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命运飘渺（精选3篇）
工业经济命运飘渺 篇1
摘要：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不容忽视。影响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中非贸易不平衡、商品结构过于单一、国际市场上竞争等。中非政治、法律与价值观存在差异性, 西方大国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进行限制排挤、捏造“中国威胁论”、谋取能源和政治利益等分化干扰中非经济合作顺利发展。
关键词：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制约因素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中非关系的高度概括。在当前中非众多合作领域中, 经济合作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中国是非洲大陆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但近几年, 中非双方贸易额同比增长速度开始下降, 2015年, 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充分说明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不容忽视。
一、中非政治、法律与价值观存在差异性
从公元15世纪初, 欧洲殖民者开始进入非洲, 到1990年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独立, 欧洲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长达四百多年。西方文明在非洲已根深蒂固, 而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和非洲国家在政治、法律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正是中西方文明迥异的现实表现。另外, 非洲共有54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 国与国之间在政治、法律和价值观方面也存在着不同。中非之间的这种差异使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合作荆棘丛生。
中非政治、法律方面的差异引起中国企业和非洲雇员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加大了在非中国企业的经营难度, 削弱了中国企业在非投资的积极性。非洲大多数国家沿袭欧洲政党体制实行多党制, 法律制度也参照欧洲, 尤其是精细、严格的劳动法。在非的中国企业在不精通、不擅于套用该劳动法的前提下进行经营管理, 很容易引发纠纷及诉讼。
其一, 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合作是始终建立在不干涉国家内政, 平等互助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合作。但有少数非洲非政府组织成员把中国对非洲苏丹的经济援助, 认定为对该国独裁与暴政的支持。
其二, 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是无私的, 是建立在促进中非合作, 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援助。但这种无私的援助被一些非洲非政府组织成员所扭曲, 他们强调, 这种无私的援助带有潜在的功利性, 将使非洲经济不得不依赖于中国, 大大削弱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
二、中非贸易不平衡, 贸易摩擦屡有发生
1. 中国贸易对象地域分布不均
中国对非贸易主要集中在资源较丰富的、经济基础较好的部分非洲国家, 中国与非洲前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总额就占中非贸易总额的80%左右。2014年, 中非第一大贸易国———南非, 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603亿美元, 仅仅一个国家的贸易额就占据中非贸易总额的27.2%。这种贸易对象的地域分布不均, 限制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的辐射范围, 造成非洲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盈余和赤字并存, 进而促使那些存在较大赤字的非洲国家产生抵触情绪, 极容易出现贸易冲突和摩擦。
2. 中非贸易的商品结构过于单一、产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中国对非洲出口的商品结构以制成品为主, 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制品、服装、五金产品等。而非洲部分国家经济基础较差、技术薄弱、制造业落后, 他们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不足。为了发展本国经济, 扶持本国民族企业发展, 规避国外产品对本国市场造成的威胁, 非洲部分国家采取了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政策和措施, 由此引发的中非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五花八门。
中国从非洲进口主要有原油、天然气、矿产品等原材料。首先, 对非洲出口国家来说, 这种过分依赖一种或几种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模式, 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2014年国际油价大跌给依赖石油贸易的安哥拉、刚果、加蓬、赤道几内亚等石油输出国的财政预算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其次, 非洲工业化发展同样需要巨大的原材料供应, 部分非洲国家在西方大国的影响下, 认为中国正在掠夺开发其自然资源, 破坏其生态环境, 影响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更加导致中非贸易摩擦屡见不鲜。
3. 在国际市场上中非产品存在竞争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与非洲存在着同类商品的竞争, 主要是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 劳动力比较充裕, 中国和非洲的产业结构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 但中国领先一步, 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显然削弱了非洲的出口能力, 间接损害了非洲的相关民族产业, 也影响了国际对非洲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近年来, 中国多次遭受来自非洲国家的反倾销和贸易保护。
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的贸易摩擦牵涉的经济集团较少、金额不多, 但案件发生频次较高, 且涉及领域不断扩大, 值得中非双方共同重视。
三、非洲政局动荡, 多国政局不稳
非洲大陆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政局相对动荡的地区。虽然, 当前非洲政经形势大格局趋于稳定, 但局部动荡, 内战频繁发生, 形势不容乐观。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更成为非洲形势发生恶化的分水岭。非洲民众反政府示威游行多地爆发, 突尼斯全球通缉流亡总统, 埃及试图轰总统下台。还有非洲部分国家发生内乱, 科特迪瓦兵变, 形成“一国两主”的政治僵局;苏丹结束公投, 南北分裂;更值得一提的是利比亚的内战, 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英法美多国都对其展开了军事行动。
非洲政局动荡, 究其根本, 有四大原因:第一, 国家内部强势人物长期统治媒体、军队等, 导致政治体制僵化, 改革严重滞后, 腐败盛行, 民怨载道。第二, 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经济不振, 高失业率、高物价、贫富差距巨大、激化了人民内部矛盾。第三, 西方殖民统治时期遗留的民族、宗教矛盾根深蒂固, 短时间无法弱化。第四, 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扰不断。
非洲局部动荡多发对迅猛发展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非洲政局和社会动荡, 导致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风险加大, 很可能蒙受巨额财产损失, 更对中国政府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经济政策构成挑战。
四、西方大国对中非经济合作的分化干扰
长期以来, 西方国家一直强加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理念给非洲, 面对中国影响力在非洲的快速上升, 他们的应激反应也日益强烈, 纷纷依托各自传统优势对非采取措施, 以影响、分化、甚至干扰卓有成效的中非合作。
首先, 西方发达国家加大了对非洲的投资力度, 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进行限制排挤。近年来, 利用在非洲成立的许多援非组织, 通过投资、援助等手段加强了对非洲的控制, 挤占中国在非洲的市场, 致使中非贸易额增长速度减缓,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合作受到影响。如:在2016年的第六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上, 日本承诺将在两年内向非洲各国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目的昭然若揭。
第二, 西方发达国家还在意识形态上, 捏造“中国威胁论”, 破坏中非经贸关系。西方发达国家找出种种借口指责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宣扬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合作是中国将非洲纳为“新经济殖民地”, 使非洲当局产生了对中国的戒备心理。并且西方国家对非洲长期的殖民统治, 使其在非洲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占有优势和话语主导权, 较低的文化程度让大多数的非洲民众人云亦云, 进而导致中非不断发生经济摩擦, 给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困难。
第三, 西方大国在非洲大陆燃起谋取能源和政治利益的竞争使得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合作, 更加复杂多变。美国为了掌控非洲, 为其在非洲获取更多的石油能源和其他众多战略物资, 除频繁访问非洲外, 还一直以合作反恐为借口, 在非洲扩展政治军事影响力, 从而加大对非洲石油产地和战略要地的控制力度。除美国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外, 美军在非洲还有大约60个小型基地, 包括军营、哨站、港口设施、补给站等, 遍布非洲34个国家。
与此同时, 英国和法国也正在依托传统势力, 利用其在非的前殖民宗主国的影响, 拓展在非洲的石油利益。2013年英法两国先后与来自53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举行安全峰会, 以此巩固他们在非洲外交战略中的优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刘鸿武, 卢凌宇.“中国梦”与“非洲梦”: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J].西亚非洲, 2013 (6) .
[2]张颢瀚.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非资源开发利用合作[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6 (3) .
[3]张宏明.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 (2015~2016)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工业经济命运飘渺 篇2
第一个奥地利人1889年出生在奥地利茵河附近一个叫Braunau的一个小镇,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在一战德国战败之后, 以法国, 英国为首的战胜国向德国索要巨额的战败赔偿。德国当时内忧外患, 年轻的魏玛共和国刚刚成立, 社会动荡不安, 经济凋敝, 财政基本到了崩溃的边缘, 出现了非常惊人的通货膨胀。法国因为德国迟延赔款, 派出军队占领了德国工业的中心莱茵-鲁尔区, 国内以希特勒为首的右翼势力利用当时人民的心理, 迅速崛起。同一时期的民主派人士古斯塔夫·史特雷斯曼当选魏玛共和国的总理, 他意识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 迅速扑灭种种极右翼、极左翼的骚乱, 引入新货币, 止住了通货膨胀, 稳定了经济形势, 与法国等战胜国外交上斡旋, 使法国从莱茵-鲁尔撤军, 稳定了外交局面, 形势迅速好转, 于是产生了德国历史上黄金的20年代。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古斯塔夫·史特雷斯曼1929年10月3日51岁早逝, 3个礼拜之后1929年10月29日美国华尔街的黑色星期五, 德国经济因为美国企业投资刚见起色, 立即又被拉入到20世纪最大的经济衰退。很多美国企业撤回资金, 上千家德国企业倒闭, 统计显示1929年冬天的时候德国失业人口达300万, 1930年达500万, 1932年德国37%的选民选了希特勒领导的NSDAP (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 德国从此走上了极端主义的道路。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真正理解这个历史事件需要时间, 我们也将要在未来几年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
欧洲的危机是双重的, 也是最深不可测的, 首先是所谓的“欧猪五国PIGS” (指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 长期以来积累的主权债务危机。现在西班牙的长期国债的利率是34%, 也就是发行100块的国债, 承诺还134块钱, 别人还不买, 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因为国债的收益率越高, 说明别人对这个国家越没有信心, 这个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越高, 别人对你没有信心不买你的国债, 你就没有办法发新债还旧债, 国家就会出现债务违约甚至破产。这样的一个直接后果, 就是欧洲交互买卖投资国债的, 本来2008年来经营状况就不好的金融机构的倒闭, 产生连锁反应, 从而进一步影响实体经济。所以欧洲的经济危机是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业金融危机交互影响的双重危机, 不可测因素最多。同时欧盟内部货币统一了, 需要统一的货币政策, 这必须要通过财政统一体来支撑, 这个共同进退的财政统一体在短期内还不具备, 所以不能一致地行动, 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在准备修改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也就是修改欧盟的宪法。这是个欧盟国家的政治意愿与危机赛跑的过程, 很可能出现非常戏剧性的局面。
20世纪初的奥地利真是天才辈出, 第二个奥地利人1883年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小城, 此人天赋异秉, 23岁时拿到维也纳大学的法学博士, 然后在剑桥师从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大师马歇尔, 27岁的时候成为奥地利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29岁时发表《经济发展理论》, 这个人就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瑟夫·熊彼得。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所谓“创造性破坏”就是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发生后, 创新者拥有一个可以带来盈利的产品, 但是当这个产品或这类产品有利可图的时候, 它自然会吸引新的模仿者一拥而上, 然后该产品的利润就会下跌, 变得无利可图。创新者必须再次创新, 要不然就会被市场淘汰。通过这样一个创新和模仿的过程市场经济不断把老的、生产力低下的行业清除掉, 然后把资源调配到新的、更有生产力的行业。这个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的过程产生经济的“景气循环”。也就是所谓的Boom-Bust (泡沫的形成和爆炸的不断交替循环) 。熊彼得揭示这个资本主义运行的基本规律对后世影响巨大。
从这个角度看, 世界经济形势正处在深层次的变革之中, 中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讲, 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观察, 也就是2011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第一次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持平了, 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革, 所以这次经济危机肯定不是偶然的。
熊彼得讲的创造性的摧毁在美国上演得最典型。美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美国经历了一个去产业化的过程, 也就是产业空心化, 因为美国本土的工资福利不断上涨, 美国制造商逐渐把产业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 而资本大规模向金融领域转移, 制造业比重不断减少, 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实体经济的问题现在又凸显出来, 这次金融危机始于金融部门的危机, 然后波及实体经济, 现在实体经济方面的问题又回来影响金融部门和国家的财政部门。因为制造业的产能低, 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低, 但是失业率升高的同时, 社会福利的支出加大, 财政赤字进一步增加, 加剧美国本来已有的债务问题。所以美国的经济形势也是很严峻的。但是美国有所谓的铁三角, 第一科技创新能力还是世界第一, 第二美元是国际主导货币, 还不起债, 就可以使美元贬值, 降低他的实际购买力。第三军事实力世界第一, 最坏的结果还可以打。
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何以自处呢?美国方面短期不会复苏, 欧盟的危机有加剧的趋势, 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印证了这方面的担心, 2011年第三季度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0, 另外中国长期以来进出口都是顺差, 最新显示的数据是顺差的额度大幅减小。很明显在今后几年对外需方面不能做过多的指望, 而内需方面, 我们正在调控房地产, 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在下降 (高铁建设就是最好的例子) , 居民消费意愿的提高还有一个过程, 所以, 今后几年中国的整体经济肯定不会出现2005年-2007年那样的增长。中国经济现在最难的地方是, 同时需要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问题, 政府刚刚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也就是提高了货币总量, 这是在刺激经济增长, 保增长的同时必须继续调控房地产, 房地产的泡沫又不能太快地破裂, 需要慢慢地吸收, 这需要政府非常细腻的宏观调控技巧。从长远看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结构的改革, 努力发展服务业, 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 增强经济的活力。
第三个奥地利人也很传奇, 他和希特勒同年, 1889年出生, 甚至曾和希特勒是短暂的小学同学, 和哈耶克是远方亲戚, 他父亲是奥地利当时最富的几个人之一, 父母都是银行家, 大企业家族的, 小时候家里经常有勃拉姆斯、马勒等音乐家去做客。这个人就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后来师从罗素, 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几个哲学家之一。
维特根斯坦秉承自康德以来德国哲学家对物我关系加以区分的传统, 这一点区分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独立于意识的存在, 对意识有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康德哲学的传统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时, 认为人的理性是有界限的。正如休谟总结的: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认为人在认知客观世界时必然掺杂主观因素的观点, 被另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总结为认识的可错性并发展为批判理性主义的哲学流派, 更主要的是错误的认识可以影响到观察者所处的环境, 这就是所谓的反射性。这种反射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所谓的反射环: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 事件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 影响是连续的和循环的。
我们刚才讲到熊彼得的景气循环的过程, 反射性在这里有加速和放大的作用, 在景气的时候, 人们不断地被积极的经验证明自己的想法, 然后人们的想法继续放大发展趋势, 泡沫被越吹越大, 从而产生产能过剩, 然后突然间可能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 (比如雷曼兄弟的破产) 扭转人们的观念和信息, 然后影响到现实的趋势, 观念和趋势迅速不断交互加强放大产生恐慌, 出现泡沫的破灭, 这就是经济上的不景气。
现在我们又站在了经济危机的时刻, 大的经济危机将会带来社会的变革, 希特勒上台的故事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但是我们确实正身处一个动荡变革的年代。“欧猪五国”的政府都已经换届, 法德两国政府正准备推动建立欧洲统一的财政政策, 这需要修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欧洲的走向值得进一步关注,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也转型, 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 参加到与中国的地区势力影响争夺之中。整个国际政治局势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此背景之下, 中国自身面临着如何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问题, 同时还要应对国际上的一系列挑战, 2012年美国大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事件都可能成为重要的拐点。
此外我们更要关注刚才我讲的人类理性的局限性, 防止一些极端的有煽动性的思想的诱惑, 批判的审视各种思潮, 并且要利用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反射性的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信心在危机时代如此重要。
工业经济命运飘渺 篇3
一、近年关于小农命运的论争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继承与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小农理论, 强调改造小农经济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 并且于1953年~1978年进行了逐步改造小农经济的集体化实践。小农稳固论在当时自然遭到严厉批判。1978年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小农经济似乎普遍复兴, 农业生产重新焕发出生机。小农衰亡论暂时偃旗息鼓。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严峻, 学界开始对小农经济进行深层反思, 关于小农经济去留的争议再次兴起。两派各执一词针锋相对,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不同诠释。持小农衰亡论的学者很容易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找到支持己见的语句, 如小农“不是革命的, 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 他们甚至是反动的。”〔1〕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 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2〕他们坚称这些论述至今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小农暂时的生命力并未改变其最终衰亡的命运。如张新光指出, 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趋于衰亡”的科学论断没有过时, 所谓“小农经济富有生命力”的理论站不住脚。〔3〕罗正月承认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性决定了小农生产方式仍具存在合理性, 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论断的科学性。〔4〕王道勇进一步指出, 小农一定时期内仍具存在合理性并不能驳倒经典作家的论断, 而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小农制走向衰亡的必然性和艰巨性。〔5〕
与此相反, 持小农稳固论的学者则批评对方片面甚至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如余桂芳认为一些学者带有先入之见, 对经典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存在极大的片面性和模仿性, 使研究带有注释性的特点。〔6〕董正华着力阐明马克思主要根据英国农业发展的材料而得出小农衰亡的结论, 并不具有普遍性, 即使英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判断。〔7〕李昱姣直言马克思主义经典小农理论也存在局限:一是忽略了小农的理性成分, 误把影响农民行为效果的外生变量内生化, 二是把小农内容单一化, 忽略了小农生产组织形式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8〕人们长期只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部分言论, 而未完整掌握其小农理论, 误以为他们是绝对否定小农经济的, 导致国际共运中农业集体化的错误。〔9〕
二是对统计数据的不同解读。两派学者都引用了不少数据, 以印证自己的观点。如张新光罗列了发达国家农场数量减少、农场平均经营规模扩大、农场平均产值增加的数据, 以证明小农衰亡的趋势。1935年~2005年, 美国农场总数由峰值681.4万个, 降至不足200万个, 农场平均经营规模由191英亩升至435英亩, 农场平均固定资产值由10多美元增至60多万美元。他还比较了大小农场的产值, 以凸显小农的竞争乏力:小型农场 (年产值10万美元以下) 虽然在数量上占85%, 但农业产值却只占11.4%;大型农场 (年产值超过50万美元) 尽管数量只占3.3%, 农业产值占比却高达61.9%。1963年~2000年, 日本农户数量从575万户减至312万户, 农业从业人员从76.6%降至2.2%。与人均占有耕地下降 (从0.0633公顷降至0.0374公顷) 相反, 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却持续上升 (从0.2060公顷升至1.0870公顷) 。
与之相对, 丁长发引用了世界银行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的论述, 包括中国、印度与印尼发展大农场的教训, 前苏联农地国有集体大规模经营与拉美资本主义雇佣大农场的低效, 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等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成就。他还列举了一些具体数字来证明小农经济的稳固:二战后日本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99%, 农民数量减少是由于小农户出租土地成为地主, 大农户则租入土地成了佃农。1974年~2007年, 美国经营规模少于50英亩的小农场由507797家增至853132家。2008年, 美国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98%, 销售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小农场占比高达91.4%, 大农场38%的耕种地是租借来的。〔10〕
三是对小农经济的不同评价。持小农衰亡论的学者强调小农经济的落后性, 认为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如杨思远认为小农经济是集体制农业衰败的产物, 只能导致中国经济的古代化, 而不能导致中国经济的现代化。〔11〕赵磊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只是证明了小农经济的合理性, 并未证明小农经济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应不应当消灭小农经济, 而是应当怎样消灭小农经济。〔12〕曾芬钰承认传统农民个体经济具有顽强性与适应性, 但这并非建立在社会分工、科学进步、管理改善、效率提高的基础上, 而是借助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节制生活费用来实现的, 其局限性决定了过渡性的历史地位。〔13〕白文周批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 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14〕钱津断言长期存在的小农生产结构必然成为历史的陈迹,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废除小农经济。〔15〕
持小农稳固论的学者则强调小农经济是符合农业生产规律与中国国情的经营方式。董正华指出, 由于农户家庭经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向农业扩张受农作物特点的阻碍、人多地少的现状使得众多地区家庭农场盛行且平均规模难以扩大等原因, 当代家庭农业经营将长期延续, 农民生产方式在新社会形态下显示出顽强生命力。张树焕等认为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农业生产独特的时空特点、自耕农生产较低的监督成本、家庭农场某种程度上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 导致自耕农在当今世界依然兴盛。〔16〕何顺果阐述了小农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 几乎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 并成为不同社会形态赖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17〕向国成等以超边际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工具, 论证“小而有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进小农经济效率的正确选择。〔18〕潘璐则提醒中国农业现代化无法遵循西方经典理论预设的模式, 小农农作将成为中国多元农作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
二、争论背后共同的认识误区
令人困惑的是, 两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自居, 都抨击对方误解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都引用了比较可信的数据, 都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 但在关于小农命运的观点上却截然对立。
仔细辨析以上的论争, 不难发现, 两派“同途殊归”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小农经济存在共同的认识误区, 即都将小农经济认定为“小”规模的经营形式, 与大规模经营乃至社会化生产相对立。有所区别的是, 持小农衰亡论的学者坚持小农经济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界定的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小生产方式, “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 “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 应用科学……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持小农稳固论的学者则把小农经济视为“小”型农户家庭经营, 即以个体家庭经营为模式的“小”规模农民经济, 或者称小规模家庭农场。
厘清了相关概念, 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两派的论争了: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境中的“小农” (即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方式) 的确正在甚至已经消亡, 这为小农衰亡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证明;但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不仅没有消亡, 而且不时显现出活力, 尤其随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改造小农经济相继遇挫,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经营展现出蓬勃生机, 则为小农稳固论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生动案例。
再来看两派引用的数据, 张新光认为发达国家农场数量减少、农场平均经营规模扩大、农场平均产值增加的数据足以反映小农衰亡的趋势;丁长发则试图利用小规模农场占绝对多数的数据来佐证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其实两派的论证都存在漏洞:张新光无法否认小规模农场在数量上依然占多数的事实, 丁长发则无法解释小规模农场虽然数量众多但在产量上并不占优势的尴尬。另外, 他俩虽然都对小规模农场进行了“量”上的界定 (如张新光界定为年产值低于10万美元的农场, 丁长发则界定为经营规模小于50英亩或销售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农场) , 但缺乏众所认同的统一标准, 也几乎未考虑这些“小”规模农场本身也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因素。其实双方列举的数据恰好都可得出小农不断发展的相同结论:张新光引用的数据反映了小农 (家庭农场) 平均实力日益壮大的事实;丁长发引用的数据部分解释了小农不断壮大的途径, 即“小地主、大佃农” (农户经营者租借别人的土地) 的模式。
最后, 持小农衰亡论的学者认识到农业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 持小农稳固论的学者则意识到农户经济是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经营方式。双方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共同目标, 却分别开出了消灭或保存小农的不同药方。双方观点貌似尖锐对立, 但由于都深陷视小农经济为“小”规模农业经营形式的误区, 所以两派真正的分歧在于是小生产还是社会化大生产才是农业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前者认为社会化大生产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所以农户经营这种小生产定将被淘汰;后者则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不适合农业发展的特点, 所以农户经营这种小生产必将长期存在下去。这就导致当前论争的焦点转向是废除还是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或者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权宜之计还是长久之策。时至今日, 由于学界不少人认定小农经济阻碍规模化经营, 导致质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声音不绝于耳。如吴伟荣指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土地零散化、块状化、分散化, 与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内在矛盾;〔20〕贾迎亚等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缺乏规模化、组织化和信息化, 既无法抵御自然风险, 也无力面对市场风险, 严重阻碍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21〕有人甚至断言:只有“消灭小农经济”, 才能解决“三农问题”;〔22〕“不走资本大农业的道路, 不消灭农民, 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23〕所有这些, 都说明学界对小农经济的偏见可谓根深蒂固挥之难去。
三、小农经济、规模经营与农业现代化
小农经济实际上就是以家庭经营为模式的农民经济, 如果称之为“农户经济”似乎更为确切, 也可剥离长期依附在“小农”语境上的意识形态污名。考虑到学界对“小农经济”的称呼已经约定俗成难以变更, 那么当务之急应该摆脱静止、僵化的思维模式, 而以动态、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小农经济。〔24〕只有如此, 我们方能摆脱对小农经济的陈年偏见, 认识到小农既不会衰亡, 也不是稳固不变的, 而是具有自发激励与顽强适应的功能, 能够实现多样发展与多元转化, 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
一方面, 小农经济与规模经营并不矛盾。学界有必要祛除农业经营规模上褒“大”贬“小”的思维惯性, 正确认识“小”农户与“大”规模经营之间的关系。首先, “小”与“大”是辩证统一的。“小”与“大”无法割裂, 也不能孤立存在, 而是共存于矛盾的统一体中, 既共存共生, 又相互竞争, 进而推动生产的滚动式发展。其次, “小”与“大”是相对而言的。何谓“小”?什么样的规模才称得上“大”?可以说都是相对的, 是因时、因地、因事而调整的。例如, 同样规模的农场, 在现代也许只能算作小农场, 但在古代可能就被视为大田庄了;占有同样大小的土地, 在近代华北地区可能只算是自耕农, 但在江南一带就可能被当作大地主了;今天美国一些中等家庭农场, 其经营规模可能令一些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农场都望尘莫及。再次, “小”与“大”是可以转化的。通过市场竞争, “小”可以不断发展成“大”, “大”也可能逐渐沦为“小”。最后, “小”与“大”无所谓落后与先进之分。农业经营规模当然并非越“小”越好, 但也绝非越“大”越好, 农业中规模经营并不一定就能产生规模效应。作为一种动态的、开放的、适应性较强的经营模式, 小农经济并非“小”生产, 也不局限于“小”规模家庭农场。农户能够根据自身生产要素与客观条件的变化, 选择可行的适度经营规模, 既可以是小规模的经营, 也可以是大规模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