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IL-1(精选8篇)
血清IL-1 篇1
椎间盘突出多由椎间盘退行性变所致,以纤维环破裂后髓核突出压迫神经根导致的腰腿痛为主要临床表现,是导致患者生活、工作能力下降的常见疾病[1]。目前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导致腰痛、下肢神经根痛的病理机制包括机械压迫、椎间盘自行免疫等学说,有研究发现,患者术中往往可见神经根充血、水肿等炎症样变化[2]。因此,亦有学者指出,以白细胞介素-1(IL-1)、白细胞介素-6(IL-6)为代表的细胞因子参与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发展过程[3]。为探讨其水平在不同类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清中的变化、机制及临床意义,笔者进行了临床研究,现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自我院2010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进行筛选。选取标准:(1)经CT、MRI等影像学检查,并参照《腰椎间盘突出症(第3版)》中相关诊断标准确诊[4]。(2)年龄在18~65岁之间。(3)入组前半月内未服用免疫药物或镇痛药物。排除标准:(1)妊娠或哺乳期女性。(2)合并腰椎骨折、肿瘤或结核。(3)因非腰椎间盘突出症导致的坐骨神经疼痛。(3)合并心、肝、肾等脏器严重病变。(4)突出髓核对马尾神经造成严重压迫。共选取符合条件的患者395例,纳入研究组,并按照其腰椎间盘突出症类型[5]分为突起型组(n=116)、破裂型(n=185)及游离型组(n=94)。并选取同期120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各组受试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性别、年龄、病程、体质量指数(BMI)等临床资料比较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本研究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突出指数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均接受标准开窗术式治疗[6],将突出的腰间盘组织取出。手术操作均由我院同组医师完成。术后留取突出物,计算突出物面积与CT图像椎管面积相对值ST之比,即突出指数。
1.2.2 细胞因子
抽取患者手术前、手术后及对照组受试者清晨空腹静脉血3 m L,置于EDTA抗凝管中,以3000 r/min离心10 min,弃沉淀,-70℃保存,统一检测。使用放射免疫法对标本IL-1、IL-6进行检测[7],并比较。
1.2.3 疼痛情况
使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对患者手术前、手术后疼痛评分进行评价:在纸上作一10 cm直线,由患者标记疼痛程度,其中0为无痛,10 cm为剧痛。
1.2.4 相关性分析
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突出指数、细胞因子与疼痛情况的相关性。
1.3 统计学分析
对本临床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SPSS18.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并采用c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并采用t检验或F检验,连续性变量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水准设定为α=0.05,当P<0.05时,认为其有统计学差异性。
2 结果
2.1 突出指数
游离型组突出指数显著高于破裂型组,破裂型组突出指数显著高于突起型组,三组患者突出指数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1。
注:*与突起型组比较,P<0.05;#与破裂型组比较,P<0.05。
2.2 细胞因子
研究组手术前、手术后IL-6、IL-1α、IL-1β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手术后研究组细胞因子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见表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手术前比较,P<0.05。
2.3 疼痛情况
手术前游离型组患者VAS评分均显著高于破裂型组和突起型组,破裂型组显著高于突起型组,三组患者手术后VAS评分均较手术前显著降低(P<0.05)。见表3。
注:*与突起型组、破裂型组同期比较,P<0.05;#与突起型组同期比较,P<0.05,与手术前比P<0.05。
2.4 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突出指数与疼痛呈显著正相关,相关指数为0.794,IL-6,IL-1a、IL-1b与疼痛正相关,相关指数分别为0.745,0.603,0.592。
3 讨论
过往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神经性疼痛的原因主要以髓核压迫等机械性因素为主。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神经根症状除与受压程度相关性较高外,还与髓核引发的自身炎性反应具有密切关联[8]。故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接受手术治疗后虽然短期内感觉丧失、运动减弱等临床症状有所缓解,但其远期疼痛情况改善不明显。
IL-1α是炎性反应的中心环节,Kim等[9]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向足底或脑室注射IL-1α均可引发明显的痛觉过敏反应。IL-1α在促进炎性细胞浸润、加重组织损伤的同时,还可促进前列腺素E2(PGE2)的分泌。PEG2具有极强的致炎、致痛作用,局部浓度至10-6mol/L水平即可导致严重疼痛的发生,即便其局部浓度仅在10-8mol/L以下,还可通过促白三烯敏感性上升的机制增强痛感[10]。IL-1β与IL-1α具有相近的生物学作用,但其具有更强的促磷脂酶A2活性作用,而磷脂酶A2激活后的主要降解产物即为PGE2。IL-1β还可促进关节软骨内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分泌水平的上升,在增加软骨基质降解度的同时抑制软骨细胞的合成,最终使患者软骨细胞变性、死亡,加重椎间盘退行性变。正常椎间盘内一般不分泌或仅分泌极微量的一氧化氮(NO),而IL-1β可诱导组织细胞NO合成、分泌,使得蛋白多糖合成受到进一步抑制,加剧神经根性痛的病理生理过程。随着IL-1水平的上升,患者VAS评分显著上升。
IL-6可由多种细胞分泌,具有广泛的生理效应,对各类细胞生长、分化及基因表达均可带来影响。Seo等[11]研究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清IL-6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群,与本研究结论一致。我们亦发现,患者IL-6水平与其疼痛情况症状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IL-6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机制可能为:IL-6在椎间盘退行性变的过程中,通过自分泌、旁分泌等方式作用于腰椎间盘细胞,在逐渐引发软骨细胞增殖、蛋白多糖丢失、基质胶原变性等生理变化的基础上,最终导致椎间盘的死亡[12]。同时,我们还发现,IL-6与IL-1水平呈明显正相关,说明IL-6不仅能够使局部炎性反应得到增强,还可增强IL-1水平的上升,诱发致炎、致痛物质的增加。IL-6、IL-1水平互相促进,进一步刺激炎症细胞的聚集、激活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对神经根、脊神经造成刺激,引发椎间盘组织细胞生物化学改变,最终导致下腰痛、神经根放射痛甚至腰椎功能严重受损。
综上所述,IL-1、IL-6参与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病变过程中自身炎性反应,在椎间盘退行性变的进行中相互依赖、相互影响,是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等症状加剧的重要原因。在今后的治疗中,针对不同分型患者IL-1、IL-6水平使用皮质醇类激素、非甾体类镇痛消炎药等药物行针对性抗炎治疗有望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保证其预后质量。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分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白细胞介素-1(Interleukin,IL-1)、白细胞介素-6(IL-6)的表达情况,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抗炎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取我院2010年3月2014年3月收治的395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纳入研究组,并按照其突出类型分为突起型组(n=116)、破裂型(n=185)及游离型组(n=94),同时选取120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比较各组受试者血清IL-1、IL-6水平差异,及其与疼痛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游离型组突出指数显著高于破裂型组,破裂型组突出指数显著高于突起型组,三组患者突出指数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组手术前、手术后IL-6、IL-1α、IL-1β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手术后研究组细胞因子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游离型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高于破裂型、突起型。手术前、手术后游离型组患者VAS评分均显著高于破裂型组,破裂型组显著高于突起型组,三组患者手术后VAS评分均较手术前显著降低(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突出指数、细胞因子与疼痛情况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结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清IL-1、IL-6水平显著升高,游离型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高于破裂型、突起型,按照其腰间盘突出分型使用镇痛消炎药抑制炎性反应治疗有望降低患者疼痛情况,改善预后质量。
关键词:白细胞介素,腰椎间盘突出症,炎性反应,临床意义,治疗
血清IL-1 篇2
[关键词] URSA;干扰素-γ;白介素-32;白细胞介素-1β
[中图分类号] R741.21[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10-0082-02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FN-γ、IL-32、IL-1β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SUN Congcong LIANG Yujie CHEN Qian ZHU Dan ZHU Yanle ZHENG Keqiong YAN Luoyuan
Department of Gynaecology and Obstetrics,the Affiliated Yueqing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College,Yueqing 3256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a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FN-γ,IL-32 and IL-1β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Methods In method of ELISA to detect the serum level of IFN-γ, IL-32 and IL-1β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URSA group, pathological pregnancy group. Results The serum level of IFN-γ,IL-32 and IL-1β in URSA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 group and pathological pregnancy group(P <0.01). The serum level of IFN-γ、IL-32 and IL-1β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pathological pregnancy group than in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IFN-γ,IL-32,IL-1βfeedback loop maybe involved in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Key words] 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URSA); IFN-γ; IL-32; IL-1β
原因不明复发性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 URSA)是指与同一性伴侣连续发生3次或3次以上自然流产,且不存在染色体、解剖、内分泌和自身免疫功能异常以及生殖道感染等病因。生殖免疫学观点认为,正常妊娠的维持有赖于妊娠妇女对胚胎半同种抗原的免疫耐受,一旦这种母胎免疫耐受被打破,将导致流产的发生。正常妊娠过程中,Th1/Th2型细胞因子保持一定的平衡,其中Th2型细胞因子占优势[1],母体内IFN-γ-IL-32-IL-1β正反馈环路应受到抑制,可确保母婴免疫耐受。一旦此正反馈环失去控制,无限放大Th1模式,最终可能导致URSA的发生[2]。本研究通过检测IFN-γ、IL-32和IL-1β在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中的血清浓度水平,以探讨IFN-γ、IL-32、IL-1β反馈环在原因不明习惯性流产中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URSA组60例,均为本院妇产科门诊患者,所有病例均经过详细询问病史及体格检查,同时具备以下条件:①连续发生 3 次或 3 次以上原发性早期自然流产(3~6次),最后一次发生在 1 年以内;②夫妇双方染色体检查正常;③女方生殖道检查无解剖学畸形;④生殖内分泌激素水平测定及诊断性刮宫检查排除内分泌因素;⑤对宫颈分泌物进行PCR 检查排除生殖系统感染;⑥抗磷脂抗体等自身免疫性抗体检查结果显示阴性;⑦未进行过主动免疫治疗;⑧男方精液行常规检查结果显示正常。正常妊娠组30例,为同期妊娠 12周以内的正常妊娠女性,年龄 21~30岁,平均(25.40±2.95)岁,无自然流产史、无死胎死产史,无合并感染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本次妊娠期间无阴道流血及下腹疼痛等先兆流产的症状和体征;B 超显示胚胎发育正常。正常非孕妇女组(对照组)22例,为同期健康已正常生育妇女,既往无不良孕产史,有一胎及以上正常足月分娩史,年龄25 ~ 35岁,平均(29.12±2.32)岁。对三组对象的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血清IL-32、IFN-γ和IL-1β测定方法
三组对象均空腹采集外周静脉自凝血5 mL,血液凝固后3 000 r/min离心5 min,分离血清置Eppendorf管中,-20℃冻存备测。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中IFN-γ、IL-32、IL-1β的水平。IL-1β ELISA试剂盒由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产品货号H1025;IFN-γ ELISA试剂盒由上海亨代劳商贸有限公司提供,产品货号Y10033A;IL-32 ELISA试剂盒由上海亚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产品编号E1802h。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实验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各组间不同指标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差齐时采用LSD法,不齐时采用Dunnett's T3法。
2 结果
将三组研究对象血清IFN-γ、IL-32、IL-1β的浓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①IFN-γ浓度:URSA组血清水平比正常妊娠组和对照组均显著提高,正常妊娠组比对照组显著下降;②IL-32:URSA组血清水平比正常妊娠组和对照组亦均显著提高,正常妊娠组比对照组显著下降;③IL-1β:URSA组血清水平比正常妊娠组和对照组亦均显著提高,正常妊娠组比对照组显著下降。
3 讨论
在生理妊娠过程中,母体和胚胎间免疫双向调节维持在一个动态平衡水平是妊娠成功的关键。怀孕期间母体内存在着复杂的免疫调节机制,主要表现为免疫耐受或免疫抑制增强,而免疫排斥减弱,一旦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就会导致病理性妊娠,甚至发生流产[3]。
正常妊娠表现为一种特殊的Th2现象,Th1处于抑制状态,各种 Th1型的细胞因子表达水平降低甚至消失,Thl/Th2 间的平衡始终保持在最有利于维持妊娠的向 Th2 型细胞因子的偏移。Th1 细胞主要分泌 IL-2、IFN-γ 和 TNF-β 等,参与细胞免疫、迟发型超敏反应和急性移植排斥反应,具有抗胞内病原体感染、抗病毒、抗肿瘤及妊娠中免疫排斥作用;而 Th2 细胞分泌 IL-4、IL-5、IL-6 和 IL-10 等,主要功能是介导体液免疫,刺激 B 细胞增殖并产生抗体,对同种移植产生免疫耐受。因此当Th1型细胞因子过度表达时,将导致反复自然流产(URSA)的发生[4-6]。IFN-γ是由Thl细胞所分泌的特征性细胞因子,能激活T细胞和吞噬细胞,而被激活的T细胞和吞噬细胞能够转录合成IL-32; IL-32通过活化NF-κB和p38 MAPK途径刺激T细胞和吞噬细胞释放IL-1β;IL-1β又可以正反馈作用于T细胞和吞噬细胞等,使之表达的IFN-γ受体明显增多,引发更多的IFN-γ活化[7],形成了IFN-γ-IL-32-IL-1β正反馈环路,以T细胞和吞噬细胞为中心,不断放大Th1炎症免疫模式。
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IFN-γ、IL-32和IL-1β三种细胞因子在三组实验对象血清中的浓度变化表现出一致性。通过本结果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和推断:①反复发生自然流产的患者IFN-γ、IL-32、IL-1β的血清浓度明显升高,反映出IFN-γ-IL-32-IL-1β正反馈环路失去控制,IFN-γ受体越来越多,呈现出过度活化状态。IFN-γ是 Th1细胞因子,促进 Th1 细胞并抑制 Th2 型细胞的分化及分泌功能,降低 IL-4、IL-10的活性。这样,不明原因自然流产患者体内Thl/Th2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从而导致了流产的发生。②正常妊娠组IFN-γ浓度比对照组显著下降,表明Th1处于抑制状态,使Thl/Th2 间的平衡始终保持在最有利于维持妊娠的 Th2 型细胞因子偏移。至此我们认为以T淋巴细胞亚群为中心,IFN-γ-IL-32-IL-1β正反馈环路失去控制,导致了Th1 细胞的过度表达,同时也可能抑制了Th2 型细胞的分化及分泌功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也就是说IFN-γ-IL-32-IL-1β正反馈环路失去控制是打破Thl/Th2的平衡状态的因素之一,从而引起了URSA疾病的发生。③在正常妊娠组IL-32和IL-1β的血清浓度比正常对照组显著下降。可能是因为 IL-32主要由 IFN-γ诱导产生且IL-32 mRNA在免疫组织中的表达高于其它组织中的表达[8]。而IL-1β浓度的下降可能与IL-32浓度的下降有关,因为IL-32能通过活化NF-κB和p38 MAPK途径刺激T细胞和吞噬细胞释放IL-1β[7]。但是IL-32和IL-1β除了在IFN-γ-IL-32-IL-1β正反馈环路中对Thl/Th2平衡起作用,其血清浓度的变化对生理性妊娠过程是否存在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得出结论。通过本试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IFN-γ、IL-32、IL-1β血清浓度的检测不仅可作为监测URSA患者治疗效果和再次妊娠结局的指标,也为进一步研究URSA的治疗方法和发病机制提供了新思路。而这些指标参与URSA发生的具体机制还有待更加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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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im SH,Han SY,Azam T,et al. Interleukin-32:A Cytokine and inducer of TNF-α[J]. Immunity,2005,22(1):131-142.
(收稿日期:2011-12-09)
血清IL-1 篇3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观察组(T):随机选取符合以下诊断标准和剔除标准的患者100例(男95例,女5例),年龄(47.25±10.99)岁,全部来自本院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的门诊患者。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诊断标准:应用美国风湿病协会(ACR)1997年制定的诊断标准。②入选和剔除标准:a.符合ACR诊断标准的急性原发性痛风性关节炎。d.排除心血管、肾脏、血液疾病、肿瘤疾病引起的继发性痛风。c.排除合并感染性疾病患者。d.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全身系统疾病患者。e.年龄18~75岁。f.一般情况良好。g.未服用降尿酸药物治疗者。对照组(C):随机选取青岛本地居民健康查体者100例(男95例,女5例),年龄(46.15±11.80)岁,排除高尿酸血症患者。高尿酸血症的诊断标准:是指正常嘌呤饮食状态下,非同日两次空腹血清尿酸水平(37℃)男性>420μmol/L,绝经前女性>360μmol/L,绝经后女性的诊断标准同男性。
1.2 观测指标。
①测定两组的一般生理指标:年龄(A g e)、身高(BH)、体质量(BW)、收缩压/舒张压(SBP/DBP)、腰围(WC)、臀围(HC)。计算腰臀比(WHR)及体质量指数(BMI)。BMI=体质量(kg)/身高(m)2。②测定两组的空腹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尿酸(UA)、空腹血糖(FPG)、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C-反应蛋白(CRP)、肌酐(Cr)、尿素氮(BUN)。测定两组全血白细胞总数(WBC)、中性粒细胞数(NEUT)、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T%)。③测定两组空腹血清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
1.3 主要检测方法:
所有入选者由专人进行一般生理指标测量并记录。实验中血清ALT、AST、UA、FPG、TG、TC、LDL-C、HDL-C、CRP、Cr、BUN的检测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IL-1β、IL-6、IL-18及TNF-α的检测采用ELISA试剂盒。血分析采用SYSMEX XT-2000i全自动血液分析仪检测。
2 结果
2.1 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两组性别、Age、AS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BH、BW、BMI、SBP、DBP、WC、HC、WHR、FPG、UA、ALT、Cr、BUN、TG、TC、LDL-C、HDL-C、C-RP、WBC、NEUT、NEUT%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01),见表1。
2.2 两组血清炎性因子表达水平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I L-1 β、IL-6、IL-18及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3 讨论
痛风(gout)是因嘌呤代谢障碍和(或)尿酸排泄减少、血UA持续升高而导致MSU晶体析出并沉积于组织或器官引起的一组临床症候群,属于代谢性风湿病[3]。报道显示,国内痛风的患病率目前在1%~3%,2009年山东沿海地区当地居民痛风患病率为1.96%,2007年~2008年美国痛风患病率上升至3.9%[4]。AGA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发病高峰年龄为40岁左右,且常伴有糖尿病、肥胖、心脑血管病、肾脏病等,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有逐渐增高的趋势。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BH、BW、BMI、SBP、DBP、WC、HC、WHR、FPG、UA、ALT、Cr、BUN、TG、TC、LDL-C、HDL-C均明显升高(P<0.01)亦支持上述观点。AGA临床上以男性患者多见,女性约占5%[1],且多为绝经期后妇女。AGA发作时疼痛剧烈,患者异常痛苦,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近年来研究发现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在AGA启动、进展及缓解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发作涉及IL-1β、IL-6、IL-18、TNF-α等多种炎性因子,其中IL-1β是MSU晶体诱导炎症的关键因子,IL-6、IL-18、TNF-α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AGA的前炎性介质来源于常驻的滑膜细胞和迁移的单核巨噬细胞,而NEUT的侵入和活化是最重要的环节。发病时关节滑液和滑膜中出现的大量NEUT甚至可与急性化脓性关节炎时相当[5]。本研究中,发病时的WBC、NEUT、NEUT%及CRP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AGA发病时WBC及NEUT在炎症初期就参与了反应。
IL-1β已被确定为MSU晶体诱导炎症的关键因子,IL-1β对细胞和组织有多种作用。IL-1β是IL-1可溶型。IL-1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所产生,也能由中性粒细胞合成,分为膜结合型(IL-α)和可溶型(IL-β)两种。IL-1多存在于血液和组织中。其生物学活性包括活化巨噬细胞、粒细胞并增强其活性;刺激单核/巨噬细胞等合成IL-1、IL-6、IL-8及TNF-α;致炎性反应等。IL-1β在滑膜、滑液、软骨等关节组织中均有它的活性形式被发现,并被认为是最经典的炎症调节剂,是炎症调节的始动因素。AGA时,MSU及UA激活NLRP3炎性体,上调IL-β表达,促进AGA患者炎性反应发生、进展[6,7]。本研究结果中发现,观察组血清IL-1β水平在AGA发病时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IL-β在AGA炎症发生、进展时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
IL-6是AGA的重要炎性因子,发病时关节液中IL-6水平明显升高。本研究中,观察组血清IL-6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IL-6在AGA炎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国内研究显示AGA致炎性因子IL-6表达显著升高相一致[8]。IL-6主要由Th2细胞产生,单核/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肥大细胞等亦可产生。IL-1可刺激单核/巨噬细胞等合成IL-6。IL-6有多种生物活性,参与多种疾病的炎性反应[9],可抑制炎性反应的许多方面,如减少中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在脂多糖诱导下的IL-1、TNF的合成;增加IL-1Ra合成;促进IL-1β及TNF受体释放;减少IL-8等炎症趋化因子的表达。在痛风性关节炎患者滑液中发现IL-6水平升高。有报道称,当痛风性关节炎等病情活动或关节破坏严重时,血清与关节液中IL-6水平升高。有人将IL-6作为判断痛风性关节炎等疾病活动性和严重程度的指标[10]。
IL-18也是AGA炎性反应过程中的重要炎性因子,其可能主要来源于痛风性关节炎患者的软骨和滑膜细胞及内皮细胞[5]。IL-18发挥生物学效应的活性成分,由单核/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Kupffer细胞,以及一些成骨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分泌,是在NLRP3炎性体介导caspase-1的活化,水解激活IL-18的前体释放出来。作为AGA一个重要的调节因子,IL-18通过促进NEUT的聚集,促进炎性反应,具有促进T细胞增殖的作用,增强TH1细胞和NK细胞的细胞毒活性,是一种多效能炎性细胞因子[11]。IL-18最终作用是产生干扰素-γ,从而加速炎性反应,成熟IL-18对IFN-γ的产生过程和对促溶细胞性NK细胞的活性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中,观察组血清IL-18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提示IL-18参与了AGA炎性反应,在AGA启动、进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TNF-α是一种具有内毒素样抗肿瘤炎性细胞因子,可作用于T细胞、B细胞、NK细胞发挥多种生物学活性。TNF-α主要由巨噬细胞、单核细胞产生,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星状细胞、平滑肌细胞、杀伤细胞也可产生TNF-α。有研究表明[12],TNF-α在风湿性关节炎的血清和滑膜中大量增加,并刺激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及巨噬细胞释放IL-1、IL-6。TNF-α主要作用是刺激机体产生炎性反应,减低基质中蛋白多糖、胶原物质的合成,诱导基质金属蛋白酶高表达,增加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刺激产生如IL-1、IL-6、IL-8等炎性细胞因子。研究显示,在炎症的早中期阶段,痛风患者关节液中IL-1β、IL-6和TNF-α等炎性因子水平和白细胞水平明显升高。本研究中,观察组血清TNF-α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在AGA炎症启动阶段TNF-α水平升高,与国内有些研究结果相一致[8,13]。TNF-α可加速急性滑膜炎关节滑液内的NEUT凋亡过程,凋亡的NEUT可被巨噬细胞所吞噬[5]。关于TNF-α对NEUT凋亡影响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在AGA患者发病时异常,提示它们在AGA发病中参与了炎性反应过程,在炎症机制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亦提示,IL-1β、IL-6、IL-18及TNF-α在炎症过程中存在共同作用,相互影响,各炎性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摘要:目的 探讨急性痛风性关节炎(acute gouty arthritis,AGA)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6、IL-18及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水平的变化及意义。方法 用ELISA法测定100例AGA患者(观察组,T)和100名健康查体者(对照组,C)血清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一般生理指标及血生化指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IBM SPSS 19.0软件包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IL-1β、IL-6、IL-18及TNF-α水平在AGA发病时升高,提示它们参与了炎性反应过程,在炎症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血清IL-1 篇4
关键词:血清IL-1,s IL-2R,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情监测
乙型病毒性肝炎 (乙肝) 在临床上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传染性疾病, 主要形式是乙肝两对半135阳性大三阳和145阳性小三阳等[1]。为了分析和探讨血清IL-1、s IL-2R检测在乙肝病情监测中的意义, 本文特收集急性肝炎、慢性肝炎、慢性重型肝炎、活动性肝硬变患者血清标本以及健康人血清标本各16份, 对其血清IL-1、s IL-2R进行检测, 并比较检测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地区临床收治的64例乙肝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急性肝炎16例, 男14例, 女2例, 年龄18~49 (32.2±4.5) 岁;慢性肝炎16例, 男13例, 女3例, 年龄19~51 (31.5±5.3) 岁;慢性重型肝炎16例, 男15例, 女1例, 年龄17~52 (32.9±5.1) 岁;活动性肝硬变16例, 均为男性, 年龄18~50 (31.6±4.9) 岁。所有患者均以1995年 (北京) 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2]为依据得以确诊。并选择16例健康人作为正常对照组, 其中男15例, 女1例, 年龄17~53 (31.6±5.5) 岁。各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血清标本, 均取自静脉血, 室温下静置12h, 然后进行离心分离, 转速2000rpm, 时间10min, 将分离所得血清置于-20℃冰箱中冷冻储存待用。采用s IL-2R试剂盒检测s IL-2R的含量, 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检测血清IL-1含量, 操作方法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 试剂盒由白求恩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提供。将各组检测结果分别与正常对照组进行对比。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s表示,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用n/%表示, 用χ2检验,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急性肝炎组血清IL-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升高, 差异极显著 (P<0.01) , 慢性重型肝炎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明显降低, 差异显著 (P<0.05) , 慢性肝炎组和活动性肝硬变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 (P>0.05) ;各组血清s IL-2R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均有明显升高, 其中慢性肝炎组和慢性重型肝炎组与之差异显著 (P<0.05) , 急性肝炎组和活动性肝硬变组与之差异极显著 (P<0.01) 。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P<0.05, **:P<0.01
3 讨论
血清IL-1是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和B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 它对于病毒具有清除作用[3,4]。现在临床研究认为, s IL-2R与IL-2结合具有一定的免疫抑制作用, 因此在乙肝患者中, 肝脏受损后其清除s IL-2R的功能下降, 血循环中s IL-2R也不能有效地排出体外, 从而引起s IL-2R水平升高, 进而降低机体抗病毒的免疫能力, 加重其免疫功能紊乱[5,6]。由此提示, s IL-2R水平升高与肝病程度、肝功能下降有关。在本次研究中, 各组血清IL-1、s IL-2R含量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都有一定的差异, 其中血清IL-1含量或上升或下降, 而血清s IL-2R含量则为上升, 其中以急性肝炎、活动性肝硬变最为显著。这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一[7,8], 再次证实了血清IL-1、s IL-2R含量与各型乙肝发病机制的相关性。总的来说, 血清IL-1、s IL-2R参与各型乙肝的发病机制, 在乙肝治疗中, 可通过调整血清中细胞因子的含量来促进患者的康复。
参考文献
[1]高健, 王桂平, 赵春燕, 等.慢性乙肝患者抗病毒治疗血清IL-10、IL-12、s IL-2R、TNF水平变化的临床观察[J].河北医药, 2013, 35 (14) :2132-2133.
[2]卢锦沛.酶联免疫法 (ELISA) 和胶体金法检测抗-HCV特异性抗体的结果分析[J].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4, 4 (12) :2681-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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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家琼, 敬鹏.6项肝功能指标联合检测对肝病诊断的意义[J].现代诊断与治疗, 2012, 23 (7) :92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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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晓辉, 李晓云, 段惠春, 等.恩替卡韦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MI F、IL-17和IL-10的变化及临床意义[J].肝脏, 2014, 11 (3) :167-169, 183.
血清IL-1 篇5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成年SPF级Wistar大鼠50只, 雌雄各半, 体重 (200±20) g。购于甘肃中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编号:SCXK (H) 2004-0006-0000005], 动物饲料由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1.2 实验药品与试剂
关节炎丸由制附片、制川乌、细辛、白芍、桂枝、黄芪、甘草等药物组成。为棕褐色颗粒, 由甘肃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制剂室提供。雷公藤多甙片 (湖南协力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Z43020138) 。弗氏完全佐剂由美国Sigma公司生产。IL-1、IL-6试剂盒由北京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TNF-α试剂盒由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3 大鼠模型的建立
除正常组大鼠外, 其余组大鼠用75%酒精对其右后跖进行消毒后, 将弗氏完全佐剂 (0.1毫升/只) 注射于足跖皮下。
1.4 实验分组及给药
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5组, 每组10只, 雌雄各半。即空白组、模型组、雷公藤阳性对照组、关节炎丸小剂量组、关节炎丸大剂量组。
根据人和动物间体表面积的换算方法, 取关节炎丸浓煎液, 按生药量计算为7.2g/ml, 每天关节炎丸大剂量组每只给予3ml, 关节炎丸小剂量组每只给予1.5ml, 空白组和模型组每只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雷公藤阳性对照组每只给予6.3mg/kg。给药至实验结束。
注:与空白组比较, ※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与雷公藤阳性对照组比较, aP<0.05
1.5 实验观察指标
根据试剂盒说明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大鼠血清IL-1、IL-6和TNF-α含量。
2 结果 (见表1)
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组各指标含量均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与模型组比较, 关节炎丸大剂量组、小剂量组 (P<0.05) 及雷公藤阳性对照组各指标含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与雷公藤对照组比较, 关节炎丸大剂量组、小剂量组各指标含量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细胞因子在类风湿性关节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认为IL-1、IL-6是参与进展期关节破坏的典型炎性细胞因子, 而TNF-α在炎症反应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本研究通过雷公藤阳性对照组及关节炎丸大、小剂量组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治疗前后的细胞因子进行比较, 发现模型组大鼠血清炎性细胞因子IL-1、IL-6和TNF-α含量明显高于空白组 (P<0.01) , 用关节炎丸治疗后血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低于模型组, 说明中药关节炎丸大、小剂量均具有降低大鼠血清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 与雷公藤阳性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此说明关节炎丸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作用可能是通过降低炎性细胞因子, 从而消除滑膜细胞炎症而实现的。俞小芬等[1]研究表明, 关节炎丸可通过抑制细胞因子的释放, 从而改善关节红肿、疼痛症状。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 制附片具有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抗炎作用, 附子抗炎作用与兴奋肾上腺皮质功能有关。鹿角霜有直接抗炎镇痛的作用, 与兴奋肾上腺皮质功能有关[2]。防风有解热、镇痛、抗炎作用, 并对大鼠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桂枝具有解热、镇静、镇痛、抗过敏、抗炎作用。党参对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IL-6、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和TNF-α等炎性细胞因子均被证明能刺激和参与血管新生过程, 而川芎能够改善微循环, 使血流速度加快, 流态改善, 毛细血管内或小静脉内血栓溶解, 毛细血管网开放数增加[3]。黄芪皂甙能抑制血小板聚集而发挥抗血栓形成、延长动脉血栓形成时间的作用[4]。该方诸药合用联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其抗炎镇痛、调节血管内皮细胞和改善微循环等作用, 对修复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已被侵袭和破坏的关节软骨和骨质, 改善关节功能, 阻止骨质破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而达到缓解症状、防止病情进展的目的。
摘要:目的 探讨关节炎丸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血清IL-1、IL-6和TNF-α含量的影响。方法 建立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模型, 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大鼠血清IL-1、IL-6和TNF-α的含量。结果 与空白组比较, 模型组各指标含量均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与模型组比较, 关节炎丸大、小剂量组及雷公藤阳性对照组各指标含量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与雷公藤阳性对照组比较, 关节炎丸大、小剂量组各指标含量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关节炎丸能控制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血清IL-1、IL-6和TNF-α等炎性细胞因子的活性,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关节炎丸,类风湿性关节炎,血清含量
参考文献
[1]俞小芬, 薛盟举, 郑烈.关节炎丸对大鼠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作用的实验研究[J].世界中医药, 2008, 3 (2) :113.
[2]沈映君, 王涛, 陈春, 等.麻黄、桂枝药发汗解热作用的实验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 1985, 10:21.
[3]张义洪.RΑ发病机制及其治疗方法研究进展[J].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2005, 21:88.
血清IL-1 篇6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4年5月-2016年5月我院收治的30例R M P P患儿。病例纳入标准: (1) 诊断标准参照诸福堂《实用儿科学》第7版的M P P诊断标准[2]; (2) 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连续治疗7d以上病情未见改善; (3) 病程在21 d以上。选取同期30例M P P患儿。纳入标准: (1) 排除其他细菌以及病毒感染; (2) 未应用激素类药物; (3) 未应用大环内酯类药物; (4) 心、脑、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 (5) 病程少于7 d。其中R M P P组男性20例, 女性10例;平均年龄 (7.3±2.3) 岁;M P P组男性18例, 女性12例;平均年龄 (7.9±2.0) 岁。另选取20例健康体检患儿做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10例, 女性10例, 无家族遗传史, 近期无感染史以及过敏史。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所有患儿由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1.2 检测方法
R M P P组和M P P组分别于急性期和恢复期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3 m l进行检测, 3 000 r/m i n离心, 采用E L I S A法检测血清I L-1β、I F N-γ、T N F-α的水平, 试剂盒购自美国S i g m a,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操作。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 P S S 1 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血清I L-1β、I F N-γ、T N F-α的组内及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以P<0.0 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组间比较:R M P P组急性期与恢复期血清I L-1β、I F N-γ、T N F-α的水平均高于M P P组及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 5) ;M P P组急性期上述指标的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 5) , 恢复期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 5) 。组内比较:R M P P组和M P P组血清I L-1β、I F N-γ、T N F-α的水平在急性期均高于恢复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 5) , 见表1。
(±s, pg/ml)
注:组内比较, aP<0.05;组间比较, bP<0.05。
3 讨论
支原体 (M ycoplasma pneumoniae, M P) 属病原微生物的一种, 大小在细菌与病毒之间, 其没有细胞壁, 能够自我复制, 故对干扰细胞壁合成的抗生素缺乏敏感性。M P主要通过飞沫传播, 进入人体后常侵犯呼吸道。近年来, M P在儿童呼吸道感染中所占的比例呈升高趋势, 约占社区获得性肺炎的1/3, 其中R M P P的病例也在一定程度增加, 病情进展较快, 短时间内出现大面积的肺部炎症, 渗出明显增加, 甚至阻塞细支气管, 出现肺不张、气胸、肺纤维化等。一旦出现R M P P, 治疗较为困难, 病程长, 并发症及死亡等严重不良事件明显增加[3]。因此早期诊断并治疗R M P P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但目前对于早期R M P P的诊断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儿童免疫系统在发育过程中不断完善, 但未达到成人的免疫功能。儿童机体的免疫系统具有正反两方面作用, 其一, 它能够激活巨噬细胞, 有利于肺组织清除M P, 阻止M P的入侵;其二, 由于免疫系统的反应幅度过大, 产生过度的免疫反应, 可能会导致M P P进展为R M P P。在疾病的进展的过程中, 机体会不同程度的发热, 机制可能是M P入侵机体后, 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与致病毒素, 激活内源性及外源性致热源, 包括血清T N F-α、I F N-γ、I L-1β等。I F N-γ能够激活巨噬细胞, 帮助机体吞噬感染细胞, 并能够破坏病原体, 孙立峰等[4]研究显示, R M P P急性期感染患儿血清I F N-γ水平显著升高, 认为是T淋巴细胞亚群的失调, 并和T h1型介导的细胞免疫有关。T N F-α、I L-1β均是炎性反应的独立因子, 也是内源性致热源, 施弦等[5]的研究显示, 其在R M P P患儿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因此, 对于上述因子量的测定可能有助于鉴别早期的R M P P。我们的研究结果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分期分组进行对比研究, 结果显示, R M P P组在急性期与恢复期血清T N F-α、I F N-γ、I L-1β的水平均高于M P P组以及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 5) , 而M P P组恢复期T N F-α、I F N-γ、I L-1β的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 5) , 提示临床上可以通过监测血清T N F-α、I F N-γ、I L-1β的水平判断M P P是否进展为R M P P, 指导临床用药与判断预后。
临床实践中, 上述指标的检测可结合临床症状、体征以及其他辅助检查, 共同做为早期R M P P的诊断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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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IL-1 篇7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选择及分组
选择SPF级Wistar雌性成年大鼠60只, 体重 (200±20) g (山东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SCXK【鲁】20030004) , 常规饲养一周, 适应环境后, 按体重随机分为慢性盆腔炎造模组 (模型组) , 桂枝茯苓胶囊治疗高、中、低剂量组 (高、中、低剂量实验组) , 少腹逐瘀胶囊治疗组 (对照组) , 各组均为12只, 另选假手术慢性盆腔炎造模大鼠 (假手术组) 、正常饲养未干预大鼠 (正常组) 各12只。
1.2 实验试剂
1.2.1 大鼠血清TNF-α、IL-1β、IL-8的ELISA检测试剂盒 (美国ADL公司生产) 。
1.2.2 菌液配制
将大肠杆菌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菌种室提供) 、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提供)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菌种室提供) 按2:1:1分别接种于血平板35℃, 24 h后, 稀释菌液, 无菌生理盐水2 ml, 分别取经24 h培养的菌株数个, 用标准麦氏管 (相当30亿个菌) 比浊, 制成浓度30亿/ml的混合细菌悬液。
1.2.3 实验药物
桂枝茯苓胶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Z10950005) , 用蒸馏水制成31 mg/ml悬浊液;少腹逐瘀胶囊 (东阿澳东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Z20000085) , 用蒸馏水制成45 mg/ml悬浊液。
1.3 实验方法及指标检测
采用混合细菌加机械损伤造模法[4], 大鼠腹腔麻醉取仰卧位, 取下腹正中切口1 cm, 暴露并固定子宫, 每侧宫腔内注入0.1 ml菌液, 注入前注射器机械损伤子宫内膜组织;假手术组动物开腹后, 双侧宫腔内分别注入0.1 ml无菌蒸馏水关腹, 术后均不使用抗生素。高、中、低剂量实验组分别按临床2倍、1倍、1/2倍剂量, 每天给予桂枝茯苓胶囊配制液502、251、125 mg/kg灌胃;对照组按临床等效剂量, 每天给予少腹逐瘀胶囊配制液364 mg/kg灌胃。模型组、假手术组、正常组予蒸馏水灌胃, 每100克灌胃1 ml/d。各组均为造模后第22天开始灌胃, 连续14 d。
给药后第15天清晨禁食, 1%戊巴比妥钠 (30 mg/kg) 腹腔麻醉后, 心脏取血8 ml, 抗凝离心每分钟3000 r取上清液, -30℃以下保存, 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法) 检测血清指标 (按ELISAkit操作说明进行) 。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2.0软件统计, 计量资料以表示, 采用F检验和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用药结束后血清TNF-α检测比较
模型组血清TNF-α水平较正常组、假手术组明显升高 (P<0.01) ;中剂量实验组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P<0.01) , 且接近正常组水平 (P>0.05) , 对照组较正常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中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高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升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低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中剂量实验组血清TNF-α水平, 较高、低剂量实验组明显降低 (P<0.01) , 高剂量实验组较低剂量实验组亦明显降低 (P<0.01) 。见表1。
2.2 各组大鼠用药结束后血清IL-1β检测比较
血清IL-1β水平, 模型组较正常组、假手术组明显升高 (P<0.01) ;高、中剂量实验组、对照组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P<0.01) , 且接近正常组水平 (P>0.05) ;高、中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降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低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高、中剂量实验组血清IL-1β水平, 较低剂量实验组明显降低 (P<0.01) , 中剂量实验组较高剂量实验组降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3 各组大鼠用药结束后血清IL-8检测比较
模型组血清IL-8水平较正常组、假手术组明显升高 (P<0.01) ;中剂量实验组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P<0.01) , 且接近正常组水平 (P>0.05) ;对照组较正常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中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高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升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低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中剂量实验组血清IL-8水平, 较高、低剂量实验组明显降低 (P<0.01) , 高剂量实验组较低剂量实验组亦降低 (P<0.05) 。见表3。
3 讨论
3.1 前炎症细胞因子对炎症发展和结局的影响
前炎症细胞因子广泛参与机体免疫、炎症、感染等反应, 影响疾病的预后, 其中TNF-α、IL-1β、IL-2、IL-6、IL-8等是重要的前炎症细胞因子, 可触发炎症细胞因子网络级联反应, 进一步与血小板激活因子、白三烯、氧自由基、一氧化氮等炎症介质共同作用, 推动疾病发生发展[5,6]。
TNF-α作为活化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一种重要细胞因子, 在感染性疾病和炎症方面, 能刺激血管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子、刺激单核-巨噬细胞和其他细胞分泌趋化性细胞因子, 引起白细胞在炎症部位聚集, 促进炎症反应, 适量TNF-α增进机体免疫功能, 调节多种免疫细胞共同杀灭和消除入侵的致病原, 过度反应的过量TNF-α, 则产生剧烈免疫反应, 呈现毒性作用, 对机体造成损害[7]。IL-1β是旁分泌型细胞因子, 能调节炎症反应中纤维蛋白沉积和溶解, 增加成纤维细胞胶原酶的产生, 刺激成纤维细胞增殖, 促进胶原沉积。Wiczyk等[8]发现腹部大手术后患者的早期血清IL-1、TNF-α水平与术后肠粘连、腹腔内粘连有显著联系, 认为IL-1和TNF-α术后早期升高, 可作为人类术后腹膜粘连形成的可靠生物学标志。Hershlag等[9]实验证明, IL-1是术后腹膜粘连形成的重要短期介质。IL-8在炎症刺激后由巨噬细胞、内皮细胞和其他细胞产生, 主要特点是帮助募集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进入炎症部位, 调节白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10], 导致粒细胞浸润、聚集、黏附、脱颗粒, 释放溶酶体, 呼吸爆发等, 参与水肿、渗出等各种炎症过程, 与免疫性炎症、感染性疾病、休克等密切相关[11]。
本研究结果显示, 血清TNF-α、IL-1β、IL-8水平增高, 与大鼠慢性盆腔炎造模密切相关, 造模后37 d的模型组, 三项指标仍处于异常增高水平, 可能反映了局部过度的炎症反应。药物干预后, 血清TNF-α、IL-1β、IL-8水平均能降低, 且降低幅度大, 接近正常组指标的组别, 其子宫大体形态学、组织病理学改变越接近正常组和假手术组, 这与笔者实验观察结果较一致[12]。因此, 推断TNF-α、IL-1β、IL-8可能在慢性盆腔炎发展和结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早期纠正其异常增高的水平, 可能是防治慢性盆腔炎的重要环节之一。
3.2 活血化瘀法对前炎症细胞因子的作用
具有活血化瘀功效的中药方剂, 能通过多环节调整炎症发展过程, 对前炎症细胞因子的作用是其调节炎症网络因子的主要方面之一。刘淑清等[13]证实, 益气补肾活血方可通过抑制与骨破坏密切相关的细胞因子TNF-α和IL-1水平, 可能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作用机制之一。胡波等[14]研究提示, 活血补肾方通过对IL-8、SIg A分泌量的调节起到调节免疫作用, 从而对ⅢA型前列腺炎大鼠起治疗作用。慢性盆腔炎 (CPID) 是指女性盆腔生殖器官及其周围结缔组织、盆腔腹膜发生的慢性炎症性病变, 西医妇产科学七年制教材统称为盆腔炎症性疾病后遗症, 现代中医妇科学认为, 血瘀是本病病机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干预药物选用临床确有疗效的妇科经典活血化瘀方剂桂枝茯苓胶囊、少腹逐瘀胶囊, 实验结果表明, 其作用机理与降低血清TNF-α、IL-1β、IL-8水平, 使其接近正常, 纠正过度炎症反应密切相关, 并与药物剂量存在一定相关性。桂枝茯苓胶囊中剂量组 (相当于临床用量) 效果明显, 可见活血化瘀法通过下调前炎症细胞因子, 减轻和消除炎症损伤, 抑制炎症发展可能是其防治慢性盆腔炎的主要机理之一。
下一步研究思路:一是桂枝茯苓胶囊的剂量大小与其对慢性盆腔炎大鼠血清前炎症细胞因子降调节的程度, 呈现非正比关系, 这可能与炎症调控平衡点及实验偏倚有关, 需开展更为精确的不同剂量对比实验及可靠性高的重复性试验。二是活血化瘀法防治本病血清前炎症细胞因子之间的变化关系, 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摘要:目的:探讨活血化瘀法对慢性盆腔炎雌性大鼠血清前炎症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白介素-1β (IL-1β) 、白介素-8 (IL-8) 水平的影响。方法:采用混合细菌加机械损伤方法, 建立慢性盆腔炎大鼠模型, 将60只造模后大鼠随机分为慢性盆腔炎造模组 (模型组) 、桂枝茯苓胶囊治疗高、中、低剂量组 (高、中、低剂量实验组) 、少腹逐瘀胶囊治疗组 (对照组) , 各组均为12只, 另选假手术慢性盆腔炎造模大鼠 (假手术组) 、正常饲养未干预大鼠 (正常组) 各12只。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分别检测各组大鼠血清TNF-α、IL-1β、IL-8的水平。结果: (1) 血清TNF-α、IL-8水平, 模型组较正常组、假手术组明显升高 (P<0.01) ;中剂量实验组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P<0.01) , 且接近正常组水平 (P>0.05) ;中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高、低剂量实验组均较对照组升高 (P>0.05或P<0.01) ;中剂量实验组较高、低剂量实验组明显降低 (P<0.01) 。 (2) 血清IL-1β水平, 模型组较正常组、假手术组明显升高 (P<0.01) ;高、中剂量实验组、对照组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P<0.01) , 且接近正常组水平 (P>0.05) ;高、中剂量实验组较对照组降低,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高、中剂量实验组较低剂量实验组明显降低 (P<0.01) 。结论:活血化瘀法通过影响慢性盆腔炎大鼠血清前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1β、IL-8水平, 以抑制炎症反应, 这可能是活血化瘀法治疗慢性盆腔炎和预防、缓解盆腔粘连的作用机制之一。
血清IL-1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0月~2015年1月在广东同江医院、顺德区中医院神经内科确诊为中风并发抑郁症的住院患者60例,并随机分为观察组(28例)和对照组(32例),另选取同期收治的中风但无合并抑郁症的患者20例纳入基础组。其中观察组男13例,女15例,平均年龄为65.4±8.7岁;梗死灶大小:大梗死(超过1个脑叶,直径>5cm)4例,中梗死(小于1个脑叶,直径3.1~5cm)10例,小梗死(直径≤3cm)14例。对照组男15例,女17例,平均年龄为63.7±9.3岁;梗死灶大小:大梗死5例,中梗死12例,小梗死15例。基础组男8例,女12例,平均年龄为66.2±8.4岁;梗死灶大小:大梗死3例,中梗死8例,小梗死9例。三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中风诊断标准参照1995年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2]并经头颅CT或MRI确诊,抑郁症则参照中华精神科学术委员会1994年5月通过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IFR)[3],以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且持续至少2周。
1.3 纳入与排除标准
1.3.1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②年龄≥35岁且延80岁者;③意识清楚,无失语及理解、表达障碍或严重智能损害;④无严重心、肝、肾病史及癫痫、青光眼和阳性精神病史;⑤所有病例的诊断均由2名神经内科专家及2名神经心理学专家在病史询问及详细体格检查后完成,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8分;⑥自愿参与本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3.2 排除标准
①发病前有其他精神疾病史;②年龄>80岁或<35岁者;③发病后出现意识障碍、失语、痴呆;④有长期嗜酒史和吸毒史,或有药物依赖史;⑤实验室检查有肝功能、肾功能明显异常者;⑥发病前有影响功能恢复的神经或肌肉骨骼疾病。
1.4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抗血小板聚集、控制血压、控制血糖、高颅压患者予脱水治疗、康复治疗、心理治疗和心理护理等基础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给予服用盐酸氟西汀片(百忧解,美国礼来亚洲公司)20mg,晨起服用,每天1次;观察组则给予服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组方为:柴胡15g、黄芩10g、姜半夏9g、党参15g、桂枝10、茯苓20g、龙骨15g(先煎)、牡蛎15g(先煎)、代赭石15g(先煎)、大黄5g、生姜10g、红枣20g,由同江医院、顺德中医院药剂科提供,每次100mL,早晚各服1次。所有患者均连续治疗28天后评定疗效。
1.5 观察指标
1.5.1 血清细胞因子
所有患者均于治疗第7、14、28天早晨7点抽取空腹肘静脉血4mL,迅速离心分离血清,并将血清置于-20℃保存待测;采用ELISA法测定IL-1β与TNF-α水平(试剂盒由上海麦莎公司提供,酶标仪为美国BIO-RAD公司3550酶标仪)。
1.5.2 神经心理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Barthel指数及NIHSS、HAMD评分评估患者神经功能及心理状况的改善情况,其中NIHSS、HAMD评分得分越高表示状况越差,Barthel指数则相反;由不了解试验设计并经过培训后的医生进行评分。
1.6 统计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表示,两组间均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t'检验,自身前后对照采用配对t检验,多组定量资料用方差分析,有统计学差异再进一步作两两比较;计数资料以频数(f)和率值或构成比(P)表示,无序分类资料采用Pearsonχ2检验,四格表资料改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均由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α=0.05。
2 结果
2.1 神经心理指标
治疗前,两抑郁组患者的Barthel指数及NIHSS、HAMD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NIHSS、HAMD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1),Barthel指数较治疗前显著提高(P<0.01),但治疗后两组患者的Barthel指数及NIHSS、HAMD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血清细胞因子
三组患者在治疗第7天时的IL-1β、TNF-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第14天、28天,两抑郁症组的IL-1β、TNF-α水平均显著高于基础组(P<0.01),且均较治疗第7天显著提高(P<0.01);治疗第28天,三组患者的IL-1β、TNF-α水平均较第14天显著降低(P<0.05、P<0.01);观察组治疗第14天、28天的IL-1β、TNF-α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注:与治疗前比较,(1)P<0.01
注:与第7天比较,(1)P<0.01;与第14天比较,②P<0.05,(2)P<0.01;与基础组比较,(3)P<0.05;与对照组比较,④P<0.05
3 讨论
PSD的发病机制目前尚存在争议,多数观点认为PSD是生物-心理-社会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与原发性抑郁有很大差异。目前大量临床和动物实验结果提示脑内炎性细胞因子参与抑郁症的发病过程,抑郁症是一种心理神经免疫性疾病,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调节并维持体内环境稳定,大脑和免疫系统组成了一个双向的联络网,免疫细胞的激活可以引起一系列生理、行为、情感和认知的改变。近年来,研究热点逐渐关注细胞因子,并提出了“细胞因子假说”,认为抑郁症与炎性应答系统的激活有关,是一种心理神经免疫紊乱性障碍,外周免疫激活通过释放前炎性细胞因子,作用于大脑造成单胺类神经递质、HPA轴及神经可塑性改变,导致与抑郁症相关的各种行为神经内分泌和神经生化改变,且中风后抑郁患者血清中的某些细胞因子如IL-1、IL-18和TNF-α显著增加,显示中风后抑郁患者的免疫功能紊乱,并有细胞因子参与,卒中后致免疫炎性细胞因子(如IL-1β、TNF-α)增多导致炎症级联反应,边缘系统内如额叶外侧皮质、颞极皮质及基底核等部位的5-羟色胺(5-HT)耗竭,这种生理水平的异常可能导致PSD[4]。
氟西汀为5-HT再摄取抑制剂,其同时能提高5-HT递质活性,可改善PSD患者的神经运动功能,促进脑损伤恢复。中药在治疗抑郁方面可发挥其辨证论治的独到作用,中医认为脑卒中后抑郁的主要病机为肝郁气滞,痰瘀互结,痹阻脑脉,蒙蔽心神,而致脑神受损。柴胡加龙牡汤见于《伤寒论·太阳病》第107条:“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澹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方由柴胡、黄芩、半夏、人参、桂枝、茯苓、大黄、龙骨、牡蛎、铅丹(有毒不用)、生姜、大枣等十二味药物组成,全方具有疏利肝胆、调和气血、化痰解郁、镇惊安神之功效,能疏肝解郁、调和气血、益气健脾,镇惊安神,正好针对PSD肝郁气滞痰瘀、蒙蔽心神这一关键病理机制及临床表现。药理研究表明,该方能促进多巴胺(DA)和5-HT神经系统功能,改善慢性应激大鼠的抑郁样状态[5],该课题前期研究亦证实中风解郁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减)可促进脑卒中早发抑郁患者运动功能的康复,具有较好的镇静、催眠、安神及抗抑郁作用[6]。国内也报道该方治疗中风后抑郁症疗效确切,能改善抑郁表现,促进神经功能康复[7]。本研究发现,中风后抑郁患者服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后其HAMD评分显著降低(P<0.01),反映神经功能恢复疗效的NI-HSS评分及Barthel指数亦显著改善(P<0.01),且与服用氟西汀的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中风后抑郁对神经功能康复具有促进和协调作用,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和生活质量,与氟西汀有相似疗效但副作用小,适合长期服用,安全可靠。另外,两组PSD患者的血清IL-1β、TNF-α水平较无抑郁脑梗死患者显著升高(P<0.01),进一步提示PSD患者的炎症状态与抑郁的发生有密切关系;而观察组IL-1β、TNF-α水平又较对照组降低(P<0.05),提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较氟西汀可能对PSD患者具有更复杂的多靶点、多途径地发挥免疫调节的作用。
总之,本研究初步提示中风后抑郁症患者存在免疫系统激活及血清细胞因子IL-1β、TNF-α水平的升高,细胞因子可能在中风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能调节PSD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可能是其作用机制之一,但由于观察样本含量偏少,PSD患者血清细胞因子影响的机制及其具体靶点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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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381.
[3]中华医学会,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S].第2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69-70.
[4]Spalletta G,Bossu P,Ciaramella A,et al.The etiology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new hypothesis involving inflammatory cytokines[J].Moi Psychiarry,2006,11(11):98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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