪球”式罚单，滞纳金远高出罚款数额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

三审 2009年 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

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庞杂，有的地方和部门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不具备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有的甚至雇用临时人员执法的问题，草案增加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正式执法人员实施，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为防止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侵害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的情况，草案增加规定“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强制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恢复原状，返还已被执行的财产；不能返还原物的，按市场价折价赔偿。”

在行政强制法颁布之前，行政强制实践中存在着“散”和“乱”的问题。行政强制的设定主体比较散，法律可以设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中央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设定，甚至少量的政府规范性文件也设定。

四审 2011年 地方不得设行政强制措施

草案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冻结存款、汇款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

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代履行，草案对代履行的范围进行了限制，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

为严控行政强制权，草案规定，“延长查封、扣押的决定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延长冻结的决定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五审 2011年 申请法院强执案留探索空间

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最后一种“其他行政强制措施”这一兜底条款范围太大，为防止被滥用，草案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为保障公民对行政强制设定和实施提出异议，草案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建议。

申请法院强执的案件，到底由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实施？尚处于改革探索中。将“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裁定执行的，由法院执行”这一规定删除。

【解读】

行政强制法出台过程之艰难，在全国人大立法史上并不多见。此前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当属物权法，该法经过了八次审议，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监督法的出台亦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从酝酿至2006年通过，耗时长达20年，在2002年正式进入审议程序后，四年经过三次审议获得通过。行政强制法的审议时间相当长，该法2005年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开始了起草工作。

一审时有人反对立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表示，强制法的核心是规范行政强制权，既需要承认强制的正当性，但又要看到行政强制权很严厉，用得不好会伤人，而且伤害很大，所以一定要慎重。

一审草案正式进入审议后，当时行政法学界对于该法顺利出台很乐观，不料遇到较多争议，这些争议既包括立法部门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有行政部门“扩权”的诉求与规范、制约权力的立法目的之间的矛盾。

立法部门内部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行政强制法的认识上，有的人认为该法是规范行政强制权力运行的，支持立法，有的人则认为该法是给行政权力赋权，因而反对立法或另寻适当的时机立法。

当时陈建生等多位委员皆提出，公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再强调给予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权力，恐怕会引起很多矛盾，建议立法缓一缓。

而行政机关则希望获取更多的行政强制权力，比如当时国家工商总局提出增加“强制进入生产经营场所”，交通部提出增加“强制进入运输工具”，安监总局提出“对场所、设备、设施等责令停止作业、使用”等。

四审对必要性达成共识

一审后，该法即因各种分歧而进入漫长的立法过程。根据立法法规定，搁置审议满两年的法律案将终止审议，在2007年和2009年的两次审议，都属于避免该法律案成为“废案”的审议。不过这两次审议中，各方分歧在逐步的减少，直至今年4月的第四次审议，立法部门内部基本上对立法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对于公民而言，要防止强制措施对其权益的过度侵犯，对于行政机关而言，这些强制措施意味着权力，意味着行政管理的手段。

看上去很美的《行政强制法》 篇6

在经历长达12年的漫长立法历程之后，《行政强制法》将在6月27日五审，多位接近立法机关的学者表示，尽管仍存在较多争议和不足，如不出意外，这部法律将有望通过。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表示，2011年要制定《行政强制法》。

4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该法在第四次审议后并未交付表决。学者们普遍认为，两个月之后再次进行审议，交付表决的可能性较大，否则没有必要如此密集地提交审议。

中国《立法法》规定，法律草案一般三审后若无大的不同意见即可交付表决，而《行政强制法》（草案）已经是6年内第四次审议，难度和复杂性可见一斑。而即便提交表决，学者们认为争议仍有必要继续就争议问题和不足之处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

争议仍存

6月1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行政强制法》（草案）中的法律问题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草案中的不足与争议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说，希望会议形成可行的修改建议提交给立法机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肯定草案四审稿亮点的同时，提出不足。“比例原则写进去是一个亮点，但不完善，只写了一半。”草案四审稿第五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通俗地讲也称为最小损害原则。其含义是行政强制除了要有法律依据外，行政主体还必须选择以最小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方式进行。

姜明安称，“如果能采用轻的就不能采用重的强制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损害最小。我提过多次，但没有被采纳。”

《行政强制法》的价值取向也成为讨论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韩大元教授认为，这部法律的价值取向应当受到重视，在他看来，这部法律不能过分考虑行政机关的权力，而应当是偏重于保护公民的权利。

姜明安对此表示认同，“《行政强制法》当该偏向保护公民的权利，从权力和权利的角度来看，不能是平衡的，权利应当是第一位的。”

但他同时表示，“从权力的角度来看，不仅要控制行政机关乱作为，也要控制行政机关不作为。现在行政机关不作为太多了，睁只眼闭只眼。”

早在2005年，信春鹰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十六讲主讲“我国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在（草案）形成过程中，我们梳理了目前实践中行政强制制度存在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乱”，包括“乱”设行政强制和“滥”用行政强制，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是“软”，就是行政机关的强制手段不足，执法不力，对有些违法行为不能有效制止，有些行政决定不能得到及时执行。因此，制定行政强制法，既要治“乱”、治“滥”，也要治“软”。

不过，在最新的草案稿中，此方面并未有明确的条文进行规范。此外，姜明安也担忧，“一些行政强制的设定没有纳入到法律中来，比如对‘查封场所要不要事先通知，需要遵守什么程序都没有规定，这很可怕。”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海波则对“公民对违法行为的抗拒”做了深入研究。“《行政强制法》草案一度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行政机关进入生产经营场所实施检查、调查的，当事人有权拒绝。但由于一些学者和人大代表对该规定表示疑虑，这一条款在后来的草案中又被删去。”

何海波认为，“立法应当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后果做出尽量明确、统一的规定。多部法律关于公民‘有权拒绝的规定，《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规定主管机关对当事人的申请逾期不告知决定的‘视为许可的规定，已经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针对行政强制这一实践中行政违法比较严重、公民违抗频发的领域，《行政强制法》有必要作出回应。”

艰难立法

尽管仍存在诸多争议，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部法律就算不完美，早出台仍然很有必要。

信春鹰说，“1999年调查统计，当时的法律、法规、规章中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有260多种，其中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公安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就多达几十种。”

此外，另一份权威统计显示，根据2005年对北京、重庆、湖南、陕西、广西和深圳六个地方的现行地方性法规的调查，设定对财产的行政强制方式就有：查封、扣押、封存、暂扣、收缴、强行拆除、强制拆迁、强行销毁、强制销毁、强制销号等30种。

信春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讲座中表示，“除法律、行政法规外，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也大量设立行政强制。有些地方和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也有设定行政强制的情况。层级越低的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政强制越多。”

在此背景下，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法制工作委员会从1999年3月开始《行政强制法》的起草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于2002年形成了《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

但此后这部法律的出台颇为周折。征求意见稿形成三年之后才提交审议，此后又历经二审、三审、四审仍未达成共识。

实际上，早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就曾考虑过行政强制法律的制定。据国务院法制局原局长孙琬钟回忆，“1989年，曾委托学者和地方法制机构起草《行政强制执行条例》《行政复议条例》《行政处罚条例》等法规的起草。”

真正把行政强制提上日程是在《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后。据统计，《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具体行政强制措施和执行方式，名称就有200多种。

由于行政诉讼制度的阙如，没有对行政强制措施和决定的可诉性作规定，也缺乏法律救济的规定。行政管理相对人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的侵权争议大都只能通过信访途径解决。

《行政诉讼法》改变了这一切。姜明安回忆，“1989年搞完《行政诉讼法》，就开始搞《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和《行政强制法》。这些法律都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需要被提出来的。”

这种“需要”实际上是指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诉讼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诉讼。

但此后立法并不顺利，有学者认为，在《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出台之后，行政机关已经看到法律对自身具有的强大的约束，在立法时进行博弈的力量也就更强了，甚至出现寸土必争的现象。

在强制执行机关的设定上，就出现了此种情况。2009年8月第三次审议的《行政强制法》草案第59条规定，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金钱给付义务案件，裁定执行的，由法院予以执行；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案件，裁定执行的，由行政机关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组织代履行；必要时，法院可以派员到场监督。

但此后四审稿删除了前述规定，对旧有的执行体制完全保留。同时增加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拆除。

姜明安认为，由行政机关自行实施行政强制执行，即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不经第三者裁决）自己做出的行政决定，“自己做自己的法官”，背离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但类似这样的建议显然并未得到采纳。

作为宪法学者，韩大元更关注立法的权限问题。

根据《立法法》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谈依法实施行政强制 篇7

2011年6月通过《行政强制法》就是为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行政强制法的制定, 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新标志, 体现了我国的行政法治思想由过去的注重管制转移到当今的注重社会效益, 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一、行政强制的概述

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之后制定的《国家赔偿法》以及《行政复议法》也规定了各自的行政强制措施。这三个相关法律规定来看, “具体行政行为”, 在中国的行政法学中最重要的概念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后, 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种的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等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一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行政强制在《行政强制法》的第二条里规定的, 有行政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强制执行。其中行政强制措施, 其含义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 为违法行为的制止, 防止损害, 避免和控制危险扩大等, 依法应当对公民人身自由, 暂时实施限制, 或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进行暂时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 即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的决定的, 依照法律规定强制其履行义务行为。

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行政强制措施包括:限制人身自由;查封场所, 设施和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其他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加罚款及滞纳金;转账存款, 汇款;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所扣押没收的场所, 设施和财物;排除妨碍, 修复原状;代履行;其他方式。

二、我国《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背景

我国的行政强制领域, 长期存在侵犯公民、组织合法权利的问题。行政强制运行中的问题主要是:行政强制权的设定主体, 权限不够明确;行政强制手段的具体形式非常多, 名称的混乱, 式样的不足, 超越法律和没有法律依据, 实施机构委托他人的行政强制实施;行政强制手段随意性大, 不符合比例的原则, 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行政机关履行职责, 没有必要的强制手段, 行政强制缺乏程序制约, 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处理无效果;行政强制行动和其他的行政行为的不同不明确;行政强制执行的体制也不尽合理, 需要改进;由于认识的不一致, 公务员和法官之间的认识的差异很大。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决。行政强制法的制定实施是一项的重要的法治措施, 能够治理行政强制实践中的“乱”, “滥”, “软”问题。之前由于部门规章被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强制, 为了利益驱动, 很多部门规则的客观的合理性不能确保。大量存在的地方性法规需要考察,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之前, 由地方性法规设定强制措施的情况也很多, 相应的社会影响也比较大。所以要看地方性法规, 是否设置了查封、扣押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 那样的话, 一律废除;再者要看地方性法规, 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 是否违反《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最后, 如没有上位法规定, 看设定的相关事务, 是否属于地方性的事务, 如国有上位法, 那么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 是否超出法律、行政法规的规范。1999年3月, 《行政法强制法》的起草、调查和论证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了之后, 《行政强制法》的草案经2005年后, 2007年, 2009年, 2011年和2011年的5次审议最终通过, 弥补了行政强制的立法的空白, 结束了我国多年没有行政强制法的状况, 推进了我国的法治政府的建设。

在我们国家, 一部法律经过二十多年才出台是不多见的, 《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 足见这部法律的制定难度很大。怎样去权衡公共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乃是《行政强制法》的制定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公共利益, 若要维持, 就要行政机关的拥有一些强制力, 但是又应给公民的权益予以保护, 对行政强制做必要的限制, 使行政权力不被滥用。怎么平衡这两者, 这一点要反复的研究, 权衡。《行政强制法》之制定, 这一过程也是权力权衡的过程。行政强制的一部分是法院强制执行, 一部分是政府的执行, 政府和法院的权力的分配有很大的困难。一部分的权力, 两家想要, 一部分的权力两家又都不想要。比如强制拆迁, 政府机关希望法院强制执行, 法院说应该是政府部门执行, 到底应该是哪个部门执行, 需要协议, 交流。一些地方政府对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本身有抵触, 行政机关公务员的意见也有。他们认为, 强制措施要听证会, 经审批, 太麻烦了, 一些事情不能管, 权力控制死了, 工作的展开很难。不同意见很多, 不统一, 于是有阻力。行政强制法的立法, 关系到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广阔的社会公众在内, 学术界, 实务界和舆论界一直争议很大, 所以在短时间内很难达成协议。只有学者之间的争论, 矛盾差异就很大, 有人主张控制权, 想方设法让强制权缩小, 政府缩小权力;有人主张扩大政府权力, 从而保持社会秩序。

三、我国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一) 《行政强制法》的缺陷

1.行政机关强制措施单一, 削弱了法院司法功能

据《行政强制法》的44条规定,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 法律没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 由做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 这就是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才有强制执行权, 行政机关作为强制执行的主体。此外, 只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现有的法律, 《税收征收管理法》、《海关法》授予该机构强制权, 法律规定的水利行政机关、交通运输的行政管理机关和规划机关等的行政机关被限定了非常有限的行政强制权, 我国在现阶段是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为原则, 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为例外。大多数行政机关是不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这样把大量的行政决定, 申请交给法院审查执行, 法院的负担增加了, 这与法院的审判地位不相符, 行政和司法的功能混同了。削弱了人民法院审判的功能。

2.该法没有给予行政强制执行权新的突破, 对行政机关执行效率不利

该法对强制执行权的设定, 是以往的法律规定, 沿袭原管理功能与模式。就这样, 行政机关实施后, 根据新法, 墨守成规, 不能及时有效的进行行政管理, 容易导致行政机构以没有行政强制执行的借口, 放任违法行为的发生, 强制法施行后, 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没有根本的变化, 社会管理上发挥不出新法的作用。

3.该法未设置紧急强制权机制

应该由行政强制法来调整, 作为行使行政强制权的一种, 紧急状态下, 行政机构去行使强制权, 本法第3条规定了在发生事故灾害、自然灾害, 社会安全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措施, 依单行的法律、法规执行。但是我国的单行法律、法规对紧急状态公权力的行政行为的规定太模糊, 这部专门的行政强制行为的规范应具体明确一下。

(二) 我国的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完善

1.成立专门的行政强制执行机构

法律去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统一行政机构实施, 这样能克服行政机关的逃避责任, 和无休止的争论现象, 同时行政机关的强大的资源优势, 保证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 达到高效快速, 依法进行社会管理。

2.法律去规定法院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首先分工的角度上看, 行政强制权由法院行使不符合中国的宪政理论。根据宪法,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乃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来看, 国家权力是即国家的立法的功能, 司法的功能和其他行政的功能是由人民发生, 对人民负责。行政强制权是行政功能, 行政机关专司, 人民法院行使司法监督职能, 各司其职。人民法院行使司法监督, 行政强制要行政机关制定并实施, 人民法院发挥审判功能, 增强司法的权威, 民众的信赖, 免除行政相对人对司法机关的裁判权威性和公正性怀疑。另外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与法院的判决书, 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件, 二者是不同的, 司法权对行政权拥有最终权。司法判断, 最具确定力和约束力, 法院及当事人都要服从, 行政决定与司法审查相比, 效力相对弱。人民法院去审查和执行行政决定会导致当事者的误会。法院行使行政机构的管理功能有损法院司法监督的形象。所以建议修改法律, 取消人民法院的执行行政强制的规定。

3.《行政强制法》对紧急状态下增设行政强制权的规定

自然灾害的紧急事态为例, 灾害、危机下的行政强制, 政府有对灾害紧急时必要的权力, 作为紧急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采取行政强制要以紧急事态的发生为前提, 是一种非常态的权力, 那是紧急事态发生后, 享有权限的行政机关根据一定程序的一种国家权力, 不被宪政的分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过度的束缚的一种。其目的是集中权力和克减人权来达成的消除危机, 回到正常的社会秩序的一种紧急的权力。

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社会和国家的灾害救助能力经受严峻的考验, 灾害的紧急事态的救助体制应是有关部门, 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 从指导者到群众, 对重大事件和复杂的信息发布和预警机制和纵横组合的组织体系, 立即启动紧急事态救援体制。但是, 我国法律体制, 主要是在处理阶段的规定, 新制定的《行政强制法》也未规定紧急状态时的行政强制。所以, 《行政强制法》应明确对损害赔偿责任人的主体和紧急状态失误强制权的行使国家赔偿机制, 完善这个立法漏洞。

总之, 公民来说, 行政强制是一把双刃剑, 法律没有强制手段, 就不能确保公民义务的履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 行政的强硬的措施又非常容易伤害公民权利, 法律授权使用它的存在, 如果不正当行使又会威胁行政机关的威信。

《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施,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填补了我国行政强制法的空缺。《行政强制法》明确了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 理清了行政强制的措施种类。《行政强制法》强制的原则系统和强制制度体系, 为行政强制立法的清理和今后的立法提供了标准, 基本形成行政强制力的制约机制。使行政强制能够做到了有法可依。

摘要：行政强制制度是我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制度。它对于保障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 行政权力的有效的行使, 以及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保护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法律制度的安排是否合理, 以及运行是否恰当, 直接关系着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很多的行政行为中, 行政强制直接影响公民的财产权和人格权,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很重大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举措, 能有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从而保障人权。

行政强制措施使用问题探讨 篇8

案由:未取得相应经营许可从事出租车客运经营。

2006年8月17日, 当事人孙某驾驶浙D·G××××桑塔纳轿车, 在A市区三角广场载客2人, 收取50元运费, 将其送到了A市某中学。A道路运输管理所执法人员傅某、徐某对2名乘客制作了《询问笔录》, 而未对孙某进行调查取证。第二天, 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孙某又在驾车候客, 要求出示车辆营运证, 因其本人无法当场提供车辆营运证及其他有效证件, 执法人员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 依法暂扣其车辆。

本案分析

(一) 案件焦点

1.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能否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2.违法行为当场未查处, 事后能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 学理知识

1.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 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实施暂时性控制的措施。它的特征有:

(1) 目的在于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

(2) 行政强制措施往往是在行政处理决定作出前的调查阶段, 为保全证据或保持一定状态而采取的措施。

(3)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法定性。

(4)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

(5)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限权性。

(6)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暂时性。

(7)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可诉性。

(8) 行政强制措施对证据要求的初步性。

2.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的概念及期限

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 是指行政处罚机关和其他有处罚权的组织对违法行为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有效期限, 如果超出这一期限, 则不能再行追究。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 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此可知, 我国行政处罚的一般追究时效是2年。

本案争议

1.对第一个焦点, 即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是否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不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的车辆予以暂扣的, 其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制止危害社会的事件与违法行为, 而依法针对个人财产进行临时约束和处置, 针对的是正在发生的违法行为, 具有制止违法行为、避免危害、控制危险的功能, 因此, 违法行为终了后, 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因此, 只有在违法行为当场查扣的才能处理。

第二种意见:违法行为实施终了后, 能实施暂扣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

一是行政强制措施要求证据具有初步性, 执法人员需掌握行政相对人有违法事实的初步证据、间接证据或违法的端倪。本案是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并无投诉举报人的举报记录, 执法人员应当对乘客作调查取证, 初步掌握违法事实的情况下, 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二是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本案中, 桑塔纳轿车作为其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和证据, 执法人员出于防止证据损毁的目的, 事后实施暂扣措施, 合法合理。

2.对第二个焦点, 即违法行为当场未查处, 事后能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一致认为只要证据确实、充分, 违法事实发生, 可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 篇9

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的程序

根据危害事件与违法行为紧急程度不同, 可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分为一般性强制措施和即时强制两种, 两种强制措施所要遵循的程序又有区别。

(一) 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

1. 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征求意见稿) 第18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前须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由此可见, 在一般情况下, 公安机关如需给相对人设定权利或科以义务, 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行政决定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作出不一定要经过受案环节, 除即时强制外, 决定事先还要经过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2. 表明身份。

表明身份是指“所有的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在正式行使政权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始应向相对人 (利害关系人) 出示必要的证件, 展示必要的公务标志, 佩戴或口头说明, 以证明其享有其某种职权并正在或即将开始行使该权利的程序规则”[2]。民警在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力时, 必须出示工作证件, 表明身份。出示证件的目的便于行政相对人确定民警的执法身份, 同时也便于行政相对人监督和配合人民警察的工作。

3. 告诫。

告诫, 是公安机关要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理由、依据、救济途径及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相对人的程序。在整个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 告诫居于核心地位[3]。在公安行政措施程序中设置告诫程序, 一方面体现了对相对人的人权的尊重, 另一方面减轻行政相对人与公安机关的对抗情绪, 有助于提高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的实效性和可接受性。

4. 实施。

在对相对人进行告诫后, 行政强制决定立即产生执行力, 进入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执行阶段。公安机关在实施强制措施时必须遵守最低损害原则, 同时, 行政相对人必须履行容忍义务, 不得与公安机关进行力量对抗。实施时, 应由两名以上的人民警察执行, 如果当事人在公安机关强制措施实施的过程中自觉履行义务, 且不影响行政目的的实现, 公安机关应当停止强制。

(二) 公安即时强制的程序

公安即时强制由于实施的紧急性和不可避免性, 决定了它不可能以一般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标准来要求, 否则会适得其反, 不仅法治目的达不到, 而且公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此, 公安即时强制不必拘泥一般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 但这也不等于即时强制不受程序限制, 而应通过严格规定即时强制的实施条件和事后救济程序对即时强制加以控制。笔者认为, 公安即时强制程序主要包括两个步骤:表明身份→实施强制措施。

二、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现状

中国的状况是正当程序长期以来的缺失[4]。目前, 我国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 无论是在法律制度方面, 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 都有所不足, 尤其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 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在立法方面缺乏统一性和科学性

1.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

虽然关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 现有一些相应的法律规定, 但都是散见于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 很多还体现在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 这些规定不仅分散, 而且操作性不强。

2.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规定缺乏科学性。

如在国外行政程序立法发达国家中处于核心与基础的告诫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的规定则难觅踪迹。另外, 虽然规定了许多公安即时强制措施, 但是对即时强制的实行条件、标准没有太多涉及, 事后救济保障也不充分。

3.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多而相应的程序规定少。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与方式繁多, 有关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规范更多地是注意实体上的规定, 而很少涉及程序性方面的规定。

(二)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相关理论研究薄弱

在整个行政强制理论研究处于滞后的背景下, 我国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理论研究薄弱, 也远远滞后于公安行政强制的需要。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立法的指导原则未有专门而深刻的研究, 以行政程序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当然原则, 无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区别于一般行政程序的个性, 对我国的公安行政强制程序理论研究上跟不上公安行政强制实践的需要, 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违法救济、司法审查标准的研究也需加强。

(三)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过程中程序的遵守缺乏严格性

我国目前对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缺乏程序性的规范。即使有所规定, 由于程序规范本身缺乏科学性, 加之民警的素质、法律意识的欠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实践中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遵守状况不理想, 而且随意性很大。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2条规定:扣押期限为30日, 案情重大、复杂的, 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但由于对“案情重大、复杂”没有做进一步的限制性规定, 实际上使得扣押期限经常被公安机关随意延长30日。

三、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设计的原则

为了使公安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更加规范, 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立法机关及公安部门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应要求遵循相应的基本程序原则。

(一) 利益衡量原则

任何法律都是对不同利益关系的调整,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从其性质上说就是在相对人对公安机关对其做出的利益限制内容自己不予以履行或者自己不可能及时履行时, 公安机关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实现, 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或者相对人自己的利益, 从而使个人利益更好的享有, 体现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调整。一项合理可行的程序对相对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的享有, 各种不同利益的平衡有时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在设定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时, 必须考虑因公安机关采取不同的强制措施程序所获得的利益与所失去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使他们保持一定合理的比例。

(二) 正当性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必须最大限度提高行政相对人对强制措施的可接受性。这一原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 正当性必须以合法性为前提, 没有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合法性,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正当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其二, 正当性原则体现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虽然是一种强制行为, 但仍要以理服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应当为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提供一个说理的过程, 期望行政相对人尽可能接受行政强制行为。其三, 正当性可约束公安机关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具有自由裁量性质的行政行为, 公安行政强制的自由裁量权只有在正当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中才能确保其正当行使。

(三) 效率性原则

公安机关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在遵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 尽可能采用最便捷的方式, 减少步骤, 缩短时限, 从而提高实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效率。公安行政强制效率性原则不得损害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 如公安机关不得以行政效率为由, 随意减少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的时间。

(四) 应急性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很大部分是即时强制, 它体现了行政权的应急性。在设计公安行政强制性措施程序时, 不能要求公安机关在必须实施紧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下, 遵守一般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 那样只会使人民警察丧失处理紧迫性事件的最佳时机, 从而使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有些情况下是相对人的自身利益得不到保护。

四、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完善

通过对当前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之所以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缺乏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做出统一的法律规定。所以, 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和结合司法实践, 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进行完善。

(一) 从立法上统一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程序

目前《行政强制法》 (征求意见稿) 已对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程序做出了一般规定, 可望很快上升为法律。另外还可以在酝酿出台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在国家法律没有统一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情况下, 公安部可以根据法律规定, 遵循一般行政程序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 结合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特点, 参考《行政强制法》 (征求意见稿) 有关程序规定, 在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下, 借鉴《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方式, 出台《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适用规定》, 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作出科学、合理、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的程序规定, 便于公安民警理解和应用, 防止滥用行政裁量权, 即使是在公安即时强制中, 不能规定详细的事先程序, 也应该制定合理的事后审查、监督程序。

(二) 加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理论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理论研究的滞后性阻碍了行政强制立法的发展。而在公安行政强制理论中的研究中,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研究更为薄弱。因此, 针对目前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出现的种种现象和各类问题, 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探索非常有必要。例如:关于公安行政强制执行程序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比较, 对行政强制措施适用的条件与程序的设计, 关于一般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与公安即时强制程序的比较, 都是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三) 建立完善的程序制度

公安行政强制程序制度要很好地执行与贯彻, 单有公安行政强制程序一系列规定还不够, 还必须要有其他的措施来予以制度性的保障。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必须要建立和完善以下几项制度:

1. 告知制度。

也即应松年教授所提到的教示制度。“教示是指行政机关应当随时告知参与人的程序权利及有关规定, 以确保参与人及时修正错误, 正确参与行政程序”[5]。告知是公安机关的程序义务, 又是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由于我国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 对法律的规定知之甚少, 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 不知自己享有何种权利, 如公安机关不适时加以告知, 则会使参与人违背自己的意愿, 放弃参与权。这就使得告知在当前我国的公安行政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

2. 说明理由制度。

说明理由是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必须对其作出决定所基于的理由做出说明, 且对行政相对人所提出的抗辩理由的采信情况作出说明。就内容而言, 可以分为合法性理由和合理性理由两个方面。在英国, 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作出的行政不说明理由, 就构成法院撤消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不能以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强制性来否定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说明理由制度,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仍以相对人自觉履行为原则。公安机关只有在强制措施的各个阶段都贯彻说理制度, 才能使公安强制措施更顺利地得到实现, 提高强制措施行为的可接受性和实效性, 尽量减少因此而产生的相对人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3. 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

公安行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事人进行举证的过程, 举证责任在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的分配对行政程序的结构很重要。只有正当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 才能使相对人的行政参与成为可能, 产生实效。它体现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做出时, 一般必须由公安机关提供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4. 回避制度。

回避最直接地体现了正义。为了体现正义, 公安机关在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力时, 如与相对人存在利害冲突, 须自行回避或被指令回避, 由公安机关另行指定无利害关系的其他民警处理。回避是对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信心和积极性的保障, 只有认真履行回避制度, 才能保证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一般来说, 回避制度原则只适用于一般性公安行政强制措施。

五、结语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系统的法律工程。既要加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规范性建设, 又要加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制度的系统性及配套制度的建设, 还要注重公安强制措施程序的理论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无论立法上还是执法上, 都要正视目前在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并加以思考与研究。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地约束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权, 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

摘要：为了确定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 确保公安机关在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时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要遵循利益衡量原则、正当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应急性原则, 要从立法上统一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程序, 加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理论研究, 建立完善的程序制度。

关键词：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程序,原则,适用

参考文献

[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 1993-1, (79) .

[2]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法制出版社, 1998.496-497.

[3]城仲棋.行政法之基础理念[M].台湾:三民书局, 1983.222.

[4]钱学云.中国语境下的正当程序[J].http://www.studa.net/wenhuayanjiu/090122/13551155.html.

从特殊视角看行政强制法 篇10

与《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并称行政“法典三部曲”的《行政强制法》制定并不那么顺利, 2011年3月10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吴邦国明确指出:“今年常委会的立法工作, 要按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 抓紧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 及时制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

行政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即:限制公权力, 保障私权利。2011年10月27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书) 对《行政强制法》的重要作用给予了概括:“制定行政强制法, 明确了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的原则, 规范了行政强制的种类、设定权限、实施主体和实施程序, 为保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提供了法律依据。”这说明在行政强制方面, 公民权利有了一定的保障。

二、行政强制中涉及的几个典型问题

(一) 行政强制主体的规范问题

行政强制关乎公民的直接权益, 强制法的出台对实施强制的主体进行了规范, 改善了之前由于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庞杂, 有些地方和部门将行政强制权委托给社会组织和不具备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 甚至雇用临时人员执法, 执法的随意性较大, 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

《行政强制法》第17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可以实施法律、法规规定的与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由行政机关具备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实施, 其他人员不得实施。”

(二) 拆迁问题中的变通

《行政强制法》第44条规定: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 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 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又不拆除的,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凯尔森在其《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写道:“在所有文明的国家中, 行政机关被授权强行撤出即将倒塌的房屋中的居民, 拆毁建筑物以制止火灾的蔓延, 宰杀染有某种疾病的牲畜, 拘留 (约束) 肉体或精神状态对同胞公民的健康或生命有危险的人。尤其是警察被授予实行这样的强制行为。这些行为对个人的重要性不亚于在司法程序中所执行的制裁或准备这样一些制裁的强制行为。”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也说:“臣民的茅草房, 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针对之前拆迁出现的流血事件我们出台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但《行政强制法》强制拆违的规定给拆迁留有法律变通之路。

拆迁变拆违模式就是强拆时的一条法律变通之路, 政府发布拆迁公告之后, 给一定期限, 让被拆迁人按照他的标准签订合同。如果不签订合同, 立马就有城管给规划部门发一个是否合法的征求意见函, 规划局马上给城管部门回一个函, 叫“技术鉴定”的函, 认为这个房子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是违法的房子, 所以建议拆除, 城管就决定大规模的拆除。这种把拆迁和认定“违法建筑”两种职能混在一起的做法, 有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之嫌, 通过法律变通使拆迁在理论上从一个棘手的问题变的简单, 但这种变通显然忽视了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 易引起公众的反感。所以, 《行政强制法》中有对违章建筑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强制拆除的规定外还需要对违章建筑做一个严格的界定, 而这个界定不应当是“运动员”做出, 只有相关制度同时完善才能保障不给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留空隙。

(三) 应急法律问题

应急法律是指为了应对紧急事件而制定的法律法规, 规定了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三种非常状态。在这种法律中多数状态下都是行政强制的性质, 如强制隔离、戒严等, 但《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却把紧急事件中的行政强制排除在外了, 其第3条规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 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条赋予了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的义务克减权利, 但也要看到克减只在紧急情势严格需要时才能进行。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9年H1N1流感疫情, 我国的应急预案显示出了其强大的效果, 在预防和控制疾病的蔓延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但是我们是否在认识到它出色的效果的同时留意到其存在的问题因此, 行政力量的介入 (甚至公安机关) , 对突发性传染病人及“疑似”人员的强制治疗、强制隔离需法律依据, 《行政强制法》在这一点上不应避开而应规范其实施程序, 毕竟, 从某种意义上讲, 法治才是社会最大的福祉, 法律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可靠武器。

三、结语

就像白皮书中所说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 对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出了更为突出、更加紧迫的要求。”《行政强制法》的出台也只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 行政强制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 做到依法强制才是最重要的, 法律只能在崇尚法治的环境下才能生存, 我们不缺少制定良好的法律, 而是缺乏尊重良好法律的态度。总的来说, 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行政强制方面的立法空白, 有利于法治政府的建设。

摘要：201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它的出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贡献了力量, 同时也体现了立法在限制公权力,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做出的努力。本文从行政强制典型问题出发, 阐释行政强制在立法进程上的进步意义及完善空间。

浅析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 篇11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20-02

一、非诉行政执行的概念与性质辨析

（一）非诉行政执行的概念厘定

目前我国对于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基本遵循双轨制——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或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两种途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法院已生效判决或裁定，于是法院因行政机关的申请而强制执行，我们称之为“诉讼执行”。第二种情形，行政相对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履行也不提起诉讼，于是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代为强制执行，我们将其称为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

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是我国行政执行制度中的一部分。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可将其定义为：在法定期限内行政相对人既不履行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其负担的义务，也不提起诉讼，行政主体或行政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

（二）非诉行政执行性质辨析

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行政行为说

该种观点认为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运行。他们认为行为的性质，应当根据该行为的执行依据来确定。在非诉行政执行中，法院依据行政决定实施强制执行，是行政权的继续延伸，所体现的是一种行政职能[1]493。

2.司法行为说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是司法权运行的结果，本质上属于司法行为。法院用它的司法权力，强制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它的性质属于司法性质[1]492。其核心论据是：法院从受理案件开始，到最后的强制执行，整个运行过程中所使用的都是司法手段以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给行政相对人的义务。

对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行为性质认定，笔者倾向于定性为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因为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制度其特殊性恰恰在于是由司法机关执行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决定。其第一性应为司法行为，第二性为行政行为。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维度的含义：第一，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受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申请时，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然后执行，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司法程序；第二，法院执行的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从法院执行内容和前提来判断，其本质属于行政行为。

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之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关于非诉案件的强制执行规定散乱地分布于一些单行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之中，特别是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执行权分配问题更是欠缺明确清晰的规定，甚至部分法规与规章将执行权同时分配给法院和行政机关，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混乱。“行政机关在什么情况下自行执行，什么情况下申请法院执行缺乏明确、统一、合理的划分标准。”[2]

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最直接的法律依据便是《行政强制法》第66条。第66条对非诉刑侦案件的强制执行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如何保证细节上的程序正义，立法却没有做出规定。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基本确定，即以法院为主，行政机关为辅。根据目前我国的立法来看，大致可以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既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第二种是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法院强制执行；第三种是法律未作规定的，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意味着除了第一种情形行政机关可以自己执行外其余都由法院来强制执行。

另外《若干解释》第86条、87条、89条跟93条都有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与说明，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条件规定；第二是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执行权的分配规定；第三是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期限规定；第四是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管辖权的确定。《若干解释》细化了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使其更具有操作性，但是从司法实践的反馈看来，其规定依然粗糙。目前来看，现行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以法院为主导的模式选择对于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现实中法院对行政权的无力以及能否真正保护好行政相对人权利等问题依然急待解决[3]335。

笔者认为对于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来说，非诉就不是诉讼，在没有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的法庭辩论质证的情况下，法院仅仅对书面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这种情况下法院所履行的已经不是一个审判机关的职责了。我们要明确一点，对于强制执行的申请本身并不能导致一个诉，没有启动相关的诉讼程序那么法院对其进行的所谓合法性审查又是什么呢？法院原本应当是一个居中裁判者的角色，而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却变成了与行政机关站在同一阵线的行政执法机关，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执法依据却又是法院的裁判文书而不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

从实践来看，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非常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但设立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本来的目的却是要保障人权并控制公权力。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法院受理其执行申请后应当在三十日内组成行政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法院认为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再由法院具体强制履行。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法院对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没有行政相对人的质证抗辩而只有行政机关的单方举证，行政相对人没有办法参与其中，在程序上严重不公。没有相对人参与法庭对抗后的审判监督，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立法意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有关审理程序无法真正帮助行政相对人。现有救济途径中或许只有申诉可以尝试，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难。

三、建立行政执行诉讼制度的设想

上文笔者论述了目前我国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许多学者都对如何改革与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学者建议维持现有机制，有学者建议进行执行权分立改革，还有学者建议由行政权主导，或建立行政执行诉讼。笔者赞同最后一种主张。行政执行诉讼制度在笔者看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内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的困境，既能保障行政效率，也能相对照顾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是由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审查批准后由法院执行机构具体执行的。前文笔者已经指出，这种模式下实际上法院既充当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又充当了审判机关的角色，这种角色混乱带来了执行制度的种种乱象。而设立行政执行诉讼就可以合理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使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彻底根除我国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的形态。

行政执行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行政执行诉讼和一般的行政诉讼相比主体不同。行政执行诉讼的起诉人是行政机关做出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人或是行政机关本身。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不履行义务，行政机关就可对其提起执行之诉，原告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被告是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如果行政主体怠于行使自己的起诉权，则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利人可自行起诉启动行政执行诉讼程序。第二，行政执行诉讼是在义务人法定诉讼时效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义务时由权利人或行政机关提起；而与之相比较，一般的行政诉讼行政相对人在具体行政行为后即可提起诉讼。将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制度纳入到行政诉讼制度中来，由权利人或者行政机关作为原告，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就不是原来的行政诉讼时效了，而是一个新的诉讼时效，这样也会使行政执行诉讼的提起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

1.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确定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对于重大财产强制、人身自由强制应当由司法审查决定，其他事项可由行政机关自己来执行。这样的分配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人身权与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所以由司法来决定对人身权的执行，是合理的。第二，重大财产主要是指不动产。因为就中国现实国情而言，不动产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尤为重要，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可以说更为稳妥。第三，如停业、强制停产、吊销营业执照等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行政行为应当由法院审查决定。除此之外其他的绝大部分行政行为则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这样大大减少了非诉行政案件需要通过司法审查的数量，很好地平衡了司法公正和行政效率。

2.起诉条件

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形式，其起诉条件理应与普通的行政诉讼有所区分。执行诉讼的起诉条件应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具体行政行为确立的权利人是原告。第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人是被告。第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既不履行义务又不提起诉讼。第四，强制执行内容明确并已生效。第五，在法定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第六，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与管辖范围的有关规定。

3.审级和判决形式

一般的行政诉讼的审级以及判决形式必然跟行政执行诉讼有所区别。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是采取两审终审制。笔者认为行政执行诉讼制度应当采用一审终审制度，这主要是从司法效率方面考虑。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加以配套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错误裁判。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翟新明.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行政与法，2005，（3）.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思考 篇12

一、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所要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性监督原则

在《行政强制法》中的第四条针对行政强制措施做作出了原则规定,即为“行政强制的设定与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除此之外,《行政强制法》中还针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形式以及设定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事实上,依法行政是落实依法治国方针的重要核心,检察机关在开展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过程当中需要将重点锁定在监督的合法性中,并且还要针对权利的来源以及措施的行使手段展开全方位的审查和监督。

(二)合理性监督原则

合理性监督原则所指的即为行政主体在开展行政行为活动时需要做到合情合理且适度适当,更加详细一些解释,行政行为需要完全的符合立法目的,具备正当的行使动机,同时还要考虑到相关的客观因素条件,按照工作法则的内容来进行开展。基于此,检察机关在日后的监督过程中需要将行政机关的行政合理性也纳入到监督范围内。

(三)有限监督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进一步明确司法监督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还针对其具体的监督范围作出了必要性的限制,司法监督的对象不再具备原有的可拓展性,这也就意味着无法针对全部行政强制措施来展开司法监督。除此之外,正是由于检察监督本身具有着有限性的特征,所以无论是针对行政诉讼所开展的监督,还是对监督关口的前移都并非是全面介入,只是针对其中的某些重要环节进行介入,如果一味的去盲目开展全面介入,那么以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是很难实现的。

二、行政强制措施检查监督的建议

(一)尊重行政权力的自主性

行政权力本身具有着主动性、直接性以及连续性的特点,可以对行政事务展开具体式的管理,而司法权力则是被动化的去解决和改善社会争端。事实上,行政强制措施的开展目的就是针对“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现象进行紧急处理。这就需要检察机关要更加重视并尊重行政权力的自主性,并且不要对行政机关所实施的强制措施进行强加干涉,避免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与执行力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也要权衡好自己所拥有的监督权力,切记不可对行政权威进行干预,从根本上杜绝无序状态的出现。

(二)进一步坚持检察监督权的歉抑性

简单的解释“歉抑性”的本意即为妥协与宽容,而检察监督权的歉抑性主要体现在刑事司法的行使过程中,意味着检察权应当尽可能的保持在克制与宽容的状态。其中,克制所指的是检察权在启动时要做到忍耐;妥协所指的即为在行使检察权时候要秉承协商与合议至上;宽容所指的即为不要得理不饶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应当得饶人处且饶人。首先,为了更好的维护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严肃性与有效性,检察机关需要严格按照以当事人为主动、检察院职权为例外的原则;其次,如果当事人拒不执行强制措施,那么则可以采用复议或诉讼的救济方式来解决。

(三)配备专职的监督人员

在某个机关单位得到了监督权力以后,能否保证监督权力可以顺利且有效的行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要取决于机关单位内部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由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会同时涉及到多个不同的行政管理领域,因此需要监督人员具备非常强的专业能力与道德素养。然而,纵观我国检察机关当前的行政行为监督现状来看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加强监督队伍的建设工作已经是需要迫切完成的一项任务。

首先,检察机关需要专门针对行政权力的行使来设置监督机构,同时要重点突出检查基本职权的核心要素,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对内部业务机构的建设力度。检察机关可以在内容设置专门的行政监督部门,将行政措施与行政权利行使的监督工作全权交由此部门来负责,从而来持续不断的提高行政强制监督工作效率;其次,要加强对监督团队的监管力度,积极主动的采取各种措施,如提高福利待遇、收入等方式,多吸收一些优秀的专业人才来为我所用。检察机关可以在社会当中聘请一些行政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才,同时还要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来参与日常的监督工作。只要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行政监察监督工作,从而来更好的解决当前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姜明安,吴景超.<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强制设定权研究[J].法学杂志,2013(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