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因素（精选12篇）
决策因素 篇1
经营决策在企业管理工作中占居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用公式表示则为:经营成果=经营决策的正确程度×管理效率。可见, 决策无误, 管理效率越高, 其经济效益越大。经营决策是经营管理的核心问题, 从事企业管理的每一个同志, 都应重视经营决策。
一、影响决策的因素
要做到决策正确, 必须分析影响决策的因素。
1. 经济信息掌握的程度
这是决策的基础。决策的提出是根据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供的经济信息, 而新的经营决策也自然依照新的经济信息而确定, 只有掌握了充分的、及时的、准确的、适用的、经济的信息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2. 经营目标确定的准确程度
经营目标就是生产任务的具体化。确定的生产任务是否确实可行, 符合客观实际, 这是经营决策过程中的中心问题。
3. 决策者的水平
这是决策成功与否的关键。衡量决策者水平的高低, 主要看经验是否丰富, 情绪是否稳定, 感觉是否灵敏, 思考是否全面, 分析是否客观, 作风是否民主, 是否敢冒风险, 知错能否改正等。具备上述条件的决策者做出的决策方案, 方能符合时效性、灵活性和民主性的要求, 最终形成的决策方案才能具备生产上的可行性、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的特征。现代企业决策对决策者的水平、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必须具备现代化的管理能力, 这就是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而且要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管理工具的使用能力。
(2) 必须树立现代化的管理观念, 就是效益观念、系统观念、时间观念、发展观念、市场观念、用户观念、信息观念和风险观念。
(3) 必须掌握现代化的管理方法, 也就是会用定量和优化分析的技术, 系统分析的方法和定性分析的技能。
4. 外界因素的影响
外界因素虽与决策者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却影响到决策者决策水平的高低。如企业的管理组织水平、业务技术人员的素质、物质资源丰欠等。决策时必须掌握这些因素, 并对此有科学的分析评价, 方能做出符合客观现实的决策。
二、决策时的要求
1. 科学的严肃性
要科学决策、严肃认真地决策, 绝不能随心所欲地决策。
2. 计算的精确性
在决策的过程中, 对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定量分析, 精确计算, 使需要与可能、生产与计划、投入与产出以及经济效益等, 都符合经济原则的要求。
3. 人员的知识化
决策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如决策的程序、决策的方法、影响决策的因素等方面的知识。
4. 决策的程序化
即要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 一般要经过:发现问题组织调查研究---确定决策目标---拟定多种可行性方案---评价与选优---决策方案的实施与反馈等五个步骤。
决策因素 篇2
关键词：决策层;现金流;证券投资;财务指标;行业分析
一个企业要利用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应当考虑到影响证券市场变动的多种因素，如：国际形势、宏观政策、行业景气度、通胀情况、货币供给量、利(汇)率的变动、拟投资企业的经营情况等等，本文将从3个方面对影响企业证券投资决策的因素进行探讨，希望能对企业的决策层起到一定的帮助。
一、经济景气变动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
这两种分析是证券投资的宏观性展望，是指从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进行观察，从而判断对证券投资的影响。主要有：
(一)经济形势的变化情况分析
能源与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是左右经济形势变化的重要原因，经济是否景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和原材料供求关系。例如1974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全世界进入不景气时期，各行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化纤业则首当其冲，成为石油危机的牺牲品。而的金融危机则极大的冲击了全球股市，导致指数大跌，投资证券的公司则受到重创。
一般来说经济景气若从繁荣转向萧条，则决策层应避免证券投资。我们的管理层在考虑证券投资时应该了解经济景气的变化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否则，错误的决策将可能导致公司的投资出现亏损。
1.国家经济政策的导向及GDP分析
(1)国家经济政策直接影响到证券市场的变化，例如204万亿投资计划的推出，使证券市场获得了新的生机，内需的拉动和基础建设的投资成为推动证券市场活跃的砝码。
(2)现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重点采用GDP和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增长快慢以及经济实力的强弱。我国GDP增长速度成功保8,使经济成功V形反转，证券市场则对此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反应，因此我们应关注GDP变动情况，做好判断，正确决策。
2.通货膨胀分析
通胀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有3方面：(1)通胀影响经济的发展，证券市场的波动正是经济状况的变化。(2)通胀使投资者产生保值心理，投资股市则推动股市上涨。(3)温和的通胀使物价上升缓慢，而生产和就业随通胀而增加，促使经济繁荣;而恶性通胀则使生产者投机活动增加，造成原料、成品的囤积，使之利润扩大，生产经营情况受到影响，当低价原料消耗殆尽，高价原料使生产者无法承受，利润降低，工厂经营情况每况愈下，投资者则不愿投资该上市公司，就会造成股价的下跌。
3.货币供给量对股价的影响
货币供给就是通货净额加上存款货币净额。对于证券市场来讲，货币供给量是影响市场的推手，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货币供给量持续增加则能引导金融业活跃。反之，紧缩银根则导致证券市场萎靡不振，影响到企业的证券投资收益。另外，货币供给额的增加则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原因。企业的证券投资应根据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而适时的调整策略。
二、证券市场的行业分析
总的来讲，我国乃至世界的行业类型大致可划分为周期型行业和防御型行业两种类型，行业的经济结构随该行业中企业的数量、产品的性质、价格的制定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分别从以下两个行业类型来加以简要判断。
(一)周期型行业
经济周期会直接影响到周期型行业的变化状态。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周期型的行业会因时而动，扩张运动会激烈进行;而当经济状况不佳时，这部分企业就会受到打击。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当经济状况向好时，对周期性行业的相关产品的需求量会大幅度增加。我们所说的消费行业、耐用品制造行业，就属于典型的周期性行业。
(二)防御型行业
这些行业运动形态的存在是因其行业产品的市场需求稳定，他们的产品是人类生产或生活不可或缺的，由于其产品需求的稳定性，经济周期的兴衰并不能对此行业的生产经营造成巨大影响。所以，企业利用其闲置资金对其投资便属于收入投资，而非资本利得投资。因此，我们的企业决策层在经济大环境欠佳时期对于防御型行业进行投资或许会对自己的企业资金保值甚至持续盈利有较好的帮助。我们所知晓的食品业和公用事业就属于防御型行业，因为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小，所以这些公司的收入相对稳定。
我们把企业的市场类型定位于纯粹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4种类型，越是竞争激烈行业，企业产品的定价权和利润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就越大，因此企业的风险就越大，而相对于投资的企业来讲，投资的利益就必定受制于该企业。
任何产业或行业通常都要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4个产业周期阶段。这就是所谓的产业周期中的生命周期过程和4个阶段，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行业，其所属股票价格通常也会呈现不同的特性，所以根据对某个行业内的企业的周期分析后就可以判断其属于哪个生命周期，从而分析股票的涨跌与未来价值，更准确的进行投机、投资。
三、企业经营和企业管理情况的分析
在综合考虑国家产业政策、经济形势、国内外市场变动影响等外部环境的因素，在确定要投资的所属行业后，在同一行业中，又会有很多的企业，如何选定目标企业，这对投资成败至关重要，这就要对比分析筛选出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资产营运能力、企业盈利能力、发展创新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基础管理能力、行业影响能力等经营管理的各种经营管理情况，进行投资分析评价后，做出最后的投资选择。
对企业的分析，过去可能更多的关注财务指标的分析，通过多年的参与内部审计、绩效评价工作、报表审计等审计实践发现，非财务指标因素对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就财务指标及非财务指标需重点关注的事项做以分析。
(一)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1.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越强，企业所发行的证券就越安全，盈利能力指标主要通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反映。
2.经营增长能力分析
经营增长能力反映企业的经营增长水平、资本增值状况及企业发展后劲。该指标主要分析企业的资产、销售、收益增长能力，通过销售增长率、销售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技术投入比率等指标反映。通常指标越高，反映企业发展前景越好，该企业的证券也就越具投资价值。
3.偿债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及资产偿还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的能力，关系到企业生存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影响证券投资的主要因素。一般情况下，该指标值越大，企业偿付借款利息的能力越强，财务风险越小。主要通过资产负债率、已获利息倍数、速动比率、带息负债比率、或有负债比率反映。
4.资产质量状况分析
企业资产质量状况反映企业所占用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资产管理水平与资产安全性。主要通过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现金回收率、不良资产比率等指标反映。一般情况下，该指标数值越高，说明企业资产周转速度越快，销售能力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高，该企业在证券投资所属行业中也越有竟争优势。
(二)非财务指标因素
除了上述财务指标分析，还需考虑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主要有战略管理及经营决策，风险评估及控制能力，基础管理及发展创新和行业影响及社会贡献等。这些非财务指标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这些也是企业所进行证券投资分析和决策不可或缺的因素，有时候这些因素可能成为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剧烈波动的导火索，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关注。
综上所述，企业决策层在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对证券市场投资时，企业的投资管理部门对拟投资企业的全面调查和研究，考虑到影响证券投资的各方面因素，投资前进行科学分析和论证，投资后的跟踪和监督管理，可以使企业在投资活动中有
效地防范、降低风险，保证企业投资收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卡尔・W・斯特恩。公司战略透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网络购物决策的影响因素调查 篇3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已经在大中城市得到普及，很多优秀的网络零售企业脱颖而出，如当当网、卓越网、京东商城以及红孩子商城等取得了不俗的业绩。网络购物和传统渠道购物存在很大差异，有许多消费者甚至对网络购物还存在莫名的恐惧。因此，如何让消费者作出网购决定非常必要。基于这一背景，我们于2009年10月在北京地区展开了一次问卷调查活动，研究了影响消费者网络购物决策的因素。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同时针对工作人群和学生人群，共收回501份有效问卷。
考虑到网络零售网站提供的他人评价、销量排序以及商品推荐这三种典型功能常常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本文主要从这三种典型因素对网购人群购物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进行对比分析。
网络购物决策影响因素统计分析
网络购物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方便、大量地查看商品信息。在查看商品的相关信息时，除了购物网站上本身所提供的产品信息，消费者往往会通过浏览他人对商品的评价、商品的销量排序以及购物网站上的商品推荐来获取购物信息，以便作出购物决策。研究发现，在这三种因素中，“总是或经常浏览他人评价”的人群比例要明显高于“总是或经常浏览销量排序以及商品推荐”的人群比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是浏览他人评价”的人群比例要高达37.8％，而“总是浏览销量排序和商品推荐”的人群比例则低于8％(如图1)。这表明，在购物网站所提供的这三类功能中，相对比销量排序和商品推荐，消费者更倾向于查看其他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体验和评论。
不仅如此，在网购消费者对他人评价、销量排序以及商品推荐的浏览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这三种因素对消费者的网络购物行为存在不同影响。在对消费者网络购物影响很大的因素中，选择“他人评价”这一因素的人群比例达37.1％，远远高于选择“销量排序和商品推荐”的人群比例，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3.3％以及4.4％(见图2)。相对于网络零售商自己推荐，或者商品的销量排序信息，网络购买者更看重曾经购买或使用过自己关注商品的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评价。网络购物者会对不同的购物网站以及不同的商品，通过他人评价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比较，并对其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这反映出消费者更相信其他消费者对商品的整体评价，这种由评价而产生的口碑效应在网络购物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网络零售商自己的推荐和产品的销量排序。
因此，无论对于网络购物平台，还是具体的品牌商家，如果想在网络上扩大销售份额，就要尤其关注口碑营销。在网络上，口碑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因为消费者获取评价信息的成本更低，并且更容易获得大量的评价信息。以京东商城所销售的漫步者(Edifier)R101T06多媒体音箱为例，截至2009年12月8日，评价数量已达2172条，其中好评2081条，中评87条，差评4条，其信息量之多、内容之具体为消费者制定购物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良好的口碑具有积极的营销传播效果，但同时，消极的评价也会产生更大的负面作用。口碑作用的两面性是网络零售商在促进消费者提供购物后评价时需要极其注意的方面。
性别与网络购物决策
在本文所研究的他人评价、销量排序以及商品推荐这三种影响网络购物决策的因素中，销量排序和商品推荐对不同性别的网购消费者的影响区别不大，但在对他人评价这一因素的浏览关注以及所受到的影响上，不同性别的网购消费者存在明显不同。在网购群体中，虽然选择从不、偶尔、有时和经常浏览他人评价的男性比例均略高于女性比例，但选择总是浏览他人评价的女性比例则高达44.4％，远远高于总是浏览他人评价的男性比例29.7％。这表明，相对于男性网购者，女性网络购物者更关注他人评价(如图3)。
与此同时，在进行网络购物时，购物决策受他人评价这一因素影响很大和完全受影响的女性比例，要高于同类下的男性人群比例(见表1)。可以看出在网购时，女性消费者对他人评价信息的浏览关注和受到的影响存在一致性，也就是说，较男性消费者而言，女性消费者不仅倾向于浏览他人对商品的评价，并且购物决策的作出受他人评价的影响也较大。
统计结果可以给网络零售商一个启示，即由于女性比较关注他人评价且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也较大，因此，相对综合类购物网站以及男性购物网站，专门针对女性消费者的购物网站，如美容美妆类网站，要更加重视评价功能，为消费者提供产品购买及使用后的评价功能以及评价的浏览功能，并尽可能地通过如积分奖励等各种激励方式促进消费者积极参与评价，更好地发挥口碑营销的作用。同时，由于积极的口碑来源于产品本身的质量较高、性能较好、价格合理等因素，所以，网络零售商的销售业务应该始终回归于商业的根本，即为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商品，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价值，提高顾客满意度。顾客只有在满意的基础上，才能给予网络零售商积极的评价，甚至自愿地为网络零售商做宣传。而这可以使更多的人通过他人评价的信息而更好地了解商品，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参与到网购中来，促进网络购物的繁荣和发展。
年龄与网络购物决策
年龄对他人评价的影响
由于网络购物在目前是一个比较时兴的购物方式，其群体主要是相对比较年轻的群体，因此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主要集中于35岁以下的人群，35岁以上的人群数量则偏少，在分析中，也主要集中于35岁以下的人群。在就年龄与他人评价的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完全受影响以及受影响很大的人群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增(见表2)。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网购消费者受到他人评价影响的程度在增加，这说明年长者在进行网络购物时更加重视他人意见，而年轻的网购消费者则更加独立，追求个性。
由于年长人群的消费更加理性，往往通过浏览他人对商品的评价和使用经验来决定该商品是否符合自己需求，从而决定是否购买。因此，网络零售商在利用他人评价进行营销传播时，需要对年长人群更加注意。同时，也需要注意减少消极的评价，可通过改进消费者所提出的问题及建议的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及服务质量，以形成“从良好的产品和服务，到良好的评价，到产生良好的销售业绩，再到不断生产良好的产品和服务”的良性循环。
年龄对销量排序的影响
在对网购网站所提供的销量排序这一因素的研究中发现，经常和总是浏览销售排序的人群比例之和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增(见表3)。消费者网络购物所形成的销量排序，体现的是人们对于被排序产品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被排序产品本身的
质量或性价比良好、网络零售商信誉有保证等信息。因而，经常和总是浏览销售排序的人群比例之和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增，反映出了年长者在网络购物时更注重参考网购消费者的普遍认同，购物选择相对更成熟，并且更加注重网络购物的安全可靠。
研究同时发现，不仅经常和总是浏览销量排序的人群比例之和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增，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者受产品销量排序影响很大和完全受影响的人群比例之和也呈现递增现象(见表4)。这说明，年长者不仅倾向于浏览网购网站上的产品销量排序，同时也更多地受到销量排序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出年长者在网络购物时较为理性和谨慎，购物选择相对更成熟，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由于网络购物不能使消费者直接接触产品，且目前网络上充斥众多假冒劣质商品，因此，相对于传统购物渠道，选择网络购物时消费者承受的风险相对较大，而销量排序的商品本身是性能质量的证明，因此，选择购买销量排序靠前的商品可以降低产品质量风险和虚假信息风险。此外，对于对某类商品或某种用途的商品的要求不是非常具体唯一的消费者而言，选择同类商品或同种用途商品中的销量排序靠前的商品，在满足了自身需求的同时，又节约了寻求合适商品的信息搜集成本。
学历与网络购物决策
在他人评价、销量排序以及商品推荐这三种影响网络购物决策的信息中，不同学历的人群受销量排序和商品推荐影响的区别不大，但在受他人评价的影响上存在明显不同。不同学历人群受他人评价影响很大和完全受影响的人群比例之和，随学历的提高呈现出递增现象。这说明，网购消费者的学历越高，则越愿意参考其他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和消费评价，也反映出了其在网络购物时更加理性(见表5)。
基于此，对网络零售商来说，其消费者群体学历水平越高，则越要注意树立产品的口碑。在网络购物平台上，要更加完善消费者消费体验和消费评价方面的功能。由于高学历人群青睐这种方式，因此，网络零售商不允许消费者评价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要提供质量和性能较好的产品，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交流产品消费体验和评价的渠道，吸引更多消费者购物。
对网商的建议
重视他人评价功能。基于前面的分析表明，网购消费者普遍注重对他人评价的浏览，并且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也较大，由评价而产生的口碑效应在网络购物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网络零售商自己的推荐和产品的销量排序。因此，对于网络零售商来说，要极其重视消费者的购物后评价。这在有利于网购消费者获取产品真实信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以及交易风险的同时，积极的顾客评价可以促进产品的销售，而即便是消极的信息，也有助于网络零售商改进自身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完善服务，促进销量的提升。
提供消费者参与评价的激励措施。由于购物后评价对于网络零售商自身具有重要意义，而就目前来讲，许多消费者在购物后并不是主动参与评价，即便是参与评价，往往评价内容一笔带过或是参考意义不大。因此，网络零售商要想积极发挥口碑营销的重要作用，就需要通过提供一定的激励措施促使网购消费者参与评价。使用积分奖励是目前比较典型的激励措施，如当当网等。此外，可设立会员消费者对自己购买过的商品的评论的打分机制，且每个会员消费者可对自己认为最符合真实产品情况的单个评论评分一次，如分值可为1分，而在一个阶段(如一个月)后对获得了一定评分者给予一定的小奖励。由于网络零售的顾客群体遍及范围较广，且奖励幅度较小，因此存在互相评分以获奖励的行为的可能性也较小。而最终评分最高者，则代表了广大网络消费者对该产品最切实的看法。这对网络零售商来讲，存在着挑战和风险，如果网络零售商提供的是物美价廉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则这种评分方式则有助于网络零售商提高产品销量。
有针对性地完善他人评价功能。之前的分析表明，女性网购消费者、35岁以下的人群中年龄较长者以及高学历群体，相对而言较为重视网购网站上的他人评价。因此，对于网络零售商来说，要重视这样一些群体，尤其是交叉群体或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方面的群体对他人评价的关注。在现实中，这些群体往往可能是社会的精英群体，具有很强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因此，对于以这些群体作为目标顾客的网络零售商来讲，要尤其重视鼓励顾客购物后参与评价。
有针对性地完善销量排序功能。销量排序提供给消费者的价值主要体现于：在销量排序中靠前的商品其本身已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普遍认可，是产品质量和网络零售商信誉的证明。网购消费者选择购买销量排序的商品，可以大大降低网络购物中产品质量存有问题的可能以及网络零售商信誉缺失的风险，同时可以节约寻求合适商品的信息搜集成本。考虑到网购消费者普遍比较重视销量排序，尤其是在35岁以下的人群中年龄较长者受到销量排序的影响更大，因此，网络零售商要重视提供销量排序的功能，尤其是对于目标顾客是针对受销量排序影响更大的35岁以下人群中的年龄较长者群体，要提供并尽可能完善的销量排序功能，以发挥其作用。
探析国家决策的影响因素 篇4
不管是在蛮荒的时代还是在自由民主的时代, 决策自古而有之, 决策在一个组织、一个国家都是处于最核心地位的, 谁掌握了决策权, 谁就掌握了最高权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精细化, 决策也从简单变成了复杂。决策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的决策指在几种方案中做出抉择;广义的决策还包括在做最后抉择之前必须进行的一切活动。 (1) 简单的说, 决策就是选择。决策权对于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是极其重要的, 拥有了决策权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组织或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一项决策的正确与否、有效与否, 就直接决定一个组织或国家下一步的做法或未来的走向, 甚至是命运的兴衰。
但由于不可测的环境、人物、事件等因素, 决定了决策的不可测性, 也决定了决策会出现偏差, 乃至是愚蠢和错误的。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 决策也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和集体化。一个组织, 尤其是国家的决策权除了掌握在领导层手里之外, 也慢慢地受到来自民间力量的影响。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国家的决策就常常受到民间智囊团、利益集团、新闻舆论等民间力量的影响, 甚至是左右。
二、国家决策的影响因素
一个国家决策不仅仅影响本国国内, 其影响往往是大范围, 乃至全球范围的。大国的决策又是受本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的, 这些因素主要指本国的领袖个人、社会舆论和利益集团。可以说, 国家的决策往往会受到领袖个人、社会舆论和利益集团所影响。
(一) 领袖个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
领袖是指身居国家权力的顶端, 并能够对历史进程发生一定影响的人物, 如鼎鼎大名的二战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一个国家的决策, 特别是重大的决策, 不管是一个小国还是大国, 都不能忽略领袖个人的作用。其实不管在何种政体下, 领袖个人对一个国家的决策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就算在美国这样三权分立的国家, 尽管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制衡, 但仍牢牢掌握着对外事务的核心大权。总而言之, 国家领袖通过对本国的决策的影响, 从而影响决定本国或是其他国家的间接命运。
(二) 社会舆论对国家决策的影响
社会舆论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对某一事件的态度的风向标, 基本上反映了国内政治的主流观点, 能对政府的决策起到一定的推进和制约作用。“一般认为, 政治过程较为封闭的国家, 其对外政策的形成主要受政府的特征与结构的影响, 其社会因素的影响较弱;在政治过程较为开放、民主的国家, 除了政府的特征与结构之外, 公众议论与社会变量则起到相当大的作用”。2001年9月11日, 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4架民航客机, 并对美国的几个标志性建筑发动恐怖袭击,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美国国内陷入一片悲伤中, 同时美国国内与世界的社会舆论都把矛头指向拉丹和恐怖组织, 布什总统于是就借着世界舆论的东风制定了反恐政策, 得到超过70%美国民众的支持, 成为权威总统。于是美国在一边倒的社会舆论下, 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 实行先发制人战略, 在全球范围内发动“反恐战争”。
(三) 利益集团对国家决策的影响
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中, 不断发展壮大的利益集团的影响无处不在, 甚至是在国家决策上。利益集团囊括了工商、劳工、医疗等领域。利益集团对国家决策, 特别是对国家对外策略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自身实力的大小和组织效能,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能否有对国家决策提供影响的途径。而其中最为典型的与军工生产销售密切相关的军事—工业复合体。而军工复合体往往都是靠销售军事武器获利来维持生存的, 战场正好就是销售武器的最佳场所。所以, 尽管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当今时代, 军事冲突或战争仍是这样的利益集团所乐见的。于是美国对外发动的, 不管是错误或正确的还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或军事打击, 都有军工复合体的影子。美国的利益集团, 特别是垄断财团对地方选举、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的赞助以及对社会舆论的引导等方面来对国家决策发挥重要的影响。从而使小国的命运与大国的利益集团紧紧相连。
总而言之, 国家决策受到许多方面不同程度的各种影响, 同时其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对于自身有时还会涉及他国。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人类智慧的不断开发, 国家与国家间的影响将会是越来越多元化, 也将趋于更合法化、隐蔽化、人道化和“民主化”, 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都是各国为实现本国利益从而制定更符合自身的国家决策。
参考文献
[1]李景治, 罗天虹.国际战略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12.
[2]金正昆.外交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8.
决策因素 篇5
Posted on 2013年09月3日 by admin in 咨询研究企业, 旅行预订, 消费者研究 with 1 Comment
社交媒体的出现以及消费者点评网站的普及改变了消费者预订酒店客房的方式。
OTA让消费者更轻松地比较酒店客房价格，并使他们重视信息透明度的价值，他们可以在购买阶段获取价格和用户点评信息，现在行业已经从价格透明度转型为另一种模式。
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上述情况给酒店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它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消费者如何利用他们在购买阶段所获得的所有价格和非价格信息来制定决策。了解最有影响力的信息将帮助酒店在面对竞争对手时进行更准确的定位，以提高收入和市场份额。
为了帮助酒店经营者理解消费者在预订酒店客房时如何权衡不同的因素，我们利用一种名为离散选择分析模型（DCA）的方法来设计了调查项目。
在此模型下，我们邀请消费者从一系列相似的产品或服务当中选择他们会购买的产品或服务，这些产品或服务具有不同的属性。通过追踪消费者的选择模式，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得出他们对每个属性所赋予的价值以及每个属性的等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特定的属性组合来判断消费者选择某家酒店的可能性。
调查目的
这是一个基于情景的调查报告，受访者通过在线招募，他们代表了美国消费者的典型样本。
我们为消费者设定了一个情景：他们即将在周末与好友去旅行，因此他们要预订一家位于市中心的四星级酒店。我们每次为受访者提供三个选择，他们需要从中进行挑选，这三个选择由等级不同的属性所组成。消费者进行了三次选择（每次可供选择的酒店有三家），然后我们会让受访者说出他们在制定决策时的想法。
图一表示的是调查报告中的属性以及属性等级。
之前我们所进行的调查项目清晰地反映出点评在消费者对酒店质量和价值的评估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消费者对点评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因此我们还调查了撰写点评的人关注的内容以及他们撰写点评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否会影响他们的选择。
图表一：调查报告中的属性以及属性等级
调查结果表明，点评的属性（好评或差评）对消费者的选择产生最大的影响，其次是价格、总体评分和酒店在TripAdvisor网站上的排名，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的选择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有趣的是，点评的内容和语言风格的影响力也并不大。
假设
我们假设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点评的属性（正面或负面）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它可能会弱化了点评内容或语言的所有影响。一旦消费者注意到点评是负面的，他们就会离开，而不关心点评实际上说了什么。
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比方说消费者对服务和酒店的硬件给予同等的重视，因此他们在评估酒店价值时并未对这两个因素进行明确的区分。
图表二则反映了每个属性的实用价值，相比数据本身，属性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相对于其它属性的价值实际上更有意义。
红色柱形条代表的是差评所产生的消极效应以及将价格从低水平提升至中等水平和从中等水平提升至高水平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蓝色柱形条表示的是增加评分和TripAdvisor排名所带来的正面效果以及知名品牌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我们在图表二中用星号标记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属性。
图表二
此图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差评的力量
从以下等式可以看出，每个属性的实用价值相加可以得出属性组合的实用总价值。
好评 + 195美元 + 高排名 + 4.8 + 知名品牌 = 1.95 好评 + 295美元 + 高排名 + 4.8 + 知名品牌 = 0.46 好评 + 195美元 + 高排名 + 2.8 + 知名品牌 = 1.45 差评 + 195美元 + 高排名 + 4.8 + 知名品牌 = 0.01
最佳的属性组合当然是好评、低价、高排名、高评分和知名品牌的组合（最高的实用总价值为1.95），每调整一个变量的等级都会对整体的属性实用价值产生影响。
将价格从最低调整为最高、将评分从高调整为低以及将点评的属性从好评调整为差评对整体的属性实用价值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同的。差评显然会使消费者将酒店从他们的备选列表当中排除，低价也无法弥补差评给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将评分和排名从低水平调整为中等水平VS.将评分和排名从中等水平调整为高水平
从图表二可以看出，针对总评分和TripAdvisor的排名，尽管这些属性的整体效果非常大，但只有在评分和排名从中等水平上升至高水平时，它们才会为消费者对酒店的实用价值感知产生强大的正面效应。
消费者并未认同从低水平到中等水平的评分变化所带来价值，这与康奈尔大学酒店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调查报告有着细微的差别，后者的结果表明，只要酒店的评分有所提高，就会对酒店的表现产生积极的影响。
实际上，只有当酒店的评分已经处在中等水平，且能上升至高水平时，它们的评分变化才会产生正面效应。此规律同样适用于酒店在TripAdvisor网站的排名。
消费者的反馈
我们还邀请消费者描述他们在选择酒店时的想法。
他们所提供的反馈进一步证实了调查报告的结论，并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消费者如何使用价格信息和非价格信息来做出价值判断。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点评的作用，这就再次强调了该属性在消费者决策中的重要性。其次就是价格，最后是酒店的整体评分。
少数受访者还提到了酒店的地理位置或设施、其在TripAdvisor网站的排名以及品牌知名度如何对其决策产生影响（见图表三）。
图表三
如果我们对数据进行更深入的挖掘，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对某些消费者而言，只有某个单一的信息渠道在他们做出选择时对其想法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然而对于其它消费者来说，不同的信息渠道组合所产生的影响最大。从图表四可以看出，37.4%的消费者只提到了点评。比方说某位受访者称：“在我决定入住某家酒店时，顾客点评对我的决策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另一位受访者则表示：“我选择了评价最高的客房，我通常都是这样做的。”
8.4%的受访者还提到了其它非价格信息，3.4%的受访者则提到了整体评分和点评。
一般情况下，受访者会描述他们在选择信息渠道时所作的权衡。他们表示：“顾客反馈的作用比消费者评分的影响力更大，因为评分并没有反映全部事实，它们也不像顾客反馈那么具体。”他们还提到：“对我而言，近期的差评比较高的顾客评分更能影响我的决策，因为前者反映出酒店目前的情况。”
约23%的受访者称其在作出决策时仅关注价格（即价格至上和以价格为导向），提到价格和其它属性的受访者占35%，其中提到价格和点评的受访者占19.3%，这部分受访者还经常提到他们在作出选择的过程中对这些属性进行了权衡（见图表四）。
某位受访者写道：“价格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但如果低房价所带来的是劣质的服务和其它糟糕的方面，那我往往宁愿选择更高价的酒店产品。如果在三个酒店选择当中的两家酒店提供洁净的环境和良好的服务，而且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色，那我通常会在这两家酒店当中选择价格较低的产品。”
图表四
关键结论
此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分析消费者在需要权衡不同的影响因素时如何使用价格信息和非价格信息来决定入住哪家酒店。
数量分析结果和定性分析结果都清晰地反映出以下结论，酒店经营者应该记住：
1.点评和价格是对消费者的决策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
消费者确实有留意酒店的整体评分、它们在TripAdvisor网站的排名及其品牌度，然而点评是对其选择产生最大影响的因素，其次是价格。
2.差评的影响力巨大
差评能使酒店从消费者的备选列表中消失，低价或高评分和排名将无法抵消差评的负面影响。专注于顾客评论这一信息渠道的消费者会以此作为酒店近期表现的指标，这意味着他们宁愿入住价格更高的酒店，也不会选择好评数较少的酒店。
3.消费者更希望少花钱
如果价格较低的酒店的评价较差，那么消费者将会选择价格较高的酒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倾向于少花钱。如果所有酒店的评价都比较好，那消费者将会选择价格最低的酒店。因此在进行定价时，酒店需要留意其在点评方面与竞争对手相比表现如何。
4.消费者仅关注评分和排名较高的酒店
只有在酒店的评分和排名比其它备选酒店的评分和排名高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影响。如果酒店的评分和排名在低水平和中等水平徘徊，那它们将不会对消费者的决策产生任何影响。
上述调查报告得出了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即酒店已经不能仅通过价格竞争来提升收入和市场份额。消费者显然正不断参考用户点评来制定酒店预订决策。
品牌营销及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因素 篇6
关键词：品牌品牌忠诚度消费决策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时代，品牌化也已经成为研究的主流话题。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品牌营销的几个概念和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
首先，品牌和品牌标识。品牌是可以作为公司资产的一系列联想。消费者可以通过识记商品的名称、符号、记号、或者三者的结合来辨认一个品牌。品牌形象，比如商标和商标个性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比如信任度、成熟度和可靠度。品牌标识代表公司，是建立品牌的驱动力。因此，学者们强调品牌标识应该是所有品牌建立过程的起点。有形标识对品牌标识非常重要。然而，品牌标识的无形部分比有形部分要大的多。其中，愿景和使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愿景代表品牌存在的原因，传达核心价值观。使命是品牌哲学中最重要的元素。品牌个性使品牌能够和有相同个性的消费者建立联系，这就是品牌-消费者关系的基石。
核心竞争力是强大的、有利的，独特的品牌特点和联想。他们源自品牌的愿景和价值。所以品牌标识包括品牌愿景、使命、价值、个性、核心竞争力、体验和联系。研究发现，影响品牌忠诚度的因素有：支付差价的意愿、感知质量和品牌意识。品牌忠诚度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对品牌的无条件承诺和紧密的关系，并且在正常条件下不受影响。我们可以总结出品牌意识、品牌忠诚度、品牌感知质量个品牌联想构成了品牌资产。品牌信任度是消费者对品牌未来的预测。当消费者对一个品牌有较高的信任度时，说明消费者对品牌的质量和服务是放心的。
其次，营销传播在建立品牌中的作用。最近营销传播在建立强大品牌中的作用已经被学者们所重视。结果显示传统的营销传播方式仍然处于主导位置。新的传播工具，尤其是移动广告还处于发展阶段。
品牌形象可以通过品牌传播比如包装、广告、促销、客户服务、口碑经营和品牌体验的其他方面来加强。所以营销传播被看作是品牌的声音。营销传播有助于建立品牌的观点在20世纪60被Joyce第一次提出。他提出广告通过aida模型来改变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传统上讲，品牌专家只有通过大众传媒才可以和外部股东交流，期间信息从公司流向市场。大部分注意力还是集中在电视广告。然而，随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营销成为新兴的趋势。
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因素有：本地偏见、源产地偏见等。消费者的决策风格可以分为三大类：心理记录方式，消费者血型方式和消费者特质方式。根据Lysonksiet.al（1996），消费者特质方式是这三大方法中占主导的、最具描述性的方式。根据Herche（1992），消费者对国产地商品和进口地商品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当关于某个商品的信息缺失的时候，在发达国家，消费者更偏好国产商品，而不是进口商品。因此，ToyneandWalters（1989）认为，在国产商品的评价和源产地国家的經济发展程度之间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更偏好于进口商品。
源产地偏见。源产地一致性、自我一致性和品牌形象对购买意向有着积极的影响；当品牌形象比较薄弱时，品牌和生产地的不一致性、品牌和国家形象的一致性都会增强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国家形象的不一致性降低了品牌形象对购买意向的的影响；源生产地的一致性比自我一致性更能影响购买意向。
我们讨论了品牌营销中的几个概念和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因素，希望可以为营销工作和贸易工作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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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参保决策制约因素分析 篇7
2009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指导意见》),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进行新农保试点工作。截至2012年底,新农保制度已如期实现制度的地域全覆盖。但是,比地域全覆盖更重要的是人口全覆盖,新农保制度要实现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就必须系统研究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更要找到农民不愿意参保的原因所在,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做好“新农保”制度实施推进的相关工作,真正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长效机制。
因此,对于农民是否参保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备受理论界的关注。最初的研究多将农民的参保行为视作经济理性的过程,普遍认为家庭收入等经济原因是制约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 (张红梅等,2012;张朝华,2010;黄阳涛等,2011)。随着新农保制度的推进,对农民参保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也在逐步多元化。吴玉峰(2011)从村域信任的角度解读了农民参保决策的差异。罗遐(2012) 实证分析了政府行为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陈滢等(2011)考察了江苏、安徽、福建三省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地区变量所体现的补贴差异因素为最显著因素,说明现阶段,在我国农民参与养老保险意识比较浅薄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的参保率,提高补贴水平是主要途径。林本喜等(2012)利用福建省600多户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民参保行为和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因素不尽相同;对新农保的认识、区域及其他因素对农民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影响效果一致;婚姻状况及家庭收入对农民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实际参保行为中没有得到体现;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人均耕地和老人养老模式对农民的实际参保行为有显著影响。
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实证分析影响农民“购买”新农保决策的因素,而最终将落脚点放在探究限制农民参保意愿的障碍,解决“新农保”制度推进难题,为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重要依据。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分析
在研究现实消费者行为问题时,行为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的概念引入分析之中。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赫伯特·西蒙(1978)提出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有限理性”模型。现代认知心理学家认为,认识偏差对经济行为主体经济决策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并且常常扮演核心角色。所谓认识偏差,是指在不确定性情景下,决策者偏离了正常认知过程的轨道,造成所掌握信息在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方面有所不足,以致做出的决策不够“理性化”。一个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其效用最大化的标准和偏好会受参照系统的影响,其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他所作出的预期与其认知能力密切相关。
(二)研究框架
新农保制度具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质,但农民缴费是享受社会福利的前提条件。这种制度架构表明,农民的参保行为本质上是对跨时期交付商品的消费。根据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consumer decision process model,CDP模型),消费者头脑中形成购买决策的核心路径包括动机驱使、信息搜集、购买决策和购后评估4个主要环节。
农民的参保动机可以细分为内生需求驱动和外生压力驱动。一方面,决策者对老年风险认知和态度不同导致了其对新农保制度的需求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制度的强制性构成农民被动参保的动机。本文选取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和是否属于被捆绑对象两个方面考察农民的参保动机,并假定考虑过自己养老问题的农民、属于被捆绑对象的农民更有可能参加新农保。
在信息搜集环节,农民首先搜索自己已有知识储备,寻求有关参保决策的经验或知识。当以前的经验或知识不足时,农民就需要某种外来信息的搜集。本文选取是否知道新农保入口补贴和是否知道养老金待遇标准两个变量测量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并假设知道新农保入口补贴和知道养老金领取待遇将促进农民做出参加新农保的决策。同时,本文还选取了对本村干部信任程度、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两变量测量一个地区的乡村治理状况和农民与干部的互动关系,并假设对干部较信任、对干群关系评价较高的农民,其参保可能性更高。
在购买决策环节,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其参保决策是在有限预算约束下,通过比较新农保及其“替代商品”的效用,选择合理的商品组合,以实现终生效用的最大化。本文选取家庭人均纯收入衡量农民所面临的预算约束,并假设随着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农民参保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选取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满意度”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两项指标衡量新农保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假设家庭保障水平(家庭承包地面积、子女数及儿子数)和商业化养老保障水平(是否参加了商业保险公司保险)对新农保具有替代作用,因而家庭承包地面积较大、子女特别是儿子较多、参加商业保险的农民,其参保意愿会有所下降。
最后,决策后评估的重点是对参保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的评估。本文选取是否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预期养老金能否兑现、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等3个指标测量农民对参保后风险的认识。由于现阶段新农保还不能跨地区转移,因而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所面临的转移接续风险较高,其参保意愿将会降低;对保费的管理和养老金的兑现缺乏信心同样会降低农民的参保意愿。
除此之外,本文假设:第一,由于家庭角色的差异,男性可能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第二,从年龄角度看,年长者可能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第三,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风险意识和生活保障的紧迫感都比健康群体略高,参保的可能性也较高;第四,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自我保障意识会有相应提高,也更容易理解新农保复杂的制度设计,更易于接受这种社会化养老方式。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择
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的决策结果只有“参保”和“不参保”两个结果,属于二元离散变量,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是否参保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其中,p表示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p/(1-p)是农民“参加新农保”与“不参加新农保”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值,故称发生比;Ln(p/(1-p))表示农民参加新农保这一事件发生概率的自然对数值;X(1i=1,2,…,k) 表示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第i个解释因素;β0是常数项,β(ii=1,2,…,k)是解释因素i的待估系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所列的农村适龄参保居民,即16~60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所用资料来自2010年7—10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情况调研”课题组在河南、河北、重庆、江苏4省展开的入户问卷调查,最终将采集到的920名适龄参保农民列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适龄参保样本中,532人参加了新农保,参保率达57.8%。就样本农民个人特征而言,男性、女性被调查者各占51.2%、48.8%,基本平衡;从年龄分布上来看,将16~60岁的适龄参保群体按15年一个年龄段划分,被调查者以中年龄组(30~45岁以下)居多,占39.7%,年轻群体(16~30岁)样本略少,约为25%,但三个年龄段样本数分布基本均匀;已婚农民占总样本的83.4%;81.4%的被调查者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党员占7.5%。就样本的家庭特征而言,近70%的农民家庭承包地超过3亩;超过一半的样本农民子女不止一个,并且65.1%的农民家中至少有一个儿子,但同时18%的样本农民没有子女,根据收入分组,中等收入组农民占77.2%。
此外,为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笔者还与调研地县(市)、乡(镇)级新农保经办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乡村干部进行了非结构性访谈。这些工作使笔者对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因素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三)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参加新农保,该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当农民参保时,变量赋值为1;未参保时,变量赋值为0。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新农保制度本身的认知和对经办环节的认知4个层面作为自变量。变量的选取、赋值、预期影响方向及基本统计描述见表1。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模型检验
根据前文的模型选择,本文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检验模型的各项指标发现:1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概率p值为0.000,说明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与logit(p)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采用该模型是合理的;2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为574.58,数值偏大,且Cox和Snell R2为0.265,Nagelkerke R2 为0.358,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不特别理想,但模型的H-L拟合优度显著水平为0.540,通过了H-L拟合优度检验,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3模型预测精度为80.2%,说明该模型预测的准确率较高。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个体基本特征中,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年龄、是否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是否有商业养老保险、是否考虑过养老问题4个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参数值分别为0.035、-0.965、0.567、1.079。此外,在0.1的显著水平下,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保的边际倾向有显著影响,其参数值为-0.052。上述结果意味着:
其一,农民年龄每增加10岁,参保概率将会提高3.5%,符合前文假设。该结论从调查结果的统计中也可以得到印证:30岁以下的适龄参保农民229人,其中64人参保,165人未参保,参保率27.9%;30~45岁年龄段的农民中,参保与未参保人数分别为183人、181人,基本持平;而45~59岁的324名农民,参保率达62.0%。可以看出,新农保制度明显对45岁以上农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其二,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农民参保的可能性。分析该影响因素的发生比可知,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其参保的可能性是未外出且不准备外出务工农民的0.381。在多数地区,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参保办法、待遇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且两者间转移接续办法尚未出台,因而那些正在外出务工或预期将会外出务工的农民参保意愿就会降低,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是直接抑制其参加新农保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是否参加商业保险的估计系数为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往往风险意识比较强,且对保险产品不会过于陌生,因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新农保。从该因素的发生比(1.763)分析得知,购有商业保险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是未购有商业保险农民的1.763倍。尽管本文并不能因此得出参加商业保险反而促进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结论,但该数据足以说明商业保险并未如传统认识一样,对新农保产生替代作用。
其四,养老风险意识对农民是否愿意参加新农保有显著影响,该变量的估计系数较大且发生比为2.942,说明考虑过自己养老问题的农民其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是未考虑过自己养老问题农民的2.942倍。
其五,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倾向越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参保可能性将降低5.2%。从对不同学历水平群体参保率的统计结果看,新农保参保率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三类群体参保率依次为60.3%、49.6%、28.5%,呈下降态势。
2.农民的家庭特征中,家庭承包地面积(0.004)、是否被“捆绑”(0.000)两个变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其参数值分别为0.078、1.817。这说明:
其一,家庭承包地面积每增加1亩,参保可能性增加4.1%。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承包地面积在3亩以下的300名农民中,有110人参保,参保率为36.7%;612名家庭承包地面积在3亩以上的农民中,有335人参保,参保率为54.7%,比前者高18个百分点。该结果与前文土地作为传统保障方式的一种,与新农保形成替代关系的假设相反。其原因可能是源自近年来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调整和土地比较收益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土地越多的农民,其家庭收入结构中的农业收入比重相对较大,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从而更需要新农保弥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欠缺。
其二,属于被“捆绑”对象的农民,其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是不属于被“捆绑”对象的6.154倍,说明“捆绑”政策促进农民参保的效果十分显著。在已参保农民列举的参保原因中,“为了父母得到养老金,被捆绑参保”占25.7%,仅次于“为了自己将来得到养老金”,成为农民参保的第二大理由。
3.对制度的认知变量考察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和评价。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否知道养老金数额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两个变量对农民的参保决策均有显著影响。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0.1,则对制度的认知的另外两个变量,即是否知道入口补贴和对新农保满意程度对农民的参保决策同样有显著影响。
其一,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显著因素,特别是是否知道养老金数额这一因素。在调查中了解到,许多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本身并不了解,对养老金领取办法、标准等相关规定等没有具体概念。仅有30%的农民知道60岁后养老金领取标准,并且多数人只是大概了解,并不清楚确切计算方法和标准。而新农保入口补贴的知晓度更低,仅为5%,其中还包括部分新农保经办人员。
其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是农民关心的重点,也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显著因素。调查中了解到,农民的参保决策过程也是理性决策的过程,对制度的充分了解,对新农保养老功能的肯定将提高农民的参保倾向。但同时,对样本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只有29人对现行养老金领取标准够养老持有肯定态度,仅占总样本的3%。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现行新农保政策本着“保基本”的原则,养老金标准确实偏低;另一方面也源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本身并不了解,对养老金领取办法、标准等相关规定等没有具体概念。
其三,新农保制度的满意度对农民参保决策也有显著影响。由于以较小的数值代表了对新农保试点的积极评价,因此参数-0.305表示对新农保满意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 , 农民参保 倾向将提 高0.305%。统计结果也表明,超过6成的农民对新农保试点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这一群体的参保率达65.6%,对新农保试点不太满意或无明确感受群体的参保率仅为32%。
4.对经办环节的认知类别中所列的4个变量,即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村干群关系评价、养老金能否兑现和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均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其估计系数分别为-0.738、-0.672、-0.684和-0.699。这意味着:
其一,干群关系的好坏、对干部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农民的参保决策。由于以较大的数值代表了对干部信任程度的降低以及对干群关系较低的评价,模型结果表明:干群关系融洽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民的参保倾向提高0.16个百分点;对村干部信任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民参保倾向提高0.198个百分点。反之,干群关系的恶化,对村干部信任度的降低都将对农民的参保决策产生负面影响。乡村治理对农民参保的这种影响,从与农民的访谈中可以得到比数字更直观的感受。在干群关系较融洽、村民对干部较信任的村庄,村民比较容易接受新农保,也比较愿意参保;反之乡村治理状况较差的村庄,村民对新农保以及其他许多政策都显得迟疑、冷淡。
其二,养老金能否兑现和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两个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对经办管理水平的信心显著影响其参保决策。显然,对新农保经办管理机构能力和信誉的认可将提高农民参保的可能性,反之亦然。这也是调查中那些未参保农民怕吃亏、怕被骗的典型心理的体现。
五、结论与启示
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的影响并不显著。事实上,新农保政策的“低门槛”以及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稳定增加,使得经济能力并不构成限制农民参保的主要障碍。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行为的影响则更为关键。一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缴费年限、捆绑政策等,二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新农保的了解和信任等,具体结果如下。
第一,农民的参保行为表现出较明显的年龄上的逆向选择,年轻农民参保意愿较低。新农保作为养老保险的一种,带有跨期交付的特性,对年长者来说贴现期相对较短,因而从年龄角度看,年长者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根据新农保政策的规定,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只需补齐应缴费用,即可在60岁后享受养老金待遇,而60岁以上老人则可以直接领取待遇。因而,从缴费年限上看,新农保政策对年纪较大、能在较短期内领取到养老金的农民更具吸引力,对年轻人吸引力则相对较弱。此外,由于年轻农民流动性相对较高,新农保无法跨地区转移续接、与城镇职保的转移接续也存在困难,进一步抑制了年轻人的参保意愿。
第二,对新农保制度稳定性的预期差也是一些农民不愿意参保缴费的重要原因。新农保制度实施之前,我国很多地方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老农保及地方性新农保探索,本文所调研的5个县(市)就是如此。农村社会保险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有负面影响。一些农民害怕新农保政策半途而废将导致自己所缴纳的参保费“打水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农民不仅担心政策向坏的方向发展,也担心将来的政策是否会变得“更好”,害怕早参保吃亏。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形成其在参保缴费中的犹豫和观望。
第三,新农保的宣传、发动主要由村干部和基层政府干部承担,对村干部及基层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低导致部分农民不愿参保。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由于对村干部、基层政府不信任,进而对他们所倡导、推动的事情持怀疑、不配合乃至否定的态度,导致其参保缴费的积极性降低。
鉴于此,在未来新农保推广工作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逐步破除导致农民不愿参保的障碍性因素。
一是以完善村级服务组织为切入点,提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了解新农保制度是农民参保缴费的基础,为促进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需要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新农保的经办服务体系。由于新农保的宣传发动工作主要由村干部或村代办员承担,政府应给予其相应的工作经费和待遇。
二是以建立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为切入点,增进农民对政府和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改变农民对政府及新农保制度的不信任,不能通过说教,而是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农民的顾虑。其中最重要的应该让政策和制度保持稳定和连续,并不断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标准。
三是以适应流动性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新农保与其他保险制度的接续转移。2012年1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按照该《暂行办法》,此次转移衔接办法适用于在职保、新农保、城居保三种制度中参加过两种或两种以上制度的人员。从总的情况看,《暂行办法》有助于解决农民因担心就业地域变化而不愿意参加新农保的顾虑,但仍存在着局限。在今后的政策取向上,应根据“十八大”的要求,以适应流动性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新农保与其他保险制度的接续转移,从而促进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意愿。
摘要：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他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他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赊销决策推出的关键因素分析 篇8
一、赊销
(一) 赊销的定义。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信用销售成为企业间交易的重要形式, 信用交易即以企业的诚信为交易筹码, 而无任何物品和财产作抵押的交易方式。信用交易有别于传统交易方式, 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信用销售是指企业在销售产品时, 客户先得到其购买的产品, 但无需立即支付相应的费用, 而是根据交易双方之间的约定在未来时间支付相关费用。
信用销售即市场经济中的赊销, 赊销客户以自身的信用为交易砝码, 从而先获得产品的所有权, 而不用立即支付获得所有权的费用。赊销企业在卖出产品之时, 既没得到相应的费用, 又没有抵押物的保证, 没办法保证赊销收入的按时入账。
(二) 赊销风险。
企业推出赊销, 会给赊销企业和赊购企业双方都带来利处。赊销企业可以扩大销售增加账面收入, 减少库存管理费用和产品变质损失。对于赊购企业来说, 推迟付款相当于短期融资, 为赊购企业资金周转提供了有利机会。
赊销虽然带来利处, 但也伴随着相应的风险。赊销风险主要是针对赊销企业而言的, 由于赊购企业先获得产品而没有付款, 可谓是双赢之事, 对于赊销企业来说则是双风险, 当赊购企业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相应的款项, 延期付款, 则给赊销企业的资金周转带来不便, 同时减少了相应资金增值的可能性, 也可能由于资金不能按时到位错失了更好的投资机会;当赊购企业违约, 有意拒绝支付款项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企业不能持续经营或者破产, 则应收账款成为了坏账, 赊销企业不仅损失了产品本身, 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成本费用支出也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 这无疑增加了赊销企业的损失, 资金无法收回, 赊销企业也丧失了资金增值和资金再投资的可能性。因此, 对于赊销的推出, 企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掌握更多的市场信息和赊购企业信息, 赊购企业的信用水平是赊销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
二、商机
(一) 商机定义。
商机也称为商业机会, 是指市场参与者针对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 通过各种努力和正当手段满足市场需求, 给相关各方带来利益或者效益的可能性。针对企业来说, 商机是指市场上是否存在对该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只有当商品需求存在, 并且企业有能力满足该需求, 这才是商机的存在, 商机存在能否给企业带来相应的利益, 这是企业是否抓住商机的依据。
面对市场需求的改变、技术的进步以及政策支持等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变化, 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活动中, 面对存在的商业机会, 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能力和技术, 只有能够科学的预测和识别存在的商业机会, 相应地增强自身的能力, 有针对性地改进技术, 抓住有利的政策支持, 这样才能优先抓住商机, 为企业率先占领市场提供了机会。
商机的存在为企业扭转现状和增强市场地位提供了机会, 但针对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 商机存续时间的长短和商机存在的条件是不同的。针对赊销企业来说, 商机并不是一直存在的。企业推出赊销, 首先必须保证市场上存在对该商品的需求, 这是商机存在的前提条件。随着企业生命周期的进行, 对商品的需求从小量需求逐步发展到大量需求, 再到需求逐步减少, 这意味着商机存在概率的大小和商机存续的时间长短也呈同样的趋势发展。对于使用寿命较长的产品来说, 商机存在的概率较小;对于使用寿命较短的产品来说, 商机存在的概率较大。其次, 面对市场的需求, 企业必须有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这才能保证抓住成功的商机。此外还要分析企业自身的实力, 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维持企业的运转, 应收账款的回收是否影响企业的发展, 即企业能够承担的资金风险限度是多少, 只有当企业客观评估市场情况和自身情况的条件下, 才能确定企业是否能够抓住商机和充分利用该商机。
(二) 商机的判断。
对于赊销企业, 商机的存在主要是看市场客户的需求, 客户需求存在, 愿意与赊销企业发生交易行为, 则商机存在, 否则商机灭失。客户流失率或者保持率的预测是判断商机存在与否的主要依据。
1、SMC模型。
SMC模型是预测客户活跃度的基础模型, 依据客户信息来预测客户的活跃程度, 并以客户活跃度作为判断客户类别的标准。客户信息包括三个:一是企业对客户进行分析的时间点;二是客户从第一次与企业发生交易到分析时间点之间交易的总次数;三是客户与企业最后一次交易的时间。SMC模型成立的假设条件如下: (1) 活跃客户与企业交易的随机发生, 其交易过程服从泊松分布; (2) 客户与企业交易寿命周期服从指数分布; (3) 不同客户与企业的交易率服从伽玛分布; (4) 不同客户的流失率不同, 其服从伽玛分布; (5) 客户与企业的交易率和客户流失率相互独立。
客户分为活跃客户和不活跃客户, 活跃客户是指与企业有较高的交易频率的客户, 反之, 则是不活跃客户。SMC模型根据客户信息进行预测, 将描述客户信息的变量即客户活跃度作为判断客户活跃与否的标准。大多数学者以活跃度0.5作为阀值, 当客户活跃度小于0.5时, 表示客户与企业交易的频率较低, 属于不活跃客户;当客户活跃度大于0.5时, 表示客户与企业交易频率较高, 属于活跃客户。对于活跃客户, 企业需考虑与其长期合作, 制定相关的政策或优惠条件, 尽量保持与客户的交易关系, 留住客户。
2、客户交易寿命分布函数。
客户交易寿命时间即客户与企业保持交易关系的时间, 与客户交易寿命相关的函数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生存函数, 是指个体在时刻t存活的概率, 在本文中指客户与企业仍有交易的累计概率;另一种是危险函数, 是指个体在t时刻仍存活, 在t时刻后单位时间内死亡的概率, 在本文中是指客户在t时刻流失的概率。常见的生存函数分布有指数分布、威尔布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伽玛分布。
(1) 指数分布:生存函数S (t) =e-λt;
(2) 威尔布分布:生存函数
(3) 对数正态分布:生存函数
(4) 伽玛分布:生存函数
企业应根据所掌握的客户信息, 针对自身的情况, 选择合适的模型估测客户的活跃程度和生存时间概率, 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有效的信息, 判断商机存在的概率, 为企业是否有机会推出赊销做好前提工作。
三、信用管理
(一) 信用。
赊销是信用销售, 交易筹码为赊购方的信用, 即其诚信度。若赊购企业违约, 延期支付或拒绝支付, 便是不成功的赊销, 因此赊销企业必须对赊购方的信用进行评估, 对其赊销信用额进行适当管理。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需遵守的重要原则。
信用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公共信用
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府举债的能力, 通常由于政府的地位和财力, 公共信用是无风险的信用。
2、企业信用
是指一个企业授予另一个企业的信用, 即企业以自身的信用资本优先获得产品或服务。
3、消费者信用
是指消费者以未来偿付款项为承诺条件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关系。消费者信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较为常见。
信用在商品经济中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优化资金的配置, 加速了资金的周转, 减少了资金的闲置时间, 但信用也会带来信用危机, 给企业带来损失或者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和生产, 甚至破产。所以, 应对企业信用进行管理。
(二) 信用风险的判别。
信用风险的判别也就是对客户信用水平的评价, 即客户是否违约, 违约概率是多少, 国内外学者对违约概率的研究较多, 主要方法有多元判别分析模型、Logistic回归分析和Probit模型。
1、多元判别分析模型。
多元判别分析模型是通过选择能提供较多信息的变量建立判别函数, 依据判别函数值的大小对研究对象属性进行判断。在判别函数中, c0是常数, xi为能提供较多信息的变量, ci为各变量的判别系数, 则判别函数一般形式为:
在客户信用判别中, 如果Z值越大, 说明客户的信用风险越小, 即违约概率越小;反之, 则客户信用风险越大, 违约概率越大。
2、Logistic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分析是计算违约概率的传统算法, 该方法研究的历史时间较长, 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说明问题, 应用较简便。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 y=0表示未违约, y=1表示违约发生, Σcixi=c0+c1x1+c2x2+…cixi表示影响违约概率的因素线性组合, ci是影响因素xi的系数, 则客户违约概率为:
3、Probit模型。
Probit模型与Logistic模型类似, 是以客户的财务指标来预测其发生违约的风险, 其对数据的要求较高, 服从正态分布, 并且计算复杂度较高, 其使用的广泛性不如Logistic模型。在Probit模型中, ci是影响因素xi的系数, 则客户发生违约的概率为:
在赊销活动中, 客户是否履约是决定赊销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所在, 因此赊销企业应针对赊销客户的情况, 掌握更多的客户信息, 针对不同的情况选用不同的客户违约概率测算模型, 除本文讲述的基本模型外, 大多数学者在基本方法基础上进行了方法的完善和发展, 并将相关学科的方法应用到违约概率测算中, 所以赊销企业应依据实际选择更合适的模型。
四、结束语
赊销在市场经济中较为常见, 是企业交易的重要方式, 为企业双方带来了好处。因此, 赊销企业希望推出成功的赊销, 赊销的推出必须以商机的存在为前提, 也就是市场上存在客户对商品的需求, 文中介绍了测算客户流失率和客户交易寿命的基础方法, 充分利用赊销客户的相关信息可以为企业是否推出赊销提供决策依据。当商机存在概率较大时, 企业推出赊销, 然而赊销账款的回收是企业关心的事情,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赊销客户的信用水平, 即赊销客户是否违约。由于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较小, 应收账款的回收主要由赊销客户的财力和信用水平决定, 所以根据赊销客户的各种财务信息和交易信息测算其违约概率, 尽量保证账款回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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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因素 篇9
商业信用作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 是指厂商在进行商品销售时, 以赊销的形式即延期付款所提供的信用。对于处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的企业, 大多数都把信用政策的扩张看做是一项重要的融资资源。就学术界关于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理论分析来看, 国内的相关文献甚少, 更没有人对此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这既与我国学术界对商业信用理论的研究甚少有关, 也反映出商业信用决策研究的迫切性和现实价值。在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中, 尽管有关商业信用的文献还在不断发展, 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实证检验过。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相关数据, 对非金融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或现金折扣、商业信用的期限以及信用期是否延长是由哪些主要动因和不同企业特性决定进行实证检验。这一研究不仅可为西方商业信用理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是否适用提供证据, 丰富商业信用领域的学术文献, 而且通过考察样本企业的商业信用管理状况, 可以为我国企业商业信用决策实务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借鉴。
二、文献回顾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有关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研究, 二是有关企业特征对商业信用决策影响的研究。
(一) 有关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研究
1.信息不对称动因。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两种形式: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和付款时间的信息不对称。
(1) 产品质量:该信息不对称易引发逆向选择行为。Lee和Stowe (1993) 认为, 不能做出产品质量承诺的企业为了转嫁质量风险, 会通过提高现期支付折扣率的方式敦促客户及时支付货款。然而, 现期支付折扣率的提高等于变相的降价, 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会通过降低质量的方式来节约成本。与此同时, 消费者对产品的期望也随之降低, 那么消费者就会要求厂商降价, 由此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而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交易消失。
(2) 付款时间:当交易发生时, 卖方不知买方能否按时付款, 便将信用期限内及时付款的奖励政策视为一种策略, 并以此来判断买方是否存在不付款的可能性。
2.效率动因。Ferry (1981) 的研究表明, 货币的产生有效解决了物物交换过程中双方需求难以满足的矛盾。然而,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易费用的类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减少交易费用, 商业信用也随之诞生。Emery (1984) 的研究发现, 商业信用可以有效地降低部分交易成本, 帮助企业提高运作效率。另外, Stowe和Gehr (1985) 认为付款行为与交货行为的分离能够规避货币被窃取的风险, 故有效降低了交涉成本以及员工监督成本。所以, 对于供应链管理和付款交易成本减少这两方面来看, 商业信用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3.融资动因。一般来说, 商业信用是相对金融借款更廉价的财务资源, 因此可将其视为卖方面向买方的一类无息借款。相比银行信用, 商业信用更具有吸引力, 主要原因有: (1) 相对于银行昂贵的信息成本, 商业信用可以帮助厂商以低成本及时而准确地获取客户的相关信息, 并以客户的订购时间、订单数量等信息为基础分析、了解客户的运营状况, 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分析、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 从而判断是否需要持续地跟踪预测以降低减少风险、减少损失。 (2) 客户会理性地选择供应商, 而供应商的更换会产生更为高昂的信息成本, 因此, 在对客户的控制力方面, 企业要强于金融机构, 因为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控制往往要诉诸法律手段;另外, 当发生违约时, 企业能够比银行更为轻松地挽回财产损失。同时, 由于很多企业能够提供商业信用,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业之间的竞争, 因此, 商业信用价格要比银行信用价格低得多。
Stiglitz和Weiss (1981) 认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由于小型企业不具备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财务制度, 使得银行不愿意对其发放贷款。在此情形下, 企业将商业信用视为银行信用的一种替代资源而广泛使用。Cheng和Pike (2003) 的研究表明, 通过向客户提供信用可以降低基于现金买卖的随机现金流模型的不可预见性, 利用过往经验分析客户付款行为, 企业就能准确估计未来现金流并降低预计的现金需求。
4.投资动因。通过投资可以增加财富, 而由此带来的销售机会可以增加股东价值, 投资动因分析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而每售出一件产品或售出一次服务都是一次独立的交易, 短期资产管理的理论正是以此为起点发展并壮大的。但是, Copeland和Khoury (1980) 的研究则将应收账款项目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而非销售的被动结果。Neale和Shipley (1985) 认为, 若企业以提供信用条款来抬价并产生一种延迟付款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大于企业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此创造了现值收入。Ng (1999) 等人的研究表明, 商业信用的决定有时也被视为长期投资的观点, 企业需要与客户建立一种长期交易的关系。Jacob (1994) 认为提供商业信用可以帮助寻找客户与保持客户关系, 从而打下夯实的客户基础并产生更大的收益, 因此, 商业信用是一种战略投资。Smith (1987) 认为商业信用的提供其实是卖方发出的一种信号, 表明卖方愿意与买方长期合作。
5.市场和竞争力动因。Kaplan (1967) 认为商业信用可以促进销售并开拓市场, 在产品或服务售出的整个流程中, 商业信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他认为信用的功能不能只被看做纯粹的融资工具, 而应该看作是一个推销工具。Shipley和Davis (1991) 为这一观点提出了实证支持, 在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提供商业信用是选择供应商的重要标准之一。另外, 由于季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需求的无规律性, 因此, 企业可通过信用紧缩的方式抑制旺季需求, 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刺激淡季需求。因此Nadiri (1969) 认为商业信用对于平稳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mery (1984, 1988) 的研究则表明商业信用可以减少由资金需求波动性引起的财务压力。其次, 商业信用也是公司定价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chwartz和Whitcomb (1978) 认为信用用期限的增长和现金折扣的增加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以有利可图的条款可以压低价格。而具有不同弹性需求的客户通过信用条款来控制价格。Mian和Smith (1992) 则认为这样的方法在增加了卖方定价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 卖方能够避开竞争者的价格限制, 故无需惧怕竞争者报复。但由此产生的价格歧视被用来开发市场的回报越大, 则商业信用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扩展。
在国内, 郑少峰 (2002) 的研究表明, 作为企业间的一种结算手段, 商业信用也可看做是企业之间相互融资的一种方法。卖方通过提供商业信用而形成债权, 买方通过接受商业信用而形成负债。卖方的债权可看做是一种短期投资, 利用该投资方式, 卖方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售出更多的产品或服务, 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买方的负债可看做是一种短期融资, 利用该投资方式, 买方可以降低资金成本, 解决资金难题, 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岳意定和厚福宏 (2005) 分别从信息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对商业信用的理论动因进行了阐述, 并对价格歧视优势、融资比较优势、信贷配给、促销动机、降低交易成本等理论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徐绪松和陆隽 (2006) 以信号理论的博弈模型为基础分析了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的关系。刘明权、徐忠和赵英涛 (2005) 对商业信用存在的价格歧视动机、降低交易成本动机、促销动机、质量保证动机、融资比较优势、融资性动机、信贷配给理论等动机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总体看来, 目前国内学者在商业信用动因方面的研究仍较少。
(二) 有关企业特征对商业信用决策影响的研究
Main和Smith (1992) 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销售渠道以及生产季节性销售决定了商业信用政策的选择。Cheng N.S.和Pike R. (2003) 的研究表明商业信用决策主要受企业规模, 销售渠道、销售季节性、竞争程度、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行业因素等决定的。另外, Haworth C.和Rebar B. (2003) 的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是否延期是由公司规模、成长速度、所处行业、供应商渠道、与供应商关系以及是否使用长期融资资源决定的。Summers B.和Wilson N. (2003) 也认为商业信用决策主要受企业规模、财务状况、销售渠道、产品性质、行业因素、客户关系等因素决定的。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企业来说, 除了西方文献所述的特征可能影响商业信用决策外, 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 我国企业存在国有和非国有的性质差异, 国有企业会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 体现更多的政府行为, 这一制度环境的差异有可能对商业信用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前面的文献回顾中, 我们知道企业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了解客户的现金流状况, 通过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来了解产品、服务的质量;基于效率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可以减少合同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基于融资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增加现金折扣和延长信用期限, 向客户提供融资渠道, 稳定现金流的储备;基于投资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进行长短期投资, 发展重要客户关系;基于市场和竞争力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平衡季节性生产, 提升与客户的合作形象, 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和延长信用期限, 改变企业的定价策略, 降低价格, 刺激市场需求,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关于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和企业商业信用政策两方面的假设。
H1: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1: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商业信用期到底给多少天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2: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是否提供现金折扣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3:在企业给定商业信用天数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我们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发现, 公司的规模越大, 企业越不会提供商业信用, 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越少, 越不可能延期;季节性销售型企业, 提供的信用天数较多, 并且会延长信用天数;直接销售型企业, 也会提供较多的信用天数并延长信用期, 其他销售渠道的企业则相反;竞争性越激烈的企业, 越会提供较多的信用天数并延期;从战略角度来看, 以产品质量竞争的企业非常认同商业信用提供了一个提升企业形象的机会, 但是并不会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延长信用期等商业信用政策提供给客户;而主要靠成本竞争的企业会非常认同提供现金折扣等同于价格折扣。此外, 基于我国企业制度上的特殊性, 我们认为国有股比例表明国有出资的份额, 国有股比例愈高, 其客户具有更良好的持续经营和偿债能力, 这很有可能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决策。
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选择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七个因素作为企业特征的考察变量, 提出关于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和企业商业信用政策两方面的假设。
H2: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是基于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1: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商业信用期到底给多少天会受到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2: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是否给现金折扣会受到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3:在企业给定商业信用天数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是基于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相关数据并对有关命题进行实证分析。本次问卷发放地区为江苏南京, 共发出问卷150份, 回收126份, 剔除金融企业、填写不清楚及有疑问的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85份, 构成了本文统计检验的观察样本。
1. 假设一的检验。
本文借鉴Cheng和Pike (2001) 的相关研究, 对因变量的选择, 本文设置三个虚拟变量分别刻画: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CR1) 、是否在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提供现金折扣 (CR2) 、是否延长商业信用期限 (CR3) , 其中提供商业信用、提供现金折扣及延长商业信用期为1, 否则为0。商业信用提供天数 (CRD) 也为考察变量, 具体天数通过调查问卷结果经处理后获得 (在调查问卷填写的天数范围中取中位数) 。
自变量为前述商业信用的五大动因, 每一个动因可通过被细化的具体动因的分数加总后获得, 每一个细化的具体动因设置1~5分, 打分越低说明被认可的程度越低, 分数越高则说明认可程度愈高。具体而言, 信息不对称动因和效率动因均由两个细化的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10, 最小值为2;融资动因、市场和竞争力动因在问卷中分别由四个具体的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20, 最小值为4;而投资动因由三个具体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15, 最小值为3。
各变量的定义解释及衡量方法见表1。
对是否给予商业信用、在给予商业信用的情况下是否提供商业现金折扣以及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三个虚拟变量的动因分析, 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加以检验。Logistic模型如下:
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检验模型如下:
2. 假设二的检验。本文借鉴Cheng和Pike (2001) 、Main和Smith (1992) 的相关研究, 本文设置了相同的因变量, 见表2。
关于自变量, 我们根据文献回顾和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设置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为自变量。其中, 竞争程度 (COM) 按问卷调查中的激烈程度设置为1~5, 其中1表示非常激烈, 2表示激烈, 3表示一般, 4表示不激烈, 5表示非常不激烈。产品质量 (QUA) 按问卷调查设置为1~3, 其中1表示质量很高, 2表示质量较高, 3表示质量一般。价格高低 (PRI) 按问卷调查设置为1~5, 其中1表示价格很高, 2表示价格较高, 3表示价格一般, 4表示价格较低, 5表示价格很低。
各变量的定义解释及衡量方法见表2:
关于企业特征对是否给予商业信用以及在给予商业信用的情况下是否提供商业现金折扣、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三个虚拟变量的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加以检验。Logistic模型如下:
关于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检验模型如下:
五、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
(一) 假设一的回归分析结果
1. 是否给予商业信用的检验。表3列示了Logistic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
从表3可以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及市场与竞争力动因这五个主要动因与是否给商业信用这一考察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 这表明被研究的中国企业对于商业信用动因不重视, 在是否给予客户商业信用的问题上没有过多考虑驱动因素带来的效用问题。
2. 商业信用政策的检验。表4列示了在提供商业信用的企业中, 给予具体商业信用政策的动因分析的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下同。
通过表4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负相关, 说明信息不对称动因对是否给予现金折扣有影响;而效率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显示正相关, 表明企业可以通过给予客户现金折扣达到加速资金回收率、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 所以越认可效率动因就越会在信用政策中提供现金折扣。此外, 投资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也显示正相关, 表明当企业将投资动因视为短期投资时, 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向客户要求更高的价格, 在信用期限内产生一种延迟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超过了卖方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此创造了现值收入;而将投资动因视为长期投资时, 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 给予客户一定的销售优惠, 进而传达其希望与客户进行长期合作的信号。
而关于企业在已经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之下, 商业信用决策动因对企业是否向部分客户延长信用期的Logistic分析可以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与是否延长信用期负相关, 说明信息不对称动因对是否延长信用期有影响;此外, 效率动因与是否延长信用期也显示正相关, 而投资动因与是否向延长信用期也显示正相关, 这反映被研究企业既然认可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向客户要求更高的价格, 在信用期限内产生一个延迟的利息收益, 一旦暗含的利息收益超过销售的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能够为企业带来现值收入, 那么企业对信用期进行适当的延长, 也不会影响企业获得这个延迟的现值收益, 而且还可以促进与客户的长期投资合作。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 效率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在15%的水平下弱负相关, 即越认可效率动因, 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相对越短。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非常认同商业信用不仅能够通过分离送货和支付环节来节约成本, 而且能够提高竞争力, 为实现这一目的, 信用期应相对较短。此外, 效率动因理论还认为提供商业信用是可以减少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成本的, 既然在没有提供商业信用的情况下, 需要通过合同的签订增加谈判及实施收款的成本, 那么同样, 一旦给出的商业信用天数太久, 收款期限过长, 也会导致现金流断裂等风险成本, 尤其在我国, 许多企业的应收账款中存在大量的拖欠款, 企业也没有能力做好相关的风险控制, 因此在认可效率动因的基础上, 企业也会尽量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
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负相关, 即越认可投资动因, 越会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正如文献回顾中所提及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原因在于既可以把商业信用看做是一种短期投资, 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长期投资;其区别在于短期投资是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商业信用条款来要求更高的价格, 从而产生一种延迟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超过了超过企业此次销售的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能够为企业带来现值收入, 这样就形成了短期投资;而将商业信用视为长期投资, 则是站在保持稳定客户关系的角度带来长期的投资的未来收益;在我国, 客户关系的维护是牵涉很多利益关系的复杂系统, 显然对于企业而言, 企业更希望通过商业信用来获得实在的现值收入, 因此本文认为在企业确定给出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并不会通过较长的商业信用期限增加其长期投资价值, 而是会选择在有限的信用政策天数内抬高销售价格, 获得短期投资效用内的现值收入。
此外, 还发现融资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负相关, 即越认可融资动因, 越会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这表明企业能通过提供商业信用为客户提供短期融资渠道, 稳定销售收入的现金流, 做好收支的规划, 就不会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不考虑自己所承担的部分客户的不付款风险, 因此尽管企业认可融资动因, 但在制定信用政策时, 会考虑提供较少的商业信用天数来适当降低成本与风险。
(二) 假设二的回归分析结果
1.是否给予商业信用。
由表5可以看出, 只有公司规模与是否给商业信用在15%的水平下弱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小, 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商业信用。
2.商业信用政策的检验。由表6有关企业特征对企业商业信用政策检验的回归分析可知, 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正相关;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价格高低负相关, 根据本文对于价格高低的定义及衡量方式, 我们发现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越高, 企业越有可能提供现金折扣。这是由于企业的销售价格越高, 企业越有可能在提供现金折扣的基础上获得大于销售资金成本的现值收入;此外, 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销售季节性正相关, 这是由于季节性销售企业每个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均衡。旺季时, 由于生产能力及规模的限制, 企业只能提供较少的现金折扣从而抑制过大的市场需求;淡季时, 企业提供较大的现金折扣从而刺激不断减少的市场需求。
通过关于信用期是否延期的回归分析, 我们发现企业性质与信用期是否延期负相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与信用期是否延期正相关, 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 企业越有可能延长商业信用期限, 这可能由于竞争性不高, 企业有稳定的市场, 因此有能力向客户提供信用期延期, 解决客户的暂时性财务困难以获得长期合作关系;此外, 回归分析还发现产品价格与信用期是否延期负相关, 即产品价格越高, 企业越会延长信用期限, 由于产品价格较高, 客户不一定能在信用期内付清款项, 企业为了达到原本提供商业信用的目的, 就会适当延长信用期限, 这样既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又能显示企业自身雄厚的财务实力。
最后, 关于提供商业信用天数的回归分析表明产品质量与企业是否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正相关, 即产品的质量越不高, 企业越会提供较长的信用天数;对于很多企业而言, 如果实行的是低成本战略, 产品的质量一般, 就会通过提供较长的信用天数来获得更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此外, 我们还发现销售季节性与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正相关。即企业季节性销售的特征越明显, 就越会提供较长的商业信用天数, 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季节性销售企业每个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均衡, 在淡季时, 为了刺激日益减少的市场需求, 企业以延长信用期限的方式来刺激需求。
六、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商业信用决策动因和公司特征这两个角度分别对中国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及相应的商业信用政策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了如下一些主要结论:
在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实证研究中, 我们发现企业在考虑是否提供现金折扣时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的影响, 并且基于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会给予客户现金折扣。在考虑是否会延长商业信用期限时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的影响, 并且基于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会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此外, 研究还发现越认可效率动因、融资动因和投资动因, 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相对越少。
通过企业特征对企业商业决策的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小越会提供商业信用。而企业是否提供现金折扣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及销售季节性有关, 并且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越高或销售季节性的特征越明显, 企业提供现金折扣的可能性就越高。此外, 研究表明, 企业是否延长信用期限与企业性质、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及产品价格相关, 并且企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越明显、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产品价格越高, 企业延长商业信用期限的可能性就越高。
最后, 还发现产品质量与季节性销售的特征对企业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有影响, 产品的质量越低或销售季节性的特征越明显, 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就越长。
参考文献
[1].郑少锋.论商业信用投融资决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3
[2].岳意定, 厚福宏.商业信用存在动机研究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出路.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2005;2
[3].谭伟强.商业信用:基于企业融资动因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 2006;12
车险赔付风险影响因素决策树分析 篇10
车险在财产保险的经营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财险行业的支柱险种,然而多年来车险的赔付水平相比总体业务一直偏高。如何在保证车险健康发展的同时合理有效的降低赔付水平是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车险费率改革后日益突出的问题。赔付率增长过快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过大,支出超过预算,公司的赢利水平明显下降,车险“高保费、高赔付、低效益”的经营现状,对整体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损失是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造成的,高赔付额造成了高赔付率,事故发生后做好理赔工作、尽量减少损失固然重要,但损失已经造成。所以车险赔付的风险防范更为重要,通过分析可能影响车险赔付的一系列风险因素,推断出其对赔付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投保人在这一系列因素上风险程度的高低,有的放矢的采取风险管理措施。降低车险赔付率,对于产险公司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车险赔付风险影响因素
1.1 车辆风险
据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专家学者对大量事故的深入研究,分析道路交通系统中车、人、路三要素,得出的结论:与人有关的原因占93%-94%,与车相关的占8%-12%,与道路相关的占28%-34%。造成车辆事故的原因有许多,车险的高赔付也受到多种风险因素的影响。
1.1.1 车辆种类。
不同种类的车辆其用途和性能也是不同的,因此危险状况也不相同。
1.1.2 使用性质。
车辆按使用性质可以分为营业用车辆和非营业用车辆,总体来讲,非营业用车辆的出险概率要低于营业用车辆。
1.1.3 车龄。
车龄与出险率及出险后的损失金额大小密切相关,车龄越长,车辆的磨损与老化程度越高,从而车况越差,出险的概率越高。
1.1.4 行驶区域。
行驶区域是指车辆形式的地域范围,目前公司在核保中的分类为:省内行驶、国内行驶和出入境行驶。行驶区域越广,风险程度也增加。
1.2 被保险人/驾驶员风险
1.2.1 性别。
由于性别对个人的生理及心理状态也有所影响,因此驾驶员的性别与车辆事故发生率又密切关系。一般来讲,女性比男性驾车的风险小一些,事故发生概率自然也小。
1.2.2 年龄。
驾驶员的生理状况、心理状况都与年龄有关,通常年少者的心理较为逞强好胜,风险较高龄驾驶员要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生理机能逐渐衰退,其本身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渐差,事故的发生率也逐渐升高。
1.2.3 驾龄。
驾龄即驾驶员驾驶车辆的经验年限。一般驾龄越长,驾驶经验越丰富,肇事率越低,反之肇事率越高。
1.2.4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之所以与车险费率有关,一般结婚的人生活比较稳定,而且由于家庭的牵挂处事也比较谨慎,因此危险相对较小。
1.2.5 教育背景。
个人的性格、心理状况等也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同而产生变化。一般来讲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个人的心理将更加成熟,出险的概率应该会下降。
1.3 车辆与被保险人风险特征
1.3.1 投保金额。
根据非对称信息下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原理,投保金额较高的被保险人更有可能是个高风险者。
1.3.2 保险费。
保险费越高说明被保险人为机动车投保了更充分的保险。根据逆向选择理论,这样的保单往往代表着更高的风险;但是,高额的保险费往往也意味着被保险车辆价位偏高性能较好,因此它也可能是低风险的象征。所以保险费与车险赔付风险之间的关系还不确定。
2 车险赔付风险影响因素决策树分析
本文以某财产保险公司的投保理赔数据为基础,随机抽取了7500个个体客户样本和7500个团体客户样本共15000个样本为分析数据,样本投保的险种为机动车辆商业险,保险期间均为1年,以出险次数为切入点,从从车、从人因素、投保特征因素三方面分别对个人客户样本与团体客户样本进行决策树分析,以找出这三方面风险因素与车险赔付的影响关系。
2.1 个人客户决策树分析
个人客户决策树分析中,以总保额、是否续保、保费、性别、年龄、学历、驾龄、车辆种类、座位数、排气量、车龄、行驶区域12个变量作为输入变量,是否出险作为目标变量,利用Makeway4.0决策树分析得出的决策树。各变量的重要性如表1所示:
从表1决策变量分类重要性中可以看出,个人客户样本中对被保险人是否出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保费,其次是总保额和车龄,而被保险人的年龄与是否出险的相关性最小。
从个人客户出险影响因素决策树(树形过大,版面所限不便呈现)中可以看出出险的详细情况,从最底端为“出险”的分支节点往上推论,在个人客户样本中,出险情况比较多,其中出险可信度在60%以上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2.1.1 如果保费在1000元至3000元之间,投保性质为非续保,车龄在2-3年之间,总保额在10万至20万之间的车辆可能出险,可信度64.39%;总保额低于10万的车辆出险可信度为82.69%;总保额在20万至40万之间的车辆出险可信度为65.49%;在40万至70万之间,车辆出险可信度为60%。
2.1.2 如果保费在1000元至3000元之间,投保性质为非续保,车龄在4-5年之间,驾龄在4-5年之间,车辆出险可信度为64.94%;驾龄在11-20年之间,车辆出险可信度为68.42%;驾龄在6-10年,车辆出险可信度为69.01%;
2.1.3 如果保费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并且总保额在20万至40万之间,车辆出险可信度为70.50%;
2.1.4 如果保费在3000元至5000元之间,总保额在40万至70万之间,并且投保性质为非续保,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68.31%;
2.1.5 如果保费在5000元到1万元之间,并且被保险人学历为本科,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69.27%;被保险人学历为大专,车辆出险可信度为64.81%;被保险人学历为中专,车辆出险可信度为71.79%。
2.2 团体客户决策树分析
团体客户决策树分析中,以总保额、是否续保、保费、使用性质、所属性质、车辆种类、座位数、排气量、车龄、行驶区域、防盗装置11个变量作为输入变量,是否出险作为目标变量,利用Makeway4.0决策树分析得出的决策树。各变量的重要性如表2所示:
从表2决策变量分类重要性中可以看出,团体客户样本中对被保险人是否出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车辆种类,其次是排气量和使用性质,而行驶区域与是否出险的相关性最小,这与总体样本分析类似。
从团体客户出险影响因素决策树中可以看出出险的详细情况,从最底端为“出险”的分支节点往上推论,在团体客户样本中,出险情况相对个人客户较少,其中出险可信度在60%以上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2.2.1 如果车辆类别为客车,使用性质为非营业,车龄在1年以下,并且防盗装置为防盗器,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62.86%;防盗装置为防盗锁,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100%;
2.2.2 如果车辆类别为客车,使用性质为营业,并且排气量在1L-2L之间,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73.78%;
2.2.3 如果车辆类别为货车,车龄在2-3年之间,总保额在20万至40万之间,并且使用性质为营业,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71.43%;
2.2.4 如果车辆类别为货车,车龄在2-3年之间,总保额在40万至70万之间,并且排气量在2-3L之间,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80%;
2.2.5 如果车辆类别为货车,车龄在4-5年之间,保费低于1000元,车辆出险的可信度为66.67%。
2.3 分析结果讨论
上述分析中,可以从根叶节点上得到详细的出险、未出险情况,及其可信度,决策树结果显示,团体客户出险情况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车辆种类,客车、货车类车辆均存在出险情况,而挂车类车辆的未出险可信度却达到80%以上,团体客户决策树中,车辆种类、使用性质、所属性质、车龄、排气量、座位数、防盗装、总保额、保费9个因素作为决策节点,对出险、未出险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划分。对个人客户影响最显著的则是保费,保费在低于1000元时,未出险可信度达到79.64%,而在其他水平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出险情况,即高风险的人更倾向于购买保险转嫁风险,其他因素对出险情况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个人客户决策树中,保费、总保额、是否续保、车龄、车辆种类、排气量、驾龄、学历8个因素作为决策节点,对个人客户出险、未出险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划分。从决策树的最末节点可以看出,个人客户决策树最底端显示为“出险”的节点显著多于团体客户,往上层层推及,可以得出车辆出险及未出险的详细条件。
决策树结果显示,出险或未出险的条件并非只有一个,即从车、从人及投保特征因素不仅单独影响出险情况,而且还存在交互作用。在保证决策树准确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按照出险、未出险的条件对客户进行详细划分,有利于对客户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
3 政策建议
车辆从投保到理赔可以划分为承保前、承保后至出险前、以及出险后三个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针对性措施以降低车辆出险的风险及赔付水平。
3.1 承保前阶段,改善业务结构,提高优质客户占比。
客户与被保险人的信息存在不对称,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搜集客户及车辆信息,利用科学合理的分析工具,对客户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如同上述决策树分析,利用经验数据得到尽可能准确的决策树,然后按照决策树的生成规则,对客户进行详细的划分,而且客户的风险水平清晰可见,开展核保工作时更有侧重点与针对性。
3.2 承保后至出险前阶段,优化服务,加强对客户的风险控制。
按照之前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各类被保险人的出险可信度,针对不同的被保险人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和管控措施,以便对被保险人的风险进行掌控。优化日常的客户服务,满足客户需求,可以稳固客户资源,增加业务收入。
3.3 出险后阶段,注重理赔减损,压缩理赔中的“水分”。
要保证理赔减损工作有效的进行,必须加大对基层理赔人员足够的重视,在这种深层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任何浮于之上的理赔规章制度、指标考核,带来的都是事倍功半的效果。
财产保险公司应当开发管理与操作为一体的核保核赔应用系统,系统中逻辑关系要明确,对影响车险出险的相关因素全面深入分析,有针对性的进行风险预测与防范,降低车险的高赔付率。
摘要：车险高赔付问题是车险发展的瓶颈,识别影响车险高赔付率的风险因素,防范控制风险,减少损失对于车险乃至财产保险公司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险次数的角度,对影响车险赔付的三类风险因素:车辆风险、被保险人风险、投保特征风险进行了决策树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赔付率,出险次数,决策树
参考文献
[1]李九文,杨益.降低车险赔付率的应对策略[J].中国保险,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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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卫东.论经营机动车辆保险的风险防范[J].保险研究,2004,(3).
[4]黄晖.马克威软件与当代数据分析[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5).
[5]蒋永辉.机动车辆险赔付率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保险研究,2006,(6).
决策因素 篇11
【关键词】教师 课堂决策 因素 建构主义
一、课堂决策理论依据
教师教学决策研究是有效教学（effective teaching）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教学决策（teacher decision making）是有效教學的纽带，是教师将教学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是教育领域一种微观层面的决策。有效教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初，经历了传统的研究范式、过程—结果研究范式和认知—决策研究范式的发展阶段。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有效教学研究的重心从教师外显的教学行为转向教师内隐的教学思维。 教师的教学也是一种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根据建构主义理论的观点，教师对原有的教学方式已拥有某种程度的理解价值观。因此，当介绍新的教学模式给教师时，他们大多对那些与先前观点相符的部分比较能接受，但当原有的观点受到新观点冲击时，则会表现得十分不安。
二、课堂决策能力构成
英语教师知识结构除了包括常识性知识（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现代教育技术知识等）外，还应包括大学教师职业特点应具有的知识结构，合格外语教师知识结构应涵盖以下四个方面：先进理念、科研方法、语言理论以及对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认识
1.先进理念。外语教育的理念培养从教师的责任和意识培养开始。转变学生的教育理念，不能靠课堂的说教和灌输，而是通过教师的课堂行为、态度和信仰来渗透，一个教师的理念是各方面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因此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需要从理念转变开始。英语教师要善于吸纳新知识，获取新信息，并善于把这些新理念、新知识、新信息合理的运用到教学实践中。
2.科研方法。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途径，英语教师应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文化知识，具备基本的科研知识、科研方法、科研能力和科研精神。对教育实践的反思是英语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也大大提高了英语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了教师的自身素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英语教师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科研指导教学，教学促进科研。
3.语言理论。外语教师对其所教语言的充分、自如的把握和运用能力是成为一个合格的英语教师的基本条件。对复杂的外语教学过程简单化认识和技术化处理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外语教学作为一种涉及多学科领域知识的复杂教学活动过程，还需要教师突破单一的学科理论指导，具有比较宽泛的语言学、教育心理学、应用语言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知识作为外语教师的知识结构基础。
4.对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认识。教师对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认识是外语教师知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外语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以自身语言学习经历作为教学的蓝本，却缺乏对外语学习的实质及习得过程的理论指导，缺乏对有效的外语学习方式和活动实践的总结，从而造成了外语教师学科能力的缺失。所以英语教师需要重新认识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过程。
三、课堂教学决策的三个阶段
完整的课堂决策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授课这一时段，而应该向课前、课后合理地延伸，优秀的决策水平同时决定于课前的充分准备、课中有效实施和课后的认真总结。因此课堂决策应大致分为计划性决策、互动性决策、评估性决策三个阶段。计划性决策是教师为完成某一特定教学目的所做出的教学规划，是教师对课堂设置、教学目的、教学环境、教学方法、学生背景等教学要素全面理解之后所做出的具体的教学部署，它是教师在授课之前完成的。计划性决策是教师决策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每位教师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
互动性决策指的是课堂教学实施中的决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态度、注意力情况和学生对教学的反应估计教学进展，判断是否按原计划继续教学或随时修改教学计划以适应新的教学情境。课堂教学是动态的，教与学的矛盾统一体在不断演化、发展，学生的个体接受情况与学生群体状况相比时而超前、时而滞后，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不可预见性，因此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的要求就更加显见。
评估性决策指教师在课后对教学过程的反思，评估性决策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教学是否成功，教学是否符合学生需要，学生的课堂参与情况、备课内容是否充分、如何改进课堂教学等等，是在计划性决策和互动性决策基础上对课堂教学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决策。从理论角度讲，这些决策应该是理性的、自觉的行为。但正如布劳菲（Brophy，2002）所指出的那样：“很多关于老师的交互性决策研究表明，决策更多是一种反应而不是一种反思，更多是知觉而不是理性，更多是例行公事而不是自觉意识。”因此，教师在课后对教学的评估就更为重要，可以说，教师的评估行决策是教师改进其教学实践，凭借自身努力成为更优秀的专业人员的工具。
决策因素 篇12
研究机构Dealogic公布的数据显示, 到2007年10月底, 世界银行业并购额已达到创记录的3700亿美元, 其中跨国交易占到55%, 是上年的两倍多。对过去银行并购案例的分析表明, 许多跨国大银行无不在大规模的兼并与合并中寻找自身最优的发展模式。银行并购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并购的过程中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 银行管理者只有在均衡风险和效益的基础上, 才能做出科学的并购决策, 才能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
目前, 国内学术界关于银行并购效益风险分析方面的文章日益丰富。其中, 罗建 (2002) 运用西方资本市场流行的风险—收益对应理念, 对我国商业银行并购的效益和风险分别进行了理论分析, 指出银行的管理者在并购时只有把并购的风险和效益结合起来衡量并购预期效应才有意义。本文通过对前人学术成果的研究, 发现我国银行并购效益风险分析的有效力度不强, 主要表现在效益风险分析仅停留在理论分析层次上, 效益风险定量化分析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为此,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方法, 将银行并购的预期收益系统划分为规模收益、管理协同收益、财务协同收益和核心竞争力收益子系统, 辨识出风险因子, 然后通过有效的风险组合方式, 对银行并购的效益风险进行定量化分析。
一、风险因素识别
为辨识出银行并购效益系统中的风险因子, 本文首先对银行并购效益系统进行简要的成本收益分析, 然后依照风险树的分析思想, 分别对效益子系统进行具体分析, 得出它们各自的风险因子及其汇总。
第一, 成本—收益分析。并购过程一般可简要分为两个阶段, 即签约前期 (并购前期、中期) 和签约后期 (并购后期) , 签约前期的收益与成本统称为签约收益与签约成本, 签约后期的收益和成本统称为整合成本与整合收益。签约成本 (Cc) 主要包括目标企业的价格、运作成本、并购风险成本、并购机会成本;签约收益 (Rc) 主要包括与目标企业价格相对应的价值、签约带来的满足感、企业知名度的提高以及经验的获得。整合成本 (Ci) 主要包括:整合改制成本、后续资金投入成本、内部协调成本;整合收益 (Ri) , 从并购后效率改进的角度, 可将其分为规模经济收益 (R1) 、管理协同收益 (R2) 、财务协同收益 (R3) 、核心竞争力收益 (R4) 。由上可知, 银行并购的总成本为:C=Cc+Ci;银行并购的总收益为:R=Rc+Ri, 其中Ri=R1+R2+R3+R4。并购行为发生的基本条件是并购总收益大于总成本, 即R-C>0。如果资本市场为完全有效市场, 那么签约收益就等于签约成本, 即Rc=Cc, R-C>0这个条件可转变为Ri-Ci>0。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假定资本市场为完全有效市场, 即所研究的银行并购效益系统只包含银行并购的整合收益与整合成本部分。
第二, 风险因素识别。在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 整合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 其风险主要体现在预期收益的差异及整合风险成本上。所以, 银行并购效益系统中风险因素的识别可以锁定在R1、R2、R3、R4、Ci上。本文就从这五个方面来分析和识别并购效益系统中的风险因素。
一是规模经济收益 (R1)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比一般制造型企业具有更高比例的共同成本。对制造型企业而言, 某一产品的共同成本只占总成本的20%;而银行产品的共同成本占其总成本的35%-60%, 包括分销体系成本、后台业务处理成本以及信息数据处理成本。实际上, 银行只有一个成本, 即整个营运系统的成本, 而这些成本的支出对象都具有较高的资源共享性。因此, 银行规模经济收益主要来源于成本的节约。然而, 西方经济学有结论表明:当生产规模过大, 可能造成管理和协调困难, 增加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成本, 购销困难, 支出增加, 从而减低了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 导致规模收益递减。这就决定了企业存在“最有效规模”, 银行也不例外。“最有效规模”的问题也决定了银行并购规模经济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规模经济很有可能演变为规模不经济。
二是管理协同收益 (R2) 。银行并购后, 管理机构和人员可以精简, 使管理费用由更多的产品进行分担, 从而节省管理费用;原来银行的营销网络、营销活动可进行合并, 节约营销费用。然而, 据美国经济学家勒伯斯坦提出的“X-非效率”理沦:在垄断企业组织内部存在着资源配置上的非效率性。银行通过并购形成的集团, 其内部容易受各自利益主体的影响, 会偏离“争得整体最大限度利润额”的目标, 增加摩擦, 提高管理成本。同时, 由于管理的有效功能有限, 伴随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增加, 内部信息传递成本增长的比例增大, 将降低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另外, 银行在对营销网络、营销活动进行合并时, 除节约营销费用外, 还得承担合并成本。合并成本使得营销费用的节约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三是财务协同收益 (R3) 。财务协同收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降低筹资成本。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实现规模扩张, 拓展业务发展空间, 是国外成功金融企业的普遍做法。银行并购能扩大银行规模, 增强银行实力, 拓展业务, 提高银行信誉。由于规模、实力及业务的扩大, 信誉的增强, 银行筹资能力可以大大增强, 综合筹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合理避税。并购后的银行会由于在税法、会计上的统一处理, 可以在银行中互相弥补产生的亏损, 降低纳税基数, 获取纳税优惠, 从而达到合理避税的效果, 实现整体税负最小化。以上两个方面均会直接给并购银行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 会计手段的处理, 并购银行并购目标银行后, 很有可能使财务协同收益成为一种幻想, 银行信誉不但没有提高, 综合筹资成本反而提高, 税负反而加重。
四是核心竞争力收益 (R4) 。通过并购使银行凝聚核心竞争力进而获取潜在的巨大利益, 已经成为国际银行界未来普遍的战略发展趋势。并购银行通过并购可以获取相应的优势, 赢得核心竞争力收益已经得到金融界的认可。目前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银行核心竞争力收益分析, 殷克东 (2003) 在《基于信息技术的银行再造溢出效应研究》一文中, 就针对银行并购的风险, 利用科斯的最优边界原理和虚拟组织技术, 详细分析了银行并购后因核心竞争力的凝聚所带来的规模管理溢出效应、收益溢出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及其相应的风险。
五是整合成本 (Ci) 。收购银行与目标银行作为两个不同的企业, 在管理模式、财务资料、企业文化等诸方面都会有着显著不同, 现在被合并成一家银行, 就得对这些相异点进行整合, 就得承担整合风险成本。显然, 财务资料的更换、企业文化的重建都会产生一笔不小的开支, 而且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计算机软件整合所带来的风险。随着并购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 还有可能带来民族文化冲突和企业文化冲突等风险。
第三, 风险因素汇总。将识别出来的风险因子汇总, 可得银行并购中的效益风险因素汇总表 (表1) 。本文将影响大的和出现概率高的风险因子定为高级, 次之为中级, 再次之为低级, 进行风险因素分析时, 一般只对高级风险因素加以分析。
二、风险决策分析
风险分析方法的依据是风险变量的概率特性, 目前主要有主观概率法、三级风险估计、蒙特卡罗法等方法。本文采用的方法为三级风险等级估计法, 三级风险等级估计法就是在并购决策中, 通过已有资料给出每一个效益变量, 如成本节约、管理费用的变化, 收益的三个等级值 (最大值、最小值、最可能值) 及其出现的概率, 然后取每一个变量的三个值的三个组合, 计算预期收益。
对于银行并购中r个变量的前景构造, 有3r个组合, 每一个组合对应一个预期收益, 并且每一个组合出现的概率为该组合各变量出现的概率乘积, 这样得到了3r个收益值以及其出现的概率, 可以做出收益值的概率曲线图, 并计算出期望净现值。三级风险等级估计法给决策者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收益等级的信息。
下面以某国际银行并购案为例, 论述三级风险等级估计法在银行并购风险决策分析中的具体运用。针对某国际银行的实际情况, 直接采用有关部门提供的有关参数, 综合前面辨识出的风险因子 (表1) , 选取其中的高级风险因子作为总效益风险分析的基本变量 (表2) , 再根据这些风险因子的物理意义, 通过直接风险组合方式, 建立总效益经济净现值与风险因子的表达式 (基准点在计算期初) 为:
上式中:n为计算期, n=10, I为社会折现率或财务基准折现率, i=1, 2, …8, x1, x2, ….x8, 意义如表1中所示, xij表示第i个指标的第j种值, pij表示第i个指标的第j种值的概率, j=1表示最大值, j=2表示最小值, j=3表示最可能值。
单位:亿美元
将表2中数据代入模型 (1) 求解即可得该银行并购效益经济净现值的最大值, 最可能值和最小值, 分别为:6.37亿美元, 28.3亿美元, 58.7亿美元。计算结果表明:该国际银行并购的总经济效益指标的风险性较小, 经济性能比较可靠。
参考文献
[1]陈念:《整合与企业并购效益的关系、计算与实现》, 《工业技术经济》2002年第2期。