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能开发(共12篇)
海洋能开发 篇1
海洋能是指海洋中所蕴藏的可再生的自然能源,一般包括以海水为能量载体的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等[1]。海洋能具有蕴藏量大、可持续利用、绿色清洁等特点,是全球应对化石能源短缺以及气候变暖,发展清洁能源、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选择之一。欧、美等发达海洋国家非常重视开发利用海洋能,将其作为战略性资源进行技术储备。我国海洋能资源储量丰富。根据国家海洋局实施的“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908专项”)调查成果,我国近岸海洋可再生能源(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温差能、盐差能、海洋风能)资源储量约为15.8亿kW。因地制宜地开发海洋能,可切实解决海岛发展、海上设备运行、深远海开发等用电用水需求问题,对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1 国际海洋能发展现状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一项研究[3](2011年5月)表明,全球海洋能资源理论上每年可发电2 000万亿kW·h,约为2008年全球电力供应量的100多倍。当然,不同种类的海洋能资源的技术可开发量可能会远小于理论资源量,这主要取决于海洋能技术的发展情况。
1.1 技术现状
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的研究报告[4](2014年8月),国际潮汐能技术是海洋能技术中最为成熟的技术,其技术成熟度(TRL)达到9级(商业化运行阶段),国际潮流能技术TRL达7~8级(全比例样机实海况测试阶段),国际波浪能技术TRL达6~7级(工程样机实海况测试阶段),国际温差能技术TRL为5~6 级(实海况测试阶段),国际洋流能技术和盐差能技术TRL为4~5级(实验室技术验证阶段)。
1.1.1 潮汐能技术
拦坝式潮汐能技术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实现商业化运行,例如建成于1966 年的法国朗斯电站(240 MW)。拦坝式潮汐能技术主要包括单库双向、单库单向、双库单向、双库双向等几种方式。目前,国际上在运行的拦坝式潮汐电站主要采用单库方式。2011年8月,韩国始华湖(Siwha Lake)电站(254 MW)建成投产,装有10台各25.4 MW的灯泡贯流式水轮机组,是目前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潮汐电站。此外,英国、荷兰等国的研究机构还开展了开放式潮汐能开发利用技术研究,提出了潮汐澙湖(Tidal Lagoon)、动态潮汐能(DTP)等新型环境友好的潮汐能技术,前者利用半封闭或封闭式的澙湖,在围坝上建设潮汐电站,利用澙湖内外涨落潮时形成的水头推动涡轮机发电,对海域生态损害很小;后者通过建造垂直于海岸的T型水坝,干扰沿海岸平行传播的潮汐波,在T型坝两侧引起潮汐相位差,从而产生水位差并推动安装在坝体内的双向涡轮机进行发电。
1.1.2 潮流能技术
国际潮流能发电技术已进入实海况示范试验甚至前商业化应用阶段。潮流能发电技术主要分为垂直轴式、水平轴式、振荡水翼式等。目前,国际上达到前商业化应用水平的潮流能装置约10余个,主要采用水平轴式工作方式。例如,英国海流涡轮机公司(Marine Current Turbines,MCT)研发的1.2 MW SeaGen潮流能发电装置,作为世界上首台商业化潮流能发电装置,于2008年布放在北爱尔兰斯特兰福德湾示范运行并实现并网发电,截至2014年2月,该电站累计发电已超过900万kW·h。
1.1.3 波浪能技术
国际波浪能发电技术基本进入了实海况示范试验阶段。波浪能发电技术类型较多,主要包括振荡水柱式、振荡浮子式(摆式、筏式、点吸收式、衰减器式等)和越浪式等。目前,国际上经过多年海试的波浪能装置较多,但还都未具备商业化运行条件。例如,总装机296kW的西班牙Mutriku振荡水柱式波浪能电站,自2011 年运行以来年均发电40万kW·h;美国海洋电力技术(OPT)公司研发的PowerBuoy点吸收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于2011 年进入前商业化应用阶段,有40kW和150kW两种规格产品;英国海蓝宝石能源公司(Aquamarine Power)研发的800kW Oyster摆式波浪能发电装置,2012年布放到欧洲海洋能中心(EMEC)进行测试并实现并网发电。
1.1.4 温差能技术
海洋温差能转换(OTEC)技术根据构成热力循环系统所用工质及流程不同,可分为开环式循环、闭环式循环和混合式循环3种类型。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非常重视发展OTEC技术,但国际OTEC技术仍处于初期样机阶段。2013年6月,日本在冲绳建设的100kW混合式温差能电站投入示范运行。OTEC技术除用于发电外,还在海水制淡、空调制冷、海洋水产养殖以及制氢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1.1.5 盐差能技术
国际盐差能技术仍处于样机研发阶段,正在研究的发电技术主要包括缓压渗透法、反向电渗析法以及蒸汽压法。其中,缓压渗透法和反向电渗析法的研究较多,其核心技术主要在渗透膜的研究上,近年来,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和日本电工公司(Nitto)均在开发盐差能专用膜技术。2009 年,挪威Stat-kraft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盐差能发电示范装置———4kW缓压渗透式发电样机,并持续运行到2013年12月。但国际盐差能技术在短期内并不具备竞争性。
1.2 产业现状
国际海洋能产业已经初现雏形,近几年,西门子、阿尔斯通、通用电气、三菱重工、现代重工等一批国际知名公司通过并购、投资等多种方式开始进军海洋能产业,国际海洋能产业相关机构已达2 500余家;国外专门用于海洋能技术试验和测试的海上试验场已有20多个投入业务化运行,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海洋能技术的成熟。海洋能发电装置装机成本已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加快了海洋能技术产业化的步伐。
1.2.1 海洋能海上试验场
海上试验场作为海洋能技术测试检验的服务平台,在海洋能产业链中具有重要作用,经过海上试验场严格的实海况测试与检验,是海洋能发电装置定型及产品化的必经之路。发达海洋能国家在海上试验场建设与运行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海洋能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为企业进入海洋能产业领域开展技术定型、设备制造、发电场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根据OES发布的2014年年度报告统计[5],国际上已有20多个海洋能海上试验场进入业务化运行阶段(表1)。
注:除意大利的GEM和ISWEC以及爱尔兰的大西洋海洋能测试场尚在建设中,其他均进入业务化运行阶段.
1.2.2 越来越多的原始设备制造商进入海洋能产业
根据爱尔兰科克大学的统计,国际上从事海上风能、潮流能、潮汐能、波浪能产业相关的机构(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等)超过2 500个。其中,英国海洋能产业从业机构最多,在1 100余个海洋能从业机构中,海洋能装置研发机构约60个、海洋能发电场项目开发机构约40个、海洋能项目运营商10个,其余近90%的机构为海洋能产业链中海洋工程、专业材料、仪器设备、海上运输等跨产业海洋机构,例如,海流计生产商安德拉公司、海洋特种材料供应商SRI公司等。
近几年,一批国际知名公司通过并购、投资等多种方式开始进军海洋能产业,之前主要由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从事海洋能装置研发及示范的状况有所改观。由于这些大型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和电力部门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进行大型海洋能项目的开发,因此必将极大地推动海洋能商业化进程。以德国西门子公司为例,2012年,西门子公司收购了英国MCT公司,一跃成为潮流能装备新兴市场的领军者,借助西门子的强大资源和综合实力,SeaGen技术已开始研制2 MW型装置,并计划用于在威尔士以及加拿大建设10兆瓦级潮流能发电场。
1.2.3 发电成本有望快速下降
随着海洋能技术的日渐成熟,尤其是大型原始设备制造商进入海洋能产业领域,引进规模化生产和工程经济学理念,海洋能发电成本已开始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成本构成也出现较大变化,有助于加快海洋能技术产业化的步伐。
根据201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研究报告,2010年潮流能和波浪能发电装置的建造成本(CAPEX)中值约为11 000~12 000美元/kW,随着全球累计装机容量的快速增长,到2020年,潮流能和波浪能发电装置的CAPEX中值有望下降到2 600~5 400美元/kW,均化发电成本(LCOE)有望下降到13~25美分/kW·h。
2015年5月,OES发布的海洋能技术成本分析研究报告也显示,当前国际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发电装置的CAPEX中值分别为11 000美元/kW、9 850美元/kW、35 000美元/kW;2020年以后,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发电装置的CAPEX中值将下降到5 900美元/kW、4 450美元/kW、10 000美元/kW。
2 我国海洋能发展现状
随着国家对海洋能开发利用工作的重视,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在制定的多项法律法规及规划中都提出要支持海洋能发展,中央财政通过专项和科技计划等加大了对海洋能的财政支持力度。为了推进我国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2010年5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海洋局联合设立了海洋可再生能源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海岛独立电力系统示范,海洋能并网电力系统示范,海洋能关键技术产业化示范,海洋能综合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与试验,海洋能开发利用标准及支撑服务体系建设等5类项目[6]。截至2015 年10 月,专项资金共投入经费近10 亿元,支持了96 个项目。在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国海洋能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技术研发水平与国际差距逐步减小,初步形成了海洋能技术研发、装备制造、海上施工、运行维护等专业队伍。
2.1 技术现状
2.1.1 潮汐能技术
1980年建成的江厦潮汐试验电站(4.1 MW),目前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第四,先后经历多次技术改造,积累了丰富的基础研究和运营实践,为今后建设潮汐电站提供了宝贵的经验。2010年以来,我国相继开展了健跳港、乳山口、八尺门、马銮湾等多个万千瓦级潮汐电站工程预可研项目。此外,还开展了环境友好型潮汐发电新技术研究。
2.1.2 潮流能技术
我国潮流能发电技术研发起步较早,目前已研发了10余个潮流能试验装置,基本实现了小功率(十千瓦级)机组的海上稳定发电,大功率(百千瓦级)机组的实海况试验效果还有待改进。例如,浙江大学60kW半直驱水平轴潮流能发电装置自2014年起进行海上现场试验,累计发电超过2万kW·h,目前正开展百千瓦级机组定型项目研究。
2.1.3 波浪能技术
我国波浪能资源适于发展大功率装置的海域不多,因此主要开展了一些小功率装置的研发试验。2010年以来,有近20个波浪能装置开展了海试,部分装置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海试效果。例如,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研制的鹰式一号10kW样机海试效果较好,累计发电超过1 000kW·h,目前正开展百千瓦级机组定型项目研究。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研制的50kW浮力摆式波浪能装置2012年开展了海试,目前正在其技术基础上开展50kW装置样机定型。浙江海洋学院、集美大学、山东大学等多家单位研制的波浪能装置也取得了较好进展。
2.1.4 温差能等技术
我国温差能发电技术尚处于原理验证阶段,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于2012年开展了15kW温差能发电装置的短期试验,目前正在开展高效氨透平、热交换器等关键技术研发;国家海洋技术中心正在开展温差能技术为海洋观测仪器供电的研究。
我国盐差能利用技术还处于原理研究阶段,中国海洋大学近期开展了缓压渗透式盐差能发电关键技术研究。
2011年以来,中科院海洋所、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南海所等单位还开展了海洋微藻高效培养、海洋微藻生物柴油制备等技术研究,在海洋微藻培养中试、规模化培养、微藻养殖耦合CO2减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海洋大学开展的海泥电池供电技术研究,成功实现了海泥电池驱动小型海洋监测仪器平稳运行,并实现一年多的海上示范运行。
2.2 与国外的差距
尽管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与国际先进海洋能技术相比,我国海洋能技术的总体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原创性技术较少,公共平台建设进展缓慢,装置转换效率、可靠性和稳定性普遍不高,示范应用效果不佳。
2.2.1 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在海洋能资源调查方面,尽管“908专项”调查对我国近海海洋能资源进行了普查,但现有调查数据尚无法满足海洋能资源区划与选划以及海洋能电站选址等工程要求,海洋能资源精细化评估技术和方法等研究不够,难以适应电站低成本规模化建设的需要。在海洋能发电理论研究方面,跨学科、多领域交叉的应用基础研究开展较少,能量俘获与转换机理、俘获系统对海洋环境的适应性及响应控制、装置结构在海洋环境下的腐蚀及疲劳作用机理、最佳功率跟踪及负载特性匹配等基础研究亟须加强。
2.2.2 关键技术未取得突破、示范应用规模较小
我国潮汐能技术尚未拥有万千瓦级潮汐电站建设实践。总体上看,我国海洋能关键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潮流能、波浪能、温差能等发电装置均存在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距离产品化应用水平尚有差距。此外,我国海洋能装置示范应用规模(不足百千瓦级)远远小于国际上的兆瓦级水平。
2.2.3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
海洋能发电装置的海上布放和运行维护具有投资大、工程复杂、风险高等特点,海洋能示范应用还面临着用海用地难、审批手续繁琐等问题,亟须建设海洋能海上公共测试场与示范区,为海洋能发电装置提供标准统一的检测与认证服务。国内海洋能公共服务平台规划和设计开展得较早,但由于落实用海用地等多方面原因,至今尚未建成。
3 我国海洋能发展前景展望
当前,国际海洋能技术尚未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应紧抓“建设海洋强国”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机遇,坚持“技术突破、装备开发、工程示范、产业推进”的思路,提高海洋能发电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装备设计、定型与制造能力,完善海洋能发展区域布局,通过示范工程的稳定运行带动技术发展,加速海洋能产业培育,为大规模海岛开发和深远海开发提供有效的能源保障。
3.1 近期目标
到2020年,掌握海洋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兆瓦级潮流能机组设计及装备制造关键技术和百千瓦级波浪能发电关键技术,实现海洋能海岛示范应用的稳定可靠运行,海洋能总装机容量达到10万kW。
3.2 中长期目标
到2030年,海洋能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启动大规模潮流能和波浪能发电场建设,在南海开展兆瓦级温差能综合利用平台建设,海洋能公共测试及示范平台面向国内外开展业务化运行。
海洋能产业初具规模:海洋能成为边远海岛供电主要电源,海洋能总装机容量达到200万kW,形成完备的海洋能产业链;进军国际市场,在国际海洋能市场占据一定份额,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4 发展对策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海洋能技术产业化步伐
加强海洋能发展顶层规划设计,研究制定详尽的中长期海洋能发展路线图,明确我国海洋能发展目标以及各阶段的主要任务,研究制定海洋能产业激励政策体系,尤其是潮汐能等海洋能发电的电价补贴、差异化海洋能发电上网电价制度等政策。建立在国家海洋委员会和国家能源委员会协调指导下的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涉海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研究制定海洋能项目用海一站式审批等政策,协调海岛开发及海洋能示范基地建设等用地优惠政策。坚持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社会多元化投入为辅的原则,继续实施并发挥国家专项资金在推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强示范应用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并逐步实现由项目资助与补贴向装备制造奖励、电价补贴等多种方式的转变。
4.2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海洋能基础理论研究,掌握新型海洋能发电装置高效转换机理和系统化的海洋能装置实海况测试方法,摸清重点关注海域海洋环境特征及海洋能资源特性,开展海洋能资源精细化勘察与评估,为我国海洋能实际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支持在高等院校建立海洋能学科,加快专业基础人才培养;支持科研院所加快建立海洋能重点实验室和公共服务平台,突破海洋能共性关键技术;加大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力度,培育一批海洋能产业化及中试基地,构筑科研院所与企业对接的平台,尽早实现自主海洋能装备的规模化生产。
4.3 加快提高技术成熟度,扩大示范应用规模
根据浅海海洋能试验场、潮流能专业试验场、波浪能专业试验场、深海海洋能试验场的总体布局,加快建成我国海洋能公共测试及示范平台,有效降低海洋能装置海试风险,为我国海洋能技术的持续改进及产品化提供支撑。突破海洋能核心装备技术,形成高可靠300kW潮流能机组装备和模块化100kW波浪能发电装备并具有稳定示范运行能力,掌握1 MW潮流能机组设计关键技术,掌握100kW温差能发电及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开展多个典型海岛可再生能源独立微网示范,为推进海洋能规模化应用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夏登文,康健.海洋能开发利用词典[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2]罗续业,夏登文.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报告[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3]IPCC.Special report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R].2011.
[4]IRENA.Ocean energy technology readiness,patents,deployment status and outlook[R].2014.
[5]IEA OES-IA.Anuual report 2014[R].2015.
[6]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中国海洋能技术进展2014[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海洋能开发 篇2
—— 海洋主题科学幻想画创作
麻园初级中学 肖甜
学习领域:造型·表现 教 时:第1课时 教 具:多媒体演示平台
学 具:课本 铅笔 大头笔 素描纸 教学目标:
1、学习海洋开发的知识,培养学生求实、探究和创新的科学态度。
2、学习大海的浪漫想象与装饰手法,感受保护海洋的重要性,“开发海洋”想象画创作步骤与方法。
3、培养学生面向大海,面向未来世界,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志向。教学重点:以“开发海洋”为题,创作想像画。教学难点:学生想像力的激发和画面的构图。
课前准备:海洋开发知识的学习、优秀作品、海洋开发的图片和视频
教学过程:
一、课堂引入
1、播放《海洋》视频 2、95%的大海的海底是未知的,同学们想过如何合理的去开发它呢?从哪些方面开发呢?
二、课堂发展
1.探讨阶段(根据学案讨论)
目前已开发:旅游、制盐、养殖、矿产资源、发电„„ 未来方向:环保、吃住、娱乐、呼吸、成本„„ 学生小组讨论:“开发海洋”新想法。
展示“开发海洋”主题思维导图,初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确定想象画主题。
2.播放2009年雅克·贝汉执导的纪录片《海洋》,给人震撼感,提问:人类开发海洋,首先要考虑什么?
呼吁人类开发海洋环境的同时,要维持海洋生态环境的平衡,维持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关系。
3.欣赏归纳:
观看海洋主题科幻绘画,回顾“开发海洋”主题的绘画创作步骤。
4.创作阶段
表现步骤:收集素材→准备材料→完成创作→表现情感
5.课堂小测
以小组形式完成“开发海洋”主题想象画初稿,小组评比。
6.评价阶段
三、课外延伸
保卫和开发海洋的福星 篇3
一望无际的大海不仅美不胜收,而且还蕴藏着无数宝藏。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等问题日趋严重,各沿海国家不断加快海洋开发步伐,海洋经济发展迅速。1977年世界海洋经济总产值 1100 亿美元,1980 年达到 3400 亿美元,1990年猛升至 6700 亿美元,2000 年达到 15000 亿美元……大规模、全面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发展海洋经济已成为各沿海国家的发展战略。
全球变化是国际社会的热门课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逐渐增加,导致了温室效应,而海洋在全球气候变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东临太平洋,是世界上重要的海洋国家之一。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 1.8 万多公里,沿海岛屿有6500 多个,岛屿岸线约1.4 万多公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按我国主张,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海域包括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近300万平方公里,它相当于我国陆地面积的1/3。我国有4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13%的沿海省、市、自治区。因此,海洋在我国社会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21世纪被人类称为“海洋世纪”。然而,要想对这一占地球面积70.8%的不断运动着的水体进行全面、及时的了解,掌握其活动规律,探清其蕴藏的巨大资源,靠一般方法是很难的。就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来看,海洋卫星是认识海洋真面目的最佳利器,利用它可以经济地、方便地对大面积海域实现实时、同步、连续的监测。它已经被公认是海洋环境监视监测的主要手段。
大洋神探
我国海洋卫星的发展目标是建起一整套海洋卫星体系,它包括3个卫星系列,分别是海洋1号(海洋水色卫星系列)、海洋2号(海洋动力环境卫星系列)和海洋3号(海洋监测卫星系列)。我国正逐步形成以卫星为主导的立体海洋空间监测网。
2002年5月15日,我国第一颗海洋卫星——海洋1号A星升空,它也是我国海洋水色卫星系列的第1颗卫星,质量为368公斤,运行在高798公里的太阳同步近圆轨道,以可见光、红外探测水色、水温为主,设计寿命2年。
该卫星采用3轴姿态控制,载有10通道海洋水色扫描仪(分辨率1.1公里,量化级数10比特,光谱范围402~885纳米,10.3~12.5微米)和4通道CCD海岸带成像仪(分辨率250米,幅宽500公里,量化级数12比特,光谱范围420~890纳米)。海洋水色扫描仪主要探测叶绿素、悬浮泥沙和水温等,用于评估渔场、预报鱼讯、监测海洋污染和冰情等;CCD海岸带成像仪主要用于监测悬浮河口泥沙、海岸带生态等。星上数字图像信息经X频段数传系统向地面站发送。
海洋1号A星通过对海洋水色要素的探测,为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海洋污染监测与防治、海岸带资源开发和海洋科学研究等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数据。它的发射成功,结束了我国没有海洋卫星的历史。同国外同类型卫星比较,它不仅体积小、质量轻、技术指标先进,而且可见光和红外遥感探测并存,谱段较全,对于提取海洋水色和海表温度等多种信息,能达到更佳的效果。
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在海洋1号A星在轨运行的685天里,共实施了1805轨卫星境内外探测,获取了大量的海洋监测数据,用户达126个单位,覆盖了国内的海洋管理和生产作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部门,在海洋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为海洋环境预报提供了实时数据和产品服务,在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海洋环境保护与灾害预警、海洋科学研究及国际与地区间海洋合作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效益。
科研人员利用海洋1号A星数据制作了52幅我国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河口地区的资源调查和植被分类图、岸线动态变化图、河口悬浮泥沙分级图等,监测到我国沿海发生的赤潮灾害16次,对我国渤海每年冬季3个月左右的结冰期进行了海冰预报,并获取了大量南北极冰盖数据,为科学考察提供了基础数据。
在没有海洋卫星之前,我国渔民只能凭经验出海作业。而利用海洋1号A星数据,有关部门制作了3~9月份逐月平均的海温和叶绿素分布图,并及时向海洋渔业生产部门提供服务,增加产量,仅此一项直接经济效益就十分可观。利用海洋1号A星的相关资料,我国与美、法等国的海洋研究机构开展了学术交流与合作,提高了我国在海洋遥感领域的国际地位,推动了我国海洋立体监测体系和空间对地观测体系的建设。
2007年4月11日,我国第2颗海洋卫星——海洋1号B星由长征2号C火箭发射升空,进入距地球798公里高的太阳同步近圆轨道。
海洋1号B星是海洋1号A星的后续星,质量442公里。星上载有一台10频段海洋水色扫描仪和一台4频段CCD海岸带成像仪。该卫星在海洋1号A星的基础上研制,其观测能力和探测精度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该星用于接替已到寿命的海洋1号A星,对我国所管辖的近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水色环境实施大面积、实时和动态监测,并具备对世界各大洋和南北极区的探测能力。其实时观测区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海岸带区域等;其他观测区采用星上记录,过我国境内回放接收;主要探测要素为叶绿素、悬浮泥沙、可溶有机物及海洋表面温度等。
虽然海洋1号B星是海洋1号A星的接替星,同属海洋水色系列卫星,基本延续了海洋1号A星的主要设计,但其各项指标和功能都有了较大提高,取得多项技术突破:星上的海洋水色扫描仪和海岸带成像仪的性能都大幅提高。与海洋1号A星相比,由于寿命延长、性能提高,海洋1号B星提供的信息量增加了3倍以上,使用价值成倍增长。它可对赤潮、悬浮泥沙等实施有效监测,其中赤潮是其水色探测的主要任务之一。同时,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河口的悬浮泥沙也是该海洋卫星重点监测对象。
该星尚属业务试验型海洋水色卫星,用户将开展业务试运行。其后续星海洋1号C星、1号D星将正式实现业务化运行。
新星高照
2011年8月17日,我国用长征4号B火箭发射了我国第1颗海洋动力环境卫星——海洋2号A。该卫星使我国海洋卫星首次以厘米级定轨精度和微波探测方式,全天时、全天候地获取宝贵的海洋动力环境数据,能极大提升中国海洋监管、海权维护和海洋科研的能力。这也标志着中国海洋卫星向系列化、业务化方向迈出一大步。它于2012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与已在轨运行的海洋1号卫星相互配合,分别以微波、光学两种观测手段,把海洋动力环境监测与海洋资源探测相结合,构成了空间立体监测系统,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立体监测体系。
海洋2号A是中型卫星,质量1575公斤,集主、被动微波遥感器于一体,具有高精度测轨、定轨能力与全天候、全天时、全球探测能力,使我国首次具备了全天候、全天时的观测海洋的能力。其采用三轴稳定方式,运行在970公里高的太阳同步轨道,2天即可实现对全球90%海面的观测,设计寿命3年,主要使命是监测和调查海洋环境,获得包括海面风场、浪高、海流、海面温度等多种海洋动力环境参数,可直接为灾害性海况预警预报提供实测数据。卫星上装有雷达高度计、微波散射计、微波辐射计和校正辐射计,以及16副各种类型的天线,是目前国内天线最多的卫星,覆盖了8个频段,同时搭载了用于星地激光通信试验任务的激光通信终端。
星上的雷达高度计是通过向海面垂直发射脉冲信号,分析回波特征得到海面高度和有效波高、风速等信息,经过处理可获得全球大地水准面、重力场、海表面地形、海流、海浪、潮汐、海表面风等动力参数信息,同时还可获得海冰含量、湍流边界等海洋信息。它用于探测海面高度、有效波高、重力场、大洋环流、有效波高及风速等海洋基本要素,海洋雷达高度计测量数据的进一步反演结果,可以应用于海洋地球物理学、海洋动力学、海洋气候与环境监测、海冰监测等方面的研究。其测高精度优于5~8厘米,有效波高测量范围为0.5~20米,有效波高测量精度优于10%或0.5米(取两者之间大值)。
星上的微波散射计是利用不同风速下海面粗糙度对雷达后向散射系数的响应变化,通过发射脉冲信号,测量海面回波的特征,获得全球全天候的海面风场,为海洋环境预报、风暴灾害警报、航线规划、海洋工程等服务。它用于探测海面风速和风向,测量的风速范围为4~24米/秒,风速精度为2米/秒或10%;风向测量范围为0~360°,风向精度为±20°。
星上的微波辐射计本身不发射电磁波,只被动接收海洋表面和传输路径上的大气的辐射亮温,进而反演得到全天时、全天候、大范围的海面温度、大气水汽含量、海面风速等信息,在渔场预报、气候预测和全球变化等方面,以及气象、植被和土壤湿度方面提供服务。它用于探测海面温度、海面风速、大气水蒸气含量、云中水含量、海冰和降雨量等。海面温度的观测精度达1K,海面风速精度2米/秒。
星上的校正辐射计通过对上层大气液态水和水汽含量的测量,专门用于向雷达高度计提供同程大气校正数据。它测量雷达高度计观测路径的水汽含量,为其提供校准服务。
海洋2号A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在轨运行的、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大面积、高精度、全球连续探测海洋高度场、浪场、风场、流场和重力场等海洋动力环境信息能力的海洋遥感卫星,可在海洋环境监测与预报、资源开发、维护海洋权益及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连续有效监测风暴潮和巨浪等极端海洋现象,提高海洋灾害预警的时效性和有效性;提供识别重要渔场信息,为大洋渔业资源开发提供技术保障;卫星获取的数据能够有效监测全球海平面变化和极地冰盖变化,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提供科学依据。
海洋能开发 篇4
一、现状
我国海洋能资源总蕴藏量约为八亿KW, 开发前景甚好。但就目前而言, 我国海洋能开发利用还处于试验阶段, 不仅对海洋能开发利用的时间较晚, 而且针对其开发利用的立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空白。直至《可再生能源法》于2005年颁布, 才使得这一尴尬局面得以解决。《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彻底改变了此前针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范性文件以行政性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为主、管理手段以行政为主的不利局面。但是, 与其它可再生能源相比, 海洋能的开发利用还略显不足。该法贯彻后建立了相关经济激励法律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 对海洋能开发利用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但现实却反映出其操作性较差的弊端。
二、不足
《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一系列促进海洋能开发利用的经济激励措施, 主要涵盖以下几点:一是税收优惠政策, 该第二十六条作出了相应规定。二是财政补贴制度, 该法第二十五条作出了相应规定。三是价格补贴制度。价格补贴不仅是弥补海洋能与传统化石能源比较处于劣势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激励海洋能发展的必要措施, 该法第十九条作出了相应规定。为了保障该规定的有效实施以及落实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价格补贴制度, 国家发改委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该办法规定, 海洋能发电项目上网电价实行政府定价, 其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合理成本附加合理利润的原则予以制定。该法律制度是在充分考虑包括海洋能在内的可再生能源现阶段开发利用情况和特点的基础上设立的。海洋能在我国地理分布不均, 外加因技术以及成本的制约, 海洋能的竞争力较低, 在短期内无法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抗衡。因此在短期内采取这种侧重式利益趋向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 立法中未对经济激励法律制度作出弹性规定, 则表现出立法前瞻性不足, 难以应对未来海洋能行业发展较为成熟时期的问题。从分类电价制度来看, 该制度把政府对市场干预这种强制性措施作为主要手段, 以确定海洋能电价。这首先就要求政府解决准确估算可再生能源项目成本这个难题。其次, 虽然短期内该制度能够保证海洋能的健康发展, 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该制度违背了市场竞争规律, 打破了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现阶段, 在我国发电集团优势较为明显的情况下, 由于分类电价制度过于保护可再生能源项目所得利润, 这就会使得企业惰于竞争、改善管理、降低成本和提高科技水平。这显然是与以引入竞争为目标的电力体制深入改革相违背的。所以分类电价制度只能作为一个促进海洋能发展的临时手段。从补偿制度来看, 海洋能电力在电网企业全额收购以及电网企业享有稳定的费用补偿, 将会使得海洋能企业惰于竞争、改善管理、降低成本和提高科技水平。此外, 立法中未对补贴制度作出弹性规定, 则表现出立法前瞻性不足, 难以应对未来在我国电力市场不断开放的情形下, 海洋能发电企业会与独立的售电企业或大用户进行直接电力交易的问题。
三、国外海洋能经济激励法律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 丹麦
丹麦海洋能开发利用的经济激励法律政策, 主要有:1.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为促进技术成熟, 政府为每台风能发电机投入相当于成本30%的财政补助, 此项补贴计划共实行了10年。2.市场准入和上网优惠。政府为了消除海洋能源在开发初期的市场准入障碍, 通过了优惠税收等多种制度政策及建立有效方便的投资融资机制对海洋能源上网发电给予支持和鼓励。3.实行绿色认证。这是丹麦在海洋能源领域经济激励制度上的特色。在绿色市场上, 海洋能源的发电除了付给一定的电费价格以外, 发电商每提供一定的海洋能源发电电量, 还能购得到与该电量数量相关的绿卡。有绿卡的发电商所供应的电量得到优先上网权。绿卡的配额则通过市场的需求来保证。每个电商消费者必须要购买分配给自己的海洋能源发电配额, 用来扩大海洋能源发电的市场。
(二) 美国
美国电力研究协会研究发现, 全美海洋能发电潜力巨大, 仅海浪发电就可以生产100亿瓦电力, 占美国电力需求的6.5%, 而波浪能、海上风能、潮汐发电可以满足全美10%的用电量。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最近的计划表明, 到2030年, 美国整个国家电力的20%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 2010年4月,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发布了《美国海洋水动力可再生能源技术路线图》, 阐明了美国未来重点发展的海洋可再生能源, 包括:波浪能、潮汐能、海流能、海洋热能和渗透能。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引导海洋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第一, 通过电力采购协议, 提供融资便利。第二, 制定强制性政策, 要求各个沿海州加强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第三, 提供研发创新资金和项目支持。为了更好地促进美国海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美国政府规定了一种公共效益基金制度, 该基金是按照零售电力价格的1%~3%直接提取, 也包括部分企业的专门捐款。该项公共效益基金主要是为了鼓励可再生能源研发、奖励可再生能源设备安置, 以及为可再生能源开发企业提供贷款, 以帮助那些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达到融资目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第四, 通过生产税抵免和加速折旧, 鼓励开发者投资。
三、完善海洋能经济激励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 对于配额制度、补偿政策和费用分摊制度面向电网企业进行了制度的完善
首先, 要完善费用分摊和超额辅助服务补偿政策在海洋能源发电领域的电网建设。其次, 要加快对于海洋能源电力配额制度在海洋能源消费量为核心的电网企业中的相关应用, 尽快落实和完善。
(二) 对于海洋能源产业的金融和财税扶持政策要加强完善
第一, 加强具有明显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特点的海洋能源产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投资抵免政策。第二, 建立公平合理的海洋能源增值税政策体系, 推进增值税转型。第三, 对于海洋能源发电项目的金融扶持工具和政策要丰富和完善。第四, 尽快建立健全与海洋能相关的环境税、资源税和碳税政策体系。第五、财政投资、补贴和政府采购要着力于海洋电力系统方面, 尽量完善和建立健全相关内容。
(三) 利用融资方式和金融手段来支持技术研发
灵活利用政策性金融、产权投资基金与创业投资、债权融资、低息贷款、股票融资、担保体系等多种融资方式和金融手段满足领先企业扩大发展的资金需求, 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发展。加强对自主海洋能源技术和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和定向政府采购, 确保政府采购和补贴对象适合市场需求、具有自主核心技术, 真正代表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同时要应用引人政策性保险加快自主创业的成果推广, 为海洋能源设备制造业设立专门的政策性质量保险。
(四) 在美国当地要加强税收制度的扶持力度
完善改进海洋能源费用分摊机制, 进行海洋能源资源的开发权有偿转让制度的探索和推广, 并且对于沿海当地城市及海洋能源的资源所在地要完善其相关的鼓励补偿机制。
四、结语
随着我国政府和公众对环境污染认识的日益加深及对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的清醒认识,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越来越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海洋能作为未来重要的能源形式也从无到有在实践中发展起来, 利用起来。海洋能的开发利用在我国不仅是可行的, 也是必然的。然而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发展在我国可以说仅仅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化程度比较低, 国外很多发达国家通常是高度市场化的国家, 因此其中有许多经济激励制度是不能为我国照搬的。但这些并不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值得我国借鉴。我们要做的首先是加大市场化进程, 去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以便这些制度能够在我国得到有效运营。同时因为开发利用海洋能的法律制度改革的大势如以人为本、整合、专门的立法格局等等在世界各国之间是共通的, 并且海洋的开发程度关系到我国在21世纪的国际地位, 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目前的技术不成熟或者资金缺乏之类的因素只顾眼前经济利益而放弃长远考虑。有关海洋能源立法的建设完善已经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了。把握时机、看准趋势、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进行独立制度研究是当今推动海洋开发的法治工作者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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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论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篇5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是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而海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近些年来,由于对海洋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导致海洋环境遭受着日益严重的污染,物种减少甚至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珍贵水产资源面临危机,矿物质污染间接影响人们身体健康,赤潮频发和水质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使海洋的健康生态面临严峻考验。
正视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类维护生存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海洋生态的破坏源于人们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过渡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合理、科学、有效的规划,有关保护的规划缺乏法律强制性等。因而,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在开发海洋资源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具体而言:
首先,制定科学规划,创新发展思路。政府要通过严格勘查和调研,制定适合地方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划,并上升到法律层面,强化执行力度;相关海域管理部门要打破“重经济、轻环保”的陈旧思维,重视环保之于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做到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开发模式。
其次,进行科学开发,避免“环保错位”。要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根据各地资源特点确定合理的开发方式;政府要强化责任意识,完善问责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引导民间组织、公民等社会各界参与改变和修复海洋环境;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避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并为环境治理付出沉重的经济和健康代价。
最后,推动海洋保护,加强政府监管。政府要确定保护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政府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减少甚至杜绝资源浪费;淘汰落后产业,减少污染源;企业要提高生产工艺,引入治污设备,提高资源利用能力;鼓励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海洋石油开发法律体系完善刍议 篇6
关键词:海洋石油开发;法律体系;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59-02
石油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之一,曾被称为“工业的血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提高,石油能源渗透到的领域越来越广,已成为“现代经济的血液”。海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在石油需求量急剧增加,而陆上石油生产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加快了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的步伐。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虽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近年出现的一些重大事故,造成了严重的海洋污染、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复杂的诉讼纠纷等问题,反映出在海洋石油开发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而完善的法律体系,是进行合理适度有序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的法制基础,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吸引更多外国石油公司进行投资和参与建设的重要条件,还可以为与邻国之间的领土领海之争提供法律依据[1]。因此,加强海洋石油开发的法律体系的研究、完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一、海洋石油开发法律体系的结构及内容
法律体系,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法律体系是一国国内法构成的体系,包括被本国承认的国际法。国际法在渊源上表现为两国之间的条约(或多边公约)和习惯(或称惯例)。广义的国际条约,包括条约、专约、公约、协定、议定书、换文以及宪章、规约等。
因此,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体制来看,法律体系可以认为由以下层次构成:相关国际法;宪法;相关法律;相关行政法规;相关部门规章;相关地方性法规;相关地方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
关于国际法的法律地位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相关国际法的法律地位不一定高于国内法。国家在制定国内法时,不能忽视其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参与制定国际法时,又不能无视本国的主权。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补充和互相制约。在内容上,海洋石油开发的法律体系涉及到海洋权益、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海运及海事、安全生产、职业健康、节约能源等多个方面。
第一,海洋权益方面如:1996年5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属于综合类文件);200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确立了海域使用管理法律制度所应遵循的原则,等等。
第二,海洋资源方面如:我国的《矿产资源法》(1996);《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1982年1月发布,2001年9月修订),等等。
第三,环境保护方面如:1998年3月,我国加入《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1999年1月,我国加入《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等。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83);《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06)、《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1983)、《海洋倾废管理条例》(1985):《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95)《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2002),等等。
第四,海运及海事方面如:《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我国的《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港口法》(2003)、《航道管理条例》(1987);《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1990);《船舶和海上设施检验条例》(1993),等等。
第五,安全生产方面如:我国的《安全生产法》(2002)、《消防法》(2008)、《海上固定平台安全规则》(2000)、《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2006),《海洋石油安全管理细则》(2009)、《浮式生产储油装置安全规则》(2010),等等。
第六,职业健康方面如:1994年10月,我国加入《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2004)、《食品卫生法》(2009)、《职业病防治法》(2011)、《深海石油作业职业卫生管理办法》(2005),等等。
第七,节约能源方面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我国的《节约能源法》(2007)、《清洁生产促进法》(2012)、《计量法》(1985)、《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水法》(2002)、《电力法》(1995),等等。
另外,在现有海洋法律法规基础上,我国将进一步完善海洋法律体系,已列入“十二五”议程的有:将制定《海洋基本法》;继续推动《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的修订;促进《南极活动管理条例》、《渤海区域管理法》、《大洋矿产资源开发管理法》、《领海基点保护条例》的立法进程[2]。
二、海洋石油开发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支持,法律调整力度小,海洋石油产业立法的框架体系极不完善。现行海洋石油法律多为单项法规和规章,不仅效力低,而且因缺乏体系上的合理规划与相互配套致使立法体系出现混乱,专业执法体系不顺,力度不够,使已有的立法不能有效实施,已无法与海洋石油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目前,我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存在诸多缺陷:相关法律规定太笼统,缺乏相应实施细则、赔偿标准缺位、信息披露义务缺失、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刑事立法不足等[3]。对于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我国目前仅有《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等等,在中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合同的主体、客体、内容、相关法律责任和争议解决上的规定上都过于简单,有的甚至无法确定,与我国有些法律和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也有不少冲突和矛盾之处,存在合同法律关系的模糊、合同主体的不确定、合同内容的不规范和不完整、合同客体的不确定,使纠纷产生以后争议的解决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使侵权责任主体的无法确定,使后续的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程序无法正常开展。
三、完善海洋石油开发法律体系的建议
(一)加快相关机制、制度建设,加快新法制定
加快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和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完善海洋环境保护刑事立法[3],建立政府、公司和第三方主体在应对海洋污染事件过程中的良性互动的法律保障制度,完善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救济机制,完善人身财产损害赔偿的救济机制,完善海洋石油勘探油污损害评估机制,建立国际海洋石油勘探油污污染损害赔偿基金[4]等等。建议制定《海洋法》、《海岛开发管理法》、《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法》、《海洋资源综合利用法》、《海岸带管理法》[5]、《海洋油污染赔偿法》[6]、《海洋生物资源保护法》、《海洋生态保护法》、《海洋污染整治法》[6]等等。
(二)积极加入海洋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公约和组织
海洋恶劣复杂的勘探环境和储藏特性,使得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投入”的特性,一家石油公司往往不能同时具备这些要求,跨国间的合作是海洋石油勘探的首要选择,而石油油污对海洋环境的危害又属于世界级难题,因此,相关国家可以制定国际性公约,公约缔约各国可根据自身优势进行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等方面的责任分配[4]。
我国海域相邻众多国家,无论是在勘探开发方面,还是在事故救助、污染治理方面,都需要相互配合与合作。因此,在主权问题得到解决的前提下,我国应积极制定或者加入区域性的公约或条约,为海洋石油开发提供法律支持。
四、结论
判断法律体系的形成,一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在各个方面,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二是由这个法律体系内所有法律规范形成的法律制度,与实际相适应,能够满足发展的需要。三是法律体系内部的所有法律规范之间和谐、统一,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对于我国,近些年来海洋石油取得快速发展,但历史尚短、经验欠缺,而海洋石油开发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在法律数量上,还是在体系架构上,都难说足够和完善,甚至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仅仅就法律而言,按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准,我国法律的数量不仅不算很多,还明显偏少。完善我国法律体系,还有一个怎样实现立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问题。这一点尤其符合海洋石油开发法律体系。因此,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清晰梳理体系架构,通过修改、废旧、利新等方式加强立法,尽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海洋石油开发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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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开发 篇7
1 重视海洋开发战略研究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 建设海洋强国”。胡总书记明确指出“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 拥有广阔的“海洋国土”, 有18 000多km的大陆海岸线和数千个海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我国可主张管辖的海域面积近300万km2。南海是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中心之一, 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 石油资源量约为230亿~300亿t, 约占我国总资源量的1/3, 仅在曾母贫地、沙巴盆地和万安瓮地的石油储量就有将近200亿t, 一半以上分布在应划归中国管辖的海域。还有储量巨大的天然气资源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1]。
这片辽阔的海域中蕴藏的丰富资源是中华民族今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加速我国300多万km2海洋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 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必然的战略方向。
1.1 海洋开发的重要性
1.1.1 我国面临严峻的资源供应形势
我国资源消费加速增长而资源保障不足。主要矿产资源的静态储产比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锰、铬、铜、铝和钾盐等矿产的消费依赖于大量的进口。
中国石油过多依赖进口:目前中国每年进口石油的数量与金额在不断增加:2000年我国原油净进口量为5 983万t, 2004年突破1亿t, 2006年达1.452亿t。2007年进口原油1.63亿t, 成品油1.389万t, 总量接近2亿t, 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据专家预计, 2020年我国大约60%的石油以及至少30%的天然气都必须依赖进口[2]。
1.1.2 海洋油气是未来油气资源的主要来源
根据美国能源署提供的资料, 石油仍是未来世界的主要能源, 2020年将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34.7%。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 预测世界石油需求到2020年将达51.85亿t, 到2030年达58.8亿t。亚太石油需求2020将达16.35亿t, 其中印度和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长最快, 年均增长速度将达3.5%和2.2%;美国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石油需求将分别达11.9亿t和13.3亿t;中国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石油需求将分别达5.96亿t和7.85亿t。
据预测, 世界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将分别从2005年的33%和28%提高到2020年的42%和36%。目前全球深水油气田产量占世界油气总产量的10%。随着近年来深水油气用发现比侧的增大, 预计在未来的3~5年, 深水油气田的产量将达到20%[3]。
因此, 必须把海洋开发作为拓展我国资源与能源基地, 扩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空间, 决定国家未来发展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来对待。
1.1.3 海洋资源开发面临的挑战
(1) 我国海洋资源被疯狂掠夺。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周边一些邻国编造各种借口或完全背弃《南海各国行为宣言》原则, 不顾中国反对纷纷抢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岛礁, 并声称对南沙部分岛礁拥有主权或实施掠夺性开采。至2010年, 在南海拥有所谓石油承租权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国际石油公司大约有200多家, 超过1 000口油井被东南亚部分国家勘探和开发, 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 000万t, 相当于我国大庆油田的年产量。天然气的年开采量相当于我国西气东输量的2倍, 而我国尚未打一口井[4]。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2002年的资料, 南海地区每天产出石油200万桶, 每年产出天然气2.5亿立方英尺, 其中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5国每天生产石油合计152.5万桶, 每年产出天然气1.8亿立方英尺, 分别占南海石油和天然气产出的76.2%和72%[5]。据统计, 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 短短十几年时间, 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 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
(2) 极地深海资源的争夺。
据北极理事会的《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报告, 北极地区目前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0%。另据美国地质勘探局2008年7月公布的一份最新评估报告称, 北极地区拥有原油储量900亿桶, 天然气储藏超过47万亿m3。北极拥有全球13%的未探明石油储量, 同时拥有全球30%未开发的天然气储量。面对北极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 环北极国家对该地区的争夺日益升温, 北极资源开发的步伐将大大加快[6]。
2007年8月俄罗斯科考队操控2艘“和平”号载人深潜器, 潜至北冰洋4 300 m深海处考察, 并在海底插上了一面钛合金国旗, 昭示了俄罗斯对北极部分区域的主权要求。随后美国、加拿大和丹麦等国相继对北极部分地区宣布主权要求。北极深海科考风波预示争夺世界海洋权益及深海资源将成为本世纪世界海洋强国的一个重要战略行动。
南极是一块拥有大量淡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和油气资源及科学研究资源的神秘土地;许多国家竞相研究南极、利用南极资源, 甚至在某些领域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3) 深海生物资源开发。
海洋里的矿物、生物资源是陆地的1 000倍, 地球上约85%的物种生活在海洋, 不少物种在深海高压、缺氧、高温环境中生活, 深海生物基因争夺方兴未艾。1992年日本科学家乘坐“Shinkai6500”号深海载人运载器在鸟岛海域4 146 m深处发现古鲸遗骨及22块古鲸骨上附有寄生的小贝和深海虾群。1994年俄罗斯科学家在大西洋水域的热液场探测时, 发现了多种热液生物, 具有代表性的有虾类、贻贝类和鳗类等典型生物群。1995年美国和日本共同对大西洋、太平洋深海调查中, 在奥尻岛海域发现日本海的深海系化学合成生物群[7]。
利用深海载人运载器, 科学家可以进入海洋深处, 进行热液生物群及深部生物圈研究, 并对深海生物基因在保温、保压条件下取样、采集和分析, 在现场环境进行培育。在目前争夺海洋物种基因、瓜分海洋这一人类最后一块共同领域的争斗中, 深海载人运载器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下五洋”与“上九天”的技术完全可以等量齐观。
1.2 海洋开发的存在问题
海洋开发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大, 然而, 我国海洋 (尤其是深海) 科学研究的规模与水平与当前国际发展趋势、与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相比极不适应。我国海洋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至少15年的差距。深远海装备技术创新研究投入力度不足, 这将会严重影响我国将来深远海装备技术与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1.3 加强海洋开发战略研究
1.3.1 研究和完善我国海洋开发的法律法规和机制体制
在借鉴研究各类国际海洋开发法律法规和其他国家海洋开发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出发, 研究建立和完善我国海洋开发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机制体制框架。把海洋开发作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 对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洋装备产业发展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各项与海洋开发相关的工作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 并逐步建立起海洋开发一元化国家管理体制与统一协调机制。
1.3.2 制定我国海洋发展战略长期规划
把海洋发展战略、深远海资源开发战略提高到更高层次, 加强宏观战略研究和顶层指导, 加强战略研究信息的交流和资源的融合, 加强国民海权意识教育, 制定和实施“海洋开发、深远海装备开发”的中长期战略规划。
1.3.3 加强海洋开发技术研究
加强海洋开发前沿技术研究, 提高国际公海资源的探测与开发能力;加强海洋科学研究装备的研究开发和环境条件建设, 并逐步形成研究、开发和装备研制等国家资源的统管共用体制与机制。
1.3.4 加强深远海装备研发基础技术研究,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重点开展海洋环境与海洋动力学的研究, 海洋装备力学性能研究, 海洋装备极端恶劣环境适应性研究, 标准研究和标准体系的建立, 试验与测试技术的研究, 工艺技术与先进材料的研究等。加强中间试验验证, 提高工程化实用化能力, 提高先进制造能力。提高优化设计能力, 提高系统集成能力, 提高配套装备研制能力, 提高基础元器件与部件的研制能力。
1.3.5 加快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加快深海油气资源探测与开发装备技术研究与产业化, 加快以南海为重点的我国海洋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与生产, 加强区域后勤服务与保障体系建设。同时加强海洋新能源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我国领海与近海的环境保护。
2 强化海洋装备创新发展
海洋装备主要包括各类 (调查、勘探开发施工、生产) 浮动式海洋平台 (TLP、SEMI、FPSO、SPAR、Semi-FPS、FDPSO、LNG FPSO等) 、水下生产系统 (SUBSEA) 、各种运输类装备[海底输油管线系统 (细长类结构) 、VLCC、LNG、大型集装箱船、海洋工程船、辅助船舶等]和深海勘察作业装备[HOV、ROV、AUV、深海载人工作站 (Deep Sea Work Station, DSWS) ]等, 是实现深远海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的高科技装备。随着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 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研发已成为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国家战略高技术领域。海洋工程装备技术的创新发展, 必将提升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的国际竞争能力, 提高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利用规模与水平。
先进和强大的深远海资源开发装备, 如图1所示, 是应对当前海洋资源开发激烈的国际竞争、提升我国海洋资源勘探和开发利用的实力的利器。
2.1 我国海洋装备发展现状
我国已经具备三大主流船型自主开发能力。已能建造包括大型液化天然气 (LNG) 船、大型客滚船及铁路渡船、大型挖泥船、万箱级集装箱船、万吨级海洋调查船、数千吨级小水线面双体科考船、高速水翼艇及自控水翼艇、高速穿浪船和实用型小型地效翼船等在内的各种高技术船舶。大部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 已形成了基本现代化的、较为配套的船舶总体研究、试验、设计及制造技术体系。
深远海工程装备制造实现了重大突破, 建造了30万吨级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五代3 000 m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3 000 m深水勘探船、起重能力大于2×8 000吨大型起重铺管船、多用途工作船、天然气水合物勘探船、3 500 m深水缆控无人深潜器 (ROV) 、5 000 m深海拖曳测绘系统 (TMS) 、远距离智能无人潜器 (AUV) 、7 000 m深海载人潜水器 (HOV) 等。
我国具有支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经济实力、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 与深远海工程装备产业所具有的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特点相吻合, 使我国在深远海工程装备产业发展方面具有综合竞争优势。
2.2 国外海洋装备发展现状
国际海洋油气资源开发, 如图2所示, 逞现三大特点。
(1) 海洋油气开发向深海海域延伸, 从300 m以深的深水向3 000 m以深的超深水发展, 世界深海油气田的钻采水深纪录不断刷新, 2010年达到了水下2 953 m。
(2) 油气生产系统从水面 (干式) 向水下与海底 (湿式) 转移, 以克服浮式系统因水深加大而面临的极恶劣环境条件、诸多潜在风险及高建造成本的挑战。主流深海和超深海油田越来越多地采用引领未来深海油气田生产方式的“水下生产系统”。
(3) 海洋能源开发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包括天然气水合物, 海洋风能、潮汐能、波浪能、温差能等。
针对传统深海二元作业方式的局限性及新需求, 采用固定或航行式载人深海工作站必将成为21世纪海洋装备技术的前沿与热点技术领域。
2.3 我国海洋装备发展存在的不足
2.3.1 高端海工装备设计建造基本空白
我国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尚处于世界上的第三阵营, 正向第二阵营过渡。处于第一阵营的公司主要在欧美, 垄断着海洋工程装备开发、设计、工程总包及关键配套设备供货;第二阵营是韩国和新加坡, 在总装建造领域发展快速。2000年以来, 我国建造完成和在建钻井平台40余座, 70%以上为欧美公司设计。目前基本未涉足张力腿 (TLP) 、单柱式 (SPAR) 平台等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平台设计建造领域;对LNG-FSRU、LNG-FPSO等高端新型装备尚属空白。更不具备核心技术研发能力。
2.3.2 海工装备核心配套设备为国外厂商垄断
我国属于少数能够制造石油设备的国家, 但在海洋工程装备领域, 只在低端配套产品上占有一定份额, 高端配套产品完全由国外公司垄断控制, 造成我国海工装备总装价值量偏小, 利润较低。对可靠性与寿命及环境适应性要求十分严格、专利技术多、附加值高的深海油气开发配套设备技术是我国最薄弱的领域。各种功能模块及复杂的动力、机械、化工、液流和电控设备多数依赖进口。已研制成的3 000 m深水半潜式油气钻井平台中的深水钻机及DP3动力定位系统等大型配套设备的引进经费占据了平台研制总费用的一半。
2.3.3 水下生产系统及多元化开发装备尚属起步阶段
作为未来深水油气生产发展方向的“水下生产系统技术 (Subsea Technology) ”的主要设备尚无自主制造能力, 系统设计技术正在与国外公司的合作中学习开发, 海底钻探能源供应 (电站) 系统等未来新技术的研究尚未起步。天然气水合物开发装备及技术处于试开采的前期研究阶段。
2.3.4 深海探测及工程作业装备可靠性及国产化率低
深海探测、安装与维修作业潜器 (ROV、AUV、HOV等) 的关键元器件与材料主要依赖进口, 潜器作业可靠性尚待提高;与潜器配套的水下作业工具、深海安装维修工装具的国产化程度低。
2.3.5 基础科学研究及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深远海装备的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分析方法、测试技术等支撑性关键技术、深远海平台理论、流体动力学、平台结构及安全性、推进技术、海洋环境与装备技术等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基础性技术统计数据库有待广泛积累。
当前国际上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节能减排的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新装备纷纷涌现, 而我囯尚处缓慢醒悟状态, 研究规模甚小, 创新能力低。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 (如大型液化天然气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及特种工程船舶等) 的研究不足, 设计仍未摆脱依赖国外的局面。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配套设备的基础研究薄弱, 尤其缺乏高效节能、减振降噪、洁净减排的技术研究和产品。
我国冰区船舶的研究设计和建造技术薄弱, 高等级冰区船舶建造从未涉及, 自破冰型运输船舶还处于技术空白。随着冰区船舶时代的来临, 我国必须加紧对冰区船舶展开研究, 避免将这一巨大的市场拱手让给其他国家。
2.4 我国海洋装备亟须创新发展
当前应当把绿色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创新发展作为拉动内需、促进海洋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 通过创新研究开发, 推动海洋装备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 加快绿色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创新发展, 对于实现十七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目标, 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2) 海洋装备创新发展可为加强我国新世纪的海洋科学研究, 提供有力的入洋下海探底的装备保障能力和支撑条件;形成针对深海油气和矿产资源的新的投资方向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缓解我国人均能源和资源少的尖锐矛盾。
(3) 绿色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的创新发展不仅需要突破与掌握节能、降阻、节材、减排和增效的高新技术, 还可以为海水利用业、海洋矿业、海洋电力业、海洋生物医药业和海洋化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海洋运载、施工与采集装备的支持, 从而带动海水利用、海洋矿产、海洋电力、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化工和远洋捕渔等一批产业的兴起。
(4) 通过海洋装备创新发展, 可以在当前我国造船生产能力过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相对饱和的时机, 从产能过剩与技术状态良莠不齐的庞大的船舶工业群体中, 及时培育出总装造船与配套设备制造平衡、以“绿色”技术提升其技术和经济水准的新兴产业, 以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船舶和海洋工程市场在新的技术基点上的激烈竞争, 完成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的过渡。
2.5 深海工作站的创新发展
深海工作站, 如图3所示, 是一种不受海面恶劣风浪环境的制约, 可长周期、全天候地在深海水下直接操控作业工具与装置, 可载人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资源探测与开发及海底工程作业的深海工程装备。
针对国际上深海油气资源开发从水面转移到水下的趋势, 深海工作站可以创建全新的深海操控作业环境条件, 适于深海水下综合作业, 具有水下作业 (携带干式大深度ROV、湿式近距离ROV) 、水下供能 (备有核动力、水下高压配电、水下供热) 、物资工具和装备的运输与布放、浅水域饱和潜水员和深水域ADS的出站与进站、水下指挥控制中心和类似“墨西哥湾深海油田泄漏”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有这样的深海工作站后, 我们可以抢占“明日”深海油气资源开发优势。
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 我国已经开展了深海工作站的关键技术研究, 至“十一五”末, 我国已具备深海工作站总体技术方案研究及小型深海工作站试验艇的设计能力, 并将研制出深海工作站水池试验平台和初步建立起深海工作站标准体系。
按照计划, “十二五”期间, 将完成潜深1 000 m、排水量160吨级、水下作业时间5昼夜的小型深海工作站的建造与海试, 验证关键技术。“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 将建成探测与作业型深海工作站装备 (排水量2 400吨级、工作潜深1 000 m) , 完成与深海工作站相配套的作业潜器与作业工具的研制, 使其具备水下工程设施辅助作业、海洋环境条件探测作业、深海资源勘探作业和海洋科学研究等重大任务。
深海工作站的创新发展, 可以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与世界海洋强国并驾齐驱的地位, 并能在海洋开发和深海资源勘探开采利用等方面具有自主甚或领先的优势。这对我国长期可持续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建议国家大力支持深海工作站的创新发展。
2.6 海上浮动基地的创新发展
在日本东京南部港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海上浮动机场, 2002年采用浮动结构建造的2 500 m长的浮动机场对羽田机场进行扩充。
海上浮动基地由多个大型海上浮动平台构成, 如图4所示, 具备空、海港及能源供给、综合保障基地等功能[8]。自主发展我国海上浮动基地对深远海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6.1 总体目标
针对南海权益争端的复杂态势, 维护和保障国家海洋权益, 分阶段攻克和开发出集空港和海港、绿色能源和综合保障基地等一体的海上浮动基地装备, 同时推动国家海洋装备、海洋科学技术和人才的共同发展。
2.6.2 发展思路
以维护国家利益的迫切需求为指引, 联合组织国内优势力量进行攻关, 同时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 达到高国产率和拥有自主知识权;依据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原则, 分阶段、分步骤的实施, 阶段目标具备显示度和可操作性, 最终建成海上浮动基地。
2.6.3 主要计划
“十二五”期间, 开展海上浮动基地的核心关键技术研究, 初步完成海上浮动基地的方案设计。“十三五”期间, 开展海上浮动基地的部件制造和完成海上浮动演示基地的建造, 并开展海上浮动基地相关设备研制。“十四五”期间完成资源开发型海上浮动基地的设计和部分建造工作, “十五五”期间建成海上浮动基地。
海上浮动基地的创新发展对维护我国南海南部海洋国土资源、开发深远海资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建议我国应大力支持海上浮动基地的创新发展。
3 结束语
站在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审视我国新时期的海洋观, 应认识到:在陆、海、空、天四大空间中海洋是支撑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动脉、是远未充分开发的资源宝库、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依赖的最后领地。重视海洋开发战略研究, 强化海洋装备创新发展, 对维护我国海洋资源和国家权益、提高我国深远海资源开发的国际竞争力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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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开发 篇8
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海洋能作为清洁、可永续利用、储量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最新一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全国海洋功能区划》和《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等国家层面的规划均对海洋能的发展和布局作出了重要部署,海洋能开发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近年来,在中央资金的大力支持下,大批海洋能发电装置进入海上发电试验和工程示范阶段,海洋能开发的海上活动蓬勃发展起来。2010年以来,海洋能开发的相关科研活动已经遍布在沿海各地,除广西地区外,其他沿海省份均有项目在开展;部分内陆地区也积极参与海洋能发电装置研发或制造,比如哈尔滨、长春、济南、成都、宜昌、广州等地区。海洋能项目用海少则几公顷,多则上百公顷,用海规模日益扩大。由于海洋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工程技术和海域使用方面具有别于传统海洋能产业的特点,在海域空间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对管理工作提出了创新要求。因此,开展海洋能开发的用海管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海洋能开发用海现状与趋势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着手开发海洋能,成功研建了“万向Ⅰ”70 kW潮流能发电装置、大管岛30 kW摆式波力电站、浙江温岭3 900 kW江厦潮汐试验电站等,其中的江厦潮汐电站作为当时世界排名第三大装机容量的潮汐电站,建成至今已成功运行30多年。进入21世纪以后,在国家专项资金以及有关科技计划的支持下,波浪能、潮汐能、潮流能和多能互补发电装置的海洋能开发项目相继开展,并陆续进入工程实施阶段,海洋能项目用海面积迅速增长,并将随着国家有关战略规划和具体工程的实施,用海的需求逐步增加。
2.1 我国海洋能开发用海现状
现阶段,我国海洋能开发用海按照项目类别可以分为:潮汐电站建设用海、海洋能示范工程用海、海洋能试验场研建用海、海洋能研究试验用海。除潮汐电站建设用海外,其他海洋能项目用海均为科研性质用海。
潮汐电站用海主要是指以江厦潮汐试验电站为代表的发电站用海。潮汐能发电站技术发展成熟,电站建成后可维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长期稳定运行,且装机功率越大,电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发明显,因此潮汐电站一般用海面积大、时间长,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型发电工程。
海洋能示范工程用海主要是波浪能、潮流能或者是以海洋能为主,结合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海水淡化的多能互补示范电站用海。目前国内的海洋能示范工程总装机容量一般都在百千瓦级以上,最大的可达兆瓦级,一般都要求设备的设计寿命达到15年以上,因此海洋能示范工程项目用海也属于较长时间的用海活动。
海洋能试验场用海是基于海洋能发电装置实海况试验、检测等公共服务体系研建的用海活动,海洋能试验场属于海上大型工程建设,投资造价高,一经建成将担负起海洋能行业公共服务的职能,属于较长时间的用海活动。
海洋能研究试验项目用海主要是指为检验海洋能发电装置原型机或者工程样机进行的短时间海上试验,海试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试验数据,以此验证海洋能发电装置的原理设计和相关性能。试验一段时间,取得数据后将收回装置。
2.2 海洋能开发用海发展趋势
2.2.1 海洋能开发用海需求稳步释放
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在重点任务中明确提出要促进海洋能技术进步,包括:“以提高海洋能开发利用技术水平为着力点,建设海洋能利用示范工程,支持海洋能利用装备产业体系建设,突破海洋能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瓶颈,逐步扩大海洋能利用规模。到2015年,建成总量5万kW的各类海洋能电站,为更大规模的发展奠定基础[1]。”《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为我国管辖海域划定十种主要海洋功能区,其中包括海洋能利用区,《区划》指出,海洋能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开发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也不占用大量的陆地,在海岛和某些大陆海岸很有发展前景。我国海洋能资源蕴藏量丰富,开发潜力大,应大力提倡和鼓励。《全国海岛保护规划》为我国无居民海岛划定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用岛,明确规定要统筹安排和综合利用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建设可再生能源岛,并在重点任务中划定了部分无居民海岛作为可再生能源用岛的范畴。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到2015年建成总量5万kW的各类海洋能电站,我国海洋能开发的用海面积将达到500~3 500 hm2 (参考表1,波浪能按照0.006 hm2/kW、潮流能按照0.007 hm2/kW、潮汐能按照0.033 hm2/kW计算)。
2.2.2 我国海洋能资源可开发量巨大,为海洋能开发用海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条件
根据有关文献的统计结果,我国近海潮汐能资源可开发量为1.925×107 kW,全部开发其用海面积将达到6.352 5×105 hm2;潮流能资源可开发量1.395×107 kW,全部开发其用海面积将达到9.765×104 hm2;波浪能资源可开发量为1.285×107 kW,全部开发其用海面积将达到7.71×104 hm2,合计用海面积将达到8.1×105 hm2,约占我国300万km2海域总面积的0.27%[2](计算方法同上)。
2.2.3 海洋能技术的日益进步,提高了海洋能开发用海的紧迫性
我国的潮汐能发电技术相对于其他海洋能技术较成熟,但潮汐发电因需围坝蓄水,工程建设用海、水库蓄水以及防护用海等涉及海域使用面积较大,未来发展将重点集中到少数潮汐能资源丰富、库容面积大并不与其他行业用海相冲突的少数海域,且一般集中在近海湾口,比如山东的乳山口[3]、浙江的健跳港、浙江的岳井洋、福建的八尺门、厦门的马銮湾等优良站址。另外,国内外专家也提出了不局限于天然的湾口,利用垂直于海岸线的T型纵坝在坝两侧形成较为可观的水头差进行发电的思路,这是潮汐能开发的一种新思路。该方法占用海域面积相对拦坝式较小,可与现有的人工码头、防波堤等相结合,工程造价也会降低,但该方法仅限于理论研究,未开展过实海验证[4]。
我国潮流能技术相比潮汐能尚未完全成熟,但近年来成为我国海洋能开发利用技术的热点方向,在其技术研发与示范过程中,将优选潮流能资源丰富的地区。我国潮流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集中在浙江舟山地区,在国务院将舟山划为新区,且定义为海洋新区后,该地区在短期内必将作为我国潮流能发展的重点区域。
我国波浪能资源以福建、广东、海南和山东等地区所辖海域比较丰富。波浪能属于连续变化且无规律的海洋能,设备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必须与海面打交道,所以更容易受恶劣天气影响,设备稳定性方面要求最高,目前波浪能发电技术还是以研究试验为主,即使开展示范,也多靠阵列式布置取胜,因此用海方面,近期将维持科研短期用海为主,示范用海集中在少数海岛。
我国温差发电以南海海域为主,因其技术难度大、前期投入高等特点,温差发电也将维持以短期科研用海为主。但利用温差能制冷、供热或制淡等技术也在蓬勃发展。
我国盐差能主要集中在几个江河入海口,但该方面技术尚处于实验室原理验证阶段,短期不涉及到用海需求。
3 我国海洋能开发的用海特点
海洋能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能开发用海有着不同于传统海洋产业的海域利用形式和作业方式,在海域使用方面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
3.1 单位输出功率占用的海域面积大
虽然我国海域的各种海洋能资源蕴藏总量和可开发量巨大,但是我国近海海域海洋能的平均功率密度并不很高,这是导致我国海洋能开发利用装置单位面积摄取能量较低的决定性因素。另外,目前我国的海洋能装置发电技术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单机容量较小,海洋能装置的电能转化率仅为10%~20%。以上因素导致单位面积海域的发电量不高,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就是我国海洋能发电装置单位输出功率占用的海域面积大。
3.2 用海立体化和网络化
海洋能项目的施工内容主要包括架设海洋能发电设备、建设升压站和敷设海底电缆,涉及多种用海方式,利用海洋的多层空间,涉及海底、海水、海面甚至海面上空的空间。以水平轴座底式潮流能发电项目为例,固定潮流能水轮机的基础需打桩到海底,桩基及机身部分浸泡在海水中,水轮机在高潮位时浸泡在海水中,低潮位时可能会矗立在海面以上,输电管线纵横交错的铺设在海底,并通过升压站和路由延伸向海岸。所以,海洋能开发项目用海是一种综合性的用海方式,具有明显的利用空间化和网络化特征。
3.3 具有明显的排他性
由于海洋能项目用海范围内需要布置海洋能发电设备,发电设备之间敷设有许多海底电缆管道,为防止船只碰撞发电装置或影响海底电缆,大多数区域内将禁止船只通航。海洋能开发项目常用的区块式布置不仅使区域内其他的海洋开发活动的连续性被破坏,在海洋能开发项目海域除了网箱养殖和滩涂养殖以外无法开展其他海洋开发活动,项目范围内也不能开展捕捞、航运、帆船、采油和军事训练等其他活动,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海洋能开发项目的排他程度与其运营和管理方式直接相关。
3.4 用海的资源指向性强、区域特征明显
我国近海的潮汐资源主要集中在浙江和福建两省,这些地区潮差大,为基岩港湾的海岸,海岸曲折多海湾,具有很好的潮汐电站建站条件。近海的潮流资源以浙江省近海最为丰富,占到了全国潮流能资源总量的50%以上,主要集中于杭州湾口和舟山群岛海域,其次是山东、江苏、海南、福建和辽宁,其他省份近海潮流能蕴藏量较少。波浪能丰富的地区集中在福建南部、广东北部、海南西南部以及台湾附近海域。
根据海洋能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特点,海洋能开发利用多受制于海洋能资源储量,海洋能用海的区域性特征突出。因此,我国的潮汐能用海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天然优良的站址,潮流能主要集中于浙江舟山一带,波浪能多集中于海岛地区,温差能、盐差能等区域性特征更加明显。
4 我国海洋能开发用海存在的问题
4.1 缺乏针对海洋能特点的用海规定
可再生能源中的海上风电开发项目涉及用海,早在2011年,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海洋局就联合印发了《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5],对海上风电开发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用海和海洋环评等工作做出了部署,明确了用海管理和审批标准,但海洋能项目至今没有出台用海方面的政策指导文件。目前我国海洋能项目用海过程基本参照其他用海活动,按照透水构筑物和非透水构筑物进行分类管理,但对海洋能发电设备到底属于透水构筑物还是非透水构筑物没有明确界定。
4.2 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6]
由于规模化的海洋能开发项目在中国起步较晚,此类项目对海洋环境、生态和资源影响的实证研究尚不深入,特别是磁辐射和噪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很少。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单个项目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也许是可接受的,但随着海洋能开发项目的陆续建成,将造成沿海地区多个项目的集中布置,由此产生的累积效应目前尚无法评估。此外,海洋能开发项目与其他海洋资源开发项目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协同和累加效应也缺乏深入研究。
4.3 缺乏技术方法和规范
海域使用的相关技术方法和规范很大程度是落实用海管理规定的体现,也是明确海域使用审批程序和征收海域使用金的具体操作依据。目前没有明确的海洋能用海技术方法和规范,导致海洋能项目在海籍管理、面积测量等方面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导,论证、环评的重点无法明确。
4.4 海域使用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
海洋能发电项目的总体设计、装置设计等工作必须在落实具体实施海域,并完成海洋能资源和自然环境调查、工程勘测的基础上开展,因此,确定具体实施海域是实施海洋能项目的前置条件。海洋能项目目前在立项过程中都按照科研类项目确定,但在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海域使用问题,往往按照工程建设类项目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导致论证过程很长,审批程序复杂,大幅度加长了海洋能项目的实施周期。
4.5 海域使用金征收缺乏合理的收费标准
目前对海洋能项目的海域使用金标准不统一,缺乏明确的减免政策。海洋能项目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按照透水构筑物和非透水构筑物进行征收,一般非透水构筑物的海域使用金是透水构筑物的10倍以上。对同一海洋能设备,在不同地区,征收海域使用金的参照标准不同,如按照非透水构筑物征收,海洋能项目的整体造价将上升很多。同样是国家经费资助的海洋能项目,有一大部分经费通过海域使用金的方式返还到国库中,无疑不利于海洋能的发展。
5 规范海洋能开发用海的对策建议
5.1 落实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积极鼓励海洋能开发用海
随着经济发展和常规能源的日益消耗,开发海洋已成为全民共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思想后,海洋开发已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和经济增长点。海洋能是我国能源的储备能源,鼓励海洋能开发,并推向实海况试验和示范,最终推动海洋能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将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改善能源供应模式,以及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也必将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一面。
5.2 以海洋能资源丰富地区为试点,逐步研究制定海洋能开发用海政策
我国海域使用功能区划已经明确界定了十大功能区,并预留了海洋能利用区,鉴于目前海洋能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建议定义为科研性质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近期发展过程中,我国海洋能开发用海必将优先考虑在海洋能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试验和示范,待技术成熟后再逐步向资源储量稍微差一点的海区推广,因此建议以我国海洋能资源丰富的地区为海洋能开发用海试点区,开展海洋能开发用海政策研究与示范,建立适应我国海洋能发展的用海政策体系并逐步完善。
5.3 简化海域使用审批流程
按照我国海域使用的管理程序,科研类项目在申请海域使用时相对工程建设类项目要简化很多,而目前我国的海洋能开发利用项目都属于科研类项目,涉及的工程类项目也是示范性质,尚未达到建设工程的程度,因此建议按照国家批复海洋能项目的渠道和性质,明确区分海洋能科研类项目和建设工程类项目在海域使用审批过程中的具体流程,对现阶段实施的海洋能科研项目按照科研用海的海域使用审批流程进行审查。简化海洋能示范类项目海域使用审批流程,缩短海域使用审批周期。
5.4 完善相关技术方法和规范
技术方法和规范是完善管理体系的重要手段,也是落实具体工作的重要依据。建议对海洋能项目用海,在研究制定相关用海政策的同时,逐步建立健全海洋能项目用海的相关技术方法和规范,并充分结合海洋能项目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对研究试验项目、示范项目分别进行指导,同时应明确海洋能发电系统主体设备、配套设备、电缆等在用海方面的不同要求。
5.5 逐步建立完善海洋能公共服务体系,对海洋能项目用海实施动态监管,并为海洋能装备提供预警服务
我国近海海域属于海洋灾害频发区,而海洋能发电装备偏向于大型化,且需长期在海上运行,特别是漂浮式海洋能装备,主动避灾能力较弱,经常会因为灾害天气的到来,导致锚链断裂,装置随流飘走,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因此建议建立完善海洋能公共服务平台,并与我国近海全海域覆盖的海域动态监管系统相链接,一方面为海洋能装置的实海况试验、检测提供有利条件,推动海洋能技术成熟;另一方面,通过海域动态监管系统为海洋能装备提供预警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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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能开发 篇9
一、国际海洋开发动态
1. 政策引导国际海洋开发潮流
进入21世纪, 国际海洋开发形势发生新的变化, 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纷纷制订以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经济开发为核心的海洋开发新战略, 以推动海洋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001年, 俄罗斯首先出台了新的《国家海洋政策》。随后, 《加拿大海洋战略》 (2002) 、美国《21世纪海洋蓝图》 (2004) 、《欧盟海洋政策》绿皮书 (2006) 以及《欧盟海洋综合政策》蓝皮书 (2007) 也相继出台。同时, 为了贯彻实施新的海洋政策, 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颁布了国家《海洋行动计划》;2007年, 日本通过了《海洋政策基本法》;2009年, 英国发布了《海洋与海岸带准入法》;欧盟则继《海洋综合政策》蓝皮书后, 又陆续出台了《海洋产业集聚对策》 (2007) 、《近海风能行动计划》 (2008) 、《海洋与海洋产业研究战略》 (2008) 以及《海洋空间规划路线图》 (2008) 等多个海洋行动计划, 形成了欧盟海洋政策体系。我国也积极应对, 近年来出台了多个海洋政策规划, 包括《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全国海岛保护规划》等, 以及多个地方沿海经济发展规划, 基本构建了我国海洋战略框架体系。
注:因各国海洋产业定义和统计口径不一致, 数据来源、年份不一, 数据不具横向可比性, 仅供参考。
资料来源:SEEDA, 2009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2012
2. 国家海洋经济地位稳步提升
世界范围内, 海洋经济地位稳步提升。以海洋油气、港口航运、海洋旅游和海洋渔业为主体的海洋产业成为包括欧美发达国家、亚太发展中国家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内容。对于少数欧美海洋大国而言, 尽管海洋产业贡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高, 一般不超过5%, 但绝对数量可观 (见表1-2) 。一些重点产业, 特别是海洋油气、海洋旅游、港口航运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多数中小型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 作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海洋产业贡献率要高出很多。如海洋油气和海洋渔业是挪威的两大支柱产业, 其海洋产业贡献率超过50%;越南的海洋油气开发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 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海洋产业的比重超过20%[2]。相比较而言, 我国的海洋产业贡献率在5%左右, 如果再加上海洋关联产业贡献, 总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超过10%, 超越很多欧美发达国家水平, 快速增长的海洋经济成为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据英国一项研究显示[3]:全球海洋产业市场总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产业市场, 市场价值高达6280亿美元, 占有绝对优势;中国紧随其后, 海洋产业市场规模达到4220亿美元,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经济大国;其后依次是日本、印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和巴西, 共同构成世界10大海洋产业市场 (见表2) 。
3. 海洋技术创新集聚效应明显
海洋开发特有的高投入、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属性决定了海洋利用的高技术和高收益特征, 以海洋生物技术、海洋新材料、海洋新能源利用技术和深远海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监测与勘探设备为代表的海洋高新技术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海洋开发的潜力。据欧盟报告显示[4]:世界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主要集中在欧盟和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少数几个海洋科技大国, 海洋科技创新集聚效应明显。其中, 欧盟、美国和日本海洋科技领先世界, 在多个领域都具有优势地位;中国、韩国紧随其后, 在少数领域具有一定优势 (见表3*) 。近年来, 随着中国、韩国等新兴海洋大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科技投入的不断提升, 大有赶超欧美日等传统海洋科技强国的势头,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4. 海洋环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海洋资源与空间开发强度的不断抬升, 给世界海洋生态系统, 特别是沿海和近海生态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海洋污染、海洋灾害、沿海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 很多沿海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近海资源衰退、沿海生境退化、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威胁。2012年, 《自然》杂志首次发布了全球海洋健康指数 (OHI) , 从食物供给、天然产品、碳汇、海岸带保护、沿海经济、地域归属感、生物多样性等10个方面对世界各国专属经济区的海洋健康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 发现全球多数国家的海洋健康状况令人担忧[5]。评估结果显示:除了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一些海域面积广阔、海洋资源禀赋突出的国家, 以及德国、日本等高度重视海洋科技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国家外, 包括美国、英国、韩国等在内的多数沿海国家的海洋健康状况并不乐观, 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海洋健康问题则更为突出 (见表4) , 在很多方面已影响到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及其可持续性。
5. 世界海洋开发格局基本成型
历史上, 影响一个国家海洋综合实力的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国民性及国家政策等诸多方面, 海军保障能力和海洋贸易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6]。进入新世纪, 随着世界海洋地缘政治的演化, 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进展, 以及海洋科技的进步, 一个国家的海洋综合实力体现在更多的方面。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海洋资源禀赋、自然地理条件、海洋产业开发、海洋科技水平、海洋环境状况、海事安全管理及海防安全维护等综合因素的比较, 世界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美国理特公司研究发现:现阶段, 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位列世界海洋综合国力前5位。其中, 美国一枝独秀, 在诸多领域占有统治地位, 中、德、日、英、韩等国家则在特定领域占有一定优势。除了中、日、韩、新和澳大利亚等新兴海洋国家外, 传统欧美强国的海洋综合实力依然高居前列, 这基本上反映了现阶段的世界海洋发展格局 (见表5) 。
数据来源:http://www.oceanhealthindex.org
二、未来海洋开发导向
1. 海洋权益争端趋于加剧
1994年, 《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国际海洋管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国际海洋权益争端及多种海洋开发活动的冲突开始纳入规制轨道, 但一些历史积累的海洋领土争端短期内很难通过《海洋法公约》机制来解决, 且随着地缘政治的不稳定而存在发生冲突的迹象, 特别是东北亚海域的海岛归属争端以及中国南海海洋领土争议问题, 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 中远期有可能爆发局部的冲突。与此同时, 世界海洋科技的突破带来了新的海洋开发机遇, 特别是公海资源的开发潜力吸引了各国广泛的关注, 随着远洋渔业船队规模的逐步提升和深远海矿产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逐步实现, 未来包括大洋渔业资源、深海矿产资源的争夺将出现加剧的趋势。此外, 对北极航道的利用、争议海域的油气开发、公海航行权的保障和远洋贸易航线的保护等领域也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国家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不断发生, 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外交、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解决, 军事冲突在所难免。
2. 海洋科技创新加速突破
海洋价值意识的普及及海洋开发投入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世界海洋科技创新的进程, 推动了深海矿产、海洋能源、生物资源利用及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的科技进步。预计未来的海洋科技创新将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领域进行:
(1) 海水养殖领域。工厂化集约养殖、水产疫苗、遗传育种、种质资源保存等核心技术研发成为重点, 科技将成为未来海洋渔业资源利用转型的基础保障;
(2) 海水利用领域。深层海水利用、海水提铀、水电联产—热膜耦合海水淡化技术和装备、风能海水淡化、核能海水淡化等技术成为研发重点, 是未来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3) 海洋油气开发领域。深海勘探与定位技术、深海水下施工技术、激光钻井技术、智能化海底生产技术、深海油田的污染控制技术、可燃冰勘探开发技术、离岸页岩气开采技术等都是未来重要的研发领域, 在不远的将来将直接推动深远海油气开发的爆发式发展;
(4) 海洋生物领域。未来的研究将围绕海洋共生微生物、海洋天然产物活性物质、海洋生物新药、功能食品开发以及极端环境微生物开发利用技术展开, 重点是加快推动海洋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开发;
数据来源:Arthur.D.Little, 2006
(5) 海洋矿产开发领域。深海取样技术、深海机器人、深海空间站、深海矿产品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与装备等初步具备产业化应用潜力, 未来将重点推进深海矿产资源的产业化开发进程;
(6) 海洋可再生能源领域。大型潮流发电技术、漂浮式波浪能转换技术、海上风电场设计建造技术、海洋微藻生物质能开发技术研发投入保持稳定增长, 多种技术装备将进入示范运营阶段, 海洋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利用加速实现。
此外, 为满足未来多种海洋权益维护、海事安全管理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的需要, 世界各国对海洋监测技术、海洋环境修复技术、海洋新材料开发的投入也会进一步加大, 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海洋科技创新时代。
3. 海洋产业开发全面拓展
受到海洋资源环境的制约及全球市场需求变化、海洋科技创新的驱动, 世界海洋开发领域及空间正在不断深化和扩展。传统海洋产业在衰退、转型和优化提升, 新兴海洋产业在不断培育和壮大, 预计未来海洋产业发展将呈现以下态势:
(1) 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广度与深度的拓展, 包括以远洋渔业开发为重点的传统海洋捕捞的优化提升, 以生态养殖和海洋牧场建设为核心的现代海水养殖业的转型, 以海洋生物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产品为导向的海洋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改造与新产品开发, 以产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安全为基础的海洋监测与生态修复技术的开发利用等。
(2) 海洋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 包括波浪能、海流能、潮汐能等海洋可再生能源, 以及海上风电和海藻生物质能的开发。重点突破规模化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 实现低成本的海洋能利用装备的商业化运营, 加快提升沿海地区和海岛新型清洁能源的利用规模, 减少碳排放水平。
(3) 可持续的海洋旅游开发, 重点是以邮轮、游艇、海上运动为核心的水上休闲旅游度假产品, 结合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生态功能修复的滨海生态旅游产品, 实现滨海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 海洋航运保障与海洋权益维护的强化, 包括提升海洋监测能力、海军装备设计与生产能力、海洋运输装备和航运安全保障能力, 确保安全便捷的海上交通运输线, 加快全球一体化的海上航运物流体系建设。
(5) 深海远洋资源开发能力的拓展, 重点是加快推动远洋保障、深海勘探及深远海矿产资源的利用进程, 包括远洋装备与安全保障设施、深海油气资源勘探与开发、天然气水合物的商业化开采, 以及深海大洋金属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等, 实现人类海洋利用由近海、浅海向深海、大洋的突破。
三、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启示
1. 建设定位
纵观世界海洋开发历程, 依托强大的海上力量来争夺制海权, 实施海外扩张政策, 控制国际贸易市场, 在维护好领海权益基础上, 争夺公海及争议海域的管辖权和资源开发权是近代海洋强国的基本特征, 其基础保障是先进的海洋文化理念、雄厚的国家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在西方海权理论引领下, 近代海洋强国都建立了雄厚的国家海洋军事力量和海洋经济基础, 形成了强大的国家海洋事务管理、海洋产业开发、海洋安全防卫、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技研发和海洋调查与监测能力, 上述能力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海洋强国的先决条件。
不同于欧美等西方海洋强国, 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 体现了中华民族寻求国富民强的基本诉求。尽管这与西方海洋列强争夺海上霸权的战略思想存在本质差异, 但在很多方面需要借鉴西方海洋强国建设的经验。基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海洋强国”建设理念, 其建设定位可以考虑以下四方面内容:
(1) 以海洋传统产业优化提升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为核心的海洋经济强国定位。坚持陆海统筹, 大力推进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程, 调整海洋产业结构, 优化沿海海洋经济布局, 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传统海洋产业的优化提升和新兴海洋产业的培育壮大进程, 实现海洋经济大国向海洋经济强国的转变。
(2) 以海洋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海洋科技强国定位。逐步加大海洋科技创新投入, 建立和完善国家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加快提升海洋科技人才队伍水平, 推动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与产业化进程, 引领世界海洋资源开发实现由近海到远海、由浅海向大洋拓展的进程。
(3) 以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为前提的海洋管理强国定位。改革传统的海洋管理体制, 贯彻基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新理念, 建立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生态补偿机制, 推进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完善海洋环境监测和管理绩效评估体系, 实现海洋管理的制度化和信息化。
(4) 以海洋权益维护为目的的海洋军事外交强国定位。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 密切与欧美海洋强国及亚太海上邻国的经贸交流和外交合作, 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国家海洋权益争端外交蹉商和政治解决机制。重点推进近海防御和远海保障体系建设, 建立国家深远海开发保障基地, 提升国家海洋维权能力, 确立区域性海洋军事强国地位。
2. 对策启示
(1) 调整国家海洋管理体制, 实施海陆统筹管理
提升国家海洋管理地位, 将海域管理纳入国土管理范畴。改组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 整合与协调海陆一体化的国土、环境与资源管理职能, 建立海陆一体化管理的国土和环境管理职能部门。通过部门整合与职能调整, 强化海域、滩涂与土地管理的整体协调, 陆海污染的综合管控及海陆产业的整合发展, 推动相关职能部门的横向整合与纵向协调, 构建新型的海陆一体化管理体制与政策协调机制。
结合《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基于我国各海区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结构属性和海洋功能区开发态势, 实施海洋功能区管理。借鉴加拿大等国家经验, 开展海洋管理区和海岸管理区试点工作, 实现跨行政区域的规划与管理协调。结合重点海域和海湾的海洋产业开发和海洋生态环境及安全威胁, 编制海岸管理区和海洋管理区管理指南和行动计划, 对不同的海洋功能区实施差别化的分级分区管理。
(2) 制定海洋基本法, 健全海洋政策法规体系
借鉴欧美国家经验, 研究起草《海洋基本法》, 作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根本大法, 突出海洋强国建设的四大定位导向, 体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海洋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坚持海陆统筹理念, 加快推进《海岸带管理法》的制定工作, 完善我国海陆一体的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依托国家海洋委员会, 编制国家中长期海洋发展战略, 明确我国中长期海洋开发与保护政策, 以及海洋外交及海洋权益维护方针。联合外交、国防、发改、国土、环境、科技等部门编制海洋强国建设战略, 发布我国海洋强国建设路线图, 明确海洋强国建设的定位和目标, 以及海洋强国建设内容、重点领域和阶段安排, 为国家海洋强国建设提供规划指导。
(3)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完善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
整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科技部等国家层面的海洋开发及区域海洋经济试点扶持资金, 建立国家“海洋开发基金”, 并协调各类地方“蓝色产业基金”和“海洋产业基金”, 建立国家沿海海洋开发基金统筹协调和海洋新兴产业培育财政金融扶持机制, 重点扶持和引导沿海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转型和传统海洋产业的改造提升, 以及海洋新兴产业的培育工作。
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力度, 赋予沿海省市更多的政策自主权, 加快推进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和天津五大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 研究编制“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范, 深化各示范区的管理体制创新、规制政策调整和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育机制改革, 形成各具特色的海洋经济发展模式, 提高区域海洋经济竞争力, 为国家海洋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4) 搭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平台, 加速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培育进程
整合全国海洋科技力量, 组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联盟。以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建设为载体, 以“深潜基地”等国家海洋科技重大项目为龙头, 以产学研合作为基础, 完善海洋科技联合研发、资源与人才共享机制, 建立国家海洋科技创新联盟。同时, 加强与欧美等国海洋科研机构的合作, 通过项目联合和学术交流纳入国家海洋科技创新体系, 加快提升我国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
实施国家“蓝色新兴产业”培育工程, 重点扶持沿海特色海洋科技园区建设, 以青岛“蓝色硅谷”等为示范工程, 引导沿海有条件的城市建立海洋特色科技园区, 加快涉海科技机构和创新型小微企业的集聚进程。推进海洋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 重点建设海洋生物医药孵化器、海洋可再生能源孵化器和海洋新材料孵化器, 加快培育创新型海洋小微企业, 推进国家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的培育进程。
(5) 构建国家海洋生态安全体系, 恢复近海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制定国家海洋生态保护战略, 推进国家代表性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对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岸线、海湾、海岛及重要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海岸地质景观及海珍品养殖区按照比例进行有选择性地保护, 有重点、有计划地选划建设一批海洋自然保护区和特别保护区。加大海域保护区选划力度, 针对重点海域的环境保持与海洋生态功能修复, 形成一个海陆统筹的海洋生态保护体系。
实施国家海洋生态修复计划, 选择在典型海洋生态敏感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开展海洋农牧化试点, 大力发展人工鱼礁和近海生态养殖业, 提高近海海域渔业资源的增殖规模, 加快近海渔业种群的恢复。实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 制定海洋生态损失评估管理办法和生态补偿标准, 开展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和海洋生态损失公益补偿示范, 完善海洋生态安全管理机制。
(6) 打造国家深远海保障基地, 推进海防现代化建设
构建国家海洋综合监测体系, 完善沿海海洋环境监测、近海海域海况监测、海洋开发与权益监测和深远海探测网络建设;依托国家“数字海洋”平台建设, 在海域综合调查基础上, 推进重点海域及重点基础数据专项调查工作, 并系统整合各类数据信息源, 规范海洋数据标准和信息模式, 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国家深远海开发保障体系, 围绕国家海防基地、南北极科考基地、深潜基地和远洋渔业基地建设, 规划建设国家海洋权益维护基地、深远海开发设备研发基地和后勤服务保障基地。重点围绕海防安全、海洋科学考察、海上航线维护以及深海油气开发、大洋矿产资源、天然气水合物和远洋渔业资源开发, 在国内沿海及国际重点海域建立数个不同层次定位的深海大洋资源开发及权益维护基地, 为国家深远海资源开发提供全面及时的后勤服务保障。
实施“蓝水海军”建设工程, 加快海军装备的现代化进程。制定中长期海防战略, 优化调整海防军力构成, 建立现代海防理念。围绕远洋舰队建设, 加快培养复合型海军人才;全面提高我国军事船舶及装备设计和建造能力, 提升远洋海军装备水平;推进国际军事合作, 开拓海外军事保障基地, 打造一支能全面满足远海作战和近海防御需要的现代化海上军事力量。
摘要: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海洋开发进程, 国际海洋经济地位稳步提升。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海洋科技的突破带来了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 但同时也造成了国际海洋资源与空间的激烈竞争和前所未有的海洋生态环境压力。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推动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沿海各国的基本国策。借鉴国际经验, 我国应及时把握世界海洋大开发的时代机遇, 明确国家海洋战略定位, 在海洋权益维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综合管理等多方面齐头并进, 加快我国海洋强国建设进程。
关键词:海洋强国,海洋经济,海洋政策,海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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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开发与管理》征稿简则 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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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摘要 应为独立完整的第三人称的报道性短文, 要求350字左右, 应说明本文的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
3.关键词 3~8个, 尽量选取能突出论文的主题, 充分反映论文的创新点, 用词规范的名词术语。
4.正文 文稿书写要工整, 用字规范, 标题层次分明。正文中引自参考文献的部分, 以中括号标注于引用处右上角。
5.数学公式、物理量的符号和单位 应符合国家标准GB 3100~3102-93《量和单位》要求:量符号、代表变动性数字的符号以及坐标轴的符号均用斜体表示;矢量、张量、矩阵用黑斜体表示;量符号的下标, 若是变量用斜体表示, 其他情况则用正体表示。量符号尽量用一个字母 (特殊情况除外) 表示, 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 必须给出量的名称及单位。
6.科技术语和名词 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如系作者自译的新名词, 在文稿中第一次出现时请给出外文原词。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并以国际符号表示。
7.图 应有自明性, 必要时应有图注解释图中各符号含义、注明实验参数。图题信息要完整。图中若有中国地图, 国界必须与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一致, 中国全图上切勿漏绘台湾和南海诸岛。
8.表 要求采用三线表, 表中尽量不使用竖线和斜线, 必要时可适当增加线段。表题信息要完整。表自明性要强, 必要时使用注解。表内各栏目中参量符号之后注明单位。
我国海洋牧场开发的相关问题探讨 篇11
关键词:海洋牧场;人工鱼礁;我国;问题
我国是海洋渔业大国,海洋捕捞产量和海水养殖产量均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推动海洋水产品需求不断增长,水产品质量安全也越来越受关注,这对我国当前的海洋水产品生产系统形成了不小的挑战:由于捕捞过度和生态破坏,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持续压缩近海捕捞能力仍将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渔业政策;海水养殖的蓬勃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甚至消除了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的影响,但是由于生产模式粗放,累积至今已引起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病害和品质退化等问题,养殖边际收益下降。此外,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滨海新城和工业区开发等占用了大量的传统养殖岸线和海域,适用于传统养殖模式的海域空间迅速减少。因此,加快转变海洋渔业发展模式,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提升产业发展的生态友好水平,已成为保障我国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变化的海洋水产品需求的必然选择。海洋牧场因为空间布局选择余地大,环境友好,生产力高,能够同时缓解我国海洋渔业发展中面临的多项突出矛盾,被我国专家学者和沿海各地区所看中,近几年中逐渐走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或困难,梳理这些问题和困难并探讨有效对策,有利于引导我国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的正确方向,保障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1海洋牧场的范畴边界与开发实践中的相关讨论
1.1海洋牧场的范畴与边界
日本在1971年的海洋开发审议会上首先提出了“海洋牧场”的构想。追踪日本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可知,日本“海洋牧场”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其栽培渔业(增殖放流)的发展。日本是一个内陆资源贫乏的国家,对海洋渔业的高度依赖使其成为海洋渔业大国之一。随着本国沿岸渔业资源的枯竭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动议的提出,日本转而注重发展本国沿海的栽培渔业。后来对栽培渔业在适用的空间范围、鱼种以及增殖效果等方面的期望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海洋牧场的概念和构想。但是,日本对海洋牧场的定义多是从内容和分类角度作出,随着海洋牧场开发技术的进步,这些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导致日本的学者们对海洋牧场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海洋牧场”的概念也没有形成稳定清晰的边界,特别是与我国传统海水养殖业态的关系并不清晰。
我国学者目前采用较多的“海洋牧场”定义是:在特定海域里,为有计划地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设置的人工渔场[1]。虽然学者们对海洋牧场定义的字面表述较为统一,但是对概念的解释则不尽相同,有的解释相对宽泛,如“主要通过放流、底播、移植等方式将经中间育成或人工驯化的生物苗种放流入海,利用天然饵料或微量投饵育成,并进行高水平的生物管理和环境控制,扩大海洋生物资源量”[2]。有的解释则相对具体而严苛,如“它先营造一个适合海洋生物生长与繁殖的生境,再由所吸引来的生物与人工放养的生物一起形成一个人工渔场。依靠一整套系统化的渔业设施和管理体制,如人造上升流、人工种苗孵化、自动投饵机、气泡幕、超声波控制器、环境监测站、水下监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等,使得人们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力量,将各种海洋生物聚集在一起,就像赶着成群的牛羊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那样,建立可以人工控制的海洋牧场”[3]。
笔者认为,在我国海洋渔业生产实践中,“海洋牧场”无法也不应遵循统一标准,依空间、对象、资金投入强度等的不同,形式应有差别,技术复杂程度也应有高低之分。只要具备以下三个共性的基本特征,都可以称为“海洋牧场”:一是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人工干预,特别是海洋生境的人工营建或改造,而不是完全在天然环境下生长;二是完全利用天然饵料,或仅有微量的人工投喂;三是生长环境必须开阔、开放,没有人工的物理阻隔或圈养设施。按照这一标准,初级的海洋牧场可能仅仅是:选定某一海区或滩涂,通过人工改造,营建一个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繁殖的环境,吸引野生海洋生物聚集、定居,依靠天然饵料繁殖、生长,达到一定阶段后进行采捕。而随着人工干预程度和技术复杂程度的增加,海洋牧场的等级也升高,例如,为了弥补野生群体数量不足,适当投放人工种苗;为了弥补天然饵料不足和加速生物生长,适当人工投放饵料;为了防止生物逃逸,采取各种控制和驯化措施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海洋牧场系统融合了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和海洋工程技术等多学科最前沿的研究成果,采用了系统化的管理体制和系统配套的大型渔业设施(包括苗种孵化厂、大规模鱼礁群、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无人值守的投饲和环境监测装置等)。
海洋牧场是以栽培渔业(增殖放流)为基础,在继承捕捞、增殖和养殖三者的合理做法又规避三者的一些弊端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它与三者有较大面积的交集,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它与三者也有诸多明显不同:与传统的海洋捕捞相比,海洋牧场注重对生物资源的养护和补充,而不是单纯的采捕;与传统的海水养殖相比,海洋牧场更遵从生态学原理,牧场中的生物完全在开放海域中生长,可实现物质和能量多营养级利用,有效降低投入品对海域环境的影响,拓展了增养殖生物的活动空间,提高了养殖产品的品质;与单纯的人工放流相比,海洋牧场注重生境修复和资源管理,保证了增殖目标生物的成活率与回捕率。这些不同构成了海洋牧场模式区别于其它海洋渔业模式的本质特征。有日本学者将海水养殖纳入了海洋牧场的范畴,就我国目前变革现行海水养殖模式、拓展海水养殖空间的迫切需求而言,显然不适宜,只有集环境保护、资源养护、人工养殖和景观生态建设于一体的新型生产模式才是我国海洋渔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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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海洋牧场开发实践中的相关讨论
海洋牧场模式虽然适用于鱼虾贝藻等几乎所有海洋经济生物种类,但是该模式的提出更大的价值在于解决以鱼虾为代表的游泳生物的放养问题。营底栖生活的非游泳生物由于活动空间范围小,放养相对简单。而游泳生物活动空间范围大,善逃逸,传统上一直采用构建人工圈围设施“圈养”的方式,放养的难度很大。因此,海洋牧场理念提出后,以游泳生物特别是鱼类为对象的海洋牧场便成为世界各国研究和实践的重点。
人工鱼礁投放、藻场营建等生境改造工程以及人工苗种放流对于以游泳生物为主要对象的商业化海洋牧场而言十分关键。它能够吸引相关海洋生物聚集,使生物定居或滞留于礁区的时间延长,并使生物得到增殖。商业化的海洋牧场,虽然不构筑物理的圈围设施,但也会采取一些声、光、电等科技手段,防止牧场内鱼类逃逸。
随着海洋牧场实践的开展,特别是海洋牧场的商业化开发,一些原则和方向性的问题也随之涌现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增养殖对象品种的单一化和多样化问题。从商业角度,一处海洋牧场要达到商业水平,一定程度的单品种、大量增殖是必要的。但是有观点认为,只繁殖单一种会出现弊害,应从生态系统角度考虑造成有饵料生物、有天敌生物、生物之间取得平衡均势状态的渔场,从中捕捞特定种,才能保持其复元力。此外,也有人从经济效益着眼,担心大规模单一种增殖导致高产降价问题,因而提倡对象鱼种多样化、少量化[4]。实际上,抛开单一化和多样化孰优孰劣不谈,单就单品种大量增殖而言,环境容纳力无疑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增殖数量和密度过大,势必造成天然饵料不足,需要人工投喂,而高密度单一种和人工投喂的海洋牧场无异于回到了“圈养”的老路。海洋牧场的建设必须吸取捕捞和养殖业由盛转衰的教训,不论是单一品种增养殖还是多品种增养殖,都需要根据生态容量、最适渔获量等合理规划海洋牧场规模,控制捕捞强度。
二是增殖放流的生态风险问题。大量实践和研究表明,一些增殖放流活动在修复衰退渔业资源种类、提升增殖水域渔业产出能力的同时,也会给野生资源种类的种群结构、遗传多样性、健康状况以及增殖水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带来诸多生态风险。例如,当野生种群资源密度较高或接近增殖水域对该种类的最大容纳量时,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会加剧种内竞争,使野生种群显现负密度依赖效应,影响其存活、生长和繁殖投入;增殖群体与野生种群若存在生殖交流,野生种群的遗传结构及多样性特征可能受到负面影响[5]。关于这些风险的理论、规避方法和技术等仍在讨论和发展之中。
2我国海洋牧场开发现状与问题
2.1开发历史与现状
我国贝类、海珍品底播养殖开展较早,但是以增殖放流、人工鱼礁投放为主要内容的较高级形式的海洋牧场开发则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局筹资在防城近海投下26 座小型鱼礁,其后又逐年在北海、合浦、钦州等地投放了人工鱼礁。1981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和南海水产研究所先后在山东省胶南、蓬莱和广东省大亚湾、电白、南澳沿海投放了人工鱼礁,并进行了相关的试验研究工作。此后,农业部主持推广人工鱼礁建设,拨款300万元,地方自筹300万元,成立了全国人工鱼礁技术协作组,组织全国水产专家指导各地人工鱼礁试验,试验开展了3年,在全国沿海省、市建立了24 个人工鱼礁试验点,投放了28 700多个人工鱼礁,共投放礁体8.9万m3。但限于当时的国情和对人工鱼礁建设认识上的不足,人工鱼礁建设总体投入较小,效果不明显,导致我国人工鱼礁的研究和建设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中断[6]。
2000年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厅重启人工鱼礁试验,2001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以“人大” 决议的形式确定投资8亿元在沿海建设100座人工鱼礁,并在珠海东澳和阳江双山两个礁区进行试点投放。此后,我国沿海各省市先后跟进,使得我国停滞十几年的人工鱼礁建设工作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规模化发展时期。截止目前,人工鱼礁建设工作已在我国沿海各省市广泛开展,并不断有新的建设规划和计划产生。山东省自2005年开始实施渔业资源修复行动计划以来,人工鱼礁建设发展迅猛,截至2013年10月底,全省共建设规模以上的人工鱼礁区170多处,投放各类礁体1 000万多空方,建成礁区面积1.5万hm2,已经成为我国人工鱼礁建设规模最大、管理最规范、效果最突出的省份。
2.2主要问题
持续开展的海洋牧场开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保护了我国近岸产卵场和索饵场,养护了近海生物资源,增加了鱼、虾、贝、藻资源量。但是,目前来看,在模式、运营和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项目建设缺乏总体规划和标准化管理。人工鱼礁的投放没有放在区域用海的总体框架下统筹考虑,导致经常出现与旅游、航运等部门的用海冲突;在个别地区,私投乱建现象比较突出,给今后的海洋综合利用和管理埋下了隐患。此外,鱼礁建设在礁体设计、材料、制作工艺、成礁机理、工程工艺及施工技术规范等方面缺乏科学指导,部分地区自行设计、投放的礁体,质量和区域适宜性不能保证,影响到了人工鱼礁建设的整体效果。
二是项目选址缺乏科学论证。并不是任何海域都适合海洋牧场建设,海洋牧场的选址需要综合考虑渔业结构、气候条件、生物资源、已有基础、水质、水深、底质类型、海底坡度、波浪、离岸距离、海浪海流等多种因素。缺乏科学选址论证的鱼礁投放,不仅没有效果,还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例如,有的鱼礁投放缺乏对底质的考察,造成日久鱼礁被沉积物掩埋;有的鱼礁投放对海流因素考虑不够,导致礁体发生漂移等。
三是牧场类型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开发的海洋牧场,仍以近岸浅水区的海珍品养殖或增殖占主体,以鱼类为对象和深水牧场开发数量有限;养殖型增殖型鱼礁投入多,而一些公益型人工鱼礁却乏人问津。这大大限制了海洋牧场对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修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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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运营模式粗放。牧场生境的营造,基本上以石块礁和小型构件礁为主,部分以废旧淘汰木质渔船改造而成,结构稳定且能产生较好规模效应的大型鱼礁、利于贝藻等生物附着的亲生物性鱼礁、修复改善荒漠化海底的功能性鱼礁等缺乏;资源增殖中较多的采用幼体放流,但放流后对其成活率有很大影响的饵料生物发生技术、幼鱼庇护技术几乎为零;鱼类行为驯化技术在海水或海洋牧场中尚未见报道;产出规模控制是海洋牧场可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国内海洋牧场区域内还处于空白状态。总体上,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的科技含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五是牧场的运营管理面临挑战。海洋牧场区域面积大、分布广,传统上,牧场的管理,特别是公益性牧场的看护管理主要依赖渔政部门,而在人力、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后续管理跟不上,或者没有管理,导致不少礁区成了酷渔滥捕的围猎场,不仅没有起到护渔效果,反而加深了对资源的破坏。承包海域的情况虽然稍好,但偷渔偷海现象也比较普遍。
3对我国海洋牧场开发的几点思考
上述问题的产生,有体制的原因,也有制度、政策、环境和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3.1推动海洋牧场运营管理的社会化
目前,我国实践中常见的海洋牧场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增养殖型海洋牧场。此类牧场以渔业生产或海珍品、鱼类的种苗养殖、繁育为主要目的,增养殖品种多样,技术水平和复杂程度各异;二是生态修复和保护型海洋牧场。此类牧场以大型海藻场的营建、人工鱼礁的投放和渔业苗种的增殖放流为手段,以渔业资源、海域生态环境修复或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为主要目的;三是休闲观光型海洋牧场。此类牧场随着休闲渔业的兴起而出现,以休闲观光为主要功能,是海洋牧场建设的一种衍伸形式;四是综合型海洋牧场。此类牧场一般兼具多项功能,常见的是在渔业增养殖型海洋牧场开发休闲垂钓功能,或在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开发休闲观光功能和鱼类增养殖功能。
从牧场的运营方式来看,目前社会资本更倾向于投资海珍品底播增殖为主的资源增殖型牧场和休闲观光型牧场,生态型牧场则主要由政府投资。而在实践效果上,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牧场要明显好于政府投资建设的牧场。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投资建设的牧场属于公共财产,存在“公共草地的悲剧”,管理难度大,成本高,而社会资本的进入使得牧场开发的成本、收益内部化,利于扩大牧场建设投资,利于牧场的看护和管理,从而提升了牧场的开发效益和资源的养护效果。因此,在今后的牧场开发中,应适当减少纯公益性牧场的比例和领域,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将更多的经营管理权授予社会资本。政府资金则主要投向产卵场保护、种质资源保护、幼鱼保护等难以社会化或不宜社会化的领域。
3.2完善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的法律法规
虽然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有涉及人工鱼礁(海洋牧场)建设的内容,但是还没有一套针对人工鱼礁(海洋牧场)建设的系统性的法律法规,海洋牧场开发的很多方面仍没有明确规定,这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牧场开发规模和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的法律法规,规范海洋牧场开发与管理秩序。其中,需要重点明确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用海审批制度和审批程序、技术规范等;二是投资分配制度,包括海洋牧场的开发主体、投资来源、收益分配方式等,特别是要立法保护社会资本对所投资海洋牧场的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三是海洋牧场的运营与维护制度:对社会资本投资的海洋牧场,由投资主体负责运营与维护,对政府投资的海洋牧场,应明确运营维护主体与管制措施,并通过设置禁渔区、限制作业渔船数量、捕鱼时间、使用的渔法、捕捞数量等手段加强对牧场的管理;五是惩罚措施:对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要加大惩罚力度。
3.3强化对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的政策支持与引导
通过政策支持引导牧场开发布局、选址的科学化和结构、模式的优化,推动海洋牧场布局向外海、深海发展,推动社会资本投资生态型海洋牧场,推动企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升海洋牧场建设的科技含量和规模化、生态化水平。一是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海洋牧场建设规划体系,统筹海洋牧场建设与航运、旅游、养殖等产业发展空间,合理安排海洋牧场建设选址和布局;二是加强对海洋牧场开发的用海支持,优先安排海洋牧场建设用海,并合理预留适宜海洋牧场建设的海湾及海岛海域;二是加大对海洋牧场建设的资金支持,适度减免海洋牧场的海域使用费,对社会资本投资海洋牧场给予财政补助或低息贷款,享受国家农业开发政策;三是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国家及地方的政策性基金和蓝色产业基金向海洋牧场建设项目倾斜,鼓励地方建立海洋牧场专项基金。
3.4加快海洋牧场开发技术创新
技术的落后是导致我国海洋牧场开发模式粗放、布局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在日本、韩国等先进国家和地区,海洋牧场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融合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海洋工程技术等多学科前沿知识的高科技系统工程,而我国海洋牧场建设技术积累相对薄弱,尚无法为海洋牧场建设实践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构建民产学研合作机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突破海洋牧场开发关键技术,已成为我国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面临的共同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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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于广成,张杰东,王波.人工鱼礁在我国开发建设的现状及发展战略[J].齐鲁渔业, 2006(1):38-41
Abstract:China’s marine ranching has made a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On basis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oncept of marine ranching and the developing progress of china’s marine ranching,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at china’s marine ranching is confronted with a number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cluding unreasonable spatial arrangement, unscientific location, single type, extensive operation mode, and difficulties in management, and discussed accordingly the countermeasures from aspects of system transform, institution improvement, policy desig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marine ranching; artificial reef; China; problem
(收稿日期:2014-12-26)
《海洋开发与管理》征稿简则 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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