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法律（精选12篇）
国际贸易法律 篇1
摘要：各个国家贸易的比较优势都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因此日益恶化的全球气候问题对国际贸易的格局与模式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开始探析, 引入国际贸易中的碳关税制度, 探讨其应用并指出其不足, 建议不断完善我国的气候贸易法律。
关键词：气候,国际贸易,碳关税法律
贸易与气候的关系是一个多层次、极其复杂、多方面的问题。随着异常气候的不断发生, 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目前人们对于两者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只认识到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交互导致的负面影响。例如, 极端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和渔业减产;旅游业也因此而受到游客数量的下降所造成的影响, 从而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同时, 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因大量的运输需而直接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气候的恶化。但这种认识仅仅是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间相互影响的一个层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因此国际贸易和气候变化相互间存在冲突的同时也有促进的另一面。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 同时它也具有社会经济属性。气候变化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为应对气候的变化和减小对气候的破坏程度, 人类已积极开始研发和使用更环保的新型能源, 随着环保产品贸易需求与日俱增, 环保产品的贸易不仅得到发展, 而且一定程度地改善了以往国际贸易中过分依赖能源的贸易模式, 从而减少了各国之间为争夺宝贵的能源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 国际贸易也能够以多样的方式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产生积极的作用。例如, 基于环保领域相关技术的巨大市场, 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清洁技术,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加快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同时也能促使发展中国家采取更高要求的环保体系, 从而有助于在各国共同对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共同的目标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综上分析, 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间在存在冲突的同时, 也有互相促进的一面。因此我们需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在充分发挥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互相促进作用的基础上, 尽量回避二者间的冲突。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外部性所能解释的, 因为环境问题随着发展变化已不再局限于最初产生这些问题的发达国家。无论哪个国家排放了温室气体, 其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危害由地球上所有人来共同承担。有效实现减排目标的途径就是制定出有约束力的全球性的气候框架公约, 通过共同地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责任和义务来达到减少气候的进一步恶化的目的。
目前, 各国已陆续提出自己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加强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研究。为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 各国都希望依靠实行碳关税制度来减轻经济的压力, 然而这样会给各国间的国际经贸往来带来新的法律问题。
首先, 碳关税的征收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由GATT第1条规定:任何缔约方给予来自或运往任何其他国家任何产品的利益、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领土的同类产品。因此实行碳关税制度的国家在制定征税标准时就不应有所区别。但现阶段希望征收碳关税的主要是发达国家, 而其征税对象却是发展中国家。其次, 违反了税负公平的原则。各个国家在自己的国内法中对碳关税都有所规定, 一般在国内的环境法中都对其有规定, 我们通常把它当作是环境税的一种, 一国在征收环境税时一般都会将其包括在内, 大部分国家会采取目的地原则或原产地原则征收。但在国际贸易当中, 当遇到各国征收环境税的原则不同时, 可能会遇到重复征税的问题, 从而违背了税负公平原则。最后违反了非歧视的原则。碳关税不是一种对产品本身征收的措施而是针对不同进口产品的生产方法或生产过程所征收的关税。因此, 一些国家仅对部分或个别成员国征收碳关税的做法违背了GATT/WTO非歧视的原则。
作为出口导向型发展中国家, 可以从法律角度提出一些参考建议:一是积极参与到相关国际条约的制定过程中。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可以表达我们的利益诉求, 确保出炉的国际条约能不超出我国接受的程度。二是积极签署相关的国际条约。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调及由此造成的利益冲突而变得举步维艰, 因此, 经济状况相似、地缘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就共同选择了区域经济整合发展的方式。在此大环境下, 积极建立和巩固区域合作, 签署有利于各方的双边及多边条约。三是加快相关立法的进度。2008年随着修订后的《节约能源法》正式施行, 我国加快了环境保护立法的进度。但法律由于内在的缺陷而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因此我国的法律无法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在时间上保持一致, 这就要求当新的变化出现时, 我国可以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来更好地理顺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日益严峻。因此我国应从切实可行的原则出发, 积极参与双边及多边国际间气候条约的签订、加快国内气候问题相关立法的进度, 同时也应积极争取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权利。如此才能够在气候问题愈发严峻的当前, 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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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庄贵阳.中国:以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挑战[J].环境经济, 2007 (Z1) .
国际贸易法律 篇2
摘要：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理念日益重视，如今人们的饮茶需求得到进一步开发。当前茶叶进出口已经成为很多茶叶企业经营贸易过程中的常态化内容。但对部分中小新兴茶叶企业来说，茶叶国际贸易是其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因此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危机并未得到妥善有效的解决。所以积极完善合作细节问题，体系化梳理合作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和危机，对茶叶企业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拟从茶叶企业国际贸易开展状况入手，从而探索国际贸易开展过程中存在的合同法律风险及相关防控思路。
国际贸易法律 篇3
关键词：国际贸易惯例；国际经济法律渊源；合理性
一、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商品交换和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具体是指在国际贸易领域里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而逐步形成的，得到各国普遍承认和实际运用的习惯做法和规则。
国际贸易惯例具有众所周知、内容详细确定、公平合理和反复适用的特点，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国际贸易惯例本身并不是国家制定法或判例法，也不是国家的经济贸易条约，但國际贸易惯例具有准法律性质，可以对特定的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与其他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比，国际贸易惯例具有独特的可选择性和变更性。
二、国际经济法律渊源
法律渊源或者法的渊源，简称法源。它是指那些来源不同、因而具有法的不同效力意义和作用的法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律渊源主要在三种语义上使用：历史渊源、实质渊源（效力渊源）、形式渊源。本文中法律渊源的内涵指的是形式渊源，形式渊源是指法规范的创制方式或外部表现形式。应该明确：先有法律渊源，后有法的形式和内容，法律渊源是法律的来源或者根源。
三、国际贸易惯例作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的合理性
在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贸易惯例发挥着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难以实现的规范功能，伯尔曼曾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法律最终都依赖于习惯和管理。”可见，国际贸易惯例作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国际贸易惯例特定情况下具有法律约束力
国际贸易惯例是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是其能否成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最为关键的问题。严格地说，国际贸易惯例并不是法律，但它具有准法律的性质，属于任意性惯例，因而国际贸易惯例对当时人并不当然的产生法律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任意性惯例仍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类比法律，法律中也含有任意性的规范。在以下的三种情况，国际贸易惯例会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
1.通过合同或协议约定按某项国际惯例办事
作为国际经济法统一体系的分支部门之一，在贸易法领域内，更多的强调的是“意思自治”，当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适用国家贸易惯例时，则该国际贸易惯例对双方当时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其约束力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
2.司法或仲裁实践中引用国际贸易惯例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司法机构或者是仲裁机构通常会引用国际惯例来处理争议，在不另外提起其他救济时，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其约束力来自判决或者裁决。
3.国内法、公约或者条约准用国际惯例
（二）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指导性
国际贸易惯例作为一种习惯做法和规则，虽然被广泛采用，但其本身是不成文的，但是，一些民间组织，例如国际商会，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将实践中反复使用，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不成文惯例加以规范性的认定、完善、解释，编纂成文，成文的国际贸易惯例给国际贸易的交易双方的行为进行指导，为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在进行国际贸易活动时提供了一个供选择的统一的行为标准。即使是初次从事国际贸易的当事人，也因此有规可循。
国际贸易的指导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进行海上运输时，双方当事人经常会就保险、运输、风险转移这些繁琐的事项持续长时间的协商，除此之外，国际贸易中，买卖的标的物的长时间的跨国运输，会导致更多方面问题的产生，而国际贸易术语为行为人提供很好的指导，它将不同的情况分别列出来，供当事人选择，大大的简化了交易过程中繁琐的程序，提高交易的效率。
（三）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普遍适用性
由于国际贸易惯例是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而逐步的自发的形成的，因而得到了普遍认同。在适用范围上，它是在某一领域或者是某一行业普遍适用的，可以说国际贸易惯例具有国际性。不同于由各国立法机关制定的国内法以及通过各国直接协商而达成的条约，国际贸易惯例的形成过程不受国家的控制和制约，它打破了法律的局限性，传承了商人自治法传统，避免了适用国内法产生的冲突亦或是适用条约对非缔约国的限制。
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国内法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利益，所以国际贸易当事人一般都不愿意适用对方的国内法律。而国际贸易惯例更多的是建立在平等的保护双方的利益的基础上，不至于使双方的利益极度不平衡。由于国内法自身适用上的缺失，国际贸易惯例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
（四）其他
除了上述国际贸易惯例具有法律约束力、指导性、普遍适用性是国际贸易惯例作为国际经济法律渊源的合理性方面外，国际贸易惯例还可以填补法律空缺和立法不足，在某国国内尚无立法又无国际条约协定的情况下，惯例就是一种参照执行做法。
参考文献：
[1]鲁世平：《论国际贸易惯例》，《商场现代化》2007年07期
[2]李楠：《国际贸易惯例以其运用和作用》，《理论学刊》2006年07期
[3]王宁，任昱：《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属性》，《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3期
[4]庞春祥：《国际贸易惯例的法源属性探析》，《法制与社会》
2013年9月（上）
作者简介：
于明玉，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国际贸易绿色壁垒的法律思考 篇4
一、绿色壁垒的实质及其基本特征
1. 绿色壁垒的实质。
绿色壁垒的实施以保护本国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为由, 已成为W T O成员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者们限制进口、保护本地产品的利器。但究其实质, 乃是国家职能的体现, 国家是有权实施绿色壁垒的惟一主体。在政府能够更好地完成传统职能的同时, 国家的新职能也在出现, 当代的全球化给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保护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使国内市场免受冲击就是国家的新角色之一。
2. 绿色壁垒的基本特征。
绿色壁垒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名义上的合理性。绿色壁垒是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人类健康为目的, 名义上完全符合人类发展的趋势, 符合人们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目标的要求, 但它掩盖着限制外来产品参与本国市场竞争的隐蔽目的。二是形式上的合法性。
二、绿色壁垒的法律依据
1.《关贸总协定》。
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 (后被1994年的《关贸总协定》代替) , 其第20条‘已办理外’条款规定:“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禁止缔约国采用或加强以下措施, 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 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 (B) 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须的措施…… (G) 与国内限制生产的消费的措施相结合, 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
2.《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1994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 即《TBT协议》, 其在序言中阐明:“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保护环境。”显而易见, 该协议赋予了各成员国为保护环境而采取措施的合法性。
3. 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
由国际化标准组织 (ISO) 1996年制定并实施的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 对企业的清洁生产、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环境标志产品、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加以审核, 要求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并通过经常的检查和评审, 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改善。ISO14000标准只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利益, 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达到规定的要求, 所以, 它实际上已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贸易出口的一种贸易壁垒。
三、我国实施绿色壁垒的必要性
前面已经提到过, 绿色贸易壁垒具有两重性, 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国际贸易而言, 它最初是某些发达国家用来限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一种手段。但是对于保护全球环境和人类健康以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1. 防止发达国家转嫁污染。
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环保技术、环境标准的缺陷, 将在本国已被限制或淘汰的高污染产业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这种污染转嫁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生态利益, 不仅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 而且还严重威胁到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2. 抑制对国内企业的冲击。
由于我国的环境标准偏低, 且有些地方政府引资心切, 对外商投资企业在环保问题上大开绿灯, 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等制度形同虚设。这不仅导致污染转移, 而且造成对国内企业的冲击。“从产业结构看……截至2000年底,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 第一产业的比重不足2%, 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60%以上,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40%以下。从产业内部结构看……第二产业吸引的外资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业领域为主。”
四、我国应当采取的对策
由绿色壁垒的双重性质所决定, 我国在绿色壁垒问题上须采取的对策应分为两类, 一类为如何冲破绿色壁垒的对策, 一类为如何合理利用绿色壁垒的对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消费心理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注环境保护、珍爱自然和追求健康的绿色消费心理已逐渐形成。绿色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受到青睐, 它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 而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中的比例则会越来越小, 并会不断受到限制或排斥。因此, 为了冲破绿色壁垒, 我国应调整现有的与该发展趋势不相符合的贸易与环境保护政策,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鼓励发展绿色经济, 刺激开发和生产绿色产品, 特别是那些能够大规模地替代资源消耗型产品的产品, 为我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冲破绿色壁垒, 顺利进入国际市场或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创造条件。
摘要：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和知识经济正在兴起的今天, 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竞争、贸易摩擦和市场争夺愈演愈烈, 从根本上说, 这是一场争夺21世纪世界经济制高点和控制国际市场的战斗。本文从法律角度分析了绿色壁垒的长期存在及存在的依据。面对我国国际贸易深受国外绿色壁垒影响的事实, 我国应以国际规则坚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并根据绿色壁垒的双重性采取适当的抵制与保护措施。
关键词：绿色壁垒,依据,必要性,法律对策
参考文献
[1]王健:我们如何面对绿色壁垒.光明日报, 2002 (7)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论文 篇5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Legal Re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x Law)是国际税法在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学的基本范畴，可以为国际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以它为参照系可以把国际税法的众多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能够为国际税法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整合的功能与效果。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1]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有学者将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征税主体、纳税主体和特殊主体，分别指国家、居民和国际组织。[2] 我们认为，国际组织或者属于纳税主体或者属于征税主体，将其单列为一类主体似乎不妥。
国际税法的主体，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研究国际税法的学者都将国际税法的主体分为国家和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有失偏颇。基于获得跨国收入的跨国纳税人不足以涵盖在“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所有纳税主体，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主要部分;当然，在主要涉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问题等方面，使用“跨国纳税人”的称谓仍然是可以的。
国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同时作为征税主体和税收分配主体，这与国家在国内税收法律关系中仅作为征税主体的身份的单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国家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分别作为不同主体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同的。在国内税法中，国家作为唯一的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是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权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国际税法中，特别是国家作为国际税收分配主体时，则是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权的具体表现。其三，对单个国家而言，国家在国内税法中征税主体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数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国际税法中，国家在数量上是多元的，必须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否则就无法构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自然人和法人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都是纳税主体，而且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其他分支中也可以作为主体。一般来说，则不能作为国际公法的主体，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也出现了主张个人和法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3] 此外，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是国际税法中的纳税主体。有的学者就认为，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间、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关于国际税收关系的国际、国内税法规范的总和。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关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它已经不象国内税收法律关系那样，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从总体上讲是不对等的和非互惠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已经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征税主体的单方意志了。[4]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比较科学。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定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务合作义务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议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在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是不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和税收处罚权等，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收服务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纳税的义务、接受税收调整的义务、接受税务管理的义务以及接受税收处罚的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依法纳税和限额纳税权、税收减免权、享受税收服务权、保守秘密权、税收救济权等。
(三)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5]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际税法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纳税人的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价值。[6]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指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7] 我们认为，把国际税法等同于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不全面的，把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局限在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之上也是不全面的。
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的征税对象。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赞成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认为，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法除了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以外，还包括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理由如下：
(1)从国际税法的早期发展历史来看，商品课税的国际经济矛盾及其协调(如关税同盟)比所得课税的国际性协调活动要早，是国际税法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的起始环节。如果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排除在国际税法的范围之外，则无异于割裂了国际税法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应当历史地、整体地看问题。把对在国际商品贸易中于商品流转环节课征的国际协调活动看作是国际税收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一并纳入国际税法的范围。
(2)持狭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主要发生在所得税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只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广义国际税法中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还包括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如果仅以国际税收分配关系所涉及的税种来限定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岂不是以偏概全?岂不是正好符合了狭义的国际税法说的观点?而实际上，上述学者又都是持广义国际税法说，并且也承认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合理性，同时对关税等商品税加以论述。[8]
(3)诚然，对商品国际贸易课税，虽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重复征税，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如进出口商品金额等)的重复征税。例如，甲国实行产地征税原则，乙国实行消费地(目的地)征税原则，现甲国向乙国出口一批产品，则两国都会依据各自的税收管辖权对这笔交易额课税，这批产品的所有人也就同时承担了双重纳税义务。而各国实行不同的商品课税政策，如低进口关税或免关税政策，也会引起国际间避税或逃税活动的发生。
况且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开展，对国际商品在流转环节的课税和跨国所得课税将会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其相互转化的趋势也会愈加明显。各国对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的课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为此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协调活动，说明这些税收本身作为各国涉外税收的同时，进一步涉及到国家与国家间税收利益的分配，反映了国际税收的本质。[9]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客体，将其作为国际税法的客体似乎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国际税收收入正是通过各国行使税收管辖权进行涉外税收征管而获得的，与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因为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利益直接来源于各国对其涉外税种的征税
对象的课征，我们才认为后者作为国际税法第一层面的客体与前者作为第二层面的客体间存在着递进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国际税法的双重客体。需要说明的是，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征税主体，对各国涉外税种的征税对象加以课征而获得国际税收收入，再将其分配给有关各国;实际上，这部分税收利益在征收之时就已经通过国际税收协定随着对某一征税对象的征税权的划归而归属于各个主权国家了。因此，从理论上看，国际税收利益是各国的涉外税收收入汇总而形成的整体利益;但从实践上看，国际税收利益并未实际汇总，而是分散于各个主权国家的控制之中。正是由于国际税收利益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性和实践中的分散性，以及其对各国征税主权乃至相应征税对象的强烈依附，使我们在分析国际税法的客体时容易将其忽视。然而，与其说各国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目的在于划分对某一跨国征税对象的征税主权，不如说其实质目的在于划分从征税对象上可获得的实际的税收利益。故国际税收利益是潜在的，但却是能够从深层次上反映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层面。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是从静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状态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建立，或者说是国际税收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确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需要国际税法的存在以及国际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成立或者启动相关程序的法定要件成立。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一般需要满足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法定要件的成立，如涉外纳税人满足税收减免的条件，则相应发生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间的消失或终结。一般来讲，当相关主体的权利得到实现，义务得到履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就会发生消灭的结果。如涉外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消灭了;相关国家的税务主管机关依法完成税务合作事项，相关权利义务也就消灭了。
(二)国际税收法律事实
国际税收法律事实(Legal Fact of International Tax)，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包括国际税收法律行为和国际税收法律事件。前者是体现主体意志或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不体现主体意志或者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主要包括国际税法的制定、涉外纳税人的行为或状态以及国家的行为。国际税法的制定可以导致抽象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建立，而涉外纳税人以及国家的行为可以导致具体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三、小结
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直接税与商品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税法具有公法兼私法性质、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国际税法的宗旨为：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涉外纳税人基本权。国际税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消除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防止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以及实现国际税务合作。国际税法的地位是指国际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及国际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国际税法由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狭义国际税法和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涉外税法所组成。
国际税法的渊源包括两大类：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在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事实，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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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8]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国际投资信托的法律适用 篇6
【关键词】投资信托; 国际投资信托;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 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F4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206-01
1 国际投资信托的特点
(1)当事人的经济地位不同 在投资信托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占据着优势地位,一般的中小投资者与之相比,经济地位差距明显。投资信托兴盛的重要原因就是吸引中小投资者的资金。
(2)当事人间的信息不对称 投资信托中,受托人具有专业性与组织性,并且更熟悉投资领域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而对中小投资者来说,一不具备专业知识,二没有统一的组织,三对于投资领域比较陌生。因此说,信息的不对称是必然的。
(3)当事人的缔约地位不同 这是由于经济地位不同及信息不对称所直接造成的一种状态。对于投资信托,两大法系均规定了只依合同方式设立。在缔结合同的时候,经济地位强势的一方势掌握着合同内容的主导权,中小投资者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4)格式合同的大量采用 格式合同的大量采用是投资信托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作为投资者的一方,人数众多,为成本和效率故,不可能就每一笔投资进行商谈进而订立不同的合同。又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信息的不对称及由此而来的缔约地位差异缘故,同一合同的重复适用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特点使得当前的信托法律理论最终适用后的结果可能是违背基本的公平观念,也与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向相悖。
2 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向
传统的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任务,在于确保含国际民商事争议均依据与争议有着最“适当”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予以解决。但是,国际私法不应仅满足于一种次要的或纯形式的正义——冲突正义,还应当追求实质正义或实体正义。此种观点是对传统冲突正义观的一种修正。超越冲突正义,追求实质正义,是20 世纪中叶以来涌现出来的许多崭新学说的一种极其明显的倾向。
当前国际社会越发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种思想自然也体现到了国际私法理论中。虽然弱者利益保护原则能不能称之为国际私法理论的原则还存有争议,但是,鉴于国际投资信托的特点,如果不引入该原则,很有可能会出现违背法的基本价值——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在国际投资信托的法律适用中,将该原则引入进来,以平衡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分配可能出现的失衡状态。
3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与当前信托法律适用规则的兼容性
当前的国际信托法律适用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坚持分割制原则的前提下,首先依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定准据法;其次,在没有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时,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
两大原则是冲突规范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具有冲突规范应该具有的典型特点。即:是法律适用规范;是法律选择规范;不具有明确性和预见性;逻辑结构包括范围和系属两个部分。
弱者利益保护原则与之相比有一点不同:它对法律选择的结果的影响,不是通过系属这一积极指定选择方向的方法来实现的,而是运用排除的消极方式来影响法律选择的结果,没有冲突规范典型的结构“范围+系属”这一模式。如果单独应用,是不能确定准据法的,需要与其他冲突规范结合起来应用。
所以说将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引入到国际投资信托的法律适用理论中,不存在技术上或者说是制度上的障碍,是可行的。
4 引入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后的国际信托法律适用理论
根据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物点,其在逻辑顺序上是排在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之后的,处于一种补充性或者说预防性的位置。三者关系中,意思自治原则居于第一位,最密切联系原则居于第二位,而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因其补充性而居于第三位。三个原则在理论上的运用模式则是这样的:国际投资信托合同的法律适用:首先,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但应符合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其次,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的情况下,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应符合弱者利益保护原则。
5 对我国国际投资信托的影响
中国的国际投资信托目前并不是很发达,在2002年3月12日《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后才出现,而且仅有一种,即:信托当事人均为中国人,信托管理行为发生在境外。
但是我国本身的投资信托制度已经是在高速发展之中,虽然2008年遭受次贷危机的波折,但从长远来看,依然是方兴未艾。随着我国加入WTO,更深的融入到国际经济交往之中,国际投资信托就可能从现在较为单一的形式发展为复杂多变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冲突也将不断地产生。世界各国信托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表明,大凡信托繁荣的国家都有比较完备的信托立法,从而在法定的信托关系架构下发展出广泛而丰富的信托品种。我国的《信托法》虽有一些基本的规定,但是对信托的法律冲突并没有做出任何规定。《民法典》(草案)第九编“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的《示范法》对此有所涉及,但比较概括且不具法律效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并未对投资信托可能产生的问题有任何规定,是不能符合当今国际私法发展趋势的。
结合信托制度及投资信托目前在我国的地位、发展现状,从实际出发,我国制定信托适用的冲突规范时应当借鉴国外的优秀立法成果和《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草案)中的先进规范,并结合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及冲突规范价值取向的转变,不仅要采纳国际通行的意思自治和最密切联系原则,同时也应引入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对国际投资信托领域可能出现的当事人间权益分配失衡的问题提供救济方式。从而使法院和当事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且符合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当然,国际投资信托在我国也只是刚刚起步,应该根據我国的国情保留自身法律体系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陈雪萍:《信托在商事领域发展的制度空间:角色转换和制度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
论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篇7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低潮时期, 国际市场中的各种竞争手段复杂, 各贸易国家的政治、法律环境不断变化, 使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面临的风险随之增加, 因此, 清晰认识新时期国际贸易风险的严峻性, 加强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风险来源分析, 沉着应对并化解风险, 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应当成为当务之急。
1 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特点, 决定了法律风险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我国作为贸易发展较快的国家, 由于进出口贸易在近些年连年攀升, 出口额度大幅度攀升, 引起了世界一些国际发达国家的注意。他们往往处于经济、政治的各种目的, 采取一些贸易限制政策、壁垒措施, 加强对进口国尤其是我国作为出口大国的贸易出口制约, 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 很多进口国家由于本国经济受挫, 消费低迷, 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 他们往往采取的一些限制政策更加严格, 甚至故意以贸易调查、反倾销等形式挑起贸易争端, 提出贸易诉讼, 这使得我国大量的出口企业陷入大量的贸易法律纠纷之中, 给企业出口造成巨大的损失, 有的企业甚至由此倒闭, 种种令人忧心的现象接踵而来。
就我国很多贸易出口企业来说, 他们对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法律风险更为陌生, 甚至浑然不觉。相对于国内贸易, 国际贸易的法律纠纷不但具有“国际性”特征, 而且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 其总体风险更为巨大。从国际贸易涉及的业务范围来看, 出口企业不仅涉及签约和履约, 还包许多关键步骤, 比如跨国运输、货物保险、国际支付等, 这无疑为产生贸易纠纷多样性提供了可能性;由于从事的国际经营, 关系到进口国、贸易商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贸易经营需要考虑进口国繁多的条约、公约和惯例, 甚至需要适用某个进口主权国家的法律条文, 尊重进口国国民的风俗习惯和传统禁忌;同时, 国际贸易还受到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贸易合作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诸多因素影响, 这使得从事国际贸易企业的纠纷多样、风险复杂。正因为基于国际贸易风险的这些特点, 很多贸易进出口企业对国际贸易法律纠纷望而生畏。
2 当前国际贸易业务中, 存在诸多方面的法律风险来源
在国际贸易中, 纠纷与诉讼风险来源来自贸易国经济的、政治的原因, 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贸易国家对贸易法律法规、贸易合同等相关的业务知识缺失, 从而导致纠纷的产生。从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来分析, 以下是常见的风险来源。
2.1 进口贸易中的法律风险来源
(1) 卖方供货规格、质量和时间不按照合同, 造成货款白白付出的风险; (2) 外贸公司的服务违约。进口业务中, 由于多种原因, 代理公司在被代理方付款的情况下, 拖欠卖方货款或拒不付款, 导致卖方诉诸法律, 形成对进口企业的不利影响; (3) 卖方不交货或延长供货。
2.2 出口贸易中的法律风险来源
(1) 出口企业违反合同, 在供货规格、质量和日期与合同规定不符, 形成收汇风险; (2) 单证质量差, 没有做到单单相符、单证相符, 造成卖方拒付, 及时卖方同意付款, 但信用证的保护作用, 不但使收回时间延长, 也使得卖方由于支付了高额的国际通讯费用和不符点扣款, 容易出现出口亏损; (3) 信用证可能存在的陷阱条款, 如卖方故意验货不符, 拖延付款, 容易诱发钱、货两空的风险; (4) 当市场变化、销路不畅或对方恶意欠款是, 延期付款往往供货方款、货无归的风险。
2.3 进出口贸易中不按照代理制度的规范操作, 容易诱发风险
当前, 代理市场竞争激烈, 代理公司往往违背正常的操作规程, 错误地为买方垫付资金吸引客户, 但这种做法容易造成买方双方任何一方出现违约时的经济损失。
3 应对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风险, 积极加强应对与防控措施
国际贸易处于复杂而多变的环境中, 法律风险防范应当坚持以防为主, 积极防范的措施, 当一旦出现风险时就要借助各种渠道和措施, 挽回损失或尽量减小损失。
3.1 加强国家贸易中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
首先, 要注意掌握贸易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变化, 要积极借助相关的国别贸易风险的评估报告, 根据贸易对象国的风险程度, 审慎采取应对的贸易策略, 对于风险系数增高, 风险变动大的国家, 要减少贸易往来。当前应当关注欧美部分国家的风险与危机, 在这些国家从事的贸易活动应当谨慎进行;
其次, 要掌握国外贸易企业的资信状况, 了解贸易对象的资信程度, 以作为是否与之合作决策的重要依据, 同时也为一旦发生风险后有充足在资料和证据进行仲裁申请或赔偿申请。主要应了解的资料有:对方公司类型信息;投资方信息;管理层信息、注册资金信息、股东信息、地理位置信息、通信信息以及该企业交易诚信记录情况等;对合作对象的资信了解不仅要在合作前进行, 也要在合作中保持对合作方公司状况和资信变化的关注, 随时掌握其资信动态。注意及时调查合作的国外企业的资信情况。
3.2 尽量做到合同条款的法律严密和明晰
国际贸易中合同条款的规定是必可少的, 不但要形成书面的合同, 而且其条款要严密、内容要完善, 合同的保持要完整。另外有些证明材料虽然不是合同的形式, 比如网络信函、电子邮件、协商问题有关资料, 双方在贸易合作中就某个问题达成的书面意见, 甚至一些谈判、谈话的音像资料都具有合同的性质, 应当做到妥善保存。贸易企业咋防范法律风险中, 在合同方面具体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 价格条件的合同约定要严密。当前最为应用广泛的是FOB价格条件, 作为出口企业, 为了防止出现货到而卖方船不到而造成货物滞留的经济损失, 应当增加出现船货衔接冲突的负责约定。
其次, 货款支付方式的合同约定要明确。作为出口企业, 应当尽量不选择货到付款的支付方式, 而可选择预付款与信用证结合的支付方式。应选择信誉度高的银行机构开立信用证, 同时应尽量采用不可撤销的、见票即付的信用证, 尽量不使用长期信用证;
再次, 制定货物检验条款。为了便于货物质量出现争议的处理, 保护双方尤其是出口业务中出口商的合法权益, 应当双方事先约定共同认可的检验机构, 一旦出现货物质量争议就对货物进行检验的协议内容。
最后, 规定不履约法律责任。为了保护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 合同中应当规定到岸不接货、不验货、拖欠付款或拒绝服务的赔偿责任。要详细规定到货后接货、验货、付款的时间期限, 增加违约规定的严密性。
3.3 灵活积极地采用法律途径解决法律纠纷
当出现国际贸易纠纷时, 应当按照合同预先约定的解决途径予以解决。通常情况下, 解决贸易纠纷的方法调解、仲裁和诉讼。
一般来说, 出现纠纷时, 应当通过双方合同事先约定的调节机构, 提出调解申请, 在调解中要认真研究双方的合同约定条款, 争取取得对方妥协和让步。虽然调解方式比较灵活, 对方也处于可协商的贸易关系中, 对于调解无果的, 则可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仲裁是对纠纷双方利益划定, 应当由双方事先约定认可的仲裁方式、机构来进行。仲裁方式具有一身定局的性质, 其程序灵活, 冲裁机构专业性强, 所以仲裁机构的仲裁结果应当是中立的, 对贸易上方的利益裁决应当是公正的。但是, 对于不适合仲裁, 存在贸易中的严重纠纷的, 一方就有可能通过国际相关部门提出诉讼。
在国际贸易中, 一方对贸易合作方提出了贸易诉讼, 说明贸易纠纷分歧较大, 通过调解无法解决, 也不适用于仲裁的情况。在当前时期, 要提起诉讼或应对诉讼, 就要在掌握对方充分的会计信息、证据的基础上, 认真研究世贸规则, 聘请有丰富诉讼经验和诉讼能力的代理人参与诉讼。我国出口企业应当敢于面对国际贸易中的诉讼问题, 积极争取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吴浩波.国际贸易术语和国际贸易风险规避的关系[J].企业导报, 2010, (1) .
国际贸易法律 篇8
1 国际贸易中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法律风险的现状
在一般情况下, 参与国际贸易企业在经营过程之中, 一般都存在两种风险, 商业风险与法律风险。通常来讲, 商业风险的因素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并且大部分都是不可避免存在的。然而, 法律风险在很多时候都是可以预见, 并且是可以预防的。就当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的法律风险的现状来说, 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大部分企业对于全球化的经济形势的认识模棱两可, 对于法律风险没有充分的认识。二是企业对与法律风险的防范概念比较薄弱, 导致许多企业都没有建立比较完善法律风险防范的体系, 在企业的风险防范投资比较少, 缺乏高技能人才对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进行专业的分析。这样就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发生, 通常问题出现了之后才想要补救, 但是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
(2) 在国际贸易中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现在在国际贸易中, 有很多的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比较淡薄, 没有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制度, 对于在国际贸易中会涉及的法律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 从而给企业与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失, 像很早之前就在美国上市的人寿保险公司, 就曾经因为法律问题遭到美国的起诉, 从而损失了巨额财产。包括三星公司也曾因为知识产权和产品专利的问题, 被苹果公司起诉过, 也导致了巨大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 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重要性。因此, 提升国际贸易中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从而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的体系, 来避免企业遭受经济损失和国家的利益受到冲击, 这是当前及其重要也及其有必要性的工作。
2 国际贸易中法律风险防范的措施
(1) 对交易对象进行资信调查
在国际贸易之中, 贸易的主体很多, 既包括世界的跨国公司, 也有一些中小企业, 还掺杂一些没有主体的骗子, 表面上无法识别。很多业务在取得双方认可后, 第一步就完成了, 但是很多设陷者, 在开始的时候隐藏得很深, 在进行业务合作前没有露出破绽, 但是在业务进行的过程中设陷阱, 而且手法不断更新、不断改变, 从而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的秩序, 应该进行严密的防范与打击。所以在国际贸易中, 要选诚信与信用比较好的合作对象来规避风险, 这是贸易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 作为一个想要进入其他国家开拓市场的企业, 对于即将进行合作的伙伴、当地的市场和产品信息方面的信息一定要有充分的了解, 对合作伙伴的资质与信用进行全方位的调查, 主要有营业资格、经营资质和信用等级等方面, 假如是进行大型的商品交易, 还应该委托与之相关的单位对其信誉状况与不良记录查询, 提前准备好防范的对策。此外因为受到世界很多个国家政治局势影响, 使牵涉贸易合作的双方都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 所以在进行国际贸易之前, 我们需要了解合作对象所在国家的有关政策与制度来保证在交易中不会违反法律与政治条件, 与此同时, 还应该了解有关国家的关税、贸易壁垒和汇率变动等相关信息, 从而确保在国际贸易中能够掌握住政策的主动权。
(2) 保管好国际贸易中合同签订的文件
国际贸易通常涉及到大宗货物买卖, 标注额巨大, 所以一定要经过规范的合同把合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决定下来, 来防范合同因为内容不确定产生的风险。在国际贸易中, 合同的签订一定要经过当事人严谨的磋商和斡旋, 同时因为地域的差异, 很多国际贸易合同都是通过网络和传真等方式来进行的。合同在磋商的过程中要采纳双方的意见, 可以当作解释后期达成的合约条款的参考, 或者是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此外, 双方就特定的交易标的有效的内容, 不仅局限于双方所共同签字的合同书上所记录的内容, 而是涵盖双方就某一标的物所达成的协议之和。比如报价与形式发票等等。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交易, 当事人经常针对某些条款交换意见, 在这种意见交换的过程中, 某种事项就能够达成一致, 就形成了合同条款, 该项条款即便不能被记录于以后签订的合同中, 也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被赋予了一定的强制执行力。所以, 应该妥善地保存对方往来的函电, 不论是信件、传真或是电子邮件, 或者是是通讯记录。想要最大程度地防范法律风险, 不仅要保存往来的函电, 还需要保存已发送的文件作为证据。更加有效的行为是, 将每封函电都标注日期与事由, 并且在交往的初期就让对方在回复函电时标注它所针对的事由, 只要一方出示对方的函电, 就能够证明自己过去发出的函电。
(3) 选择正确的付款方式
支付条款在国际贸易的合同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各种付款方式对贸易双方来说都存在着不同的风险与在经营管理中的不同类型的资金负担。选择正确的支付方式可以使进出口两方在收付货款时的风险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 并且在资金周转的方面得到通融, 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交易目的实现。当前, 在国际贸易中普遍使用的比较普遍的付款方式是直接汇款、信用证与托收等, 而跟直接汇款相配套的有银行的保函与备用信用证这些担保工具。对于比较复杂的国际交易来说, 通常设置若干个付款的阶段, 组合使用多种付款工具。但是在实际合作中, 我国的外贸企业都比较喜欢用信用证, 或是达到无论必要和适当与否, 都统统使用信用证的境地。由于很多企业都深信信用证是因为有银行信用介入, 所以可以较好地实现买卖双方卖方两种对立的需求间的平衡。但是信用证更适合用于初次交易的企业。因为它操作复杂, 费用很高, 会出现争议和质量纠纷, 不是完全保障, 对于彼此之间了解、交易比较频繁的商业伙伴来说, 用托收的方式是比较好的选择。
3 结语
国际贸易的风险类型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 特别是是各个国家的法律差异使贸易风险的因素增多, 想要减少贸易的风险, 就应该重视与关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风险。总而言之, 建议当事人在确定合作对象的合法与诚信以后, 能够签订一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 不能只依靠采购订单。在国际贸易中要加强各种类型风险防范对保护外贸企业, 减少外贸损失, 推进国际贸易与合作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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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应用 篇9
从历史角度来看, 提单为适应实际需求, 经过长期的演变, 逐步发展成为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 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然而,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 经济一体化以及现代海运工具多样化使得一直沿用的提单模式愈来愈滞后于时代发展, 这也直接导致提单正逐渐失去其在国际海运领域的垄断地位。但是, 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纸质提单理应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呢?从某个层面来说, 本文无意于夸大抑或贬低传统提单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只是试图通过客观描述电子提单在当今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状况, 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利弊。
2 传统提单的涵义及其优缺点
传统纸质提单的源头如同海上贸易历史一样久远。14世纪中叶, 商人为保证货物安全, 及证明货物已被船东接收, 要求承运人签发一纸收到货物并已装船的收据, 据此要求, 船东向委托托运货物的商人提供了此种特殊的固定收据, 旨在保障随船货物的有效交付。提单的内容通常涉及对所承载货物质量和数量的细致描述, 以便于交付时进行对照。直至16世纪初, 提单被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中, 此时它已具备基本的流通的功能。
尽管提单已为大众接受并使用, 但传统立法对提单的准确含义却未能达成统一意见, 即使是在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和《海牙—维斯比规则》中, 都无法给予明确的解释。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条曾将提单一般界定为:由从事货物运输或托运业务的人开出的证明收到待运货物的单据。1978年《汉堡规则》在第一条第七款给提单所下的定义则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 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该定义比较符合提单运输单证的本质特征和其实际功能, 因此被普遍接受。至此, 提单才“实至名归”。
像其他法律文书一样, 提单既有自身的优势, 也有无法避免的缺陷。一直以来, 人们对于提单作为产权凭证的流通性存在质疑, 因此在使用提单时也倍加谨慎。应该说明的是, 由于提单是可流转的, 能被自由转让, 当提单本身注明指示时, 它的流通性功能是被普遍认可的。英国早在1794年的一则判例中首先承认提单转让代表货物所有权的转让, 这也是提单物权凭证的基本涵义。但1794年的那则判例只是普通法认可了通过提单背书转移的是货物所有权, 并不转移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使收货人或买方等不能以自己名义起诉和被诉。货物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提单也就失去了流转基础, 持有提单并不自动拥有货物所有权。假设买家在没有付款前就将所持有的提单背书给第三人, 这种情形下, 即使第三人是善意取得, 仍然无法取得法律意义上对该货物的所有权。与之相反, 美国法不存在类似的规定。依照美国《1936年海上货运法》和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 通过指示提单受让的人, 对货物享有所有权, 并对承运人享有诉权。除非提单本身内容存在问题, 否则无论提单经过何种方式流转, 最后取得的善意第三方拥有绝对的货物所有权。
随着现代海运事业的发展, 传统提单也面临诸多新的难题。集装箱以及大型船只广泛运用于国际货物运输, 大大加快了运输速度, 从而导致大量货物先于相关文件到达目的地情形的出现。文件的延误反倒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海运的迅捷。同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签发、处理提单需要一笔可观的费用, 而且存在诸如伪造提单、倒签和预借提单、以保函换取清洁提单、无提单放货等提单欺诈行为的发生。事实上, 提单欺诈已对国际贸易构成了巨大威胁。
3 电子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应用
提单的发展历程实质上是海上贸易发展的写照, 而类似计算机等现代通讯手段的引入则向世人宣示“无纸化”时代的逼近。我们将这些新兴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方式称为“电子商务”, 其主要特征是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 以电子化方式为手段, 以商务活动为主体, 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商务活动。国际贸易领域更倾向于运用现代化技术, 促进国际货物买卖电子化。目前比较成熟的电子数据交换平台 (EDI) 就是通过计算机通信网络将贸易、运输、保险等行业信息, 按照通用标准形成信息数据格式, 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输方式。譬如EDI平台中的“SWIFT”框架, 就是世界各国银行间建立的商业信用证数据交换平台。EDI的使用可以代替传统单据的流转程序, 从而产生一种新型的电子单据贸易方式, 谓之“无纸贸易”。
以EDI作为信息传递文件有许多优越性, 主要体现在:避免或减少因纸质单据制作过程产生的费用和差错;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遗失、延误、错误等问题;提高各方工作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缩短贸易周期等。需要注意的是, 现阶段阻碍电子提单应用的重要因素是法律效力问题。心理上, 人们更易于接受真实的纸质签名文件, 提单作为物权凭证很难仅仅通过一则简单的、虚拟的电子讯息来表达。
电子提单在实际应用中会产生诸多问题, 包括技术上的, 也包括法律上的。首先我们来谈谈技术层面的问题。本文认为, 最难克服的技术问题在于电子数据交换平台所要求的通用标准的制定。这套标准必须允许每个独立操作系统都能在其中畅通无阻。众所周知, 计算机网络和数据交换系统并非总是兼容的。在实践中, 人们通常会使用一种名为加值网络服务商 (VAN) 提供的服务。它类似于邮局, 为电子提单的发送者与接收者维护邮箱, 并提供存储、转送、记忆、保管通信协议、转换格式等功能。同时, 加值网络服务商还提供技术支持, 并保证数据处于安全管制状态。因此通过加值网络传送电子提单, 可以大幅度降低电子提单用户之间相互传送资料的复杂度和困难度, 提高了电子提单的流转效率。因此, 选择正确的加值网络服务商对于电子数据交换系统操作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 仍有人质疑电子数据交换的安全性, 认为仅凭一台计算机是无法100%安全地传输提单所有内容。针对此种疑虑, 服务商提供了更为保险的技术手段, 譬如增设电子个人身份识别码, 对文件进行加密等, 以确保前后数据保持一致。可是到底技术上的优化只能从某种程度上缓解这种疑虑, 电子提单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当事人对于安全性的担忧。
相较技术, 法律上的应用窘况要远比人们想象中更棘手。具体来看, 主要有书面形式和签名两大问题。首先, 虽然各国立法对于何种文件必须使用书面形式的规定各不相同, 但鉴于提单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大部分国家都一致要求提单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英国1978年《解释法》将书面形式定义为:打字、印刷、手版印刷、照片以及其他以可见形式表示或复制字词的方法, 而原有的《1855年提单法》被《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取而代之, 本身就说明立法部门已经意识到电讯时代的强烈冲击, 并为电子数据成为合法的法律文书预留了足够的可操作空间。
其次, 签名的目的是为了验证文件, 此外, 签名也意味着当事人自始受所签订合同或签署文件的法律约束。然而, 传统的手工签名亦正面临电子签名的挑战。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中, 无需任何“真实人”的签名。现在国外已有基于数字密码的系统研发并投入使用。因为数字组合变化繁多, 所以, 伪造数字签名从统计学上讲, 几率比伪造手工签名要小得多。同时, 实践中还发明了一种个人使用的智能卡来输入所需的密码。这两者都很好地解决了发送人和接收人之间相互认证的问题。1996年《电子商业示范法》第七条也拓宽了签名的范畴, 将电子签名也囊括在内。
然在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中, 提单签名效力仍仅限于手工签名。一向重视白纸黑字的中国亦是如此。为何?作为纸质媒介, 传统提单可以通过签名之后背书转让, 只要持有就可以发生对货物支配的效力, 但电子签名却无法背书, 电子提单将如何流转呢?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涉及电子提单发展障碍问题上, 联合国贸易发展公会组织也认为, 尽管电子提单在电信方面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 但是电子提单本身在商贸实践中的运用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据最乐观的估计, 电子提单在总贸易运输业务中份额不到三分之一, 而且大多集中在航空运输业中, 在海运行业中份额偏低。
4 结语
现代海运对传统提单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纸质提单的弊病也日渐凸显。电子提单恰能弥补这些缺陷。同时, 我们应清醒认识到电子提单的兴起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目前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制定了有关于电子提单的法律, 这使得电子提单的实施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 而更多的是依靠当事人之间的协议来规范。而国际贸易普遍涉众较多, 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统一标准, 平衡各方利益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目前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电子提单的法律效力, 但电子提单的最终法律地位却尚未确立。
然本文对电子提单的生命力仍持乐观意见。尽管围绕电子提单的商业实践尚不成熟, 有关电子提单的法律应用也还处于探索阶段, 但由于电子提单具备能够实现传统提单三项功能的基本潜力, 电子提单取代传统提单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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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ebattista, C“, Sale of goods carried by sea”, 1990, London, Butterworths.
国际贸易法律 篇10
随着21世纪的到来,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势不可挡, 国际贸易占市场贸易的份额越来越大, 我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加入国家贸易组织也比较晚, 缺少国际贸易的市场经验, 所以我国很多企业往往对国际贸易中企业的法律风险评估严重不足, 导致企业和国家遭受了不同程度上的利益损失。由此可见, 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构对保障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有重要的意义。以下笔者将简述企业法律风险的基本概念和意义, 并对国际贸易中企业常见法律风险现状, 以及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简单的分析和阐述。
1.1 企业法律风险的基本概念和意义
企业法律风险有时候也被称为企业法律性风险。企业法律风险的基本概念和含义是:企业预期与未来实际结果发生差异而导致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并因此给企业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换句话说, 所谓的企业法律风险其实就是指企业在进行商业活动中, 对活动本身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而进行的详细判断和预测, 这种判断和预测是对合作双方的, 一方面是企业自己, 一方面是合作企业。这种判断和预测的目的在于在商业交易中最大化企业的利益, 并使企业的名誉不被损害。企业的法律风险保障了企业的合理化利益, 尤其在国际贸易中, 不仅保证企业利益, 也使国家的利益不被损害, 所以说, 企业法律风险的意义在国际贸易中着实有着重要意义的。
1.2 我国国际贸易中企业常见法律风险现状分析
一般情况下, 进行国际贸易的企业经在营过程中, 存在着两种风险, 即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商业风险的存在因素比较复杂, 而且大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法律的风险很多时候是可以预见, 也是可以防范的。就目前我国国际贸易中企业常见法律风险现状而言, 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第一, 大多数企业对全球经济的形势认识不是很清楚, 对法律风险的认识不到位。第二, 企业对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比较差, 以致于很多企业没有建立完整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缺少对企业风险防范方面的投资, 没有高端的人才专门负责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风险防范分析。这样一来, 导致的结果便是, 往往问题出现了才想起来补救, 但已经造成了为时已晚的局面。
1.3 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构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分析
在国际贸易中, 很多企业缺少法律风险防范的意识, 没有完整的法律风险防范的体系, 对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往往估计不足, 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比如很早之前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曾因法律问题遭美国的起诉, 损失了很多的财产。还有韩国的三星公司也曾经因为知识产权以及产品专利等问题, 被美国的苹果公司起诉, 也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美国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兼CEO杰克·韦尔奇曾经说过:“其实并不是GE的业务使我担心, 而是由什么人做了从法律上看非常愚蠢的事, 而给公司的声誉带来污点, 并使公司毁于一旦。”由此可见,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重要性。所以, 提高我国企业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建立完整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避免企业的利益受损以及国家的利益受损, 这是一件很重要也是很有必要的工作。
2 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特点分析
国际贸易中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因为它既是国际的也是企业的, 具有国际贸易的法律防范体系和一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共同属性。
2.1 国际贸易中法律防范体系的基本特点
国际贸易中牵扯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易, 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问题, 所以国际贸易中法律防范体系最明显的是多元性和兼顾性。多元性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规定不同, 要融合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 建立一致的法律基础。其次就是多方面兼顾不同国家的人文习惯, 尊重合作伙伴。
2.2 一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基本特点
一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有渗透性、系统性、可操作性三个主要的特点。所谓的渗透性也就是融合性, 具体来讲就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与公司固有的管理体系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和相互融合的程度。这就需要考虑商业利益的一致性原则, 只有当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与公司固有的管理制度之间达成一致的协调性和融合性时, 才能真正发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作用。不然的话, 所谓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只是一纸空文, 毫无意义。而系统性就是说要合理运用系统科学理论, 让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与其他各部门之间很好的配合。操作性就是说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要与企业的宏观愿景和近期目标相吻合, 与企员工素质相结合, 保证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3 国际贸易中企业常见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表现形式
由于美国的次贷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 不管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市场交易, 还是国家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商业交易, 从交易本质上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 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以下笔者将从公司合同风险、公司知识产权、公司人力资源保障三方面, 来分析和阐述国际贸易中企业常见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1) 公司合同风险防范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首当其冲就是合同, 合同是企业与企业合作的最基本原则和法则。合同的最主要目的是让合作双方的合作公正合理化, 也是合作双方保证自身合作利益的有效工具和手段。所以, 建立良好的公司合同风险防范体系是很重要, 也是很有必要的。规范合同内容以及合同的签约管理流程, 这是降低诉讼, 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重到手段和途径。
(2) 企业知识产权防范体系。企业知识产权和企业的产品专利是一个企业的核心, 如果一个公司不能保证自己企业的知识产权和产品专利不受侵害, 将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样, 如果没有正规的法律程序, 造成对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和产品专利有所侵犯的话, 则很可能被起诉, 这也是得不偿失的事, 不仅对公司的利益有损, 同时给企业的声誉造成不良的影响。企业知识产权防范体系的具体表现在, 自己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不被动摇, 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不被侵犯, 同样, 免于被其他公司起诉,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韩国的三星公司和美国的苹果公司就是最好的例子。
(3) 公司人力资源法律保障体系。很早人们就认识到, 21世纪的竞争之人才的竞争, 没有优秀人才企业就不可能在竞争如此强烈的社会中存活下去。公司人力资源法律保障的主要目的和主要表现, 在于最大化企业利益的同时最大化员工的利益, 认真遵守以及贯彻劳务法律法律的相关规定。为企业的人力资源建立一个公正的平台, 充分发挥企业所有人员的潜力, 共同为企业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和奋斗。
4 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措施探究
为了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 在国际贸易中避免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受损, 弥补我国企业在法制假设上的不足, 建立完整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对我国企业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本文将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加强企业领导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完整企业内部的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 加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知识培训等方面, 就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措施做简单的探究和阐述。
4.1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
在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 一般遵循的原则有五个。
第一, 合同的合理性原则。企业的商业合作以及商业交易就好比是一场大型的游戏, 是游戏就得有游戏的规则, 只有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下, 游戏双方才能开展游戏, 公平竞争。在企业的商业化合作和商业交易中, 合同的作用和游戏中的游戏规则是处于同样的地位,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在合理合法的合同下, 合作双方才能进行公平的合作和交易。
第二, 以预防为主的原则。国际贸易中时刻存在着法律风险, 不能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再去解决, 而在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的时候就要本着以预防为主的原则, 把所有可预见性的风险全部扼杀在摇篮中, 不给它们喘息的机会。
第三, 灵活运用的原则。所谓的灵活运用原则就是在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到随时调整管理策略, 实现动态化的管理。
第四, 标本兼治的原则。标本兼治的原则就是要不断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多管齐下, 达到全面治理、深层次治理的目标, 而不仅仅是实施隔靴搔痒式的防范策略。
第五, 整体覆盖的原则。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是涉及公司所有部门的, 是一个整体性的行为, 而不是某个部门的工作, 所以在制定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时一定要以大局为重, 有整体性的思维, 不是仅仅针对某个点和某个面。
只有认真贯彻和运行这五个基本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原则, 才能制定完整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 在国际贸易中减少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受损。
4.2 加强企业领导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 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加强企业领导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因为我国大部分有能力、有资本进行国际贸易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本身在法律上占了很大的便宜, 但这仅是在国内的市场交易上, 但是在国际贸易中, 很多企业的领导抱着一贯的思维, 法律风险从来不考虑, 或者是考虑的非常少, 这样导致了企业没有完整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在大型的国际贸易中, 让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在不同程度上遭受损失。所以, 在建立完整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时, 加强企业领导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是很重要的一步。
4.3 完整企业内部的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
法律风险的产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企业内缺少完整的内部的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 没有了内部的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 产生的法律责任就不能不能明确到个人, 没有人负责, 久而久之, 谁也不怕出问题, 因为谁也用不着承担责任, 这样导致了企业法律风险防体系很难建立起来。因此, 完整企业内部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 对建立完整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有着催化剂的作用。
4.4 加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知识培训
法律是人规定, 也是运用于人的。所以, 加强企业员工的法律知识培训, 提高企业的整体员工的法律素养, 对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是国际贸易中保证国家利益以及企业利益的根本所在, 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企业已经渐渐开始研究如何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完整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这不仅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磨练, 更需要企业领导和企业员工共同的配合和努力。这显然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所以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建构是一场持久战, 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完成得更好。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 国际贸易更是迅猛地增长。自我国加入WTO以来, 越来越多的企业走进了国际贸易这个大市场中去。在全球经济整体下滑的今天, 由于大多数公司缺乏法律风险防范的意识, 没有法律风险防范的完整体系, 对国际贸易中的风险估计不足, 导致公司的利益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侵害。本文将从分析企业法律防范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入手, 就目前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现状, 以及如何构建国际贸易中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措施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探讨, 希望对我国企业建构完整的法律防范体系有所帮助。
关键词：国际贸易,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参考文献
[1]袁帅.企业法律风险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1.
[2]刘益民.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的建构[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1.
[3]施立红.现代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研究[J].经营管理者, 2012.
[4]张岚.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制度探析[J].中外企业家, 2011.
国际经济制裁对租约的法律影响 篇11
针对国际经济制裁的广泛适用已经严重阻碍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和与贸易息息相关的航运业（特别是航运业中充分体现合同自由的租约）发展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制裁涉及租约的主要因素、国际经济制裁对租约的法律影响、租约中有关制裁的特殊条款、制裁条款对承租双方资金结算的影响、规避制裁风险的措施等5方面进行分析.本文对从事航运租船业务人员认识风险和规避风险，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国际经济制裁； 租约； 合同受阻； 危险货物； 制裁条款
中图分类号： D996.19
0 引 言
国际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工具已经在国际社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适用.尽管对国际经济制裁的定义并不统一，对其性质和产生的效果（影响效率）上还存在广泛的争论，但其对受制裁国家甚至第三国的经济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1] 有关数据显示，受联合国安理会、美国、欧盟经济制裁的国家包括伊拉克、索马里、古巴、海地、前南斯拉夫、利比亚、利比里亚、安哥拉、卢旺达、苏丹、伊朗、叙利亚和俄罗斯等.[2]经济制裁严重阻碍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而与贸易息息相关的航运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除航运市场中运力运量的变化外，运输合同的履行也因不断变化中的制裁条款而变得问题迭出.本文主要从法律层面分析经济制裁对航运中租船模式运作的影响，并提出可能的应对策略.
1 国际经济制裁涉及租船运输的主要因素
为加强国际经济制裁的执行效力，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Committees）、欧盟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EEAS）、美国财政部下属海外资产管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公布了一系列受制裁者名单.尤其是美国财政部公布的特别指定国民（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SDN）名单，范围十分广泛，这些受制裁的实体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合伙制公司，工商协会，社团，信托、金融机构，保险人，承保人和担保人等.除了直接制裁目标，制裁措施还可以被施加于初始制裁目标的任何继任者，任何拥有或控制初始制裁目标的人（只要该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初始制裁目标从事了受制裁的行为），或初始制裁目标的任何共有人或共同控制方（只要其明知参与了受制裁的行为）.[3]
实施制裁的国家可以根据其法律，对该国管辖权内受制裁人的财产进行冻结，禁止其本国的公民或公司与受制裁的人进行交易或贸易往来；同时，还会采取金融制裁措施（如禁止使用美国的银行系统，导致受制裁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使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包括美元电子转账等），对正常的贸易和运输产生严重的影响.[4]
尽管制裁可能由不同的国家实施，但主要的国际经济制裁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而涉及到租船运输的受限货物和服务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从受制裁的国家购买、运输一些特定的商品（石油、石油化工品和天然气），或存储有这类商品；
（2）向受制裁的国家售卖、供应、转让或出口一些特定的商品（用于开采或提炼石油、石油化工品、天然气的设备，原始或半加工的金属，武器装备等）；
（3）向受制裁的国家售卖、供应、转让或出口关键的海事装备、造船技术以及维修保养技术等；
（4）与以上限制相关的船舶经纪服务、代理中介服务等；
（5）与受制裁的实体相关的贸易结算和支付.
以上这些限制因素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租船运输的贸易自由.此外，制裁还将影响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对船舶所有人和租家的保险服务，而这又将从另一层面影响到租约贸易.
2 国际经济制裁对租约的主要法律影响
除非在租约中已经包含明确的制裁条款，一般情况下租船运输如果违反某些制裁规则，租约可能产生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2.1 合同有效性
英美法下，一些合同被认为因违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而不可强制执行（unenforceable），它们经常被称为无效合同（void contract）或者违法合同（illegal contract）.公共政策是指在立法机关或者法院看来，那些对国家或社会整体利益有着重要影响的原则和标准.租约即租船合同虽然体现的是合同自由原则，但也受公共政策的约束.一旦租约受到制裁条款的影响，很可能被认定为违反了公共政策而成为违法合同，但公共政策并不是具有某类特殊性质的法律规范，对它的违反也不会直接导致合同无效.英美法要从根本上对个人利益和公共政策所体现的社会利益进行衡量，从而判定合同的效力.[5]
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2第14条，“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里有好几组概念：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相对应，而强制性规定中又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不当然导致合同的无效.因此，在我国违反制裁条款的租约是否会被认定为无效，还要看制裁条款本身在我国的定性.
也有学者指出，英美合同法对公共政策的适用最大的特点是法院并没有将违反公共政策与合同的效力简单相对应，并以一种规则的模式表达出来.相反，不论公共政策的内容形式是什么，只有当私人自治的利益被公共政策所代表的其他社会利益明显超过的时候，私人之间的协议才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政策，因而不能强制执行.这种以利益衡量的方式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值得我国借鉴.
2.2 合同受阻与不可抗力
即便一开始合同合法有效，也会因为某些法律的变化或特殊情况的出现，在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况下而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在英美法下这样的情况将导致 “合同受阻”（contract frustration）.英国判例法Davis Contractors Ltd v Farehan UDC一案中RADCLIFFE大法官对这一概念的经典解释是“合同受阻发生在任何一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因履行合同所需的情势发生变化，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①”.也就是说任何合同都被默认为是在合法的背景下签订的，如果合同达成后法律规定发生变化，在双方均无过错的前提下合同履行成为违法行为，这就构成合同受阻.
一旦法院认定合同受阻的事实，合同就自动终止并解除双方未来的责任和义务，但任何发生在受阻之前的权利仍然可以主张执行.如果租约受阻，则其相关的附属合同（如提单）也将受阻.然而，在实践中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合同受阻时货物已经在装船运输中，如果合同受阻并被解除，那么船上货物将受到何种影响？这时船舶所有人仍然负有承运人的义务，有照管货物的责任，但船舶所有人需要考虑如何尽快处置货物，将货物卸载在其他地点对相关方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6]此时，货主应偿还船舶所有人为此所支付的任何费用.
还有一种情况是租约已经受阻不可执行，在双方均已知晓其违法或潜在违法的情况下，仍然同意继续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无法通过法院和仲裁从另一方那里获得灭失或损坏的赔偿.
在定期租船中，租家有对船舶从事的是“合法贸易”的绝对保证，因此租家对船舶不违反任何制裁的规定负有严格责任.在多数的标准航次租船中，租家虽没有这一明示条款，但这一义务仍被认为是运输合同的默示条款.[7]
①参见Davis Contractors Ltd v Fareham UDC [1956]AC at 728
②参见海牙规则第IV条第6款
③参见The Eastern City [1958] 2 Lloyds Rep 127 at 131
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合同受阻概念相接近的是“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我国《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由此可见，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可抗力是作为法定免责事由出现的.[8]不可抗力条款中列举的情形一般包括政府行为（act of government），即因政府的立法、司法、行政等行为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时，义务方不承担责任.制裁措施的实施，属于典型的政府行为，因此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援引.需要注意的是，不可抗力条款通常要求在不可抗力情形发生时，受影响的一方负有尽快通知另一方的义务.[9]
2.3 危险货物
在普通法下以及在海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中（这两个规则虽不直接强制适用于租约，但针对租约下签发的提单，大部分情况下均包含一条并入条款，要求将租约条款并入到提单当中[10]），租家有义务保证在没有通知承运人货物危险性质的情况下，船舶不装载任何危险货物②.这一义务是为确保承运人意识到所装载货物的危险性质，如果他同意装载，则需要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以确保货物的运输安全.
“危险货物”在这里应作广义的解释，所谓的“危险”不仅包括“物理上危险”的货物，即传统的“毒、腐、污、燃、爆”，还应该包括“法律或政治上危险” 的货物.所谓法律上危险的货物是指运输此种货物可能会导致违反某一地的法律，从而使运输该批货物的船舶遭到当局的没收、扣押或迟延.[11]
制裁的潜在影响会使得装载受制裁的货物变得十分危险，一旦租家装载了这样的货物，船舶所有人在知道其危险性后有权终止合同并主张由此带来的任何损失.如果提单并入租约，根据海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这样的危险货物“承运人有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卸载、销毁或使之不能为害而不负赔偿责任，该批货物的托运人将对所有损失和由于此种装运而产生或导致的直接或间接费用负责”.[12]
2.4 不安全港口
英国著名法官SELLERS在The Eastern City一案中对“安全港”所下的经典定义是：“安全港是指能使船舶在抵达、进港、在港内停泊和离港的整个相关期间内，在未出现某些非常事件的情况下，运用良好航海技术和船艺不会处于危险的港口.”③
从安全港的内容上看，应该包括物理（如自然条件、港口设施、气象水文等）上的安全，也包括法律上或政治（如战争、敌对行为、恐怖主义、传染病威胁、禁运、羁押或征用方面的危险）上的安全[13]，受到经济制裁的某些国家的港口很有可能被认定为不安全港口，从而使得船舶面临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危险.但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政治上的风险，判断的标准应趋于严格.
通常情况下，租家负有安全港的保证义务.如果租家要求船舶开往一个不安全港口，则船舶所有人在知道其危险性后有权终止合同并主张由此带来的任何损失.
3 租约中有关制裁的特殊条款
由于上述种种的法律影响，目前当事双方已越来越倾向于在一些租约中订入各种有针对性的但又普遍适用的条款，以应对不断升级的各类复杂的制裁条款.
3.1 保证当事方并非SDN名单中实体的条款
这种类型的条款通常要求船舶所有人或租家保证自己不是SDN名单中的实体，而且在整个租约存续期间也不会成为SDN名单中的实体.一旦违反这样的保证，无辜的另一方有权按照其所属政府的指示行事，甚至在有必要时取消租约.
①具体条款参见“3.3 BIMCO期租制裁条款”
由于担心国际经济制裁导致的纠纷，BIMCO在2013年制定“BIMCO适用于租约的指定实体条款”（BIMCO Designated Entities Clause for Charter Parties ）.[14] 这一条款可以在航次租船和定期租船中单独使用，也可以与“BIMCO适用于期租合约的制裁条款”（BIMCO Sanctions Clause for Time Charter Parties 2010）合并使用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样的条款给予无辜的一方极大的权利去向违反合同条款的另一方索赔，但由于另一方的资金流动和支付已经受到制裁条款的限制，而导致资金判决无法执行.除非违反合同的一方在另一个不执行制裁条款的国家拥有资产，并且可供执行.
3.2 授权当事方拒绝执行航次指示的条款
这一条款通常出现在航次租船中，多数情况下面临这一问题的主要是船舶所有人，因此代表船舶所有人利益的组织会推行这类保护性条款.该类条款要求当租家指示的航次违反制裁条款的规定时，船舶所有人有权拒绝执行该航次指示.
3.3
BIMCO期租制裁条款
[15]
由于定期租船比航次租船更容易受到制裁条款的影响，BIMCO专门为期租制定了“适用于期租合约的制裁条款”.该条款的内容包括：
（1）如果船舶所有人通过合理判断认为船舶、船舶所有人、管理人、船员和船舶的保险人及再保险人将受到国家或超国家的国际政府组织的制裁和禁令，则船舶所有人不必遵守租约下从事任何运输、贸易或航程的受雇船舶所应遵守的义务.（2）如果船舶已经在执行制裁或禁令的运输任务，船舶所有人有权拒绝继续执行，租家有义务在收到船舶所有人拒绝执行通知的48小时内重新发布替代航程指示.如果租家未在48小时内发布此种指示，则船舶所有人可以在任何安全港口（包括装货港）卸载任何已经装船的货物.租家完成替代航程指示或船舶所有人交付货物之前的时间，船舶仍然在租期内.租家对此种指示或货物卸载产生的所有额外成本和费用负责.为遵循此条款的作为或不作为，将不认为是绕航.
（3）租家应赔偿船舶所有人为执行上述第（2）项的替代航程指示或货物卸载，而遭到货主、提单持有人、船舶转租租家的任何索赔.
（4）租家应促成该条款并入所有转租合约以及根据该租约签发的提单中.
3.4
INTERTANKO制裁条款
尽管BIMCO的制裁条款主要针对的是定期租船，但在航次租船中租家也有权指定在列明港口之外的装货港或卸货港.即使租家在列明港口之间运输，船舶所有人也可能发现要装载的货物来源于受制裁国家或者该批货物将在卸货港被转运到受制裁的国家.在这一背景下，INTERTANKO发布的制裁条款适用范围更广，除定期租船外还适用于航次租船.
该条款的内容包括：“租约下船舶从事的任何贸易活动，如果会使船舶及船舶所有人、管理人、船员或保险人面临国际政府组织、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制裁风险，这种贸易活动将被认定为违法.船舶所有人对拒绝从事此种贸易具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在船舶已经开始执行这种风险航次的情况下，船舶所有人有权拒绝继续执行.租家有义务提供替代航程指示.”[16]
3.5 对于以上条款的评析
从以上条款不难看出，这些条款的目的多数是赋予船舶所有人拒绝执行违反制裁条款规定的航程指示的权利，以保护船舶所有人的利益，对租家的利益保护相当有限.这些条款均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船舶所有人在航程结束前有能力确认上述违反事实的发生.但如果在航程结束前，船舶所有人对违反制裁的事实并不知情呢？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条款不能扩大船舶所有人在租约下的已有权利.
INTERTANKO的条款中将面临制裁风险的贸易活动认定为“违法”，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比BIMCO的条款保护性更强.另一个明显的区别是，INTERTANKO的条款并不要求租家确保该条款并入所有转租合约以及根据该租约签发的提单中.而BIMCO的条款则在第4小款中明示了该要求.
4 制裁条款对承租双方资金结算的影响
鉴于租约中涉及到较多费用的收支和资金的结算（如租金、运费、滞期费/速遣费、燃油费等），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金融制裁.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对金融制裁的确切定义，一般学者都把它视为经济制裁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制裁运用金融手段的一种表现方式.金融制裁的最终目的在于限制被制裁方的资金融通活动，从而最终迫使被制裁方停止相关行为，最终接受制裁条件.金融制裁的主要实施手段包括：冻结或冻结并没收资产；冻结或取消国家间或国际机构融资；切断美元获取能力和使用美元渠道；禁止全球金融机构与被制裁对象交易；制裁对方银行体系等.
金融制裁对租约的重大影响表现在其对租约中的船舶所有人和租家的各项费用的收支、资金结算造成严重的阻碍，特别在要通过美元或通过美国的银行进行结算时，这种阻碍作用尤其明显.如果租家是SDN名单中的实体，他们的租金、运费、滞期费等的支付能力可能会随时中断，而作为并不知道其真实身份的船舶所有人（尽管已经努力做了背景调查）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如果船舶所有人因执行租家指示而产生任何损失和费用，包括BIMCO条款中的第3款产生的损失和责任，可能因为租家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封而无法执行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另外，在这种情况下，船舶所有人也无法通过保赔协会来承担其损失和责任.
同样，租家如果从SDN实体名单中的船舶所有人那里租船，也会面临上述损失和责任.这种损失和责任可能来源于第三方的索赔，如船舶转租租家、收货人或制裁当局.
制裁当局可能会根据个案，允许在已封锁的账户中有限地支取，但通常他们都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细节以证实索赔方并不知晓这种违反，并且他们已经采取一系列谨慎的措施避免该类情况发生.
5 多项措施规避制裁风险
目前的制裁体制下，船舶所有人和租家往往被置于特殊的风险之中，而不断变化的制裁规则令这种风险不断升级.即使双方努力避免这种风险，他们也很难从制裁当局那里获取详细而清晰的指导信息，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上述提到的租约中的一些特殊条款或许能降低这类风险，但不可能完全排除此类风险.而制裁条款限制主要的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为违反制裁的租约提供保险，则更意味着受损的一方当事人既得不到合同的保护，又无法获得保险的补偿.
尽管如此，当事人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可能的措施来规避风险，维护自己的利益，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制裁动态实时监控机制.从事租船运输的船舶所有人或货主企业应有专人及时收集、掌握国际上最新的制裁动态信息，了解制裁法案的具体内容.可了解的主要渠道有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委员会官网、欧盟对外行动署网站、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管制办公室网站等.一些主要的保陪协会通函中所发布指导性意见，可供参考.这些信息应及时传达给租船业务人员，以便避开敏感时间与节点，转换形式，避免与主要的制裁法案相冲突.
（2）谨慎签订租约，做好背景调查.在签订租约之前要做好交易对手方的背景调查，且范围不局限于对方客户，还应包括对方银行、货代公司和船公司等，如有疑问应谨慎处理，在摸清情况之前或有无法核实的情况，应避免签订该租约，或事先做好预案，选择妥善的交易方式和结算方式.此外，在租约执行过程中也要进行跟踪调查，尽可能多地了解对家或货物的信息，以核实其真实身份和来源，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早处理.
（3）优化结算方式与结算通道.针对金融制裁，应在结算时妥善选择交易币种.在签订合同时应注意与经济体制裁相关的业务不能采用相关币种清算.如2012年2月8日，伊朗央行与印度央行达成协议，伊朗将与印度使用卢比结算石油交易，卢比结算份额将达到印伊石油交易份额的45%，剩余部分通过印度承建伊朗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等方式结算.此外，伊朗还一度通过土耳其银行和里拉从事转账业务，通过土耳其使其资金进入欧洲.[17]
（4）合理利用制裁措施中的“例外条款”.
在众多的制裁条款中，也有一些“例外条款”，租船从业人员应了解并合理利用这些条款开展业务.如在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对伊朗人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及相关出口指南》中，针对大部分食品、农产品、药品与医疗用品、救灾援助物资的贸易和运输均得到许可，无须获得财政部海外资产管制办公室或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的特别授权，即可不受制裁条款效力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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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法律 篇12
关键词：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完善措施
转基因产品 (现在所指的即为转基因食品) 的发展在过去的千百年里, 人们是通过自然基因突变来选择具有某种特定基因和某种特定性状的生物体的, 而现在人们直接利用转基因技术来改变基因结构, 使其在营养品质、消费品质等方面向人类所需要的目标转变, 以转基因生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利用基因工程手段, 人为的将某些生物的基因分离、修饰转导入到其他生物的基因组中, 以此来改变生物原有的基因组。根据ISAAA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 2009年全球商业化转基因作物状况的报告, 可以看出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其中在1996年至2009年的14年中, 转基因作物在全球范围内的种植面积增长了79倍, 年均增涨竟达900万公顷。在生物技术的普及方面, 转基因作物普及速度已名副其实成为全球之首。2009年全世界共有15亿公顷的耕地面积, 其中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耕地面积就达13.4亿公顷, 占全球耕地总面积的9%。同时在世界主要转基因作物种植国家中, 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 占到全球总量的一半, 继续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1 合理构建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和规则的重要意义
第一, 转基因产品间的竞争已经超越其本身的竞争范畴, 越来越成为国家间科学技术水平的竞争。因此, 合理构建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和规则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更为有效地参与世贸组织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谈判。
第二, 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府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还具有开拓性的理论价值, 这有利于填补国内乃至国际该项研究领域的空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 我国的粮食和农业政策曾一度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耕地面积的相对狭小以及过于依赖前苏联的经验教训, 使我国始终把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作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背景下, 我国自产的农作物不仅可以满足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 甚至还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然而,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 国外大量的农产品蜂拥进入我国市场, 以大豆为例, 在2005至2009年短短的5年时间里, 我国就从原来的大豆净出口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面对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廉价大豆, 我国的豆农只有亦步亦趋地进行价格调整, 但是, 无论如何, 在品质上均无法与高含油量的进口转基因大豆竞争, 国产大豆的困境就这样客观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就现实状况而言, 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常规做法, 我国亦也不能例外。
第三, 由于现在还没有一个十分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明转基因农产品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 所以怀疑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消费者就有权知道他们消费的农产品是否为转基因农产品, 他们也就有权选择零风险的农产品。如果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加管理, 使转基因农产品像传统的农产品一样进出口,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得不到应有的满足。另一方面, 毕竟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的各种怀疑尚未得到科学家的一致证明, 这一状况决定了各国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采取的政府管理模式的不同。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转基因农产品对人类健康或生态环境是有害的, 所以对这类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就不能采取禁止进出口这样的强硬措施, 而只能采取评价安全性、加贴强制性标签、发放进出口许可证等的方法, 使这类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在各国政府的管理下有序地进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十分深刻的观点。
2 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概述
随着转基因产品的发展, 转基因产品越来越多的被大众所熟悉, 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制定了多部规制转基因产品的法律规范文件。有1996年农业部颁布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 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2002年农业部发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3 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1) 立法层级低及其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关于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的立法层级低, 主要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这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立足点不同, 法律效力低于法律, 欠缺权威性, 直接影响着执法的效率和力度。此外, 这些条例和办法只规制农业领域, 无法规制与此相关的食品加工业、制药业和环保业等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领域。
(2) 管理制度及安全评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 各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的相应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机构, 他们主要负责研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境转基因动植物及其产品、微生物及其产品和食品实行申报制度;国家环保总局负责转基因产品对环境影响的评价, 这些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实施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由于各部门管理的出发点不同, 使得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难以达到最佳的效果。此外, 在防止转基因作物污染我国传统农作物等方面, 我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在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作为饲料或者原料时的安全性评价方面, 我国还缺乏完善的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目前我国养殖业大量使用进口转基因饲料饲养牲畜, 而这些饲料对牲畜会有什么不良作用, 人食用这些牲畜或畜牧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尚未解决。
(3) 标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依据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凡是被农业部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录的转基因产品均须遵守标识的有关规定。我国首批被列入转基因标识目录的农产品主要为针对那些进口较多的转基因农产品, 而在国内大量种植的甜椒等却并未在首批中做出标识要求。此外法规本身还不够明确与完善, 如《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规定制成品中已经不再含转基因成分时, 在产品标示中可以标注为“不含转基因成份”, 对此国外立法通常是规定在产品中的转基因成份低于一定明确比例的 (如欧盟规定为0.9%) 可以不再标出, 即不被视为含转基因成份, 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则缺乏这样明确的最低比例规定。
4 完善我国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
(1) 应制定专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其自身转基因技术的研制。欧盟在极力抵制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的同时, 却在加紧自身转基因技术的研发, 不难看出, 欧美在转基因农产品问题上的争端, 除了他们在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观念上的差异外, , 本质上却还是经济利益的争夺, 表面上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 但其中所掩盖的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要进一步加大科学研究力度, 促进转基因技术与其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利用。
(2) 生物技术可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 但于此同时, 也不要忽视其存在的风险, 因此, 我国应高度重视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问题。要设立专项经费, 加强风险评估与安全检测, 加快风险分析技术与检测技术的发展, 及时公布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潜在威胁, 定期发布相关的评估报告, 以保护消费者的安全。
(3) 调整转基因产品的贸易政策转基因产品本身的独特性, 加上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因此, 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不适合转基因农产品贸易, 我国应改变贸易策略, 以达到对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基因产业进行干预的目的, 进而带来本国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4) 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我国对转基因产品实行目录标识制度, 且该标识制度具有强制性 (即凡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转基因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添加转基因食品标识) 。在转基因食品在我国尚未正式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 这一标识制度是较易执行, 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贸易技术壁垒可达到保护本国的农业效果。然而当前我国消费者对于转基因的科学知识了解较少且这方面知识的获取渠道相对堵塞, 很容易加重他们对于转基因产品的盲目歧视, 因此这一强制标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发展之路。除此之外, 在我国农业很大一部分仍为种植、交易规模较小的小农生产方式, 但是转基因食品属信用品质, 审查与检测较为严格, 市场准入门槛高, 这会在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产生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因此, 从总体和从长远上来看, 这种标识制度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称不上是最佳的选择。笔者认为我国应实行类似美国式的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制度。
(5) 完善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方面的立法工作。我国应当应制定专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我国当前大部分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立法基本都是采用行政法规与规章, 然而鉴于如前述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立法采用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缺陷, 加之现在世界立法教为先进的国家 (如美国、欧盟等) 都已经将关于转基因产品生物安全管理提高到法律层面的事实, 我国应当制定一部专门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法》。这样可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由哪些部门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进行管理, 明确各部门的职权和责任, 建立综合、透明的国家管理体制, 以适应转基因科技发展和转基因产品贸易的需求。
(6) 应学会有效地利用技术贸易壁垒措施。我国应把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理论的观点, 并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策目标。我国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充分的研究分析WTO框架下关于转基因产品国际贸易的相关协议条款, 以及国际上一些通用的协议条款, 并在此基础巧妙的利用相关规则条款来构筑以技术性贸易壁垒、补贴以及反倾销和反补贴为主的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策措施体系。除此之外, 我国相关职能部门还需要建立配套的政策执行评估机制, 可定期对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法规, 以此来更好的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在国际贸易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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