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流变论文（通用11篇）
心理流变论文 篇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公民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网络表达自己针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和态度,由此在重大问题上迅速形成舆论,推动事件发展,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网民心理是促使其发出种种言论甚至做出种种行为的根本原因。
本研究运用心理学的视角,对突发性网络社会事件中的网民心态进行研究,探讨网络舆情发生、发展、变化的特点及其规律,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网民心态、引导网民言行,发挥网络舆情的积极作用,消解其不良影响。
1结果与分析
1.1舆情概述
事件发生于2015年5月3日,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为关键词在百度新闻进行搜索,发现自5月4日零点—5月14日,共有651条相关新闻报道;5月15日至7月26日,报道量较少,只有19条。
在微博中以“成都女司机被打”“暴打女司机”“成都女司机变道遭暴打”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自5月3日事件曝光后,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广大受众的广泛关注,至5月12日,微博相关话题讨论量逾2 000,相关微博发表数量逾1 000;5月13日起热度慢慢下降。
1.2发展阶段(2015.05.03—05.04)
5月3日下午,成都女司机卢某被男司机张某拖下车遭毒打的视频曝光后,短短几小时内,视频被无数次点击,并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在其他信息未知的情况下,媒体及网民仅凭这段视频迅速做出了价值判断——这是严重违背社会道德和法律制度的恶劣行为,其轰动性、重要性不言而喻。媒体对此事件进行公开报道,参与传播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门户网站以及自媒体等;网民则纷纷在社交媒体发表意见,舆论迅速形成并持续发展,形成以下态度框架。
1.2.1 同情框架
研究发现,该阶段的媒体报道中大量出现“男子逼停女司机”“女司机惨遭毒打”等描述性词语,明显带有对被打女司机的同情,认为卢某很是“无辜”;受众也普遍表现出相同的感情倾向,加之受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纷纷对卢某表示极大的同情和关心。
1.2.2 攻击框架
视频曝光后,几乎所有的媒体和网民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视频中的男司机张某,针对他的攻击和谩骂可谓铺天盖地,认为其是“道德底线沦丧”“绝对的畜生”“心狠手辣的恶魔”等等,主张要严惩张某,还卢某公道。
在该阶段,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舆论分布呈“J”形分布,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在该事件中,女司机卢某是绝对弱者,需要人们同情;男司机张某是毫无人性的恶棍,必须严惩。
1.3反转阶段(2015.05.04—05.05)
5月3日晚间,施暴男司机张某的行车记录仪曝光,真相一步步得到还原,媒体和网民开始认识到事情并不完全如他们“推测”的那样,公众得知是由于女司机数次故意变道、别车、骂脏话,甚至险些酿成惨剧,才会导致男司机“忍无可忍”,出手伤人。5月4日,张某在警察局认错的视频被曝光,视频当中张某认错态度诚恳,并表示自己会如此鲁莽皆是因为“看到车内的孩子受到惊吓哇哇大哭,气不过”,为自己赚到了不少舆论支持。此时,舆论开始出现反转,形成以下态度框架。
1.3.1批评框架
相较于男司机张某的主动认错,女司机卢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没有错,很无辜”的言论给自己招来了不少舆论批评。很多网友开始将矛头转向卢某,对其驾驶行为做出批评,认为其行为是“无视交通法规的自私表现”,被打“都是活该”。1.3.2 质疑框架
还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尽管事实真相是女司机违规驾驶在先,但施暴总归是不对的,不能无视。他们坚持对张某的行为提出质疑,认为在这件事情中,张某的过错明显大于卢某,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该阶段,舆论出现了明显的“反转”,舆论分布呈双峰分布。网民意见从最初的一边倒向女司机转变成开始有人替男司机说话、鸣不平,支持双方的舆论数量和舆论强度都基本相当,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1.4爆发阶段(2015.05.05—05.08)
5月5日,事件继续发展,舆论持续发酵。面对卢某拒不认错的蛮横态度,网友开始对其进行人肉搜索,扒出其之前多次在三环路违规驾驶的记录,一些曾经与之在路上发生过“摩擦”的网友在网上曝出其以前的种种“路霸”行为,甚至还有网友扒出了其半年内的开房记录。同时,卢某母亲声泪俱下地为女儿的“别车”行为作辩解,称女儿如此匆忙是为了赶去“做慈善活动”。
卢某一家如此“嘴硬”的表现令网友大跌眼镜,舆情发展进入爆发阶段,大量相关的报道、评论涌现,形成的态度框架如下。攻击框架:与发展阶段的攻击框架不同,这一阶段的攻击目标从张某转向了卢某,而且比之前的火力更大、攻势更猛。媒体报道中接连出现“女司机被曝丑闻”“智商情商双忧”“反思”“不堪”等负面词语,感情倾向很明显。社交媒体上网民的攻击言辞更为激烈,“有其父必有其女”“下手太轻,应该照死里打”等极端言论充斥着网络。人们似乎已经忘了“打人违法”这个常识,忽视了张某的不法行为,全部加入到攻击卢某的“舆论狂欢”当中去了。
在该阶段,舆论彻底实现了大逆转,由最初的“J”形分布变成了反“J”形分布,几乎所有的声音都站在了支持张某、声讨卢某的这一边。短短几天之内,卢某从占尽舆论优势沦为优势完全丧失,后又被“全民人肉”,最终把自己逼上绝境,只得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任人指责。
1.5消退阶段(2015.05.08—05.14)
一阵热潮过后,人们慢慢冷静下来,开始重新审视整个事件以及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舆情的变化态势。5月11日,卢某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表文章道歉,对自己行车过程中的鲁莽行为表示抱歉,也坦言没想到网络舆论的力量如此之大,对自己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希望大家到此为止。这一阶段形成的态度框架如下。
1.5.1 反思框架
一些媒体和专家大V纷纷站出来说话,呼吁停止“人肉搜索”,发出“网络暴力何时休”的感慨,号召大家对待突发性社会事件,能够就事论事,表达观点即可,“切莫进行人身攻击”。在此阶段,微信成为网民言论的主要阵地,很多网民开始反思自己之前在微博发出的不冷静的言论,并表示以后会“慎用人肉搜索”,保护他人隐私权。
1.5.2 原谅框架
卢某发表道歉信之后,多数网民选择“接受道歉,原谅她了”,并表示希望她可以以此为鉴,遵守在信中的承诺,“接受相关处罚,改正驾驶陋习”。
事情发展至此终于告一段落,舆论数量和强度较之前几天明显下降很多,逐渐趋于消退。在该阶段,网民的虚荣心理和渴望受到关注的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可以想象,卢某一天不道歉,这场“舆论骂战”就不会停止。
2结论与建议
经过上述对每一阶段舆情发展态势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网民在网络舆情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
在事件开始初期,即舆论的发展阶段,网民普遍具有好奇心理以及渴望参与其中的心理,对新发生的事件充满求知欲,想要迅速了解发生了什么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见。
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或是真相慢慢浮出水面,舆论也会随之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更加趋于统一,也有可能会发生反转,但无论怎样,在这一阶段的舆论数量和强度都应该是最大的。随着对事件更深入的了解,网民叛逆的心理会凸现出来,他们常常以审判者自居,认为自己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最有发言权,因此会轻易的做出定论性的价值判断,而且对于与自己意见相悖的人会发起攻击。舆论冲突、网络骂战、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事件经常出现于这个阶段。
当事件结束时,网络舆情也会渐渐消失,即到达消退阶段。此时的网民主要分为两种心理:一种是事件的处理结果同自己的意见基本一致,这时网民的虚荣心理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另一种则相反,事件的处理结果不合自己心意,这时网民会出现失落甚至愤懑的心理,有时甚至会采取线下的抗议行动,扩大事件影响,同时,这种心理还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其下一次遇到类似事件发生时的态度。
摘要：文章以发生于2015年5月3日的“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为研究对象,按事件发展的顺序将其分为5个阶段,即发展阶段、反转阶段、爆发阶段、消退阶段和反弹阶段,并对每个阶段媒体新闻报道的数量和内容、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布评论的数量和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探析在“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不同阶段的舆情发展状态,进而分析出隐藏在舆情背后的网民的心理特征,并针对其特征给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网民心理
参考文献
[1]冯江平,史俊洋,陈虹,等.网络社会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舆情心理分析——以“躲猫猫”事件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44(4):60-70.
[2]张克生.国家决策:机制与舆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王真福.“毒胶囊”新闻报道的框架分析[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13.
[4]谭宏民,赵欣茹.探析新闻反转剧中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及成因——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为例[J].新闻传播,2015(15).
[5]苏雨,杨璐.浅析“舆情反转”的成因及媒体责任——以“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为例[J].传播与版权,2015(7):20-21.
心理流变论文 篇2
汉代是诗体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如果简单以句式和句子的字数来分别诗体的话，我国古代的主要诗体形式在此时都基本上具备了，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有一节为《两京当诗体穷会之变》，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认为变化始于西京，完成于东京。四言诗作为《诗经》的嫡传，受经学影响，箴戒劝谏的意味多于抒情意味，西汉有韦孟的《讽谏诗》、韦玄成的《自劾诗》和《戒子孙诗》，东汉傅毅有《迪志诗》。虽然张衡《怨诗》清典可味，曹操的《步出夏门行》、《短歌行》都有超迈前人之处，但是已无力挽救诗体的衰微。骚体诗本来自于楚歌，有很浓的歌体的特点，此时主要向两方面转变，一方面和辞赋发生融合，如梁鸿《适吴诗》，马积高先生《赋史》直接写作《适吴赋》。另一方面进入堂庙，以歌功颂德为主，风格典雅，脱离楚歌朴实自然的本色。五言诗在西汉不登大雅之堂，乐府机关不收，各种礼仪场合不用，故只在民间流行，也有部分诗人用来进行艺术创新。而到东汉时代，则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七言诗是此时新兴的诗体，以后一千多年的诗歌发展中五、七言诗起着主导作用。汉代，尤其东汉时期正是这两种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在讨论东汉诗体流变时，这两种诗体将作为研究的重点。一
清费锡璜《汉诗总说》谓：“《三百篇》后，汉人创为五言，自是气运结成。”沈德潜《说诗zuì＠①语》：“风骚既息，汉人代兴，五言为标准矣。”五言诗是汉代最有成绩，且对后代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体，正像钟嵘《诗品序》中所说：“五言居文辞之要，要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文人五言诗创作热潮的出现，使一些新的、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都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东汉五言诗，除作者情况相对明确及史书记载为歌谣谚语者外，我们习惯上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因为时代邈远，人世难详，故名为古诗。以《李陵录别诗》、《从军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另一类，它们或在魏晋六朝乐府中演奏而被记载，或标题见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或收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或古书径称乐府者，统名之为乐府。其内容颇为总杂，内中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等成就最高。尽管这些作品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瑰宝，却因为在当时并未引起史家重视，从而造成“人代冥灭，清音独远”的遗憾局面，甚至连其创作时代也未能断定。
五言古诗，大都是文人创作，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钟嵘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钟嵘《诗品》中提到的数量为五十九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包括残诗残句共收录六十一篇。分别为：《文选》收《古诗十九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详述见后），《玉台新咏》中《古诗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芜”、“四坐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四首和《古绝句四首》，《古诗类苑》据《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辑录《古诗三首》（“橘柚垂嘉实”、“十五从军行”、“新树兰蕙葩”）和《古诗》（“步出城东门”），《华阳国志・巴志》中《咏谯君黄诗》、《刺巴郡郡守诗》、《思志诗》三首，《艺文类聚》中的“采葵莫伤根”及《太平御览》中的“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上草”，另有残句八篇（其一为见于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类书残卷）。关于这些作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比类而推，两汉之作乎。”同意其中有西汉之作。钟嵘虽也说：“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但在《诗品・上品》中把古诗放在李陵诗前，李陵是西汉武帝时人，依照“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的原则，古诗中应有部分作品在武帝之前，枚乘恰恰生活在文、景之时。梁徐陵编《玉台新咏》把《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明月何皎皎”及古诗“兰若生春阳”九首诗归于枚乘名下，当不误。又《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凛凛岁云暮”，经学者考证用太初以前历法，亦属西汉之作。其余作品“冉冉孤生竹”，刘勰确定为傅毅之辞，“去者日以疏”，钟嵘引旧说，疑此一类是建安中曹王作，又“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二诗言及东都，四篇作品当肯定成于东汉。《十九首》中余下五篇因无确凿证据证明为西汉之作，权归于东汉。
世传李陵、苏武赠答诗历来争议颇多，《文选》收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收李陵骚体歌一首和《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骚体歌见于《汉书・苏武传》，作者明确；《录别诗》全为五言，包括《文选》收《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和《苏武诗》四首、《古诗苑》收《录别诗》七首、残句“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及苏武《别李陵》“童童孤生柳”一首、《艺文类聚》收苏武《答李陵诗》“双鸾俱北飞”一诗，又有“岩岩钟山首”、“远送新行客”，《古文苑》等书作孔融诗，前诗《文选》注引作李陵诗，《文镜秘府论》引文有“少卿以伤子为宗”语，和后诗内容相符，故逯氏收入李集。此外，逯氏又以为“红尘蔽天地”二句和《文选・陆机〈演连珠〉》注引“许由不洗耳，后世有何徵”二句为同篇；《北堂书钞》“清凉伊夜没，微风动单帱”和《文选・陆机〈拟明月皎夜光〉》注引“招摇西北驰，天汉东南流”为同篇；《文选・〈三良诗〉》注引“严父潜长夜，慈母去中堂”和《文选・〈王明君辞〉》注引“行行且子割，无令五内伤”为同篇。逯氏指出所谓苏诗实则出于李集，他说：
又检《隋志》，只称梁有李陵集二卷，不言有苏武集。而宋、齐人凡称举摹拟古人诗者，亦只有李陵而无苏武。据此，流传晋、齐李陵众作，至梁始析出苏诗，然仍附李陵集，昭明即据此选篇也，以出于李集，故《文选》苏武各诗他书尚有引作李陵诗者。要之，此二十一首诗，即出李陵众作也。
此说精辟。（注：见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336页（中华书局）。逯氏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册有《汉诗别录》一文，可参考。）关于从李陵集分出苏武诗始于梁代，也可以从钟嵘《诗品》看出一些迹象，钱钟书先生曾就《诗品》不录苏武诗提出质疑，说：“顾罗网古今‘才子’，仅著李陵而不及苏武，已甚可异，或犹有可说；复标举‘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苏武却赫然与数，‘子卿双凫’亦被目为‘ 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不啻举子下第，榜上无名，而其落卷竟被试主选人本科闱墨也。”（注：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144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或许是钟嵘一方面遵循历史载记仅著李陵，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出现的意见而在《诗品序》中提到苏武诗，所以徘徊于两者之间。
刘勰《文心雕龙》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知道在刘勰之前就已经有人怀疑，不过六朝时期的学者可以说还是坚信李陵有诗的，例如钟嵘就明白地把李陵诗放在古诗之后。近几十年，学术界也倾向于怀疑李陵诗歌时代的传统说法。我们认为宋颜延之《庭诰》所谓“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从作品看，除《文选》所定三首为西汉李陵诗外，中间确实混入其他人的作品，如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始归，归时与李陵告别，地点当在塞外，而诗中“河梁”、“江汉”、“日南”等
语皆与史实不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说：“钦立曩写《汉诗别录》一文，曾就此组诗之题旨内容修辞等，证明其为后汉末年文士之作。依据《古今同姓名录》，后汉亦有李陵其人，固不止西京之少卿也。以少卿最为知名，故后人以此组诗附之耳。”逯先生的考证并不十分有说服力，将此组诗全部放在后汉末也难令人信服。不过，认为后汉亦有李陵其人的推测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今查《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②都夷白狼、pán＠③木、唐＠④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臣，且献诗三章。益州刺史梁国朱辅遣从事史李陵与郡掾田恭护送诣阙，并上乐诗。知东汉中期有名李陵者，不仅有诗歌创作经历，而且“有鸟西南飞”、“俯观江汉流”、“暮宿日南陵”、“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都与其身世相符。所以，我们怀疑这组诗中“烛烛晨明月”、“晨风鸣北林”当属东汉李陵，而因姓名相同误入西汉李陵集中，《艺文类聚》八十二载古诗“泛泛江汉萍，飘荡水无根”二句疑亦为集中作品。“有鸟西南飞”、“陟彼南山隅”句意颇同于屈原《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及“望南山而流涕”句意。其余十七首虽不能定其作者，也当放在东汉。“钟子歌南音”中说，“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不类西汉李陵语，李陵兵败，一家族灭，故于武帝怨恨最深，此从《汉书・苏武传》中和苏武对话中表现得最明白，恐不会在朋友私下的赠诗中称当时为“清时”。相反，明帝永平正是东汉最兴盛的时代，不仅后代人这样看，当时人也这样看，班固《东都赋》中的颂辞就足以说明。“童童孤生柳”中有“依依恋明世”语，当作于东汉中期。（注：按此处的观点及材料均为赵师所提供。）
当代学者多以为古诗产生在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执此主张者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从五言诗体的发展来考察，认为傅毅与班固同时，而“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只是完成了五言诗的体裁，与班固“伯仲之间”的傅毅当然不可能作出佳丽的古诗来。二是从作品内容来考察，认为这些作品表达知识分子失意沉沦之感，反映了东汉末期社会动荡前夕矛盾斗争的侧面。（注：说详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一）、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及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
实际上，这两个理由的说服力都不足：第一，用个人的诗歌成就来类推整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在逻辑上本来就欠严密。况且班固所存几首佚诗，也颇有含蓄蕴藉之意。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所引：
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衿。
借以刺朝廷对亲贵宠幸之过。又《北堂书钞》卷百二十二所引“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四所引“延陵轻宝剑”，虽为断句，寄情亦深，入之《古诗十九首》中，未见不及处。今所存班固诗皆咏史，而非无兴寄之作。事实上，五言诗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西汉时的“邪径败人田”等民间歌谣，虞姬的《和项王》，枚乘的九首诗作，戚夫人、李延年、班婕妤等人之作都表明早在西汉文帝武帝时代五言诗在民间、妇女中和个别不太受时俗观念束缚的文人中有相当发展。而东汉明帝时之李陵亦有一定数量的《别诗》，则五言诗之大量产生，不一定到东汉之末。第二，任何时代都有生活的成功者和失意者，“汉文有道恩犹薄”，知识分子的仕途失意沉沦落拓，固然多与政治黑暗相关，但也不能完全将其失志归结于此。此后，汉末的赵壹身处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有《秦客诗》和《鲁生歌》表现直士不遇之情，和《古诗十九首》比，就别是一种风味了。东汉李陵诗和《古诗十九首》写亲友离合，人生悲欢，并没有对社会的直接批评，语气含蓄委婉，温柔敦厚，也可以看出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人情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注：张如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和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文人五言诗新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都举出大量证据说明古诗中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并不始于汉末。赵敏俐书中又指出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仅代表个人创作，不能说明当时五言诗发展水平。）
东汉五言乐府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包括残句共收录四十一篇，它们是：《江南》、《鸡鸣》、《陌上桑》（“日出东南隅”）、《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豫章行》（“白杨初生时”）、《相逢行》（“相逢狭路间”）、《长安有斜狭行》、《陇西行》（“斜径过空庐”）、《折杨柳行》（“默默施行违”）、《艳歌何尝行》（“飞来双黄鹄”）、《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白头吟》、《怨诗行》（“天道悠且长”）、《梁甫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枯鱼过河泣》、《离歌》（“晨行梓道中”），《文苑英华》所收《箜篌谣》（“结交在相知”）、《上留田行》，《选诗拾遗》所收《古八变歌》、《艳歌》（“今日乐上乐”），《文选・笙赋》注引《古咄jiè＠⑤行》（“枣下何攒攒”），《文选补遗》收《视刀环歌》（“常恨言语浅”），《匡谬正俗》引《古艳歌》（“兰草自生香”），《齐民要术》引fán＠⑥胜之书的《古歌》（“高田种小麦”）及各类书中残句十五种。见于《宋书・乐志》的《江南》、《鸡鸣》二诗据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考证为西汉作，证据可信，故从。（注：《江南》中西和北协韵。萧涤非曰：“当为世传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鸡鸣》有“后出郭门王”句，萧氏曰：“长安当西汉时，城门外别有郭门也。”）《白头吟》，《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诗自绝，相如乃止。但《诗比兴笺》说：“《玉台新咏》载此篇，题作《皑如山上雪》，不云《白头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御览》、《乐府诗集》同之，亦无文君作《白头吟》之说。自《西京杂记》伪书，始附会文君，然亦不著其辞，未尝以此诗当之，及宋黄鹤注杜诗，混合为一，后人相沿，遂为妒妇之始，全乖风人之旨。且两意决绝，沟水东西，文君之于长卿，何至是乎。”此说是也。《文心雕龙》、《诗品》论汉诗，皆不及卓文君，亦可补充此说。又《宋书》中《白头吟》文字与此有出入，是晋乐所奏曲，非原诗。则原诗或东汉之作。
《梁甫吟》在《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录作者名，《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称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故《艺文类聚》等书题诸葛亮作，而逯氏据李勉《琴说》及蔡邕《琴颂》认为《梁甫吟》不始于孔明，此诗之辞亦与孔明无关。不过，我们认为《梁甫吟》虽不始于诸葛，但此诗或为孔明所作，《三国志》称“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只是一般而言。管仲、晏子同为春秋时齐国贤臣，司马迁作《史记》，以管晏合传，诸葛此诗正是自比于晏子也。《古八变歌》逯氏以为可疑。《箜篌谣》、《视刀环歌》二诗时代也难确定。
《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一类故事诗的成诗都比较晚，大体在东汉中后期。它们应该是都市经济的产物。东汉的都市经济比西汉时更加发达，王符《潜夫论・浮侈》中叙说当时情况曰：“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勇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在这种情况下，商业性的娱乐场所一定很多，古诗中就有“昔为倡家女
”的话。汉乐府五言诗有许多可能是倡家女的歌辞，这些作品的故事性较强，其中包含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如《陌上桑》中秦罗敷外出采桑，被使君看到，使君欲与共载，遭到罗敷拒绝，全诗充满喜剧色彩。《玉台新咏》所收《孔雀东南飞》前面有一段说明文字，一般看作诗序，其实是收录者据传说所加，为了说明背景。据这段文字说，该诗产生在建安末。但《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都引了三国时韦昭的一段话：“古者名男子为丈夫，尊妇妪为大人。故《汉书・宣元六王传》王遇大人益解，为大人乞骸。按大人宪王外祖母。故古诗曰：‘三日断五疋，大人故言迟。’是也。”刘跃进说：“建安二十五年，如果建安二十余年可称建安末的话，其时韦昭已经十余岁，这个时期产生的诗，无论如何难以称得上是‘古诗’。因此徐陵编《玉台新咏》所收之序说的汉末建安中云云就很值得引起怀疑。我们从韦昭的话来推断，这首诗至少产生在三国前百年上下，否则，韦昭是不会称之为‘古诗’的。从建安上推百年，正是班固生活的时代，因为班固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注：刘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载于《文学遗产》第2期。）这首诗写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剧，刘焦二人本是恩爱夫妻，刘兰芝因不堪焦母驱使，被赶还家。临行前，夫妻二人商议永不分离。刘兰芝到家，被兄长所逼，答应改嫁府君，但在新婚之夜投水自尽，焦仲卿亦因此自缢。这样写大概是从吸引听众考虑的，《孔雀东南飞》末尾有“多谢后世人，诫之慎勿忘”的话也是唱给听众听的，其中焦仲卿对刘兰芝说“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用《诗经・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诗意，则作者的文化修养于此可见一斑。汉民歌中另有一篇《古艳歌》，其诗曰：
孔雀东飞，苦无寒衣。
为君作妻，心中恻悲。
夜夜织作，不得下机。
三日载疋，尚言吾迟。
故事简单，语言质朴，当是《孔雀东南飞》的民间状态。还有一篇《羽林郎》，故事内容和《陌上桑》相近，作者辛延年，正史没有记载，但明易山人编《记事珠》说，辛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姊妹皆故倡也。（注：见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乐府诗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关于乐府诗“羽林郎”的讨论》中静渊的意见。）辛延年既是倡，那么，《羽林郎》诗就是他演唱出来的歌词了。乐府五言诗出于民间，但它们大多不属于普通人民的非自觉歌唱，而有较明确的商业目的。这些作品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些下层知识分子，像宋代的柳永、元代的关汉卿一样，他们没有地位，断绝了入仕的念头，只能靠卖文为生，但他们有才华，给诗歌史上贡献了众多不朽之作，这一类作品把五言诗的叙事功能发挥到了极限，而且产生出长篇五言诗，《孔雀东南飞》把叙事性抒情五言诗推向顶峰，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把这类作品归入东汉文人乐府中，是有道理的。
逯书又有五言杂歌谣辞八首，这些作品多数见于史书，他们的时代最为肯定。这样古诗、乐府诗加杂歌谣辞，包括残句得作为东汉无名氏诗大约九十篇左右。逯书“鬼神”类中收《搜神记》中《崔少府女赠卢充诗》，为小说家言，不可信，故不取。
如果说，因为古诗产生得较早，很难在辞赋一统天下的环境中争得一席地位，那么，随着王朝的逐渐衰微和人们文学观念的转变，五言诗便开始受到社会重视。东汉最早署名的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羽林郎》一诗的作者辛延年、《董娇娆》一诗的作者宋子侯可能时代与之相近。接着是张衡的《同声歌》，然此前已有李陵之作起于明帝之时，显示了五言诗的成熟。桓帝以后，五言诗人开始增多，有郦炎（今存《见志诗》二首）、侯瑾（今存五言歌和《见志诗》的残句）、秦嘉（今存《赠妇诗》三首）、赵壹（今存《秦客诗》、《鲁生歌》）、蔡邕（今存《饮马长城窟行》、《翠鸟诗》）、蔡琰等人。这些作品或抒情或叙事，前者源于古诗，后者则和乐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曹操、孔融都有五言诗创作，特别是曹操，今存五言诗九首，《蒿里行》、《苦寒行》等以乐府旧题表现作者的情感，反映了当代广泛的社会内容。建安时代的五言诗就在此基础上把抒情与叙事两种形式融为一体。
二
七言体诗滥觞于西汉，刘熙载《艺概・诗概》曰：“七言讲音节者，出于汉‘效祀’诸乐府；罗事实者，出于柏梁体。”《东方朔别传》载，“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是柏梁体为武帝与群臣共作而成的，后人有疑其伪者，实不可从。（注：宋敏求《长安志》卷三“柏梁台”条文。逯钦立考证为《东方朔别传》佚文。见逯钦立《汉诗别录》。）今读该文，群臣各言其事，并无统一的主题，和以后的七言诗还是有较大距离的。西汉时七言韵语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是便于记诵的字书。我们认为这些文字都是七言诗的雏形，是一种民间俗文体。前后《汉书》有关七言的记载，东方朔、杜笃、崔琦、崔瑗、崔实等并有作品，然而完整的作品没有保留下来，晋傅玄《拟张衡〈四愁诗〉》序称：“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七言是一种篇幅短小，语言浅俗的文体，和《凡将》、《急就》的性质相当。至于说《四愁诗》为七言类只是傅玄对《四愁诗》的看法，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七言。七言在当时也是和诗有区别的，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元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又《张衡传》载：“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都在诗外另立七言。同时西汉时期有一批杂言体乐歌，如《效祀歌》，其中含有七言诗句，但因为这些诗句只是整首诗的一部分，还不能算是七言诗。东汉时七言诗有长足发展，杜笃有《京师上巳篇》残句，李龙有《九曲歌》残句。《太平御览》五九八引戴良《失父零丁》共二十一句叙述戴良失父及良父模样，首尾一贯，中多比喻，是一篇完整的七言诗。东汉时的七言诗多数还属于民间制作，逯钦立编录的七言诗大多数是歌谣。另外镜铭、谶言、注文中也有用连续七言句者。（注：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王逸所作《楚辞》注往往用整齐有韵的句子而赘以一个‘也’字，如将‘也’字删去便成韵文。”并举《哀郢》、《怀沙》注为例。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新一版）。）还一些七字评语，一句中第四字和第七字押韵，既可作杂言亦可作七言看。只有很少收入乐府，这是因为政府机关的音乐还较少注意到这种文体。（注：乐府中有杂曲歌词《鸡鸣歌》，《乐府广题》引《晋太康地记》曰：“后汉固始、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曲，于关下歌之。”是先在民间，稍后方入乐府。）张衡《四愁诗》的.意义在于把楚骚的语言及表现方式融入民间形式，使七言诗抒情意味更浓，逐渐文人化，其诗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zhān＠⑦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道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以下还有三章，和第一章大同小异。其中第一句的句中有“兮”，第二句的句中有“倚”两个语气词，有人不同意把它作为七言诗形成的标志。“兮”在《九歌》各首中，每句的句中都有，位置也固定，并无意义（既无词汇意义，也无语法意义）。到《宋书・乐志》中录《楚辞钞》时，即
将大部分“兮”字删去，使原来的六言句（不计“兮”）变为两个三言句。但同时，也将其中的四个带有“兮”的六言句变为七言句，如“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作“云何容容而在下”，“东风飘兮神灵雨”变作“东风飘飘神灵雨”等。这就说明：“兮”虽无意义，但占有一字的音节位置。在《九歌》中一律都带“兮”，并一律在句中，故可以说它是没有任何意义，到《楚辞钞》中虽然将它删去，但其中一部分却变为七言句，说明这种带“兮”字的六言句是由六言向七言转变的台阶。而如果这种句式同七言句结合在一起，“七”占有一字位置的作用明确化，则这首诗应看作是早期阶段的七言诗无疑。《山鬼》等《九歌》中作品――《楚辞钞》――《四愁诗》，可以反映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完整的七言诗产生在《四愁诗》之后，或者说七言诗的形成只有这一条途径。但张衡的《四愁诗》是由《楚辞・九歌》体发展形成七言诗的化石。张衡诗的贡献在于他把《九歌》句型和当时的七言句型结合起来了，使七言诗歌化，创造出完整的抒情性极强的七言诗体，“兮”字在这里与以前的《九歌》、楚歌不同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然，完整并不是完美，张衡诗中用语气词补足音节正是在创造之初不可避免的缺憾，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其在诗体发展中的地位。张衡《思玄赋》后的系诗一首共十二句，倒是完整的七言之作。此外，马融《长笛赋》，王延寿《梦赋》均以七言诗句结尾，皆是句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换韵，对后代曹丕、鲍照等的七言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东汉是中国诗体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四言诗、骚体诗逐渐衰退，五言诗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成为主要的抒情工具，取代了四言诗和骚体诗的地位，七言诗中优秀之作虽然不多，但也日趋成熟。这种变化使诗歌从反映生活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都跳出《诗经》、楚骚的窠臼，五言诗和七言诗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成为中国诗歌中的主流诗体。
［收稿日期］-06-1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加卒
＠②原字艹下加作
＠③原字般下加木
＠④原字艹下加取
＠⑤原字口加昔
＠⑥原字氵加（犯去犭）
“玩”空间流变 篇3
咖啡店 到了20世纪40年代，由于时局不稳，社会动荡，社会经济开始萧条起来。一些大城市常常晚上停电，使得很多娱乐场所被迫关门停业。人们也不敢轻易地去外面娱乐，更多的人喜欢围在家里的餐桌旁打麻将、桥牌。即便出门娱乐，也最多三五朋友趁着午后，到躲在城市角落里的咖啡店匆匆地喝杯咖啡，聊聊天，然后又匆匆离去。像张爱玲那般每天从容地去喝咖啡的人少之又少。
广场 20世纪6、70年代，全国建起了数不清的广场，仅以“人民”命名的就有近千个。广场一方面是政治运动的场所，另一方面也给人们提供了散步、休闲的场地。不少城市还会在广场上放露天电影，一些文艺节目也会在这里上演。大舞厅、大歌厅、电影院 20世纪2、30年代，电影、交际舞等新的娱乐方式渐渐地流行了起来。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电影院、舞厅开始流行，一些电影明星、交际花在城市里空前地活跃起来。年轻的情侣们最喜欢的活动就是看电影，而对于社会名流、明星们来说，霓虹闪烁的大舞厅、大歌厅充满诱惑和想象。
院子、弄堂口 1949年以后，社会经济处于调整期。一些传统的娱乐场所由于资本成分或生活方式的问题，经营并不正常，电影院的片源也极为紧张。缺少娱乐的人们大多在每天晚饭后聚集在院子的葡萄树下，或者弄堂口，听听收音机，聊聊天，孩子们则在大人的周围推铁圈、斗鸡，在缺少“玩”的年代享受快乐的童年时光。歌舞厅、酒吧 20世纪年代上半期，歌舞厅和酒吧又开始繁盛起来。和20世纪2、30年代的歌厅、舞厅相比，此时的歌舞厅少了作为交际场所的功能性，成为单纯的娱乐场所。歌舞厅里的流行渐渐地向社会蔓延，成就了一时的风尚。
有电视机的房间 20世纪80年代，电视机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一个大院里，如果某个房间里新添置了一台电视机，这里会吸引全大院的人前去观看。几十个，甚至更多的人围在一起，盯着那个小小的屏幕，享受其中。一些经典的电视剧，如《上海滩》、《霍元甲》、《射雕英雄传》至今仍是不少人美好的回忆。
心理流变论文 篇4
曼切斯特大学发明一种手掌大小的微型流变仪的新型芯片, 采用一种新型测量复杂流体的机械光谱技术, 可在微小的流动条件下测定复杂流体的流变和流量特性。该芯片可以进行DNA/蛋白质溶液聚合物流变的测量, 可应用于护理、细胞治疗、组织工程、合成生物学等生物制药工程方面。该芯片的特点是可在形变速率下对复杂流体非线性稳态剪切粘度和拉伸粘度进行测量, 精度比现有商业流变仪高出两个数量级, 可以达到106 s-1或更高。测量非线性稳定状态的粘度与标准流变仪的结果非常吻合, 共有20种设计。需要商业合作伙伴进行商业化或合作开发。
历代篆刻风格流变 篇5
1先秦古玺的形式特征
先秦的古玺在形制上是争奇斗艳，标新立异的。当时王侯贵族的饰佩物便是玺印，为了显示其身份和审美的趣尚，大多在形式上力求不同众人，在制作上则精巧绝伦。印面的形态，就有矩形、方形、圆形、菱形、六角形、扇形、心形、蝶形等等多种；印体则有三角连珠、四方连珠、矩形两面玺、方矩五面玺等等。这种贵族佩带的玺印，大多是金属质地或玉石等印材，尤其是各种玛瑙、水晶等玉石，本身就是质地精美的材料，再加上精美的刻制，自然显得精美巧致。王公贵族的玺印，因形设边，边饰尤有图案美。而平民百姓，虽然使用的是陶玺，但也朴素简易，自有天趣。
先秦古玺在形式上的第二主要特征是章法奇险多趣，灵动多变。这一方面与当时无印章制度可循有关，章法、技法都是无自觉的；另一方面，也与文字发展的不成熟有关。因为字体尚未最终定型，备诸侯国使用的字体也都有很大区别，因而体现在印面上，形式百花争艳。
先秦古玺的文字，都属大篆系统(如古籀、诅楚文、钟鼎文、石鼓文等)，布置在印面上，或错位求变，或疏密对比强烈以求险，总之，散朗奇诡，灵活多变。且由于印章形制的多种多样造成了文字排列的千变万化，再加上刻制方式上有精粗、款识阴阳调配上有雅拙，先泰古玺风格多种多样。清秀、古朴、精致、典雅、雄逸，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还有一点应注意，先秦古玺，作为佩饰用的玺印、乃至宫印都比较小，但宫印大干私印，烙马印必须醒目，故印面较大(6～7平方厘米)。
2秦汉印的印式
沙孟海先生认为，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是泰印的基本特征，这确实是一个抓住秦印形式特征的论断。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秦印的字体是“摹印体”，实际上是秦小篆的一种变体，不同于先秦古玺印的大篆。皆用阴文，采用4字或2字。
其次，印形均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一律用“田”“日”均分其中的文字。
第三，大小统一为23～25厘米见方。
秦印反对美饰，故秦印的风格是文质兼备。印文线条与边栏界格同等粗细，匀称质朴；结构上疏密得当，平和安详。
汉初，官印、私印基本上沿袭秦制。西汉中叶以后，印章的风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丰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汉武帝在太初元年正式按“上德”进行政制，官印的字数规定用5。“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壬莽称帝后，两千石以上称“章”，两千石以下称印。印字上下结构匀等分配，彤若6字。
(2)汉宫印基本上不用边栏界格。
(3)土莽改制后，将“摹印”更名为“缪篆”。这是汉印独特的书风。“缪篆”的特征是笔画多隶意，端重丰腴。也就是说，汉印的字体，不是小篆的圆润匀称，而是变缠绕为平正方直。
因此，汉印的基本风格是平实、拙厚。当然也有瘦劲、清雅的，但主要的是平中见奇，端厚博大。
3魏晋南北朝的印章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的官印与汉印已有很多不同。第一，由于统治者滥赐印章，导致宫印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将军印，在魏晋时泛滥成灾。滥授官印，使宫印的凿刻更加草率。魏晋官印绝大多数出于自凿，与汉印的翻铸或铸凿兼用不同。第二，印文书写也十分草率，随意增损笔画的现象随处可见，更严重者，错字入印者也时有发生。第三，印体呈加大的趋势。秦汉以来的官印。一般为23～25厘米见方，到北魏，“安昌县开国男章”已为34厘米见方。第四，已有朱文的宫印出现。
魏晋南北朝官印的印风，由印凿刻的草率，带来了印风的多样。有瘦削猛利的，也有恣肆欹侧的。南朝官印以细线条为主，章法疏朗；北朝官印则多粗线条，有粗头乱服的率意。
南北朝时期的私印十分流行。这以当时的印陶为代表。印陶指压在陶器上的印章，先秦时已有不少，魏晋南北朝更为盛行，牛济普在《印陶艺术纵横谈》中评价东魏北齐印陶时说：“这个时期的印陶有一明显的特点，就是文字的书体呈现以隶书为主，略带篆意，间有楷书及行草书的体势，我们通常称之为魏碑书。”
《关雎》主旨流变 篇6
汉人的解读确定了《关雎》诠释的范围与方向, 同时也给《关雎》主旨笼盖上了永远挥之不去的经学迷雾。在《孔子诗论》中, “《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话, 把《关雎》主旨与儒家“礼”的思想紧密相连, 《关雎》就被戴上了高耸的礼乐之帽。《毛诗大序》则开篇明义:“《关雎》, 后妃之德也, 《风》之始也,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 用之邦国焉。”指明“风”的建始之义, 也评价《关雎》紧扣《风》的主旨, 还着重指出此篇主旨是赞美后妃的功德。《毛诗小序》解释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 忧在进贤, 不淫其色。哀窈窕, 思贤才, 而无伤善之心焉, 是《关雎》之义也。”给诗歌蒙上了政治、礼教的面纱, 明显地体现出汉代以政治教化附会诗义的特色。
由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 对《关雎》之义的解释依旧徘徊在“后妃之德”的范围之内, 就连深得《诗经》之义的朱熹也指出:“《关雎》, 后妃之德也, 孔子之叙书也, 举其所为作书之故, 其赞易也, 发其可以推易之端, 未尝详言之也。”朱熹对《诗经》的解读已经突破了经学思想, 但对《关雎》之义的解释依旧在儒家礼教思想之内。
近现代学者阐释《关雎》之义, 也无不受前人的影响, 大多株守前说, 虽然有了新见, 但也是局限在阶级学说之内。高亨的《诗经今注》中对《关雎》的主旨用一句话概括道:“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 最后和她结婚了。”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在总结历代学人对《关雎》的分析之后, 写道:“此诗或出自风谣, 而未必为歌咏一般男女恋爱之诗也。当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权舆。”由此可见, 从解读《诗经》开始, 历代学者就把《关雎》之义列入对后妃之德的赞美、后妃祭祀的细节的再现、生活阶层较高之人的爱恋之情等等范围之内。他们的弊端是把诗列入至高的礼的范围之内, 完全忽视了诗的情感性。
《关雎》脱身经学束缚, 回归文学本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曾经在《且介亭杂文》中评价道:“……然而《诗经》是经, 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是有文采的。”胡适则在《谈谈诗经》一文中更直接地指出:“《诗经》不是一部圣经, 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总集。”闻一多把《诗经》视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开端, 他说:“在他 (《诗经》) 开宗的第一声歌里, 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诗经》在这一时期学者的眼中, 就是中国文学的开端, 《关雎》由此也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
“名媛”的词义及其流变 篇7
1.1.“名媛”读音考释
“名媛”之“媛”在《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和《辞海》等大型字书、汉语辞书中都有两个读音, 即[yuan]的阳平和去声。现代社会中, 人们在说“名媛”一词时, 基本上说的是阳平, 这也是口语中的读法。实际上, “媛”在“名”后组成“名媛”一词时, 读音应为去声, 所谓雅读。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媛, 美女也。人所援也。从女从爰。爰, 引也。”《汉语大字典》中, “媛”有两个读音, 两个释义:1.[yuan]去声, 美女。《说文·女部》:“媛, 美女也。”《诗·鄘风·君子偕老》:“邦之媛也。”毛傳:“美女为媛。”2.[yuan]阳平, 此处有两个释义。 (1) 婵媛, 牵引貌。《集韵·元韵》:“媛, 婵媛, 牵引皃。”《楚辞·九歌·湘君》:“女婵媛兮为余太息。”王逸注:“婵媛, 猶牵引也。” (2) 美。《广雅·释诂一》:“媛, 美也。”
可见, “媛”读作阳平时, 虽然有“美”的意思, 但是“美”是形容词, 与“名”搭配之后依然是形容词, 而“名媛”是一个名词, 整个词的结构是一个形容词修饰中心语名词的偏正结构, 所以, “媛”读去声且义为“美女”。
1.2.“名媛”词义考释
说完了“名媛”的读音, 我们说说“名媛”的词义。
“名媛”一词, 《辞海》、《词林》、《现代汉语词典》、《中国语文大辞典》、《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均未收录, 包括《康熙字典》中只有单个字“媛”的释义。现在人们常说的“名媛”指的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有钱且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女性, 而这个意义不能在一些权威的辞书上找到相应的证据, 似乎更像是人们约定俗成的。那么这个释义是否就是“名媛”一词最初的意义呢?
“媛”字最初出现于诗经, 《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说:“展如之人兮, 邦之媛也!”意思是说“像她这样的人, 是倾国倾城的美女”。可见, “媛”是美女之义。
“名媛”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小说《两晋秘史》第121回《汉王以沈婢为后》中:
臣闻王者之立后也, 将以上配乾坤之性, 象二仪敷育之义。主承宗庙, 母临天下, 后土执馈, 皇后必择世德名媛, 幽娴淑善, 副四海之望, 称神祇之心。
上述这段话的后部分在《晋书·卷一百二·载记第二》中的原文是“必择世德名宗, 幽闲淑令, 副四海之望, 称神祇之心”。这里的“名宗”指的是“有名望的宗族”, 意义是“名”与“宗”两字意义的累加。《两晋秘史》换成了“名媛”。“名宗”与“名媛”结构相同, 释义方法理应是“名”的意义加上“媛”的意义。如此, “名媛”自然解释为“有名 (望) 的美女”。
清代“名媛”也有几例:
(1) 豪杰奋与, 皆属国家之助;名媛静好, 尤为父母之光。 (小说《施公案》)
(2) 婵娟争觑我, 我也觑婵娟, 把帝里名媛赶一日批评徧。 (李渔《风筝误·艰配》)
(3) 谭有淑妃, 衞姜之姨, 仍世不堕, 名媛绍之。 (曾国藩《刘母谭孺人墓志铭》)
例 (1) 中, “名媛”与“豪杰”对举 (之前与之对举的例项还有“英雄”和“巾帼”) , 这两个词都是偏正结构的名词, “名媛”显然是“有名的美女”之义。例 (2) 出自李渔的剧本《风筝误》, 说的是中了状元郎的男主角成了抢婚的对象, 所以才会“我”与“婵娟”互“觑”, 把京城里“名媛”都批评一个遍。既然知道这些“名媛”, 那么这些被嫉妒、被“批评一个徧”的女子们必然是“有名的美女”。例 (3) 中, 淑妃美名经世不衰, 因为她是名门闺秀, “有名的美女”。
2.“名媛”之词义流变
“名媛”的最初含义是“有名的美女”, 现在为大众所熟知的意思是“有身份、有地位、有钱且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女性”。虽然所指范围没有改变, 但是意思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字面意思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 首先, 现在的“名媛”不一定有名;其次, 现在所说的“名媛”不一定指的就是美女。那么, “名媛”一词的词义是如何发生演变的呢?它的演变背后是否与它发生演变的那一时间段的文化现象息息相关?下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作分析。
晚清时期, 一位女诗人沈善宝编了一本反映清代才女生平事迹及其文学创作情形的作品———《名媛诗话》。既然叫做“名媛诗话”, 那么这部作品中所收录的作品的作者自然都是“名媛”。然而在这部作品中, 沈善宝摆出了对于“名媛”的一个新定义。她所提倡的“名媛”, 没有相貌、家世和背景的局限, 首推有才有品。这可以算是“名媛”词义的第一次演变。沈善宝出生于官宦世家, 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后家道中落, “以润笔所入奉母课弟”, 进京后与诸名媛交游唱和, 成了闺中世界的“奇伟之才”。她感于南宋以来各家诗话并不完备且闺秀之作的流传相比于文士来说不容易得多, 于是编纂了这本《名媛诗话》。为什么说《名媛诗话》导致了“名媛”词义的演变呢?因为无论是出身于名门望族, 还是蓬荜草野, 只要是有才有德的女性的作品, 沈善宝就将其收录在该诗话中。《名媛诗话》的编纂目的就是传扬女性才艺, 同时, 《名媛诗话》也记载了女性的贞洁事例, 又对澄清李清照、张玉娘被污之名的作品做了详细的载录, 可见《名媛诗话》在传扬女性才艺的同时也颂扬了女性的美德。沈善宝对于“名媛”的新定义刷新了历来人们对“名媛”一词的认识, 将“名媛”定义为“有才有德的女子”。这时候, 并不是只有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女性才有资格称之为“名媛”, 也不是妇孺皆知的那种美女才有资格被称为“名媛”。由于《名媛诗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名媛”一词“有才有德的女子”一义被人们普遍接受且广泛传开。
关于“名媛”一词还有一个说法称其为外来词。美国社会学家T.Veblen研究指出, “名媛”的产生背景, 源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由于工业革命带动生产力大发展, 很多投资金融事业的人 (这里指没有什么社会身份地位的人) , 都一夜暴富。他们是一群不具备贵族血统的新富阶级, 这些“暴发户”的妻子女儿为了向世人炫耀财富, 经常身着华丽服装出入社交场合, 跻身上流社会, 结交名士名流。因为她们并不具有伯爵夫人、公主等贵族称谓, 所以被统称为“名媛”。这里的名媛可以说是外来词, 来自于1928年《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布里顿·哈顿创造的一个英文单词socialite, 翻译过来就是“名媛”, 原意指的是在一个强调努力工作的清教徒社会里那些富有的有闲阶级。这些名媛家境富有, 无需工作, 经常衣着华丽穿梭于各种奢华的酒会、舞会等社交场合, 结识其他富豪或名流。她们的富有和奢侈通常都会成为人们的谈资。如矛盾的《子夜》中:“那里有美酒, 有音乐, 有旧俄罗斯的公主郡主贵嫔名媛奔走趋承。”还有当代翻译作品《茶花女》中:“一天, 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和那些风月场中的名媛过从甚密。”笔者认为, 这里所说的“名媛”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外来词, 因为“名媛”一词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 并且都是指称女性。就算是翻译过来的, 也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材料和语言规则翻译的, 如果说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 新富阶级的产生, 我们在称呼这些没有身份地位的新富阶级家族的女性时, 将“名媛”一词的词义又做了改变, 似乎更合理一些。因为, 我们不能说国外有“table”, 我们有“桌子”, 就说我们的“桌子”是外来词。
“名媛”一词大行其道是在“民国”时期, 这个时期它成为对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的雅称, 在相貌上已经不做要求。这些名媛并不像名门闺秀那样深居简出, 而是多出入于社交场合。她们多半指的是旧上海的那些女性, 这在当时的文学、影视等作品里屡见不鲜。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张兆和四姐妹都是远近闻名的名媛。由于民国时期, 平等民主观念盛行, 世家女子有机会和男子接受平等的教育, 甚至出国留学深造。这些女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接受了崭新先进的观念, 她们不仅有学识, 有才情, 而且气质不凡, 成为大家都想结交的对象。所以, 名媛们并不会安心结婚在家相夫教子埋没自己的学识, 而是出入各种社交场合, 因此名媛们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知名度。人们通常将名媛混同交际花,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名媛与交际花可能同样活跃于社交圈内, 但通常交际花无正宗族谱家史, 而且婚姻状况暧昧, 交往对象复杂, 上自政要下至白相人都广为交往, 可名媛们不同, 因为她们对自己要求很高。名媛也不一定等同富家女, 名媛不一定有钱, 没有几代世家之风的熏陶, 是决不会被称为名媛的。即使后来家道败落, 流落凡尘俗世, 人们依然会称她们为名媛, 并且她们自己也会始终以名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如张爱玲, 她可以说是名媛的典范, 出生于世家, 才情、气质兼备。虽然后来家世没落, 流落异国他乡, 但她一直保持喝下午茶的习惯, 而且临终前用精美的地毯代替被褥。
20世纪末, 我们对“名媛”又有了新的认识, 即不仅出身名门、有才有貌、经常出入时尚社交场合, 还对社会有所贡献, 并热衷慈善。根据作家程乃珊的著作《上海Lady》里的描述, “名媛”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名媛是要讲究出身的, 这样才无愧于一个“名”字。可以家道中落, 但一定要是世家, 同时也要受到全面的西方文化的熏陶。2.才貌双全。其实这里的“貌”是次要, “才”才是最主要的。因为以前的名媛们几乎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 家庭教师既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 又有举止优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夫人。她们讲英文, 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 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 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伽, 可谓是女性中的典范。3.对社会、对女界有贡献。这一点是重中之重, 也是“名媛”词义发生转变的一个显著标志。比如陆小曼, 出身、品貌都很好, 并敢于离婚追求爱情, 而追求爱情是“中国名媛投向时代的开幕式”, 可见其对于女界的贡献是巨大的。还有一位叫李霞卿的名媛, 她出身名门, 十六岁成为电影明星, 随后息影去瑞士拿到飞行执照后又去美国的王牌航空学校进修。淞沪之战爆发后, 这位名媛毅然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
当代社会, 似乎名媛已经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经常出入社交场合的富家女性的代名词, 对于这些女性的相貌、是否是世家、人品才情如何, 并不关注。这样的意义没有多少语料可证, 以下是两个网络语料: (1) 李玟出任香奈儿的香港地区形象代表, 却让不少名媛不服气。 (2) 还可以看到贝利夫人为古堡悉心打点的一切, 窥探富家名媛的居家生活。此两例中“名媛”词义与上述描述相符。
参考文献
[1]虞蓉, 沈善宝.名媛诗话[J].苏州大学学报, 2009 (2) .
[2]挨莉诺.名媛之前世今生[J].新民周刊, 2013 (13) .
[3]刘蔓.沈善宝.《名媛诗话》研究[D].浙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09.
[4]许慎.说文解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1:42.
[5][清]沈善宝.名媛诗话[M]∥续修四库全书:第17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薄层软弱岩体流变研究 篇8
隧道的开挖贯通是多种因素耦合作用下复杂、动态和连续的地质环境演化过程, 开挖使得原本处于一定平衡应力状态下周围岩体发生卸荷回弹和应力重分布, 尤其在泥岩、页岩等软弱岩体中, 由于岩石强度较低, 以及结构面的切割和初始地应力的作用, 岩体向开挖临空面发生变形, 是一个应力二次调整的动态过程[1,2,3,4]。
软岩隧道的稳定性主要受围岩强度和初始应力的控制, 表现为隧道围岩的变形, 但岩体的变形只是围岩变形的宏观表现, 它刻画的是围岩的运动方式的改变, 未能反映围岩内部结构的变化, 其次, 隧道围岩的变形反映出围岩—支护系统表层的运动状态, 而未能反映深部围岩的运动方式[1], 因此, 在围岩流变机理的基础上研究整体围岩的变化趋势和变形状态。
由于软弱岩体流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且由于围岩自身的不可预知性和复杂多变性, 目前对于软岩的流变机理和理论模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1,3,4]。基于此, 通过研究岩体的流变机理, 对结构体进行安全性分析, 为以后软岩隧道的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依据。
1 工程概况
隧道所处工程区地形复杂, 沟壑纵横, 高差悬殊大, 地形切割剧烈, 东部为广灵盆地, 西部为浑源盆地, 中部为恒山山脉及六棱山, 该区域由于受新构造运动和长期侵蚀、剥蚀、堆积等外动力地质作用, 地表沟壑纵横, 新生界地层堆积较厚。
隧道穿越广灵断陷盆地中的构造剥蚀基岩低中山区, 全长约2 200 m, 埋深最大约为290 m。隧道围岩由寒武系灰岩、奥陶系下统灰岩、第三系上新卵砾石土、第四系中更新统离石组黄土、上更新统马兰组黄土组成。其中寒武系灰岩强度较低, 岩层近水平发育, 产状为NE70°∠7°, 层面间距较小, 平均约10 cm~20 cm, 局部最小为1 cm, 充填褐黄色泥质, 岩体同时发育纵向泥质充填结构面, 延伸较长, 该组结构面主要对岩体起切割作用。
隧道工程整体位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15g范围内, 附近区域有记录的破坏性6级以上地震5次, 5级以上地震8次, 且地震带震源浅、强度大, 对隧道工程有一定的影响。
2 裂隙发育情况
通过对隧道中二次衬砌裂隙进行统计与分析 (见图1) , 结果发现裂隙发育类型主要有环向型、纵向型和预留洞室型。环向型裂隙的形成原因多为受力不均, 由于衬砌施工时浇筑不均, 当出现脱空或不密实现象时, 由于密实处先于脱空处承受荷载, 造成衬砌受力不均, 使得密实处变形较大, 形成不均匀沉降。
纵向型裂隙主要分布在两侧边墙起拱线和拱顶, 呈近直线延伸, 多延伸较长, 但张开较小。由于围岩的变形较大, 支护强度不足, 在拱顶和起拱线处承担较大的拉力, 形成拉裂缝。预留洞室型主要由于在预留处应力集中, 从应力集中点 (见图1预留洞室拐角处) 发生拉裂, 形成剪裂缝, 向两侧延伸, 呈“X”共轭剪切裂隙。
3 流变机理
隧道开挖之前, 岩体处于初始应力状态。隧道开挖后, 岩体的初始应力状态遭到破坏, 岩体应力在隧道外一定范围内产生了重新分布。隧道支护后, 隧道围岩应力状态再次发生调整, 从而在围岩内形成三次应力状态。在隧道开挖后的二次、三次应力调整过程中, 由于围岩未能得到及时有效支护, 岩体便产生临空的塑性变形。在洞周出现应力集中, 使隧洞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围岩处于破坏状态, 在剪应力作用下出现向洞内挤入的剪切滑移、底鼓及洞径缩小。
地下工程围岩的变形破坏通常是累进性发展的。由于围岩内应力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岩体结构、强度的不均一性及各向异性, 在应力集中程度高, 而结构强度又相对较低的部位往往是累进性破坏的突破口, 在大范围围岩尚保持整体稳定性的情况下, 这些应力强度关系中的最薄弱部位就可能发生局部破坏, 并使应力向其他部位转移, 引起另外一些次薄弱部位的破坏, 如此逐渐发展, 连锁反应, 终导致大范围围岩的失稳破坏。
该隧道中, 由于开挖作用打破了初始应力平衡, 岩体在近临空面处形成塑性松动圈, 岩体发生掉块、坍塌等现象, 通过对隧道进行有限元模拟, 从结果中可以看出, 隧道开挖后, 在拱顶及两侧拱腰处产生塑性松动区, 在支护施工完成后, 由于支护强度不足以完全抵消由于围岩挤压引起的变形, 致使二次衬砌的预留洞室等应力集中点发生拉裂现象。预留洞室型裂隙见图2。
4 变形分析
在隧道工程中, 软岩流变的根本表现是围岩变形。如果变形过大直接影响隧道结构体的安全。依据弹塑性力学理论, 隧道开挖后二次应力状态下直径为r处的位移为:
式中:μ———泊松比;
E———弹性模量;
σv———上覆岩体自重;
r0———隧道开挖半径;
c———内摩擦力;
φ———内摩擦角;
ξ———围岩塑性系数, ξ= (1+sinφ) (1-sinφ) 。
施工二次衬砌后的三次应力状态下位移为:
表1表明在无支护条件下, 隧道径向变形在洞周为2.64 cm, 随着距离的不断增加, 变形逐渐减小, 在深度为25 m时, 变形仅为洞周的19.7%;在有支护条件下, 洞周径向变形为1.48 cm, 同比无支护时减小44.0%, 而深度为25 m的变形为0.29 cm, 同比减小44.2%, 仅为洞周变形的19.6%。通过隧道开挖后二次应力及三次应力下的变形计算, 对信息化隧道施工起到了指导作用。
5 结语
隧道内各部分由于承受荷载不同, 主要发育环向型、纵向型和预留洞室型三种类型裂隙。同时通过有限元分析, 发现在拱腰处产生较大塑性松动区, 使得拱腰处预留洞室等应力集中点出现拉裂现象。同时对二次应力、三次应力下不同深度的径向变形进行了对比分析, 变形主要发生在洞周2倍半径范围内, 从洞周向外逐渐减小。
摘要：结合某隧道内裂隙的发育特征, 并根据软岩的流变机理, 通过有限元分析软件, 研究了隧道围岩的整体应力及变形的趋势, 为以后软岩隧道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隧道,软弱岩体,裂隙,流变机理
参考文献
[1]杨重存, 刘高, 赵志福, 等.复杂地质条件下公路隧道信息化施工技术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5.
[2]刘高.高地应力区结构性流变围岩稳定性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 2001.
[3]张向东, 李永靖, 张树光, 等.软岩蠕变理论及其工程应用[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4, 23 (10) :1635-1639.
宽松货币政策的流变 篇9
大萧条席卷了全球资本主义世界, 打破了市场的完美性神话。凯恩斯主义随之被各国政要、经济学者所重视和接受, 随之纵横主流经济学界二十余年, 更成为现代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主要是针对经济萧条问题提出的, 包含两大政策工具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在近八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多次嬗变, 已经形成极其完备的体系, 并在现实经济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各种宽松性货币政策几乎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都被祭出, 然而关于这些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则一直广受争议。
传统宽松货币政策的兴起及衰落
传统的货币宽松政策是伴随大萧条而生的, 而随着大萧条的结束, 人们认识到了传统货币政策的重要性, 自此之后一直在历次经济波动中广泛使用。
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箱, 最开始主要有三个主要工具就是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 后来逐步发展了公开市场业务。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增加基础高能货币来增加市场流动性, 为陷入流动性紧张的企业输入氧气。随着货币供给增加, 利率将逐渐降低。但短期利率不可能无限降低, 当短期利率降低到一定程度以后, 人们的预期会发生变化, 将不再认为利率会继续下降, 从而将持有现金等待新的债券投资机会, 这样利率将不再下降, 通过降低增加货币供给增加有效需求的政策也将失效, 这被称为流动偏好陷阱。虽然凯恩斯早在自己的理论中分析了流动偏好陷阱, 但现实中的流动偏好陷阱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出现, 直到20世纪90年代。
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遭遇了流动偏好陷阱。1985年, OECD7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日本广场饭店签订了“广场协定”, 主要内容是美元将在未来两年针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贬值30%, 也就是间接迫使日元对美元升值30%。随后日元在短期内迅速升值, 导致日本的出口急剧萎缩, 从而导致了“日元升值萧条”。1986年, 日本央行先后4次降低利率, 导致流动性泛滥, 但过量的流动性推动日本经济泡沫化。在1991年至1992年泡沫终于破裂, 从而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十年的通缩期。为刺激经济走出通缩, 日本央行尝试了各种传统货币政策, 但均以无效告终。直到2001年, 日本实施了量化宽松政策, 至此一些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诞生并走上经济调节的历史舞台。
量化宽松政策的崛起及发展
Bernanke (2004) 将利率以外的货币政策分为三类:一是通过沟通能够让公众形成未来利率路径预期的政策;二是增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措施, 又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三是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措施, 包括中央银行购买政府长期债券等。
Bernanke (2009) 认为, 量化宽松政策, 即QE指的是增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措施;Borio和Disyatat (2009) 认为, QE应该具备三个特点:明确的银行准备金目标、中央银行关于将高准备金保持到未来的有条件承诺、通过增加购买政府债券来实现银行准备金的目标。
经济学家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研究始于大萧条争论, 弗里德曼、伯南克、罗默等著名经济学家都参与了量化宽松政策的研究。
2001年3月, 在长期的传统货币政策无力改变日本长期的经济紧缩之后, 日本央行被迫转向量化宽松政策, 这一政策从2001年一直持续到2006年, 被称为“第一代量化宽松政策”。
2008年, 发端于美国的新金融危机引发了新一轮经济危机, 大量的大公司倒闭, 失业率随之攀升, 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直到现在仍未能完全恢复。随后美联储采取以大量购买债券为主要内容的量化宽松政策。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 欧洲经济也陷入持续衰退, 为应对经济通缩和刺激经济发展, 欧洲央行在2015年也推出了以大规模购买债券资产为内容的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 安倍晋三上台后推出了安倍经济学, 其核心之一便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 可以称为“第二代量化宽松政策”。
那么, 第二代量化宽松政策有何特点呢?让我们来看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和欧盟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
2012年9月13日, 美联储宣布开始以每月400亿美元规模购入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此举标志着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3) 正式实施。随后在2012年底随着扭转操作的结束, 美联储又将QE3规模扩大到850亿美元, 也就是400亿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450亿的长期债券。下面我们回顾美国货币政策历史上的几次宽松足迹。
1. 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1)
美联储在2008年11月25日宣布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不仅购买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 还将购买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009年3月18日, 美联储宣布, 为了向抵押贷款信贷和房地产市场提供更多的支持, 决定最高再购买75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1000亿美元的机构债来扩张联储的资产负债表。2009年11月4日, 美联储再次决定购买总计1.25万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价值约1750亿美元的机构债。到2010年6月底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时, 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 美国的基础货币从9364.85亿美元上升到20151.99亿美元, 增长了151.19%, 增量为10787.74亿美元。
2. 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2)
虽然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投放了海量的流动性, 但美国的投资和消费并没有相应地扩张, 经济仍然十分疲软。为了刺激经济复苏, 提高经济增速, 在经历了两个月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真空期后, 2010年8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每月投入约750亿美元购买国债, 以宽松的流动性来刺激不景气的经济。该政策于2010年11月启动到2011年6月底结束, 持续时间为8个月, 总计规模达6000亿美元。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期间, 美国的基础货币也出现了快速扩张。美联储的数据显示, 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前的2010年10月, 美国的基础货币为19985.44亿美元, 到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的2011年6月, 美国的基础货币达到26715.63亿美元, 增量为6730.19亿美元。
3. 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QE3)
QE3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联储承诺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简称MBS) , 直至就业市场及经济形势出现实质性改善;二是美联储将继续实施“扭转操作”, 使用到期的短期债券收入来购买长期债券;三是美联储将继续维持目前0-0.25%的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至2015年中期, 这将使两年期债券收益率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与此前两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区别是:QE3的规模没有被限定、QE3的结束时间没有被标明。
(二) 欧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
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并非一种, 不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利率政策向经济体传导过程中遇到的不同阻力因素。比较而言, 欧洲央行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可以直接解决银行融资问题。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 欧洲央行宣布加强信贷支持, 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加银行的信贷流动性, 这比仅采用降息政策更有效。
1. 欧央行的FRFA流动性计划
在2008年9月中旬, 银行间交易几近陷于停滞, 欧洲央行引入“固定利率全额分配”的招标程序, 期限为半年期, 这样使银行可以以政策利率水平获得期限长达半年的实质上无限额的流动性;进一步扩大合格抵押品资产的范围 (已经很广泛) ;增加参与欧央行再融资操作的合格交易方的数量。在通常的再融资操作中, 主要采取浮动利率投标方式, 并事先明确信贷投放量, 管理委员会事先明确投标人可以投标的额度。
2. 欧洲央行的担保债券购买计划
2009年6月, 欧洲中央银行推出总额为4420亿欧元的1年期再融资贷款计划, 7月启动600亿欧元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担保债券不同于其他资产支持证券,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担保债券是指由一定保证人作担保而发行的债券。当债券发行者没有足够的资金偿还时, 债权人可要求保证人偿还。当债券违约时, 担保债券持有人对于债券的发行人有追索权。 (2) 银行必须持有抵押物在其资产负债表中, 这减少了其证券化低质量贷款的激励。发行长期担保债券有助于银行减轻由于长期贷款作为资产和需要付利息的存款作为负债造成的久期错配, 这有助于担保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成为欧洲银行融资的重要来源, 从2003年的1.5万亿发展到2008年底的2.4万亿。
3. 欧央行宣布证券市场计划
在2010年5月, 升级的主权债务危机扰乱了欧洲金融市场。2010年5月, 欧洲央行启动了SMP, 通过在二级市场购买出现危机的国家的国债, 为其提供流动性, 以此确保二级市场上出现危机国家的国债收益率的稳定, 进而稳定市场信心。截至2012年12月7日, 欧央行通过SMP持有2085亿欧元主要债务国的政府债券。欧洲央行为实现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每周都会发行固定期限存款工具来对冲SMP所提供的流动性。SMP没有扩张基础货币, 不是常规定义下的QE。
参考文献
[1]汪源.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11.
新疆反恐“战略”流变 篇10
复杂来自多方面。从局部看，暴力恐怖活动频率更快、范围波及全疆。从巴楚县的4·23事件，到鄯善县鲁克沁6·26事件，和田县6·28聚集事件，再到年底12月30日的莎车县袭击公安局事件，新疆需要重拳反恐。
另一个明显特征是，暴力袭击延伸到疆外，甚至影响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0·28”天安门暴力恐怖事件，说明来自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外溢。
从外部来看，国际化反恐合作也并非坦途。美国从不惮公开自己在对待中国恐怖袭击上的双重标准。就在释放3名关塔那摩维吾尔族囚犯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尔夫在回答关于莎车县恐怖袭击问题时，先是“希望中国公安部门保持克制”，又称，对于早前发生的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仍然在评估，没有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新疆问题不仅是暴力恐怖势力的问题，而是国际各种势力如何看待中国强大，如何应对中国的一个反映。”邢广程说。
这或将中国的反恐战略引向更深的层面。
局部斗争，露头就打
1990年4月发生在新疆阿克陶县的“巴仁乡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也是新疆解放之后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
是年3月，巴仁乡土尔村清真寺院内架起了高音喇叭，宣传“圣战”。4月4日下午，切克村清真寺聚集了200多人，开始围攻乡政府。
因为怕伤及信教的民族群众，所有赶到现场的武警都执行着不开枪的命令，尽管已经有多名武警战士被打死，5名武警战士被抓做人质。
1991年奉调入疆，并于几年后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乐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很成熟的一套经验。”
“巴仁乡暴乱”由此成为一个信号，此后，1990年代的新疆几乎年年都有恐袭事件发生。
据《新疆反恐十年成果展览》资料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恐怖分子在新疆实施暴力恐怖案件250多起，造成600多人伤亡。
“上世纪90年代新疆面临的很多恐怖袭击，主要是一股分裂主义思想起着主导作用。他们意图要把新疆分裂出去。”反恐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严峻的形势下，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新疆稳定问题，并且连续为稳定工作下文。
王乐泉2008年在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专访时曾回忆说，1996年的中央7号文件“重要作用在于明确了一些难以界定的问题”，“对很多模糊的认识，通过这个文件做了很多规定，比方说宗教，什么是正常宗教，什么是非法宗教，什么是反动的宗教集团势力，过去都不清楚的。”
有了这份纲领性文件后，自治区党委的决策变得更为明确和主动，提出了“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
这成为90年代新疆反恐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一下子被压缩，全疆各地只要恐怖阴谋稍有露头就会遭到沉重打击。
谋求地区合作
在学者看来，2001年美国“9·11”事件前，在整个中亚地区，包括俄罗斯、新疆，暴力事件都处于活跃期，尤其以俄罗斯表现得最为明显。
“俄罗斯在全境都爆发了暴力恐怖事情，因此普京在任代总统时期就搞了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京就是以反恐上台的。”长期专注于中亚和俄罗斯研究的邢广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亚地区，情况也非常严峻，尤其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甚至出现了劫持联合国雇员事件。
“阿富汗当时是塔利班掌权，是恐怖主义持续往外溢的根源。巴基斯坦也深受其害，在这个情况下，成立上合组织，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恐。”邢广程表示。
中国的新疆则面临着境内外“东突”组织的威胁。2003年12月15日，公安部宣布正式认定“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等4个组织为恐怖组织，同时认定艾山·买合苏木等11名人员为恐怖分子。这是中国公安部公布的第一批“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名单。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一份名为《“东突”恐怖势力罪责难逃》的文件显示，中国境内外的“东突”分裂组织有50多个，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
“国际恐怖主义力量和思想都把阿富汗、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源地，在这种情况下，东突也把这一地区作为源地。”邢广程认为，这些恐怖势力不仅针对中国，更针对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大的格局，对中亚、新疆都有影响。这几年新疆老不平静，和这种国际大气候有很大关系。”
随着地区恐怖形势的加剧和宗教极端思想的日益渗透，中亚相关各国的共识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的通过。
从某种意义上看，整个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独立抗击恐怖主义的十年。而地区形势的变化倒逼反恐战略的转型，以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为标志，中国开始越来越重视寻求反恐的国际化合作。
“9·11事件之前，美国对成立上合组织不理解，认为是针对美国，把它看成是东方的北约。但9·11事件恰恰证明了，这些国家因为生活于此，对恐怖主义非常敏感，因此成立上合组织很有必要性。”邢广程指出。
反恐专家李伟也高度评价了界定恐怖组织对国际合作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明确了这些恐怖组织，才能进行实质性合作”。
国际合作纵深化
在李伟看来，近十余年来，新疆恐怖主义活动背后的主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新疆发生的很多恐怖袭击，都是一种分裂主义思想起着主导作用。但近十来年，境外极端思想的渗透，对新疆恐怖威胁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国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中国政府在反恐国际合作方面也开始纵深化。
2013年10月31日，“10·28”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三天后，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现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向该机构通报了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并表示要进一步寻求加强国际反恐的合作。
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时也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安全合作。
虽然中国高层频频透露加强反恐合作的信号，“上合组织”也已进入第14个年头，但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反恐合作并非坦途。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战争的展开，原本处于上升期的中亚、新疆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曾一度出现下降趋势，但从2009年开始，阿富汗战争打成了“疲态”，恐怖主义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掉，整个地区的恐怖活动又开始回潮。
邢广程指出，“9·11之后的恐怖活动有所回落，现在又有反弹，至于反弹到什么时候是个高点，还需要时间观察，国际反恐形势不容乐观。”
对于上合组织来说，虽然自2006年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几乎每年都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但在专家看来，在国际反恐合作上，反恐军演更多是为增强双方互信，还不是实质上的反恐，“反恐合作最具有实际效果的就两个方面，一个是情报的交流和共享；二是司法的反恐互助，比如对恐怖分子的引渡、抓捕。”李伟表示。
更具合作意义的是另一条隐密的战线，2004 年10 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共同作为创始成员国在莫斯科成立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EAG），这是除了上合组织的相关安全合作机制外的另一个国际性合作机制。
但这一机制也有难度。“反恐只是国际反洗钱的其中一个方面，反洗钱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打击腐败犯罪，上游犯罪活动很重要的举措。”李伟表示，9·11以后，各国金融机构的机制性合作，可以起着两方面作用，一是尽最大努力阻止恐怖组织获取资金，但这难度比较大，因为很难明确哪些资金是恐怖资金。另一个则是通过涉恐资金发现一些恐怖活动的踪迹，“金融领域的反恐难度也很大，但毕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长期战略需“刚柔并济”
新疆社科院学者吐尔文江近期表示，2014年中国的反恐形势同样严峻。
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执委会主任、原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对2014年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形势如何变化同样持谨慎态度，他对媒体表示，“现在没有人能把阿富汗明年的形势预测的非常准，上合组织在密切关注，希望能推动阿富汗和平、稳定的过渡。”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建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面对当前形势，应该冷静看待，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不应简单否定当前政策或者过度责备当地干部，“不要自乱阵脚，被恐怖主义牵着鼻子走。”
过去三年多，中央为加强新疆的长治久安，在政策层面做出一定调整，包括大规模援疆、加强民生等“柔性”措施。不过，受访的几位专家都表示，发展民生、缓和民族问题上的“柔”，并不代表在打击暴恐分子时的手软。恰恰相反，2013年在和田7·18、喀什7·30、莎车12·30等具体事件中迅速开枪击毙的处理，显示了加强现场专业控制能力地明显思路。
专家们普遍认为，果断击毙恐怖分子可以保持威慑，但反恐的最重要任务在于，打击暴恐分子的同时获得民心。从这个角度看，此前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具有深远意义。
“恐怖分子在进行洗脑的过程中，会把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作为教材，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会被他们利用。”李伟表示，要切断这些矛盾根源，解决这些问题，是综合治理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要方面。
“如何看待新疆问题？国家应该制定新疆问题的国家战略，具备非常高的立足点、宽阔的视野和长远的历史洞察力。”许建英表示，新疆历来是战略大通道、民族文化的交融点，其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艳”字内涵流变述略 篇11
一、音乐概念的“艳”
左思《吴都赋》中言:“登东歌, 操南音。胤阳阿, 咏韎任。荆艳楚舞, 吴愉越吟。翕习容裔, 靡靡愔愔。”李善注曰:“艳, 楚歌也。”梁元帝萧绎《纂要》亦云:“楚歌曰艳。”刘逵注:“艳, 楚歌也;愉, 吴歌也。”刘良注:“荆艳, 楚歌也;亦有舞。”可见, “艳”为楚地的歌舞, “靡靡愔愔”进一步指出这种歌舞柔媚的特性。顾颉刚《吴歌小史》中引战国时楚国的使者陈轸和秦王的谈话:“王独不闻吴人之游楚者乎?楚王甚爱之。病, 故使人问之, 曰:‘诚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诚思则将吴吟。’今轸将为王吴吟。”顾颉刚认为, 吴吟是徒歌, 是乐歌或只是哼哼调儿, 已无从知道。但是《楚辞·招魂》中有“吴歈蔡讴, 奏大吕些”, 证明当时已有合乐的吴歌, 而且有一个专名叫“吴歈”。既然《吴愉》为歌曲名称, 与之对称的“荆艳”也应为歌曲名称。顾氏的说法亦可佐证“艳”为楚歌。
《玉台新咏》序第一段言“亦有颍川、新市, 河间、观津, 本号娇娥, 曾名巧笑。楚王宫里, 无不推其细腰;魏国佳人, 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 非直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 无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 自小学歌;少长河阳, 由来能舞。琵琶新曲, 无待石崇;箜篌杂引, 非因曹植。传鼓瑟于杨家, 得吹箫于秦女”[1]2提到了舞, 表明徐陵在选诗的时候考虑到了舞的因素。楚地巫风盛行, 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其“信巫鬼, 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南邹之邑, 沉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 以乐诸神。”《尚书·伊训》云:“敢有恒舞于宫, 酣歌于室, 时谓巫风。”以歌舞娱神乃是楚地风俗。史载:“楚人慕翘袖折腰之舞”, 历史上更有楚灵王好细腰美女之事, 楚地舞女体态轻盈, 舞姿柔美, “亢袖起舞, 奋袖低昂, 顿足起舞, 连臂踏地”, 唐李白在《书情赠蔡舍人雄》中称赞“楚舞醉碧云”, 可见艳不仅包括歌曲, 还包含舞蹈。
汉乐府中有些歌题包含“艳”或“艳歌”, 《古今乐录》曰:“《艳歌行》非一, 有直云‘艳歌’, 即《艳歌行》是也。若《罗敷》、《何尝》、《双鸿》、《福钟》等行, 亦皆‘艳歌’。”王僧虔《技录》云:“《艳歌双鸿行》, 荀录所载, 《双鸿》一篇;《艳歌福钟行》, 荀录所载, 《福钟》一篇, 今皆不传。《艳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篇, 荀录所载。《罗敷》一篇, 相和中歌之, 今不歌。”相和歌一般指汉代流行的民间乐曲。《乐府·古题要解》记“乐府《相和歌》, 并汉世街陌讴谣之词”。《晋书·乐志》记:“《相和》, 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 执节者歌”。《乐记》记“丝声哀, 竹声滥”, 指出了相和歌不同于金石乐器演奏乐章的简单庄重, 而是体现为轻柔婉转。相和大曲是相和歌中较高级的形式, 是大型的舞曲。大曲音乐复杂, 起伏跌宕, 悦耳动听, 曲式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乱”, 同时还有着自己的曲式因素———解、艳、趋、乱。《乐府诗集》卷二六:“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 趋与乱在曲之后, 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2]377“艳”一般在大曲前, 没有词的可以看做前奏, 有词的可以看做是序曲。《乐府诗集》引《宋书·乐志》云, “大曲十五曲……三曰《罗敷》……九曰《何尝》”, “《罗敷》、《何尝》, 前有艳, 后有趋”。《罗敷行》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中称之为《陌上桑》, 《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 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沿用了《古今注》的题名, 仍称为《陌上桑》。《宋书·乐志》中题名《艳歌罗敷行》, 当是此歌在民间未入乐府时, 称作《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或《陌上桑》, 后进入乐府才在前冠以“艳歌”, 并固定称谓为《艳歌罗敷行》, 以表明是配“艳”的乐曲而演唱, 或其本身就为“艳”, 后面的趋或乱没有保存下来, 因为从全篇内容来看, 此部分应该是开篇部分。
二、文学品评意义上的“艳”
“艳”作为《大曲》中“华丽而婉转的抒情部分”, “与歌舞的形象和动作相关”, 以“歌音婉转抒情的部分配和着‘艳’丽的舞姿”[3]115。诗、乐、舞本是一体, 与曼妙的舞姿和轻柔的音乐相配合的往往是华美的文辞。故而, “艳”往往用以指代这些流丽与婉转的辞藻。东晋范宁在《榖梁传序》中就曾经评价《左传》“艳而富”, 用以说明文辞之优美。
汉无名氏所作《古艳歌》云:“昔载杨柳, 依依汉南。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茕茕白兔, 东走西顾。衣不如新, 人不如故。卑贱鄙陋, 不如贵人。妾日已远, 彼日已亲。何所告诉, 仰呼苍天。悲哉窦生。衣不厌新, 人不厌故。悲不可忍, 怨不自去。彼独何人, 而居是处。”抒发的乃是女子的悲苦。此类篇章以“艳歌”为题, 似是采用了“艳”轻柔哀婉的曲调来倾诉幽怨的心曲。
在“诗至于宋, 性情渐隐, 声色大开, 诗运转关”的时期, “艳”与“诗”结合在了一起, 渐成为文学史上的术语, 即“艳词”、“艳歌”或“艳曲”, 题目涉及“艳”的诗作内容上多趋于女性, 情调上依旧缠绵。《乐府诗集》卷三十九中所记萧纲的《艳歌行》和《艳歌篇十八韵》, 即是范例。
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言:“但往事名篇, 当今巧制, 分诸麟阁, 散在鸿都。不籍篇章, 无由披览。于是燃脂暝写, 弄墨晨书, 撰录艳歌, 凡为十卷。”[1]3对于其中“艳歌”之意,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代男女闺情之作。但书中大多数篇章虽关女子格调却并不轻靡, 反而流露着幽怨哀婉。如《艳歌行》:“翩翩堂前燕, 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 流荡在他县。故衣谁当补, 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 览取为吾绽。夫婿从门来, 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 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 远行不如归。”此篇虽涉及女子, 但主旨却并非如宫体诗一般描摹女性居所、服饰、体态等, 而侧重于情感表达, 与齐梁宫体诗品评角度上的“艳”差别较大。可见此时, “艳”的涵义可指风格轻柔, 亦可指内容香软。
清代张德瀛《词徵》“陈后主艳歌”条下记:“陈后主所制艳歌, 《玉树后庭花》、《春江花月夜》、《黄鹂留》、《金钗两臂垂》、《堂堂凡五曲》”。《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隋代苏夔《乐志》言:“隋炀帝不解音律, 大制艳曲, 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纳刑乐》、《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玉女行觞》、《神仙客》、《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等曲。”《词徵》“艳词所本”条亦记:“隋炀帝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 创《万岁乐》、《藏钩乐》、《长乐花》、《十二时》诸曲, 遂为后人艳词所本。”此时, “艳”已经超越了音乐上的概念, 而单纯地指代歌乐舞的香艳风格, 且这种含义渐成为其主导意义而为后人所广泛采用, 如白居易“花枝缺处青楼开, 艳歌一曲酒一杯”, 韩愈“抑逼教唱歌, 不解着艳词”等可为佐证。
正因为“艳”辞流美, “艳”歌轻柔, “艳”舞曼妙, 后人甚至以“荆艳”来代指漂亮的舞女。如南朝宋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江南进荆艳, 《河激》献赵讴”, 唐上官仪《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燕姝对明月, 荆艳促芳尊”, 李太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赠韦太守》“吴娃与越艳”, 清纳兰性德《五色蝴蝶赋》“腻輭纤腰, 若荆艳临风而婵婉;参差舞翼, 似阳阿长袖之翩翻”等, 皆是以此来代称女子。
“艳”的内涵随着社会、文学、音乐的变迁而逐渐发生着变化, 其作为音乐概念的功能渐渐隐退, 而作为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概念功能逐步加强, 对于这种演变的梳理可更清晰地呈现其在各个时代的涵义, 从而对相关的作品和文学评论作出合理的阐释。
参考文献
[1]吴兆宜, 程琰.玉台新咏笺注[M].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
[2]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