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精选12篇）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1

区域合作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由政府直接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是一种普遍而有效的做法, 美国的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堪称此类合作的典范。美国是联邦制国家, 由于联邦宪法并未赋予联邦政府直接管理教育事务的权力, 各州均拥有管理本州教育 (含高等教育) 的最高权力, 于是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州级高等教育管理系统。为实现州与州之间的资源共享及合作交流, 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纷纷成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州际高等教育协作机制。美国大型的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有四个:南部教育委员会 (含高等教育) (SouthernRegionalEducation Board) 、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 (WesternInterstateCommissionforHigherEducation) 、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 (NewEnglandBoardofHigher Education) 和中西部高等教育委员会 (Midwestern HigherEducationCompact) 。本文以合作历史悠久、合作内容广泛、合作成效显著的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 (简称WICHE) 为组织案例, 梳理其组织特点和成功经验, 并结合我国长三角高等教育合作机制提出若干相关思考和建议。

一、美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实践经验

(一) 合作共赢: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价值诉求

合作共赢是WICHE所秉持的核心价值理念。WICHE的合作动力源于二战后旺盛的高等教育入学需求对降低州际入学壁垒、整合州际高等教育资源提出的迫切要求。州际入学壁垒是历史形成的, 各州的公立大学和学院通常向外州学生收取比本州学生高100%-250%的学费, 这就是所谓的州际非居民入学壁垒 (non-residentadmissionbarriers) 。此外, 各州高等教育发展冷热不均, 教育资源不足与教育资源闲置并存。为此, 迫切需要开展州际高等教育合作, 以实现高等教育的资源整合和政策协同。WICHE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50年成立的, 现有16个成员州。

WICHE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策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健全合作机制为保障, 形成各州平等协商、科学决策、专业实施的治理架构;二是以满足现实需求为依归, 形成政府主导、学校主体、市场主动的系统动力。在WICHE成立初始, 各州对各类医学专业人才需求旺盛, WICHE选择以打破州际医学教育壁垒、共享医学教育资源作为区域合作的突破口, 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就是最早的专业学生交换项目 (ProfessionalStudentExchangeProgram) 。到了20世纪80年代, 学生交换项目迅速覆盖到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 并成为WICHE的主打项目, 打破了州际间的学费壁垒, 增加了入学机会。据统计, 仅2012学年三个学生交换项目共服务各类学生32700人, 为学生及其家庭节约学费开支超过2.6亿美元[1]。20世纪80年代后期,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 WICHE把教育信息技术开发与合作确立为战略重点, 打造教育技术合作平台 (简称WCET) 。该平台现为超过400万的大学生提供全部或部分学术课程的网络学习机会, 服务范围不仅覆盖西部地区, 而且遍布全美并延伸至加拿大多个省份。无论是学生交换项目, 还是WCET项目, 区域高等教育合作都坚持与时代发展同步, 深入契合学生的入学需求、学习和发展需求, 满足高校在新环境下对技术、资源共享的现实需求,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二) 平台打造: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有力抓手

合作项目与平台是WICHE开展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载体, 目前正在运行的项目和平台共有44个[2]。WICHE广泛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通过项目招生增加学生的入学机会;通过政策分析协助政策制定者处理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问题;培育有助于资源共享的合作项目[3]。前文提到了学生交换项目是WICHE的传统主打项目。此外, 政策分析服务和资源共享服务是WICHE重点打造的另两类合作平台。

政策分析服务是通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的数据报告和广泛的工作交流平台, 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在政策层面上的协同。一是开展数据收集、整理和发布, 为政策制定和政策研究奠定基础。WICHE定期发布的数据有:西部公立高校学费数据 (TuitionandFees) , 年度基准报告 (Benchmarks) , 西部高等教育手册 (FactBook) , 各州政策在线数据库 (SPIDO) 等。二是构建会议交流平台, 研讨区域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挑战。WICHE每年围绕区域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组织西部学术领导论坛 (theForum) 和西部社区学院学术领导者联盟 (the Alliance) , 分别为本科院校和社区学院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此外, 由WICHE委员会中的议员们组建的立法咨询委员会 (LAC) , 每年也通过论坛的形式反思各州在高等教育问题上的政策立法, 促进州际间的政策协同。

资源共享服务是通过打造资源共享平台, 为各成员州的高校及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服务, 并致力于降低学校的运营成本。高等教育领域资源稀缺和重复建设的矛盾非常普遍, 消解这一矛盾的有效策略是使资源共享成为“新常态” (new normal) 。除前文提到的WCET共享平台外, WICHE于2007年开始打造新型的网络课程交换平台 (简称ICE) , 该平台被誉为新一代的学生交换项目。课程交换涉及招生、注册、财政资助、缴费、学分转换等诸多细节问题, 网络课程交换平台为此提供了强大的管理解决方案, 高校间的课程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资金结算问题都可以一体化解决。二年制和四年制院校均可以招生单位或教学单位的身份加入该平台, 交换的形式除了课程修习名额的交换, 还可以实现一门课程或专业的整体交换。此外, WICHE鼓励区域高校参加资产精算项目 (简称MPP) , 帮助高校节约宝贵的财政资源。该项目是专门为高校量身打造的综合资产保险, 其保费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 因此有助于参保高校降低保险费用支出, 同时高校有机会根据参保单位整体的赔付率, 获得年度分红。目前, 参加该项目的成员高校有49个, 校区超过100个, 保险总价值达到790亿美元。美国三大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WICHE, MHEC (中西部高等教育委员会) , NEBHE (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 ———的成员由此节约的保费开支超过了6900万美元[4]。

(三) 运行高效: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组织特点

WICHE的组织特征可以概括为各成员州的平等性、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项目实施的专业性, 由此保证了组织整体稳定且富有效率。WICHE是在西部州长协会 (WGA) 倡议下通过签署《西部高等教育协定》的形式正式成立的, 其权力来自于各州议会和州长的合法授权。全委会是WICHE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 决定区域高等教育的重要政策和项目, 每年召开一次。全委会中每州各有三位委员, 并且其中一位必须为教育家, 所有委员均由各州州长任命, 任期四年。由此可见, 人员组成方式体现了各州之间的平等性, 人员任命方式决定了委员们须对各州的利益负责。全委会委员的主体是教育家、议会议员和教育官员, 这种组合有利于在决策中发挥各自优势, 兼顾各方权益, 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全委会下设立法咨询委员会 (LAC) 和工作委员会, 前者专司立法咨询和各州间的立法合作, 后者负责决策的统一协调。工作委员会下设立办公室负责具体项目的推进落实。值得注意的是, 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是实体化运行的, 并在运行中实行专业化的分工和项目化的推进。目前, WICHE的办公总部设在博尔德, 下辖7个业务部门, 共有工作人员40余人, 专业的人员素质和优秀的团队合作为项目推进提供了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

二、美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有益启示

中美两国国体不同, 但在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上面临的问题却有共通之处。美国开展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历史已逾60年, 其积累的经验对中国不乏可资借鉴之处。笔者拟从长三角地区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实践出发, 结合美国的经验, 谈谈关于推进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三点思考。

(一) 从顶层设计到现实需求:区域高等教育合作需要整合系统动力

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离不开顶层设计, 否则会目光短浅;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更离不开现实需求, 否则会无的放矢。兼顾顶层设计和现实需求, 方能发挥各方优势和潜力, 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系统动力。WICHE的合作诉求主要基于西部各州携手应对入学潮的现实需要, 各州通过西部州长会议和《西部高等教育协定》对WICHE的组织使命、权力来源、人员构成、运行规则进行了顶层制度设计。WICHE以现实需求为导向, 始终坚持学生交换、政策协同、资源共享的合作主题, 并随着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及新挑战, 灵活地推出新政策和新项目, 从而获得了持久的发展动力。

长三角地区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是在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由政府主导的合作项目。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强化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在此背景下, 2009年“长三角教育协作发展会商机制”建立, 开启了每年一届的教育厅厅长和教委主任联席会议模式, 至今已举行六届。2014年6月, 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三角洲地区教育改革与合作发展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 标志着经过六年的实践, 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正式纳入中央政府指导范围。《指导意见》对校际合作、协作发展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等既有合作主题予以了肯定和进一步丰富。值得注意的是, 与顶层规划日趋完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现实需求并非十分强烈, 这直接削弱了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整体动力。从长三角高水平大学联盟鲜为人知, 到研究生校际交流屈指可数;从学分互认进展缓慢, 到课程师资共享成效甚微, 似乎都在说明这些看似重大的合作领域其实只是“潜在”需求, 而非“有效”需求。究其原因, 正是由于相对封闭的高等学校办学体制和相对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所致, 一方面使高校的主体性迷失, 另一方面使市场的主动性失灵, 从而造成了政府在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中“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局面。《指导意见》中将区域教育“改革”与“合作”并提, 并将“改革”置于“合作”之前, 正是看到了高等教育合作离不开高等教育改革之故。因此, 只有政府放松管制还高校以自主权, 高校面向市场开放自主办学, 才能催生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有效需求, 才能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系统动力。

(二) 从决策制定到项目推进:区域高等教育合作需要优化治理结构

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成效,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结构是否匹配。治理结构的核心是确立一套民主的决策机制、统一的协调机制和高效的运作机制。从WICHE的治理实践来看, 全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 决定重要政策和重点项目;全委会下设的专门工作委员会, 负责决策的统一协调;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项目的推进落实。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现有的决策机制是三省一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联席会议”, 即年度会商机制。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相当于协调机构和执行机构。领导小组由各省 (市) 教育厅厅长 (教委主任) 任组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挂靠在各省 (市) 教育厅 (教委) 的政策法规处。通过比较不难看出, 两种治理结构形式上颇为接近, 最大的差别在于WICHE是州议会和州政府授权的实体合作组织, 长三角会商机制是教育主管部门间的松散联合组织。无论是联席会议, 还是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长三角合作的整体架构没有超越教育厅 (教委) 及其下设部门。

合作效果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治理结构是否奏效。长三角高等教育合作开展六年来, 签署的高等教育合作文件有十项之多, 涉及图书资源、大型仪器、师资培训、研究生培养、学分互认、国际教育合作等多个领域。这些领域初步建立了区域内高等教育的协作架构, 其中有些相对容易运作的合作项目, 如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 开展较为顺利, 目前上海有41所高校、浙江有55所高校签约加盟, 江苏高校的签约加盟也在进行之中;有些相对复杂的合作项目, 如长三角的交换生和学分互认项目, 进展颇为缓慢, 2012年上学期, 浙江高校仅派出交换生32名, 江苏和上海各派出交换生24名[5]。交换生项目的初衷无疑是好的, 但设计和推进这一项目显然不是教育行政部门发布一份红头文件就能完成的, 这既需要项目设计的充分论证, 如想方设法增加项目对大学生的吸引力, 也需要优化项目实施的专业团队, 制定学分认证规则, 建构学分认证系统等。在现有的松散联合的治理架构下, 做到这些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 优化治理结构的方向是成立代表区域共同利益的专门性常设实体机构, 并获得各省级人大和政府的授权。优化后的治理结构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权威性更高, 组织设置由各省级人大和政府授权成立, 增加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二是专门性更强, 组织决策团队由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家共同组成, 专司履行区域高等教育合作职能;三是实体性更突出, 组织实体化运行可以围绕政策协同和项目实施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和团队化的协作。此外, 区域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要突出主题、明确重点, 逐步分化出基础项目、品牌项目、创新项目等类别, 这同样需要专业化的运作团队才能胜任。

(三) 从表层协作到深度融合:区域高等教育合作需要利益平衡机制

在政府主导的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中, 需要建构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和规则, 尤其是在初步实现表层协作、逐步走向深度融合的过程中, 显得更为重要。首先, 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 需要各省 (市) 形成公平、稳定、长效的投入机制。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是一项花费不菲而成果显示度不高的长期事业, 这一特点决定了对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视不能停留在理念层面、政策层面, 也不能停留在“宣言”层面、“框架协议”层面, 更不能停留在口号层面、标语层面, 而是需要落实到长期稳定的经费投入中去。那种寄希望各省 (市) 自觉出钱出力、各高校和学生凭热情主动参与合作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区域高等教育合作以项目和平台建设为抓手, 资金投入是基本保障。WICHE在2011财年的综合预算经费是2460万美元, 其中220万美元用于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 750万美元用于相关的捐赠支出, 1430万美元用于支持学生交换项目。《西部高等教育协定》明确规定, WICHE的运行经费由各成员州平均分摊。这意味着各州政府作为会员有缴纳会费的基本义务, 政府拨款形式的会费是WICHE整个组织运行的主要经费来源。此外, WICHE积极向慈善组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筹措资金, 从而在保证既定项目运行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项目形式和内容, 提高组织的吸引力。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长三角地区对教育投入的总体水平也是最高的。但从目前公开的资料来看, 长三角高等教育合作机制中尚未建立明确的资金保障制度。因此, 在实现合作组织实体化运作的同时, 应在经费筹措方式、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以及经费信息公开等方面做出制度化的规定。此外, 三省一市虽然同处长三角地区, 但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还十分突出, 因此可以考虑在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建立“高等教育资源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利益补偿和制衡机制, 实现受益方或利益掠夺的一方对处境不利一方的强制性补偿”[6]。

其次, 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 需要合作组织与高校之间以及高校与高校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博弈规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与高校之间不是管理与被管理、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而主要是一种合作关系, 譬如合作组织联合高校共同开发合作项目, 挖掘高校的资源潜力、建立资源共享平台, 发挥高校智力密集优势、成立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智库等等。WICHE开发的教育技术合作平台、网络课程交换平台等项目, 都贯穿着合作组织与高校之间的良好互动, 高校主体参与的积极性能够被充分调动起来。此外, 高校参与合作的积极性还受制于高校与高校之间的互动模式。在现有体制下, 高校以争夺政府资源为路径依赖的办学模式及无序竞争格局, 不利于高校间形成合作博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长三角地区高校之间普遍存在“在公共资源竞争上的非合作博弈”, “在外部评价压力下的非理性竞争”, 以及“在市场争夺上的弱化分工竞争”[7]。因此, 区域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需要重新建构高校间的博弈规则, 其关键在于政府简政放权, 营造良性竞争、崇尚合作的高等教育生态环境。

摘要：由政府直接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是一种普遍而有效的做法, 美国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 (WICHE) 是此类合作的典范。该组织的主要特点:一是秉持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二是以合作项目和平台为载体;三是建有一套运行高效的组织架构。我国长三角地区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经过六年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但仍需在整合系统动力、建立优化治理架构、构建有效利益平衡机制等方面予以加强和改进, 美国WICHE的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合作,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 (WICHE) ,长三角高等教育合作

参考文献

[1]WICHE.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Statistical Report 2012-2013[DB/OL].http://www.wiche.edu/wue, 2013-1-1.

[2]WICHE.Project Contacts[DB/OL].http://www.wiche.edu/contacts, 2013-1-1.

[3]WICHE.Policies in Sync:Appropriations, Tuition, and Financial Aid for Higher Education[DB/OL].http://www.wiche.edu/info/publications/PoliciesInSync.pdf.2004-10-1.

[4]WICHE.Crisis/Opportunity:WICHE 2011 Annual Report[DB/OL].http://www.wiche.edu/pub/15247, 2011-9-1.

[5]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长三角地区加强教育联动发展机制建设[D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635/201302/147600.html, 2013-2-16.

[6]彭红玉, 张应强.美国州际高等教育协调与合作机制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 2012, (4) :99-104.

[7]宗晓华, 冒荣.合作博弈与集群发展: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 2010, (9) :1-5.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2

为促进两地间政府、企业、社团和民间旅游的全方位深入合作，共同推动旅游业的发展，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旅游局、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旅游局达成广泛共识，本着优势互补、利益兼顾、共同发展的原则，达成如下区域旅游合作协议：

一、积极促进客源互送

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输出地。在宣传本市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同时，要积极宣传促销另一地方的旅游资源和产品，提高旅游产品在本省市场的知名度。力争每年组织一次对口旅游促销活动，积极引导和组织本地国内外旅游者到另一个目的地旅游，争取互送客源人数每年递进上升。

二、联合拓展旅游市场

加强对两地旅游精品合作潜力的深度研发，争取旅游产品互为补充和延伸。相互支持举办旅游促销活动，在国内外市场上联合招徕，形成合力。轮流举行高层管理人员会议，定期进行工作会商，就区域旅游发展和合作进行探讨和研究。

三、同营造发展环境

（一）共同推进无障碍旅游区建设，逐步消除区域间的政策保障、市场障碍、交通障碍和服务障碍。— 1 —

（二）加强旅游质监部门的信息沟通和执法联动，积极处理辖区内的旅游投诉，并将处理情况及时通报。

（三）实现旅游网站的相互链接和信息互动，共享旅游信息资源。

（四）协助相关部门加快交通建设，尽快实现重要景区间的地面链接。

以上协议共四份，合作市旅游局、班玛县旅游局各执二份。

青海省同仁县旅游局甘肃省合作市旅游局

二Ο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3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越来越紧密，人员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学术知识传播越来越快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二战之后，亚洲经济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各国都认识到教育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教育可以为他们的经济改革提供极具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因此正在改革现有的传统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并积极吸引国外优秀资源，以期用教育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经济体在世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亚洲智囊的各国高校应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亚洲和世界的发展贡献力量。

一、经济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全球化”这个概念是莱维(T.Levitt)在1985年提出的，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包括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影响与分布。尽管“全球化”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一些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经济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教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经济与教育之间有着特殊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当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实和必然后，对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比利时根特大学旺达姆(Dirk.Van.Darome)博士对此进行了深刻剖析，他认为，全球化对大学这一知识中心产生了新的需求和紧迫感，世界范围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显著增长：各国教育法规和政策已深受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影响：无边界、跨国界的高等教育市场的出现是全球化明显的表现之一。从高等教育面向国际发展的趋势和过程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际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观念融合到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等诸项功能中的过程。

2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高等教育之间的竞争和合作交流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才、信息等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此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佳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逐步减弱或消除了地域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许多屏障，由此必然带动教育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更加频繁、密切，使各目的教育资源融入全球市场，并相互对外开放。

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越来越受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受到商业利润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各国在留学生生源、跨国教育等方面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竞争中，发达国家明显处于优势地位，通过向国外输出教育资源，既开发了国内剩余的智力资源，向发展中国家传播了本土文化，又在这一过程中取得文化收益和人才收益，每年仅留学生带来的经济收益就非常可观。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扩大国际化开放程度，在弥补智力资源不足、促进国际社会间的文化融合等的同时，也造成了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本土文化的扭曲和丧失，或者不得不出让一部分教育市场来换取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部分等。

3教育国际化促使高等学校革新教学理念与管理理念

教育国际化要求将大学教学、学习、研究及管理等置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教育和文化的大环境中进行建设与管理。同时，经济一体化也带来人才需求、人才标准的全球统一。这要求高校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赋予人才培养目标以鲜明的国际化内涵，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及国际合作与竞争能力；要求教师教学要树立国际化意识，在教学上提供国际化语言、课程和知识体系；在学术方面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包括教师交流和学生交流；在管理上要为培养国际竞争性人才提供各方面的服务等。

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亚洲高校及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概况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概况

地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国际化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是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外语、国际经贸研究的重要基地，其前身是广州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成立于1965年，是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直属院校；广州对外贸易学院成立于1980年，是原国家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直属院校。1995年6月，广州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对外贸易学院合并组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8年10月，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划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管理。

学校现有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理学、教育学7个学科门类，设有55个本科专业，其中包括13个语言专业。我校践行“明德尚行，学贯中西”的校训，一直把推进教育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战略和目标。我校的发展目标是培养全球化高素质公民，大力推进外语与专业的融合，着力培养一专多能，“双高”(思想素质高、专业水平高)、“两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能直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国际通用型人才。我校的教育国际化的“四化”目标是实现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研究国际化和管理国际化。2009年10月至11月，广东省国际服务外包研究院和广东省国际战略研究院先后在我校挂牌，成为我校深度打造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品牌。目前，我校把努力建设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长期发展目标。

迄今为止，我校已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瑞士、波兰、日本、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韩国、智利、埃及、古巴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160多所大学和学术文化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开展了教师交流、学生互换、合作办学、合作科研、管理培训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我校已正式开办了3所海外孔子学院：日本札幌大学孔子学院、俄罗斯乌拉尔大学孔子学院、秘鲁圣玛利亚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

2广外与亚洲高校及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围绕着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研究国际化和管理国际化，我校积极探索国际化合作模式，促进与他国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1)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积极开展教师交流与合作

是“请进来”。为进一步推动我校有关亚洲语言、文化的研究，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和学术水平，促进教育的国际化，我校充分利用与亚洲各国的政府驻华机构、高等

院校以及文化教育机构的友好关系，积极引进短期专家教师来校进行讲学，参与学校新教材的编写以及新学科的建设，同时还在教室开通东南亚语电视频道供学生观摩自学，有效解决了语言环境不足以及国内东南亚语种师资较少的问题。近年来，日本立命馆大学、泰国诗大、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等多次派教师和专家到我校开设讲座，并帮助我校编辑教材及对教材进行录音；1999年，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协助我校建立马来西亚一印尼语专业教学体系，并推荐了一批马来西亚的著名学者来我校讲学，协助我校开设马来文化等课程。

二是“走出去”。我校有计划地派遣骨干教师出国进修，实地开展教学研究或攻读学位。2000年，在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资助和支持下，我校教师获泰国教育部颁发奖学金，赴泰进修学习：2002年和2003年，我校应印尼教育部的邀请，派出师资帮助当地学校培训汉语教师。2003年，我校派出2名年轻教师到印尼卡渣玛达大学攻读印尼语硕士学位。2009年8月，我校印尼语专业蔡金城教授访问了印尼卡渣玛达大学，并为该校中文系、哲学系等师生作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现代社会的讲座，使该校对中国感兴趣的师生对中国的印象大为改观。

(2)探索有效合作模式，开展学生交流与联合培养项目

我校学生到国(境)外学习研修的主要途径包括学生实习项目、交换生项目、国家奖学金项目及联合培养项目等。我校韩国语、泰语、越南语、印尼语、沙特阿拉伯语专业的所有学生以及一部分的日语专业学生都有机会赴国外高校进行为期半年以上的学习。目前，我校已经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40所高校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印尼、香港、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25所高校。据统计，近5年来，我校共派出各类出国(境)项目学生843名，其中赴亚洲国家留学的有近500人。

在学生交流方面，主要的合作模式为实习项目和短、长期交换项目。我校与泰国诗纳卡琳威洛大学商定，诗大免除我校派出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派出学生除插入诗大本科班学习外，每周听取泰籍教师2～3门的专题讲座，此外又深入到泰国公司、工厂等地进行调查，撰写并提交泰语调查报告。此外，我校还与各国高校开展学生交流项目，学生到异国学习和体验生活，学习结束后获对方国颁发的学习证明。从几年来短、长期学生交流的情况来看，开展亚洲高校学生交换项目，易于组织、时间灵活，办学投资成本适宜，那些在对象国接受过当地语言熏陶的学生，对自己学习上的不足之处有更清楚的认识，他们回国后学习目的更明确、学习自主性更高。我校还与印尼梭罗三一大学签署协议，每年派遣2名中文学院对外汉语教学的志愿者到该校任教，支持他们的中文教学。梭罗三一一大学也派遣学生到我校深造汉语，为该校提升汉语教学层次储备师资。

在学生联合培养方面，我校日语专业与日本立命馆大学和韩国东西大学开设了网络课程，共同培养硕士研究生，并与北陆大学、阪南大学等开展“2+2”或“3+1”本科双学位培养模式和“1+2”硕士双学位培养模式。为加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建设，我校拟在与国(境)外大学开展联合培养的基础上，选择重点合作院校，建立全方位的合作，力争开办高水平的中外合作专门学院。

在留学生教育方面，我校自1987年正式招收首批来自法国和日本的21名留学生后，人数逐步增长。2009年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保持增长达到830人。这些留学生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地区留学生有4D0多人。我校留学生培养层次逐步提高，培养方式日趋多样化。现已与泰国、越南等国家的多所高校签署了“2+2”(经贸汉语方向)本科项目的合作。另外，自2009年起我校得到国家汉办的全额奖学金资助，已有54名外国留学生来我校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其中亚洲国家学生为41名。

(3)开展高层次合作，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

我校鼓励教师和学生参与国际科研活动，为教师和学生在国际学术刊物中发表文章和进行国际项目研究已给予一定的资助和奖励。我校也积极争取各类政府项目及民间项目的资助，与国外高校和学术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同时，我校与国外高校或学术机构的合作研究机制也不断拓展和完善。例如，我校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亚洲词典学会议”、“中日企业家论坛”、“亚洲大学校长论坛”及“三方论坛”等已连续举办多年，成为我校重要的学术合作品牌。我校与韩国朝鲜大学等高校进行学术论文的交流，相互在对方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加强学术信息沟通，扩大彼此的学术影响力。

2006年11月，在国家汉办的大力支持下，我校充分利用学校自身优势，与日本札幌大学合作建立了北海道第一所孔子学院。该孔子学院开设的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汉语课程、举办的各种文化、经贸讲座、夏令营和演出等活动受到了孔子学院的学员和当地居民的普遍欢迎。同时，凭借这个平台，我校与孔子学院日本院校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也具有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为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和广东国际服务外包研究院相继于2009年10月和11月在我校成立。两个研究院围绕广东对外开放和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提供战略咨询和决策服务，成为广东谋划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端“智库”。其中，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利用我校的外语优势，根据我校现有资源，整合力量形成了“外经贸研究”、“广东企业国际化研究”、“东盟、东北亚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法律环境研究”、“欧盟研究”及“国际文化环境研究”等六大研究板块，对广东省在战略发展中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10年在我校刚刚举办的首届中国(广东)一东盟战略合作论坛，有力推动了广东与东盟的战略合作，广东战略研究院一东亚研究中心也随后成立，为广东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良好平台。

(4)联合举办多样性活动，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

为了促进我校学生对国外文化的深入了解，提升学生国际化视野，我校与亚洲国家政府和高校合作，引进国外文化项目，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2008年，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资助我校近10万元，设立泰国语言文化实践室，展示泰国的民俗文化，教授泰国传统歌舞等。该项目的成功引进，将有力地促进我校的泰国语言文化的教学。2009年4月，我校在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文化的无偿资助下，成立了华南地区第一个日式茶道室。通过荼室，日语系学生不出国门也能亲身体验到日本的茶道文化，从而促进中日友好交往。2010年，我校学生还参与了第29届中日学生会议、中泰建交35周年系列活动、中国(广东)一韩国发展经贸论坛、中日韩三国远程教育等一系列活动。通过参加各类活动，学生能真切体会亚洲各国文化，为日后与各国的交流奠定基础。

此外，我校利用多语种的优势，与其他高校进行合作，并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校的翻译

学专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07年7月我校高级翻译学院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签署协议，合作举办高级翻译文凭班，招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到我校进行为期2个月的培训，至今已为南洋理工大学培养了近50名高级翻译人才。2007年12月，我校与“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署合作协议，并就中国－东盟博览会语言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问题达成合作备忘录。

3亚洲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设想

相对于西方国家，亚洲国家间有着地缘优势。各国间的文化习俗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为相互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亚洲高校间应根据自身特点，推动校际高层互访，搭建交流平台，建立合作机制，共享有效资源，加强区域合作，培养适应国际化竞争的高素质人才。

(1)推动校际高层互访，促进合作有序进行

高校的高层一般为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学术资源和行政资源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政策的把握程度上较有经验，并且对相关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有着更权威的判断。因此，高层之间的互访，能更有效地分享政策、资源与信息，更快速地促进合作。在各国高校问的合作中，资源的整合能提升合作的层次，拓宽合作的领域，而这些需要具有决策权的高层给予支持与协调。这样，高层次的合作才能得以更加有理有序地进行。

(2)搭建高层次交流平台，创建长效合作机制

科学无国界，学术研究归根到底是人类共同的工作。任何一个民族、

个国家都不可能仅依靠自身的能力在广泛的科技领域中掌握各方面的先进科技知识，只有通过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才能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对高校来说，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是学校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加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措施。现有的中国(广东)一东盟战略合作论坛、中日企业家论坛、亚洲大学校长论坛及中国(广东)一韩国发展经贸论坛等为广东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建立长效稳定的交流机制，有利于各国问分享资源，促进共同繁荣。

(3)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合作办学是整合国际教育资源的一个最为方便和有效的途径，不同国家分别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教育资金、师资力量、学生生源等)，实现在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相互引进各自所需的优质教育资源。亚洲高校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健全国际合作办学的运行机制，扩大合作办学的领域和规模，吸引知名学校、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合作设立教育、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来亚洲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有计划地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和学术团队。引进境外优秀教材，提高高等学校聘任外籍教师的比例。

(4)推动学历互认工作，促进师生国际交流

对境外学分确认是开放高等教育市场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因各国的教育机构复杂多样，质量参差不齐，评估手段和过程各不相同，加上各国学制、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学位、证书、学分等的对等互认的情况不多，这极大影响了学位的透明度和流动性。在市场开放的进程中，学历互认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这将阻碍国际教育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亚洲高校应扩大政府间的学历学位互认，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加强国际理解教育，增进教师与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实质上包含了教育市场的全面开放，也包含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教育互动、资源共享以及教育体制、办学模式的创新等。近年来，国际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日益加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亚洲高校之间要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加强区域合作，形成区域优势。

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学校自身特点为基点的国际化。在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亚洲各高校应向高等教育先进的国家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同时，必须认清历史使命，坚持目标，根据实际情况，立足特色，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2008-5-5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1998

[3]张尧学，着力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N]，中国教育报，2007-11-5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4

(一) 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所谓区域高等教育合作, 是指高等院校冲破地域和隶属关系的限制, 面对一定区域内可利用的相关教育资源, 在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利益双赢的原则下, 与有关组织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进而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办学思路与模式。[1]

目前, 研究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学者, 主要将教育学 (高等教育规律等) 、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人力资本论、经济地域运动理论、“积聚效应”和“溢出效应”、“配第——克拉克定理”等) 、公共管理学 (新公共管理理论等) [2,3]、社会学、发展学等理论作为该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 相关政策的推动及落实

2005年, 北京市人事局、天津市人事局、河北省人事厅签订的《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指出, 三省市将共建高层次人才信息库。教育部官网“教高[2012]4号”文件显示, 2012年,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第十二条提出, “探索建立校校协同、校所协同、校企协同、区域协同等开放、集成、高效的新模式”。据《新京报》报道 (采写:邓琦等, 编辑:闫宪宝) , 2015年4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 一批高校已在“中关村”这个平台上辐射京津冀三地。北大、清华等高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仅北大就与天津各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项目170余个, 与河北各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合作项目160余个。可见, 京津冀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 已有了一定的进展, 三区域的协同发展, 不仅对京津冀本身, 而且会对全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正所谓“局部辐射全国”。

(三) 国内外大学合作现状

从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实践来看, “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及“泛珠三角”教育合作等,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也为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放眼国外, 英国的罗素大学集团, 美国大学三大盟校 (常春藤盟校、十大盟校、太平洋十校联盟) , 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及2014年1月欧盟正式启动的“伊拉斯谟+”计划 (2014年—2020年教育、培训、青年和体育计划) 等, 均对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日本方面, 日本研究生的多样教学形式中, 就含有数所大学联合组织的研究科 (联合大学院) , 或与校外研究所等联手合作的研究科 (联合大学院) 等类型。[4]

二、结合日本实例分析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的资金问题

“人力资本论”认为:教育不仅仅是消费性事业, 更是生产性事业, 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各国政府和经济界对教育的投入。[5]

(一) 日本政府的大力资金支持

日本文部科学省为了充实大学教育、提高大学教学质量, 实施了一系列项目、措施, 在多方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如, 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大学之间合作共同推进教育事业”共支援区域合作、领域合作达49件, 最长可支援5年时间 (平成24年度预算额为30亿日元, 平成25年度预算额为27亿日元, 平成26年度预算案24.3亿日元) 。而且, 会基于合作项目等的中期评价结果和表决情况等, 决定下一年度以后预算范围内的分配额度。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合作, 可以申请具有全局性、创新性、战略性、持续发展性的项目, 争取获得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

(二) 日本的大学通过产官学合作从大学外部获得资金

1980年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后, 产官学间的研究协作得以顺利发展, 文部省在各都道府县的国立大学设置了许多共同研究中心。日本产业界一方面自身积极推进开发研究, 另一方面又向大学提供一定的研究助成金和奖学金, 促进大学的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6]1983年日本建立“国立大学与民间企业等共同研究制度”, 大学可以利用外部资金资助, 把研究成果返还给区域和企业并得到有效应用。据调查, 日本大学把产官学合作作为教学一环, 面向区域的课题研究、实地调研达45.3%。[7]产官学的有机结合, 有助于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新技术的开发、多样的教育模式的实施等。比如, 与我校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的日本长冈大学一直采用产学合作方式丰富学生的实践经历。

再如, 西日本区域的关西·中国·四国·九州的爱媛大学、佐贺大学等共9所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合作目标也指出, 要重视产学官合作项目。此外, 日本北海道室兰工业大学、北海道北见工业大学、东京电气通信大学、富山大学、大分大学、秋田县立大学, 共5所国立1所公立大学跨越区域限制, 结成了广范围的产官学协作网络。[8]在日本, 产官学合作的现象较普遍, 据《2002年度日本企业在研发方面所实施的产学合作情况调查》报告, 在进行研发的企业中, 近40%的企业与大学进行了合作。[9]

日本的政府是高校合作的支持者、监督者, 起着宏观统筹调控的重要作用, 协调各方面机制与资金分配, 中期评价、结果公布等方式也激励着各个合作院校通过大力协作, 尽善尽美地完成合作项目, 而产官学协作方式, 既为学校教员提供了资金支持, 又为学生创造了更多的实践机会, 且将合作成果应用于社会, 有助于区域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日本大学中所设的技术转让组织TLO (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 , 在推动技术转让工作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在中国, 1985年,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参照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教育的经验, 第一次在中国进行产学合作 (又称:校企合作) 教育试点。之后1991年成立了中国产学合作教育协会。[10]中国教育部官网“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第30点指出, “需要制订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合作, 除了国家、政府方面提供的资金支持外, 我们也可以寻找新的定位, 通过产学合作等方式强化区域互动合作, 教师及研究人员展开面向该区域的课题研究, 实施校企合作横向项目, 实现高效研究成果输出, 将成果作为区域经济或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达到京津冀区域的资源共享, 力求成为教学质量提高、科研能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力。同时, 也可以让京津冀区域合作院校的学生参与项目及课题研究、进行数据调查及分析, 或是设置支持学生实践能力发展的可共同利用的某一据点, 鼓励建立产学研基地, 协助展开实地调研, 学生也可利用业余时间在合作企业实习, 丰富社会经验等。从京津冀区域的高等教育产学合作方面来看, 已取得了初步进展, 比如, 2014年8月, 京津冀三地22家企业和26所职业院校已达成“天津共识”, 共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区域性平台、拟整合区域内的优质科研资源等。[11]

三、日本跨区域大学合作内容分析及经验借鉴

日本国立公立私立大学之间合作, 文部省选定优秀组合并实施重点财政支援, 开展“大学之间合作共同推进教育事业”, 汇集、强化各大学的擅长领域, 按照区域需求, 提供多样、丰富、充实且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力求呈现教育新形态, 培养具有主动思考能力、引导解决社会各种课题的多样化人才, 形成响应社会需求的共同教育·质量保证体系, 推进发挥优势的不同功能分工, 构筑可持续发展。[12,13]

(一) 西日本、东日本区域大学合作案例

1. 从西日本放眼全世界, 跨区域进行“异文化交流型领导力培养计划”

关西·中国·四国·九州的多所国立及私立大学一起, 形成了“异文化交流型领导力网络”, 面向全国, 在西日本区域进行合作与发展, 项目合作时长五年。这是学生超出立场、辈分及文化的不同, 而进行的“大学内部→国家内部→两国之间→多国之间”的阶段性的“异文化交流”。合作院校之间提供多样的培养领导力的领域、开发教材、开发评价指标、进行效果测定, 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教职员的能力开发且积极进行大学间的人事交流, 策划、运营国际会议, 重视与区域及世界的联系等。[14]西日本区域的大学合作各项事宜等, 也设有专门的主页。合作项目的专门主页中, 会列出讲习会、讲座的时间, 公开定期制作的研修报告等。京津冀高等教育的合作院校可以设置项目主页, 让合作院校时刻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资金的使用情况、取得的成果等, 网络管理工作应精心、到位, 采取定期的网络维护等措施。

2. 东日本广区域大学间广泛合作

为保证教育质量、构筑高等级教育系统, 东日本广区域范围内的国立公立私立大学, 近20所大学积极合作, 实行学生主体型授课及区域合作教职员研究会, 合作积极主动的学习项目、FD/SD项目、IR项目, 共同开发、运营重视客观数据的合作IR系统等。[15]

日本在如何提高大学教育质量这个问题上, 主要是围绕着大学教师专业发展FD (Faculty Development) 的概念而展开的, 旨在改善教员授课、发展和提高大学教师素质等。2008年4月26日, 日本关西地区有一百多所大学加盟了关西地区教师专业发展联络委员会 (简称关西FD) , 对促成大学之间交流和相互协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6]京津冀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 也可以立足于高校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方面, 如, 定期举办FD研修会、讲习会, 开展讲座, 明确会议要点及讨论事项, 定期登载研修报告以促进学习等。教师专业能力的不断提升, 能够推动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的与时俱进、改良与完善等。

东、西日本广大区域范围内的大学合作规模极大, 突破了国立公立私立的设置形态。这种集体合作观念的形成, 与日本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密不可分。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学家埃德温·赖肖尔在其所著的《日本人》一书中, 指出日本人同欧美人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日本人强调集体倾向。日本的集体主义精神体现在日本人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比如, 学校统一的校服、公司统一的制服, 集体努力促进公司发展, 公司成员集体赏樱花, 深受追捧的日本艺人组合的团体合作等。所以, 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的合作方面, 各高校应该首先具备的是“集体合作的意识”, 达到合作理念上的共识。

(二) 日本四国、九州的大学间合作案例

1. 日本四国地区全药学部联合·共同进行药学教育改革

由四国地区一所国立大学和两所私立大学的四个药学部同区域利益相关者密切进行信息交流, 旨在培养具有课题发现能力和高度问题解决能力的药学系医疗人员、研究者, 保证学士课程及大学院 (研究生院) 教育的质量, 制定四国特有的区域课题解决方案。通过远程授课系统, 有效利用各大学的人力资源、充实先进的全部课程教学计划, 共同实施pharmacist-scientist养成教育, 形成大学附属药局设置的实践教育模拟据点等。[17]

四国地区的药学部联合进行教育改革, 解决区域课题, 培养多层次人才。重心置于区域性课题方面, 这对于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的合作及发展课题的思考方向的形成, 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近年来, 尤其是北京地区的雾霾、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备受关注。据北京青年报 (编辑:丁洁帅) 报道, 2015年8月16日, 北京市“十三五”规划召开第四场公众建言会,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主题展开交流, 湿地保护、大气污染防治问题, 成为多个建言代表共同关注的话题。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国际瞩目的城市, 空气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但这不是仅凭北京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 这需要京津冀区域共同努力、保护空气质量, 所以, 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的合作项目的展开, 可以侧重这一主题, 跨区域联合培养高层次环境科学等专业的研究人才, 开展讲座、讨论会, 改善并不断更新教学模式、完善教学计划及实践方案, 做好实地调查研究, 协助环境监测及数据分析等, 力求通过各方面协作努力, 做好京津冀地区的环保工作。

2. 日本九州地区大学合作“短期大学士课程的职业生涯教育与共同教学IR网络”

日本九州地区的香兰女子短期大学、精华女子短期大学等, 构筑短期大学士课程教育质量保证系统的广泛应用模拟共同教学IR网络系统, 计划配备包含评价活动的运用方案。旨在充实及发展短期大学独自的职业生涯教育。诸如, 策划汇集国内外有关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提高教育成果的WIL (Work Integrated Learning) 的见解及信息的活动。[18]

日本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岛屿组成。四国地区的三所大学合作, 专业领域明确, 注重培养课题发现能力及具有高度解决问题能力的高层次药学部人才。九州地区的7所短期大学 (高职院校) 合作, 汇集国内外经验及信息, 促进各大学之间学生交流,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四国及九州地区的大学间的区域合作, 或是强调了远程授课系统, 或是强调构筑广泛应用模拟共同教学IR网络, 二者均突出了网络教学的重要性, 通过网络、信息化模式, 共同实施教育课程。

中国教育部官网“中国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第15点指出, “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继续加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应用力度, 探索在线开放课程应用带动机制。加强‘慕课’建设。加强信息技术安全工作和教育信息化标准建设等”。京津冀区域广阔, 网络授课等方式的运用, 可以很好地解决不同高校间的师资互动授课问题, 让京津冀学生达到网络授课资源、电子图书馆资源、数据资源等各方面的共享。如今, 微课、慕课等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 中国的微课、慕课培训及大赛等也陆续开展, 全国范围内或省内的比赛已逐步被国内多所大学所重视。京津冀高等教育合作的各高校教师, 可以录制微课程, 在用于合作院校师生分享、学习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微课及慕课资源的发展与建设, 提高教师的授课能力等, 可谓一举多得。当然, 高科技的使用、计算机多媒体专业知识的运用, 也需要各合作院校、各专业教师们集体协作完成, 高质量的互联网的管理工作的完善也势在必行。

(三) 与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跨区域合作

大阪大学、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青山学院大学、多摩大学、立教大学、同志社大学与日本综合排名第一的东京大学及日本优秀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合作, 时长五年[19], 合作机关包含应用统计学会、计算机统计学会等共6个合作学会及日本银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科学技术联盟等共8个合作团体。合作项目从国际竞争力的观点出发, 在日本的大学进一步充实系统的统计教育, 由合作大学重新组织“统计教育大学之间的合作网络”, 设置基于此网络认证的共通学分互换制度, 为了培养课题解决型人才, 整理、充实标准的全部课程教学计划目录及教授法, 制定标准的全课程教学计划、开发目录, 提供为改善教育方法的训练场所, 构筑包含统计关联学会及业界团体等外部团体的评价委员会的教育效果评价体制, 设定评价基准等, 以此确立统计教育的质量保证制度。该合作设有外部评价委员会、质量保证委员会及全课程教学计划制定委员会。学生可以参与日本统计学会 (JSS) 与英国王立统计学会 (RSS) 共同的国际资格认证考试。[20]

以上项目旨在推进日本技术革新, 发掘能够自觉发现新课题、基于数据分析的数量思考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才。合作概要中提及, 因为不仅欧美先进国家, 在韩国、中国等国家也有很多大学设置了统计学科, 培养统计学人才, 所以, 日本的大学从国际竞争力的观点出发, 有必要进一步充实系统的统计教育。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和革新意识很强, 这和日本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 比如, 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国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等。在日本人的工作、生活中, 处处能体现其不断前行、居安思危的意识。比如, 即使日本水资源丰富, 在日本冲洗厕所的水也多为再生水;为防患地震灾害, 日本房屋多采用防震技术、家中常备防震物资等。这种危机意识造就了日本人不断革新的理念, 不断发现问题的意识。在中国, 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合作, 应该具备创新理念及竞争意识, 可以从发掘新课题、专业新角度的合作目标入手。比如, 跨区域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 侧重富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课程项目, 力求取得专业突破。京津冀高等教育合作中的各院校, 也可以与国外联合签订某一资格认证协议, 或是针对国外某一资格认证, 对学生进行国际化专业能力的训练, 并且开展区域间合作院校教职员研讨会、讲座, 强化进修、专业提升, 共同分析国外资格认证的培养目标及教学方式, 积极进行大学间的师资交流、进行课程改革, 开发评价指标, 重视国际联系, 亦可设立专门的高水平资格认证考前答疑网络页面,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

提到专业课程建设, 除了专业基础课、专业平台课等, 还有特色实践课。比如, 日本宫城县宫城大学、兵库县立大学合作, 发挥彼此的优势, 培养可以解决区域社会所存在各种问题的实践性人才, 构筑实践教育课程。[21]根据京津冀经济发展状况来看, 历史、文化、自然等资源丰富多彩, 将综合利用以上资源基础上的多样化教育资源进行合理结合, 可以以高职院校为主开展多种实践类特色课程, 并且合作院校之间也可以设置能够共同利用、共同实践的据点, 共同开展实践课堂, 或是针对全国高等教育职业技能大赛而开展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某一职业技能方面的联合培养等。相信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的实践教育合作, 会更好地促进全国范围内职业院校的积极参与。

(四) 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区域合作

日本长崎县的长崎大学、长崎县立大学、活水女子大学等共10所大学, 共同制定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 合作“长崎发起的与留学生共修·共同努力的全球化人才基础形成事业”, [22]旨在让长崎县的大学生们可以不分国籍、打破大学之间的壁垒, 进行互相学习。长崎县是国际贸易港口城市, 其地理位置是日本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 所以, 早在我国隋唐时期, 长崎就是中国文化在日传播的窗口, 也是日本对外交流的重要地区。长崎港1570年开港, 隔年开始与中国及葡萄牙的商船往来, 1635年起, 江户幕府限定贸易只能在长崎港进行, 之后的近两百年间, 长崎成为日本唯一的国际贸易港。[23]长崎县作为日本极具国际性特色的一个地区, 该项目充分发挥了其区域优势及历史文化特色, 通过区域内合作, 达到国内学生与留学生组成小组共同完成学习、实习的目的, 促进异文化交流, 有利于学生多样化思维模式的形成及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国际化教育模式的发展。

京津冀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 也可以发挥区域特色、经济优势等, 力求形成在国内甚至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点。京津冀是国内北方核心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源十分丰富, 产业基础雄厚。北京是首都所在地、国家中心城市, 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国际交往中心, 在全球122座城市中, 北京属于首三级的世界城市;天津位于华北平原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 天津滨海新区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河北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总量居全国第二位, 拥有三项世界文化遗产, 河北省秦皇岛港等均跻身亿吨大港行列, 铁路、公路货物周转量居中国大陆首位。[24]综合高校分布、科学研究情况等来看, 京津冀是高等教育机构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 可以重点建设与该区域经济相关联的某一专业, 或把某一资源作为联合课题进行合作研究, 或是可以突出历史文化底蕴, 以世界性的文化、历史课题为研究对象, 展开京津冀区域的高等教育合作事业。比如, 燕赵文化的研究方面。再如, 中国的世界遗产中, 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城、中国大运河项目 (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均涉及到京津冀区域。合作院校可以确定相关合作目标, 将合作理念中融入历史文化底蕴、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将研究课题的设置、展开及旅游文化的丰富等对接世界舞台, 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或国际论坛, 吸引外国学者及研究人员来华, 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影响力等。合作研究的深入, 既能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及授课质量, 又能帮助国内年青一代的学生们在学习本专业知识的基础上, 更加熟悉本国历史文化, 同时, 也可以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或可成为极具历史意义及国际意义的一项高等院校合作项目。

四、日本国际交流合作的经验借鉴

日本高等教育国际化始于明治维新时期, 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与国外大学签订双边协定, 包括联合培养、合作研究等。1991年, 文部省的新学分互换制规定学生在相应的海外大学获得30个学分就等于取得国内所允许毕业的学分数 (124个学分) 。1996年实行学分互换制度的日本大学达342所。2001年10月, 日本出台一项新的留学生制度——年轻领导人计划 (YLP) 。[25]在留学政策上, 2008年7月29日, 日本政府发布了前首相福田康夫所提倡的接受30万留学生的计划, 力推日本大学的全球化建设, 进而进一步推进日本社会的全球化。日本至2009年已接受了12万留学生, 属于亚洲最大的留学生接收国。放眼全球, 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圈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 已经认识到了高等教育服务的国际出口是很有前途的产业。[26]

中国教育部官网“教育部2015年工作要点”第14点指出, “继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强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建设。加大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建设”。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可以强化教育的国际化特色, 将合作院校间的国外留学项目共享, 国际交流学生的增多, 可以促进国内学校的多文化交流氛围, 培养学生的多元化思维方式, 对多方位教学方法的改善、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各类集体活动的开展、增强本国活力等也颇具帮助。国际合作不仅局限于此, 海外实训基地的开展, 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课题。进行京津冀区域国际化建设合作的各高校一起, 在国外指定院校进行海外实习,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积累社会经验。比如, 东京女学馆大学的留学生在我校交换留学, 进行中文课程学习的同时, 也做适当的实习工作, 指导教师也需书写正规的实习报告书。

总体而言, 在国际化交流方面, 学分置换、跨专业选课形式的实施、实习内容的认可度等也是合作院校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五、评价系统的完善

日本文部省“大学之间合作共同推进教育事业”的中期评价分为书面及面试评价两种方法。书面评价又分多个等级, 对应具体评价内容分条列出。面试评价是根据书面评价结果进行的, 有关书面评价的不明事项, 需经面试确认。最后按照结果做成中期评价结果方案, 写明评价等级。基于中期评价结果等, 决定之后年度预算范围内的分配额度。[27]

评价系统的公开、公正最为重要, 京津冀高等教育合作需要完善评价制度, 可以设置专职督学及合作委员会, 进行政策引导、合理协调, 各办学形式之间加强有机联系, 关联评价与资金后续支援的方案, 使各环节方案的调整更具灵活性。设置及完善评价系统, 有助于合作项目扎实、有效地实施及可持续发展性的预测, 专家学者及评委也可以确认具体进展情况且及时发现问题, 并提供适当的引导。

结语

区域战略合作初协议 篇5

甲方：

电话：

传真： 地址： 乙方： 电话： 地址：

甲、乙双方均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公司，为实现强强联手，共同拓展区域的地产相关业务，本着诚信、合作、分享的原则，决定建立战略联盟伙伴关系，甲、乙双方在友好、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现达成协议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合作模式

1、甲、乙双方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建立战略联盟，共同打造以顾问有限公司合作平台，共同开拓地区地产相关业务；

2、该合作模式以甲方为地区代表，并在成立办事处并挂牌，由甲方无偿提供甲方公司所在地的办公场所作为办事处的经营场所并处理相应的对接工作；

4、该合作模式双方自发成立的民间合作团体，暂不进行相关的民政注册程序，同样也不涉及各合作公司主体自身的内部法律手续，仅在战略合作的前提下，乙方授权甲方在省行使战略联盟下应有的权利，同时甲、乙双方也同样拥有该权利；

4、甲、乙双方均同意授权战略联盟下所有成员使用其他联盟成员的公司品牌、公司业绩等的自身资源，作为战略联盟下统一宣传、推广的权利，同时也有为战略联盟统一宣传、推广的义务；

5、双方均可作为战略联盟代表洽谈省地区地产项目的咨询、顾问、代理、策划、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等双方所能提供的服务的代表方，创造战略联盟下各方订立合同的机会；

6、在战略联盟下各公司优势互补的原则下，各方均可利用战略联盟成员公司所从事的行业、服务内容、公司优势等洽谈相关业务，为其他联盟成员创造机会；

7、在战略联盟成员获得订立合同机会时，如需要战略联盟下的成员协助，各成员应尽最大能力积极配合，已达成合同签订的目标；

8、无论战略联盟下任何成员在利用以上原则获得能够订立合同机会时，如因合作内容的专业性、可操作性等要求，均优先考虑战略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并以统一公司形象（体现在名片和网站等宣传推广资料上）进行合作及项目操作，同时以合理的利润分配原则进行分配，以达到战略合作联盟在江西地区长期发展的目的；

9、原则上由合同获取方的公司签订合同，如特殊情况也可由战略联盟下其他成员签订合同（如公司资质要求、品牌要求、税收处理的问题等等），相关的办法可另行协商并订立补充协议；

10、本着资源共享、利润共享的原则，如以战略联盟的形式洽谈合同，在签订合同后报酬以本合同第二大条作为参考或另行约定； 第二条：合作报酬计算方式

战略联盟平台下，取得项目由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进行的，按照以下模式进行报酬分配； 方式一：如一方介绍项目、洽谈成功，并支付洽谈项目前期费用，同时负责发展商公关的，则由合同签订方提供收益的15%作为报酬。

方式二：如一方介绍项目、协助洽谈成功，则由合同签订方提供收益的10%作为报酬。方式三：如一方介绍项目，则由合同签订方提供收益的5%作为报酬。

第三条：战略联盟下的职责及权利、义务

（一）、战略联盟成员下各公司自身的职责及权利、义务

1、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可各自利用自身公司品牌进行相关业务，不受战略联盟约束；

2、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各自负责自己公司品牌统一宣传推广，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为战略联盟成员提供优质的自身公司资源；

3、如其他联盟成员需要，联盟成员均可提供自己团队的成功操作案例给对方，并可以使用该资料于战略联盟的推广，创造获得签订合同的机会。

（二）、各公司成为战略联盟成员的职责及权利、义务

1、为实现战略联盟成员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目的，联盟成员在自身条件不符的情况下，应积极为其他联盟成员获得项目创造机会，并在有可能合作的前提下优先考虑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以达到统一的战略服务平台的目的；

2、各成员均有义务为战略联盟做统一的推广和宣传，创造和扩大战略联盟的影响力，以获取更宽的业务渠道；

3、战略联盟下其中一方成功为其他战略联盟下的成员带来业务的，获得业务的一方在合同签订后，应及时为其提供所商定的报酬。

第四条：协议期限

1、本协议期限为一年一签，本次战略联盟合作协议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2、协议期满后，如不续签本协议的，视为自动退出战略合作联盟，不在享有本协议的有关一切内容

第五条：保密条款

战略联盟之间互相负有保密义务和责任。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非合作方披露对方的合作信息及双方共同制作的材料或信息或联系方式；同时不得向他方披露或者恶意地利用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一切商业秘密。

第六条：协议的其他条款

1、战略合作期内，如因其中某位联盟成员方对其他联盟成员的品牌运营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其他联盟成员公司品牌受损，受损方有权收回其品牌使用权，在其他联盟成员同意下将取消其联盟成员资格，涉及到法律后果的，追求其法律责任；

2、如本协议期满后联盟成员无意继续合作，退出方应在本合同终止时消除任何与战略联盟有联系的迹象；

3、本协议履行过程发生的争议，联盟成员应首先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法院起诉。

第七条：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有壹份，具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补充，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符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备忘录、补充协议均作为本协议的附件，是本协议不可或缺的必要补充。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签约时间：

****年**月**日

签约时间：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6

关键词:官产学应用型人才服务型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6(a)-0231-01

21世纪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大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地方经济社会的支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地方高等教育的支撑。官产研的互利合作构建的服务型教育体系,使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联动,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让高校走向社会、和社会沟通,主动为地方服务。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的理论背景

（1)服务型教育理论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把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的办学模式被称为“威斯康星思想”,其在美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高等教育只有通过“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提升、发展教学科研自身,否则,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直接为社会服务只能成为空中楼阁。通过高等教育机构对社会提供服务的努力,使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关注、认可、支持程度不断加深,彼此之间交流、协作、合作加强,从社会中获取优良的教育资源、科研的信息趋向,为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提供便利与实惠。

（2)三重螺旋理论三重螺旋模型(Triple Helix)是目前分析大学、政府和企业三者间关系的主流模型。该模型由亨利·埃兹科维茨(Etzkowitz)教授和罗伊特·劳德斯多夫(Leydesdorff)教授于1995年首先提出。他们利用生物学中有关三重螺旋的原理解释了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并认为大学、政府和企业三方透过组织结构性的安排、制度性的设计等机制,以加强三者资源之分享与讯息的充分沟通,优化科技资源运用效率与效能,实现三方共同受益和发展。

1.2 研究的现实背景

（1)国内背景从1999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加大了扩招的步伐,其中地方高校占了很大比例。据统计,地方高校已达到1756所,占高校总数的94%;地方高校学生数1443.9万人,占高校学生总人数的83%。因此,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力军。

（2)宁波市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跻身全国十强。宁波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需要庞大的科技教育支撑体系,为此,宁波市于2005年8月在国内率先提出构建服务型区域教育体系的战略,并采取了有效措施促进教育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 通过官产学合作构建区域服务型教育体系

2.1 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促进区域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构建

宁波市自2005年提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目标以来,采取多项措施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设。通过政策引导、优化发展環境,积极推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联动发展,逐步构建了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培训体系,为宁波市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要素保障。

（1)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引导重点专业建设根据宁波市的产业发展规划,政府通过政策扶持的手段计划在2012年建成20个为产业发展服务的重点专业。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各重点专业应与地方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相结合,实施学历教育与职业(执业)能力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鼓励教师结合产业要求编著教材 根据宁波市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鼓励院校教师结合产业要求编著教材,要求立足于与宁波市主要产业紧密结合的专业范围内,打造理念先进、特色鲜明、过程有序、方法创新、突出教学内容现代化与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应用型本科教材,更好地为宁波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3)搭建大型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平台。根据宁波市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宁波市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事业组织、在甬院校、社会团体等大力引进一批国(境)内外具有授予国际或国内执业资格证书资质的高端培训机构,为企业在职人员和在校学生“双促进”提供教育培训的平台。

（4)推进高教园区创业创新孵化基地建设。充分发挥高教园区教育、科技、人才资源相对集中的优势,积极吸引国内外著名科研机构、大学的科技项目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落户,鼓励海外归国人才、国内高层次的科技人员以及在甬院校、师生进驻基地开展项目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与自主创业,使高教园区成为集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创新和创业人才培养基地为一体的科教城。

2.2 学校与企业的积极参与,促进区域服务型教育体系的发展

（1)积极与政府部门合作,提升学院的发展空间,为服务型教育体系奠定基础 学校加强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合作交流,可以通过参与宁波市人大的立法工作,编纂宁波市科技进步报告,承担宁波市创新型试点城市课题、组织教师积极参加各类科技活动等方式为政府做好服务工作。积极与县(市)区开展合作,以柔性挂职为抓手,共同尝试与推动新形势下的官产学合作新模式。

（2)积极与企业合作,通过共建教学实习实训基地、研发中心等形式,创造学生进行服务性学习的机会。

（3)大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为服务型教育提供指导力量首席主讲教授制度。选派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负责课程的设计、讲授以及年轻教师的培养,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数理基础。专业责任教授制度。学校针对每一个专业,设置一名本专业的责任教授,负责本专业的规划与、发展以及本专业的师资队伍建设,为学生打好专业基础。

（4)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训练,引导教师精心指导高校密切关注产业需求,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科研训练项目,通过服务性学习,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高校通过设置科研基金、计入学分、优先评奖学金等措施吸引学生积极参与科研训练,同时设置奖励措施鼓励教师进行精心指导。

3 结语

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宁波认识到大学、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加强三者资源相互分享的同时,优化科技资源,实现三方共同受益和发展。服务型教育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三赢的理念,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条件,弥补自身缺陷和不足。只有通过官产学互利合作,通过参与政府的产业规划、人才专业规划以及教学实训基地的建设,把握了高校的宏观发展方向,使学校紧密结合宁波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打下构建区域服务型教育体系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许为民,林伟连,楼锡锦.独立学院的发展与运行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7

WICHE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成为推动美国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协调组织。WICHE的成员来自西部15个州, 每州推选3名代表, 分别来自立法机构、高等教育领域和社区。WICHE的定位是发现西部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以政策或者法案形式统筹规划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发展。本文以WICHE为个案, 解读其40年来的发展历程及工作重点, 以期为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工作开展提供启示。

一、艾纳森时期 (1954~1960年)

1954~1960年, WICHE的主席是哈罗德·艾纳森 (Harold Enarson) 。这一时期, WICHE的主要任务是:1.全面调查西部高等教育需求, 并且制定详细的方案满足这些需求;2.签署服务区域高等教育的州际协议, 同时将这一协议付诸实践;3.力争使该机构成为西部高等教育信息交流中心;4.开展提高西部区域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5.为教育工作者搭建一个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平台;6.搭建高校与联邦政府、国家基金会、企业界合作的平台;7.搭建大学教师与社会人士相互交流的平台, 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6]为了完成这些任务, 艾纳森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推行心理健康与护理项目。随着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的心理问题和身体疾病成为困扰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 WICHE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 艾纳森吸收SREB在心理健康和护理领域研究的经验, 同时推进WICHE与凯洛格基金会 (W.K.Kellogg Foundation) 和美国公共健康服务局 (U.S.Public Health Service) 的合作。该合作取得重要成效:1955年, 凯洛格基金会对WICHE提供了资金, 美国公共健康服务局为该项目提供了专家。参加该项目的高校都能得到资金支持和专家帮助。

二是支持大学之间的合作。首先, 为了更好地开发自然资源, WICHE加强大学之间的合作, 开发新技术并预测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其次, 随着学生人数的急剧增长, 大量补充高校教师是WICHE关注的焦点。1955年, 艾纳森提出高校教师培养应与研究生培养紧密挂钩, 各高校之间应共同合作, 提高高校教师后备人才的教学能力。[7]

三是开展学生交换项目。随着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 高校的场地、设施等都捉襟见肘, 同时学费的增长也让一部分学生难以完成学业,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能上学并上好学, 艾纳森推行了学生交换项目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以下简称SEP) 。最初SEP只限于医学、牙科、兽医领域。为了让SEP顺利进行, 1955年WICHE制定了SEP规则:1.依据各高校的受欢迎程度对高校进行排名, 方便学生进入他们心目中理想的高校;2.接收学校应确定各学科能接纳的人数;3.派遣学校应确定所要派遣的各学科人数。这一规则的确立方便了接收州、派遣州和WICHE之间更好地开展此项目。1959年夏天, 9个州的300名学生参加了SEP项目。[8]

四是开展调查研究。艾纳森接受了卡内基公司提出的建议, 通过举办政策研讨会和讲习班, 聘请专家和工作人员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 收集和分享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信息, 并制定能使西部各州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1957年, 卡内基公司宣布提供为期四年的25万美元的资助后, WICHE在以下两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1.进行“院校研究”, 以确定西部高等教育系统运行所需人、财和物的资源;2.与斯坦福大学合作, 创建了可持续教育项目, 使得一些研究成果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中。[9]

五是开拓资助渠道。为了解决WICHE的资金短缺问题, 1958年, 艾纳森召开了以“资助高等教育”为主题的“立法工作会议”。该会议主题包括:1.各州要缴纳更多的会费;2.增加资助心理健康与护理项目的资金;3.与各类基金委员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以便得到更多的资助。[10]

艾纳森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从内部看, 新墨西哥、蒙大拿、亚利桑那、犹他、俄勒冈、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阿拉斯加、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夏威夷加入契约后运作良好;WICHE的项目和工作人员的数量都在增长;WICHE的预算是1953年的10倍。[11]从外部看, WICHE的项目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州长和立法者对投资WICHE的回报很满意。

二、克洛浦许时期 (1960~1976年)

1960~1976年, WICHE的主席是罗伯特·克洛浦许 (Robert Kroepsch) 。克洛浦许将WICHE的目标定位为:通过区域合作, 增加西部13个州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从而提高该地区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12]克洛浦许对WICHE的目标作了进一步阐述:1.提高该地区高等教育质量;2.扩大受教育机会, 特别是扩大西部专业化人才的受教育机会, 因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急需这方面的人才;3.协调各州间和机构间的合作, 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 从而避免产生重复;提高区域高等教育管理和效率;4.提高公众的认识水平, 使人们认识到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 以及认识到高等教育需要充足的财政支持;5.帮助高校评估和应对不断变化的西部教育和社会需求。[13]为了达成目标, 克洛浦许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推进学生交换项目。1960年的学生交换项目集中于医学、牙科和兽医三个领域, 共招收了334名学生。[14]学生交换项目仍然是WICHE的核心活动。除此之外, 克洛浦许还创设了一些新的学生交换项目, 包括:西部地区学生项目 (Western Regional Student Program) 、社区学院学生交换计划 (an Exchange among a Number of Community Colleges) 、专业学生交换项目 (Professional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等。[15]这些项目每年都会吸引众多学生参加。

二是促进教师发展项目。为保证交换学生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 WICHE更加注重提高高校教师能力, 但1961年调查显示高等教育仍面临严重的师资短缺问题。为改变这种现状, WICHE与1959年成立的西部大学研究生院协会 (Wester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 以下简称WAGS) [16]保持密切的合作, 并争取到卡内基基金的资助, 开展对西部研究生教育的广泛调查, 致力于提高高校教师后备人才教学质量, 增加教师人数。

三是开展心理健康项目。西部乡村地区从事心理健康保健人员一直数量不足, 而且还有继续减少的趋势。面对该问题, 克洛浦许进一步完善了心理健康项目, 其工作重点包括: (1) 提高现有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受教育水平; (2) 招收更多有志于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学生。[17]为此, 克洛浦许一方面与各协会合作开展培训, 如美国心理学协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惩教协会 (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 ;[18]另一方面, 多方筹款, 保障项目顺利运行, 如争取到国家心理健康教育机构 (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ntal Health, 简称NIMH) 的资助。NIMH对精神发育迟滞人员发展项目 (Staff Development Program in Mental Retardation) 投入了153, 469美元, 用于举办会议、开展讲习班, 帮助心理健康工作人员提升专业能力。[19]

四是推动护理项目。护理项目是克洛浦许工作的中心。克洛浦许推动的护理项目包括如下方面:1.制定了护理项目五年计划, 包括更新西部护理教育总体规划;调查西部护理教育实践的实效性;对护理人员在职培训做出全新规划;收集护理教育数据;定期评估护理教育。2.确定并颁布了护理学位和教学的标准。3.强调了临床实习的重要性。随着这些项目的推进, 1966年, 大约1, 350名护士参加了这个项目, 且效果良好。[20]这在美国引起了轰动, 凯洛格基金会对此项目的评价是, “WICHE所做出的努力促进了护理专业的发展”[21]。

五是推进医药类学校建设项目。1960年, 美国西部13个州只有5个州有医药类学校, 阿拉斯加、亚利桑那、夏威夷、爱达荷、蒙大拿、内华达、新墨西哥和怀俄明等8个州没有医药类学校。[22]西部地区医生和药师的后备人才匮乏可见一斑。为此, 克洛浦许采取了如下的措施:1.定期发布《西部医学人力需求》 (The West’s Medical Manpower Needs) , 客观地描绘西部地区医学教育的现状, 呼吁社会重视医药类学校和学科的建设;2.多方筹集资金, 如1962年联邦基金 (Commonwealth Fund) 宣布给WICHE拨款, 用于研究整个地区对于医学教育需求和医学教育成功的可能性;3.积极与各州的医学项目合作, 如为配合爱达荷、蒙大拿、内华达和怀俄明等州的“山区州区域医学项目” (Mountain States Regional Medical Program) 的运行, WICHE建立区域项目和医学教育咨询理事会 (Advisory Council on Medical Education) ;4.建设新的医科大学或者在原有的大学增加医学院。如在阿拉斯加、华盛顿、怀俄明、蒙大拿和爱达荷等州创建了医药类大学, 在夏威夷、内华达、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州原有的大学内建立医学系。

六是研发信息管理系统。WICHE所有的项目都依据一定的准则, 即贯彻国家和区域的规划和政策;提高高等教育系统运行效率;提供更多的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23]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准则, WICHE主动邀请来自美国教育理事会、大学理事会、美国教育部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及专业团体, 研发并推广信息管理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以下简称MIS) 。后来, 该系统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系统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以下简称NCHEMS) 。MIS在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了解西部各高校信息;能够获得该区域内合作伙伴的信息;了解高校财政运行状况。

在克洛浦许任职期间, WICHE发展迅速。一是工作人员和项目数量不断增加。克洛浦许刚接任时, WICHE的员工只有19名, 运行的项目才15个。10年之后, WICHE的员工上升到141名, 运行的项目有38个。二是教育投入增加。在艾纳森时期, WICHE的年度预算为350, 000美元, 而在克洛浦许时期, WICHE的年度预算上升为3, 903, 376美元 (不包括交换学生计划的1, 372, 734美元) 。三是会费增加。1974年克洛浦许使会费增加了87%。

三、斯若特肯时期 (1976~1990年)

1976~1990年, WICHE的主席是菲利普·斯若特肯 (Phillip Sirotkin) 。斯若特肯的目标有:1.改善和保持WICHE与州长和州立法者的合作关系是WICHE的首要目标;2.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化成长, 为教师专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3.确定“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 和“中学后教育”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的概念, 并确定WICHE对两者的作用;4.WICHE需每年提交其规划、项目和发展的报告, 其中包括一个需求评估和一个四年战略规划及财政计划; (5) 建议每一个州任命一名立法者为WICHE的委员。斯若特肯为完成自己的使命, 作出了如下努力。

一是推行兽医项目。为改变西部地区兽医领域人才严重匮乏的现状, 斯若特肯采取了如下措施:1.推广运行良好的兽医学校的经验;2.鼓励没有兽医学校的各州建立自己的兽医学校;3.安排学生到有兽医专业的州进行学习, 如科罗拉多州每年有65名学习兽医专业的名额;4.通过试点个案, 引领兽医项目的区域合作。“从真正意义上说, 现在是一个‘区域’兽医学院。”[24]5.WICHE还协助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爱达荷州的正式计划——“WOI” (Washington, Oregon and Idaho) , 使其不仅满足本州学生的需求, 还满足其他州学生的需求。这一举措缓解了其他还未建立兽医学校的州的压力;6.拟定兽医专业教师专业发展计划, 提升兽医专业教师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

二是推进本科生交换项目。为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使学生可以到州际内的任何一所大学学习, 斯若特肯于1988年开展西部本科生交换 (The Western Undergraduate Exchange) 项目。参与该项目的州外学生支付的学费为州内学生的150%。[25]这个项目发展迅速, 最初吸引了640名学生, 10年之后人数接近14, 000名。[26]为保证本科生交换项目顺利进行, WICHE对相关专业的大学教师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三是创设远程教育组织。为使学生的学习不受时空局限, 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斯若特肯创设了西部远程教育合作组织 (The Western Coo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以下简称WCET) 。如今, WCET有246个成员机构, 其中大约有一半是研究生学院和大学, 另外一半是30个州立高等教育系统的两年制学院。[27]WCET不仅为决策者、大学教师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平台, 而且还不断地总结技术交流项目运作良好的经验, 这些经验已通过实践检验, 且效果良好, 已被应用于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WCET与NCHEMS合作, 建立了高等教育技术成本分析标准。这个标准协助很多州和学校评估他们远程学习的需求和可用资源。

四是开展信息和政策分析。政策分析工作一直是WICHE的一个工作重点。斯若特肯上任后, 建立信息中心 (Information Clearinghouse) 。其工作重点包括:1.收集国家和各州的相关政策;2.为当地社区提供信息服务;3.出版与西部高等教育相关的图书和调研报告;4.与其他组织共同致力于信息和政策分析, 制定有利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1989年信息中心发表了10项研究, 包括教师的供给与需求、学生的资助、西部州的人口结构变化等。[28]

事实证明, 斯若特肯是这一时期WICHE的“船长”。怀俄明州的委员之一威廉校长曾说, “很明显, 斯若特肯已获得州长们的尊重, 他是WICHE的新希望。”[29]在他任职期间, WICHE处于极度扩张时期。斯若特肯追求创新, 在一些领域取得优异成就, 如西部本科生交换、西部远程教育合作、兽医以及其他领域。在他的领导下, WICHE的成员又增加了三个“附属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14年间斯若特肯塑造和引导了这些州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积极合作。

四、启示

尽管WICHE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工作重点, 但归纳这些工作重点, 基本上围绕如下方面展开:1.瞄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才, 让区域内的学生有学上、上好学;2.注重教师培养, 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3.多方合作,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4.通过调研摸清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5.利用高科技加强管理, 实现信息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和人才培养等任务。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的战略部署, 探索高校合作发展机制、建设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平台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近阶段, 我国也建立了一些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 如重庆市大学联盟、长三角高校合作联盟。由于这些组织建立时间不长, 很多工作都处于摸索阶段。根据WICHE的工作重点,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在将来的工作中应在如下方面下功夫。

一是努力实现区域内所有学生有学上、能上学、上好学。尽管WICHE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重点, 但这些重点都是通过制定政策促进区域内所有学生有学上、能上学、上好学开展的。这是WICHE的生命力所在, 也是其在半个多世纪能不断发展的立足点。纵观我国当前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的工作重点, 虽然对此要点有所涉猎, 但主要是围绕学生互派开展, 而且选派的学生往往是本校最优秀的学生, 大部分学生往往享受不到校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如何让更多的学生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 需要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做更深入的筹划。

二是以教师为主导, 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百年大计, 教育为先。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抓手就是提高大学教师专业化水平。WICHE推动高校重视并落实教师培养任务, 做出了努力。在职前培养方面, 将高校教师培养与研究生培养紧密挂钩, 努力提高高校教师后备人才的教学能力。同时颁布教学的标准, 严格把关, 提高教师教学的水平。在职后培训方面,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沟通渠道, 促进他们相互沟通, 同时搭建教育工作者与社会人士相互交流的平台。当前, 我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任务任重道远。[30]从美国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类型看, 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大体上具有两个维度:一是个体的发展, 即强调大学教师个体的、内在的专业性的提高, 关注大学教师如何形成自己的专业精神、知识、技能、专业心理品质等。二是群体的发展, 即强调大学教师群体的、外在的专业水平的提升。[31]为此,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应注重区域内大学教师的职前和职后培养, 一方面为教师个体专业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另一方面与社会各界精诚合作, 逐步提高教师群体的社会地位。

三是促进多方合作, 共享优质资源。区域高等教育合作是高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为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的相互协调的活动, 从而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共赢局面。WICHE的三个发展阶段都很注重合作, 包括校校合作、校企合作, 高校与科研机构合作, 州与州合作, 州与联邦政府合作等。WICHE通过多方合作,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促进了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为此,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绝不仅仅是区域内高校之间的合作, 而是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社会各界良性互动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 更需要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参与。

四是开展调研, 瞄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培养相应的人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科学的调研不仅能客观地反映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还能集思广益, 探寻破解这些问题的方案。为了更好地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WICHE非常注重调研, 实事求是地反映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然后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WICHE采取的调研工作包括:1.全面调查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 并且制定详细的方案培养这些人才;2.开展提高西部区域高等教育质量的研究;3.帮助高校评估和应对不断变化的西部教育和社会需求;4.出版与西部高等教育相关的图书和调研报告;5.与其他组织共同致力于信息和政策分析, 制定有利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当前,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合作组织更需要瞄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开展调研, 不仅要培养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人才, 还要面向国家和区域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调整专业结构,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急缺人才。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8

一、国外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主要经验

上世纪60年代之后, 很多国家进入经济恢复回升和快速发展阶段, 特别是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跨国、跨区域教育合作愈发紧密, 形成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第一, 政府主导, 积极推动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将教育的跨国、跨区域合作提上议事日程, 政府出面协调推进实施。早在1971年, 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欧共体六国就召开教育部长会议, 研究探讨教育合作问题;1974年, 欧共体理事会通过决议, 强调各成员国之间应当相互承认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1999年, 欧洲29国教育部长签订《博洛尼亚宣言》, 提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目标, 包括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相互承认学位、建立学分互换制度、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等, 之后又召开多次部长级圆桌会议, 细化、拓展合作内容, 逐步建立起相对统一、协调的欧洲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体系。可以看到, 这一体系的成功建立, 应当首先归功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 他们在法律、政策、经费保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积极推进联合办学、课程开发、科研合作, 将教育的跨欧合作不断引向深入。

第二, 搭建载体, 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合作计划。跨区域教育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 就是能否设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方案。1976年, 欧共体推出“联合学习计划”, 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加强学术研究合作, 改善文凭认证制度, 推动教师、学生跨国交流学习;1987年之后, 欧共体密集出台实施了一批教育行动计划, 包括“可米特计划” (推动高等教育与工业界合作) 、“林瓜语言”计划 (在共同体内加强外语教学交流) 等, 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苏格拉底”计划, 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的“欧洲教育合作区”。以“苏格拉底”计划的子计划———“伊拉斯莫计划”为例, 其涵盖了促进教师、学生跨国交流、建立大学合作网络、研究资金资助等内容, 相关数据显示, 仅在这一计划实施初期的三年多时间里, 资金投入就达到8500万, 跨国进修人数达到4.3万人, 1500所大学研究开发了共通课程。正是诸多教育计划的制定实施, 成功地将跨欧教育合作由理论层面推向了实际操作阶段, 对于提升成员国整体教育水平,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第三, 产学结合, 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强化合作。发达国家推动教育合作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就是与行业企业“无缝对接”, 在支持区域发展的实践中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德国实行企业和职业学校共同教学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企业直接参与学生的教育培训, 联邦各州工商联合会、手工业协会统筹管理, 鼓励不同行政区域教育资源交流互通, 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美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由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康涅狄克州的耶鲁大学、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罗德岛的布朗大学、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等8所知名院校组成, 他们定期开会研究讨论相关事宜, 互相承认学分, 学生、教师可以转学、流动, 在推动地区发展的合作中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新加坡推行“教学工厂”职教模式, 学校按工厂模式办学, 工厂按学校模式办厂, 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岗位技能;同时, 开展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培训合作, 与法国合作建立新技术学院, 与德国合作建立德新技术培训中心, 借助国外的资金、技术等优势, 推动职业教育跨区域合作。

二、国外教育区域合作对京津冀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启示

当前,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地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可以充分参考国外教育区域合作的有效做法, 研究探讨协作发展之路。

第一, 强化顶层设计, 政府扮演好“规划师”角色。纵观国外教育区域合作发展历程, 政府的主导、推动作用是决定因素。推动京津冀高职教育协同发展, 政府应当做好“规划师”, 做好顶层设计。首先, 成立专门领导机构。不同行政区域合作, 关键是破除体制性障碍,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统筹规划、全面协调。可以考虑由国务院牵头, 相关部委和三地行政主官组成专门的领导小组, 定期召开专门联席会议, 研究解决相关重点难点问题, 对区域内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整体把握、统一规划、有序运作。其次, 建立协调沟通机制。政府要发挥居中协调作用, 主动为三地高职院校和科研机构牵线搭桥, 建立长效的沟通机制, 引导他们围绕课程开发、科研技研、学历认证、人才流动等, 开展全方位的交流合作。再次, 强化政策支撑。国家层面应研究出台关于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明确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扶持政策, 设定路线图、时间表和具体负责单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拿出切合本地实际、含金量高的针对性措施, 合力推动高职教育协同发展。

第二, 制定推进计划, 选准合作发展“突破口”。国外区域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制定符合实际的教育合作计划, 无论是“联合学习计划”, 还是“伊拉斯莫计划”, 都是十分成功的典范。京津冀三地也应当设计实施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教育合作计划, 作为协同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针对教师资源优化问题, 可以考虑建立京津冀高等职业教育专家库, 推动实施“高层次专家学者互聘”计划, 鼓励优质教师资源相互流动、创造更高价值。针对学生培养问题, 可以建立推行“学分学历认证计划”, 同等层次高职院校间互派学生交流学习, 毕业生不止可以获得所在院校的毕业、学位证书, 还可以同时获得派驻学校的学分、学历证明。针对产学研结合问题, 可以探索实行“京津冀高校-企业联盟计划”, 鼓励高校在区域内甚至跨区域选择企业合作, 通过校校联合、校企联合等形式, 开展“订单式”科研项目研究、学生培养、成果转化等工作, 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 推动高职教育纵深发展。

第三, 注重合理布局, 建立高职院校与区域产业互融发展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趋势、满足企业人才需求, 是现代高职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而这恰恰是国外教育区域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也应当按照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有效整合教育资源, 科学合理布局。一方面, 统筹考虑高职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和方向。针对京津知识技术密集、外贸活跃的产业发展特点, 可考虑依托廊坊大学城, 率先建立“京-津-廊高新技术、外贸产业教育走廊”, 推动高职院校跨区域产学研合作, 加快技术成果转化,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针对河北工业经济基础雄厚、现代农业和环保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的特点, 可考虑将京津优质职教资源转移到河北, 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等工业密集地区, 构筑“工业高职教育高地”, 在北部燕山、西部太行山以及中部平原地区, 打造节能环保、旅游休闲和现代农业等“新兴产业高职教育隆起带”。另一方面, 合理设定高职教育资源布局的时间和步骤。近期, 按照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转移要求, 统筹三地高职教育资源, 合理规划布局;中期, 根据产业发展的最新要求, 合理调整存量教育资源, 积极共享增量教育资源, 确保高职教育始终能够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远期, 实现高职教育资源布局与产业、学校、社会发展的同步性, 构建多层次的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网络。

三、河北省融入京津冀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 给河北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我省应选好策略、找准定位、主动对接、加快融入, 推进全省高职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一, 以承接京津产业转移为导向, 加快优化专业结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 河北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京津产业转移的承接地, 打造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研发转化及加工配套基地。我省高职教育应以此为导向, 建立专业设置动态机制, 广泛听取行业企业意见, 抓紧开展用工需求前瞻性调研, 有针对性地调整已有专业、开设新专业。具体讲, 就是要瞄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石油化工、新能源开发、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等产业, 加快调整、优化、发展相关专业, 构建体现区域特色的专业群, 推动我省高职教育实现新突破。

第二, 以提升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 构建“政企校”三方联动培养体系。政府要发挥信息沟通、统筹协调作用, 制定出台政策措施, 加大人才培养投入, 积极搭建平台载体, 鼓励支持校企合作, 联动推进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企业要主动“走进校园”, 为高校提供实训和岗位培训基地, 选拔能工巧匠和业务骨干作为“校外导师”, 广泛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等工作。高校要主动谋求与企业建立合作长效机制, 一方面大力推行“工学交替”培养模式, 充分利用企业的技术、设备、场地等优势, 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职业氛围、提高实践能力;另一方面, 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鼓励教师到企业挂职进修, 参照企业人员职称评定办法, 优化教师职称评定标准。

第三, 以健全合作机制为保障, 力促高职教育协同发展有序推进。我省主动谋求合作发展, 首要任务就是推动建立健全顺畅有序的合作机制。一是着力推动建立行政合作机制。要谋求从国家层面建立高层次合作协调机制, 打破地区政府的行政阻隔, 杜绝“分灶吃饭”, 形成“三地一家、步调一致”的协调发展合作模式。二是着力推动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推进区域教育资源互联互通, 加快区域信息化建设, 通过高水平的教育资源重构, 逐步建立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的京津冀区域高职教育发展新格局。三是着力推动建立绩效评估机制。要统筹考虑人才培养、社会实践、科研成果转化、参谋决策咨询等关键因素, 合理设置三地高职教育协同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客观、科学的评价,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调整合作重点, 提高合作质量和效益。

参考文献

[1]许长青, 阚阅.高等教育国际化:欧洲案例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 2008, (01) :12-18.

[2]郭强.美国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交流模式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 2010, (1) :35-37.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9

一、两岸法学教育合作的时代诉求

两岸互相开放高等教育服务不仅是两岸各自履行WTO承诺的法律义务, 也是两岸经贸关系全面发展的社会需要。[1]未来, 随着两岸之间的功能性经济整合的逐步成型, 共同市场的形成必将促成两岸律师享有人员迁徙自由及互设营业所的权利, 以方便其提供跨区域的优质法律服务。这种法律职业的需求不仅决定了未来法学教育培养跨两岸法律人才的目标, 而且也将对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和内容等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欧洲高等教育改革依循的就是这样一种“市场—法律服务业—法学教育”传导路径。由于欧盟会员国之间的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如英美法系判例法与大陆法系成文法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相应地, 其法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也存在着理念和范式的差别, 这也使得法学文凭的相互承认、律师资格的认可以及从业人员在欧盟范围的自由迁徙长久以来都面临着众多的障碍和考验。因此, 在建立欧洲单一市场的目标下, 如何让法律人享有人员迁徙及劳务自由的权利, 并进而协调整合会员国不同的法律人才培养制度, 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议题。首先, 为了使律师职业在共同体内更容易就业及执业, 欧盟理事会相继颁布了1989年第48号关于大学文凭承认的一般规定指令, 1998年第5号的律师指令, 1999年第42号承认资格证明的程序指令, 用以推动律师的人员自由迁徙权、营业所设立权以及提供跨国的法律服务的权利。这些指令的实施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欧盟会员国法学教育改革向着欧洲化与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欧盟执行委员会, 作为博洛尼亚进程的正式会员之一, 为促成欧洲教育区域化合作, 在重要领域如资格证书的透明性 (欧洲通行证, Europass) 、学分转换、品质保证以及欧洲资格证书框架 (European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EQF) 实施数项新方案, 并借由欧盟的计划, 如苏格拉底 (SOCRATES) 、伊拉斯莫斯 (ERASMUS MUNDUS) 以及田普斯 (TEMPUS) 计划等来推动实施。欧盟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使其会员国的法学教育自此时起开始面临一连串的重大变革。以德国为例, 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法学教育中引入学士与硕士的学位制度, 法学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也从讲求理性的学问式训练逐渐转向吸纳更多的讲求经验的职业式训练。

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 欧洲法学高等教育在基准制定、质量认证、学位认证与学位输出等多方面抢占了控制权, 建立了独具竞争力的比较优势。由是观之, 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两岸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其他教育发达国家, 各自寻求区域之外的合作和交流, 相反, 应充分利用地缘文化等优势, 通过建立两岸法学高等教育区域化合作平台, 最大限度地整合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实现法学高等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 共同参与世界法学教育事务, 充分发挥中国法学在世界法学领域的参与权与话语权。

二、两岸法学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热潮的迸发, 带动了社会对法学人才的需求, 也促使法学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台湾目前的大学中, 与法律相关的学系或研究所就达一百多个。[2]从学习类型来看, 众多的法学教育机构中, 除东吴大学因沿袭过去的比较法学习传统, 设学制为五年外, 其余大学均为四年制, 取得法学士学位。研究所阶段的学习则分为三类:已受法学教育者的法学进阶训练, 未受法学教育者的法学基础训练及在职专业班。从学习内容来看, 1995年, 大法官认为台湾地区“教育部”统一订定各学院科系共同科目的做法, 有违大学自治精神, 故台湾各法学教育机构不必再依从原来的课程规划。但是台湾地区的“国家考试” (包含司法官考试和专门技术人员律师考试) 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不容忽视。属于考试内容的科目就算学校列为选修实际上几乎也是必修, 但其他非考试科目却是将来工作上可能需要的, 始终无法引起学生的重视。[3]因此, 从授课内容上来看, 重点在民事、刑事的实体法与程序法, 大学法学教育可以说是以培养处理诉讼案件的法律人为目的的。至于研究所阶段的学习, 各教育机构则为凸显各自特色, 与其他学校或学制做出市场区隔, 纷纷推出新形态的教学取向, 例如, 台大的“科际整合法律学研究所”, 政大的“中国大陆法制研究中心”, 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的“科技法律学研究所”, 国立海洋大学的“海洋法律研究所”, 逢甲大学、国立东华大学、南台科技大学的“财经法律研究所”, 政治大学、国立台北科技大学、世新大学的“智慧财产权研究所”, 等等。

大陆地区法学教育无论从学制还是教学内容上看, 都与台湾的教育现状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大陆法学高等教育可以分为专科生教育、本科生教育以及研究生教育, 其中, 研究生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在形式上, 法学教育又是全日制和业余、在职和脱产、半脱产等形式的本专科及学位教育以及成人在职培训机构、自学考试等多种教育形式并存。在教学内容上, 学生在大学统一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 在课程的设置上,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 各大学大都在本科阶段将14门法学主干课程作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这也意味着大陆的法学本科教学在职业取向上是不明显的。在大陆, 国家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使培养的学生尽可能多地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并顺利就业, 许多法学院系倾向于在法学本科教育改革中更多地吸纳这一考试的参数。从近些年来的改革来看, 法学教育的改革愈发强调特色专业建设, 以回应因社会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所带来的时事之需。例如,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 利用区域及专业优势设立台湾法律研究所、非洲法律研究所、知识产权学院等。

由于政治制度、经济背景以及教育体制的不同, 两岸法学教育在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台湾地区的教育优势表现在: (1) 台湾法学教育的国际化、现代化程度比较高, 在使用的教材、图书资料、质量评估等方面都做到了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例如, 东吴大学法律系之本科生必须修毕五科英美法课程方可毕业, 其授课材料、授课语言、授课方式和考试方式都依英文严格按照英美法学术训练方法进行。 (2) 台湾的高校师资力量丰厚, 高校教师多数是从世界各地法学博士留学回国人员中聘请, 凝聚多元法律文化精神, 形成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不足之处是除若干具有历史和传统的大学法律系外, 大多数高校法学办学历史短, 学科建设的基础还不够雄厚, 本地生源也渐显不足。大陆地区的教育优势表现在: (1)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法学基础理论教学较好。学生学习基础扎实, 教学上注重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融通,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2) 生源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较大的优势。不足之处在于:教育结构, 包括教育形式、专业内容、学科凝练等, 仍不尽合理;法学实践教学水平还有待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强等等。

三、两岸法学教育合作的未来推进

正是由于两岸法学教育在学制、内容、方法上存在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两地间发展法学教育互惠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的空间显得较大。在未来, 两岸院校应充分借鉴欧洲博洛尼亚进程中欧洲各国制度化合作平台建设经验, 推动两岸法学高等院校之间在平台构建、合作内容和执行方法上做出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

(一) 平台构建

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始于1999年。29个欧洲国家教育部长, 共同签署《博洛尼亚宣言》, 提出至2010年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的战略构想, 并制定了推进这一目标的具体行动纲领和工作计划。[4]经过十年的发展, 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力逐渐超出欧盟范围, 越来越多的非欧盟成员国也加入到该进程, 使之成为一个泛欧的行动。2010年3月, 47个欧洲成员共同签署了《关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宣言》, 宣布欧洲高等教育区正式启动。[5]除了上述部长会议之外, 欧盟还同时召开博洛尼亚政策论坛, 促进欧洲高等教育区与区域外的交流与合作, 将博洛尼亚进程的价值观和做法推介到世界, 提高欧洲高等教育在国际上的认同和地位。

相比于欧洲教育部门卓有成效的合作, 海峡两岸之间教育交流合作由于长期受到政治波动的影响, 迄今仍缺乏官方教育主管机构直接商签的制度性协议。在ECFA的后续谈判中, 两岸文化教育领域方面的交流合作协议应是需要重点落实的议题, 尽快展开磋商。在官方机制之外, 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不妨以非机制化方式多层次地进行。在这方面, 两岸法学高等教育人士先人一步。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 2010年两岸法学院校长齐聚北京召开了首届海峡两岸法学院校长论坛, 隔年在台湾高雄, 今年在上海连续举办了三届。在两岸法学院校的持续努力下, 该论坛将建成为两岸联合应对法学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平台, 反映两岸法学教育界的共同利益诉求。今后, 应充分重视这个政策对话与合作的平台, 平等协商, 凝练共识, 形成具有成效的框架性宣言,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不断扎实推进两岸法学教育合作进程。在未来机会成熟时, 可以考虑成立包括教育部门高级官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加的两岸高等教育工作组, 同时设立一个跨区域的涉及教育和经济部门的相关产业的论坛, 以分享两岸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最佳实践成果, 推动两岸教育在长远基础上的合作。

(二) 合作内容

《博洛尼亚宣言》提出了有关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的六项具体内容: (1) 建立一个更容易理解和具有可比性的学位制度; (2) 建立二级 (学士/硕士) 学位体制; (3) 参照欧洲学分转换制度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简称ECTS) , 建立欧洲范围内的学分体系; (4) 通过消除流动性障碍, 促进学生和教师等人员的流动; (5) 促进欧洲各国在教育质量保障方面的合作; (6) 促进欧洲高等教育合作。[6]在2001年的布拉格部长级会议上, 增加了三个新的内容: (1) 鼓励终生学习; (2) 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参与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形成; (3) 提升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吸引力。[7]2003年的柏林会议, 进一步决议在现有学硕士二级制的基础上, 增加博士学位。同时, 除学分转换制度外, 更主张建立相容 (compatible) 与可比较 (comparable) 的高等教育资格 (qualification) 架构[8]。通过上述内容的改革, 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 其学位证书和学习成绩, 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的自动认可, 大学毕业生可以在欧洲其他签约国申请学习硕士学位的课程, 或者无须事先申请学位认可, 就可以在任何一个签约国内执业或就职工作, 从而在高等教育与人才流动方面真正做到欧洲一体化。

从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经验来看, 建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和认可标准是推进教育区域化合作的核心工作。根据两岸法学教育的未来发展特点, 两岸应该在学生流动和研究合作方面共同努力, 思考在学历承认、学分转移、课程衔接、教学质量认定等多方面的具体合作内容, 以消除两岸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之间流动的障碍, 增加两岸法学教育的可比性和透明度, 促进学分积累和转移, 改进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三) 执行方法

在博洛尼亚计划的执行方法上, 每两年各国教育部长都会以固定集会的方式, 审视博洛尼亚进程的进度, 并设定后两年的优先事项与目标, 而会议结论也以公报的形式公诸于世。从2001年的布拉格公报到2010年博洛尼亚十周年大会的布达佩斯-维亚纳宣言, 博洛尼亚进程的执行和推动愈加深入。然而, 不论是宣言还是公报, 都不是依据欧盟条约的立法程序所制定公布的教育改革法规, 也不是与会国所缔结的国际法上的多边协定, 对于参与国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进一步从欧盟的层次来看, 高等教育学历协调并不属于欧盟条约所设定的目标, 欧盟执行委员会从未对此提出过任何草案建议, 也没有对博洛尼亚进程的推动进行过有效率的政治监督。从性质上看, 博洛尼亚宣言不是欧盟条约所规定的“建议”, 欧盟并无职权可以实施和协调博洛尼亚宣言的内容, 一切都只能算是会员国教育部长推动的一项共同计划, 与会各国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合作, 并有权决定是否要转换博洛尼亚宣言的目标。

由于法学高等教育的特殊性质, 再加上两岸法律体系和制度的差异, 因此很难只以一个单一制度在形式上规定复杂的法律人培养的所有方面。两岸教育机构的合作也应以博洛尼亚执行方式进行, 即不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方式统一两岸法学教育, 而是依建议、宣言形式渐进式进行。两岸教育机构致力于促进两岸教育合作, 而非改造法学教育结构, 以免抹杀两岸法学教育的特色和个性。

参考文献

[1]金孝柏.WTO体制下的海峡两岸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若干法律问题.国际商务研究[J], 2010, (5) :57.

[2]陈惠馨.台湾近年来有关法学教育改革的讨论与发展[J].2006, (132) :7.

[3]黄旭田.台湾地区大学法学教育之今昔、改革定位与策略[J].律师, 2005, (304) :74.

[4]The Europe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The Bologna Declaration of19June1999[EB/OL]. (1999-06-19) .http://www.bologna-berlin2003.de/pdf/bologna_declaration.pdf.

[5]The Europe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The Budapest-Vienna Declaration o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of12 March2010[EB/OL] (.2010-03-12) .http://www.ehea.info/Uploads/about/Budapest-Vienna_Dec-laration.pdf.

[6]同[4].

[7]The meeting of European Ministers in charge of Higher Education.Towards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Commu-niquéof the Meeting of European Ministers in Charg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rague on May19th2001[EB/OL]. (2001-05-19) .http://www.eua.be/fileadmin/user_upload/files/Quality_Assur-ance/O FFDO C_BP_Prague_communique.1068714711751.pdf.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10

美国2008财政年度开始出现经济动荡的初期征兆:燃油价格冲高、生活成本剧增、债务高垒、房屋止赎量上涨。2008年5-6月间, 失业率上升0.5个百分点, 高达5.5%, 共失去4.9万个工作岗位。2009年6月, 美国全国失业率达9.5%, 为26年来最高点。美国西部的情况更为严重, 就业率下降10.2%。沿太平洋各州 (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 就业率下降更是高达11.2%, 仅加州就减少了66500个工作机会[1]。2009年初, 西部绝大多数州都经历了财政收入的锐减, 在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障碍。

为此, 美国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 (以下简称“西部高教委员会”) 设计并开发了多种区域合作与交流计划, 帮助西部各州迎接共同的挑战。据《西部高教委员会2009年度报告》, 过去一年里, 西部高教委员会投入大量资源, 以促使其15个成员州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并提出方案来制定积极的公共政策, 通过教育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在各州的持续支持、联邦机构拨款和福特、盖茨、休利特、卢米娜和斯隆基金会资助下, 该组织携手州政府、高等教育管理委员会和各相关高校, 确保在经济困难时期人们仍能接受不同层次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许多州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俄勒冈州采取新的方法, 发放以需求为基础的助学金, 使学生入学率提升了17%。亚里桑那、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和蒙大拿州被选中参加卢米娜基金会的“创造均等机遇”项目, 以谋求教育的发展和变化。犹他州也在利用博洛尼亚进程的调整过程更好地调节州内所有高校间的转校和课程衔接[1]。

二、西部区域合作与交流计划

西部高教委员会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设立的创造入学机会方案称为“学生交换计划”, 现包括“西部本科生交换计划”、“西部区域研究生计划”和“专业学位学生交换计划”。这3个计划项目使学生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就学于该区域内的州外大学, 帮助西部高等院校弥补生源的不足, 避免区域内学习项目的重复设置, 更好地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整合与管理。

“西部本科生交换计划”始于1987年, 在目前美国同类项目中规模最大。来自西部15个州的学生都有资格参加。美国各州, 州内学生只要缴纳州内学费, 而外州或国际学生需缴纳比州内学费高很多的州外学费。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09-2010年度州内学费为8352美元, 而州外学费为30222美元, 参加西部本科生计划的学生, 支付的学费为州内学生学费的150%。2008年, 西部140多所两年制和四年制高校的23600多名学生参加了此计划, 为学生和家长节省了1.5亿美元。西部高教委员会还在鼓励更多的院校加入该计划, 并与西部地区高中顾问协会合作以扩大其拓展服务。高等院校可根据各自的校园需求加入, 并依据入学要求和现有学习课程进行调整。

“西部区域研究生计划”帮助学生以州内学生学费标准在230多名普通硕士, 专业理学硕士、博士和研究生证书课程注册学习。西部高教委员会15个成员州的40多所高校加入了该计划。2008-2009学年, 约400名研究生通过该计划共节省390万美元。该计划为未来的健康专业人士提供50个学位项目和其他一些与医疗健康相关的课程。

“专业学位学生交换计划”将10个专业医疗保健领域课程拓展到西部高教委员会12个成员州。2008-2009年度, 约760名学生在50多个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医学类课程注册学习。该区域计划投资达1450万美元, 由参与州决定课程领域和愿意资助学生的数量。

始于2007年的“互联网课程交换”计划, 通过区域电子课程共享, 在特定的高等教育课程领域提供更广泛的入学机会。2009财政年度, 该计划涵括13所高校和4个大学联盟。利用斯隆基金会的资助, 成员学校发展新的商业计划, 并给该计划的数据库增加新的功能, 以便更好地支持交换项目。其中的一个大学联盟正在筹集资金, 为数学和科学教师开发新的网上课程, 并对这些课程最有效的教学策略进行研究。有的成员学校召集网上教授社会工作课程的教师开研讨会, 并筹划联合证书项目, 以培训在中小学环境工作的社工。它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劳动力发展。参与该计划的高校利用科罗拉多劳工和就业部及美国劳工部的资金启动试验计划, 引导科罗拉多居民参加信息技术网络课堂, 为他们寻求更好的或新的就业机会做准备。

“各州学者倡议”计划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激励学生完成要求严格的课程学习, 以满足全球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 将商业领导人引领到初高中校园去帮助这些学生。2005年9月, 西部高教委员会通过全国范围的竞争得到机会来管理“各州学者倡议”计划。该计划由美国教育部职业和成人教育办公室资助, 资助额达660万美元。西部高教委员会成功地完成了第3年的计划, 并接受资助一直将项目持续到2009年9月30日。西部高教委员会与参与该计划的各州和相关学区合作, 搜集可靠的、可比较和易于理解的数据来判断该计划对学生课程选择模式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并通过各州或联邦会议、该计划的“全国学术严谨性和相关性高峰会议”等机会传播这些结果和推荐方案。为扩大该计划的全国性网络, 使它从一个联邦资助倡议转变为私人资助项目, 西部高教委员会还通过各种渠道谋求其可持续发展路径。目前, 该计划与20多个州层面的商业教育合作伙伴组织和约400个学区合作, 共同支持下一代学生学者继续其学业。

西部乡村地区医疗卫生保健专业人士一直数量不足, 而且目前还有继续减少的趋势。为此, 西部高教委员会发起“致力于乡村工作的初级保健医师培训试验计划”。该计划使学生有机会在乡村实习, 参加面向乡村的高级课程学习, 并通过与西部高教委员会的“心理健康计划”合作, 加强心理健康内容的培训。学生还会在各自家乡所在的州进行临床实习, 并接受不同导师的指导。同时, 结合所在社区的人才保留计划, 提升毕业生返回故乡农村工作的可能性。西部高教委员会计划与服务部发布的劳动力系列简讯《密切关注西部医疗保健劳动力需求》向西部各州的决策者和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教育和就业的发展趋势。

西部高教委员会“西部学术领导力论坛”项目现有40个成员, 来自15个成员州, 均为提供硕士或博士学位的高校的教务长、首席学术官以及州立大学系统和各州机构的学术领导。这些代表通过论坛分享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经验, 并应对西部地区面临的高等教育难题。2009年度的论坛年会是与阿拉斯加大学安克雷奇分校合办的, 议题为“反思:变化时代的战略领导力”。来自美国教育委员会、国家高等教育管理系统中心、高等教育学术事业协作网络的代表对论坛成员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和现有可利用资源做了综述。小组的深入讨论集中在学生学业成功、学生流失、教工的工作-生活模式等话题。

西部高教委员会学生服务转化中心的员工利用审计工具对有意改善提供网络学生服务的院校进行审核, 并在协议的基础上对参加院校的优缺点进行评估, 提出改进建议。由于预算紧缩, 如何通过网络找到最有效的方式使学生服务自动化, 对学生学业成功和减低学生的流失显得至关重要。作为高等教育改进基金资助的为期3年的“获取网络自主学习机会”项目的合作伙伴, 西部高教委员会第2年的工作围绕互联网可用性方面的材料和过程开发、评估及传播展开, 使各院校和认证机构确保其网上内容都可供用户使用。

西部高教委员会为西部高等院校提供机会, 加入中西部高等教育协议组织的“主人财产计划”。参与院校可以从面向高等教育需求的综合财产险中获益, 同时改善其风险管理和财产保护的策略。成员单位还有机会在整个联合体的综合赔付率基础上, 获得年度股息。目前, 该财产计划保额总计达635亿美元。西部高教委员会和中西部高教协议组织的参与成员通过该计划的收益和股息共获款5150万美元。

三、分析与启示

西部高教委员会由西部15个州组成, 每州推选3名代表, 分别来自立法机构、高等教育领域和社区。该委员会全面审视西部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 提出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方案, 力图使高等教育不仅能够顺利渡过经济危机, 而且能有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在充分认识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密切关系的基础上, 该委员会采用的灵活多样的区域合作与交流模式充分体现了美国西部区域合作资源要素的合理均衡配置和区域合作支持网络系统的纽带作用。

1. 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支撑, 高等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强大引擎作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储备、使用和消费之上的。要确保知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更好地传播和利用, 必须发挥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推动力。美国统计局4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 持学士学位的人平均年薪达到57181美元, 比持高中文凭的人高出2.6万美元。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 教育的个人收益主要体现在未来较高的收入、未来较健康的身体、未来较强的企业工作能力、未来合理安排家庭活动的能力以及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等5个方面[2]。同样,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 投资进行公民教育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回报。当前, 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增加各自对教育的投入。以高等教育为源泉的国民素质与科学技术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国际竞争力8大要素中, 科技竞争力、国民素质竞争力是核心竞争力。国民素质竞争力的44项指标中有22项、科技竞争力的26项指标中有19项与教育相关, 尤其是与高等教育有关[3]。

2. 区域合作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冲击下, 任何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都无法在封闭的环境中寻求发展和突破。在区域经济发展动因基础上成立的西部高教委员会充分注重信息调研和行动反馈, 强调各成员州高等教育系统、高等院校、基金会、企业、相关联邦政府机构及区域外组织等的积极主动参与和配合, 为增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开拓广阔的前景。公平开放的准入机制确保了区域内学术资源要素、人力资源要素和财力资源要素的充分流动和交互作用, 有助于促进分工协作, 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形成区域合作的动态发展优势, 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基于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认可合作伙伴关系原则确立的平等互利出发点, 互通有无, 区域资源共享, 可以形成一个有着更多选择和更广泛受众面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

3. 区域合作支持网络系统的纽带作用。

“学生交换计划”、“互联网课程交换”计划等多种合作交流模式的运作显现了西部高教委员会对区域合作支持网络系统的充分利用。合作行为的实施除了在过程上表现为合作各方的协商、对话和谈判, 最重要的是在空间上表现为不同区域间的要素流动, 包括人员的流动、物质的流动、资本的流动、信息的流动等。而这些要素的流动是需要载体和纽带的, 只有借助一定载体和纽带, 区域合作才能真正实现。这些载体和纽带在区域内和区域间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连接系统。从其功能来看, 它们一方面构成了对区域合作得以实现的支持体系;另一方面则构成了对区域合作得以持续的保障体系[4]。以社会需求和发展现状为出发点, 以项目为合作交流平台, 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支持网络系统, 积极争取多渠道资助与支持, 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及时沟通与共享, 培养区域发展急需人才, 优化区域资源配置, 确保了西部高教委员会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并带来可持续发展动力的成功定位。

摘要：解读《美国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2009年度报告》, 了解美国高等教育西部区域合作与交流模式, 结合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分析区域合作资源要素和区域合作支持网络系统在区域合作与交流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西部区域合作与交流,区域合作资源要素,区域合作支持网络系统

参考文献

[1]Higher Education:The Engin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WICHE2009Annual Report[EB/OL].http://wiche.edu/info/publications/WICHEar09.pdf2009-10-31.

[2]毕淑芝, 王义高.当今世界教育思潮[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21.

[3]王守法, 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05) .

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研究 篇11

关键词：区域 ；旅游合作； 模式

一、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的概念

区域旅游合作模式是在特定时期内，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总体方式。具有战略性、具体性和阶梯性三个特征。

二、区域旅游合作发展的模式

区域旅游合作是以区域之间或区域内的资源互补为基础，平衡了旅游资源非均衡性、不可移动性与旅游者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充分表明了旅游合作主体利益的一种博弈。[1]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我国旅游业是政府主导型，区域旅游开发也是行政利益的一种博弈过程，在平衡地方利益前提下实现区域共同利益最大化，促成构建区域旅游合作制度框架。[2]与此同时，在关联的旅游产业化进程中，受经济利益驱动，旅游企业意识到只有通过合作，凭借自身优势与关联企业进行分享和交换资本、信息、技术等，创造更大的市场，形成的竞争——合作模式将会形成区域旅游合作的内在机制，积极促成和形成有机的区域旅游产业链，如图1。

图1 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在不同区域条件中，在区域合作机制作用下，区域旅游合作会呈现差异性的结构形态，如杨荣斌等从地理学视角，认为区域旅游合作模式如下：

第一，点——轴发展模式，作为一种区域开发模式，从增长极模式逐渐发展的点轴模式，佩鲁认为对一些产业部门集中、优先增长较好的地区为增长极，增长极会吸纳邻近的生产要素，极化周围区域，在此发展过程中，增长极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向周围地区扩散，带动周围区域的增长。增长极发展需要推动型产业发展，会形成在其周围的前、后及旁侧向的联系产业，形成乘数效应，如西北地区旅游发展合作。

第二，单核辐射模式，地区之间或地区内部的旅游资源、旅游市场等分布呈现出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某个地区的单项旅游资源优势突出，以某个区域或城市资源市场为特征，以单个旅游景区为核心，逐渐发展形成以旅游经济联系为纽带的区域旅游合作模式。[3]如闽西南旅游圈是以厦门为中心，涉及漳州、泉州等城市，逐渐形成厦门向周边地区辐射。

第三，双核联动模式，以城市—城市或资源—资源空间关系为特征，在某个区域的城市或旅游资源中地位具有相当水平，会逐渐发展并形成市场共轭现象或资源互补或兼具，如苏北旅游区发展就属于此种模式，在苏北地区的徐州—连云港之间实行旅游合作，发展形成共生性双核联动发展；大沈阳旅游圈形成后逐渐构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双核联动模式，在旅游资源、旅游市场等实行了相关性和互补性，提升了旅游发展，增强了旅游竞争能力。

第四，核心—边缘模式，核心—边缘模式出现于在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水平较高的时期，也是单核辐射、双核联动旅游模式发展的后续阶段。[4]核心—边缘呈现多级圈层结构，不同圈层具有相异的旅游功能。如珠江三角洲区域旅游已进入协调的制度创新阶段，逐渐形成了双向、互动的旅游产业运作形式，成为旅游业最发达地区之一。进一步拓展了合作空间；伴随旅游产业发展，“9+20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已经启动，在更高的平台上展开了区域旅游合作，不断创新了发展模式。

第五，网络型模式，网络型模式是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区域旅游合作理想的发展态势，区域经济发达，旅游业受到支撑，设施完备，资源丰富，市场发育成熟，城市间互为市场、互为资源，专业旅游发达。[5]如“长三角地区的15+10”城市旅游合作组织，在品牌塑造、资源整合、信息交流等方面展开紧密合作，区域内城市发展良好，旅游资源组合较好，旅游资源丰富且互为补充，发展等级较高，交通网络发达。据国内旅游部门抽样调查资料显示，长三角地区的客源平均有2/3来自本地区。在旅游资源和市场的融合下，长三角地区总体上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以杭州、南京、苏州为次中心，其它城市为重要节点的梯级网状的区域旅游网络结构。

参考文献：

[1]杨春宇.中国旅游制度变迁机制及其理论体系构建研究——基于新博弈格局视角[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242（12）：76-83.

[2]杨兴柱，顾朝林，王群.旅游流驱动力系统分析[J].地理研究，2011，30（1）：23-36.

[3]杨艳容. 核心—边缘理论在川南与滇东北区域[J].生产力研究，2010 （7） ：109-112.

[4]Trevor H.B. Sofield. Border T ourism and Border Communities[J].Tourism Geograhies， 2006，8（ 2） ： 102- 121.

[5]董观志. 粤港澳大旅游区发展模式创新研究[J].旅游学刊，2004，19（4）：49-52.

作者简介：焦爱丽（1983-），吉林长春人，吉林工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区域旅游，旅游教育。

米冰，吉林工商学院讲师。

高等教育区域合作 篇12

闽浙赣皖九方经济协作区创建于1986年, 由浙江省的衢州市、丽水市、金华市, 江西省的上饶市、抚州市、景德镇市、鹰潭市, 福建省的南平市和安

徽省的黄山市组成, 自创建以来, 在工业、农业、交通、旅游、教育、社会治安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协作。

衢州市位于四省边际九市地的中心, 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过渡地带, 由于区域位置特殊, 衢州能较早吸收发达省份先进的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 并与四省边际地市相互借鉴, 共同发展。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衢州职教,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已宛然在浙四省边际乃至长三角地区打出了自己特有的品牌。

在上午的开幕式上, 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介绍了我省的职业教育情况, 并希望各省市代表借此契机, 加强区域合作, 率先发展, 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下午, 代表们实地考察了衢州中专, 观摩了衢州市职业教育成果展和学生才艺表演, 他们纷纷表示, 衢州职业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 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会上代表们还进行了经验交流, 共同探讨职业教育的创新与合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