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治理（精选11篇）
国际贸易治理 篇1
国际贸易风险识别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 2008~2010年, 我国国际贸易总额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二, 占世界市场份额的比重分别为8.1%、8.9%、9.7%。我国长期稳定的对外扩大开放战略, 不仅实现了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长期驱动, 还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 各国家、各经济体之间的关联度不断提高, 某一国家、某一经济体出现问题时,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度也在加大, 各国、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在加剧,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 同时我国企业实施国际贸易运营的风险也在加大。
企业所面临的国际贸易重大运营风险至少有五类: (1) 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导致的国际贸易运营风险。例如,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市场产生了的巨大影响;2009年欧盟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市场恐慌;2011年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市场大幅度波动……由于我国大部分企业在整个供应链流程中缺少规避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的互动、联动机制, 未采取降低价格风险的保值手段 (或工具) , 因此存在因价格大幅度波动造成的国际贸易运营损失的风险。 (2) 贸易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我国企业蒙受国际贸易运营损失的风险。例如, 贸易国实施的产品反倾销或产品标准壁垒等。 (3) 贸易国国家违约可能给我国企业造成国际贸易运营的风险。例如, 贸易国实施的外汇管制或金融制裁给我国企业造成出口收汇的风险;贸易国突发事件产生的“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变更、中止、终止, 使我国企业国际贸易蒙受损失的风险。 (4) 汇率变动造成国际贸易运营产生损失的风险。例如, 汇率变动造成原料购入成本提高或产品销售价格降低的风险。 (5) 合同当事人违约造成国际贸易运营产生损失的风险, 这种风险又可分为“非主观恶意违约”和“主观恶意违约”。“非主观恶意违约”, 是指当事人经营环境发生变化, 合同基础被动摇, 致使当事人预期利益存在落空甚至存在亏损的可能, 由此造成当事人违约使我国企业蒙受损失的风险;“主观恶意违约”, 是指当事人有合同诈骗、信用证诈骗的预谋, 提前设定“合同履约陷阱”、“信用证兑付陷阱”或“信用证诈骗方案”, 最终形成违约后果或诈骗后果, 使我国企业蒙受损失的风险。
对此, 我国企业应首先准确识别国际贸易运营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尤其是可能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风险;然后制定风险应对措施, 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风险, 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化解风险。
构建降低国际贸易运营风险的
治理结构
科学的治理结构是企业国际贸易运营风险实现“可控”的重要保证, 因此企业应认真对现行的治理结构进行梳理, 实施流程再造, 构建降低国际贸易运营风险的治理结构。
1. 组织结构
科学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等, 通过设计并运行这种组织结构可降低国际贸易运营风险。企业应建立健全董事会领导下的国际贸易发展战略决策、管理层领导下的市场分析和预测、信息建设和传递、信用 (风险) 管理、供应链风险内部控制、考核评价和激励、效能监察、企业文化及企业子文化建设等制度。
大中型企业应根据“相互制衡”和“不相容”原则, 设计组织机构和职责。例如, 在进出口贸易机构下至少应分别设置市场 (信息) 科、信用 (风险) 管理科、外贸科、综合科等科室;大型企业集团在进出口机构下至少应设置财务科。
市场 (信息) 科的主要职责为: (1) 对信用 (风险) 管理科提出的进出口业务预警或警报, 实施风险控制并实时进行信息反馈;对各种进出口贸易市场环境进行动态分析, 形成分析及预测报告。为董事会调整进出口贸易发展战略、管理层调整进出口贸易策略, 提供决策参考;为外贸科实施进出口贸易操作、原料保值、产品保值, 提供参考;为信用 (风险) 管理科实施进出口贸易全过程 (事前、事中、事后) 信用 (风险) 控制提供信息参考;为财务科实施货币保值提供“汇率变动”参考。 (2) 根据市场和订单情况, 编制或调整出口贸易计划;根据生产计划, 编制进口贸易和供应计划。 (3) 根据汇率变动预测, 制定货币保值方案 (通过外汇期货交易, 或远期结售汇, 或外汇掉期等) ;根据市场行情预测, 制定原料和产品保值方案 (通过产品期货交易或相关性产品期货交易等) ;实行进出口贸易全过程的计算机信息管理, 对整个供应链的价格、成本和收益进行跟踪、为管理层提供实时的进出口运营效果数据。
信用 (风险) 管理科的主要职责为: (1) 对与进出口业务有关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业务运营、供应链管理、企业子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风险进行识别、控制、监督、考核和评价, 并将这些信息反馈至企业层级的风险管控体系。 (2) 审核市场 (信息) 科编制的进出口贸易计划, 审核进出口贸易客户的资质, 审核、鉴证进出口贸易合同及合同项下的结算单据, 审核信用证 (付汇) 条款, 会签产品出库单。 (3) 对客户的资信状况进行动态跟踪, 根据客户的履约情况对其实施信用等级评定, 根据客户的信用等级评定结果对其授予不同的“信用结算条件”。 (4) 对进出口贸易全过程实施信用 (风险) 监督、监控、预警和警报, 追收逾期半年以上一年以内的应收货款, 配合相关部门实施逾期一年以上应收货款的追收及其他合同违约处理、合同仲裁或法律诉讼等。 (5) 对外贸、综合、财务等科室的对外往来业务, 实施全方位的监控, 对客户的满意度实施测评, 以维护企业对外信誉等。
外贸科室的主要职责为: (1) 对信用 (风险) 管理科提出的进出口业务预警或警报, 实施风险控制并实时进行信息反馈。 (2) 执行进出口贸易计划, 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 获取客户有关资质证明等书面材料并实施审核。 (3) 签订并履行合同, 为信用管理科提供贸易合同及其项下的有关单据, 提出信用证开据条款, 开具产品出库单等。 (4) 催收逾期半年以内的应收货款, 配合信用管理科实施合同违约处理、合同仲裁或法律诉讼等。 (5) 执行经上级有关部门、最高管理层集体批准的进口原料和出口产品保值方案。 (6) 根据信用管理科动态跟踪的结果, 对存在较大问题的合同予以中止 (或终止) 履行, 最大可能地满足客户的合理要求并努力提升其满意度。
综合科室的主要职责为: (1) 对信用 (风险) 管理科提出的进出口业务预警或警报, 实施风险控制并实时进行信息反馈。 (2) 配合相关部门, 对进出口货物依据合同约定 (如国际标准或货物到达地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 或合同约定标准) 实施验收, 未经验收的货物不得放行 (入库或出库) 。 (3) 根据信用管理科动态跟踪的结果, 对存在较大问题的合同予以中止 (或终止) 原料入库或产品出库验收手续。 (4) 对其他科室的经济责任制进行考核、评价和激励, 对进出口专业系统企业子文化实行建设管理等。
财务科室的主要职责为: (1) 对信用 (风险) 管理科提出的进出口业务预警或警报, 实施风险控制并实时进行信息反馈。 (2) 复核合同项下的“信用结算条件”是否与信用管理科的授予条件相一致, 会签合同审批单、产品出库单, 复核贸易项下的结算单据等。 (3) 根据合同约定收汇或付汇 (复核信用证条款、办理信用证或其他付汇手续) 。 (4) 根据信用管理科动态跟踪的结果, 对存在较大问题的合同予以中止 (或终止) 会签产品出库手续、中止 (或终止) 支付货款等。 (5) 执行经上级有关部门、最高管理层批准的债务和资产 (汇率变动) 保值方案。
2. 国际贸易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平台
建立国际贸易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是提高进出口贸易运营效率、降低人为因素、降低信息传递不对称风险的必要手段。要注意该系统必须实现与企业网互联, 信息传递、处理要流畅, 切忌搭建进出口贸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孤岛”, 在进出口机构内部和企业层级, 实现进出口业务流程处理无障碍电子信息化, 实现监督与被监督、监控与被监控的“信息传递对称”。在企业互联网层级上, 通过企业层级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实现整个供应链的“信息传递对称”, 实现管理层与部门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有关进出口业务“信息传递对称”, 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因信息传递不对称而使进出口贸易运营蒙受损失的风险。
3. 市场分析和预测机制
进行市场分析和预测的主要目的是: (1) 为巩固原有市场、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提供决策参考信息。 (2) 为企业在原料、物资设备进口市场抓住价格低位、在产品出口市场抓住价格高位, 提供决策参考信息。 (3) 为原材料进口保值、产品出口保值, 提供决策参考信息。
市场分析和预测应坚持“五位一体”原则: (1) 根据供求关系变化 (要关注宏观政策, 如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可能对供求关系产生的影响) , 进行市场分析和预测。 (2) 根据周期性规律变化, 对原料市场、产品市场进行技术图形分析和预测。 (3) 根据相关产品市场或相关衍生品市场的变化规律, 进行分析和预测。 (4) 密切关注世界范围内大型基金对市场的炒作 (基金的短期炒作往往不以供求关系为题材, 可能抓住某一短期题材或制造某一短期题材进行炒作以达到其目的) 。 (5) 分析“预判突发事件” (如预判可能发生战争、动乱、罢工等) 、“已发生突发事件” (如已发生的战争、动乱、罢工等) 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只有对这五个方面进行统筹分析, 才能得出综合的分析预测结果;然后依据这个结果, 制定出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保值方案或应对措施并上报。
4. 风险识别、控制、监督、考核与评价
这几项工作的主要目的, 是防范包括上述“五类风险”在内的各种风险, 规避、降低各种风险造成的企业债务增加或资产受损, 主要有五个步骤: (1) 通过各类官方、非官方渠道获取各类风险信息。例如, 可通过政府商务网站或行业协会网站, 获取行业 (产业) 预警信息;通过国家驻外机构网站获取进出口贸易所在国的预警信息、政策信息;通过国内外金融机构网站, 获取金融政策变化、汇率变化可能带来的收、付汇风险信息;通过有偿或无偿信息服务机构, 获取有关风险信息;在情况紧急时进行实地考察、走访, 获取有关风险信息;对进出口客户合同履约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和监控, 获取合同履约过程的风险信息。 (2) 归纳、整理、分类所获取的风险信息, 进行风险识别, 制定风险控制方案或风险应对措施。 (3) 根据识别出的风险, 向有关科室发出风险预警或风险警报, 并监控其风险控制过程直至风险预警或风险警报解除。 (4) 对各科室的风险控制进行月、季、年考核和评价, 其结果作为经济责任制考核的重要指标。 (5) 各业务科室通过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实时向信用 (风险) 管理科传递风险管控动态, 以保障进出口机构内部有关风险管控信息传递的对称;定期向企业层级的风险识别、控制、监督、考核和评价体系传递管控信息, 以保障企业层级有关进出口业务管控信息传递的对称。
5. 企业内部供应链互动联动和风险控制运营机制
企业运营的效果与进口、生产、质量保证、出口等环节息息相关, 整个供应链环节贯穿了一系列重要环节, 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的好与坏。换句话说, 不论进口环节还是出口环节, 都应与生产等环节形成互动、联动, 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有机整体。建立供应链互动和联动机制、风险管控机制的目的, 正是将市场变化迅速传递到生产等环节, 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以规避或降低进出口业务涉及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供应链运营风险及其他风险。企业应着重从供应链互动和联动机制的建立, 内部市场模拟外部市场运作, 供应链内部环境, 供应链活动监督、考核、评估和评价, 供应链运营机制持续改进等方面入手, 抓好供应链运营机制的建设。
6. 国际贸易系统子文化建设体系
从企业文化的生成看, 企业文化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上的子 (亚) 文化。与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子文化一样, 每一个下级企业同样具有根植于企业文化之上, 但是又具有自身文化差异的企业子文化。同样, 因各专业管理体系 (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技术创新管理、安全管理、进出口管理、计量检验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体系) 的管理理念和运营模式的更加细化, 导致各专业管理体系同样具有自身特征的专业管理体系子文化。这一阶段建设活动的成效如何, 直接关系到企业文化建设能否与制度建设、生产运营机制建设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要通过先进的子文化体系建设, 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业务运作, 最大可能地调动员工创新、创效的主观能动性。
7. 考核监督和评价
企业对进出口贸易管理体系的监督、考核与评价, 应从四个方面进行: (1) 进出口机构下设的信用 (风险) 管理科, 定期 (每月) 对其他业务科室进行监督、考核与评价。 (2) 企业上级部门和分管领导依据管理制度, 定期 (至少每季度一次) 对进出口管理机构进行监督、考核与评价。 (3) 企业效能监察部门依据效能监察制度, 定期 (至少每年一次) 对进出口管理系统或供应链系统进行监督、考核与评价。 (4) 董事会财经审计部门, 定期 (至少每三年一次) 进行监督、考核与评价。这四个方面的监督、考核与评价可形成保障进出口贸易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的立体监督、考核与评价机制。■
(作者单位: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编辑冯学恭
金砖国家与国际治理 篇2
IMF投票权之争
国际金融架构，事关预防和管理国际经济与金融危机以及提升金融稳定性。除了传统上着重于汇率、国际流动性和IMF的各项职能以外，它还涵盖治理、金融监督和国际标准与准则等更为宏观的方面。其主要执行者，是以IMF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及地区性机构和安排。IMF仍是经济政策合作方面最主要的正式多边机构。
国际治理很大程度上在于IMF的投票权分配。各国在IMF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来源于各国的股权份额或者认缴资金（资源份额），而股权份额和资源份额总体而言取决于一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和作用。也就是说，一国经济权重越大，投票权也就越大（即所谓“钱包的力量”）。尽管IMF旨在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而且通常也是这样做的，但不论是推行改革IMF运行方式的重要变革，还是为IMF设定目标，其过程中投票权都十分重要。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权重的衡量指标，以市场价格计算，包含金砖国家、不含欧盟（EU） 27国的新兴市场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23%升至2014年的41%；金砖国家的比重则从8%升至22%。如今新兴市场在IMF的投票权比重为39.5%，而金砖国家仅为11%。
IMF的投票权分配一直是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其他诸如IMF总裁、工作人员以及执行董事的国籍等有争议的IMF治理问题，一部分已另作解决。IMF承认，许多国家的投票权，尤其是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的投票权，不再能够充分体现它们在国际经济中的权重。比如，目前比利时的投票权大于巴西，瑞士大于韩国。因此，快速经济发展可能导致投票权和经济权重出现显著差异。IMF进行了一系列治理改革，以使各国的投票权基本符合各自在国际经济中的权重和作用，从而纠正一些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这被视为恢复IMF有效性及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2006年在新加坡召开的IMF年会标志着一系列IMF份额改革的起点。这次的改革方案规定，对一些份额低估最严重的国家进行首轮特别增资，其中包括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再次提高新兴市场份额的第二轮特别增资于2008年通过，2011年生效。IMF在2010年批准的一项份额改革建议，进一步提高了新兴市场的份额，并将IMF的总份额增加了一倍。按照原本的预期，2010年的改革应于2012年IMF年会之前生效，但由于等待美国国内的批准，目前仍在拖延。对于包含金砖国家、不含欧盟27国的新兴市场而言，投票权比重从原有水平（新加坡会议之前）到新的水平（2010年改革建议）将累计提高5.1个百分点，其中金砖国家累计提高4.3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的投票权比重提高至42.1%，金砖国家提高至14.1%（如图）。中国的投票权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排名第三。
金砖国家也需要“包容”
2010年改革方案被誉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是基金组织65年历史上一次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调整是为了认可它们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大的作用”。建议的新兴市场投票权比重将确实做到基本上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权重相符。然而，金砖国家的投票权将仍然显著低于它们在全球GDP中的比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IMF的代表性依然不足。金砖国家的投票权还将低于阻止IMF重大决策所需的15%，而美国拥有这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关于投票权分配的建议方案似乎意味着，在短期到中期内，金砖国家投票权的进一步提高将只能以降低其他新兴市场的投票权为代价。
国际治理结构的调整步伐太慢。除非迄今有关各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话语权的基本指引原则得到改变，否则很难看到步履更为轻快的进展。不过，金砖国家的情况可能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深刻的发展状况，那就是，现有国际机构根本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改革，或者有一些真正的国际治理新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重要的结构性和经济发展。而这些发展要求有全新的国际治理策略，或者使全新的国际治理策略变得更为有效。
金砖国家似乎也认为国际治理改革的步伐太慢。围绕美国批准IMF 2010年份额改革的不确定性，更加剧了普遍的焦虑不安。不过，金砖国家可能要面对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它们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关系将何去何从？它们将充当领导者，还是更像一个专属俱乐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采取的治理结构，总体上与现有做法一致。虽然它们向新成员开放，但它们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数；由于限制性的决策规则和赋予创始成员国的大量特权，它们采取的治理结构实际上可能打消较大国家加入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需要妥善解决可能需要在新兴市场内部分配对国际金融架构的影响力及控制权的问题。美国在IMF的代表性长期以来一直不足。尽管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投票权是必要的，但金砖国家可能需要构思一种类似美国的策略，以保持现有多边框架的包容性。迄今为止，这一框架相对完美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很难找到一种真正比它强的方式维持国际经济的团结。金砖国家必须牢记这一点。
国际贸易治理 篇3
一、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研究企业策略行为可以从市场和非市场两方面进行, 从而分别通过企业市场策略行为和非市场策略行为了解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1. 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大形势下面对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局面, 采取了一些市场策略, 这些策略分别从产品、资源供应、经营等方面帮助企业提高国内竞争力的同时, 也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阻碍了国际经济的发展。 (1) 企业在产品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国际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根据中国人的经济条件在市场投入了大量的低档产品, 这些产品普遍价格较低, 使一些企业的利益减少。面对这种情况, 一些企业采取了生产低质量低价格的产品进行竞争, 与外国企业打起了价格战。还有一些公司通过模仿外国产品进行获利, 使得中国的山寨产品层出不穷。这些质量差的产品也进入国际市场, 在一些国家受到了抵制。这些企业产品方面的行为策略造成了经济的恶性循环, 形成了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2) 企业在资源供应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由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资源的竞争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些本地企业为了保证供应商的资源只为自己所用, 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合约, 形成对市场资源的垄断, 来防止其他企业的进入。而国外一些资金充足的企业面对这种情况往往会自己建立起资源供给的路径, 反过来对供应商进行资源垄断。无论哪种垄断对发展市场经济都是有局限性的, 在经济危机时造成企业倒闭的几率也较大。这些企业在资源供应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3) 企业在营销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国际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时, 带来了不同于本土企业的营销方式。不同的营销方式在面对中国市场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摩擦。比如直销的模式远远不同于传统的销售模式, 其低成本的销售模式引起了国内行业的关注, 然而这种模式是有其相关的文化背景的, 在一些公司的非理性学习之下变成了传销。因此产生了一些企业对外国企业销售的误解与反感, 导致外国企业不得不进行传统销售模式的建立。另一方面, 学习了传销手段的本土企业也对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负面影响。这些企业间的营销模式互相干扰, 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彼此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也产生了一定摩擦。
2. 企业非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
对于企业来说, 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市场力量, 也需要靠非市场力量的帮助。怎样在知识产权获取、政务帮助、企业联盟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取得成功, 也是企业制定行为策略的考虑因素。同样, 企业在非市场策略行为方面也会与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摩擦。 (1) 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由于我国在入世以前对知识产权的概念较弱, 国外企业进入后与本土企业之间对知识产权的争夺较为激烈, 企业也产生了知识产权方面的行为策略进行获利。一方面在一些企业的知识产权较弱的时候, 自己的品牌被外国企业纳入, 这些外来企业将别人的品牌和技术变成了自己的知识产权, 引起了本土企业对其进行市场攻击。另一方面, 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不健全, 国外企业在本土发展时, 自己的品牌被多家企业变相模仿盗用, 在得不到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使得这些企业在本行业的竞争力下降, 经济发展缓慢。企业之间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不良行为策略, 遏制了企业的经济发展, 与国际贸易之间产生了摩擦。 (2) 企业在争取政府帮助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任何企业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在面对地方有限市场的情况下, 外来企业与本土企业在争取政府帮助的方法上展开了博弈, 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行为策略。比如一些企业为了放宽行业标准, 用对地方政府资金资助或是人员收买等行为获得政府的许可。这样的竞争给行业内的其它企业带来了危机, 使得其它企业经济发展受到抑制。还有一些地方企业采用保护本土企业的策略来获得政府支持, 打着政府专用的旗号在行业内做不正当的竞争。企业对争取政府帮助方面的一些行为策略其实是对其他企业的一种打压策略, 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也与国际贸易间产生了摩擦。 (3) 企业在联盟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每个国家的行业发展状态都是不同的, 一个地区行业中的企业发展状态是大致相同的。因此, 在外来企业进入时, 当地同一行业的企业会感受到共同的压力, 常常会进行联盟, 进而抵制外来企业的进入。而外来企业的文化背景不同, 常常也无法融入当地行业的发展, 只好和其他外企形成联盟抵制本地企业的打压。这种企业联盟的形成实际上只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僵局, 增加企业间的摩擦, 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 企业在联盟方面的一些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形成了摩擦。 (4) 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产品销售和人员招聘。一些企业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行为策略的制定, 常常是以不了解行业情况的社会群众为对象的。比如电子行业的一些外企, 无论什么产品都对外宣称其技术领先于中国, 引起人民群众对中国电子产品的排斥, 使得一些技术好的本土企业经济受到了抑制。另一方面, 针对人民群众对外企管理模式的不了解, 同时也为了人才的竞争, 一些本土企业对类似日企的一些企业形象进行抹黑, 大力宣传对方的负面消息, 给外企造成了招工难的困境。这些互相刁难的企业行为策略, 只会增加企业间的矛盾, 增加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二、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的摩擦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由于摩擦来自于市场和非市场两方面, 因此, 治理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途径也可以从这两方面来找寻。
1. 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针对企业在市场上各方面的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产生的摩擦, 同样需要从市场上的各个途径去治理, 从而保证国际贸易市场的稳定发展。 (1) 提高市场产品质量的治理途径。无论是为了提高大众的生活质量, 还是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和保证市场的良性竞争与发展, 提高市场产品的质量都是一种科学的治理途径。通过政府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 让企业了解到价格战只会使企业遭受损失, 保证产品质量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硬道理。另外政府要对低质量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 减少国际上对外来产品的抵制力量。再者, 政府应该设立奖项鼓励企业对高质量产品的开发, 引领企业提高市场产品的质量。企业间对提升产品质量的良性竞争, 能为治理企业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力量。 (2) 完善资源供给体制的治理途径。虽然中国的资源广阔, 但是合理的资源供给才能保证资源的长期利用。一方面, 一个企业应该拥有多地区的供应商, 不能进行一个供应商的资源垄断。而一种资源也不能只有一个开发商, 这样就保证了资源不被垄断, 充足的资源供给防止了企业间对资源的掠夺争抢。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 每个企业和供应商使用的资源越多, 就需要对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收, 这样也可以防止企业对资源进行囤积, 保证行业中其他企业的资源供给。因此, 完善资源供给的体制, 是减少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合理途径。 (3) 规范企业营销方式的治理途径。企业的销售对于企业获利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 企业间的销售竞争是引起企业摩擦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进行销售前要做好行业的调查, 明确行业规范, 保证自己的营销方式符合行情。对于不和理的企业营销方式, 政府要及时制止, 勒令其停业整顿, 保证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基本利益。因此, 规范企业营销方式, 对减少企业摩擦和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 开发企业新市场的治理途径。本地企业之所以产生各种市场行为策略, 往往是因为感受到同一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国际竞争者给予的压力。而国际企业面对本地企业的压力, 也产生了相应的市场行为策略。在这些企业互相打压下, 才有了企业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想要减少这种摩擦, 则需要减轻本地企业所承受的市场压力。开发本地企业的新市场可以分担企业对现有市场的注意力, 扩大企业的规模, 甚至帮助本地企业登上世界经济的舞台。只有不断开发新市场让企业看到广阔的发展前景, 才能让企业自主减少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积极的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
2. 企业非市场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途径。
根据企业与国际贸易产生摩擦的非市场策略行为研究知道, 对企业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可以通过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 (1) 健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治理途径。为了避免企业间对知识产权的恶性竞争, 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鉴定机构, 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 避免盗取他人知识产权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建立对盗版和模仿他人品牌的企业严格惩处的制度, 打消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轻视态度。总之, 通过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 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可以减少企业间的摩擦, 达到对企业非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2) 转变政府职能的治理途径。企业为了获取政府帮助而实行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治理, 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实现。建立对政府监督的组织机构, 可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使得政府严格管理企业遵守行业标准的同时, 更公平的选择企业进行支持帮助。另外, 政府职能的转变还可以对不正当竞争的市场进行清理和监督。所以, 转变政府职能是治理企业非市场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良好途径。 (3) 企业联盟国际化的治理途径。打破本地企业的联盟, 让本地企业看到与国际企业联盟的好处, 是保证企业在国际范围内互相帮助的途径。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行业发展中有着各自的优势, 将这种优势结合既能促进国际经济的发展, 也能减少企业间的摩擦。因此, 促进企业联盟的国际化, 对于消除企业在企业联盟方面的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有着积极的影响。 (4) 保证企业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的治理途径。只有避免企业对竞争对手的恶意宣传, 保证企业积极正面的社会影响, 才能减少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一方面对于恶意抹黑对手的企业要建立严格惩处的法律制度, 对企业的行业道德加以管束。另一方面, 加大对媒体的管制, 减少对企业不实的负面消息报道, 保证企业的正面形象的树立。通过对企业社会影响的治理, 促进企业间的和谐发展, 减少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
三、结论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现象导致了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的摩擦产生, 本文通过企业市场行为策略和非市场行为策略两方面对摩擦的形成和治理做了简单的分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企业行为策略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也会随之变化, 面对这种情况, 广大的国际贸易研究者只有不断的对摩擦形成机理进行探讨, 找出摩擦的治理途径, 才能保证世界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诗阳.企业策略行为与国际贸易摩擦的形成机理及治理路径[D].复旦大学, 2009.
[2]闫克远.中国对外贸易摩擦问题研究——基于结构的视角[D].东北师范大学, 2012.
国际贸易治理 篇4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模式不同.会计监督体制安排也不同。本文以美、德两国为例，分析不同利益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与会计监督体制安排.以期对我国有所借鉴和启示。
综观全球公司治理模式，主要有以美、英等国为代表的股东利益导向和以德、日等国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导向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不同，会计监督体制安排也不同。
一、美国公司的会计监督体制分析
美国公司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公司治理理念.其会计监督主体以及监督机构的设置.都最大限度地代表了股东的利益。
(一)公司治理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
1.家族大股东向高度分散的单个股东转变。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达。股票由主要掌握在少数私人家族手中。转而向高度分散变化。大量分散的单个股东不像家族大股东那样在公司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他们对公司的监督极少投入，可以说.单个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
2.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为了保护股东利益.美国形成了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利机构、董事会为常设机构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通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制约经理层.经理层以向股东提供满意的收益为条件获得公司日常经营决策权.当股东对经理的经营业绩不满时.可以通过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并通过董事会罢免经理。然而，零散的个人股东根本不具备控制或影响董事会的能力，这使得股东大会形同虚设.越来越多的董事会成为“橡皮图章”.而经理人员则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和支配者
3.机构投资者的介入。为了倡导和贯彻股东利益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美国公司进行了极大的变革.引入了机构投资者。20世纪7O年代以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不断上升。至80年代初就已超过30%.90年代更是达N5O%~2~。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意识越来越强列并付诸于行动机构投资者的出现不仅解决了公司控制和监督问题.而且克服了大多数小股东不懂专业知识的弱点.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股东利益为导向的公司治理结构。
(二)公司会计监督体制
1-夕}部会计监督体制。首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督。1934年美国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SEC在制定会计规则方面拥有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威.由其决定会计规则制定机构是否有能力改进财务报告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进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否有能力协助证券交易委员会实现其监管要求等。其次，公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代表公众利益的公众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PCAOB)主要实施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督。其主要职责有两项，即对所有为证券发行人出具审计报告的公众会计公司实施登记;在证据确凿时.对注册的公众会计公司及其相关人员行使调查及纪律处分程序及恰当的制裁最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定。纽约股票交易所出台规则.重点规范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规定审计委员会至少由3名独立董事组成，每个人均有财务知识，其中至少1人具有会计或财务管理专业经验：审计委员会应协助董事会监控公司的财务报表的诚信、公司对法律和管制要求的遵循、独立审计师的资格和独立性，以及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内部审计师的业绩。
2.内部会计监督体制。首先.是审计委员会会计监督方式美国公司现阶段普遍采用董事会所属并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监控模式审计委员会的设置是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职能主要是帮助董事会加强对有关法律和内部审计情况的了解.使董事会成员能把注意力转向财务控制和存在的题.增进董事会对财务报告和选择性会计原则的了解。其次，《SOx法案》的相关规定。《sox法案》从立法层面上保证了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扩大了其在内部会计监督方面的权利。其明确规定，审计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应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否则就是独立委员：审计委员会成员除了作为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成员外.不能从公众公司收受任何顾问、咨询或其他报酬，不能成为公众公司或其任何附属机构的关联人员。最后，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的职责。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的管理控制过程进行审计.通常由管理层聘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管理层牵制。目前在美国，这一现象开始发生变化，即内部审计师越来越多向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进行定期报告.由于审计委员会是由独立董事控制的，使得受管理层的牵制程度得以降低。其监督的质量也会大大提高。
二、德国公司的会计监督体制分析
德国公司所倡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共同决定”的治理模式.决定了其会计监督主体组成比较全面
(一)公司治理环境与公司治理结构
1.国家的秩序政策力量保障。二战后.德国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其内容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法律保护市场竞争、规范企业运行机制、改善社会市场环境等社会市场经济的最高指导思想是“竞争秩序”观念，由国家的秩序政策的力量维护自由的市场经济。
2.内部监督控制为主的模式德国公司的所有权分布相当集中.大约85%的大型股份公司.至少有一位持股量在25%以上的股东高度集中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德国公司的公司治理必然采取以内部监督控制为主的模式
3.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德国的银行可以充当小股东的股票托管人，并被赋予可撤消的代理投票权。银行凭借这种代理投票权获得了比实际持股比例更多的投票权.从而能够在股东大会上通过投票有效地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公司监事会再加上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性质.使得银行成为德国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说，银行在德国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宗教政治的回归与国际危机治理 篇5
宗教的回归和复兴
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才是国际交往的平等主体，以教皇为代表的神权不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参与者。“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终结 “三十年战争”的国际会议，而“三十年战争”正是一场关乎宗教的政治地位与欧洲霸权归属的残酷争夺。此后，包括天主教教会在内的所有宗教组织都不再介入国际政治，他们所代表的神权也不再出现在国际关系的话语体系之中。在宗教学者看来，宗教作为曾经活跃的政治要素，不管自身情愿与否，都退出了国际关系的视野。取而代之是强调领土、主权、治权和族群意义上完整性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国际行为体。宗教淡出公共视阈，转而专注于私人的灵性空间。
西方研究者将宗教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的境遇形容为“宗教的流放”。包括神学家在内的众多宗教领域人员都认同，自“三十年战争”以来，甚至倒推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世界政治的整体特质是“世俗化”的。而转机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铁幕的消亡使旧有的、依照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各种多元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纷纷获得独立表达利益诉求的新契机。
苏东剧变后，许多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为意识形态体系崩塌，民众间出现信仰真空困境，而对意识形态广泛怀疑的舆论氛围和心理环境，给予了宗教发展的机遇。冷战终结，随之而起的即是宗教重新主宰民众的精神生活的境况，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亚、东欧等诸多动荡地区出现了“分裂主义”的新转向。以往分裂势力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既有逻辑，从世俗的民族主义寻求分裂的合法性，强调基于文化族群的共同体认同。然而这些努力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受挫之后，“分裂主义”转而利用宗教的心理感召力和社会聚合功能，将分裂行为粉饰成捍卫宗教利益，藉此获取更多的支持以瓦解既有的合法主权结构。
宗教回归国际政治的变化不仅仅是前苏东地区的特例。全球范围的伊斯兰教力量得到强势复兴，基督教福音派特别是五旬节教派在拉美以及更大范围的人口大规模增长，世界基督教中心向南方国家转移，亚洲传教人士的急速增长，西欧地区非欧洲裔天主教神职人员引进比例的提高，世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新宗教运动的快速发展，非世俗化的中欧，宗教结社方式的自由化转变等等都被视为宗教复归的信号。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化，这类宗教地位提升的趋势日渐增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描述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利益集团等等，现在宗教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不可忽视的新要素，宗教群体和宗教组织相应地逐渐具有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地位。对于曾经一度被“流放”和边缘化出国际关系实践的宗教来说，参与领域的政治性拓展是宗教在国际政治范围的一种回归和复兴。正如美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所断言：“现代化并没有导致宗教的消亡，因而简单化得出世界已经‘世俗化’的结论是不确切的。”
自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以神圣之名而发起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暴力事件一直都处在逐步升级的状态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在亨廷顿的假设中各个文明正是基于宗教文化划分敌我同盟的。有观点认为全球化下的宗教复兴现象的本质与其说是宗教被引入政治，不如说政治生活中曾经的边缘群体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更为正确。宗教群体对回到政治事务中保有主动的热情，基于宗教回归和复兴政治舞台的大环境，宗教群体得以把渗透着他们的伦理观、价值观的政策主张更便利地影响国际事件的走向。
在硬币的另一面，全球化不可回：的都市化和工业化趋势将不断地侵蚀着宗教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价值土壤。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同样的外部挑战之下却引发了相反的应对情况：宗教安抚了因经济技术发展落后导致的失落情绪，慰藉了茫然的心灵，结果宗教反而在这些国家大举复兴。但宗教的介入带来的未必都是安抚人心的正面效应，原本政治力量和政治资源就分散的国家不得不面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宗教内部存在封闭性宗教和开放性宗教之分，但无论何种宗教传播态度，都不免与其他宗教之间发生竞争关系。这是深植到宗教群体内核的排他精神。宗教内在的排他属性和无国界属性使得区域冲突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
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但宗教的政治参与却有了新的形式。2010年开始的政治变革“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带给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效果还在继续发酵，众多国家的基层民众通过各种抗争手段推翻现有的世俗国家政权，在随后的民主选举中，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借民选获得了组建新联合政府的机会。其中埃及的“穆兄会”和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都是获得新竞选既得利益的伊斯兰教政党。
国际危机与宗教认同
国际危机具有多重类型，从烈度上分有张力状态、暴力冲突、小规模军事对抗，最高阶段的是直接战争，其表现形式则包含国际政治的外交层面，军事层面，甚至是经济层面。发生国际危机的根源从来不是单一的，特定区域内长期的、阶段性的非安全张力状态中常常可见宗教的身影。尽管程度上有差异，但应该说广义上宗教与各种国际危机都可能产生交集，因为信仰超越了国际政治的世俗成见。
宗教因素已经成为国际交往中日益不可忽视的政治要素。宗教天然具有跨民族、跨国境的自然属性，在信仰人群交汇区域，宗教问题常常与主权边境等国家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给执政者提出一系列政治难题。在一个国家内，宗教布局一旦出现绝对主流的信仰，如果没有完善的维护宗教平等的制度作为保障，那些信仰的少数派很可能被动地成为受到利益伤害的社会群体。然而在更广阔的地区层面，这个国家内部的宗教少数派却可能在邻国找到更大比例的同信仰人口，形成新的认同圈。这个认同圈覆盖了原有的两国政治边界，由此产生扩大化了的宗教治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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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宗教的回归和复兴，特定人群对现有民族融合的国家认同顺位低于狭隘的种族认同、宗教认同和组织认同，因此以往成熟的政治解决途径，比如和平协议，往往无法彻底根除宗教引发的对抗。
以菲律宾为例，超过80%的菲律宾人信仰天主教，是东南亚地区为数不多的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世俗国家。周边国家泰国、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人口的90%为佛教信众，而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都以穆斯林占人口多数。2013年9月起，菲律宾境内发生穆斯林武装组织暴乱，叛军正是菲律宾南部伊斯兰教背景的反政府武装“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叛军攻占的城市和挟持的民众均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西方媒体多用穆斯林叛乱来形容这场暴力冲突。正缘于宗教性的国内危机容易外溢为地区性政治危机，而包含宗教力量在内的外部势力有可能利用该国宗教冲突的政治契机介入一国事务。因此，不难解释叛乱发生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发言人呼吁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邻国印尼参与到冲突解决中来。积极的方面是，地区性组织或者宗教亲缘国家如果在参与和平建设的进程中能够保持相对中立，并且坚持世俗化的立场，则提高了解决或者缓解民族宗教对抗痼疾的可能性。
外部立场的不同对“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地位的定位解读也存在差异。“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很难说它是宗教恐怖组织，但其纲领和作为都决定了它是个有宗教背景的武装分裂主义组织。更为激进、更伊斯兰化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上世纪70年代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中分离出来，近二十年“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菲律宾占多数的天主教人群冲突不断，活跃度高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菲律宾境内有的冲突只是这两个本国伊斯兰分裂组织内部利益斗争的外化。
宗教发展的时代性同时也是通过宗教人、宗教组织的主动能力体现出来的。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宗教内部的宗教精英、宗教神职人员和宗教普通信众对经典文本和对教典的解经释经。
分裂主义武装穆斯林组织，尽管都以伊斯兰教作为自身的旗帜，然而他们对信仰教义、对本组织的宗教诉求解释不甚相同。“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一方面是以伊斯兰教为组织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对外官方宣传中也主张抛弃宗教、民族等差异，追求所有成员平等享有政治权利。“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则更明确地追求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些伊斯兰分裂组织不满足于自治区形式的穆斯林社区，他们要求彻底从菲律宾独立，在菲南部建立起政治和财政均独立的自治伊斯兰国家。正因为对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强调，许多分裂组织吸引到了外部宗教亲缘国家和组织的政治支持甚至军事支持。比如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就曾经给予菲律宾伊斯兰叛军支援。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民族宗教自治区不应该容忍反政府力量持有武器，和平裁军直至解除武装才是控制叛乱、保障普通民众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先决条件。
全球宗教复兴的另一个重要负面影响是愈加活跃的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危机。恐怖主义造成和平社会环境下人为的恐慌，给普通民众带来潜在安全威胁。然而悖论在于，就当前中国来说，过于敏感的安全保卫措施会客观上施加给特定族群以不信任感，长期来看很可能有损于中华认同，造成族际紧张。暴力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恐怖主义组织将狭隘偏激的反社会思想以信仰为平台和联系纽带，传入特定人群，但是过于隔离的族际状态却会加剧误解和恐慌。
亚洲地区许多国家都面临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恐怖主义组织问题。在全球交往日益便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恐怖主义分子更频繁的跨境交往给临近国家造成安全威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是被认为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主义组织，然而应该说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世界反恐大环境都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信息掌握得不够充分，也正因此造成许多方面的误读。东突的活动的确有一定程度的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参杂其中，但归根结底是针对无差别平民进行暴力攻击的恐怖主义行径。尽管从组织名称上看，东突有宗教背景，却无法掩饰其通过极端手段争取所谓的独立和分裂的内核。东突的组织发展路径与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之间关系不大，并不会激起主流伊斯兰教世界基于同宗之谊的援助。
2013年天安门撞车事件是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行为，这意味着国内恐怖主义活动范围的变化：不仅在高危的、分离主义活跃的地区有提高安全警卫的需要，现在对和平地区的特定社区也有更高的安保要求。然而应该看到，并不是所有支持反恐的国家都认可天安门事件是严重到需要与中国展开合作的关键时机。拉登被击毙之后，即便是基地组织也被观察家认为受到了严重削弱，其组织机构更加碎片化，很难再次形成有重大破坏力的大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打击恐怖主义更多地回到了国内层面。全球反恐热潮消退之后，基于地缘政治的地区性反恐合作应是未来国际反恐的趋势。
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亚地区，连接的是伊斯兰教传统控制的中东地域、斯拉夫文化主导下东正教为主的俄罗斯和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亚诸国始终面临来自数种宗教力量的碰撞和角力。“9·11”事件后，中亚一度曾被视为抵御宗教恐怖主义蔓延的关键屏障。这个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文化特质的地区，不仅存在温和伊斯兰，也出现宗教极端化倾向。中亚地区近年的伊斯兰化，尤其是原教旨化，特别是当宗教极端势力与分裂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引发周边国家极端伊斯兰势力的聚合。宗教极端主义者得到信仰心理扶助，甚至物质资源的扶持。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骚乱事件就被认为有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联盟”参与其中。悲观人士甚至将中亚伊斯兰化视作改变中亚局势的最主要威胁。2012年9月，当伊斯兰教世界抗议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的美国电影甚至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多夫·斯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遇难其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这些中亚国家都加入了谴责这部电影的行列。
近年来伊斯兰化的高阶尝试——建立伊斯兰国家，是最为严重的国际危机。波黑战争和科索沃独立等一系列政治变动之后，西方就有巴尔干地区会逐渐在欧洲制造一个新的哈里发王国，从而改变欧洲宗教政治格局的担忧。然而真正触及各国政府核心外交战略设置的是伊斯兰国（ISIS）的迅速崛起。一个有别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以极端伊斯兰为唯一信仰的、政教合一的、回归中世纪先知时代的神权国家，一个严重威胁周边国家安全的“哈里发王国”是世俗世界不愿意看到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内化到公共社会生活领域，严苛地规制所有民众的行为，伊斯兰教教法绝对高于世俗法律等等诸方面都证明了ISIS有别于此前所有致力于伊斯兰化运动的政治组织，它具有更强的神权至上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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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国际危机的安全威胁不仅仅局限于伊斯兰教。佛教一直长期是被外界称颂的和平主义者，是自由、平和、宽容的象征。从宗教传统上看，佛教与暴力的关联性似乎是最小的。2013年6月美国时代周刊以《佛教恐怖主义的面孔》为封面报道，介绍了缅甸反穆斯林的宗教领袖维拉图上师（Ashin Wirathu）。文章指责了维拉图利用宗教身份在缅甸国内散播含有对穆斯林憎恶和仇恨情绪言论的行为，认为这位宗教领袖应为缅甸近几年频现的宗教暴力负责。
当把佛教安全议题置于缅甸周边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片上座部佛教传统兴盛的区域中，宗教对抗并不罕见。泰国南部佛教徒与穆斯林多有冲突，因为该地区穆斯林占多数，官方军队在平叛宗教动乱的时候不得不仰仗当地包括僧侣在内的佛教力量，或者将军营临时驻扎在寺庙内，或者直接武装僧兵作为防卫力量。斯里兰卡暴乱中常常可见僧侣褐红袍的身影。这些僧侣将斯里兰卡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视为敌人。佛教民族主义组织“佛教力量”宣称以保护斯里兰卡民族性为己任，他们以反境内10%左右人口的穆斯林为组织目标，鼓吹穆斯林人口增长过快挤占了佛教徒的言论，要求恢复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传统，去除国内伊斯兰教的影响力。“佛教力量”还跨境支持缅甸佛教激进者对罗兴伽穆斯林的压迫，认为这是佛教徒必要的自我保护。上述事件能够在佛教盛行的国家长期存在，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其他宗教群体在这些国家的上座部佛教层面获得的合法性。
在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发生的国际危机中，宗教极端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国家乃至区域的宗教单质化。为避免别国宗教人口因为生育、受教育等原因而在比例上削弱国家内某个宗教的政治地位，因此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沙文主义和宗教民粹主义都能够利用宗教的平台得到系统的权威性和正当性。宗教感情、宗教自信过度膨胀，滋生宗教民族主义和宗教沙文主义，侵蚀着宗教和平互动的基础，削弱国家的向心力。
基于信仰的危机治理
从普世性的伦理观来看，宗教尤其是温和的制度化世界宗教应符合大众普遍认可的道德期许。宗教从来不是仅仅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虚无主义。宗教组织可以是国际行为体，在外交、经贸、军事之外，成为国际危机治理在非政府层面的重要补充。宗教思想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为跨地域的同宗信仰族群提供凝聚力的认同来源；另一方面对宗教文本的向善解读，能够从宗教权威的角度解除以宗教为名的冲突的合法性，使宗教极端主义丧失意识形态地位，缓解信仰层面上的安全威胁。
基于信仰的国际危机治理逻辑首先来自于“原罪观”。以基督教现实主义为例，尽管信仰者认为基督教是可得救赎的宗教，但是人类自身无法抵制自私的特质，因此来自于外部的压制才是抑制对抗、危机等不利政治现实的手段。譬如宗教领袖作为宗教群体的精英阶层就负有这方面的义务，应用其神权代理人的身份积极引导信众规避国际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相对的，非宗教力量也要从策略上限制那些为了一己群体私利而激化危机的宗教精英的可影响范围。再者，基于信仰的危机治理逻辑源于“赎罪观”。当宗教群体面对“非我族类”时，若坚信因信方能得救（赎罪），则很可能产生“传播自身信仰”和“增加自身信仰修为”的这两种行为导向，前者可能因为试图改变当地宗教版图而引发危机，后者则可能走向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困局。最后，危机治理的逻辑还来自于“殉道观”，当宗教极端主义者把破坏安全的行为理解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勇士、死士行为，对周边人群来说则是一种安全威胁。
宗教治理的重要方法是与政治制度合作的复合治理模式。而其典型的行为模式是以宗教仪式为核心的非世俗模式，它以代祷、国际祈福大会等为代表，通过这种特定仪式与敬拜对象建立超验交流，以此推进危机缓解。
以中亚为例，其伊斯兰化始于7世纪末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苏东剧变之后，伊斯兰教替代意识形态的地位，迎来复兴。尽管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历史，断断续续地跨越千年，但是伊斯兰教宗教力量的影响力范围至今仍然主要局限于信仰领域。之所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不足以形成宗教危机，是因为从宗教生活上看，中亚地区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集会维持在敬拜、学经等宗教活动范畴，没有形成伊斯兰色彩的政治性思想的外宣基地。中亚诸国国内虽然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众多，但是真正认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追求建立哈里发王国的民众比例并不高。在中亚，伊斯兰教教法规制穆斯林的个人行为、公共活动的能力有限，更不可能像ISIS一样歧视性地对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吉兹亚。
在中亚，伊斯兰教群体尚未形成足以参与国家政治的合法、有力的宗教政党，更遑论影响地区政治。乌兹别克斯坦甚至以法律的形式禁止组建伊斯兰教性质政党。中亚伊斯兰组织的政治动员能力与世俗政治力量相比，还处于相对弱势。
全球化时代能滋生掌握政权的宗教力量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政治意义上的失败国家。中亚诸国的政府其管理能力仍然能维持控制伊斯兰组织所需要的行政效能。此外，从ISIS得到的教训是伊斯兰教法不可以凌驾于世俗法律之上，宗教组织不能掌握武器，国家的军方立场更不能转向伊斯兰化。宗教治理不等同于道德治理，宗教的道德属性不是其唯一属性，道德治理自身尚且存在诸多先验缺陷，宗教治理的不确定性更增添了管理难度。
中国近年来同样面临伊斯兰教背景的分裂主义组织破坏国家安全的现实问题。它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的全球复兴，分裂主义越来越刻意强化自身的宗教属性，并且与周围其他宗教群体的隔阂日益加深。一旦分裂主义组织从外部宗教亲缘政治行为体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支持，则将成为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长远来看，解决分裂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仍然需要依靠完善国家和地方的政治与法律制度，保证社会各个机制都能够有效运转，提高各地区经济水平，增加各阶层民众经济收入，避免出现宗教不平等和宗教歧视等社会问题。
全球化解构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宗教群体的社会政治身份得以强化，世界的宗教图景正在慢慢改变。这个过程虽说不见得会再次掀起宗教革命般的惊涛骇浪，但是对众多身处宗教张力地区的国家来说，安全问题绝对是个不小的挑战。总的来说，宗教在国际危机解决的过程中，其作用只能是高级政治、硬政治的补充。从有效性来看，是引导、压制、利用还是扩大宗教性治理模式尚值得继续讨论和考察。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上海高校智库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
加强国际合作治理涉外商业贿赂 篇6
关键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国际合作
商业贿赂, 是指商业行为主体在商业过程中, 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故意采取各种贿赂手段侵害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商业贿赂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 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 加大了市场交易成本,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滋生了贪污受贿等犯罪, 损害了社会公正, 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破坏了社会和谐, 恶化了国家的投资环境, 损害了我国国家形象。治理商业贿赂是一个贯穿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 当前我国涉外经济领域商业贿赂备受关注, 此类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因此, 加强国际合作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必由之路。
1 近年来治理商业贿赂的成就与局限性
我国2006年以来启动的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社会各阶层对商业贿赂的危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大力整治商业贿赂的专项行动提高了公众对治理商业贿赂的信心;商业贿赂治理机构得到加强, 由原来的18个部委增加到了22部委;制度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制定、修订和完善了一批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近年来, 全国每年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数以万计, 大批涉案人员受到法律惩处, 挽回经济损失多达数十亿元;一些商业贿赂“重灾区”行业, 如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经销、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商业贿赂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看到我国治理商业贿赂取得某些成就的同时, 也应该看到其局限性。从近些年公开报道来看, 国内各行业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而涉外领域内的商业贿赂依然猖獗。除了外国公司在华贿赂案件频繁被曝光之外, 我国企业的海外贿赂行为备受世界舆论诟病, 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早在2006年10月4日, 透明国际组织的报告就指出了这一局限性:“中国今年反腐败运动的重点是治理国内商业贿赂, 其成效显然未及海外。”如今, 打击涉外领域的商业贿赂仍然是治理工作的难点所在。尤其是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不加强涉外经济领域内的商业贿赂治理, 必然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 产生巨大的危害效应。
2 我国涉外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现状
目前, 商业贿赂行为在涉外领域非常不容乐观。首先是外商在华实施商业贿赂的案件近年来不断见诸报道。2003年的“沃尔玛案”、2004年的“朗讯案”、2005年的“德普案”、2006年的“IBM案”、2007年的“家乐福案”、2008年的“西门子案”、2009年的“大摩案”和“CCI案”、2010年的“戴姆勒案”等, 一批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卷入了在华行贿行为。据南开大学调查数据显示, 被调查的一半以上的跨国公司表示, 为开拓市场, 曾有过商业贿赂行为。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 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事件, 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其次, 透明国际组织近些年的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企业通过行贿开拓海外市场的意愿非常强烈。透明国际组织从1999年开始发布行贿指数 (Bribe Payer Index) 来评判世界主要出口国家的商业贿赂状况。该指数以0～10分来表示, 某国分数越低, 表明该国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行贿的办法来开展国际商务活动。1999年, 在国际透明组织选取的19个样本国家中, 中国行贿指数得分为3.1分, 名列倒数第一位。2002年, 中国行贿指数得分为3.5分, 在21个样本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位。2006年, 中国得分为4.94分, 在30个样本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位。2008年, 中国行贿指数得分6.5分, 在22个样本国家中名列倒数第二位。这些数据表明, 尽管中国的行贿指数得分一直呈上升趋势, 显示了中国企业的海外贿赂行为在逐步减少, 但是在全世界主要出口国家中, 我国的排名始终处于倒数第一、第二的水平。因此, 从世界主要出口国的国际比较角度来看, 我国企业的海外商业贿赂行为依然非常严重。
3 我国涉外领域商业贿赂问题凸显的原因
我国涉外领域内商业贿赂案件高发的态势, 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 涉外经济比重占国民经济不断提高, 客观上增加了该领域内商业贿赂发生的可能性。我国加入WTO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加大, 虽然我国经济受到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2010年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仍然达到60%以上, 远高于世界45%平均水平。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巨大规模, 客观上增加了涉外经济领域发生商业贿赂的可能性。
其次是涉案企业的高知名度。近几年公开报道的外商在华行贿案件涉及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著名跨国公司。沃尔玛、朗讯、IBM、家乐福等国际知名度很高的公司卷入在华商业贿赂案件, 而随着案件的曝光, 也有一批国内知名大型国有企业名列受贿者的名单, 进入媒体的视线, 涉案的企业的高知名度无疑吸引了公众的眼球, 从而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
再次是案件本身的特点与监管难题。涉外商业贿赂案件本身的隐蔽性、复杂性和国际商务行为的高监管成本和漏洞、管辖权冲突和信息不畅无疑加大了处理涉外商业贿赂的难度。同时, 处理国际商业贿赂案件, 要求执法人员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充足的办案经费, 同时也需要开展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和资金返还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例如“朗讯案”、“德普案”、“大摩案”和“CCI案”、“戴姆勒案”和“家乐福案”, 虽然是案发于中国, 但是却是由美国和法国的有关机构首先发现、处理并予以公布的。对于屡受商业贿赂侵害的中国, 此类案件凸显了我国监管能力的薄弱, 加强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治理商业贿赂非常必要。
最后, 我国对本国企业海外贿赂行为监管不够。透明国际组织的研究表明, 中国企业在海外通过贿赂开拓市场的意愿非常强烈, 而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约束本国企业海外行贿的专门法规。或许是为了避免自曝家丑, 有关案件报道在国内几乎鲜有耳闻, 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的表现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新闻舆论的监督力度明显不足。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制度缺失和舆论监督的双重不足。
4 加强国际合作治理商业贿赂的对策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 国际合作就是国家政府之间的政策调适过程。“即作为政策过程协调的后果, 当一个政府实际采取的政策也被它的同伴们视为也对它们自己目标的认定时, 合作就会发生。”在涉外经济领域, 商业贿赂案件主体的业务往往跨越两国或者多国的跨国公司, 为了查明案件, 必须通过国家之间政策的相互调适, 达成国际合作。
首先, 执法机构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涉外经济领域理内的商业贿赂治理工作。我国巨额的进出口贸易客观上增加了国际商业贿赂的可能性, 为此, 必须把治理涉外商业贿赂行为作为打击商业贿赂的重中之重。
其次, 严厉打击国际知名企业的在华商业贿赂行为。长期以来,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给予了外资企业各种优惠政策, 使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外资企业的商业贿赂等不法行为放松管制, 不能迷信于国际知名公司的信誉光环而放松对其必要的监管。当国际知名公司在华发生商业贿赂行为时, 执法机构要坚持法治原则, 依法惩处, 以警示效仿者。
再次, 构建国际反商业贿赂合作机制。完善机构建设、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加大惩罚力度是我国反商业贿赂斗争中行之有效的策略, 必须予以坚持, 同时要结合反涉外商业贿赂的实践探索新的策略。笔者认为, 应该从下列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①继续完善反商业贿赂的机构建设。要立足于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现有机制, 加强商业贿赂治理机构与有关外事部门的合作, 利用已有的中外反腐败合作平台, 加强反涉外商业贿赂的国际合作。②完善国际合作制度是治理涉外商业贿赂的基本途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 我国作为签约国, 要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 进一步推进我国法制建设, 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精神, 制定、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促进该公约的实施。③建立国际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积极加入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国际合作组织, 利用现有国际机制开展涉外商业贿赂治理, 促进有关多边司法合作。积极建立反商业贿赂双边合作机制, 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精神和治理涉外商业贿赂, 归根结底要依靠与有关国家建立双边合作机制。虽然短期内与所有国家建立反商业贿赂双边合作机制还不现实, 但是可以本着先易后难和突出重点的原则逐步与有关国家建立双边合作。一方面要与比较容易达成协议的国家建立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要注重同我国经济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建立双边合作机制, 以利于最大程度的获得治理涉外商业贿赂的成效。④努力提高办案人员的素质。治理涉外贿赂案件, 既需要有关国家的司法合作, 也需要我国办案人员的素质提高。办案人员不但要掌握我国的政策和法律规定, 也要通晓合作对象国家的法律规定。因此, 开展针对办理涉外商业贿赂案件有关人员的法律培训非常必要, 尤其是要加强合作对象国的法律知识培训。这种培训既要利用执法机关自身的培训资源, 也要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最新研究成果。⑤充实办案经费。与处理国内商业贿赂案件相比, 处理涉外商业贿赂案件往往需要更长的办案时间, 经历更为烦琐的国内外各种法律程序, 因此, 这类案件的侦办处理所需要的办案经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而就我国目前的财政制度而言, 各级办案机关的经费开支主要是一种属地模式。例如地方执法机关的经费来源于同级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 这些办案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候, 往往因为经费紧张而无力开展工作。因此, 有必要建立反涉外商业贿赂的腐败专项基金, 为案件处理提供财政支持。这笔资金可以由中央财政划拨, 提供统一调度使用, 也可以从办理此类案件中追回的资金给以充实。
最后, 加强对我国企业海外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监管和舆论监督, 塑造清廉国家形象。要注意借鉴经济合作组织、国际商会等国际组织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海外贿赂经验,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反涉外商业贿赂法律。具体做法可以是制定专门的单行法, 也可以通过修订、完善现有法律规定, 完善反对海外贿赂的法律制度。同时, 我国新闻媒体要加强对本国企业海外贿赂行为的舆论监督, 履行舆论监督时要不怕自曝家丑, 表明我国反商业贿赂的决心和意志, 塑造清廉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5 结论
商业贿赂治理无疑是贯穿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工作任务, 要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持之以恒, 才能逐步取得成效。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尚未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背景下, 国际商业贿赂有加剧的趋势, 更应长期保持打击商业贿赂的高压态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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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焦立坤·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N].北京晨报, 2010-03-02·
国际贸易治理 篇7
一、美国:外部监控型
在美国, 母子公司的关联度高, 集团母公司往往通过垂直持股控制子公司, 再加上美国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化和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 企业不仅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而且注重物质激励;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最健全和最完善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经理市场和产品体系;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美国企业集团在治理模式上是典型的外部监控型, 即主要依赖市场体系对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监控。
美国企业集团的母子公司一般不设监事会, 而是由董事会履行全部监督职责, 董事会下设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董事提名委员会等分层机构。为保证董事监督职能的独立性, 董事主要由来自集团外部的具有一定声望并具备相当金融、财务、法律等知识和技能的人员来担任。大型企业集团中的外部董事往往占到全部董事的3/4左右, 董事长一般也都由外部董事兼任。董事会的上述设置的确增强了董事的独立性, 但由于独立董事往往与所供职的企业集团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 而且往往身兼数职, 很少有机会出席公司的董事会会议, 因而, 其独立性和职能都受到削弱, 有些公司的独立董事成了“花瓶”、“稻草人”, 董事会也成了“橡皮图章”, 不能有效行使其对经理人行为的监督权。再加上大多数集团母公司中个人股东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 而且有66%的上市公司, 其最大股东所占的投票权在10%以下, 股权高度分散, 而占有股权较大比重的小股东在搭便车心理的驱动下, 很少通过“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 从而使公司被经理人主导, 以经理人为代表的内部人实际掌握了集团母子公司的管理大权, 进而控制了整个集团。
职工持股制度在美国企业集团中也比较典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推行至今, 员工持股制度在美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而且非常稳定和普遍。此制度通过内化财产关系, 使职工的收益与企业资产增值和长远发展相联系, 不仅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劳资关系。美国国家职工所有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 实行职工持股计划公司的销售额, 比实行前每年提高1.89%, 比不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每年增长要快5.4%;就业增长比没有实行职工持股计划前要多1.21%, 比不实行职工持股计划的公司每年要多增长5.05%。目前, 美国已有9500家公司、1000多万职工参加了该计划, 职工持股总值约1500亿美元。
从集团激励经理人员的方式看, 股票期权是激励的主要手段, 在美国公司经理人员的报酬安排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 在1998年美国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结构中, 股票期权仅占38%, 但到2002年, 此比例就攀升到60%。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乃至普通员工发放公司的股票期权, 被认为是美国企业管理中一条十分成功的经验。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说, 股票期权制曾像魔法一般地刺激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繁荣, 被称为“dot-com”革命的推进剂。
二、日本:内部监控型
日本拥有具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股票市场, 但并未达到美国股票市场的发达程度。日本政府在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其往往通过制定并执行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 控制银行利率和税收, 引导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发展。
法人交叉持股是日本企业集团股权结构的典型特征。通过环形的交叉持股, 银行、企业、保险业、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法人之间通过互相渗透、相互监督, 集团内部形成了以产权为纽带的牢固协作关系, 这对于维持集团经营的长期稳定, 抵御敌对企业的兼并收购有很大作用。然而, 交叉持股也使集团各法人股东对集团母公司经营者的影响力相互抵消, 再加上法人大股东一般不会在股东大会上反对经营者提出的议案, 也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 小股东则因为持股份额太少而无力影响企业的决策, 从而使日本集团内部母公司经营者权力极大, 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就治理模式而言, 日本是典型的内部监控型治理, 即主要依靠内部治理机制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监控。日本企业集团的母公司一般都设有董事会, 主要由公司内部管理人员担任董事, 董事长则由前任总经理担任。集团内拥有最高决策权的是社长而不是董事长, 再加上经理不仅享有对本公司实际资产的控制权, 而且代表本公司作为其他公司的“股东”支配其他公司的股权, 因而, 董事会往往流于形式, 按照法律程序本该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由董事会聘请经理, 但实际却是经理之间以所有者代表的身份互相选举、经理决定董事。
与美国治理模式不同, 日本实行监事会制。监事会有权审议通过董事提议或解除会计监督人员, 也有权独立任命临时的会计监督人员。同时, 该国的监事是独立监事, 监事个人不能兼任董事和企业管理人员, 监事之间彼此独立的享有权力并承担义务, 必要时, 监事可以无视监事会的决议单独行动, 这进一步保证了监事与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相对独立。
此外, 受东方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 日本企业集团既追求效率, 强调竞争和民主, 又重视人际关系, 崇尚集体忠诚度和道德行为。受其影响, 日本企业集团的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内部工会以及内部福利制等较为完善, 这些制度也使集团职员与集团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 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三、韩国:家族监控型
韩国企业集团的形成及发展与韩国政府的大力扶植密不可分。二战后, 韩国政府通过战后的“归属财产转让”、财政超支、银行超贷、对外过度举债, 以及提供减免税等方式, 大力支持本国经济发展。到金融危机爆发前, 韩国已经形成了以现代、大宇、三星、LG、SK五大跨国集团为代表的30家超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不仅规模庞大、经营领域多元化, 而且与政府和金融机构结成统一体, 共同掌控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家族关系为核心、法人交叉持股是韩国企业集团股权结构的典型特征。有关资料显示, 韩国前30名的企业集团中, 集团家族自身的出资比例为17.2%, 外部个人或机构出资比例为42.8%, 集团内各企业相互出资比例为40%。另外, 受东方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 韩国企业集团强调员工个人的品行、忠诚度等, 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教育。
在公司治理上,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韩国企业集团治理在很多方面与日本企业集团相似, 但其企业集团发展的特殊性又使其具有采用“集团会长———运营委员会———子公司———工厂”的四级组织结构、因家族控制与家族经营为主而高度集权、政府与企业关系暧昧而一直未能履行有效的外部监督职能、负债率过高但债权人监督十分不力、内部控制严重等特性。
金融危机爆发后, FTC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 每年都会公布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名单, 对这些列入名单的企业实施强制的对交叉持股和债务互保的限制, 以更好的改善公司治理、减轻债务。韩国政府在避免对经济活动过度干预的同时, 也积极采取措施, 大刀阔斧地对现代、大宇、三星等大企业集团进行改革。改革后的韩国企业集团强化了公司治理的内部机构, 如充分发挥股东大会功能, 尤其是引入各种行使投票权的方法;扩大少数股东参与管理的机会;加强主要股东管理企业的能力。在上市的企业集团中, 外部董事比例也由原来的1/4提高到1/2, 强化机构投资者的投票权;董事会还下设次级委员会, 由全部来自企业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替代现有的法定审计机制等。此外, 韩国政府还严格切断集团内部的不公平交易, 限制企业集团毫无节制的进行扩张, 集中精力发展核心业务。
不难看出, 上述三种治理模式各有所长, 都是特定条件下有一定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中, 外部监控模式在强化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解决分散化的投资者控制公司的问题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内部监控模式在减少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保持利益各方关系的长期稳定方面具有优势, 能够提高交易的有效性;家族监控模式不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而且拥有双重激励效应, 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内部管理效率。随着公司治理结构实践的发展, 各种治理模式还出现了趋同的势头。
四、我国企业集团治理国际经验借鉴
其一, 依据本国国情, 探索适合我国集团自身的治理模式。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历史传统、法律哲学、价值观念不同, 世界各国建立的集团治理模式各具特色。同样是集团治理, 美国和日本采用的手段虽不同, 但最后却取得类似的效果。同时, 各国集团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是取长补短, 在相互学习中不断完善。比如内部治理弱的国家正在通过采取措施促使所有者通过内部治理提高效率, 外部市场治理弱的国家正在积极培育市场机制, 通过市场手段来完善集团治理。因此, 完善集团治理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 必须根据本国国情, 探索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治理结构。
其二, 应建立多元化、可流动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决定治理模式和治理绩效。一般认为, 股权过于分散, 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法人相互持股, 过去往往被认为会产生经营者相互勾结, 从而降低效率。但是, 日本实施相互持股制度过程中, 非但没有出现这种经营者相互勾结的情况, 反而实现了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就我国企业集团而言, 应该借鉴该国经验, 在深化股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 合理构建股权结构, 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股权结构单一, 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
其三, 充分发挥银行在集团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世界各国现代股份公司发展的经验表明, 公司控制权的配置可以有多种格局, 许多公司的外部人如股东、投资基金、银行等, 都可以通过其在董事会中的代表对经营者的监控发挥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选择、解聘总经理的人事权上更是如此。在日本企业集团中, 以投资者身份存在的主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相应成员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时主银行将介入。我国企业集团普遍与银行关系密切, 由此, 可以借鉴日本的主银行制度, 在发挥银行对内部人控制有效制约作用的同时, 促进集团发展的良性循环。
其四, 注意提升职工在集团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美、日、韩三国的企业集团中, 职工的地位日益提高。为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越来越多的公司让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监事会, 为此创造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 同时采取措施, 保护职工的权利。我国企业集团内部在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时, 有必要借鉴这一经验做法, 充分发挥职工在集团管理中的主人翁作用。
其五, 加强对经理层的有效激励与约束, 防止“内部人控制”问题发生。借鉴日本经验, 应严格限定经理必须由企业内部提拔产生, 形成经理在企业内部产生机制, 只有工作业绩突出者, 才能被提升为管理人员, 并通过年薪制、股票期权制激励经营者, 通过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制约企业经营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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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治理 篇8
1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国际经验
传统上,公立医院由政府直接举办,并作为政府的公共部门运行,财政上主要依靠政府拨款,人、财、物权基本上由政府决定,公立医院较少有决策权。这种行政化治理模式使公立医院资源分配、经营目标和人事任命行政化,造成医院内在效率低下,失去活力。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
世界银行Preker和Harding博士将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划分为自主化(autonomization)、公司化(corporatization)和民营化(privatization)[4]等几种主要做法。自主化改革通常采取公法人的形式,赋予公立医院或公立医院集团公法人地位,使其成为独立运营单位,实现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分离,公立医院可独立决定医院财产的处置[5],英国的托拉斯医院和中国香港的医院管理局为典型代表。公司化和民营化则是采取私法人形式进行治理,以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
1.1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1.1 自主化治理。
该模式通常采取公法人治理,在维持公有制前提下,公立医院逐渐从政府管理部门中分离出来,转化为更加独立的经营实体,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同时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并对自己的运行绩效负责。英国医院托拉斯采取的就是该治理模式。医院托拉斯在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制度中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存在,仍属于公立部门。改革后英国卫生部不再干预医院的具体经营,而是专注于制定政策和制度,对医院进行评价,其下属的大区办公室负责监控医院托拉斯的运行。医院托拉斯拥有医院运营的一切必要权力,决策机构是由各种利益相关者组成的董事会,包括政府机构和患者代表[6]。政府卫生大臣拥有医院托拉斯董事会主席的任命权,医院托拉斯则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如资金、管理和人事自主权,决策进程不用得到卫生管理部门的审核,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聘任员工,调整薪酬水平,但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每年须向政府汇报其经济运营状况。英国医院托拉斯有较大的自主权,可不受国家工资标准和人事管理制度的限制。某些医院托拉斯利用人事方面的自主权引入人员聘用制度,并通过与员工的谈判达成。医院托拉斯有权支配各项收入所得,并且有权预留一部分盈余作为应付未来突发事件的储备。
成立公共实体的医院管理局是自主化治理的一种典型做法,我国香港地区是一个代表。香港政府成立一个管理公立医院的公共实体,即医院管理局,代替政府行使公立医院出资人权力,拥有对公立医院的决策权,将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医院管理者。医院管理局在性质上属于法定非政府部门的公营机构,受政府领导但又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因此具有较高的自主灵活性,可以按照医院自身的运行规律进行管理。医院管理局通过控制资源、分配经费、强化审核、核算成本等手段形成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在监管的基础上下放一定权力,用启发和引导的方式充分调动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7]。医院管理局下设财务、人力资源、医疗服务、规划及审计等五个专职委员会。在医院管理局管理下,医院拥有组织设置、预算、财务、人事管理、采购和材料供应等方面的权力。此外,美国部分公立医院也成立了独立的公法人管理机构,如医院当局(hospital authorities)、公共利益法人团体(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s)和法人融资组织[8]。
1.1.2 公司化治理。
公司化治理与公法人相对应,是成立企业法人,公立医院按照企业管理的方式运作,但所有权仍归属政府。政府通过公司董事会对医院重大决策进行控制。新加坡是对公立医院实施公司化改革的典型国家。政府对公立医院拥有所有权和监督权,由各方面代表组成公司的董事会负责制定医院发展规划、方针和政策,审批收费标准和大型设备、基建项目的经费使用等,任命医院行政总监(或院长)全面管理医院,行政总监向董事会负责,定期汇报工作,医院拥有对员工定期晋级、加薪、辞退、财务收支、医院业务、行政管理等自主权,能够按照患者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9]。公司化治理模式使公立医院具有几乎完整的经营自主权并大量参与市场竞争,但保留实现社会目标的责任。公立医院接受政府的财政补偿,为患者提供低价格的医疗服务。同时政府派驻代表进入董事会,对医院进行政策指导,一些敏感问题如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仍要提请政府批准,这就使医院在享有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保证它们不丧失社会公益性。另外,经济转型国家匈牙利也采取了该治理模式[10]。
1.1.3 民营化治理。
公立医院民营化不仅仅是指公立医院产权变更和国有资本退出的激进方式,还包括政府放松管制、委托授权、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政府从生产经营环节退出和部分民营化等做法[11]。如政府将公立医院管理和运行的控制权,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转移给第三方,政府仅保留对机构固定资产的控制权,实现第三方托管。第三方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营利性或非营利性法人团体。该治理模式下,第三方拥有管理医院和做任何决定的权利,但是唯有不能减少固定资产和作不利于公众利用服务的决策。医院员工的聘任从以前政府责任转移到第三方。目前我国台湾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主要采取这种类型,即公立医院所有权仍归属台湾当局所有,而经营权以委托、出租或成立医事财团法人机构的方式交给民间机构经营,采取企业化的方式来管理医院[12]。
1.2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1.2.1 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划分政府与公立医院权责。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的权责关系。政府及其委托承担出资人责任的办医主体,成为公立医院实现功能定位和社会职责等公益性目标的主体,是所有者和决策者,实施所有权、决策权和监管权,负责制定公立医院的目标,将目标转化成清晰的、可测量的管理绩效标准,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设置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院是公益性的载体,负责政策的执行,拥有经营自主权,处于被监督的地位。这种治理结构的重构,目的在于促使公立医院不断追求和实现政府预设的公益性目标,形成良好的治理关系。
在不同治理模式下政府与公立医院之间权责不同,自主化、公司化和民营化三种治理模式依次沿着政府放权程度不断加大、市场参与程度逐步提高的趋势发展变化。具体可从五个方面来比较:一是决策权的分配。公立医院决策权越来越多的由政府转移到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等专门的决策组织和机构;二是问责方式。由政府直接控制转向通过协议或合同制约;三是筹资渠道。由主要依靠政府直接财政补偿转变为主要在市场中通过医疗服务获取收入;四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使医院收支结余由原来的只能上交国家,变成可以用于自身扩大再生产;五是社会职责。由在政府指导下公立医院的自身职责,转变为通过专项拨款购买服务[4]。图1简要概括了三种治理模式与传统预算管理模式在权责分配上的变化。
1.2.2 以法人治理形式,实现公立医院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分开。
政府通过法人制度,赋予董事会等组织或机构对公立医院资产进行监管和投融资等重大决策权,委托其承担出资人职责,使其具备了拥有投资决策权的独立法人地位[13],填补了公立医院办医主体的空缺,将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合理分开。法人化治理有公法人和私法人之分。公法人是相对于私法人而言的一种法人,以公私法分立为基础。公法人治理一方面要遵循自治原则,要求公法人享有自己的财产与人员,独立的预算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另一方面要遵循专业原则,即要求公法人设立目的和业务内容是明确而特定的[5]。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自主化改革采用公法人形式。公司化治理采用的是企业法人制度,即私法人制度,公立医院按照企业的方式运行,市场机制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化的公立医院一般也采用私法人制度,如新加坡、德国和波兰等国家。与私法人制度相比,公法人制度有更加明确的社会公益目标,强调公立医院的公有制性质,能够在治理过程中,除了执行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外,还受到来自患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从制度安排上区别于企业法人,较好地保证了公立医院社会职责和功能。
在法人化治理改革中,政府通过成立办医主体,实现公立医院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分离。一方面,政府保留所有权,将医院大部分决策权由政府转移到专门成立的办医主体,由这些拥有办医功能的法人实体行使政府出资人的职责,掌握对公立医院的大部分决策权。政府通过委派代表参与决策,并监督办医主体的运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公立医院的政策和标准,负责筹资和管理考核,并派驻代表进决策组织或机构。办医主体的职责是制定医院的总体经营战略,监督政策执行,保证医院财务安全,建立机构的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财政预算、对与长期规划和财政预算有关的行为进行监控等。另一方面,医院院长被赋予经营管理的执行权,成为公立医院的经营者,在拥有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受到政府和办医主体的监督,从而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院长的职责是贯彻执行决策者的决定和决议,对其负责,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和绩效,接受监督。院长拥有医院经营自主权,包括服务内容、内部机构设置权、人才招聘和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和奖金分配权、一般性固定资产处置权等[14]。
1.2.3 组建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办医主体,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在治理机制改革中,政府通常会在和公立医院的委托代理链条之间设立一个决策组织或机构,代替政府实行公立医院出资人的办医职能,履行办医主体职责,是公立医院的主要决策者,但组织形式多样。一是董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这种组织结构相对松散,可以设置在医院或医院集团内部,如英国托拉斯和新加坡医院集团以及美国部分公立医院;也可独立于公立医院设置在外部,如澳大利亚的医院董事会。二是成立公共实体。政府通过建立独立的非营利性公共实体机构,作为公立医院出资人行使重大决策权,拥有独立法人地位,如香港医院管理局。公共实体与董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等组织相比,能够通过较为稳定的组织机构,解决了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较弱的问题,避免了董事会成员参与公立医院公共治理动力不足的问题。
治理机制强调在制度设计中体现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办医主体通常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医院管理者、医务人员以及居民代表等。如英国托拉斯董事会中至少有两名非执行董事来自社区,并由地区卫生局任命,这种医院治理结构从组织上保证了医院托拉斯的高层决策能自觉地协调医院利益和公众利益。澳大利亚公立医院董事会成员通常由医院所在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包括执业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管理专家等人士。董事会成员均为志愿者,不获取医院任何报酬[15]。1.2.4组建医院集团,整合医疗资源。在治理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医院集团化的管理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一方面通过医院集团化发展对公立医院进行横向整合,合理规划、配置和共享区域内资源,实现规模化生产,有利于提高效率与质量,同时医院集团的互补作用可以减少重复建设,保证了医疗服务体系的最优发展。另一方面,集团化发展也有利于公立医院开展纵向整合,在不同级别医院之间形成双向转诊和分级诊疗,发挥基层医疗机构作用,促进各级医疗服务提供者更好的合作和协作,既提高了医疗质量,又降低了医疗费用。如英国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将分散的医院组成医院托拉斯,美国安全网公立医院通过合并,数量逐渐减少,但医院集团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我国香港地区将所有的公立医院归属于医院管理局管理,并按区域形成七大医疗网络,实现区域内资源和信息共享。
2 对我国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启示
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在放权程度、法人形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核心是构建明晰的权责关系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促使公立医院更有效率地实现政府赋予的公益性目标和社会职责。治理机制改革中,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的所有权极少变更,决策权和监督权都在不断强化。
2.1 治理机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但公法人治理更适合公立医院的本质特征
许多国家及地区在进行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时选择的模式受到法制、经济和社会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公立医院公法人治理需要该国家及地区具备公私法人分类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高、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国家及地区多采用政府组建董事会或医院管理委员会作为决策组织的形式。在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国家及地区,更加适合采用公共实体管理的医院集团模式等。从治理机制改革的国际经验看,公司化和民营化的治理模式通常会过度地引入竞争,而缺乏适宜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容易使医院行为趋利化,忽视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带来医疗费用上涨和弱势人群服务可及性下降[16]。公法人治理模式则可能更适合公立医院的本质特征,能够在赋予医院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保障社会职能的实现,达到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主的多重目标。其中成立公共实体作为决策机构的改革模式相对于董事会和医院管理委员会,更具有管理上的稳健性,而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采用。
2.2 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链条,形成有效的多方权力制衡机制
治理机制改革虽然有公私法人制度、决策组织形式以及权责分配力度的不同,但形成的治理结构大体上一致,即政府承担所有权,成立专门组织承担决策权,医院拥有经营自主权,政府对决策组织和医院有监督权,决策组织对医院也拥有监督的权力,决策组织向政府负责,医院向决策组织负责,从而形成“政府—决策组织—医院管理者”的治理结构链条。其中政府与决策组织,决策组织与医院管理者构成两重委托代理关系,实现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相互制衡,对医院能够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适合公立医院多目标的治理机制。
2.3 加大公立医院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的监管和评价职能
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公立医院在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如果没有适宜的约束机制,会出现损害公益性而趋利的现象。许多国家及地区在近年的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中,强调合理界定公立医院的经营自主权,加强政府及其委托承担出资人的组织或机构对于医院宏观协调、规划、筹资、监管及评价的职能,并设置了一系列制度安排,督促公立医院不断追求政府既定的目标和政策。如公立医院的经营自主权一般包括人事管理权、薪酬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一般性固定资产处置权等,而服务价格的调整、大型设备购置、高新技术引入、重大投融资项目的审批权均划归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所有,以加强对公立医院资产安全的监管,以及建设和发展的规划和引导。政府负责制定公立医院的相关政策和标准,对公立医院进行考评,派驻代表进入决策组织参与公立医院的重大决策,并拥有直接监管决策组织和公立医院的权力等。
2.4 谨慎对待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
虽然民营化是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做法之一,但将公立医院国有资产进行出售并转制的产权制度改革还比较少见,大多数民营化治理改革是以不触动产权的第三方托管形式为主。在放权力度较大的公司化治理改革中,医院所有权也是全部归属于政府,目的在于明确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责任,维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如波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走的是亲欧盟路线,经济改革采用了“休克疗法”,对境内企业实行快速、全面的私有化改造,但对公立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治理机制改革的重点在治理结构的重构[17]。我国台湾地区公立医院治理机制以第三方托管的民营化改革为主,托管形式多样但均不触及政府的所有权。这主要是由公立医院本身的功能定位和社会职责决定的,是一项体现行政职责的制度安排。
摘要：介绍了国际上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即自主化、公司化和民营化。分析了治理机制改革的主要特点,即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划分政府与公立医院权责关系;以法人治理形式,实现公立医院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分开;组建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办医主体,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组建医院集团,整合医疗资源。提出对推进当前我国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的几点启示:公立医院治理机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政府治理能力的影响,但公法人治理更适合公立医院的本质特征;建立清晰的治理结构链条,形成有效的多方权力制衡机制;加大公立医院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及其出资人代表的监管和评价职能;谨慎对待公立医院产权制度改革。
国际贸易治理 篇9
一、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南北冲突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分工依然存在。现在垂直型国际生产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 单一的传统分工开始转变为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 但是发达国家在这一体系中还是处在最高层, 发展中国家则处在最低层。
第二, 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治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小, 而且也有所降低。世界出口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不断发展和扩大,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 而初级产品贸易虽也有所扩大, 但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从总体上来看, 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全球发达国家十大进出口国中, 服务贸易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严重依赖着发达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仍深受着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尽管为了提高出口的收入, 发展中国家努力提高原料加工的能力, 但还是遭到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发达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名目很多, 涉及到进口限制、海关手续、卫生安全技术质量标准和特定的包装装潢条例等, 总数达1000多种。区域经济集团化, 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受挫。发达国家区域内贸易比重增大, 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第三, 不平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财政拮据, 资金也严重短缺, 没有办法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积累起必要的资金。要发展经济仅仅从有限的出口中得到收入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吸引到外资和接受援助外,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操纵在发达国家及其金融集团手上, 它们企图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出资金, 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方向及进程, 并且获取巨额得利润和利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 主要是通过私人直接投资、私人商业银行贷款及官方发展援助等几种主要的形式。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 以应对国内的通货膨胀, 官方发展援助在资金转移中的比重有所下降, 才使得条件苛刻的私人商业性贷款的比重提高。私人商业性贷款由于偿还期短和利率很高, 极大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还本付息负担, 使它们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当中去了。发展中国家为了借新债来弥补国际收支的逆差, 被迫接受债权者的种种严苛条件, 甚至被迫要调整本国的财政经济政策。与此同时,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又处于无权、少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金融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 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际资金的流向。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比重很小, 在按份额比例确定投票权大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银行里面, 发展中国家也处于类似的处境。
二、南北双方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共识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前提与共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南北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 发达国家渐渐认识到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南北双方就在承认相互依存的历史前提以及必须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了共识, 并且有了一些具体的行动措施。
首先, 为共同阻止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 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1985年秋, 美国提出了由其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起草的“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 (WB) 为中心, 进行国际机构和民间银行协商融资;发达国家应积极购买发展中国家产品, 确保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 发展中国家和负债国也应相应调整有关经济、金融政策, 扩大经济自由化程度。1987年底, 美国又提出以债券交换债务为主要内容的计划。1989年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提出了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布雷迪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相应增加了发展援助基金, 等等。这些具体措施反映了发达国家在调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上有一定的愿望, 并做出了有限的变革。
其次, 在国际贸易治理领域内对维持初级产品价格和减少贸易壁垒作了一定的努力。1975年, 欧洲共同体 (EC) 9国与非洲、加勒比地区和亚太地区共46国在多哥首都洛美签订了有名的《洛美协定》。《协定》包括保护非、加、亚太地区初级产品价格, 欧共体对这些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等内容。至1989年, 洛美协定已签订了四个。1976年5月, 联合国第四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商品综合方案决议, 建立了国际存储共同基金, 用以改善初级产品市场, 承诺稳定商品价格和各国进出口贸易中某些商品的数量。
尽管南北双方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存在一定的共识, 但分歧更为明显。所以, 要从根本上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 将危害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 而发展中国家则理所当然地希望建立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 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是确保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二是改革国际贸易治理制度。改革国际贸易条件, 提高并规定初级产品的合理价格, 建立共同基金, 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要初级产品建立一定的国际储备, 以调整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发达国家应扩大“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范围, 取消不合理的贸易壁垒, 实行公平的技术转让。三是改革国际金融治理体制。国际金融机构增加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信贷和信贷范围, 扩大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投票权, 减少大国对它的操纵。四是增加发展援助和减轻债务负担。五是改革国际经济机构, 实现各国经济均衡发展。
第三, 发达国家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美国力图保持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从整体上维持旧的经济秩序的意图并未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的分歧是相当严重的, 这大大阻碍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面对发达国家的强硬立场, 发展中国家开始务实地提出新的改革方针。1989年, “七十七国集团”主张南北问题全球谈判应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讨论紧迫问题, 第二阶段解决国际经济结构问题, 但这一方案并未得到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还得做艰辛的努力。
三、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作的努力
第一, 争取和推动南北对话。南北对话从开始至今, 经历了一个复杂艰难的历程, 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1954年, 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著名的“万隆会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开始形成。1961年9月, 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初步涉及到反对旧秩序的问题。1964年3月, 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召开, 拉开了南北谈判的序幕。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初步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首脑会议1964年10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 这次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 要求迅速建立一种新的公正的经济秩序, 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74年, 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由“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及《行动纲领》文献, 1974年, 第29届联大又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20世纪90年代, 随着亚洲和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和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程度的加深, 南北对话有了新的进展。主要体现为1996年首届亚欧会议和1998年第二届亚欧会议的召开以及1999年欧拉会议的举行等。在区域经济联盟上, 表现为1993年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1989年成立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
第二, 实行南南合作, 建立区域经济联盟。南南合作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集体自力更生基础上, 以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 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国际合作。它与南北对话共同构成南北关系的主要内容。南南合作加强了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的总体力量, 增进了团结, 开拓了市场, 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 也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 对于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20世纪80年代, 由于南北对话陷入僵局, 南南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南南合作国际会议是新德里磋商。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 44个南方国家聚集一堂, 召开了南南会议。来自中国的代表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南南合作的五项原则, 强调南南合作应该朝着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加强集体自力更生的方向来努力, 并且按照平等互利、互相照顾的原则来进行, 加强团结和加强对发达国家的谈判地位, 推动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 南南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和成果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迅猛发展。
现在, 发展中国家大都参加了南南合作与区域经济集团化运动, 南方国家谋求集体自力更生的目标不会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之下, 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联合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第三, 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历次斗争。20世纪50-60年代, 发展中国家通过亚非会议, 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奠定了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力量基础。20世纪70年代, 发展中国家掀起了维护经济主权和本国资源, 反对霸权的斗争高潮, 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首先是维护石油权益;其次是反对海洋霸权;再次是保护原料资源。
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和希望
第一,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影响当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困难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南北力量对比很悬殊。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要想从根本上改变由仍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 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才能越过重重困难从而取得胜利;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分歧很大。发展中国家在日益分化;发展中国家内部民族、领土、宗教矛盾有加剧的趋势。
第二, 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希望。我们看到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南方国家发展的要素, 但是也并不能说明南方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全球经济治理的道路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我们可以从国内环境、国际环境这两方面来看, 发展中国家都有突破困境的希望。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很迅速;二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并推进南北方面的合作。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仅加深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 而且也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本、商品流通和金融等各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发达国家扩大资本利润范围的本质, 但在客观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合作的历史机遇。南方国家在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中, 能够从发达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 并在由电子技术传递信息的地球村时代, 能通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改变北方国家轻视无视南方国家的错误态度。政治多极化趋势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大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发展, 这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 广大发展中国家才能集中精力, 做出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 将有限的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投入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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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国际比较 篇10
关键词：公司治理；治理评价；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2-0061-02
1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实践意义
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实践意义主要在于：（1）对于外部投资者决策的指导。公司治理评价使投资者可以了解各个公司的治理状况，比较不同公司的治理水平，通过评价指标的对比以把握对公司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2）对于公司自身的影响。现有公司管理层和公司股东会考虑到公司治理评价结果会受到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关注，从而对公司从外部获取股权和债权融资直至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使公司自身可以通过对公司治理评价认识自身的优、劣势及主要问题，为公司改进治理提供方向，利于公司建立实施公司治理战略，努力去改善治理状况，提高治理水平。（3）对于证券监管机构和交易机构的作用。客观的治理评价可以使证券机构和交易机构对于各个公司的治理成效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做出正确的行动对公司进行监管和指导。
2 国际主要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
2.1 标准普尔治理评价系统(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e, CGS)
标准普尔于1998年初开始研究确定上市公司治理标准的方法,并于2000年开始用这个方法进行治理评分服务。标准普尔将治理评价分为国家评分与公司评分两部分。
国家评分结果实行三级评价：强支持(strong support)、温和支持(moderate support)、弱支持(weak support)，表示一国外部环境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衡量的是该国法律规则、法律实施和监管对公司治理要求和约束程度。公司评分结果则采用公司治理分值(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es, CGS)来表示，值域在0和10之间。总的CGS分值是由四个维度综合得出：(1)所有权结构及其影响；(2)金融相关者关系；(3)财务透明与信息披露；(4)董事会的结构与运作。此处的金融相关者包括了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1］国家评分与公司评分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但不能互相决定，所以两项评分可以分开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
2.2 戴米诺公司治理评级(Corporate Governance Rating, CGR)
戴米诺公司从1999年开始将其建立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对欧洲的上市公司进行治理评价。该体系是从股东权利与义务、接管防御范围、公司治理披露以及董事会结构与功能三个维度衡量公司治理的状况。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对一股一票一息原则、选举权限制、选举问题、股东提议和选举程序等方面的标准；接管防御策略的范围，调查被董事会任意用来保护公司被敌意接管和剥夺股东权利的反接管计划；关于公司治理的披露，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非财务方面的定性定量的评估,分析公司的透明度；董事会结构及作用，调查所有与董事会治理有关的问题。
2.3 里昂證券评价系统(CLSA)
里昂证券（亚洲）在2001年对25个新兴市场国家的495家公司进行公司治理评价，主要内容以纪律（management discipline）、透明度（transparency）、独立性（fairness）和社会责任的认知（social responsibility）等七项原则，判断公司治理的优劣。评价指标包括57个，比如公司透明度、对小股东的保护、核心业务是否突出、债务是否得到控制、对股东的现金回报等。里昂评价系统从公司透明度、管理层约束、董事会的独立性与问责性、小股东保护、核心业务、债务控制、股东现金回报以及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八个方面评价公司治理的状况,评价结果给予0-100的评分，评分越高说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它注重公司透明度、董事会的独立性以及对小股东的保护,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
3 国际主要治理评价体系的比较
一个科学的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应该能够对各个国家的治理状况进行评级(Mallin,2000)。在上述的治理评价体系中,只有戴米诺、标准普尔和CLSA是面向多个国家而制定的。在有些评价中使用的标准都很相似,戴米诺评价服务包括一个由法律分析和特定国家范围内的公司治理实务组成的国家分析报告；标准普尔提供了关于法律、监管、信息披露和市场基础4个方面有效程度的评估；CLSA主要利用与管制和制度环境有关的宏观公司治理决定因素来对各个市场进行评级。各评价体系的具体评价内容见表1。
比较各个治理评价体系具体使用标准有以下4个特点:(1)各评价体系均是由一系列详细指标组成,且均包括三个因素:股东权利、董事会结构及信息披露水平对单个国家进行评价的体系则存在较大的差异。(2)在所有的评价体系中,评分方法基本是相同的。总体而言,较低的得分意味着较差的治理水平,较高的得分意味着较高的治理状况；绝大多数评价体系都使用权重评价方法,根据治理各要素重要程度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4)获取所需评价信息的方法是一致的,均来自公开可获得的信息,其他信息是通过与公司关键员工的访谈而获得的。［5］
4 小结
综上所述，从各上市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实施看，主要是由商业机构来操作，其优点是，市场竞争和信誉机制会促进评级质量的提高和客观。标准普尔、戴米诺、里昂等都是由商业机构来操作的，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上市公司治理评价实际上是一项盈利性业务。而由非盈利机构来操作的优点是，在某些国家在竞争和信誉机制未臻良好的环境下由非盈利性机构操作可以提高可信度和客观性，及避免商业机构为盈利损害评级公正性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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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亚静.国内外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6(3):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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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治理 篇11
(一) 国际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1998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 规定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一般于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但是当支出很可能增加无形资产未来经济收益并且支出可以有效计量和分摊时, 则应该资本化。1997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常设解释委员会 (SIC) 解释公告第6号———修改现用软件的费用》中规定, 修改现用软件系统的后续费用应在其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当这些费用很可能产生大于原经济绩效的未来收益并且这项收益能够合理分摊到资产中时, 则进行资本化处理。
(二) 美国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FASB在公认会计原则中对无形资产后续支出的规定如下:企业购入的无形资产如果发生后续的开发、修复等费用, 应当在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但当满足下述三个条件时则资本化处理: (1) 归属性, 费用是用于无形资产的; (2) 期限性, 无形资产应当有确定的使用期限; (3) 独立性, 无形资产不是企业固有的, 不是企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 英国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英国关于无形资产的规定主要源于SSAP13和FRS10两份文件, SSAP13规范了研究与开发费用, FRS10规范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原则。英国乃至欧盟各国对无形资产后续支出的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相似。即: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应当于发生当期费用化, 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 应当进行资本化处理。
(四) 我国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我国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后续支出的处理重视不足。2000年12月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对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未做规定, 之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中规定企业无形资产在确认以后发生的所有支出均费用化处理。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没有做其他修订。
综上所述, 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与英国会计准则关于无形资产后续支出的规定相似。即:一般情况下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在发生当期进行费用化处理, 当存在特定情况时, 则进行资本化处理。这与我国全部费用化的规定不同, 我国无形资产后续支出相关规定与各个国家相悖, 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二、我国无形资产后续支出规定具体分析
(一) 我国相关规定的合理性分析
我国无形资产后续支出在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有其客观性。首先, 核算简便, 无需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 降低了会计处理的不确定性。其次, 符合稳健性原则。无形资产所能带来的未来经济收益是不确定的, 对其进行资本化核算不利于真实反应企业的经营情况。但是, 费用化处理无形资产后续支出, 在一定条件下, 会出现诸多弊端, 例如违背配比性原则。企业在确认收入、费用、利润时, 必须符合配比性原则。遵循配比性原则才可能使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二) 我国相关规定的背景原因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铁路、公路、石油、矿藏等关乎国家命脉的事业归国家所有。铁路、公路等特许经营权转让给企业、私人的情况较少。所以, 为了简化会计规定,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全部费用化处理。我国无形资产的种类较少, 企业对无形资产关注普遍较低, 发生后续支出资本化的情况较少, 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无形资产占资产负债表比重较低。
无形资产后续支出若允许在特定情况下资本化处理, 会增加管理层为了特殊目的进行利润操控的动机, 管理层通过将企业内部其他费用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 减少费用, 同时增加资产。特别是在存在完全不合理的费用支出或发生巨大的经营损失时, 管理层的造假动机可能更加强烈。这样必然不利于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甚至会损害整个行业的利益。当前我国法律规范尚不全面, 且大都停留在行政或民事处罚层面, 刑事处罚非常少。所以一旦允许无形资产后续支出资本化处理, 可能会大幅度增加我国企业虚增资产、会计造假的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 无形资产后续支出费用化处理原则符合我国当前的总体情况。我国之所以费用化处理, 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防止企业出现虚增资产, 进而由虚增资产导致的会计造假情况。美、英等发达国家允许无形资产在一定条件下资本化处理, 重要原因是有一套规避会计造假的体制。由于美国在规避会计造假的历程上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本文以美国规避虚增资产、会计造假的道路为主要研究对象, 探究我国的体制建设之路。
三、美国对虚增资产会计造假的规避
(一) 20世纪30年代前的早期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美国的会计理论从会计实务中逐步演进而来, 这一时期会计工作关注对会计实务的精确记录和数字化处理。会计准则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社会秩序相对稳定,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企业发生虚增资产, 会计造假的行为较少。这一时期对企业虚增资产、会计造假有相关准则和制度的规定很少。
(二) 经济危机后的新发展
1929-1933年, 美国出现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让人们认识到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的重要性。1933年和1934年, 美国相继颁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 规定公司必须进行信息披露, 并促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从这个时期开始, 美国在规避会计造假的道路上展开了时至今日探索。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 美国会计准则被视为全世界最完美的会计准则。2001年安然事件出现, 安然公司虚增资产, 虚报利润的丑闻拷问着美国的会计准则。2002年后, 美国又相继出现了施乐公司虚增资产虚报利润多达20亿美元, 世通公司虚增利润, 默克制药公司虚增资产虚报利润等一系列会计造假事件。这些会计造假事件重创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会计准则和经济法律体系。民众对于制度法案规范的完整性要求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
经济危机暴露出美国三大制度缺陷: (1) 会计准则未与时俱进。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 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 企业交易也日益复杂, 要求会计准则及法规必须推陈出新。安然事件中, 安然公司利用“特殊目的实体”这一人们都不熟悉的复杂金融工具, 将其排除在合并报表编制范围之外, 从而高估利润, 进行会计造假。 (2) 公司内部治理缺陷。公司内部治理是规范企业行为的重要一环, 也是审计工作的重要依据, 公司为了虚增资产, 进而虚报利润, 公司的内部治理往往非常混乱。安然事件中, 公司董事会由17人构成, 其中15人为独立董事, 但是该公司的7名审计人员全出自这15位独立董事, 导致公司内部监督职能完全丧失。世通会计造假案件中, 独立董事并未兼任所有审计委员, 仍然在拥有4名审计委员的审计委员会的5次会议中没有发现公司的造假行为。 (3) 法律法规严重不足, 管理机构缺失。同时, 审计政策不合理, 相关盘查只停留在账面, 必然导致难以防范企业的造假行为。针对这些制度缺陷, 美国适时制定了萨班斯?奥克斯法案。这是对当代企业会计制度具有特殊意义的法案。该法案明确要求监督会计职业和公司行为, 规范了管理层责任, 尤其是股东的受托责任, 并加大刑事惩罚力度。同时, 为公众公司的外部审计师创建了一个广泛的监督体系。并将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作为审计师关注的具体内容。
(三) 规范的会计准则制定步骤逐步形成
美国采用“充分程序”的会计准则制定步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美国就开始从实务中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方法。直到今日, 美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体准则制定步骤。由表1可以看到, 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步骤比较完善全面, 它多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准则制定信息, 并举行听证会, 能够充分保证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均衡, 便于准则制定的完整性, 有利于防止会计造假行为。
综上所述, 美国应对虚增资产, 防止会计造假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逐步完善起来的制度保障, 美国乃至英国各国的虚增资产, 会计造假丑闻明显下降。我国要做到与国际规定的一致性不能一蹴而就, 首先应为此做好制度保障。
四、我国对虚增资产的相关治理措施
(一) 加强无形资产后续支出资本化确认范围的控制
就目前情况来看, 我国会计准则的实施情况、法律法规的规范程度、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状况以及会计职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都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尚不能保证无形资产后续支出资本化的范围能做到清晰界定, 所以必要时应当借鉴国际应用实例, 准确规定资本化确认范围。
(二) 做好修改后会计准则实施的相关配套工作
(1) 建设运用新会计准则的内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指的是内部治理环境, 内部控制则是内部治理环境的关键因素。企业内控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当前我国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形同虚设, 董事会成员兼任监事会成员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是保证准则正确实施的关键因素。外部环境包括外部法律环境、证券市场环境和审计环境等。法律是约束企业行为的强有力保证。因此, 应当加强法律惩治力度, 特别是刑事惩罚力度。我国证券市场相比纽约证券市场尚不规范, 证券市场较小, 证券交易品种单一, 市场融资实力弱小, 证券市场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底。这使企业造假行为常常难被发现。审计环境是必须严格实施控制的重要外部因素, 相对于国外, 我国的审计指标是否过于宽松, 相关审计法规是否健全, 仍值得研究。 (2) 完善财政、审计、税务的监督职能。会计从业人员应用会计准则指导工作, 会计准则规范与否, 关系着企业是否有可能利用其进行利润操纵。具体完善的会计准则, 还应当加大财政、审计、税务的监督职能, 从而尽可能地杜绝企业的造假行为。 (3) 加强《会计法》执法力度。《会计法》是我国规范会计经济行为的最高法律制度, 也是制定其他会计法规的根据。应当充分利用《会计法》对经济制度的监督能力, 约束企业行为, 治理企业造假乱象。一旦发现企业特别是企业管理层或大股东有违法行为, 应当进行坚决的惩治。首先, 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其次, 还要追究会计事务所的问题。最后, 对企业出现会计造假问题进行法律追踪, 为会计准则的修改提供参考。
(三) 完善准则制定步骤
通过中美会计准则制定步骤的对比可以看到, 我国的准则制定步骤比较简单, 向公众公开信息的程度不够。准则的制定多是国家机构和特殊专家的事情, 利益相关者缺乏合适的渠道参加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不利于我国广泛的吸收各个部门行业的精确信息。目前, 我国会计准则尚不完善, 还未形成充分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 也没有类似国外完整的会计准则概念框架。所以, 要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 还必须完善我国的准则制定步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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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常设解释委员会 (SIC) 解释公告第6号——修改现用软件的费用》,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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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葛家澍:《财务会计理论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吴联生:《当代会计前沿问题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马德林、朱元午:《无形资产会计研究中的问题与改进》, 《会计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