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流变（通用10篇）
体育流变 篇1
1 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流变
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可以认识和揭示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尚无统一。以下是不同时期学者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解释。
20世纪学者们大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定义民族传统体育,如熊晓正[1]认为,“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称。”1989年出版的《体育史》中提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2]。这个时期的定义可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基本上都是指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之前,我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体育活动。
随着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发展和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对此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龙佩林[3]等指出,“民族传统体育通常是指作为近代体育前身的一些民族民间传统的体育及娱乐活动。”胡小明[4]等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得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民族在各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周伟良[5]的观点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中国近代之前产生发展,由中华民族世代实践,并留传或影响至今的体育。”张选惠[6]提出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中华民族展开的,具有浓厚民族传统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王岗[7]等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体育,而在中国除汉族体育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本土体育,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刁振东[8]的观点是,“民族传统体育是指一个国家内各个民族共有的、能够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特点和文化的、广泛开展的体育活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指武术及与武术相关的养生保健体系。”
从上面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者研究的重点不同,给出的定义所强调的内容也有很大出入。如胡小明则将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区分开来,之后就有学者解释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如周伟良、王岗等。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者们的理解和表述基本一致,都认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的总称。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争议就集中在“民族”和“传统”两个词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词的含义。《辞海》中“民族特指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民族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国家层面上的共同体,如:中华民族;另一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的民族,如:汉族、回族。”民族本身的双重含义使得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民族”是取国家层面的含义还是自然的民族的含义,使得学者们产生了争论。“传统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因为传统的相对性使得学者们对传统存在争议。首先是时间上的争议,有很多学者把1840年作为分界。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很少有人在提到1840,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民族特色”或者是“历史流传”。其次就是地域上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既然是传统就应该是由中华民族产生的,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应该包括外族传入的经过中华民族改造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对“民族”和“传统”理解的不同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分析,在总结大多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应该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或发展并且流传下来的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体育活动的总称,重点应该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具有中国文化特征,只要是具有这样的特征的体育活动都应该包含在民族传统体育范围之内。
2 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发展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多数的研究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以下5个方面:(1)劳动生产;(2)古代军事活动的演变;(3)民族风俗习惯的演变;(4)满足文体娱乐的需要;(5)纪念祖先或民族英雄[9];胡小明[10]等学者研究得出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宗教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但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劳动的观点仍占据整个学术界的核心。笔者也比较赞同起源于劳动的观点。
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于奴隶社会,夏朝建立,不仅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从部落状态发展为国家状态,也标志着人们共同体从氏族部落发展为民族。这一时期汉族的传统体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也在这一时期正式产生[11]。民族传统体育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时期得到发展与完善。经历秦汉三国时期的发展高潮,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融合,隋唐五代的繁荣,和宋元明清的完善[12]。
到了近代,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一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在不断地重新认识、改造中发展自己,并且在接受西方近代体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推动了武术进入学校和武术教法的革新,完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在近代的转型[13]。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都对武术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建立了中央国术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开始,民族传统体育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挖掘与整理阶段:1949年开始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发掘。停滞与恢复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民族传统体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普及与提高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族传统体育经历了数年的重新崛起后,进入普及与提高阶段。从1982年开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大会每4年举行一次。政府还对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改革和综合创新;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4]。总的来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民族传统体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武术,被列为体育院系专业课程,并且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我们的武术工作者也在为武术进入奥运会进行了不断的努力。
民族传统体育从远古时期起源,在劳动生产、军事战争、宗教祭祀、娱乐活动中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1840年之前都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发展。1840年现代西方体育的传入给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土洋体育之争,到中华民国中央国术馆的建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成功地挖掘、整理出民族传统体育977项。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从民间自发零散的群众组织,逐渐发展为国家组织的多样化发展格局。虽然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其发展与西方体育仍然有很大差距,这也促使学术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策进行广泛的研究。
3 民族传统体育特征的流变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特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总结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
吴志平[15]总结为同近代体育运动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钟宁[16]则提炼出以竞技性为主,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和地理传播性。谭华[17]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特征是它们与各自所依存的传统文化的同质性和鲜明的地域性、传承性。熊志冲[18]指出民族体育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活动形式简单、粗糙,内涵鲜明、生动;地域特色浓郁。闭锦源[19]则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性、地域性、民俗性、娱乐性和文化交融性”。在赵昌毅[20]看来,“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四大特点之外,还具有在民族节日中开展的另一特点。”
曾于久[21]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延续性、观赏性、适应性、多样性、科学性是其本质特性。郭鸿[22]通过研究得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实用性、传统性、地域性、民俗性和兼容性的特点。芦平生[23]指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娱乐性、竞技性、广适性、地域性、艺术观赏性、趣味性。赵秋菊[24]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与传统性、教育性与娱乐性、地域性与季节性、融合性与渗透性。孟峰年[25]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传统哲学性、交融性、人文特征性、大众性与普及性。
从上面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结论都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吴志平、刘雪松、谭华、熊志冲、方协邦等学者尽管在20世纪80、90年代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大同小异,都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娱乐性、健身性、传承性、地域性。到了21世纪因为奥林匹克全球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学者们都会强调一个兼容性或者是融合性,开放性。虽然学者们的结论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反映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因为民族传统体育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结论正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特征,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流变和发展。
4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近千项的运动项目,在当今中国经济腾飞,奥林匹克体育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民族传统体育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怎样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取得更好的发展,是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在“民族”和“传统”两个关键概念的阐释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民族传统体育的流变过程从民间自发零散的群众组织逐渐成为国家组织的多样化发展格局;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呈现出兼容性、开放性发展趋势。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流变,体育
体育流变 篇2
摘 要 课程内容最能反映课程的基本面貌，课程演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课程内容的变化。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体育课程内容的演化主要受国外教育思想的影响，处于简单的移植阶段，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后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越来越科学化、多样化、灵活化，处于探索和创新阶段，注重内容的合理性和时代性。质言之，我国体育课程内容的流变是在本土基础上，学习外国而走自己特色道路的教育现代化模式。
关键词 课程 教育思想 体育课程内容
清朝末年，近代学校兴起，清政府颁布了学制并设置了体育课程，从此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成为体育课程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1904年到1922年我国学校体育课程内容模仿德国、日本的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1922年新学制设置以后，主要学习欧美的田径、球类、游戏等运动项目。新中国成立以后体育课程内容开始模仿苏联，重视竞技项目，直到1961年大纲的颁布，我国才开始形成自己特色的体育课程内容体系。
一、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特点
此时期的体育课程内容受国外教育思想的影响，处于简单的移植阶段，重视理论，忽视实践。教育内容以满足政治需求为主要目的，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以“社会需要”为取向。
（一）清朝末年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体育课程内容
此时期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并未实施，但它的颁布代表着体育教学大纲（体育课程标准）正式成为国家教育性的纲领性文件。次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等人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中设置的“体操”科是中国近代体育课程正式开始的标志。癸卯学制完全模仿日本学制，其中体育课程包括：普通体操、兵式体操、有益之运动。癸卯学制期间的体育课程内容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尚武精神。此时期的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主要为了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二）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体育课程内容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不久袁世凯篡权担任总统，此后我国经历了一个北洋军阀轮流当政的时期。1912年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第14条规定清末各学堂一律改称學校。当年9月公布了民国学制系统的结构框架，因此年为阴历壬子年，又称壬子学制。壬子学制时期的体育课程内容基本上沿袭了清末的体操课程内容，但内容有所扩展，非体操性质的内容进入课堂。1922年颁布了壬戌学制，此学制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内容的选择科学性明显提高，注意到了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
蒋介石当政后，在教育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在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学制系统变化不大，但体育课程内容却有很大的变化，体育课程内容层次化更加鲜明、内容更加细化。由于此时期的教育思想受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体育课程内容更加关注不同年龄阶段对体育教学的影响，强调学生的中心地位，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
二、新中国成立后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及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课程内容从结构变化的视角看，可以分为“基本+补充”、“基本+选用”、“必修+选修”和“目标统领内容”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时期相对应[1]。
（一）“基本+补充”和“基本+选用”模式下的体育课程内容
1950年颁布的《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是建国后第一个正式实施过的体育课程标准，在内容选择上注重基础性、实用性、全面性，关注儿童的身心特点。1956年处于我国社会主义课程建设的初期，在此阶段分别颁布了《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和《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体育课程内容大多是直接照搬苏联国家的体育课程内容，是单一必修的课程内容，同时规定在不影响学生掌握基本教材的前提下，可采用补充教材。
“基本+选用”模式下的课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从1961年和1978年设置的体育课程内容可以看出，基本教材仍占统治地位，课程内容的选择以学科知识为基本取向。1978年到1982年此阶段体育课程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体育课程内容的删减上，以运动项目为主的分类体系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注重运动技术的传授。
（二）“必修+选修”模式下的体育课程内容
这段时期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时期。1996年颁发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2000年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等教学大纲。与以往的教学大纲相比，此时期的大纲进行了有力改革，课程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选修内容得到高度重视，更加注重体育与健康学科的综合教育功能。
（三）“目标统领内容”结构阶段的体育课程内容
2011年教育部制定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研制了包括《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其内容特点是加大了课程内容的自主选择性和强调开发体育课程内容资源的重要性，体现出由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演变的特点，符合时代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三、总结
纵观我国百年体育课程内容的流变，可以发现体育课程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细化、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体育课程内容的流变由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论，从注重社会需要到学科需要再到以人文本逐渐向更高一级发展，可以发现社会意识形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水平共同影响着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
参考文献：
我国体育新闻史发展流变研究 篇3
一、古代体育新闻时期
(一) 古代体育新闻所传播的内容
其一, 军事体育方面的内容。在先秦时期, 体育新闻内容主要以兵法类为主;至唐宋时期, 军事体育新闻内容则相对更为平民化, 逐渐向娱乐体育发展。其二, 游戏娱乐方面的内容。古代诸如投壶、为其、拔河、风筝之类的传统游戏娱乐类的体育活动是体育新闻的主要内容, 主要以书籍、口头传播方式为主。其三, 传统养生方面的内容。自古人们追求长寿的思想就已存在, 一些养生活动成了体育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体育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二) 古代体育新闻所传播的思想
其一, 管子思想在体育新闻中的体现。管子主张全民军事体育子项, 注重对国家百姓军事思想及军事能力的提升, 并鼓励军事与体育共同发展。其二, 孔子思想在体育新闻中的体现。孔子主张仁政、礼制, 其体育思想自然与军事体育思想不同, 他主张以体育来提升人们本身的艺术技能。其三, 墨子思想在体育新闻中的体现。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在体育方面也得以体现, 相对于军事、艺术类型的体育, 墨子更注重体育对身体锻炼的作用。
二、晚晴体育新闻时期
(一) 来自不同领域的体育新闻
一是跑马。跑马比赛是晚清时期最为盛大的体育竞技活动, 也是体育新闻传播的一大重点, 同时报纸也对跑马比赛的合法性、安全性提出了质疑。二是其他租界体育运动。上海作为晚清时期的最大租界之一, 对于租界内的体育运动的新闻传播是当时的重要代表, 也是引发我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源头。三是摘译外报的体育新闻。西方文化向中国的传播,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摘译外报, 其中的体育传播对我国体育向世界范围内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学校体育。学校体育传播中的主要内容是体育、体操对于学生的教育, 也是促进我国校园体育发展的重要方面。
(二) 晚清时期体育新闻的特点
一是具有外源性特点。这一时期, 大量的国外文化涌入中国, 对于我国各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体育新闻也受到国外文化的极大影响。二是具有非宗教化的特点。虽然一些文化的传播者其最初目的是传播西方宗教文化, 但却含有许多非宗教性质的内容, 使其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三是具有功利性特点。在这一时期, 广告已经成为报纸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使得报纸对体育新闻的传播带上了明显的功利性。四是传播重点与民族主义的觉醒密切联系。由于晚清时期我国社会动荡、政治局势不稳, 民族主义觉醒受到新闻传播影响的同时, 也在影响着传播内容的偏向。五是体育传播业务还不够成熟。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体育方面的知识并不精通, 使其在体育传播文章的撰写方面水平不足, 也就导致了体育传播业务不成熟的情况。
三、辛亥革命后的体育新闻
(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体育新闻
辛亥革命前后, 体育新闻正式出现,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体育新闻的早期探索与实践。虽然当时对于体育的认识还不够全面, 但已经展开了关于体育思想讨论的热潮。尤其是在对学生的体育教学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体育新闻
这一时期, 社会局面相对稳定, 政府和人民对于体育新闻的质量、数量及传播内容方面的要求都更高, 将体育报刊的发展推向了中国近代史的鼎盛时期。体育传播的内容更为系统化, 发展更有秩序。
(三) 共产党报刊中的体育新闻
相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闻报刊, 共产党的新闻报刊并不为追求利润, 而是为中国的革命及解放事业做贡献, 也是宣传共产党思想的主要阵地。虽然体育方面的内容较少, 但也反映了我国人民体育思想解放、体育活动大范围推广的盛况。
四、社会主义初期的体育新闻
(一) 广播、电视体育新闻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 广播、电视等媒体成为与报刊同样重要的媒体形式。在社会主义初期, 我国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 都迎来了平稳、快速发展的好时机, 在这一时期, 我国的体育事业也得到了大力发展。体育新闻也在多样化的媒体传播之下显得更为丰富。
(二) 文化大革命对于体育新闻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时期, 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的一段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 体育新闻事业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一些体育类的新闻报刊相继停刊, 广播、电视等媒体对于体育方面的内容也基本被停播。在没有体育新闻的背景之下, 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也严重受挫。
(三) 体育事业发展对体育新闻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的体育事业迅猛发展起来, 我国体育运动员所参与的国际体育赛事越来越多, 成绩越来越好。我国的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也为体育新闻传播带来了更多的素材,
(四) 专业体育新闻记者的产生
随着体育新闻的大量增加, 对于记者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职业需求之下, 一批爱好体育传播工作的记者成了专门传播体育新闻的专职记者。专业体育记者的出现, 使我国的体育新闻传播更为专业化。
五、现代时期的体育新闻
(一) 体育报刊的发展
经过30多年的稳定、快速发展, 体育报刊已经成为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 体育报纸无论是在数量、质量还是在传播内容方面,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也为我国的体育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 现代时期电视体育新闻的发展
随着体育新闻传播内容的增加和各类体育节目的出现及发展, 电视台为了能够将更为丰富的体育传播展示给观众, 增设了各类体育频道。同时, 电视对于奥运体育的关注更为密切, 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电视体育新闻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永恒与流变 篇4
关键词：永恒；流变；困惑；价值；自身情感
永恒与流变似乎永远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各自的二重性决定了它们之间可以呈现为因果、递进、对立等多种关系。问题很简单，事物的发展都要受条件的制约，艺术也是如此，当艺术中的“永恒”变为守旧，成为我们头顶的牢笼，当我们的思维，习惯性的接纳某种模式而无动于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勇气去打破这种惯式，探索其新的可能性，从而保持其艺术向前发展的潜在本能。当我们的艺术盲目求新求变，追赶潮流，当我们对艺术进行无止境的边界扩展而不是增加其高度的时候，我们便需要追问艺术的共性与普遍性所带给人们的永恒美感。时值今日，我们正处在一个躁动变革的时期，追求潮流、追求创新、追求流变已经成了艺术家的最终目的，对艺术五花八门的注解让我们丧失了追基本的判断力。在这个时候，对艺术永恒价值的追问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流变的困惑
反思当代画坛，创新与流变确实向中国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实验空间，也给我们想象力的展现提供了余地。追求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与艺术家的个人图式使中国绘画艺术从大一统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思想比较僵化、桎梏的特殊年代，创新的思想确实给我们麻木已久的心灵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使我们从整齐划一的思想钳制中清醒过来，这种艺术多样性的探求和个人图式的追求究竟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今天，在这个比个性、比差异、比独特的时代，追求流变几乎成为每个艺术家一种潜在的自觉和努力。尤其是中国的艺术家们，几乎无一幸免的卷入了这个怪圈之中，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单一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文化所面临的困境。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没有显示出特别有力的创造力的迹象。大多数的艺术家把创新与流变当成了艺术的最终目的，追求画面样式上的独一无二，追求观念上的惊世骇俗，“新”成了人人想做“开天盘古”的利刃，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区别于他人的自我图式。艺术家们看似热闹实则贫乏的演绎了众多的艺术形式。这些形式表面上看来是纷繁多样的，而究其实质却只是对画面的语言、形式、题材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重解与组构。更有甚者，把国外的某家某派换上换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倒也“占山为王”的开垦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这种“画地为牢”的自我满足，这种无创造性的拿来与重复对艺术的发展与推动没有丝毫意义。
利益的驱使让一切事情变的即简单又复杂，艺术也不例外。画商的关注，市场的要求，以及艺术界的认同，种种充满诱惑的条件使艺术创作变成了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求新，求变，求异与他人。这些非艺术因素的条件恰恰决定了社会上大多数艺术家努力的方向。由此可见，这种盲目的求新求变只能让艺术偏离最初的本义，流变所带来的并不是艺术质量的高低与优劣，充其量只能证明多样性的可能。只有那些经过历史与实践淘洗的作品，才会使艺术显示出永恒的美感与高度。今天，创作的混乱与多元，使我们对艺术永恒性的讨论有了特殊的意义。
2永恒的价值
三国时期曹操的一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道出了一个雄心勃勃政治家的野心；而齐白石的一句“似我者亡，逆我者昌”的感慨才是艺术前进的真理。中西方艺术堪称大师者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他们必是独特于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他们的艺术必是与那个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他们用聪明智慧向世人展示了艺术的另一种可能，在世人的惊异之余，他们已经永远站在了艺术史的丰碑上。他们的贡献不在于画面的独特、新颖，而在于他们在画面中传达了一种不同以往传统艺术的另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对艺术的挑战，也是新艺术的滋生，他们的创造是永恒的，他们使艺术史因他们的存在而倍添活力，历史也同样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永恒，永恒是什么呢？该是人类最为纯真的天性，该是艺术最为朴素的本质。是让我们永远肃然起敬的艺术大师，是永远启迪人心灵的伟大作品。永恒是我们丰盈的过去，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里面到处都是我们永恒的瑰宝。永恒也是一个原初的开始，用那些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大师们将它继续。“不破不立，不立不破”一语道出了所有文化艺术形态前进的本质。传统艺术纵然给了我们千百个欣赏的理由，我们仍将把它继续。艺术要前行，不是依靠那些追名逐利、求新求变的肤浅者，而是那些站在历史的肩头重新书写历史高度的大师们。
艺术应当永远从人类的自身情感出发，重新审视艺术的本义。当原始绘画在山岩洞窟间呈现其第一笔的时候，是他们对生命的希望，对情感的渴求。在世界各地所有的原始绘画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他们描绘的都是对自身情感欲望满足的希冀，也是人与自然无比美好的和谐。在那个画面没有附着太多意义与解释的年代，呈现的往往是最為本真的，对生命原初的理解。时空的阻隔，距离的遥远，却让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红色，他们从鲜红的色彩中看到了它与生命的联系，他们希望藉以表达出对生命与鲜血的珍视。他们用红色的矿粉涂满双手，描绘心中的神灵，以保佑他们可以得到所有的希望。在笨拙、质朴的线条里，在热烈、奔放的色彩中，我们读懂了它的全部含意。毫无疑问，色彩这一语言方式，能唤起人们共同的感觉。它没有国界，唤起共鸣不需要翻译，能够自然的把不同人种的心理和情感得以沟通和联结。也许中国画之所以沦为今天的境地，源于它牵强的承载了太多本不该有的东西，源于它对生命、对欲望、对自然的彻底遗忘。如今，画面的风格日益多样，画面的个性也日益张扬，只是那些轻触人们心弦，让我们为之震撼的作品却少之又少了。时间是公正的，没有了对艺术的挚爱，没有了对生命的崇敬，当代的绘画也只能成为历史的遗弃，但愿这一切只是我们在前进方向中暂时的迷失，但愿我们的心中尚有未被泯灭的良知，但愿我们尚未忘记艺术应有的纯洁，但愿我们永远铭记绘画最初的本义，对情感、对生命、对自然的最大的呈现。
体育流变 篇5
在漫长的历史中,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发生巨大的流变, 纵观来讲, 流变是多方面、多角度的, 并且由很多因素所产生的, 这不仅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 也充分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强烈的人文价值和人文意义。因此从这两点分析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体育的保护和传承。
2.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流变的历史阶段分析
2.1 古代传统体育项目的由来
在原始社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了萌芽时期, 体育可以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需要进而逐渐形成了体育, 也是从人类的非生产性身体活动慢慢过渡到了体育, 此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 也是从不自觉慢慢过渡到自觉的一个进程。
2.2 传统体育成型于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时期新疆体育)
在公元四千年开始, 欧亚草原有了马的驯化, 随后向东方和西方开始传播, 从中可以得出新疆驯马技术就已经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偏爱骑射, 因此而闻名, 这对中原汉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也产生过较大影响, 骑射分为骑术和射艺, 难度和技术相当大。
2.3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于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时期新疆的族群)
战国时期, 考古专家在阿拉沟东口发现了塞人的墓葬, 塞人位于北疆西部、西北部、帕米尔地区和伊犁河流域, 在墓葬中发现了铁刀、三棱形铁镞等, 还发现随葬的牛、马、羊骨, 这充分说明在战国时期, 塞人就已经使用了铁器, 过着游牧为主的经济生活。随后有些民族从西部迁到了新疆境内, 因此新疆增加了民族成分, 基本形成了近代新疆多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各地区人们之间开始有了频繁的交流, 比如维吾尔族的“达瓦孜”项目, 在高空中进行表演, 动作难度极大, 需要极强的能力, 这个项目既有艺术、杂技特点, 也有体育成分。
2.4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近代的流变
近代, 维吾尔族的达瓦孜, 哈萨克族的叼羊和赛马, 蒙古族的摔跤, 锡伯族的射箭, 汉族和回族的武术, 农村开展的秋千游戏, 城市开展的踢毽子、跳绳和打弹球游戏都是近代广泛流行于民间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但是近代新疆多元文化影响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因此这个时期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没有太大的改变, 基本还是处于民间活动。
2.5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了很快的发展, 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群众体育项目以不同内容和不同层面的进行了开展, 也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极大的推动了新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 通过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 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了推广和完善。
2.6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内容的流变分析
目前, 新疆已经发掘整理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竞赛项目、表演项目、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民间游戏项目、濒临失传项目五大类共278项。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几经演变, 延续至今, 在不同历史时期, 展现自己的面貌, 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需要。
2.7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流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形式、内容等不断发生变化, 其发展变化在特定的区域内发生, 是当时社会文化、经济生活、政治制度综合作用的集中体现, 具有显著的人文意义。
2.8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流变特征
根据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流变的研究, 其流变特征大致有由简单到复杂、单质到多质、分化、融合、式微和创造等几种。这些是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的趋势, 也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趋势。
3. 结论
3.1 简单-复杂,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产生发展到现在, 不论是运动主体、器械设备还是运动规则和项目特征都表现出不断丰富完善的特点。
3.2 单质-多质, 人们一般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即多质文化与单质文化。多质文化的形成是由于多种异质文化的影响和交融, 因而它的存在前提是不同文化的并存和平等。
3.3 分化, 在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流变过程中, 一些项目表现为传统体育项目的分化发展。由于现代体育的推行, 有的传统项目一部分分解为现代体育项目发扬光大, 同时自身又保持了多样性。
3.4 融合, 融合是指一些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到某种相类似的、更符合现代体育运动特点的项目中, 从封闭的、自发的、单一的向开放的、有组织的、多民族交汇的方式发展。
3.5 创新,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来源于生活、劳动的内容很大一部分将逐渐衰落下去, 只有那些适应现代体育的项目才能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在发生着流变, 本文通过调查其流变特征和趋向, 为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提供理论依据。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流变现象从特征上主要分为由简到繁、少到多、分化和融合等几个方面, 覆盖了流变的全部过程并将继续产生流变。
关键词：新疆,传统体育,少数民族
参考文献
[1]刘德琼, 胡英清, 刘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杨万志, 周白之, 饶远.云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考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0.
体育流变 篇6
自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健康一直是人们不变的追求,“健康第一”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着变化。远古及古代的生存条件恶劣,跑得快、跳得远、投得准等这些原始状态的“健康”是生存下来的必备条件;追溯到我国的现代,健康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权利,此时的“健康”主要指生物学意义的健康,也就是身体健康;再到当前社会,物质条件的富足,交通、通讯等条件的便利,健康内涵进一步延伸,相应的,“健康第一”也在发生着变化。
1. 古代基于生存和长寿需求的“健康第一”
“健”的篆体写为“”,字意为:一个人的腰身高大魁梧、强健有力。“康”的甲骨文写法为“”,造字的本意是:一个人俯下身子拿水桶在井里打水(见《说文解字》)。从古人造字的本意上来讲,当时的“健康”是指人的体型高大、健壮有力。在古代通常把肌肤光滑有弹性、血脉通络畅达、筋骨坚固强壮、心态平和清静、精气通和畅达作为健康的标志(见《吕氏春秋·达郁篇》)。可见,在古代“健康”主要表现在身体魁梧、精神抖擞和体内循环通泰三个方面。
远古时代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人类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少食、少水、缺少居住条件、周围猛兽虎视眈眈,唯有具备力量大、跑得快、跳得高、投得远、能攀爬、射得准等条件,才能生存下来。此时的“健康”仅仅停留在生存和生活需要上的、最低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健康。
到殷商时期,人们生活中已有“五福”和“六极”的常识,开始有了模糊的健康和长寿意识。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健康意识进一步增强,当时贵族阶层已经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的内容。史料记载:孔子在传教的过程中不但传授射、御两项内容,还开设了登山、远足等科目。“五禽戏”、“导引术”和“吐纳术”等运动项目已经逐渐成为人们健康的一种手段,运动是维系健康的手段也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识,并且运动的强度和运动量也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远古时代“健康”就是存活下来,近古时代开始有了健康长寿意识,并有了维持健康的手段,并开始注重运动量和强度。此阶段健康已被看作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事情,此时的“健康第一”只是模糊的意识形态。
2. 现代人权、人格视域下的“健康第一”
在古代,运动已经成为维持、达到健康的一个手段,这些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健康。直到近代,健康的含义才逐渐得以明确,健康不仅是一个人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权利。马克思曾提出健康是人权的第一位,并说适龄儿童的全面发展不但要让他们参与生产劳动,还要把智育和体育加入到教育的过程中来。列宁也曾把健康的身体比作为青年一代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条件[1]。可见,健康作为人的权利得到世界的承认,健康作为第一位的意识也深入人心。
著名教育家和革命家蔡元培先生提出了青少年要注重健全人格、完全人格的培养[2],人格的培养是教育的主要任务[3]。他认为养成完美人格,首先是体育的发展,然后才是智育和德育的发展。他曾说健康的思想来自于强健的身体[2]。蔡元培先生认为体育除具有健身功能外,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发展都离不开体育,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蔡元培先生“健康第一”的思想意识已经形成,也是我国教育界“健康第一”理念的首倡者。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我国提出“健康第一”的第一人,他把健康看成教育和生活的出发点,看成是德育和智育形成的基础。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在于有健康的生活,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健康的人。他把“健康的体魄”作为“生活教育的五目标”的首个目标。他认为身心合一、身体健康是精神健康的基础。在育才学校创办的过程中,他把全校师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提出“健康第一”的口号[4]。他推崇学校教育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智体三育并重,坚持“健康第一”。在《每天四问》中把对身体的进步作为第一问,因为“‘健康第一’,没有身体,一切都完了”[5]!陶行知先生明确地提出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确立了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并且,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健康第一”具有较为深远的社会学意义,他所说的“健康”是人民大众的“健康”,而不是古代所谓的上等人或贵族所追求的“健康”。
毛泽东同志是我国现代体育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当他看到“民族日趋轻细”[6]的国民体质状况时,疾呼“吾尝…变从民质…”[7]。他明白之所以民族造成“轻细”的“体质”,是由于对体育的“真义”和体育课之价值认识不足所导致的[8]。为纠正重德智而“略于体”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倡导“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强调德、智、体是同步发展的,且“德智皆寄于体”[6]。皆因体育是载知识的“车”,寓道德的“舍”。故,“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占第一之位置…学问道德…收效远”,“其身善者,他事亦随”,“勤体育”致使“筋骨强”,“筋骨强”则会“体质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6]。毛泽东的“健康第一”体育观是宏观的、辩证的体育观,是唯物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下的真义体育观。
从蔡元培的全人教育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再到毛泽东的真义体育,可以看出“健康第一”的体育观已经逐步形成,并日趋清晰。“健康第一”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健康,而是上升到个体权利的层面,开始上升到人民大众的层面,“健康第一”的社会学意义逐步提升。
3. 当代社会健康多维度背景下的“健康第一”
世界卫生组织(WHO)1947年把健康认定为:“不再仅仅指身体没有疾病,而是个体表现出来的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一种完备状态。”[9]并相继确立了健康的十条标准(见表1)。1968年WHO提出:“健康就是身体精神良好,具有幸福感。”把个体的主观感受———“幸福感”,加入到健康的内容,健康的内涵进一步扩大。20世纪90年代,WHO又将道德的健康划入健康的范畴,强调完全健康的人不仅是心理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和具有良好的社会融入能力,而且同时也要具备健康的道德(见图1)[10]。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134个国家的代表,1978年在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首府阿拉木图召开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会议明确了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制定并通过了国际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阿拉木图宣言》。明确指出: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人权,提出“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一项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性卫生目标。将健康作为一种人权,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文件的形式进行传达,这在国际上实属首次,健康的高度由生物学、社会学高度提升到政治的高度。
表1 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制定的10项标准
图1 健康的当代涵义
由此可见,随着“健康”内涵的变化,相应的“健康第一”的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古代生存意义上的“健康第一”,到近代生物学意义的“健康第一”,再到现代多维度的“健康第一”。随着“健康”内涵从单纯的身体层面过渡到身体和精神层面,又上升到人权和道德层面。“健康第一”不但成为人民大众的一种权利,人人都有追求健康、享受健康的权利;而且,“健康第一”又是赋予每个人的一种社会义务,人人都要具备健康的道德情操,人人都要具备为社会的发展、中国梦的实现而奉献的精神。
二、“健康第一”在学校体育中的现实意义
学生的健康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重申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学校体育要在学校教育中切实负起学生健康的责任,肩负起培养学生的运动习惯、助其掌握运动技能的重担。国务院2001年5月29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再次强调“健康第一”是整个教育系统的责任,学校体育一定要担负起提高学生运动技能、培养学生运动习惯的责任。2001年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基础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改革方向,学校体育“新课改”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树立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新课改”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学手段的选择、教学内容的优化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但在提高学生体质状况上还略显力不从心。据1985年至2006年期间对我国青少年体质与健康状况进行普查的情况看,截至2006年,我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处于连年下降的水平。为改变这一现状,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于2006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要求自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实施“阳光体育运动”,提出要广泛传播“健康”理念,使“健康第一”等理念深入人心。为保证“阳光体育运动”的顺利开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再次郑重提出:学校教育要严格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具体工作落到实处,学校体育要把增强青少年体质作为基本目标之一。
在严格贯彻“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一系列举措下,青少年体质状况得到很大改观。2010年我国青少年体质第6次普查结果显示: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有所改善,中小学生体质连年下降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仍处于下降的趋势
我国青少年体质状况不容乐观,提高青少年体质任重道远。要改善这一现状,学校体育要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不动摇,学校体育要切实为提高青少年身心健康创造便利的条件。同时要加强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健康第一”的导向性作用,引领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向“关注青少年的体质状况改善,引导他们向往和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的方向发展。
摘要：通过对不同时代“健康”涵义进行研究,并将“健康第一”的流变进行梳理、归纳。研究发现:“健康第一”的理念在我国不同的时代虽然有变化,但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当前青少年体质下降的时期,更是意义非凡,不仅指引着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方向,同时还统领我国体育教学改革的总体方向。
体育流变 篇7
曼切斯特大学发明一种手掌大小的微型流变仪的新型芯片, 采用一种新型测量复杂流体的机械光谱技术, 可在微小的流动条件下测定复杂流体的流变和流量特性。该芯片可以进行DNA/蛋白质溶液聚合物流变的测量, 可应用于护理、细胞治疗、组织工程、合成生物学等生物制药工程方面。该芯片的特点是可在形变速率下对复杂流体非线性稳态剪切粘度和拉伸粘度进行测量, 精度比现有商业流变仪高出两个数量级, 可以达到106 s-1或更高。测量非线性稳定状态的粘度与标准流变仪的结果非常吻合, 共有20种设计。需要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商业化或合作开发。
章草流变异说 篇8
王愔说:章草是“解散隶体粗书之, 存字之梗概, 损隶之规矩, 纵任奔逸, 赴速急就。”可见从魏晋开始, 对章草“出于隶”的误读就已经开始。
随着越来越多的出土简牍文献可见, 章草的源流 (草篆、草隶) 早在隶书萌芽之前就已然发端。秦及之前, 在实际书写中对当时标准书体的简化抽离就已经十分普遍。例如两汉前期, 作为手写便捷体的草篆 (多见于楚简、秦简) 、草隶 (汉简) , 是作为“正书” (篆书) 的补充和实际呈现手段。章草、隶书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交互并行”, 而绝非“章源于隶”。
在“解散隶体”这一自魏晋开始的误读的基础上, 章草在其后的演变中被不断地被异化和再误读。史料载, 宋王著奉命编著《淳化阁帖》, 由于个人喜好剔除传统章草作品入帖, 章草自此几近失传。实则也不能全怪他, 晋唐以来简牍不传, 章草仅存辗转摹搨的纸本, 早已不复旧观, 后人臆想误判、删减不录也是难免之事。
“波磔”之谬
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 非此者但谓草, 犹古隶之生今正书, 故章草当在草书先。”此即为前述“解散隶体”之流毒所致。在前代多数书家及书论家看来, “波磔”既然是成熟隶书的标志, 那么说脱胎于隶书的章草的定义中, 自然就无法摆脱此“血缘胎记”。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三个问题是无法绕过的:
首先, 章草出现早在成熟隶书之前, 源流既定, 遑论“胎记”?
其次, 和隶书作为“交互平行”线的汉代章草确实有“疑似波磔”的出现, 这是受到了隶书波磔的影响吗?
再者, 在后人的解读中, “波磔”之于章草的关系不断被历代书家们强化和加深, 最为明显的就是唐宋元明以来直到如今, 汉章草中欲说还休、扭捏羞涩的“疑似波磔”被无限扩大和强调。这样的解读是如何造成的?是否有其合理性?
对于第一个问题, 上文已经备述, 不再赘言。而后两个问题却值得单独列出回目进行讨论。
汉代:谁把“波磔”给了谁?
前人对章草的论述中, 三种论断是主流“解散隶体”、“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章草波磔源自汉代正书 (“汉隶”、“八分”) 的影响”。前二者无需再言, 而第三点却似乎是最为岿然不动的“定论”。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波磔”作为一种用笔的由来——“波磔”确实是成熟汉隶的标志性用笔。但是却很少有人探究其所自。
大量秦汉简牍墨迹的出现给今人的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细考之, 秦简牍中无论字体之正与草, 均极少波磔。然而到了东汉, 波磔却已经成为了一种极为成熟的用笔和装饰手段。可见, 其关键性的转折出现在西汉时期。
当代的主流观点认为, 西汉时期的标准正书是所谓“汉隶”, 而汉隶之于其之前的字体 (篆书和古隶) 最大的标志是“取横势”——恰是这一点造成了波磔的形成!
如果仅仅就成熟的东汉“八分书”观, 很难理解“波磔源于取横势”之论, 因为就秦汉的主流书写工具 (较窄的简牍) 而言, 取横势似乎必然造成左右空间的紧迫、不够用, 汉人这样的取势本来就有点匪夷所思——汉简越窄、字越写宽、并加上对横向空间要求较高的波磔作为华而不实的装饰性用笔——这岂不是一再为难自己吗?
殊不知, 秦汉人左手持简、右手执笔作书, 要完成竖向笔画是很难的, 反而更加容易完成横向笔画 (作雨刷状运动) 。这就是汉人放弃篆书和古隶的竖向取势的根本原因——便捷快速。
然而这依旧不能解释“波磔”的出现——横势即便适应了便捷的书写, 却何必加上占地不讨好的波磔呢?
这一点, 出土的章草简牍资料作出了有力的回应。众所周知, 在近似工具的条件下, 章草书写速度比正书 (汉隶、八分) 快得多, 而汉代正书从篆到隶的“横势”取舍也影响到了章草, 这就造成了章草必然站在用笔难度的“第一线”——狭窄空间中的横向快速书写。这一矛盾让章草的书写者不得不作出调整, 从而出现了三种用笔解决方式——“止按”、“上挑”与“下拖”。
右手执笔决定了所谓横向取势必然是从左到右而非相反。故而作为便捷简化书写形式的章草, 一贯以来也就形成了末笔多向右的特点。
而所谓“止按”, 就是在横画和捺笔的末端接近简牍边沿时戛然而止, 作按势或与原行笔方向相反的逆行, 故而收笔呈现“垂直方角” (横画时) 或“斜右方角” (捺画时) 。
所谓“上挑”, 则是在书写横画和捺笔中采用类似楷书“竖弯钩”的收笔方法。
而“下拖”较为少见, 具体形式是类似行草书中右下向出锋“长点”或简牍中偶见的“超长竖”。这种收笔手段较前两种少见, 是也由“字字独立”和“左手简牍、右手执笔”所决定的——前者使得“逆行“与“上行”收笔成为章草实际书写的首选;而后者抑制了“超长竖”的出现。再者, 长竖也有悖于节约原则, 在即使简牍也不易获得的汉代自然只可能作为偶尔的调剂装饰手段。
综上, “止按”和“上挑”笔画在章草快速书写中的首先大量出现, 造成了笔画收笔形态的变化, 这种变化渐渐从书写习惯和审美倾向上向书写速度较慢的正书侵袭。造纸出现, 比较宽博的载体开始普及开来, 从而最终奠定了汉隶波磔的形成乃至八分书的最终建立!
晋唐宋元明到如今:章草的“狗尾”时代
章草本无波磔, 也无需波磔, 却造就了波磔、启迪了八分。章草之体, 在魏晋之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不仅和其同时的正书书体相互并行、紧密结合, 而且相互影响, 甚至引领潮头、参与造就了新的用笔和书体。这一切, 都是源于“致于用、合乎理”。
但是从魏晋开始的二王流变, 让章草失去了实用的阵地, 失去了犹如千年前那样的与当时各书体的交互作用, 成为了书法文献中的死牌位。《平复帖》, 章草最后的绝响。
历代篆刻风格流变 篇9
隋朝开始，宫印起了许多变化。《隋书·礼仪志》说：“王印金章龟纽，宋孝建故事亦谓之玺，令文曰印，又并归于官府，身不自佩，倒以铜易之。”秦汉时，官印小是为佩带方便，到隋，官印不再佩带，因此，印体亦渐增大。一般官印大至5.6cm见方。印文则为朱文。
唐代的官印，制作上独具特色。官印文字以小篆为形式，用粗细相等的铜条裁截成段，字有主笔、枝笔之分，遇有枝笔，用短条焊接上去，形状曲折环绕，谓之蟠曲线，印则称为蟠条印。故唐宫印既刚劲又婀娜，别有一种风格。
宋朝的官印，其最大的形式特点是叠篆。它的文字要求是篆文工整，线条细而曲叠，排列均匀；它的刻，则要求精细，这也为了防伪冒。最后，印的边框则加宽。宋官印以九叠篆为最，纷繁折叠的线条布满印面，线条匀称圆洁。故有端庄严肃的压抑之感。
2.宋元圆朱文印
唐宋以来，文人使用的私印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书画鉴藏印、斋馆印、表字别号印、元押印，不但名目繁多，且风格也多种多样。米芾不但能书能画，且对印章也情有独钟。传下来的他的收藏印、名印，很可能是他自篆自刻的。圆朱文印是唐宋以来文人私印的最高形式。因为这种印最能体现古朴雅致的文人趣味。圆朱文印发展到元代，很流行，被人看作是篆刻艺术兴起的标志。
元圆朱文印的特点是：篆法纯宗《说文》，笔画不尚尚增减，宜细宜工。布置匀整，雅静秀润。这种印式为元代赵孟頫、吾衍所倡导。
3.明代流派印
自从花乳石作为印材，文人篆刻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于是流派四起，文人们寄情金石，篆刻真的成了抒写情意的艺术。明代文人篆刻分三大派，以文彭为首的三桥派、由何震创立的雪渔派、苏宣为首的泗水派。这个分法不一定合理，但此三人无疑是开风气的风流人物。
文彭(1498年—1573年)，号三桥，文征明长子。曾宫国子监博士，也称文国博。文彭存世的印极少，人多是伪刻。但“文彭之印”“文寿承氏”是真迹。“文彭之印”篆法娟秀多姿，风格典雅静逸；“文寿承氏”的线条电较为圆融、飘逸，疏密的安排也很工稳。两印的书卷气均很浓。
何震(约1530年—1604年)字长卿，号雪渔，江西婺源人。其印风貌很多，但能体现其个性特色的印风，当属用刀猛利一路。代表作如“笑谈间气吐霓虹”，已打破宋元人虬曲盘结之习气，篆法上作了拼笔与省笔，用刀猛利刚劲，线条挺拔凝重，气势雄健。
苏宣(1553年—?)字尔宣，号泗水，安徽歙县人。他师事文彭，又受何震影响却能有自己面目。例如“深得酒仙三眯”，模古玺而用的是汉印的布字结构，弧形线条、尖笔线条杂见，很见新意。
明末的篆刻家中，朱简是有创造意识的一位。朱简，字修能，安徽休宁人。他将何震的冲刀法变为短切刀法。如“开之”大刀阔斧，竖线条富于笔意，提按使转交待清晰，有莽苍之涩感，能体现他“笔意表现论”的丰张。
晚明的程邃(1605年—1691年)，字穆倩，号垢道人。安徽歙县人。崛起于文、何之后。他的朱文印胜白文印，仿秦作品，苍润渊秀。他的“竹篱茅舍”印，用钱币布局法，有古泉之味，刀法沉郁顿挫，形式新疑。他的“少壮三好音律诗酒”闲章，以大篆入印，布局匀称中见错落，刀法沉着，线条圆厚遒劲，不露锋芒，左边框留一段空白，平中见奇。
4.清代流派印
清代由于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人们钻进古纸堆，推动了考据学与金石学的蓬勃发展。而金石学的发展又刺激了篆刻的繁荣。清代篆刻名家辈出，流派繁多，主要有：
(1)丁敬与浙派
丁敬(1695年—1765年)宁敬身，号砚林、钝丁等，杭州人。他是个市井布衣，以卖酒为生，然博学多才。魏锡曾评他的印“寸铁三千年，秦汉兼元明”。他善用切刀法刻印，方中有圆，苍劲质朴，一洗晚明矫揉妩媚印风。代表作品“丁敬身印”，纯用方折，宁法上。都有斜笔或短笔搭配，章洁简逸，刀法则用切刀，很有涩感。“徐观海印”是白文，此印结体上，如“观”的左部，“印”的下部都作上冲斜势，而刀法锋芒外露，气势骏爽，有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之趣。这说明丁敬的取法广泛，风格多样。 丁敬是浙派始担，继起者蒋仁以简拙古秀胜，黄易以道劲胜，奚冈以冲和见长，陈豫钟以工致胜，此外还有赵之琛、陈鸿寿、钱松合称浙派八家或西泠八家。
(2)邓石如及皖派
邓石如(1743年—1805年)字石如，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是清代碑派书法代表，印学家。他的成功，魏锡曾总结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八个字。他的创造性正在于以圆笔作朱文印(浙派以方笔作朱文印)，篆法上方圆兼施，章法上巧拙互用，甚至还作隶笔白文印，这是有个人风貌的。代表作如“江流有声断岸干尺”。“流、断”两字以繁写增其密度，“江”与“尺”能对角呼应。左疏右密，对比鲜明。刀法上，以冲刀为主，线条流畅而浑厚，很有书法的笔意。他的另一印“燕翼堂”，吸取了汉鸟虫印繁饰的风格，结字多用圆弧线，行笔婉转，姿态翩翩，章法上，左右对称呼应，风神流动，整方印刚健婀娜，形式感极强。
邓石如的追随者也很多，主要有吴让之等，但吴让之是江苏仪征人。故印学界以为称邓派较为合适。
吴让之(1799年—1870年)宁熙载，因避讳，更名让之。他的印，一竖一画必求展势。赵之谦认为这是“巧”。但给人的视觉感觉确是姿态翩翩，十分美。如“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印篆书有邓法，线条刚健而翩翩多姿，左右揖让顾盼，富有装饰成分，刀法挺劲，灵动，以冲为主，切、披为辅，笔意明显。
(3)赵之谦与黄士陵
赵之谦(1829年—1884年)字撝叔，号悲庵，浙江绍兴人。他是晚清最为重要的篆刻家。他的成功在于“印外求印”。其印作文字，有泉币、碑刻、诏版等数十种。其印风古劲浑厚，闲静遒丽。代表作如“郑斋所藏”，这是借鉴古泉币文字而有所剑新的，线条细劲，文字笔画交接处带有方折的笔意，边框方中寓圆，整方印气息高古。其他如“赐兰堂”(朱文)、“赵之谦印”，都以秀丽挺劲的篆书入印，线条回翔恣纵，睢变所适。他的用刀，重表现笔墨效果，冲切兼用，能拙处得巧。手法上也较灵动。
黄士陵(1850年—1908年)字穆甫，亦作牧甫，安徽黟山人。他也能说是邓派印人。黄土陵的印，线条光洁峻拔，布置工巧典雅，开黟山派新风。代表作如“外人那得知”拟瓦当文。印为圆形，文字安排随形由外向内团聚，五个字组成一个圆，中心有一圆点，有吸引各字的凝聚作用。此印线条光洁，且态势多变，弧形、方折合用，风格高古秀劲。其他如“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同一内容的印他刻过三次。此印最得汉印秀劲、光洁、古穆、浑厚之美。刀法挺峭，线条的分布，动势中寓雅静。锋颖犀利，用刀干脆利落，轻行，涩势冲刻。故光洁中有厚度，十分难得。
5.近现代印风
(1)吴昌硕的印风
吴俊卿(1844年—1927年)字昌硕，号缶庐等多个，浙江安吉人，是近代篆刻大家。诗书画印俱精，擅石鼓文，其印风格雄浑苍茫，朴厚高古。代表作如“破荷亭”，方笔粗朱文，结构气势雄伟，“亭”的下部三根竖笔，如擎天大柱稳稳地托住了上部。多方笔，刀法雄健，边框上细下粗，印内饱满之气破框外溢，境界开阔。“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更是气势磅礡的白文巨印。线条粗厚，但爽利又凝练，印面驳斑，苍茫古朴。边框因敲击而四面洞开，内外世界相通。整方印泯灭了技法，自然古朴。
(2)齐白石印风
“名媛”的词义及其流变 篇10
1.1.“名媛”读音考释
“名媛”之“媛”在《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和《辞海》等大型字书、汉语辞书中都有两个读音, 即[yuan]的阳平和去声。现代社会中, 人们在说“名媛”一词时, 基本上说的是阳平, 这也是口语中的读法。实际上, “媛”在“名”后组成“名媛”一词时, 读音应为去声, 所谓雅读。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媛, 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 引也。”《汉语大字典》中, “媛”有两个读音, 两个释义:1.[yuan]去声, 美女。《说文·女部》:“媛, 美女也。”《诗·鄘风·君子偕老》:“邦之媛也。”毛傳:“美女为媛。”2.[yuan]阳平, 此处有两个释义。 (1) 婵媛, 牵引貌。《集韵·元韵》:“媛, 婵媛, 牵引皃。”《楚辞·九歌·湘君》:“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注:“婵媛, 猶牵引也。” (2) 美。《广雅·释诂一》:“媛, 美也。”
可见, “媛”读作阳平时, 虽然有“美”的意思, 但是“美”是形容词, 与“名”搭配之后依然是形容词, 而“名媛”是一个名词, 整个词的结构是一个形容词修饰中心语名词的偏正结构, 所以, “媛”读去声且义为“美女”。
1.2.“名媛”词义考释
说完了“名媛”的读音, 我们说说“名媛”的词义。
“名媛”一词, 《辞海》、《词林》、《现代汉语词典》、《中国语文大辞典》、《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均未收录, 包括《康熙字典》中只有单个字“媛”的释义。现在人们常说的“名媛”指的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有钱且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女性, 而这个意义不能在一些权威的辞书上找到相应的证据, 似乎更像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那么这个释义是否就是“名媛”一词最初的意义呢?
“媛”字最初出现于诗经, 《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说:“展如之人兮, 邦之媛也!”意思是说“像她这样的人, 是倾国倾城的美女”。可见, “媛”是美女之义。
“名媛”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小说《两晋秘史》第121回《汉王以沈婢为后》中:
臣闻王者之立后也, 将以上配乾坤之性, 象二仪敷育之义。主承宗庙, 母临天下, 后土执馈, 皇后必择世德名媛, 幽娴淑善, 副四海之望, 称神祇之心。
上述这段话的后部分在《晋书·卷一百二·载记第二》中的原文是“必择世德名宗, 幽闲淑令, 副四海之望, 称神祇之心”。这里的“名宗”指的是“有名望的宗族”, 意义是“名”与“宗”两字意义的累加。《两晋秘史》换成了“名媛”。“名宗”与“名媛”结构相同, 释义方法理应是“名”的意义加上“媛”的意义。如此, “名媛”自然解释为“有名 (望) 的美女”。
清代“名媛”也有几例:
(1) 豪杰奋与, 皆属国家之助;名媛静好, 尤为父母之光。 (小说《施公案》)
(2) 婵娟争觑我, 我也觑婵娟, 把帝里名媛赶一日批评徧。 (李渔《风筝误·艰配》)
(3) 谭有淑妃, 衞姜之姨, 仍世不堕, 名媛绍之。 (曾国藩《刘母谭孺人墓志铭》)
例 (1) 中, “名媛”与“豪杰”对举 (之前与之对举的例项还有“英雄”和“巾帼”) , 这两个词都是偏正结构的名词, “名媛”显然是“有名的美女”之义。例 (2) 出自李渔的剧本《风筝误》, 说的是中了状元郎的男主角成了抢婚的对象, 所以才会“我”与“婵娟”互“觑”, 把京城里“名媛”都批评一个遍。既然知道这些“名媛”, 那么这些被嫉妒、被“批评一个徧”的女子们必然是“有名的美女”。例 (3) 中, 淑妃美名经世不衰, 因为她是名门闺秀, “有名的美女”。
2.“名媛”之词义流变
“名媛”的最初含义是“有名的美女”, 现在为大众所熟知的意思是“有身份、有地位、有钱且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女性”。虽然所指范围没有改变, 但是意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字面意思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 首先, 现在的“名媛”不一定有名;其次, 现在所说的“名媛”不一定指的就是美女。那么, “名媛”一词的词义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呢?它的演变背后是否与它发生演变的那一时间段的文化现象息息相关?下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作分析。
晚清时期, 一位女诗人沈善宝编了一本反映清代才女生平事迹及其文学创作情形的作品———《名媛诗话》。既然叫做“名媛诗话”, 那么这部作品中所收录的作品的作者自然都是“名媛”。然而在这部作品中, 沈善宝摆出了对于“名媛”的一个新定义。她所提倡的“名媛”, 没有相貌、家世和背景的局限, 首推有才有品。这可以算是“名媛”词义的第一次演变。沈善宝出生于官宦世家, 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后家道中落, “以润笔所入奉母课弟”, 进京后与诸名媛交游唱和, 成了闺中世界的“奇伟之才”。她感于南宋以来各家诗话并不完备且闺秀之作的流传相比于文士来说不容易得多, 于是编纂了这本《名媛诗话》。为什么说《名媛诗话》导致了“名媛”词义的演变呢?因为无论是出身于名门望族, 还是蓬荜草野, 只要是有才有德的女性的作品, 沈善宝就将其收录在该诗话中。《名媛诗话》的编纂目的就是传扬女性才艺, 同时, 《名媛诗话》也记载了女性的贞洁事例, 又对澄清李清照、张玉娘被污之名的作品做了详细的载录, 可见《名媛诗话》在传扬女性才艺的同时也颂扬了女性的美德。沈善宝对于“名媛”的新定义刷新了历来人们对“名媛”一词的认识, 将“名媛”定义为“有才有德的女子”。这时候, 并不是只有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女性才有资格称之为“名媛”, 也不是妇孺皆知的那种美女才有资格被称为“名媛”。由于《名媛诗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名媛”一词“有才有德的女子”一义被人们普遍接受且广泛传开。
关于“名媛”一词还有一个说法称其为外来词。美国社会学家T.Veblen研究指出, “名媛”的产生背景, 源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由于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大发展, 很多投资金融事业的人 (这里指没有什么社会身份地位的人) , 都一夜暴富。他们是一群不具备贵族血统的新富阶级, 这些“暴发户”的妻子女儿为了向世人炫耀财富, 经常身着华丽服装出入社交场合, 跻身上流社会, 结交名士名流。因为她们并不具有伯爵夫人、公主等贵族称谓, 所以被统称为“名媛”。这里的名媛可以说是外来词, 来自于1928年《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布里顿·哈顿创造的一个英文单词socialite, 翻译过来就是“名媛”, 原意指的是在一个强调努力工作的清教徒社会里那些富有的有闲阶级。这些名媛家境富有, 无需工作, 经常衣着华丽穿梭于各种奢华的酒会、舞会等社交场合, 结识其他富豪或名流。她们的富有和奢侈通常都会成为人们的谈资。如矛盾的《子夜》中:“那里有美酒, 有音乐, 有旧俄罗斯的公主郡主贵嫔名媛奔走趋承。”还有当代翻译作品《茶花女》中:“一天, 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和那些风月场中的名媛过从甚密。”笔者认为, 这里所说的“名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外来词, 因为“名媛”一词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 并且都是指称女性。就算是翻译过来的, 也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翻译的, 如果说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 新富阶级的产生, 我们在称呼这些没有身份地位的新富阶级家族的女性时, 将“名媛”一词的词义又做了改变, 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 我们不能说国外有“table”, 我们有“桌子”, 就说我们的“桌子”是外来词。
“名媛”一词大行其道是在“民国”时期, 这个时期它成为对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的雅称, 在相貌上已经不做要求。这些名媛并不像名门闺秀那样深居简出, 而是多出入于社交场合。她们多半指的是旧上海的那些女性, 这在当时的文学、影视等作品里屡见不鲜。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张兆和四姐妹都是远近闻名的名媛。由于民国时期, 平等民主观念盛行, 世家女子有机会和男子接受平等的教育, 甚至出国留学深造。这些女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接受了崭新先进的观念, 她们不仅有学识, 有才情, 而且气质不凡, 成为大家都想结交的对象。所以, 名媛们并不会安心结婚在家相夫教子埋没自己的学识, 而是出入各种社交场合, 因此名媛们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知名度。人们通常将名媛混同交际花,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名媛与交际花可能同样活跃于社交圈内, 但通常交际花无正宗族谱家史, 而且婚姻状况暧昧, 交往对象复杂, 上自政要下至白相人都广为交往, 可名媛们不同, 因为她们对自己要求很高。名媛也不一定等同富家女, 名媛不一定有钱, 没有几代世家之风的熏陶, 是决不会被称为名媛的。即使后来家道败落, 流落凡尘俗世, 人们依然会称她们为名媛, 并且她们自己也会始终以名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如张爱玲, 她可以说是名媛的典范, 出生于世家, 才情、气质兼备。虽然后来家世没落, 流落异国他乡, 但她一直保持喝下午茶的习惯, 而且临终前用精美的地毯代替被褥。
20世纪末, 我们对“名媛”又有了新的认识, 即不仅出身名门、有才有貌、经常出入时尚社交场合, 还对社会有所贡献, 并热衷慈善。根据作家程乃珊的著作《上海Lady》里的描述, “名媛”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名媛是要讲究出身的, 这样才无愧于一个“名”字。可以家道中落, 但一定要是世家, 同时也要受到全面的西方文化的熏陶。2.才貌双全。其实这里的“貌”是次要, “才”才是最主要的。因为以前的名媛们几乎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 家庭教师既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 又有举止优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夫人。她们讲英文, 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 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 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伽, 可谓是女性中的典范。3.对社会、对女界有贡献。这一点是重中之重, 也是“名媛”词义发生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比如陆小曼, 出身、品貌都很好, 并敢于离婚追求爱情, 而追求爱情是“中国名媛投向时代的开幕式”, 可见其对于女界的贡献是巨大的。还有一位叫李霞卿的名媛, 她出身名门, 十六岁成为电影明星, 随后息影去瑞士拿到飞行执照后又去美国的王牌航空学校进修。淞沪之战爆发后, 这位名媛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
当代社会, 似乎名媛已经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富家女性的代名词, 对于这些女性的相貌、是否是世家、人品才情如何, 并不关注。这样的意义没有多少语料可证, 以下是两个网络语料: (1) 李玟出任香奈儿的香港地区形象代表, 却让不少名媛不服气。 (2) 还可以看到贝利夫人为古堡悉心打点的一切, 窥探富家名媛的居家生活。此两例中“名媛”词义与上述描述相符。
参考文献
[1]虞蓉, 沈善宝.名媛诗话[J].苏州大学学报, 2009 (2) .
[2]挨莉诺.名媛之前世今生[J].新民周刊, 2013 (13) .
[3]刘蔓.沈善宝.《名媛诗话》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09.
[4]许慎.说文解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42.
[5][清]沈善宝.名媛诗话[M]∥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